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2 17:4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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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個別村干部發展集體經濟的意識不夠強農村三年一換屆，一些村干部存在短期心理，不考慮集體經濟長遠發展。部分村干部認為，村組織工作量多，沒有時間和精力用于發展村級集體經濟，對發展村級集體經濟缺乏信心和動力。個別村干部雖有發展集體經濟的愿望，但沒有思路、措施和辦法。
1.2財務管理內控制度不健全制定村級財務收支計劃時，缺少發展生產和增加集體收入計劃。一些村依靠財政轉移支付資金維持運轉，有的村集體為了完成上級指標，不履行程序借款甚至個人墊資完成任務。
1.3生產性支出比例小，集體經濟發展后勁不足許多村用于生產經營的支出不多，非生產性支出比例大，特別是報刊訂閱費、計劃生育工作經費等開支多，造成集體經濟發展后勁不足。
1.4存在不合理支出，削弱了集體經濟一是有關部門向村級集體攤配各種贊助、捐贈；二是許多村不按規定支付慰問費、獎勵金、活動費等；三是個別村用村財墊付社會撫養費；四是個別村濫發補貼、福利，報銷商業保險費等；五是完不成征兵、綜治、殯改、衛生等任務，財政轉移支付資金被截留扣發。
1.5沒有化債計劃，債權債務管理不力許多村既沒有對債權進行有效追討，也沒有合理制定償還到期債務計劃，造成債權和債務連年累積，影響村級集體經濟發展。
1.6集體產權不明確，難以發揮大的效益沒有對村級集體資產資源所有權進行界定，村級集體資產資源難以進入市場交易，無法融資。沒有完善的資產資源評估制度，產權轉移時，沒有合理確定價格，無法保值增值。
2發展思路
2.1加強培訓引導，提高村干部發展集體經濟意識一要加強培訓，進一步提高村干部發展集體經濟、加強財務管理的能力和水平；二要組織參觀學習，到村級集體經濟發展好的村觀摩、學習；三要完善考評機制，號召因地制宜，開辟多種經營渠道，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發展壯大集體經濟。
2.2嚴格執行規定，減少村集體各種不必要的支出一要制定詳細的年度收支計劃，杜絕不合理支出，嚴控非生產性支出；二要進一步提高財務管理人員的業務能力和素質，堵塞管理漏洞；三要強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超限額支出要經過村“兩委”、成員大會民主討論決定；四要定期公布賬目，接受群眾監督，確保收支清楚，干部清廉。
2.3認真清產核資，保證村級收入穩中向好一要清理集體債權，認真履行經濟合同，及時催收租金、承包金，逾期違約的，通過法律途徑追回；二要對留歸集體的土地補償費，只能用于發展生產，不能用光、分光；三要有計劃償還到期債務，對實質上不屬于村級集體的債務進行剔除，確保不再產生新的債務。
2.4充分挖掘潛力，發揮資金資產資源最大的效益一要充分利用資金，發展項目，增加收益。對閑置和荒廢的資產資源，要通過改造、流轉、拍賣等處理，實現經濟效益；二要對價值被低估或不合理利用或承包中顯失公平的，要通過協商或法律途徑，增加集體資產資源收益；三要對其他占用的資產資源，要加強管理，充分利用，增加村級集體收入。
2.5及時落實產權，將資產資源轉化為資金和資本村級集體擁有的固定資產和資源，要進行界定，落實產權，取得所有權、承包經營權和使用權證書后，將用于抵押、擔保或進入交易市場，為村級集體融資，幫助村級集體實現經濟騰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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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論文我國集體經濟發展的軌跡與理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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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經濟周期短，變動快，在經濟發展中，虛擬經濟中的股票和債券關系容易實現了企業預期收益。股票分紅、債券分紅等衍生經濟產品都可以用數據符號表示。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家經濟受整體資本流動以及國外經濟變動的影響，資金和衍生產品的利用，實現金融合作共贏。綜上所述，隨著經濟發展的變化，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關系也隨著發生變化。良好的經濟發展需要結合好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協調發展。
二、會計在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互動中的作用
1.會計在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互動中的角色及傳導作用
投資者在進行實體經濟或者虛擬經濟的投資時，都要評估投資對象的價值，而在這個評估決策的過程中，會計提供與投資相關的信息給投資者，方便投資者作出決策判斷。目前，大都數的投資者投資信息的來源渠道多樣化，但是在眾多渠道中，會計信息披露是最穩定最安全可靠的信息來源。會計準則定位會計目標，這強調了會計在經濟運行中發揮信息支持作用。第一，會計向決策者提供實體經濟主體和虛擬經濟主體的相關財務信息，提供支持信息可供決策者使用。第二，經研究證明，會計所提供的實體經濟相關信息是決策者定價虛擬經濟符號的重要信息。會計信息還有利于評估企業的償還能力，從而為企業投資債權和金融衍生產品提供信息。第三，企業會計信息的匯集為衍生金融產品如基金、股票及證券等提供了板塊化、行業發展狀況乃至整個經濟發展狀況的基礎信息。因此，經濟運行離不開會計信息的引導，結合上文，我們可以這樣認為，會計傳導著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互動。
2.會計在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互動中的傳導過程
1.信息與激勵。信息經濟學是近年來最重要和充滿活力的經濟研究領域，它研究決策者擁有不同信息的狀況。信息的非對稱性在很多領域存在，所謂非對稱信息是指某些參與人擁有而另一些參與人不擁有的信息。例如:銀行不可能了解借貸者未來收入的全部信息，拍賣人并不知道潛在客戶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個人和企業納稅能力時必須制定稅收政策等，這類現象稱為外生信息不對稱。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經營者資產營運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屬是否在認真扎實地履行職責等，這類現象稱為內生信息不對稱。不完全、非對稱分布的信息會帶來很嚴重的后果，尤其當信息優勢經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來，因此，信息經濟學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處理非對稱信息下不同激勵和控制問題的契約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決策者通過設計一個激勵合同或契約，以獲得真實、有用的信息，誘導他人“講真話”;在內生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決策者通過設計一個激勵機制，以誘使另一方當事人采取正確的行為，形成“不偷懶”。這使我們能更好的理解保險市場、信用市場、拍賣、公司內部組織、工資結構、稅收系統、社會保障、競爭條件、政治制度等等問題。信息經濟學研究信息與激勵的一個基本結論是，任何一種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滿足個人的“激勵相容約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維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關注不同類型的拍賣者的特性以及他們如何被最優設計以創造經濟效率。他的努力為一個充滿活力的研究領域奠定了基礎，并且這一領域已經擴展到實用范疇，如:財政部發售公債等。20世紀40年代后期，維克里設計了一個模型表明能通過設計所得稅獲取效率與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爾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徹底地解決最優所得稅問題的辦法。米爾利斯很快認識到他的方法能被應用到很多其它的類似問題。這已經成為現代關于復雜信息和激勵問題分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米爾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觀測到其他人行為的情況下尤為有價值，即所謂的道德風險。要回避由于非對稱信息所產生的道德風險，關鍵是要設計一些最優的契約或機制。
2.所得稅。很久以來，哲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稅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決定了稅收結構。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維克里分析中強調累進稅率安排將會影響個人努力工作的積極性，因此他重新定義這個問題時注意到了以下兩個方面:激勵問題——每個個人在選擇工作努力程度時會考慮稅收安排，非對稱信息——實際上個人的生產力對政府來說是未知的，他定義了解決的總原則，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確因素。直到25年后，這個問題才被米爾利斯重新考慮，他通過建立一個范例(樣本)，來分析具有廣效性的以非對稱信息為主要組成部分的經濟糾紛，解決了這一問題。米爾利斯定義了一個嚴格的條件(單一交叉點)，大大簡化了問題，使問題有可能解決。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則——一個普遍原則的萌芽思想。根據這一原理，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的激勵問題能從相對有限的分配機制集合中找到解決方法，這種分配機制能導致個人在不與自身利益沖突的情況下暴露出真實的私人信息。通過這一機制，制定最佳條約以及對激勵問題的其它解決辦法變得容易多了。
3.道德風險。在經濟活動中，往往存在著這樣的現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進自身利益時，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動。這就是所謂的道德風險。如保險業存在顯著的問題是被保物品的損壞不僅僅依賴于天氣、偷盜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賴于投保人對被保物品的管理，這一點使保險公司付出了昂貴代價。健康和殘疾保險等社會保障體系中也出現類似問題。保險項目會加大風險承擔并影響到個人管理被保物品的辦法。在分析這些所謂的道德風險問題時面臨的主要困難與維克里強調，米爾利斯解決的所得稅問題很類似。20世紀70年代中期，通過簡化問題定義，米爾利斯為日益有力的分析鋪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人的行為間接暗示了對可能發生的各種結果可能性的選擇。因此，最佳補償協議的條件提供了人選擇可能性信息及保險保護必須被限制在一定范圍以提供商合適的激勵因素。在設計激勵方案時，委托人必須考慮激勵人的成本與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人對處罰的敏感度越高，人對結果選擇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約中規定，人承擔不受歡迎結果的部分成本或者獲取令人滿意結果中的部分利潤。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險物品一樣保管被保險物品，執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樣管理公司。
4.拍賣。拍賣的基本功能有兩個:一是提示信息，一是減少成本。非對稱性也是拍賣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拍賣時，潛在的購買者對出售的財產或權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維克里在兩篇論文中分析了不同類型拍賣的特點。維克里根據治理交易的制度規則，把拍賣分成四種類型:英式拍賣、荷蘭式拍賣、第一價格拍賣和第二價格拍賣(即次高價拍賣)。他著重研究了現在被稱為維克里拍賣的次高價拍賣。在這種拍賣中，物品根據封閉價被拍賣。出價最高者以次高價購買拍賣品。這是一種能引出個人真實意愿的機制實例。如果出價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價格，一個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樣行為的風險，則不得不虧本購買拍賣品。相反，如果一個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價格，他冒著也許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價格購得拍賣品。因此，在此類型拍賣中，真實報價對個人最為有利。這種拍賣具有更高的社會效率。維克里的分析不僅僅對拍賣理論有著重要意義，并且為設計能提供社會激勵的資源分配機制帶來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爾利斯和威廉·維克里共同榮獲了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獎勵他們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的激勵理論領域作出的重要貢獻。下面分別介紹他們的主要理論貢獻。
二．經濟中的非對稱信息以及相關問題
在勞動力市場中，雇主和雇員的信息是非對稱的。雇主無法了解雇員能力的信息，只能根據雇員的社會平均能力制訂工資標準，導致雇員的“逆向選擇”，直接造成高能力的雇員離職，公司多為低素質雇員，給公司造成一定損失，不能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甚至會造成“低素質員工驅逐高素質員工”的現象。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公司必須選擇某些易于辨別的信息。目前，教育水平作為顯示能力的主要信息之一，即不同能力的個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同，高素質人才通過選擇接受教育把自己與低素質人才區分開，但教育成本與能力具有非相關性，低素質的人才可以模仿高素質人才選擇相同的教育水平，從而使教育水平信息失真，導致“逆向選擇”。信息甄別成為解決“逆向選擇”的關鍵。這方面的研究和理論在模型上雖有重大進展，但它的實證性有待繼續測定。非對稱信息在產品市場中的表現與勞動力市場有相似之處，只不過是賣方更清楚成本、質量、價格等內在屬性，但不清楚買方愿意支付的價格、需求、市場的定位等;而買主正好與之相反。存在的隱患也主要是“逆向選擇”，問題的關鍵是信息傳遞。改善這種狀況的途徑，彭斯認為，如果較高質量的賣主能夠尋找到某種途徑向買主傳遞自身產品質量的信息，而為此付出的成本要比低質量產品的賣主低，使劣質產品賣主的模仿成本太大而不具有模仿的動機。總之，無論信息質量的優劣，只要高質量產品賣主的信息邊際成本小于低質量產品賣主的信息邊際成本，就可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改進。目前產品的廣告宣傳、商品的退賠、維修等保證，都是信息傳遞的簡單運用。
80年代西方學者把信息非對稱理論運用到金融市場，極大地豐富了金融中介理論和貨幣政策的傳遞機制，但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由于信息的非對稱狀態，就鼓勵了信貸資金向低信用企業流動，抑制信貸資金向高信用企業的流動，即信用質量越差的企業，越可能取得信貸資金。這種不合理的資金分配機制對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具有極不利的影響。在完成交易之后，又引來了嚴重的“道德風險”，即放款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或損失，具體表現形式為:違背借款協議，改變資金用途，私自用于投機易或高風險項目;隱瞞投資收益，逃避償付義務;對資金的使用效益漠不關心，不負責任，致使借入資金發生損失。為什么金融市場中信息非對稱的表現與普通商品、勞動力市場有重大差別呢?因為金融市場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場的重要特征。一般市場的交易是錢物交易，錢物兩清后，交易雙方基本上沒有后續權利和義務;而金融市場的交易大都是放款人放出資金后并不能馬上從借款人手中得到任何等價物質，他所得到的只是在未來某個日期償還本息的承諾。由于信息的非對稱，不同的借款人，甚至同一借款人在不同條件下作出承諾的可靠性，都不可能一樣，致使出現了嚴重的“道德風險”。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西方著名學者羅斯進行了大量開創性研究，他直切問題的核心，即企業的金融結構與市場價值的關系，這就是響譽世界的MM定理。他主張只根據企業負債比來測定企業的市場價值，他的分析方法雖沒有全新的結論，但他的方法是嶄新的，給人一種全新的境界。為了進一步規范金融市場，筆者主張在羅斯分析的基礎上，應完善以下機制:加強對證券持有人的約束;健全防止管理人員向外輸出錯誤信息的內在機制;嚴懲證券持有人賄賂管理人員，輸出錯誤信息，使自己謀利的非法行為;加快防止故意制造“道德風險”的立法工作。上述機制的完善和規范，都需要不斷地探索和實踐。
信息非對稱理論在證券市場運用中所引發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表現則更為嚴重。從某種意義上講，在證券市場上沒有辦法解決“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因為要減少“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基本條件是改善信息的非對稱狀態，要改善信息的非對稱狀態，必須花費一定的信息成本進行調查、分析和監督，然而證券市場的高度分散性，“搭便車”行為普遍存在，抑制了信息投資。目前，我國證券市場機構大戶操縱市場，銀行違規資金入市，證券機構違規透支，新聞媒介推波助瀾，誤導誤信股民跟風等，都是信息傳遞機制不暢，功能存在障礙的具體表現。西方學者普遍認為，在證券市場的信息傳遞模型中，除非有嚴格的約束條件，否則不存在唯一均衡。只有提高企業自己的信息成本，才能實現有效的分離均衡，才能使信用差的企業放棄模仿信譽好的企業的動機，但均衡的唯一性仍是一個有待繼續解決的問題。結合我國的證券市場，其核心是保證信息傳遞暢通、充分、準確，從而逐步趨于完全對稱。具體措施是:實現國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以利健全信息傳遞機制，改善市場結構，減少信息扭曲，提高信息質量，發揮信息顯示器的正常功能。信息是一種特殊的商品，需求者實際上無權選擇，一旦信息質量存在問題，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將無法挽回。因此規范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傳遞機制，降低信息成本，規范會計職業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強對注冊會計師的管理，提高其風險度;另一方面加強行業自律，提高其約束自己的行為的能力。信息成本的存在使非對稱信息的產生成溪必然。
另外一個熱點問題是：中國國有企業由于經營不善，面臨倒閉，在新的政策下，國企拍賣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如何使國有企業的拍賣更為有效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拍賣前必須先清楚兩點:一是被拍賣企業的經營現狀;二是評估該企業的資產。拍賣理論的核心內容是弄清投標者對被拍賣企業的真實評價。這就需要投標者花一定的時間與精力去調查該企業的資產狀況，同時，拍賣者也要盡力弄清投標者對企業的真實評價。在歐洲，許多拍賣者得到的價格都低于投標者對企業的真實評價，因為，常常有這樣的集團，由于他們比別人更了解該企業，掌握了有關該企業的更充分的信息，從而壓低了該企業的價格。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可以進行二級密封價格拍賣法，即通過投標者之間的競爭，由出價最高者以次高價格購買，從而激勵投標者說真話。不過，拍賣者有時也會與投標者合謀，從而使拍賣失效，尤其是在拍賣公益企業時。故而，應采取一種更為公開的拍賣方式，讓更多的投標者競爭。比如，英國就把一些公共事業企業賣給法國(如水利系統)和美國(如電信系統)。中國不一定要采取這樣的方式，但一定要使信息更為公開，拍賣更為公正，這樣，才能使拍賣成功。在經濟轉軌時期，國有企業的所有者是由政府代表的全體人民，但在實際操作中，不同的企業隸屬于不同的政府部門。因此在企業兼并時會常伴隨有“一定的道德風險”問題。這一問題很有意義，其核心是產權問題。兩個歸屬不同政府部門的企業兼并時，兼并合同會偏向哪一方或保持中立是很難給出清楚明確的解釋的，因為兩個政府部門有不同的利益目標。這與委托—理論略不同。委托—理論告訴我們，對于一個委托人、一個人的情形，委托人應該為人設計一種有效的激勵機制，比如高工資，與工作績效掛鉤的獎金等使人更有效地工作。一般來說，為了控制風險，一個人不允許同時有兩個委托人。在這種情況下，“兼并”是一種有效的激勵機制。由于受到“兼并”的威脅，人即經理會更努力地經營企業，使企業的資產不斷增殖。通常情況下，經理并不希望“兼并”發生，除非其經營狀況相當糟。事實上，通過對兼并制度的分析及對兼并實例的考察，我們認為，“兼并”的作用與效果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好。如前所言，分屬兩個政府部門的企業之間的“兼并”則有所不同。在這種情況下，至少存在兩個委托人，其中一個委托人會控制兼并合同的簽訂，從而弱化另一個委托人的權力。
三．國有企業的激勵問題分析
國有資產是通過層層的關系才到達企業的，而中國國企的委托關系具有無限循環的特性。在委托—鏈條上的當事人既是委托人又是人。從理論上講，國有資產屬于全民，工人階級是全民的優秀代表，是初始委托人，委托政府作為國有資產的人，而政府又作為委托人委托經理來管理國有企業;經理是國企的人同時他又作為委托人，委托車間主任管理生產經營;車間主任是人同時又是委托人，委托工人進行生產。工人這時成為最低層次的人與最高層次委托人扣成一個環。因此，解決這種委托問題的關鍵就在于規避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即使委托人和人的利益趨于一致。也就是委托人要在全社會設計一套對人的激勵相容約束機制的方案，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必須維護委托人的長遠利益。變“損人利己”為“雙贏”是這套機制的核心所在。當對人付出的努力不能進行完全的檢驗，從而人有可能試圖只付出少于他能夠付出的努力時;當一個只根據行動而不兼顧結果支付報償的契約建立時，潛在的道德風險立即產生。對委托人來說，人行動是不可預測的，委托人的問題是如何根據可觀測到的信息(資產增值率、利潤率、市場占有率、同行業企業家正常利潤等)來獎懲人，以激勵其選擇對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動。我們用A表示人所有可能選擇的行動的集合，a∈A表示人的一個行動，可以是任何維度的決策變量如a=(a1、a2……)，a1、a2表示人在數量和質量上的工作時間或代表固定資產投資和開發研究等。θ是外生變量稱“自然狀態”，a、θ決定一個可觀測的結果π(a、θ)，如產出。委托人的問題是設計一個激勵合同S(π)，根據觀測的產出π對人進行獎懲。設人努力的負效用為C(a)，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數為V=π(aθ)-S(π)，人的期望效用函數為U=S(π)-C(a)。前面已經提到委托人和人的利益是沖突的，因此除非委托人能對人提供足夠的激勵，否則，人不會如委托人希望的那樣努力工作。委托人的問題就是選擇a和S(π)最大化，即上述自己期望效用函數。但這樣做的時候面臨著來自人的兩個約束。第一個約束是參與約束即人接受合同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U(由其他市場機會決定)，可以表示為S(π)-C(a)≥U。第二個約束是激勵相容約束，在任何激勵合同S(π)下，人總是選擇使自己期望效用最大化的a，因此任何委托人期望的a都只能通過人的效用最大化行為實現。如果a是委托人希望的行動，a′∈A是人可以選擇的任何行動，那么只有當人從選擇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大于從選擇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人才會選擇a，激勵相容約束的數學表述如下:s〔π(aθ)-C(a)〕≥S〔π(a′θ)-C(a′)〕a′∈A，這就是解決道德風險的基本簡化模型。當然要得出最優解需經過一系列的數學變換，還要考慮a、θ的分布密度，這里從略。
下面討論逆向選擇模型。根據顯示原理，我們只需要考慮能使人出于自身利益真實顯示他所屬類型的契約，并根據聲稱自己具有的屬性來決定按契約支付報償。a為人的內在屬性(不是道德風險模型中委托人希望選擇的行動)，a′是人聲稱的屬性，W為委托人為人設計的契約，U為人的效用，則防范逆向選擇的模型為:U〔W(a)，a〕≥〔W(a′)a〕aa′∈A上述激勵相容約束機制模型從表面看，在企業利潤的蛋糕上政府似乎分得了較少的份額，其實在這種機制的運作下的委托關系會創造循環的創新支力，會使企業利潤的蛋糕越做越大，國家、政府會得到長期的不斷增長的利潤“蛋糕”。在以上的模型下需要對企業的分配制度進行改革。人的收入一定與企業的業績掛鉤與職工分配基金脫鉤，體現出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的結合。尤其是智力要素價值要得到實現，得到蛋糕的份額與其努力程度成正比。同時，企業的激勵相容約束機制也需要一個規范化的市場環境。環境對人的約束是剛性的、使他別無選擇。市場的評價約束著人，公司的經營狀況基本取決于經理的能力，公司一旦破產，經理的人力資本價值在市場上就一貶到零，甚至可能從此斷送經理生涯。這種來自人力資本市場的約束是最硬的行為約束。而資本市場對人的約束是來自股東(委托人)的間接控制，使人不得不考慮委托人的利益和要求。企業激勵相容約束機制的運作需要法律的保障，企業經理的任用要通過法律程序，另外上級主管部門對企業的督查要法制化。還要建立企業內部職工舉報獎勵制度，這樣才能使國企委托——關系處于良性的循環之中，使這個環緊緊地圍住國有資產，使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關鍵詞：柔性化生產柔性集聚區域競爭力
一、企業柔性集聚的相關理論探討
1.企業柔性化生產的內涵
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隨著信息革命和全球化推進，許多行業的產品生命周期不斷縮短，消費需求日趨多樣化和復雜化。許多產業部門中，從福特制（以大批量、標準化和垂直一體化為特征）向后福特制（以柔性技術和組織以及復雜的生產網絡為特點）轉變。這里所說的后福特制就是柔性化生產的代名詞。柔性化生產是指隨著生產環境和市場條件的變化而及時調整以滿足顧客需求進行的生產。根據Malecki(1997)的觀點，在當前生產組織的發展形式中,“柔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企業內部生產與管理方式柔性化。企業內部的柔性化特征可以總結為六個方面:(1)高度靈活性,以適應不同顧客定做的要求；(2)對新的技術和觀念的快速吸納；(3)對產品生產周期的長短快速反應；(4)零倉儲和超額的生產能力；(5)柔性價格和商業談判的關系；(6)智力和體力工作活動的一體化。所以,柔性化企業不僅在企業內部實現生產成本與管理成本的降低,更重要的是增加了產品創新速率和多樣性,增強了企業內部管理靈活性,有效地實現了范圍經濟。
二是企業之間關系的柔性化。主要表現為產業鏈上下游供應商和客商企業之間的生產協作或交易關系的變化。在后福特制時代,企業在市場中與客商可以隨時聯系,了解顧客的滿意程度和要求,獲取更明確、更直接的需求信息,消費者個性化的要求也為企業的產品生產提供了新的思路。企業之間關系的柔性化,進而使產業鏈上下游的供應商、制造商之間更容易形成一個相互學習的整體,推動了集體學習的進程,也降低了學習成本,促進更多有創新價值的活動發生。
三是新的柔性勞動的采用。柔性化的企業中,學習型工人和兼職勞動力大量出現。不僅R&D人員、工程師的比例增加,而且生產線上的工人也多為學習型工人,更多的參與到產品的改進和創新的活動中去。
2.企業的柔性集聚以及特征
以柔性專業化為特征的大量企業的集聚被稱為企業的柔性集聚。企業柔性集聚體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在集聚體內部,存在廣泛的勞動分工和不斷增加的小型專業化生產企業。（2）集聚體包括幾個相關部門的企業以及其他行為主體如大學、研究機構及其他公共組織機構等,它們通力合作,協同創新,在規避風險的同時,實現創新活動的價值增值。（3）由于企業的不斷衍生和快速增長,要求本地的勞動力高度集中,勞動力市場充裕,市場中的勞動力在本地企業之間相互流動性強。
二、企業的柔性集聚與區域競爭力提升
1.企業集聚發展與區域競爭優勢之間的關系
區域競爭力是一個區域在發展的過程中與其他區域相比所具有的吸引、爭奪、控制資源和市場的能力,也可以說是一個區域為其自身發展對資源的吸引力和市場的爭奪力,是支撐一個區域持久生存和發展的力量。產業集群所具有的聚集效應、共生效應、協同效應、激勵效應與暈輪效應等,最終將綜合體現為推動當地經濟發展的區域效應,即一個地區內產業集群的形成與發展,會有效地組合區域內的經濟與社會資源,增強區域的競爭力。
（1）產業集群的聚集效應有助于區域生產要素條件的改善
第一，社會生產條件和輔助行業所提供的專門服務的共享。在企業集聚區內，眾多企業共享基礎設施，有效節約了建設基礎設施的費用，并使其利用效率得以提高。第二，區域企業集群形成的企業網絡中，基于網絡的信任機制，增加了各企業的社會資本，使企業融資的渠道多樣化。第三，區域企業集群中技術和知識的溢出效應，使企業能夠獲取更多的知識資本，提高了人力資本的質量。
（2）企業集群與區域企業競爭的空間環境變化
企業集群是根植于區域社會關系網絡之中的，強化了企業同政府、研究機構、民間組織、中介組織、金融機構等之間的關系，優化了企業發展的區域空間環境。在良好的區域經濟發展環境，各企業展開公平、公正、公開的競爭，促進了區域的創新活動，使區域企業采取適當的投資方式和競爭戰略，不斷升級演化，成為區域競爭優勢的不絕源泉。
（3）企業集群的網絡效應與區域需求條件變化
企業集群使企業在特定區域聚集結網，成為企業網絡，這種企業網絡會形成一種極強的網絡效應。網絡效應有雙重涵義，一是直接的網絡外部化，二是間接的網絡外部化。從直接的網絡外部化來看，企業集群能產生市場資源的協同效應，擴大區域的市場需求。比如，我們在談論某一名牌商品時，總是會牢牢記住它的產地，對這一產品的信任會擴大到對這一區域中其他產品的信任。從間接的網絡外部化來看，在集群中，相關產業的產品或者說互補性產品門類齊全，能夠滿足消費者多樣化和隨機性的需求。可見，小企業集群形成的網絡效應，改變了區域產業分散時的需求條件，隨著集群的擴展，集群的聲譽的傳遞，能使這種需求向區域外乃至全球擴展，從而取得區域競爭優勢。
（4）企業集群的創新能力與區域新產業的衍生
企業家在企業創新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企業家的能力與關系網絡資源的結合，使其成為區域創新的核心力量。企業集群的形成，不但能不斷吸引當地企業家，而且外地的企業家通常也會遷移進入。同時，由于有著共同的區域社會文化背景，企業家精神能深深根植于區域環境之中，并融合于區域經濟發展之中，不僅培育著更多企業家資源，更孕育著區域創新的精神與動力，成為區域競爭力提升的重要保障。
2.企業柔性集聚更具提升區域競爭力的優勢
區域競爭力又可以從交易成本、外部經濟和創新等三方面進行理論上的解析。
（1）柔性集聚體內交易成本降低
專業化分工的企業在地理空間上集聚,通過縮短聯系的距離以降低成本。產業在柔性集聚過程中,提高了專業化企業相互之間的交易效率,并降低了交易成本。而在柔性集聚體內,企業的經濟活動是植根于地方社會網絡之中的,人與人之間信任度較高,地方社會網絡的形成與發展擁有良好的信任基礎，從而促使交易雙方很快達成并履行合約,地方社會網絡還可以節省企業搜索市場信息的時間與成本。
（2）柔性集聚體的外部經濟獲得
“外部經濟”最初由馬歇爾提出,它是由許多性質相似的小型企業集中在特定地方而產生的,并為區域內部的企業所共享。在產業柔性集聚體內實現的這種外部經濟,主要體現在三方面：①對市場的及時反饋。對于柔性企業來說,相關產業的企業集聚可以及時獲得產品供應并及時向客戶提品,還可以比較方便地控制分包商的產品質量。②促進專業化,提高生產率。在柔性集聚體內,大量專業化的中小企業集聚一地,使得區內通過分工與協作,實現規模生產。而逐漸增強的專業化水平,也使得柔性集聚體內部的生產率不斷提高。③實現對勞動力的柔性需求。柔性集聚體出現在傳統工業區之外,這里很容易吸引自由勞動力,形成規模較大的自由勞動力市場。企業可以根據自身的生產需要及時調節工人的數量,減少了管理成本和工人保障方面的費用。另一方面,由于地方勞動力市場多具有流動性強的特點,客觀上,勞動力的高流動率加快了知識和信息的流動,并增加了創新的機會。
（3）柔性集聚體內的創新活動發生與增值
柔性集聚體的創新功能增強以及內部的創新活動發生與增值,可以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是集聚體內知識、信息的“累積效應”產生以及快速流動；二是通過集聚體內新企業的產生與成長,實現更有效的資源組合與配置。①集聚體內知識的累積與傳遞、擴散。首先,占據整個知識的絕大部分且對創新極為重要的是隱含經驗類知識(tacitknowledge)。這類知識主要蘊藏在專家、工程師和技術工人的大腦之中,一般很難用語言表達，地理、文化和機構的接近便于企業之間通過人員流動與私人之間的交流等形式建立穩定和持續的關系,為隱含經驗類知識準確地傳遞與擴散提供了基礎條件,從而有利于提高創新速度。其次,絕大部分對創新起重大作用的關鍵信息常常來自于非正式渠道,往往局限于相關產業的聚集地。除了以上的優越條件,真正促使企業創新的動力還在于企業自身。大量同行業企業集聚一地常使企業之間的競爭壓力表面化,迫使企業利用這些優越條件積極參與創新活動,以獲得市場競爭力,更快、更好地滿足客戶的需求。②柔性集聚體內的新企業快速衍生與成長。發達的柔性集聚體以較多的市場機遇、較低的運作成本和較小的風險等有利條件促進新企業的生成,并增強集聚體自身競爭能力。第一,集聚導致外部經濟的產生,外部經濟成為企業進一步集聚的動力,集聚規模擴大后,對中間產品和輔助產品的需求量也相應增加,這又創造了更多的市場機遇,促進新企業的誕生與成長。第二,由于集聚體內的生產服務配套條件較好,專業化分工較強,新企業創建所必需的資產、技能和人員往往很容易在區域內部得到解決。因此,新企業進入到產業協作鏈中的障礙比別處低得多,有利于新企業的創立。第三,新企業創新與發展的風險進一步降低。由于上述兩方面原因,加之集聚體內企業員工更容易發現產品或服務的市場空隙,并可以利用已建立的社會關系創辦自己的企業,從而更有效地降低了企業的創業風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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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激勵機制設計信息經濟學
一．信息經濟學的基本要點
1.信息與激勵。信息經濟學是近年來最重要和充滿活力的經濟研究領域,它研究決策者擁有不同信息的狀況。信息的非對稱性在很多領域存在,所謂非對稱信息是指某些參與人擁有而另一些參與人不擁有的信息。例如:銀行不可能了解借貸者未來收入的全部信息,拍賣人并不知道潛在客戶所愿支付的全部信息,政府在不太了解個人和企業納稅能力時必須制定稅收政策等,這類現象稱為外生信息不對稱。公司的所有者并不全部了解經營者資產營運信息,行政管理者也不了解下屬是否在認真扎實地履行職責等,這類現象稱為內生信息不對稱。不完全、非對稱分布的信息會帶來很嚴重的后果,尤其當信息優勢經常被有策略的利用起來,因此,信息經濟學研究集中在如何才能制定出能處理非對稱信息下不同激勵和控制問題的契約和制度。在外生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決策者通過設計一個激勵合同或契約,以獲得真實、有用的信息,誘導他人“講真話”;在內生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決策者通過設計一個激勵機制,以誘使另一方當事人采取正確的行為,形成“不偷懶”。這使我們能更好的理解保險市場、信用市場、拍賣、公司內部組織、工資結構、稅收系統、社會保障、競爭條件、政治制度等等問題。信息經濟學研究信息與激勵的一個基本結論是,任何一種制度安排或政策,只有滿足個人的“激勵相容約束”才是可行的。威廉·維克里(WillianVickrey)的研究關注不同類型的拍賣者的特性以及他們如何被最優設計以創造經濟效率。他的努力為一個充滿活力的研究領域奠定了基礎,并且這一領域已經擴展到實用范疇,如:財政部發售公債等。20世紀40年代后期,維克里設計了一個模型表明能通過設計所得稅獲取效率與公平的平衡。25年后,詹姆斯·米爾利斯(JamesMirrlees)找到了能更徹底地解決最優所得稅問題的辦法。米爾利斯很快認識到他的方法能被應用到很多其它的類似問題。這已經成為現代關于復雜信息和激勵問題分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米爾利斯的方法在不能觀測到其他人行為的情況下尤為有價值,即所謂的道德風險。要回避由于非對稱信息所產生的道德風險,關鍵是要設計一些最優的契約或機制。
2.所得稅。很久以來,哲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稅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決定了稅收結構。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維克里分析中強調累進稅率安排將會影響個人努力工作的積極性,因此他重新定義這個問題時注意到了以下兩個方面:激勵問題——每個個人在選擇工作努力程度時會考慮稅收安排,非對稱信息——實際上個人的生產力對政府來說是未知的,他定義了解決的總原則,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確因素。直到25年后,這個問題才被米爾利斯重新考慮,他通過建立一個范例(樣本),來分析具有廣效性的以非對稱信息為主要組成部分的經濟糾紛,解決了這一問題。米爾利斯定義了一個嚴格的條件(單一交叉點),大大簡化了問題,使問題有可能解決。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則——一個普遍原則的萌芽思想。根據這一原理,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的激勵問題能從相對有限的分配機制集合中找到解決方法,這種分配機制能導致個人在不與自身利益沖突的情況下暴露出真實的私人信息。通過這一機制,制定最佳條約以及對激勵問題的其它解決辦法變得容易多了。
3.道德風險。在經濟活動中,往往存在著這樣的現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進自身利益時,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動。這就是所謂的道德風險。如保險業存在顯著的問題是被保物品的損壞不僅僅依賴于天氣、偷盜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賴于投保人對被保物品的管理,這一點使保險公司付出了昂貴代價。健康和殘疾保險等社會保障體系中也出現類似問題。保險項目會加大風險承擔并影響到個人管理被保物品的辦法。在分析這些所謂的道德風險問題時面臨的主要困難與維克里強調,米爾利斯解決的所得稅問題很類似。20世紀70年代中期,通過簡化問題定義,米爾利斯為日益有力的分析鋪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人的行為間接暗示了對可能發生的各種結果可能性的選擇。因此,最佳補償協議的條件提供了人選擇可能性信息及保險保護必須被限制在一定范圍以提供商合適的激勵因素。在設計激勵方案時,委托人必須考慮激勵人的成本與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人對處罰的敏感度越高,人對結果選擇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約中規定,人承擔不受歡迎結果的部分成本或者獲取令人滿意結果中的部分利潤。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險物品一樣保管被保險物品,執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樣管理公司。
4.拍賣。拍賣的基本功能有兩個:一是提示信息,一是減少成本。非對稱性也是拍賣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拍賣時,潛在的購買者對出售的財產或權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維克里在兩篇論文中分析了不同類型拍賣的特點。維克里根據治理交易的制度規則,把拍賣分成四種類型:英式拍賣、荷蘭式拍賣、第一價格拍賣和第二價格拍賣(即次高價拍賣)。他著重研究了現在被稱為維克里拍賣的次高價拍賣。在這種拍賣中,物品根據封閉價被拍賣。出價最高者以次高價購買拍賣品。這是一種能引出個人真實意愿的機制實例。如果出價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價格,一個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樣行為的風險,則不得不虧本購買拍賣品。相反,如果一個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價格,他冒著也許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價格購得拍賣品。因此,在此類型拍賣中,真實報價對個人最為有利。這種拍賣具有更高的社會效率。維克里的分析不僅僅對拍賣理論有著重要意義,并且為設計能提供社會激勵的資源分配機制帶來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爾利斯和威廉·維克里共同榮獲了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獎勵他們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的激勵理論領域作出的重要貢獻。下面分別介紹他們的主要理論貢獻。二．經濟中的非對稱信息以及相關問題
在勞動力市場中,雇主和雇員的信息是非對稱的。雇主無法了解雇員能力的信息,只能根據雇員的社會平均能力制訂工資標準,導致雇員的“逆向選擇”,直接造成高能力的雇員離職,公司多為低素質雇員,給公司造成一定損失,不能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甚至會造成“低素質員工驅逐高素質員工”的現象。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公司必須選擇某些易于辨別的信息。目前,教育水平作為顯示能力的主要信息之一,即不同能力的個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同,高素質人才通過選擇接受教育把自己與低素質人才區分開,但教育成本與能力具有非相關性,低素質的人才可以模仿高素質人才選擇相同的教育水平,從而使教育水平信息失真,導致“逆向選擇”。信息甄別成為解決“逆向選擇”的關鍵。這方面的研究和理論在模型上雖有重大進展,但它的實證性有待繼續測定。非對稱信息在產品市場中的表現與勞動力市場有相似之處,只不過是賣方更清楚成本、質量、價格等內在屬性,但不清楚買方愿意支付的價格、需求、市場的定位等;而買主正好與之相反。存在的隱患也主要是“逆向選擇”,問題的關鍵是信息傳遞。改善這種狀況的途徑,彭斯認為,如果較高質量的賣主能夠尋找到某種途徑向買主傳遞自身產品質量的信息,而為此付出的成本要比低質量產品的賣主低,使劣質產品賣主的模仿成本太大而不具有模仿的動機。總之,無論信息質量的優劣,只要高質量產品賣主的信息邊際成本小于低質量產品賣主的信息邊際成本,就可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改進。目前產品的廣告宣傳、商品的退賠、維修等保證,都是信息傳遞的簡單運用。
80年代西方學者把信息非對稱理論運用到金融市場,極大地豐富了金融中介理論和貨幣政策的傳遞機制,但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由于信息的非對稱狀態,就鼓勵了信貸資金向低信用企業流動,抑制信貸資金向高信用企業的流動,即信用質量越差的企業,越可能取得信貸資金。這種不合理的資金分配機制對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具有極不利的影響。在完成交易之后,又引來了嚴重的“道德風險”,即放款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或損失,具體表現形式為:違背借款協議,改變資金用途,私自用于投機易或高風險項目;隱瞞投資收益,逃避償付義務;對資金的使用效益漠不關心,不負責任,致使借入資金發生損失。為什么金融市場中信息非對稱的表現與普通商品、勞動力市場有重大差別呢?因為金融市場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場的重要特征。一般市場的交易是錢物交易,錢物兩清后,交易雙方基本上沒有后續權利和義務;而金融市場的交易大都是放款人放出資金后并不能馬上從借款人手中得到任何等價物質,他所得到的只是在未來某個日期償還本息的承諾。由于信息的非對稱,不同的借款人,甚至同一借款人在不同條件下作出承諾的可靠性,都不可能一樣,致使出現了嚴重的“道德風險”。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西方著名學者羅斯進行了大量開創性研究,他直切問題的核心,即企業的金融結構與市場價值的關系,這就是響譽世界的MM定理。他主張只根據企業負債比來測定企業的市場價值,他的分析方法雖沒有全新的結論,但他的方法是嶄新的,給人一種全新的境界。為了進一步規范金融市場,筆者主張在羅斯分析的基礎上,應完善以下機制:加強對證券持有人的約束;健全防止管理人員向外輸出錯誤信息的內在機制;嚴懲證券持有人賄賂管理人員,輸出錯誤信息,使自己謀利的非法行為;加快防止故意制造“道德風險”的立法工作。上述機制的完善和規范,都需要不斷地探索和實踐。
信息非對稱理論在證券市場運用中所引發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表現則更為嚴重。從某種意義上講,在證券市場上沒有辦法解決“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因為要減少“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基本條件是改善信息的非對稱狀態,要改善信息的非對稱狀態,必須花費一定的信息成本進行調查、分析和監督,然而證券市場的高度分散性,“搭便車”行為普遍存在,抑制了信息投資。目前,我國證券市場機構大戶操縱市場,銀行違規資金入市,證券機構違規透支,新聞媒介推波助瀾,誤導誤信股民跟風等,都是信息傳遞機制不暢,功能存在障礙的具體表現。西方學者普遍認為,在證券市場的信息傳遞模型中,除非有嚴格的約束條件,否則不存在唯一均衡。只有提高企業自己的信息成本,才能實現有效的分離均衡,才能使信用差的企業放棄模仿信譽好的企業的動機,但均衡的唯一性仍是一個有待繼續解決的問題。結合我國的證券市場,其核心是保證信息傳遞暢通、充分、準確,從而逐步趨于完全對稱。具體措施是:實現國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以利健全信息傳遞機制,改善市場結構,減少信息扭曲,提高信息質量,發揮信息顯示器的正常功能。信息是一種特殊的商品,需求者實際上無權選擇,一旦信息質量存在問題,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將無法挽回。因此規范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傳遞機制,降低信息成本,規范會計職業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強對注冊會計師的管理,提高其風險度;另一方面加強行業自律,提高其約束自己的行為的能力。信息成本的存在使非對稱信息的產生成溪必然。
另外一個熱點問題是：中國國有企業由于經營不善,面臨倒閉,在新的政策下,國企拍賣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如何使國有企業的拍賣更為有效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拍賣前必須先清楚兩點:一是被拍賣企業的經營現狀;二是評估該企業的資產。拍賣理論的核心內容是弄清投標者對被拍賣企業的真實評價。這就需要投標者花一定的時間與精力去調查該企業的資產狀況,同時,拍賣者也要盡力弄清投標者對企業的真實評價。在歐洲,許多拍賣者得到的價格都低于投標者對企業的真實評價,因為,常常有這樣的集團,由于他們比別人更了解該企業,掌握了有關該企業的更充分的信息,從而壓低了該企業的價格。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可以進行二級密封價格拍賣法,即通過投標者之間的競爭,由出價最高者以次高價格購買,從而激勵投標者說真話。不過,拍賣者有時也會與投標者合謀,從而使拍賣失效,尤其是在拍賣公益企業時。故而,應采取一種更為公開的拍賣方式,讓更多的投標者競爭。比如,英國就把一些公共事業企業賣給法國(如水利系統)和美國(如電信系統)。中國不一定要采取這樣的方式,但一定要使信息更為公開,拍賣更為公正,這樣,才能使拍賣成功。在經濟轉軌時期,國有企業的所有者是由政府代表的全體人民,但在實際操作中,不同的企業隸屬于不同的政府部門。因此在企業兼并時會常伴隨有“一定的道德風險”問題。這一問題很有意義，其核心是產權問題。兩個歸屬不同政府部門的企業兼并時,兼并合同會偏向哪一方或保持中立是很難給出清楚明確的解釋的,因為兩個政府部門有不同的利益目標。這與委托—理論略不同。委托—理論告訴我們,對于一個委托人、一個人的情形,委托人應該為人設計一種有效的激勵機制,比如高工資,與工作績效掛鉤的獎金等使人更有效地工作。一般來說,為了控制風險,一個人不允許同時有兩個委托人。在這種情況下,“兼并”是一種有效的激勵機制。由于受到“兼并”的威脅,人即經理會更努力地經營企業,使企業的資產不斷增殖。通常情況下,經理并不希望“兼并”發生,除非其經營狀況相當糟。事實上,通過對兼并制度的分析及對兼并實例的考察,我們認為,“兼并”的作用與效果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好。如前所言,分屬兩個政府部門的企業之間的“兼并”則有所不同。在這種情況下,至少存在兩個委托人,其中一個委托人會控制兼并合同的簽訂,從而弱化另一個委托人的權力。三．國有企業的激勵問題分析
國有資產是通過層層的關系才到達企業的,而中國國企的委托關系具有無限循環的特性。在委托—鏈條上的當事人既是委托人又是人。從理論上講,國有資產屬于全民,工人階級是全民的優秀代表,是初始委托人,委托政府作為國有資產的人,而政府又作為委托人委托經理來管理國有企業;經理是國企的人同時他又作為委托人,委托車間主任管理生產經營;車間主任是人同時又是委托人,委托工人進行生產。工人這時成為最低層次的人與最高層次委托人扣成一個環。因此,解決這種委托問題的關鍵就在于規避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即使委托人和人的利益趨于一致。也就是委托人要在全社會設計一套對人的激勵相容約束機制的方案,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必須維護委托人的長遠利益。變“損人利己”為“雙贏”是這套機制的核心所在。當對人付出的努力不能進行完全的檢驗,從而人有可能試圖只付出少于他能夠付出的努力時;當一個只根據行動而不兼顧結果支付報償的契約建立時,潛在的道德風險立即產生。對委托人來說,人行動是不可預測的,委托人的問題是如何根據可觀測到的信息(資產增值率、利潤率、市場占有率、同行業企業家正常利潤等)來獎懲人,以激勵其選擇對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動。我們用A表示人所有可能選擇的行動的集合,a∈A表示人的一個行動,可以是任何維度的決策變量如a=(a1、a2……),a1、a2表示人在數量和質量上的工作時間或代表固定資產投資和開發研究等。θ是外生變量稱“自然狀態”,a、θ決定一個可觀測的結果π(a、θ),如產出。委托人的問題是設計一個激勵合同S(π),根據觀測的產出π對人進行獎懲。設人努力的負效用為C(a),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數為V=π(aθ)-S(π),人的期望效用函數為U=S(π)-C(a)。前面已經提到委托人和人的利益是沖突的,因此除非委托人能對人提供足夠的激勵,否則,人不會如委托人希望的那樣努力工作。委托人的問題就是選擇a和S(π)最大化,即上述自己期望效用函數。但這樣做的時候面臨著來自人的兩個約束。第一個約束是參與約束即人接受合同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U(由其他市場機會決定),可以表示為S(π)-C(a)≥U。第二個約束是激勵相容約束,在任何激勵合同S(π)下,人總是選擇使自己期望效用最大化的a,因此任何委托人期望的a都只能通過人的效用最大化行為實現。如果a是委托人希望的行動,a′∈A是人可以選擇的任何行動,那么只有當人從選擇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大于從選擇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人才會選擇a,激勵相容約束的數學表述如下:s〔π(aθ)-C(a)〕≥S〔π(a′θ)-C(a′)〕a′∈A,這就是解決道德風險的基本簡化模型。當然要得出最優解需經過一系列的數學變換,還要考慮a、θ的分布密度,這里從略。
下面討論逆向選擇模型。根據顯示原理,我們只需要考慮能使人出于自身利益真實顯示他所屬類型的契約,并根據聲稱自己具有的屬性來決定按契約支付報償。a為人的內在屬性(不是道德風險模型中委托人希望選擇的行動),a′是人聲稱的屬性,W為委托人為人設計的契約,U為人的效用,則防范逆向選擇的模型為:U〔W(a),a〕≥〔W(a′)a〕aa′∈A上述激勵相容約束機制模型從表面看,在企業利潤的蛋糕上政府似乎分得了較少的份額,其實在這種機制的運作下的委托關系會創造循環的創新支力,會使企業利潤的蛋糕越做越大,國家、政府會得到長期的不斷增長的利潤“蛋糕”。在以上的模型下需要對企業的分配制度進行改革。人的收入一定與企業的業績掛鉤與職工分配基金脫鉤,體現出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的結合。尤其是智力要素價值要得到實現,得到蛋糕的份額與其努力程度成正比。同時,企業的激勵相容約束機制也需要一個規范化的市場環境。環境對人的約束是剛性的、使他別無選擇。市場的評價約束著人,公司的經營狀況基本取決于經理的能力,公司一旦破產,經理的人力資本價值在市場上就一貶到零,甚至可能從此斷送經理生涯。這種來自人力資本市場的約束是最硬的行為約束。而資本市場對人的約束是來自股東(委托人)的間接控制,使人不得不考慮委托人的利益和要求。企業激勵相容約束機制的運作需要法律的保障,企業經理的任用要通過法律程序,另外上級主管部門對企業的督查要法制化。還要建立企業內部職工舉報獎勵制度,這樣才能使國企委托——關系處于良性的循環之中,使這個環緊緊地圍住國有資產,使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四．結語
客觀上講,非對稱信息的研究目的在于如何設計一種有效的經濟機制,選擇滿足委托人、人參與約束和激勵相容的約束激勵合同以期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函數,促使資源的帕累托最優。這方面研究理論和現實還有差距,但就約束、激勵的某一方面研究和實踐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可二者的相容僅表現為模型。特別是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激勵理論和實踐呈現出日新月異,而約束的理論和實踐則相對滯后,使激勵機制發生扭曲,甚至有人認為監控就是懲罰。必須改變這種傳統的思維定式,實現激勵約束相容,二者不可偏頗。這方面我們有豐富的經驗,又有深刻的教訓。今天,我們正在構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許多問題有待信息經濟學去參與研究,如保險業、拍賣業、舊貨市場、棘輪效應、國企改革、稅收、財政、制度變遷以至產權等等。信息經濟學是一門新型的經濟學科,它適應信息社會的需要,體現知識經濟的發展,最能實現帕累托最優。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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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循環經濟發展理念評價機制循環體系
從資源流程和經濟增長對資源、環境影響的角度考察，循環經濟是一種“資源—產品—廢棄物—再生資源”的反饋式循環過程，是以盡可能小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成本，獲得盡可能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從而使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過程相互和諧的經濟增長方式。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和有效載體，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是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一、創新觀念，奠定發展循環經濟的思想基礎
發展循環經濟，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必須更新發展觀念，理清發展思路，辯證地認識物質財富的增長和人的全面發展的關系，轉變重物輕人的發展觀念；必須辯證地認識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轉變把增長簡單地等同于發展的觀念；必須辯證地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轉變單純利用和征服自然的觀念。在發展思路上要徹底改變重開發、輕節約，重速度、輕效益，重外延發展、輕內涵發展，片面追求GDP增長、忽視資源和環境的傾向，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切實推進循環經濟發展。
1.樹立循環經濟的生產觀。充分考慮自然生態系統的承載能力，盡可能地節約自然資源，不斷提高自然資源的利用效率，循環使用資源。在生產過程中，企業內部要減少物料的使用，達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目標；建立生態工業網絡，把不同的工廠聯結起來，形成共享資源和互換副產品的產業共生組合，在生產過程中實現資源的減量化和再利用。
2.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徹底轉變單純追求GDP增長的狹隘觀念，樹立正確的政績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通過對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和優化，逐步建立符合循環經濟發展要求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3.樹立新的經濟增長觀。要積極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大力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促進工業由大變強，淘汰落后生產能力,加快發展現代能源產業和綜合運輸體系,鼓勵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集團。
二、科學評價，引導循環經濟健康發展
1.建立循環經濟評價機制的基本思路。一是理論評價與具體操作相結合。建立評價機制包含兩種類型：理論評價主要從可持續發展和循環經濟的原理入手，從各個方面較為全面地反映本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發展潛力、資源利用的節約程度及環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水平。操作型評價偏重于研究區域的實用性，從更為宏觀的角度評價城市循環經濟發展狀況。二是經濟和資源環境指標相結合。循環經濟更加強調資源的節約和高效率利用。因此，從“3r”準則出發，設定三個類指標，建立評價機制：(1)減量投入指標、污染減量排放指標和資源再循環利用指標，旨在提高資源的有效利用效率和減量化投入水平，改善環境質量。(2)經濟社會發展指標，旨在評價經濟和社會效益，在經濟總量上實現高速度增長的同時，提高就業率，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和科學文化水平。(3)生態環境質量指標，則是利用各項環境質量指數，從側面反映出當地循環經濟的發展水平。
2.構建循環經濟評價機制。構建循環經濟評價機制應考慮五個方面的指標。一是經濟社會發展指標。應包括人均GDP（綠色GDP），低能耗、高產出行業工業產值占工業總產值比重，以工業廢棄物和垃圾為生產原料的循環類型企業產值，循環經濟增加值（指循環經濟部門總產出扣除總消耗后所創造的新增價值）。這一評價體系主要反映經濟發展的質量狀況。二是資源減量投入指標。應包括單位GDP能耗，單位GDP能耗降低率，單位GDP耗水量、耗電量等。用以表明單位能源利用率。三是污染減量排放指標。主要包括廢氣排放率，工業廢水達標排放率，工業煙塵達標排放率等。主要說明經濟發展的環境代價。四是資源再循環利用指標。主要包括生活污水處理率、回用率，工業固體廢棄物處置利用率，城市垃圾回收和綜合利用率等，這一指標體系主要反映資源回收利用水平。五是生態環境質量指標。主要應包括環保投資指數,噪聲達標區覆蓋率,空氣質量指數,綠色能源占總能源比例,這一指標體系主要反映經濟發展對環境的投入和保護情況。
三、完善機制，大力發展循環經濟
1.堅持制度創新。發展循環經濟必須遵循經濟規律和生態規律，將生態環境納入到經濟循環過程中參與定價和分配，改變外部不經濟這一長期困擾的問題，使企業自覺“循環起來”，構建資源再利用和再生的生產環節的贏利模式，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與生態效益的和諧統一，其關鍵在于建立一個有效的激勵政策、合理的費用機制。如政府投入機制、生態補償機制、收費和稅收機制等。只有通過制度安排，通過市場機制，企業才會去追求經濟的循環。
流域經濟是一種特殊類型的區域經濟。流域經濟合作是以江河為紐帶和軸心，通過區域內水資源、資金、技術、信息等要素的優化與整合，形成分工協作、優勢互補、具有開放性的經濟區域。[1]雖然流域經濟不同于以行政區為劃分標準的區域經濟，但是，以流域作為經濟活動空間，配置社會經濟資源的流域經濟不僅是客觀存在的，同時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從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來看，許多國家的經濟社會文明史，就是一部流域文明史，流域是區域經濟的主要生長點，河流兩岸是各行政區域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例如，我國歷史上的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美國的密西西比河流域，歐洲的多瑙河流域，等等。因此，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欠發達國家或地區，河流都是流域經濟的紐帶，主要的產業都集中在流域區，流域經濟在區域經濟中占有主導地位。
珠江流域不但在天然河系、生物區系上有密切的聯系；而且在交通運輸、物質交流、經濟和文化等方面有著悠久的歷史。珠江是我國三大河流之一，珠江流域地處滇、黔、桂、湘、贛、粵六個省區，流域面積44萬km[2]，河長2000km，水量豐富，年徑流量為3000億m[3]，占全國河川徑流量的12.3%，僅次于長江，是黃河的5.7倍。經過“八五”、“九五”的建設，珠江已經成為帶動流域經濟發展的大動脈。從香港始發的萬噸海輪可逆江而上，直達廣東港，千噸級船舶可直達梧州、桂林、貴港和南寧，120噸級的機動船可進入紅水河和南盤江。[2]同時，南昆鐵路和成都至廣西北海的高速公路全線貫通，使廣州尤其是珠江下游三角洲地區對中上游地區的輻射能力增強，便利的水陸交通，加強了流域內的人員交流和物資流通。
20世紀70年代以來，亞太地區，尤其是東亞地區成為世界經濟發展最活躍的地區。一些國家和地區利用世界發達國家產業結構調整的良好機遇，一舉跨入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行列。雖然1997年遭受金融危機的沖擊，但近年來，經濟迅速恢復。珠江流域具有優越的區位，整個流域地處我國南方，瀕臨太平洋，面向東南亞，具有沿海、沿江、沿邊的地理優勢，又具有亞太地區中心的重要戰略地位。改革開放以來，珠江三角洲成為我國發展最快的地區之一，同時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已經躋身于世界新興工業化地區之列，香港是亞太地區的金融中心和世界貿易中心，擁有資金、技術、信息、國際市場營銷網絡等優勢。中上游的廣西和云南與東南亞國家“山脈同緣，江河同源”，擁有我國通往東南亞的最重要的戰略通道，區位優勢不言而喻。因此，充分利用這一區位優勢，加強流域的經濟合作，實現流域內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形成一個強大的經濟集團參與國際競爭，已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珠江流域攬括我國東部、中部、西部三個不同的區域經濟特征，它以其獨特的區位和資源優勢在我國流域開發中，特別在西部開發中將發揮積極的作用。在目前情況下，通過區域經濟帶的建立和發展，并依靠其聯動作用和輻射作用來帶動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是一條較為有效的途徑。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就一直作為全國率先實行開放的前沿陣地，發展速度遙遙領先，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區，抓住世界性產業結構調整的機會，創造了非凡的業績。三角洲地區的深圳、珠海、廣州、東莞、中山、佛山、江門等都步入全國50強的行列。據統計，1996年珠江三角洲總人口2166萬人，占廣東的31%，占全國的1.77%；國內生產總值4474億元，占全國的6.6%，占廣東的70%；出口總額537億美元，占廣東600億美元的89.5%；占全國出口總額的36.6%。但是，近年來，三角洲地區受到基礎工業的瓶頸制約，一次能源和礦產資源缺乏，發展原材料和能源工業先天不足，因此目前三角洲地區某些產業和產品已經失去或者正在失去比較優勢。其次是生產力諸要素發生了變化，勞動力價值低廉的優勢正在喪失，導致企業成本迅速上升。因此，向中西部投資符合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是產業階梯發展的必然趨勢。
中上游的廣西、云南、貴州等省區礦能資源極為豐富，如珠江上游的云南省礦藏資源豐富，并且種類比較齊全，有“有色金屬王國”、“植物王國”、“動物王國”之稱。中游的貴州煤炭資源居全國第五位，居長江以南各省區之首。廣西錳、銻、錫等10種礦藏的保有儲量居全國第一；水能資源豐富，如云南可開發的水能資源達7116萬千瓦，居全國第二位，貴州、廣西也有豐富的水能資源，紅水河水力發電梯級開發是國家三大水電建設基地之一，它將是華南最大的能源基地；[3]珠江流域具有從低海拔向高海拔過渡的特征，緯度低，氣候類型復雜，特有的地理環境，孕育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豐富的生物資源；同時，中上游地區還有極為豐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資源。豐富的自然資源不僅奠定了經濟起飛的物質基礎，而且也決定了其重要的戰略地位。
但是由于流域地域遼闊，各地區的經濟地理、自然條件不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這樣或者那樣的弱點。中上游地區雖然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但是劣勢也非常明顯。主要表現為地形復雜、交通不便、信息閉塞、基礎設施落后、人口素質差、技術落后、資金缺乏等。通過開展流域經濟合作，可以做到揚長避短、優勢互補，實現全流域的共同發展，共同繁榮。
二、積極開展珠江流域多行業多形式的經濟合作
珠江流域的經濟合作，其根本目的是實現生產要素的流動和優化組合，使下游地區的資金、先進技術、人才、經濟信息和企業經營管理知識經驗等向中上游地區流動，與中上游地區的自然資源、能源、原材料、廉價勞動力等相結合，以實現中上游地區經濟的大發展和下游地區更高層次的發展。因此，就目前來看，合作應當突出以下幾個方面：
1.積極開展資源性合作，為下游地區建立穩定的能源、原材料供應基地。珠江中上游地區雖然資源豐富，但是多年來豐富的資源優勢并沒有轉變為現實的經濟優勢和產業、產品優勢。相反，一些地區隨著資源的開采，不是越來越富，而是越來越窮。究其原因，主要是大部分的資源開采企業屬于鄉鎮企業，企業規模小，生產技術落后，產品大都屬于基礎性的上游產品，產業鏈短，加工程度低。同時，近年來，以依托資源優勢形成的產業體系，在全國結構調整力度不斷加大、市場約束增強的情況下，出現了能源、原材料工業品滯銷的現象。因此，當前一方面應當充分利用廣東及三角洲地區的先進技術和資金聯手開發當地的優勢資源，提高產品的加工增值能力，延長產業鏈，這樣，既有助于將上游地區的資源優勢轉化為現實的經濟優勢，又可以為下游地區建立原材料的綜合加工、銷售、利用基地。另一方面，應當依據市場需求和比較優勢原則，調整投資方向，重點開發那些有市場、發展前景好的能源和原材料加工業。
2.積極開展資產型合作，充分利用雙方優勢進行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包括企業托管、產權轉讓、收購兼并等，形成新的生產組合和新的競爭力。在20世紀80年代，海外及港澳地區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我國的沿海地區，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區在當時廉價的勞動力、廉價土地、稅收減免等要素的優化組合下，實現了經濟的騰飛。但是，隨著世界性新科技革命的發展，目前面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迫切需要進行經濟轉型與產業轉移。珠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區經過40多年的建設，經濟實力有了較大的提高，已初步形成了以煤炭、電力、鋼鐵、有色金屬、建材工業為基礎和軍工企業相結合的工業體系；而且中上游地區腹地遼闊，已經得到了初步開發，土地、勞動力、能源和礦藏資源豐富，市場潛力大，在相應的產業和產品生產上具備或者正在獲得比較優勢。通過這些產業和產品的轉移，促進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上下流域的產業結構都可以升級，實現結構的高度化，從而雙方都將獲得更好的經濟效益。同時，通過產業的轉移，有效地降低成本，也必然帶來更大的市場空間，創造出更多的產品需求。
產業的轉移，必須通過企業來實現，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企業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體，而且也應當成為流域經濟合作的主體。因此，應當鼓勵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大公司、企業集團和民營企業到中上游地區充分利用雙方優勢進行資源型合作。如鼓勵三角洲地區的名牌企業與中上游地區的同類企業進行合作，利用中上游地區的土地、部分設備和資金建立生產基地；采用技術轉讓、產權置換、產品調整、市場轉移興辦合作開發項目等等。
3.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與合作。加強中上游地區的基地設施建設，是國家西部大開發的重點，也是構成產業群落經濟基地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當前，國家和中上游地區制定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和措施，增加了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成為一個巨大的市場。因此，鼓勵下游企業到中上游地區投資不僅會有好的回報率，對于開拓市場、轉移投資風險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如中上游地區的農業、環保、旅游、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都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而且投資環境正在不斷改善。當前尤其應當加強在區際交通、通訊信息、江河整治、生態環境保護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合作與協調，尤其是強化在流域整治規劃上的相互銜接，最大限度地提高基礎設施的利用率和規模經濟效益。
4.積極開展科學技術方面的合作。珠江中上游地區之所以落后，其中科學技術不發達是根本原因。要改變科學技術落后的狀況，一方面，要靠自身不斷努力，大力發展教育和科學技術，真正做到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積極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人才。引進技術包括引進國外的和國內發達地區的兩個方面。相比較而言，引進國內發達地區的先進技術，成本更低，更具有針對性和實用性。因此，應當積極開展流域地區的科學技術合作，充分發揮下游地區科技優勢，通過科技成果轉讓，技術、專利入股，聯手進行科技攻關，走產、學、研相結合的發展路子，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加快中上游地區傳統產業升級優化。同時根據“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有重點、有選擇地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使技術進步和科技創新與經濟發展相結合。
5.積極開展生物資源、旅游資源方面的開發與合作。珠江流域具有豐富的生物資源和旅游資源。近年來，流域各省區都把綠色產業、旅游產業作為支柱產業來加以發展。如云南提出建設“綠色經濟強省，旅游文化大省”的戰略目標；貴州、廣西也提出加快旅游業和生物資源開發目標；廣東憑借區位優勢，旅游業發展迅速。但是，從生物資源開發看，中上游地區由于科學技術落后，開發程度比較低；旅游資源由于跨省區，條塊分割，各自為政，整體優勢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因此，在生物資源的開發中，應加強流域各省區的合作，尤其是要充分發揮下游地區的科技、人才優勢；在旅游業的發展上，流域各省區應盡量做到統一規劃，搞好跨省區的流域旅游線的共同開發，加強流域內外的聯合促銷，實行旅游網絡資源、旅游信息資源的共享。
三、珠江流域經濟合作中需要解決的幾個問題
1.目前，珠江流域經濟合作與建設還處于自發階段或者萌芽階段，目前的合作還是零散和小規模的，流域經濟合作的作用還沒有充分顯示出來。因此，流域各省市之間的政府，應當加強溝通與聯系，達成共識，加強合作的規劃與建設，積極引導下游沿江城市的資金、技術、人才和產業向中上游地區轉移，通過流域經濟專業化協作與綜合發展，最終實現整個流域經濟的統一、聯動和協調發展，為縮小東西部經濟差距創造良好的條件，真正發揮東部地區的主力軍作用。
2.與行政性區域經濟相比，流域經濟活動是經濟協作式的，而非行政行為。流域經濟組織是以經濟關系為核心的，而非具有行政隸屬關系的政權組織或者部門，因而組織形式具有多樣性、松散性。流域經濟合作的上述特點，要求在開展流域經濟合作中必須遵循市場規律，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的協調作用，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要求堅持互惠互利，力爭實現雙贏。[4]但是，單純的市場調節也會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合作機制上應當是在充分發揮市場基礎性調節作用的同時，政府部門予以積極的推動和支持。地方政府在流域經濟合作中必須發揮主導作用，通過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和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給手段，發揮橋梁和紐帶作用，同時又必須樹立新型的市場觀念，避免不正當的干預。
3.中上游地區必須不斷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體制機制環境，對外開放程度，企業家創業精神，都是吸引外資的重要條件。珠江中上游地區傳統的自然經濟、計劃經濟觀念根深蒂固。要改變落后面貌，必須硬件軟件都要抓，不僅要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設備，還要消除舊的傳統觀念的束縛，克服那種不思進取、肥水不流外人田，怕錢被別人賺走、得過且過的自然經濟意識。樹立“以開放求發展，以市場換技術，以產權換資金，以存量換增量，以政策換效益”[5]的新的發展觀。應進一步把擴大開放與本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結合起來，切實加強軟環境建設，把稅收、土地使用、企業開辦、項目審批等方面優惠政策真正落到實處，提高政府辦事效率，改善政策和法制環境，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還要加大教育投入，加強對勞動者的技術培訓，提高人口的科學文化素質，增強競爭意識和創新意識。通過軟環境建設吸引下游地區資金、技術、人才和先進的管理方式投向那些具有自身優勢的產業，以帶動經濟的發展。
4.正確處理產業轉移與接受的關系，保護生態環境。下游地區一些產業向中上游地區轉移是必然趨勢，那些高耗能產業、勞動密集型、耗用原材料多的產業和產品將向中上游地區轉移。這些產業和產品的轉移，不僅有利于下游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而且對中上游地區也是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但是，產業的轉移不應當是簡單的搬遷，必須根據科學技術發展的大趨勢，以科技為先導，盡可能科學、合理地利用和開發自然資源，使環境的破壞嚴格控制在極小的范圍；在決策過程中合理地制定和選擇環境與發展政策，避免重復建設、資源浪費、環境破壞、可持續發展受損。中上游地區雖然具有豐富的資源，但是生態脆弱，必須盡量避免那種“邊開發、邊破壞、邊治理，邊污染”的現象。
收稿日期：2002-06-05
[1]張敦富.區域經濟開發研究[M].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1998.
[2]梁植松.珠江流域整體開發的戰略思考[J].熱帶地理，1996,(1):27.
[3]王文長等.西部特色經濟開發[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所謂“低碳經濟”是以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經濟模式，是人類社會繼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進步。低碳經濟實質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潔能源開發，追求綠色GDP的問題，核心是能源技術和減排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和制度創新以及人類生存發展觀念的根本性轉變。
“低碳經濟”的提法，最早見諸2003年的英國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其后這個提法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2006年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尼古拉·斯特恩支持作的《斯特恩報告》指出，全球以每年1%GDP的投入，可以避免將來每年5%-20%GDP的損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經濟轉型。2007年美國參議院提出了《低碳經濟法案》，表明低碳經濟的發展道路有望成為美國未來的重要戰略選擇。2007年12月3日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在印尼巴厘島舉行，大會制定了世人關注的應對氣候變化的“巴厘島路線圖”，該路線圖要求發達國家在2020年前將溫室氣體減排25%}40%o“巴厘島路線圖”為全球進一步邁向低碳經濟起到了積極作用，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確定2008年“世界環境日”(6月5日)的主題為“轉變傳統觀念，推行低碳經濟”。
這一切說明發展低碳經濟是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我國是一個在世界上影響巨大的發展中大國，發展低碳經濟，既是責任也是中國可持續發展，轉變發展模式的難得機遇。
在全球碳排放激增，全球氣候變暖的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污染為基礎的低碳經濟成為全球熱點，歐美發達國家大力推進以高能效，低排放為核心的“低碳革命’，著力發展低碳技術，并對產業、能源、技術、貿易等政策進行重大調整，以搶占先機和產業制高點。低碳經濟的爭奪戰已悄然打響，這對我國是壓力也是挑戰。
中國正處在加快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步伐，在能源需求快速增長階段，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不可能停止，長期貧窮落后的中國，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追求，致力于改善和提高13億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帶來了能源消費的持續增長，“高碳”特征突出的“發展排放’，成為中國可持續發展的一大制約，如何既確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又不重復西方發達國家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謀發展的老路，是中國必須面對的難題。
中國的能源以煤為主，缺油少氣，這是國情，中國能源結構以煤為主，低碳能源的選擇有限。在電力中水電占20%左右，火電占77%，據計算，每燃燒一噸煤炭會產生4.12噸二氧化碳氣體，比石油和天然氣每噸多30%和70%、而據估算，未來20年中國能源部門電力投資將達1.8萬億美元，火電的大規模發展甘環境的威脅不容忽視。
中國經濟的主體是第二產業，這決定了能耗的主體是工業，而工業生產技術水平落后又加重了中國經濟的高碳特征。
作為發展中國家，整體科技水平落后，技術研發能力有限是中國經濟從高碳向低碳轉變的最大制約。盡管《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規定，發達國家有義務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轉讓，但實際情況難于令人滿意，中國不得不主要依靠商業渠道引進技術。以2006年GDP計算，中國由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轉變年需資金250億美元，這對發展中的中國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首先，中國是一個極具影響的發展中大國。而發展低碳經濟是抵御全球氣候變暖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嚴重挑戰的積極措施。中國有責任在發展低碳經濟中作出貢獻。
再者，中國能源相對貧乏，煤炭在能源中比例過高的國情也使我們必須選擇發展低碳經濟，否則我們的經濟發展是難以為繼的和不可持續的。
第三，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要想趕超發達國家，按常規發展是不可能的，發展低碳經濟是一個新生事物，是一個趕超的機遇，這也是我們必須抓住低碳經濟發展的原因。
發展低碳經濟的思考:
發展低碳經濟，我們要端正認識，提出正確的引導意見。例如在全球第一個提出低破經濟的是英國政府，它正是看到英國能源正從自給自足走向主要依靠進口的時代。按2003年的消費模式預計，2020年英國80%的能源都必須進口，與此同時，氣候變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已迫在眉睫，提出創建低碳經濟的思路應運而生，而我們的能源問題和高碳排放帶給環境的問題一點也不比英國輕松，我國政府基于這點堅定了發展低碳經濟的決策，發展低碳經濟需要政府主導，包括制定指導長遠戰略，出臺鼓勵科技創新，節能減排，可再生能源使用的政策和減免稅收，財政補貼，政府采購，綠色信貨等措施來引領低碳經濟發展，這也需要企業認清方向，自覺跟進，采取促進低破經濟發展的集體行動，只有這樣，中國向低碳經濟轉換才有現實的基礎。
低碳經濟的理想形態是充分發展“陽光經濟”、“風能經濟”、“氫能經濟”、“生物能經濟”。但現階段太陽能發電成本是煤電、水電的5-10倍，多數地區風能發電成本高于煤電、水電，作為二次能源的氫能，目前離利用風能、太陽能等清潔能源提取的商業化目標還很遠，以大量消耗糧食和油料作物為代價的生物燃料開發一定程度上引發了糧食、肉類、食用油價格上漲。從世界范圍看，到2030年太陽能發電也只能達到世界電力需求的10%，而全球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氣，和煤炭儲量將分別在今后40年，60年100年左右耗盡。在“碳素燃料文明”向“太陽能文明”時代(風能生物質能都是太陽能的轉化能形態)過渡的未來幾十年里“低破經濟”、“低破生活”的重要含義之一就是節約化石能源的消耗，為新能源的普及利用提供時間保障，特別從中國能源結構看，低碳意味節能，低碳經濟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為基礎的經濟。
低碳經濟不僅意味著制造業要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生產能力，推進節能減排的科技創新，而且意味著它在引導公眾反思哪些習以為常的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是浪費能源和增排污染的不良嗜好，從而充分發掘服務業和消費生活領域節能減排的巨大潛力。
轉向低碳經濟，低碳生活方式的重要途徑之一，是戒除以高耗能源為代價的便利消費嗜好。便利是現代商業營梢和消費生活中流行的價值觀。不少便利消費方式在人們不經意中浪費著巨大的能源。如我們經常使用的一次性用品，經常飲用的純凈水，無節制地使用塑料袋，不僅制造了過多的垃圾，產生了白色污染而且過多消耗了寶貴的石油能源。據計算，全國減少10%的購物袋可節省能耗1.2萬噸標準煤，減排31萬噸二氧化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