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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科技時代；民商法；創新
中圖分類號：D9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5）11-110-01
高科技時代的到來改善了諸多領域與行業的內部結構與外部實施，民商法作為經濟領域內約束行為的法律文獻也難以避免的要進行創新與完善。在這個問題上，民商法要始終以一顆開放、謹慎的心態去面對發生的新問題，將發現的新問題及時分析并采取有效的解決措施予以消除。高科技時代背景下民商法的創新要堅持傳統民商法平等自治、全面具體的基本原則，同時還要添加進重視生產與安全的原則。本論文將通過對現階段民商法的現狀進行分析，提出高科技時代背景下民商法的創新措施。
一、現階段民商法發展現狀
民商法是由民法和商法兩部分組成的，民法是在上世紀50年代設立的，商法是在上世紀70年代設立的，兩者共同構成了民商法的主要內容，在維護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我們將分開介紹兩者的發展現狀。
（一）民法的發展現狀
民法自上世紀50年代設立以來，在推動我國商業貿易、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了極大推動作用。在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后，民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其一，民法由最初的不健全、不完善的法律體系已經發展成為具有一定規模，涵蓋各種民商關系與行為的健全法律文獻。同時，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民法也在不斷的完善與壯大，將各種新興民商關系行為及時記錄在案，切實的做到有據可查。其二，我國制定的民法可以基本反映市場經濟需求的情況。我們在新制定的或者修改以前制定的法規中都充分考慮了市場經濟需求因素。我國民法雖然具有很多優點，但在現階段也存在這明顯的缺陷。其一，現階段的民法缺少成型的文獻---民法典。另外，現階段的民法在內容上也存在缺少協調性、趨向行政化、過于形式化等問題，這都是我們需要解決與完善的。
（二）商法的發展現狀
上世紀7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浪潮的不斷推進，我國的商業貿易行為激增，商法在這個時期應運而生。商法的出現是為了約束商業關系與行為，提供一個良好的貿易環境與經濟秩序。我國的商法制定的較晚，現階段還處在起步階段，還具備很大的發展與完善空間。從整體上看，現階段的商法具有以下特點：其一，政府干預過大。在商法的制定與頒布方面，政府干預力度過大。這使得商法體現出明顯的公共利益與領導階層意愿。其二，商法內容存在明顯不足。我國商法內容上的制定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存在理論基礎薄弱、法律制度不健全等問題。
二、高科技時代背景下民商法的創新
（一）擴大調整對象
在高科技時代背景下，民商法的調整對象由現實中的經濟實體逐漸遍及網絡、新聞等領域內的虛擬主體。要想對切實有效的對各類經濟主體進行調整，民商法就要逐漸擴大自身的調整對象范圍，既包括現實主體也包括虛擬主體。承認網絡等領域中的虛擬主體是民商法擴大調整對象范圍的創新舉措。網絡等領域中的虛擬主體已經占據了經濟主體的半壁江山，是現實經濟主體在網絡領域的另一表現方式，并且包含著大量的經濟數據與關系，我們不得不對這個問題給與足夠的重視與關注。除此之外，民商法調整對象的擴大不要局限于虛擬主體，經濟數據、經濟關系、利益沖突、盈利方式都是我們需要調整與控制的問題。
（二）改革制度
調整對象的改變勢必會帶來制度的改變，民商法在擴大調整對象范圍時也要對相應的制度進行改革與完善。雖然在網絡等虛擬領域內的人由實際的“個體人”轉變為“電子人”，但也要接受民商法的管理與控制。為了有效的消除“個體人”與“電子人”在問題上的差異，民商法要制定相關的法律規定來解決。我們在實際工作中，可以為每一個“電子人”設計一個唯一的身份標識，從而承擔相應的民法責任與義務。通過上述措施不僅可以利于民商法的實施、追查責任人，還可以切實的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三）擴大法權內容
隨著高科技時代的到來，民商法的法權內容也要進行必要的擴大調整。商業貿易當事人和民事調查活動都已發生了顯著變化，當事人溝通方式已經突破了傳統意義下面對面的溝通方式，虛擬空間無紙化的溝通成為新型高科技溝通方式。傳統意義下民商法的法律原則和法律行為都已發生改變，主要體現在“域名權保護”和“版權保護”、“信息控制權保護”三個方面。我們不得不承認保護網絡用戶的個人信息安全和基本權益不受侵犯已經成為高科技時代背景下民商法創新的主要舉措與任務。
（四）民商法實施原則上的創新
隨著高科技時代的到來，我們要對民商法的實施原則進行必要的修改與完善。高科技時代背景下民商法的創新要堅持傳統民商法平等自治、全面具體的基本原則，同時還要添加進從平等出發、追求效益與安全的原則。添加從平等處罰的原則可以為經濟主體提供一個良好發展的平臺，平等的進行協商與享用經濟資源。網銀支付、個人信息認證、電子交易等方面需要民商法具有追求效益與安全的實施原則。民商法要承擔起保護商戶與消費者個人信息，交易安全的重任。
三、結語
高科技時代背景下的民商法改革已經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來實現。希望上述內容能對高科技時代背景下的民商法創新起到一定的幫助與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1]蔡廣元.當代經濟下我國民商法的發展初探[J].現代交際， 2013，6（360）.
論文關鍵詞 民商法 原則 信用
一、民商法信用的主體與客體
信用體系包括繁雜的內容以及對象,為了更明確劃分信用內容、引進更多主體參與其中,就要科學合理地界定信用主體,一旦信用主體進行法律界定,信用就被納入到民商法中并直接關切到后期信用主體在法律上所承擔的義務和擁有的權利。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以企業、政府、個人三個信用主體來劃分主體和客體是與社會經濟運行相適應的。
(一)個人信用經濟社會里,消費者的個人信用成為社會個體身份的重要標識。商家和金融機構鼓勵消費者提前、透支消費,通過約定以財物的形式并規定期限的償還方式,對消費者設置了嚴密的信用系統,這是當前商家、金融機構和消費者之間形成的信用關系。個人信用體系最先在歐美地區如美國等一些國家實施,曾一度極大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大幅增長。個人信用體系的建立不僅化解了社會消費供求矛盾的危機,也極大地提高了消費者的平均消費能力和水平。在我國,該體系自引進后就發展迅猛,但是整體還不完善,該體系所涉及的個人信用問題較為復雜,需要進行相關的法制建設才是完善體系的最好選擇。
(二)企業信用企業通過所創造的社會效益,在社會經濟擁有奠基性的作用和地位,企業作為民商事主體的法人,理應享有相應的信用權利并承擔對等的義務。依法設立的企業在相關法律中所參與的主要是民事和商業活動,企業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主體,具備獨自負責債權和債務的能力,當具備法人資格的企業從事關聯交易時,企業是有信用權利的,相應而言,交易活動是雙向的,企業也有責任維護合作者等其他人的權利,以此,企業才能最終確立其信用主體的身份。企業具有法人資格后,可以享受法律規定的相應權利,企業通過將明晰股東及公司的產權,保證股東有限責任制度的實施,來為企業財產增值,這樣,企業所生產的產品最終將轉換為錢,轉化為社會財富。
(三)政府信用一個國家的信用是該國在國際社會、在人民心中形象和信念的集中體現,主要是根據該國政府的行為來判定,一般是指以中央或地方政府為代表的政府機構對社會所承諾支付的信用情況,比如公債就是政府通過國家債券形式向社會籌集財務和貨幣并在限定日期內按照約定利潤比例償還債務的工作。政府是整個社會信用體系建構的指導和參與者,政府信用也影響著整個社會信用體系的建構,政府信用建設是國家信用體系的關鍵部分,是規范企業信用、個人信用的前提。
二、民商法信用體系存在的不足
我國民商法體系和我國其它法律體系一樣,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而完善與更新。但是,不管在全國性民商法律法規,還是在地方性民商法律法規中關于誠實信用原則的規定,依舊還存在著諸多不足和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未明確界定誠實信用原則的內涵和外延目前我國法學界還未明確界定誠實信用原則的內涵和外延,甚至對誠實信用原則的概念都還未形成統一。法學界對誠實信用原則的內涵和外延還存在比較大的爭議。大致法學界對誠實信用原則內涵和外延存在四種不同觀念,即“語義說”、“條款說”、“立法者意志說”和“雙重功能說”。語義說認為:誠實信用原則規定了民事活動的參與者在從事民事活動中應該遵守信用,不進行任何欺詐的要求。條款說認為:誠實信用原則的外延雖然并未進行明確界定,但是它仍然是應強制遵循的一般條款,它既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權應對復雜的案情的審判,也可成為民事活動的參與者進行正確合法的民事活動的指導原則。立法者意志說認為:立法者的意志是立法實現三方利益平衡,并最終為社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提供法律保障,而誠實信用原則制定的意圖在于貫徹實現立法者的意志。雙重功能說認為:誠實信用原則實現兩大功能,即法律調節和道德調節的功能,最終實現法律法規旺盛的生命力和彈性。
(二)誠實信用原則的序位滯后在私法領域,誠實信用原則已作為“最高行為準則”和“帝王條款”。誠實信用原則已經成為民事立法的價值追求,在私法領域(如債權法和特權法)中均有其體系,但在序位上,誠實信用原則的序位相當滯后。如民法通則第四條中確定民法的基本原則是平等原則,自愿原則,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守法原則,公序良俗原則。但誠實信用原則卻排在平等原則、自愿原則以及公平原則之后,這與誠實信用原則在民法中“最高行為準則”和“帝王條款”的地位是很不相襯的,嚴重滯后。
(三)缺乏具體的法律制度保障誠實信用原則我國現行的全國性和地方性民商法律法規中,明確規定其誠實信用原則作為其法規的指導性原則的,全國性民商法律法規共一百多部,地方性民事法律法規多達四百多部,覆蓋面相當廣泛。但是非常遺憾的是,在這些全國性民商法律法規,還是在這些地方性民商法律法規中誠實信用原則下位原則卻非常少,如果從立法者明文確定的視角來考察,誠實信用原則的下位原則根本就不會被確立。如情更原則,從某種意義來說,它是誠實運用原則的具體應用。我國合同法草案規定了情更原則,但是,在正式合同法文本中不知什么原因就導致變更原則不見蹤影。
三、民商法信用原則的完善路徑
(一)建立和健全個人信用體系個人的信用體系在我國經濟市場中的發展處于重要的位置,所以要想對民商法中的信用原則進行完善,首先需要從個人的信用體系來建立、首先需要對社會當中的個人權利進行分析,并且民商法中的每條規定都需要從個人信用的方面進行考慮,并在此基礎上對個人利益中的渠道也做出明確的規定。此外,針對于我國公 民中的個人信用資料的保護狀況上來看,我國還沒有真正的達到保護隱私的一種狀態,無論是個人的收入支出情況,還是個人家庭內的生活狀況都是需要對其隱私采取保護的措施的。
要想徹底的解決個人信用體系的建立,需要通過法律的途徑來對個人信息采取一定的措施。并且當事人對于個人信息的溝通方式和時間都有自主選擇的權利。而對于個人信息在交易的過程中所能享受到的權利,同樣也需要法律的方式來解決。另外,我國公民應有權利對自己的資料進行修改,進而達到杜絕個人信息泄露以及被他們修改的現象發生。同時還需要將救濟途徑也歸納到個人信用體系的權利當中,并對于資料收集人對個人信息的不法利用制定懲處的法律法規。
(二)加強公司的信用建設不得不承認信用的缺失已經成為了限制我國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并且在此過程中公司的信用建設則處于主導地位。目前信用建設的前提是經濟市場中的主體不能夠對權利與義務進行違反,除此之外還需要符合民商法中的規定。無論是公司的利益相關人員還是公司中的債權人都對公司的信用體系有一定的影響。并且評判公司信用的過程中,實際承擔的債務水平以及自身義務的履行程度也是重要的因素。所以說有必要在民商法的參與下對公司中的內部人員的人格進動態的資產和靜態的資本組成了“資”的全部,使得公司信用需要“資”來進行鞏固。
(三)強化政府信用的導向作用同樣,政府在民商法中的信用原則中也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同時對社會中的信用體系的建設起著引導性的作用,所以對民商法中的法律系統的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政府信用在整個社會的信用中占據著非常大的比例,所以政府在對其信用的建立過程中應需要群眾以及法律的監督和評判,這種行為有益于政府引導信用體系的構建。那么在政府中的信用體系構建的相關人員也需要嚴格要求自己,并隨時遵守民商法中的相關規定,并通過這種方式來提升我國當前公務員的自身素質。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社會道德并不能充當一切事物的標準,因此在特定的條件下需要采取法律來對當前的社會狀況進行管理,同時相關的部門需要秉承合法合理的原則的對待工作,而對于社會信用的影響也是正面的,對于失信的行為要采取相應的懲戒措施,使得市場經濟發展穩定。
論文關鍵詞 民商法 原則 信用
一、民商法信用的主體與客體
信用體系包括繁雜的內容以及對象,為了更明確劃分信用內容、引進更多主體參與其中,就要科學合理地界定信用主體,一旦信用主體進行法律界定,信用就被納入到民商法中并直接關切到后期信用主體在法律上所承擔的義務和擁有的權利。在社會經濟生活中,以企業、政府、個人三個信用主體來劃分主體和客體是與社會經濟運行相適應的。
(一)個人信用經濟社會里,消費者的個人信用成為社會個體身份的重要標識。商家和金融機構鼓勵消費者提前、透支消費,通過約定以財物的形式并規定期限的償還方式,對消費者設置了嚴密的信用系統,這是當前商家、金融機構和消費者之間形成的信用關系。個人信用體系最先在歐美地區如美國等一些國家實施,曾一度極大地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大幅增長。個人信用體系的建立不僅化解了社會消費供求矛盾的危機,也極大地提高了消費者的平均消費能力和水平。在我國,該體系自引進后就發展迅猛,但是整體還不完善,該體系所涉及的個人信用問題較為復雜,需要進行相關的法制建設才是完善體系的最好選擇。
(二)企業信用企業通過所創造的社會效益,在社會經濟擁有奠基性的作用和地位,企業作為民商事主體的法人,理應享有相應的信用權利并承擔對等的義務。依法設立的企業在相關法律中所參與的主要是民事和商業活動,企業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主體,具備獨自負責債權和債務的能力,當具備法人資格的企業從事關聯交易時,企業是有信用權利的,相應而言,交易活動是雙向的,企業也有責任維護合作者等其他人的權利,以此,企業才能最終確立其信用主體的身份。企業具有法人資格后,可以享受法律規定的相應權利,企業通過將明晰股東及公司的產權,保證股東有限責任制度的實施,來為企業財產增值,這樣,企業所生產的產品最終將轉換為錢,轉化為社會財富。
(三)政府信用一個國家的信用是該國在國際社會、在人民心中形象和信念的集中體現,主要是根據該國政府的行為來判定,一般是指以中央或地方政府為代表的政府機構對社會所承諾支付的信用情況,比如公債就是政府通過國家債券形式向社會籌集財務和貨幣并在限定日期內按照約定利潤比例償還債務的工作。政府是整個社會信用體系建構的指導和參與者,政府信用也影響著整個社會信用體系的建構,政府信用建設是國家信用體系的關鍵部分,是規范企業信用、個人信用的前提。
二、民商法信用體系存在的不足
我國民商法體系和我國其它法律體系一樣,隨著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而完善與更新。但是,不管在全國性民商法律法規,還是在地方性民商法律法規中關于誠實信用原則的規定,依舊還存在著諸多不足和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未明確界定誠實信用原則的內涵和外延目前我國法學界還未明確界定誠實信用原則的內涵和外延,甚至對誠實信用原則的概念都還未形成統一。法學界對誠實信用原則的內涵和外延還存在比較大的爭議。大致法學界對誠實信用原則內涵和外延存在四種不同觀念,即“語義說”、“條款說”、“立法者意志說”和“雙重功能說”。語義說認為:誠實信用原則規定了民事活動的參與者在從事民事活動中應該遵守信用,不進行任何欺詐的要求。條款說認為:誠實信用原則的外延雖然并未進行明確界定,但是它仍然是應強制遵循的一般條款,它既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權應對復雜的案情的審判,也可成為民事活動的參與者進行正確合法的民事活動的指導原則。立法者意志說認為:立法者的意志是立法實現三方利益平衡,并最終為社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提供法律保障,而誠實信用原則制定的意圖在于貫徹實現立法者的意志。雙重功能說認為:誠實信用原則實現兩大功能,即法律調節和道德調節的功能,最終實現法律法規旺盛的生命力和彈性。
(二)誠實信用原則的序位滯后在私法領域,誠實信用原則已作為“最高行為準則”和“帝王條款”。誠實信用原則已經成為民事立法的價值追求,在私法領域(如債權法和特權法)中均有其體系,但在序位上,誠實信用原則的序位相當滯后。如民法通則第四條中確定民法的基本原則是平等原則,自愿原則,公平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守法原則,公序良俗原則。但誠實信用原則卻排在平等原則、自愿原則以及公平原則之后,這與誠實信用原則在民法中“最高行為準則”和“帝王條款”的地位是很不相襯的,嚴重滯后。
(三)缺乏具體的法律制度保障誠實信用原則我國現行的全國性和地方性民商法律法規中,明確規定其誠實信用原則作為其法規的指導性原則的,全國性民商法律法規共一百多部,地方性民事法律法規多達四百多部,覆蓋面相當廣泛。但是非常遺憾的是,在這些全國性民商法律法規,還是在這些地方性民商法律法規中誠實信用原則下位原則卻非常少,如果從立法者明文確定的視角來考察,誠實信用原則的下位原則根本就不會被確立。如情更原則,從某種意義來說,它是誠實運用原則的具體應用。我國合同法草案規定了情更原則,但是,在正式合同法文本中不知什么原因就導致變更原則不見蹤影。
三、民商法信用原則的完善路徑
(一)建立和健全個人信用體系個人的信用體系在我國經濟市場中的發展處于重要的位置,所以要想對民商法中的信用原則進行完善,首先需要從個人的信用體系來建立、首先需要對社會當中的個人權利進行分析,并且民商法中的每條規定都需要從個人信用的方面進行考慮,并在此基礎上對個人利益中的渠道也做出明確的規定。此外,針對于我國公民中的個人信用資料的保護狀況上來看,我國還沒有真正的達到保護隱私的一種狀態,無論是個人的收入支出情況,還是個人家庭內的生活狀況都是需要對其隱私采取保護的措施的。
要想徹底的解決個人信用體系的建立,需要通過法律的途徑來對個人信息采取一定的措施。并且當事人對于個人信息的溝通方式和時間都有自主選擇的權利。而對于個人信息在交易的過程中所能享受到的權利,同樣也需要法律的方式來解決。另外,我國公民應有權利對自己的資料進行修改,進而達到杜絕個人信息泄露以及被他們修改的現象發生。同時還需要將救濟途徑也歸納到個人信用體系的權利當中,并對于資料收集人對個人信息的不法利用制定懲處的法律法規。
(二)加強公司的信用建設不得不承認信用的缺失已經成為了限制我國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并且在此過程中公司的信用建設則處于主導地位。目前信用建設的前提是經濟市場中的主體不能夠對權利與義務進行違反,除此之外還需要符合民商法中的規定。無論是公司的利益相關人員還是公司中的債權人都對公司的信用體系有一定的影響。并且評判公司信用的過程中,實際承擔的債務水平以及自身義務的履行程度也是重要的因素。所以說有必要在民商法的參與下對公司中的內部人員的人格進動態的資產和靜態的資本組成了“資”的全部,使得公司信用需要“資”來進行鞏固。
(三)強化政府信用的導向作用同樣,政府在民商法中的信用原則中也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同時對社會中的信用體系的建設起著引導性的作用,所以對民商法中的法律系統的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政府信用在整個社會的信用中占據著非常大的比例,所以政府在對其信用的建立過程中應需要群眾以及法律的監督和評判,這種行為有益于政府引導信用體系的構建。那么在政府中的信用體系構建的相關人員也需要嚴格要求自己,并隨時遵守民商法中的相關規定,并通過這種方式來提升我國當前公務員的自身素質。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社會道德并不能充當一切事物的標準,因此在特定的條件下需要采取法律來對當前的社會狀況進行管理,同時相關的部門需要秉承合法合理的原則的對待工作,而對于社會信用的影響也是正面的,對于失信的行為要采取相應的懲戒措施,使得市場經濟發展穩定。
一、制定民法典，必須摒棄“條件成熟論”的立法指導思想
近幾年，有些人贊成制定民法典，但總覺得我國現時的經濟條件和理論條件均不成熟：我國目前正處于新舊經濟體制替換階段，新的經濟體制尚未定型，重要的經濟關系還沒有穩定下來，若現在就匆匆忙忙搞出一部法典來，勢必會造成法典的不穩定，而損害法典本身的權威性。此外，制定民法典需要相當濃厚的民法理論氛圍，我國近幾年法學界雖進行了大量的民法理論研究和宣傳。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缺乏理論深度，沒有形成一種全民性的民法文化，社會尚未作好迎接民法典誕生的心理準備，時機不成熟，不宜現在就開始制定民法典。
應當說，“條件成熟論”所提出的理由并非沒有一點道理。但是，把新的經濟體制尚未最后定型，缺乏民法文化作為不宜現時制定民法典的基本理由卻顯得很蒼白。
任何一個民族的民法文化，雖然不排除可以自發生成，亦可通過法學家的精心培育或由立法者制定實施民商法而形成，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經歷了漫長的自然經濟加等級森嚴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沒有哪個民族天生就具有民法文化。就連盛行過羅馬法的西歐大陸，若非法學家們從羅馬城的廢墟下掘出失傳數世紀的羅馬法，并加以廣泛宣傳，西歐人至今可能都不知什么是民法?？梢?，民法文化是可以通過法學家們的精心培育和灌輸而逐漸在民族特性中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的。一個民族的民法文化固然可以促成民法典的最終產生，而民法典的制定實施反過來亦可以萌發或推進民法文化。十多年前，我國社會絕大多數人尚不知“法”為何物。短短十幾年，法治觀念已在社會普通成員中深深地扎下根來。我國的法治文化從無到有，恰恰主要是許多法律法規頒布與實施的結果，沒有法的具體存在和有效實施，很難想象我國社會今天會是個怎么樣的社會。經過十多年的艱辛努力，我國社會已形成了一定氛圍的民法文化，這主要歸功于一系列民商法律法規的制定實施，法學家也在辛勤勞作，發表了數以千計的有關民商法方面的學術論文、論著和教材，這些為我國民法典的制定打下了較堅實的理論基礎。民法典的制定與實施。勢必又將促進我國民法文化的進一步發展，繁榮我國的民法理論。
從經濟條件來看，我國確正處于新舊經濟體制更替時期。但是，歷史上從沒有哪個民法發達的國家等到經濟關系完全“成熟”以后才制定民法典，如法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剛剛確立僅十多年，就制定出了近代法制史上第一部影響極其深遠的民法典—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世界上第一部社會主義性質的民法典——《蘇俄民法典》——產生于1922年，此時距十月革命尚不過5年。我國當前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是要在我國逐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雖然在經濟目的上存在著本質區別。但兩者的運行規則卻無甚大差異，價值規律等基本市場規律仍在社會主義市場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盡管我國現時市場經濟尚未完全發育成熟，但在立法上我們完全可以超前，充分借鑒甚至直接移植國外那些被證明是成功的民商規則，來充實我國的民法典。隨著對外開放的進一步發展，我國經濟正全面走向世界，與世界經濟尤其是發達國家的經濟保持一致，“按國際經濟慣例辦事”，已成為進一步開放的基本要求。這意味著我國民法典可以而且必須廣泛采納這些國際慣例。
持“條件成熟論”的人立意要制定一部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法典，其愿望無可非議。但有的論者卻把“中國特色”變成一種無形的沉重包袱，從心理上厭惡或是不敢大膽吸收人類的優秀民法文化。當今世界經貿在蓬勃發展，時不我待。我們不可能等到把什么問題都研究透了，待到社會經濟相對靜止下來了以后，再去制定民法典。如果是那樣，我們將永遠跟不上世界經濟發展的浪流。
二、制定民法典，應堅持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
縱觀近代以來法典式國家的民商立法，有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兩種立法模式。民商分立者，在民法典外另訂商法典，商事關系優先適用商法典，商法典沒有規定的。則適用民法典。民商合一者，只制定民法典，不另訂商法典，但在民法典外制定系列單行法規?？梢?，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這兩種立法模式的區別，在于要不要在民法典之外另行制定商法典。民商分立者仍承認商法是民法的組成部分，是民法的特殊法；民商合一者亦不否認商法的存在。 我們制定民法典，要不要同時再搞一個商法典呢，即是說到底是民商分立還是民商合一，我認為，這不是哪個權威一句話就能定奪的問題，法學研究的目的是給立法者提供切合實際需要的理論根據，為立法指明方向。這就要求理論研究者要摒棄“門戶之見”，抱著誠實的態度來進行研究。不能搞民法的就主張民商合一，搞商法就要求民商分立。法學界長期存在著一種不好的文風，自己研究哪一個法律，就恨不得把該法弄成個“獨立部門”才好，似乎只有這樣。才顯得自己的研究工作有多么重要，是搞民商分立還是搞民商合一，要看采用哪一種立法模式，更能適合市場機制的需要，更有利于健全市場法制體系。
商法典在許多國家如法國、德國、日本的出現是歷史的產物。近代資產階級是從西歐中世紀商業貿易中孕育成長起來的，它們與當時封建社會其他階段、階層有著不同的經濟利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確立后較長一段時期，商業貿易仍然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占主導地位。商業資本與其他資本更不用說與社會其他階層如工人、農民依然有著重大的利益差別。在這種經濟形勢下，專為保護商人特殊利益，調整商人內部關系的商法典的出現是不足為怪的。二十世紀以來，尤其是二戰以后，工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先后崛起，商業貿易雖仍很重要，但工業生產和金融活動在經濟舞臺上愈來愈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商品生產、商品流通、金融活動三足鼎立，市場社會化，商人世俗化，已不再存在一個有著特殊利益的商人階層，亦不存在具有獨特特征的所謂商行為。故此，為適應這種極度變化了的經濟形勢，本世紀以來許多國家在民商立法方面采民商合一，更是歷史的必然。
我們今天所要建立的市場經濟是一種全球性的、全社會性的、徹底開放的、現代化的經濟機制，其規模、深度、普及性是上個世紀以商業為龍頭的商品交換經濟所不能比擬的，人們之間的相互依賴性越來越強。那種把商人的利益與社會其他階層的利益人為地強行分割開來的做法早已不合時代潮流了?，F實生活及將來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都不存在民商分立的客觀基礎。
民法與商法都是調整平等主體間的社會商品經濟關系的，都必須貫徹平等、自愿、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基本原則，其調整手段在本質上也是一致的。盡管商法在調整某個特殊經濟領域中有某些特殊手段，但這種特殊性不足以使其脫離于民法而獨立存在；而且也正是因為這些特殊性，才使得它在民法體系中保持著相對獨立的地位，成為民法的特殊法。如果在民法典外還制定一部商法典，就須再就主體、行為等總則性問題作出規定，如前所述，現代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市場社會化，商事主體與民事主體、商事行為與民事行為無甚區別，因此，商法典中的商事主體制度，商事行為制度無非是民法典中的民事主體制度、民事法律行為制度的翻。版，這無疑造成立法上的浪費、重疊；若作出的規定與民法典相矛盾，這不僅不可能，即使有可能，就將損害市場法制的和諧、統一、權威，令人無所適從。如果商法典中沒有包括規定主體、行為制度在內的總則，則“法典”只不過是“法規匯編”而已。 有鑒于此，我國制定民法典，應當堅持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
三、精心構制，實現民法典的現代化
民法發達是一個國家法制發達的標志，而在法典化國家，民法典的存在又是民法發達的標志。正因為這樣，民法典的制定，是我國立法史上一項世紀性的巨大工程，必須以極其嚴肅認真、對社會負責、對后代負責的科學態度來對待。我國民法典將在二十世紀和二十一世紀之交產生，此時，距近代史上第一部民法典——1804年的《法國民法典》——已近二百年，距《德國民法典》——二十世紀民法典的楷?！嘟倌炅?，世界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我們不僅要繼承和借鑒人類優秀的民法文化，更要面對今天的現實，制定出一部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客觀情況，具有濃厚現代化氣息，能經得起歷史考驗的民法典。
論文關鍵詞 民商法 信用體系 經濟體制
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帶動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信用缺失的問題，以染色饅頭、三鹿奶粉等假冒偽劣產品為代表的失信現象降低了民眾對企業等主體的信任度，反應出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尚未完整的弊端。無論是市場經濟還是民商法，都必須通過信用來獲得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構建民商法的信用體系也成為趨勢所向，對引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有重要影響。不斷完善社會信用體系機制可以提高市場交易的有效性和公正性，使得商業環境更加健康、科學，倡導民商法信用體系的構建是保護交易安全和促進經濟快速發展的必要手段，真正意義上實現社會城市守信的原則。
一、信用的法律概念和特征
（一）信用的民商法界定
民商法中對于信用界定主要是通過當事人對義務的履行程度來判斷。首先是針對有效的承諾和合同問題，這就要求法律上定義的民事主體要履行承諾和合同，與此同時還要擔負某些情況下的法律賠償。在諸多交易過程中，民事主體應該通過獲取交易一方的信息和情況來判斷其信用程度，這是防止交易欺騙和提高交易成功率的重要手段，民事主體履行義務和承擔責任的能力再次展現。使得民商法將信用的界定規范在任何民事主體的義務履行能力以及法律意義上對債務的負責任程度，社會體系會對民事主體的信用做出一定的判斷。
（二）信用的民商法特征
民事主體在意識上是往履行合同或承諾上傾向且實際上有承擔義務的能力可以視為民商法的首要特征。剖析信用的真正內涵，它代表著人們之間的社會經濟關系，所以擁有權力和履行義務以及負有債權和債務都是處于這種經濟關系范圍內。信用在民商法中的特征還表現在通過未來和預期來實現狀況分析，經濟利益的變化使得民事主體對其有一定的期望。信用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預期，商品等同于一定量的貨幣。在民商法上信用還具有一定的利益性，價值是判斷其高低的標準之一。
二、民商法信用的主體與客體
信用體系所涉及的內容和對象諸多，使得對信用內容的劃分更加明確，民事主體參與信用的評價，所以要充分站在信用主體為位置來考量這個問題，將信用置于民商法中以及引導后期信用主體所承擔的義務和擁有的權利都是很關鍵的一部分，所以通過企業、個人、政府三個信用主體來劃分主體和客體很重要。
（一）企業信用
企業所產生的社會效益為其奠定了在社會經濟基礎中的位置，身為民商事主體的法人還應該享受相應的信用權利以及承擔對等的義務。在符合相關法律條件下成立的企業主要是參與民商事經營活動，這就意味著它在行使權利和行為時也能有獨自負責債權和債務的能力，前提是擁有法人資格從事相關交易活動，對于企業而言是擁有信用的權利，同時在經營過程中也要維護合作者等其他人的權利，經過這一系列環節就會獲得信用主體的位置。企業擁有法人資格后便可享受相關制度權利，承認公司具有獨立的人格且將股東和公司的財產劃分清楚，保證執行股東有限責任制，這是企業為產權增值的有效途徑之一，而企業所生產的產品最終會轉換成貨幣。企業在從事經營活動時要維持公司人格的高尚性，使得資信更加可靠。如果企業做出抽逃資本等違背法人信用的事情則會根據相關制度取消公司的法人資格，那么信用主體的位置也會被取消，企業還要按照事情的嚴重性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二）個人信用
目前針對消費者所設置的信用系統是商家和金融機構在從事經營活動中為個人提供的一系列服務，以財物的形式來約定規定期限的償還形式，是商機、金融機構和消費者之間的信用關系。最早提出和實施個人信用體系的是歐美國家，使得國民經濟出現較大幅度的增長趨勢。個人信用的誕生可以很好的解決消費者供求的問題，同時能增強消費者的平均購買力我國對于個人信用體系的建設起步不久，但是發展迅速，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所涉及的個人信用問題較為復雜，單是靠參與者來維護來遠遠不夠，針對個人消費信用體系進行相關的法制建設是必然之路。
（三）政府信用
國家信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政府的行為來決定的，所以構建有效的社會信用體系就必須要有政府的參與。對于政府信用的定義更多的是指以中央或地方政府為代表的機構對社會所承諾支付的信用情況，以公債為代表，政府可以通過向社會籌集財務和貨幣，在限定日期內完成這種債務的償還工作。政府信用在很大程度上會決定著民眾對于政府部門的形象定位高低，這也使得社會導向更加明確。將政府信用建設作為整個信用體系建設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完成企業和個人規范的前提。
三、民商法信用體系的構建
社會經濟轉型在帶動國家和社會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信用問題。市場經濟發展必須依賴于有效的社會經濟制度和信用制度。商事法律體系建設的過程中要通過不斷完善信用機制來完成市場經濟機制的建設，使得經濟和信用之間相互促進和影響。
（一）強化誠實信用原則的法律地位
《民法通則》將誠實信用作為從事民事活動的基本原則之一，然而其效力的發揮還需要在加強對債權法律等制度的建設和實施。在單行法中要不斷加強對城市信用基本原則的細化工作，提高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很關鍵。強化誠實信用原則的法律地位可以獲得三方面的幫助，首先是能有效的區分民事活動雙方所享有的權利和義務，法律會清晰的界定出責任所在；第二是對于地方保護主義的處理，要避免政府干預經濟現象的出現，對于企業的長期發展也是不利的，不斷降低短期經濟行為發生的概率，對于政府而言也是規范自我和引導社會的一大舉措。最后是針對司法救濟制度的建設工作，要讓民眾接觸到一個透明的裁量過程，對于法律制度本身來說也是一個規范化、合理化的過程。
（二）建立信用體系的民商法律制度
1.信用權的構建
對于信用權的構建要建立在相關法律制度的基礎上；信用權要作為人格權的一類，使得法律對其的定義更加清晰明確。無論是自然人還是法人，都應該獲得信用權，并以此作為自身參與經濟活動的一個條件，同時能在法律保護的范圍內進行信用權的使用和維護，引導整個社會建立誠實守信的秩序，對于市場經濟的發展而言也是有益的。信用利益要依賴信用權來實現，民商法采取信用權保護措施的目的也在于此。目前對于信用權和構建信用體系問題也在民法草案中提出來了，信用權的構建必須通過硬性的法律制度來監督和完成，這是符合時展要求和經濟活動的一項舉措。
2.加強市場主體——公司的信用建設
市場主體要在不違反法律制度的基礎上行使權利和承擔義務，這是信用建設的根本，對于欺騙違約的事情只能通過法律制裁來解決。信用缺失的問題已經成為約束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而公司信用是組成社會信用體系的關鍵部分，法律建設要著重這方面的規范和引導。無論是債權人還是利益相關人，都會受到公司信用的影響，從社會交流和經濟發展的角度來說這是一個相互促進和影響的過程。對于自身義務的履行程度以及實際承擔債務的水平都是評判公司信用的重要標準，而“人”和“資”又間接影響著這兩個標準。在法律的參與下會對公司擬制一項人格，公司內部人員會決定人格的高低。動態的資產和靜態的資本組成了“資”的全部，使得公司信用需要“資”來進行鞏固。
3.建立和健全個人信用體系
經濟社會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個人信用體系的完整程度。所以針對個人信用法律，首先要考慮到社會個體的權利問題，憲法要對個人權利以及信息收集渠道做出明確的規定。針對個人隱私保護方面的法律制度在我國還未真正意義上推出，只是概括在名譽權的范圍內，給信用信息體系建設設置了障礙?？紤]到個人信用資料的獲取以及使用都會關系到個人的隱私問題，包括個人的家庭情況和收入消費狀況等信息。要建立和健全個人信用體系應該通過解決隱私侵害和主動支配權的問題來完成，要保證個人信息置于法律保護的空間下，對于侵害情況作出相應的制裁。當事人對個人信息的溝通時間和方式都要絕對的選擇權。關于個人信息享受權利的問題勢必要通過法律的途徑來實施保護和處理，資料收集人針對個人信息收集的方式和目的，以及其安全性都是法律應該考核的項目；個人可以對自身資料進行查詢和修改，防止個人信息被非法使用和侵害，對于此類情況當事人具有有效的賠償請求權；要將救濟途徑納入個人信用體系中，使得權利侵害獲得相應的補償，對于資料收集人對個人信息的不法利用制定懲處的法律法規。
4.強化政府信用的導向作用
政府信用起著引導社會趨勢的作用，因此建設科學有效的行政法律系統至關重要。社會信用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部分就是政府信用，對于政府行為的信用也應該通過專門的法律來評判，對于引導市場主體進行活動是有益的。從事政府工作的人員應該在意識和行為上遵紀守法，并且將這種意識根植于心，提高公務員的整體素質和水平。社會道德并不能充當一切事物的標準，所以要通過法律的手段來來維持社會的安定和諧，政府部門在對待行政工作時要秉承合法合理的原則，對于社會信用的影響也是正面的，對于失信的行為要采取相應的懲戒措施，使得市場經濟發展穩定。社會經濟要平衡好各方面的權益問題，此時就需要政府信用來發揮效用，引導其可持續發展。廉潔為民是政府部門堅守的信條之一，這就使得專項治理更具必然性，要在法律法規的監督下增強政府辦事能力，對于政策的推出也要合理、透明，讓民眾看到政府信用提升的一面。針對國家公務員的信用問題要制定專門的法律法規來監督考察。公共權力的使用問題是影響社會廉潔之氣的重要部分，要實現國家的法治建設和管理就必須制定針對公共權力的法律，讓公民權力不被侵犯，保證社會經濟生活的可持續發展。公務員的誠實守信問題處在道德和法律的雙重范圍內，同時為政府信用樹立了一面旗幟。
論文關鍵詞:法律適用;商主體;商行為;商事;商事帳簿
一、德日法商法典總則內容相同之處
(一)對商法典與民法典的法律適用關系規定相同
1.德國
依《德國商法典施行法》第2條規定可知,民法仍為私法一般法,商法為民法的特別法,在商事領域,若商法典作出特別規定,則優先適用其規定,民法典只有在商法典無規定或無特殊規定的情況下方可適用。進一步考察《德國商法典》的內容可知,商法典總則性的一般規定是在民法典基本規定的基礎上作出的,但其內容仍不同于民法典,明顯體現了經營性、營利性的商事交易的要求;對于分則性的內容,商法典通常只對民法典無力規定的內容作出規定。在此以其對商行為的規定為例,商法典在第四編第一章對商行為作出了一般規定,該規定以民法典的基本規定為前提,但內容上不同于民法典,其更注重商人自治以促進商事交易順利、迅捷進行。隨后其在第二、三、四、五、六章列舉了商事買賣、商事行紀、貨運營業、運輸營業、倉庫營業等具體商行為,這些規定顯然為德國民法典所不能包含的商法特殊內容。
2.日本
《日本商法典》第1條規定:關于商事,本法無規定者,適用商事習慣法,無商事習慣法,適用民法典。②由此條規定可知,日本在民商法關系上仍堅持民法為一般法,商法為其特別法,在調整商事關系時,商法優先適用而民法次之。值得一提的是,該條還明確規定了商事習慣法的適用順序。
3.法國
在民商法適用關系上,同德日的做法,亦規定在商事領域,商法有特別規定的,優先適用其規定;若無,則適用民法。
總之,實行民商分立的德日法,在處理民商法關系時均堅持一般法與特別法的原則。此種做法,其一有助于維持民法在調整社會經濟關系時的基礎地位;其二可防止商法典重復立法,浪費立法資源,節約立法成本;其三可以防止并有效協調民商法之間對商事關系調整的沖突和矛盾。
(二)對商事人的規定大相徑庭
商事制度為德日法商法典中的重要內容,三者均規定商事人為獨立的商人。第一,商事人具有獨立性。這表現為其為獨立的以營利為目的經營主體,有獨立的經濟利益即傭金請求權,而一般的民事人進行活動專為被人利益,并無自身獨立的經濟追求;商事人有自己的經營場所、商號、帳簿并獨立進行商事登記,而民事人不具備上述獨立要件。第二,具有職業性。商事人以為業,具有持續性、連續性,而一般的民事,往往是間斷性、臨時性的。第三,具有商人性。商事人以商業為業,獨立進行商業登記、商業經營、商業核算,因此可被劃為特殊的獨立的商人。
此種立法方式,有助于鞏固商事人在現代市場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更能滿足現代經濟發展節約成本和迅捷方便的需求。
二、德日法商法典總則內容不同之處
(一)對商主體的界定不同
1.主觀主義的德國
德國在商事立法體例上采主觀主義原則,以商人概念為核心來構建商法制度并以商人作為適用商法的標準,即凡商人實施的行為,則為商行為,可適用商法;非商人實施的行為,即便為營利活動,亦不可適用商法。
2.折衷主義的日本
《日本商法典》第4條規定,本法所稱商人,指以自己名義,以實施商行為為業者。依店鋪或其他類似設施,以出賣物品為業者,或經營礦業者,雖不以實施商行為為業,也視為商人。第52條第2款的公司亦同。③由此可見,其在界定商主體概念時,采主觀與客觀相結合的折衷原則,以客觀主義為基礎,以主觀主義為補充。換句話說,其主要憑借行為的內容、性質是否構成商行為來界定商主體,若為商行為且以實施商行為為業,則為商主體;同時其又要求商人必須以自己的名義,要具備一定的主體資格。
3.客觀主義的法國
依《法國商法典》第1條規定④可見,其采取的是客觀主義原則,完全依據行為的內容、性質來界定商人。當然,除具備商行為要件外,還必須具備另一要件方可成為商人——以商為業,即從事商事活動必須是持續的,若只是偶爾從事商活動,非商人。
德日法采不同的立法原則來界定商主體可謂各有千秋,各有利弊。然而,相比較而言,德國的主觀主義原則更具有確定性卻難免有疏漏之處,法國的客觀主義較模糊不確定,而日本的折衷主義克服了法國客觀主義的缺陷,又吸取了德國商法的確定性之長,較好地確定了商主體的概念、范圍等,為一種更為可取的界定原則。
(二)對商行為規定的不同
由于德日法立法目的、立法體例的不同,三者在對商行為進行規制時,所采取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1.德國采概括方式
所謂概括方式,即以商人概念為基礎對商行為作出概括性規定,只要為經營商人實施的營業行為,即為商行為,若由經營商人以外的主體實施,則為非商行為。這可以從《德國商法典》第343條規定窺見一斑。然而,該法第345條對單方商行為的法律適用的規定,可以說擴大了商行為的范圍,即若只有一方為商人而另一方為非商人的情況下實施經營行為,二者均可適用商法。
2.日本采折衷方式,即概括和列舉相結合
《日本商法典》第503條第1款以商人概念對商行為進行了抽象概括,而在第501、502、503第2款又分別列舉了絕對商行為、營業商行為、附屬商行為。
3.法國采列舉方式
其法律并未對商行為的概念進行抽象總結,而是通過列舉的方式來界定商行為的范圍,其片面注重商行為的客觀性而忽略商人的概念在界定商行為中的作用。法國商法典將其商行為分為三類:純粹商行為、營利商行為、輔營業行為。
以概括方式界定商行為,具有較強的覆蓋力、統一力,然而卻缺乏確定性、具體性;而列舉方式,雖然具體明確,然而商行為復雜多變,種類繁多,列舉方式難以窮盡商行為的范圍而難免疏漏;至于折衷方式,可謂取二者之長而棄二者之短,相對來說,更為科學、規范,現代各國商法一般都推崇此種方式來界定商行為。
(三)商事帳簿的設置原則不同
縱觀各國對商事帳簿的設置原則,可以分為以下三種:強制主義、自由主義、折衷主義。
1.強制主義
即法律強制規定所有商人都必須設置商業帳簿,同時還詳細規定了商業帳簿的設置內容、設置方法、保管范圍、保管期間等。德國采強制主義,《德國商法典》第238-257條詳細規定了所有商人設置商業帳簿的義務及具體設置要求、方法等。從《法國商法典》第8、16條規定明顯可知,法國也采強制主義。
2.自由主義
即是否設置商事帳簿,完全由商主體自行決定,法律不強行規定。目前采此種立法原則的主要為英美法系國家。
3.折衷主義
即法律強行規定商人設置商業帳簿的義務,但不詳細規定商業帳簿的設置內容、設置方法、保管范圍等。日本采此方法,依《日本商法典》第32條第1款規定可知,其強制規定所有商人設置商業帳簿的義務,但從其第2款,又可見其未強制要求商事帳簿的記載方法與內容。
隨著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濟形勢的復雜多變,自由主義與折衷主義的設置商事帳簿原則弊端凸顯,一方面無法讓商事主體、投資者、股東等清楚了解商主體的財產經營狀況以防范風險、維護自身合法利益,另一方面使政府部門也無法有效對其進行監管而擴大了經濟風險。因此,這兩種原則日益消退,相反,強制主義更能適應現代經濟生活的需要,便于實現商人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保護,日益受到世界各國的青睞。
三、對我國制定《商事通則》的立法啟示
我國現行商事立法現狀為民法與單行商事法律并存而缺乏統率性、通則性的《商事通則》。本文在此不討論《商事通則》制定的必要性,而是在肯定其必要性的前提下,借鑒德日法商法典總則的合理做法,為如何制定《商事通則》略表拙見。
(一)準確定位《商事通則》,協調好民商之間的關系
如前所述,德日法商法典在處理民商法的關系時,均堅持民法為一般法,商法為特別法,在商事領域的法律適用上,商法優先而民法次之。這給我國的立法啟示為,制定《商事通則》仍應堅持民商法一般法與特別法的關系。為此,其要注重協調民商法的內容:對民法已規定的精神、原則等基礎性內容,通則不應重復規定,否則,將造成立法重復、交叉,從而增加立法成本,浪費立法資源;同時,因民商法的基本價值理念、調整對象存在重大差別,使得許多內容不能為民法所包含,例如商人、商事行為、商事賬簿、商事等,而這些內容為商事領域的一般制度,因此,這一立法任務應由商事通則來肩負。
(二)規定商事基本制度,彌補法律空白
究其原因，蓋文學作品表現的是人類的生活和情感，人性的精髓因民族、地域、文化傳統所產生的差異也許可以忽略不計，翻譯高手能夠從語言文字中提煉出人類感覺的共同"精魂"，"投胎轉世"之后，語言習慣的差異便通過翻譯家的再創作"化"之而去，出落的是"依然故我"的仙女。然而法律概念是法律制度的載體，翻譯往往是從無到有的過程。用目的體系（本土的）法律術語對譯出發體系（比如英美的）法律術語，意味著把不完全相同的兩種制度牽強地疊合在一起，即使二者所代表的制度內涵有著共同的"精魂"，但細微的差別也可能移植制度的功能。當然，如果立法者的本意是要用本土的制度"化"掉本源的制度，著意把出發制度的內涵植入目的制度，又另當別論。但許多情況下并非如此，象《海商法》這樣一部強調保持淵源制度完整體系的法律，法律術語之間的差異一旦"化"掉，就無法實現法律規范的功能和法律移植的目的。[3]
我們不妨剖析一個《海商法》制度"海上貨物留置權"為例，Possessory Lien，[4]翻譯如何給法律概念解釋造成困惑，由此看出法律術語翻譯方法在以法律移植為主要立法淵源的我國具有怎樣特別的意義。這一至少在具體學科的比較法研究中尚未引起足夠重視。
一、海上貨物留置權產生背景和由此引出的法律解釋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開創了我國將國際公約直接變為國內立法方式上的先例，并且成為我國大陸第一部系統引進英美法制度的立法。這一立法特色對海商法中的概念界定和制度內涵的解釋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從法律結構上看，《海商法》幾乎全部是對國際公約或構成國際航運慣例重要組成部分的國際標準合同形成的。由于公約的邏輯結構十分嚴密，加之公約淵源于英美法，概念、制度自成體系，與隸屬大陸法傳統的我國一般民商法體系難以融合，故只能采取整章移植國際公約或國際標準合同的方式，構成我國《海商法》各章的。如涉及本文討論的海上貨物留置權的兩章內容，分別為第四章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和第六章船舶租用合同，第四章是移植《海牙公約》、《海牙-威斯比公約》及《漢堡規則》的內容，只是根據我國的航運政策進行了取舍，具體規范結構則是翻譯原文；第四章中"航次租船合同"一節還了國際標準合同如使用率較高的"金康"合同(GENCON)；第六章主要是參照幾個國際標準合同制定的[5]。
由這種移植方法所形成的我國海商法概念獨具特色――公約或標準合同中的概念按照其在本章中的特定含義翻譯，《海商法》各章的概念涵義都在本章中加以解釋，同一中文法律術語并不要求其涵義在整部法律中是一致的，相應地，同一法律術語的多個涵義則在各章中分別被譯成不同的中文概念，某些英國制度的分支概念被譯成不同的中文后甚至代表互不相干的制度。例如Lien是英國法中重要的財產擔保制度，我國傳統中譯為"留置權"，但它的內涵為"優先權"，遠遠大于我國"留置權"概念[6]，其中包括Possessory Lien、Maritime Lien和Equitable Lien（衡平法留置權）[7]。Maritime Lien是Lien制度中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國民商法中沒有對應的術語，《海商法》第二章采用文義譯法直譯作"船舶優先權"[8]，譯出了Lien的"優先權"含義――優先權毋須占有標的物，而直接依法律規定的受償順序從標的物中優先于其他債權獲得清償；而Possessory Lien在在英國財產擔保法中是基于合法占有（留置）標的物而取得優先受償權，這一制度與我國民事留置權制度的功能有諸多方面相似(而不是相同)，按本義譯出為"占有留置權" （或"占有優先權"）， 而按照我國民事"留置權"的特征解釋，留置權本身就是一種以"占有"為前提而產生和存在的權利，因而翻譯者為了避免同義重復，去掉了"占有"二字，成為《海商法》第四章中的"留置權"[9]，亦即本文所討論的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如此以來，在對法律規范進行比較法解釋和比較法研究時至少引起了兩個問題：
（1）同源于英國法中的Lien制度體系的海上貨物留置權與船舶優先權在我國海商法中卻變成了兩個互不相干的制度――Maritime Lien在我國作為船舶"優先權"構成獨立的制度體系，Possessory Lien作為我國的海上貨物"留置權"成為我國民事留置權的一個分支。原有Lien制度體系下的兩個分支概念之間以及分支概念與總概念之間的內在聯系被完全切斷了。不只如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在譯為英文本時，把"船舶優先權"被譯作priority（而不是其原始術語[10] Maritime Lien），進一步切斷了以英文詞義為線索回溯到出發體系中去尋找制度淵源關系的途徑。
兩大法系的留置權制度與各自體系內的優先權制度密不可分、協同作用，在功能設置上此消彼長、相互彌補，共同調整海上貨物運輸關系，擔保承運人和船舶出租的債權實現，構成完整的制度總和。而僅就留置權制度而言，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之間存在較大差異。在兩大法系海商法律制度中，優先權制度與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是密切相關、協同作用的，二者功能互補，此消彼長，各國對于單一制度的設置各不相同，甚至名稱都不盡一致，但的功能之和卻大致相同[11]。因此研究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時必須同時研究各國的優先權制度，否則無法知曉各國在保護海上貨物運輸法律關系中的債權人的制度?！逗Ｉ谭ā吩谥贫纫浦仓袇s由于翻譯方法問題切斷了英國法中具有明顯聯系的兩個法律術語所代表的制度之間的聯系。
（2）相似而不相同的兩種制度――英國法中的占有留置權與法中的留置權制度――之間的差異隨著"占有"二字的省略而被抹去，作為淵源制度的英國占有留置權制度被賦予了目的體系中國民事留置權制度的全部特征，這成為長期以來我國研究、解釋我國海上貨物留置權概念時套用民事留置權法律特征的根源。其實，兩類"留置權"存在著許多差異：民事留置權制度淵源于大陸法系擔保制度，而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淵源于英美擔保法制度。突出的問題是，英國法中的占有留置權制度以合約留置權為主體，法定留置權只是一種對于法律主體和法律關系適用范圍很小的補充性權利；而大陸法的留置權制度以法定為重要特征之一，不允許自行約定留置貨物。在海上貨物留置權被強加以民事留置權特征之后，這種差異成為法律適用中的最大難題。比如提單中大量存在的留置權條款的效力如何認定，成為司法實踐中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否定合約留置權的判決一再受到航運界振振有詞的質疑，[12]相比之下，司法部門的論證在邏輯矛盾中顯得有些乏力，比如一面在文章的開頭"海上貨物留置權的法律特征"的命題下否定約定留置權的效力，一面又用文章的主要篇幅討論英美合約留置權條款的內容及其約束力。[13]另一種肯定約定留置權效力的論證是依據民法學關于大陸法系"物權性留置權"與"債權性留置權"劃分的，把"債權性留置權"與合約留置權混為一談。[14]可見以大陸法留置權理論解釋淵源于英美法的概念只能削足適履。
《海商法》關于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的規定只有三條，本身并沒有肯定或否定合約留置權的效力，留置權的成立要件、留置權的行使方式、以及留置權與訴前扣貨的關系問題等等，界定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的特征依賴于對海上貨物留置權概念的解釋，而解釋的方法卻全依賴于法律原理――究竟選擇我國民事留置權理論抑或適用英美擔保法理論作為解釋海上貨物留置權概念的依據，成為實踐和理論都無法回避的問題。
二、法律術語的翻譯方法及其對于法律解釋的意義
法律術語的翻譯在法律移植中的意義遠非文字技巧問題，它直接決定法律概念能否作為制度移植的載體，準確、完整地傳達立法者移植某項制度時的意圖，換言之，能否按立法意圖繼受外國法律規范的內涵，充分體現其制度功能，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翻譯方法。所以港臺民商法專家對于法律術語特別是英美法術語的翻譯方法都十分重視。綜合起來大概分為兩大派論：
從事大陸法學民商法研究的學者認為，"應將英美法之概念用語，納入我國既有之法律體系，使之與現行法概念用語相契合。"[15]主張將出發體系概念所代表的功能相同或相近的制度統一用目的體系的相應概念來表示（本文稱之為"制度功能對譯法"或"功能譯法"）。
從事英美法研究的學者則認為，"憑一兩個相同的地方把一個法律體系的術語與另一個法律體系的術語劃上等號，很容易把術語在一個體系的意義帶入另一個體系里去"，主張"只有當兩個概念之間的差異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具重要意義時才可以劃上等號，否則寧可生造詞語。"[16]（本文稱之為"概念內涵直譯法"或"文義譯法"）
《海商法》移植Lien制度時實際上分別采用了上述兩種不同方法進行翻譯――把Maritime Lien譯作船舶"優先權"采用的是文義譯法[17]，反映了出發概念自身的內涵；而把Possossory Lien譯作"留置權"，采用的是功能對譯，亦即出發概念所代表的制度與目的體系中的某一制度具有相同或相似功能時，直接用目的體系中的相應概念來代替出發。如果按文義譯法直譯，則possessory Lien應譯為"占有優先權"或"占有留置權"。（總概念Lien可譯作"優先權"或留置權）。這種在同一部法律中采用兩種不同方法翻譯同一體系的分支概念的作法，進一步增加了進行比較法解釋時尋找法律制度源頭的難度。
筆者認為，功能對譯法的弊端在于，它把一個體系中的術語的內涵強加于另一個體系的術語內涵之中，或者導致出發概念內涵的遺落，或者導致其內涵的增衍，實際上造成對所移植制度規范的任意縮小解釋或擴大解釋。所以，文義直譯法更符合法律術語翻譯的內在要求，能夠盡可能客觀地表達概念所代表的制度內涵。象"優先權"（ Lien）這樣的概念，我國現行普通民事法律體系中并沒有相應制度，采用直譯生造詞語反而提供了尋找法源的線索，我國司法實踐中對于如何適用"船舶優先權"制度的討論普遍從英美法制度中去尋找解釋依據，在比較法研究方法上沒有分歧，這與術語翻譯保持了英國制度的原貌是分不開的；而屬于同一制度的Possossory Lien（占有優先權）由于按功能對應譯為我國已有固定內涵的 "留置權"，因而順理成章地被納入我國留置權制度體系，海上貨物留置權變成為我國民事留置權中的特殊制度，從而改變了這一制度與母體的淵源關系，進行比較法解釋時常常陷入異化概念的陷阱找不到出口，在信息不全情況下司法實踐中只能套用我國留置權概念特征去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其牽強附會已如前述，直接影響對規范內涵的理解和制度功能的發揮。比如根據我國民事留置權理論，留置權是法定擔保物權，因而不承認約定留置權的效力。如果適用民事留置權的法律特征來界定海上貨物留置權，認定海上運輸合同中約定留置權的效力就缺乏法理依據，然而在海事審判實踐中扣貨的依據恰恰是提單的留置權條款，對留置權法律規范中所確定的留置權成立條件加以解釋時，也又能不適用英美法中合約留置權理論，包括對留置權條款進行解釋的合同解釋理論。
當然，采用何種方法翻譯要視具體情況而定，王澤鑒反對"個別法規定之基本概念皆因循其所繼受國家之法律理論"，主張"設法使之與整個體系相配合，融為一體" ，也是為了使法律的有機體內"部分與整體調和，以實現其規范之功能"[18]。從前面介紹的《海商法》立法背景來看，我國海商法移植追求的是海商法制度自成體系，甚至各具體制度自成一體，因而其中的個別概念若要"與整個體系相配合，融為一體"，應當首先考慮與海商法的相關制度相協調，由此構成完整的功能體系。如果為了與本國既有的民商制度概念一致而牽強地采取概念對譯，則破壞了《海商法》內的部分與整體的調和關系，影響法律規范功能的實現。
無論我們如何選擇翻譯方法，法律概念作為"部分"都難以同時兼顧與本源制度體系的"整體"和本土制度體系的"整體"協調關系，所以，討論法律術語的翻譯方法對于法律解釋和理論研究的意義主要在于，當我們對移植的法律術語及其代表的法律制度進行解釋時，切不可忘記這些術語并不一定反映了制度的原貌，術語的內涵有時只是由翻譯者確定的。表面上完全相同的概念所代表的制度可能不完全相同；而表面上毫不相干的概念之間實際上卻存在著某種制度聯系。所以即使主張把英美法術語納入我國概念體系的學者，也特別強調要"通過解釋途徑"，否則會造成望文生義，穿鑿附會。這一點，在解釋主要通過翻譯所產生的《海商法》時應受到格外的重視。換一個角度說，如果在法律適用和理論研究中都時時意識到這個問題，那么，討論使用什么方法來翻譯法律術語的問題也就沒有意義了，因為術語本身不過是一種文字符號而已，它并不等于法律制度本身，制度的內涵是通過解釋途徑附于這個符號之上的。
三、"概念還原解釋法"―― 海上貨物留置權解釋方法的一個啟示
盡管法律術語的翻譯作為法律制度移植的方法具有內在不可避免的缺陷，其所代表的法律制度在移植中可能經常發生增衍或遺漏，然而，只要法律移植仍是我國生產法律的主要方式，我們就別無選擇。彌補這種缺陷的途徑是比較法解釋。比較法解釋的目的就在于"將外國立法例及判例學說作為一種解釋因素，以求正確闡釋本國現有法律規范之意義內容"。[19]筆者主張，在進行比較法解釋的過程中，應當深入分析和認識我國法律制度與所繼受的外國立法例之間的淵源關系，把特定概念的內涵及其法律特征還原到所繼受的該外國法中，以最大限度地尋求對法律概念作出準確、完整、合乎邏輯的比較法解釋。這種解釋方法本文稱之為"概念還原解釋法"。采用這一解釋方法，關于海上貨物留置權的概念特征與制度功能之間的諸多矛盾都得到了合理的解決。
運用"還原解釋法"的第一步，是準確無誤地找到法律概念賴于產生的"祖籍"。在許多情況下這并非一件直截了當的事情。如前所述，《海商法》的立法背景為追索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的淵源提供了一個路徑。然而，即使海商法全部是從國際公約和國際慣例移植而來，這些公約和慣例卻是兩大法系各國制度長期博羿、借鑒和融合的結果，僅就具體的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而言，如何能確定它淵源于英國財產擔保法中的而不是大陸法系的擔保物權制度呢？從法律文本中找不出任何線索，所有的線索都在翻譯中被切斷了（已如前述）。這個答案只能通過對公約、英國擔保法和大陸法系擔保法中的"留置權"制度進行比較，找出與我國海上貨物留置權規定最相近的制度。
經對公約與英美海商法制度比較，筆者看到，海運公約和慣例基本上是英美等海運大國海商法制度的翻版，至少在技術結構和法律體系上如此。為遵從國際法規則，公約成員國都會以不同的立法形式把國際條約的內容納入內國法律制度體系，非成員國的海商法制度與國際公約和國際慣例的聯系往往也比與本國普通民商法制度體系的聯系更為密切，國此各國海商法成為一個相對封閉的獨立體系，即使在海商法制度與本國民商法制度整合得較好的大陸法各國，在研究海商法制度時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英美法理論。雖然這已成為常識，然而在絕大多數人都認為我國海上貨物留置權與淵源于大陸法系的民事留置權具有共同的法律特征的情況下，筆者得出這種結論需要拿證據才能服人。
面對如何協調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與本國民商留置權制度的關系問題，筆者研究發現，實行民商分立的大陸法各國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都與本國民事留置權制度都大相徑庭，而且就功能（而不是概念）而言，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實際上是由"留置權"概念下的同時履行抗辯權制度[20]和不同名目下的優先權制度[21]共同構成，亦即大陸法各國將英美法Possossory Lien（占有優先權或占有留置權）制度分解為留置的權利和優先受償的權利和兩個功能互補的制度，從而把英美法制度（而不是概念）納入本國民、商法體系，使之與本國既有的概念和制度相契合，但在法律用語上，幾個國家都避免直接稱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為"留置權"或"優先權"（這樣就避免了前文所說的術語對譯造成的概念內涵增殖或遺落的缺陷），只是具體規定了海上貨物運輸債權人如何通過占有標的物獲得優先受償的權利。這一信息進一步排除了用民事留置權特征解釋我國海上貨物留置權概念和制度的合理性。與我國大陸同樣實行民商合一體例的，是采用"特別留置權"制度來解決這一問題的。臺灣的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屬于特別留置權，與普通民事留置權之間具有巨大差異 。[22]國內學者習慣于引用臺灣學者的觀點作為論證依據，對于臺灣的特別留置權不可不特別留意。盡管我國理論界主流意見趨向民商合一，但海商法制度相對于國內其他民商法的獨立地位已如前述。
《海商法》關于承運人的貨物留置權制度的規定采用的是"金康"合同格式，其中的"留置權"特征與英國法Possossory Lien制度的特征一樣，所列舉的留置權項目包括運費或租金、共同海損分攤、滯期費、承運人為貨物墊付的必要費用，以及應當向承運人支付的其他費用，其范圍大于大陸法各國海上貨物留置權的范圍[23]，而囊括了合約留置權中任何可能產生的費用；從《海商法》條文的內容來看，留置權的實現須經法定程序而不得自行變賣，這一明確規定反映了英法"占有優先權"效力特征；從留置權與訴扣貨兩項制度的關系來看，體現了"占有優先權"與"衡平法優先權"制度功能互補的特點。整個海上貨物留置權規范無不滲透著英美法Possessory Lien制度的特征，換言之，我國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整合了大陸法海商法以"留置權"制度和優先權制度共同承擔的功能。由此可以確信，我國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與英美法占有留置權同源，與淵源于大陸法留置權制度的我國民事留置權制度有著不同根系。
把我國海上貨物留置權概念還原為Possossory Lien，從英國財產擔保法中尋找解釋這一制度特征的理論，實踐與理論的邏輯矛盾就得到合理的解決：
（1）關于海上貨物留置權的性質和留置權條款的效力問題。
在英國法中，Possossory Lien 既可依法律規定而產生，也可依合同約定而產生。普通法規定的留置權（即法定留置權）不僅在范圍上小于合約留置權，而且適用條件限制很多。就二者的效力而言，法定留置權只是作為當事人之間關系或他們之間交易定情形下的默示條款或法律后果。所以只有合同沒有約定或沒有相反約定的情況下，才起作用。亦即，約定的留置權效力優先，普通法留置權為補充性或選擇性的權利。因此，我們不必借助大陸法留置權理論，依"法定擔保物權"說否定合約留置權的效力或以"債權性留置權"為佐證肯定合約留置權的效力，而應當依據英美法的合同解釋規則確認留置權條款的效力，"概念還原解釋法"為這種實踐提供了理直氣壯的根據。
（2）關于海上貨物留置權的成立要件和行使方式問題。
《海商法》規定了兩類不同的貨物留置權：承運人的貨物留置權和船舶出租人的貨物留置權，它們分別源于Possessory Lien中的"特別（占有）留置權"(Special Lien，或"特別占有優先權") 和"一般（占有）留置權" (General Lien，或"概括留置權"，"一般占有優先權")[24]。這兩種貨物留置權的效力規范[25]、成立要件及行使方式都不相同，這一重要問題在海上貨物留置權研究中被忽略，是不了解二者的淵源制度所致。
作為承運人留置權淵源的特別留置權與我國民事留置權制度相似，是指留置權人扣押占有某項財產直到該特定財產所生費用全部清償為止的權利。這解釋了我國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承運人留置權成立的條件――留置權人只能就留置物產生的費用留置該特定財產，卻并不必問該財產的所有人（貨主）是誰。同時，特別留置權不含有債權人出賣標的物的權利，只有當制定法明文規定的情況下，留置權人才可以按規定的程序出賣留置物，這為解決我國承運人行使貨物留置權的方式問題找到了依據；留置權與法院扣貨之間的關系也從中找到了答案――在英美法中，通過申請扣押把留置權轉移給海事法官的做法，是行使留置權的主要方式，也是實現優先請求權的唯一方式。留置權僅僅是一種抗辯權，法院扣押貨物所實現的是優先權，這一優先權因留置權人占有標的物而取得，但海上貨物留置權人不能象民事留置權人那樣自行處理留置的財產，而只能通過司法扣押拍賣標的物而實現其優先受償的權利。
一般留置權則是為了擔保一般債權而設置的擔保，更類似于我國的質權。根據一般占有優先權，留置的財產可以不是留置請求權的標的，它可以基于行業慣例產生，也可基于雙方認可的持續性先例而確定，還可以由雙方在合同中明確加以規定。我國船舶出租人行使留置權必須以貨物為租船人所有，卻不以置于船上的貨物為產生請求權的標的物為限，即源于此。
關于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的其他一些爭論不休的問題，運用"概念還原解釋法"，把翻譯過來的"留置權"概念還原到它基于產生的制度土壤中去，都能獲得完整、合理的解釋。索本求源不僅適合于解釋象海上貨物留置權這樣處于兩大法系夾縫中的概念，也不僅僅對于象《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商法》這樣一部典型地成體系移植的法律的解釋具有意義，筆者相信，作為比較法解釋和比較法研究的一種思維方式，"概念還原解釋法"對于由移植產生的所有法律概念的解釋都是一種啟示。如果運用這種比較法解釋方法通過統一的司法解釋把概念的內涵加以確定，會避免實踐中的大量爭議而在許多問題上實現司法統一。
[1] 載于《北大評論》第2卷第1輯，轉載于《文摘》2000年第6期。
[2] 錢鐘書：《林紓的翻譯》，載于《錢鐘書散文》，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269頁。本段加引號的部分都是錢先生描述文學作品翻譯的"化"境時使用的詞匯。
[3] 各國海商法都極少照顧與本國其他法律之間的銜接，因為海商法主要由航運慣例構成，國際一體性很強，在各國國內法體系中都處于相對獨立的地位。
[4] 《海商法》中譯為"留置權"， 用于指稱我國的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筆者主張按字義翻譯為"占有留置權"，本文后面將用重要篇幅專門介紹《海商法》譯法的由來和筆者譯法的理由。
[5] 這一部分參見郭日齊：《我國＜海商法＞立法特點簡介》，載于《〈海商法〉必讀》，交
通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頁。作者是制定、頒布《海商法》期間國務院法制局顧問。
[6] 考證這兩項制度之間的關系真是煞費苦心，因為我國海商法論著一般只有關于Maritime lien 的介紹，Possessory lien在英國海商法中主要由合同約定，適用各種國際標準合同，很少有海商法對于Lien制度進行系統討論；而我國民事留置權理論又幾乎不介紹英美留置權Possessory lien制度，個別提及這一制度的文章對英美留置權制度的功能也有嚴重誤解。例如用英國學者Treital的觀點――"留置權可以填補國內時履行抗辯適用范圍的有限性所留下的空白"，來說明我國留置權與同時履行抗辯權適用范圍上的差異（參見王利明：《民商法理論與實踐》，吉林人民出版社，第278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大陸法為主的我國民法學界對于英美法留置權和優先權制度的陌生。實際上，Treital 所指的留置權正是英國法中Lien，英國法的這項擔保制度具有多重功能，《布萊克法律辭典》(Black’s Law Dictionary)列舉了Lien的9個內涵，其適用范圍比同時履行抗辯權廣泛得多；而大陸法系的情況恰恰相反，同時履行抗辯權的適用范圍要比留置權廣泛。本文主張在研究以移植英美法為立法資源的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時，盡可能深入探究兩大法系在相同的"留置權"概念的標簽下隱藏的制度差異。
[7] 關于英國優先權和留置權的介紹參見董安生：《英國商法》，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443-449頁；司玉琢：《優先請求權·時效·碰撞責任限制》，大連海運學院(內部發行)，第55頁；司玉琢：《新編海商法學》，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頁。
[8] 朱曾杰：《關于＜海商法＞第二章》，載于《〈海商法〉學習必讀》，
第54頁。作者解釋，按傳統通譯法譯為"海上留置權"，多數專家現在認為不恰當，譯為"優先權"是按字義譯出的。另參見徐新銘：《船舶優先權》，大連海事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頁。作者在書中列舉Maritime lien的許多譯法：海事優先權、海上留置權、海上優先請求權、船舶優先請求權、船舶優先權，等等。
[9]參見司玉琢主編：《新編海商法學》，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頁。
[10]筆者原系海事法院法官，了解到最高法院交通審判庭和海商法專家對這種譯法普遍給予批評，但尚未見對這一術語見諸文字的討論。
[11] 海上貨物留置權與優先權制度的功能互補關系，在關于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比較研究中也沒有給予充分注意，這一筆者將在另文發表的畢業論文的第二部分《海上貨物留置權制度的功能比較研究》中詳述。
[12] 參見徐霆：《淺析提單與租船合同的留置權條款》，載于《中國海商法協會通訊》，1996年3月刊；湯凱：《論海上貨物留置權》，載于1991年《中國海商法年刊》，第208頁；(香港)陳承元：《承運人之留置權》，載于《國際海商法律實務》，郭國汀主編，大連海事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頁。司法部門也有個別文章贊同這一觀點，見伍治良：《淺論海上貨物留置權》，載于《海事審判》1998年第4期，作者是某海事法院海商庭庭長。
[13] 參見傅緒梅：《中國海商法詮釋》，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頁，作者是前任最高法院交通審判庭庭長；同時參見金正佳等：《海上請求保全專論》，大連海事大學出版社，第178頁，作者是某海事法院業務院長。他們的觀點在司法實踐中具有很大權威性。
[14] 劉志文：《論我國海上貨物運輸中貨物留置權的性質及其》，載于《中國海商法年刊》，1995年卷，第161頁。
[15] （臺）王澤鑒：《附條件買賣買受人之期待權》，《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一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頁。
[16] (港)何美歡：《香港合同法》(上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頁。
[17] 朱曾杰：《關于＜海商法＞第二章》，載于《〈海商法〉學習必讀》，
第54頁。作者解釋，按傳統通譯法譯為"海上留置權"，多數專家現在認為不恰當，譯為"優先權"是按字義譯出的。我國對大陸法系"留置權"概念的翻譯也采取了功能對譯法。
[18] 王澤鑒，上引書，第130頁。
[19]梁慧星：《民法解釋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頁234。
[20] 關于法國、德國"留置權"概念下的制度僅具同時履行抗辯權之功能，國內民法學界基本上沒有分歧；其實日本"留置權"概念下的制度功能與法國和德國差異不大。筆者主張對各國制度作功能比較而不是概念比較，亦即各國保護同一類法律關系的制度之功能設置上的異同，故在此不作"物權性留置權"與"債權性留置權"之劃分。日本學者林良平指出，"談論某種權利是物權或債權沒有意義最好是對債權利能夠發生什么樣的具體權利、發生那樣的權利是否妥當，作個別判斷"。（轉引自梁慧星、陳華彬：《物權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頁）。對此筆者在畢業論文的第二部分以比較法學理論為據另有詳述。
[21] 法國為"特定動產優先權"、德國為"法定質權"、日本為"先取特權"。參見1966年《關于海上物運輸合同和租船合同的法國法令》第3條，《德國商法典》第397條、410條、614條、623條；《日本商法典》第753條、第757規定。
[22] 《民法典》第445條、647條、938條、960條、962條，《海商法》162條；另參見(臺)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下冊)，第426頁。
[23] 德國的海上貨物留置權為"法定質權"，與約定質權的項目分開規定。
論文摘要:誠信原則不僅顯耀于私法，在公法領域也逐漸得到認可。個人信用、企業信用是民商法的調整范圍，與民商法相對應的基木法的是經濟法、行政法，經濟法和行政法的關系是實體(經濟法)和程序(行政法)的分工。在政府控制經濟活動的領域中，經濟法與行政法分別以實體法規范(授予行政權力)和行政法規范(設定行政行為的程序)的方式互動地實現政府控制經濟生活，規范政府經濟行為的目標，木文擬從行政法與經濟法的角度研究政府信用制度。
政府信用是公眾對政府信譽的一種主觀評價或價值判斷，是公眾對政府本身行政行為所產生的信譽的心理反映;同時也是政府在維護和構建社會信用體系中所擔負的職責，表現為其是否為社會提供信用環境。社會信用體系按其組成部分可以劃分為政府信用、企業信用和個人信用，其中‘政府信用是整個信用體系的重心和“基石”，是建立真正的企業、個人信用的前提條件。政府是制度、規則、法律的制定者，如果政府失信，就會直接影響制度、法規的權威和約束作用。構筑完善的政府信用法律制度不但是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也是我國參與世界經濟競爭的要求。而構筑我國的政府信用制度，首先要先確定這一制度由什么部門法來調整。
一、公法領域的誠信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在私法領域被奉為“帝王條款”，以公平和正義為根本宗旨而凌駕于一切具體的民法規則之上，要求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善意真誠、恪守諾言、公平合理。誠信原則不僅顯耀于私法，在公法領域也逐漸得到認可。1926年6月，德國行政法院在一份判決中指出“國家作為立法以及法的監督者，若課予國民特別義務，于國民司法關系，相互遵守誠實信用乃正當的要求;且國家對于個別國民在國家公法關系上，該誠實信用原則亦是妥當的。德國最高法院1930年10月2日的一份判決更加明白肯定道:“誠實信用原則對于一切法律，并包括公法在內，皆地適用之。時至今日，一此國家和地區的公法也開始對誠信原則予以明確的宣不。1996年韓國《行政程序法》第4條規定:“行政機關執行職務，應本與誠實信用為之?！蔽覈_灣地區的《行政程序法》第8條也規定:“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并保證人民正當合理的信賴。”因此如果說個人信用、企業信用等私人信用機制應在民商法中被構筑，那么政府信用顯然要在公法領域進行研究。
我國《憲法》對政府憲法責任作了規定，規定了聽取和審查政府工作報告制度、組織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制度、質詢制度、罷免制度等等，這此對政府信用的調整作了原則性、根本性的規定。個人信用、企業信用是民商法的調整范困，與民商法相對應的基本法的是經濟法、行政法，本文試圖從經濟法、行政法角度研究政府信用制度。
二、政府信用制度與行政法
行政法是調整行政關系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監督行政關系的法律規范和原則的總稱。行政法的特定調整對象是行政關系和行政監督關系，是因國家行政機關及其他行政卞體行使其行政職權而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行政關系是國家行政機關在行使行政職能過程中，對內對外發生的各種關系；.督行政關系是國家有權機關(國家立法機關、國家司法機關、行政監察機關)在監督行政行為過程中與行政機關形成的關系。行政法產生的最初日的是使權力分立，相互制衡以避免權力濫用，以保障資產階級的個人權利與自由及鞏固資產階級政權。這種調整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縱向關系的法律毫無疑問能擔負起規范政府行為，構筑政府信用的重任。
(一)誠信原則在行政法中的基木內涵
作為民法基本原則的誠信原則在行政法中的地位日益顯現，誠信原則也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則，要求政府實施行政行為時必須誠實守信，這既是維系和指導政府與人民關系的根本準則，又是規范和調整政府機關與公民個人關系的指導原則。在行政法上，誠信原則的基本內涵是:(1)行政機關的活動應以維護社會公益和保障相對人的正當權益為行政目的。其實，行政權力的公益原則是相對于行政機關的“私利”而言，其禁止的是行政機關以權謀私、濫用職權。(2)行政機關應當忠誠執行憲法與法律憲法是人民與政府簽計的契約，是人民授予政府管理國家的委托書;法律是人民代表對行政機關的授權令。因此忠實地執行憲法與法律是行政機關的基本誠信義務。(3)行政相對人應服從行政機關依法所進行的管理。行政機關代表人民行使權力，其管理的目的在于實現安全、秩序與正義，行政相對人理當信任行政機關，服從其依法做出的行政決定，這是行政相對人應履行的基本誠信義務。(4)行政機關和相對人意思表不明確、真實。(5)行政機關和相對皆應言而有信，不出爾反爾。(6)行政機關的行政決定應該公平合理。
(二)行政法對政府信用制度的規范作用
行政法在規范政府信用的活動中誠信原則具體化為法律優先原則、法律保留原則、禁止過度原則、信賴保護原則、行政公開原則、行政效率原則。
1.法律優先原則，一切行政活動都不得與法律相抵觸，行政機關應受現行有效法律
的約束，遵守法律的規定，對現行有效的法律予以適用(強制適用)。因為法律是人民意志的反映，“法律為國家意思中法律效力最強者”、“以法律形式表不之國家意思，優先于任何國家意思表不”。根據政府與人民憲法上的委托關系，法律優先實質上是要求行政機關不得違反委托人的指令，這正是行政機關的誠信義務，也是政府信用最重要的表現。
2.法律保留原則。對于影響人民自由權利的重要事項，沒有法律的明確授權，行政機關不能合法地作為行政行為。法律優先原則是消極的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機關不得違背現有法律;而法律保留原則是積極的依法行政，要求行政機關對關系人民自由權利的重要事項，必須有法律的授權方可為之。法律保留原則的實質是政府權力有限，非謀取人民的福利，行政機關不得有超越法律權限的行為，這顯然也是政治委托關系中的一項基本誠信義務，是實現政府信用的保障。
3.禁止過度原則。也稱比例原則，是指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決定時，應當全而權衡公益與私益，采取對公民權益造成限制或損害最小的行政行為，并且使行政行為造成的損害與所追求的行政日的相適應。禁止濫用原則即是為了防止行政機關濫用權力，也是對行政機關審填善意行使權力的要求。
4.信賴保護原則。信賴保護原則肇始于德國行政法院判決，后經日本及我國臺灣地區的效仿、繼受與發展，現已成人陸法系行政法的一般原則。行政機關應保護行政相對人正當合理的信賴利益，在相對人因信賴其行為而遭受損失時，應給予利益上的補償。在行政法上，信賴保護原則主要表現為行政立法的不溯及既往以及違法行政行為撤銷的限制。信賴保護原則實際上是對相對人的主觀權利和無過錯取得的既得利益的俘重和保護，是防止行政機關違背誠信義務，建立和保護公民對行政機關的信賴的必然要求，信賴保護原則的實現也是保障政府信用的有效途徑。
5.行政公開原則。行政機關除了維護國家安全、保障行政效率以及保護個人隱私商業秘密外，一切行政活動均應向人民公開。行政公開的目的，是為了保障人民對行政的了解權，防止行敗，避免政府最終走向失信。為了適應現代民主政治發展的趨勢，維護政府的信用形象，政務公開制度在世界各國普遍發展起來。
6.行政效率原則。行政機關應當及時、高效地履行職責，這是人民對行政機關設定的基本誠信義務。 在我國，由于法律實證主義盛行，對某一“原則”，無論其如何重要.若法律無明文規定中‘國的行政官員與法官也絕不會將其當作“法”。因此作為行政法最基本原則的誠信原則，欲在我國取得“法律原則”的地位，必須在行政法律中予以明確宣不。
根據誠信原則及其具體化的六大原則，行政法可以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如行政立法制度、政務公開制度、行政合同制度、監督審查制度、行政責任制度等，來構筑我國的政府信用制度。
三、政府信用制度與經濟法
(一)民商法與經濟法對市場經濟信用制度的不同功能
在當今法律體系中，與市場經濟聯系最為密切的法律部門莫過于民商法和經濟法。在構建和保障市場信用機制方面，民商法和經濟法都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通過對信用法律機制問題的考察，可以從一個側而透視經濟法與民商法的關系，也可以進一步印證經濟法具有不可林代的功能。我國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往往較多地強調民商法的作用，但民商法搞了那么多年，市場信用狀況并不理想，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系統規定政府經濟管理行為的經濟公法制度。這句話很值得我們深思，可見，任何一種法律制度都存在著必要性和不可替代的功能，實現部門法之間的功能整合是法學研究的使命。
(二)經濟法的功能及對構筑政府信用制度的意義
國家權利不會自發地運行和生效，它必須由具體的政權機構和政府公務人員來執行，無論是各個政權機構還是組成他們的公務人員，均有區別于社會公眾利益的自身利益。當國家權力執行者的自身利益與社會公眾利益發生沖突時，權力執行者將自身利益從社會公眾利益中分離出來并帶入國家權力之中便造成國家權利的異化，這是產生政府失信的根源。
行政機關最大量的工作是依法管理國民經濟，作為“經濟公法”的經濟法，以規范國家經濟管理權力的運行為己任，其調整對象是一種“經濟行政管理關系”，這種關系的一方主體是行使經濟管理權的國家機關，另一方是被管理的經濟主體。一方面，經濟法是經濟主體有效抵制政府非法干預的根據和手段，凡是沒有法律明確授權的政府行為，各經濟卞體可以拒絕二另一方面，由于經濟主體的行為以自利為動機，經濟法就是對自利行為進行法律管制的準則。
國家對市場經濟運行的干預集體現在宏觀調控、市場規制及環境保護、國土資源、國有資產管理三個方而，達到規范經濟管理權力運行的日的。從一定意義上來說，經濟法是政府對市場主體所作出的一種承諾:政府行為烙守規則，規則具有相對穩定性。經濟法的理想是保障政府的經濟干預活動穩定、連續、透明、合乎程序恪守界限。這樣的政府是一個理性的政府、法治的政
府、守信用的政府。經濟法功能是建立政府對市場經濟生活的干預機制，樹立政府的經濟權威。經濟法存在的主要價值在于通過實體規范的約束，避免或減少政府行為的任意性，塑造一個守信用的法治政府。
四、政府信用制度的法律調整
(一)經濟法與行政法的關系
現代國家為了社會的全而進步和人民福社的不斷提升，對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實施管理，其主要職能早已不限于以暴力來維持治安和抵御侵略，對于行政的具體社會經濟內容，行政法不可能也不必要一并囊括，它所應當充分關注的只是行政組織及其權力設置、行使、制約和監督。因此學者稱“行政法學家一般不重視行政法分則的研究，而讓給當代興起的新興學科進行深入的研究。當現代行政法本起源于對行政權力的控制，以保護國民不因權力濫用而遭受損失，諸如關于各行各業的行政管理的法，既然行政法學一般不予研究，則其不必再歸于行政法的范疇。隨著法律對社會關系的調整不斷精細和技術化，行政法中對“事”管理的本屬特別行政法的內容已經、正在或將要分化出去，成為專門的法律部門或其他法律門類的組成部分，如經濟法、衛生法、軍事法、公安法、教育法等，行政法最終將純化為政府的組織人事和行政救濟法。當然不能認為經濟法是因為行政法發生分化才得以成立的，因為行政法本質上是限制政府濫用權利之法，無論在英國或法國，它都是資產階級革命以后以判例形式逐漸發展起來的，本來就不關注行政行為的具體社會經濟內容，經濟法部門的形成與行政法本身的發展之間并無邏輯聯系。經濟法的內容和范困不限于經濟行政，它還包括反壟斷法、制定和執行產業政策、貨幣和金融調控、政府參與市場活動等歷來不屬于行政法范疇的內容。張尚教授所著《行政法教程》，提出下述觀點:“在我國，政府上作的法制建設，主要是同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的兩人法律部門緊密相關的，這就是經濟法和行政法。當然，經濟法，除它的一個人的分支——經濟行政法是同政府上作密切相關的以外，它還有另外的一些內容而行政法，包括它的同經濟法交義的一個人的分支——經濟行政法在內，則全部是同政府上作密切相關的。總之，加強政府上作的法制建設，在我國，主要就是要人力發展經濟法和行政法。
(二)經濟法與行政法分工互動實現對政府信用制度的法律調整
發揮經濟法與行政法的雙重作用構筑政府信用制度，主要就政府的經濟管理職能而言。經濟法與行政法的聯系在于經濟法所調整的經濟管理關系，有些也具有行政關系性質，必要時也要采用行政手段。它們的區別在于經濟法所調整的經濟關系本質上是一種物質利益關系，是物質利益實體的管理性質關系，不是行政管理關系。經濟管理關系的卞體雖然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但都是經濟權利主體和經濟義務主體，都依法有經濟權利及承擔經濟義務。經濟管理關系追求的是一定的經濟中的和經濟效益，遵循的是市場經濟規律，不能單純體現行政機關和行政首長的意志和意圖。經濟法主要運用經濟手段，但也以行政手段為輔。
1.實體和程序的分工互動。在政府控制經濟活動的過程中法律又是如何控制政府行政行為的呢?這中間存在著雙重控制關系。政府統制經濟活動，這是經濟法的任務，主要的是控制市場競爭，保障經濟秩序;行政法的任務是控制政府行政行為.主要目的是控制行政權力，保障經濟自由。當然兩種任務不是截然分離的，而是相互滲透、有機運行的。強調政府干預市場經濟走向法治化，就是要把政府干預ili場經濟過程中的每一個行政機關、行政行為(包括抽象行政行為和具體行政行為)和行政環節都納入法治化軌道，在該目標取得后，經濟行政行為將完成由患意行政向法治行政的轉變。因此可以認為，經濟法和行政法的關系是:實體(經濟法)和程序(行政法)的分上。在政府通過經濟法控制經濟活動的領域中，經濟法主要是以實體法規范(授予行政權力)的方式實現政府控制經濟生活的目標，行政法主要是以行政法規范(設定行政行為的程序)的方式實現政府控制經濟生活的目標。
2.調整方式的配合。行政法是以強制性干預為特點，它不僅表現為對治安對象、納稅對象等相對人的強制，現代行政法更多地表現為對行政主體的強制。經濟法是以政策性平衡為特點的，它一方面保障社會公共利益，另一方面要保護經濟主體的權利，因而不采取傳統公法的強制性干預，也不采取傳統私法的自治性調節，而是將兩種調整方式有機結合起來，產生政策性平衡。西方法律社會化或“社會本位”就是法律的政策平衡原理在西方的具體表現。政策性平衡的調整方式表現在法律內容上，就是政策(國家意志)對于公理(社會習貫)的修正
3.以不同的價值取向達到最終日的的一致。法的根本目的在于正義的實現，經濟法與行政法也不例外。追求經濟法制度正義與追求行政法程序正義，是經濟法與行政法不同的正義價值取向。作為以社會為本位的法，經濟法保障政府對ili場弊端的控制，實現經濟生活的秩序價值。行政法是以國家本位卞義為基礎，行政法控制行政權力的濫用，以一種有效的方式來監督權力的行使，保
障政府經濟控制的適度，確保經濟生活的自由價值。兩者以不同的價值取向統一與同一目的，即通過實現法的正義來保障經濟的繁榮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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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職業教育；教學改革；商法教學創新；實訓
當前，我國的高等職業教育發展迅速。但是，高職法律專業的現狀卻令人堪憂。據(2009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顯示，2008年高職高專法律類畢業生就業率為75％，在所有高職專業中排名倒數第一，工作與專業對口率為29％，排名倒數第一。法學專業就業難，有社會大環境的因素，但是學校在人才培養方面，沒有體現職業教育的特色，難以適應社會對高職法律人才的要求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高職法律教育必須結合自身特點找準專業定位，切實強化實踐環節教學，提升其適應社會需求的能力。商法是法律專業的主干課程，商法教學改革是法律專業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筆者結合自己的商法教學實踐，談一談商法的職業化教學問題。
一、高職商法教學存在的問題
首先，高職法律專業以培養具有法律實際運用能力的實用型人才為目標高職商法教學與本科商法教學應當體現出差異性，如果說法學本科應偏重學術教育還是職業教育尚存爭議，對于高職法律專業是職業教育應當沒有異議。培養目標上的差異必然導致教學內容、教學方法上，教科書選擇等方面的差異。但實踐中，高職商法教學成了本科商法教學的縮編版，除內容簡單點，課時少了點外，沒有體現出職業教育的特色。多數學校在教學過程中以講解法律條文、法學理論為主，缺乏與實踐的銜接。學生只重視法學理論的掌握，卻不知在實踐中如何利用這些理論知識，面對個案不知如何著手。而案例教學，小組討論，模擬法庭、法律實訓側成了形式主義走過場，不是在課時上保障不了，就是資金保障不到位，導致教學效果低下。
其次，商法是一門與金融學、經濟學、管理學等密切相關的學科，又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商法的實踐化教學操作起來并非易事，它要求教師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和多元化的知識背景。而現在高職法學教師隊伍基本是理論型的而且從發展趨勢看，越來越朝清一色的理論型、研究型發展，這不利于職業教育的發展。教師因為所學專業的局限缺乏對法律之外的經濟專業知識的了解，另一方面沒有律師、法官、公司業務等實務經驗，教學內容與實踐脫節，難以對學生進行職業技能訓練。
再次，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具有扎實的民商法專業理論知識的應用型法律人才在法律人才中的需求比例將越來越大，民商法是有利于學生就業的課程。因此在高職院校應當確立民商法學在教學中的基礎性地位，加大課程比重。但目前的實際情況并非如此。在高職院校，往往重視理論課的開設而輕視應用部門法課程的開設，在部門法課程中，民商法課程所占比重并不大。以我院為例，商法課程為64學時，內容包括商法總論、公司法、破產法、票據法、保險法，內容多，時間緊。教師在教學中講述原理和條文后，往往沒有時間進行實際操作技巧的訓練。
最后，是關于商法教材建設的問題。雖然一些學院根據高職教育的特點編寫了一些教材，但是這些教材或多或少有一些摘抄本科教材的痕跡，教材的內容根本不能突出高職的特點，適應不了市場的需求，跟不上法制發展的步伐。另外，隨著經濟的發展，商法的重心也發生轉變，從貿易法轉到企業法再轉到金融法。公司融資、并購、金融衍生工具的膨脹、電子商務等都成為商法的新課題。與此同時，傳統的票據制度已隨著交易電子化的發展而萎縮，在商法體系中的地位在逐步下降，為適應這種變化，高職商法課程在教材上應體現出來。目前的情況是，教材老化，授課重點不突出，直接影響了教學的效果。
二、高職商法教學改革的建議
商法教學改革應體現出思想性、知識性和實踐性，其實際運用不僅有助于學生學習任務的完成，并且應當有助于學生在學習期間形成對未來工作至關重要的學習能力、理解能力和實踐能力，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筆者認為應著力做好以下幾點。
(一)改善商法教學隊伍的知識結構
調整教師隊伍知識結構。高職法律專業培養的是技能型人才，而培養這樣的學生需要有既懂理論又會實務的法學教師隊伍。因此，要使法學職業教育適應這樣的教育目標，就必須改造現行的法學教師隊伍。因此，要加強教師培訓，與其他院校進行交流、合作、學習。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的商法課程是全國唯一的商法國家級精品課，江西財經大學的商業法律網絡模擬課程十分新穎，都值得我們學習借鑒。同時我們要與其他高職法律院校合作，共同探索高職法律教育的發展路徑。鼓勵教師參加社會實踐，允許教師適度兼職，從目前我國的國情看，主要是兼職律師，從發展趨勢看也可兼職法官、檢察官。筆者主張有條件的學?？梢耘嘤栆慌鷮Ｂ殢氖路蓪崉展ぷ鞯?、類似理工科的實驗教師，專門帶領、指導學生從事法律實務模擬訓練。除此而外，還可聘請優秀的法官、檢察官、律師擔任兼職教師。
(二)大力加強教材建設
促進教學內容不斷豐富與更新，教學內容要涉及學術前沿，如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引起的法律問題，電子商務，法律全球化等問題。要鼓勵教材不斷更新，強化教材對實踐法律運用技巧的講解。推出更多、更適用的商法案例教材。關于教材編撰的問題，雖然目前統編和自編的商法教材數量很大，但是，深入反映商法實踐中的問題、信息量大、視野開闊、適合高職教學的教材卻為數很少。筆者主張高職院校商法教師應當與司法實踐部門合作編撰適合高職教學的經典化教材。推出符合職業化教育需求的特色教材，除傳統的基本概念說明、主要學說梳理外，特別需要突出判解研究的說理、示范功能，以及重大實務問題的指引和動態研究。
(三)改進教學方法
變教師講、學生聽這種單向的教學方法為教師學生交互式教學方法，應提倡提出問題，由學生自己解決問題，鼓勵學生發表不同的見解，進而改善學習態度，學會自主發展，提高實際能力。課堂講授要從純理論的講授方法向理論結合實際的講授方法轉變。商法教學中應當吸收實踐性的內容，商法教師應當注意收集分析司法實踐中具有新穎性、典型性、可議性的商法案例的裁判規則，把這些典型案例運用到商法教學中去。案例教學法的目標，不僅是使學生通過對案例的討論所得結論來深化對理論知識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使學生感受獲得這些法律知識的過程，體驗法律職業的思維方法和解決實際問題能力的具體運用，從而獲得職業技能方面的發展。改進教學手段，教學手段的現代化不僅是解決學時少課時緊的方式之一，更是提高教學質量，培養學生能力的重要途徑。法學的內容包羅萬象，要加強高職法學教學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同時要充分運用各種教學媒體和教學手段、如幻燈、投影錄像、計算機教學軟件等，這將會大大提高課程的教學質量。
(四)進行商法課程設置改革，提高商法地位
目前看來，商法課程所占課時仍然偏少，急需加強。筆者認為應當把商法分為三門課，商法一(總論、公司法、合伙企業法)，商法二(證口法、票據法)，商法三(破產法、保險法)。每門課48學時，都是必修課，二年級第一學期開設商法一，第二學期開設商法二和商法三，這樣可以把商法各部分講透，也有充裕的時間進行案例教學。除此以外，還應當在三年級開設金融法選修課，內容包括信托法、期貨法、電子商務法、銀行法等內容，以適應商法發展和創新的實際需求。還應當鼓勵開設實踐性、技術性強的法律運用課程，如律師訴訟技巧、商務法律實用非訟處理、談判技巧等課程。超級秘書網
(五)開展商法實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