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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與日本的發展歷史來看，當美國在戰后綜合國力增強后，美元逐漸成為世界貨幣，與黃金直接掛鉤，美元處于非常堅挺的狀態；日本在70年代綜合國力增強后，1985年在美國的壓力下，通過了“廣場協議”，協議前的日元匯率為240:1。1985年底突破了200:1，1987年初再突破150:1，到1988年初已逼近120:1。在不到兩年半的時間里，日元兌美元已整整升值了一倍。
我國學者胡鞍鋼和門洪華將國家戰略資源分為經濟資源、人力資本、自然資源、技術資源、資本資源、政策資源、軍事資源、國際資源等8個方面，利用23項指標衡量了中、美、日、印、俄五大國的綜合國力。
1998年,畢業論文地方本科院校會計專業人才培養模式探析，中國綜合國力躍居世界第二位，相當于美國的1/3，略高于日本。1980-1998年是中國綜合國力迅速崛起的時期,，綜合國力增長最為迅速，年變化量幾乎相當于美國的10倍。但人民幣匯率自1994年來已近10年未作調整，而這10年中國經濟和國力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也要求人民幣匯率要與中國經濟和綜合國力相適應，做出相應調整。
3、相對利率水平產生人民幣升值壓力
,論文我國企業外匯交易的風險防范與控制;比較中美兩國的利率水平，自1996年至2002年3月止，中國連續八次降息，一年期存款利率由7.47%降至1.548%，美聯儲連續11次降息，聯邦基金利率由5%降至1.75%，貼現率由4%降至1.25%，創下1961年以來的新低。根據短期均衡匯率決定的利率平價說可知，當人民幣的利率高于美元利率時，人民幣的即期匯率將上升、遠期匯率將下跌。因此從理論上來說，1996年到2001年，人民幣一直面臨貶值的預期，但人民幣匯率卻一直保持穩中有升趨勢。究其原因，從我國的經濟體制看，尚缺乏利率平價成立所需的：有彈性的利率，開放的資本市場，較松的資本管制，貨幣的完全可兌換性等基本條件。而且，人民幣匯率的決定因素，主要停留在商品市場層次上。外資的流入以直接投資為主，投機資本往往以貿易結匯的形式混入。利率平價對匯率的影響，不能直接在資本市場上表現，只能通過商品市場體現，國際資本流動與商品流動混淆,論文，因此，利率平價對人民幣匯率變動無直接影響。即使利率平價發揮作用，由于人民幣與美元利率幾近無差，所以短期內其不影響匯率變動。
2004年10月29日起中國金融機構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上調0.27個百分點，由1.98%提高到2.25%，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上調0.27個百分點，由5.31%提高到5.58%。其他各檔次存、貸款利率也相應調整。
同時,,畢業論文關于我國開展國際招投標情況和問題1，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2005年6月30日決定，將聯邦基金利率即商業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再提高0.25個百分點，從3%提高到3.25%,學位論文會計教學中的學生學習興趣調查與解決路徑。這是美聯儲自去年6月以來連續第9次以相同幅度提息。
由上可知，從相對利率水平來看，由于人民幣利率低于美元利率，按照利率平價理論，人民幣遠期應該有升值的壓力。
4、外來經濟壓力的加劇
在20世紀90年代全世界的經濟增長率大體是2.6%，但是2001年降到歷史最低點1.1%，2002年提高到1.7%，其中美國2001年是0.5%。西歐、日本、美國的經濟都處于低迷狀態,論文，通貨緊縮在全球范圍內出現。
,;2002年以來，日本等少數國家開始在國際社會散布&ldquo,論文醫學留學生病理生理學教學現狀與探索;中國輸出通貨膨脹”論。2003年，這種論調進一步升格為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具有代表性的說法為:如果人民幣匯率繼續盯住美元，可能會破壞中國國內貨幣體系的功能，并在中國引發通貨膨脹。到2005年，日本、美國、歐盟等主要發達國家，或基于國內經濟之需要，或迫于國內政治壓力，要求中國改革匯率制度，或徑直要求人民幣升值。
國外鼓噪人民幣升值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幾點：一是人民幣匯率過低。有人提出應將人民幣匯率確定在1美元兌4.2元人民幣左右的水平。二是中國外匯儲備過高，中國入世以來，并沒有出現進口激增，相反貿易順差大幅增加。三是中國廉價商品大量出口造成世界通貨緊縮。有人認為，近年來，中國廉價產品大量出口導致日本和歐美通貨緊縮，中國應使人民幣升值，在世界經濟中擔負相應責任,論文寫作以競賽推進數學建模課程化促進大學生能力培。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高速發展的態勢，07年更是如此。各行各業都出現了投資的熱潮，并且表現尤為突出的是房地產和股市這兩大行業。隨著經濟長期過熱的發展，必然會出現經濟“泡沫”，自從股市進入牛市以來，經濟中的“泡沫”不斷膨脹，趨勢增強。07年底，隨著股市由牛市逐漸過渡為熊市，資本市場上資金的供給已經大量減少，虛假繁榮實質性的問題逐漸浮出水面。加之08年年初的罕見雪災對全國南方地區造成大面積的重創，國內生活必需品的物價上漲速度加快，國內通貨膨脹率同時也持續走高。另一方面，美國經濟進入疲軟發展階段，經濟的不景氣直接導致了美元，這一國際強勢貨幣不斷走軟，相對中國07年以來的發展速度來說更是如此。基于經濟上的重大壓力，美國呼吁人民幣升值的聲音就更大了。而其他的一些發達國家因中國長期以來出口的廉價商品直接導致國內企業競爭力不斷減弱和失去市場份額而表示出強烈的不滿。以美國，日本帶頭的國家聯合起來對人民幣施加壓力，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以減少中國長期以來對外貿易的順差，借此方法來減緩國內經濟發展的尖銳矛盾。在內外因素的雙重壓力之下，人民幣在對美元的匯率上出現了大幅度的攀升，并且速度不斷加快。
二環境現狀分析
1人民幣對外升值。
匯率即國與國之間貨幣折算的比率。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至06年以來就一直走低，從07年1月份的7.8到現在跌破7為止，下降了近11個百分點，這在人民幣升值的歷史上屬于比較快的速度。一方面，中國在出口貿易上一直處于順差，國際上給人民幣施加壓力。另一方面，美元的走軟是造成人民幣升值的一個相對原因。中國至05年以來實行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而在這之中儲備的大部分貨幣是美元。所以美元的任何情況的變化都會在相當程度上對人民幣造成影響。但僅僅從美元的走軟這一固定標準來說明人民幣幣值的絕對上漲是不夠的，畢竟一國貨幣在現在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再加之任何因素對人民幣的實際情況所造成的影響都有一定程度的滯后性。對于人民幣而言，導致其升值的主導因素既有國內的又有國外的。之所以說只從對美元的匯率來說明人民幣升值是不客觀的，是因為從其他國際貨幣來說也存在著其他貨幣對美元匯率下降的情形，比如歐元。歐元對美元來說是在不斷在升值。而人民幣對歐元來說卻是在貶值。在從匯率看人民幣升值的問題上，任何一國匯率對人民幣的實際購買力的說明只有參考的價值。盡管人民幣在直觀的匯率表中對美元的匯率上升了很多。實際上，人民幣的有效匯率升值只有5%—10%①。
2國內通貨現況。
CPI，居民消費指數，是反映與居民生活有關的商品及勞務價格統計出來的物價變動指標，通常作為觀察通貨膨脹水平的重要指標。影響通貨膨脹的成因主要由三個方面的指數，包括：居民消費指數、批發物價指數和國內生產總值沖減指數②。而在這三個因素之中，居民消費指數又是最重要和具有說服力的因素，因此本文重在分析第一個因素。從07年以來的CPI分析可知，07年全年CPI平均上漲4.8％，漲幅比上年提高3.3個百分點。08年一月CPI上漲7.1%，2月上漲8.7%，3月份也高達8.3%。同期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年存款利率經過數次加息，截至08年4月18日，年存款利息為4.14%③。通過08年第一季度的平均CPI和年存款利率的直接抵消可知目前中國國內貨幣的實際幣值在以將近3.9%的速度對內貶值。而實際上，銀行上調的存款利率是以上一季度或幾個季度總結出來的數據為依據的。這說明中央銀行上調利率的措施并不是隨時隨地地按照國內CPI的變化一而變化，并且所有的政策的制定都是以已經發生的數據為基礎，同時，這些政策無論是在制定還是在影響方面都具有滯后性。所以人民幣實際對內貶值的比率還會多出一部分。
通貨膨脹的原因分析
就具體的經濟情況而言，目前國內的通貨膨脹情況基本上屬于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包括：
1）生產資料的稀缺。08年初全國大范圍的雪災是造成資源嚴重稀缺的一個直接原因。一方面這次雪災造成雪災地區農產品大幅度減產，全國范圍內的農產品供不應求，直接推動生活必需品價格的上漲。另一方面，南方大范圍的基礎設施遭到破壞，用于修復這些工程所需要的鋼材、木材等生產原料的需求量大幅上漲，也拉動了第二產業生產成原料的緊張，由供求理論可知，企業的生產成本必然會隨著資源的緊張而上漲。再加上交通運輸的基本設施大面積癱瘓，在國內就出現了最需要物資的地方遲遲得不到供給的情況，在當地市場供給如此緊張的情況下，這些地區的通貨膨脹率就出現了暴漲的情況。而這一情況同時也就直接大幅度上拉了全國的平均通貨膨脹率。國際方面，世界出口大國，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在農作物方面的出口都大幅度的減少。這就造成了國際上基礎農產品的供給不足，同時也制約了中國市場對進口作物的需求，造成國內農產品稀缺，價格上漲。
2）國內貨幣流通量過剩。中國長期以來大量的外資涌入，尤其是在人民幣升值的過程中。中國是一個經濟正在高速發展的國家，引進外資無疑會帶來先進的管理理念和技術手段，而另一方面也會帶來大量資金的注入。在國內經濟發展的同時，整個市場上流動的貨幣量也大大增加。這的確促進了國內經濟的繁榮，但同時，社會生產力總的生產速度并沒有比貨幣增加的速度快。這就使得人民幣的總供給在一定程度上大于總需求，于是也造成了人民幣在有效市場上的流通量過大，直接導致對內貶值，通貨膨脹速度加快。
三結論
比較分析人民幣幣值的實際情況。
中國目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不夠發達。因此不足以用發達國家市場經濟發展的指標來衡量中國目前通貨膨脹的狀況。在國際上，6%以上的年通貨膨脹率已經普遍被認為是難以接受的范圍。中國07年最后一季的CPI為6.63%，08年第一季的CPI為8.03%。這雖然超過了國際上公認的難以忍受的界限，但中國國內的實際情況并未惡化得那么快。理論上而言，本國貨幣升值對國內通貨膨脹的現象會有一定程度的緩解。如果上升的這一部分幣值足以抵消國內的通貨膨脹率，則通貨膨脹不會對經濟造成很大的影響。據統計資料表明，人民幣的升值對抑制國內通貨膨脹壓力的實際貢獻，在半年內只有0.2—0.4個百分點（1）。如果說升值對抑制通貨的作用是滯后的，但近一年的時間過去了，人們并未看到經濟過熱能被市場的自動調節所壓制住的重大成果。如果說中國的市場經濟政府管制過多，那么政府制定和頒布的一系列打壓經濟過熱的措施都旨在降低通貨膨脹率，而并未對經濟的過熱起促進作用。根據經濟數據的比較分析可知，國內實際通貨膨脹率實際比調查的結果更高。人民幣升值對通貨膨脹率的抵消效果也不大，實際上人民幣實在貶值的。
四國家應采取的措施
經過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國目前處于市場經濟并不完善的時期，市場自我調節能力較差，同時，考慮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政府的確應該在政策方面適當的參與經濟的管理，以繼續壓制現階段的經濟出現過度的“泡沫”。
第一繼續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通過銀行和國債這兩大主要工具回收再市場上過度流通的貨幣。通過銀行提高再貼現率和存款準備金率都是國際上公認了的具有現實意義的措施，前者目的在于提高融資者的融資成本，進而從投資的源頭對貨幣總量進行調節；后者則作用于貨幣的乘數效應上，通過減少貨幣擴張的乘數來平衡貨幣的發行量和流通量的關系。通過發行國債，直接回籠流通中的貨幣量是效果最快的措施。
第二合理地運用稅收和價格控制手段。稅收的目的就是為了財富的再分配和引導社會向公平化發展。對金融行業的從緊稅收政策則有收縮和穩定投資過熱的作用。價格是直接反映出來的對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示，合理的限制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對社會的穩定必然會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價格的變化也應該尊循市場客觀的發展規律。只有找到在政府引導和市場發展的過程之中的這個平衡點，經濟才能夠又好又穩定的發展。
第三對資本市場實行大力監督。尤其是外資大量進入和退出這一投機行為。引進外資無疑是一個國家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手段。國外資本對本國的經濟貢獻率不容忽視，無論在就業率方面或是在資金籌備方面的促進作用都是相當大的。中國目前處于高速發展階段，對外資的需求量很大。但需要注意的是國家不能過度依靠外來資本。尤其是關系到國家經濟命脈的行業，投機的外來資本在一定程度上會對某些行業帶來毀滅性的打擊。
但在這么多壓制經濟過熱政策的背后，政府部門也應該看到這所有的經濟政策都具有相當程度的滯后作用，并且一種措施的出臺會引起市場經濟關系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所以同時也要預見到通貨膨脹之后可能出現的通貨緊縮的情況并提前做好相應的準備。
參考文獻：
①數據來源：21世紀經濟報4月第二期
從2002年底以來，國際流行的人民幣升值“陷阱論”正在對我國人民幣匯率構成實質性的威脅。目前最嚴峻的問題是國際炒家在阻擊人民幣未果的情況下，又采取突襲的辦法炒高港元，欲將港元拖人東亞貨幣升值的潮流中，以達到孤立人民幣，迫使人民幣升值的目的；加之現在中國經濟又出現通貨膨脹因素，這將進一步增加影響匯率的變數。凡此種種跡象，使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人民幣升值“陷阱論”及其政策取向。
一、人民幣匯率問題的主要觀點綜述
（一）人民幣升值論。摩根斯坦利首席經濟學家羅奇提出“中國向世界輸出通貨緊縮”論的震撼觀點，引發了迫使人民幣升值的導火索；2003年2月22日，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在OECD七國集團會議上提出類似1985年英美等七國針對日元升值的《廣場協議》來逼迫人民幣升值；6月16日美國財政部長約翰·斯洛（John·Snow）發表講話稱“中國應該實行更加靈活的匯率制度”；在印尼召開的亞歐會議的聲明也呼吁人民幣升值；6月19日，美國“健全美國聯盟”（CoalitionforaSoundDollar）提出欲借中國“貨幣操縱政策”而通過“301條款”促使人民幣升值；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也表達了類似的愿望；歐盟15國也決定將于2印4年4月正式取消中國“普惠制”。國內一些學者也認為人民幣應該升值，其主張是我國在過去9年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不應再依靠弱勢的人民幣政策來保持出口競爭優勢，增勢人民幣不僅可以為我國進口公司減少成本，提升企業贏利和擴充海外投資業務，而且由于中國具有龐大的消費市場可以使外資不因進入成本的增加而撤出，同時還可以提升我國償還外債的能力。
（二）人民幣穩定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日本野村證券、“歐元之父”蒙代爾和美國斯坦福大學麥肯恩教授以及摩根斯坦利亞洲執行董事謝國忠等機構和學者都認為，調整人民幣匯率的建議是錯誤的，中國目前必須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其理由是：第一，人民幣匯率走勢反映了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不存在低估的問題；第二，人民幣升值不利于克服中國通貨緊縮，不利于吸引外資，容易誘發金融風險；第三，中國匯率政策不是全球通貨緊縮的根源，人民幣升值不僅不能解決日美通貨緊縮，反而會加劇世界經濟通貨緊縮。
（三）人民幣自由浮動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年來一直建議，中國應該建立一個更有彈性的匯率機制，以真正推動中國的結構性改革，以更好地融入世界經濟。國內一些著名學者也持此種觀點。他們認為，人民幣匯率不能自由浮動，不利于提高我國產品出口競爭力，容易產生外匯傾銷效應和經濟結構扭曲，容易助長經濟中的泡沫和投機活動，這樣更不利于營造健全良好的出口經營秩序。
二、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是中國的現實選擇
Weymakr（1995）認為，根據國際收支余額的貨幣分析法，本國居民對商品和證券的超額供給（以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表示）將引起對本幣的超額需求，這種國際市場上對本幣的超額需求就是外匯市場壓力（ExchangeMarketPressure，簡稱EMP）。EMP作為度量外部非均衡指標，一般不能直接觀察到。如果本幣自由浮動，EMP表現為匯率的變動；如果實行固定匯率，EMP表現為外匯儲備／國內信貸的變動；在中間匯率安排下，EMP可由匯率變動、外匯市場／貨幣市場干預的線性組合來測度。南京大學朱杰（2003，3）根據Weymark的EMP一般定義與模型分析方法，利用1994—2002年的經驗數據計算人民幣匯率并軌以來中國的EMP和W指數；他通過分析EMP的34個樣本點中有26個顯示升值壓力（負值），并有升值壓力的樣本均值（-6.08%）在絕對值大于貶值壓力（1.49%）；其結論為：上述表明匯率并軌以來人民幣隱含的EMP以升值壓力為主，這與我國當前由外貿順差和不斷攀升的外匯儲備所引發國際上呼吁人民幣升值現實相吻合。但是，結合中國目前經濟形勢和基本國情，人民幣匯率應繼續保持穩定是中國匯率政策的主要取向。
（一）人民幣升值將會通過對貿易進出口匯率的影響，進而給中國的優勢產品帶來嚴重損害，使國內外企業的風險加大。按照國際分工格局和比較優勢理論來看，中國相對于一些以研究開發和服務業為主的西方發達國家來講，是以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為主的產業；同時，中國傳統上存在著進口的需求彈性較低，而出口的需求彈性較高的局面。這種貿易結構極易受到匯率水平變動的影響，進而影響物價，達到損傷制造業的效果。傳統的貿易理論認為，在需求彈性比較高的前提下，貨幣升值可以降低進口商品的國內價格、提高出口產品的國內價格；通過這種相對價格的變化，一方面進口可以較快增加，從而使生產進口替代品的國內產業得以萎縮；另一方面出口相應要減少，使生產出口商品的產業也面臨緊縮的困境。再者，中國一直實行的是人民幣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如果人民幣升值將會引起進口材料、外銷商品價格的變動，從而降低中國企業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加大企業在國際市場中因面臨種種不確定所造成的風險。
（二）日、美公開組織并迫使人民幣升值的關鍵目的是：延緩中國工業化進程，阻止中國經濟長期穩定增長。日、美反復逼迫人民幣升值的真正動機是，為外商對華投資流向設置障礙，通過提高在華投資成本來讓國際資本流向日、美；并利用中國人世后關稅下降和非關稅壁壘取消的貿易自由化環境，將低價產品大批量打人中國市場，沖擊中國相關產業，達到延緩中國工業化進程的目的。目前，雖然中國對外貿易順差不斷擴大，但由于外國不斷對華啟動反傾銷和特殊保障措施，取消普惠制待遇等，使中國出口環境面臨日趨惡化。特別是在中國財政赤字如此之大、失業增加、房地產泡沫初步顯現等國內經濟不利的條件下，人民幣升值最終將會對中國長期苦心經營的經濟穩定增長形勢帶來負面影響。
（三）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有利于整個亞洲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恢復和發展。亞洲金融危機對亞洲各國經濟產生了不同程度的打擊。為此，各國競相將本國貨幣貶值來維護本國利益；中國出于維護亞洲利益和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既定政策，承受了大量的經濟損失，為亞洲地區乃至世界金融穩定、經濟恢復和發展做出了較大貢獻。從另外一個角度看，我國當前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將形成巨大的市場需求，這樣有利于其他國家的出口；再者，世界各國也可以更多地從中國進口低價的初級產品、輕工業制成品和具有高附加值的加工產品，從而可以在更大限度內對本國的產業結構進行調整，提高進口國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促進消費升級，推動經濟增長。實證分析表明，中國并沒有擠占東南亞國家的出口份額，而是給他們提供了一個潛力巨大的投資和消費市場。
（四）人民幣升值會惡化當前的就業形勢，繼續增加就業壓力。從經濟學角度分析，經濟失衡有兩種表現，一個是總需求超過總供給，造成的結果是通貨膨脹；另一個是總供給超過總需求，結果就是失業增加。前一個問題盡管說中國目前房地產出現經濟泡沫，原材料、糧食和農副產品的價格有所上揚，這些是通貨膨脹的因素，但都屬于局部的結構扭曲、流通不暢、暫時的財政赤字和信貸擴張所引發的問題；從總體上講，中國目前還沒有真正出現嚴格意義上的通貨膨脹。所以說，當前的[來
突出問題是后者——失業問題。中國現在失業率已超過4.6%，且每年新增勞動力是1300萬，加上1997至2000年經濟增長持續疲軟，創造的就業機會較少；同時，我國近幾年一直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勞動力總量出現結構性變化，失業將是中國長期的社會問題。而外國投資企業是吸引國內勞動力的一個重要渠道，如果人民幣升值，問題不僅僅是招商引資受到影響，更嚴重的是會加劇當前就業形勢的惡化。
三、減緩人民幣升值措施及匯率制度的改革
（一）減緩人民幣升值壓力的政策選擇。
1.調整進出口商品的貿易結構，美、日、歐等國迫使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借口是我國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的增加。可是，從出口商品結構看，雖然中國貿易一直處于順差，但大部分是外資企業生產的加工貿易，獲利最大的是外資企業。而中國出口基本上是勞動密集型的產品，像汽車、機械以及高新技術產品等方面的出口并不具有絕對優勢。所以說，要采取措施扶植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適度調低部分以加工、勞動密集型商品的出口退稅率。從我國對外貿易的地區差異看，我國和整個亞洲的貿易處于逆差，和歐盟貿易基本持平，而和美國有近2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所以我們要積極協調與主要貿易國的關系，主動減少對美貿易逆差，努力開拓亞洲、歐洲市場，擴大對亞、歐的貿易順差。2.主動協調各方，統一貿易計算口徑。以2002年為例，按美國統計，美國對華貿易逆差達到1031.2億美元，而同期中國統計，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僅為427.2億美元，誤差高達504億美元。中國和日本貿易統計誤差也是如此。因此，中國要積極創造良好的貿易環境，統一計算口徑，消除貿易統計誤差。3.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拓展外匯投資渠道。我們應允許大型企業在境內發行外國債券，這不僅有助于改善外匯存款過高的局面，而且有利于債券市場的開放發展，也有利于減少企業發行成本。另外，要建立戰略性投資基金，選擇中國目前像石油、主要礦產品等類似的能源及原材料依賴性較大的戰略性項目，可將外匯儲備中的一部分拿出來到國外購買一些生產基地。4.借QFII東風，適時推出QDII.QFII的推出標志著我國資本市場的開放又向前邁了一步，而我們應在將外資“請進來”的同時，也應該讓中國企業走出國門，適時推出QDII.QDII作為在資本項目未完全開放的國家允許本地投資者投資境外資本市場的投資者制度，不僅可以減緩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壓力，而且可以為我國有序開放資本市場積累經驗。5.豐富外匯交易品種。我國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交易主要集中于美元、港元、日元、歐元的即期交易上，交易幣種相當缺乏。因此，要盡快開放人民幣對世界主要可兌換幣值的直接即期外匯買賣，并在此基礎上逐步發展外幣對外幣的交易；還要增加類似遠期外匯交易的外匯交易工具，積極發展多樣化的避險金融工具等等。
在眾多的要求人民幣升值的經濟體中，美國無疑是愿望最強烈的一個。據我觀察，在美國大致有四類人對人民幣匯率問題表示了強烈關注：一是勞工組織，他們認為從中國大量進口工業制品影響了美國制造業工人的就業；二是制造業資方代表，他們親身感受了中國低價產品的競爭性威脅；三是一些代表前兩類人的政治家，他們往往出于政治考慮以某些利益集團代言人身份發表施加壓力迫人民幣升值一類的意見；四是一些從一定的經濟學理念和全球貨幣結構經濟結構失衡角度思考問題的經濟學家，他們認為人民幣幣值的確存在嚴重低估傾向，如果人民幣通過增加匯率彈性等手段出現較大幅度的升值結果將有助于業已出現明顯傾斜的全球貨幣結構和經濟結構，當然也可以部分地緩解美國的貿易逆差壓力。
2006年，美國的對外貿易逆差為7636億美元，其中，美國對中國的逆差為2325億美元在美國貿易逆差總額中占比大約為30%，這一高比例也說明了為什么美國最為關注人民幣匯率問題。只不過許多呼吁人民幣升值并指責中國匯率政策人士忽略了兩個重要的事實：一是在2006年美國從中國進口的3000多億美元產品中，有2/3是外資企業或中外合資企業，其中也包括很多的美國公司；二是中國向美國出口增速較高，與美國沃爾瑪等大公司的低價采購行為推動有很強的關聯度。2000年時，沃爾瑪公司的全球零售總額只有1913億美元，到2006年，這個數字已飆升至3500億美元左右，沃爾瑪公司多年來就一直把中國當成其最重要的商品采購市場，而美國市場在沃爾瑪公司銷售總額中的貢獻率達80%以上，這說明，美國消費者也是便宜中國商品的最大受惠群體。盡管如此，要求人民幣匯率擴大波動控制區間并允許人民幣提高升值速度仍然是美國社會的主流意見。其中，許多學者認為人民幣幣值確實存在嚴重低估現象及中國政府通過匯率政策的調整也能對世界貨幣體系產生積極影響等意見，也的確值得重視。
二、人民幣幣值低估及其形成原因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只要它力圖保持獨立的貨幣政策和非自由放任的匯率制度，就必然會面臨一個如何確定匯率的問題。確定匯率實際上確定本國商品在國際貿易活動中的相對價格。假若進出口商品的價格彈性充分（即按照馬歇爾——勒納條件，這個彈性的絕對值大于1），“相對價格”較低即本幣幣值采取低定價策略能夠刺激出口并改善經常項目收支的狀況，“相對價格”較高即本幣匯率高估則會出現相反情況。
一般情況下，經濟學家們總是用一價定律和相對購買力平價理論來思考和解釋長期的匯率決定問題。按照一價定律，同樣的商品如果不考慮運費和貿易管制成本，它在不同的國家應該價格相等。由于一價定律考慮的不是單項商品，如果將兩國商品的總體價格水平進行比較就生成了以購買力平價為基礎的匯率決定理論。購買力平價理論從邏輯上之所以能夠成立，它背后的前提是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即在貿易和資本完全自由流動的條件下，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因素（如勞動、資本、土地等）價格會逐漸趨同。
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況，因此，本幣幣值的確定并不能簡單地運用國際經濟學中的主流匯率決定理論進行解釋。通常，一國貨幣的匯率水平常常取決于它所選擇的匯率制度及由國內貨幣市場、宏觀經濟運行及國際收支調節策略等多項因素決定。在浩如煙海的經濟學文獻中，雖然有各式各樣的均衡匯率模型，但對市場參與者和調節者有影響意義的永遠是選擇什么樣的匯率形成機制或如何確定一定時期的名義匯率。
中國多年來的匯率制度名曰“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實際上是以美元為釘住目標的固定匯率制。在十多年的時間里，我們一直將美元與人民幣的兌換關系確定在1:8.28左右。直到2005年7月21日，中國才宣布放棄單一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而改為實行“參考一籃子貨幣”根據市場供求允許人民幣匯率每日在3‰的區間中浮動的新匯率制度，20個月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已升值約7.76%。盡管如此，國際金融市場仍抱有強烈的人民幣升值預期，中國的外貿出口勢頭仍然有增無減，國際上一些熱錢仍然在想方設法鉆進中國市場，在難以抑制的人民幣升值預期推動下，資產（股票、房地產）市場價格也出現一路飆升的景象。所有這些，都給我們提出了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問題：人民幣幣值是否被低估，到目前為止，被低估的幅度到底有多大？
人民幣幣值是否被低估？這是一個很難用三言兩語就簡單說清的問題。在一國實際匯率的分析中，現在理論界較普遍的看法是用實際有效匯率這一綜合匯率指數方法判斷一國的幣值更有說服力。在這一方法的應用中，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大多數成員國都以消費物價指數為測算基礎，其中，24個工業化國家還采取以單位勞動力成本來替換消費物價指數指標，其所得測算結果，同樣能反映出一國的國際競爭力。根據專家的計算，中國的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變動大體經過了3個階段，即（1）1980～1988年，人民幣名義匯率與實際有效匯率均呈現大幅同步貶值勢頭；（2）1989～1993年，人民幣名義匯率基本穩定但實際有效匯率卻大幅下降；（3）1994年至今，人民幣名義匯率僅經歷了相對較短時間的變動但實際有效匯率卻出現了明顯的升值。我們都知道，一國的名義匯率如果未發生變化，但實際有效匯率出現明顯升值，就說明該國的貨幣幣值存在低估傾向。
匯率決定理論極為精巧復雜，由于中國國情的特殊性，直接用任何一種均衡匯率理論模型恐怕都難以獲得對人民幣幣值現狀及走向問題的圓滿解釋，但現有經濟理論卻可以給我們提供一條簡明的思考路徑，這就是在不考慮決策當局偏好的情況下，從一些重要宏觀經濟變量的變化趨勢中分析現行匯率是否已出現失調，然后從失調的矯正措施中去選取政策調節方法。
一般地說，在浮動匯率制度下，一國貨幣幣值的提升總是與這個國家的經濟基本面狀況良好及由此產生的投資者預期改善等因素相聯系。而一國經濟的基本面又主要取決于在一定的開放度條件下該國的儲蓄投資循環狀況、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社會總需求和就業水準、貿易條件、政府財政支出水平以及金融體系的健全和效率等等因素。這些因素如果都處于良好運行狀態就會對經濟成長產生合成推動作用，而中國在改革近30多年的時間里一直保持年均經濟增長速度世界第一的記錄也就是這些因素發揮積極作用的結果。近年來，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滯后影響，原來一些引人注目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已大大放慢了增長速度，美國自2001年以來也結束了持續近十年的強勁增長勢頭，歐洲經濟雖然未出現美國經濟那種戲劇性的漲跌變化但始終未出現過高成長奇跡，日本則剛剛走出經濟不景氣泥沼呈現低速增長勢頭，印度和俄羅斯雖近年來在經濟增長率上亦有不俗表現但眼下及今后相當一段時間在某些方面還無法同中國抗衡。在相互發生作用的國際競爭環境中，中國不僅速度領先，而且在國民儲蓄率、外匯儲備增長額、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絕對額方面都名列前茅，并且，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中國至少在今后十年中也許還能繼續保持增長領先地位。按照一般規律，一個政治安定、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主要依靠內源融資能維持10年以上的經濟高增長預期的經濟體，其貨幣就必須堅挺并出現明顯的相對升值，從上世紀70、80年代德國馬克、日本日元到90年代的美元幣值變動史中都可以看出這個規律。同樣，中國目前的人民幣升值壓力也是這個規律在強制地發揮作用的結果。
中國高額的外匯儲備和外匯儲備的超常增速來源于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雙順差”，這是人所共知的。那么，形成“雙順差”的關鍵原因在哪里呢？顯然，對“雙順差”局面形成的決定性因素就是中國政治穩定、經濟持續高增長背景下帶有特殊國情味道的生產要素的非均等化傾向。在人力、土地和資本這三項基本生產要素中，中國生產的可貿易商品中的人力和土地成本不僅大大低于發達工業國家，而且還遠低于新興市場國家。在勞動力具有無限供給趨勢的環境中，中國可貿易商品中的勞動力成本不僅所占份額極低，而且在近30年時間里始終未發生特別明顯的增長性變化；在中國各地的區域經濟發展中，各地政府為了增加地方稅收和就業崗位，在土地批租中紛紛展開優惠競爭，這使得地租成本在可貿易商品中同勞動力成本一樣也只占很少的份額。這兩項成本節約因素與外國的資本和技術相結合加之政府對外資企業的稅收優惠必然使中國成為一個蓬勃興起的世界工場。這使得中國在2
002年年底一躍成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而外商投資企業中相當一部分都是以國外市場為目標的出口創匯企業，只要這類企業總數在增長，中國的出口就會相應快速增長。同時，在中國現行的強制結售匯制度下，企業貿易收入的絕大部分會自動轉化成國家的外匯儲備。中國加入WTO后，貿易條件的明顯改善和開放度的進一步擴大使得中國進出口總額保持了旺盛的增長勢頭，這也帶動了外匯儲備的增長進一步提速。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用價格機制和價格水平可以解釋很多現象，筆者認為，中國的人民幣幣值和外匯儲備問題，完全可以用低價勞動力和土地要素低價水準導致的幣值嚴重低估來解釋。
在現代經濟中，政府和市場、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是兩種交互發生作用的力量。依靠行政管制、道義勸說和政策調節，政府可以在一定時期的經濟活動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從長期看，客觀經濟規律總是能夠矯正由政府行為慣性、惰性及決策者個人偏好或意識形態偏見產生的各種非效率傾向，讓物質利益規律、價值規律、供求規律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最終牽引力量。在人民幣幣值或匯率政策問題上，我們今后也許能進一步獲得這種邏輯體驗。
自1986年起，英國的《經濟學家》雜志就每年進行一次世界性的調查，調查內容是麥當勞快餐店的巨無霸漢堡包價格，經調查發現，中國大陸的巨無霸最便宜，售價約1.2美元，而其他工業國家的較高售價為3.5美元左右。人們都知道，早在麥當勞進軍中國前幾年，該公司已經開始低價租用中國農村的土地對其所選土豆品種進行試驗性種植，所以，對麥當勞公司來說，其產品原材料基本不存在特殊運費問題，在中國賣出的巨無霸之所以成為低價世界之最，就是因為中國的勞動力和土地租金成本極低。貨幣匯率就是兩種價格指數之比。同樣的商品在不同的地區銷售就有近200%的價差，這個現象似乎已完全違反了我們前面所說的“一價定律”，而這種現象也一定會引導人們去重新思考人民幣幣值是否已被低估的問題。巨無霸是非貿易品，但在中國國內的統一市場中，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化規律仍然在發生作用，因此，非貿易品和可貿易商品中的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亦同樣遵循均等化規律，中國的可貿易商品定價過低也自然是普遍現象，從前邊所提及的物價與幣值的關系我們可以得知，人民幣匯率也確實有相當的上升空間。
三、從打造貿易強國的角度思考人民幣匯率問題
經濟學中的均衡理論基本內涵就是資源配置最優化和福利或收益的最大化問題。在匯率研究領域，經濟學家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探討構建各種各樣的均衡匯率模型，著眼點也是幣值的最優化問題。常識告訴人們，在一定條件下幣值低估能刺激出口、遏制進口從而改善一國的國際收支狀況，但是，如果名義匯率、實際匯率過分地偏離了均衡匯率即定價過低，它也會導致利益損失即通常所說的不經濟或“肥水外流”。
在近30年的時間里，中國一直在用低要素價格吸引外資，用出口退稅政策來鼓勵企業的出口積極性，這些選擇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對中國躍升為世界貿易大國有不容忽視的貢獻。但這些政策能使中國成為貿易大國卻不會使中國成為貿易強國，可以認為，這些政策如不及時矯正甚至還會成為中國向貿易強國轉化的拖曳因素。這一立論的理由有以下兩點：
第一，中國外匯儲備超過1萬億美元且仍以每天平均5億美元的速度增長，這些外匯儲備又大部分被用來購買美國等國家的長期低息政府債券，這實際上使中國在實體經濟、縣域經濟、三農領域及民營科技企業仍亟待金融支持的情況下用低息貸款的方式去支援發達國家的經濟建設。較高的國內外投資機會收益與外國政府債券收益相比之差實際上就是中國巨額外匯資產運用的凈損失，美國企業對華投資的年均收益與美國政府向中國出售政府債券利息支出之差就是美國向中國借款的凈收入。據統計，美國企業在上海等地區投資的年收益率可達20%以上，這樣即使美國政府長期債券年息率達4%，美國也能獲得16%以上的巨大收益。僅僅從這點就可以粗略地計算出中國巨額外匯儲備在目前這種運用方式上所付出的巨大機會成本。
第二，與制度演進過程中常常碰到的情況一樣，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也有“路徑依賴”傾向。在人民幣幣值嚴重低估情況下，中國的出口企業即使出口低附加值產品也能賣得出去，賣出去后即使銷售利潤很低也能在國家的出口退稅政策方面獲得收益補償，這樣就會在全社會的生產要素和其他資源流動方面產生負面效應，即扭曲價值信號不能自動產生資源優先配置的結構調整效應，大量的企業生產偏低端產品耗用了巨大的資源，而那些新興的、高成長性、高附加值產品的潛在可用資源被慣性效應作用下的低附加值產品行業擠占。從中短期角度看，大量低端產品和傳統企業的繁榮興旺雖然在增加稅收和就業方面能產生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從長期看，這類行業的不斷擴張會遲滯一個國家工業基礎改善的速度。多年來，我們總是習慣于用行政命令或指導的方式來解決結構調整問題，結果一直收效甚微，其實只要運用匯率、稅收、利率等價格性工具，微觀主體的投資行為就會立即改變。以可貿易商品結構之調整為例，只要人民幣升值的幅度足夠高，出口型生產企業的投資就會自動轉向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再比如對高污染、高能耗產品生產企業采取懲罰性稅收制度，也能對這類企業的投資沖動產生明顯抑制作用，等等。總之，中國應當將提升人民幣幣值作為產業產品結構的一種手段——即使在短期內會付出一些企業關停并轉的代價也在所不惜。
人民幣升值的幅度如果足夠大會產生一系列的問題，如：誰是升值的最大受益者。受損者？銀行系統是否做好了相應的準備？沿海出口加工型企業的耐沖擊限度到底有多大？目前這種投資和出口雙推動型經濟增長方式會不會受到劇烈的負面影響？中國會不會出現日本“廣場協議”之后的宏觀經濟現象和可能的長期經濟蕭條，等等。這些問題和擔心不能說毫無道理，但中國在經濟發展的一定階段總要有些優先考慮的事項，在目前條件下，我認為中國的優先考慮事項就是如何盡快使自己從大國變成強國，從儲蓄利用效率過低轉為疏導儲蓄投資循環流程并運用強制和誘導等種種政策手段進行產品升級和經濟結構調整，在國際收支調節上以平衡管理為基本指導思想并用市場化的價格性工具作為基本手段，而不是象2007年開始這樣：各地方政府按照上級精神用行政的辦法敦促本地的外向型企業壓縮出口增加進口。這類做法到底能否奏效還有待實踐檢驗。根據以往的經驗，壓縮地方企業的出口就等于壓縮地方政府GDP和地方政府的政績，因此，這個新近實行的平衡國際收支的最新做法恐怕很難收到中央政府所期望看到的預期效果，事實將證明，平衡國際收支及進行產業結構調整，最簡近有效的辦法還是動用匯率等價格性手段。人民幣大幅升值可以理解為在現有水平上在一年左右的時間內再升值10%以上，這樣幅度的升值實際也遠未彌補中國勞動力和土地等要素價格與一般新興市場國家同類要素價格之間的差距，就是說，即使在這樣升值水準下，中國的可貿易商品仍然會保持相當的國際競爭力，不會使出口增長出現明顯下滑，但卻會對進口產生強烈的刺激作用，因為人民幣升值10%意味著石油、礦產品、木材、農產品、高科技產品及一般工業消費品等所有的進口商品的價格都會下降10%。這樣，用國際貿易條件惡化或改善的思考方法分析，人民幣若在一年左右時間內升值10%，國際貿易條件改善度可達到20%（即出口產品多賺10%，進口商品價格相應降低10%），這是一筆可觀的國民收益。
“人民幣升值幅度過大會對出口型生產企業和銀行造成損害”，這是一種最具代表性的憂慮。有人說，許多外貿型生產企業的平均利潤率只在3%至5%之間，只要人民幣升值超過5%就會出現大量企業倒閉的現象，但2005年7月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幅度已逼近8%，中國呈現的卻是出口越來越旺盛的勢頭，我們還可以回想20年前日元對美元升值幅度已遠超過100%時，日本每年仍保持大約6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的歷史事實就可以對微觀主體的政策環境適應能力之強有充分的信心。此外，關于人民幣升值可能對銀行業負面影響的問題，我們看看2006年中國股票市場在人民幣升值背景下，上市銀行股票成為市場行情上升的基本推動因素并普遍被境外和國內投資者追捧這一點就可以看出一個重要的道理，即作為經營貨幣的機構，業績不斷向好的銀行將成為人民幣升值的最大受益者，因為它們經營的特殊商品在不斷增值。其實，中國的銀行業不怕人民幣升值，怕的是外資銀行人民幣業務在銀行業總體存放款業務中占比接近50%以后可能出現的人民幣幣值波動可能引發的“存款搬家”即中資控股銀行的存款向外資銀行大量轉移現象，這才是真正值得擔心的一點。但在資本項目仍存在嚴格管制和中國宏觀經濟穩定快速增長的基本面背景支撐下，這種由擴大人民幣每日波動限制區間可能出現人民幣幣值大幅度頻繁波動景象出現的可能性極小。而且，中國自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為WTO成員以來五年多的時間里在銀行業開放實踐中也沒有出現1999年和2000年期間許多實務界和理論界人士所擔憂的“狼來了”效應，外資銀行從機構數量到業務規模都沒有取得迅猛發展，我們看到的只是境外銀行以戰略投資者身份入股中資銀行行為的普遍化。這種行為從實踐效果看是良好的，它不僅壯大了中資銀行的資本力量，而且在改善中資銀行的公司治理、敦促中資銀行在財務審計上同國際接軌、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和產品創新及服務能力等方面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從這一點說，中資銀行目前應對利率、匯率變動風險的能力與五年前相比已大大提高了。所以，銀行承受能力不是也不應當是我們目前推進利率、匯率等價格性機制改革的一個障礙。
四、結語
中國的金融改革設計正
處在一次歷史性選擇的十字路口上，匯率改革只不過是新時期金融政策的具體內容之一，但它事關宏觀經濟平衡和經濟結構的調整，因此，決不是無關緊要而是相當重要。中美經濟關系是全球經濟發展動力的主體內容，美國既應當進行國內政策和經濟結構的調整，中國也應當認真考慮美國的訴求順勢而為，即把握人民幣普遍升值預期業已形成的歷史機遇，改善自身的國際貿易條件，利用人民幣升值擴大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口和國際能源礦產品類產業的投資規模，推進國內可貿易商品結構調整，提升勞動力實際工資水準和工業用地價格。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內，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這項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曾飽受世界贊譽的政策所得到的評價已是今非昔比。因為堅持“人民幣定值過低導致中國出口猛增的同時輸出通貨緊縮，任何旨在有秩序、有效地刺激世界經濟增長并扭轉全球通貨緊縮的政策都必須包括人民幣匯率調整這一環節”的說法，從去年的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馬不停蹄地在國際社會上游說，到最近的美國財長約翰·斯諾打破沉默敦促中國實行更靈活的匯率制度，種種跡象表明，包括美國在內的中國主要貿易伙伴正在進一步施加壓力，要求中國讓人民幣升值、放棄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
在壓力尤其是國際壓力不斷加強的情況下，維持現有政策的做法可以理解為，中國對自己能夠同時實現出口貿易的增長和外匯管理體制的穩定感到滿意。這意味著在這次爭論中，“穩定派”占了上風。他們認為，目前人民幣匯率水平基本反映了中國經濟的實際，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有益于中國和世界。
中國的這種態度會得到贊同。國際上認為“讓人民幣升值是個壞主意”的人為數不少，像“歐元之父”蒙代爾、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等。
是誰需要強勢人民幣？人為地讓人民幣升值不符合中國利益也不符合“重估派”的利益。正如一些經濟學家所說，人民幣匯率重估論者的理由有缺陷：一、中國的出口在快速上漲的同時進口也在快速上漲，中國巨額國際收支順差主要源于資本凈流入而非貿易順差。而且中國出口產品的對外競爭力不是靠貶值得到的，而是來自大量非國企進入國際貿易市場，來自擁有大量低成本、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二、盡管中國對美國保持了較大規模的貿易順差，但其中許多是在中國的美方企業或與美國進口商相聯系的生意往來。有鑒于此，并不清楚人民幣匯率重估將對美國有多大益處，反而有可能傷害美國消費者。三、那種認為因為中國經濟比其他國家增長快，所以人民幣應該升值的邏輯有問題。譴責中國是世界通貨緊縮之源的理由有缺陷。日本經濟長期低迷并非是所謂的“中國輸出通貨緊縮”之過，這種將國內問題國際化的手段不見得事事有效；自己在十幾年前曾吃過貨幣升值的苦，不能讓別人也跟著嘗。
一、人民幣匯率走勢的理論分析
匯率決定理論主要是購買力平價理論、國際收支理論和資產市場理論。購買力平價理論認為，匯率主要是由兩國貨幣在其本國所具有的購買力決定的，即兩種貨幣購買力之比決定兩國貨幣的交換比率。國際收支理論認為匯率決定于外匯的供給與需求，當一國的國際收支順差時，外匯供大于求，因而匯率下降；當國際收支逆差時，外匯的需求大于供給，因而匯率上升；如果外匯收支相等，匯率處于均衡狀態不會發生變動。資產市場理論認為各國貨幣的比價決定于各種外幣資產的增減，各種外幣資產的增減是由于投資者調整其外幣資產的比例關系造成的，這種調整往往引起資金在國際間的大量流動，對匯率發生影響，而相對利率水平是資金在國際間的大量流動的原因。我們用上述理論對人民幣匯率予以分析如下：
首先，從購買力平價看，自1994年以來，人民幣就一直釘住美元，兌美元匯率在8.3人民幣元/美元上下小幅波動。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約為9%，是美國的3倍，通貨膨脹率和美國基本一致，工資和生產率增長率大大高于美國，這意味著和美元相比，人民幣的購買力已大大提高，中美之間的相對購買力需要調整，盡管去年7月人民幣匯率已經調整，但迄今（2006-7-26）僅升值了1.6%左右，還遠沒有達到均衡匯率的水平，中國社科院趙志君和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金森俊樹的一般均衡模型表明，2000年以來按名義有效匯率計算的人民幣幣值低估了7%到25%，平均低估了17%.這個低估幅度與2005年7月21日對人民幣做的2%的向上調整相比，顯然2%的向上調整不足以消除進一步的升值預期，人民幣將不可避免地要經歷一個漸進的升值過程。
其次，從資產市場理論看，美國已進入一輪加息周期之中，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壓力有所緩解。美國房地產市場價格上升和國際石油價格大幅上漲帶來的通貨膨脹，促使美聯儲堅定地執行穩步小幅升息的政策。今年6月29日美聯儲聯邦基金利率上調25個基點至5.25%.這是自2004年6月以來，美聯儲連續第17次加息，考慮到經濟增速放慢與潛在通脹壓力加大兩種現象并存，此輪持續了近兩年的加息周期有望終結。美國升息，美元和人民幣的利差加大，對短期資本流入我國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有利于緩解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壓力。美元對歐元、日元等其他貨幣的弱勢地位會有所改善，在人民幣對美元交易中間價上下千分之三的幅度內浮動以及非美元貨幣對人民幣的交易價在該貨幣交易中間價上下3%幅度內浮動的機制下，人民幣對歐元、日元等升值的幅度可能加大。如果美元加息周期結束，那人民幣升值壓力會重新加大。
第三，從國際收支看，國內外匯明顯供大于求，外匯儲備規模過大。從出口方面看，全球經濟穩步發展對我國產品的需求依然強勁，國內經濟高增長推動跨國集團的產業轉移進一步深化，在外商投資企業的影響下國內企業的對外競爭力進一步增強，中國外貿經營權完全放開和配套政策逐步落實。雖然，去年7月21日匯率調整會消弱出口產品的價格競爭優勢，貿易摩擦更加頻繁和貿易競爭日益激烈，國外企業針對中國產品的反傾銷的調查和訴訟增多，對高耗能產品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外貿出口，但總體來看，由于世界經濟穩步增長（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新預測，2006年世界經濟增長速度將達到4.9%）、國際市場需求旺盛，出口仍將繼續保持快速增長的態勢。從進口方面看，國內經濟高速增長必然刺激進口需求；按照加入世貿組織承諾，關稅將進一步削減，而且逐步調整到位；利用外資的快速發展和石油價格的上漲直接導致進口增加。但發達國家對高新技術設備的出口限制將繼續存在，國內以抑制投資增長為主要目標的宏觀調控政策將繼續維持，進口增長會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增長勢頭不減。此外，隨著中國入世承諾的逐步兌現，外商投資領域進一步擴大。雖然印度、越南等國家利用外資的發展勢頭良好，直接投資分流的競爭將進一步加劇，中國直接投資流入難于實現快速增長，但伴隨著國內基礎設施和制度環境的不斷完善，外資流入中國的趨勢將依然十分強勁。當然，由于中國投資政策和外匯管制的逐步放松和配套措施開始落實，國內企業的境外投資也將會出現一定的增長，所以中國直接投資項目在較長時期內仍將保持較大順差。在經常項目和資本金融項目“雙順差”的推動下，預計中國外匯儲備仍將保持增長勢頭。
可見，上述三種匯率決定理論的分析表明，人民幣升值壓力仍然存在，人民幣仍將維持升值趨勢。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05年我國通貨膨脹率為1.8%，美國的通貨膨脹率為12.7%，按照購買力評價模型，我國人民幣有約10%的升值空間。又根據人民銀行數據，我國當前一年期央行票據利率為2.7961%（2006年7月26日），而美聯儲最新的基準利率為5.25%，根據資產市場理論，今年人民幣約有2.5%的升值空間。因此，從匯率決定的中長期模型和短期影響模型來分析，考慮到我國在人民幣升值上會吸收日元升值過快的教訓，會采取臺灣式的漸進升值方式（1986-1992年平均每年升6%），剔除今年以來已有的1.6%升幅，預計今年人民幣還會有2%左右的升值空間，全年升值幅度在4%左右，上限為10%.
二、人民幣升值的背后推動力量
由于世界三大經濟主體長期的低利率政策，特別是替代“金本位”的“美元本位”的世界貨幣體系，創造全球過剩的流動性，推動全球資產價格上漲，也推動過剩流動性向中國流入。2004年中國外匯儲備增長2100億美元，是增長幅度最大的一年。其中350億美元來自貿易順差，其余1750億美元都是資本流入。資本流入中500億來自外國直接投資，200億來自外債增加和海外證券投資，剩下1050億美元可能來自各種名目的尋找投資機會的國際資本。
流動性過剩的輸入不能等同于正常的由于需求引進的資本輸入。最關鍵的是這種輸入是強行的推門而入，本國被動地沒有獨立性地被制造流動性過剩，特別是對中國目前的過度的投資更是火上澆油。中國外匯積累的大幅增加，全球過剩的流動性的輸入占到半壁江山。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由于9.11事件和科技股泡沫破滅，為刺激美國經濟復蘇，美聯儲開始實施了長達兩年多的1%低利率政策。2001年，中國資本賬戶開始從逆差變成順差并持續增長，2004年達到高峰，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壓力也從2001年開始。這些事情與美國寬松的貨幣政策同步應該不是巧合。
8月8日，美聯儲決定暫停加息，仍將聯邦基金目標利率維持在5.25%的水平。美國基準利率維持不變，極可能導致美元走弱。若人民幣兌美元不能進一步大幅上升，人民幣兌一籃子掛鉤貨幣將持續走弱。這將導致貿易盈余進一步擴大以及投機性資本大量涌入，從而令貨幣環境更加寬松，同時亦將限制中國通過貨幣政策解決流動資金過剩問題的能力。
金本位時代，貨幣供給受到相應的制約，其多寡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黃金的采掘數量。而今天美元本位時代，貨幣過量供給成為可能。本輪美元升息前，利率降到了40多年的新低，美元供給因而過剩；而大量國家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機制，則作為杠桿進一步放大了相關國家的貨幣供給。以中國為例，外匯占款成為我國貨幣供給的主渠道。與此相對應的是，各國利率、匯率機制高度不均衡，借入低利率、弱勢貨幣，投資高利率、強勢貨幣表示的資產成為多數對沖基金的基本操作手法，助推了全球貨幣泛濫。如果各國機會均等，人民幣升值壓力還不是很大，當別國機會減少，而中國機會凸顯時，人民幣升值壓力將是持續的、巨大的。
在這種情況下，加快升值是不可避免的。拒絕升值將導致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大規模的對沖是難以長期維持的，對沖將使銀行體系的運轉發生嚴重問題。看來，逐漸升值是一種可行的選擇。在目前，由于中美之間仍存在3%左右的利差，在參考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具有雙向浮動性，中國的資本管制也并非完全無效。因而，漸進性升值下，投機資本流入和套匯活動所造成的損失可以控制在最低限度。
中國的經濟、貿易結構決定了人民幣升值屬于結構性問題。我國以加工貿易為主，占總的出口貿易額的一半以上。而加工貿易天然地會產生順差。貿易的順差又往往引致資本項目的順差。因此，升值并不一定會減少順差。換言之，匯率變化對于貿易的調整矯正效應在我國不會太明顯。事實上，日元持續升值過程中，并沒有改變其貿易順差的基本態勢。
升值并非像人們所想象的那么可怕。升值并不一定導致大量企業倒閉，相反，由于升值，高價值增值企業得到長足進步，國際競爭力得到大大提升。從根本上說，決策者須在長痛和短痛之間做出選擇。
三、人民幣長期升值趨勢助推并演繹一輪比較大的牛市
研究經濟發展史發現，股市的大牛市，往往產生于技術革命，或者因本幣升值等因素提振國民自信心、自豪感，并吸引國際資本之時。盡管我國“十一五”規劃中大力倡導自主創新，然而，技術創新斷非朝夕，缺乏創新土壤，就很難產生系統性的技術革命。換言之，技術革命很難在當前成為推升股市大牛市的基礎。相反，人民幣長期升值趨勢則可能助推并演繹一輪比較大的牛市。
1、人民幣升值將使我國股票市場較長時期內處于良好的低利率環境中，因為國內的高儲蓄率以及賭人民幣升值的投機資金不斷進入我國，使得國內資金充裕，而國內普遍的生產能力過剩又使國內物價上漲不具備可持續性，此外，人民銀行為防止更多的投機資金進入國內，也會傾向于保持低利率。因此，可以推斷，我國在較長時期內仍將維持在較低的利率水平上。這種低利率環境的存在，將為我國股市發展提供較為寬松的的壞境。
2、人民幣升值會通過影響國內外資本的流動，影響股票價格。外匯市場對人民幣形成升值預期，將在短期內吸引國際資本流入，以獲得以人民幣計值資產升值的收益，就會導致相關資產價格上漲，并通過預期的增強，吸引更多國際資本流入，進一步加大升值壓力，推動股價上漲。
3、人民幣升值會影響上市公司進出口及收益水平，從而影響股票價格及價格構成。人民幣升值可提高本幣購買力，降低進口成本，可以較低價格收購國外企業，擴大對外投資；同時，也會抑制出口。相關上市公司的業績將因此受到影響，資產價值會發生變化，投資者會相應調整投資策略，從而影響股票市場價格及其構成。
可以預見，在相當長時期內，只要人民幣升值預期不發生變化，國際資本持續流入我國股票市場的動力就不會減小，它對于股市的影響就會大于經濟增長與公司業績因素帶來的影響，從而對我國證券市場走強形成強有力的推動力。
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本輪行情上漲的主因在人民幣升值。早期地產股、銀行股大幅上漲就是明證。從資金角度看，我們同樣可以發現，推動股指上漲的資金來源，顯然不是國內基金，也絕非券商，這些機構在本輪上漲之前并沒有足夠的閑余資金；真正的資金力量可能來源于國際資本，在這些資本的誘導下，國內私募資金、普通投資者，以及國內基金蜂擁而上。
20世紀90年代以來，技術進步之快令人瞠目，而經濟全球化使得資源配置全球化，交通和通信的改善，使得中國通過加工貿易方式實現了全球化輸出廉價勞動力和土地。于是，技術、勞動力、土地均對全球資本產生了替代作用，資本的稀缺性弱化，資本的實際利率相應降低。由于貨幣過量供給，名義利率可能更低。盡管美國、歐洲，甚至于日本均醞釀升息，然而，在經濟增長要素結構不發生大的變化前，全球的資本價格就不可能有大的上漲。作為金融資產最終價值參照坐標的利率低企，意味著全球資產價格可能一直處于高位。
當前推動中國股市上漲的真正動力是人民幣升值，加之人民幣過量供給，而相關市場對于資金的吸引力下降，因此，我們有理由推斷，未來兩到三年內中國股市有可能演繹像樣的行情。此間，決定上漲幅度和上漲速度的有可能是中國匯率機制的改革進程。這一進程高度影響外資涌入的程度。
四、人民幣升值對指數推動的彈性分析
由于我國人民幣升值與日元和臺幣的升值具有大相似性，因此，日元臺幣升值與股市的關系可以作為我國人民幣升值對指數作用的參考。
由于人民幣升值對指數的影響力取決于人民幣要升值的幅度，因此，人民幣均衡匯率應該多少是問題的關鍵。但關于人民幣均衡匯率應為多少沒有定論，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左小蕾博士認為：沒有人知道人民幣的均衡匯率水平，因為誰都不能預測資金供求的變化。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在2004年G20國財長會議上專門強調這一觀點。
事實上，不同的模型有不同的結果，2005年人民幣升值前，根據一些均衡匯率根據的計算，包括一般均衡或局部均衡，美國政府認為人民幣人為貶值了30%，其他一些機構也認為人民幣低估了15%到20%左右。2006年5月8日美國馬里蘭大學教授彼得。莫里奇認為，人民幣貶值了40%，我國社科院趙志君與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金森俊樹先生所做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結果表明，2000年以來，按名義有效匯率計算的人民幣幣值低估了7%到25%，平均低估了17%.
綜合判斷，我們認為，人民幣可能低估了20%左右。結合臺灣經驗，以人民幣升值20%估計，每年升幅4%，以復利公式（其中m為本金，a為年利率，n為年數）計算，我國人民幣升值時長約為5年左右，期間估計有3年左右的牛市和2年左右的調整，根據臺幣1989年升值34%時指數達9624.2點推算，人民幣升值18%左右時指數將達高點，以上證指數度量，上證指數可達6900點左右，考慮今年股改等因素，上證指數有望達7000多點。若人民幣升值幅度達40%，每年升幅4%，那么，估計人民幣升值時長約為10年左右，上證指數可達15000多點左右。目前人民幣升值基本上處于類似于日元和臺幣貨幣升值的第一階段末第二階段初。
根據計算（見表1、表2），臺幣在升值的第一階段末第二階段初即1986年，臺幣升值5%，指數對匯率的彈性系數為4.89，相應地，日本在第一階段，升值了16.88%，指數對匯率的彈性系數為2.53，當然如果我國采取日本式大幅升值的方式，那么日本指數彈性系數更適合我們參考。但我國采取的是臺灣式的漸進升值方式，臺灣的指數彈性系數更適合我們參照。因此，本文采用臺灣的指數彈性系數推算。基于以下事實：2005年7月21日，人民幣匯率升為8.11，當日上證指數為1020.63點，2006年7月26日，人民幣匯率7.9877，升值1.5%，當日上證指數為1686.65點，按照4.89的彈性進行推算，匯率導致的指數上升值約為75點，股權分置等其它因素導致的指數上漲值約為591點，兩者比例為1：7.88.因此，若今年人民幣匯率在8.11的基礎上升4%，那么將推動上證指數上升約200點，加上股權分置等其它因素對指數的推動，上證指數可達2700多點。但值得關注的是，股市的不斷擴容不可避免地會壓制指數的上漲速度和上漲幅度，從而會使上述指數點位打折。
資料來源：根據比利時BVD公司數據庫資料計算整理
表2.日元升值期間股指對匯率的彈性系數表
五、結論與建議
日元臺幣升值的經驗表明，貨幣升值是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我國改革開放后借鑒了它們的做法，采用了相同的經濟發展戰略，因而不可避免地也會產生相似的結果：經濟在低通貨膨脹下高速發展，外貿順差持續擴大，貿易摩擦加劇，最終貨幣升值、股市走牛。因此，人民幣升值、股市走牛是必然現象。
當前，我國人民幣正步入中長期的升值軌道，股市也正處于牛市的初級階段。因此，投資者應積極投資股市，根據上市公司產品的是否可貿易性及產品的進出口匯率彈性，選取相關的行業和公司進行投資。另外，對外摩擦的加劇和升值壓力的存在，也將迫使我國經濟發展戰略從“出口導向”向“擴大內需”轉變，與消費需求相關的行業和公司將從中受益，這些行業和公司也同樣值得關注。具體而言，在人民幣升值下值得關注的行業主要有：
1、房地產和基礎設施類行業：屬非貿易的不動產行業，升值將全面提升國內地產資產價值，同時提高具有資源有限、壟斷性或建設周期較長而供給彈性較小的特點的機場、港口、鐵路、高速公路這類基礎設施、基礎產業的投資價值；
2、金融行業，特別是銀行業和證券業：屬于經營貨幣和資本業務的資金密集型行業，由于具有較好變現能力和流動性，屬于高人民幣資產的行業，因此將吸引國際資金大量流入，從而受益；
3、航空、電力、煉油、造紙、工程機械等行業：這些行業收益于原材料或設備依賴外國采購為主而導致的成本降低，或大額外債而導致的還本付息所產生的匯兌損益方面的收益，對國內市場擁有壟斷優勢的航空業更為明顯；
4、技術進口依賴型的高科技類行業，在關鍵科技知識產權上還不具有優勢，在一定時期內還將保持著大量進口的勢頭，在匯率升值的前提下，能保持自己在成本方面的優勢。
5、采掘業、石化業、有色金屬行業：理論而言，該行業由于產品定價的國際化將受到人民幣升值的一定沖擊，但由于其國際產品價格呈上升趨勢，其產品的國際價格的上漲速度高于人民幣的升值速度，因此，近期也值得關注。
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具有正反兩方面的影響。從正面來說,人民幣升值意味著人民幣的國際購買力增強,有利于降低進口商品價格,使國內消費者受益,同時,也可以降低以進口原材料為主的出口企業的生產成本。從長期來看,人民幣升值有利于促使國內企業努力提高產品競爭力,增強中國企業國外投資能力。
人民幣升值,對出口導向型行業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出口價格的相對提高,這意味中國產品在國外價格競爭力的下降。另外,出口企業還會遭受出口收入轉化成人民幣時的匯兌損失,以及由于出口量減少造成的損失。
人民幣升值對外貿企業的負面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直接匯兌損失。企業從簽訂合同到合同真正履行需要幾天甚至一月時間,買方按合同付價,隨著人民幣對美元的不斷升值,外貿出口企業結匯時就會產生較大的匯兌損失,影響企業盈利。以紡織業為例,我國紡織品出口基本上是用結算方式,一季度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使該行業出口企業普遍遇到很大困難,企業的利潤空間基本上消失。
(2)對于國內采購企業,人民幣升值導致成本上升,國際上成本優勢逐漸喪失。
(3)出口成交難度加大且具有不確定性。針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變化較大的情況,大部分中小企業出口成交具有不確定性。例如,多數出口加工企業交貨期一般在3-5個月,企業計價時要考慮到幾個月以后的匯率水平,多數企業用6.6-6.7的水平計算,由于產品多數屬于低附加值產品且沒有定價權,客戶往往不能接受美元報價進行提價,訂單因而轉向越南等其他國家。
據南昌海關統計,2008年上半年,江西省進出口總值達62.2億美元,同比增長55.3%。在人民幣大幅升值的前提下,江西省對外貿易保持50%以上的高速增長,主要是得益于進口的大幅增長和多晶硅等少數出口產品的迅猛增長。
雖然2008年上半年的出口保持高速增長,但主要是由少數出口產品帶動的,在此次調研中,多數出口企業目前處于艱難境地,處于困難的企業整體出現以下幾大特點:
①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產業受損嚴重。產品附加值低,其出口利潤空間小,人民幣升值以后,其經營、生存壓力較高附加值產品更大,有些甚至將無法繼續出口。以紡織業為例,2007年三分之一的紡織企業利潤率有6%-10%,整個行業的平均利潤率只有3.9%,2008年一季度人民幣對美元升值達到4.49%,使得很多企業面臨的是做多虧多的境地。
相對而言,高附加值的產品,由于其有較大的利潤空間,且有一定的定價權,人民幣升值造成的損失可以在一定范圍內得到消化。
②原材料國內采購,出口采用美元結算的企業影響較大。
調研中,一家名為廣盛電子的企業稱,人民幣升值對企業影響很大,他們采用的模式是內購外銷,也就是原材料國內采購,產品國外銷售,2008年以來,僅匯兌損失就高達800萬,而公司的年凈利潤也僅800萬,匯兌損失完全擠占利潤空間。相對而言,儲科電子采取的是原材料進口,產品外銷的模式,該公司工作人員稱幾乎感覺不到人民幣升值壓力。
2江西省進出口企業目前面臨的主要問題
2.1企業避險意識和能力較差
由于長期以來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企業規避匯率風險的觀念較為淡薄。在此次調研的眾多企業中,絕大多數企業沒有采取任何經濟手段規避或管理匯率風險,僅僅把匯率風險歸于政策性因素,僅有一家公司利用外匯市場進行套期保值來規避風險。
2.2金融體制改革和金融產品服務創新相對滯后
由于我國金融機構還不具備承擔外匯風險的能力,放開人民幣匯率,未知的風險和沖擊可能給我國金融市場造成很大壓力。
2.3產品附加值低
產品附加值低的加工貿易導致企業沒有定價權,在國際市場上處于被動地位,人民幣升值擠壓利潤空間,產品漲價又不被顧客接受,所受沖擊比較大。
3對策建議
(1)原材料與上游產品價格大幅上漲。綜合計算,由于原材料及上游產品價格上漲,國內企業生產成本上升了20%-30%,成為推動企業成本上升的第一因素。
(2)國內外貿政策的變化。近幾年來,由于國際貿易順差不斷拉大,國內被迫調整了外貿的出口政策。調整的基本方向就是對勞動密集型低加工工業的出口予以限制,給企業制造了很大的成本。尤其是對紡織鞋帽、珠寶首飾、皮革、加工、飼料等傳統優勢產業沖擊較大,這些企業又集中在珠三角地區。
(3)央行實施貨幣從緊政策影響。央行嚴格限制貸款規模,進一步加劇了出口加工企業資金困難。
在此次調研中,我們發現,從產品需求彈性的角度分析,人民幣有限升值對出口會產生一定影響,但是不會對出口產生嚴重打擊。出口企業的艱難情況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在政策制定方面也需考慮到上述幾大因素。從企業自身角度來看,應對策略的選擇比較重要,政府積極地對外貿企業應進行該方面的引導。
①外貿企業應該高度關注外匯市場,采用金融手段積極規避外匯風險。
要引導企業轉變經營理念,提高企業的主動避險意識,并引導企業加大該方面專業知識和人才的引進,使企業掌握匯率避險方法、工具,進行主動避險。
②開拓新的出口市場,同時擴大內銷,雙管齊下。
長期以來,江西的三大出口市場分別是歐盟、美國、中國香港。今年上半年則發生巨大變化,排名前三位的為歐盟、美國、東盟,出口額分別為6.8億美元、3.8億美元、3.5億美元,東盟躍升為江西省第三大出口市場。這一現象也表明,在人民幣升值的環境下,為了更大的利潤空間,存在出口市場轉換的趨勢,這種轉移也緩解了人民幣升值對江西省外貿的影響。同時,大多數出口企業在此刻都在積極地拓展國內市場,保存利潤空間。
③優化產品出口結構。
外貿企業提高應對能力的根本措施是優化產品出口結構,轉變外貿增長方式,走高質量、品牌化之路,提高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確保我國外貿企業具有長期的競爭優勢。在適當的時候,我國外貿企業更要大膽的走出去,減輕國內貨幣升值帶來的沖擊力,提高自身的競爭實力,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4)結匯多元化。
外貿企業應該從自身效益出發,在出口結匯時,不要單盯美元一種外幣。根據出口地區不同,經與外商協商,選擇其它在國際市場流通且匯率穩定可靠的幣種作為結匯外幣,如歐元、日元、英鎊等。
從政府角度來說,可以主要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①調整產業結構。結合自身情況,鼓勵全省各進出口企業堅持以科技進步為推動力,改變過去以初級產品出口為主的格局,大力調整和優化出口產品結構,對高附加值企業給予一定的政策支持。
②鼓勵原材料海外采購。人民幣升值使原材料海外采購具有優勢,由于進口關稅,運輸成本等導致眾多企業對原材料海外采購望而卻步,針對這種現象,政府可以對外貿企業進行一定的進出口運費補貼等政策支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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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高速發展的態勢，07年更是如此。各行各業都出現了投資的熱潮，并且表現尤為突出的是房地產和股市這兩大行業。隨著經濟長期過熱的發展，必然會出現經濟“泡沫”，自從股市進入牛市以來，經濟中的“泡沫”不斷膨脹，趨勢增強。07年底，隨著股市由牛市逐漸過渡為熊市，資本市場上資金的供給已經大量減少，虛假繁榮實質性的問題逐漸浮出水面。加之08年年初的罕見雪災對全國南方地區造成大面積的重創，國內生活必需品的物價上漲速度加快，國內通貨膨脹率同時也持續走高。另一方面，美國經濟進入疲軟發展階段，經濟的不景氣直接導致了美元，這一國際強勢貨幣不斷走軟，相對中國07年以來的發展速度來說更是如此。基于經濟上的重大壓力，美國呼吁人民幣升值的聲音就更大了。而其他的一些發達國家因中國長期以來出口的廉價商品直接導致國內企業競爭力不斷減弱和失去市場份額而表示出強烈的不滿。以美國，日本帶頭的國家聯合起來對人民幣施加壓力，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以減少中國長期以來對外貿易的順差，借此方法來減緩國內經濟發展的尖銳矛盾。在內外因素的雙重壓力之下，人民幣在對美元的匯率上出現了大幅度的攀升，并且速度不斷加快。
二環境現狀分析
1人民幣對外升值。
匯率即國與國之間貨幣折算的比率。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至06年以來就一直走低，從07年1月份的7.8到現在跌破7為止，下降了近11個百分點，這在人民幣升值的歷史上屬于比較快的速度。一方面，中國在出口貿易上一直處于順差，國際上給人民幣施加壓力。另一方面，美元的走軟是造成人民幣升值的一個相對原因。中國至05年以來實行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而在這之中儲備的大部分貨幣是美元。所以美元的任何情況的變化都會在相當程度上對人民幣造成影響。但僅僅從美元的走軟這一固定標準來說明人民幣幣值的絕對上漲是不夠的，畢竟一國貨幣在現在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再加之任何因素對人民幣的實際情況所造成的影響都有一定程度的滯后性。對于人民幣而言，導致其升值的主導因素既有國內的又有國外的。之所以說只從對美元的匯率來說明人民幣升值是不客觀的，是因為從其他國際貨幣來說也存在著其他貨幣對美元匯率下降的情形，比如歐元。歐元對美元來說是在不斷在升值。而人民幣對歐元來說卻是在貶值。在從匯率看人民幣升值的問題上，任何一國匯率對人民幣的實際購買力的說明只有參考的價值。盡管人民幣在直觀的匯率表中對美元的匯率上升了很多。實際上，人民幣的有效匯率升值只有5%—10%①。
2國內通貨現況。
CPI，居民消費指數，是反映與居民生活有關的商品及勞務價格統計出來的物價變動指標，通常作為觀察通貨膨脹水平的重要指標。影響通貨膨脹的成因主要由三個方面的指數，包括：居民消費指數、批發物價指數和國內生產總值沖減指數②。而在這三個因素之中，居民消費指數又是最重要和具有說服力的因素，因此本文重在分析第一個因素。從07年以來的CPI分析可知，07年全年CPI平均上漲4.8％，漲幅比上年提高3.3個百分點。08年一月CPI上漲7.1%，2月上漲8.7%，3月份也高達8.3%。同期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年存款利率經過數次加息，截至08年4月18日，年存款利息為4.14%③。通過08年第一季度的平均CPI和年存款利率的直接抵消可知目前中國國內貨幣的實際幣值在以將近3.9%的速度對內貶值。而實際上，銀行上調的存款利率是以上一季度或幾個季度總結出來的數據為依據的。這說明中央銀行上調利率的措施并不是隨時隨地地按照國內CPI的變化一而變化，并且所有的政策的制定都是以已經發生的數據為基礎，同時，這些政策無論是在制定還是在影響方面都具有滯后性。所以人民幣實際對內貶值的比率還會多出一部分。
通貨膨脹的原因分析
就具體的經濟情況而言，目前國內的通貨膨脹情況基本上屬于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包括：
1）生產資料的稀缺。08年初全國大范圍的雪災是造成資源嚴重稀缺的一個直接原因。一方面這次雪災造成雪災地區農產品大幅度減產，全國范圍內的農產品供不應求，直接推動生活必需品價格的上漲。另一方面，南方大范圍的基礎設施遭到破壞，用于修復這些工程所需要的鋼材、木材等生產原料的需求量大幅上漲，也拉動了第二產業生產成原料的緊張，由供求理論可知，企業的生產成本必然會隨著資源的緊張而上漲。再加上交通運輸的基本設施大面積癱瘓，在國內就出現了最需要物資的地方遲遲得不到供給的情況，在當地市場供給如此緊張的情況下，這些地區的通貨膨脹率就出現了暴漲的情況。而這一情況同時也就直接大幅度上拉了全國的平均通貨膨脹率。國際方面，世界出口大國，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在農作物方面的出口都大幅度的減少。這就造成了國際上基礎農產品的供給不足，同時也制約了中國市場對進口作物的需求，造成國內農產品稀缺，價格上漲。
2）國內貨幣流通量過剩。中國長期以來大量的外資涌入，尤其是在人民幣升值的過程中。中國是一個經濟正在高速發展的國家，引進外資無疑會帶來先進的管理理念和技術手段，而另一方面也會帶來大量資金的注入。在國內經濟發展的同時，整個市場上流動的貨幣量也大大增加。這的確促進了國內經濟的繁榮，但同時，社會生產力總的生產速度并沒有比貨幣增加的速度快。這就使得人民幣的總供給在一定程度上大于總需求，于是也造成了人民幣在有效市場上的流通量過大，直接導致對內貶值，通貨膨脹速度加快。
三結論
比較分析人民幣幣值的實際情況。
中國目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不夠發達。因此不足以用發達國家市場經濟發展的指標來衡量中國目前通貨膨脹的狀況。在國際上，6%以上的年通貨膨脹率已經普遍被認為是難以接受的范圍。中國07年最后一季的CPI為6.63%，08年第一季的CPI為8.03%。這雖然超過了國際上公認的難以忍受的界限，但中國國內的實際情況并未惡化得那么快。理論上而言，本國貨幣升值對國內通貨膨脹的現象會有一定程度的緩解。如果上升的這一部分幣值足以抵消國內的通貨膨脹率，則通貨膨脹不會對經濟造成很大的影響。據統計資料表明，人民幣的升值對抑制國內通貨膨脹壓力的實際貢獻，在半年內只有0.2—0.4個百分點（1）。如果說升值對抑制通貨的作用是滯后的，但近一年的時間過去了，人們并未看到經濟過熱能被市場的自動調節所壓制住的重大成果。如果說中國的市場經濟政府管制過多，那么政府制定和頒布的一系列打壓經濟過熱的措施都旨在降低通貨膨脹率，而并未對經濟的過熱起促進作用。根據經濟數據的比較分析可知，國內實際通貨膨脹率實際比調查的結果更高。人民幣升值對通貨膨脹率的抵消效果也不大，實際上人民幣實在貶值的。
四國家應采取的措施
經過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國目前處于市場經濟并不完善的時期，市場自我調節能力較差，同時，考慮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政府的確應該在政策方面適當的參與經濟的管理，以繼續壓制現階段的經濟出現過度的“泡沫”。
第一繼續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通過銀行和國債這兩大主要工具回收再市場上過度流通的貨幣。通過銀行提高再貼現率和存款準備金率都是國際上公認了的具有現實意義的措施，前者目的在于提高融資者的融資成本，進而從投資的源頭對貨幣總量進行調節；后者則作用于貨幣的乘數效應上，通過減少貨幣擴張的乘數來平衡貨幣的發行量和流通量的關系。通過發行國債，直接回籠流通中的貨幣量是效果最快的措施。
第二合理地運用稅收和價格控制手段。稅收的目的就是為了財富的再分配和引導社會向公平化發展。對金融行業的從緊稅收政策則有收縮和穩定投資過熱的作用。價格是直接反映出來的對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示，合理的限制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對社會的穩定必然會有很大的促進作用，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價格的變化也應該尊循市場客觀的發展規律。只有找到在政府引導和市場發展的過程之中的這個平衡點，經濟才能夠又好又穩定的發展。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浙江紡織業影響對策
自2005年7月21日19時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當日人民幣對美元即日升值2%,即1美元兌8.11元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這一變化預示著:今后中國的匯率改革將進一步深化,人民幣有望繼續升值。有業內人士估計,人民幣將可能升值10%。從某種意義上說,人民幣升值所導致的資本成本和收入的提升將長期改變我國的經濟結構,重新賦予行業不同的成長速度,并使不同行業的企業業績出現分化。對于紡織業,人民幣升值的影響不可小視。據研究,如果人民幣升值5%~10%,紡織業利潤率將下降10%~60%。特別是出口依存度較高的服裝行業受損更大。浙江作為一個紡織服裝大省,其紡織行業在這次匯率升值調整中可謂影響甚大。
一、人民幣升值對浙江紡織業的影響
(一)消極影響
1.“跑量為主”的經營模式未能打破,紡織品出口額增速出現下降趨勢
一方面,將持續“跑量為主”的經營模式。2006年1～4月,浙江省紡織品服裝出口有實績的企業為5488家,比上年末增加394家。其中,私營企業2789家,外商投資企業1940家,集體企業411家,國有企業340家,個體工商戶9家。同期,外商投資企業出口紡織品服裝22.47億美元,增長35.4%,私營企業出口20.8億美元,增長64.4%。但是,數量增長快于價格增長,浙江省紡織品服裝同期出口價格指數為1.05,數量指數為1.24,即出口平均價格增長5%,出口數量增長24%。征稅紡織品出口價格指數為1.07,數量指數為1.15。
另一方面,以“跑量為主”的經營方式使浙江紡織企業出口額增速大為下降。2006年2月,浙江省共出口紡織品14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5.3%。其中,服裝及衣著附件出口7.8億美元,下降2.3%;紡織紗線、織物及制品出口6.2億美元,下降8.9%。據寧波海關統計,2月份,浙江省紡織品共出口143個國家,其中對67個國家的出口增長率是下降的,其出口額占總出口額的87.3%。浙江省對歐盟和美國的紡織品出口下降幅度尤為明顯,其中,對歐盟出口3.7億美元、對美國出口2.5億美元,分別下降11%和7.6%。
2.缺乏自主品牌、產品附加值低和科技創新能力弱的缺點在短時間內難以克服
浙江紡織服裝企業生產的產品大多品種檔次不高,產品附加值只有國外先進國家的幾十分之一,且創新品種少。像萬事利、杉杉這樣有獨立品牌的企業極少,多以貼牌經營為主,企業利潤非常微薄。據業內人事透露,生產一件服裝獲得的加工費在1至2個美元之間,其中還包括各種運營費用,平均利潤率僅在3%-5%,即使當地的龍頭企業如悅萊春、華誠茂麓,其利潤率也不過10%。而大多數貼牌企業多以美元結算,如果人民幣升值10%,則預計有50%的企業難以繼續經營。
由于缺乏優秀的服裝設計師,企業產品開發也多采用借鑒和組合,導致產品缺乏個性,產品價格無法提升。大企業借鑒和組合歐、美、韓、日及中國港、臺地區的設計,中小型企業則多是盯著大企業新產品的出籠,進行模仿。人民幣升值使中小企業利潤空間縮小,企業無力花大量財力和人力進行新產品的研發。這勢必導致大多數省內中小紡織企業的上述弱勢將仍在一段時間內持續。
3.勞動力成本上升,原材料價格并沒下降
紡織業是勞動力密集型行業,浙江省又是一個人口大省,勞動力成本比其他國家和地區相對低廉。人民幣若持續升值,由于工資具有剛性,實際工資必然上升,勢必引起勞動力成本低廉的競爭優勢難以繼續維持(目前勞動力成本約占出廠價的30%),迫使許多沿海紡織生產企業遷至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內陸地區,從而將打破浙江省紡織業的優勢格局。
原材料價格的最終決定因素是供需關系。短期人民幣匯率的變化對原料價格有影響,但長期看供需關系是原料價格的最終決定因素。中國進口了世界30%的紡織原材料,其中浙江省占絕大部分。因此人民幣升值未必意味著紡織原材料進口成本的降低,相反可能引起美元計價的紡織原材料價格的上漲。
4.增加了紡織出口合同簽訂的匯率風險
中國貿易促進會統計,全國最大的紡織重鎮紹興,目前已有20%紡織企業處于停產或半停產狀態,其他多數企業則勉強維持。人民幣升值引起的出口合同匯率風險激增是造成這種局面的一項重要原因。人民幣升值2%,意味著企業拿到的貨款折合成人民幣僅有原來的98%;若人民幣升值10%,則意味著企業拿到的貨款折合成人民幣僅有原來的90%。其實人民幣升值2%,浙江的紡織品企業的平均利潤率只有5%～10%。如果一年內人民幣升值5%,50%的紡織品生產企業都將遭遇經營困難。浙江有許多出口貿易依存度超過50%的小城,這種風險對于浙江大多數紡織企業來說是無力承擔的。
(二)積極影響
1.有利于紡織業的結構調整
浙江省一些紡織產業已出現產能過剩,紹興目前的放絲能力超過250萬噸,織造能力50億米以上。人民幣升值后,低附加值的產品出口將會受到限制。要繼續發展,企業不得不轉變競爭方式,一方面將更加關注國內市場;另一方面將努力轉變出口結構,增加高附加值產品所占的比重,提高產品科技水平,理性研究市場,生產市場所需的紡織品,從而加速浙江省紡織業內部產業結構的新一輪調整。此外,人民升值導致的進口成本降低,有利于省內紡織企業利用境外知識、技術、先進設備等,降低產業結構調整的成本。
2.可緩解紡織品行業惡性競爭
在近一年的匯率調整后,一些紡織品出口企業認識到,匯率的調整有利于國內紡織品貿易的有序化。在匯率未變之前,國內紡織品企業為搶訂單,都向國外客商報極低的成本價。國內紡織品出口企業面臨的不單是匯率問題,更多的是行業內的惡性競爭。人民幣升值后,很多外貿企業不再采取單一報價方式,而是綜合情況進行報價,將匯率、原材料上漲等不確定因素考慮在報價之內。另外,一些企業不再只生產出口量大、利潤低的產品,不再盯住同樣的客商,而是更多地考慮生產高端產品,尋找高端客戶,做差異化競爭,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紡織品行業的惡性競爭。.有利于減少貿易摩擦和改善貿易環境
浙江紡織出口產品附加值較低,主要依靠低價格參與國際競爭,因此,出現貿易摩擦在所難免。當前,浙江紡織企業在全國同行業中遭受傾銷立案調查最多。從短期看,人民幣升值后紡織品的出口價格雖然會有所提高。但由于其出口價格已非常低,國際市場上的占有率相當高,即使適當提高價格,仍具極強的競爭力,這也有助于減少遭受低價傾銷的訴訟。從長期看,人民幣匯率調整逼近3%,說明人民幣正在向真實匯率回歸。對浙江紡織企業而言,這意味著今后必須調整其低價競銷戰略,以從提高質量、款式、功能和售后服務等方面取勝,提高其在國際分工和價值鏈中的地位,增加產品附加值,走可持續發展道路。而這些顯然有助于減少國際貿易摩擦。
二、應對升值影響的對策
(一)積極應對,解決客戶的后顧之憂
人民幣升值的負面影響在所難免,一些企業常常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既要考慮匯率調整帶來的結匯損失因素,又得考慮為了保持出口量,在與客戶談判中暫時將其“忽略”掉,如果過分擔心損失,企業將無法接單。
在這種壓力下,浙江省紡織出口企業應積極應對,擺正心態,減少低價出口的紡織品比例。應認識到人民幣升值在短期內會對紡織出口增長不利,但長期而言,對解決紡織出口產品結構失衡卻是有益的。紡織出口企業應該解決客戶的后顧之憂,保證道路順暢和紡織品的海外市場份額,只有這樣才能安全又平穩地渡過這一調整時期。
(二)實施進口戰略,加大利用境外先進知識的力度
人民幣升值給浙江省紡織企業帶來了出口壓力,但同時也降低了利用境外先進技術的成本。因此,要從“借力”發展和開放促發展的戰略高度出發,像抓出口一樣,研究和實施進口戰略,要系統地擴大紡織科技設計人員出國留學培訓的力度,引進專利、先進的生產流水線等。通過利用境外先進知識,優化產業結構,加快提升浙江紡織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沖出產業結構落后的現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三)增加產品附加值,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
此輪人民幣升值,不管是國外企業設置的貿易壁壘還是美國、歐盟等玩的“把戲”,都應成為改變現狀的動力,提高浙江紡織出口品的附加值和自主創新能力。具體措施是:1.建立產、學、研相結合的新型紡織業技術創新示范體系,加速新技術成果的轉化應用;2.推廣建設紡織業集群創新服務平臺,為新產品研發能力弱、技術管理水平低的中小紡織企業提供全面的創新服務,提升中小紡織企業創新能力和技術、經營和管理水平,加速紡織業集群出口產品的結構升級;3.引導骨干紡織企業加大力度研發新產品,提高技術創新水平,發揮骨干企業的創新帶頭作用。
(四)加強品牌建設
紡織業要加強自主品牌建設,重點支持、大力培育一批在品牌設計、技術研發、市場營銷渠道建設方面的優勢企業,鼓勵紡織各產業集群區打造行業品牌,爭創自主品牌的市場環境,形成若干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自主品牌,使浙江省紡織服裝自主品牌產品出口比重明顯提高。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國外頻繁以反傾銷、特保等措施對浙江省紡織企業施壓,才能進一步開拓國際市場,推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實現出口的多元化,完成由產品輸出到品牌輸出的過程。
(五)適當漲價,提高紡織企業的議價能力
議價能力強的紡織企業在談判中可以適度提價,部分傳遞升值帶來的壓力,從而部分抵消人民幣升值的負面影響。浙江紡織品在國際市場上享有好評,人民幣升值引起紡織品價格的適當抬高,國外企業通常可以接受,但加價必須與國家匯率相匹配。這樣既可適當地把部分風險轉嫁給交易外商,將人民幣升值造成的損失彌補回來,又能防止客戶流失。但目前也有少數國外紡織品買家向印尼、越南、孟加拉國等國轉移訂單,由于勞動力廉價,這些國家一直與中國紡織業爭奪客戶。所以,浙江紡織企業在加價時應考慮客戶的接受能力,在保證銷量穩定的前提下適度提高產品外幣標價。
(六)增加金融衍生避險工具品種,積極運用金融工具規避匯率風險
據浙江省統計局消息,目前浙江紡織企業使用的匯率避險方式主要有:貿易融資、運用金融衍生品、改變貿易結算方式、提高出口產品價格、用非美元貨幣結算、增加內銷比重和使用外匯理財產品等,其中約31%的浙江紡織企業使用貿易融資。另據調查顯示,2005年運用金融衍生品的浙江紡織企業比2004年同期只提高約1個百分點,遠期結售匯工具的使用在金融衍生工具中高達91%。
企業利用金融衍生避險工具不理想,究其原因主要有兩個:1.企業避險意識和能力弱;2.部分商業銀行過分強調風險防范,推出較長期限(1年期以上)遠期結售匯工具的積極性不足,工具品種單一,金融衍生產品定價不合理,難以滿足企業的避險需求。
因此,浙江紡織企業要增強避險的意識和能力,積極運用金融避險工具;同時,商業銀行也應向企業提供更多的咨詢和信息服務,推出適應市場需求的外匯金融衍生避險產品,拓寬企業避險渠道,使避險產品定價市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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