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1 17: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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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設計文化結構民族性時代性
著名文化人類學家馬林洛夫斯基說過"在人類社會生活中，一切生物的需要己轉化為文化的需要；"現代包裝設計正是一門以文化為本位，以生活為基礎，以現代為導向的設計學科。因此我們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應把包裝設計作為一種文化形態來對待：在現代社會中，設計理論的研究已不僅是一門學科的深入剖析，而應是多種學科交叉的統觀。把包裝設計活動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來觀照，也就不僅是簡單的物質功能的滿足和精神需求能一言蔽之的，其中的內涵是現代設計師們所必須探究的。
文化是人類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物資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那么包裝設計文化是否可以說是包括人們的一切行為方式和滿足這些行為方式所創造的事事物物，以及基于這些方面所形成的心理觀念。一般說來，這些有許多設計文化要素構成的復合整體，可分為三個層次。
第一，包裝設計的物質層，它是設計文化的表層，主要指包含了設計文化要素的物質載體，它具有物質性、基礎性、易變性的特征。如各種包裝設計部門和包裝設計產品，交換商品的場所以及消費者在使用包裝產品中的消費行為等；
第二，包裝設計組織制度層。這是設計文化的中層，也是設計文化內層的物化。它有較強的時代性和連續性：主要包括協調設計系統各要素之間的關系，規范設計行為并判斷、矯正設計的組織制度。世界上包裝設計文化比較先進的國家都有自己相應的較為完整的組織制度。而包裝設計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組織制度大都不完整。
第三，包裝設計的觀念層。它是一種文化心理狀態，所以也可以認為是設計文化的意識層。它處于核心和主導地位，是設計系統各要素一切活動的基礎和依據。科技的發展，生產力的提高和文化的進步，帶來的對包裝設計文化的沖擊，主要就表現在生產和生活觀念、價值觀念、思維觀念、審美觀念、道德倫理觀念、民族心理觀念等方面上。它是設計文化結構中最為穩定的部分，也是設計文化的靈魂，它存在于人的內心，并發展變化，最終會直接或間接地在組織制度層上得到表現。并由此規定自己的發展和規律，吸收、改造或排斥異質文化要素，左右設計文化的發展趨勢。
包裝設計文化結構的三個方面，彼此相關，形成一個系統，構成了包裝設計文化的有機整體。包裝設計文化的物質層，是最活躍的因素，它變動活躍，交流方便頻繁，同時，包裝設計文化的變化發展又總是首先在它的身上得到體現。如我國的改革開放，學習國外的先進科學、文化與技術，產品的滲入正扮演著這場文化沖擊的先導的角色；在市場上，產品包裝更新換代．層出不窮。而組織制度層是最權威的因素，它規定包裝設計文化的整體性質，是設計的群際關系得以維系的重要紐帶，更是包裝設計得以科學有效實施的保障。這一層面由一整套內在的準則系統所構成，從而成為包裝設計師從事設計活動的準繩。不同的設計觀念會帶來不同的行為方式和社會結果，認識到新環境所強加于我們的新要求，并掌握符合這樣新要求的新思想、新觀念和新手段，這正是設計觀念的新高度。三者間互相依存，互相結合，互相滲透，并融合反映在每一個具體的包裝設計活動和設計作品中。
包裝文化要素在時空中傳播，在一定空間中存在，即同一社會人群相關的必然中，產生了包裝設計文化的民族性，由于文化在一定時間內存在，即同一定的社會歷史變遷相關的必然中，產生了包裝設計文化的時代性和民族性，構成了包裝設計文化的社會屬性和本質屬性。
包裝設計文化的民族性，涉及到文化的發生學，正因為全世界的文化不是來自于同一源頭，當然就有了民族性的問題。世界上每一個民族，由于不同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的制約，都形成與其他民族不問的語言、習慣、道德、思維、價值和審美觀念，因而也就必然形成與眾不同的民族文化。包裝設計文化的民族性主要表現在包裝設計文化結構的觀念層面上，它反映了整個民族的心理共性。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環境造成的不同的文化觀念，直接或間接地表現在自己的設計活動和產品中。如德國設計的科學性、邏輯性和嚴謹、理性的造型風格，日本的新穎、靈巧、輕薄玲瓏而有充滿人情味的特點，以及意大利設計的優雅與浪漫情調等，這些無不誕生于他們不同民族的文化觀念的氛圍中，再如中國包裝設計風格上的平穩、圓滿寓意和形式上的完整性、對稱性、也正是我國人民內向心理特征和相對保守的社會意識的折射。
由于設計組織制度脫胎于設計的意識觀念、是設計意識的物化、是民族設計意識的派生、于是它同人們設計觀念指導下的活動方式和實踐成果，都因此拉上了不同的民族色彩，打上了民族性的烙印。
包裝設計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時代的。
一個民族共同形成之后，便形成了漫長曲折的歷史發展過程，在這—歷史進程的不同階段上，該民族文化分別會表現出一系列的時代性特征。只要我們承認包裝設計文化的承接性和發展性，就有包裝設計文化的時代性存在。這是因為包裝設計文化首先是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是該民族各個時代的設計文化的疊合及承接，是以該時代的現實的物質社會為基礎，是傳統設計文化的積淀和不斷揚棄的對立統一、歷史性與現實性的對立統一。
包裝設計文化有其時代性，主要反映在包裝設計文化的組織制度和物質外層上。但設計是緊隨時代、重在觀念的。在經濟全球化、科技迅猛發展的今天．社會主觀形式都已發生根本的改變．尤其是信息的廣泛高速的傳播，開放的觀念激蕩愈趨激烈，社會結構與價值觀念、審美觀念等的多元化，人與人交往的頻繁，社會及人要求的不斷增加，工業文明的異化所帶來的能源、環境和生態的危機，面對這一切我們是否能適應它、利用它、使包裝設計成為該時代的產物，這已成為當今設計師的重要任務。
包裝設計文化的時代性特征，很自然地使我們的設計活動和產品不能用一個絕對的標準去衡量。不同的時代都有自己的標準，不能把今天的或昨天的當作絕對的、唯一的標準。對于歷史的設計文化的評判必須認識到本身就是歷史的。文化的時代性決定了一切歷史的認識本身都是歷史的，每一時代的包裝設計文化都有其絕對的內容，都有自己的觀念體系、都有自己的歷史發展狀態、都有這個時代的烙印，所以也都相應地具有時代的局限性，沒有這些認識、我們就不能對包裝設計文化的時代性有一個全面的把握。
包裝設計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既是內容又是形式，這兩種基本屬性，在包裝設計文化結構的三個層面上，一般說來，物質層面更富時代性，因而是最活躍的因素，最易被人們所接受，所流行。心理層面具有較強的民族性，較為穩定而保守，因而變化越來緩慢。當兩種異質的包裝設計文化在平等或不平等的條件下接觸時，首先被互相發現的多是物質的外層、習之即久，逐漸可以認識到中層即理論組織制度層的層面。最后，方能體味各自的核心層面即心理觀念層面。日本戰后包裝業的發展，以及我國包裝業自改革開放從引進物質技術設備開始、到各種先進的組織管理制度的引進，一直到現代包裝設計觀念的滲入都說明了這一點。
【關鍵詞】高校;數學教育;數學文化
目前在高校的學習中，數學是為數不多的能夠學習到真正東西的學科，并且對數學的融會貫通有助于對其他學科的學習和理解，但是在現實的高校數學教育中，學生們對數學是避之不及的，課堂表現差強人意，令人擔憂．也正是因為這樣，如何在數學文化觀視域下研究高等數學的教學，是重中之重．
一、數學文化觀的形成
1．概念．數學文化形成于數學自身的發展過程，具體指的是，在數學的教學或者科研過程中，把數學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并且用文化的觀點來看待數學，著重強調數學的文化價值．從狹義的角度來看，數學文化包括數學的思想、方法、語言、精神、觀點，以及這些方面的形成和發展;而從廣義的角度來看，數學文化不僅包含上述內涵，還包括數學家、數學史、數學美以及數學教育，還有數學在自身發展中的人文成分、數學與社會的聯系、數學與各種文化之間的關系等等內容．因此，高校在開展數學教育的時候，除了讓學生掌握數學知識的基本概念、定理、公式之外，還需要不斷加深學生對數學知識的理解和認識，不斷提高學生的數學素養，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2．特點．數學文化和其他文化是有著一致性的，比如，數學文化具有統一性，部分地域和民族，數學文化有著自己的語言和符號，是人類共同的智慧結晶．數學文化還具有可塑造性，數學文化可以在課堂上傳播，可以在數學活動中傳播，在交流中不斷地完善和發展，也就要求教師在教學的過程中不斷地豐富自己，改進教學的方式，促進數學文化的傳播和普及．
二、基于數學文化觀視域下的高校數學教學策略
1．轉變教學觀念，提高教師的教學素質．高等院校的教師的責任不僅僅是傳授給學生數學知識，在一定意義上，承擔著傳播數學文化的責任，這就要求教師不可像傳統教學一樣只給予書本知識的講解，還要求更深層次的教學，向學生傳播數學文化．2．教學方式要形式豐富．高校數學不再是簡單的書本內容介紹，更多的是來源于生活，因此，高校數學要以生活實際為基礎，只有從實際生活出發，才能將復雜變為簡單，將晦澀難懂變成信手拈來，將生活中具體的實際案例與數學相結合也能更好地鍛煉學生的分析能力和邏輯思維能力，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熱情．教師應該給學生創造可以獨立思考、獨立解決問題的環境，在學生身邊作為同行者，引導學生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真真正正地讓學生融入數學文化中．3．對數學課題進行想象化處理．對于學生來說，不愿意接觸數學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讀不懂數學課題，因為數學是一門抽象和邏輯性很強的學科，在題目中沒有一個字或一個字母是廢話，都是解題之關鍵，有的十分復雜，學生甚至不明白題目的要求，就更不愿去學習數學了．目前，電子媒體技術十分發達，隨著高校的改革，多媒體和互聯網技術深入每一個校園，多多利用，可將數學形象直觀地展現給學生．4．數學教師要多多和其他學科教師進行交流．眾所周知，數學是一門基礎性學科，和其他學科息息相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學生在學習中總會遇到多個學科交叉的問題，不僅要學好數學還要學好其他科目，教師可以利用數學和物理、化學以及數學和歷史之間的關系對學生進行引導，不僅僅是傳授數學知識，也為學生學好其他學科進行了良好的引導．
三、基于數學文化觀視域下的高校數學教育意義
1．有利于激發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在大家眼里，數學學科是一個比較難懂的學科，如果教師不采用一些合理的辦法就會使學生失去興趣．因此，很多高校的數學教師都在授課時通過一些小故事來帶動課堂氛圍，從而令數學的公式和內容不顯得那么枯燥．總之，引用數學文化的知識能夠有利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進一步提高高等數學的教育質量．2．有利于培養學生關于美的概念．數學文化的內涵是豐富多彩的，教師在傳授數學知識時，應該不斷挖掘數學文化，給學生展現出數學的美，讓學生都能夠充分認識到高等數學的重要性，不斷培養學生的審美意識，從而提高學生的綜合素養．3．有利于促進學生素質教育的發展．從以往傳統的高等數學教育來看，在高等數學教育的過程中，很多數學教師都只是重視學生的知識成分，重點培養了學生的高等數學分析能力，但是，忽視了數學文化素質的培養，因此，為了改變這一現狀，越來越多的高校注重數學文化的教育，給數學課堂教育帶來了很多的生機和活力，有利于促進學生素質教育的發展，也會真正落實素質教育．
四、總結
論文 關鍵詞：全球化
全球化是一個 自然 的 歷史 的進程。當今時代，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回避全球化的浪潮。從我國的改革開放，到申奧成功，再到加入wto等，都是爭取或者自覺地融入全球化過程的反映。在全球化的條件下，各國的文化領域同樣面臨著挑戰與機遇并存的局面。在這種格局下，確立正確的社會主義文化觀，把握
第三，
論文摘要科技期刊文化力既是科技文化力的組成成分，又是整個期刊文化力的組成成分，是推動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提升民族科技文化素質的潛在動力。傳播科學知識與科學方法,宣傳科學思想與科學精神,是科技期刊的重要作用。科技期刊文化力作為一種隱性人文資源，能夠實現社會價值的增值。深入研究和探討科技期刊文化及其作用力，對于科技期刊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1科技期刊文化力的概念和內涵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科技文化屬于上層建筑的范疇，是整個國家文化力的組成部分。期刊文化力也是整個文化力的組成部分，筆者曾專文進行過論述[1]。科技期刊文化力既是科技文化力的組成部分，又是構成整個期刊文化力的重要成分。
編輯文化是社會大文化中的一個重要分支。編輯文化與其他文化系統一樣，包括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編輯文化的表層結構是編輯物質文化，中層結構是編輯事業的體制，而其深層結構表現為觀念形態等因素[2]。
“文化力”是與綜合國力系統中的經濟力、政治力等因素相對而言的,是綜合國力的組成部分,它體現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文化發展狀況和建設成果,蘊含著推動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的精神力量和智力因素,核心是國民素質的提高和人的創造力的充分發揮[3]。期刊文化力是文化力中的重要元素,它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期刊文化發展與積累所形成的現實力量,既包括這個國家或地區期刊文化的現實水平,同時也包括對經濟、政治、社會生活以及其他文化形態等方面的作用力、影響力和輻射力。科技期刊文化力是期刊文化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科技期刊編輯的使命是創造和建設科技文化力,不斷地推動科技文化事業向前發展。科技期刊編輯通過科技文化選擇、科技文化積累、科技文化締構和科技文化傳播,將科技文化成果奉獻給社會。這些科技文化成果被存儲后,一方面，在社會上被廣泛傳播,變成現實的生產力;另一方面,存儲下來的成果獲得積累,可以為后人的知識創新提供基礎，進而轉化為促進和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內在動力,促使歷史進步[4]。
科學文化是有別于人文文化性質的文化，它使人類獲得了一種認識自然、利用自然和變革自然的力量，科學文化以其推動生產力的巨大發展而加速著人類社會的前進步伐。作為科技載體的科技期刊，承擔著傳播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科學思想和科學精神的作用。深入探討科技期刊文化力的內涵，對于科技期刊的健康和可持續發展是十分重要的。
科技期刊的編輯出版過程是作者的科技文化創造、編者的科技文化選擇與讀者的科技文化認同的過程，作者、編者、讀者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文化制約與文化互動的關系。科技期刊的文化責任在于，既能根據自身的讀者定位、內容定位來滿足當下人們不同層次、不同種類的文化需求，又能在提升人們的科技文化品位、塑造人們的科技文化品格的過程中致力于人類科技文化的傳承與創新等長遠目標的實現。
2科技期刊文化力是提升國民科技素質的潛在動力
科技期刊能夠積極主動地引導人們形成開放性的科技文化視野,把我們的科技文化發展納入到全球科技文化發展的大格局中,積極地推動國內外各種科技文化的對話和交流。科技文化的全球化實際上是形成了一種全球范圍內的科技文化對話、交流和整合的機制,并在這一過程中逐步使人類在一些基本的文化價值觀念上取得共識,而同時使各民族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因此,科技文化的全球化實際上也是不同科技文化的交流和沖突的過程,是不同文化精神的矛盾運動的過程。只有當世界各國都積極地融會到這種文化整合包括科技文化整合中,才不會使全球的文化世界變成單一文化的天下[5]。
科技期刊可以引導人們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形成自覺的現代化視野,積極推動適應中國現代市場經濟的現代科技文化精神的生成[6]。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的發展和科學的啟蒙,中國民眾的文化精神和行為方式已經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理性、科學和創新的思想觀念以及各種現代價值觀念已經逐步體現在人們的行為中。但是,必須看到,中國傳統農業文明條件下形成的許多阻礙現代化進程的文化觀念還在社會生活和社會運行中起著很大的作用。全球化的經濟和文化交流有助于我們克服傳統文化對于市場經濟發展的阻礙，推動現代社會所必備的積極的文化精神的形成。只有積極參與全球化的科技文化對話,不僅要批判其他科技文化的弊端,同時也批判自己科技文化的缺陷,才能形成在全球化的科技文化格局中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的中國科技文化，整個國民科技文化素質才能不斷提高，而科技期刊在其中起著積極而重要的作用。
3科技期刊文化力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潛在推動力
先進的科技文化會推動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而落后的科技文化則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作為先進文化的中國科技期刊文化應以它先進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傳播優勢主動擔當起引導者的角色。對讀者而言,其價值觀念的改變、自身科技文化環境的凈化、科技文化品位的提升都難以回避科技期刊文化力的引導作用。這種強大的引導力,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科技文化,加快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無論是大眾型科技文化期刊還是小眾型科技學術期刊，實現刊物的科技文化定位既是一個適應讀者的過程，又是一個引導與提升讀者的過程。
科技期刊文化具有很強的產業屬性。科技期刊文化產業經營的范圍廣泛,它包括科技廣告經營、網絡經營以及其他相關科技產業的經營,可為拉動經濟增長提供廣闊的舞臺。它必將成為經濟建設中的一個不可忽視的新的增長點。
在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下，期刊嚴肅的文化使命與對市場利益的追求，是對立中的統一，是推動期刊發展的相輔相成的雙重力量。在全球化的經濟環境中，科技文化本身就是一種市場資源。不論是經濟搭臺、文化唱戲，還是文化搭臺、經濟唱戲，都說明文化與經濟是一對可以雙贏的統一體。
另外，科技期刊文化力作為一種隱性人文資源，不僅可以駕馭顯性物質資源，而且可以實現價值的創造，實現社會價值的增值[7]。凝結于科技期刊編輯身心之上的文化力，包括他們的精神力、知識力、智慧力和創造力，是期刊社創造性增值的力量源泉，它能創造出新的價值和使用價值；科技期刊文化力可以在期刊社內部人際之間傳遞，還可以在行業之間和社會成員之間傳遞；借助于科技期刊文化的導向功能、開發功能和規范功能，使得人們的思想、文化和心理，逐步變得科學化、優良化。通過長期的、持之以恒的作用，將會展示出科技期刊文化力“水滴石穿”式的潛在力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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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小娟.論全球化時代學術期刊的文化視野[J].理論探討，2001（3）：97-98.
[論文摘要]受消費主義思潮以及某些陋俗文化觀念的影響，消費異化現象正在充斥人們的日常生活。消費異化造就了特殊的消費文化以及消費文化心態。消費異化為畸形、非理性消費行為提供了支持，不合理的消費文化又助長了消費異化的泛濫。解讀消費異化與消費文化之間的關系，對倡導推進健康向上的消費理念有積極意義。同時，開展對屬于陋俗的消費文化、理念、行為的批判，有助于人們對消費意義的認知。全方位認知消費異化的危害，建立符合國情、健康向上的消費文化是抵制消費異化的必要手段。
一
一般認為，消費異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世界進人消費時代的伴生物。所謂“消費異化”是指消費超越了自身的內涵，使人的消費價值目標發生偏離，導致消費觀念和價值取向扭曲，消費的原始、本真意義發生了改變。這種消費“在本質上是一種‘異化消費’。本來意義上的消費是對使用價值的消費，其目的是對需要的滿足，這是正常消費。異化消費則是使消費與‘需要’、‘使用價值’相背離，過度地去追求不必要的消費，造成巨大的浪費，這是不合理的消費。“人們的消費就不再是滿足日常生活需要的一種手段，而成了一種對商品象征意義的符號消費，即成了一種異化消費。論及消費異化及其種種表現，可謂涉及諸多領域，俯拾即是。擇其要者，僅從以下兩個側面略作說明。
其一，符號化的扭曲與曲解。消費或消費行為“符號化”是指人們消費的目的并非為了滿足于各種消費品一般使用價值，而是為了追求具體需求以外的某些符號表征。“人們所消費的，不是商品的服務和使用價值，而是它們的符號象征意義。”閉現代社會，商品(包括各種服務)越來越多地帶有符號意義與特征，符號已成為商品的另外一種價值。然而，符號畢竟不是商品的全部屬性，也不應淹沒商品最基本的屬性。一段時間以來，相當一部分國人過分看重消費品的符號意義，過分追求符號的外延意義，使符號意義發生 扭曲，消費行為、觀念發生了異化。一些人的消費目的更多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符號欲望”。其中有腰纏萬貫，一擲千金的富豪大款，也有追逐“時尚”，還談不上富足的工薪族。前者消費過程中追求各種名目的名牌、高檔消費品，目的是為了昭示自己的富有—消費品是其身份、富有的象征、標識，并不考慮消費品的價值與使用價值是否相符。對于豪華、奢侈的追求徹底消解了消費品最基本的屬性。于是，抽什么品牌的香煙，開哪國生產的高檔名車，穿哪個名牌的時裝成為這些人的消費追求;于是，為了迎合這部分人的消費需求，應運而生地出現了名目繁多的“天價”消費品:“天價年夜飯”、“天價香煙”、“天價豪宅”……。雖然他們只是人群中的少數或極少數，但所造成的“負激勵”效應卻是巨大的，催生了另一部分不屬于富豪、大款階層的、對消費和商品符號化情有獨鐘消費者。這些人的收人顯然無法和富翁大款相提并論，但對符號化的追求并不示弱:消費的目的也是為了顯示身份、地位，照顧“門面”，滿足虛榮心。于是，收人并 不豐厚的“白領”吃住高檔，穿用名牌—追求高消費，成為生活水平的虛假符號。超前消費導致了少數人“花明天的錢，今天盡情享樂”的消費觀念和價值取向。有學者指出，高消費“為消費異化提供了溫床”閉。無論在我們這樣的發展 中國家，還是在發達國家，這種過度符號化的異化消費都是非理性消費，應當予以批判。
消費符號化從表面上看似乎是異化了消費品的基本功能，是消費行為的異化，但實際上是價值觀念的扭曲，產生的各種負面效應—所謂，卜經濟”效應，遠遠超出消費領域或經濟領域。其中，消費文化的導向作用在今天越來越顯示出強勁的勢頭。整個消費過程中，人往往受商品—符號的左右，人與商品的關系也發生了異化。針對符號及其消費意義的逐步增多，許多時候物品消費即是符號消費的現實，有學者指出:“符號消費的實質在于社會身份的建構”。人們購買消費品、商品的主要目的并非是為了滿足日常生活需要，而是為了追趕潮流、領略時尚、炫耀財富與富有等等與真正的商品屬性毫不相關的欲望—“符號欲”。此間，人是否“在場”取決于商品的符號“價值”。因此，“借助商品的符號價值，人們可以解釋為什么商品變成了欲望和著迷的對象，炫耀性消費為什么會發生，為什么有些商品會得到人們的偏愛，而這些問題是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所無法解釋的。的確，根據生產決定消費的理論，無法解釋人們對符號消費的“執著”。也許我們只能從文化的視角進行剖析。因為“人的符號活動的實現就是‘文化’、‘文化世界’。據此，有理由認為，消費文化的“異化”是根源所在。
其二，浪費消費。某種意義上講，浪費消費也屬于消費符號化性質，與消費符號化有所不同的是，浪費消費不僅是消費符號化的另一種表現形式，且凸顯浪費特征，形式多種多樣，甚至滲透到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當中。所謂浪費消費顧名思義，消費本身即是浪費，絲毫不顧及節約理念的存在。一個比較典型的事例是國人送葬時的花圈開銷。一項統計資料顯示，國人每年為死者送葬燒掉的花圈價值竟然高達13.3億人民幣!無論出于何種需求目的，滿足什么類型的消費需求，每年白白燒掉十幾億元人民幣的紙張，對于一個人均資源非常不富裕的國度來說，都是一種巨大的浪費。中國本是一個有著勤儉持家，厲行節約節約濃厚傳統的國度，但由于消費主義以及 某些不良風氣的影響，優良傳統正在被人淡漠，各種消費中的浪費達到了驚人的地步。時下的國人，無論身居窮鄉僻壤，還是大都市市民;無論是大款巨富，還是貧困人群，均對青年人的婚姻開銷表現出非常高的積極性和熱情。從嫁妝購置，到大擺婚宴，場面與鋪張一直呈上漲勢頭。各種花費，數量巨大，其中不乏有無謂的、屬于浪費性質的支出。當下青年人結婚上的花銷和“大方”的心態，窮人和富人并無本質差異，可謂“富人有一富人的奢侈，窮人有窮人的浪費”。人們在分析國人在婚喪上花銷的浪費原因時，大多強調陋俗文化在作祟。陋俗文化、不切實際的攀比之風的確助長了消費浪費風氣的蔓延。這些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從更深層次剖析，不難發現這些浪費消費也屬于消費的異化，背離了消費行為、消費模式最基本的準則:合理、正當、健康。
涉及國人消費行為中的浪費問題，除了前面列舉的兩個典型事例外，還可以列舉出許多。盡人皆知的事例可信手拈來:餐桌上的浪費、一次性用品的泛濫成災、名目繁雜的“豪華包裝”等等。國人每年在餐桌上的浪費不舍為天文數字，“豪華包裝”的資源浪費同樣驚人，媒體屢屢予以尖銳批評，依然有禁難止。無疑，這些浪費消費也屬于消費異化，堪稱日常生活消費中另一種特殊“符號消費”。消費異化的大行其道與消費主義思潮的涌人有直接關系。但剖析各種非理性消費，又不能簡單地將其歸咎于外來文化的影響。必須承認，我們自己原有的某些消費陋俗文化的存在，有意無意之中助長了消費主義思潮背景下的消費異化。顯然，由于消費異化種種負面效應，致使消費異化成為人們關注的社會問題。許多情況下，浪費消費、消費異化在現實生活中助長了陋俗文化的蔓延，反之，借助消費異化，陋俗文化也得到了大行其道的“有力支持”。兩者可謂“相得益彰”。過分追逐符號化、浪費鋪張是消費異化的主要內容，從不同角度凸顯著非理性消費的特征。針對五花八門的浪費，有人建議出臺《反浪費法》。誠然，依法治理浪費有可取之處，但對于消費異化、浪費消費的治理完全“依法辦事”可操作性并不強。因為消費畢竟是個人權利，在權利本位社會里，抵制消費異化主要還應來自道德、文化層面的支持。文化不可能徹底改變、扭轉消費異化，但健康的消費文化對于倡導理性消費、合理消費、適度消費、節約消費，自覺抵制消費異化必將起到積極作用。
二
關于消費異化、浪費消費等，學術界多有論述，但主要側重經濟學、社會學、文化學等學科領域。筆者認為，應側重文化批判的視角認識消費異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種異化現象是必要的。如何營造符合中國國情的消費文化和文化氛圍，一直是人們關注的課題，筆者認為應側重如下幾方面:
第一，文化的批判與批判的文化。所謂文化批判，主要指既對各種直接影響人們消費心理、價值觀的陋俗文化進行批判(并非對整個消費文化進行批判)，還應對伴隨消費主義進人本土時挾帶的種種消極的價值觀和消費理念予以批判，如與異化消費密切相關的享樂主義、金錢至上等價值觀的批判等。這里所說的批判的文化主要指，建構新型消費文化過程中，刻意培養消費者對本土陋俗文化、外來消極文化認知的自覺，使廣大消費者能夠理性地消費，能夠對消費異化有本質的認識，進而強化對消費異化的抵抗力。當然，批判的目的不僅僅限于顛覆，更重要者在于建構。我們確實需要建構新型的消費文化，一方面通過新型的消費文化抵制陋俗文化的侵蝕;另一方面，則通過新型消費文化的建構，實現文化批判的目標。批判消費異化，營造健康向上的消費文化，首先應在理論上對消費意義予以認知。必須告知國人，什么樣的消費理念、行為模式才是合理的、理性的、健康的，才是我們倡導推行的。一般來說，消費的第一推動力是需求，即消費是由需求決定的。消費者消費各種消費品一方面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物質需求，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滿足某些精神需求。消費異化消解了消費品的自然屬性、物理屬性，突出、追求的是符號價值，說到底是一種文化的異化。因此，展開對消費異化的文化批判是必要的。 第二，關注消費倫理。根據讓·波德里亞的消費理論可知，消費具有倫理性，是一種倫理現象。因此，消費必須遵守相關倫理的約束。今天的消費倫理應側重兩方面內涵:一是弘揚傳統文化中勤儉節約的理念，并使之成為消費理念的重要內容;另一方面，勿忘可持續發展、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積極提倡可持續消費。消費理應恪守相應的倫理準則種種帶有“透支”性質的各種消費，既是消費的異化，也有違于合理的、適度的消費原則。“適度消費的精髓是節約。崇尚節儉的消費是自古以來的美德，即使在物質生活富足的今天也還是一種美德，仍需大力提倡。我們主張節約，決不是讓人們去過‘苦行僧’式的生活，不是反對人們追求更幸福的生活，而是為了避免資源的過度浪費，避免造成環境污染和生態平衡破壞，使人、社會與自然能夠和諧發展，而這正是為了使人們更幸福的生活。
針對消費異化、符號化，除了應當大力倡導合理消費之外，還應經常告誡國人，能夠揮灑自如消費的只是少數人，絕大多數人應選擇適度消費，“適度消費就是在滿足人類生存發展需要的基礎上，在不降低消費水平的前提下，人們的消費不超出自然的承載能力與個人生理的承載能力，消費水平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和收人水平，排除多余消費和避免超前消費。時下某些人的消費行為與國家倡導的節約經濟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也與收人、國情形成了悖論:一方面，我們承認自己是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對各種高檔奢侈品的消費比之發達國家并不遜色;一方面存在著生產過剩與消費拉動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則是對商品符號和意義的狂熱追求;一方面，我們認同資源并不富足的現實，另一方面，消費資源消費的大手大腳讓發達國家“望塵莫及”;所謂消費的“個性化”，與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居民的平均收人并不相稱……。這些悖論說明了消費倫理的缺失(有人稱之為失范)，有必要針對消費異化、浪費消費重塑新型的消費倫理觀念。
第三，倡導理性的消費價值觀與合理適度的消費理念。什么是理性消費價值觀?我們認為，核心內容應是適度消費，對各種消費有一種“量力而行”的自覺，能夠認知消費品的物的屬性和符號之間的關系，不為符號所左右，符號不會是消費價值的全部。消費只是人生存和發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必須對消費有正確認知。物質消費能夠滿足人們的各種需求，也具備激發人們向往幸福生活的功能。然而，不健康的消費理念往往把正常的消費異化為對物質、消費品占有的無限沖動，并形成了賺更多的錢，購買更多的消費品，縱情享樂的循環圈。這些現象與商品、消費的泛化與馬克思所說的“商品拜物教”價值觀念絕無二致。任何形式的消費異化，一覽無遺地表現為消費者對物質財富的極度追求，必然導致物欲泛濫，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無止境的物欲追求必然隨之泛濫，各種腐朽、沒落思想均可在此找到滋生的土壤，對人們精神生活的負面消加作用是巨大的。
消費異化對人們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產生著深刻的影響，使人們的思想、精神也隨之發生異化。“人們在享受消費所帶來的滿足和快樂的同時，卻淪為了消費的奴隸，人們在消費中迷失了自我，進而導致精神家園的失落”。“費異化使人越來越與自身的本質相異，喪失著美好、素樸的‘精神家園’。事實證明，異化消費、過度消費、把消費視為生活終極目的的行為模式并不能夠給人增加幸福感，無法體驗精神生活的神圣與崇高，大多僅僅局限于物欲消費的滿足，人淪落為物、享樂的附屬物。主體性在物質消費、符號消費、追逐富足中悄然淪落，滿足各種欲望的多重選擇與精神家園逐步缺失并存，消費異化支配下的人勢必缺少精神超越，批判意識無從談起。故此，建構新型消費理念、消費價值觀不僅是對消費異化的批判，更有助于人們回歸自己的精神家園。消費社會的現實不可回避，批判消費異化，建構新的消費理念、價值觀念則是國人不能繞過的思想歷程。
第四，正確的輿論和媒體導向必不可少。消費主義以及消費異化的流行，一方面是西方消費主義思潮的涌人，另一方面，媒體的導向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后現代消費文化”與大眾傳媒結緣，不斷推出各種感性“情調”、時尚，使消費異化具備了社會化特征。商家通過以現代信息技術為依托的大眾傳媒，無孔不人地進行“狂轟濫炸”式廣告宣傳，喋喋不休地(潛移默化地或公開地)引導人們、鼓勵人們進行消費，“各種傳媒鋪天蓋地地沖擊和刺激大眾的消費欲望，把大量虛假的物質需求強加于人。”圖某些媒體不負責任的鼓噪與消費主義一起成為消費異化的得力“幫兇”，迎合享樂主義的價值觀念，助長了消費異化之風，消解了健康的消費文化。充斥各種媒體的享樂主義、物質主義、購物的享樂等內容傾向，直接加劇了消費異化的勢頭。因此，建構健康向上的消費文化，媒體、宣傳輿論的正面導向作用不可或缺。消費主義濫筋于美國，是社會經濟發達的產物。這種觀念、理念進人中國后，應當審慎考量之處為應看其是否符合中國國情。如同政治制度、經濟模式、文化價值觀念等不可以全盤移植西方國家的模式一樣，對待起源西方的消費主義我們也應謹慎對待，冷靜分析。對此，媒體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一、文化館本身的服務質量有待提升
另一方面，進一步分析群眾對文化館認同感降低的原因后得出，文化館本身服務質量也成為其中一個重要的影響。如上文述及，當代群眾對生活質量水平的追求在不斷提高，也就決定了群眾對服務水平的追求也在不斷提高。因此，在更多選擇的前提下，文化館沒有不斷提高員工的素質和能力，沒有針對自身服務質量和水平做好工作，使得文化館自身的競爭力在不斷下降。在這種背景下，群眾自然更愿意選擇能夠提供更高質量服務的場所進行文娛活動和學習，更愿意選擇一個能夠讓自己感到更加舒適和歡愉的場所進行這些行為。因此，文化館自身服務水平有待提升也成為影響其在群眾文化工作中發揮效力的主要原因。
二、如何高效發揮文化館在群眾文化工作中的作用
（一）進一步發揮文化館職能。從文化館自身的職能來說，其主要包括幾個方面。第一，舉辦各類展覽、講座和培訓，為群眾普及科學文化知識，開展社會教育，提高群眾文化素養。第二，組織豐富的文娛活動，指導群眾業余文藝團隊建設，輔導和培訓群眾文藝骨干。第三，建設全國文化信息資源共享工程基層服務點，開展數字文化信息服務。總的來說，文化館的職能主要是提供群眾的文化素養，并且對能夠提高群眾文化素養的各種活動進行幫助和扶持，也就是為群眾各種文娛活動提供場地上的支持以及技術方面的指導。因此，要高效發揮文化館在群眾文化工作中的作用，首先要做的就是進一步發揮其自身的職能。文化館必須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對自身的職能進行加強，強化各種職能所所帶來的效力，而不是削弱自身智能。只有發揮更強的職能，才能夠提高群眾對其的認可度，才能夠達到提高效力的目的。
（二）加強對自身的宣傳。同時，文化館在進一步發揮自身職能的基礎上還應該加強對自身的宣傳，其目的在于擴大自身在群眾中的影響力，要讓更多群眾知道文化館、了解文化館、愿意到文化館中學習和參觀。如上文述及，特別是針對于年輕的群眾，其甚至不知道文化館的存在。在這種背景下，即使文化館的職能如何強化，也無法讓群眾感受到。因此，文化館可以積極組織豐富有趣的活動，如能夠吸引年輕群眾的科學展覽或者能夠吸引兒童的活動等等，并且加大宣傳，擴大自身的影響力。從一定程度來說，文化館所舉辦的活動，如展覽和培訓在形式和內容上無法吸引群眾，這是導致群眾對其認同度降低的主要原因。因此，文化館必須在加強自身宣傳的基礎上，從文化館舉辦活動的內容方面入手，必須讓群眾認為參觀文化館能夠獲得確切的收獲，才能夠促使群眾愿意來到文化館，才能夠發揮其自身的職能，最終達到提高其在群眾文化工作中作用的終極目標。
（三）加強員工隊伍建設提高服務質量。最后，文化館必須要不斷加強員工隊伍的建設工作，不斷提高文化館的服務水平和服務質量，為群眾提供覆蓋范圍更廣、更具有價值的服務。一方面，文化館提高了自身的服務水平和質量，能夠為群眾的參觀、學習和活動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幫助，才能夠提高群眾對其的認同，達到吸引群眾的目的。另一方面，隨著文化館服務質量的提高，其對群眾的學習和成長也有更好的支持，才能夠在群眾文化工作中發揮更強的職能。
三、結束語
一、歷史文化考證與文體研究
在中國古代，文體界限并非文學性和功能性的界限，經、史、子、集中諸多重要的文化文本皆是二者兼備的。中國古代文體紛繁多樣，有的較符合現代研究范式中對文學性的界定，被視為文學文體；有的則是功能性優先于，甚至完全覆蓋了文學性的文體。對前者來說，文化視角能為研究的深入錦上添花；而對后者來說，文化視角則是研究得以有效進行的前提。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受到學科分化的影響，很多研究者慣于按照某些標準將某一文本劃入一個特定的研究領域，再以該領域的研究方法解釋之。此種做法的問題在于：首先，劃分文本所屬領域的標準不一定普遍有效。中國古代文化學術具有整體性特征，并未有文、史、哲、政、經等明確的學科分化，如《詩經》不僅是一部審美特征鮮明的文學作品，更有其特定的政治社會功用和豐富的歷史文化意蘊；再者，由上述做法造成的思維和闡釋模式的固化不利于真切和深入地理解文本及文本背后蘊含的深層文化邏輯。
過常寶《先秦文體與語方式研究》（以下簡稱《先秦文體》）一書對文體含義的理解采用了郭英德的解釋，又在此基礎上對先秦文體的特征進行了說明。郭英德在其《中國古代文體學論稿》中指出，文體指的是文本的話語系統和結構體式，可分為體制、語體、體式和體性四個層次，包含了文章框架、語言修辭、語體風格、表現方式、表現對象和審美精神等內容。（前言第2頁）但過常寶所論之文本的“結構體式”主要是指“從載錄行為和話語方式角度可辨識的文本的結構或語氣等方面的特征”（緒言第4頁），對與時代審美風尚和作家個性氣質等因素有關的語體風格涉及較少。因為先秦文獻具有鮮明的文化特征，且先秦時文章體類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文體分類復雜交叉且具有多層級的特點，每一部或者一類文獻可自成一種文體，又可同時包含其他文體，故其在書中指稱研究對象時多用“文獻”而非“文體”，有效化解了分類的復雜性和相對性給論述帶來的障礙。其認為在先秦文獻中，文體形態并非個性化的體現，而是一種結構性的文化標志，是文本所代表的話語形式和此種話語形式在特定社會文化中發展演變的呈現。不同的文體標志也蘊含著特殊的文化功能，如《尚書》中周誥的功能即是總結前代歷史的經驗教訓，以突出敬德保民等治國思想。
基于研究對象鮮明的文化屬性，《先秦文體》一書沒有從文體形態或審美風格入手，而是著眼于不同的話語方式與文體之間的關系，對文獻產生的文化行為或職事進行了細致考察，力求再現作為規范性話語形式存在的文獻典籍背后隱含的行為方式。如其書中提到《春秋》的編訂和書寫原則不只是為了呈現史事，其表達重點在于《春秋》書法的價值暗示，史官通過價值暗示的話語行為來踐行符合理想的意識形態建設活動。又如其認為不同的話語方式并不是作者自由選擇的結果，即不同文體呈現出的語體風格與作者個性氣質并無必然關聯，他們選擇說什么和怎么說，都是一種目的明確的話語建構，而非出于自然，如先秦諸子散文表現出來的不同語體風格和表達方式即是以價值宣揚或爭奪話語權為目的的話語建構。此種將文體諸要素置于文化語境中加以考證與分析的研究可以被視為一個將抽象符號重新歷史化的過程。借文化分析來研究文體，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助于對語體風格的把握。從語言表達的一般規律來看，話語內容和表達的目的會對語體風格造成直接影響。而以文本形式呈現出來的話語內容和表達目的又是作為彼時行為方式的載體存在的，故而文化方式會影響語體風格。此法可視為對從文本入手研究語體風格的補充。
《先秦文體》的研究思路與郭英德對“作為文本方式的文體分類”與“作為行為方式的文體分類”之關系的理解是一致的。郭論認為前者是從后者之中派生而來，即不同類型的行為落實到語言文字上，造就了不同類型的文本，這些文本具有區別性的形態特征，以其形態特征為依據，區別類分，即有了作為文本方式的文體分類。（第24頁）既然作為文本方式的文體源于作為行為方式的文體，那對與特定文體相關的文化行為方式之研究，便有助于把握作為文本方式之文體。葉修成《西周禮制與〈尚書〉文體研究》一書也是此種思路，所用之法也主要是文化闡釋和歷史考證。其以《尚書》為主要研究對象，對“典”“謨”“訓”“誥”“誓”和“命”諸文體的文化內涵、文化功能和文化意義進行了考證，并以此為基礎分析了各文體的源流發展與文體形態，認為“《尚書》編纂成書的各種資料來源，應當為當時各種文化禮儀制度下的史官的載錄。而六體從作為行為方式的文體過渡到作為文本方式的文體，實際上，起根本作用的還是當時的各種文化禮制”（第25頁）。梅軍《殷商西周散文文體研究》一書方法和思路也與上述諸論著相類似，尤其注重歷史文化考證，在充分利用各類文獻之外還吸收了西方文體學的觀念和方法。其以功能為標準對殷商西周的散文文體進行分類，認為文體研究不只涉及文體要素及文體結構的自身屬性，還與民族文化的思維方式和心理機制等深層結構相關。文體是歷史性和穩定性的統一，既具有時代特色，又有其相對穩定的體制結構。穩定性保證了傳統的繼承，歷史性保證了發展和創新。
總的來講，各種文體的形成和發展皆與特定歷史時期的文化活動及社會意識形態的革新密切相關。歷史考證與文本分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有利于在特定歷史語境中考察文體的演變過程及文化功能，把握文體與歷史的互動關系。對文獻資料落到實處、有理有據的分析有助于改善研究中妄加猜測、語焉不詳與證據不足等狀況。從文化學、思想史和意識形態等視角切入研究文體問題，亦可突破學科限制和固定思維的障礙，在把握研究對象特殊性的基礎上選擇合適有效的方法。但歷史文獻數量巨大、內容龐雜，加之部分真偽難辨、年代不明，處理起來有相當大的難度；且要在理論意識的指導下合理運用文獻，處理好共時描述和歷時比較的關系，若無扎實的功力，恐難以完成。
二、理論意識與文體研究
如果說上述專著皆偏重于文體史，研究者多為文獻學或古代文學出身；則賈奮然《文體觀念與文化意蘊：中國古代文體學美學論集》（以下簡稱《文體觀念》）與谷曙光《貫通與駕馭：宋代文體學述論》（以下簡稱《貫通與駕馭》）二書則較為重視文體學和文體學史諸問題的探討，研究者皆有文藝學的學科背景。《文體觀念》是作者關于中國古代文體學與美學研究的論文集，內容涉及文體學史、文體理論和審美形式等問題；《貫通與駕馭》是一部斷代文體學綜合研究專著，內容涉及兩宋時期的文體形態、文體流變、文體系統和文體理論等。本文開頭已提到，提到的著作中無論是歷史文獻色彩較濃的文體研究還是理論色彩較濃的文體研究，皆強調文化語境的重要性。此與童慶炳、李春青等學者所強調之文化詩學的研究路向存在一定程度的吻合。
李春青《詩與意識形態：西周至兩漢詩歌功能的演變與中國詩學觀念的生成》一書開篇即對文化詩學的研究方法進行了系統說明，認為此法入手之處在于重建文化語境，基本原則是尊重不同文類間的互文關系，基本闡釋策略是在文本、體驗與文化語境之間穿行。重建文化語境可以“通過對歷史的、哲學的、宗教的、民俗的等各類文化文本的深入分析，確定特定時期占主導地位文化觀念的基本價值取向，把握這個時期話語意義生成的基本模式―――各種有著不同方向的‘力’之間構成的關系樣式”（第7頁）。姚愛斌的《中國古代文體論思辨》中也對文體研究所需之“歷史語境意識”做了說明，即其不僅是指文化文本生成的魍忱史語境，還應包含研究者所處的現代歷史語境。也就是說利用文本重建的文化語境具有相對性，不僅與文本背后的文化邏輯與歷史規定性有關，也會受到研究者的思維方式、知識背景等個性因素的影響。而重建文化語境是為了給具體對象的研究提供歷史參照，為具體研究服務的。故而如何處理好不同類型文化文本之間力的關系、共時考察和歷時比較之間的關系、宏觀背景與微觀研究之間的關系，如何使重建文化語境的工作合理、有效地服務于具體研究，而不至于喧賓奪主等，皆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文體觀念》一書中所輯論文是作者多年來文體研究成果的匯總，其對文體內涵和外延的理解及研究方法皆受童慶炳影響較大。其對中國古代文體學、文體觀念與歷史文化因素（如士人心態、社會思潮、審美風尚、學術發展和文學批評觀念等）之關系的探討較為深入細致。《貫通與駕馭》一書較突出的特點是將文體文獻研究和文體理論研究相結合，兼顧歷史考察和理論分析。如其在剖析了具體的文學公案，細致辨析各類理論文本的基礎上，依據既涵蓋理論，又與創作密切相關，顯示度高，歷時長久，影響深遠等標準，將“本色”與“破體”視為宋代文體學的核心問題。之后先對“本色”與“破體”的詞義演變及進入文體學話語體系中的情況進行了說明，又對比分析了宋代田錫、陳師道、張戒、洪邁、朱熹、陳造、劉克莊、嚴羽等人的本色論，以及“以文為詩”“以詩為詞”“六經文體相參”“詩之古體、律體相參”等破體互參的理論與實踐。作者通過梳理文獻得出的結論是：在宋代的文體理論中，本色論占上風，關于破體互參的理論則相對匱乏，但破體實踐卻比比皆是，甚至宋代文學的開拓性恰恰突出表現在創作的破體互參中。此處作者將理論話語與實踐活動分開考察，而非預設理論與實踐相一致或理論一定指導實踐的前提。發現了王安石、黃庭堅和陳師道等人身上本色理論與破體實踐并存的矛盾性，究其原因在于“家法”傳統的限制要求尊體。但宋代文學藝術求新求變，各文藝門類和文體之間相互滲透以求創新的文化環境又從客觀需求上促成了破體的實踐活動。除此之外，他還從哲學層面探討了“破”與“立”之關系，即本色論是基礎，能建立規范性；而破體則能促進文體的發展演進。所以文體規范的破與立并不是關鍵，關鍵在于如何推動文體向前發展。這整個論述過程材料翔實，層層推進，有點有面，史論結合。
[關鍵詞]動畫文化傳播傳統文化缺失
中國傳統藝術源遠流長，在世界美術之林中占有極其輝煌的地位。中國動畫這一充滿神奇色彩的藝術表現形式也是在這一特有的中國傳統文化底蘊下形成的。她作為中國藝術的一部分，表現著傳統文化特有的審美文化符號，可以激起人們對中華傳統文化的驕傲與自豪。
20世紀80年代中國動畫事業依據民族傳統文化走出了一條輝煌之路。然而，今天中國動畫相對于外國動畫卻有著明顯的差距。有數據顯示，當前全球動畫產業總值大約為250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2萬億元，而中國僅為人民幣180億元，不到1％，并且，在國產的動畫中，顯示了“出力不討好”的局面。主要表現為：盡管國產動畫正鼓足了勁在抓緊對動畫作品的生產及宣傳，但在國外動畫產業的沖擊下，動畫欣賞的主要群體——青少年的審美觀明顯傾向于國外動畫。筆者在對此課題的研究過程中，對1000名桂林市內受眾進行動畫觀賞行為傾向性調查，發出問卷900份，回收831份，回收率為92.3％，其中有效問卷為816份，有效率為98.1％，保證了調查的公平性與公開性。這1000名受眾為大學、中學、小學不同文化層面上的學生。
表格如下：
不同文化層面受眾對動畫藝術風格的偏愛與認同傾向打分(滿分為100分)
觀察此表格，可看到國產動畫片在國內受喜愛程度較低，特別對于傳統文化寫意風格的動畫電影打分較低，并且年齡越小，對這一風格的認同程度越低。從這個數據可以看出現代青少年對于我國傳統文化的審美取向越來越模糊，并且表現出低齡化。另外，筆者長期在桂林市少年宮擔任美術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也深切地感受到孩子們對中國動畫片的喜歡程度遠沒有國外動畫片熱情高，體現幼兒教育對傳統文化也有所忽視。這一事實也從側面佐證了上述調查結果。這不能不讓人為繼承中國優良傳統文化而擔憂。一個國家是否能強大，是否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優秀的文化底蘊以及在此文化底蘊中創新出來的符合時展的文化結構，是衡量此標準的重要尺度。所以，對動畫電影中傳統文化元素的研究，也能從另一側面引導人們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引起重視。
動畫是大眾媒體的傳播手段之一。是一種特有的文化產業，與其他文化知識一樣具有極強的宣傳和影響作用，包括社會規范，價值標準，行為方式、文化價值觀等。優秀的動畫電影能根植于本民族優秀文化，反映社會底層，能經得住社會發展的跌宕起伏。我國20世紀60年代前與80年代后，也曾經有著輝煌的動畫成就。先不必說此時的動畫有著豐富的民間傳說、神話故事等題材作支撐，也不必說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動畫形象，表現手法，就單說動畫中意境優美的場景也是其他國家所不及，因為這是要求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有深刻感受的人才能體會。前人的種種成就無一不是站在中國特有的文化內涵中建立發展起來。
首先在動畫的取材方面。選擇極富有寓言故事的《驕傲的將軍》(1956年導演：特偉李克弱)、《東郭先生》(1955年導演：虞哲光許乘澤)；民間傳《抬驢》(1991年導演：王柏榮)、《葫蘆兄弟》(1986—1987年導演胡進慶等)。從這些內容題材上我們可以看出較多立于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寓教于樂”精神，故事折射出教育孩子分辨善惡，面對困難如何找到更好的解決方法等，這些對孩子的健康成長都有很好的教導作用。“動畫影片不僅需要具有較高的藝術審美水準，還擔負著一定的社會教育功能。”“寓教于樂”這一優秀傳統文化精神對比于美國式的“娛樂至上”可謂大相徑庭，把“教”寓于“樂”，不但有深度且使“教”更易于接受，這一直是我國教育傳統中踐行的法則之一。
再說中國動畫形象設計。中國動畫電影中的人物、動物形象，絕大部分都出自于中國神話、寓言故事、民間傳說等優秀的傳統文化中。如1962年萬氏兄弟兼制作、導演的在當時震驚世界的動畫電影《大鬧天宮》就是取材于民間傳說《西游記》。其中的主角孫悟空的形象設計可謂顯盡了中國特有的文化元素，在裝飾上吸收了中國傳統藝術中民間木刻、剪紙、京劇等風格，影片中從環境描繪到人物面貌、性格特征，也都是一派中國氣概，也無怪當時世界上動畫界對此影片的高度贊賞。巴黎《世界報》介紹說“《大鬧天宮》不但具有一般美國迪士尼作品的美感，而且造型藝術又是迪士尼式的美術片所做不到，即它完美地表達了中國的傳統藝術風格”。《大鬧天宮》中孫悟空的“疾惡如仇”、“好強好斗”的性格到現在仍然為包括世界友人在內的人們喜愛，而這一性格特征也正是勤勞、勇敢的中國勞動人民所具有的特征，也是在眾多動畫電影中，一直未退出人們視野的原因之一。
水墨動畫是中國動畫電影中的一朵奇葩，也一直到現在都是為人們多關注的動畫形式，歷史上優秀的水墨動畫有很多，較突出的代表是運用齊白石墨趣而制作的《小蝌蚪找媽媽》、李可染筆法的《牧笛》、《山水情》等。在這些水墨動畫中，觀眾不僅能欣賞到精彩的水墨動畫故事情結，還能欣賞到水墨淋漓、詩意無窮、畫意無窮的動畫場面。重視背景對藝術形象的烘托，是水墨動畫的一大特點，“留白”及對“遠山”的處理、吸取傳統畫理中“三遠法”，使背景猶如一幅會運動的中國水墨畫。影片雖然只有20分鐘，但格調清新灑脫，將中國詩畫的意境和筆墨情趣融進了每一個畫面里。影片以景抒情，情景交融，以虛帶實，實中有虛，虛實相合的特點，顯示出中國藝術的深厚傳統。結合現代的動畫手法，使中國水墨動畫得到了充分的認可。
回憶輝煌的中國動畫電影成就，不是捧著前輩們的豐功偉績，沾沾自喜、固守不前，盡管中國動畫電影有過輝煌的成就，但隨著時代的發展到今天再與西方動畫相抗衡，顯然落后一大截，其中原因復雜多變，筆者謹從動畫電影中傳統元素做具體探索。優秀傳統文化給予中國動畫電影鮮明的民族特色，但也有許多評論認為當今中國動畫停步不前是因為傳統文化固守人的思維，沒有激發人的創新思想所致的。筆者認為，把優秀的傳統文化看作是動畫發展的阻礙，謬誤之極：把傳統的動畫制作技術認定為發展的枷鎖，理之所在。優秀傳統文化不但不會阻礙動畫產業的發展，反而為動畫的發展增添了文化內涵，使動畫富于民族特色。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也逐漸受到各國人民的青睞。今天的中西文化碰撞已不再是西方處于絕對優勢，相反，當今的西方文化在尋找現代出路時已越來越強烈地將目光投向東方，投向中國。外國人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也不亞于中國人自己學習傳統文化的勁頭。如：美國迪士尼公司根據中國優秀傳統民間故事《木蘭從軍》改編的動畫電影《花木蘭》就是中西結合中的經典作品，可以說是將本土文化與中國文化實現融合的成功典范。影片中造型方面，他們尊重了中國傳統的文化習俗，在對中國動畫電影做了大量研究的基礎上，迪士尼的創作者在為本片精心設計了不少中國“形而上”的韻味，從而使影片畫面散發濃郁的東方情調：而在情節處理上，迪士尼將中國傳統孝女故事演繹成為具有現代特色尤其符合現代青年情感上和心理上的共鳴。另外一部由日本制作的動畫電影《神賜太郎》，影片內容完全出自日本本國文化，但在畫面背景的處理上，就猶如一幅幅美妙的中國山水畫：遠處的山、近處的樹木，就連每一片葉子的造型，水墨的運用，都具有強烈的中國韻味，在日本國內也引起了較大的影響。
論文摘要：加強高校校園文化建設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文化具有重要意義。和諧高校校園文化建設問題應上升到大學的辦學理念的高度認識，按照整體性、開放性、層次性和實踐性的系統化原則，從制度文化、行為文化、形象文化和精神文化四個層面具體實施。
高校校園文化建設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和諧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建設科學和諧的校園文化，培養身心和諧發展的高素質的高等專業人才是高校育人的基本任務，也是高校自身建設和發展的重要內容。建設特色鮮明、底蘊深厚、氣氛濃郁、輻射性強的校園文化往往是一所大學最顯著的特征，是一所大學擁有良好社會知名度、具有較強的社會影響力和競爭力的必要條件。因此，深入研究如何建設和諧的高校校園文化具有重要的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已經發生深刻的變革。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關系日趨多樣化，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和差異性不斷增強，社會思想空前活躍，人們的價值觀也呈現多樣化趨勢。一方面，社會意識形態領域積極、健康、進步的主流在發展;另一方面，在各種因素影響下，非的意識形態有所滋長，封建主義殘余思想沉渣泛起，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斷進行文化擴張和思想意識形態的滲透，世界各種思想和形態相互交融、相互激蕩的特征十分突出。因此，建設科學和諧的校園文化必須以系統化的原則和方法，著眼世界，著眼我國實際，著眼高校校園文化的現狀，最終著眼于創新和實踐，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
首先，高校校園必須堅持世界性和整體性的原則，具備更加開闊的視野，擁有“海納百川”的胸懷，在傳播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同時，積極吸收世界各國各民族文化的優秀成果，著眼于全球經濟一體化和我國改革開放的實際國情，大力培養既有民族覺悟和愛國意識，又有國際標準的當代大學生，努力實現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統一。這是高校文化系統建設中必須搭建的第一個層次，是在指導思想上必須解決的一個世界化問題。高等院校是國家和社會文化的集散地和制高點。高等院校的人員組成及其擔負的使命決定了高等院校的校園文化建設必須站在國家戰略的高度，面向世界，營造具有時代性和國際性的最高文化世界，并始終成為一個國家和民族先進文化的引領力量。如果一個國家的高等院校的文化水準達到了世界先進文化水平，那么以這個國家高等院校的科研水平，它培養出來的成千上萬的優秀畢業生所代表的這個國家的文化總體水平才能躋身世界前列。
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時代特征決定了文化傳播的全球性和快捷性，任何封閉的文化觀念和大國處優的文化優越感都容易導致僵化和落后。同樣，任何單一性的民族文化如果離開了與世界文化的融合，將自動走向枯萎。所以，我國的大學在建設自己的校園文化的過程中，應該在集中精力做好民族文化教育的同時，不斷增強與世界各國大學的文化交流，開展各種形式、各個層面、多種群體參與的文化教育活動，走出傳統的“自家大院式的自娛其樂”，擺脫小家子氣。從這個角度上說，高等院校的校園文化建設應上升到一個大學的辦學理念的高度來重視，而這一點恰恰是我們國內很多學校的辦學指導思想中所缺乏的。校園文化活動通常一提起來，很多人把它理解為是學生會的社團活動和文體活動，沒有充分認識到和諧的校園文化建設實質上是一所大學軟實力的標志，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大學發展觀念上的一種悲哀。
其次，高等院校的校園文化建設必須堅持開放性的原則，打破校園的自我封閉，走向社會，主動出擊，走出“象牙塔”和“棚化式”的幼稚，實現校園文化與社會文化的統一。這是高校文化系統建設必須搭建的第二個層次，是一個社會化的問題。
當前，我國社會正逐漸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大學校園正經受著以商業性和傳媒性為主要特征的社會大眾文化的強烈沖擊和洗禮，不僅僅是大學生廣泛地被網絡聊天與游戲、街舞、短信、無厘頭的影視搞笑以及鋪天蓋地的說唱流行音樂所浸，高校的教育工作者同樣受市場經濟規律主導下利益至上的價值觀所驅動，大學的盲目“大樓化”擴張發展使“學術殿堂”和“師道尊嚴”趨于啞然。但是，我們知道，只有內在的才是永恒的，也只有內在的才是精彩的。傳統大學校園內在文化的高尚性、典雅性和文化余韻日漸減少，不僅大學沒有在社會改革轉型過程中需要文化“拯救”和文化整合的時候挺身而出，起到應有的引領作用，反而在社會的商業文化覆蓋下被淹沒了。以至于不論是普通高等院校還是職業教育學院，不論是以理工見長的大學還是傳統的以人文聞名的學府都面臨一個“大學生人文素質欠缺”的困局，更有甚者，以人文素質見長的學生卻在就業的時候常常被冷落。
凡此種種說明，高等院校的文化建設在市場經濟改革和社會轉型的過去和今天，并沒有做好相應的準備，從某種角度說，已經落后于或不適應社會文化的總體進步和要求。從人才的專業培養看，存在大量的不能適應社會需求的教育錯位;從大學生的人格培養看，追求享受、沉迷愛情與網絡以及以“追星族”和“啃老族”為代表的“幼稚化”現象嚴重。這些現象說明，大學還沒有形成比較完善的具有時代特征的主流文化引導力量，一方面沒有對社會形成輻射性影響，沒有起到足夠的對社會不良文化活動的批判作用，也沒有主動出擊，進入社會文化的主流陣地，向社會傳播當代世界的高尚文化和民族傳統的高尚文化，以至于時下我們的傳媒主流充斥著低俗的、夢囈般和群魔亂舞式的大量內容;另一方面，高校校園文化也沒有完成對大學生社會文化意識的覺醒教育和培養，學生的文化意識修養和關注點沒有與社會的文化存在形成對接，經常停留在一些膚淺的社團活動之中，甚至停留在一些空想的或機械的對明星模仿的狀態，少有對社會變革的積極參與和吶喊，缺乏“五四”運動時期的社會責任感與使命感。總之，當代中國高等院校的校園文化建設必須順應中國改革的現實呼喚，全方位融入社會，注重學生和社會的深入接觸，注重調查研究，培養學生的踏實風格和獨立人格，挖掘大學生的文化修養深度，增強辨別文化良莠的能力，使之真正成為一個具有高尚文化品位和追求的人。
再次，高等院校的校園文化建設必須堅持一個層次性的問題，既有主流又有支流，既有重點又要全面，要不斷完善和改革文化建設的具體方式方法，著力從制度文化、行為文化、形象文化和精神文化四個層面來組織和開展各種活動。這是高校文化系統建設的第三個層次，是文化建設具體操作層面的問題。
所謂制度文化建設，就是指學校的各種規章制度和管理要求從設計到實施要體現科學、可行、人文和有效，制度文化應該逐漸穩定下來，成為一個大學傳統的文化習慣，上升到學生引以為自豪的自覺約束，那么這種文化教育才達到了最高的境界，也才真正具有特色的文化意義(教化);行為文化建設不僅是制度文化建設的外現，也是一所大學專業培養和人文培養綜合素質的體現，包括教師的科研成果、學生的言談、行為舉止、道德水準、文體成績、紀律和團隊觀念等;形象文化具有環境育人和服務育人的含義，包括學校的建筑顏色與風格、校園的環境綠化美化和人文素質化、學校對外宣傳的所有特征與包裝、學校特有的標志物、紀念物、活動場所以及參加公共活動的整體表現、為教學服務保障的質量和效率等;精神文化是校園文化內涵的最高層面，包括思想的活躍與自由性、學術的自由與開放性、文化活動的品質、師生的道德信仰與價值理念、特色性和傳統性的文化主體活動、名師的多少和優秀畢業生的資源量、圖書館的藏書數量和質量、對外文化交流的數量和質量等。明確校園文化活動的層次，有助于我們重點投入，重點建設，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沉淀與優勢。
最后，高等院校的校園文化建設必須堅持實踐性的基本觀點。貴在實踐，教學相長，實現校園文化建設主客體的統一。這是高校校園文化系統建設的第四個層次，是實踐層面的問題。無論多么科學完善的系統設計，離開了切實有效的實踐，都將成為空中樓閣。對于高校校園文化建設這個系統而言，主要的實踐者首先取決于這個系統的最高決策者，如果決策者不重視校園文化的培育和建設，沒有一個歷史性的眼光和心態，這個學校的校園文化就很難上檔次;其次一點的實踐者就是“師者”了，“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韓愈的一句話點明了每一個教育工作者自身綜合文化素質的重要性，所謂“師道尊嚴”說明了教師的言談舉止對于學生所起到的潛移默化和榜樣示范的作用;校園文化系統建設的最后一個實踐者是學生，學生既是校園文化教育的實踐客體，也是進行自身文化熏陶，提高文化涵養的實踐主體，所以啟發和引導學生發揮其主觀能動性是非常必要的。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