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0 16: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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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價值中立說
關于科學的價值中立的觀點，在西方哲學思想中在較長時期內影響了占主導地位的科學觀和認識論。一般認為馬克斯•韋伯引入了的事實—價值兩分的觀點。他在《社會學與學中“價值中立”的意義》這一經典論文論述了兩方面的觀點[1]。第一點他吸取了休謨的思想，認為在規范與描述之間、在斷言某物實際上是什么與理想上應當是什么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因為我們加于事物的價值不屬于這些事物的真理性，科學關心的是描述實際發生了什么，并且解釋為什么。，科學能夠而且必須注意個人和團體在事實上怎樣做出評價，但他們卻不能從根本上真實地記錄這個或那個事物是內在地有價值的，因而是在范疇上應當被評價的。韋伯的第二個論點是有規定性的。他從不認為價值是無足輕重的，也從不宣稱每個人，特別是社會科學家應當總是避免價值判斷。與此相反，他堅持提出指認與評價的區別，二者不容混淆。一個人在表達價值判斷時，不應當自稱這種判斷是得到科學地確認的；因為事實上這是做不到的。當社會科學家推崇某種行動時，他們應當盡力地說明自己所說中哪些是科學的發現，哪些是具有很不同地位的政策建議。這是知識分子的真誠品質與尊重真理的原則所必然要求的。
20世紀的邏輯實證主義者一般都竭力提倡科學與價值、描述與規范、實然與應然判斷的嚴格區別，要求社會科學堅持價值中立的立場。亨普爾指出，有關科學的價值中立問題，可以說是圍繞著兩個不同的方面而展開，這就是：(1)科學家的實際研究行為，和(2)批判評價和論證科學斷言和程序的論標準。在科學家的實際行為層次上，價值評價作為科學研究的一個誘導因素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道德的準則、審慎的思考和個性等等顯然會影響科學家對所研究領域、問題和所采取的方法的選擇。社會和價值有可能削弱研究某些特殊問題領域的努力，也可能鼓勵人們贊同某些并無可靠根據的。當然，作為一種，科學研究中決定采取或放棄一個特定的假設或理論，將強烈地受到認知價值或準則的影響，這反映在他們堅持某種方法論程序的標準上。[2]
正是在構成研究行為的重要的誘導因素這個問題上，價值評價與科學研究相關聯。因此，必須在心、社會學和科學史解釋科學研究行為時考慮價值評價的作用。然而，這種科學解釋在談到科學家受價值影響的時候，并不涉及任何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它在解釋科學家接受或放棄一個理論時，并不論證這個理論的合理性，或表明這是個不合理的科學程序。而合理性問題要求的是在可以獲得的證據和其他系統的根據的基礎上對理論進行批判的評價。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傳統的科學觀，特別是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主張科學理論與證據關系有明確的客觀標準，并認為這種標準可用證據與理論之間的肯定或否定的的邏輯關系來表示，由此而為科學的客觀性與價值中立說提供了依據。按此觀點，恰當的科學研究及其結果是獨立于研究者個人的成見、信念或態度的，因而可以把某些程序看作違反了科學規范，并可以用對科學以外的價值觀的過度依賴來解釋研究者違背恰當的科學行為的動機。
與上述科學哲學觀點相類似，現代知識社會學(或科學社會學)的鼻祖卡爾•曼海姆也把自然的與文化的區別了開來，把數學、自然科學與宗教、道德、實踐領域等其他方面明確區分開來。“可以說，形式知識在本質上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的。其內容并不受個別的主體及其社會條件的影響。但在另一方面，顯然存在著范圍廣泛的主體事務，它只能由某些主體、或在某些歷史時期被接受，而且從個人的社會目的來看，這也是顯而易見的。”[3]他認為，自然科學具有可重復性，而宗教道德等文化的領域則具有不可比的特征。所以他斷言，意識形態在本質上是非真理的。一般來說，意識形態的特征是對其范圍廣泛的對象進行高度明確的闡述，對其追隨者有權威的明確的命令性。與其他類型的信仰相比，意識形態更加系統化，圍繞一個或數個突出的價值觀而整合。它往往抵制信念的變革，它的接受或推行還往往伴隨著鼓動性的宣傳。誰接受它，誰就要完全服從它，誰的行為就必須完全滲透著意識形態。任何一種意識形態都產生于特定的文化中，因此它不可能與該文化的重要因素完全分開。意識形態故意掩蓋人們的動機與利益，這就迫使利益與對抗著的人們相互欺騙，并用貌似普遍化的方式掩蓋狹隘的局部目的和利益。意識形態不會把系統地追求真理當作自己的一項義務，因而采取取教條主義的認識態度，不愿接受新經驗和真理。作為一種文化的產物，意識形態對社會科學的影響尤其明顯。
曼海姆堅持認為，凡政治的或是涉及世界觀的一切知識，不可避免地都是有黨性的。他因此而暗含的論點是，像政治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均無法擺脫意識形態和黨性的束縛，所以他也承認不同社會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思想。這些觀點引起了美國實用主義者胡克的爭論。胡克在肯定了曼海姆的開創性工作以后指出，困難在于，曼海姆承認，表現階級立場的意識形態和烏托邦，導致在科學意義上被認為“真”的那些關于事物性質的理論和發現，因此，問題就轉移到這些“真理”是否取決于導致探索和發現這些真理的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這一點上。“階級立場和階級利益既然隨著歷史時期而改變，曼海姆認為這問題就成為一個知識社會學的問題。……現在假定科學的處理方法和客觀性是同一的，使曼海姆感到頭痛的問題是：任何一種的科學知識是怎樣成為可能的？曼海姆在他的書中，不同的一頁就有不同的答案，而使讀者對于他真正相信什么完全感到茫然。”[4]實用主義作為一種獨特形態的科學主義思想，對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胡克實際認為，即使存在階級或黨派觀點的相對性，科學(包括社會科學)仍然存在超越主觀價值的客觀性基礎，比如根據經驗基礎所作的證實或證偽的判定。這是我們過去在認識實用主義時所忽視了一個重要論點。
因此，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觀點，反映了西方一些思想家在科學以后對其根本任務的一種認識論的反思。在科學知識系統發展達到一定水平以后，有必要主動排除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的干擾，以相對純化的方式對待其研究，以便適應客觀性的要求。
對絕對價值中立說的批評
韋伯和邏輯實證主義者關于科學價值中立說的觀點，在近數十年受到了西方哲學家主要是歷史主義者和科學實在論者的批評或挑戰。庫恩以來的歷史主義學派深刻地批判了科學的積累發展觀，論證了科學理論的根本轉變不簡單地只是對關于事實的增長了的知識作出的理性反映。而科學不同學派之間的轉換更像是信仰的轉變，沒有太多的合理性基礎可言。勞丹則提出了一種關于科學家理的適中的觀點，指出理性的行動者持有各種目的和關于世界的預設信念，為了合理地接受一個信念，他必須能夠限定與自己的目標和信念有關的推理范圍。勞丹試圖把科學合理性的一般要求與價值論、方法論和事實層次的共識統一起來。
科學實在論者普特南對事實與價值關系的看法具有某些獨特的意義。他公然聲稱自己要為一種幾乎被了的觀點恢復名譽，這種觀點認為事實與價值的區分無論如何也是模糊不清、無法實現的。因為事實陳述本身，以及人們據以決定什么是事實和什么不是事實的科學探究實踐活動，都預設了價值。普特南指出，關于科學價值中立的傳統觀點是建立在科學的工具的成功和多數人的一致意見基礎上的。懷疑價值判斷具有認識功能的一個理由是，它們不能用“科學方法證實”，而且在福柯所討論的倫理學觀點中還強調調，在倫理問題上，人們不可能取得普遍一致或大多數人一致的意見。許多人相信科學理論的正確性可以作出使大家滿意的論證。但在事實上，對于任意選取的一個科學理論的真理性，人們不可能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贊同。許多人對于科學和很多理論都是可悲地無知，至于科學的工具的成功，由于科學的意義決非僅限于它的實際性，故不能由此而推出科學的合理性。所以，用工具的成功與多數主義來證明科學真理的合理性和價值真理的非合理性，這是站不住腳的。[5]
普特南強調，至少有些價值必定是客觀的。精確科學的理性上的可接受性取決于像“融貫性”和“實用的簡單性”之類認識上的優點，因此，至少有些價值詞項不僅僅代表使用這些詞項的人的情感，而且代表了它們適用的那些事物的屬性。如果這些詞項不代表理論的性質，而僅僅代表有關人對理論所持有的“態度”，那么像“正當的”、“充分確證的”、“最有效的解釋”等等，必定也完全是主觀的。因為理性上可接受性不可能比它所依賴的參項更為客觀。因此，至少這些價值詞項具有某種客觀的用法，即某種客觀的正當性條件。同樣，對于倫理學判斷的主觀方面也不能強調過分了。如果說，在科學領域堅持科學是一項客觀的事業，并不等于認為每一個科學問題都有一個確定性的答案，某些科學問題也許有一些客觀的、不確定的答案，那么，在倫理學領域，某些價值見解是確真的，某些是確假的。“總而言之，某些價值見解(以及某些意識形態)肯定是錯誤的，某些見解肯定不如其他見解，在這個意義上堅持倫理學探究是客觀的，同堅持根本沒有任何不確定性的情況這種愚見，是兩碼事。”[6]
由此可見，普特南在科學與價值的關系問題上，竭力從兩方面來闡述二者之間的融合、統一與制約。一方面，他不同意證實主義和舊實在論把事實與價值截然分開的觀點，而堅持科學對客觀真理的追求與融貫性、正當性、實用簡單性和完美性等價值要求的統一，科學的客觀性與多元性要求的統一。另一方面，從倫理價值的角度來看，普特南又不同意主觀主義、相對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價值觀，而認為至少有些倫理價值是有客觀標準或依據的。就認識而言，對于概念構架的任一選擇，都是以價值為先決條件的，在選擇一個描述日常人際關系和社會事實的構架時，在眾多的因素中首先會涉及到人們的道德價值。因此，真理理論以合理性理論為先決條件，而合理性理論又以我們關于善的理論為先決條件。
普特南試圖把事實與價值、真理與價值有機地、內在地統一起來，既不放棄實在論的客觀真理論的基本前提，又不接受事實一價值兩分的傳統觀點。其觀點屬于一種形式的價值真理論，是對那種離開人的能動的認識過程，而僅僅在本體論上強調真理是對實在或事實的純客觀描述的傳統實在論的批評。它告訴人們，追求直理的科學不是與人的價值無涉的中性活動。
那么，是否可以像相對主義者所斷言的那樣，由此而徹底否定事實與價值、科學與意識形態的區別呢？顯然也不能。正如普特南所斷言的，每一個事實都有價值負載，每個價值又都負載著某個事實。這后一命題說明，沒有客觀性依據的價值不能算作真正的價值。因此，這里的價值又與傳統的事實價值兩分觀點所說的價值已不完全是一回事，因為后者主要指的是主觀價值。可見對價值的不同解釋預設了不同的結論。而從根本上說，價值具有主觀與客觀兩重屬性，純粹的主觀價值顯然無法與客觀性或科學性相統一。這里便存在不同層次的價值問題，客觀性與價值只能在科學發展的高層次上統一起來。
中的價值
前面論述了當代西方有關事實與價值關系的一些基本觀點，這些觀點為我們合理解決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問題提供了借鑒。
就本來意義而言，社會科學是以社會為對象的系統的知識探究，因此它在實質上與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體系有所區別。其區別主要表現在基本立場、態度和上。從基本立場來看，社會科學以追求關于社會的事實知識或確切知識為基本任務，因而一般不預設立場。真正的社會科學是真誠而無畏的，無須迎合某些特定的個人或社會集團的口味，因而所采取的態度是合理的懷疑。研究無，一切似乎已成定論或天經地義的東西或結論，都可能成為社會科學家的懷疑對象。即使有可能在研究的過程中否定自己的先前結論或成見，也在所不惜，真正的社會科學家是“無我的”，不怕否定自己。因此，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正是社會科學的題中應有之義。在方法論上，社會科學多用歸納法、統計法等科學方法，以便從具體的社會現象中得出性的東西。盡管歸納法是不可靠的方法，但為了探究事實，社會科學家仍然頻繁地使用，包括統計法等科學的歸納方法。
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的追隨者則與此不同。他們固執地追求信仰，從抽象的觀念、原則、口號出發，竭力為某些特定社會集團的利益服務，因而他們采取的是教條主義的頑固態度，對既成的傳統和信念不敢懷疑或質疑。其方法大多為演繹法，即從抽象的大前提出發，推演出脫離現實的結論，所以意識形態等主觀價值體系盡管也打著科學的旗號，但其論證方式卻十分繁瑣，追求華麗的詞句或動聽的口號，實質則空洞無物，思維也不講究邏輯，經常出爾反爾。歸納法和統計方法在意識形態那里只具有純粹工具的意義，事實成了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還存在一定的區別，前者指的是像學、學、人類學等與科學更為接近的學科，可以采用經驗研究和統計學等手段，后者指的是文學、、哲學、學等更具有文化特點和包含更多價值判斷的學科，往往與特定文化的價值觀分不開。然而，當代的一個趨勢是日益要求人文學科也具有客觀性和科學性，即采用更多的科學方法和論證方式。比如，倫曾被認為只是關于規范價值的學問，但是，20世紀的科學主義者提出了倫理學不能與現實生活相脫離的任務，倫理價值前提應從實際生活的倫理中得出。因此，人文學科如仍停留在傳統的相對價值的水平，永遠自說自話，無法像科學那樣可作廣泛而重復的比較和討論，那顯然是一種落伍的表現。
將人文和社會科學只當作特定社會集團的學問，是其利益的集中表現，甚至提出所謂民族特色的科學、經濟學、政治學等等，這實際上是將這些學科降至不具普遍意義的私學的水平，與占星術、風水術沒有多少區別了。一門學科只有在成為可跨文化共同研究、討論和驗證的學問時，才能成為公認的科學。社會科學也許因為研究對象的文化特色而加入了某些價值因素的考慮，從而有可能研究者對具體社會問題的看法，但每門科學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的公理、原則、范疇或概念，以及公認的研究和驗證方法，包括共同的邏輯工具。比如政治學中的國家、政體、民主制、權利等概念及相關學說，用于民意調查的統計方法和一般數學及邏輯方法，便屬于這種共同基礎性的東西。
當然，如前所述，純粹的絕對的價值中立在科學研究中也只是一種難以實現的理想，類似于烏托邦，而且正如普特南所說，從更高的境界來看，脫離客觀性的價值只是主觀價值，并不具有真正的價值意義。然而，這仍然不能說明科學研究絲毫不需要警惕主觀價值的束縛或影響，妨礙認識客觀性的實現。而且，人的認識與科學發展的高低階段之分，在時間上也有側重點先后的區別。可以說，只有在較低層次上解決了事實與價值相對區分的問題之后，才能實現較高層次上統一的任務。
由此來看我國當前的社會科學研究，仍然在相當程度上處于較低層次的主客不分、科學與意識形態混淆的狀況。舉例來說，倫理學幾乎還沒有脫離規范倫理的階段，對于當前人們實際上如何處理或對待人倫關系，較少作實事求是的描述性研究，一般仍停留在從抽象規范向下推演的水平。誠然，規范倫理是倫理學的重要之一，但作為科學的倫理學還要從事認定事實的工作，這就需要進行某種程度上價值中立的研究，避免把倫理的“應當”誤作“是”。在傳統倫理的研究上更存在事實與規范不分的情況，例如有人把寫在經典中的規范倫理與社會實際處理人倫關系的事實混為一談，幾乎不指出兩者間的區別；更有人將戰后日本等東亞社會的成功歸結為孔孟之道，對于這些國家在長期傳統中形成的帶有自身特點的倫理道德作如此輕率的概括，更顯出概括者社會科學研究常識的欠缺。
至于像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社會科學，也程度不等地存在著事實與價值混淆、應然判斷與實然判斷不分的情況。一些人不懂政策宣傳與事實認定之間的區別，硬是把“應當”當作“是”，不懂得意識形態與科學并不是一回事。立場相對中立的問調查和事實報告，特別是在涉及政治、性等敏感問題上，做得還相當不夠。有時候則以感情代替判斷。例如，某個新興小城市近年在吸引外資和城市建設及環境衛生方面做出了顯著的成績，但其干部在工作作風上卻存在著明顯的缺陷，長期要求機關干部普遍加班加點，休息時間極少，在維護城市衛生時采取了一些明顯違反法律規定的嚴厲懲罰措施等。這些都是涉嫌違反現有法律、侵犯公民權利的問題。但有研究者寫文章把這些歸結為“善良違法”，試圖以其行為結果的某些成績來論證其違法行為的合理性。請注意這里的“善良違法”這一提法，這是用倫理價值判斷來限定事實判斷。如果有點科學的常識，便不會這樣來認識問題。因為事實首先是，這些規定違反了我國現行法律的基本精神，至于行動者的動機是否善意，則完全是另外的問題。以對動機的價值判斷來為違法的行為作辯護，顯然是難以服人的。
造成這些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歷史上的中國社會在“百家爭嗚”時期多種學派并存競爭，源于民間的學問可以被某些統治者所利用，但尚未出現官方壟斷學術的局面。只是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一切學問才被打上了官方的烙印。其結果是歷史、文學、哲學都擺脫不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成為廣義的統治術的一部分，更不用說法學和政治學了。這種情況甚至蔓延到自然科學，如天文學為皇帝訂立歷法服務。當西學經過外國傳教士之手傳到中國時，官方思想已嚴重僵化和落后，采取了抗拒的態度。直到20世紀初的政治和文化變革，才最終沖破了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才得以在在中國生根。然而，近百年史仍然是科學、特別是社會科學爭取相對獨立的奮斗史。實事求是的原則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真正得到貫徹，經歷了百般曲折，至今仍然是項艱巨的任務。一些人習慣于唯上、唯書，偏偏不唯實，連面對現實的勇氣都沒有，制造了許多指鹿為馬、改事實、嚴重脫離實際的“研究成果”，以“遵命為術”為己任。因此，解放思想是項長期的任務，需要克服傳統的體制弊端，使研究者真正擺脫各種束縛，取得真知。
由此可見，我國社會科學研究存在著較普遍的事實與價值不分的問題。當然，社會科學中的事實與價值，客觀性與價值判斷之間的區別不是絕對的、一成不變的。二者在更高層次上可以統一起來。但在較低層次，在社會科學發展的初級階段，注意兩者之間的區別則是更為重要的任務。只有解決了低層次的區分問題，才能解決更高層次的統一問題。另一方面，絕對化地理解科學的價值中立，在兩者之間劃出截然分明的界限，同樣也會陷入烏托邦主義，因為我們只能做到大致的區分。
因此，問題正在于掌握一個合適的度。如果把純粹的絕對的客觀性與完全的主觀價值當作兩個極端，那么實際的研究者總是處在兩者之間的某個位置上。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在相當程度上還處在靠近主觀價值的一端，有必要經過艱苦的努力，更接近客觀性那一端，當然，誰也無法奢望達到徹底的客觀性這一理想狀態，只能盡力做到比較高的客觀性。反之，毫無客觀性的自覺要求，讓科學與主觀價值混淆不清，那就連起碼的科學性也無法保證。
注釋：
[1]論文載于韋伯《論》，1949年自由出版社英譯本，第1—47頁。
[2]亨普爾：《科學中的評價與客觀性》，載科恩等編《25年概覽》版，第277頁。[3]曼海姆：《意識形態與烏托邦》，1936年英文版，第150頁。
關鍵詞：新詩 《女神》 文學價值 文學史價值
在眾多通行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作中，郭沫若的《女神》都被視為新詩經典之作。然而，筆者認為《女神》在詩歌藝術上存在著不少缺憾。在《女神》的閱讀、評價和認識中，存在著審美價值與文學史價值的明顯錯位。
一、《女神》的文學史價值再認識
《女神》在現代文學史上地位頗高，一般的文學史著作都開辟了專門的章節對其進行介紹評述。在流傳廣泛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學者們認為《女神》在新詩發展上的主要貢獻是：“它一方面把‘五四’新詩運動的‘詩體解放’推向極致；一方面使詩的抒情本質與個性化得到充分發揮與重視，奇特大膽的想象讓詩的翅膀真正飛翔起來。”[1]“以嶄新的內容和形式，開一代詩風，堪稱中國現代新詩的奠基之作。”[2]但筆者以為，《女神》雖然突破了古典詩歌的束縛，在文學語言和形式上是詩歌發展史上的巨大革命，但是它的藝術成就并沒有超越中國古典詩歌。在現代文學史上，它的確是新詩的奠基之作，是開一代詩風之作，其地位不容忽視，也不容置疑。但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中，《女神》的藝術成就和影響力并未超越古典詩歌。《女神》是中國詩歌發展史上轉折期（即詩歌由古典走向現代的重要發展時期）的一個代表性作品，但要稱其為穿越時空、具有恒久藝術魅力的文學經典文本卻值得商榷。
二、《女神》的審美缺憾
《女神》藝術上的不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詩歌語言。白話新詩的倡導者曾這樣說過：“詩體的大解放，就是把從前一切舒服自由的枷鎖鐐銬，一切打破；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該怎么說就怎么說。這樣方才可以表現白話文學的可能性。”[3]為了突破傳統文言文學的束縛和藩籬提出這樣的觀點未免矯枉過正，從而走向了事物的反面，形成了新詩藝術的貌似自由實則無視審美的狀況。《女神》中不少詩篇充斥著大量口語白話，這些口語顯得自由隨意而缺乏精雕細刻。這直接導致了《女神》的語言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耐人咀嚼的魅力，失去了詩歌的韻味，感覺不怎么像詩。
（二）詩歌形式。的《談新詩》是新詩運動初期的一份綱領性文獻，其著力張揚的便是“詩體的大解放”，“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詩體，并且詞調曲譜的種種束縛；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有什么題目，做什么詩；詩該怎么做，就怎樣做”。[4]《女神》中的很多詩篇正好符合這樣的詩歌創作觀念。在詩歌篇幅、句式、韻律等形式上顯得比較隨意。詩歌本來就是一種帶著鐐銬的舞蹈，倘若完全沒有束縛，絕對自由，拋棄一切藝術和審美規范，任意為之，詩也就不能稱其為詩了。
（三）激情過剩。在《女神》的很多詩篇中，我們都能看到激情過剩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比如《晨安》這首詩，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向著廣袤的宇宙一聲聲大喊“晨安”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考慮到當時的歷史文化語境，聯系“五四”時代剛剛覺醒的一代知識青年的具體心境，這種波浪翻滾的時代激情，這種袒露直切的情感抒發是可以理解的。但這樣的激情過剩作詩卻并不可取。《女神》中很多詩篇是政治激情、歷史使命感、文化責任感、思想力度與厚度，關乎著社會變革、歷史演進、思想啟蒙，卻與文學審美指涉不多的作品。此外，因為作者把詩歌當作感情宣泄口，因而《女神》中常用的修辭手法基本上不外乎比喻、夸張和排比這幾種，這些修辭手法盡管很有利于宣泄激情但卻顯得比較單一。
總之，在思想與審美的抉擇中，《女神》的思想價值在一定程度上大于了審美價值。思想內容地位崇高，審美價值卻留下不少缺憾。《女神》是新詩史上的經典之作，卻很難稱為藝術上的成熟圓潤之作；是文學史經典，卻不是文學經典。《女神》是奠基之作，在新文學史上也是新詩的濫觴之作。《女神》的這些不足和影響綿延在百年新詩之中，在后來的新詩發展史上，出現了大量的效仿之作。很多這樣的詩成為要么不押韻，要么只押韻的一本本分行散文而已。
三、《女神》文學價值與文學史價值錯位的原因分析
《女神》之所以出現文學價值與文學史價值的錯位，筆者認為，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傳統文學的規范和價值被徹底批判和瓦解。新詩作者們無不主張詩歌創作的絕對自由。正如前文所說，在《談新詩》中說：“近來的新詩發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詩體，并且詞調曲譜的種種束縛；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有什么題目，做什么詩；詩該怎么做，就怎么做”，“詩要用具體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做法”[5]。1915年，在一首詩中說：“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需作詩如作文。”[6]這雖然有利于破除舊體詩詞的做法和格律，但也易給詩人和讀者以誤解，即認為新詩極易創作，仿佛新詩無規范，隨意用白話寫出分行的文字就是詩，從而形成了一股難以阻遏的粗制濫造的浪潮，這無異于新詩的自殺。[7]
（二）白話剛剛取代文言，現代漢語語言幼稚。“詩歌作為語言的藝術，其成敗得失自然與其使用的語言息息相關。中國新詩產生于以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為重要內容的文學革命之中，那么，五四初期的這場語言革命對新詩形式的形成和發展也就有著決定性的意義。新詩是這場語言革命的產物，新詩也必然地在很大程度上承擔了語言革命的后果。我認為，要全面評價中國新詩，這是一個不能忽略的重要視角。”“因為白話語言方式施行的時間尚短，人們還來不及對白話語言的聲音特性和語境特性作出系統、全面的研究，這也難怪寫新詩的詩人們對所用白話的種種特性缺少較深入的了解和把握。”[8]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尤其是作為文學中的詩歌，審美價值的形成對于語言的熟練運用和精準把握近乎苛求。古人作詩都精于煉字，曾有“吟安一個字，拈斷數莖須”“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的“推敲”之功。而《女神》的創作時代是白話剛剛取代文言的時期，還沒有認真研究和探討作為現代文學語言的審美規律性，這是《女神》審美價值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社會歷史環境導致詩人文學觀念的偏頗。“五四”一代的文學家們，都幻想依賴文學改革社會、啟蒙思想，夸大了文學對于社會變革的作用，賦予了文學過多的非文學負擔和因素。郭沫若曾自述：“當我接近惠特曼的《草葉集》的時候，正是發動的那一年，個人的郁積，民族的郁積，在這時找出了噴火口，也找出了噴火角方式，我在那時差不多是狂了。民七民八之交，將近三四個月的期間差不多每天都有詩興來猛襲，我抓著也就把它們寫在紙上。當時宗白華在主編上海《時事新報》的《學燈》。他每篇都替我發表，給予了我以很大的鼓勵、因而我有最初的一本詩集《女神》的集成。”[9]創作《女神》不完全出于文學的藝術的審美動機，更多是為了給體現著特定歷史時代精神和時代情緒的內心的雙重郁積尋找宣泄口。這種文學觀念的偏頗導致了《女神》思想激情有余，含蓄蘊藉不足，沒有能夠形成神完氣足的詩性意境。
四、由《女神》看新詩的發展
由于《女神》是新詩發展史上的代表作品、奠基作品，因此它所體現的新詩的弊端也一直影響和綿延在百年新詩的創作之中。過分注重思想激情，忽略藝術和審美追求，甚至將二者對立，新詩必然走入死胡同。當前詩歌生存境況的尷尬就是新詩發展的一個危險的信號。出現這種尷尬的困境和新詩誕生以來的缺憾與弊端不無關系。
從《女神》遭遇的文學價值與文學史價值的錯位現象來看，聯系新詩遭遇的創作和閱讀窘境來看，新詩發展的重要一點就是不能拋棄傳統，必須吸取中國古典文學的積極營養，豐富和完善審美價值，才有可能創造漢語新詩的輝煌。“但新詩向古典詩詞學習，并非是對其形式簡單襲用便能奏效，而應是通過研究和發現古典詩詞形式與文言語言系統之間的關系的規律，供研究和發現新詩形式與白話語言系統之間的關系作參考，從而促使適應于白話語言系統的新詩形式逐步完善起來。”[10]在這一點上，還需要新詩作者們不斷做出艱辛探索和努力嘗試。
注釋：
[1][2]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頁，第103頁。
[3][5]：《文存·談新詩（卷一）》，上海東亞圖書館，1929年版，第234頁。
[4]：《自序》，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
[6]：《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年版，第85頁。
[7]陸耀東：《近百年新詩：幾分成就，幾分遺憾》，學習與探索，2001年，第2期。
[8][10]朱曉進：《詩歌作為語言的藝術——我看中國新詩》，學習與探索，2001年，第2期。
語文課文內容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切相關，理解課文內容必須與當時的情景結合。例如，在《烏鴉喝水》這篇課文的學習過程中，教師引導學生自己動手疊一只小烏鴉，并準備一個高腳小口瓶子，讓學生自己實踐，想辦法讓自己的烏鴉喝到水。
學生們不斷嘗試，有的學生想到把瓶子放倒，有的學生想到把瓶口用石頭砸破，有的學生想到自己拿瓶子喂烏鴉喝水等等，學生的方法千奇百怪。這時教師導入新課，引導學生自主學習烏鴉是怎樣喝到水的，烏鴉想到了哪些辦法，哪個辦法使烏鴉喝到了水，哪些辦法烏鴉沒有喝到水，為什么那些辦法沒有讓烏鴉喝到水。學生一邊讀課文，一邊實踐，逐漸畫出文章中的幾種方法以及各種方法成功和失敗的原因，也就是逐漸掌握課文的基本內容。同時以小組為單位，展開討論，學生以烏鴉為主體展開思考，有的同學思考，烏鴉用嘴銜著石頭力氣不夠大，打不碎瓶子，而且破的瓶子會把烏鴉弄傷，有的同學說烏鴉力氣不夠大，瓶子倒不了等等，學生在討論中體會烏鴉的智慧，并體會到遇到問題發揮智慧的重要作用。
二、以擴展性學習促進學生知識的鞏固
語言基礎知識的積累和語言理解策略以及語言使用策略都需要學生在實踐中不斷學習，這是學生語言學習的重要動力，為此，要實現課內知識和課外知識的互動。教師作為支架式教學的主導，要以課內知識促進課外知識的學習，使語文學習成為終身學習。例如，在《小鷹學飛》、《青蛙看海》、《狼和小羊》和《狐貍和烏鴉》的相關章節學習完以后，教師引導學生分析這些文章的特點，文章簡短，語言精練，并且都共同說明了一個小道理。教師引導學生閱讀安徒生童話和中國傳統的故事，指導學生通過速讀體會文章所述說的道理，并通過語言轉換向爸爸媽媽、爺爺奶奶以及自己的同伴講述自己看到的故事，這樣的支架就將學生的語言學習擴展到日常生活中，促進了語言學習的持續發展。
三、結語
關鍵詞：文學理論；知識本體論；價值本體論
中圖分類號：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2731(2012)03-0097-05
受尼采以來的反本質主義哲學觀的影響，西方傳統本質主義的哲學觀、文學觀被顛覆，人類文化好像進入了一個虛無主義的“終結”時代。如美國知名學者J·希利斯·米勒于2000年秋在北京召開的題為“文學理論的未來：中國與世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提出“文學消亡論”，俟后即在《文學評論》2001年第1期發表題為《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還會繼續存在嗎?》的文章指出，文學及文學理論必將變成一種虛無的東西，像空氣中的煙圈，難逃消亡的命運。面對國外理論界的這種文學消亡理論，中國文論界掀起了一場關于文學存亡問題的大討論。本文不擬詳述這一討論的具體發生過程，而是就討論問題時不可避免地涉及的兩種方法論視角，即“本質主義”“非本質主義”進行清理反思，重提一種超越于二者之上的價值本體論，最后將對“價值本體論”之于今日中國文學理論建設所具有的重要意義作出初步評估。
一、作為知識本體論的兩種哲學—文學理論觀及其學理反思
(一)作為本質主義的知識本體論及其反思
人們普遍認為本質主義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臘的柏拉圖哲學。柏拉圖在我們這個物質的流變的現象世界之外設定的抽象的永恒不變的理念世界，就已有了本質的影子。亞里士多德在揭示事物得以生成流變的“四因”時，提出的“形式因”就是最原初的本質的概念。甚至于中世紀基督教中的“上帝”，也在本質主義哲學體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可以說在此之前西方哲學中的本質是相對于現象世界而存在的，是隱藏在現象背后的絕對實在，也是決定現象世界得以生成流變的終極原因，是形而上學知識學意義上的本體。
地名源流的研究，是地名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這種在習慣上被稱作地理沿革的研究，在我國有著悠久的傳統，它主要運用歷史考證的方法，憑借豐富的歷史古籍，依靠語源和語義的搜集、整理、分析和綜合，弄清某地在歷史上有過何名，其得名的具體原因何在，而后由于何故發生演變，歷史上的地名某位置在現今何地等相關內容。
由于諸多社會因素的影響，歷史地名往往更換無常。根據地名學的研究，這種影響主要來自政治變動、軍事征服、經濟發展、文化進步與意識形態的作用等。如滅元后明成祖將大都改名為北京，將江寧更名為天京，獨立后的剛果將奧波得維爾改名為布拉柴維爾，這些都與政治變動有關；又如殖民擴張中英國占領津巴布韋后將其更名為羅德西亞，軍事侵略后沙俄將海參崴改名為符拉迪沃斯托克，這些都是軍事征服引起的變化；再如隨著地理知識增長而來的西洋更名，反映了文化進步產生的巨大影響；此外，因避晉愍帝名諱而將建鄴改名建康，因朱元璋登基而將集慶改名為應天，因信仰佛教而將邏些改名為拉薩等，則是意識形態因素的作用所致。
歷史地名的演變，在一定條件下就會趨于穩定，從而變成一直延續至今的名稱。但不可否認，有許多地名由于歷史的風風雨雨，都或早或遲地發生了變化，有的變動之快和次數之多是令人驚異的。在這類地名中，如南京在歷史上的不同時期有金陵、秣陵、建業、建康、白下、上元、集慶、應天、南京、江寧等名稱；又如北京在歷史上的不同時期有薊、幽州、燕京、南京、中都、大都、北京、北平、京師等名稱。
總的說來，探索歷史地名的起源和演變，弄清今名由來，古名位置和古今地名的對應關系，是掌握歷史教材中的相關知識所不可缺少的。地名學的探明的有關的地名特征，如地名的詞語性、地理性、社會性、民族性和相對穩定性，對于史地教學來說，無疑具有相當重要的參考價值，它有利于增加教學實踐的真實、趣味和美感，以及深入理解歷史事件的地理原因。具體來說，其教學價值表現為如下方面：
一、從語言學角度看，地名系由語詞構成，屬于語言詞匯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語詞，它除了有口頭的字音和局部的字形外，更為重要的還在于具有一定的詞義。地名的語詞性特殊，主要體現在它的詞義上。其內涵一是表示特定空間位置上的某一處所，一是指它展現出來的某種確定的含義。如作為地名的華盛頓，它標志著美國首都這個獨一無二的特定的地方，還表現著這是為紀念華盛頓其人對美國所作貢獻而命名的地名。再如我國的尚志市、左權縣、志丹縣等，也屬同類情況。明確了地名詞語性的定名所指和依據，就可以從這兩方面來講清地名。如此，則能便史地教學內容更為豐富、充實，而收其真實、趣味和美感之良效。
二、根據地學的理論，地名的地理性殊性，是指它所表示的地理位置和地理形態而言。從構詞角度上看，它是以通名來表示所屬類型，以專名來表示相互之間的區別的，即對位于不同地理位置和不同地理形態的地方，是通過地名的不同稱謂來表示的。如果說地名的詞語性賦予了它音、形、義的話，那么地名的地理性則使它具有了指位性和分類性的特征。同時，它還以自己的專名部分，反映著被命名地方的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的特征，構成其標志地理形態的基礎。講解歷史地名時尤其應將這兩點體現出來，如太平軍大敗湘軍的湖口，就應指名是鄱陽湖匯入長江處的一個狹窄的水道。
三、地名是社會共同創造的產物，它不是某個特定地點本身，而是該地點的代號或指稱。一個地名的產生，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最初只是被部分提出來并認可，后來在頻繁交往中才得到社會的承認并使用，這樣它就按照人們約定俗成的方式傳播開來。它作為社會的交際工具，要求簡明易記并便于讀寫，于是又不斷向簡化方向發展。在階級社會中，統治者利用起名和改名來表達自己的愿望，遂對地名的演化產生巨大的影響。這種情況，無論是在歷史教學還是在地理教學中，都是應予注意的，因為象長安、安西、鎮南關、綏遠、綏化、懷遠之類地名是俯首即拾的。
四、地名總是由繁衍生息于當地的居民以其語言定名的，這就賦予了它民族性的特征。因此，地名反映著某些民族歷史和稱謂的來源，它在歷史上遷徙路線以及分布范圍，其社會史中經濟文化生活的主要情況，特別是政治史上民族關系的變化和一些重大事件的情況等等。如海蘭泡、尼滿河，薩哈林等皆屬滿語地名，甚至連黑龍江本身也是滿語“薩哈林烏拉”的意譯，可見其皆為久居黑龍江流城的滿族祖先根據自然和人文地理特征而定的地名，說明這一帶地區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在實地教學中講述這類地名時，應當考慮這種特征的重要意義。
評價作為英語課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英語課程的教學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響，尤其是課堂評價因人、因時恰如其分地進行評價，效果更佳。新課程理念要求英語教師站在素質教育的高度，明確評價原則，掌握評價方法，根據英語課程標準全面、科學地實施教學評價。課堂評價應以形成性評價為主，關注學生綜合語言運用能力的發展過程及學習效果。然而在現行小學英語學生評價體系中，一些教師脫離實際，故弄玄虛，目的不純，導致評價出現偏差。主要存在的問題：
（一）評價形式固定，獎勵過頻。評價機制和評價方法單調,過于強調鑒別與選拔功用；評價重心過于關注活動和學業成績的結果,無視對日常教育教學的評價,無視對教育活動的開展、變化進程的靜態評價；忽視對學生學習過程的考查，形式單一，缺少多元化和多樣化。只要小朋友能看圖說出單詞，說出老師設計的問題或操練句型完整流暢，教師馬上獎勵五角星，并把它貼在孩子的額頭上。小朋友自然很高興，同學也羨慕，課堂上馬上會想起啪、啪、啪啪啪的掌聲。這幾種形式，機械、固定，就和表演差不多，特別是公開課、研課教為了追求印象好、效果好，教師用的頻率更高。而且請優秀生回答問題多，獎勵也多，有的學生一堂課會得到好多五角星、書簽等小禮物。公開課、其他學生看了眼紅，失去了原本有一點的學習興趣。
（二）評價內容片面，過于量化。過于注重學業效果,而對學生在教育進程中表現和培育起來的創新意識、實際才干、心思素質、行為習氣等綜合素質評價缺乏有效的評價工具和方法。在課堂上，教師往往把全班分成幾大組，教師分別以數字、顏色、小動物給每組取上好聽的名字，如1、2、3、4，blue，pink，green，red，bear，cat，dog，tiger等,每當有學生答對問題時，就在黑板上給該小組加一顆五角星或用寫“正”字的方法完成，脫離了本課英語教學內容。教師在課堂最后常常統計這些獲獎數字，并把獲獎結果寫在黑板上，獲勝的一組興高采烈，其他幾組就垂頭喪氣。
（三）評價方法單調，缺乏質性。過于重視紙筆測驗，強調量化成績，對表現新的評價理念的新質性評價方法如生長記載袋評價法、表現性評價法及其他考查方式和質性評價方法不夠重視。
（四）評價形式單一，缺少互動。教學中常以教師評價學生為主，教學中仍然體現了以教師為主，教師居高臨下，學生被動聽講，學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受到壓抑。評價對象基本上處于被反省、被批判的位置,自尊心、自決計得不到很好的維護,對評價往往持一種冷漠、應付、統一、厭惡、拒斥或許懼怕、懼怕、逃避的態度,甚至出現詐騙、故弄玄虛的行為;
二、小學英語學業評價的內容與形式
評價是一種獲取和處理用以確定學生水平和教學有效性的證據的方法，它包括了比一般期末書面考試更多種類的證據。對學生的學業成績進行考核與評價，是教學工作中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是對教學結果的評價。發展性英語科形成性評價可以從學生課堂學習評價、學生作業及測試評價、課外延伸評價等方面來進行評價。英語學習評價，是指師生利用科學的方法，按照一定的標準對學生的英語學習活動及效果進行測量與評定，在此基礎上比較、分析學生的學習現狀所達到教學目標的程度的過程。從評價時間來看，評價貫穿于學習的全過程；從評價內容來看，包括對學生用英語進行聽、說、讀、唱、演的技能和綜合運用語言進行交際的能力進行檢測；從評價方式來看，是由師評、生評，自評與互評有機組合進行：從評價性質來看，屬于包含進步測試、診斷性測試、學業成就測試等多元性質的測試；從評價的功能來看，“形成”和“改進”是口語評價的主要功能[2]。評價內容及方法：
（一）學生課堂學習評價方式。
1、課堂表現評價。主要是記錄學生的課堂表現。它包括學生的問答、對話、朗讀、游戲、比賽、會話等活動。教師在上課時可根據教學環節，對學生進行多方面評價，除掌握基本的知識技能外，注重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培養。教師除了多用鼓勵性的語言外，為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利用小學生爭強好勝的心理特點，在教學的各個環節引入競爭機制，設計各種獎項；得獎者發一個小星星，老師每周一次收集記錄學生得到星星的數目。記錄到學習檔案上，做到實事求是、公平公開。學生可以在家長、教師和自我監促下不斷進步。為了便于評價，可采用小組合作學習的方式進行評價。哪一組參與積極、紀律好、表現好可得集體獎。既培養了學生的合作意識，又培養了學生的集體榮譽感。
2、教師評價。教師對學生的評價可以通過描述性的評語及平時學生在課堂上的值日報告、學生參與課堂的積極性等多種形式來進行，具體體現在：每學期或每學年一次的描述性評語，聽、說、讀、寫技能等個人發展評價表，有主題、有準備，每學期每人二至三次的值日生報告，還有課堂討論、隨堂小測驗、當堂效果檢測、課堂提問口頭檢查等等
3、學生自我評價。通過學生自評學習態度、學習習慣和學習目標，增強學習責任感，尋找的個人學習有效途徑。學生自評側重從培養學生良好的學習習慣入手，逐步激發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在自評過程中，教師要重點培養學生誠實做人的思想、道德品質，并通過實事求是的自我評價，學會舉一反三，并不斷改進學習方略，明確下階段學習方向。
4、學生互相評價。學習語言的目的是為了交流、表達思想、傳遞信息，在學習中培養良好的團隊精神。通過互評，學生有機會了解他人的學習并能看到自己的不足，從而對自己的學習目標有了一個更明確的概念。合作意識能夠使同學之間相互學習、互相督促，取長補短，通過評價使學生認識到自己的努力程度、學習動機、合作意識、學習策略等方面與學習效果之間的關系[3]。有利于學生形成比學趕幫超的良好學風。
5、家長評價。家長對學生的評價主要是家長對學生的學習習慣、情感態度、語言知識等方面進行評價，尤其是家長能與孩子一起來關注學習，特別是關注學習中的錯誤，這種做法是值得提倡的。家長評價最終是為了達到教師、學校和家長共同培育人才的目的，提高學生的學習效果。
（二）形成性評價。一是課堂學習表現。包括學習興趣、.參與意識、.合作情況、.答問、.對話表演、課堂守紀等；二是作業、練習表現。.主要評價口頭預習、復習和書面作業、練習：三是英語實踐活動表現。如：自制圖片、卡片和小記者采訪日、編英語小報、情景劇表演、英語歌曲打擂、數字益智游戲、英語詞匯闖關、英語游園活動、小專題講座、課前2分鐘演講等。
（三）終結性評價。主要由口試、聽力和筆試構成。
1、口試
a.Askandanswer（問答）
b.Topic（話題談論）
c.Freetalk（自由交談）
d.Listenandimitate（聽音模仿）
e.Singasong,recitearhymeorachant.（唱歌、背誦詩歌或說唱）
2.聽力：
a.Listenanddraw.（聽聽、畫畫）
b.Listenandnumber.（聽音標號）
c.Listenandjudge.（聽音判斷對錯）
d.Listenandmatch.（聽音連線）
e.Listenandchoose.（聽音選擇）
f.Listenandfillintheblanks.（聽音填空）
3．筆試：主要測試默寫26個字母，聽寫單詞、數字或句子，選擇、判斷對錯，排列順序、填空、看圖寫單詞或句子、連線和.翻譯等等。
三、進一步優化小學英語學業評價策略
新課標強調課程從學生的學習興趣、生活經驗和認知水平出發；倡導體驗、實踐、參與、合作與交流的學習方式和任務型的教學途徑。傳統的評價觀念，其出發點是學科本位，重學科，輕學生發展。要體現新課程標準的實施效果，評價體系應該“正確反映外語學習的本質和過程，滿足學生發展的需要”[4]。為此，要進一步優化小學英語學業評價策略，重視英語學業形成性評價，充分發揮其積極作用，促進新的評價體系的形成。
（一）評價要聲情舉動并用。根據低年級的年齡特征，評價不僅要有口頭評價，還要有體態評價語言。低年級孩子對大人的一言一行都特別在乎。本人在教低年級的經驗中發現，摸摸孩子的頭，拍拍孩子的肩膀，孩子比聽到Good!Verygood更高興，甚至還可以擁抱一下孩子，當然體態語言在課堂上只能用一兩次，不能過多、泛濫。
（二）評價要精神物質并舉。隨著學生年齡的增長，高年級學生只要教師真誠的欣賞與鼓勵，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就會得到激發和保持。教師可適當地利用物質獎勵。例：在教學時，同學和老師都預備了水果，課文中的重點句型是：What’thematter?I’m…Here’s…foryou.學生在答對老師的問題時，老師把相應的物品就送給學生。學生之間互相操練也可贈送禮物，增加友誼。
（三）評價要符合教學內容。評價不僅要與教學內容有關，還要避免過于依賴量化，組與組之間在課后的爭鋒吃醋。例：本人在教學水果時，把全班分成男女兩大組，黑板上畫了兩棵樹，課前剪了不同形狀的水果，得分的一組到黑板上自己貼一個水果，到最后我讓兩組的獎勵一樣多，同時拓展鞏固復數。同學們都學得很開心。策略一：根據學生參與課堂的情況和課堂任務的難易程度，分層次、客觀地對學生的課堂表現進行評價。例：在單詞的拼讀和一味的句型操練，教師只要對學生回答正確與否就可以，而對學生自編對話和看圖編話等比較高的任務進行評價時，表揚的力度要大，除了口頭表揚還可以有物質表揚，哪怕一本練習本。
法學作為一門高等教育的知識學科，其知識體系至少可以粗略地分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形而下的所謂“死知識”。這類知識內容以法律條文的具體規定、名詞概念的具體含義等為代表，掌握這類知識，對于學生而言，主要就是識記，教師稍加解釋和輔導即可。第二個層次的知識是形而上的抽象內容。這類知識以法學教育所要灌輸的各種價值觀、各種理念精神為代表。掌握這類知識更多的是要靠“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的模式，即教師只能將一些框架性的內容傳授給學生，同時加以點撥、引導。對于學生而言，這類內容不能僅僅停留在“知道”的層面，還應當進一步內化為自己的主動認知，只有這樣，才算是教育的成功。這一問題以往常常被我們忽視，在教學過程中，形而上的內容被等同于法律條文一般，教的人認為宣講了即可，學的人認為記住了就行。如此一來，價值觀停留在內心之外，流于形式也就不可避免了。
對此，有學者就從心理學、教育學的角度進行系統研究并提出，價值觀不能僅僅停留在“知道”的認識層面，還應當“內化”。這一認同的內化機理具體來說包含五個環節，即理性認知、情感共鳴、思想轉化、心理調適和沉淀固化。結合目前我們的價值觀教育可以清晰地看出，問題在于現行教育模式把重點放置在了第一個環節，即僅僅強調理性認知這一認識環節，而在這一基礎之上的其余四個環節則幾乎被忽略。事實上，后面的四個環節才是決定價值觀確立的關鍵。
除此之外，我們目前法學專業大學生價值觀教育的不成功還與另外一個原因有關，那就是愈發嚴重的應試化傾向。眾所周知，目前國內法學專業大學生的就業壓力很大。由于這種壓力的存在，它回溯性地產生了一種連鎖反應，導致我們的法學教育走上了一條越來越應試化的道路。具體來說，就業壓力首先影響了高中畢業生的專業選擇，畢業之后的就業難使得很多學生在進入大學之前就對法學專業有所顧忌。近年來一些法學院系招生規模的萎縮即表明了這一點。招生困境反過來會直接影響大學的很多方面，其中就包括教育思路和教育理念。國內前些年熱議的法學教育該不該走向法律職業教育的討論即源自這一背景。同時，國內高校的評估評價體系中看重畢業生的就業率，又返回來推動或者說加劇了這種應試化。就學生自身而言，就業當然更是頭等大事，作為法學專業的大學生，入校以后就會考慮要準備將來的一系列考試，如司法考試、研究生入學考試和公務員考試等。由于這些考試決定了他們未來的人生，因此學生們對其都格外重視，校方由于考慮到就業率的壓力，對此也往往持積極鼓勵的態度。最終，各種因素匯聚成的無情現實使得國內各高校的法學專業教育義無反顧地走向了應試這條道路。
這種應試化帶來的負面效應迅速累積，并引發連鎖反應，使得當前的法學教育陷入到一種退化的困境之中。其突出表現就是對簡單識記的強調，對閱讀和思考的忽視。而這一狀況又與前述第一個原因密不可分，即能夠量化、標準化地以統一試卷的形式加以考查的多是形而下的知識，形而上的知識雖然與此不同，但也只能無奈地與“死知識”一同以試卷形式考查，最終使得知識層次不加區分，考查方式無區別，進而造成教學模式也完全同質化。
以司法考試為代表，探討其與法學教育的關系，以及法學教育自身的定位，是前些年學界的一個熱點問題。經過了多年討論，目前對此基本上已經形成了比較一致的看法，即考試不能成為法學教育的單一化指標，法學教育應當有自身的品格。正如北京大學的潘劍鋒教授所言：“法學教育的性質是多維而非單一的。一方面，法學教育應當注重法律職業知識和技能的傳授，使學生具備從事法律職業的基本素質；另一方面，法學教育不能只限定于法學知識的講授，而應當向學生提供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語言學等人文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的知識講解和學術訓練，使學生養成‘多知識角度的觀點’，并進而培養學生的批判精神和公正氣質。”
二、法學專業價值觀教育的改進路向
《蘇中文學評論選》的出版，在安徽當代文學發展史上具有標志性的意義。這部選集不僅充分展示了作者從事文學評論工作60余年來個人的思想探索、理論進取和審美追求，讓讀者盡情領嘗八旬老人的學養才情、文學智慧與人格魅力，使其成為一部個人文學評論集的范本。這部選集同時也集中折射了作者對安徽當代文學發展歷程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作家、重點作品的梳理、甄別與評判。時空內涵的真實而豐富，理本文由收集整理性辨析的自覺而深刻，又使其具有回首過去，正視現實與瞻望未來的文學史的價值。我相信安徽文學界同仁從中讀到蘇中先生的時候，也同時讀到自己，讀到自己所熟悉的。
倡導時代精神、堅守審美尺度，是蘇中文學評論的核心價值。新時期伊始，他相繼發表了《一個值得注意的傾向》《對十六年提法的異議》《從“真實的辯證法”走到真實的禁區》以及《百家》雜志創刊詞等文章，在國內文學界均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些評論文章，或駁斥某種荒謬理念，或質疑某種錯誤傾向，或提出自我新的見解，評論格調也嚴峻、幽默，平常風采各殊，但都本著求知、求解的出發點。正如他本人所說的：“這些評論是否深刻或是準確得當，我不敢說，但所說全是真話實話，沒有刻意為誰造勢捧場之意，更無對誰挑刺之心，有些批評性或否定性意見，也是當時的認知，只是個人的讀后觀感引發的質疑，并無存心傷人之念。”無論是提出真言批評，還是辨證認同時文價值，或是倡導“兼容的文學評論觀”，蘇中先生都終得其歸之為“美學的眼光”和“歷史的眼光”。可見蘇中先生的文藝評論，始終堅持文學觀的基本價值體系，并且與時俱進，在具體的評論實踐中，注重拓展經典原理的學理框架與價值內涵，注重結合中國民族文學的氣派與風格，使自己的評論文本既不失科學的理論基礎，又富有時代精神的先鋒。
理論聯系實際，面對文本說話，是蘇中文學評論的基本
對中藥材的進行炮制之前，一定要清楚的認識中藥材的性質。對含有毒性的中藥材的炮制，根據不同的情況、不同的要求，采取不同的炮制方法[2]。常見的炮制方法有：凈制法、水制法、火制法、水火共制法。
2凈制法
主要是指藥材通過凈制的處理過后，使毒副作用祛除。例如：白首烏的外皮含有劇毒，經過加工之后，大大降低了何首烏的毒性。又如：巴戟天的木質心中含有大量的鉛，祛除木質心過后，使鉛的含量大大降低。再如蘄蛇：因頭部有個毒腺，并且含有大量的溶血性毒和出血性毒[3]，當人畜被咬傷之后，即內臟出血，所以必須要祛除該蛇的頭部，祛除毒性。
3水制法
水中祛毒，毒性溶解于水中，降低毒性的含量。常用的方法有：洗、泡、漂、浸、潤、水飛等。下面介紹兩種。
3.1浸泡法
長時間的將藥材放進流水中浸泡，已達到祛除毒性的目的。例如：生天南星，該藥含有劇毒，在進行炮制之前，必須要用水浸泡上10天，并且每天都要換水，一直到該藥材沒有白心，口試稍帶麻辣感覺。檳榔的炮制也需置水中浸泡，每日換水，約浸3～5d，撈起置容器內，經常淋水，潤透，切薄片干燥
3.2水飛法
藥材通過反復的研磨，使其成分溶于水的毒性被祛除，從而達到祛毒的目的。例如：雄黃，有效成分As2S2是不溶于水中，但是劇毒成分的As2O3則溶于水；經過水飛制成了極細的粉末，并反復的操作，使其有毒成分逐漸溶于水，降低毒性。一般雄黃:水=1:500以內，水溫大于90℃，除去As2O3的效果最好。
4火制法
借助外力火處理藥材的方法。本法是使用最廣泛的，常見的方法有：炒、炙、煅、煨等。下面介紹兩種常用法。
4.1炒法
4.1.1清炒法
該方法主要是為了降低毒性增強療效。例如：蒼耳子，性溫，味較苦、辛；有毒。將干凈的蒼耳子放進鍋內，使用中火清炒，直至成焦黃色即可，然后碾去刺，篩干凈。該藥經過清炒之后，毒性降低，止痛、祛風濕，并且還能通鼻竅。槐花炭190℃以前制備的，其止血作用隨制炭溫度升高而增強，以190～195℃制成的槐花炭止血作用最強。所以有些藥材清炒時，對溫度的掌握很重要。
4.1.2米炒法
米炒主要是為了矯正臭味，降低毒副作用。例如：斑蝥，性熱，味辛；含有大毒。將米放進鍋中，中火加熱直到冒煙，再放斑蝥混合清炒，直至將米炒成黃棕色再取出，祛除米、頭、足、翅，晾干即可。炮制后的斑蝥，降低了毒副作用，氣味也得到了矯正，并可以內服。
4.2炙法
該方法包括多種：酒炙法、醋炙法、鹽炙法、姜炙法、蜜炙法等。
4.2.1醋炙法
該方法能夠引藥進入肝臟，從而增強活血止痛的功能，降低藥材的毒副作用，緩和藥材的性質，還能矯正臭味。例如：延胡索，性溫，味苦、辛；歸于脾臟和肝臟；能活血、止痛、行氣等。用定量的米醋讀延胡索進行悶潤，直至米醋被吸收完，然后將延胡索放進鍋內用文火炒干，然后取出晾干即可。一般醋炙法100千克藥物，用米醋20～30千克，最多不超過50千克。
4.2.2蜜炙法
該方法能夠降低副作用，矯正辛臭氣味，潤肺止咳、益氣補脾，緩和中藥材的性能等。例如：甘草，性平、味甘；先用水稀釋蜜，再將稀釋好的蜜汁倒入甘草中，攪拌悶潤，放進鐵鍋中使用文火炒至黃色，不粘手的時候再取出晾干即可。蜜炙后的甘草性溫，調和諸藥，和胃益氣等。蜜炙法每100kg凈藥材，用煉蜜25kg。
5水火共制
利用水和火共同炮制藥材，降低或者是消除藥材的毒副作用。通常使用的方法是：煮、蒸、淬等。
5.1煮
將藥材放進適當的容器之中，加上適量的清水煮，用以祛除藥材的毒副作用。例如：川烏，該藥材毒性較大，通過蒸或者是煮4～6h之后，能夠降低毒性。清半夏在炮制的過程中先清水浸泡(夏7天，冬14天左右)，日換水1～2次，泡至稍有麻辣感，再加白礬煮透，或加白面制團切薄片干燥，即得清半夏。
5.2淬
將藥材煅燒紅后，迅速將其放進涼水或者是在醋中，使其達到酥脆。例如：醋淬自然銅(每100千克自然銅用醋25～30千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