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1 17:1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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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世界的通貨膨脹率已經下降到40年來的最低點，這本身也是一個主要的政策成就。鑒于高通貨膨脹率的教訓以及各國間的比較和示范效應，追求低通貨膨脹率成為各國貨幣當局的一個共識：由于許多國家加強了財政約束，從而促進了貨幣約束和實際及預期的通貨膨脹率的下降；一些國家實行了貿易自由化、國有企業私有化、放松產業管制等政策，客觀上降低了生產的成本，從而降低了價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貨膨脹率的下降。通貨膨脹率的下降給一些國家的貨幣當局帶來了相當大的壓力，這種壓力主要來自對通貨緊縮的擔心，事實上，通貨緊縮的現象已經在一些國家出現，它會加重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
其次，全球金融市場的一體化導致國際間的金融傳導機制更加復雜化。在金融市場一體化的條件下，全球的金融資源會在任何時候轉向任何相對活躍的國家或地區，其間的大量資本流動可能會促使正處于擴張階段的經濟體產生經濟過熱和資產市場泡沫的風險，同時，巨額的國際資本流動也會損害一些國家脆弱的金融體系并導致貨幣發生不穩定的波動。
第三，越來越多的國家采取靈活的匯率制度，這將導致采用釘住匯率制的國家更容易受到沖擊，因為這些國家在貨幣政策上喪失了一定的自，無法完全按照本國的經濟發展形勢制定相應的貨幣政策，而只能被動地跟隨所釘住貨幣的發行國調整自己的貨幣政策。在這種背景下，由于9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周期不再與發達國家相一致，當發達國家根據自身經濟發展狀況調整其宏觀經濟政策時，釘住其貨幣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跟隨其進行相應的調整，由于這種調整并不是國內經濟所需要的，調整的結果必然造成國內宏觀經濟不穩定性的加劇。
考慮到金融全球化對宏觀政策的影響。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要注意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第一，通貨膨脹目標要考慮資產的價格。在低通貨膨脹率的良好經濟環境下，可能會誘使投資者承擔風險去購買資產，從而造成資產價格上漲。據此，蕭條經濟學認為，當生產率大幅度提高時，貨幣當局應努力把通貨膨脹率維持在正的水平上，否則名義收入增加從而購買力增加會產生錯誤的利潤信息，這種錯誤的信息往往會導致資產價格的膨脹，并最終造成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有人提議計算廣義的通貨膨脹率，即計算商品與服務、房地產和股票市場三個市場價格的加權平均數作為通貨膨脹率，權數可按三個市場資產量占資產量的比重取值。
1．金融機構維持合適的頭寸，利用利率敏感性金融工具進行交易，都要面對利率風險；在外匯和外匯期權市場做市商或維持一定外匯頭寸，要面對外匯風險等。在整個風險管理框架中，市場風險管理部門作為風險管理委員會下屬的一個執行部門，全面負責整個公司的市場風險管理及控制并直接向執行總裁報告工作。該部在重點業務地區設有多個國際辦公室，這些辦公室均實行矩陣負責制。它們除了向全球風險經理報告工作外，還要向當地上一級非交易管理部門報告工作。
2．市場風險管理部門負責撰寫和報送風險報告，制定和實施全公司的市場風險管理大綱。風險管理大綱向各業務單位、交易柜臺經風險管理委員會審批的風險限額，并以此為參照對執行狀況進行評估、監督和管理；同時報告風險限制例外的特殊豁免，確認和公布管理當局的有關監管規定。這一風險管理大綱為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決策提供了一個清晰的框架。
3．市場風險管理部門定期對各業務單位進行風險評估。整個風險評估的過程是在全球風險經理領導下由市場風險管理部門、各業務單位的高級交易員和風險經理共同合作完成的。由于其他高級交易員的參與，風險評估本身為公司的風險管理模式和方法提供了指引方向。
4．為了正確評估各種市場風險，市場風險管理部門需要確認和計量各種市場風險。金融機構的市場風險測量是從確認相關市場風險因素開始的，這些風險因素隨不同地區、不同市場而異。例如，在固定收入證券市場，風險因素包括利率、收益曲線斜率、信貸差和利率波動；在股票市場，風險因素則包括股票指數暴露、股價波動和股票指數差；在外匯市場，風險因素主要是匯率和匯率波動；對于商品市場，風險因素則包括價格水平、價格差和價格波動。金融機構既需要確認某一具體交易的風險因素，也要確定其作為一個整體的有關風險因素。
5．市場風險管理部門不僅負責對各種市場風險暴露進行計量和評估，而且要負責制定風險確認、評估的標準和方法并報全球風險經理審批。確認和計量風險的方法有：VAR分析法、應力分析法、場景分析法。
6．根據所確認和計量的風險暴露，市場風險管理部門分別為其制定風險限額，該風險限額隨交易水平變化而變化。同時，市場風險管理部門與財務部合作為各業務單位制定適量的限額。通過與高級風險經理協商交流，市場風險管理部門力求使這些限額與公司總體風險管理目標一致。
二、金融全球化對我國金融保險業的正負效應
1．目前中國保險業發展中存在著的不足是由不同原因引起的。比如，在保險供給上，存在著供給總量不足和供給結構上的矛盾。這其中涉及到保險業自身的供給能力、保險的供給價格、保險的服務水準、產業的約束程度、潛在保險需求人群收入水平、社會安全網的覆蓋范圍及保險水準等方面。保險供給能力是指保險業可主動向社會提供的接受和承載保險風險的容量及滿足社會不斷增添的新保險需求的產品創新能力。中國的保險雖然是從西方傳人的，但1949年后的保險發展卻受蘇聯的影響較大。即使是1980年后恢復的保險業也依然延用了原有的經營管理模式，保險的險種設置有限、費率結構簡陋、保障范圍不寬、管理高度集中，保險發展相當一段時間處于“賣方市場”狀態，加之保險公司本身的專業技術條件限制及欠缺創新能力，因而必然會對保險供給直接產生影響。時至今日，在西方一些保險市場已流行頗長時間的一些保險產品，在我國還被當作新險種來看待，在一些工業化國家中常見的保險作法，在我國要靠行政的力量在供需兩方面來推動才可達成保險行為的建立，責任保險領域也存在諸多空白。
2．保險供給價格是保險人向保險購買人提供保險保障的對價條件，具體表現為保險費率的標準高低。保險費率包含兩個構成因素：一是保險人依據大數法則原理計算出來的用以賠償給付某一類風險損失的責任準備部分；二是維持保險人經營所需的行政費用及一定水準的利潤。客觀地講，我國的保險費率雖因險種的不同各有高低，但就財產保險而言，其保險費率水平依然是較高的，而且導致保險費率較高的原因并不在于用以賠償給付的那部分費率因素訂得過高，而主要是在粗放式的經營模式之下，保險公司的行政費用因素占用過大。在保險公司資產構成中，固定資產所占的比例之高在全球保險公司中都是不多見的，人均消耗費用在國內第三產業中也屬較高的水準。過高的費用支出必然會使保險服務價格居高不下。而那些確有保險需求、但又不得不為自己的日常生計精打細算的潛在保險購買人，面對著那一幢幢豪華的保險大廈，面對著那些收入遠高于自己的保險從業人員，面對著以收入的相當部分才可換得的保險服務標準不得不望而卻步，有時更會產生逆反心理，這也勢必會使保險的供給能力被相對削弱。
3．從直接反映保險公司效率的保險經營成果方面看，我國保險業的經營效率也是差強人意的。1999年，在未按國際慣例提取IBNP潑生但未報告索賠）的情況下，雖然國內保險公司在財產經營方面比上年盈利有所增加，但這樣的盈利水準，無論是從保險公司的總資本規模衡量，還是與整個市場的業務規模比較都是極不相稱的。如果把壽險業務的巨額實際虧損與之相抵，可以肯定地說，保險業全年的經營結果是令人難以確信的行業性虧損。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經營狀況，也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國內的保險公司都先后重復著同樣的一種經營模式：以市場規模大小論英雄。在這樣的經營主導思想之下，各保險公司都采取了以拼成本換規模的業務發展模式，竭力在降低保險費率、提高中間人傭金方面不惜血本展開原始性的爭奪，這樣的惡性競爭會給保險業的經營帶來什么樣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保險公司的邊際利潤下降也就不是什么匪夷所思之事了。其次，保險公司按規模比例提取費用的管理辦法也導致越來越多的保險機構忽視承保質量，為更多的提取、使用費用而不講條件地接受一些不應接受的風險，保險公司總、分公司之間形成了一種準關系。這樣的管理方式一方面造成了費用支出非合理的日趨增大，另一方面則因承保質量的下降而造成了承保利潤的日益下滑。
三、我國金融保險業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的應對策略
1．加大改革力度采取制度性措施改革銀行業。為促進我國金融業穩定發展必須深化體制改革，強化國內脆弱的金融體系，而重點在于切實推進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把國有銀行辦成真正資本充足、內控嚴密、運營安全、服務和效益良好的現代金融企業從根本上轉換銀行的經營機制。
2．改革和完善我國金融監管體制，逐步轉變為功能型監管模式。我國目前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監管模式。分業監管在混業經營和金融全球化的條件下，面臨巨大的壓力，無論是基本信息的及時、全面收集，還是對市場波動的隨機應變，都因體制缺陷而可能導致風險事件，甚至沖擊金融穩定性。國內金融機構因受分業經營的限制，在競爭中明顯處于不利地位，尤其是在一些新興業務中，完全處于被動地位。因此，在改革目標上，可借鑒英、日等國經驗，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逐步將分業監管模式轉變為功能型監管模式，從體制上解決現行監管結構和監管理念的矛盾。
3．積極推進資本項目的可自由兌換和入民幣的區域化、國際化步伐。但隨著保險獨家經營的解體，保險市場上多個競爭主體的出現及競爭的日益激烈化，各家公司的服務水平會在競爭中不斷提高。保險公司要想吸引客戶，只有更新保險營銷觀念，在認真研究市場、調查市場的基礎上進行市場細分，根據企業自身優勢及經營特點進行準確的保險市場定位，同時在選準并確定目標市場后，按照客戶的需求開發新產品，拓展保險產品線的長度和寬度，占領并不斷鞏固市場份額。
論文摘要：隨著金融全球化越來越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金融不再只是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正確地認識金融全球化的利益和風險，對于保持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尤為重要。如果只看重其利益而忽視其風險防范，就有可能導致金融危機。在金融全球化步伐加快、開放程度不斷提高、金融創新日趨活躍的今天，我國企業整體競爭力不斷加強，但也面臨著巨大的金融風險。化解風險的關鍵是完善我國的金融體系，提高自身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加強國際合作，爭取更為有利的國際經濟金融環境。只有這樣我國才能夠有效地規避全球化進程中的風險，充分享受全球化的益處。
金融全球化在給世界帶來巨大利益的同時，也使得各國在金融風險發生時難以獨善其身。2007年4月，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及其對全球經濟產生的巨大沖擊，給各國政府再次敲響了警鐘，同時也給各國政府加強國際金融業務合作、協同防范金融風險提出了一個新的課題。發展中國家由于其自身金融體系不健全從而對金融風險的抵抗力顯得脆弱，所受到的影響也往往更大。因此，分析和研究金融全球化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如何進行風險防范與監管就成為國際金融界關注的焦點。
一、金融全球化過程中我國金融業凸顯的風險分析
1978年以前我國的金融處于高度的金融抑制和非國際化狀態。1984年是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分水嶺，之后我國開始建立起以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三大行業為支柱的金融產業，我國金融體制改革開始加快，在這個過程中我國也不可避免地參與到了金融全球化的過程中。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金融安全問題引起了全世界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更提高了各國政府協同防范金融風險的共識。我國金融體系雖然近年發展很快，但仍然不完善，還存在比較多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在環境變化時就有可能被放大并產生金融危機，具體表現在如下方面。
(一)銀行業
我國銀行業遵循審慎原則，有計劃、有步驟、分層次、分階段地對外開放，也正是因為有這樣的特殊原因，我國銀行業存在著特殊的問題。
1、信貸質量差
近年，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持續增加，信貸質量惡化。這些不良貸款的增長，在銀行發生信用問題時風險有可能被放大并成為金融危機的導火索。銀行業的持續發展導致銀行業進入一種表面繁榮，在這種表面繁榮之下實際上隱藏了一系列的矛盾和不足。房價虛高，房地產泡沫不斷膨大，房屋空置率超過國際警戒線并有繼續擴大的可能，不可避免地給銀行造成大量壞賬。所以，國家必須投入大量精力去處置銀行信貸質量，否則銀行業就極有可能發生危機。
2、資金來源單一，資金缺口大
我國銀行資金來源主要以單位和居民存款為主，其中尤以居民儲蓄存款為主。由于目前銀行大部分為國家所有，在有國家信譽做保證的情況下，人們普遍沒有存款方面的顧慮。盡管如此，基層單位卻依舊出現資金供給小于資金需求的現象，放貸方面普遍存在著盲目放貸、違規放貸的問題。
3、資本充足率低
按照《巴塞爾協議》的規定，銀行資本金率不得低于8％，但我國銀行資本金率長期與此相差甚遠。與此同時，風險權重資產也非常之高，其抗風險能力可想而知。高風險、低資本的現狀暴露了國有商業銀行抵抗風險能力方面的問題。
4、內部監控機制薄弱
我國銀行業依舊缺乏良好的權力監管機制，業務流程不科學，監督不力，表現在對操作風險認識不足、風險防范意識差、組織結構設計不合理、治理機制不完善以及監管法律不健全等方面。銀行業作為經營貨幣的特殊行業，按理應是內部控制機制更為嚴格的部門，但屢屢發生的內部監守自盜問題，說明現有銀行內部控制機制尚存缺陷。因此，改善銀行業的內部監控機制，對銀行業來說已是迫在眉睫。
(二)證券業
我國證券業自1992年以來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但我國股市自建立起就遺留下很多問題。與發達國家相比，先天性的缺陷使中國股市很難擺脫政策市和暴漲暴跌的困境，這使得國內證券市場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大大減弱。
1、股市暴漲暴跌，股民投資心態不穩定
我國股票市場受政策影響很大，政策取向的變動在市場上得到充分反映，并通過炒作成倍放大。由于政策的不確定和獲取政策信息的不公平，市場炒作中追漲殺跌的慣性很大。因此，滬、深兩市自開市以來就表現為股價的暴漲暴跌，價格波動幅度巨大，這除了市場操作的因素外，也充分暴露了股民心態的不穩定和股票市場的過度投機。
2、證券業融資渠道有限
目前大部分證券業融資都是股權融資，債權融資極其有限。從發達國家相對成熟的資本市場來看，債券融資占到整個融資渠道的大部分。美國資本市場中債券的發行規模和當年未償還的債券額度都分別占到總量的50％以上。美國公司債券的籌資額度為同期股票籌資的3倍，成為美國公司主要的籌資渠道。由于這種籌資渠道不僅僅能吸取大額資金，而且能夠傳達一個積極的市場信號，顯示公司的經營能力和市場信心，因此，美國公司抵抗市場風險的能力大大增強。
3、上市公司治理結構不科學
我國上市公司多數是國有企業通過改制而來，國有股占絕對比重，“一股獨大”現象突出，導致了我國公司特殊的委托問題——“大股東操縱”和“內部人控制”，使銀行債權約束表現出無效性，債權人不能成為公司的股東，無法進行股權的治理。一旦出現國際股市的異常，“內部信息”相應放大，就會人為加大股市的不穩定性，引致垃圾股驅逐優良股的現象，從而降低股市的質量，增加股市的風險。
(三)保險業
我國保險行業自建立以來，30年中均保持年30％的增長速度，但作為新興資本市場，仍然存在很大的風險。
1險公司的資產實力相對薄弱
與國外市場相比，中國的保險公司實力普遍比較弱。2001年后隨著中國加入WTO、金融市場開放，中資保險公司規模小的弱點日益凸顯。
2、資金運用效率低
我國保險資金運用主要限于銀行存款以及買賣政府債券、金融債券、中國保監會指定的中央企業債券和國務院規定的其他資金。這樣的限制導致了我國保險資金大量囤積于國有銀行，存在著較大的利率風險和通貨膨脹風險，每一次利率的變動都會使保險公司蒙受巨大的利息損失，降低了資金的保值增值能力。
3、保險公司缺乏有效監管
雖然我國1995年頒布了《保險法》，1997年頒布了《保險人管理規定(試行)》，1998年頒布了《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定(試行)》，2000年頒布了《保險公司管理規定》等法律法規，但我國仍然未形成完善的保險法律法規體系。在保險監管方面，我國1999年成立了保監會，對保險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我國保險業發展比較迅速，而保險監管組織和制度建設相對落后，這就導致監管不到位。同時，保險業規模較大，細節繁瑣，其內部監控也沒有達到快捷有效的程度，這些缺陷的存在進一步加大了保險業的市場風險。
二、金融全球化過程中我國金融業應對風險的措施
(一)完善我國金融體系，提高自身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
1、完善市場競爭體制，提高金融業競爭能力
第一，加快政府職能的轉變，將政府工作重心逐步轉向培育市場競爭機制和競爭能力、維持金融秩序、鼓勵金融創新、加大監管力度的軌道上來。從我國國情看，國企改革和政府行為是與國有商業銀行產權制度改造密切相關的外部條件，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所存在的問題是造成國有商業銀行競爭力低下的重要外因之一。為此，必須從整體上把握國企改革和金融體制改革的內在聯系，加快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再者，在傳統體制下，政府為了挽救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經常干預銀行的貸款決策，不但加大了企業的依賴性，也使得銀行的競爭力不斷減小。目前，急需對國有商業銀行內部進行治理，建立經營權、所有權和監督權分立的制度框架，形成合理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擺脫政府的行政干預，使銀行的市場化經營獲得制度上的保證，真正實行自主經營、自擔風險的經營機制，實現與政策性金融的徹底分離，建立符合市場經濟的資產負債比例管理機制和嚴格的激勵與約束機制，規避風險，實現利潤的最大化。第二，積極發展民間金融機構，構建多層次的金融市場體系。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民營經濟獲得了長足發展。但是，國有銀行由于體制上的弊端，一直不能為民營經濟提供充分的金融支持。這一方面造成民營經濟的金融服務缺失，另一方面使國有商業銀行缺少體制外的競爭，沒有形成真正的市場競爭力。因此，積極發展規范的民間金融機構，培育金融業競爭機制，已成為我國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此舉既有利于民營經濟的發展，也有利于營造競爭的金融業體制環境，使國有金融機構的改革獲得必要的壓力和動力。第三，金融機構要適時調整貸款結構，關注那些具有國內市場需求前景，能夠推動國內消費結構升級的大中型客戶，在貸款規模上向它們傾斜。避免過度依賴外向型企業的傳統習慣，以提高風險資產的風險分散轉移能力，優化貸款結構。
2、加快金融創新
針對目前我國金融創新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政府首先要修正過去主要以行政手段為依托對金融創新所采取的單向驅動行為，代之以宏觀間接調控機制，正確引導企業的金融創新沖動，控制金融創新所可能帶來的風險。其次要打造金融創新的微觀基礎，選準創新的突破口，實行金融制度、金融業務、金融組織創新，并把三者有機結合起來，在借鑒國外資本市場先進經驗的基礎上，走一條既符合中國特色又同國際接軌，并能有效防止金融風險的金融創新之路。我國金融機構之所以缺乏自主創新的動力，與金融機構本身法人治理結構不完善，缺乏激勵和約束機制不無關系。
3、加強金融機構風險資產價值計量和風險度量
要積極引進消化吸收國外先進的風險資產定價方法和定價工具，對金融機構的風險資產及時計量，并結合我國實際進行創新，建立具有我國特色的風險資產定價體系。在風險度量方面，要大膽引進國外已經成熟的度量模型和度量工具，組織力量進行研究和改進，通過實際檢驗，逐步建立更科學、更符合我國自身特點的風險度量模型和工具，為決策者提供詳盡的風險信息。
4、加強金融監管
第一，加強對金融業的內部約束。建立有效的內部監督系統，確立內部監控的檢查評估機制、風險業務評價機制以及對內部違規行為的披露懲處機制，做到對問題早發現，早解決。建立嚴格的授權制度，各級金融機構必須經過授權才能對相關業務進行處置，未經授權不能擅自越位。要實行分工控制制度，確保授權授信的科學有效性，建立對風險的分割控制。第二，進行金融業行業自律建設。要對所屬成員定期進行檢查，包括業務檢查、財務檢查和服務質量檢查；要對成員經常性業務予以監督，包括對業務運作的監督指導，對可能出現的風險和違規行為的預防與處理。第三，加強法律法規制度建設。完善金融立法，以規范各種金融業務的運作。央行及金融監管當局要強化金融執法的力度，嚴格執行市場準入、市場交易和市場退出的相關法規，建設良好的金融運行環境。第四，建立風險預警和危機處理機制。重視資金的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確保銀行的清償力；提高呆賬準備金比率，充實風險準備金；建立存款保險制度，保護存款人的利益，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建立國家專門的金融危機防范機構，統一權限，協調行動，以便在危機發生時高效率地解決問題；完善援救性措施，對遇到臨時清償困難的金融機構提供緊急資金援助。在整個宏觀層面，應加強國內金融機構之間的信息共享和互通管理，并同國外相關機構建立合作關系，實施對金融市場貨幣流量的監控，并制定相應的風險預警標準，及時將有可能引致金融風險的信息傳到各金融機構，建立有效的預警機制。
(二)加強國際合作，爭取更為有利的國際經濟金融環境
第一，加強與跨國金融機構的母國監管當局的信息溝通，按巴塞爾要求對金融機構實施全方位監管，對不符合監管條件的外資金融機構要堅決予以阻止。第二，針對流進與流出我國金融市場的國際資本，建立相關的動態跟蹤數據，與相關國家實現數據互換，使資本流動特別是短期資本的流動置于國際監管之下，為政府間多邊監管合作及救助提供依據。第三，鑒于現有國際金融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已跟不上金融全球化發展的步伐，我國應同有關國家一起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積極參與新的游戲規則的制定，促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職能的轉換。加強同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的有效合作，擴大話語權，以期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國際金融新秩序。面對此次危機給美國帶來的困境，加大對國際主流金融機構的股權投資，以獲取知情權和控制權。投資策略上應選擇積極穩健的分散組合，以取長遠效果。
一、應對金融危機與對外開放的關系
從經濟運行的角度看,在貨幣信用制度下,產品供給與產品需求的脫節,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分離,為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的爆發提供了可能性。不管是實體經濟的供求失衡,還是虛擬經濟中的資產價格泡沫,只要蓄積到一定程度,就會導致金融危機甚至經濟危機的爆發。經濟學已經對產生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根源做出了深刻的解釋。
從大歷史觀的角度看,金融危機是人類經濟運行不可或缺的周期性調節機制,是緩和或化解全球經濟基本矛盾的重要渠道。在當今產品過剩和買方市場的格局下,全球經濟存在著生產能力過度擴張與全球消費有限增長之間的基本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給方,即限制供給的過度增長。在供求矛盾積累過程中,要么通過并購來約束生產能力的過度擴張并淘汰部分以落后工藝技術所支撐的生產能力,以緩解矛盾;要么通過金融危機來強行消滅部分生產能力,并大規模集中淘汰過時陳舊的技術,為下一輪技術創新創造條件。顯然,前者只能治表、但社會成本很小,后者調整力度很大、社會成本高昂。可見,金融危機是強制性地緩解經濟矛盾的一種方式。
正因如此,盡管發生在美國的次貸危機演化為全球金融危機,具有了廣泛而嚴重的全球影響,是在各國經濟聯系不斷加強、經濟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的背景下,一國的經濟矛盾向其他國家轉嫁和擴展的結果,但把全球金融危機歸因于經濟全球化和對外開放,卻是站不住腳的。全球化只是使金融危機具有了新的表現形式,但全球化和對外開放并不是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源。
如果沒有經濟全球化,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當然不會發生全球金融危機,也不會在全球金融危機中受到沖擊。但經濟全球化是生產社會化發展的表現。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國際分工的深化,社會總資源的配置必然要通過世界市場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商品、資本和勞動力的流動跨越國家的界限,市場經濟日益具有國際性,國際貿易不斷擴大,跨國投資不斷增加,包括銀行貸款、票據融資和債券發行在內的國際金融市場不斷發展。經濟全球化是生產社會化發展的必然趨勢,對于生產力的發展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全球化促進了國際分工在廣度和深度上的發展,加速了商品、資金、信息和勞動力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加快了知識和技術傳播與擴散的速度,密切了各國和各民族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依賴,提高了全世界資源配置的效率,導致了社會財富的日益增長。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經濟全球化有利于它們更多地獲得資金尤其是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加快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有利于它們更好地利用自身優勢,開拓國際市場,發展對外經濟貿易;有利于它們更快地得到先進技術、管理經驗,發揮后發優勢,實現技術跨越。對于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如能加以正確引導和駕馭,可以促進各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也有利于世界經濟的發展和國際社會的穩定。因此,盡管當今世界的經濟全球化在本質上是資本的全球化,但經濟全球化代表了人類社會的光明未來。我國也是經濟全球化和對外開放的主要受益者。
不僅把全球金融危機歸因于經濟全球化是錯誤的,應對金融危機過程中排斥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也是沒有出路的。排斥對外開放,可以規避金融危機的影響,但同時也必然阻礙發展,陷入落后與貧窮。只有完善對外開放管理體系,建立有效管理全球化經濟的制度體系,才能最大限度減少金融危機的沖擊;各國只有在加強國際協調合作中,協同行動,避免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主義,維持多邊貿易規則的正常運行,才能盡快恢復國際貿易的活力,避免包括出口需求在內的社會總需求深度下滑,早日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
二、保增長與保就業、發展加工貿易的關系
在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影響下,出口需求下滑,貿易保護主義可能抬頭,我國出口由人世后2002~2007年年均增長27.5%下降到一位數的增長甚至零增長,而目前為出口進行生產的勞動力已經超過1億人,就業競爭更加激烈,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區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貿易企業大量撤離、關閉,內地也有一些企業開始裁員,失業壓力不斷上升。來自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數據顯示,2008年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2%。但這并未包括城鎮未登記失業的情況,更沒有反映農民失業情況。前不久,由農業部組織的抽樣調查中,根據農民工輸出較多的15個省、150個村的情況看,全國外出打工的1.3億農民工中,返鄉率38.5%,60.4%是正常的春節探親,39.6%失業回鄉,失業比例15.3%,有2000多萬人。金融危機不僅使大量農民工失業,加劇農村失業問題,而且許多城鎮的企業在收縮業務、調整職能部門中裁員,城市的失業問題也同樣在加劇。在金融危機向實體經濟蔓延的過程中,保就業理應成為社會最關心的問題,也應該成為政府干預的首選目標。
保增長應該作為增加就業機會的手段,而增長本身不是目的。一般而言,通過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率,可以提供一些就業機會。奧肯定率描述了經濟增長與失業之間存在替代關系,經濟增長率提高可以降低失業率,但“奧肯定率悖論”也比比皆是,高增長與高失業并存的現象并不鮮見。這是因為:資本有機構成不同,同樣的投資對就業的需求就不一樣,資本有機構成越高,對勞動力的需求越少;資本有機構成越低,對勞動力需求越大。如果經濟增長主要是由資本、技術密集型的產業增長拉動的,增長對就業的貢獻就小。伴隨著社會資本有機構成提高,會產生擠出就業的效果,如果擠出就業大于新增就業,不僅不會增加就業,反而會在經濟增長中伴隨失業率上升。另外,投資、消費和出口的增加反映為增長,但在經濟危機、企業庫存超出正常水平的情況下,投資、消費和出口增加往往是企業消化庫存、庫存下降的過程,企業不會馬上增加雇員。
為了降低失業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不僅要保增長,更應該考慮支持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特別是在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貿易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嚴重沖擊的條件下,要放棄理想主義的主張——勞動密集型加工貿易附加值低,限制其發展,人為增加其成本、降低其利潤率,逼迫其轉型,而應該幫助其度過難關,在財稅、金融信貸政策上繼續給予支持,以保持或增加就業;應該大力發展中小企業,中小企業的資本技術構成較低,同量資本如果投資于若干中小企業,會比投資于資本技術構成高的大企業提供更多就業崗位;應該鼓勵民營經濟發展,民營經濟的經營目標單一化——追求收益最大化,在勞動力價格便宜的條件下,它會選擇使用勞動力替代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對就業貢獻更大。還應該運用財政稅收、信貸政策等,幫助返鄉農民工創業,幫助城鎮失業者創業;鼓勵企業縮短工時、減少裁員。
從長期看,一方面,中國每年還有約600~700萬的農民從土地上走出來進入非農產業就業,形成龐大的、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的供給,這一過程至少還要持續十到十五年,即務農勞動力僅需1.8億左右,上億農民需要轉移出來。在農村勞動力大規模轉移的過程沒有結束之前,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基礎就不會改變,人為排斥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的政策就是不可取的。另一方面,在我國工業化加速發展過程中,必然伴隨著企業競爭加劇、市場集中度提高、社會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而企業的兼并、重組,以及技術進步,又會不斷擠出就業。在我國大部分產業還沒有形成企業適度規模經營和適當集中的市場結構的情況下,失業問題就構成我國的長期問題。因此,在經濟發展中尋求降低失業率,應該成為我國的長期戰略性課題。
三、擴大內需與擴大外需的關系
受金融危機影響,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放慢,甚至出現下滑。據IMF1月28日的預測,2009年全球經濟僅能增長0.5%。發達國家下降2%,其中,美國下降1.6%,德國下降2.5%,日本下降2.6%,法國下降1.9%,英國下降3.1%。唯一增長的經濟體——新興經濟體增長速度降為3.3%。全球將會出現5100萬人失業。
由于全球經濟增長下滑,我國主要的貿易伙伴歐盟、美國、日本經濟衰退,全球失業上升,海外市場需求明顯下降,全球貿易增長放緩,我國的出口增速迅速回落。在我國出口依存度已經超過35%的情況下,出口增速下滑使出口對社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下降,吸收就業的能力減弱,加劇國內經濟困難。為了彌補外需下滑,擴大內需是不可或缺的選擇。我國已經出臺了一系列擴大內需的政策措施。
內需包括國內投資需求和居民最終消費需求兩個方面。增加投資可以擴大內需,但投資的增長必須與最終有效需求相適應,否則,又會造成投資過剩。因此,擴大內需的根本在于擴大國內居民的最終有效需求。而居民最終有效需求的增長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居民支付能力提高,二是需求意愿提高。居民的支付能力和購買力提高了,又愿意花錢消費,消費需求才能增加。要提高居民支付能力,就必須增加居民的稅后可支配收入;要提高居民的需求意愿,就必須減輕未來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改善居民的風險預期,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我國擴大居民有效需求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效果,2008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分別增長8.4%、8.0%,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比上年同期增加4.8個百分點。但居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預期普遍不樂觀,2008年人民幣存款增幅快速上升,居民儲蓄存款增加4.63萬億元,與2007年相比增長4倍。而居民儲蓄存款快速上升蘊含著潛在消費轉冷的壓力。改善居民的風險預期困難不小,仍需政府長期努力。
另外要看到的事實是:長期以來,在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我國投資、出口的增長率一直高于消費增長率,這被許多人稱為消費增長乏力。但近五年來,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一直保持兩位數以上的增長(2004年增長13.3%,2005年12.9%,2006年13.7%,2007年16.8%),2008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已經增長21.6%,明顯高于出口的增長。盡管仍然存在擴大國內居民消費需求的余地,未來也仍然有一定空間,但兩位數以上的消費增長已經不能稱是太慢,提高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率的空間并不是很大。我國還必須高度重視出口的增長。應把擴大內需與爭取外需增長結合起來。
擴大內需與發展出口貿易、擴大外需并不是對立的。我國不僅在擴大出口中獲得大量直接的比較收益,而且因為開拓了海外市場,形成有效的國際市場供給,大量閑置的資源,包括勞動力、資本、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結合起來,形成實際生產力,有效帶動了我國經濟增長,這是我國三十年來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力。海外依存度高是我國現實經濟條件決定的。在當今國際金融危機面前,海外需求萎縮,擴大出口難度增加,積極擴大內需是應對金融危機的現實選擇;即便金融危機過后,我國的長期發展也離不開擴大內需。但不能把擴大內需與開發海外市場、擴大出口對立起來,不能把擴大內需理解為排斥發展對外貿易。無論是應對金融危機,還是謀求長期發展,中國都應該繼續把擴大外需作為重要支點和經濟政策的重要內容。
四、保增長與深化改革的關系
在應對金融危機中,利用財政政策,擴大財政支出和政府投資,是見效最快的政府干預手段,可以避免由于海外市場變化導致國民經濟增長速度過快下滑。
在中央政府出臺兩年內增加投資4萬億元的政策后,地方政府立即響應,提出增加總額達18萬億元的投資計劃,充分顯示出我國政府動員資金、主導投資的能力。一時間,政府投資、政府選項目,成為社會經濟活動的重要內容。正因為如此,在政府配置資源的過程中,極容易導致對市場力量排斥和對市場機制的扭曲,使市場取向的改革進程放慢,造成舊體制復歸。
政府投資充其量只是誘致性投資,其根本作用在于產生乘數效應,帶動民間投資增長,從而拉動經濟增長和就業,而不是要替代民間投資,更不能產生對民間投資的擠出效應。在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增加政府投資的同時,還應該實行減稅的政策。減稅,同樣可以產生刺激投資、消費需求的乘數效應,而且不至于產生對民間需求的擠出效應。更重要的是,為了避免舊體制復歸。在擴大財政投資過程中應該積極謀求改革。如提高財政投資透明度,加強財政預算披露,強化財政投資監管;在財政投資中注重基礎設施建設和增加公共產品供給;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分配體制,在增加財政投資中謀求縮小個人收入差距和地區差距;進一步改革計劃管理體制、投融資體制,把保增長與推進改革結合起來。
五、保增長與調整經濟結構的關系
在應對金融危機中,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三線并舉,是把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結合起來的做法。但顯而易見,保增長、擴內需與調結構之間并非沒有矛盾,如果處理不當,就會顧此失彼、雞飛蛋打。
擴內需是保增長的手段,既是在金融危機影響深重條件下的急迫選擇,也是長期經濟發展戰略調整的需要。擴大投資和居民消費,可以彌補外需下降造成的不利影響。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但在需求擴張中,一些本該淘汰的生產能力又有了市場需求,過剩的鋼材、水泥、建材、家電、副食品等又有了銷路,企業調整產品結構、投資結構和創新的壓力減弱,市場出清過程被延長,使社會經濟結構調整步伐放慢;在保增長中,政府出臺的一系列企業救助、產業救助措施,可以維持企業利潤水平,避免企業大量倒閉,但同時也意味著在競爭中一些企業生存危機解除,調整產品結構、謀求技術創新、開拓新的生存空間的動力減弱,這又容易導致企業繼續維持原有的增長和擴張方式,忽視產品結構、技術結構、產業結構和區域結構調整,使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調整社會經濟結構的進程放慢。反過來,要加快經濟結構調整,一批企業必然要退出生產,這又會使社會投資放緩,經濟增長放慢,失業增加。
保增長,不是維持落后生產能力和落后生產方式的生存,也不是通過簡單維持落后的生產技術條件和經營模式換取經濟增長。必須把保增長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結合起來,把保增長與推動企業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和提高創新能力結合起來,果斷壓縮高污染、高消耗和嚴重的資源依賴性產能。
六、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的關系
張瑞君，教授，博士生導師，自1992年以來，在中國人民大學主要從事會計、財務管理與信息技術相結合的交叉學科的研究和教學工作。2002年在中國人民大學獲得經濟學(會計學)博士學位，2005年赴美國加州大學任訪問學者，2007年在美國哈佛商學院參加PCMPCL，案例寫作與案例教學研究(Executive Education Program on Case MethodL目前，主要社會兼職沖國注冊會計師(CPA)、國家企業信息化技術改造投資項目咨詢評審專家，國家“863”計劃項目評審專家、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評審專家、中國會計學會會計信息化專業委員會委員、財政部會計信息化委員會咨詢專家、國家會計學院、北京大學等大學的外聘教授。
張教授長期從事高等學校信息技術與財務管理和會計管理相融合的交叉性學科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并在企業集團財務管理框架的構建、IT環境下財務集中管理、預算管理模式、資金集中管理，以及IT環境下公司理財與管理決策等理論和實踐方面有著較深的造詣，張教授已主持與參與教育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高新技術“863”等科研項目9項，如211工程項目《財務會計計算機教學模型研究》于2000年獲教育部優秀項目及標志性成果；作為負責人主持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IT環境下價值鏈管理與價值鏈會計研究”在2008年獲得“優秀”評估結果。近年來，張瑞君教授出版著作11部，如《網絡環境下會計實時控制》、《E時代財務管理》《CFO叢書》、《計算機財務管理――財務建模方法與技術》、《財務管理信息化――IT環境下企業集團財務管理創新》；公開發表學術論文五十余篇，《網絡環境下會計事中控制研究》獲首屆楊紀琬獎學金(優秀博士論文)，《IT環境下企業集團財務管理模式創新研究》獲第四屆中國會計理論與實務前沿國際研討會最佳優秀論文獎(香港國際會計學會)，《企業集團信息一體化和內部報告問題研究》獲大型企業集團財務管理熱點難點問題研討會優秀論文獎(中國會計學會)等。
近年來，張教授和她的研究團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業集團財務共享服務(Finance Shared Service)和企業集團司庫管理(Treasury Management)領域。張教授認為，第一，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的推進，將各個分子公司的一些財務職能剝離出來，設立在財務共享服務中心，并且由財務共享服務中心通過網絡為各個分子公司提供財務服務的模式正在成為跨國企業集團廣泛關注和采用的一種新的財務管理模式。第二，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隨著企業集團金融資源的不斷增加，如何在全球范圍內合理配置金融資源，如何應用金融衍生工具規避企業集團的因利率、匯率等市場環境產生的金融風險，如何實現企業集團資金、融資、投資等的統一管理，支持企業集團全球化戰略實現，司庫管理體系構建和產融結合的研究正在成為先進跨國企業集團關注和采納的另一個財務管理熱點。張教授先后在50佘家企業進行管理信息化典型案例研究工作，撰寫了大量有關企業信息化建設成功案例。2010年7月在《會計研究》發表的《企業集團財務共享服務的流程再造關鍵因素研究》一文，以中興通訊共享服務管理為研究案例，提煉和確立了企業集團財務共享服務流程再造的關鍵因素，以及實現路徑。從理論層面看，填補了輔業務流程－財務共享服務業務流程再造的關鍵因素研究的不足，豐富了流程再造理論。同時對企業集團財務共享服務的研究進行了豐富，從共享服務概念、價值的界定研究到應用案例研究，揭示了企業集團財務共享服務的流程再造關鍵要素和實現路徑；從實踐層面看，研究結論對正在探索如何構建企業集團財務共享服務中心，以及如何確立其關鍵要素和路徑的中國企業集團來講，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2010年在《財務與會計》發表多篇論文《資金集中管理模式下的企業集團票據管理研究》、《中國企業集團司庫體系構建的戰略思考――以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的最佳實踐為例》、《中國企業集團司庫管理的職能構成研究》、《運用久期模型進行利率風險管理――基于企業集團的視角》、《企業集團司庫高級管理職能風險管理――利用金融衍生工具進行套期保值》等論文，對于豐富企業集團財務管理理論和指導企業集團強化金融資源管理特別是資金資源管理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張教授還積極參加財政部、國資委、中央國家機構高級財會人員繼續教育培訓工作，為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建集團、中國航天集團、TCL集團等集團管理層講授“會計信息系統”、“E時代財務管理”、“IT環境下企業集團財務管理創新”等課程。張教授的教學與研究工作的成果為進一步深化企業集團財務管理改革與創新，支持會計信息化戰略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許多研究成果已被企業和我國政府有關部門所采納，為我國開展管理信息化工作做出較大的貢獻。
[關鍵詞] 金融全球化；金融保險；應對策略
一、金融市場風險的管理策略
1.金融機構維持合適的頭寸，利用利率敏感性金融工具進行交易，都要面對利率風險；在外匯和外匯期權市場做市商或維持一定外匯頭寸，要面對外匯風險等。在整個風險管理框架中，市場風險管理部門作為風險管理委員會下屬的一個執行部門，全面負責整個公司的市場風險管理及控制并直接向執行總裁報告工作。該部在重點業務地區設有多個國際辦公室，這些辦公室均實行矩陣負責制。它們除了向全球風險經理報告工作外，還要向當地上一級非交易管理部門報告工作。
2.市場風險管理部門負責撰寫和報送風險報告，制和實施全公司的市場風險管理大綱。風險管理大綱向各業務單位、交易柜臺經風險管理委員會審批的風險限額，并以此為參照對執行狀況進行評估、監督和管理同時報告風險限制例外的特殊豁免，確認和公布管理當局的有關監管規定。這一風險管理大綱為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決策提供了一個清晰的框架。
3. 市場風險管理部門定期對各業務單位進行風險評估。整個風險評估的過程是在全球風險經理領導下由市場風險管理部門、各業務單位的高級交易員和風險經理共同合作完成的。由于其他高級交易員的參與，風險評估本身為公司的風險管理模式和方法提供了指引方向。
4.為了正確評估各種市場風險，市場風險管理部門需要確認和計量各種市場風險。金融機構的市場風險測量是從確認相關市場風險因素開始的，這些風險因素隨不同地區、不同市場而異。例如，在固定收入證券市場，風險因素包括利率、收益曲線斜率、信貸差和利率波動在股票市場，風險因素則包括股票指數暴露、股價波動和股票指數差在外匯市場，風險因素主要是匯率和匯率波動對于商品市場，風險因素則包括價格水平、價格差和價格波動。金融機構既需要確認某一具體交易的風險因素，也要確定其作為一個整體的有關風險因素。
5. 市場風險管理部門不僅負責對各種市場風險暴露進行計量和評估，而且要負責制定風險確認、評估的標準和方法并報全球風險經理審批。確認和計量風險的方法有：VAR 分析法、應力分析法、場景分析法。
6.根據所確認和計量的風險暴露，市場風險管理部門分別為其制定風險限額，該風險限額隨交易水平變化而變化。同時，市場風險管理部門與財務部合作為各業務單位制定適量的限額。通過與高級風險經理協商交流，市場風險管理部門力求使這些限額與公司總體風險管理目標一致。
二、金融全球化對我國金融保險業的正負效應
1. 目前中國保險業碩士論文發展中存在著的不足是由不同原因引起的。比如，在保險供給上，存在著供給總量不足和供給結構上的矛盾。這其中涉及到保險業自身的供給能力、保險的供給價格、保險的服務水準、產業的約束程度、潛在保險需求人群收入水平、社會安全網的覆蓋范圍及保險水準等方面。保險供給能力是指保險業可主動向社會提供的接受和承載保險風險的容量及滿足社會不斷增添的新保險需求的產品創新能力。中國的保險雖然是從西方傳入的，但 1949 年后的保險發展卻受蘇聯的影響較大。即使是 1980 年后恢復的保險業也依然延用了原有的經營管理模式，保險的險種設置有限、費率結構簡陋、保障范圍不寬、管理高度集中，保險發展相當一段時間處于“賣方市場”狀態，加之保險公司本身的專業技術條件限制及欠缺創新能力，因而必然會對保險供給直接產生影響。時至今日，在西方一些保險市場已流行頗長時間的一些保險產品，在我國還被當作新險種來看待，在一些工業化國家中常見的保險作法，在我國要靠行政的力量在供需兩方面來推動才可達成保險行為的建立，責任保險碩士論文領域也存在諸多空白。
2. 保險供給價格是保險人向保險購買人提供保險保障的對價條件，具體表現為保險費率的標準高低。保險費率包含兩個構成因素：一是保險人依據大數法則原理計算出來的用以賠償給付某一類風險損失的責任準備部分；二是維持保險人經營所需的行政費用及一定水準的利潤。客觀地講，我國的保險費率雖因險種的不同各有高低，但就財產保險而言，其保險費率水平依然是較高的，而且導致保險費率較高的原因并不在于用以賠償給付的那部分費率因素訂得過高，而主要是在粗放式的經營模式之下，保險公司的行政費用因素占用過大。在保險公司資產構成中，固定資產所占的比例之高在全球保險公司中都是不多見的，人均消耗費用在國內第三產業中也屬較高的水準。過高的費用支出必然會使保險服務價格居高不下。而那些確有保險需求、但又不得不為自己的日常生計精打細算的潛在保險購買人， 面對著那一幢幢豪華的保險大廈，面對著那些收入遠高于自己的保險從業人員，面對著以收入的相當部分才可換得的保險服務標準不得不望而卻步，有時更會產生逆反心理，這也勢必會使保險的供給能力被相對削弱。
3.從直接反映保險公司效率的保險經營成果方面看，我國保險業的經營效率也是差強人意的。1999 年，在未按國際慣例提取 IBNP(發生但未報告索賠)的情況下，雖然國內保險公司在財產經營方面比上年盈利有所增加，但這樣的盈利水準，無論是從保險公司的總資本規模衡量，還是與整個市場的業務規模比較都是極不相稱的。如果把壽險業務的巨額實際虧損與之相抵，可以肯定地說，保險業全年的經營結果是令人難以確信的行業性虧損。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經營狀況，也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國內的保險公司都先后重復著同樣的一種經營模式:以市場規模大小論英雄。在這樣的經營主導思想之下，各保險公司都采取了以拼成本換規模的業務發展模式， 竭力在降低保險費率、提高中間人傭金方面不惜血本展開原始性的爭奪， 這樣的惡性競爭會給保險業的經營帶來什么樣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保險公司的邊際利潤下降也就不是什么匪夷所思之事了。其次，保險公司按規模比例提取費用的管理辦法也導致越來越多的保險機構忽視承保質量，為更多的提取、使用費用而不講條件地接受一些不應接受的風險，保險公司總、分公司之間形成了一種準關系。這樣的管理方式一方面造成了費用支出非合理的日趨增大， 另一方面則因承保質量的下降而造成了承保利潤的日益下滑。
三、我國金融保險業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的應對策略
1.加大改革力度，采取制度性措施改革銀行業。為促進我國金融業穩定發展，必須深化體制改革，強化國內脆弱的金融體系，而重點在于切實推進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把國有銀行辦成真正資本充足、內控嚴密、運營安全、服務和效益良好的現代金融企業，從根本上轉換銀行的經營機制。
2.改革和完善我國金融監管碩士論文體制，逐步轉變為功能型監管碩士論文模式。我國目前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監管模式。分業監管在混業經營和金融全球化的條件下，面臨巨大的壓力，無論是基本信息的及時、全面收集，還是對市場波動的隨機應變，都因體制缺陷而可能導致風險事件，甚至沖擊金融穩定性。國內金融機構因受分業經營的限制，在競爭中明顯處于不利地位，尤其是在一些新興業務中，完全處于被動地位。因此，在改革目標上，可借鑒英、日等國經驗，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逐步將分業監管模式轉變為功能型監管模式碩士論文，從體制上解決現行監管結構和監管理念的矛盾。
3. 積極推進資本項目的可自由兌換和人民幣的區域化、國際化步伐。但隨著保險獨家經營的解體，保險市場上多個競爭主體的出現及競爭的日益激烈化，各家公司的服務水平會在競爭中不斷提高。保險公司要想吸引客戶，只有更新保險營銷觀念，在認真研究市場、調查市場的基礎上進行市場細分，根據企業自身優勢及經營特點進行準確的保險市場定位，同時在選準并確定目標市場后，按照客戶的需求開發新產品， 拓展保險產品線的長度和寬度，占領并不斷鞏固市場份額。
4.保險企業應建立企業文化來管理保險營銷人員。人是有多方面、多層次需求的。當現代的科學技術創造了很高的生活標準， 充分滿足了人們生活需要和安全需要后，人們在追求自尊、交際、自我成就等更高層次需要時，報酬、允諾、刺激、威脅和其他強制手段就不會太起作用。而企業文化作為一種把人的精神屬性和價值追求提到首位的管理方法，正好恰恰滿足了這一需求。就保險而言，它通過儀式、典禮、文化沙龍等一系列形式，把保險企業價值觀念變成所在企業員工共有的價值觀念，通過共有價值觀念進行內在控制，使本企業成員以這種共有價值觀念為準則來自覺監督和調整自己的日常行為，借以增強保險企業的凝聚力、向心力，齊心協力實現保險企業的目標。
綜上所述，涉及到保險公司的經營管理體制、保險人市場行為、保險監管力度等等。要使問題真正得到解決并確實能達致提高我國保險業運行效率之目的，關鍵在于大力加快保險的市場化進程， 積極培育和完善保險市場體系，改善保險監管方式，調整保險監管目標，促進國內保險市場同國際保險市場的接軌，讓市場真正成為汰弱留強的“生死場”通過保險經營方式的徹底改變，實現我國保險的有效率增長。
[參 考 文 獻]
[1]石建勛.人民幣的區域化和國際化機遇[J].西部論叢，2009(2)
[2]萬建偉.金融全球化過程中我國金融業面臨的風險及應對措施[J].河南社會科學，2009(1)
論文摘要：金融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金融全球化與中國是一種良性互動關系，但它對中國的經濟主權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中國政府必須在對外開放中采取有效措施切實有效地維護中國的經濟主權。
在當代，中國作為實行全方位對外開放的發展中大國既受惠于經濟全球化及其重要組成部分金融全球化提供的重大機遇，又面對著它們提出的主權方面的嚴峻挑戰。如何在金融全球化日益加快的進程中積極而審慎地對待金融全球化、切實有效地維護國家的經濟主權，是中國政府必須審慎考慮的重大問題。
一、 金融全球化及其表現
金融全球化可從不同的角度來闡釋。它既可以指金融資本或金融服務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和配置，也可指現代金融制度在全球的擴展，使世界各國金融政策趨同化，還可以指金融風險意識和金融全球監管共識的達成。金融全球化主要的含義應當是指金融資本或金融服務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和配置，從而使各國經濟與金融的相互依存關系日益緊密的一種客觀歷史趨勢。
金融全球化主要表現為：一是金融自由化。20世紀8年代以后發達國家紛紛進行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金融自由化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制度條件。二是金融市場全球化。全球金融電子網絡的形成，證券交易所或證券交易系統的聯合或合并，全球性、地區性的金融中心和大批離岸金融市場所構成的覆蓋全球的金融市場運作體系，標志著全球統一的 “24小時”全球金融市場的形成，實現了金融交易的全球化。三是金融創新和金融資產的膨脹化。從 20世紀60年代起，各國金融機構先后掀起了金融創新浪潮，隨后生出了令人眼花繚亂的金融衍生工具，金融資產迅速增長，不斷擴張，全球經濟虛擬化。四是國際金融證券化。它包括資產證券化和融資證券化。據不完全統計，僅1996年到 1998年上半年，亞洲市場上通過公開方式發行資產證券達 30多億美元。從融資方式來看，20世紀 80年代以后國際債券的地位逐年上升，1985年國際債券在國際籌資總額中所占比重首次超過國際信貸，占國際籌資總額的58．9％。五是國際金融資本規模膨脹，全球經濟頻繁波動。
1990年以來，國際金融資本規模急劇擴張，無論從總量上還是速度上已經遠遠脫離了世界貿易和世界總產出等實物經濟指標的增長，由于金融市場的內生波動性和全球金融資本無限供給，自由流動，導致金融市場劇烈波動，金融資產價格的暴漲暴跌更為頻繁。六是金融監管國際化。隨著金融自由化的發展，國際金融資本巨額流動于各個金融市場，特別是短期投機資本的追逐投機，潛在的金融風險隨時都會發達。墨西哥、東南亞、俄羅斯、巴西的金融危機使得世界各國都認識到金融風險的巨大破壞作用，金融安全成為世界各國經濟安全首要關注的問題，金融監管的國際協調越來越受到重視。20世紀80年代以來，“巴塞爾協議”、“清邁協議”等的簽署，各個層次上的國際銀行監督合作的空前發展，等等，所有這些都使世界各國的金融監管更趨國際化。
二、金融全球化對我國經濟主權的挑戰
在金融全球化迅猛發展的背景下，中國的金融對外開放不是迫于“胡蘿 b加大棒”壓力下的開放，而是出于發展經濟的自發選擇。實行金融開放并逐漸融入國際金融體系的進程給中國帶來了很大的經濟利益，中國與國際金融的互動是一種良性互動。
但是，金融全球化對中國經濟主權也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主要表現為：第一，發達國家主導的當今國際金融體系缺乏事實上的公正、合理性，對中國等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主權具有危害性。發達國家操縱著國際金融市場規則的制訂權和主要國際金融機構的主導權，國際金融機構的各種規則制度，基本上是發達國家長期實行的金融管理規則的翻版。雖然規則建立后一視同仁，機會均等，但這種表面上的平等掩蓋了實際上的不平等。在現實中，中國等廣大發展中國家因為對這一套規則一無所知勢必屢屢違規操作而受到懲罰，同時為了獲得金融全球化帶來的好處而被迫主動對金融管理權限作出某些讓步，西方發達國家仍處于 “金融霸權”地位。第二，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有形的主權讓渡和無形的主權銷蝕將對中國的經濟主權產生深刻的影響。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向一些國家提供援助時，不僅規定要監督援助資金的使用，而且還要求受援國改變經濟政策，進一步開放市場。這就對一個國家主權構成嚴重干涉和破壞。一旦中國經濟發展出現問題而求助于國際組織，國際組織干涉中國經濟主權亦不可避免。無形的主要銷蝕主要表現為金融全球化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國家主權的行使。短期資本的不規則涌入和涌出，國際金融投機者在市場上的作亂，將會引發我國貨幣匯率波動和資本市場的震蕩，在一定程度上將限制中國的利率主權，使現行的人民幣匯率制度面臨沖擊的風險。第三，金融危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對我國經濟主權的挑戰。金融危機主要是通過一體化的金融市場上投資者的從眾行為、資產組合選擇行為、資產相關操作以及預期心理等復合渠道在國家間傳遞的。金融市場的跨市場 “羊群效應”和 “交叉感染”EI益顯著。金融資本市場的全球統一性，使民族國家依靠傳統的領土主權來保護一國的經濟利益和安全成為不可能。中國之所以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受損失較小，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國內市場的廣闊和中國經濟健康、持續、穩定的發展，同時也與中國整個市場開放程度較低分不開。第四，金融全球化放大了中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和缺陷，引發信用危機的風險增大，給我國金融監管當局的能力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在我國，目前的金融風險從自身來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國有銀行不良資產比例高，承受市場風險的能力、競爭力較差；另一方面是我國的金融市場發育程度低，金融改革幾近于零，法制建設落后，沒有健全的風險控制機制，自我保護能力較差。隨著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在外資大規模流入、在高競爭、名品牌戰略面前，中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和缺陷因行政手段的掩蓋的終結而被放大，極可能引發國內金融界的信用危機，也對我國金融監管當局的監管能力提出了嚴峻的考驗。
論文提要: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國之間的金融聯系更為緊密，也使得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越來越無法滿足世界經濟發展的需求，隨著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改革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呼聲日益高漲，再次對國際貨幣體系進行改革已勢在必行。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國或地區的金融活動趨于全球一體化的趨勢。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國界的傳播和現代化電子技術的應用使得國際資本流動加速，國際金融市場規模擴大，各國之間的聯系更為緊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原有的金融市場運行機制和運行格局，并使得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越來越無法滿足世界經濟發展的需求。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在“牙買加體系”的基礎上逐步演化而來的，也被稱為“無體系的體系”，它既沒有同一的匯率安排，也沒有明確的本位貨幣，各國的經濟政策行為也難以受到約束。當爆發金融危機時，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國共同遭受危機影響的程度加深，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過程中處于更加弱勢的地位，極易受到攻擊。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爆發的多次金融危機，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與國際貨幣體系矛盾的凸現。
隨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西方發達經濟體紛紛進入衰退期，世界經濟重心逐步向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轉移。由于這些發展中國家并未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獲得相應的話語權，因此他們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意愿極為強烈。隨著近年來其影響力的逐漸擴大，改革的呼聲也更加高漲，發達國家已無法再忽視發展中國家的聲音，改革已勢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引發的問題
(一)導致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加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國際資本流動的增長速度已超過國際貿易和國際生產的增長速度。而且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短期國際投機資本數額仍在不斷膨脹。跨國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性國際資本規模的增長主要得益于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正是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為短期性國際資本的流動提供了便利。反過來，跨國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性國際資本的快速流動又強化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不穩定性。這些基于套利性動機的短期國際資本總是對一國金融體系的缺陷伺機攻擊，并導致貨幣危機的爆發。隨后，當短期國際性資本大批逃離該國時，又會將貨幣危機放大成銀行危機、金融危機、甚至整個宏觀經濟的衰退。
(二)導致國際儲備供求矛盾深化。國際貨幣體系決定國際儲備體系，在現行的多元貨幣體系下，一國的儲備資產中的特別提款權、儲備頭寸和黃金儲備是相對穩定的，這時，外匯就成了一國增加國際儲備的主要手段。通常來看，外匯收入的增加來源于國際收支盈余，這樣在國際收支差額與外匯儲備的關系上，一些國際收支長期盈余的國家外匯儲備需求較低，卻出現了外匯儲備的過剩，而赤字國雖有強烈的外匯儲備需求，卻出現了外匯儲備的短缺。于是，就出現了國際收支差額對外匯儲備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矛盾。
此外，國際儲備的供求矛盾還體現在儲備貨幣發行國與非儲備貨幣發行國的不平等上。對于儲備貨幣發行國來說，他們可以輕松的通過貨幣發行和貨幣互換來取得外匯儲備，但是他們作為發達國家往往又都是國際收支順差國，有大量的外匯儲備積累。對于非儲備貨幣發行國來說，他們只能通過增加出口來取得外匯，但是這些國家往往是發展中國家，出口能力有限。這樣，在國際儲備的管理中，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處境形成強烈反差，迫切需要儲備的國家面臨儲備短缺，而不需要儲備的國家反而出現儲備過剩。
(三)導致國際收支調節混亂。多元化的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允許各國在國際收支不平衡時可采用不同調節方式，但除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調節外，其他幾種調節方式都由逆差國自行調節，并且國際上對這種自行調節沒有任何的制度約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協調機制和監督機制。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調節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已經發生了異化，他的主要義務由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維護固定匯率、為嚴重逆差國提供資金援助及協助建立成員國之間經常項目交易的多邊支付體系，轉移到了維持貨幣的自由匯兌，因為他假定自由浮動的匯率具有自動調節國際收支的功能，無需過多干預。這樣，當部分逆差國出現長期逆差時，由于制度上無任何約束或設計來促使逆差國或幫助逆差國恢復國際收支平衡，逆差國只能依靠引進短期資本來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資本的流入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隱患。在國際收支調節問題上的這種混亂狀態，成為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與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矛盾的集中體現。
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構想
(一)提高特別提款權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組織就創設了具有超主權貨幣性質的特別提款權，以緩解主權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風險。超主權儲備貨幣不僅克服了主權信用貨幣的內在缺陷，也為調節全球流動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別提款權具有超主權儲備貨幣的特征和潛力，它的擴大發行有利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克服在經費、話語權和代表權改革方面所面臨的困難。當一國主權貨幣不再作為全球貿易的尺度和參照基準時，該國匯率政策對失衡的調節效果會大大增強。這些能極大地降低未來危機發生的風險，增強危機處理的能力。因此，當前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首要任務是著力推動改革特別提款權的分配，考慮充分發揮特別提款權的作用，實現對現有儲備貨幣全球流動性的調控，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額制，應綜合考慮一國國際收支狀態和經濟規模來調整份額，以此來降低某些經濟大國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絕對控制;另一方面繼續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基金份額，擴大其資金實力，以便有足夠的可動用資金來應對危機。
(二)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和作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重要的載體，理應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演變，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被弱化和異化，因此有必要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廣泛的改革。(1)擴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援助的范圍，強化其國際最終貸款人的職能。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個國際的最終貸款人，顯然是難以應付國際貨幣危機的;(2)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實行資金援助時，不僅要考慮恢復受援助國的對外清償能力，還要考慮促進其經濟發展。這就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改變將短期內恢復受援國償付能力作為唯一目標的做法，并把重點放在危機防范而不是補救上;(3)增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監測和信息功能。當成員國經濟出現問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義務對成員國內經濟政策提供建議，并為投資者和市場主體提供準確及時的信息;(4)促進交流與合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加強與成員國交流的同時，還應積極促進成員國之間或成員國與其他組織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三)加強國際金融合作，改善各國經濟政策的協調性。金融全球化為資本的無序流動創造了條件，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同時，世界上主要貨幣的匯率大幅度波動，為發展中國家平衡國際收支和穩定匯率帶來了巨大的風險和成本，也使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變得更加困難。因此，發達國家應主動擔起責任，最大限度地減少主要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這就要求各國加強國際金融的合作與協調，這是確保國際貨幣體系穩定的基礎。從國別上看，這種合作與協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協調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各發達國家之間應經常相互協調與溝通，共同承擔起應有的國際責任，并以積極的態度，加強各國在貨幣和經濟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證國際貨幣體系穩定;二是協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發展關系。在支持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同時，更多地考慮促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濟的發展，注意保護發展中國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強區域性經濟貨幣政策的合作。在總結歐盟與歐元經驗的基礎上，加強一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共同探討區域性貨幣合作的有效途徑，以抵御外部危機對該區域經濟體的沖擊。此外，從加強合作的領域看，還應加強國際金融經營環境、國際金融內部控制、國際金融市場約束以及國際金融監管等方面的合作與協調。
(四)建立和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國際金融監督機制已成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開披露有關信息;(2)抑制國際范圍內短期資本的無序流動，特別是加強對“對沖基金”、離岸金融中心的監管。對對沖基金以及其他種類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監管已成為國際貨幣新體系的一個重要內容;(3)加強對銀行的跨境監管。隨著金融自由化的發展，某些國際性銀行經營轉移到管理不嚴的離岸避稅港，以便規避國內的管理和監督，這無疑中增加了資本無序流動的風險。因此，對銀行的跨境監管是國際監管體系的重要內容。 轉貼于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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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十年來，外商直接投資（FDI）己成為發展中國家最大的資本來源和獲取技術外溢的重要渠道。正是在這一時期，我國政府開始推行積極的引資政策，實施“以市場換技術”的外資戰略，吸引了大量外國直接投資(FDI)的進入，并在1993年成為引進FDI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到了2002年，中國則成為全球最大的FDI我國。我國政府積極吸引外資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利用FDI的技術外溢提升本國企業的技術水平，最終提高本國的國際競爭力。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吸引了大量的外資，外資的大量流入使得外商投資的技術投入通過多種渠道溢出到我國經濟中，成為我國技術進步的重要來源。
資本作為國際要素流動的重要方式，將對我國經濟融入全球化產生長遠影響。從中國經濟的實現背景來看，經濟開放對我國經濟的作用日益增強，外商投資作用舉足輕重，而技術進步也越來越成為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廣義而言，技術進步既可以依賴于自身研究、開發，也可以借助于對外界的模仿、吸收、消化和創新。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是外資在東道國的經濟促進力。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FDI）技術外溢金融業
一、引言
經濟全球化和新一輪國際產業轉移的興起和發展，帶動了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則成為最大受益者，利用外資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強有力的助推器。
隨著我國銀行業全面開放時代的到來，跨國銀行的進入和發展這一趨勢將會在金融全球化和中國日益融入國際市場的過程中得到不斷的強化。面對外資銀行的激烈競爭，完全采用限制、抵制的措施是不可取的，它不僅違背了市場競爭規律，同時也必將為國際社會所詬病，加劇國際摩擦。為實現既減少摩擦，充分發揮跨國銀行進入所帶來的積極影響，又保護本國銀行業這一看似矛盾的目標，政策組合和互補已成為重中之重，而只有充分掌握跨國銀行進入我國的原因和影響因素，才能對癥下藥，尋得良方。
二、FDI對我國企業技術進步影響的理論分析
(一)經濟增長理論中的技術進步
國內外的理論研究表明，技術進步是促進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同時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潛在經濟發展力的重要指標之一。作為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先驅，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曾指出，增長的動力在于勞動分工、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后來的經濟增長理論從來沒有停止過對技術進步的研究，從哈羅德、索洛的外生技術進步、熊彼特與庫茲涅茲的創新驅動的技術進步到以羅默、盧卡斯為代表的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內生技術進步，這些增長理論都強調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二)FDI影響技術進步的渠道分析
我們知道，FDI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有三個渠道：作為“投資”對經濟增長的直接影響；通過影響“國內資本積累”，間接影響經濟增長；通過“外溢效應”影響技術效率，間接影響經濟增長。在這里，對于分析FDI對技術進步的影響渠道，我們可以分為通過直接效應影響技術進步、“外溢效應”影響技術進步以及通過影響“國內資本積累”，從而間接影響技術進步這三個渠道。若FDI僅僅是“投資”或者僅僅影響“國內資本積累”，從本質上說，它與國內資本并沒有什么不同，但是，隨著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人們不再認為技術水平和技術進步速度是外生的，在這個新的增長框架里，FDI扮演的角色不僅僅是“投資”，其影響也不再局限于“資本積累”，它還通過該過程影響我國的技術效率。
三、FDI進入我國金融業的背景與現狀分析
FDI作為私人投資的一部分，會直接促進我國的經濟增長，但是根據資本邊際產出遞減的假設，這種作用是短期的，吸收FDI的我國最終會向該經濟體的長期穩態收斂，FDI對我國產出增長不會有持久影響。
（一）外資進入我國銀行業的背景
1.金融全球化對銀行業的影響
金融全球化是指全球金融活動相互聯系日益緊密的一個過程，其內容包括金融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頻繁流動、金融機構的跨國經營、金融市場的全球聯動等，其主要表現有貨幣的全球化、資本的全球化、各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和金融監管的全球化等。
金融全球化進程的廣泛擴展，不斷改變著全球銀行業經營的外部環境，從而對全球銀行業的經營發展產生強烈影響。金融全球化掀起了全球金融業大規模跨國并購浪潮，導致全球金融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為了爭奪市場，各國跨國銀行都希望通過擴大規模降低經營成本、提高競爭能力。單個銀行的規模效益畢竟是有極限的，“超級寡頭”之間的跨國并購成為了擴大銀行規模的一條捷徑。金融全球化加快了金融創新速度。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信息產業等高科技產業突飛猛進的發展，有力的刺激了金融創新。新興市場的迅速崛起，也為銀行業在全球范圍內尋找發展創造了有利環境，所以金融機構的創新活動達到了空前規模。
2.經濟開放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國家就已經依次開放東部沿海地區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點和先驅。
⑴從一般意義上講，一個國家經濟越開放，就有更多的外國投資者進入投資。一個開放的經濟體更能受到投資者得青睞，因為它能給投資者帶去更大的發展空間以及自由度。
⑵第二，一個開放的經濟往往也是一個更加有效率的經濟，快速的生產，迅速的物流以及快速的消費給外商帶來極大利益，投資企業選擇這樣一個國家或者地區才更有利可圖。這樣，一個國家越開放的地區接受的外資以及由此產生的溢出就越大。
⑶經濟開放的中東部地區，人民的思想和觀念更接近全球化，更容易接受且愿意學習新鮮事物，包括先進的科學技術，管理經驗，文化理念等等，并學以致用，用于自主創業以及創新之上，他們這無疑是一個新技術的良好孵化地。
⑷經濟開放的東部和中部地區，人們的消費觀念頗具全球化，更熱衷于購買外商企業的產品。
⑸經濟開放的地區政策比較明朗，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商政關聯比較緊密的國家，選擇經濟開放的東部和中部能夠讓外資企業更好的經營，安心透明的經營。
（二）外資銀行在我國的經營現狀分析
1.外資銀行重點發展高技術產品
諸如開展高技術含量的網上銀行、現金管理、銀團貸款、項目融資、貿易融資等產品，這樣既可以規避物理網點較少的劣勢，又可發揮自身的優勢。外資銀行的長處不僅體現在能夠提供豐富多樣的金融產品，而且具有強大的為客戶量身定制產品和服務的能力，也即發揮核心產品的優勢為不同客戶提供滿足個性化需求的最終產品，這是贏得客戶、擴大市場份額的關鍵所在。
2.從競爭到強調合作
在大舉擴張的上世紀90年代，無論是在經營指導思想還是實際市場運作上，外資銀行都強調同國內銀行進行市場競爭。然而，入世至今，外資銀行同以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為首的中資銀行進行市場競爭時，在營業網點、客戶資源和人文環境方面均存在劣勢，因此現階段外資銀行的經營策略主要是強調同中資銀行合作，以彌補其自身的劣勢。
雖然外資銀行進入我國的時間不短，但是他們對于本地客戶的了解有限，相比之下中資銀行卻擁有多年的客戶交往關系和完備的客戶信息。中國企業在與中資銀行的長期合作中，已經建立起了長期穩定的銀企關系。同中資銀行合作，外資銀行一方面可以分享中資銀行的客戶信息，另一方面可以發揮自身在金融創新方面的優勢為客戶打造“量身定做”的金融產品。
3.充分發揮技術優勢
外資銀行的進入引入了新的技術和專業技能，從而增加了當地客戶可獲得的金融產品數量，因此外資銀行的存在提高了效率并促進了國內金融市場的發展。外資銀行擁有強大的資本實力和優良的資產，還擁有發達的全球分支和客戶網絡，先進的管理模式和內部風險控制能力以及成熟的金融產品等。中間業務需要先進的網絡硬件和軟件系統作為技術保障，在技術支撐方面和全球覆蓋面程度上，中資銀行明顯落后于外資銀行。在經營外匯業務方面，外資銀行具備靈活的風險控制方式、便捷快速的服務程序和較為寬松的擔保條件。進入中國市場后，外資銀行除了開展傳統的優質服務外，還會大力推廣和開發金融衍生產品服務。
（三）外資銀行對中資銀行的影響分析
1.對中資銀行客戶營銷模式的影響
盡管中資銀行不斷強化“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理念，并不斷改進客戶營銷及服務水平，但與外資銀行仍存在較大差距。從目前來看，產生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對“以客戶為中心”的經營理念的貫徹程度不夠。
外資銀行成熟有效的市場細分和客戶定位機制與中資銀行粗放的客戶分類方式形成對比。無論是在進入中國市場前還是在中國市場的經營過程中，外資銀行均十分重視通過市場調查來了解客戶需求，結合自身的經營特點鎖定相應的目標客戶，對特點不同、需求不同的客戶往往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方案，對于不屬于其目標客戶的群體則設置相應的服務門檻。中資銀行在長期經營過程中雖然已經擁有了龐大的客戶基礎，也開始著手搜集客戶數據，但還缺乏一整套有效的客戶細分和定位機制，導致對客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遠沒有到位。
目前中資銀行客戶經理制的推行主要集中在客戶經理培育階段，致力于提高客戶經理素質、改善與客戶的溝通及加強對產品的熟悉程度等問題，而外資銀行已經形成了客戶經理培育的有效機制和運作體系，轉而強調為客戶經理提供強有力支撐的內部支持系統。
2.有助于進一步強化國內商業銀行的經營約束機制
對國內企業來說，的確有些事情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對有些帶有共性的問題，大家也許都習以為常了。但作為一個外來者，他們就更容易看清楚。境外戰略投資者能夠促使我們加強管理，加快改進不足之處。他舉例講，建行的許多機構和網點，是在過去的歷史條件下購置的，當時并不要求有完備的產權手續。但是，要股改，首先產權就必須明晰，就要求必須完全按法律制度辦事，必須有明確的產權，并且經過中介機構的確認。特別是在外資戰略投資者詳盡嚴格的盡職調查面前，有任何問題都會暴露出來，迫使你必須盡快完善手續，改進管理，此外別無選擇。這樣對我們工作的標準提高了很多，對管理要.求也提高了很多。這正好促使我們朝國際水準的商業銀行方向去努力。
3.國際性金融風險
銀行境外戰略投資者的引入就意味著金融資本項目的開放，那么中國原有的在1997年用以應付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固若金湯的防御體系就要被動搖，金融發展中不穩定的因素就會增加。二十多年來的金融改革，由于中國沒有融入全球經濟，我們的腳基本上還是踩在地上，可以“摸著石頭過河”。戰略投資者的引入，促使中國的銀行徹底要融入到全球經濟中，中國的銀行業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國際金融市場包括國際性的金融危機的更強烈的影響，如果中國商業銀行不能及時地提高應付國際性金融風險的能力，在未來一定時間，很可能會觸到金融危機的“地雷”。東南亞金融危機和南美金融危機，主要原因是本國政府缺少應付國際性金融風險的能力，外國金融投資者也擔當了推波助瀾的角色。
四、提升外資銀行對華技術溢出的政策建議
外商直接投資及其技術溢出效應日益受到各國的重視。尤其是加入WTO之后，中國金融對外開放的力度不斷加大，外資也加快了進入中國銀行業市場的步伐。本章以對外資技術溢出效應的理論、實證和政策分析為基礎，提出新時期促進外資銀行技術溢出的政策選擇。
(一)政府方面
1.提高中小企業勞動力的素質，增強人力資本的外溢效應。
FDI在我國技術溢出的渠道有多種，但無論通過哪種渠道，人力資本的積累都能間接地促進我國的技術進步，影響FDI技術溢出效應的強弱。人力資本以勞動者為載體，體現了勞動者的素質和技能，是科技進步的重要源泉。一般來講，勞動力素質越高，其學習和模仿能力越強。一部分接受過跨國公司培訓的員工后來為當地企業雇用或者自辦企業時，素質較高的勞動力更有可能把由此獲得的技術、營銷、管理知識擴散出去，成為推動當地技術創新的重要力量。根據新增長理論，人力資本的外溢性，非競爭產生正的外部效應，人力資本的積累一方面可以直接促進本國的科技進步，另一方面可以增強吸收貿易溢出的國外先進技術的能力，從而更有效地分享發達國家的R＆D成果，間接地提升了本國的全要素生長率。忽略人力資本會高估進口貿易溢出的R＆D資本存量對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鼓勵企業從事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增加企業對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投入。這是我國R&D活動結構能否得到改善的關鍵。政府應增加對企業(尤其是高新技術領域內的企業)進行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支持和資助，注重提高和增強企業從事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能力，鼓勵和促進科研機構及高等學校與企業在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領域的合作。
2.完善金融服務
由于研發機構都是資金密集型的運作模式，因此良好的金融服務也是吸引外資研發機構落戶的條件。第一，可由政府操作建立有關金融機構，以國有投資或股份制投資形式，直接對外資企業的經濟運作提供金融支持;第二，盡快設立各科技園區科技研發基金，制定基金管理條理，以扶持各園區內的技術創新活動，對外資項目的核心技術創新，可以在貸款利息、期限和還款方式上做一些優惠。第三，鼓勵外資企業帶動與其有長期合作關系的外資金融機構落戶湖北，一方面可提高湖北金融產業的外資利用水平，促進金融機構的技術進步，另一方面也為外資項目的增加了融資渠道。
3.改善招商投資軟環境，增強外國投資者信心
在政府職能人員的任命上，要嚴格把好關，減少和杜絕人情關系的操作，任命真正具有公仆意識、市場觀念和開拓進取思想的人員;另一方面，要特別強化監督機制，規范行為，盡快從制度建設上把干部的局部利益引入全局利益中，從源頭上轉變觀念，從機制上保證服務的到位，促其依法行政。
應盡快對外界樹立投資環境有錢可賺、有章可循的新形象。可以建立專業化的招商網站，宣傳利用外資的政策法規、行業規劃和發展戰略，介紹投資環境和優惠政策，推介各地招商項目資源和招商重要活動，宣傳成功的投資典型。
4.形成全社會、多渠道、多形式的R&D投入體系
加強R&D投入，要形成全社會、多渠道、多形式的R&D投入體系。改善原有的資金來源渠道，在現有的科技投入基礎上拓寬渠道，逐步加大R&D投入。我國財政科技撥款不僅支持既D活動，而且也支持科技成果的推廣、應用以及科技服務等非R&D性質的科技活動。顯然，財政科技撥款的數量，尤其是用于R&D活動的比例，是影響R&D/GDP比值的關鍵因素之一，國家財政科技撥款應保持穩定、持續增長。政府應加強對重點科技項目轉化為生產技術所需資金的支持，并通過資金的引導，推動企業在聯合攻關的過程中逐步積累自身研究開發的實力，從而使企業成長為加速技術創新、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真正主體。企業科技投入也是影響R&D/GDP比值大小的關鍵性因素，而這又是由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決定的。
(二)金融業層面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認為,以技術進步推動產業升級是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內容。但是,技術的創新與商業化是一項不確定性極強、商業風險極大的活動,創新型企業又普遍規模小、發展前景不確定、缺乏信用積累和擔保資產，很難從銀行等金融中介機構中籌措到大量資金。在此,唯有資本市場才能與創新活動結成互動關系。資本市場在籌集生產資金、改善企業經營機制、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經濟效益、提供稅收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發展資本市場應該是我國利用外資的一個重要策略。
1.加強企業對技術人才的引進力度。
人才是生產力最活躍的因素，也是金融業的核心競爭力。我國金融業必須高度重視和尊重人才，要制定發現人才、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人才培養體制。要加強對技術人才的引進，從金融業層面應該做到以下三點：一是創造吸引人才的各種條件，比如從薪資、福利方面，金融業可以制定一套有自己特色的靈活的薪酬制度，一般可以采取“低薪＋獎金”的模式，“獎金”的設定可以根據工作性質和人才層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計量標準和評價方式；從職位方面，金融業可以在內部形成一種良好的競爭機制，使人才能充分發揮其作用。二是引進人才的方式可以在與科研部門或高校聯系合作中，發現和挖掘人才，也可以積極的從大企業挖掘人才。三是要加強對科技人員的在崗培訓和繼續教育，只有整體的人力資本素質提高，金融業才會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人才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培養人才是基礎，吸引人才是重點，用好人才是關鍵。要堅持把能力建設作為科技人才資源開發的主題。加大對人才工作的投入，優先發展科學和各類教育事業，為各類人才不斷涌現和充分發揮作用奠定堅實基礎。要合理引進現代化建設急需的科技人才，加快推進我國建設事業的發展。要建立良好的制度環境，政策環境和人文環境，建立以公開、平等、競爭、擇優為導向，有利于優秀科技人才一脫穎而出，充分施展才一能的選人用人機制。
2.拓展各大銀行在中西部地區的腳步
可以對資金實力雄厚的，重點基礎產業、高新技術產業、信譽良好、具有發展潛力的跨國企業提供低息大額貸款，以滿足資金流動的需要。銀行還應針對不同發展階段、不同行業、不同類型中小企業的金融需要及特點，創新產品，整合產品組合，增強產品的適用性、靈活性和可操作性，以適應市場需求。要積極開展各種表內外授信和融資業務，引導企業由單純貸款需求向綜合金融服務需求轉變，緩解企業流動資金緊張的矛盾，實現與中小企業共存共贏的可持續發展。安排有潛力的跨國企業在國內外資本市場上發行股票或者債券進行籌集資金，擴大企業的資金來源。
3.提高自身的創新能力。
發展金融創新。大力推廣和發展基礎產業債券，可轉債，產業投資基金等等各種金融創新工具，作為企業融資的有效手段，解決企業從成立到生產，重研發投入到運用到生產過程，需要巨大的資金投入以及面臨巨大的風險的大難題。
在引進先進技術的同時，不斷提升對技術的消化吸收能力，建立以金融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機制。對我國金融業來說，來自FDI的技術溢出是一個被動的過程，這一性質決定了FDI技術溢出的有限性。我國金融業要充分利用這些有限的技術溢出，必須有足夠好的學習意識和技術能力，這通常來自自主研發和革新的經驗積累。因此，增加自主研發投入、加強自主創新意識，是內資企業提高技術能力和競爭優勢的根本。
4.拓展業務領域，挖掘潛在市場和客戶。
中小企業信貸和農村金融是有著廣闊發展前景的市場。由于信息披露、資產規模等因素達不到要求，中小企業很難從資本市場籌得資金，也不能發行債券，因此比大企業更需要銀行信貸.而農村金融具有貸款額度較小，當地信用文化、社會關系等對貸款的安全性更重要等特點。與外資銀行相比，中資銀行特別是中小銀行業務區域集中，對本地區的情況比較熟悉，能夠更方便地了解中小企業和當地農村的情況，為其提供童身定做金融服務，因而具有顯著優勢。
5.充分利用國際資本流動帶來的機會改善銀行經營。
國際資本流動在全球范圍的流動有利于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國際資本流入有利于我國引進先進的技術經驗，這點主要體現在外商直接投資等形式的長期資本流動，因此我們應鼓勵、推動外國直接投資等中長期資本的流動。放寬對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限制，既是對WTO有關協定的遵守，也是基于外國直接投資與其它形式的資本流動相比，發生逆轉的可能性較低，也有助于擴大資本輸入國的就業機會和帶來高新技術和管理經驗，即具有一定的正的“溢出效應”。另一方面，中資企業的境外投資有助于提高中國的國際競爭力，可以首先對有競爭力的企業和產業適當放松境外投資的限制然后再循序漸進的擴大開放范圍。而對投機，套利等短期資本流動則應采取措施加以限制。就金融市場而言，國際資本流動促成了全球金融市場的形成，使得各國銀行間的資金往來、信息交往更為密切，對促進銀行創新、完善自身經營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正確引導下，銀行金融資本的流動還將推進銀行的重組，增強其市場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從而有利于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但我們在選擇引入外資方式時，必須慎重。
在保證不喪失控股權的前提下，積極創造條件吸引國際戰略投資者。目前中國銀行業的國際戰略引資都是以現金購買普通的股票股權方式實現的。但在國際上，大部分投資并不是普通股票，更多是債券，甚至是可轉債等等。中國應增加投資工具種類，完善投資市場。另外，由于歷史和體制的原因，國有商業銀行在資產質量、盈利能力、服務對象以及國際化程度等諸多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在引進國際戰略投資者的過程中采取的策略和定位也需要區別對待，有必要進行有針對性的設計。
6.利用監控功能對國家重點產業的進行融資支持
對某些產業實施適當的融資限制，避免重復建設。運用資本市場股票價格，各類分析報告等形式的信息披露則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公平交易和競爭，起到資源優化的作用，同時又極大的促進了企業的進步與自我鞭策。此外，目前我國資本市場不盡完善和規范。有必要對其進行規范和發展。擴大市場規模，增加供給，加快發展企業債券市場，增加信息透明度，構筑金融信用等級制度，提高上市公司質量，發展機構投資者，投資銀行和規范各類金融中介。充分發揮資本市場對經濟的促進作用。
六、小結
對FDI技術轉移動因的研究表明，技術差距的存在是引起技術從跨國公司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原始動力，而且在技術差距的作用下，FDI的技術轉移會引發我國國內技術轉移的連續進行。但技術轉移的順利進行要求主體之間的技術差距必須處在一個合理的區間內，否則將會制約FDI技術轉移效應的發揮。從技術轉移的主體來看，跨國公司利用FDI實行技術轉移主要是基于實現全球范圍內資源優化配置和利潤最大化的目的，我國利用FDI獲取技術主要源于FDI所具有的一攬子性質。
由人力資本流動所產生的FDI技術溢出效應主要與我國人力資本在跨國公司質量優化的程度以及企業間人力資本流動密切相關，前者主要受跨國公司經營階段和研發戰略的影響，后者主要與跨國公司和我國企業在薪酬福利、培訓、個人發展空間等方面的差別以及人力資本偏好有關。
由競爭所引發的FDI技術溢出效應，是跨國公司通過“戰略跟隨”行為以及優于當地競爭對手的有利因素影響我國市場結構而產生的，FDI通過競爭對我國技術的影響最終取決于技術示范、技術競爭和技術鎖定效應的綜合比較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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