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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社會實踐是素質教育的重要環(huán)節(jié)，是充分利用學校資源，發(fā)揮專業(yè)優(yōu)勢，結合地方事業(yè)需要，幫助學生長才干、長見識的重要手段。藝術來源于生活，最終也要回歸生活，服務于社會，因此，對于藝術類大學生來說，有效的社會實踐尤顯重要。藝術類高校對待社會實踐應當提高思想認識，進行統(tǒng)一部署，將社會實踐納入教學規(guī)劃，不斷完善組織形式、豐富實踐內容、打造專業(yè)指導教師隊伍、建立穩(wěn)定專業(yè)實踐基地，并及時交流總結評價，引導社會實踐向更深層次、更高質量邁進，扎實提高社會實踐的實效性。
（一）將社會實踐納入教學規(guī)劃
完成相關制度保障將社會實踐納入教學計劃，使之成為必修環(huán)節(jié)列入人才培養(yǎng)方案，制定、完善社會實踐課程和大綱，突出藝術專業(yè)特點，從社會需求的角度出發(fā)，建立大學生社會實踐學分制度，從制度上確定社會實踐地位，使之成為人才培養(yǎng)的一項常態(tài)工作。完善教師評價、考核體系，充分調動專業(yè)教師的積極性，促進專業(yè)教師和思政教師（輔導員）的有效配合，比如，將參與、指導社會實踐作為評優(yōu)的參考依據，有效核定工作量并采取相應獎勵措施，切實提高專業(yè)教師參與社會實踐的積極性、主動性。
（二）成立學校層面的領導機構
充分整合各方資源學校應當成立社會實踐領導小組，提高認識，改變以往社會實踐單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思想，統(tǒng)籌學校整體資源，統(tǒng)一制訂社會實踐方案，如，進行實踐基地建設、專業(yè)師資隊伍打造、基金投入使用及配套措施等，從而做到從藝術學科的專業(yè)特點出發(fā)，構建起適應學生需求與發(fā)展的社會實踐體系，從而實現社會實踐與專業(yè)教育的有機融合，提高社會實踐的實效。
（三）增強藝術類大學生社會實踐與專業(yè)有效結合的關鍵環(huán)節(jié)
1.結合專業(yè)、需求策劃
社會實踐主題“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增強藝社會實踐的實效性，首先在于課題的選擇、計劃。藝術類大學生的社會實踐要有較強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必須突出藝術的專業(yè)特點，尋找符合地方實際需求，進行策劃選題，提前做好活動計劃。因此，在進行實踐活動選題時就要從實際出發(fā)，做具體分析，尋找社會實踐活動、藝術與社會需求三者的結合點。可以由專業(yè)指導教師直接根據社會實踐具體要求和地方需求，結合學生所學藝術專業(yè)特點，設計社會實踐的多個課題以供學生參考和選擇，提高學生的參與度、積極性，有的放矢地設計選題。
2.建立專業(yè)社會實踐基地和團隊
學校還應積極為社會實踐搭建平臺，聯(lián)系政府部門或者相關機構，為學生提高實踐創(chuàng)新能力搭建平臺，充分利用社會資源建立專門社會實踐基地。通過社會實踐，可以讓藝術類大學生體會到所學知識的實踐價值，激發(fā)學生的藝術創(chuàng)作熱情，認識到藝術回歸生活的價值，讓學生在參與實踐活動的過程中感受到藝術魅力，加深對藝術更深層次的理解和掌握。社會實踐團隊的建設是保證活動實效性、長期性和影響力的基礎，因此，學校和學院必須努力建立穩(wěn)定的社會實踐教師指導團隊，這樣才能在學生中產生較強的影響力，形成文化氛圍，實現穩(wěn)定性、長期性。
3.加強社會實踐專業(yè)指導
教師隊伍建設在藝術類教學中仍然以“師徒傳授，手把手教學”為有效形式，專業(yè)教師有豐富的藝術實踐經驗，也具備藝術學科理論的前瞻性，理應成為藝術類大學生社會實踐活動的參與者和指導者，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實踐活動能圍繞著藝術專業(yè)和社會需要展開；同時他們的科研優(yōu)勢和藝術敏感性也使得實踐活動能夠更有針對性地開展，有利于實踐內容的豐富和活動形式的創(chuàng)新。因此，藝術類大學生在社會實踐中要想發(fā)揮藝術學科優(yōu)勢服務社會，同是達到提高學生自身專業(yè)能力的目的，必須要有專業(yè)教師的指導、支持，學校必須完善制度認真加強專業(yè)指導教師隊伍建設。
4.做好評價激勵和交流總結
進行交流總結，完成評價激勵，是做好藝術類大學生社會實踐與專業(yè)教育相結合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也是保障社會實踐活動取得長遠效果的措施。一方面，通過團隊之間的交流總結會、實踐成果展等形式進行實踐活動的宣傳與推廣，鼓勵更多老師、同學注重社會實踐，不斷深化實踐成果，形成文化氛圍，提高大家對社會實踐的思想認識。另一方面，完善激勵、評價體系，可以及時發(fā)現社會實踐中的成果和失誤，保證社會實踐的良性發(fā)展，激發(fā)師生的積極性。
二、總結
藝術社會學觀念在高等美術教育改革過程中的塑造
(一)充分認識到藝術社會學對高等美術教育改革的研究意義
藝術社會學的研究客體有藝術品、創(chuàng)作者與欣賞者和社會，它們是個緊密聯(lián)系的有機整體，具體而言由社會決定和影響創(chuàng)作者及欣賞者，再由創(chuàng)作者及欣賞者決定和影響藝術品。簡而言之，藝術和社會是通過創(chuàng)作者和欣賞者這根紐帶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著名藝術史家岑家梧在《論藝術社會學》中提出“百數十年來，藝術社會學者在著重藝術與社會關系的分析研究，指出藝術發(fā)展的規(guī)律性，使藝術學的研究，逐漸脫離了玄學的范疇，這是這派學者重大的災獻?！彼€充滿信心地說:“現在藝術社會學，不管它的本身怎樣的幼稚，在將來，它終必能采取史精密的科學方法，吸收史進步的學說的精華，而成為真正科學的藝術學，這確是一種趨勢!”［3］蔡儀認為，包括藝術社會學在內的藝術學是以美學為基礎的，沒有美學便沒有完全的藝術學;而美學的領域應當包括美的存在、美的認識和美的創(chuàng)造，也就是現實美、美感和藝術美。因此，“藝術學和美學的關系，好像內切的兩個圓，藝術學是內切于美學的?！庇纱藳Q定，藝術社會學的意義“是考察藝術及其產生的社會基礎的相對應的關系，和其隨社會基礎的發(fā)展而變化的相關聯(lián)的規(guī)律?！保?］據此可知，藝術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與社會的方方面面息息相關的，所以想教好和學好藝術，就必須重視藝術社會學的指導作用，在高等美術教育改革的過程中我們更要充分認識到藝術社會學對高等美術教育改革的重要意義。
(二)嚴格區(qū)分社會學批評與藝術社會學
社會學批評與藝術社會學既有內在的聯(lián)系，又有明顯的區(qū)別，所以應該嚴格區(qū)分二者，不要混淆二者。一方面，社會學批評，是指把藝術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來加以考察和研究的批評方法，即是一種藝術批評模式。與社會學批評不同，藝術社會學是將藝術作為一種社會現象進行研究討論的，是用社會學的先進的理論和觀點以及科學的方法對藝術的產生、創(chuàng)作、傳遞等藝術現象進行考察研究的。另一方面，社會學批評是從社會這個大環(huán)境對藝術現象各方面的影響和制約關系來考察研究藝術現象，從藝術作品、藝術家個人與社會生活的聯(lián)系中來考察研究藝術作品，從而在揭示藝術現象與社會生活的相互依存的聯(lián)系關系中體現出的社會學批評的廣闊視野。藝術社會學是把藝術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從社會生活的角度對藝術進行宏觀的、整體的、綜合的研究。由此可見，在高等美術教育改革中，高等美術教育應當立足于使學生在美術學習中，從社會生活的視野對所學習和創(chuàng)作的藝術作品和一系列的藝術現象進行宏觀、綜合地學習研究。
(三)摒棄“庸俗社會學”的影響
中國藝術發(fā)展史上，中國藝術理論界由于對庸俗社會學缺乏清醒的辨析能力，曾一度錯把庸俗社會學的主要理論家弗里契視為“藝術學之指導者”，庸俗社會學在中國藝術發(fā)展歷史中產生了相當大的負面影響，中國藝術發(fā)展受到庸俗社會學的干擾和影響是相當嚴重的。我們所說的藝術社會學立場與庸俗社會學是有根本區(qū)別的。藝術社會學是建立在一種綜合和包容的立場上，探討藝術與社會之間的各種復雜關系，研究藝術作為人類精神掌握世界的方式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高等美術教育中如何摒除庸俗社會學對高等美術教育影響的同時，如何正確加強藝術社會學的學科建設是至關重要的。
藝術社會學視野下的高等美術教育改革對策
(一)注重學生關注生活，加強生活體驗的培養(yǎng)
藝術社會學認為藝術現象與社會生活是密切聯(lián)系的，二者之間存在著緊密的互動關系，例如藝術與經濟、政治、哲學、道德、宗教等的關系。在進行高等美術教育改革時，我們應當充分認識到藝術現象產生與發(fā)展的社會條件和社會背景，藝術現象的社會功能，藝術現象的藝術價值的標準和取向，藝術社會過程中的藝術生產、傳播和消費等一系列活動的完整整體的各個環(huán)節(jié)。因此，在高等美術教育活動中應注重對學生關注生活，加強生活體驗的培養(yǎng)。高等美術教育應當以對生活的切入來極大地豐富學生個體的經歷和體驗。從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離開了生活，體驗就無法生成。如果高等美術教育中，老師對美術知識與技能技巧的傳授得不到學生個體經驗的認同，那么學生在這樣的高等美術教育中所學習到的相關的美術技能技巧就只能停留于技術層面本身，由于缺乏生活的體驗，與社會生活脫節(jié)，學生創(chuàng)作的美術作品就會相應地缺乏藝術生命力。
(二)注重高等美術教育的包容性和多元化
美國的小威廉姆E多爾在其著作《后現代課程觀》提出:教育和文化兩個方面，前者可自然稱之為教育聯(lián)系，指課程中的聯(lián)系賦予課程以豐富的模體或網絡，后者也可自然地稱之為文化聯(lián)系，指課程之外的文化或宇宙聯(lián)系，這些聯(lián)系形成了課程賴以生存的大的模體，兩者相互補充。［5］藝術社會學強調藝術現象與社會生活是息息相關的，其在揭示藝術與社會諸多因素的關系時，把藝術活動當作多種因素的復合整體，重在宏觀研究和整體性考察。這就要求高等美術教育改革中要注重高等美術教育的包容性和多元化。高等美術教育的包容性和多元化不但是指教育內容、方式和類型的繁多，而且也包含著“”、“包容并蓄”等教育理念和思想。高等美術教育應當是一種綜合的教育，高等美術教育的課程改革應主要以綜合性為原則，從傳統(tǒng)的分科走向綜合的發(fā)展，實現學科之間的相互交叉和融合，建構起綜合的學科門類。高等美術教育的課程改革還應當注重美術學科內容的綜合，將“工藝美術、現代設計”與強調審美的精神功用的“純藝術”結合起來。老師在高等美術教學過程中應該盡可能多的為學生提供思考和討論的空間，并積極地引導學生從一點出發(fā)多點結果的多元或從多點出發(fā)以多點結果的多元地進行思考和學習。
(三)注重高等美術教育形式與內容的和諧
藝術的理想就是內容和形式的完美結合，使二者之間達到一種和諧的狀態(tài)。偉大的藝術作品不僅僅在于形式，而是期望藝術作品的形式能夠體現和表達更為廣闊豐富的社會人生意義。藝術形式有其相對獨立性，如果不是結合著社會現實而一味地追求形式的創(chuàng)新，那么其就很有可能流于成為一種空洞的形式，所以成功的藝術作品中，形式與內容是不可分的。藝術社會學的轉向就是從對形式技巧的講究轉向對內容意義的追求。簡而言之，藝術作品的形式是完成了的內容，內容是具有形式的社會。綜上所述，在對高等美術教育進行改革時，我們應當注重高等美術教育形式與內容的和諧，即在進行高等美術教學時，要培養(yǎng)學生具有既要注重藝術的形式創(chuàng)新，又要注重藝術的內容豐富的思維。
【摘要題】理論探討
【關鍵詞】社會學前衛(wèi)/大眾文化/微觀政治/當代藝術
【正文】
在2005年7月9日舉行的第2屆成都雙年展座談會上，評論家李公明教授與王林教授對展覽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李公明認為展覽具有嘉年華的特點，但藝術家還是對社會提出問題太少。他強調了藝術與政治的內在相關性，認為當代藝術應該有對世界的積極回應，承擔對社會進步與公平的責任，從而繼續(xù)尋求對宏大敘事的營造的可能性。
王林則對展覽中的青年藝術家的作品和展覽策劃提出了批評，他的觀點與李公明有相近之處，即“當代藝術家距離問題太遠”。他認為不能說新一代藝術家年輕就代表了這個時代的精神，當代藝術中的政治性不能回避，中國的前衛(wèi)藝術從來沒有回避過政治問題，而一個不觸及中國當代社會問題的展覽是缺乏學術性的。對于兩位評論家的批評，展覽策劃人范迪安教授回應說：“當代藝術和大眾文化相關聯(lián)是我們討論的問題，說我們沒有考慮學術問題是不對的，技術和學術我們都要考慮?！保ㄗⅲ核^點見《成都雙年展學術座談會紀錄》，柳淳風記錄整理，尚未公開發(fā)表。）
范迪安的簡要回答提出了“當代藝術與大眾文化”這一重要問題，即對于當代青年藝術家的具有濃厚大眾文化特征和個性化日常經驗的藝術表達，應該如何認識？在對現代社會進行批判性反思的宏大敘事之外，當代藝術有沒有可能從其他方向切入當代社會？這一問題的提出，反映了我們對具有后現代主義特征的當代流行藝術的文化判斷，也提供了一種對過去二十年來由“八五美術思潮”所形成的現代主義思維方式進行反思的機會。判斷一個展覽是否具有學術性，不在于一個展覽是否涉及重大的全球性問題，是否具有一般意義上的現代性的反思批判，而是看這個展覽與當代社會的視覺關聯(lián)，以及這個展覽以何種方式組織和表達這種藝術與社會的視覺關聯(lián)。在某種意義上說，從大眾文化的角度觀察并表達當代藝術對社會現實的態(tài)度與呈現，正是新世紀中國當代藝術的重要課題。相對于西方發(fā)達國家，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并處在不算發(fā)達的現代工業(yè)與商業(yè)環(huán)境中的中國的大眾藝術，會有怎樣的特殊表達方式和視覺形態(tài)？這是我們作為策展人不能不關注的藝術趨勢。
1939年，格林柏格發(fā)表了他的最重要的現代主義理論名篇《先鋒派與庸俗藝術》，在這篇文章里，他注意到在同一社會可以并存著看起來似乎并無關系的不同事物，例如艾略特的詩與錫鍋街樂隊的流行音樂，勃拉克的畫與《星期六晚郵報》的版面，也就是所謂的“精英藝術”與“通俗藝術”的差異與并存。問題在于這種差異是否就是諸多事物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它是不是我們這個時代新出現的和我們這個時代所特有的？格林伯格認為，討論這一問題必須考察這樣一種關系：特殊個體經歷的審美經驗與社會歷史背景之間的關系。由此，格林伯格討論了先鋒派藝術對資本主義現實的社會批判與歷史批判的不妥協(xié)態(tài)度。這種對現實的勇敢批判卻導致了現代派藝術家對社會的自覺疏離，它既排斥革命的政治也拒絕資產階級的政治(當然，它無法拒絕資本主義的市場)。因此，先鋒派發(fā)展起來的真正的和最重要的功能是尋找一條途徑，在意識形態(tài)的混亂和激烈沖突中保持文化的運行。“先鋒派藝術家和詩人完全從大眾中退離出來，通過把藝術局限于或提高到表現絕對來努力保持自己高水平的藝術，在這種對絕對的表現中，要么解決一切相對性和矛盾，要么對這些問題不予理睬。于是，‘為藝術而藝術’和‘純詩’便應運而生，像逃避瘟疫一樣逃避題材和內容”（注：格林伯格：《先鋒派與庸俗藝術》，載《激進的美學鋒芒》，周憲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頁，第195頁。）。
先鋒派藝術將注意力關注于藝術語言和表達媒介自身，將經驗還原為“為表達而表達，表達比所表達的東西更重要”，這種專業(yè)上的專門化、精英化和對題材、內容的冷漠，疏遠了許多不能或不愿了解他們技藝奧秘的人。大眾對精英文化的漠不關心使先鋒派在當代文化的發(fā)展中由于缺乏群眾和市場基礎而受到生存的威脅。
在對先鋒派藝術在總體文化中的處境日漸艱難感到憂慮的同時，格林伯格注意到了工業(yè)化所帶來的另一種“后衛(wèi)”藝術——庸俗藝術。根據格林伯格的歸納，它包括流行的商業(yè)性的藝術和帶有彩色照片的文學、雜志封面、插圖、廣告、通俗黃、喜劇、流行音樂、踢踏舞、好萊塢電影等(在今天，我們還應該加上電視娛樂節(jié)目、數碼影像、動漫、電腦游戲等)，這實際上就是我們現在熟悉的流行藝術與大眾文化，是一種為城市市民和住在城里的鄉(xiāng)下人所需要的消費文化，這些市民與民工對正統(tǒng)的文化價值無動于衷而又渴望某種文化娛樂，借以打發(fā)無聊與排遣城市生活的壓力。
格林伯格對庸俗藝術的生產模式做出了十分深刻的概括并且痛斥它對于志在創(chuàng)新的前衛(wèi)藝術的巧取豪奪：“庸俗藝術為了自身的目的可以充分利用成熟文化所發(fā)現的東西、成果和完善的自我意識。它從這一文化傳統(tǒng)中借取技法、訣竅、策略、經驗方法和主題，并把這些東西變成一個體系，拋棄不需要的成分。它從歷史的積累起來的經驗庫存汲取自己的生命血漿。這就是人們所說的今天的通俗藝術和文學曾是昨天屬于創(chuàng)新深奧藝術和文學的真正含義。”（注：格林伯格：《先鋒派與庸俗藝術》，載《激進的美學鋒芒》，周憲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頁，第195頁。）
今天，大眾文化已成洶涌潮流，藝術與市場的關系日益緊密，本雅明所預見的復制性藝術對傳統(tǒng)的手工技藝的經典藝術造成極大沖擊。我們對待大眾文化與流行藝術已不能再持一種簡單的批判與聲討，而應該更深入地研究當代藝術與當代社會的復雜的美學關系。
在我看來，格林伯格對于流行藝術的全面否定(雖然他也承認庸俗藝術有時也制作出某種有價值的東西，某種帶有真誠民間風味的東西)是站在美學前衛(wèi)的立場上反對流行藝術對藝術語言的資源掠奪與形式上的自由挪用。但是格林伯格沒有注意到當代流行藝術對大眾思維方式與生活態(tài)度的深刻影響，這種影響對青年一代是如此重要與深遠，與之相比，一些知識分子在專業(yè)刊物上對流行文化的批判與聲討就如同在大海中扔進幾個石塊。社會生活的潮流激變使我們和80年代以及80年代的青年之間日益陌生，而他們正是當代藝術越來越重要的參與者與接受者。一個具體的例子是，在北京“798區(qū)”舉行的藝術展覽和活動中，我看到越來越多的陌生的年輕面孔，他們對藝術的定義和態(tài)度與我們已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一點是在當代青年藝術家的創(chuàng)作中，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對于當代社會的切入與表達，有關藝術語言和技術表達的問題不再居于中心，而是讓位于對于現實生活和個人經驗的綜合性表達。換句話說，如果我們一定要尋找當代藝術中的前衛(wèi)性，那么這不再是一種專注于藝術語言與媒介的“美學前衛(wèi)”，而是一種重視社會生活變遷與個體感受的“社會學前衛(wèi)”（注：關于這兩種前衛(wèi)的概念與歷史，請參閱我的論文《前衛(wèi)》，載《湖北美術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在這一點上，中國當代藝術在經歷了90年代中期的注重藝術語言的階段后，在某種意義上又一次回到80年代后期新潮美術對于社會、政治的關心與表達（注：藝術評論家栗憲庭有一句著名的話“重要的不是藝術”，說明了80年代中國前衛(wèi)藝術的社會學性質而不是美學性質。）。區(qū)別在于，80年代青年藝術家對于社會、政治的變革熱情是在歷史與傳統(tǒng)的背景上所產生的理想主義的宏大敘事，而今天的青年藝術家更多地從個體經驗出發(fā)，在微觀沉潛的層面上折射出時代與社會的劇烈變化。
借用語言與文學的概念，如果說，80年代的前衛(wèi)藝術還具有一種古典主義與理想主義的情結，它的表述方式更多地像一種演說與宣言。這種演說與宣言，具有古典主義的宏大敘事特征，是一種單方面的自我表現，它所面對的，是藝術家想像中的文化傳統(tǒng)，作為一種叛逆與革命的對象，藝術家在自己的實驗藝術中象征性地完成了對傳統(tǒng)的批判與摒棄。
當代藝術中的價值觀發(fā)生了轉換，當代青年藝術家的表達方式更多地具有一種自語與對話的特點。觀察成都雙年展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到70年代和80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藝術家的普遍狀態(tài)。這一代與80年代新潮美術家的最大區(qū)別，在于他們沒有那種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英雄主義與救世理想，而是將個人的生活和大眾文化與影像圖像作為重要的藝術表達資源，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用異樣的眼光觀察物象，從中獲得異樣的感受。當然，這種感受沒有前輩畫家在作品中表現出的那種由堅定的理想與價值教育所形成的不容置疑的確定性，我們在這一代青年畫家的作品中看到若干游離與恍惚，曖昧與自戀。在他們的作品中，也會流露出無言的茫然和對前景的困惑，但從整體上來說，他們在作品中對于閑暇與享受的表達更具有一種對世俗生活的體驗、認同與投入。而他們在藝術表達方式上已經由于當代藝術信息的豐富來源和材料的多樣化，具有了更大的自由度與綜合性。
意大利藝術評論家奧利瓦在《超級藝術》一書中提出了“熱超前衛(wèi)”(HotTransavanguàrdia)和“冷超前衛(wèi)”(ColdTransavanguàrdia)的概念，這大概是借用了現代藝術中的“冷抽象”與“熱抽象”的概念。他所提出的這兩個概念不是平行的共時性概念，而是先后的歷時性概念，即“熱超前衛(wèi)”的一代人以使用語言的方式來利用強調藝術價值的機會，這種語言求助于歷史，以此作為其分離于日常用語的標志。而當前的一代人卻采用一種綜合的、或然性的方法，即對材料和語言選擇中的固有難題做出直接的反應，哪怕這些材料和語言是根據同樣的疏離以及折中的能力來加以使用，奧利瓦稱之為“矯飾主義者的模仿”。他指出“時下的藝術家們按雙重意向來操作，即首先選用可辨認的事物，并將其加工處理，使之在與觀眾的目光相遇時起刺激作用；其次是采用形式化的場所和建設性方式，使之能夠以新近精煉出來的距離感和意圖來環(huán)繞其作品”（注：奧利瓦：《超級藝術》，毛建雄、艾紅華譯，湖南美術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頁。）。在這里，他實際上區(qū)分了早期現代主義的精致語言的前衛(wèi)藝術與后現代時期受到大眾文化影響與滲透的缺乏修養(yǎng)的流行藝術。
當代藝術的傳播越來越依賴于藝術信息的獲取和藝術活動的配套操作，大眾媒介、收藏與市場日益成為具有評論價值的重要因素而發(fā)揮著影響力。當代藝術家已經意識到通過展覽與大眾媒介建立自己的符號系統(tǒng)即商品品牌識別系統(tǒng)，從而增加藝術神話的附加值的重要性。為此，選擇社會熟悉的大眾文化符號并對已有的傳統(tǒng)文化資源加以挪用，是一個與大眾和傳媒建立緊密的消費聯(lián)系的公關策略。
美國藝術史家T·J·克拉克注意到前衛(wèi)藝術的這種復雜性，也就是前衛(wèi)藝術與“現代性”的關聯(lián)：“在1860年—1918年間作為藝術的一些前后聯(lián)系，前衛(wèi)藝術的豐富性可以依賴它給予平面性的這種復雜和兼容的價值——必定從其他地方而不是從藝術中得出的價值——而重新得到描述。它將使那種平面性作為‘大眾化’的同義詞——因而將某種東西精巧地、清晰而顯著地構想出來?；蛟S它表示了‘現代性’，因為平面性意味著用幻覺召喚出的廣告、商標、時髦畫片和照片的純粹兩維性。”（注：T·J·克拉克《克萊門特·格林伯格的藝術理論》，見《波洛克及其之后》，紐約哈珀與勞出版公司1988年版。）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如何看待這種與大眾文化具有血緣關系的流行藝術？還是在成都雙年展的座談會上，陳瑞林教授的觀點對我們可能會有啟發(fā)，他認為：“我們不需要對藝術家提出過多的要求，現在主流的意識形態(tài)的消解，家長里短也能推動社會的發(fā)展，實際上改變社會的還是大眾藝術。改變社會思維方式的還是流行藝術。我對大眾藝術、實用藝術比較感興趣。讓民眾感受藝術，也是好的。大家不要太刻意，現代藝術是很寬松的。”（注：所引觀點見《成都雙年展學術座談會紀錄》，柳淳風記錄整理，尚未公開發(fā)表。）這一觀點反映了后現代主義思想對中國知識界與藝術界的影響，流行藝術已經并且將會獲得更為寬容的發(fā)展環(huán)境。
在后現代主義看來，今天已經不再存在具有重要意義的先鋒派，也就是說，不再有令人震驚的藝術和受震撼的社會之間的那種張力，這是一種普遍的觀點。它證明了在西方社會，先鋒派已經取得了勝利，社會本身已經接受了創(chuàng)新與變革，但這恰恰導致了“前衛(wèi)”的制度化，并賦予它不斷推陳出新的任務。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注意到西方藝術經過現代主義的前衛(wèi)洗禮，已經獲得了一種文化沖動力，即藝術“已呈現出一種追求新穎和獨創(chuàng)性的主導性沖動，以及尋求未來表現形式與轟動效果的自我意識，這就使得變革與創(chuàng)新的設想本身遮蓋了實際變革的成果”（注：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三聯(lián)書店1989年版，第79頁。）。
后現代主義者認為前衛(wèi)已經死亡，理由是在當代藝術中，形式革命的空間已經發(fā)掘殆盡。而前衛(wèi)藝術極端強調的個性在現代社會中具有很大的虛幻性，個人并不能把握自己的命運。?？抡J為，現代主義強調的主體性并不存在，所有的主體性都是虛幻的，個人在整個社會的權力關系中存在，為這種關系所分類、排斥、客觀化、個體化、約束以及規(guī)范化，個體接受社會權力的制約和社會規(guī)范，自覺內化，這是一種被動的“生產性的主體”。但?？乱矎娬{個人要從被他人改變轉向自我轉變，從而發(fā)展出以分散、多元對抗統(tǒng)一性的“微觀政治”?！拔⒂^政治”是反體系性的、反中心的、多元化的，是強調主體行動的自覺性的，“必須把政治行動從一切統(tǒng)一的、總體化的偏執(zhí)狂中解救出來，通過繁衍、并置和分離，而非通過剖分和構建金字塔式的等級體系的辦法，來發(fā)展行為、思想和欲望”（注：?？拢骸斗炊淼腋λ剐蜓浴?，轉引自道格拉斯·凱爾納《后現論——批判性的質疑》，張志斌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頁。）。
在?？碌闹髦?，主要討論的是現代社會中的個人如何被分類、排斥、客觀化、個體化、約束和規(guī)范化，個人處在全方位的社會權力網絡體系中，每一種人際關系都是一種權力關系，個體似乎處于悲觀的無助地位。但在?？碌耐砥?，他注意到了這一點，從強調“統(tǒng)治技術”轉向強調“自我技術”，即強調個人如何被他人改變轉向強調如何實現自我改變，他呼喚一種在社會微觀層面發(fā)展起來的多元的自主斗爭，用一種后現代的微觀政治學概念取代了現代的宏觀政治學概念。通俗地說，當分散的個體不具有對整體社會中心權力的控制權時，他可以通過個性的自由與解放來獲得對自我的控制權。這種“微觀政治”以兩種反話語形式獲得自己的批判性策略：一種是“話語政治”，即邊緣群體通過抵制將個人置于規(guī)范性約束下的霸權話語來解放自我，獲得自由；一種是“生物性政治”，即個體擺脫規(guī)試性權力的束縛，通過創(chuàng)造新的欲望形式和形式來重塑軀體，從而顛覆規(guī)范化的主體認同和意識形式。將“”與“欲望”提升到一種文化與政治的高度來切入社會，是當代藝術對于傳統(tǒng)價值的一種和平顛覆的后現代策略，這就要求我們對當代藝術中的“”和“欲望”從社會學的角度還原它在現實生活中的大眾基礎，這也是我們了解行為藝術與身體藝術的一個切入點。
展覽現場
在我看來，當代藝術對于社會的切入，正是從個體與微觀的層面上，對傳統(tǒng)價值與觀念的解構與重建。由此，無論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當代青年藝術家在認同、參與、體驗甚至享受當代生活的外表下，正在發(fā)展出一種對傳統(tǒng)社會結構和價值觀具有解構性的藝術圖像系統(tǒng)。以卡通一代、張小濤、楊帆、UNMARK、曹靜萍、陳可、羅丹、吳雪蓮、孫皓、牟柏巖、陳昕等人為例(更早一些時期，四川的陳文波率先使用塑料式女性形象表現商業(yè)復制對當代生活與個人情感的模式化塑造)，他們的作品都反映出我們時代的社會變遷與卡通文化、數碼影像對當代青年的深刻影響。在與青年藝術家的交流和對話中，我注意到，正是通過流行文化的符號，他們的個性化日常生活經驗得以表達，在這種表達的背后，是一代青年價值觀與倫理觀在微觀層面的張力性沖突，以及他們在這種沖突中試圖重塑自我的努力，福柯在《論倫理學的系譜學》一書中說“我們必須像創(chuàng)造藝術品一樣創(chuàng)造我們自己”，也許我們可以將這句話轉換為“我們必須在藝術創(chuàng)造中創(chuàng)造自我”，這種重建主體性的努力是為了爭取個體的自由，所謂“自由”，是指個體可以擺脫對一個已逝世界的懷戀，或者說可以不必在今天重新復制過去的規(guī)范模式。
關鍵詞：現代社會藝術設計慰藉功能
就藝術設計這一創(chuàng)造性的活動而非名稱來說，它是伴隨著人類物質生產活動和器物文化的出現而出現的。它實際上就是“人類為生存而進行的造物活動，是人為實現實用功能價值和審美價值的物化勞動形態(tài)。這種造物具有一定的審美屬性和精神價值，因而是一種藝術質的造物?！雹潘裕m然藝術設計在20世紀以前沒有能成為一門系統(tǒng)的學科，沒能作為一種特殊的職業(yè)出現，但是其上述的一些特點卻能在歷史發(fā)展的各個階段被體現和發(fā)揮得淋漓盡致。按照以往的社會發(fā)展來看，人們擁有關于衣、食、住、行、樂的各種造物所包含的形式及功能基本能達到相互統(tǒng)一。然而，隨著社會化大生產地到來，隨著科技進步引發(fā)的又一次工業(yè)革命地出現，藝術設計所應囊括的各種價值及功能或多或少地產生了某些偏差和遺漏。至少就現階段而言，藝術設計所要體現的慰藉功能沒有完全得以實現。這是始料未及的。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到現在，人類社會進入了一個高速發(fā)展的新階段，物質領域和精神領域的各類產品都得到極大地豐富，而作為弱小個體的“人”由于被分布在一個節(jié)奏飛快、人造物充斥周圍的環(huán)境中，其心理及生理則難免會出現種種不適。這時，屬于上層建筑文化領域的藝術設計應該分擔起緩減這一壓力的重責。而本文試圖將現代社會發(fā)展的影響與藝術設計相聯(lián)系，談點有關藝術設計的慰藉功能。
一
丹納很早就在《藝術哲學》一書中闡述過藝術作品須臾不可與環(huán)境分離這一觀點。同樣的道理，在談及藝術設計的慰藉功能之前，我們應該先分析藝術設計正處在一個怎樣的環(huán)境中以及這種環(huán)境對藝術設計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畢竟，藝術設計是屬于上層建筑范疇的，它應該對社會生活作出反映，同時還要反作用于社會。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人類社會步入了一個科學技術跳躍發(fā)展的時期。所謂“跳躍發(fā)展”是因為當今人類進步呈現出連鎖式的階段性飛躍。由于人們在有限的生命中不可能始終獲取直接經驗，只能借助于紛繁復雜的各類知識、信息及技術等間接經驗，才能進行再加工再創(chuàng)造。所以，當一件新的造物出現以后，以該造物為基礎的其他產品會應運而生，從而使這個世界以比以往快幾十甚至幾百倍的速度迅猛發(fā)展。人們最熟悉的例子便是建立在大科學和大科技基礎之上的計算機的發(fā)明及應用。它標志了又一輪科技革命地到來，并始終以其獨特地生產方式不斷地為現代社會注入發(fā)展的活力。而設計的本質是“為人造物的藝術”⑵，它在這種“跳躍發(fā)展”中更能體現自己的優(yōu)越性，不僅可以借助科技成果豐富自己的素材及制作手段，而且還反作用于科技，為其提供具有藝術特征的產品。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科學和技術對生產方式的改變在推動社會進步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日益與藝術設計相聯(lián)系，與其共同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同時，新工藝新技術新材料的研制開發(fā)及應用為藝術在形式及內容的多樣性上提供了可能因素。“僅以現代家具為例，就有單元系統(tǒng)家具、塑膠吹氣家具、紙板家具、聚脂家具和超高堆積家具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⑶此外，科學技術對思維方式的改變產生了新的設計理念及思維，使藝術設計呈現多元趨勢。特別是后工業(yè)時代的波普藝術、歐普藝術、幻覺藝術、偶發(fā)藝術等等都對現代生活觀念及設計觀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正因為如此，藝術設計在這個時代更能體現風格化創(chuàng)作傾向，同時其系統(tǒng)化和專業(yè)化的程度也伴隨著科技進步而更為加深。
二
但是，科學技術一直被譽為一把“雙刃劍”，它既造福了人類，變革了社會經濟、政治、文化，開辟了廣闊的前景，同時也帶來了很多全球性問題、社會問題、心理問題……布熱津斯基說過：“世界正在形成一個‘技術電子’的社會：一個在文化、心理、社會和經濟多方面都按照技術和電子學，特別是計算機和通訊來塑造的社會。”⑷所以，如果科技的負面影響波及到整個社會的時候，其產生的破壞力是相當驚人的。一直困擾人類的能源短缺、資源枯竭、環(huán)境污染、生態(tài)破壞、人口膨脹、糧食匱乏等問題就是最好的證明。
藝術設計在這種環(huán)境中所受到的影響也是有目共睹的。就現狀而言，很多藝術設計作品給人的印象多是局促、不安、焦躁、機器味過重、多種類設計間缺乏必要的聯(lián)系和溝通。尤其是電腦藝術興起以來，人們更加依賴計算機這種工具，想方設法擺脫傳統(tǒng)思維方式和傳統(tǒng)手工工藝的設計，制作。盡管在一定時期內計算機與網絡藝術創(chuàng)造出了巨大的價值，開拓了多種新的設計領域，但是機器痕跡過于明顯的問題一直是電腦與網絡藝術揮之不去的陰影。
與藝術設計領域一樣，其他藝術創(chuàng)造領域也在不同程度上被這個尖銳的問題困擾著。就拿音樂創(chuàng)作來說，計算機技術賦予其自身主題和風格以過分的焦灼和狂亂。使人與人之間好像產生了機器零件相互摩擦碰撞的特殊感受。例如，西方社會在80~90年代的時候，出現了一種電子舞曲－－Techno，它的誕生使一種動作狂亂、奔放不羈的新舞蹈“銳舞”（Rave）變成人們發(fā)泄焦慮不安的渠道。“Techno音樂、晝夜狂舞的Rave舞蹈以及舞場上廣泛使用的，給人帶來的，是被一些英國作家稱為‘集體腦休克’和‘借助化學手段對黑夜無感知’?！雹傻?，無論在哪種形式下的藝術創(chuàng)造領域，這種發(fā)泄終歸不是一種健康的方式，它那種特有的畸形的性格可能會最終沒落社會文化藝術。人類自身已在這個社會下承受了太多的壓力，社會進步的步伐邁得越大，走得越快，人們內心的局促、不安、恐慌及壓抑的感覺就越強烈。如果再對其精神世界給予缺乏人情味的沖擊和刺激的話，人類心理和生理狀態(tài)必然會相應地產生與周圍環(huán)境格格不入的變化。
雖然，20世紀人類社會的經濟基礎在科技的影響下取得了一系列成功的變革，但是文化上層建筑的反作用卻表現為時不時地利用可能與經濟基礎不相適應的甚至落后的意識形態(tài)阻礙著經濟基礎的長遠發(fā)展。因此，縮小到藝術設計領域中看，人們正需要一種全新的觀念來尋求一種解放自己心靈使身心壓力得以緩減的有效手段，只有這樣，才能將健康的思維方式投入到正常的物質生產實踐中去。這時，設計藝術慰藉功能就應該被立即提上議事日程。
三
就字面理解，慰藉有撫慰，安慰的含義。功能則是指事物應發(fā)揮的作用。但是，要想在較深層面上去了解其含義，先從藝術設計的目的性方面著手分析則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方法。
藝術設計發(fā)展到今天，大概不會有很多人否認其明確的目的性?！安贿^，這種目的有雙重本質：既是具體功利的，又是社會的”。⑹根據設計的本質可以推導出藝術設計是一種按照美的規(guī)律為人造物的活動，是一種具有藝術質的造物行為。因此，它所具有的社會目的性是通過作為“人類與世界調解的工具”⑺這一面貌展現的，它具有多種的復合價值。既然是調解工具，藝術設計在滿足功利目的的同時應更多地關注如何實現社會價值。換句話說，藝術設計不僅是通過造物和實現物品的實用性來服務于人類群體，還必須給人以審美的享受，在某種程度上表達一類人的情感，并非只就是設計者實現自我價值的唯一途徑。藝術設計的慰藉功能則是體現社會價值的一種載體，肩負起就設計領域來說應該具有的撫慰、安慰作用。一方面，人們在享受藝術設計成果時凈化解放了心靈；減輕了身心壓力；撫慰了焦躁的情緒；舒緩了疲憊的感、知覺。另一方面，藝術設計為達到這一目的（內容）而采用了適應人類心理及生理的功能外在手段（形式）。因此，慰藉功能實際上是內容與形式在為達到統(tǒng)一過程中而努力具備的一種合目的性的理性因素，它的任務是在快節(jié)奏的社會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各環(huán)節(jié)中調節(jié)人際關系，引導豎立較為正確的生活消費觀念，舒展和升華人類靈魂，使人們在體驗物質生產發(fā)展成果的同時更加重視精神文化領域的同步發(fā)展，逐漸達到人類全面發(fā)展，從而既體現人的自我價值，又服務于社會，改善社會發(fā)展所具備的綜合素質。
藝術設計的目的性決定著其功能性，但這些目的歸根結底還源于人類的需求。人的需求是多層次的，既有物質的又有精神的，所以功能的概念也應該是多層次的。設計者的職責便是將人們朦朧的需求轉化為具體的產品功能目標。在當今時展中，人類物質需求雖然復雜并且繁多，但對這種要求的功能性滿足相對容易實現，且較直觀，甚至具有可視性，易于衡量。然而那種在局促焦躁環(huán)境中不斷增長的精神需求卻不是很直觀的，可具體操作的。滿足這種需求就要以一種包含在設計作品中的氣質或魅力為載體的慰藉功能來實現。誠如李澤厚先生曾經說過：“……吃、穿、用等物質需要都有一定限度，比較起來容易滿足。但精神的追求卻不是這樣，它常常是無限的，不好解決，難以滿足?！雹趟?，藝術設計才必須在造物的同時考慮到其產品的精神含量。當藝術設計所體現的精神氣質或魅力在目標市場的精神追求中尋求到共鳴時，藝術設計的慰藉功能就得到了實現。這其實遵循了格式塔心理學派所提出的“異質同構”原則。也就是說，當藝術設計作品在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各環(huán)節(jié)中所定位的目標群體的心理感受能在該或該類藝術設計作品中得到肯定的釋放的時候，或者說，藝術設計作品使目標群體在心理和情感上獲得一種最簡單，最規(guī)范和最對稱結構的時候，藝術設計才慰藉了目標市場，從而使其在精神上感到滿足。說到底，這是一種心理平衡。人類由于前述的各種原因，在現代社會發(fā)展中或多或少失去了一種內心的平衡機制，而藝術設計則可借助多種手段來平衡人們的內心機制，使其在精神上感到舒適。如果從這個角度上講，藝術設計慰藉功能還是從屬于功能實用性的，是其實用功能在精神方面的體現，即因為它可以滿足人類精神需求，所以應該是有用的。
不過，藝術設計的這種慰藉功能最終還必須通過物質手段表現出來。這里就涉及到表現方式的多元化。正如李澤厚先生認為的那樣：“真理是一個由許多方面構成的整體。因而，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途徑、不同的問題、不同的要求去接近它……”⑼從這層意義上說，慰藉功能的形式可以是多樣的，這也進一步豐滿了藝術設計作品，從多種角度改善其質量提高數量，滿足人們精神和物質的需求。此外，馬斯洛曾經把人的基本需求分為五種：生理的，安全的，愛的，尊重的和自我實現的需求。設計的慰藉功能則可通過各種物質手段，根據這五種需求由淺入深地逐一實現，體現不同階段功能目標。而在這層意義上，慰藉的對象不同，被要求的內容不同，最終導致其表現方式的不同，這也從某種意義上規(guī)定了慰藉功能的多樣形式。
然而，強調多樣性不等于孤立統(tǒng)一性。在保證表達方式由多種語匯構成的同時，還應該將設計作品的品格統(tǒng)一到對目標人群進行心靈安慰及教化這一主旨上來。任何設計都不能以犧牲這一原則為代價來獲得諂媚于多樣性的途徑。如果舍本逐末，脫離其慰藉功能宗旨抽象地談論多樣性，那么結果只能使設計作品得不到共鳴，實現不了其社會價值，而僅僅成為設計者孤芳自賞的個性表現品。
綜上所述，藝術設計在現代社會中應該找到合理解決科技發(fā)展與文化心理之間矛盾的方法，實現自己多種價值結構，服務社會。然而，目前藝術設計的慰藉功能還未能得以充分體現，這不能不說是藝術設計要發(fā)展所面臨的困境之一。因為，為了實現慰藉功能就必須先了解社會問題，研究造型心理、色彩心理、人體工學等等各類復雜學科。只有從這些方面入手才有可能在一般意義上體現藝術設計對目標市場的撫慰效用。如果要更深地把握慰藉功能的實質的話，還應該研究歷史、哲學、民族民俗學等等。這些學科從某種意義上更能讓人們在作品中得到共鳴，但這不是一蹴而就的簡單性研究活動，而是幾代人共同努力，不斷摸索的長期過程。所以，藝術設計的慰藉功能所牽涉的問題是很廣泛的，它不是單靠一兩句話就能完全解釋清楚的。但是有一條原則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藝術設計的慰藉功能應該注重“以人為本”，而此處說的“人”并非指單個的人，而是整個人類群體。只有堅持這一理念，藝術設計在現代社會發(fā)展中就能起到調解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作用，在社會實踐中創(chuàng)造更大的價值，從真正意義上體現“天人合一”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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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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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金元浦,王軍,邢建昌.美學與藝術鑒賞[M],505頁.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
⑸金元浦,王軍,邢建昌.美學與藝術鑒賞[M],520頁.首都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
⑹凌繼堯,徐恒醇.藝術設計學[M],3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⑺〔美〕約翰•拉塞爾.現代藝術的意義[M],400頁.江蘇美術出版社,1996.
⑻李澤厚.美學四講[M],46頁.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
⑼李澤厚.美學四講[M],20頁.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
TheDevelopmentoftheModernSocietyandtheSolacefulFunctioninDesignArt
HANChao
(ArtDept.,SuzhouUniv.,Suzhou232001,China)
藝術體制理論的源頭———分析美學陣營中的藝術定義危機
縱觀整個二十世紀，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以來，西方藝術的逐變求新經常達到了令觀賞者震驚的地步，杜尚(MarcelDuchamp)的現成品(ready－made)(代表作:泉(Fountain))，沃霍爾(AndyWarhol)的波普藝術(代表作:布里洛盒子(BrilloBox))，約翰•凱奇(JohnCage)的“無聲音樂”(4分33秒)乃至奧蘭(Orlan)的“整容”行為藝術，這些光怪陸離的現代及后現代藝術實踐一次次地沖擊著藝術邊界，讓觀眾對習以為常的藝術常規(guī)產生質疑。
有人認為這種凸顯觀念而弱化審美的當代藝術不過是一場嘩眾取寵、虛張聲勢的符號游戲，它利用哲學化的觀念外衣掩蓋了其粗制濫造、胡亂剽竊的本質;也有人認為當代藝術的勃興不過是藝術界各方如拍賣行、畫廊、策展人、投資商、經紀人、藝評家、收藏家聯(lián)手，通過精心的炒作和吹捧而制造出來的藝術泡沫。這些爭端背后的一個基本問題浮出水面:藝術與非藝術的界限何在?無論如何毋庸置疑的是，在這種大潮的沖擊下，既有的藝術理論在大量亟待辨識和闡釋的藝術作品和實踐面前顯得束手無策。隨著杜尚、沃霍爾們被冠之以前衛(wèi)藝術家并逐漸被藝術機構所接納，隨著藝術品和日常物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我們不僅疑惑:到底何為藝術?誰是藝術家?藝術生產者至高無上的地位到底是獨特的天賦授予還是一種社會生產制造出的集體幻象?藝術界或曰藝術體制論正是在傳統(tǒng)藝術理論頻頻遭受當代藝術實踐的沖擊下應運而生的。美國社會學家霍華德•貝克曾指出:“當舊的美學理論無法充分闡明已被相關藝術界中具有豐富知識的成員所接受的藝術品的優(yōu)勢時，新的理論應運而生，與過去的理論抗衡，并對其進行擴充和修正。當一個既定的美學原理不能使作品在邏輯上合理合法、而此作品卻已然通過其它方式取得了合法地位時，總會有人構架起一個能使之合法化的理論”(Becker145)。面對花樣翻新的現當代藝術，藝術哲學家們(以莫里斯•韋茨為代表)先是從維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論中獲得靈感，提出“藝術不可定義”說，這一觀點因其邏輯漏洞以及無建構意義的虛無和空洞性而很快被眾多美學家(如曼德爾鮑姆)攻擊，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藝術可以定義”說又應運而生，只不過這種定義的路徑已和本質主義藝術定義(如模仿說、表現說)大相徑庭，它超越了傳統(tǒng)美學只從外顯性(exhibited)特征出發(fā)尋找藝術普遍本質的局限性視域，而主張從非顯性(non－exhibited)特征入手來重新界定藝術。沿著這條路徑，20世紀60年代在美學內部圍繞著藝術定義展開的討論中出現了一種新的觀點，即從藝術和社會情境之間的關系出發(fā)，對藝術品資格問題進行討論，這就是以美國哲學家阿瑟•丹托(ArthurDanto)和喬治•迪基(GeorgeDickie)為代表的“藝術界”(artworld)和藝術慣例理論。關于二者的相關理論的詳細介紹目前已有很多，這里不一一贅述。簡言之，丹托提出把某物看作藝術需要藝術理論氛圍和藝術史知識———即“藝術界”的闡釋，而迪基則更為關注各種藝術界體制———如已建立的慣例、習俗、常規(guī)等等是如何授予某物以藝術品資格的，因此其理論常被稱為“藝術慣例”論。盡管丹托和迪基的思想仍停留在形而上藝術哲學的理論視域內，然而可以看出，當代美學越來越呈現出溢出藝術哲學邊界，向文化社會學靠攏的趨勢，尤其是迪基的“慣例”說，空前地將“體制”這一因素引入到藝術定義的思考中，體現出鮮明的社會學特點。而社會學家貝克和布迪厄通過合作的“藝術世界”和沖突的“藝術場”理論體系則擺脫了哲學形而上的空洞和抽象，將當代藝術問題、藝術體制的考察落實到更為具體的實處。
合作與沖突并存的藝術世界———借鑒社會學資源的藝術體制理論
在丹托、迪基提出他們的藝術體制論不久，社會學領域也出現了美國社會學家霍華德•貝克(HowardS．Bec-ker)和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對藝術體制的專門研究。實際上，早在十九世紀的藝術社會學研究中就已初現從藝術體制視角來研究藝術的苗頭，此思路源于對“為藝術而藝術”(artforart’ssake)這一藝術形而上概念的駁斥，如法國的斯達爾夫人(MadamedeStael)和實證主義歷史學家泰納(HyppoliteTaine)曾都考察社會環(huán)境與藝術之間的關系，強調社會制度、時代精神、地理環(huán)境、自然氣候以及種族和宗教等外部因素對藝術風格、內容、形式和藝術史流派的影響，而后者反過來也反映和折射了某一時代的社會狀況。這種藝術反映觀的主要持有者還包括以馬克思以及活躍在二十世紀中葉，直接或間接借用了經典理論的一大批學者，如夏皮羅(MeyerSchapiro，1973)，豪澤爾(ArnoldHauser，1951)等等。古典藝術主張的核心是:藝術品反映社會階級關系，正是社會階級關系賦予藝術品以美學形式和內容。受這一主張的啟發(fā)，藝術反映論的學者們并將藝術品的研究同對藝術家的生活的研究結合起來，去分析生產的經濟模式和社會階級結構，他們所提倡的一些唯物主義的分析原則成為藝術社會學研究的新標準，這些原則包括:藝術家是特定集體的成員，而非被賦予獨特創(chuàng)造性天才的孤立個體;在商品社會中，藝術品是商和社會機構用貨幣或其它類似方式購買或投資的對象;藝術品取決于物質和技術的生產媒介，而后者以社會勞動體系為先決條件;藝術品用審美的形式和內容“反映”或“編碼”了其所在時代的社會結構;藝術品所負載的價值并非在一切時代都是必然有效的，僅僅對那些在特定社會背景下“消費”它們的特定社會群體才有效(哈靈頓10－11)。這些主張雖然為藝術社會學研究提供了多元的視角，然而其相對單維的反映論難逃過于簡單化、機械化的嫌疑，沒能捕捉到藝術界尤其是當代藝術體制中各個節(jié)點之間互動性和動態(tài)性關系結構。
幾乎與分析美學對藝術定義問題的討論同時開展的另一種研究，是開始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由一批美國和法國社會學學者進行的關于藝術體制的經驗社會學研究，這種研究與的藝術社會史不同，比如它對價值判斷的始終保持一定的疏離并回避審美評價、審美內容，而是更加注意公眾在行為和體制上的藝術接收實踐，它“建立在對藝術市場、藝術職業(yè)機構、藝術管理、專業(yè)藝術網絡和藝術消費模式的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的基礎之上，［……］是丹托和迪基的藝術體制理論在經驗上的種種應用”(哈靈頓23)。美國和法國的研究者分別以貝克和布迪厄為代表，二人都表現出與社會學民族志(ethnographic)研究方法以及參與性觀察(participantob-servation)的某種親密性。貝克于1982年出版了轟動一時的著作《藝術世界》(ArtWorlds)。這本著作中的研究思路很顯然是受到丹托“藝術界”(artworld)概念以及社會學理論中“符號互動論”②(symbolicinteractionism)的啟發(fā)。從符號互動論的視角來看，藝術和語言、文字等媒介一樣，是一種通過不斷交流、溝通與協(xié)商來塑造意義的物化手段。如結構功能主義社會學大師帕森斯(TalcottPar-sons)將藝術等同于一般的社會結構，認為應以“互惠”的社會互動關系框架來研究藝術家與社會公眾之間的關系。另一位符號互動學派的社會學家鄧肯(HughDun-can)也提出從分析微觀機制的社會互動出發(fā)研究藝術和藝術生產的過程。鄧肯建構了一種“作者－批評家－公眾”的三角互動模式，其中的每一方的行動都要和其他方相互作用，盡管“行動者”之間的“互動”可能只是象征性的、符號化的，并非是社會的、物理的，但是三角中的各要素還是具有互惠作用，并隱含著一種“社會團結”(socialsolidarity)，這種社會團結又進而在更高的層次上促成互動各方的“同態(tài)化”(isomorphism)。
不同于丹托的是，貝克的藝術世界是一個復數的概念。借助其早年在藝術圈(演奏爵士樂)的親身經歷，貝克與藝術家群體有著更為廣泛而密切的聯(lián)系，這使他的研究具有直接介入藝術領域具體活動和實踐的特點，因此他不是像哲學家或一般社會學家那樣在簡單考察或思辨推理的層面上談藝術，而是依據他本人在幾種藝術世界中的個人經驗和參與，對藝術作品的制作和流通等過程進行最直白的梳理和表述。如果說丹托和迪基將傳統(tǒng)藝術哲學的本體化追問“何為藝術”置換為“為何某物為藝術”或“某物如何獲得藝術品資格”這類問題，那么可以說貝克則將這一追問轉化為更具社會學色彩的問題:藝術何以可能?(Whatmakesartart?)。仔細分析這一追問，不難看出貝克對藝術界問題的討論是以某對象已經被藝術體制接受為藝術品這一事實為前提的。簡單總結貝克關于藝術世界的核心概念主要有三個，即集體行動(collectiveactions)、常規(guī)(conventions)和標簽理論(theoryoflabeling)。按照貝克在這本代表作和其他一些相關文章③中的理解，藝術世界是圍繞著一種慣例而實現合作生產的藝術界公眾所構成的關系網絡。在《藝術世界》的開篇，貝克就對artworlds的概念作了社會學意義上的界定:“藝術世界是由所有這樣的人組成的，他們的活動對于這個或其他世界規(guī)定為具有藝術特色的作品之生產是不可或缺的。藝術世界的成員要參照慣例性理解協(xié)調那些活動，生產出作品，而這些理解則包含在共同實踐和經常被使用的人工制品中。同樣一群人以相似的方式反復地、甚至是程式化地去生產類似的作品。因此，我們把藝術世界視為一個諸多參與者合作關聯(lián)的網絡”(Becker34)。
藝術首先是集體行動的結果，這是貝克藝術體制理論的一個基本命題，這個命題的意義在于它揭示出了藝術生產中的協(xié)作性:藝術家雖然占據藝術世界的核心位置，然而藝術品并不是個別天才藝術家通過天賦、靈感單獨創(chuàng)造出來的，而是不同的參與者在作為行動者共同存在的社會空間———藝術世界中協(xié)同合作的產物。貝克采用“任務組”(bundleoftasks)和協(xié)作鏈(cooperativelinks)———即藝術世界中參與和從事各種藝術活動的行動者們來代替?zhèn)鹘y(tǒng)美學中的天才藝術家。在長期合作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勞動分工，既各自獨立又相互依賴，既因時而變又相對穩(wěn)定。貝克這里還指出了我們在分析藝術世界的勞動分工時容易產生的一種狹隘理解:我們會認為表演類藝術(電影、音樂會、戲劇、歌劇)是基于廣泛的勞動分工之上的藝術，但是像詩歌和繪畫這類的藝術似乎不存在勞動分工，因為大多數情況下作品是由藝術家獨自一人完成。然而勞動分工并不僅僅意味著藝術活動的參與者必須像工廠生產線上的工人那樣同時甚至同地協(xié)作勞動，而是要求每位參與者在適當的時間或者環(huán)境下完成分配給自己的任務。如果從這個角度思考，以當代美術為例，一幅畫作背后的勞動分工網除了藝術家本人之外，還應該包括:畫布、畫架、顏料、畫筆的生產商;提供畫展場地和經濟支持的交易商、收藏家、博物館管理者;制定美學理論的評論家和美學家;提供保護和優(yōu)惠的稅收政策的政府機制;對作品做出回應和反饋的公眾;過去以及同時代的其他畫家，因為一幅畫必須置于他們所創(chuàng)造的傳統(tǒng)背景下才有可能產生意義。④同樣道理，表面上更為獨立自足的詩歌創(chuàng)作實際上也無法脫離出版商、印刷業(yè)、詩歌傳統(tǒng)等分工。
然而藝術世界中的諸行動者之間的集體合作行為并不是暫時和隨意地相互配合和制約，而是按照某種彼此一致認同的規(guī)范(norms)組織起來的，是什么保證各方在是否合作、如何合作、在何種程度上承擔后果等方面產生默契?這就涉及到貝克藝術世界理論體系中的第二個重要概念———常規(guī)(conventions)，⑤常規(guī)并非藝術界內在的、先在的結構，而是經過藝術界各方在長期的沖突、妥協(xié)、調和中產生的結構性規(guī)則，同時又反作用于藝術界，起著整合、凝聚、規(guī)范藝術界各方力量的作用。常規(guī)的雛形是行動者相互協(xié)調后達成的一致性意見和協(xié)議，其后逐漸演化為常規(guī)。藝術觀念是藝術常規(guī)的重要成分，一旦某種藝術觀念隨著藝術界合作行為而逐漸被結構化和體制化，它就能發(fā)揮高效合理地整合和控制藝術界資源的作用。正是常規(guī)使得藝術生產中形態(tài)各異的勞動分工和實踐得以反復地、程式化地、按照既定模式順利進行。貝克將藝術界常規(guī)分為非專業(yè)和專業(yè)常規(guī)兩種類型。非專業(yè)化常規(guī)指的是所有社會化成員都熟知的文化傳統(tǒng)、社會習俗、藝術觀念等，例如我們習慣性地根據不同媒介將藝術分為繪畫、雕塑、音樂、建筑等等，或者自然而然地認定存在藝術和非藝術的領域等等，非專業(yè)化常規(guī)通常體現為在社會發(fā)展中被普遍化、定型化的觀念，這些觀念有些來自于文化傳統(tǒng)，有些源自藝術世界內部或藝術媒介本身。專業(yè)化常規(guī)主要包括一門藝術的專業(yè)知識、美學理論和流派等等，一般要通過專業(yè)的藝術機構才能學到，可以說是進入藝術場大門的通行證。另外，非專業(yè)和專業(yè)化常規(guī)并非固定不動的觀念，而是隨社會歷史的變化不斷相互轉換。無論是專業(yè)化常規(guī)，還是非專業(yè)化常規(guī)，都屬于藝術觀念，是藝術界公眾共同認可的規(guī)則的主要成分，換句話說，貝克關于常規(guī)的討論，主要還是圍繞著藝術觀念展開的。作為常規(guī)的藝術觀念體現了貝克藝術界理論的優(yōu)勢:他并不像傳統(tǒng)藝術社會學那樣，僅僅將以物質形式呈現的藝術品放置在社會、歷史背景下以考量諸社會外部因素對藝術生產、傳播的影響，而是借用對藝術世界常規(guī)理論的研究，把關于藝術品的審美價值的思考引入了其社會學理論中，即藝術是藝術觀念控制下的藝術，藝術價值是在藝術觀念或常規(guī)的運作下的美學判斷。我們甚至可以說，藝術就是一種觀念。在貝克的理論視域下，我們不僅僅思考“什么是藝術”、“某物品是否為藝術”等問題，而是思考“是什么促使我們將某物判定為藝術”，或我們對物品做出的審美價值判斷是在何種藝術觀念的影響下進行的，而這些藝術觀念又是如何形成、變更和產生作用的。
貝克對社會學理論的一大貢獻是標簽理論，《藝術世界》及相關文章雖然沒有直接給予大篇幅的深入討論，但卻處處滲透著標簽論的色彩。在貝克看來，無論是藝術品的價值，還是藝術家的藝術成就和聲譽(reputation)都是通過“藝術世界”獲得的，并非是像傳統(tǒng)美學所宣揚的那樣，藝術品因其本身具有的啟發(fā)性的、深邃的等本質屬性被賦予其獨一無二的價值，進而藝術家因其作品的“偉大”而或是其卓越的天賦而獲得聲譽的光環(huán)。從貝克的標簽論的角度來重新審視不難發(fā)現，藝術家及其作品常常源于藝術世界的集體行為，是藝術界的行動者如策展人、經紀人、拍賣商、藝評人多方生產和綜合作用的結果。這里貝克的目的并不是要徹底解構藝術的審美價值和祛魅藝術家的天才地位，而是要向我們揭示:二者的獲得并非自命的、自然而然或與生俱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藝術家”這個角色本身也是藝術界公眾運用共同的藝術常規(guī)對其“標定”而產生的一個稱號，或者說是一種“標簽”。藝術家的聲譽是協(xié)作生產的結果，作為一種象征資本，聲譽一經確立以后又會成為藝術品生產流程的一股重要力量，行使其區(qū)分和篩選的功能，因此，貝克“標簽”理論對我們重新發(fā)現藝術世界中聲譽機制的確立和運作有著至關重要的啟示作用:傳統(tǒng)美學中被神圣化了的“聲譽”在標簽理論的破解下被還原為藝術世界通過集體合作而生產出的一個神話，一種幻象。
“藝術世界”(artworlds)這一技術性定義，是貝克理論體系的基本概念，在宏觀上，它凸顯了藝術生產中的集體協(xié)作性;在微觀上，這一概念又將研究觸角伸向了藝術生產網絡中依據共同的“常規(guī)性理解”而反復合作的形形的個體，而貝克藝術體制理論的核心概念———常規(guī)則進一步向我們揭示了藝術觀念的生成和更迭，以及藝術觀念如何在藝術世界維持相對穩(wěn)定的結構的同時又在不斷流動和變革中創(chuàng)新的過程中發(fā)揮了關鍵性作用。貝克將社會學符號互動論的理論資源拓展到藝術領域，克服了傳統(tǒng)經驗主義過于實證化的局限，他對藝術生產，尤其是藝術分配領域的分析具有結構性框架的特征，從作為常規(guī)的藝術觀念的角度向我們揭示了藝術品的審美價值是如何在藝術關系網絡的運作中生成及演變的，而藝術家的“天賦”又是如何經藝術界各行動者的點石成金之手而逐漸被神圣化為“聲譽”甚至是非理性的“信仰”機制，后者作為藝術界體制權威和象征資本又進而投入到藝術再生產中去，有效地行使著篩選和區(qū)分功能?？梢哉f，貝克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丹托和迪基之前提出的“某物何以是藝術品”這一問題。從這些層面上來看，貝克的藝術世界體系和兩位分析美學家的理論相比無疑具有更為豐富的內涵和明顯的先進性。有關藝術體制的社會學研究的另一代表人物是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如果說貝克強調的是作為關系網絡的藝術世界中的合作性，布迪厄的藝術場理論則更側重的是藝術世界中的沖突與競爭維度。作為將當代藝術體制理論置于社會學路徑下進行研究的兩位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家，貝克和布迪厄都將關注點放在了藝術世界或藝術場中個體和體制結構之間的關系上，然而二人在研究方法上卻存在著明顯的區(qū)別:貝克通過大量的列舉和描述展示了藝術世界的復雜性，有著將藝術生產泛化為文化產品的生產的傾向，然而在藝術觀念的頻頻發(fā)生革命性變遷的現當代藝術界，僅僅用合作來解釋新藝術對既有藝術體制的反叛、否定和顛覆顯然是不夠的，而布迪厄的藝術場概念則對理解新舊藝術觀念之間及其相應的人或行動者之間的激烈沖突有著頗有助益的啟發(fā)。不同于貝克的是，布迪厄試圖用諸概念搭建起一個理論構架，通過這個構架來分析藝術場內部的運作，他更注重的是復雜藝術世界中的總的結構、法則和機制，他堅信藝術界和其它社會場域一樣，存在著某種具有普遍性的、自主建構的基本秩序，從這一點可以看出結構主義理論對布迪厄的影響。
布迪厄對藝術場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他1992年發(fā)表的著作《藝術的法則》(TheRulesofArtGenesisandStructureoftheLiteraryField)中。貝克和布迪厄都將藝術世界定位為一種動態(tài)關系網絡，這一關系網在布迪厄的理論體系中被命名為“藝術場”。為了尋找藝術界內部的客觀關系結構，布迪厄引入了幾個重要的概念來分析藝術界內部的沖突與競爭:“場”(field)、“慣習”(habitus)、“位置”(position)和文化資本(capitalofculture)，這四大概念無疑是布迪厄藝術場理論大廈的四座基石?！耙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network)，或一個構型(configuration)”(布迪厄133)。和貝克的由互動行動者構成的合作關系網相比，布迪厄的場是一個更為結構性的概念，場中的每個行動者(個體或群體)都占據著一定的位置。不同于結構主義者的是，布迪厄對藝術場域的考察滲入了權力的思考?；蛘哒f他將文化藝術生產場域放置于權力場這一框架下，而后者可以說是一種“元場”(meta－field)，元場控制著所有場域中的各種資本扮演的角色和占據的位置。和結構主義理論的靜止不變的結構相比，場域中的位置是相對的和動態(tài)的，是在各種關系的制衡中生成的，而非預先存在的。攜帶著不同資本的行動者的占位(position－taking)構成了場中結構的不平衡性，是作為權力場的藝術場中各方沖突和斗爭的源動力:行動者為了占據、保持或改變位置而進行著權力爭奪，這種沖突推動了藝術場內的關系結構在保持相對穩(wěn)定狀態(tài)的同時不斷變化。簡單概括，藝術場是一種各個位置之間的關系結構，這些位置被諸行動者所占據，他們攜帶著幾種形式的資本去爭奪特殊的符號資本(權威、聲望、名譽等)。
布迪厄對的資本概念進行了改造和拓展，將資本分為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前者可以直接被轉換成金錢，以財產的形式被制度化，而后兩者則被布迪厄稱為“符號資本”(symbolicformsofcapital)。布迪厄將文化資本描述為一種知識形式，它賦予了社會行動者以一種識別力或競爭力，用以解碼文化關系或解讀文化產品。文化資本的引入的最大意義在于，它使我們認識到現代社會中的等級分化和權力分配不單單依靠物質因素或者說經濟資本，文化資本或曰符號資本這類非經濟力量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文化資本主要表現為三種形態(tài):具體的狀態(tài)(embodiedorincorporatedstate)、客觀的狀態(tài)(objectifiedstate)和體制化的狀態(tài)(institution-alizedstate)。具體的狀態(tài)指的是行動者用以應對文化話語的一系列性情(dispositions)，是在長期的家庭和學校教育中習得的;客觀狀態(tài)是指文化資本以物質載體(如書籍、繪畫、歌曲、電影、樂器)等形式出現;而體制狀態(tài)下的文化資本包括文憑、頭銜以及各種形式的體制認證。從文憑所帶來的經濟價值(進入職場，獲得收入等)可以看出，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可以相互轉換。以十九世紀法國文學場為例，布迪厄將文化生產場分為兩個次場:有限生產場(restrictedproduction)和大規(guī)模生產場(large－scaleproduction)。前者即自主的藝術場，后者則是以消費文化為主導的大眾文化生產場，遵循的是他律原則，以文化產品盡可能被更多的大眾所接受為主旨，藝術品的廣泛認可與更多的經濟利益、經濟資本直接掛鉤。和其它社會領域如經濟場或政治場一樣，作為文化場子系統(tǒng)的藝術場也有著自身的場的邏輯和資本形式，藝術場存在的主要條件是文化資本，它遵循著“為藝術而藝術”的自律原則。然而和大規(guī)模生產場的運行模式正好顛倒的是，自主的藝術場以否定經濟利益、“擺脫”功利性為準則，并依托于以少數藝術界專家所構成的精英機制。然而布迪厄卻敏銳地指出，這種“否定”的背后是文化資本以極其隱蔽的方式實現權力操控和統(tǒng)治，將文化等級分層變得神圣化、合法化的過程。換言之，藝術場中文化資本的稀缺使其具有轉化為經濟資本的潛能，這種相互轉換的潛能也更好地解釋了藝術領域中的創(chuàng)新作品如何被最終體制所接受并認可的過程:藝術中介(拍賣商、策展人等)通過發(fā)現、展出、闡釋及評估那些不同于常規(guī)趣味或傳統(tǒng)學院派風格的藝術品，實現了文化資本的累積，通過培養(yǎng)出新的審美趣味導向，在藝術場內創(chuàng)造了新的位置，從而也完成了經濟資本的增值(收藏、拍賣)。布迪厄關于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合謀的特性的分析也有助于我們理解當代藝術中的一些現象，例如，九十年代初，一些經濟上處于弱勢的中國當代先鋒藝術家在國際雙年展上頻創(chuàng)佳績，掌握了可觀的文化資本(聲譽)，進而通過拍賣行實現了驚人的經濟利潤，從昔日的藝術場的異端和忤逆者變?yōu)轶w制內的主流和強勢占位者。
和貝克從合作和常規(guī)的角度出發(fā)來分析藝術世界不同，布迪厄是從沖突和競爭的層面來分析藝術場的客觀關系結構。這種考察既涉及藝術場內部人之間的占位爭奪，自律(autonomy)原則與他律(heteronomy)原則、正統(tǒng)(orthodoxy)與異端(heterdoxy)的斗爭，又包括藝術場和大規(guī)模文化生產場之間的相互滲透。我們可以將藝術場的自律原則(為藝術而藝術)看成是以專家為代表的知識精英階層(藝術家、美學家、藝評家等等)為了維護或將自己所持有的權威合法化而提出的口號。在藝術自律的主張下，他律原則(經濟、政治)因其“不純性”(undisinter-estedness)而被排斥在藝術場之外;通過制定“正統(tǒng)”的藝術觀念并將其神圣化，權威守護者把不符合其“正統(tǒng)”藝術觀念和美學原則的異己驅除場外或將其邊緣化，從而完成了藝術場權威位置的鞏固。一個藝術場的自律程度越高，其占主導地位的專家階層就越強勢。隨著資本的介入，當代西方藝術界越來越受到他律原則尤其是經濟原則的圍攻，專家所標榜的“純粹的”無功利藝術只是一個美學幻象，藝術從來就不曾真正地脫離過藝術市場。
隨著大規(guī)模文化生產場向藝術場的滲透，專家和精英階層的優(yōu)勢位置已經開始動搖，拍賣行、策展人、出版發(fā)行商、藝術經紀人、藝廊、博物館、收藏家、媒介等“不純”因素所發(fā)揮的作用讓我們意識到，藝術場內以美學家、藝術理論家等為代表的“權威”階層對位置的壟斷面臨著逐漸勢微的趨勢，任何對藝術場權威位置的獨霸都不再被視為是理所當然和自然而然的。布迪厄指出，“正統(tǒng)和異端的斗爭是每個場中基本的、持續(xù)的過程。最重要的斗爭武器之一就是［……］藝術的合法定義，包括藝術的分類和劃界”(轉引自Maanen63)?；仡櫫呤甏缹W界關于藝術定義、區(qū)分藝術和非藝術的論爭，其實從權力斗爭的角度來看也是學者階層通過為藝術立法而爭奪藝術場權威位置的過程。布迪厄還深入分析了藝術場中體制化的符號資本———信仰(faith)。信仰和貝克的“聲譽”有著相似性，是聲譽發(fā)展到高級階段的產物，是作為藝術世界集體認同、集體信念的“常規(guī)”的特殊形式，是常規(guī)高度體制化后的結果。具體地講，信仰包括藝術場行動者對某些藝術觀念、美學原理、審美價值的認同，對藝術家的技巧、天賦、創(chuàng)造力的信任，也包括對藝術中介人、藝評家、拍賣商擁有發(fā)現藝術珍品、正確鑒定、評估藝術品價值的眼光和能力的信任。例如，當人們對一件藝術品缺乏基本的了解卻盲目地跟隨藝評家或“資深”媒體的評價而對藝術品的價值高度認可時，實際上就是信仰的魔力在起作用。聯(lián)系文化資本的非物質表現形式，可看出這種似乎是天然的、不容置疑的認可與信任反映了文化資本對藝術場實施控制的隱蔽性。各行動者為維護各自的藝術觀念而進行的權威爭奪和占位，以被神圣化的“信仰”為外衣，掩蓋了權力運作的實質。和聲譽一樣，信仰產生于藝術場的競爭關系結構中，同時也會循環(huán)再生產，并反作用于藝術場。
把藝術從體制的角度進行考量，打破藝術的純粹性，這一存在了相當長時間的美學幻象，是社會學家們的目的，他們將藝術作品和藝術現象置于時代的文化社會背景中，注重藝術在生產、傳播、消費和分配過程中所涉及到的制度、行為和各種權力關系，不再單純的把藝術看作是純粹的美學或單純的關注藝術的本質屬性。柏拉圖很早之前就認為：“藝術具有其社會責任，就像其他的源泉或病態(tài)的源泉一樣，必須在社會生活的整體架構中找到其理性的位置?！彼囆g作為世界觀產生體制。從體制觀念來看，藝術體制的核心要素在長期的歷史發(fā)展中形成的，某一時期占據統(tǒng)治地位的藝術觀念或美學理論；而這種觀念是定型化的，是普遍的慣例。從體制的作用來看，核心要素既可以與藝術活動的行動者相互協(xié)作，還可以幫助社會規(guī)范個體行為，從而整合各種資源和力量，推進藝術發(fā)展。因此，從社會學角度來看，藝術體制就是“維持藝術生產和藝術獨立地位的社會機制，包括藝術贊助人、贊助機構、藝術生產組織、藝術院校、藝術場館、藝術刊物以及當代的藝術企業(yè)、大眾媒體等?！?/p>
二、藝術體制理論之源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后，西方藝術開始求新求變，這種轉變速度之快、角度之大，讓觀賞者震驚。藝術不再只是傳統(tǒng)的美學精神，從杜尚的現成品、沃霍爾的波普藝術、約翰•凱奇的“無聲音樂”到奧蘭的“整容”行為藝術，這些與傳統(tǒng)的藝術大相徑庭，打破傳統(tǒng)藝術美學意義上的中規(guī)中矩，轉而以千奇百態(tài)的現代及后現代藝術實踐，劇烈地沖擊著人們對于傳統(tǒng)意義上的藝術理解。這些新的藝術實踐促使人們開始質疑習以為常的藝術常規(guī)，反思藝術的本質。在這種轉變中，人們對藝術產生了各種爭論：有人認為強化觀念弱化審美的現當代藝術是在虛張聲勢、嘩眾取寵，本質是利用藝術的哲學化外衣掩蓋其粗制濫造、胡亂剽竊行為；也有人認為這種后現代藝術的興起是藝術界利益機構聯(lián)手精心炒作出來的藝術泡沫而。在這種后現代藝術大潮的沖擊之下，既有的藝術理論已經遠遠無法滿足人們的需要。到底何為藝術？何為藝術家？藝術與非藝術的界限何在？這些問題在眾多亟待辨識和闡釋的藝術作品面前顯得急迫而重要。在傳統(tǒng)藝術理論遭遇沖擊的情況下，藝術體制理論或稱藝術界應運而生。面對現當代藝術，藝術哲學家們開始重新審視藝術的定義。美國社會學家霍華德•貝克說：“當舊的美學理論無法充分闡明已被相關學術界中具有豐富知識的成員所接受的藝術品的優(yōu)勢時，新的理論應運而生，與過去的理論相抗衡，并對其進行擴充和修正。當一個既定的美學原理不能使作品在邏輯上合理合法、而此作品卻已然通過其他方式取得了合法地位時，總會有人構架起一個能使之合法化的理論?！笔艿竭@一啟發(fā)，20世紀60年代，藝術哲學家們在美學內部開啟了從藝術和社會情境之間的關系出發(fā)，探討藝術品的資格問題。
三、合作與沖突
早在19世紀，就有了從藝術體制來分析研究藝術的雛形，許多歷史學家也加入了這樣的討論。他們通過考察藝術與社會環(huán)境的關系，強調社會制度、時代精神、地理環(huán)境、自然氣候以及種族和宗教等外部因素對于藝術風格、內容、形式和藝術流派的影響，同樣的，后者也會反過來反映和影響前者。馬克思曾提到藝術是一種掌握世界的方式，“當它在頭腦中作為思維的整體出現時，是思維的頭腦的產物，這個頭腦用它所專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這種方式是不同于對世界藝術的、宗教的、實踐精神掌握的?！痹谶@里，馬克思已經將藝術提升到世界觀的高度，明確了藝術和哲學、宗教等內同樣作為意識形態(tài)和方法論的思想地位，主張藝術品反映社會階級關系，正是社會階級關系馬賦予藝術品美學形式和內容。受馬克思的藝術主張影響，一大批藝術學者們將藝術品與藝術家的生活研究結合起來，從中分析社會階級結構及生產經濟模式，這一主張成為藝術社會學研究的新標準。與此同時，對于藝術體制的經驗社會學研究也開始展開。將藝術的關系屬性理論展開并加以分析的第一人是美國的哲學家、社會學家阿瑟•丹托。與的藝術社會史不同，丹托回避常規(guī)的審美評價和審美內容并對價值判斷保持一定的疏離，他更注意公眾在行為和體制上的藝術實踐。雖然藝術界理論注重了藝術作品與社會語境之前的關系，但從另一個方面說，它也在哲學話語的框架消解了激進思考的可能性。布迪厄從“藝術界”理論出發(fā)又不局限于此，而是用社會學方法建立了一整套分析“藝術制度”的理論。他通過將審美判斷的特殊性、藝術品的意義和價值等美學問題放到“體制”中思考，從而為社會文化活動提供了堅實的社會學基礎。貝克則認為，無論是藝術品的價值還是藝術家的成就和聲譽，都需要通過“藝術世界”獲得，這源于藝術家的具體行為，也是藝術世界各類行動者的集體作用的結果，他向我們說明，藝術的審美和藝術家的地位并不是天生的、自然的，而是需要藝術世界的運作，因而打破了傳統(tǒng)美學的中的藝術幻象。
四、結語
現如今，隨著教育改革的不斷深入，教師隊伍也不斷擴大。教育人才數量的提高促進了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但另一方面也反應出了教育人才在質量上的不足。教育發(fā)展的不平衡與多元化，要求著教育人才需要具備符合時展的相應素質：既要擁有廣闊深厚的知識基礎，還要具有合作、開放、靈活多變的適應性；不僅要具備運用知識服務實際的能力，還要具有高瞻遠矚、不斷前進、銳意創(chuàng)新的思想與底蘊。這便要求藝術教育人才培養(yǎng)模式必須進行改革，以符合市場與社會的多變需求。
二、以市場為導向的社會藝術教育人才供求關系解析
1、從“供”的角度看社會藝術教育人才培養(yǎng)
教師的職責在于“傳道、授業(yè)、解惑”，所以對教師的培養(yǎng)更應注重對其“能力”的形成。教師作為教育過程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其能力與素質便決定了教育質量的高低。而對社會藝術教育者的培養(yǎng)以及應當形成什么樣的能力觀，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課題。不難看出，當代社會對于藝術教育者素質的要求，已經不只局限于知識的底蘊和個人的能力兩個方面，良好的溝通能力、完善的人格修養(yǎng)、相應的領導能力與正確的價值觀，尤其是對于教師可持續(xù)的研究能力培養(yǎng)都已經提升到研究的范疇內，這些都迫切的要求學校傳統(tǒng)教育模式為此進行相應的改變。培養(yǎng)全面而完善的社會藝術教育者，是教育改革的任務之一，也是當代社會的需要。學校作為教育者主要輸出地，對整個社會藝術教育市場應當有一個正確而清醒的認識。培養(yǎng)什么樣的社會藝術教育人才，以及如何適應復雜多變的社會需求，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歐美等西方國家近百年的現代教育史，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借鑒與警示。各國優(yōu)秀的人才培養(yǎng)模式，可以為中國的藝術教育人才培養(yǎng)模式提供一些可行的道路。以美國為例，就創(chuàng)新性與個性發(fā)展而言，美國的藝術教育在此方面十分完善。美國的學校同樣十分重視藝術教育，他們認為“沒有藝術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與中國不同，美國藝術教育不單單是為了培養(yǎng)專業(yè)的藝術家，而是為了提高國民素質，更多地是為了培養(yǎng)人的創(chuàng)造性。加之《藝術教育國家標準》等國家立法的支撐，使藝術教育在美國素質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良好的教育環(huán)境與人的個性發(fā)展，催生出較為完善的社會型藝術人才培養(yǎng)模式，這對我國目前實施的培養(yǎng)具有創(chuàng)新精神的藝術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而在歐洲，如德國，藝術教育則是另外一種模式。德國的藝術教育十分發(fā)達，但專業(yè)分類并不十分具體與明細化。以美術專業(yè)為例，只有自由藝術、視覺溝通、產品造型與藝術理論四個門類。德國藝術教育的特點在于自由，不要求學生死守規(guī)則，每個專業(yè)的課程都是開放的供學生自由選擇。而對其藝術創(chuàng)作的要求也是不要學術化，要體現個性與思想。另一方面德國的藝術教育要求思路的改變與拓展，認為全面的能力才是一個藝術教育者所應具備的素質。與國內強調專業(yè)性相比，這種藝術教育人才培養(yǎng)模式更有助于人的全面發(fā)展，從而適應社會，為藝術的大眾化奠定道路。同為亞洲國家的日本，藝術教育也走出了自己的特色道路。日本的藝術教育水平也處于世界前列，特別是與美術相關的動漫產業(yè)，也是日本的第三大產業(yè)，已有2000億日元的規(guī)模。日本藝術教育的最大特點在于注重實用性，注重“創(chuàng)意功夫”培養(yǎng)的教育觀念。與中國一樣，同受東方思想的影響，日本的藝術教育在保留自身的同時，也吸取了一定的西方教育思想并將其融合，做到了本土化與國際化的共存。綜上來看，國外先進的藝術教育思想，對當今中國的藝術教育人才培養(yǎng)模式改革具有相當大的借鑒意義。培養(yǎng)什么樣的藝術教育人才，讓人才形成什么樣的能力，這都是應當考慮的。結合自身實際情況，注重藝術教育人才的個性與創(chuàng)新發(fā)展，培養(yǎng)專業(yè)能力的同時兼顧其全面發(fā)展，關注專業(yè)培養(yǎng)的實用性，形成科學正確的能力觀等，都是社會藝術教育人才培養(yǎng)所應做到的。
2、從“求”的角度看社會藝術教育人才培養(yǎng)
在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社會藝術教育也應該符合市場需求。在改變自身條件的同時，不斷迎合復雜多變的社會與市場需求，以增加其核心競爭力。市場需要什么樣的藝術教育人才，學校就培養(yǎng)什么樣能力的學生，而不是單一注重其應試能力的培養(yǎng)。只有符合了社會發(fā)展的需要，才能促成人才的合理就業(yè)，保證教育機構的持續(xù)人才輸出，真正做到供求關系平衡，實現其可持續(xù)發(fā)展。作為一個藝術教育機構，其人才在符合市場需求的同時，也應注重對其全面能力特別是思想道德素質的培養(yǎng)。社會需要專業(yè)能力強且全面的藝術教育人才，同時也注重其思想道德素養(yǎng)，只有培養(yǎng)出全面的實用性教育人才，才能在紛繁復雜的市場中立于不敗境地。當代社會，藝術教育已經越來越社會化、大眾化、普及化。被教育者往往需求的并不是單純的藝術素養(yǎng)的提高，而是提升自身修養(yǎng)與陶冶情操，或是對自身人力資源的一種投資。面對這一部分受眾，藝術教育便不能以傳統(tǒng)的主觀經驗教學來進行。由因材施教到因“需”施教的轉變，注重文藝培養(yǎng)與商業(yè)價值的有機統(tǒng)一，這也是社會藝術教育的一個重要發(fā)展方向。
三、市場導向界圍下的社會藝術教育人才供求關系愿景
1、通才與專才的辯證關系
社會需要的人才能力觀是專才還是通才，這是時下十分熱門的話題。筆者認為，社會需要全面的人才，但這并不意味著通才就是王道。專業(yè)能力的精深，構成一個藝術教育人才的高度；而多面的、廣度的各色能力，是支撐著這一高度的廣泛根基。只有擁有通才的能力，同時不斷精進個人的專業(yè)，才能成為真正適應社會需求的藝術教育人才。
2、學校人才輸出的方向
學校作為教育人才的主要輸出地，其人才輸出決定了教育質量的高低。在當代社會，學校的任務不只是培養(yǎng)教育人才，更應該將人才輸出多元化、專業(yè)化。多方面輸出市場需求的各類人才，增加有針對性的人才培養(yǎng)計劃。這有助于教育資源的高效利用，同時也有利于人才的就業(yè)率不斷提升。
3、社會藝術教育人才的社會適應性
藝術教育人才的社會化，是藝術教育發(fā)展的一大趨勢。從人才走出校園步入社會，到適應社會需求與合理就業(yè)，都需要相當的社會適應性，這也是學校培養(yǎng)人才是應當注意的方面。培養(yǎng)適應社會的藝術教育人才，有助于人才的身份轉變與合理就業(yè)，促成教育改革的成功與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
四、結論
價值觀是人類在各種對象性活動中主體對客體的價值意義的根本看法，是人們區(qū)分是非、善惡、美丑、好壞、榮辱的根本標準，是人們對事物趨、避、親、逆的主導因素，是一定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實質和核心。就其構成來講，主要由價值目標、價值評價和價值取向組成。價值觀教育本質上是引導人們樹立價值意識，增強把握社會生活中價值關系的自覺性，增強生活中的自為性意識、建設性意識和創(chuàng)造性意識。價值觀教育帶有明確的思想性，它從方向上引導人們處理好現實社會價值觀運行過程中的基本矛盾，做到個人理想與社會理想基本一致，個人與社會關系基本協(xié)調，個人發(fā)展與社會發(fā)展相互促進。公民教育的目標是培養(yǎng)國家、社會所需要的合格公民。狹義的公民教育就是公民的權利與義務教育，更強調的是關于如何做一個合格公民的教育，實質上是一種協(xié)調個人與政府社會關系教育，其宗旨在于實現個體的政治社會化、法律社會化和道德社會化?？梢?，學生良好的價值行為直接導源于公民的素質，而正確的價值觀教育則可以使學生的公民教育有所指向，使其公民行為有所皈依。因此，對藝術類大學生價值觀教育只有和公民教育融合起來，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效。
一、藝術類大學生價值觀教育需要以公民教育為基礎
藝術類大學生個性特征比較鮮明。一般來說，有一定的專業(yè)特長，思維靈活，思想開放，想象力豐富，比其他專業(yè)的學生更富有創(chuàng)意性和自我表現性；他們具有強烈的主體意識，獨立意識、自我發(fā)展和自我實現意識，崇尚自強進取、公平正義；政治選擇上求真務實，不盲目崇拜個人權威、追隨大眾。但也必須看到，部分藝術類大學生也有缺失公民精神的一面：
第一，權利意識模糊，主張褊狹。認為搞藝術的應該自由散漫，限制多了會抑制個性思維發(fā)展，影響創(chuàng)作靈感，創(chuàng)作不出好的作品，從而把自由與紀律、個人與集體、個性發(fā)展與學校制度和社會規(guī)范對立起來，對自己權利過度重視，對群體權利相對漠視，對法律缺乏必要的信任。第二，責任意識淡薄，功利化傾向明顯。藝術類大學生大多家境不錯，父母寵愛，自我中心意識較強，把思想和情感交流往往都體現在自己的作品上，相對缺乏與外界和同學的心靈溝通和情感交流，缺乏對自己、對他人、對集體的責任意識；因為學費高，演出、設計、寫生等接觸社會的機會又較多，很多人有過賺錢的經歷，所以，造成其熱衷經濟活動，注重個人眼前蠅頭小利，做事具有一定的功利化傾向。第三，公德意識缺乏，理論與實踐脫節(jié)，他們對公共道德、社會的規(guī)范制度等有一定掌握，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卻存在“知識”與行為的分離和脫節(jié)現象，對善良高尚行為不去效仿，對身邊的負面現象缺乏鞭撻，不遵守公德的現象更是時有發(fā)生。
基于藝術類大學生的特性，在實施價值觀教育時應當將公民素質教育結合起來，首先提升其公民道德素質，才能形成與和諧社會相適應的共同價值觀。一個人如果連最起碼的公民道德都不具備的話，他是不可能有正確的價值觀的。優(yōu)良的公民教育可以使法治理念、社會規(guī)則制度等最大限度地轉化為人們生活中的信念和準則，養(yǎng)成以身作則、敬業(yè)愛崗、關愛他人以及“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公民責任感。只有以公民教育為基礎和中介，才能進一步實施價值觀教育；只有先當好合格公民，才談得上樹立崇高的價值理想和目標、擁有高尚的價值取向。
價值觀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使社會主流價值觀滲透于個人的自我意識中，不斷審查自己的動機、欲望、需要，形成個人為人處世的價值標準和目標，使之符合社會的價值要求和價值目標。但是，一般情況下，價值觀教育大量的是說理、灌輸教育，方法上存在教條主義、簡單生硬的現象，往往會存在兩個瓶頸：一是價值觀教育內容通常是灌輸理想、信念、價值目標、原則和不容置疑的觀點，突出政治信仰層面上的內容，強調遠大理想和超然目標，個人與社會關系層面上的內容相對不足，缺少對理想信念的存在基礎的深入思考與相應引導；缺少對學生當下狀況的現實引導。結果是教育出來的學生人前一個樣、人后一個樣，甚至產生逆反心理。那么，價值觀認知如何轉化為個體價值行為?二是價值觀教育的方法通常是單調、枯燥、填鴨式的政治說教，學生不能面對事實作出判斷，只面對一個先驗的結論，不論相信還是不相信，都必須作為標準答案記住它，結果是你敦你的，我做我的。那么，服從社會價值觀要求的“他律”行為如何轉化為個體“自律”行為?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約翰，帕特里克教授通過研究歸納出世界公民教育的趨勢之一便是內容趨同，即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將公民教育集中于三個方面：公民知識、公民技能、公民品德。要解決上述兩個問題，使矛盾化解，就應當使價值觀教育通過公民教育提供的公民知識的傳授、公民道德的養(yǎng)成和公民技能訓練的中介來實現。
二、藝術類大學生價值觀教育與公民教育相融合的理論與實踐
藝術類大學生是國家未來的藝術工作者，藝術工作要求從業(yè)者必須自身就站在一定的精神高度上，才能創(chuàng)作出好的藝術作品。但他們具有的一定精神高度的價值追求更直接導源于公民素質，導源于主體自身內心的接受和自愿的實踐。而這種接受和自愿的實踐又導源于公民素質的培養(yǎng)。
1 公民知識的傳播幫助實現價值認知
價值觀教育引導藝術類大學生懂得其所從事的藝術創(chuàng)作總是為社會主義事業(yè)服務的，理所當然地應該以表現和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目標、取向和標準，弘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民族精神等。而公民知識的傳播包含基本的訴求，即希望通過公民教育培養(yǎng)公民具有合乎本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制度所要求的遵紀守法的觀念和行為，使其成為忠誠于國家、服務于國家、適應本國主流文化的“合格公民”、“好公民”。例如，公民意識關涉的是純粹的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系，所以，其本質含義可概括為兩個層次：一是每個公民首先是歸屬于自己的國家，這就意味著每個人必須講國格、講民族尊嚴，具有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二是個人與國家的關系超越個人與家族、個人與階級、個人與黨派等的關系，在國家法律的保障下，個人無論是何家族、階級、黨派，都是人人平等的，這就會產生平等意識。因此，大學生公民知識的傳播既能培養(yǎng)大學生的公民意識、平等意識、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意識，也能培養(yǎng)對國家、社會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以及對愛國主義和民族自信心?？梢?，公民教育引導受教育者取得公民行為能力，達到公民要求，卻又把愛國主義等價值觀溶解內化在個體感性認識和要求中，化為行為趨向，引發(fā)價值行為。克服了以往價值觀教育中個人與社會關系層面上的內容相對不足，缺少對理想信念的存在基礎的深入思考與相應引導；缺少對學生當下狀況的現實引導等不足，從而使價值觀的內容通過公民知識的傳播教育滲透和內化在學生心里，實現價值認知。
2 公民道德的養(yǎng)成推動價值行為由“他律”轉化為個體“自律”
事實證明，具有公德意識的公民能夠在一定限度內節(jié)制甚至犧牲個人利益，追求社會整體的普遍利益和長遠利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公民道德的養(yǎng)成可以為其價值觀的培養(yǎng)奠定良好的基礎。作為藝術類大學生，如果淡薄了對祖國、對民族的感情，把躲避崇高奉為時尚，利己主義觀念、急功近利意識膨脹，以個人的利益需求作為標準進行價值評判和取舍，對知識帶來經濟效益的關注大大超越對知識本身價值的追求，忽視知識對自身精神世界的塑造和對心靈的熏陶，就無法成為一個優(yōu)秀的社會精神財富的創(chuàng)造者。藝術類大學生只有首先自覺遵守最低限度的行為規(guī)范，擁有最起碼的社會公德，“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yè)奉獻”才能追求崇高和圣潔的價值理想，從基本的義務走向崇高，其自身的價值行為才能由“他律”轉化為“自律”，才能自覺地將其崇高的價值理想體現到作品上來，才能使其創(chuàng)作的作品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
3 公民技能的培養(yǎng)和訓練促進價值認知轉化為個體價值行為
價值觀教育除了培養(yǎng)價值理性，就是價值引導，即通過向學生灌輸和傳授特定的價值觀(一般為社會的主流價值觀)，使學生對這種價值觀產生認同，并內化為自己價值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在未來能夠自覺地運用它來指導自己的思想和行動。這種價值引導通常是重視對學生的外部強制。具有較強自我中心意識的藝術類大學生對此反感。只有通過實踐性、現實性極強的公民技能培養(yǎng)和訓練實踐使學生具有自由思考和探索的習慣使其在生活中和實踐中通過切身體驗來感知相關的價值觀，例如，可以讓藝術類大學生利用假期或外出寫生、演出等機會開展服務學習旅行活動：學生深入社區(qū)服務，以可持續(xù)發(fā)展、農村教育、環(huán)境保護、如何追求有價值的生活等主題對所服務的社區(qū)和周邊單位的活動進行調查了解。通過這些活動，使學生對各種社會問題產生直觀深刻的體驗和強烈的情感震撼，使其關注社會問題，增強社會責任感，既提升學生的道德能力又培養(yǎng)其對生活和社會的主動價值思考和判斷能力，克服以往價值觀教育單調、枯燥、填鴨式政治說教的方法的不足，通過對藝術類大學生當下狀況的現實引導，使學生價值觀內化在心理，養(yǎng)成內在意志，使價值認知轉化為價值行為。
總之，在理論層面上，藝術類大學生的價值觀教育與公民教育的融合，為建設和諧社會既提供了價值方向、標準，又提供了現實行為規(guī)范。
三、藝術類大學生價值觀教育與公民教育融合存在的誤區(qū)
當然，在將價值觀教育與公民教育相融合的時候，需注意的問題是：不能因為過去價值觀教育在內容、方法上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導致教育效果不夠理想，就將公民教育與價值觀教育混為一談或以公民教育取代價值觀教育。公民道德，屬于基本的社會公德而不是個體價值信奉，他作為公民，又必須受到基本的價值規(guī)范的制約，使公民按照價值目標進行價值行為選擇。事實上，公民在面臨相反或相沖突的觀念和行為時，如何調節(jié)、調整自己的公民活動能力，權衡能力，這種能力需要在價值觀教育中獲得，一定社會價值體系中價值觀與公民教育銜接得怎樣，體現了什么樣的原則，對公民素質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
1 價值觀教育能夠提升藝術類大學生公民素質教育的層次
公民教育的首要環(huán)節(jié)是教育標準的確立，價值觀告訴人們行為活動的最終目的，解決的是為什么而活的問題，直接規(guī)定和指導著人們的活動，為人們提供基奉的是非、善惡、美丑、對錯的標準，為公民素質教育規(guī)定了價值目標。個體在發(fā)生公民活動時，往往從社會的價值觀念體系中去選取一個或幾個標準，用來指導自己在行為的合理性上作出正確判斷；積極的價值觀會使人的言行表現出積極向上的特征。藝術類大學生的公民教育只有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指導，使人受到感召、啟示和引領，使大學生在精神上獲得升華，才能創(chuàng)造出符合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所要求的高尚的精神作品來。那種迷失政治方向、沒有社會責任感、人格低下的藝術作品，是不會受到人民的信任和歡迎的。
2 價值觀教育影響著藝術類大學生個體公民教育的性質
價值標準區(qū)分了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有價值的，什么是應該的，什么是最好的，價值標準影響著公民素質的形成。價值觀教育是否合理得當，勢必影響個體公民素質教育是否得到正確的方向指引，否則，如果價值觀教育搞不好，就會導致人們形成對公民行為的不合理的判斷。藝術類大學生因其從事的工作具有特有的意識形態(tài)屬性，體現著特定時代的文化主流和核心價值體系，并為特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社會主義的藝術總是為社會主義事業(yè)服務的，理所當然地應該成為表現和宣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手段，對他們的公民素質教育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做引導，才能把他們的公民教育引向正確的社會主義方向，使其形成對公民行為的合理判斷，進而使其作品鼓舞和引導大眾，使人們的行為朝向有意義的事物，推動人們去達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
3 價值觀教育規(guī)定了藝術類大學生公民教育的基本方向
關鍵詞：藝術設計;繪畫基礎;教學;評價
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fā)展，社會對藝術設計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多，“美術高考熱”不斷升溫，每年報考藝術類院校的考生日趨增加。藝術設計學科逐漸成為熱門的學科，全國各大?？圃盒Ｒ布娂娫鲈O藝術設計專業(yè)，如平面設計，環(huán)境藝術設計、包裝設計、服裝設計等專業(yè)。但對于報考藝術設計專業(yè)的考生和已經進入高等藝術院校的設計專業(yè)的學生來說，不能簡單地把設計專業(yè)等同于繪畫專業(yè)，尤其是在藝術設計專業(yè)中的繪畫基礎教學方面，不能輕易認為用繪畫造型可以替代藝術設計中的造型基礎，從而忽略藝術設計造型基礎的獨特個性。藝術設計中的繪畫基礎教學定位的是否準確，直接影響到我們藝術設計教育培養(yǎng)目標的實現。
素描、色彩，是所有學習美術專業(yè)學生必修的基礎繪畫課程，在藝術設計教學體系中，把它們作為基礎繪畫教育課程，有我國多年藝術教育的歷史原因。長期以來，素描、色彩課程一直被認為是一切造型藝術的基礎，但在學習設計的過程中，大多數學生很難把基礎繪畫課和設計專業(yè)結合在一起，只注重繪畫寫生和技法的訓練，而忽視藝術設計的專業(yè)性，牽制了學生設計思維的發(fā)展。在過去，我們的藝術教育強調基礎，強調繪畫功底，在這種情形下著實培養(yǎng)了一批批寫實功夫和藝術表現力過硬的畫家，以至于這些畫家至今還陶醉于花費數月表現一個比真的還真實的手工繪畫作品的滿足感受中?，F在的書店里，我們會經常看到一些素描、色彩書籍被命名為“正規(guī)畫法、正規(guī)范畫”的字語，難道除了他們的畫法外，其他人的繪畫風格都是旁門左道嗎？何謂“正規(guī)”，藝無止境，但凡形成一定的范式或風格，即是走到了終點，接下來就是必然要打破它，超越它，這樣藝術才能進步，我們才能創(chuàng)新。如今是一個數字技術、多媒體影像可以輕松去復制作品，可設計藝術卻不能去重復、去拷貝，因為設計追求的是原創(chuàng)性和創(chuàng)新性；目前我們的創(chuàng)新設計、原創(chuàng)設計和國際上一些優(yōu)秀的設計相比顯得有些滯后，看看近年來一些產品造型專業(yè)的萎縮狀況，一些大型的優(yōu)秀建筑環(huán)境藝術設計、服裝設計都來自于國外的設計師即可而知。我們的一些設計師的創(chuàng)造力相對就顯得有些蒼白，這是不是過分強調基礎忽視創(chuàng)造力培養(yǎng)的結果，是不是所謂“正規(guī)”的繪畫基礎教育造成的？這就需要每個從事設計藝術教育工作者重新思考、重新定位我們的“繪畫基礎”和功底的了。
過去，我們傳統(tǒng)的素描、色彩繪畫基礎課的教學內容過分強調物體的造型、色彩搭配、明暗調子、質感、體積、透視關系等方面的要求。這在傳統(tǒng)繪畫教學中能體現出其合理的教學目的性，因為那畢竟是在培養(yǎng)畫家；但在現在的設計教學中如果還過分強調虛實、強調素描明暗調子，而忽略藝術設計教學目標的目的性，忽視對學生創(chuàng)造性思維和創(chuàng)新能力的培養(yǎng)，花上過多時間去進行追求光影的虛實和物象的體積、質感的表現時，會不會覺有些得太奢侈，會不會有好的教學效果呢？既然我們培養(yǎng)的是設計人才，而不是畫家、藝術家，那么它的必要性又有多少呢？一味的對著物象去表現、再現，對著石膏像磨來磨去，會使我們學生失去自己敏銳的觀察力和表現力，更談不上創(chuàng)造、創(chuàng)新了。所以把傳統(tǒng)的繪畫基礎課放在課下，把能培養(yǎng)學生快速造型的設計素描、設計速寫、設計色彩放在教學首位，不失為一種目的明確的基礎訓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