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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茶飲”史話
茶與可可、咖啡并稱為世界三大飲料。在這三大飲料中，只有茶的故鄉在中國。種茶、制茶和飲茶都起源于中國。但茶葉在中國成為一種普遍的飲料，并進而走向世界卻經歷了一段漫長的歷史歲月。
中國對茶的飲用可以追溯到傳說中的神農氏時代。相傳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先祖神農氏創立了醫學。為了幫助人們戰勝疾病，他通過遍嘗百草來識別和了解藥性，尋找治病的藥草。有的草會含有毒性。據說有一日他嘗了72種毒草，中毒72次。但是他都通過飲用一種神奇的藥草而化險為夷。這種神草名叫“荼”。“荼”就是后來的茶。茶在古代還被稱為“茗”，“皋蘆木”。從這個傳說看，中國人開始認識茶樹及其藥用功能已經有5000余年的歷史了。
從文字記載的歷史來看，我國先民發現茶也有二、三千年的歷史了。在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
中就有了“采荼薪樗”的詩句了。意思是說農夫們采摘茶葉，砍柴為薪。世界上飲茶，種茶起源于中國，那么中國的茶樹栽培和飲用又起源于那里呢？研究表明，它起源于巴蜀地區人文歷史論文，即今天的四川一帶。明末清初的大學者顧炎武認為：“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飲之事。”東晉《華陽國志·巴志》上記載：“就丹、漆、荼、蜜……皆納貢之。”意思是說古代四川向中原地區交納，丹藥，油漆、茶葉、蜂蜜等當地特產。從地名學來看，蜀國在古代又稱為葭萌郡。葭萌是古蜀人對茶葉的一種稱謂。因此葭萌郡的意思是茶郡之意，即生產茶的地方論文服務。歷史記載，西漢時巴蜀一帶便已經飲茶成風。市面上有各種各樣的茶具出售。茶具的市場化正是茶飲普及化的表現，也是茶飲民間化、群眾化的結果。
三國兩晉時期，飲茶之風在中國的范圍日漸擴大。特別是當時的文人更是把以茶待客作為交往的一種重要方式。正是由于文人們的參與，中國的茶飲很快發展演變成茶藝，并進而形成獨特的中國茶文化。到了南北朝時期，隨著佛教的盛行，和尚坐禪破睡，飲茶發揮了獨特的功效。因此各地的寺院開始大量種茶和飲茶。飲茶之風也就隨之盛行開來，當時的人們稱“茶佛一味”。唐朝時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頂峰，社會經濟的空前繁榮也推動了茶飲之風在世界范圍的流行和傳播。世界歷史上第一部，并且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有關茶飲的學術專著，陸羽的《茶經》就在這一時期問世。為了紀念陸羽在推動中國茶文化方面的獨特貢獻，人們把“茶神”的桂冠送給了他，并將他供奉在官府的茶葉庫和民間的茶肆之中。自唐以后，茶飲之風不但在中國大行其道，并成了人們一種流行的生活方式，而且隨著各國商人，使者紛紛前來唐朝進行商貿和文化交流，而將茶飲之風也帶到了世界各地。中國通往西方的絲綢之路確切講來應該稱為“絲茶之路”，因為茶葉也是當時商貿交流的重要商品。中國的近鄰日本茶道之風更是盛行。據說唐朝時日本高僧最澄來中國求佛，回國時將中國的茶籽帶回日本，進行種植并獲得成功人文歷史論文，從此日本人也開始有了飲茶的習慣，并將中國的茶藝技術發揚光大，形成了在今天仍然風靡全日本的具有大和民族特點的日本茶道文化。
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現在中國人飲茶已不但是為了解渴、保健和提神，而是將茶飲當作一項高雅而又精致的藝術生活來看待。茶除了它的實用功效外同時也富有欣賞情趣，可以陶冶一個人的情操。中國人飲茶注重一個“品”字。品茶不但能鑒別茶的優劣，更帶有神思遐想和通過茶因所產生的情趣。在百忙之中泡上一壺或濃或淡的茶，擇雅靜之處自斟自飲，或與朋友對飲，不但能消除疲勞滌煩益思，振奮精神，還可以在細啜慢飲之中，得到美的享受，使精神境界提升到一種高雅藝術境界之中。正因為茶飲的這種功效它特別受到歷代文人墨客們的青睞和追捧。也正是他們的參與，使茶飲已變成了國人的一種文化行為。品茶待客成了我們生活中一項高雅的娛樂和社交活動。
【摘要題】理論與方法
【英文摘要】InMarx’sworldtheory,theworldisasystem.Hisresearchandanalysisonthedevelopmentrulesofhumansocietyalsocontainhissystemthinking.Usingthemethodofsystematicanalysis,thispapergivesaoriginalexplanationtoMarx’sworldhistorytheory.TheauthorthinksthatMarx’sworldhistorytheoryhasthreecharacteristics:entirety,correlativityanddynamics.Theconflictamongsystemfactorscanbereducedtothedisequilibriumbetweenthedevelopmentsofeasterncivilizationandwesterncivilization.Theworldhistorydevelopmentispushedforwardbydisequilibrium.
【關鍵詞】馬克思/世界歷史/系統分析/Marx/Worldhistory/Systematicanalysis
【正文】
中圖分類號：K09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8691(2003)06-0115-03
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是目前學術界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從整體上系統地認識和把握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方法。系統論表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或大或小，或物質或精神，無不以系統的方式存在，是一個有機的統一整體。世界是系統的世界，我們所涉及的對象，都可以作為一個系統而加以討論和研究，找出其內在的必然的聯系，揭示一般規律，從而達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本文認為，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貫穿著系統論的基本思想，因此，對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進行系統分析，將有助于我們從一個全新的視角來解讀馬克思的歷史觀。
一、馬克思“世界歷史”系統的基本特征
如果我們從系統論的角度審視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便不難發現，馬克思在探討世界歷史的發展變化規律過程中，是把“世界歷史”看作一個系統來分析和研究的。“世界歷史”理論集中表現出了系統的整體性、相關性和動態性。
1.“世界歷史”的系統整體性
“世界歷史”的系統整體性是說，對世界歷史必須給予全面的整體的系統的把握，立足于整體與部分、部分與部分的關系來考察世界歷史的發展規律。馬克思對于世界歷史的考察，恰恰是遵循了系統的整體性原則。馬克思不僅從某一側面、某一角度對世界歷史進行了審視，而且將其放到具體的歷史條件下進行了整體的、全面的考察。在馬克思看來，世界歷史的出現，并不僅僅意味著各個國家、民族經濟聯系的加強，而實質上反映了16世紀以來尤其是西方工業革命以來，在世界整體范圍內出現的以現代工業和科學技術為動力所引起的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巨大轉變，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會生活的全面變革和新的文明的創立。世界歷史從其形成的時候起，所顯示的意義是社會生活的整體變革。世界歷史固然是由現代生產力的發展引起的，但世界歷史并不僅僅標志著一場“技術革命”、“工業革命”，而是包含社會生活全面變革的“社會革命”，是“市民社會中的全面變革”[1](P281)。在世界歷史條件下，不僅生產、消費具有世界性，而且精神、文化的發展也具有世界性，就連人的發展也成為世界歷史作用的結果，“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2](P86)。世界歷史體現了社會生活的全面變革，世界歷史的形成便意味著整個世界成為一個相聯相依的系統。因此，必須從世界歷史的系統整體出發，才能真正把握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
2.“世界歷史”的系統相關性
“世界歷史”的系統相關性是說，如果把世界歷史從整體上作為一個系統來考察，那么，構成它的子系統便是民族和國家。系統的相關性集中體現了不同民族和國家之間的相互關系。而馬克思在研究不同民族和國家之間的關系時，重點探討了不同文明尤其是東方文明和西文文明之間的沖突。馬克思在談到世界歷史條件下的文明關系時，講得最直接、最明快的是近幾年學者們經常引用的那段話：“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農村生活的愚昧狀態。正像它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2](P276-277)。這里，馬克思從“三個從屬于”的角度揭示了近代以來世界歷史系統內基本要素之間的相關性特征，真實地反映了世界歷史條件下不同文明之間的真實關系。馬克思認為，這種關系的形成，主要原因是資產階級為增殖資本而拼命擴展的結果。馬克思說：“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2](P276)。應當說，馬克思當年所揭示的這種文明間的關系及其產生的原因至今依然存在著，而且有著繼續強化的趨勢。
3.“世界歷史”的系統動態性
“世界歷史”的系統動態性是說，世界歷史從整體看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每時每刻都處在運動、變化之中，靜止的、不變的事物在歷史上是不存在的。恩格斯曾明確提出，在人類歷史上，“除了變化本身之外沒有任何不變化的東西”[3](P37)。他在另一個地方，把世界歷史的動態性描述如下：“當我們深思熟慮地考察自然界或人類歷史或我們的精神活動的時候，首先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幅由種種聯系和相互作用無窮無盡地交織起來的畫面，其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不動的和不變的，而是一切都在運動、變化、產生和消失。”[4](P417)現代科學還告訴我們，對于動態事物的認識，必須從時空相關性和事物之間的普遍聯系入手才能夠實現。由于整體就是部分與部分之間以及整體與環境之間的相互聯系構成的，因此，事物只能從整體上才能夠被理解，也只有從整體的角度才能得到對事物的真實認識。馬克思以唯物史觀為指導，以世界歷史的實際過程為依據，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時空表現及其有序性給予了深刻揭示。社會發展規律是一個特定的動態的過程，這一過程通過不同的世界歷史階段以及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表現出來。作為特定動態過程的社會發展規律在世界歷史時代的范圍內必然表現為世界歷史過程發展的有序性或階段性。目前，學術界對馬克思提出的社會發展的“五階段式”或“三階段式”問題有著熱烈的討論，但是，一個共同的認識就在于普遍承認世界歷史過程和發展過程的有序性或階段性。而這種有序性或階段性恰恰是世界歷史的系統動態性的展現。
二、馬克思“世界歷史”系統的發展圖式
在世界歷史時代，逐漸形成了一個全球緊密相聯與相依的整體。世界歷史整體是一個遠離平衡態的巨大系統，不平衡性是它的最基本屬性。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事物的內部矛盾是事物發展變化的根本動力。而對于世界歷史系統內在而言，雖然存在著諸多的內在矛盾，但是，在馬克思所闡述的世界歷史的形成過程中，世界歷史系統的內在矛盾集中表現為東西方文明間的矛盾和沖突。東西方文明間的矛盾和沖突展現給我們的是世界歷史系統中各個基本要素(不同的國家和民族)發展的不平衡性。因此，不平衡性就成為世界歷史系統發展的內在的基本動力。正是由于不平衡性，才使世界歷史具有了豐富多彩的、千姿百態的發展過程；也正是由于不平衡性，才使世界歷史走在一條逐漸進步、不斷優化的光明大道上，使人類不斷趨向一種理想的未來圖景。
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提出，開創了唯物主義解釋“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先河，揭示了世界歷史的發展是由于不同民族和國家之間發展的不平衡性所推動并通過不同文明間的相互交往和相互沖突實現的。馬克思認為，世界歷史是在生產力普遍發展的基礎上，由各民族的相互交往而形成的。“只有隨著生產力的這種普遍發展，人們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來；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產生一切民族中同時都存在著‘沒有財產的’群眾這一現象(普遍競爭)，使每一民族都依賴于其他民族的變革；最后，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經驗上普遍的個人所代替”[2](P89)。隨著近代以來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2](P86)。在這里，馬克思揭示出，世界歷史的形成源于不同民族和國家的物質生產力的不均衡發展，由于物質生產力的不均衡發展造成了不同民族和國家之間的不平衡狀態，推動著“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馬克思認為，世界歷史的形成過程是先進生產力戰勝落后生產力、文明戰勝愚昧的過程，世界歷史的發展就是在生產力的推動下，先進文明不斷擴張的復雜過程。因此，世界歷史的形成，無論對于生產力優先發展的西方民族，還是對于生產力相對落后的東方民族，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西方的工業革命，帶來了歐洲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展現在人們面前的是東西方文明發展的不平衡。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在其形成的過程中，通過開拓世界市場，推動著各民族從農業文明走向工業文明，從自然經濟走向商品市場經濟，從封閉走向開放，從區域走向全球。“大工業發達的國家也影響著或多或少非工業的國家，因為非工業國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競爭的斗爭中。”[2](P88)“大工業便把世界各國人民互相聯系起來，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場聯合成為一個世界市場，到處為文明和進步作好了準備，使各文明國家里發生的一切必然影響到其余各國。”[2](P115)這就是說，人類歷史一開始并不是世界歷史，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從總體上說，是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以自給自足的孤立的經濟單位構成的封閉型的社會形態。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才得以形成，生產的社會化、商品化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力圖建立世界市場；大工業的建立，交通工具的發達，對東印度和中國的入侵以及美洲的殖民化等等，使世界市場得以形成。馬克思恩格斯曾經明確指出：“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2](P234)馬克思還對資本主義在開創世界歷史中的作用給予了公正的評價，認為資本主義“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于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由此我們可以說，世界歷史的形成歸根到底是由于各個不同的民族和國家，源于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導致的不平衡狀態，并由此造成的普遍交往的結果。
收稿日期：2003-05-28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我選的是識字（一）的第2課，根據課程標準對低年級識字的要求，確定這一課的教學目標如下：（1）認識“口、耳、目”等12個字；（2）會寫“十、禾、木”3個字。（3）掌握“|、丿”基本筆畫。教學重點是：認識12個字，會寫3個字。設計了如下教學過程。
一、圖字結合、突出象形字的特點
這一課生字體現了漢字的構字規律，安排了一組象形文字。對于象形字，教師沒有必要向學生作過多的講解，只求向學生滲透，讓學生會辨認即可。首先讓學生看圖，觀察圖上畫的是什么？學生邊說教師邊貼上對應的生字卡片。然后，讓學生繼續觀察圖，圖右下角的象形圖和生字在形狀上有什么聯系？學生只要能看出它們在形狀上相似并能簡單說一說，會辨認就行。
二、認讀生字
在出示完生字之后，教師不急于教讀。首先讓學生回憶一下：這些生字哪些你已經認識了？怎么認識的？小組內的學生可以互相交流一下。這樣入學一開始就注重培養學生聯系生活主動識字的習慣，使學生樂于識字，樂于交流自己的成果，給學生充分展示的機會和舞臺。學生有可能回答：我在廣告牌上看見過“報喜鳥西服”，認識了“鳥”。我在包裝袋“大白兔奶糖”上認識了“兔”。我在飯店“四川火鍋城”認識了“火”……學生可能有很多種說法，教師不必限制，可讓學生充分地交流、初步體驗到識字的樂趣。
然后可領讀認識生字。領讀這一環節也可以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學生已認識的字可以讓學生自己領讀。不認識的或讀不準的由教師領讀。領讀后讓學生自由練讀、同桌對讀、組內指讀、全班指讀、加拼音讀、去拼音讀等。在全班同學大部分會讀的基礎上，開展識字競賽，讓學生在游戲和活動中識字。如開展“這些字你已經認識了多少”“看誰認得又多又快”認字競賽等，充分調動學生認字的積極性。學生還可以介紹一下自己認讀又多又快的秘訣，把他們的經驗加以推廣。總之在識字這一環節，教師應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盡可能地讓他們自己去學，教師只作一些必要的點撥引導，教師的作用應體現在如何讓學生喜歡學習漢字，激發主動識字的愿望上。
三、鞏固識字
對于這12個生字，教師沒必要作過多的字形分析，而應該在練習中，在生活中鞏固識字，使識字真正成為閱讀和寫作的基礎。
“我會連”這一題的設計是遵照象形字的構字規律讓學生自主識字，因為有了前面的基礎，學生就能夠比較熟練地認出這些字。
“我會找”，找一找哪些字你認識了？哪些字是今天學的？這樣一方面鞏固了第一課學過的漢字，又加強了新舊生字的聯系。
四、指導書寫
本課共三個字，其中“十”是上節課學過的。先讓學生認讀，再選擇自己最喜歡的字說說你是怎樣記住的？但不要作過多的字形分析，然后由教師指導書寫。范寫在學生剛開始寫字時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另外，在范寫的過程中結合生字教三個基本筆畫名稱“|、丿、捺”，不要求學生死記硬背，只要認識就行。最后讓學生練寫。在練寫上可體現彈性，給學生自主選擇的空間，沒必要提出同樣的要求，但至少寫2個。寫完后讓學生把自己認為寫得最滿意的字向同學、老師展示，使學生進一步體驗到識字寫字的樂趣。
論文摘要：市場是競爭的核心。沒有任何企業經營者敢忽視市場的價值。再好的產品找不到市場就沒有了價值。
市場可以說是無處不在。現代經濟中充滿了市場這個概念。任何企業都與市場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市場不僅是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起點和終點，也是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成功與失敗的評判者。認識市場，適應市場，駕馭市場，使企業活動與社會需要協調起來，是企業市場營銷活動的核心與關鍵。市場猶如大海，可以載舟，亦可覆舟，問題在于你如何看待市場。對于市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公司依據實際情況對市場也賦予不同的內涵。下列幾種含義對于市場營銷活動都是有意義的。
一、市場是商品交換的場所
市場是商品交換的場所，亦即買主和賣主發生作用的地點或區域。在日常生活中，人們習慣將市場看作是商品買賣的場所。如集市、商場、批發市場等。市場最早是指買主和賣主聚集在一起進行交換的場所。在這里，市場是一個時空市場概念，也是最為古老和樸素的市場，是“作為場所的市場”。很明顯，任何一個企業都要考慮本企業的產品或服務在何種場所銷售。
二、市場即商品交換關系的總和
由于社會分工和商品交換的發展及貨幣的出現，每個獨立的生產者進行商品生產，為了滿足相互不同的需要，必須相互轉讓其勞動產品，形成商品的供應與需求，從而出現了實現商品交換的商品流通。如果站在社會大角度或社會再生產的角度而言，市場就是商品交換關系的總和，是流通領域。
商品流通是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換過程，是商品交換過程連續進行的整體。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換包含著兩個相互對立、互為補充的商品形態變化：商品－貨幣（賣）是第－形態變化，貨幣－商品（買）是第二形態變化。在商品流通中，一切商品都經歷著由這兩個相反的形態所組成的循環：首先是商品形式，然后由商品形式轉化為貨幣形式，最后又復歸為商品形式。而一種商品的形態變化，又和別種商品形態變化交織在一起：每一種商品的第一形態或者第二形態變化，就是另一種商品相反方向的形態變化。這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的表現，就是這個人的買（或賣）是和另一個人的賣（或買）聯系在一起的。這樣，許許多多商品的形態變化組成的循環不可分割地交錯連結在一起，就形成了許多并行發生和彼此連結的商品交換過程，形成了商品流通全局。因此，各種產品的市場也就不可分割地連結在一起，形成了有機的整體市場。
任何一個商品生產者、經營者的買賣活動必然會與其它商品生產者、經營者的買賣活動發生聯系，因此，市場成為企業賴以生存、發展的空間和環境。企業應在整體市場環境中找準自己的位置。
三、市場是指某一產品現實買主和潛在買主的總和
經濟學家用市場一詞來泛指交易某類產品的買方和賣方的集合，如汽車市場、鋼材市場、蔬菜市場等。但市場營銷者認為市場是某一產品的所有現實買主和潛在買主所組成的群體，即企業的目標市場，也就是消費者群。當人們說：“北京的水果市場很大”時，顯然不是指水果交易場所的大小，而是北京對水果的需求量很大，現實的、潛在的買主很多。
企業開展營銷活動首先應該明確自己的目標市場在哪里，由哪些消費者或用戶構成。所謂企業要“面向市場”，“以市場為導向”就是指要面向消費需求，亦即面向自己的顧客，以顧客為中心開展市場營銷活動。失去了顧客就失去了市場。
四、市場是由人口、購買力和購買動機（欲望）有機組成的總和
菲利普?科特勒指出“市場的大小，取決于那些有某種需要，并擁有使別人感興趣的資源，同時愿意以這種資源來換取起需要的東西的人數。”這說明市場是多因素的集合體，用公式表示就是：
市場=人口+購買力+購買欲望
人口是組成市場的基本細胞，購買力是組成市場的物質基礎，購買意向是購買力得以實現的條件。市場的這三個要素相互制約、缺一不可的，只有三者結合起來才能構成現實的市場，才能決定市場的規模和容量。一般說來，只有人口既多，購買力又強，才能成為一個有潛力的大市場。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人口眾多，但收入很低，購買力有限，則不能構成容量很大的市場；又如，購買力雖然很大，但人口很少，也不能成為很大的市場。只有人口既多，購買力又高，才能成為一個有潛力的大市場。但如果產品不適合需要，不能引起人們的購買欲望，對市場營銷者來說，仍然不是現實的市場。所以，市場是上述三個因素的統一。
五、市場是商品供求雙方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總和
從商品供求關系的角度看，市場是“作為供求強制的市場”。“買方市場”、“賣方市場”這些名詞反映了供求力的相對強度，反映了交易雙方力量的不同狀況。在買方市場中，商品供給量大于需求量，需求力量占據有利地位，商品價格趨于下降、直至很低；在賣方市場中，商品的需求量大于供給量，賣方也就成了支配交易關系的主導方面，商品價格往往高于正常水平。顯然，判斷市場供求力的相對強度和變化趨勢，對于企業進行營銷決策是十分重要的。
可見，一個企業要在市場上生存不僅要研究本企業每一種產品的銷售地區、目標顧客、供求態勢，而且必須面對整體市場，通觀流通全局，理清本企業的營銷活動與整體市場的內在聯系。只有這樣，才能高瞻遠矚，審時度勢地開展好本企業的市場營銷活動。
參考文獻：
[關鍵詞]電視男人秀；儀式；性別；狂歡
自從《流星花園》捧紅了四個長相出眾的男生，電視圈中便掀起了一場浩浩蕩蕩的美色改革，美男開始取代美女得到越來越多的觀眾的賞識，大眾媒介正著力打造一個新的男色舞臺。在這股潮流中，星空衛視閃亮登場的電視男人秀節目《美人關》首當其沖，自2002年開播以來，憑借新穎的創意與定位，獨特的內容與包裝，迅速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與此同時，其他媒體也紛紛開始了這類節目的制作。對于電視男人秀這一新節目類型人們褒貶不一，或批評電視走向庸俗化，或贊揚它創造了嶄新的性別視角。但無論如何，電視男人秀的紅火，至少為電視熒屏增添了一道新的亮點，更為電視學界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研究對象。筆者以為，一種新電視節目類型的出現，與其背后隱藏的社會文化是分不開的；電視男人秀的出現與火暴同樣具有深厚的社會與文化成因，本文選取了三種不同的視角——儀式、性別與狂歡——以《美人關》為例對這類電視節目進行一種文化解讀。
儀式：隱藏的意義共享體系
作為一檔周播電視娛樂節目，《美人關》每周六晚隆重登場，其男主持人周野芒帶領著十位美女助理主持，向臺下起首翹盼的三百名女性觀眾逐一介紹本期的闖關選手。筆者在仔細跟蹤考察了《美人關》一段時間后，發現其節目的內容按流程基本可以細分為六個環節，即自我介紹+童年照片、情趣問答、才藝表演、真情表白、展露身體以及最后的冠軍加冕；另外環節與環節之間存在著淘汰程序——把落選者推入水池。整檔節目對男人的評判標準可以從四個方面來衡量。相貌和身材當然首當其沖，即使偶有個別身材走型、其貌不揚的人混入參賽選手中，無論他的童年照片多么可愛，自我介紹多么尊重女性，臺下的女觀眾依然會毫不猶豫地第一個淘汰他。其次，為了增加電視節目的觀賞性，才藝表演顯然是必要的。選手們紛紛拿出渾身解數一顯身手。再次是選手對異性的理解能力。十位女助理主持會設想各種針對兩性差別的話題來向選手發問，讓選手們回答，比如會問“如果你的女友是女強人，你會有壓力嗎？”考查的是選手的情商。最后是展示選手的體魄和膽魄。男選手們一個個上身，展現強健的肌肉，甚至還要與危險動物來個親密接觸。總之，相貌好、能體恤女性、有膽魄、才藝俱佳的選手，才能贏得美人的喝彩，從容不迫地通過“美人關”，避免被推下水池的厄運。由于每期節目都是固定的參賽人數，固定的淘汰環節，固定的節目表演，甚至連主持人的串詞也高度程式化，這樣整檔節目完全成了一種儀式，變換的只是參賽選手的面孔和表演罷了。
在人類學的研究中，人類學家常用“儀式”這個詞來表示“受規則支配的象征性活動，它使參加者注意他們認為有特殊意義的思想和感情對象”。[1]簡言之，儀式即是有規律的象征性活動。它出現在媒介上就成了媒介儀式，即重復通過同一個模式輸出內容，以達到使眾多受眾共同參與活動的目的。像《美人關》這樣程式化的媒介產品可謂是現代社會中的一種儀式。《美人關》的錄制現場就是儀式舉行的場所，儀式的參與者是現場觀眾與電視觀眾，儀式的內容則是選美男。不同的是，這種儀式憑借電視這種大眾媒介作為傳播手段而影響空前。
人類社會中的儀式經歷了從宗教儀式到生命儀式再到世俗儀式的過程，就如同人類社會的發展經歷了從神、英雄到人的過程一樣：宗教儀式是對神靈的祭祀，生命儀式強調審美境界，而世俗儀式往往是宣泄某種情感的娛樂活動。[2]媒介儀式則兼具了這三種功能模式。首先，《美人關》作為一檔娛樂節目，當然是社會的一種世俗產物，一般受眾的觀看目的絕非出于對男女平等意識的高度認同，而是出于觀賞男性表演的愉悅性。然而，探討節目類型產生的根源以及受眾的觀看心理，不難發現節目的主旨是對原始美的回歸，是重新發掘美的另一面——即對男性的審美。節目對男性“力”的英雄氣概的展示，正是源于對生命的崇拜。而這種審美情趣的上升，可以最后歸結為現代人心中的拜物情結，因為男色在當今社會大行其道，儼然成為了某些事物的宰制體。
《美人關》的主創人員看到了女性地位在當今社會的崛起以及性別觀念在人們頭腦中的轉變，意識到今天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追問，在這個社會中真正的好男人、最能得到女性賞識的男人是什么樣的人？與以往相比，身份地位的差別在今天看來已不是唯一的評判標準，男人的可觀賞性似乎被女人推到了前臺，至少F4之流的走紅就說明了這一點。于是，相貌堂堂、風度翩翩、對女性討巧賣乖的男性就成了今天對好男人的新定義。這種抽象的價值標準，通過《美人關》主創人員對節目的設置，表現為具象的評比環節。在那里，相貌普通的男人被《美人關》排斥，長相的差別成了對人評價的重要維度；此外，才藝、體魄、膽魄等也構成了男人的評選標準，通過它們來構建一個差別體系；最后，節目中的女評委們把最為認同的“好男人”推上了領獎臺。每一個環節事實上節目都在設置一個議題，每一次淘汰都是觀眾參與議題討論的結果。媒體通過這種議題設置，讓觀眾真切地感受到這種對男性評判的新價值觀念，并通過周復一周、期復一期的反復播出，不斷加以突出強調，最終讓受眾共享這種意義。《美人關》的節目現場就是這樣一個包含著價值評判體系的信息場，而這個“封閉的場信息通過電波的傳送而獲得了開闔性”，“使能夠接受到這個媒體信息的范圍內的受眾，無一例外地都處于儀式現場的信息圈內”。[3]人們在媒介儀式的參與過程中不僅體驗到一種共同的情感，而且還培養出共享的價值觀。
大眾媒介是一種意義共享體系，雖然各種立場和觀點在這里匯總融合，但是它總是特定利益的代表，或者是特定意義的表達平臺。《美人關》不僅體現了當今社會對男性的一種新評判標準，它同時也展示了一種新價值觀念，它對男色的強調就如以往我們對男人社會身份的強調一樣。媒介儀式正是傳播這種價值觀念與意義的中介，受眾處于媒介所構造的環境中，被媒介所傳播的意義所包圍，其價值取向自然因為耳濡目染而逐漸被同化。由此可見，大眾媒介傳播的不僅僅是內容，其本質是在構建意義。
性別：想象中的女性革命
“英雄難過美人關”，該節目的名字明確地提示我們性別是節目定位的起點，而且很明顯，女性處于優勢地位。一直以來，男女性別的碰撞與沖突就是一對不可回避的矛盾。在父權制社會中，婦女處于屈從地位，屬于男人討論評點的對象。在媒介所塑造的形象中，婦女或者缺席，或者被按照性的吸引力或家庭勞動中的性別角色來加以表現。女性主義學者塔奇曼把這種現象形象地稱為“對婦女象征性的殲滅”。[4]而《美人關》似乎打破了這種傳統。節目中仍然存在著對立的兩大性別陣營，但陣營的位置卻被調換了。以往對女人品頭論足的男人成了被注視者，他們的外貌成為女人們被評點的對象，而以往媒介所著力表現的男性的職業化、效率和理性，都被拋諸腦后。女人們坐上了評判席，扮演起具有支配作用的、主動的和權威的角色，并在數量上大大超過了男性，再次強化了男性作為“被看者”的身份。可以說，男人秀節目即是把傳統選美節目中的性別角色來個大轉換。從形式上看，這類節目的創意走的是反常思路，通過標新立異來吸引觀眾的眼球，企望破除大眾媒介對女性的不公平待遇，塑造一個男女平等的展臺。毫無疑問，這是對傳統性別陳規的沖破和顛覆。從節目內容來看，設立四個感性的評判標準來選擇男人，的確與以往表現男性的節目的角度大不相同。男人在這里展示的不再是過人的頭腦、優越的物質條件和理性的思維，而是女人眼中所謂的“男性美”，節目也由此成為告別維納斯之后的男人秀。而男選手們面對美女的刁難，回答的對不對并不重要，但選手們在回答主持人的提問時，表現出來的對女的敏感和理解，將會為其贏得臺下的支持。在2003年11月1日播出的《美人關》中，編導似乎有意刁難其中二號選手，為他安排了一位年齡相差很大的中年女性作為他示愛的“夢中情人”，但這位沉著的選手并沒有因場面的尷尬而失態，他微笑著表示滿意，并落落大方地對這位“夢中情人”唱起了情歌。他的風度贏得臺下所有女觀眾的傾倒，實至名歸地成為了這期的冠軍。
在考查過這檔節目的文本與結構要素之后，我們再從意義層面上對它們進行另一種透視。從表面上看，在父權制社會的大眾媒體中，《美人關》對男女地位的顛覆的確具有深遠的意義，至少它開辟了一個新的天地，引導了娛樂方式的又一次變革。但是冷靜地反思這類節目，可能會得出另一種截然相反的結論：節目開啟的恐怕是又一個潘多拉的魔盒——在其所倡導的性別革命與男女平等的背后，隱藏著的卻是傳統性別角色意識中的陳規陋習。
從節目形式上看，女人是在選男人，是主動者。但是，仔細回味節目設置的各個環節，又無處不在散發著男權思想的信息，這正如一位西方學者所指出，“媒介并非簡單迂回地用老一套的角色來表現婦女，而是有一種遠為基本得多的角色，來幫助確定和塑造女性與男性的基本意義”。[5]比如，節目中設置了在觀眾席中為選手選擇夢中情人的環節，女性在此時仍舊被描繪成接受異性求愛的對象。選手大膽地向未知的對象表白，而燈光所投射的一剎那，女性再次成為被關注的焦點與被選擇的對象。這些女性在某種程度上只不過是在充當男人的擇偶道具。因為從選手們描述夢中情人的話語中，我們很容易聽到外貌對于女性的重要。在11月15日播出的節目中，三位選手是如此描述他們各自的“情人”的：“短發”，“小個子”，“眼睛放出鉆石的光芒”，“身材好”，“”，諸如此類。而對于女性的性格、愛好、興趣、志向等等根本沒有談及。在女助理主持與男選手的對話中，我們可以再次驗證類似不平等的性別陳規。在有一期《美人關》中，一位女助理主持向一位男選手提出了“你約會的女朋友為你買單，你會在意嗎”的問題。這位選手很坦誠地回答道，他會在意，會覺得沒有面子，并說明自己和異性約會時都會主動要求買單。從現場看，這種回答顯然贏得了大多數女觀眾的贊同，最后這位具有“紳士風度”的選手成為了這期節目的冠軍。又如，男選手要闖過“美人關”，成為本期節目的冠軍之前，有一場決定性的角逐是當眾撥開衣裳，展示強健的胸肌或是矯健的身姿。這種力量與膽量的展示無疑是炫耀男人所能帶來的安全感，他們有保護女人的能力；而這一點恰巧是對男性強大地位的尊崇和對女性柔弱地位的維護。男性仍然處于絕對優勢，而女性依舊要附屬于男性。除此之外，美女主持的出現反而吸引了大批男觀眾的眼球，節目中似乎又隱含著對女性的再次審視，而美女又無可挽回地恢復到了“被看者”的身份，網民在《美人關》的論壇里大呼“都看十大美女助理主持！”這似乎成了對節目最大的反諷。[6]大眾媒介在娛樂中不露痕跡地又一次重申且強化了性別角色的差異和性別不平等的傳統，讓受眾在狂歡的過程中被一些由來已久的性別陳規潛移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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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在任何一個社會中，除了性別以外，還有階級和種族等因素也會影響到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一個女人的社會身份不僅僅是女性，她還隸屬于某個階級與某個民族，并有自己獨特的生活經驗。電視男人秀節目想探索的當然是性別上的變革，但它恰恰又在不自覺中維護了男權社會的傳統，這也注定了這種探索是不徹底的與不成功的，它決不可能帶來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女性革命。作為最受歡迎的大眾媒介，電視確實對受眾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但從目前來看，它對提高女性地位的影響遠沒有人們所期待的那么大，甚至它經常有意無意地扮演著維護男權傳統的角色。
女性主義者繆爾曾經論證說：“男性視點的流行，完全是因為男人們控制了那一工業。”同樣，男性對媒介工業的控制，必然導致大眾文化中男性視點的流行。《美人關》這類節目的意識形態沒有也不可能徹底脫離傳統觀念中婦女從屬地位的窠臼，它們所謂的革命宣言也不過是大眾媒體在現實語境中創造烏托邦的一種嘗試，是通過媒介儀式實現的一次女性狂歡，是一種想象中的女性革命。
狂歡：無法勝利的烏托邦
俄羅斯學者巴赫金曾經將拉伯雷的小說創作與西歐中世紀的狂歡文化聯系起來進行考察，進而對中世紀的民間狂歡節文化作了深入研究。此后，狂歡現象一直受到分析家的重視。作為原型的狂歡節具有大眾文化的鮮明特征，它是在公眾廣場上舉行的節日宴會，充滿了笑罵嘲諷，追求著感官愉悅的滿足。到了現代社會，傳統的狂歡節已不多見，但大眾媒介卻能借助現代科技手段來重構狂歡，《美人關》等參與型電視節目就是一種表現。
參與型電視節目最大的特點是龐大的現場觀眾群。綜藝類、益智類等各種娛樂性節目在現場都設置了寬闊的觀眾席，甚至為了突出熱鬧的場面，把舞臺延伸到了觀眾席中，或讓觀眾進入舞臺兩側的席位，這樣可以構建一種強烈的互動。這種技術安排在本質上迎合了構建狂歡的需要，因為在狂歡中，所有人都不是作為觀眾觀看，而是積極的參加者，要參與到狂歡中。[7]拿《美人關》來說，這種互動與參與體現在節目的各個環節中，比如讓觀眾現場對選手提問，從現場觀眾中抽選選手的夢中情人，有意經常切入女性尖叫歡呼的畫面和音效，其狂歡特色也因此借助現代傳播手段得到充分的展現。
另一方面，巴赫金也指出，狂歡節作為文化轉型期離心與向心力沖突的宣泄口和語言雜多現象的特殊表征，起了一個聯結、溝通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鴻溝的樞紐作用。[8]換句話說，狂歡代表著大眾文化對精英文化的一種顛覆與反叛。《美人關》毫無疑問體現了這一特質。對于傳統精英文化來說，女性才是審美的對象，女性的觀賞價值是男權社會的一種產物。如今，對男色的推崇卻成了流行文化中的熱點，這顯然與長期占主宰地位的男性視點格格不入，而要想顛覆這種把女性作為被觀看對象的傳統，要想反叛由來已久的對女性的道德約束，就需要用狂歡來完成。只有在狂歡的表象下，人們才能夠接受對性別秩序的顛覆，對男尊女卑的神圣體系的消解。于是，英雄自古救美人的神話在這里完全破滅，英雄不再是滿腔豪情地成就霸業，而是成了在美人面前搔首弄姿的“小丑”，男性的神圣色彩被無情地一筆抹殺。
此外，《美人關》的狂歡顯而易見建立在一種身體的展示上，在節目中，男性健美的身體同樣具有了觀賞性，它可以象美女那樣成為“被看”的對象。一般說來，在現代社會中男性美可以分為兩派，一為陰柔之美，如日本偶像；另一為陽剛之美，如史泰龍。《美人關》所推崇的男性美更多是二者兼具，選手們既要有俊美的面孔，也要有健美的體形。這種完美的身體除了說明健康的生活態度外，還能博得女性的好感，激發女性的欲望。有學者早已指出：“在如今這個消費文化盛行的年代，身體愈發要得到最大限度的觀賞性和享樂性。”[9]當然，作為挑戰與反叛傳統性別觀念的一檔電視節目，《美人關》的身體展示也同樣具有文化屬性，比如在巴赫金看來，這種對肉體感官欲望的大膽追求并不具有鄙俗、低級、下流和的特點，而是積極向上、富有生機的，表現了文化轉型時期的文化離心力的強大而健康的主導力量。[10]事實上，身體在歷史上從未如此明顯地進入了對男性的評判體系，也從未如此明目張膽地成為女性審視的對象。男性身體這種符號借助于狂歡的平臺成為打造新價值觀的一種工具。
如果說狂歡節為民眾提供了一個情感宣泄的渠道，一個顛覆傳統、放縱自身的機會，那么我們同樣不能忘記，一年中民眾也只有一個狂歡節。巴赫金早已指出，狂歡節是一種全民性的、大眾性的生活常態“倒置”：在節日之外，體制化的“嚴肅”的生活是常態的生活；而在節日之內，非體制化的、快樂的（這些在平時被視為非常態的）生活，才暫時被允許當作“常態”的生活。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狂歡表現的其實是與真實生活對立的一面，是脫離體制、脫離常規的非常態。它塑造的是一個虛擬的小生態環境，申張的是常態下被視為異端的價值取向。拿《美人關》來說，女性在這里找到了情感宣泄的突破口，她們可以大膽正視男性的身體，直白表露對男性的愛慕，一些平時被認為是出格的行為在這里被當作是正常的、合理的。這是一個女性狂歡的時刻，如果沒有狂歡，就缺少了沖破傳統規范的力量，就缺少了顛覆與反叛的勇氣，那么節目就又會回復到往常死氣沉沉的性別陳規中。然而，這類電視節目至多也就反映了女性在男權社會的壓迫下潛意識中的一種需求，她們對男性美的歡呼也無非是一種精神上的無意識釋放。正如人不可能永遠生活在狂歡節中，狂歡節后會生活會依然如舊，電視節目所張揚的顛覆性的性別觀念也無非是吸引觀眾眼球的一種手段，節目之外的真實生活中女性想要擺脫從屬地位的路依然漫長，我們歡呼的其實是一個無法勝利的烏托邦。
綜上所述，作為一個意義傳播體系，電視中各種符號的運用都是出于表義的需要。在我們所考察的《美人關》節目中，狂歡是為了顛覆性別陳規而構建，而性別陳規的顛覆又依賴于媒介儀式的運用。儀式、性別、狂歡，說到底只不過是編導手中的三種工具，通過它們來組合各種視覺與聽覺符號，并運用這一系列符號來完成向觀眾灌輸價值觀念與意義的任務。這樣，《美人關》在文化意義上完全可以被解讀為通過媒介儀式而實現的一次性別狂歡。
注釋：
[1]保羅·康納頓，《社會如何記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9頁。
[2]胡志毅，《神話與儀式：戲劇的原型闡釋》，學林出版社，2001年，第13—31頁。
[3]王進、韓青、段曉超，《媒介儀式與奧運延伸》，《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3年第12期。
[4]斯特里納蒂，《通俗文化理論導論》，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200頁。
[5]同上，第213頁。
[6]參見《美人關》論壇。
[7]北岡誠司，《巴赫金——對話與狂歡》，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7頁。
[8]劉康，《對話的喧聲：巴赫金的文化轉型理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93頁。
近幾年來，我們開設了大閱讀課，引導學生閱讀了大量的課外書，并寫出讀書筆記，開闊了學生的眼界，豐富了學生的知識。但是由于學生受其生活閱歷的限制，在自讀過程中對作品形成的形象往往不夠完整，在大腦中的印象也就不深，有時往往一閃而過。如何讓些形象深刻地印在學生的腦海中？我想到了繪畫。
小學生的年齡特點決定了他們樂于畫畫，愿意用圖畫來表達他們的思想。我充分利用這一點，讓學生在閱讀過程中做筆記的同時，拿起彩筆，把自己在閱讀中想到的畫到筆記本上，把自己在閱讀中的所思所想表達出來，充分享受閱讀的快樂。學生把抽象的語言文字變成形象的圖畫的過程往往就是一個對閱讀內容回顧、加工的過程，等他把這幅畫畫好以后，也就把自己在閱讀中的收獲表現了出來。例如：圍繞著“抓住事物的特點寫”這一訓練重點，我向學生推薦的閱讀書目中有自讀課本中《高大的皂莢樹》這篇文章，大多數學生在課下讀了這篇文章并做了讀書筆記，在筆記本上畫下了自己印象中的皂莢樹：有的只畫了一棵枝繁葉茂的皂莢樹；有的又進一步突出了高大這一特點；有的則在這棵皂莢樹下又畫上了一些正在玩耍的孩子……總之，他們都畫出了心目中的皂莢樹。透過這一幅幅彩畫，我們可以看出學生在閱讀中的收獲是不一樣的。同樣的一棵皂莢樹，在孩子們心目中留下的印象卻不一樣，有的只抓住了表面特征：又高又大；而有的卻深入到了內里特征并受到了心靈的震顫。其中有個學生在這枝繁葉茂的皂莢樹干上畫上了眼睛、嘴巴、鼻子，組合成一個正在微笑著的母親頭像，這位母親正在用溫柔的目光注視著一群用皂莢樹葉烘烤著小手的孩子。這個學生在閱讀收獲中這樣寫道：這棵高大的皂莢樹多么像一只知奉獻不知索取的媽媽呀！我也要學習她這種無私奉獻的精神。
彩圖畫好之后，再讓學生把文中的優美詞句抄寫在筆記本上進行對照，做到圖文并茂，學生就會找出自己圖畫的不足，并且在腦海中又把圖畫變成了文字，于是又在自覺不自覺中提高了語言表達能力。
畫筆走進學生的閱讀世界，也培養了學生的創新能力。為能充分利用好自己的筆記本，使其美觀實用，學生在打開每一頁筆記時，都要在布局結構、色澤搭配上費一番心思，許多學生還給自己的筆記本配上了漂亮的花邊及一些漂亮的小圖案，這樣不僅提高了學生的創造力，也提高了學生的審美能力，增強了他們閱讀的樂趣。
眾所周知，敘事學的誕生直接受俄國形式主義和法國結構主義的影響。但是電視理論家薩拉•科茲洛夫卻認為：廣播電視從發明到不斷成熟的這幾十年對敘事學的發展起著主導作用。本文擬從敘事學與語言學轉向、語言學轉向與圖像轉向、圖像轉向與廣播電視的誕生等一系列的關系鏈中，探尋敘事學與電視媒介的關系。
【關鍵詞】廣播電視敘事學語言學轉向圖像轉向
從時間上看，廣播電視的出現與敘事學的興起均發生在同一時期。敘事學起源于20世紀20年代末的蘇聯，并在結構主義大背景下于60年代正式誕生于法國。這也正是廣播電視從誕生到不斷成熟的幾十年。電視理論家薩拉•科茲洛夫（SarahRuthKozloff）在《敘事理論與電視》一文中指出：“廣播電視從發明、問世到不斷成熟的這幾十年也是對新批評領域內一門學科的發展起著主導作用，這門新學科就是敘述學，或簡而言之，就是敘事理論。”（Thesamedecadesthathavebroughtthegradualinvention,birth,andincreasingmaturityofbroadcasttelevisionhavealsoplayedhosttothedevelopmentofanewcriticalfield,“narratology”or,moresimply,“narrativetheory.”）（1）
這幾十年間廣播電視和敘事學的發展情形是怎樣的呢？廣播電視的發展與敘事學的興起有著怎樣的關系呢？
一
廣播電視這種新媒介在19世紀末期就已有雛形，而正式誕生于20世紀初葉。1895年俄國的科學家波波夫和意大利科學家馬可尼兩位科學家經過各自獨立的研究，研制了世界上最早的無線電收發報機，并先后成功地進行了長距離通信試驗。1906年加拿大人費森登教授在美國馬薩諸塞州建立了無線電廣播實驗室，并在圣誕節前夕通過無線電波首次進行了聲音傳播。1920年11月2日世界上第一座廣播電臺誕生，這是由美國匹茲堡西屋電氣公司開辦的商業廣播電臺，呼號為KDKA。
電視的誕生被認為是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1884年11月6日尼普可夫把他發明的一臺叫作“電視望遠鏡”的儀器申報給柏林皇家專利局，一年后專利獲得了批準。1924年貝爾德采用兩個尼普可夫圓盤制作了一臺電視機，首次在相距4英尺遠的地方傳送了一個十字剪影畫，貝爾德本人則被人尊稱為電視之父。1924年俄裔美國科學家茲沃雷金的電子電視模型出現。1931年茲沃雷金又制造出攝像機顯像管。1936年11月2日，英國廣播公司在倫敦郊外的亞歷山大宮，完全采用電子電視系統播出了一場頗具規模的歌舞節目，這一天被公認為是世界電視的誕生日。1954年彩色電視在美國試播成功。1957年10月，蘇聯發射了“斯普特尼克1號”衛星，這是人類第一顆人造衛星。1962年6月19日，美國發射了“電星1號”，衛星首次成功地轉播了電視信號。
無可否認，電視這種新媒介的出現，對整個的社會思潮、文化研究、文學理論等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正如傳播學者麥克盧漢所言：“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對個人和社會的任何影響，都是由于新的尺度產生的；我們的任何一種延伸（或曰任何一種新的技術），都要在我們的事務中引進一種新的尺度。”（2）
二
敘事學誕生在“語言學轉向”的20世紀，而20世紀對西方文學理論影響最大的事件莫過于“語言學轉向”了。“語言學轉向”（thelinguisticturn）一詞最早是由古斯塔夫•伯格曼在一本名叫《邏輯與實在》（1964年）的著作中提出的。他認為，“語言學轉向”發生的標志是哲學家們共同采納了語言分析的方法。隨后，這一用語主要由理查德•羅蒂編輯的一部題為《語言學轉向——關于哲學方法的論文集》的書而被廣泛傳布。什么是“語言學轉向”呢？這是個非常復雜的問題，三言兩語很難說透。但是從根本上來說，“語言學轉向”有兩大特征，這兩大特征又是相互聯系的。之一，由歷時語言學研究轉向共時語言學研究。這是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創始人索緒爾創立的，他認為語言研究的著眼點應為當今的語言符號系統，應該研究語言成分之間的相互關系，而不是去追蹤這些成分之間的歷史演變過程。之二，由語言學研究轉向話語學研究。什么是“語言”和“話語”呢？“語言”一般被看作是一個由一整套固定的語法規則構成的完整體系，確定性、清晰性、規律性是語言的重要特征。“話語”則是能夠表達一個完整意義的言語，話語意義的確定不僅要取決于話語自身，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語境所決定的。語境的構成包括對話者所處的自然和社會環境、心理狀態、文化修養等因素。因此相對于語言來說，不確定性、模糊性和非規律性成為話語的一些主要特征。這種轉向分為兩個階段，前者可以說是語言學階段，后者是轉向話語學階段。如果說在本世紀前半期，西方文學批評得益于“語言學轉向”，使得文學研究更加科學化，對文學對象的把握更加確定，那么到了本世紀的后半期，這種轉向由于發生了質的變化，使得以結構主義為代表的文學語言學批評所確立的研究對象的確定性，變得不確定起來，甚至連語言的表征都產生了危機。人類文明賴以依存的載體變得不可靠起來。當代西方的文學批評，特別是以解構主義為代表的批評陷入了自我解構的困境。這便是文學話語學批評產生的開始。
“語言學轉向”催生了一些新學科和新理論，敘事學便是其中的一個分支。敘事學最初起源于俄國形式主義。什克洛夫斯基、艾享鮑姆等人發現了“故事”和“情節”之間的差異，“故事”指的是作品敘述的按實際時間順序排列的所有事件，“情節”側重指事件在作品中出現的實際情況，這些直接影響了敘事學對敘事作品結構層次的劃分。普洛普的《民間故事形態學》直接影響著敘事學的誕生并被公認為是敘事學的發韌之作。普洛普打破了童話故事傳統的分類方法——按人物和主題進行分類，他認為故事中的基本單位不是人物而是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他按照不同的“功能”從俄國民間故事中分析出31種類型，建立了一種被稱為故事形態學的框架。他的觀點被列維—斯特勞斯接受并傳到了法國。列維—斯特勞斯主要研究神話之中內在不變的因素結構形式，并試圖用語言學模式發現人類思維的基本結構。1945年列維-斯特勞斯在他的《語言學和人類學中的結構分析》一文中首先提出把音位學中的結構分析法運用到人類學研究中去的觀點。到了60年代，大量關于敘事作品結構分析的作品開始出現。格雷馬斯和托多羅夫都開始譯介俄國形式主義的論述。1966年，《交流》雜志第8期刊登了以“符號學研究——敘事作品結構分析”為標題的專號系列文章，宣告了敘事學的正式誕生。不過，“敘事學”一詞直到1969年才由托多羅夫提出，他在1969年發表的《〈十日談〉語法》中寫道：“•••這部著作屬于一門尚未存在的科學，我們暫且將這門科學取名為敘事學，即關于敘事作品的科學。”（3）托多羅夫對敘事學的定義是：“敘事學：關于敘事結構的理論。為了發現或描寫結構，敘事學研究者將敘事現象分解成組件，然后努力確定它們的功能和相互關系。”（4）
受“語言學轉向”大背景的影響，敘事學又分為經典敘事學或結構主義敘事學和后經典敘事學兩個流派。“經典敘事學旨在建構敘事學語法或詩學，對敘事作品之構成成分、結構關系和運用規律等展開科學研究，并探討在同一結構框架內作品之間在結構上的不同。”“后經典敘事學將注意力轉向了結構特征與讀者闡釋相互作用的規律，轉向了對具體作品之意義的探討，注重跨學科研究，關注作者、文本、讀者與社會歷史語境的交互作用。”（5）經典敘事學向后經典敘事學的轉變大概發生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是受到后結構主義、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讀者反應理論、文化批評等多種理論或者流派的影響的結果。三
“語言學轉向”幾乎滲透到所有的人文學科，就像電視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各個角落一樣。W.J.T米歇爾說：“羅蒂哲學史的最后階段便是他所謂的‘語言學轉向’，這一發展已在人文科學的其他學科產生紛繁復雜的共鳴。語言學、符號學、修辭學以及文本性的種種模式已經變成對藝術、媒介以及文化形式進行批判審思的通用語言。社會便是一個文本。自然以及對它的表征已經成為‘話語’，甚至連無意識也如語言一般結構而成”。
（6）至此，我們會進一步追問：“語言學轉向”是怎樣發生的呢？導致這種人文學科“紛繁復雜的共鳴”現象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W.J.T米歇爾在《圖像轉向》一文中歸納了這種變化的原因。他說：“思想界及學術界的話語中所發生的這些轉變，更多的是它們彼此間的相互作用，與日常生活及普通語言關系不大。這樣說的理由并不見得有多么不言自明，但是人們似乎可以明白看出哲學家們的論述中正在發生另一種轉變，其他學科以及公共文化領域中也正在又一次發生一種紛繁糾結的轉型。我想把這一轉變稱為‘圖像轉向’。在英美哲學中，這一轉向的變體向前可以追溯至查爾斯•皮爾斯的符號學，向后到尼爾森•古德曼的‘藝術的語言’，兩者都探討作為非語言符號系統賴以立基的慣例及代碼，并且（更為重要的是）它們不是以語言乃意義之示例范型這一假定作為其開端的。”（7）也許我們會再進一步追問：什么是“圖像轉向”？導致“圖像轉向”的原因又是什么？金元浦教授作了這樣的解釋：“美國學者W.J.P.米歇爾說，當下社會科學以及公共文化領域正在發生一種紛繁糾結的轉型，而在當代哲學家的論述中，這種轉向也是明白無誤的。他把這一變化稱為‘圖像轉向’。那么，圖像的轉型轉向哪里？這不是向幼稚的摹仿論、形象化再現或圖像的輔助解說轉變，也不是向主體客體相互對應的理論回歸，更不是一種關于圖像‘在場’的玄學的死灰復燃；它是對圖像的一種后語言學、后符號學的再發現。它從根本上動搖了長期以來由傳播手段限定和形成的人類文明的發展趨向，即文字長期居于獨霸地位的現實。而是把圖像當作視覺性、機器、體制、話語、身體和喻形性之間的一種復雜的相互作用的綜合體來加以研究。因為重要的現實是，圖像現在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響著文化的每一個層面，從最高深精微的哲學思考到大眾媒介最為粗俗淺薄的生產制作，無一幸免。”陶東風教授說：“通俗報業的圖像化，電影和電視的數字圖像化、后成像術的出現和醫學成像術的發展，成了轉換的標志，更不用說互聯網無休止的圖象轟炸了。因而繼文化研究，怪異理論和黑人少數民族文化研究之后，西方興起了視覺文化這個時髦的、也有爭議的研究交叉科學的新方法。視覺影像成了從事攝影、電影、電視、媒體研究、藝術史、社會學及其它視覺研究者共同關注的中心。”（8）我們有理由認為，只有影像媒介的出現才標志著“圖像轉向”時代的來臨，技術的發展和后現代的動力一道完成了“圖像轉向”的重任。維克多•維坦查說：“文字與圖像誰更卓越，今天是圖書和電視的卓越之爭•••電視以其隨機的不連續的圖像與線性傳統作對，打破了邏輯和思維的習慣。（9）
四
視覺和圖像作為西方文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自古希臘以來就在文學藝術中占著重要的地位，如西方繪畫與雕塑等視覺藝術的影響幾乎在西方文學影響之上。中國的詩學也是很重視形象的，如“言不盡意，立象以盡意”之說等等。但是，“圖像”在中西傳統敘事中卻未能發展成為一種成熟的敘事方式，即使是近代電影的出現，也因為局限于“非現實”的藝術領域，其敘事能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于德山在《視覺文化與敘事轉型》一文中指出：“電視圖像敘事真正創造、釋放了‘圖像’敘事的威力與作用，以電視圖像為代表的視覺文化強勢階段開始形成•••以電視圖像敘事為代表的視覺化敘事類型開始成為主導型的敘事類型，開始占據社會敘事格局的主流。電視敘事鋪衍著社會的話語，構成了西方后現代現實典型而駁雜的敘事文本。”（10）薩拉•科茲洛夫說：“在當今的美國社會里，電視也成為最主要的故事敘述者。”（11）
電視作為影像敘事媒介，可以說是處處浸透著敘述，也可以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轉換成敘事文本。薩拉•科茲洛夫指出：“大多數的電視節目——情景喜劇、動作系列片、卡通片、肥皂劇、小型系列片、供電視播放而制作的影片等等，都是敘述性文本。”同時，“敘述不僅是電視上起主導作用的文本類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敘述結構就像是座大門或一只格柵，即使是非敘述性的電視節目也必須穿其而過。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世界是由這一敘述話語規則構成的世界。”（12）電視敘事的包容性和整合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改變著我們的生活習慣，也改變著我們以前的經驗。麥克盧漢在1961年就指出：“電視是一種整合性的媒介，它迫使長久分離和分散的經驗成分之間產生相互作用。”（13）
電視不僅僅是作為一種敘事媒介滲透到我們的文化中，它已經是一種無處不在的日常生活。羅杰西爾弗斯通在《電視與日常生活》一書中也指出：“電視融入日常生活的明顯之處在于：它既是一個打擾者也是一個撫慰者，這是它的情感意義；它既告訴我們信息，也會誤傳信息，這是它的認知意義；它扎根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軌道中，這是它在空間和時間上的意義；它隨處可見，這么說不僅僅是指電視的物體——一個角落里的盒子，它出現在多種文本中，——期刊、雜志、報紙、廣告牌、書、就像我的這本；它對人造成的沖擊，被記住也被遺忘；它的政治意義在于它是現代化國家的一個核心機制；電視徹底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構成了日常生活的基礎。”（14）我們有理由認為：電視的日常生活化的諸種意義也應該包括了對于敘事學這門學科的主導作用的意義在內。
以上是我們循著薩拉•科茲洛夫的思路，從廣播電視迅速發展的幾十年間在人文社會學科所經歷的兩大事件——“語言學轉向”和“圖像轉向”的因果關系中，從電視媒介對于社會文化和對于整個社會生活的介入及其影響中，追溯了敘事學誕生的背景和主導成因，為薩拉•科茲洛夫的斷言——“廣播電視從發明、問世到不斷成熟的這幾十年也是對新批評領域內一門學科的發展起著主導作用，這門新學科就是敘述學，或簡而言之，就是敘事理論”找到了一種事實上和邏輯上的因果鏈。
注釋：
（1）SarahRuthKozloff:NarrativeTheoryandTelevision,inRobertC.AllenChannelsofDiscourse,the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1987,42。并參考麥永雄等譯《重組話語頻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版。
（2）（13）[加]埃里克•麥克盧漢弗蘭克•秦格龍等編：《麥克盧漢精粹》，何道寬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版，第226頁，439頁。
（3）參閱譚善明：《敘事學》，
（4）Todorov.T:GrammaireduDecameron(M),Mouton:TheHague,1969,69.
（5）申丹：《敘事學》，《外國文學》2003第3期
（6）（7）W.J.T米歇爾：《圖像轉向》，范靜曄譯，
（8）金元浦/陶東風：《視覺新景與文化焦慮——文化研究二人談》，
（9）熊澄宇編選：《新媒介與創新思維》，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版，第249頁。
（10）于德山：《視覺文化與敘事轉.型》，《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第3期。
作為徐州獨特的節日習俗和文化現象，伏羊節承載了悠久的歷史意蘊和豐富的文化內涵。不論是彭祖時已經流傳的吃羊傳統，還是以徐州為地理依托的地域色彩，都在不同方面加深了“伏羊節”的文化意義，從而使得這一“民俗文化節日”大放光彩。
1.1食羊文化傳統
羊，作為最早被人類成功馴養的家畜種類之一，人的貢獻在衣食住行乃至祭祀方面都有著突出體現，而最重要的應屬飲食方面。食羊的傳統古來已有，先民們很早就捕獵野羊為食物，羊被馴養為家畜之后，更是為人們提供了穩定的食物來源。《周禮•天官》中有記載：“春行羔豚，膳膏香”；《禮記•月令》也記有：“仲春之月”，“食麥與羊”；“醫食同源”是中國飲食文化的一個重要傳統，先人們在用羊來滿足口腹之需的同時，也不斷發掘出了羊肉的藥用功效。東漢名醫張仲景在其《傷寒雜病論》中記有“當歸羊肉生姜湯”能治療血虛寒疝等疾病；明代的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稱“羊肉甘熱無毒。食之肥軟益人，治冷勞山崗疾痢，婦人赤白帶下，療筋骨急強，虛勞益氣，利產婦”。羊肉的祛風驅寒功效看似與三伏天的暑熱格格不入，實際上夏日候濕熱，人們食欲減退，體內積熱，在這樣的時候吃上一碗香辣美味的羊肉，不僅使人胃口大開增強食欲，同時也能促人發汗，以熱制熱，驅散體內濕毒，補虛健體，對提高人的身體素質及高溫天抗病能力十分有益。“伏羊節”食羊，既是對羊肉本身鮮美味道的追求，同時也是對羊肉藥用功效的充分利用。
1.2地域文化內涵
雖然中國人食羊傳統悠久，但在三伏天大碗吃羊肉喝羊湯，并將這一習俗其發展成為全民參與的盛大節日，卻只有在徐州得以實現，這與徐州的地域文化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徐州無論從地理位置上還是氣候環境上，都體現出鮮明的南北交界地帶特色，其風俗傳統和文化氛圍也呈現出受南北各地共同影響、兼收并蓄的特點。以飲食文化為例，齊魯菜系的紅燒類與醬類菜點的風味、川菜的麻辣鮮香，在徐州飲食上都有所體現。總體來說，徐州菜五味俱全，以咸鮮為主。因此羊對徐州人來說，是地地道道的美味佳肴，人們通常在烹飪羊肉時極力除去的膻味，在徐州人看來正是“鮮”的體現。當地人用大鍋清水熬制羊肉羊湯，只在最后加幾味簡單佐料，辣椒放足便可大快朵頤。這樣烹制出的膳食雖不精致，但鮮香味濃，經濟實惠，吃起來十分過癮。淳樸的民風和豪爽不拘小節的個性使得當地人能夠適應并喜歡吃伏羊，將在炎炎夏日大口吃肉大碗喝湯的習俗一直保存了下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徐州當地的歷史文化傳統。幾千年前，注重飲食和養生的彭祖便推崇羊肉；后又有沛縣漢高祖劉邦喜吃羊肉，據《史記》中記載劉邦年輕時曾殺羊設酒宴客。另外徐州是漢代畫像石出土最多的地區之一，在銅山縣漢王鎮出土的一塊《庖廚圖》上便畫有庖廚用羊肉烹制食物的圖景。徐州的伏羊節，從一方面來說是對當地祖先飲食傳統的一種順理成章的繼承，從另一方面來說也表達了一種對先人的懷念和對漢風古韻的向往，是一種歷史的沉淀和對民族感情的承載。
2.“伏羊節”的社會影響
在張藝謀、陳凱歌、鞏俐、葛優以及眾多中國電影新生代不斷成為世界影壇的新聞話題的同時，來自臺灣的李安先后推出《推手》、《喜宴》、《飲食男女》和后來的《理智與情感》，來自香港的吳宇森在好萊塢先后導演了《終極標靶》、《斷箭》、《變臉》和《碟中碟（2）》，陳沖與顧長衛合作拍攝了《紐約的秋天》，華人導演似乎已經進入了世界電影主流。2001年，美國《時代》周刊在評選年度10大優秀影片時，竟然同時有四部華人導演的電影榜上有名，在被傳媒塑造為一個文化盛典的奧斯卡評獎中，李安的《臥虎藏龍》獲得了10項提名4項大獎。華人儼然成為了新世紀世界電影文化的一道風景。
的確，中國元素是一道風景，在我們為世界電影中越來越醒目的東方元素而彈冠相慶的時候，我們也會意識到，對于這個由經濟強權所支配的世界來說，中國更像是一個陌生的奇觀、一個遙遠的童話、一個離奇的故事，因而，《花木蘭》其實是一個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故事，《臥虎藏龍》中的東方俠士和東方美女只不過是為看多了《007》與《終極警探》中那些肌肉發達、動作勇猛的西方英雄和挺胸露臂、金發碧眼的性感女郎的西方觀眾提供了新鮮快餐。
在好萊塢電影歷史上，利用外國演員、外國導演和外國題材、外國人物來征服外國觀眾，一直卓有成效。從20世紀的20年代到40年代，好萊塢陸續吸收了法國、德國、英國、意大利、瑞典等許多國家的優秀導演、明星，如喜劇大師卓別林、懸念大師希區柯克、演員葛麗泰·嘉寶、費雯·麗、英格里·葆蔓等都來自歐洲，好萊塢還有許多導演、演員、甚至制片人來自東歐、拉美、加拿大等等，而許多美國電影的題材也來自世界不同國家、不同文化和不同歷史，所有這些外來人和外來文化都經過好萊塢的商業改造，有時甚至是美國的政治改造，一方面為主流的美國電影帶來異域情調和注入文化營養，另一方面也為美國電影進入外國市場帶來文化親同感和文化共鳴。90年代以來，不僅像金字塔中的木乃伊、中國的花木蘭、圣經里的摩西出埃及這樣的東方故事、題材紛紛出現在好萊塢電影中，而且一直被好萊塢排斥的華人導演、演員、攝影師也開始越來越多地被邀請到好萊塢創作主流電影。好萊塢一方面利用東方情調來為主流好萊塢觀眾創造一種文化奇觀和獲取新的市場資源，同時也利用這些電影人在原住國和地區的地位、影響、名聲來獲得華文化圈的認同。好萊塢以一種"世界電影"的形象為自己進入東方做了文化包裝。
近年來，"好萊塢"興起一種懷舊熱、古典熱，而時下這群懷舊的西方人又欣喜若狂地把目光投向了東方歷史和文化，而那些有著東西文化學術背景和生活經歷的導演們，既能游刃有余地利用東方歷史文化資源，又對西方人的心理需求和觀影習慣了然于心，把西方人所熟知的方式和概念融會在充滿奇觀的東方故事中，溫柔、敦厚、神秘的東方文化在潛意識中給了他們一種母性和家園的感覺，所以好萊塢也開始借助"東方化"來實現西方人的"還鄉"夢想。
其實，好萊塢的東方元素不過是被好萊塢化的東方。因而，東方元素在世界電影中不可避免地是一種點綴。當然，也許在當今這個信息傳播不平衡的全球化背景中，西方的東方主義不僅是西方人的想象，它也可能成為東方人的自我想象，特別是當我們試圖"走向世界"，試圖"國際接軌"的時候更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