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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最早的土地整治工作可以追溯到西周時期的井田制，但現代土地整治工作起步較晚。國內關于土地整治方面的法律法規、理論體系不夠成熟。目前，我國的土地整治管理工作仍然處于不斷探索和完善階段［6］。解放初期的土地整治主要是調整土地權屬、改善土壤肥力狀況、治理南方水土流失、配套農業基礎設施等。直到1998年國土資源部正式成立了土地整理中心，新一輪的土地整治工作才開始。為了協調人地關系、切實保護土地資源，國家先后制定了實現耕地總量動態平衡的總體目標和“占補平衡”的政策，通過實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來保證耕地資源的可持續利用。進入21世紀，有關土地開發整理的基礎理論和工程設計模式、方法不斷增多，內容也逐步趨于全面。國家先后制定了《土地開發整理規劃編制規程》《土地開發整理項目規劃設計規范》《土地開發整理項目驗收規程》《關于做好土地開發整理權屬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土地復墾條例》《土地開發整理項目預算定額標準》等行業標準和技術規范。此外，各地方結合自身情況又制訂了許多制度規范，為開展土地整治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撐。前期的土地開發整理只重視土地的經濟效益和面積，而忽視了土地的生態效益和質量，后期的土地開發整理逐步重視土地的生態景觀功能和耕地質量，力求實現土地的經濟、社會、生態效益最大化，實現土地資源的可持續利用。2011年，總理提出要力爭在“十二五”期間再建成2667萬hm2旱澇保收的高標準基本農田。對此，國土資源部特頒布《高標準基本農田建設規范(試行)》，進一步規范各地開展高標準基本農田建設活動。2013年11月，國土資源部頒發了《土地整治項目驗收規程》《土地整治工程質量檢驗與評定規程》《土地整治工程施工監理規范》對土地整治的驗收、監理等內容作了進一步規范。我國的土地整治制度建設正在不斷趨于完善。我國臺灣地區把土地整理稱為土地重劃，其主要實施依據源于《農地重劃條例》，它對土地開發整理的方法和步驟都做了詳細的規定。
2貴州省概況
貴州省是喀斯特巖溶地貌典型發育地區，以丘陵山區地貌為主，全省山地面積占61.7%，丘陵面積占30.8%，宜耕平地面積僅占7.5%，是全國唯一一個沒有平原的省份。素有“地無三里平”的貴州由于近年來建設用地侵占耕地面積不斷加大，導致耕地資源奇缺。為此，貴州省近年來開展了大量土地整治項目以擴充耕地資源。通過土地整治為今后規模集約化的農業大生產搭建平臺［7］。至2012年底，貴州省石漠化治理面積逾100萬hm2，森林覆蓋率提升20多個百分點［8］。據貴州省國土資源公報以及土地整治專題資料，2001－2012年，全省建設用地占用耕地總面積6.79萬hm2，累計開展土地整治項目13000多個，通過土地整治增加耕地11.99萬hm2，總體完成了全省的耕地占補平衡任務。在開展整治項目過程中，貴州省結合貴州的實際情況，制定了一系列有關土地整治的管理制度和技術標準，為進一步推動貴州土地整治健康有序發展提供了法律法規保障和技術支撐，確保土地整治工作穩步有序開展。如《貴州省土地開發整理管理規定》《貴州省財政投資土地開發整理項目實施管理暫行辦法》《貴州省土地開發整理工程建設標準》《貴州省土地開發整理項目預算定額》等。從項目選址到最后竣工驗收都有一系列規程制度管理。項目實施實行項目法人制、招投標制、工程監理制、合同制、公告制。從2011年3月1日起，《貴州省土地整治條例》在全省正式施行，貴州省土地整治工作進入法制化、規范化軌道［9］。貴州省制訂的《貴州省土地整治規劃(2011－2015)年》指出貴州省2015年將建成40萬hm2高標準基本農田，對此，貴州省國土資源廳擬出臺相應規范指導省內高標準基本農田建設工作開展。
2.1實行項目法人制度和項目公告制度
土地整治項目承擔單位是項目法人，根據項目級別，一般情況下由鄉鎮人民政府或縣國土資源局承擔，其職責包括項目規劃設計、工程施工、質量監管、資金籌措和使用等全過程的組織和管理。項目施工之前由承擔單位項目公告，接受群眾和社會監督。項目公告內容:項目名稱、位置、建設規模、新增耕地面積、項目總投資、土地權屬情況及負責項目各階段的單位等。
2.2實施項目工程招投標制度以及合同管理制度
所有土地開發整理復墾項目，通過招投標方式確定工程施工單位和建設單位，規劃設計單位和單位一般采用競爭性談判確定。各級國土部門負責制定項目工程施工招投標方案，在報經上級監督部門批準后工程施工招標公告，在公證、紀檢、監察等監督單位的參與下，舉行公開招投標，從而確定項目工程施工單位。項目法人與中標施工單位簽定建設工程施工合同。項目承擔單位、實施單位、施工單位相互之間的責任、權利和義務根據上述規定的原則由雙方以合同方式約定。項目資金按照雙方簽訂的合同規定支付。
2.3實行工程建設監理制度
土地整理監理是指監理方受業主委托，根據土地整理的相關要求確保土地整理專業化的外部監督管理活動［10］。項目法人通過公開招投標確定每一個土地整治項目的工程建設監理單位。通過工程監理能有效地控制土地整理工程建設的工程質量、施工進度和工程投資，能高質量地進行工程建設合同管理及協調土地整理工程建設相關單位的工作關系。
2.4實行項目竣工驗收制度
國土資源廳專門編制《貴州省土地開發整理項目驗收辦法》(試行)，對竣工驗收的各項內容有詳細規定。全省土地開發整理項目實行分級驗收，驗收分技術評定和結果確認2個階段進行。項目竣工后，由項目承擔單位進行自檢。自檢合格后，報請有驗收權的國土資源部門進行驗收。市級項目和省級項目驗收前，縣級國土資源部門要經過初驗，要抽查60%以上的工程量。驗收內容主要包括項目規劃設計執行情況，項目計劃任務完成情況，工程建設質量、資金配套與使用情況、土地使用管理與工程管護措施，土地權屬管理、檔案資料管理。
2.5實行監督檢查制度和資質備案
國土資源部門是土地整治的監督管理部門，對項目施工進度、工程質量、資金使用、廉政建設等情況進行監督檢查，研究解決項目實施中出現的重大問題。任何單位和個人對項目建設工程的質量事故、質量缺陷有權檢舉、控告以及投訴。國土資源廳專門編制《貴州省財政投資土地開發整理項目實施管理暫行辦法》對經費進行管理，省、地、縣各級國土資源部門會同同級財政部門負責本級財政性資金的項目安排及有關經費的使用。在項目實施過程中，國土部門和同級財政部門密切配合，對資金的管理使用進行全程跟蹤監督，加強審計。對于省級土地整治項目，國土資源廳和財政廳也要對項目進行監管。從2012年4月9日起，省國土資源廳對參與土地整治活動的各單位、公司實行備案登記管理。即所有從事土地整治方面工作的單位和規劃人員都要在國土資源廳備案登記。根據貴州省土地學會公布的信息，至2013年底，全省具備土地規劃甲級機構2家，乙級機構89家。根據2012年貴州省國土資源公報，全省具有測量資質單位384家。這為土地整治項目的開展提供了堅實的管理保障和技術保障。
3存在的問題
3.1項目立項隨意，公眾被動參與
土地整治項目選址過于隨意，缺乏科學性，政府主導色彩濃重。政府扭曲土地整理的目的，單純地追求項目規模大，把土地整治看成是地方投資項目或換取建設用地指標的手段，而忽視了該地區土地整理是否有必要性。缺乏對群眾的引導和宣傳，群眾參與的積極性較差［11］。項目選址、立項之前沒有經過公眾參與決定，更多地體現出一種政府強制性投資行為，未體現公眾意愿。雖然在規劃設計時村民簽署了各種意見書，但由于農村村民知識水平低，法律意識薄弱，難以體現真正的民眾意愿。村民只知道這個項目已經確定要開展，需要他們簽字、征求規劃意見，而沒有決定這個項目該不該開展的權利。
3.2資金管理漏洞多
不少土地整理項目變質，從整理土地變成修路。很大比例資金用于與土地整理關系不大的道路建設，資金未用到正題上。尤其是土地平整工程，在計算填挖方量時沒有統一的標準，超限誤差直接影響工程質量和資金使用精確度。在預算時部分費率的選取不符合《土地開發整理項目預算定額》的規定［12］。另外，把鄉鎮政府作為項目承擔單位，這不利于資金監管，不僅存在挪用拖欠的風險，還會造成上級部門監管困難等。
3.3許多管理制度流于形式
土地整治項目通常都是省市一級的投資項目，且涉及耕地占補平衡，影響地區發展。專家評審時受政府的干預強，往往要承受政府方面施加的壓力。尤其是在可研階段審核制度不到位，在評審可行性研究報告時，基本上是全部通過，這不符合實際。在評審規劃設計時，缺乏系統的評價標準，使得規劃設計不合理。例如貴州省貴定縣某土地開發項目所設計的蓄水池全部規劃在田間道生產道邊溝上，布局不合理;一田間道最大坡度超過20%，完全不符合道路設計。設計不合理造成整治資金和土地資源浪費。在項目施工過程中，絕大多數項目都要做變更設計，有的施工單位為避開高難度作業地段(如道路涉及大面積爆破作業)申請變更規劃設計，使得規劃缺乏法律效力。項目管理配套制度建設滯后和懲罰措施缺乏，項目管理制度執行效果不理想。
3.4缺乏后期管理維護制度
項目往往出現重建設輕管理的現象，溝渠堵塞未及時清理影響灌溉，田間道損毀不能及時補修。項目業主一般情況下是項目所在地的鄉鎮政府，政府在取得業主管理費用之后，往往不再重視項目區維護。目前沒有對后期管理責任進行全面系統的安排，也沒有建立相應的獎懲制度，責任模糊化直接影響整理區各工程設施的有效使用年限，導致不經濟現象產生。
3.5土地整治法律效力低
目前我國土地整治缺少一套完整的法律體系來發揮土地整治的法律效力。雖然各省各地區根據當地情況出臺了一些規范、條例，但其法律約束力不強，現實操作中缺乏強制力，對各項目負責單位沒有有效規范力度，效果甚微。尤其缺少生態工程方面的規范和制度，規劃設計中每涉及到生態工程就是種植行道樹、播撒綠肥等寥寥幾字。
4對策建議
4.1建立一套系統的土地整治管理制度
一是制定專門的土地整治法規。高效力的規章制度是高質量執行土地整治活動的前提。我國是法治國家，法制化的土地整治使得規劃、管理等行為更具有法律效力，是土地整治管理的主要依據。二是加強調查研究，及時發現問題并采取應對措施。尤其是要加強項目監理體制、資金審計制度，確保項目的質量以及資金利用的規范合理。建立項目后期管護制度，以保正整治工程的可持續利用和長期效益。
4.2建立項目糾察制度
由國土資源廳定期組織省外專家對省內各土地整治項目進行隨機抽查評價。對項目的可行性研究、規劃設計報告、投資預算、施工質量等進行核查，并建立評價考核體系，對考核不合格的項目，按情節輕重追究相關單位、人員責任，對高質量的整治項目予以表揚。定期組織從業人員進行學習、考核，提高行業人員素質。
4.3建立統一的土地整治項目數據庫
將歷年來開展的土地整治項目統一錄入專門的數據庫中，內容包括項目地址、規模、參與項目的各負責單位以及項目的各相關資料，如可行性研究報告、規劃設計、投資預算書、監理日志、竣工驗收資料等。為以后的數據查詢、責任追究、新項目選址意向等起到高效率管理作用。
4.4完善公眾參與制度
推動土地整治公眾參與的最大動力來自制度的保障和法律的規范，而非政府鼓勵或輿論呼吁［13］。首先政府要保障土地整治項目基本信息及時公開，保證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接受公民的監督。建立暢通的土地機制，使公民的意見、問題能得到及時的反映。加大宣傳力度，通過媒體、政府宣傳等途徑加深公民對土地整治活動重要性的認知。在全省范圍內成立土地整治公眾監督團體組織，對政府土地整治行為實行監督、提供建議。
5小結
關鍵詞土地制度家庭承包制土地股份投包制創新
21世紀上半葉，中國將完成農業的現代化改造。隨著現代化程度的提升，現代農業對規模經濟的要求與現行分散承包的土地制度之間的矛盾將日漸加劇。如何通過現行土地制度的創新加速我國農業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研究課題。
一、土地制度創新的約束條件和方向選擇
土地制度不是某種因素、某種力量作用的簡單函數，它是某個特定時期特定政治、經濟及社會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土地制度創新必須充分考慮到制約其生成的種種條件。制約我國當前土地制度創新的主要條件有：
第一、我國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始終被認為是決定經濟社會主義性質的基礎。由于土地的特殊重要性，決定了土地制度不僅是農業部門最重要的制度安排，而且是整個社會經濟制度最基本的方面。特別是對于那些農業比重還很高甚至是國民經濟主體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土地制度更成為整個經濟制度的基礎和核心。鑒于我國整體經濟性質和土地制度在整個經濟制度安排中的重要地位，現階段土地制度的創新不能也不應當越出公有制的框架。
第二、從總體技術特征來看，我國尚處于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過渡階段，廣大中、西部地區，傳統農業的特征還相當明顯。全社會70％左右的人口仍然要依靠這個最原始產業提供生存保障，近50％的社會勞動人口仍然只能從農業中得到就業機會。根據馬克思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性質的原理，現階段土地制度安排必須與農業發展過度性階段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而不能超越農業發展階段去建構現代農業階段的先進的
土地制度模式。
第三、農業現代化是我國農業發展追求的而且是希望盡早實現的目標，現階段土地制度安排應有利于將農業生產導向現代化目標。鑒于龐大的人口基數和不斷增長的人口壓力，以及工業化加速導致農業資源的非農轉移，糧食安全問題已成為政府推動農業發展的首選目標。政府這一農業發展目標偏好，決定了它必然傾向于有利于上地產出率提高的土地制度選擇。增加農業生產收人，縮小農業生產與非農生產之間的利益差距，是農民從事農業生產所追求的最現實的目標。上地制度的設計必須有利于滿足農民對收人增長目標的追求，這＃才能使農民成為推動農業發展最積極的力量。我國現階段土地制度的設計，既要有利于政府產量增長目標與農民收人增長追求之間的協調，又必須使它納人有利于推進農業現代化早日實現的長遠目標的軌道。
第四、一種土地制度是否合理有效，最終只能由農民在這種制度下的行為反映作出檢驗。一種可行的土地制度，不僅不能背離廣大農民的意愿，相反應當反映他們的利益要求。在我國農業發展現階段，占有土地是廣大農民最基本的愿望，土地的流轉化程度低就是證明；產權不受侵犯是來自農民最強烈的呼聲，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農民對過重負擔的抵制和抱怨；家庭經營是最受農民歡迎的生產組織形式，改革前后農民截然不同的工作態度是最有力的說明。
土地產權制度的有效性，來自制度安排與其所對應的約束條件的協調性。針對不同的約束條件，只能實行不同的土地制度安排。我國新型土地產權制度，只能在上述約束條件給定的框架內生成，并且只能是這些條件的內在要求處在耦合和均衡狀態時的產物。上述約束條件給定的我國現階段土地制度的創新空間是相當狹小的。它們決定了我國土地制度創新只能沿著如下方向推進；（1）在土地集體所有制不變的前提下，尋求產權主體明確、產權權能完善的新型集體所有制實現形式。也就是說，雖然對現行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改革是必要的，但這種改革最好是集體所有制的完善或新型集體所有制實現形式的建構，而不應是對集體所有制的替代。（2）在家庭經營不變的基礎上探求土地資源有效配置方式和有利于農業現代化實現的土地利用方式。家庭經營方式的改變，不僅背離了廣大農民的意愿，也會使政府糧食總量增長目標至少經受不確定性的風險。
二、土地股份投包制：新型土地制度模式的設計
在理論界提出的各種土地制度模式中，完善家庭承包制模式對現階段土地制度創新約束條件的考慮相對最為充分，因而它受到政府的推崇并成為我國現階段上地制度建構的主體模式。這一模式最積極的意義在于對家庭經營方式的充分肯定。這種肯定首先源于推行改革20年來農業家庭經營的成功實踐，并且可以從世界農業發展的普遍經驗中獲得支持，同時現代產權理論和農業發展經濟學中亦不乏理論依據。但是，家庭承包制完善模式的最大問題在于，它對傳體體制下形成的土地集體所有的權屬關系存在的固有缺陷采取回避態度，試圖繞過所有制通過經營形式的改善來克服根源于所有制的產權缺陷。不可否認，這只能延緩和積累矛盾，不可能從根本上克服現有土地產權制度的不足進而刺激農業增長。
在現有土地制度創新模式中，土地股份合作制最具創新意義。一方面它在集體所有制或公有制的前提下比較好地實現了集體產權的明晰化，另一方面又為土地的集中和規模化經營提供了一條極富啟發性的思路；一方面它迎合了農民實實在在占有土地的愿望，另一方面又滿足了政府土地制度創新低政治風險的要求。不難分析，土地股份合制與我國現階段土地制度創新依賴的約束條件之間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協調的，因而它的出現受到理論界和決策部門的高度關
注。現有土地股份合作制探索反映出來的最突出問題，是存在著以合作化經營或集體化經營否定家庭經營的傾向。盡管其出發點是試圖克服家庭分散承包帶來的規模不經濟，但這種傾向還是值得認真反思的。因為農業中集體經營的低激勵效應和高管理成本不制轉變為土地股份共有制，并把股份共有制視作集體所有制的新型實現形式。土地股份投包制提出的主旨在于消除一些土地股份合作制理論與實踐中的一個重要誤區，即忽視農業產業特性而試圖以集中化、統一化經營取代農戶的個體經營。因此，與土地股份合作制相比，土地股份投包制的突出特點，是試圖使家庭經營方式在土地產權清晰健全、土地配置規模合理的基礎上繼續成為農業持續增長和農業現代化實現的制度性保證。
三、家庭承包制向土地股份投包制的過渡
土地股份投包制設計的基本目標，是希圖在較易得到政府和農民雙方接受并支持的基礎上，建構起土地合理流轉和有效集中的機制，從而實現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順利過渡。土地股份投包制的現代化指向和規模經濟偏好決定了其建構的主要條件是，農村非農產業應有相當程度的發展，農業勞動力能夠實現較大規模的非農轉轉移，使目前緊張的人地關系與勞地關系得以改變。如果沒有二、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創造出相對寬松的人地比例關系，70％左右的農業人口依然凝固在農業上實現就業和維持生存及低水平發展，那么，以減小土地有效流轉阻力的土地股份化設計必然失去意義，以擴大農戶經營規模的投包機制亦無發揮作用的可能。
>地股份投包制建構條件表明，目前我國大部分地區特別是二、三產業發展落后的中、西部地區，還不具備該模式普遍推行的條件。因此，上地股份投包制在我國的建構，第一，在時間上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因為我國農業人口的比重還很高，農業人口的非農轉移任務還相當艱巨；第二，在空間上將由點到面逐步擴展，首先在二、三產業發展較快地區形成，然后隨著非農產業發展的地域擴張而逐步推開；第三，在農業發展戰略上，應把土地股份投包制的建立與加速二、三產業特別是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結合起來。
土地股份投包制是土地制度變遷的目標模式，而這一制度變遷的起點則是現行的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由于在土地所有制和經營方式方面的一致，使得兩種制度模式之間能夠實現較好的銜接。其銜接過渡可以通過三個階段完成：
1、由農戶土地承包權向農戶土地股份所有權轉換階段。（1）認定目前集體土地按人均承包的合理性；（2）限定這種合理性的有效期限為截止目前，以后土地不再根據人口的變動而調整；（3）在承包權穩定化的基礎上，賦予農戶對經營的集體土地份額的股份所有權；（4）實行土地股份所有權和相應份額土地經營權的統一，農戶可以直接經營自己應占股份的土地。
一、土地征用的特征
1、國家建設征用土地的主體必須是國家
只有國家才能在國家建設征用土地法律關系中充當征用主體，因為只有國家才能享有國家建設之需要依法征用集體所有土地的權利，盡管直接需要土地的并非國家，而是具體的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以及個人。但是他們作為土地需要的單位只能根據自己的用地的實際需要，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向土地管理機關提出用地申請，并在申請批準后獲得土地的使用權，另外還要明確國家雖是征用土地的主體，但是實際行使征用土地權的是各級土地管理機關和人民政府，他們對外代表國家具體行使此權。
2、國家建設征用土地是國家行政行為，具有強制性
國家建設征用土地并非民事行為，而是國家授權的并依照法律規定的依據和程序所實施的行政行為。這是因為國家建設征用土地法律關系的主體－－國家，土地被征用的集體組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土地征用法律關系的產生并非基于雙方的自愿和一致，而是基于國家的單方面的意思表示，無需被征用土地的所有人同意。國家征用土地的指令，是行政命令。對此，土地被征用的集體經濟組織必須服從。而且在這種法律關系中也不遵循等價有償原則。
3、國家建設征用土地是國家公共利益的需要
國家建設征用土地的原因是國家建設之需要，也即憲法第5條所指的公共利益的需要。這里所講的國家建設需要或是公共利益需要，均是從廣義上理解的。大體可以從兩個層次上加以理解：其一，是直接的國家建設需要或公共利益的需要。比如發展和興辦國防建設、公用事業，市政建設、交通運輸、水利事業、國家機關建設用地等等，皆是以公共利益為直接目的的事業；其二，是廣義的國家建設需要或者廣義的公共利益需要。就是說，凡是有利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綜合國力的加強，諸如設立國家主管機關批準的集體企業、三資企業，興辦國家主管機關批準的民辦大學以及其他社會公益事業等等，均是廣義上的國家建設和公共利益之需要。這些情況都可作為國家建設征用土地的原因。
4、國家建設征用土地必須以土地補償為必備條件
國家建設征用土地與沒收土地不同，它不是無償地強制地進行，而是有償地強制進行。土地被征用的集體經濟組織應當依法取得經濟上的補償。國家建設征用土地與土地征購不同，它并不是等價的特種買賣，而是有補償條件的征用。但是，對被征用土地的適當補償，則是國家建設征用土地所必不可少的條件，所謂適當補償，就是嚴格依據土地管理法的規定給予補償，征地補償以使被征用土地單位的農民生活水平不降低為原則。應當指出的是，盡管土地為國家征用，但是土地補償費以及其他費用并不是由國家直接支付，而是由用地單位支付，這是因為國家并不直接使用這些土地。用地單位支付這些費用的義務是直接產生于國家征用土地行政行為和國家批準用地單位用地申請及被征用土地使用權的行為。
5、國家建設征用土地的標的只能是集體所有的土地
國家建設征用土地的標的，建國以來經歷了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隨著農業合作社在全國范圍內的實現，農村土地都變成了農村合作經濟所有以后，到了1986年土地管理法規定的征用土地的標的就只能是集體土地了。應當指出的是，國家建設用地需要用集體所有的土地來滿足，也需要用國家所有的土地來滿足，用集體所有的土地滿足國家建設用地的法定辦法是征用，用國有土地來滿足國家建設用地之需要的法定辦法是出讓、劃撥等方式而非征用方式，因為國有土地本來就是國家的，不需要再通過其他方式取得所有權，國家可直接行使處分權利。
二、征地制度存在的問題
我國現行的土地征用制度是50年代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形成的，當時對于保證國家建設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這個制度的缺陷就日益凸現，目前主要存在如下一些問題亟待解決：
1、相關法律中“公共利益需要”缺乏明確界定
我國《憲法》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用”，《土地管理法》規定：“國家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對集體所有的土地實行征用”。這些規定都強調了征用的前提必須是為“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也就是說，只為某個或某些經濟組織或者個人利益需要，是不能征用集體土地的。但是現行法律、法規并沒有明確界定哪些建設項目用地是為了“公共利益需要”，或界定哪些項目用地不是為“公共利益需要”。根據《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對征地審批程序的規定，可以間接推斷出：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規定的城市用地范圍內，為實施城市規劃需要占用土地，以及能源、交通、水利、礦山、軍事設施等建設項目確需使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的城市建設用地范圍外的土地，應當屬于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而事實上，為實施城市規劃分批次征用土地后，由哪些具體的建設項目來使用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往往是誰申請使用，就由市、縣人民政府按照規定出讓或劃撥給誰使用。這里面的“公共利益需要”尺度很難把握。
2、土地征用的補償問題
土地征用是政府強制性取得集體土地所有權的一種方式。這種所有權的轉移是在有償的方式下發生的。在此過程中，土地權利的轉移不是一種市場行為，而是一種行政行為。為了國家建設的需要，農民集體不得以任何理由阻礙政府。此時農民集體所有權表現為一種不完全的所有權，其收益權受到削弱。我國《土地管理法》中明確規定了土地征用的補償標準，這種補償標準雖在原來的基礎上有所提高，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它難以正確體現地塊的區位差異及各地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等等，進而難以維持農民現有的生活水平，導致農民對征地的不滿；政府低價獲得土地所有權、高價出讓土地使用權的行為，也難以為農民所接受。
3、土地征用權的行使問題
從世界各國對土地征用權力的行使來看，大多是為了公共利益。一些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政府更多的是采用通過與所有者合作或商議的形式獲得土地，實行土地先買為主，征用為輔。當收買發生困難時，才實行土地征用。在我國，憲法明確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用土地，但《土地管理法》則規定任何單位或個人使用土地，必須使用國有土地。即凡是不屬于該集體經濟組織的用地單位或個人需要使用土地，都必須請求政府動用征地權，從而滿足其用地的需要。我國自實行土地有償制度以來，各級地方政府為增加財政收入，對征地權的行使樂此不疲。有的地方往往通過建立開發區、科技園等向投資單位提供優惠政策，而土地使用費往往作為其優惠的條件之一。盡管現行的《土地管理法》規定征用審批權由國務院及省級人民政府行使，但各級地方政府仍擁有一定的權力，加之監督機制不完善，便在征地申報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弄虛作假的行為。
4、土地收益分配和管理問題
土地征用過程中，土地收益為土地的所有權及使用權收益，因此這部分收益應該在失去土地所有權及使用權的產權主體之間進行分配，即在集體經濟組織及農民個人之間進行合理的分配。然而在實際中，一些縣、鄉鎮政府也參與補償收益的分配，從而導致集體經濟組織及農民個人獲取的補償收益減少。據有關部門統計數據表明，地方政府占了補償收益的大部分，而農民作為集體土地的直接使用者和經營者，在補償中往往處于劣勢，掌握在集體經濟組織手中的征地補償費也往往被少數村干部所侵吞。我國《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二十六條規定，土地補償費歸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地上附著物及青苗補償費歸地上附著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從而使農民的土地使用權成為虛置。
5、土地征用的救濟制度問題
《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規定：“對征地補償標準有爭議的，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協調；協調不成的，由批準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決。”但是具體的土地征用爭議仲裁制度尚未建立，不利于征地相對人在利益受損時尋求救濟。此外，我國《行政訴訟法》規定，對法律規定由行政機關做出裁決的，不可提起行政訴訟。因此，當征地相對人對已批準的征地補償標準有爭議的，經縣級以上政府協調但協調不成時，只能由批準征地的政府裁決。這樣，對征地補償標準爭議由批準者做最終裁決，不符合防偏私原則（即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不利于充分發揮救濟對征地權的控制作用。因為在行政權的救濟控制系統中，只有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一起成為對等的爭議雙方，接受來自第三方對行政決定的評判，行政權才能受到其他權力的制約。
三、對征地制度改革的探索和建議
針對目前征地制度中存在的主要問題，特別是為了適應憲法第十條對征地制度的修改和市場經濟向縱深發展的需要，下一步征地制度應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革。
1、嚴格限定公益性用地范圍，土地征用權只能為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行使
在現階段，我國政府需要對一些在經濟發展中具有“瓶頸”效應的行業重點扶持，因而，公共利益既要包括絕對公共利益，也要包括相對公共利益（即扶持重點行業）。我國《憲法》和《土地管理法》均明確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征用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依據國外經驗和我國實際，“公共利益”應嚴格限定在以下幾類：（1）軍事用地；（2）國家政府機關及公益性事業研究單位用地；（3）能源、交通用地，如煤礦、道路、機場等；（4）公共設施用地，如水、電、氣等管道、站場用地；（5）國家重點工程用地，如三峽工程、儲備糧庫等；（6）公益及福利事業用地，如學校、醫院、敬老院等；（7）水利、環境保護用地，如水庫、防護林等；（8）其它公認或法院裁定的公共利益用地。建議編制《征用土地目錄》，以此限定土地征用的適用范圍。在合理界定“公共利益用地”的前提下，要確保土地征用權只能為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行使。其它非公益性用地，不能依靠征用農地，而應當主要依靠盤活城市土地存量市場以及開放農村集體非農建設用地市場來解決。
2、嚴格把握征地的補償原則。
補償的原則，既然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就要探討市場經濟對土地征用的影響和作用。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公平、公正、合理，就是要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因此，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則：1、考慮到土地的投入；2、考慮到土地是農民的最基本的生活來源，是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和最后的“社會保障”，剝奪了農民的土地，實際上就是剝奪了農民的生活、生產和生存的權利；按照價值規律的要求，貫徹等價交換的原則，做到公平、公正、合理。無論用地性質無何，無論國家重點工程用地、城市基礎設施用地還是“公共利益”和房地產開發項目等用地，在征地時都應一視同仁。也就是說，不論誰征地，都不能損害被征地者的合法權益，都不能以犧牲被征地單位（或承包地個人）利益為代價，否則就會造成多數人（國家）公共利益剝奪了少數人（集體或個人）利益的現象。如果存在兩個補償費用標準，也容易造成地方政府與被征地單位矛盾的激化，村民與村委會之間的矛盾激化。
3、以農用地市場價格作為確定土地征用費的基本依據
為了切實保護農民利益，也為了建立我國完善的土地市場，征地補償必須以土地的市場價格為依據，實行公平補償。在公平補償原則下，征用補償金包括兩部分：土地的市場價格和相關補助金。土地的市場價格是指某一宗特定土地處于現狀土地利用條件下，在公開市場中所有權形態所具有的無限年期的正常市場價格。在我國目前農村，集體土地具有多重功能，即為農業生產服務的生產資料功能和對農民進行生存保障的社會保障功能及發展功能，農地所有權的市場價格要體現這三重功能。相關補助金是指因征地而導致搬遷費用、新的工作的前期費用以及農地中一些尚未折舊完畢的投資，對農村建設用地（如宅基地）則包括建筑物的補償費。
4、合理分配土地征用補償收益，明確界定產權是實現征地補償費合理分配的關鍵
我國法律明確規定農村土地屬集體所有，農民享有本集體土地的承包經營權。這些權利可以通過土地登記，并發放相應的土地權利證書，從而在法律上得到有效的確認和保護。在權利證書中應明確規定集體土地權利主體的權利和義務，通過土地利用現狀調查或地籍調查查清各權利主體的土地邊界、面積、位置、四至等基本情況，使權利的行使能夠對應特定的物，從而防止權利的虛化，使其不被他人侵害，從而真正享有土地的所有權或使用權。由于我國特殊的國情，集體土地對農民而言不單是生產資料，還是保障資料。土地征用是對集體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永久性轉移，農民將永遠失去土地的經營權，失去生活的可靠來源和保障。因此在土地補償中應考慮這一特殊性，使補償收益更多地偏向失地農民，并指導他們合理使用這部分收益，用于再就業及改善和提高生活水平。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得份額應用于本集體經濟組織內的生產建設，如興修農田水利建設，購置農機具，幫助農民引進先進的農業科學技術，更新品種，提高農業單產，同時還可進行鄉鎮企業的建設，為失地農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總之，土地補償收益必須進行合理的分配和使用，真正體現農民的利益。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體現產權工作的經濟利益。
我國集體土地征用應遵循的原則包括:1、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實保護耕地的原則。2、保證國家建設用地的原則。3、妥善安置被征地單位和農民的原則。4、誰使用土地誰補償的原則。
我國征用集體土地的補償范圍和標準包括:1、土地補償費。2、安置補償費3、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助費。
我國土地征用中存在的若干問題：1、相關法律中“公共利益需要”缺乏明確界定。2、對非法占地行為的處罰力度過輕。3、征地補償過低導致失地農民生活毫無保障。
我國農村土地征用過程中導致上述問題的成因包括：1、為局部利益故意模糊“公共利益”的概念。2、農村土地征用權的濫用。3、征地程序中欠缺有效的監督機制，致使農村土地流失嚴重。4、土地征用補償制度不健全是成為引發糾紛的爭端的主要原因。
對農村土地征用過程中出現諸多問題提出的相應對策。1、要確立規范的征地制度標準。2、要科學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圍3、要規范政府的征地行為。4、完善農村土地征用程序，加強征地的民主性。5、完善農村土地征用的補償制度，合理安置失地農民。
本文通過對我國農村土地征用制度概念的理解以及闡述了農村土地征用應遵循的原則和在土地征用時應補償范圍和標準。另外，根據我國目前在農村集體土地征用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分析了其存在的原因，并在“公共利益”范圍界定，征用制度完善，補償制度完善，規范政府征地行為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議。
關鍵詞：農村集體土地征用制度“公共利益”范圍農村集體土地征用補償農村集體土地征用程序
我國土地的所有形式包括兩種，一是土地的國家所有制，二是土地的農村集體所有制。我國農村土地征用是發生在國家與農村集體之間所有權的轉移，它是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的規定，在給予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個人相應的補償后，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土地轉變為國家所有。
一、集體土地征用應遵循的原則。
1、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實保護耕地的原則。
我國人口多，耕地少并且在某些地區耕地又浪費嚴重。隨著人口的逐年增長，耕地將繼續減少，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因此土地管理法規定：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實保護耕地是我國的基本國策。各級人民政府應當采取措施，全面規劃，嚴格管理，保護開發土地資源，制止非法占用土地的行為。在國家建設征用土地中要做到這一要求，必須堅持：(1)加強規劃，嚴格管理，嚴格控制各項建設用地(2)要優先利用荒地，非農業用地，盡量不用耕地(3)要優先利用劣地，盡量不用良田(4)加大土地監察和土地違法行為的打擊力度，切實制止亂占耕地的濫用土地行為。
2、保證國家建設用地的原則。
國家建設征用土地，被征地單位必須無條件服從，這不但因為征用土地是國家政治權力的行使，而且因為國家權力的行使是為了維護社會的公共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是一國的最高利益，是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體現，私人行使權利不得違背社會公共利益，而且在與社會公共利益相抵觸時就得對私人利益加以限制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國家建設即是社會公共利益的體現，因此應在貫徹節約土地，保護土地的前提下保證國家建設用地。
3、妥善安置被征地單位和農民的原則。
集體土地征用意味著農民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喪失，意味著農民對土地的使用收益利益的喪失，故用地單位應當根據國家法律規定，妥善安排被征地單位和農民的生產和生活：一是對被征用土地的生產單位要妥善安排生產，二是對征地范圍內的拆遷戶要妥善安置，三是征用的耕地要適當補償，四是征地給農民造成的損失要適當補助。
4、誰使用土地誰補償的原則。
土地征用的補償并不是由國家支付，而是由用地單位支付，這是因為，國家并不直接使用所征用的土地，也不是使用該被征用土地建設項目的直接受益者，而用地單位則兼具這兩個因素，由其支付征用土地補償是合理的。用地單位的補償是一項法定義務，承擔此項義務是使用被征土地的必要條件。用地單位必須按法定的標準，向被征用土地的集體組織給予補償。
二、征用集體土地的補償范圍和標準。
國家建設征用土地由用地單位支付補償費用。征用土地的補償費用包括以下三項內容：
1、土地補償費，主要是因國家征用土地而對土地所有人和使用人的土地投入和收益損失給予的補償，征用耕地的土地補償費為該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產值的6至10倍。征用其他土地的補償費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參照征用耕地的補償費標準規定。
2、安置補償費是為了安置以土地為主要生產資料并取得生活來源的農業人口的生活所給予的補助費用。征用耕地的安置補助費，按照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數計算。每一個需要安置的農業人口的安置補助費標準，為該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4至六倍，但是每公頃被征用耕地的安置補助費，最高不得超過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15倍征用其他土地的安置補助費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參照征用耕地的安置補助標準規定。
3、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助費，如房屋，水井，林木及正處于生長而未能收獲的農作物等，補償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
三、我國土地征用中存在的若干問題
1、相關法律中“公共利益需要”缺乏明確界定。我國《憲法》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用”，《土地管理法》規定：“國家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對集體所有的土地實行征用”。這些規定都強調了征用的前提必須是為“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也就是說，只為某個或某些經濟組織或者個人利益需要，是不能征用集體土地的。但是現行法律、法規并沒有明確界定哪些建設項目用地是為了“公共利益需要”，或界定哪些項目用地不是為“公共利益需要”。根據《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對征地審批程序的規定，可以間接推斷出：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規定的城市用地范圍內，為實施城市規劃需要占用土地，以及能源、交通、水利、礦山、軍事設施等建設項目確需使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的城市建設用地范圍外的土地，應當屬于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而事實上，為實施城市規劃分批次征用土地后，由哪些具體的建設項目來使用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往往是誰申請使用，就由市、縣人民政府按照規定出讓或劃撥給誰使用。這里面的“公共利益需要”尺度很難把握。
2、對非法占地行為的處罰力度過輕。目前已查處的大量違法批地占地案
件，往往是未批先征，未批先用，事后再補辦手續。即使被查處了，也常以“生米煮成熟飯”為由，再補辦手續，做善后工作，最終實現征地占地的“合法化”。今年以來，全國已發現違法占用土地案件4.69萬件，結案2.78萬件。然而，只有193人受到行政處分，62名違法責任人被移送司法機關，16人被追究刑事責任，受處罰率僅為千分之幾。既破壞了司法的權威性，也沒有使違法者受到震懾。
3、征地補償過低導致失地農民生活毫無保障。在對農村土地進行征用后，政府通常給予四種補償費：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地上附著物和青苗補償費。前兩種費用是歸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后兩種費用則是給地上附著物及青苗所有人的。國家在對農村土地征用后，受償的主體主要是集體經濟組織，而個人承包經營農戶不能作為受償的主體，只能在集體經濟組織中受償，失地農民不僅喪失了土地承包經營權，而且喪失了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身份，成了多余的勞動力。加之沒有配套措施安排其生產和生活，造成農民失地又失業生活極度困難。
四、農村土地征用過程中導致上述問題的成因。
在土地征用過程中出現上述問題的原因是多樣的，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1、為局部利益故意模糊“公共利益”的概念。我們并不否認為了公共設施和公益事
業建設需要犧牲部分人或集體的利益，但不得不對征用中“公共利益”的界定、征地適用的范圍、征地的程序和損失補償產生了質疑。國家征用權的濫用和土地所有權的強制轉移，產生了明顯的不公平：政府以低補償從農民手中征用土地，又以拍賣、出讓等形式高價轉移給土地開發商。把這一行為認定為了“公共利益”，顯然是沒有說服力的。該行為使農民的私權利受到侵害，另一方面，被征土地的利用率也遠遠不及農民對自己土地的利用率。2、農村土地征用權的濫用。農村土地的征用主要針對農村集體所有土地，其中也涵蓋了一部分農民個人承包經營的集體土地。對農村土地的征用也主要涉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利益和農民個人的利益。有的地方政府打著“公共利益”幌子，以較低的補償強行征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土地，甚至要求村集體單方解除土地承包經營合同，強行征用農
民承包的土地。當農村土地被肆意的征用，社會上便出現了一種新的群體-“失地農民”，他們喪失了賴以生存的土地，又得不到相應的補償，尋求不到新的生存出口，于是，他們不斷地上訪、告狀，成為了社會不穩定因素。
3、征地程序中欠缺有效的監督機制，致使農村土地流失嚴重《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條第三款規定：“征用農用地的，應當依照本法第四十條的規定先行辦理農用地轉用審批。其中，經國務院批準農用地轉用的，同時辦理征地審批手續，不再另行辦理征地審批；經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在征地批準權限內批準農用地轉用的，同時辦理征地審批手續，不再另行辦理征地審批，超過征地批準權限的，應當依照本條第一款的規定另行辦理征地審批。”這是征用農業用地的基本程序，但在我國農村土地征用過程中最大的問題是不按審批程序進行。我國的廣大農村中，縣、鄉、鎮政府對農村土地享有著絕對的權力，農村土地的所有權屬于村集體所有，但縣、鄉、鎮政府部門卻是所有者主體的代表，同時又是征用土地的使用者和管理者。在涉及農村土地征用的決策上需要聽從于政府，由于在征用程序上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很多時候便會出現政府擅自占用土地、買賣土地等非法轉讓土地和越權審批，或先征后批，或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占地的現象。由于農村土地征用費低，很多土地在被征用后由于種種原因被閑置，造成了大量土地資源的浪費，致使農村土地流失嚴重。
4、土地征用補償制度不健全是成為引發糾紛的爭端的主要原因。
首先，行政補償法律體系不健全。我國憲法規定了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用，但未規定應給予相應的補償。與憲法此規定相配套的法律規范對于補償制度的規定也不完備。如《環境法》、《水法》、《草原法》中只有各種禁止性、限制性的規定，但卻未規定應當給予何種補償的規定。其次，補償辦法規定不合理、不科學，在實踐中的可操作性較差。《土地管理法》第47條規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補償費為征用前三年該地前三年的平均產值的六倍至十倍，對安置費的補償規定為最高不超過十五倍，兩者相加不超過三十倍。這樣的規定能否合理體現被征用土地的實際價值令人懷疑。據權威部門統計，
近三年全國土地出讓金收入累計達9100多億元。這其中又有多少真正補償到了農民的手中呢？
五、對農村土地征用過程中出現諸多問題提出的相應對策。
1、要確立規范的征地制度標準。
在實際征地過程中，之所以出現損害農民權益和農地非農化失控的現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征地的指導思想有偏差，目的動機不純，往往是出于利用土地做無本買賣，以求盡快實現資本原始積累，加快建設，或者為了體現個人政績。其實，規范的征地制度應具備兩項基本功能，或者說能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具備保障農民權益的功能，以確保農民在失地的同時獲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居住、就業、醫療和養老的條件；二是具備控制農地非農化趨勢的功能，將農地占用納入合理利用和保護有限土地資源、實現生態經濟持續協調發展的軌道。這是衡量征地制度是否科學、合理、規范的唯一標準。只有以此為出發點，并作為實施征地過程的指導思想，輔以切實措施，才能確保在推進城市化過程的同時，最大限度地確保農民權益和有效地實現耕地資源的動態平衡。
2、要科學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圍。
由于“公共利益”概念的抽象性，而我國現行法規對“公共利益”的范圍未作出明確界定，這為任意解釋“公共利益”、擴大征地范圍留下了空子，以至于出現“公共利益”是個筐，什么東西都可往里裝的情況。為了避免出現這類現象，參照國際上有關國家《征地法》的規定，有必要對“公共利益”的范圍作出明確限定，主要包括：(1)、國防、軍事需要；(2)、國家和地方政府需要修建的鐵路、公路、河川、港灣、供水排水、供電、供氣需要；(3)、國家和地方政府需要修建的鐵路、公路、河川、港灣、供水排水、供電、供氣及環境保護等建設事業；(4)、國家和地方政府需要修建的機關，以及以非營利性為目的的研究機關、醫院、學校等事業單位。“公共利益”具有動態性，為如何把握“公共利益”帶來了一定難度。所以，應倡導、重視社會民眾的參與權、選擇權。對于社會普遍承認的、獨立于社會和國家現行政策之外的公共利益用地項目，如有關國民健康、市政基礎設施等，政府應嚴格按有關土地征收、征用法規辦事，而對那些由社會發展不同階段所引發的符合社會、國家急需要的相對公共利益項目，尤其是有爭議的項目，則應建立特定的制度，即通過采用公開、透明的方式，向社會說明其“公共利益”之所在，提倡由政府和全體民眾討論、認同。
3、要規范政府的征地行為。
在對農民集體土地的征收、征用過程中，政府始終處于強勢地位，它既是征收、征用的主體，又是補償的主體。雖然，新修改的《憲法》對有關土地征用的條款作了重大修改，突出了對農民利益的保護，但政府在征地過程中的強勢地位并未有多大的改變，對“公共利益”的解釋權仍在政府，征地的程序仍掌握在政府手中，對征地如何補償的決定權還是在政府。因此，如何規范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的行為，構成了規范征地制度，保障農民權益的關鍵。為此，首先要嚴格控制政府的征地權力，理清征收、征用的界限。其次強化平等協商和監督機制。國家因“公共利益”需要而要征收或征用集體土地時，必須尊重農民集體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主體地位。政府在對集體土地征收、征用的決策作出之前，必須與集體農民進行平等的協商，征得絕大多數農民的認同。再次要弱化乃至剝離政府與征地行為之間的利益關系。在現行征地制度下，在征地和供地之間有一個很大的利益空間。它構成了濫用征地權力、任意降低補償標準的癥結。因此，必須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規范、約束政府行為，弱化乃至剝離政府與征地行為之間的直接利益關系。
4、完善農村土地征用程序，加強征地的民主性。
筆者認為，農村土地征用事關農民的生存，完善農村土地征用程序，在原有的程序上還需要注意完善和增加幾個步驟：其一應該加強對農村土地征用的審批程序。其二，應該增加農村土地征用的聽證程序。在農村土地被征用時，農民往往是最后一個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征用了。為了提高征用土地的透明度，防止在征用農村土地過程中的暗箱操作，應當增加聽證程序以聽取被征土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意見，滿足他們的知情權，提高征地的透明度。其三，加強農村土地征用的民主性。雖然土地的所有者或使用者無權決定土地被征用的用途，但對征地補償的確定及補償費用的分配及使用，卻有權進行參與，發表自己的意見，如果是少數農民的土地被征用，那么更有必要讓失去土地的農民參與決策，如此才能更好的監督征地使用單位對土地使用情況，如果被征土地被閑置，農民當然地有權申請恢復土地的耕種，如此不僅達到了提高被征土地的利用率，還更有利于保護國家有限的土地資源。
5、完善農村土地征用的補償制度，合理安置失地農民。
農村土地征用補償如何完善是學者們一直關注的問題，《土地管理法》規定的補償標準中的“土地年產值”是個極不易確定的數值，各地差異也相當大，計算時主觀性很強，不僅增大了政府自由補償的隨意性，而且在實踐中征地的雙方多數時是達不成共識的。因此，筆者認為解決這些問題應該從幾個方面著手：第一，補償標準。現在是市場經濟的時代，只有以土地的市場價格來確定補償的標準才較為合理，讓土地所有人或使用人切實了解土地征用，參與討價還價，如此才能滿足、保障土地所有人和土地使用人的合法權益，支持土地的征用。第二，合理的給予安置。應該在給予金錢補償的同時，對他們今后的生活給予安置。另外，筆者認為還可以將一部分補償拿出為失地農民辦理保險，這也是維護他們合法利益可行的途徑之一。第三，擴大補償的范圍。筆者認為在對農民的實際損失給予了補償的同時，還應該加入預期的利益。預期的利益當然是很難確定，但是可以從失地農民近五年甚至近十年的平均利潤中予以確定，尤其是對于個人承包集體土地的農戶，承包期限還未到期，承包的土地就被政府征用了，他們的預期利益更應該給予維護。
參考文獻資料：
1、《憲法》第10條第三款規定
2、《土地管理法》第47條規定
3、《房地產管理法及配套規定新釋新解》梁書文馬建華張衛國主編人民法院出版社
摘要：雖然美元的未來存在不確定因素，但目前尚無任何貨幣具備超越美元的實力，美元地位的下降將是漫長的過程。人民幣國際化符合中國國家利益，需要國家意志和外交戰略的支持。經濟實力是決定貨幣國際地位的基本因素，信心、流動性與交易網絡支撐著國際貨幣職能的發揮，但一國的經濟實力并不必然轉換為貨幣實力，政治的影響不容忽視。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美元堪稱世界的頂級貨幣，但其協商貨幣色彩愈加濃厚，美元地位的維持要借助在位貨幣的優勢和外力支持。
一、引言
次貸危機的爆發反映出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和系統性風險，利用美元的特殊地位，（注：很多文獻中將美元的特殊地位稱為美元霸權，本文主要從貨幣職能視角對國際貨幣決定進行分析，故不使用這一帶有某種價值判斷色彩的概念。）美國以貿易逆差的形式大量占用他國資源，同時向全球輸出美元，這些美元回流美國后，借助復雜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桿功能，催生了巨大的資產泡沫，并在泡沫破滅后通過經濟全球化的鏈條傳導、擴散至其他國家和地區，最終引發了嚴重的全球性金融與經濟危機。
二、決定國際貨幣地位的經濟因素
當一種貨幣的使用范圍延伸到其發行國以外時，就上升到了國際貨幣的層次。哈特曼（Hartmann，1998）從貨幣職能角度擴展了國際貨幣的定義，他認為，作為交易媒介，國際貨幣在私人領域被用于國際貿易結算，在官方則是干預外匯市場和平衡國際收支的工具；作為記賬單位，國際貨幣被私人部門用于貿易和金融產品的計價，官方則用其確定匯率平價或本國貨幣釘住的“名義錨”；作為貯藏手段，國際貨幣可用于金融資產組合，如非居民持有的證券、存款等和官方儲備。由于支撐貨幣具體職能的原因不盡相同，且某種職能的獲得又有利于擴展貨幣的另一種職能，很難理清彼此之間的因果關系。在經濟層面上，信心、流動性與交易網絡，是決定國際貨幣地位的主要因素。
對一種國際貨幣的信心主要源于其幣值長期穩定的紀錄，包括對內穩定和對外穩定，對內穩定指貨幣發行國通脹率較低，貨幣購買力較少受到侵蝕，對外穩定是指匯率相對穩定或有升值趨勢。信心對貨幣的計賬單位和貯藏手段職能至關重要，從動態角度看，能提供價值穩定預期信息的貨幣才具備國際化的基礎和持久生命力。
謝林（Schelling，1960）指出，在任何用數字表達的體系中，計賬單位的職能就會產生，交易中選擇什么作為計賬單位并不重要，關鍵是參與者能夠達成一致。這個推論可以運用到國際金融領域：市場參與者更傾向于選擇那種其他人也視為必然的貨幣。
三、國際貨幣地位決定與政治
國際政治學歷來對貨幣權力的表現形式及分配有著濃厚的興趣，正如吉爾平（Gilpin，1987）所言：“貨幣次序具有分配其所代表政治力量的功能，同時也是現行體系參與者用于延續或這種次序的工具。”一些研究霸權穩定理論的學者揭示，當投資者和交易主體認為需要一種堅挺、方便、能被廣泛接收的且能促進國際市場繁榮的貨幣所帶來的信心與便利時，一個處于支配地位的霸權貨幣是十分必要的。
蘇珊斯特蘭奇（Strange，1971）把歷史上的國際貨幣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征服貨幣”（Mastercurrency），意指在附屬國、殖民地流通的征服國或宗主國貨幣；第二種類型是因內在經濟吸引力而獲得外國認可的“頂級貨幣”（Topcurrency）；第三類被其稱之為“協商貨幣”（Negotiatedcurrency），是指一些國家（追隨國）被發行國提出的條件所吸引，諸如援助、市場準入、政治同盟乃至軍事保護的承諾等，選擇支持其貨幣，但這種支持并不一定要簽署正式協議，也可以是有關方達成的默契。
追隨國支持協商貨幣，包括各層面的政治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國家安全，原聯邦德國和日本支持美元，可以部分歸因于冷戰時期兩國在防衛上對美國的依賴，沙特阿拉伯同意用美元結算石油貿易也是出于地緣政治的考慮。支持協商貨幣需要眾多追隨國的共同承諾，但這種承諾有時并不可靠，難免會有某些國家產生“搭便車”行為。
政治還可通過經濟因素對國際貨幣地位產生間接影響。沃爾特（Walter，2006）指出，持久的保守貨幣政策能孕育一國的貨幣實力，而這樣的貨幣政策必須“可靠地根植于該國的政治制度之中”，19世紀英鎊幣值穩定的聲譽及所獲得的外部信心，與英國的有限政府、公民選舉權以及精英金融集團控制的英格蘭銀行密切相關。政治因素也影響一國能否建立起發達、高流動的金融市場。斯塔薩維奇（Stasavage，2003）認為，有限權力的政府和傾向于債權人保護的法律框架，是國內金融市場成長的必要環境。
四、美元的未來與挑戰
無論以何種貨幣職能標準衡量，美元都是當今世界頭號貨幣。作為交易媒介，美元在全球外匯交易量占據了89%的份額，它最強勁的競爭對手歐元的市場份額為37%，日元只有20%（BIS，2007）。（注：外匯交易按買賣雙向統計，因此總份額為200%，國際清算銀行BIS每隔三年出版的《國際外匯市場統計》提供了此類數據的來源。）作為價值貯藏手段，2007年全球外匯儲備中，美元占比高達64%，歐元為26%，日元則僅為3%。全球銀行存款中，美元比重為48%，美元債券的比率為44%，歐元的比例相應為28%和31%。作為記賬單位，世界上有近2/3的貨幣通過各種形式釘住美元，美元還在許多國家部分甚至完全替代了東道國貨幣的職能，即所謂的“美元化”現象。
前文中提到的國際貨幣，如“征服貨幣”、“協商貨幣”和“頂級貨幣”，其界限并非涇渭分明。即便鼎盛時期的英鎊，也從來不是單一類型的國際貨幣：作為征服貨幣，英鎊體現了宗主國在殖民地的權威，但在其他地區，英鎊則是因為經濟吸引力而被認可的頂級貨幣，二戰后，英鎊更主要地是在英聯邦內充當協商貨幣，這些國家將對英鎊的支持與從英國能獲取的優惠聯系在一起。顯然，美元作為征服貨幣的色彩要淡得多，因此我們對美元地位的分析可以循著頂級貨幣和協商貨幣兩條路線展開。
（一）作為頂級貨幣的美元
經濟實力支持美元的頂級貨幣地位。從信心的角度分析，根據統計，美元的對內購買力一直相對穩定，以1995－2004年和1950－1964年的平均值為例，美元的購買力下降，僅比德國馬克和日元略高。（注：這種現象說明美元國內貨幣和國際貨幣職能的內在沖突，顯然，美國更重視本國利益而忽視為世界提供穩定公共產品的職責。）與對內價值相比，人們更關注美元的對外價值。雖然從理論上講，匯率的穩定和堅挺是貨幣信譽良好的表現，但在浮動匯率制度下，兩者并不能簡單劃等號，匯率下跌與貨幣國際地位下降之間的關系也沒有得到實證檢驗的支持。
從歷史數據看，19世紀初英國的經濟實力已經是世界最強，但其貨幣地位并不特別突出，直到1870年，在英國經濟實力連續幾十年穩居世界首位之后，英鎊才成為最主要的國際貨幣。
（二）作為協商貨幣的美元
從某種意義上講，美元登上國際貨幣舞臺伊始就帶有協商貨幣的色彩，因為布雷頓森林體系是國際合作的產物。但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早期，雖然不乏表面上的合作，美國的超強實力及與黃金的可兌換性，使美元成為各國競相追逐的稀缺資源，是一種不折不扣的頂級貨幣。進入20世紀6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內在矛盾開始顯露，美元地位的維持已經由完全依靠美國自身實力向借助外力轉變，期間美國曾與他國合作建立“黃金總庫”，簽訂“互惠信貸”和“借款總安排”等協議，雖然這些舉措未能挽救布雷頓森林體系，卻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和延遲了美元的頹式。而當1971年當美國政府宣布中止美元與黃金的兌換后，美元與其他貨幣已無本質區別，其地位就更依賴他國所愿提供的支持。
本文對“復活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理解是：東亞和美國之間存在某種默契，并形成一種特殊的經濟循環模式，即東亞出口商品，美國提供市場；東亞積累債權（作為儲備貨幣的美元），美國積累債務；雙方互利互惠、各得其所。這一默契與本文前面所下定義十分吻合：美元在東亞是一種協商貨幣。問題是，這種模式能否長期延續，東亞對美元的支持是無條件的嗎?答案是否定的，我們以全球擁有美元儲備最多的國家－－中國為例簡單分析，公平地講，中國從中美貿易中獲益良多，也樂意持有適度數量的美元資產，這本是可以雙贏的局面。但事實是，兩國從此陷入了所謂“金融恐怖平衡”，且中國的處境更為不利。例如，次貸危機后，中國辛苦掙來的美元面臨貶值甚至違約的風險，但卻不能通過拋售而退出，因為這會導致所持美元資產價格暴跌而蒙受巨大損失，用克魯格曼的話來說，中國已經掉入了“美元陷阱”。
（三）美元的競爭對手
在美國政經力量相對下降后，美元實力仍得以維持，還基于這樣一個事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對手能夠取而代之。
談到美元的競爭對手，人們自然會將目光投向歐元。就經濟實力而言，歐元區經濟規模與美國不相上下，金融市場發達，歐洲央行秉承了德國央行的反通脹傳統，這些條件都賦予歐元挑戰美元的實力。但時至今日，歐元取得的成功仍是有限的。誠如前文所言，國際貨幣的基本職能－－記賬單位的實現，在于成為市場參與者關注的焦點，作為一種年輕的貨幣，歐元需要花費較長時間來構建自己在市場參與者心中的形象，由于社會慣例改變需要出現足以改變現狀的強大力量，在此之前，人們仍會繼續遵循長期以來形成的習慣。
2009年3月23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撰文呼吁創造一種與國家脫鉤、并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并建議在特別提款權（SpecialDrawingRights，SDR）基礎上建立新國際儲備貨幣。這一建議雖受到國際社會的歡迎，但從現實角度出發，用超貨幣充當國際儲備貨幣存在極大的困難，這不僅在于讓各國上交貨幣的政治障礙，技術上也很難行得通。以特別提款權為例，20世紀60年代末創造出來的SDR，雖然具有價值穩定的優點，卻是一種沒有實體形式的賬面資產，其用途也限于IMF和會員國政府之間的借貸以及會員國之間的國際收支調節，不能用于民間的貿易和非貿易結算，流動性十分有限。
五、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景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講的是學習書本知識，而不思考，就會感到迷茫，只是一味的空想，而不讀書，就會弄得精神疲憊。在日常生活學習中，有些同學只知道“死學”。不會變通，最后就會有許多不明白的地方。而有一部分同學只是思考，而不讀書，學習起來就很吃力。腦子里沒有一點知識，也就很疲勞的。
所以，我們不要學習這兩種人，把學與思結合在一起，就會使學習變輕松。
“攻乎異端，斯害也己。”講的是我們如果研究錯誤的知識，是有危害的。有的同學只是喜歡鉆研，而不分鉆研的對錯。只鉆研錯誤的知識，會讓你很糾結，分不清哪個是對哪個是錯，對以后的學習也有很大的危害，所以我們要鉆研正確的知識，為以后的學習做好鋪路。
“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講了孔子問仲由教導他的話明白了嗎？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才是真正的“知”。我們知道的問題要回答表明你是知道的，不知道的問題你要說不知道，如果別人問你問題，你心里不會，卻在表面上應付，這樣的人雖然用小聰明得到了別人的賞識，但是你內心卻并不理解它真正的含義，下次別人還問你這個問題，你還是作應付回答時，你便了成連基本知識都不知道的人。在平常生活中，我們要處處引以為戒，不要成為只會耍小聰明的人。
【關鍵詞】農村土地；土地征收；補償；對策
Analysis on the Legal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Rural Land Expropriation Compensation
Xie Peng，Zhang Da-jiang
（Jinan City Land Reserve CenterJinanShandong250099）
【Abstract】With the speeding up of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facilities， the rural land expropriation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problem in land management. On the one hand， rural land， which includes agricultural land， housing plot and construction land， is the most basic means of production，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of farmers' social stability and stabili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causes rural land Conflicts of Interest Distribution. So， how to deal with rural land expropriation in the compensation problem？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further improve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is the basic solution.
【Key words】Rural land；Land expropriation；Compensation；Countermeasures
1. 農村土地征收的立法現狀
土地征收是指國家為了公共利益需要，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和權限將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轉化為國有土地，并依法給予被征地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被征地農民合理補償和妥善安置的法律行為。我國征收集體土地的所依據的法律法規目前，是在國家根本大法《憲法》的指導下，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等為主，同時根據各省、市級人民政府制定的一些法律規章、地方法規。
2. 農村土地征收存在的問題
2.1公共利益界定不清，土地征收濫用嚴重。
我國《憲法》第10條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然而何為公共利益？我國相關法律并沒有作出規定，這無疑擴大了政府的自由裁量權，易造成濫用土地征收權力的現象。
2.2補償收益主體不明確，補償分配不合理。
首先，我國的《憲法》、《物權法》、《土地管理法》等規定，中國農村的土地歸農村集體成員共同所有，同樣“集體”的具體內容也沒有明確規定，這就導致了農村土地的集體產權實際上是“一種無確定主體的產權”，進而導致在征地補償費的利益歸屬上存在著很多問題。[1]；其次，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定的標準不統一，補償費在被征地農民個體之間分配混亂。村委會根據村規民約確定被分配人員資格及分配辦法。在發放數量上，有的全部發放，有的村集體先提留一部分，提留的比例各不相同。[2]
2.3土地征收程序不完善，缺乏有效監督管理。
我國土地征收程序主要包括征收土地公告和征地補償、安置方案公告，以及辦理征地補償登記等，但從實際操作上看仍存在諸多不足：
（1）征收補償程序可操作性不強，關于土地征收程序的一些重要事項上規定的模糊不清。例如《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 25條規定：“征地的各項費用應當自征地補償、安置方案批準之日起 3個月內全部支付”，但在實踐中，并未參考這一期限，大都滯后發放。
（2）補償糾紛發生后，缺失救濟程序。對于補償決定，《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中規定由政府行使裁決權，缺乏應有的中立性。
（3）農村土地征收補償標準偏低，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堪憂。土地對于農民而言具有生產資料和社會保障兩種功能，征地與拆遷補償定價時應當引入市場機制充分考慮土地自身價格和未來社保價格，應當按照市場基本價值規律科學確定征地與拆遷補償標準。[3]現有的征地a償標準在于用過去的物權數值測算未來的物權權益，沒有包含未來社會保障價值。
（4）據國家統計局對2942戶的農民調查，耕地被征收前人均純收入平均為2765元，土地被征收后人均純收入為2739元，約下降了1%。再看支出，土地被征前農戶的家庭消費支出相對較低，有些農產品如糧食、蔬菜等還可以自給自足；土地被征后農戶面臨與城鎮居民相同的消費環境，生活支出大大增加，不僅所有商品都需要從市場購買，一些大項消費如住房、子女入學、大病就醫等更增加了普通農民的生活負擔。由此可見，征地后農民的生活水平總體是下降的。[4]
（5）補償方式簡單趨同，缺乏長效性。我國現行的法律中，關于土地征收的規定主要體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但兩法對于土地征收補償問題僅一筆帶過，沒有明確規定，造成以下問題：各征收補償單位在實踐中基本上都是以現金補償為唯一方式，未考慮到被征地人的長遠利益。一夜暴富后的失地農民的生存都將面臨嚴重困難。
3. 對我國農村土地征收過程中出現問題的對策
筆者認為，解決上述問題，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3.1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圍。
筆者認為，應當通過概括的基礎上加以列舉的方式明確“公共利益”的范圍。梁慧星在其主編的《中國物權法草案建議稿》中，對公益作出了列舉式的解釋：“所謂公共利益，指公共道路交通、公共衛生、災害防治、科學及文化教育事業、環境保護、文物古跡及風景名勝區的保護、公共水源及引水排水用地區域的保護、森林保護事業，以及國家法律規定的其他公共利益。” [5]
3.2嚴格土地征收程序與監管。
（1）建立土地征收部門對征收是否符合公共利益需要的認定程序。以法律形式大致明確其內涵和外延。
（2）提高征地信息的公開程度。征地政府應當通過多種渠道普及征地法律政策和征地公告。公告內容應包括征地原因、征地單位、征地范圍、征地時間、補償方式等，以增強征地工作的公開性和透明度。
（3）引進司法救濟程序。在土地征收法律制度中應賦予在征地糾紛案中保持相對中立的法院或其他仲裁機構對案件的管轄權，在案件的審理中，確保農民的合法權益的到保護，確保審判結果的公正。[6]
3.3提高補償標準。
就補償標準而言，應充分考慮被征地農民的基本生活要求確保其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
（1）提高補償標準最根本的是需要建立市場化的土地評估制度，制訂區片綜合地，考慮地類、產值、地區位、農用地等級、人均耕地數量、土地供求關系、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等市場因素合理確定土地價格。
（2）創新農地使用制度。嘗試讓集體經濟組織保留部分土地產權進行流轉，通過辦市場、建標準廠房和商業用房、造停車場等予以出租，也可以在國家、省、市重點工程及企業集團用地中，把集體土地產權作價入股收取年租金，使農民有穩固的收入和就業機會。[7]
3.4S富土地征收補償方式。
豐富土地征收補償方式能夠進一步確保農民獲得充分的安置。筆者建議采取以下幾種補償方式：
（1）貨幣安置。主要有分期、一次性和終身貨幣安置。相比于一次性貨幣安置方式，終身和分期貨幣安置更適合農民利益的保護，采取終身和分期貨幣安置方式能夠避免由于物價上漲而產生的問題，按照物價變化情況定期調整補償費用。
（2）農業安置。劃分一定面積或質量較好的土地給農民，使其能夠繼續開展農業活動，自給自足，或者轉變為其他農業方式。
（3）提供免費的職業技術培訓或提供工作崗位。只有將生存技能教給農民，才能實現真正的脫貧。
（4）企業補貼安置。若是為了建設鄉鎮企業而占用農村土地，可以提供當地農民就業機會。
4. 結語
土地征收事關失地農民之生存，事關社會之穩定。在不斷推進城市化、加速推進和諧社會的進程中，我們必須從根本上保障農民權益，結合本國國情，結合各地實際情況，通過完善法律法規、政策調整，彌補和改進當前土地征收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土地征收補償制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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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農村土地征收補償費用分配存在的問題及法律規制 [期刊論文]《法制與社會》，2015年 黃洪強 等.
[3]農村集體土地征收補償問題、原因及對策 [期刊論文]《武漢商業服務學院學報》，2013年 余鑫 等.
[4]非理性征地補償的制度誘因 [期刊論文]《改革與戰略》，2009年 左靜.
[5]《中國物權法草案建議稿》梁慧星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03.
[6]科學發展觀視域下的農村土地征收補償制度思考 [期刊論文]《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 吳傳毅.
筆者在2008年7月至11月，和來自土地資源管理、社會保障等不同專業的研究生、本科生一同進行了專題調查。問卷調查涉及浙江省的蕭山、溫州、寧波、義務、金華、麗水等縣、市、區，同時我們還零星走訪了浙江部分縣、市的一些村莊和農戶。抽取的農戶調查樣本覆蓋不同性別、不同年齡、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失地（或即將失地）農民，符合隨機抽樣要求。本次調查共發放農戶調查問卷300份，回收問卷258份，有效問卷239份，其中涉及已征地174份，即將征地65份。
調查問卷包括三部分內容：第一部分是農民個人和家庭基本信息，包括農民個人信息、2007年個人及家庭純收入、家庭月消費水平等；第二部分是農民對征地制度的認知，包括對征地相關法規、補償制度的了解及對征地的意愿等；第三部分是農民對征地所獲補償的滿意程度，包括獲得的補償、征地前后生活狀況等內容。
2、被調查農民基本情況
從年齡分布區間來看，被調查農民分布在各個不同的年齡階段，且每個階段都具有一定比例。從受教育水平來看，調查農戶的文化程度普遍不到，大部分處于小學或初中水平，本科或大專水平只占到總人數的2.51%。
農戶2007年家庭總收入水平分布較為廣泛，整體處于較低水平。其中，家庭總收入在2-3萬元范圍內的較為集中，占到35.56%，而家庭總收入在1萬元以下的農戶所占的比重達到20.50%，數據顯示低收入農戶仍然較多。
收入結構發生巨大變化。調查顯示，務農不再是大部分農民主要的收入來源，單位工資成為收入來源的主要渠道，個人經營在農民收入中所在的比重也越來越大。
從調查結果可以看出，盡管農民收入來源的主要渠道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但大部分農戶家庭收入低、消費水平不高的現實沒有改變，農民整體受教育程度低下，文化水平不高的面貌沒有得到根本改觀。
3、農民對征地制度的認知
筆者將農民對征地相關法規和補償制度的了解的調查數據以1-4編號，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后得到表4-1的結果。
從表4-1可以看出，農民對征地相關法規以及補償制度了解的平均水平只有2.45和2.32，也就是說大部分人并不了解，只有極少數人清楚地知道，這一比例與本科或大專學歷水平所占比例基本符合，這也進一步說明農民對征地制度認知的總體水平不高，且與學歷的高低具有顯著相關性。
為了便于進行統計分析，筆者將農民的征地意愿進行了相似的數據處理，統計得出農民對征地的平均意愿為2.69，標準差為1.165，處于不太愿意和無所謂之間。而從表4-2可以看出，征地意愿表現為愿意（包括比較愿意和很愿意）的農民只占到被調查總人數的30.96%，也就是說大部分農民不愿意土地被征用或處于迷茫狀態。
筆者認為調查反映的這一現象與農民受教育程度以及他們對于征地和補償制度的認知能力有關，同時也和現實的補償標準以及他們對于補償標準的滿意程度密切相關（筆者將在“農民對現有征地補償的滿意程度”中具體分析）。
為了更好地了解農民的心理，問卷還就他們愿意被征地與不愿意被征地的原因進行了調查。大部分愿意被征地的農民認為征地之后生活能有所改善（比例達到50.21%），一部分因為戶口可以農轉非，還有部分認為補償還比較高；對于不愿意被征地的農民，大部分由于補償太低、就業困難或者生活失去保障，還有一部分出于長期以來與土地相依為命的心理，不愿意離開土地。
4、農民對現有征地補償的滿意程度
調查涉及已征地農民174人，即將征地農民65人。在已征地農民中有超過65.51%的農民所得到的經濟補償低于3萬，5萬以上的比例只有17.82%。數據顯示，大部分農民在失去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后獲得的直接經濟補償十分有限。
除了直接經濟補償這個指標，問卷還對失地農民獲得的其他形式補償的情況進行了調查。調查顯示有47.70%的失地農民辦理了保險，大部分農民獲得了其他形式的補償，但遺憾的是還是有近三分之一的失地農民除獲得直接經濟補償外沒有獲得其他任何形式的補償，他們不得不為維持生計而面對陌生的環境，這也勢必會使他們在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上感到焦躁、不安。
對生活狀況和滿意程度的評價由低到高分為5個等級，分別以1-5編號。調查數據直觀顯示大部分農民認為生活沒有改善，進一步分析顯示生活狀況平均水平為3.19，也印證了初步判斷。雖然此項調查數據表明農民的生活水平沒有明顯變化，但補償滿意度調查顯示農民平均滿意程度只有1.82，處于低水平，大部分認為補償太低，不夠合理。
5、對調查結果的再思考
調查表明大部分農民對征地制度不了解，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們對征地的態度，而這樣的現實又和他們受教育水平較低的現實密切相關。因此筆者認為應著力做好相關制度和法規的宣傳工作，尤其是應采用農民能普遍接受的方式，讓農民有渠道了解和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方針政策，提高公眾的參與度；同時要及時了解農民的訴求和想法，做好反饋工作，行之有效地提供必要的幫助和服務。
調查還顯示，盡管大部分農民在征地以后生活水平沒有顯著改變，但依然表示對“征用土地以不低于原生活標準作為安置補償的適度原則”難以接受，希望能提高補償標準，按市場價值進行補償。筆者認為，一方面農民失去了自己依賴的土地，放棄了自己熟悉的生產方式，對未來生活的擔憂促使他們希望以較高水平的補償換得精神上的慰藉；另一方面，對土地增值的普遍預期和無法參與土地增值分配的現實，加劇了理想與現實的反差，也增加他們的不滿情緒。
為此，筆者認為政府征用農民土地，應改變只按農業用途給予補償的做法，嘗試讓開發商與農民直接接觸、進行面對面的討價還價。改變單純的經濟補償模式，從多方面考慮予以補償，如可以為失地農民提供就業指導，安排適應性就業崗位，完善基本醫療保障等保障制度；同時，政府應致力于促進補償費的合理分配，鄉鎮政府違法參與分配行為應杜絕，村集體與失地農民分配比例混亂等應有效控制。此外還要加強對失地農民的文化知識和綜合技能，幫助和引導失地農民盡快適應城市生活，實現從農民向市民的角色轉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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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吳次芳，鮑海君.城市化進程中的征地安置途徑探索[J].中國土地，2003.
關鍵詞:城市化;失地農民;經濟權益損失;經濟正義;中西方對比
一、研究內容聚焦時代焦點具有現實意義
(一)研究背景及農村失地農民經濟權益損失現狀
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城鎮化工業化進程的不斷加速，大量的土地被征用，造成大批的土地流失。由于土地大量的流失，而很多原本依靠土地生存的農民成為了失地農民。這些失地農民有的成為了城市里的流動人口，有的成為了失地失業的社會邊緣人，無論是流動人口還是社會上的邊緣人，他們都失去了原本的具有保障的生存方式，讓他們原本平穩的生活變得不確定和不平穩。而由于戶籍等因素的影響，這些失地農民的社會保障權益受到了較大的侵害。馬新文的著作《中國現行征地制度下失地農民經濟權益損失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大背景下和時代焦點下，作者馬新文在多年研究經驗的基礎上，從維護民眾權益的基本立場出發，通過國外相關工具性研究步驟進行分析，并且指出失地農民經濟權益受到侵害的基本原因就是中國不完善的征地制度。馬新文教授作為專門從事經濟倫理學、經濟學的專家學者，通過進一步的中西方征地制度的對比，引出“經濟正義”理論，指出完善征地制度的方式和方法。本文以包容性為基本原則，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的成就上面體現了作者獨特的視角和深厚的專業知識，書中不乏有爭議的觀點，但是本書的目的是在百家爭鳴的基礎上，推進我國征地制度的調整和完善。城鎮化下的失地農民問題是我國特有的一種群體，他具有特殊性和流動性。如果對于這部分人群處理不當可能會造成一定的社會動蕩問題。針對失地農民保障問題研究一直以來都是我國學者研究的熱點問題，馬新文教授具有多年的研究經驗，在經濟倫理學、經濟學方面具有較高的成就，并出版多部經濟學著作，發表多篇學術論文，并且在編著學術專著、教材等方面也取得了較高的成就。作者運用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對于中國現行征地制度下失地農民的經濟權益損失研究進行分析研究，引入“經濟正義”理論通過對國外征地制度的借鑒，提出堅持土地公有制的基礎上逐步完善征地制度，保失地農民經濟權益的構想，既聚焦了社會焦點和難點問題又具有現實的理論指導意義。
(二)本書研究內容概述
《中國現行征地制度下失地農民經濟權益損失研究》是具有深厚經濟學功底的作者別出心裁地從維護民眾權益的基本立場出發，提出“正義觀”這一基本觀點，并通過分析我國“經濟正義”理論和西方的不同，指出我國征地制度存在的弊端，并提出我國征地制度改革完善的建議和策略。為了進行論證，運用了西方產權理論、經濟正義理論這兩大工具性研究成果進行分析，全文分為五部分，一是先分析失地農民經濟權益損失現狀;二是對造成失地農民的經濟權益損失的原因進行分析;三是對失地農民經濟權益實行倫理分析;四是提出保障失地農民經濟權益的理論指導與觀念構建;五是提出我國失地農民經濟權益的制度建設。本文在透徹分析的基礎上，指出了我國失地農民經濟權益遭受損失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我國現行的征地制度存在較大的缺陷和弊端。作者在指出我國征地制度存在的弊端后，介紹了西方在人權基礎上的較完善的征地制度及其基本特點和益處，隨即得出結論，中國若要解決失地農民的經濟權益受侵害問題，必須在我國土地公有制的基礎上，完善好征地制度，以切實保障失地農民的經濟權益不受損失。在調整和完善中國現行征地制度的研究方面，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和觀點，本文作者以包容性和開放性的態度對待這些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旨在通過公共參與辯論、百家爭鳴的研究現狀和研究辯論，以推進我國失地農民征地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二、研究形式兼備學術性與趣味性
(一)對比研究增加趣味可讀性
《中國現行征地制度下失地農民經濟權益損失研究》是一個專業強、受眾廣的書籍，作者在多年潛心調研西方經濟倫理學和經濟學的基礎上，以自身功底深厚的經濟倫理學、經濟學功底，通過運用西方產權理論、經濟正義理論對當下的征地制度下農民經濟權益損失進行系統的研究，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然而，作者一開篇便提出問題，引起讀者的興趣，在通過中西方對比的方式讓讀者更愿意深入了解問題的走向，最后還附錄了幾個案例，更增加了本書的趣味性和可讀性。作者在對本文進行構架和布局時，是通過精心思考的，整本書例對這一專業問題研究的深入淺出，讓讀者有欲望和興趣讀下去。而且通篇布局合理，讓讀者一目了然，淺顯易懂，比較適合企事業單位、學生、農民及對農村征地制度感興趣的普通大眾閱讀。本書一開篇便提出當下失地農民非常慘淡的現狀，引起讀者的濃厚興趣，緊緊抓住讀者的心。接著，通過對失地農民經濟權益損失現狀、造成原因、農民淪為“社會邊緣人”的尷尬處境進行闡述，接著便找出了造成如此現狀出現的原因，然后引入“經濟正義”的觀點，并通過對國內外征地制度的比較提出完善我國土地征地制度的建議。該書濃縮了作者多年的理論研究成果，學術氛圍濃厚，對失地農民問題相關的經濟學理論進行了嚴謹、深刻的剖析，集科學性、創見性、專業性于一體，又具有較強專業性和預見性。作者系統研究了我國失地農民的經濟權益損失現狀，引進了“經濟正義”的深刻內涵和重要意義，對西方產權理論和正義理論進行闡述，涉及了很多專業的關于失地農民研究的理論知識，有理有據、分析透徹、視角獨特、切中要害。該書在分析和論證的時候還有很多小小的案例，都是以前新聞上的熱點新聞，足以引起讀者的注意力和想要解決問題的欲望，具有較強的趣味性和可讀性。由此可見，該書可讀性和學術性的結合和兼容，恰恰體現了理論的張力和實際應用性。
(二)深入淺出學術性與趣味性相結合
《中國現行征地制度下失地農民經濟權益研究》集中了作者多年來的理論、實踐研究成果和真知灼見，具有較強的理論指導價值。對國外征地制度的深入分析闡述是為了對比出我國現行的征地制度存在弊端，主要是征地速度過快，規模過大造成農民失地、失業的現狀;征地補償范圍小，標準偏低，補償方式不足，收益分配缺乏合理規劃，失地農民缺乏轉嫁機制，信息不對稱，失地農民知情權較小。通過對比，既找出了我國征地制度存在的弊端，又有助于找到造成問題的原因和核心。這對于豐富和發展現有的失地農民經濟權益受侵害的相關理論具有積極意義。作者深入探討了“經濟正義倫理觀”，以及中國經濟正義觀的缺失，根據西方的先進經驗，提出我國土地征地制度改革完善的意見和建議，使本書具有了鮮明的理論意義。其次，該書又具有較強的現實指導意義。本文研究的角度是西方的經濟正義理論，最主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我國征地制度存在的弊端。整個觀點論據充足，既有對現狀的分析，也有對國外的借鑒，更有對于解決方法的構建，全面深刻地剖析了現行土地征收制度不完善，我國土地產權制度的缺乏公平性。該書從理論到政策研究，全面又深刻，獨創又兼顧指導現實的應用性。既有對我國現行征地制度下失地農民經濟權益受到侵害現狀的探析，又有造成失地農民經濟權益侵害的原因和核心，既有對西方征地制度的分析，又有將西方的制度引入中國征地制度中的大膽預測，同時對我國如何應對當前經濟形勢提出建議和啟示。可見，該書立足實際，在我國征地制度存在弊端的背景下，系統回答了關于如何改變我國征地制度現狀，明確了未來我國征地制度的發展方向。特別是圍繞兩個因為征地制度缺陷，農民經濟權益受到侵害而出現上訪、攻擊政府等問題的實例，指出我國征地制度改革完善勢在必行。該書聚焦社會公共關注的焦點，聚焦征地制度改革、失地農民、流動人口、失地農民社會保障等問題，聚焦中國征地制度的轉型升級，用理論的視角去解讀，以現實的視角去分析，用科學的研究態度提出政策建議。可以說，作者的很多觀點和建議都具有很強的可參考性，對推動我國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也發揮積極作用，這都鮮明地體現此書的實踐意義和現實價值。
三、結論
總之，該書是失地農民經濟權益研究方面的一大力作，在研究內容上與時俱進，緊跟熱點，既有對焦點問題的深挖，又有解決政策困境探索;在研究形式上深入淺出，貼近大眾，貼近實際，雖然采用較深奧的經濟學研究方法，卻運用了較生動的事例，和中西方對比方式，從讀者的角度出發，關注廣大群眾關心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技巧。本書的整體論證思路和分析方法深入淺出，簡單易懂，沒有較晦澀的理論術語，增強了此書的可讀性和較廣闊的受眾群體，同時又涵蓋了經濟學分析等理論研究，使本書不失其學術性和專業性。在研究成果上本文提出了具有現實意義和較強應用性的結論，這是作者對我國征地制度理論豐富和發展的貢獻，同時作者也較系統地闡述和分析了國內外經濟正義的發展趨勢，還為我國征地制度發展出謀劃策，做到了理論價值與實踐價值的統一，具有一定現實意義。
作者:馬鐵成 單位:南陽理工學院經濟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1.馬新文.中國現行征地制度下失地農民經濟權益損失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