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3 15: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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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韓國是新興工業化國家的代表，在其經濟發展過程中金融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時，韓國金融制度也在不斷的進行變革。從韓國金融制度的演變可以得到一些經驗教訓，對我國正在進行的金融改革有重要的啟示作用。
韓國的金融制度是較為實用性的金融制度，自建國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前，其金融制度的沿革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雖然在每個階段，韓國的金融制度在理論上都存在著諸多缺陷，但其操作性一直不錯，為韓國經濟的起飛提供了保障。其發展歷程可表示為“自主中立金融——管制金融——自由金融”三個階段。
一、歷史沿革
1自主中立金融階段。建國初期為了治理混亂的經濟金融秩序，消除嚴重的通貨膨脹，消除殖民地金融制度的影響。1950年5月頒布的《韓國銀行法》確立了韓國金融業的民主性、自由性與獨立性，緊接著其中央銀行韓國銀行的成立標志了韓國自由中立的金融體制開始運作。在整個50年代，韓國政府都在為鞏固其新建立的自由中立的金融制度而努力，頒布了多部關于銀行的法律，例如《韓國產業銀行法》、《農業銀行法》等。到50年代末，韓國自主中立的金融制度已基本成型。
2管制金融階段。20世紀六七十年代韓國金融業進入管制階段，也是政府主導型產業金融體制時期，金融體制獨立性逐漸喪失，轉而成為政府推行其產業政策的工具。1962年韓國修改了《韓國銀行法》，政府接管了中央銀行的大部分權利，使政府直接干預和控制金融具有了合法的依據。在這一階段銀行業在金融業中占有絕對主導地位，而非銀行金融機構很不發達，甚至可以說是無足輕重。進入70年代，政府逐漸意識到金融多樣化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1972年，韓國政府采取措施，整頓民間金融市場，調整和轉換銀行債務，降低利率等，其目的是改善金融機構狀況，促進非銀行金融機構和資本市場的發展。
3自由金融階段。1980年韓國頒布了《一般銀行經營的自律化方案》，1982年修正了《普通銀行法》，開始了韓國金融業向自由化國際化發展的變革，并通過出售銀行股份等方法完成了部分銀行的私營化，以此來刺激金融自由化的發展。但一直到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韓國金融自由化改革仍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效，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一階段的改革是完成了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私有化，而沒有完成預期的自由化。
二、亞洲金融危機前后的韓國金融制度改革
20世紀90年代起韓國政府開始加大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步伐，但至爆發危機時仍有部分步驟尚未實施，例如原定于1996年實行的取消活期存款外的所有對貸款和存款利率的管制。但是由于長期以來管制金融的慣性，以及來自各個方面的阻力，改革在有的地方還不夠完善，甚至出現了漏洞和負面的影響，這也是其后的金融危機能在韓國造成激烈動蕩的原因之一。這主要體現在：第一是政府的定位不當，在自由化改革中政府提倡大量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發展，這類機構背后大都有工業集團或財閥的支持，它們對整個金融市場的干預能力較強。第二，自金融自由化改革以來，利率管制放松過急，使韓國國內利率上升，刺激了國外游資的大量注入，并刺激了國內企業舉借外債的程度，至危機爆發時，韓國企業舉借的大量外債加劇了韓國金融狀況的惡化。第三，金融監管不夠明細化，過于追求理想目標而忽略了可能遇到的風險，同時政府對于金融企業的保護性太強，縱容其盲目擴張而不允許其破產，這些措施加劇了韓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
三、韓國金融制度變遷對我國的啟示
金融危機后韓國政府采取的這些措施有助于恢復韓國金融的穩定，同時給其他國家提供了一定可借鑒的經驗和教訓。
1金融自由化是大的趨勢所在。但是金融管制或者說是由政府控制金融也并不是沒有好處，好處之一就是金融業可以明確而直接的為政府的戰略目標服務，可以集中金融業的力量為全國的經濟發展服務。韓國的案例就說明了這一點，正是在管制金融時期韓國的經濟得到了騰飛和發展。
2政府在本國金融業發展中的定位要正確。政府干預雖然有些時候會阻礙金融業的發展，但這卻是防止金融動蕩最有效的手段，但同時也有一個度的問題，干預過多就會扭曲金融業，在我國目前可表現為政府對銀行的不當干預要減少，但對資本市場的控制要有力。
3加快商業銀行的改革。嚴格控制不良資產率和保證資本充足率，完善商業銀行治理結構，加大商業銀行經營的透明度，加強商業銀行的審計工作，積極推進股份制改革。
4協調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比例。金融傾斜的程度不能太大，強化直接資本市場在國內資本運作中的作用，對銀行的依賴程度要降低，同時大力發展非銀行金融機構，降低準入門檻。
（一）日本農村政策性金融
由于市場并不能充分滿足農村經濟和產業發展對金融工具和融資渠道的需求，所以政府應行使本身的職能，使金融資本可順利進入農村經濟，如通過扶持性政策或政策性資金支持彌補金融工具和融資渠道的不足。日本政府通過向農村經濟提供長期、低息貸款，以達到對農村經濟設施、農產品改良、農業新技術推廣等行為進行注資的目的。日本的主要農業政策性金融機構為農林政策金融公庫，其匯集了國家會計基金和國債基金等金融資本，日本政府通過其與合作性金融體系的緊密融合，實現其政府職能，建立并完善其農業金融體系。日本政府通過農林政策金融公庫對農村經濟提供貸款，其貸款的特征為長期、低息，時間期限分為15個等級，時間期限最長的為林業經濟基礎貸款，其時間為55年，最短為1年，平均期限為19年。利息基本情況下維持在固定標準，利率平均值為3．89％，貸款利率在3．5％的比例可占到60％以上。此外，日本政府還出臺了一攬子計劃，如農林政策金融公庫的貸款如存在不能及時還款的情況時，可向政府提出減免要求，政府可酌情為其減免一定的利息，損失的部分由政府填補。
（二）日本農村合作性金融
日本農村合作金融體系有著特殊的組織結構，其基本組成為三級組織結構，三級機構分別為農、漁和森協會。農林中央金庫作為其最高機構，負責監管其資金，并以信農聯作為中樞機構管理單位農協的貸款和還貸，信漁聯作為中樞機構管理單位漁協的貸款和還貸，單位森協只貸不收，因而不設中樞機構。日本政府于1947年頒布了《農業生產合作法》，于1948年頒布了《水產業生產合作法》，于1961年頒布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合并法》，并將小規模基層農協合并為大型農協，加強了其執行能力。上世紀90年代，日本政府為了適應農業金融體系的快速發展，加強農業金融體系的金融基礎，日本政府加快了地方農協的合并速度。日本的農業金融體系并不是作為獨立運行的系統，其以獨特的三級組織機構，并以農協為載體，以信農聯為中樞機構，組成其合作金融組織機構。其這一特征不同于其他國家的絕大多數農業合作金融體系機構。其以行政區劃分為基礎，建立農協系統，并在農協內建立金融融資部門和拓展融資渠道。其獨特的三級機構具有自上而下的直屬關系，但其在金融資金的管理上嚴格執行獨立管理，獨立運算，上級只起到指導的作用。日本幾乎所有農村地區覆蓋在農業合作金融體系之下，日本的農業金融體系的存款利率高于普通金融體系利率，使得50％以上的農業存款流向農業金融體系。日本的農業金融體系主要為日本農業的發展提供金融資金支持，幫助農業生產人員拓寬融資渠道，加速農業經濟發展，并不以盈利為目的，其貸款利率低于其他金融機構，因而其貸款去向應嚴格控制其資金去向，農業金融體系部門應保證其資金總額的90％用于農業經濟建設，且不需要農業生產人員進行金融擔保。在1978年日本的農業合作金融體系貸款總量已與其他金融體系的貸款持平，截止到2012年7月日本的農業合作金融體系已擁有營業網點8 578家，金融資金余額881 963億日元，農業合作金融體系貸款總量219 824億日元。
二、金融信息制度
急劇膨脹的信息流和信息需求使得涉農企業對金融信息的管理面臨更高的要求，很多發達國家的涉農企業都開始進行信息化建設。近年來，日本涉農企業的數量越來越多，規模也不斷擴大，有的跨行業經營，有的在全國都有子公司。據調查，日本涉農企業通過信息化管理減少了盲目性投資14％，提高判斷決策正確率16％，提高業務處理準確度25％，文件簡化率10％，提高內部信息暢通率22％。信息管理是涉農企業現代化管理的基礎，它既可以作為涉農企業計劃與決策的依據，又可以對涉農企業的經濟活動進行控制和監督。
（一）涉農企業管理金融信息系統的內涵
金融信息管理系統，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新型學科，由人和計算機網絡集成，以人為主導，利用計算機硬件、軟件、網絡通信設備以及其他辦公設備，進行信息的收集、傳輸、加工、儲存、更新和維護，以企業戰略競優、提高效益和效率為目的，支持企業的高層決策、中層控制、基層運作的集成化的人機系統。金融信息管理系統由金融信息的采集、金融信息的傳遞、金融信息的儲存、金融信息的加工、金融信息的維護和金融信息的使用五個方面組成，功能包括經營管理、資產管理、生產管理、行政管理和系統維護等。金融信息管理系統可以利用過去的金融數據預測未來，為有效管理和正確決策提供重要依據。涉農企業金融信息管理系統的內涵是在普通金融信息管理系統的基礎上，結合涉農企業金融信息數據的特點，與計算機技術、數據庫技術、多媒體技術、網絡技術等多種技術相融合，建立涉農企業的農業資源配置數據庫，完成涉農企業數據分析和系統開發，為涉農企業生產與決策提供支持的系統。
（二）日本涉農企業管理金融信息系統的特點
首先，日本農業金融信息化建設的背景對涉農企業金融信息管理系統的發展給予了強大支持。其次，日本涉農企業金融信息管理系統的集成度比較高，模塊之間在設計時通盤考慮，無縫聯接，使得數據交換無障礙。再次，日本涉農企業金融信息管理系統設計的針對性強、涉及面廣，針對日本涉農企業業務劃分不同的模塊，涉及生產管理、資源計劃管理、物流管理、銷售管理、電子商務和人力資源管理等各個方面。最后，日本涉農企業金融信息管理系統的構建有日本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可以充分利用社會力量和大企業的資源為金融信息管理系統的發展提供條件。
三、對我國農村金融體系構建的啟示
（一）構建自下而上獨立的農村合作金融體系
雖然金融體系的建立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但是日本的合作性金融體系卻具有完全的獨立運行權，在行政級別上不隸屬于各級地方職能部門，行政法規上不受任何地方職能部門干涉，其作為一個獨立存在的三級金融機構。日本合作性金融體系的這一特點，既可保證農村金融體系不受干擾可獨立執行其職能，又便于提高農村金融體系的結算速度和互，可有效提高農村金融體系的發展速度。
（二）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在保證農村金融體系中合作性金融體系的獨立性同時，政府也應提供必要的政策性金融支持，日本政府在農業金融體系建立的過程中，一直通過各級金融職能部門對農業金融體系提供政策性和資金支持。日本政府根據信貸補貼理論和市場競爭不完全性理論，保障其農業金融體系的正常運行，持續的注入大量資金，并不斷出臺扶持性政策，為其現代化農業金融體系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貢獻。
（三）以農業、農民為服務對象
農業金融體系的建設務必要以始終為農業及農業生產相關人員服務為宗旨的立場，對非農業和非農業人員進行嚴格限制。各職能部門要與農協緊密配合，保證所有金融資金均在農業企業或農業職能部門內運轉，并保證其資金運轉流通順暢。日本政府建立了完善的規章制度和監管機構，嚴格控制金融資金的流向和使用人群，避免農業金融資金受趨利性影響而流入非農業用途或非農業生產部門。
（四）建立有效的監管機制和風險防范機制
在建立有效的合作性金融體系和政策性金融體系的基礎上，建立起有效的內外部雙重監管機制是保障農業金融體系正常運行的前提保障。日本為防止金融犯罪等問題，建立起以存保制度、互助制度、信譽制度和災補制度以防范其金融風險。
（五）出臺和完善農村合作金融法律體系
比如說，由大財政演變為大銀行出發點是改變資金的無償供給，殊不知發展到后期卻出現了畸形的單一銀行信用問題；八十年代中期，理論界就提出了發展金融市場，并開始了實踐嘗試但就是呼之不出，市場無響應；而當多數人士轉而主張先發展貨幣市場，后發展資本市場的時候，股票市場卻在滬、深兩地海嘯般地涌了出來；股票市場歷經一陣火熱，正當成為上下關注的焦點，似乎中國面臨的諸多改革及發展問題都可借助股票市場來解決之時，卻疲態盡顯、擴容維艱、問題四起，任憑管理層推出政策鼓動，也激不起投資者的入市熱情。與此同時，企業債券市場也是雖鼓噪不斷卻未見啟動。然而另一方面，儲蓄存款規模在屢屢調低利率的背景下竟依然快速擴大。上述局面或許又是有關當局在提出發展資本市場、降低間接融資比重的改革決策時未曾充分估計到的。如此等等，都令人去思考：
其一，中國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居民究竟需要什么樣的金融資產？企業究竟需要什么樣的融資品種？而從根本上講，社會的金融資產結構最終是決定于居民的財富配置需要還是企業的融資要求？由此而另有所言的是，對于金融資產結構的改革政策及措施，我們是否有必要重新審視其影響程度與著眼基點。
其二，變更金融結構的政策無疑是著眼于改善金融體系的效率。而對效率的理解，此前無論是理論界還是決策層幾乎都是從單一金融資產的功能出發，去考慮拓寬企業融資渠道，進而希望實現社會資源的有效配置。雖然近年來風險的分布防范也開始被納入金融結構政策的關注視野，但是，究竟怎樣才算實現了金融體系的配置效率？社會總體的金融資產結構又怎樣才算稱得上協調、適應、合理？似乎都是模糊不清的。
其三，近十余年來，中國金融資產結構的突出變化無疑當首推股票市場的發展，目前股市卻集中暴露出不少問題。應該講，這些問題的形成原因，大都可歸咎于中國轉軌時期股份公司和股票市場自身制度構建上的缺陷，以及法規制定和實施的不完善。但使人困惑的是，為什么每一個問題的凸現和解決，無一不觸及到股票擴容和資金擴容的矛盾？這一矛盾困擾股市已多年，管理層在平衡發展和穩定的關系上用心良苦，也常常導致具體政策搖擺不定。然而對此矛盾，在大力發展股票市場的總的政策取向下，人們的習慣思維往往是把它視為中國特有的背景關系，卻不是直接看作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如果是一個問題，那么就有必要質疑，中國的股票資產歷經數年的快速增加是否已經超越了居民現階段的實際需求？而我們對股市的地位和作用似乎看得過重？對其發展進程設想得是不是也過份樂觀？
二、金融體系的適應效率與金融資產結構變化的根本原因
以金融資產結構與金融體系效率的關系為研究對象，通常的思維范式是去探尋一個理想的金融體系應該包括哪些品種，以及各種品種之間應該保持什么樣的相對規模，才更能實現社會資源的最佳配置。細一掂量，這一思維范式實際上存在著一定的似是而非的缺陷。對于不同金融資產結構的各種金融體系，是否能夠直接、孤立地加以對比，區分出孰優孰劣、何種先進而何種落后？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們可以從經濟發達國家中選擇出視為成功的金融體系作為構建的參照物，引入新的金融資產品種。需知，從技術角度講這是極為簡單易辦的事。再者，怎樣才算實現了社會資源的最佳配置也是無法量化、難以評估的，尤其是事后更難以說清、確知它同金融資產結構的因果關聯性。
其實實現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這只是理解金融體系效率內涵的一個方面。而更重要、擺在首位的另一方面，是金融體系的適應效率。
金融體系及其所屬的金融資產結構作為社會經濟制度構架的一個組成部分，事實上是一個歷史范疇，歷經了漫長的漸進演變。翻開各國的金融史，在不同的歷史時序階段，金融結構的變化表現出大多是受到外來力量的沖擊或是權力人物的強制政策而振動反復，偶發性的金融事件迭出不已，經濟運行也由此受到刺激或擾亂的影響。但就大的事件框架來講，它總是呈現出與實質經濟的發展并行推進的。一個成功的金融結構體系只有適應一定歷史條件下的實質經濟狀況，以及各國所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才會促進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而其自身也才能在不斷的振動和變化中完善和存留下來。
提出金融體系的適應效率，或許在金融理論上可稱是一種新的見解，其實這是源出于諾思的思想。諾思在其著述中曾提出了一個深邃且不同凡響的結論性見解，他指出，“經濟長期增長的關鍵是適應效率而非配置效率”。這里，雖然諾思是針對經濟制度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而講，并沒有細到具體涉及金融體系以及金融資產結構，但其分析思維卻是獨辟蹊徑、頗富啟迪的。按傳統的各種分析經濟增長模式，都是主要透過經濟變量，從各種物質生產要素的變化去說明生產率的改變和經濟增長與否，其中又往往把技術創新置于決定性的位置。諾思卻是從制度變遷的視角來解釋經濟增長，認為對經濟增長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而非技術性因素，認為富有適應性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
在分析金融資產結構與金融體系效率的關系中，領會、借鑒、引入諾思的“適應效率”的見解具有兩重理論含義：
其一，置于金融資產結構基礎上的金融體系對于實質經濟的作用并非中性，它既能推動，也可能阻礙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進步，而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存在著適應或不適應的金融資產結構體系。就這層含義講，金融適應效率的見解同戈得史密斯的金融是上層建筑的思想既有一脈相承之處，也存在著區別。作為研究金融結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戈氏理論的分析視角，是要說明決定金融結構的是國民財富、國民產值、資本形式、技術條件、儲蓄水平等實質經濟，對于不同的國家、各國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金融結構及其變化的方式都存在著差異，從金融結構的狀況能夠判斷出一個國家金融的發展程度。這里，戈氏思想雖然很注重不同國家的金融結構差異，卻強調的是金融結構與實質經濟之間、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之間的關聯與一致。而我們從諾思思想提出的金融適應效率則一是欲突出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二是欲突出金融結構可能是適應的，也可能是不適應的，不適應的金融結構將會對經濟造成破壞性作用。
其二，每一種金融資產——貨幣、債券、股票等，都具有獨自特有的融通資金、配置資源的功能，但卻無法按自然科學的思維從技術性的角度直接推導出它對社會經濟的作用。縱觀金融發展史，可以作為印證的案例比比皆是。銀行券的產生能夠克服黃金作為貨幣在數量上的短缺，卻屢屢出現人為的發行失控；十九世紀英國工業資本的集聚主要是依靠股份募集方式，而在法國，當時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則是歸之于一種特殊銀行——動產抵押貨款銀行的建立。人們談論股票的作用往往會將其與英國鐵路的早期興建聯系在一起，可當在采礦業中興起股票熱時，卻被杰弗里斯稱之為“最要不得的現代金融手段之一”，因為在當時的勘探技術條件下盲目采礦的成功概率太低，并且，當約翰·勞將這種現代金融手段帶到法國，作為財政部長的他雖嘗到了擴大港口的好處，卻也因密西西比泡沫的破滅而身敗名裂。
從金融體系的適應效率出發分析，金融資產結構的變化主要適應于實質經濟的發展程度和發展需要。構成實質經濟的因素很多，生產力的推進、生產方式的變化、新的發明和技術變革、人口變化等，但最根本的、或者說作為基本前提的，是一國經濟增長背景下的居民收入水平和財富積蓄程度。這么講，似乎是易于理解的無異議見解，然而我們發現，一旦落實到具體的問題或者政府有關的政策上，卻不時表現出含混甚至錯誤的思維。
一個典型的問題是，金融資產的品種到底是由企業決定還是由居民決定？對此問題，政府的金融資產結構政策著眼的基點往往是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考慮企業的需求。且人們在研究金融問題時通常的思維也是把“金融資產”與“金融工具”兩個概念完全等同起來，關注的是社會物質要素的轉移和配置，其傾向性同樣不言而喻。然而頗令人思索回味的是，莫頓在其影響力極大的《金融學》教科書中，卻在開篇定義中將管理個人資源列為研究金融的五條理由之首，并將家庭的金融決策置于企業的金融決策之前。其實，這一問題就表象看，雖然是企業以及中介機構在設計、推出不同的金融資產，企業從自身的經營也的確需要考慮權益資本和負債資金的比例，但它最主要的需求籌融資金。如果單從這一需求講，企業原本更希望的是金融資產形式簡單與均一，以此能降低費用和簡化程序。而它之所以又表現出熱衷于金融品種創新，更多的動機是出于迎合居民的資產選擇需要。應該講，反而是擁有財富的居民才更關注、更需要收益與風險各異的多樣化金融資產，這種多樣化能夠使收入不同的家庭根據各自的效用曲線達到資產配置的目的。
中國在近二十多年的經濟轉軌時期金融資產結構的變化過程最能印證，也最能用金融體系的適應效率予以說明。20世紀80年代前的大財政、小銀行的資金分配格局，一個重要直接原因是人們的收入太低（1978年城市居民儲蓄存款每人平均21.90元），要保證一定的社會儲蓄率和投資率，不可能建立在居民自愿儲蓄的基礎上，只有采取國家財政方式強制進行國民收入的分配，當然從根本上這又要歸咎于計劃經濟的制度性原因。80年代初期，銀行的地位和作用呈現出急速膨脹，是由于人們從改革中得到實惠，引致收入大幅增加，儲蓄存款成倍增長；此后銀行信用逐步擴展到獨木撐天的局面，而人們并不理睬發展金融市場的改革措施，沒有燃起對股票、債券的熱情，仍然唯一選擇銀行儲蓄。原因在于雖然當時多數人口袋里有了剩余的錢，其數量也只能夠應了這么一句話：“銀行存款是窮人的儲蓄”（莫迪利亞尼）。跨入90年代之后，股票市場得以迅猛崛起，神速發展，這當然與股票這一資產的獨特誘惑性有關，但作為背景基礎的原因根本還在于此時中國已經出現了一批富人階層、產生了中產階級。
經濟理論的探討總是帶有現實的針對性。分析至此，本文轉入重點想突出的觀點，那就是，從金融資產結構適應與否的角度看，目前中國股票市場規模的發展不是太慢，而是已經冒進；股票資產的數量不是太少，而是其需求早已超越了現階段居民的財富程度。對于這種不適應，借用一句警言：“眼前沒有大崩潰，只是腳下地面的輕微顫動是一種預兆”（奧弗斯通）。
三、中國特征的股市欣快癥與股市政策的冷思考
認為中國股市存在泡沫，此種觀點時有見諸于報刊，不過其含義是講股價高了。而要認為目前中國股票市場規模的發展已處于冒進狀態，不僅與眼下股市政策相悖，或許也難以得到多數理論研究人士的認同。因為下面幾組數據太直觀不過了。
中國股市產生至今只有十多年，而國外成熟股市已有一兩百年的歷史；
中國股市的總市值不過四萬多億，僅占GDP的0.5，且其中只有三分之一能夠流通，而發達國家股票市值占GDP的比值都在1以上；
中國的銀行儲蓄存款超過7萬億，貸款額近12萬億，而企業每年通過股市籌集資金卻只有一兩千億。
然而認真一推敲，上述數據只能夠說明中國股市需要發展和發展的前景，卻難以否定發展冒進，不能作為說明現階段中國居民需要更多股票形式金融資產的充分理由。
認為股市發展冒進，可以從兩個層面予以分析。
第一個層面是基于中國股市形成的特殊性。
在對中國股市建設進行回顧和評價的時候，沒有人會低估這么一個成就：僅僅十余年的時間，幾乎走完了發達國家兩百年的路程。然而這同一事實恰恰也正反映了中國股市形成的特殊性，即它不是社會工業化大生產初期的產物，而是跨越社會生產發展階段的泊來品。
從理論和歷史的角度考察，股票市場是在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框架下問世和發展起來的，而這個制度的基礎、股票市場存在的前提是作為企業組織形式的股份公司。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社會化大工業的發展是一個漫長而漸進的過程，它與企業規模的擴大和數量的增長同步，同時與居民的收入財富增長和儲蓄投資方式的變化同步。正因為如此，西方國家的股市歷史上，雖然也屢屢發生大幅暴跌和長期低迷，但不可能出現發行上市壓力和股市不堪重負的矛盾。
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下的中國，社會化規模經營的大工業企業是通過高度集中的分配制度，采取政府投資、國家所有的方式建立起來的。經過幾十年的時間，業已形成覆蓋各個領域的龐大國有體系，并在這種以國家獨資為資本組成形式的企業制度基礎上，形成了與之對應契合的社會分配機制、福利機制、儲蓄和投資運行機制。在這樣一個以公有制經濟為絕對主體的社會經濟關系背景下建立股份制度，只可能采取改制、轉型、變革的方式，不可能再表現為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我們在建立股票市場的問題上不可避免的面臨著企業制度的變革同金融資產結構變化之間的沖撞和不同步。
一方面，企業的轉制從技術程序講只需要較短的時間即可完成，并且國有獨資企業轉制為股份有限公司勢必存在著股票發行的要求；另一方面，建立在居民儲蓄投資方式基礎上的金融資產結構變化卻具有很大程度的漸進性質。因此，中國股票市場從其產生一開始就潛在性的面臨著股票供給大于需求的基本矛盾。
第二個層面是基于中國特色的股市欣快癥。
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的股票市場在其產生初期，都不同程度的表現出投機過度的欣快癥。股市欣快癥的特征有四：一是全民介入。“從事股票投機的強烈欲望，緊緊地吸引了從自耕農到擁有貴族頭銜第一王子的各個階層”（馬克思）；二是股價攀升企高，漲升無理性，市場存在嚴重泡沫；三是很快拋開貨幣，包括存款和信貸；四是持續期限很短，例如英國的運河熱潮3年，鐵路狂潮5年。
中國股票市場的初期階段也同樣未能避免投機過度的欣快癥，表現出自身的特色和極大的復雜性。
作為欣快癥共有的特征，中國股市形成初期，也表現出全民介入股市的高昂投資熱情，也曾出現股價被推至離奇的高度。然而股票投資熱潮并沒有出現失控。這當然與政府強有力的行政調控有關，但更主要的是，在轉型時期特定的背景之下，投資者的熱情起到了緩解企業轉制造成的發行上市壓力，同時也給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業帶來了各自的欣快。推進企業體制改革和扭轉國有企業困境的期望、轉變單一銀行信用和分散金融風險的金融改革要求、謀求資金的利益驅動，這些都令政府和企業傾注出與投資者不相上下的熱情。在供需雙方的合力之下，股票市場呈現出快速的發展。而股市政策也定位于一方面要保護投資者的熱情，控制企業上市的節奏，強調穩定；另一方面要適應政府和企業的需要，堅持大力發展。
中國股市欣快癥的結果，不是泡沫的破滅，而是發展的冒進。原因是在持續不斷的發行、上市壓力之下，泡沫難以產生，反而，在大力發展股票市場的政策導向下，歷經十余年的供求抗衡，支撐股市發展的資金已經出現了透支。
判言中國股市發展的冒進，有幾個問題需要進一步認識：
其一，股票是風險性極高的奢侈品，不是任何收入階層的人都可以投資的金融資產品種。凱恩斯的《通論》中曾指出，股市是富人的俱樂部，應該提高華爾街的門檻。巴杰特有句名言，“常識告訴我們，售書的不應從事蛇麻投機，銀行家不應倒賣松脂，鐵路不應由侍女來籌建，運河不應由享俸的教士來興修”。中國股市的發展政策應該是不違背常識的負責任政策。在股票充分普及、投資渠道暢通的現今背景下，銀行儲蓄存款呈現出居高增長，這更多的只能說明在現階段居民需要的是低風險的金融品種。
其二，股市發展冒進與股市存在泡沫，這二者是意指迥然不同的問題，針對的政策和解決的措施也截然相反。在中國的特定環境下，如果是認為股市出現了泡沫，可供選擇的措施是加大發行上市力度，壓低股票價格。而判言股市發展冒進，采取的對策應該是減緩發行上市數量，讓股市有一段休生養息的時期。近兩年股市政策幾經反復，終于宣布停止國有股減持，嚴格了增發的條件，而很快我們可能聽見另一種質詢：有哪一個國家的股市，曾經出現過每月、每周持續不斷發行新股？
其三，廣開股市的資金來源，應冷靜分析資金的性質。在中國可動員的資金的確很充裕，然而適宜進入股市的卻不多。經營性資金吸引進來，只具有短炒投機性，不利于股市穩定；社保基金、保險資金看似數量龐大，卻并不屬于敢冒風險的資金，可動用的部分實際上有限；銀行資金從理論上講雖然沒有理由不允許一般投資者質押融通，但只要股市尚存在雙向擴容的尖銳矛盾，就很難避免開閘容易流回難的嚴重后果。目前最被看好的是基金，可如果說人們對股票資產已不再具有更大的需求，那么對以股票為投資品種的基金，無論是開放式、還是封閉式，也難以激發出濃厚興趣。說到底，股票市場的資金來源從根本上講還是應該與居民對股票資產的需求保持相適應。
從全球金融體系的脆弱性的角度對金融全球化進行反思，已成為發展中國家無法逃避的重要課題。
本文將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全球金融體系的脆弱性與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安全問題.
一、全球金融體系脆弱性的根源在于金融經濟的過度擴張。
金融經濟的過度擴張是金融全球化過程中一個引人矚目的現象。自美元與黃金脫鉤，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的20多年里，金融經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其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真實經濟的增長速度。目前，它的規模大約是真實經濟的30-50倍。
金融經濟規模的迅速擴張是國際貨幣體系的制度安排、儲備貨幣國家的貨幣制度和政策以及發達國家私營機構的金融創新決定的。
第一，1971年美國黃金窗口的關閉造成了儲備貨幣與黃金的脫鉤，這使得貨幣這一傳統上真實而具體的財富變成了一種沒有基本價值的抽象符號和新興債務，從而使得金融經濟與真實經濟的分離成為可能。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美元的價值與黃金脫鉤，這不僅重新定義了貨幣，而且拆散了金融經濟與真實經濟的最后聯系。
第二，貨幣這種沒有基本價值的抽象符號或新興債務脫離真實經濟發展需要的過度創造，使金融經濟與真實經濟的分離與背道而馳成為現實。
中央銀行創造貨幣非常容易。創造貨幣的方式有大杠桿和小杠桿之分。大杠桿指中央銀行的公開市場業務；小杠桿指中央銀行改變銀行存款的準備金比例和調節中央銀行的貼現率或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來間接增加或者減少進入經濟體系的貨幣。
商業銀行也有創造貨幣的巨大能力。商業銀行創造貨幣的傳統方式是貸出存款。商業銀行和其它金融機構海還可以通過創造"近似貨幣"來增加經濟體系中的貨幣。最典型的"近似貨幣"是信用卡。花旗銀行發行的信用卡平均信用額度是2000美元，如果發行3000萬張，花旗一家銀行就可以創造600億美元的近似貨幣。還有很多種近似貨幣，全部由私營金融機構創造出來，而且除了市場力量以外不受任何約束。
從國際方面來看，歐洲美元市場形成后的二十多年中，數以千億計的歐洲美元在銀行和銀行間不斷流轉，反復貸出，隨著歐洲美元貸款的增長而不斷增長。不過歐洲美元終究不是具體的紙幣或金屬貨幣，而是一種電子貨幣。雖然這些貨幣的創造過程與國內銀行的貨幣創造遵守同樣的規則，但在1987年以前，這種無國界的美元代表一種自治的貨幣，完全由民間控制，因此與它們的美國表親相比更少受到限制。例如，歐洲美元沒有存款準備金的限制，經營歐洲美元的銀行創造貨幣的能力就比國內銀行要大的多。此外，在近20多年里，美國政府又通過巨大的貿易赤字把成堆的新美元送往國外。
第三，養老金、共同基金等機構投資者的崛起，金融期貨與期權等衍生工具的開發和應用，以及布萊克－肖期權定價理論的完成使金融投機資本通過組織效率的提高、現論的指導以及金融衍生工具高杠桿率的運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擴張。
第四，電子網絡和電子結算系統的引入極大地增加了貨幣或資本流動速度的增長潛力。科技的進步已使得每一筆交易的速度和準確性大大提高。作為購買力的貨幣或資金可以以光的速度在屬于全球市場組成部分的各地市場間流動。在金融經濟和真實經濟的距離不斷擴大之時，科技更造成兩者間迅速的疏離。
世界經濟財富價值體系示意圖
金融經濟過度發展的直接后果便是造成了世界經濟財富價值體系的極度扭曲（如上圖所示）。今天，世界經濟巨大的財富價值，其形成如一座倒置的金字塔，在底層是實際的物質和知識產品，在其上是商品和真實的商業服務貿易，再往上有復雜的債務、股票和商品期貨，最后位于金字塔頂端的是衍生期貨和其它虛擬資本。金字塔的維持和擴張，有賴于各層的適當比例以及上一層結構有多大能力從下一層汲取收入。在整個財富體系難以維持所需的日益增長的收入時，整個金字塔就會轟然解體。由于連鎖反應，龐大的金融體系可能就要頃刻垮掉。
世界經濟的發展歸根結底還是要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金融體系的可信度和穩定性歸根結底還是要以貨幣資產轉化為實物（含知識和信息）。但是，金融經濟的過度擴張使得虛擬經濟與實質經濟嚴重脫節。目前，全球外匯交易額大于世界市場進出口總價值的60倍，并且還在不斷繁衍。目前美國對金融和房地產投資的新信貸是制造業的3倍，美國實物貿易額不到期貨貿易額的一半。跨國債券和股票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在美國、德國、英國和日本分別高達151.51%、196.8%、690%和120%。其中衍生交易市場的發展最為引人注目，1987年以來，每2年，這個市場的規模就要翻一番。根據巴塞爾國際清算銀行的在11個國家67家銀行的調查，這些機構手中持有的衍生交易合同總值在1995年以來已高達63.6萬億美元。這是全球GDP的總和的兩倍多。1997年初，僅美國的商業銀行就持有25.7萬億美元的衍生合同，這是美國GDP的三倍以上。與此同時，世界真實的實物生產，不論人均和地均計算，均比過去20年有實際的縮減，而實物生產中還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服務于虛擬經濟的運作。美國勞動生產率近20年來僅為1%左右，即使是在經濟最為景氣的20世紀90年代，整個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也僅為1.1%，為戰后甚至1870年（至1970年為2.3%）以來的最低水平。
我們可以看到，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金融經濟過度擴張所帶來的大量的純粹的"虛擬"的金融資產近年來無節制地增長，結合整個世界真正物質生產的停滯和下降，已使金字塔嚴重變形、失真，為全球性的金融崩潰創造了必要的條件。美國經濟學家喬納森·特尼鮑姆指出：
一般而言，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選擇的標準主要有三個：可計量性、可控性、可預測的對政策目的的影響。從世界各國的貨幣政策實踐來看，可供選擇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有貨幣供應量、信貸總量、利率、匯率、通貨膨脹率等。究竟選擇何者作為中介目標，除了上述的三個選擇標準之外，還要受到某一時期主導性的貨幣金融理論、一國經濟金融發展水平、面臨的現實經濟問題等因素的影響。隨著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貨幣政策中介目標也從信貸規模轉向貨幣供應量。然而，近年來不少國家相繼放棄了貨幣供應量目標，轉向了利率、通貨膨脹等目標，進而在我國引發了貨幣供應量能否繼續充當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爭論。本文旨在對這些爭鳴文章進行系統梳理，為進一步的研究提供參考。
一、理論及實證研究綜述
（一）貨幣供應量仍可充當中介目標
我國1996年正式將M1的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同時以M0、M2作為觀測目標。目前在贊成以貨幣供應量充當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學者中，主要有兩種觀點：
1.在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內，貨幣供應量仍可充當中介目標
王松奇（2000）認為，從我國目前情況說，從貨幣政策到社會總支出的變動控制，其中可供選擇的中間指標只有兩個：一是貨幣供給量；二是利率。利率是否可以選作貨幣政策的中間指標，關鍵還要看它與社會總支出關系的密切程度。從實證數據看，投資的利率彈性過低，而利率對消費支出也不能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也就是說，它與社會總支出中間關系不夠密切，因此，就不能把利率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間指標。在目前及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內，貨幣供給量都是我國貨幣政策最合適的中間指標。
蔣瑛琨等人（2005）運用協整檢驗、向量自回歸、脈沖響應函數等方法，圍繞國內外學者爭議較多的貨幣渠道與信貸渠道，對中國由直接調控向間接調控轉軌的1992年一季度至2OO4年二季度期間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進行實證分析。實證結果表明，90年代以后，從對物價和產出最終目標的影響顯著性來看，貸款的影響最為顯著，其次是M2，M1的影響最不顯著，這表明，90年代以來信貸渠道在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從對物價和產出最終目標的影響穩定性來看，M1比較持久和穩定，其次是M2，最后是貸款。由于對最終目標影響穩定的中介變量更易于調控，因此就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而言，M1優于M2，M2優于貸款。現階段以及未來一定時期內，中國仍應當以M1為中介目標，將M2作為觀測目標。M1更適合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而取消貸款規模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是合理的。
2.當前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是適合的，但需調整與完善
范從來（2004）認為，現階段貨幣供給量作為貨幣政策中間目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這種局限性的克服不應該是簡單放棄貨幣供應量目標，而應該根據我國經濟市場化和貨幣化的程度調整貨幣供應量的統計內涵，通過匯率制度和利率市場化的改革，創造一種有利于貨幣供應量發揮中間目標功能的貨幣控制機制，提高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劉明志（2006）通過實證分析表明，中央銀行利率調整是中央銀行對物價變化所做的政策反應，但尚無實證分析結果支持中央銀行利率調整或銀行間市場利率變動可明顯地影響物價變化或經濟景氣變化的結論。因此。在利率市場化尚未徹底完成、利率形成機制尚不靈活、利率變動與經濟景氣變化之間的直接互動關系尚未建立之前，不宜遽然放棄貨幣供應量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而改采用利率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但考慮到銀行間市場利率對于市場信號變化的敏感性以及日常可觀測性，利率市場化徹底完成以后，利率形成機制將進一步完善，利率變動與經濟景氣變化之間的互動增強，利率在調節經濟景氣變化方面的作用將更加明顯，可以考慮使用銀行間利率作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
封思賢（2006）通過運用向量自回歸（VAR）模型、脈沖響應函數（IRF）、方差分解分析等經濟計量方法,對我國現行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進行了實證分析并得出結論: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有效性正不斷降低,實際利率作為中介目標的實施效果好于貨幣供應量。基礎貨幣難以控制、貨幣乘數不穩定、貨幣流通速度不斷下降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完善等因素是產生上述實證結論的重要原因。在我國現行的經濟金融條件下,針對中介目標選擇的一個可行思路是,近期宜在完善貨幣供應量可測性、可控性和相關性的基礎上,繼續使用貨幣供應量作為我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同時,必須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和配套的金融改革,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再由貨幣供應量轉為利率。
（二）以利率為中介目標
以利率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先后經歷過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20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適逢凱恩斯主義盛行，英美等西方國家在制定貨幣政策時，采用凱恩斯主義的主張－－盯住名義利率。第二個時期是從20世紀90年代至今，在“泰勒規則”的指導下，以實際利率為中介目標，如美國。“泰勒規則”認為，實際聯邦基金利率與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之間具有長期穩定的關系。在自然失業率水平下的通貨膨脹率和潛在產出增長率都對應著一個實際均衡的聯邦基金利率。若貨幣當局以實際均衡聯邦基金利率作為中介目標，便可以獲得通過改變名義均衡聯邦基金利率來穩定或影響產出、價格水平的最優路徑。我國學者在對利率中介目標進行討論的時候，并沒有明確地區分名義利率與實際利率。
李燕等人（2000）認為，由于貨幣總量控制有效性的基本條件不能得到滿足，央行對基礎貨幣控制能力有限，貨幣乘數也不穩定，因此有必要對我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進行調整：即從貨幣總量控制向利率調節轉變。
周誠君（2002）認為，在內生貨幣分析框架中，貨幣供給是內生的，利率則是外生變量。由此，一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應該是利息率而不是貨幣供應量。對我國而言,貨幣供給具有較強的內生性，而利率則具有幾乎完全的外生性。因此，目前我國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應轉向利率調控為主的間接型貨幣調控模式。以正因為此，我國目前利率改革的方向不能是追求單純的利率市場化，而應是一個多元的間接利率調控體系。
張強等人（2003）通過考察貨幣運行效果，發現貨幣供應量對經濟的影響有減弱趨勢，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不力。隨著金融開放度的加深，貨幣供給越來越依賴于經濟的發展，利率作為資金的價格，在反映經濟動態的敏感性方面更具有優勢，中央銀行應根據經濟金融發展程度漸進地調整中介目標。過渡期內中央銀行考察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時，逐步將中介目標由數量型過渡到以利率為主的價格型指標，同時將匯率、金融資產價格作為輔助指標納入中介目標體系。
（三）采用通貨膨脹目標制
以通貨膨脹目標作為貨幣政策目標規則緣起于20世紀90年代。面對嚴重的通貨膨脹，新西蘭儲備銀行率先進行了通貨膨脹目標的實踐，其后又有加拿大、新西蘭、英國等7國宣布采用通貨膨脹目標制，甚至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如波蘭、巴西、泰國、秘魯、菲律賓等也開始相繼采用該貨幣政策規則。Svensson（1999）認為，通貨膨脹目標可以被解釋為一種目標規則，以實現損失函數最小化。目標規則可以被解釋為中介目標規則，在操作程序上，以一定區間的通貨膨脹預測作為中介目標變量。從其表述來看，通貨膨脹目標制既可以被理解為關注最終目標的貨幣政策規則，也可以是中介目標規則。正因如此，國內主張采用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學者主要有兩種觀點：
1.貨幣政策目標直接盯住通貨膨脹率，以利率、貨幣供應量和經濟景氣指數等作為監測目標
夏斌等人（2001）通過對我國調控貨幣供應量的實踐進行考察,認為從1996年我國正式確定M1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M0和M2為觀測目標開始,貨幣供應量的目標值就幾乎沒有實現過。他們從貨幣傳導機制角度分析了近年來貨幣供應量目標無效的深層原因：貨幣供應量本身不好控制導致我國貨幣供應量可控性差，貨幣流通速度下降導致我國貨幣供應量目標效果不佳。因此，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客觀上已經不合時宜，應盡快廢止。盡管我國的銀行拆借利率等短期利率已經基本市場化，可以作為貨幣政策操作目標，但從短期同業利率到市場利率的生成機制還付諸闕如，利率目前顯然不能作為新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不僅如此，以利率、匯率或貨幣供應量等工具變量作為中介目標都存在一個共同缺陷，即此時貨幣政策的靈活性較差。一個可行的選擇是放棄采用任何中介目標，直接盯住通貨膨脹率，同時將貨幣供應量、利率、經濟景氣指數等其他重要經濟變量作為監測指標，即采取通貨膨脹目標。事實上，這也正是越來越多的國家在放棄貨幣供應量目標后的共同選擇。當前我國比較適宜的措施是放棄貨幣供應量目標后，暫不宣布新的中介目標，在實際操作中模擬通貨膨脹目標，努力使物價恢復并穩定在一個合理范圍內（按照一般理解,指核心物價指數上漲率在1-3%內），建立一個通貨膨脹目標下的貨幣政策操作框架。
奚君羊等人（2002）認為，從1996年我國正式確定M1為貨幣中介目標、M0和M2為觀測目標起，實際貨幣供應量與目標值之間始終存在很大的離差。由此可知,作為中介目標的貨幣供應量在可控性上存在嚴重缺陷。從穩定價格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這一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來看,貨幣供應量目標也不能令人滿意。從1998年起，M2與價格出現了明顯的背離趨勢，價格在M2快速增長的情況下繼續呈現持續性負增長，出現通貨膨脹緊縮的跡象，經濟增速也是逐年下降。貨幣供應量目標缺乏有效性的原因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貨幣供應量的計量口徑可能失真；二是基礎貨幣投放常因外匯干預或所謂的“倒逼機制”等原因而難以控制，且貨幣乘數不穩定；三是貨幣流通速度下降，尤其是1996年后M1和M2的流通速度出現了急劇下降的現象（鄭超愚、陳景耀，2000）；四是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出現了“腸梗阻”。以貨幣供應量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已嚴重干擾了我國的輿論判斷和公眾預期。因此，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把我國的貨幣政策目標直接釘在通貨膨脹率上，同時將利率、貨幣供應量和經濟景氣指數等其他主要經濟變量作為監測指標，這應是一個可行的選擇。
2.將通貨膨脹作為中介目標，以產出和就業缺口、貨幣供求、利率和匯率等作為監測指標
李揚（2002）認為，從可測性、可控性、相關性三個方面來看，貨幣供應量M1和M2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已不太合適，繼續按照現有模式使用它們作中介目標將有損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通過統計回歸分析驗證了我國實際存貸款利率對投資和通貨膨脹率的作用，這說明，即便在現今我國對名義存貸款利率實行一定程度的管制的情況下，實際存貸款利率的變動對經濟仍具有顯著的作用。隨著市場化進程的推進，特別是金融管制的放松和金融市場的發展，利率－－信用的價格－－在經濟中的作用就如同產品和服務的價格一樣，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理論和各國經驗顯示，如果采用利率充當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還不如索性直接采用“通貨膨脹目標制度”，在這種貨幣政策框架中，通貨膨脹是中介目標，而被稱為“貨幣狀況”的一系列指標，如產出和就業缺口、貨幣供求、利率和匯率等將成為中央銀行日常監測的指標。
（四）以產成品庫存總額占消費總額的比率為中介目標
曹家和（2004）從我國經濟建設的實踐出發，認為貨幣政策的效應存在非對稱性，即貨幣供給量在通貨膨脹時期能夠靈敏地反映出社會總需求的寬松度，并且能夠有效地防止通貨膨脹的出現，但在緊縮時期則對社會總需求的寬松度缺乏靈敏性，因而并不適合繼續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由于貨幣政策效應的非對稱性，客觀上要求央行在不同時期選擇不同的領先指標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在對目前國內學者提出的中介目標的利弊進行分析之后提出，在緊縮時期，央行可以使用產成品庫存總額占消費總額的比率作為執行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在供大于求的經濟中，當社會總需求增加時，產成品庫存總額呈下降的趨勢，而當社會總需求減少時，產成品庫存總額則出現上升的趨勢。既然治理緊縮的關鍵是增加內需，使社會供求趨于均衡，那么，能夠準確反映內需變動狀況的產成品庫存總額占消費總額的比率，因其能夠靈敏地指示貨幣供給量對總需求的實際影響，因而可以作為央行執行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首選指標。
（五）同時采用多個金融變量作為中介目標
張俊偉（2003）認為，貨幣量指標的有效性下降，“盯住通貨膨脹”應當是好的選擇。但“盯住通貨膨脹”要以央行具有高超的經濟運行預測能力和高度的政策獨立性，以及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乃至產業政策之間密切配合為前提。所以，“盯住通貨膨脹”在目前的中國還不具備現實性，它只能是遠期目標和努力方向。當前，可行的選擇應當是在進一步增加貨幣政策透明度、強化央行獨立性（如自主調節利率等）的同時，淡化對貨幣量指標的關注，轉向綜合利用多種金融變量所提供的信息來指導貨幣政策的操作，而不是像一些學者所宣稱的那樣，考慮用利率取代貨幣供應量充當我國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
方齊云等人（2002）認為，貨幣供給的內生性和外生性問題,是貨幣當局選擇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理論基礎。在區分貨幣供給內生性與外生性的框架下,從基礎貨幣和貨幣乘數角度對我國貨幣供給的性質進行了實證分析,論證了現階段我國貨幣供給的內生性特征，為近年來我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貨幣供應量控制實踐所表現出的無效性提供了一個解釋，并為我國現階段選擇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提供了一種思路：面對我國現階段貨幣供給的內生性特征下貨幣供應量指標已無法實現中介目標的功能的現狀,我國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應進行相應的調整,應該在逐步弱化貨幣供應量目標的同時,積極引進利率等監測目標,并提高對價格指數（CPI）的關注程度,直至最終盯住通貨膨脹率目標。
二、一個評論性總結
目前對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研究遠沒有形成一致性的意見，今后一段時期內仍將是學界研究的熱點。綜觀既有的文獻資料，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幾點結論：
（一）從理論上說，可計量性、可控性、可預測的對政策目的的影響這三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標準十分明確，且易于理解。然而不幸的是，我們依據這三個標準卻很難判斷某個金融變量是否比另一變量更適合充當中介目標。如FredericS.Mishkin曾考察過貨幣總量與利率，發現作為中間目標，是利率優于貨幣總量還是正好相反，我們在每一個標準上都無法得出明確的結論。因此，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選擇更多地是受到某一時期主導性的貨幣金融理論、一國經濟金融發展水平、面臨的現實經濟問題等因素的影響。
3、石油基金、外匯、銀行的金融支持是發展動力
石油基金的設立
由國家財政設立海外投資基金。海外石油投資屬于高風險活動，從事海外石油投資的國際大公司一般用自有資金進行海外石油的風險勘探投資。目前我國三大石油公司均不具備完全用自有資金進行大規模海外石油投資的實力，需要國家資金上給予支持。建立海外石油勘探開發基金，使我國國家石油公司獲得一塊比較穩定的資金來源，有助于其“走出去”。
4、石油銀行的金融支持
這里石油銀行的概念廣泛，包括4個方面:
(1)某些專業銀行或綜合銀行創新業務服務，像巴克萊銀行、法國興業銀行、德意志銀行一樣向中國石油相關企業推銷風險管理方案，設計石油場外衍生品給終端用戶、煉油商。
(2)大型商業銀行為石油石化企業海外發展的貸款擔保政策，在油價行情出現波動，引起大型石油石化企業出現大型項目融資及生產資金問題時，國家能源領導部門應協調大型金融機構對石油石化的貸款擔保項目，向國內石油天然氣企業提高貸款，解決資金問題。
(3)在某個政策性銀行，如國家開發銀行或中國進出口銀行，建立專門從事境外投資保險業務的機構，并責令該行借鑒國際慣例制定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保險辦法;國家應明確規定，凡海外石油投資項目，其國內母體應根據出資情況和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的風險情況向該機構申辦保險。
(4)配合國家石油儲備實施石油儲備銀行政策。英國、德國、韓國、匈牙利等國在建立石油儲備的過程中，實行“儲備的成本在全國進行分配”或貼息貸款等鼓勵儲備的政策。石油儲備銀行是動員各方面力量參與并保障石油安全的舉措之一。
配合國有石化企業海外拓展和貿易往來需協調相關部委如商務部、國土資源部、財務部、中國人民銀行等提供優惠融資貸款、外匯使用方面的便利。財政部門為了促進和穩定國內石油勘探和生產，我國也應采取對地質勘探費用稅收優惠以支持復雜地質和深海油田技術開發等措施，力圖降低勘探和生產成本，并使其具有價格競爭力。為此，可由國家能源領導部門每年向石油重點實驗室或民間企業撥付科研經費，與石化企業合作進行老油田提高采收率先進技術和鉆井技術的研究開發。努力提高鉆井技術以使石油開采成本降低。在鼓勵國內石油勘探和生產的有關政策上，能源領導部門與國土資源局、國家環保部門等合作協調，尋求影響石油資源勘探和生產的有關技術法規及環境問題的解決辦法。我國也可以在勘探開采上給予石油石化企業更多的優惠鼓勵其發展。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楊景民等.現代石油市場--理論、實踐、研究、創新[M].石油T-業出版社，2003.
關鍵詞：金融體系；資本市場；股權分置改革；商業銀行
一、金融體系的功能與中國金融改革的戰略模式
中國金融改革應該朝著什么方向走？中國的金融體系、金融模式應該是怎么樣的？這些重要的問題都需要認真研究。如果我們的改革事先沒有一個模式的勾畫，那么改革的方向將會不清晰，政策也會出現搖擺。我們現在有責任也有能力研究中國金融改革應當追求的戰略目標。中國的金融改革自1984年中國人民銀行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之后開始進行了20多年，這20多年的經驗使我們完全有條件有能力達到我們追求的戰略目標。在這20多年改革中，對于金融體系改革的目標，有多種表述，比如教科書上說，金融體系應當以中央銀行為核心，商業銀行為主體，多種金融機構并存發展。但問題是，這樣一種模式是不是中國金融改革未來的目標？我們需要根據經濟社會發展變化做一些修改，甚至是重大的修改。
金融體系的分類標準非常多，有一種分類得到全球金融學家的認可，即從功能的角度分類。我們把金融體系分成兩大類，一類是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另一類是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我國現在的金融體系是以商業銀行為主導的。今天傳統的商業銀行雖然發生了一些變化，但是未發生質的變化。我國當前的這種金融體系能不能持續存在下去？能不能保證中國金融的安全而有效率？能不能使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下去？能不能使居民、投資者以及市場主體享受到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好處？我國當前的這個金融體系恐怕難以實現這些功能。
金融功能決定金融體系。在傳統的金融體系中，金融功能分為兩大類：一是提供支付清算。貿易活動發達之后，支付清算非常重要，一個發達的金融體系必須提供支付清算的功能以提高全社會經濟的運行效率。實質上，商業銀行形成之后這個功能已經具備了。傳統金融體系的第二功能是媒介資源配置，這是因為市場中信息不對稱，風險無法分散等原因，所以市場需要一個中介來完成從儲蓄到投資的轉化。早期金融體系受技術的限制，只能在一個狹窄的地域發展，工業社會后原來的金融制度滿足不了要求，所以現代股份制銀行開始出現。上述兩個功能是金融體系必須具備的。今天，金融功能升級了，上述兩個功能仍然存在，但它們不是最核心的功能。最核心的功能應當是成長性最好的代表未來發展方向的功能。經濟發展到今天，經濟活動不但要具有支付清算及資源配置的簡單媒介功能，而且更需要分散風險、對沖風險、管理風險的功能，以使整個經濟體系能夠安全運轉。這是現代金融體系必須具有的一個新功能。第二個新功能是將經濟增長的財富通過金融體系表達出來。只有經過證券化處理的金融市場才有可能與整個經濟增長保持動態的聯動關系。
簡言之，金融體系必須增加分散風險與管理財富這兩個新功能，但目前我國的金融體系不具備這兩種功能，因為我們的資本市場非常微弱，因此，我們所要選擇的一個戰略目標是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即建立以充分發達的資本市場為基礎的現代金融體系。
二、商業銀行面臨的挑戰與未來金融體系三元素
自2004年起，中國的商業銀行真正進入市場化改革。在此之前的20年中，整個中國金融體系改革具有自我
循環的特征，找不到一個正確的方向。顯然，商業銀行改革的目標應當是建立在資本市場平臺上的，離開這個平臺，商業銀行市場化改革不會成功。從2005年起，建行等國有商業銀行相繼在境外上市。引進戰略投資者是必須的，同時，商業銀行需要一個很好的公司治理結構。商業銀行改制以資本市場為平臺，它的股權通過證券化的處理與資本市場相對接，進而成為資本市場一個重要的投資產品。
商業銀行的改革和資本市場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資本市場與商業銀行之問存在著挑戰、競爭、合作的關系。就挑戰而言，財務狀況良好的公司可以發行短期融資債券，這對傳統的銀行的資產結構會產生直接的挑戰。從發行者來看，短期融資券的融資成本很低，與貸款相比利息下降了1％～2％。
如果一公司發行30億元短債，那么就會節省3000～6000萬元的財務成本，而且這種產品還是投資者喜歡的，因為會有3.5％～3.9％的利息收入。貨幣市場很多資金就會進行這種投資。老百姓在銀行存款，一年期的利率是2.25％，還要交稅。但進行這種投資不用交稅，并且利率比較高。這實際上會對商業銀行的傳統業務帶來全面的挑戰。
商業銀行還面臨另一個更嚴重的挑戰是公司債券市場。短期融資券是一年期以內的，公司債券是一年期以上的。它對商業銀行傳統的主體業務會產生正面的沖擊。按照1983年企業債券發行有關條例，企業債券的發行當時是由現在的國務院發改委來審批的，所以在中國，發行公司債需要很高級別的領導來審批，比發行股票難得多。從目前看，政府主要是讓國有大型企業發行公司債，這顯然是極其落后的管理辦法，它嚴重地阻礙了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中國資本市場不僅僅是一個股票市場，它還必須擁有一個龐大的、有厚度的債券市場，這個債券市場主要品種應是公司債券。沒有一個公司債市場，中國的資本市場就是殘缺不全的，它就無法進行企業內部的資本結構調整，也很難使資本結構達到最優。所以公司債市場一旦放開，對商業銀行傳統業務帶來的挑戰就更加巨大。如果所有優質的企業都能夠發行公司債，5年就能達到5萬億元的規模。5萬億元公司債加1萬億元的短期融資券，商業銀行的傳統業務就將“窮途末路”了，沒有客戶了，沒有利潤來源了。對于投資者來說，商業銀行從中問拿走的那部分利差太多，投資成本太高，所以投資者更愿意供需雙方直接見面，把商業銀行截留的利差交給投資者。
可是我們現在還沒能做到這些，其中有很多理由。有人說，股票市場發展了15年，問題層出不窮，如果再把公司債市場發展起來，問題將會更多，必然會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在一個充分發展的資本市場，風險控制的主體是投資者，政府的一個重要職能，就是提供信息披露的標準，制定提供虛假信息披露的懲罰機制，而不是由政府來具體過濾市場風險，誰來過濾風險呢？誰把真正的信息給投資者呢？不是政府，而是專業性中介機構。政府的出發點很好，致力于使投資者、老百姓不受損失，所以基本對每家上市公司都要進行審查，但實際上，這不是政府的職能。應該把過濾虛假信息的功能交給專業化的中介機構。在市場經濟發展的今天，我們的很多事情還沒有做到位，社會中介也缺乏應有的誠信。我們很多中介的理念是為客戶服務，實質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介的天職是為社會服務，為投資者服務，代表全體的投資者，審查投資對象的信息是否真實。如果是虛假的，中介就要提示。而我國的中介機構往往參與作假，把一個明明能看出來的虛假，通過專業技術做成很難看出來的虛假。所以，如何發展客觀、公正、盡責的中介機構，包括會計事務所、資信評估機構等顯得非常重要。沒有合格的資信評估機構，公司債市場就不可能發展起來。因為公司債市場的價格與信用高度相關。公司和公司之間的資產價格和籌資成本應有根本差別。
商業銀行的確能夠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一個沒有商業銀行體系支持的資本市場一定是弱小的。
其弱小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缺乏有效的、源源不斷的資金來源。這并不是說要商業銀行通過提供信貸資金進入股市，而是通過商業銀行的轉型，把原來儲蓄客戶變成代客理財的客戶，進行業務結構的調整。中國商業銀行有很好的信用，并且愿意通過其信用幫助顧客理財。通過這樣的過程可以發現，商業銀行的結構正在發生變化。雖然瓶子還是那個瓶子，但是里邊已經不是醋了，而是酒了，你不能再說它是一個醋瓶子。同樣的道理，雖然名稱可以是商業銀行，但業務結構已經發生了改變，它做的事情已經不是原來的商業銀行傳統的業務了，其業務結構已經發生很大變化了。未來的商業銀行將成為社會的資產管理公司，在鎖定風險的前提下，盡可能提高投資者的收益。金融服務是分等級的，資產管理是金融服務鏈條中最高端的服務。未來的金融機構包括商業銀行提供的最主要的服務應該是資產管理。到那時，我們的市場有足夠的寬度和足夠的厚度，市場上有大量的金融資產可供組合，它可以有效地為投資者提供資產管理服務。
我有一個極端的想法，未來的金融體系大致有三個元素：第一個元素是又寬又厚又大的資本市場，或許還包括貨幣市場，這是一個巨大的資產市場或資產池，任何人都可以到這個市場進行資產組合。進行組合就需要資產管理公司，所以，提供資產管理服務的金融機構是現代金融體系中第二個元素。第三個元素是保險市場。其實，從嚴格意義上講，保險不屬于金融，只不過在中國這樣比較落后的階段把它歸到了金融體系中。有人認為，還需要有中央銀行來發行貨幣，我甚至認為，未來貨幣不見得由中央銀行發行。貨幣實質上是一種可交易的信用。從這個角度講，一個大企業，只要發行了可交易的信用，就可以視為貨幣了。未來的金融業可能就是這樣的框架。
如果金融體系朝這個方向發展，那么金融就是安全的了。雖然市場每天在波動，但它是一個有彈性的市場。中國需要一個有彈性的金融體系，而不是一個脆弱的金融體系。有彈性的金融體系雖然由于資產負債的證券化，而使市場每天都在波動，但其貌似風險，實質安全，因為它在波動中釋放風險。金融不能消滅風險，但是可以通過科學的市場結構的安排來分散風險、降低風險。金融是永遠與風險聯系在一起的，任何人只要從事金融就不可能沒有風險，只不過風險大小不同而已。風險大，其收益預期就大；風險小，其收益預期就小。我們永遠不可能有收益很高但風險很低的產品，也不可能有收益很低但風險很高的產品。如果有，就說明制度設計出了問題。所以我們不要害怕市場波動。很多投資人不愿投資股票，依我看，股票是目前最好的可選擇的投資工具，因為股票的收益明顯高于債券。可是在中國，我的這個理論有時得不到驗證。我認為，我的理論邏輯沒有錯，可現實不是這樣的。所以我現在思考的是，到底應該修正我的理論，還是改革現實。
三、中國發展資本市場必須翻越的三座大山與股權分置改革從長遠發展的角度來看，沒有一個發達的資本市場，金融體系會出現很多問題。資本市場要發揮功能，必須要有規范的制度安排。中國的資本市場難以發揮基本功能，可能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響，有制度層面的，有文化層面的，有政策層面的，等等。
我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必須翻過三座大山。第一座大山是我們的文化。我們有著優良的文化傳統，但是我們的信用文化嚴重缺失了，甚至到處存在作假。在這種文化下，資本市場的發展是很困難的。因為沒信譽，從而不可能建立起發達的委托-制度。沒有發達的委托-制度，資本市場是發展不起來的。另外，我們有點錢就存進銀行，因為社會保障制度沒有有效地建立起來。當然我不相信“文化決定論”。我確信隨著資本市場的發展，隨著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的文化會逐漸發展起來。第二座大山是我們的法律制度。法律制度對資本市場的發展有著重大的影響。我國法律體系屬大陸法系，一般而論，大陸法系更強調公權力，對市場發展有一定的影響。不過，從近幾年的情況來看，我們法律制度的架構雖然還是大陸法系，但在微觀之處也在逐漸吸收英美法系的某些內容，這將有利于資本市場的發展。第三座大山就是我們強大的商業銀行。我國資本市場只是一只小貓，旁邊站著卻是商業銀行這只老虎。資本市場受到了強大的商業銀行的壓抑。
當前中國資本市場發展中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股權分置改革。我本人是股權分置改革的一個推動者。實際上，從20世紀90年代，我們就開始研究中國的股票市場到底是哪里出了問題。后來，我們終于發現存在缺陷的制度設計，即股權分置。從理論上說，股份公司的股東是有共同的利益取向的，是平等的，都是按自己的股份取得權利。但是股權分置卻把股東之間的利益取向變成股東之間的利益對抗。在這種制度下，大股東的利益來源于對中小股東、對流通股股東的利益剝奪。在股權分置的條件下，大股東有巨大的收益卻沒有相應的風險，而中小股東有巨大的風險卻只有較小的收益，違背了收益與風險匹配性原則，從而使上市公司以及整個資本市場失去了發展的動力。這就是我們要進行股權分置改革的原因。
1981年我國批準設立了第一家外資銀行——南洋商業銀行深圳分行，自此外資銀行開始以不同的策略方式進入中國市場，“入世”后其進入速度進一步加快。截至2001年底，在華開設的外資銀行營業性機構只有190家，“入世”后的5年間就增加了122家。然而，從全國范圍來看，外資銀行這種通過增設分支機構擴張業務規模的方式，不管是從資產規模和存貸款市場份額，還是從盈利水平等來看，所取得的效果都不盡如人意。“入世”后7年間以四大銀行為代表的國有商業銀行的資產規模增長將近兩倍，而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均增長了三倍有余，外資銀行的資產總額增長速度略快于股份制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
改革開放政策實行后，中國就成為全球為數不多的高成長市場，而金融業市場的增長速度更要快于宏觀經濟的增長速度，為了分享中國經濟高速成長的成果，外資銀行勢必會加速進入中國金融市場。而與在中國設立分支機構相比，外資銀行更主要的方式則是通過入股中資銀行或與中資銀行結成戰略聯盟的方式來打入中國市場。2005年，中國銀行業股改進入，國有銀行的股權出售一浪高過一浪。在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中，建設銀行約用15%左右的股權換來了40億美元左右的資金，中國銀行則將用10%的股權換來30億美元左右的資金，工行用10%左右的股權換來30億美元左右的資金。
在持股比例上，多家外資金融機構持股比例接近了銀監會規定的20%的上限，如匯豐銀行持有交通銀行19.9%的股份，渣打銀行持有渤海銀行19.99%的股份，荷蘭國際集團持有北京銀行19.9%的股份，澳洲聯邦銀行持有杭州市商業銀行19.9%的股份等。從國內銀行來看，也有多家外資機構合計持股比例接近銀監會25%的上限，如興業銀行被三家外資金融機構合計持股達到24.98%，西安市商業銀行被兩家外資機構合計持股達到24.9%，北京銀行被兩家外資機構合計持股達到24.9%，南京銀行被兩家外資機構合計持股達到24.2%等。通過參股中資銀行，外資銀行可以迅速解決分支網絡布點太少、客戶基礎不足的缺陷花旗銀行競購財務狀況不佳的廣東發展銀行，看重的主要就是廣發的全國性金融業務牌照和其500多家分支機構。
二、外資大舉進入對我國金融安全造成的影響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外資通過在我國經濟發達地區設立分支機構搶奪我國銀行業高端市場，同時通過以低廉的價格收購中國銀行業資產以解決分支網點少等缺陷，并且跨過了銀行行政監管部門對外資銀行業的特許權牌照監管等短期內難以逾越的障礙，一方面可以獲得股價折價發行所帶來的益處；另一方面還可以分享中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利潤分紅，可謂是一舉兩得的聰明之舉。
但是，外資銀行業進入中國市場其目的似乎不限于此。美國國會更于2007年9月通過決議，要求中國政府取消對外資入股中國銀行的控股比例限制，以打開中國的金融市場。這里暫且不論美國有何權力對別國的國內事務指手畫腳，單從動機來看，美國出臺這項決議就表明了美國控股中國銀行業進而控制中國經濟的迫切要求。
十年前，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頃刻間將整個亞洲經濟、乃至世界經濟拖入到危險的邊緣，使得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神話成為過去，東南亞國家三十年積累的財富大幅縮水。金融動蕩一直蔓延到日本、俄羅斯等國家，許多國家社會秩序陷入混亂，印尼、馬來西亞均發生騷亂和政府動蕩，各國金融體系面臨了不同程度的重組和整頓。這是國際炒家們成功地進行的一次對別國的“剪羊毛”行動，使亞洲國家幾十年的發展成果頃刻間被洗劫一空。金融危機雖然說與其產生危機國家在缺乏有效監管同時過早實行自由匯率制度等自身經濟的種種缺陷有關，但是國際游資的主觀惡意炒作卻是其更直接的原因。同樣的，中國銀行業在沒有建立起一個成熟的經營模式成功抵御外部沖擊時過早地開放國內金融市場，勢必會引起金融系統的動蕩，進而引起整個中國經濟的動蕩。從世界經濟發展史可以看出，以美國為首的國際銀行家們有很大的動機通過政治施壓等手段，敲開中國金融門戶，進而實行其一系列的“剪羊毛”的手段，來掠奪中國經濟建設成果。另一方面，金融系統被外資控制，勢必會削弱中國中央銀行進行金融調控的力度，進而使中國經濟間接處在外國資本的控制之下。目前，我國金融市場的監管體系和管理機制還很不完善，抵抗外來金融風險的能力還很弱。在這種情況下，在金融領域大規模招商引資，容易造成中國經濟控制權的喪失，危及國家金融安全。倘若我國的金融業一旦掌控在外資之手，外資會利用金融資本滲透、控制國內產業資本，相互融合，形成壟斷一切的金融資本。屆時，國內企業的一舉一動都處在國際競爭對手的監控之下；而且外資機構還會將其全球金融市場上的金融風險通過關聯交易和衍生工具轉嫁到其控股的中國企業之中，從而轉移風險，收獲利潤，控制我國的經濟命脈，逼使我國成為其附庸。所以，我們不能不提高警惕，對中國金融開放步伐要慎之又慎，在沒有把握時寧可慢一些，也不能犯急功近利的危險，使中國經濟付出慘重代價。
三、我國銀行業應采取的政策措施
1.減緩金融機構上市步伐，并對現有上市銀行機構進行制度監管與控制
中國政府引入國際戰略投資者的初衷是為了引入國外銀行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提高中資銀行服務水平。但是，外資參股中資銀行的意圖卻是分享中國銀行業的壟斷利潤進而控制中國經濟，這從外資機構入股中資銀行后的作為可以看出。除個別中資銀行之外，很多參股的外資金融機構并沒有向中資銀行派駐董事和管理人員，與中資銀行在業務方面開展的合作也很少。即使在那些外資金融機構持有股份比例較高、有外資董事和管理人員的中資銀行里面，中資銀行的收入結構在近幾年來也基本沒有變化，其利潤來源仍然是主要依靠利差收入，由此可以看出，中資銀行服務水平改善程度也十分有限。
通過引入外國資金學習西方國家先進經驗、提高我國金融業服務水平，看來只是我們自己一廂情愿的做法。而我們在付出巨大代價的同時，卻給了西方國家進一步控制我國經濟的工具手段。所以，我國當務之急是減緩國有商業銀行上市的步伐，對現有的上市商業銀行進行治理整頓，出臺相應的管理措施，以減小其中外國金融資本所可能會起到的破壞作用。
2.努力提高中資銀行服務水平，提高中間業務收入比例
當前中資銀行中間業務發展水平與外資銀行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不僅在規模、占比、發展水平等經營指標方面落后，而且在經營管理手段、產品創新機制和優良的金融服務水平等方面的差距更大。據了解，目前中資銀行中間業務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一般在10%以內，平均為7%～8%，而目前在華外資銀行中間業務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一般在50%左右。所以，面對外資銀行在中間業務方面的競爭，中資銀行要有清醒的認識，要盡快迎頭趕上，切不可忽視或拖延。要真正認識到發展中間業務是今后中資銀行提高盈利水平改善客戶結構、增強銀行核心競爭能力的重要手段；要認識到中間業務具有表外性、服務性風險小、成本低、利潤高等特點，要努力改變中間業務品種單一、創新不足的現象；要以市場為導向，突破傳統業務的經營范圍和模式，充分挖掘市場潛力，研究市場消費心理，分析市場發展趨勢，積極研發新的中間業務產品。在學習和引進外資銀行的全新的投資理念、成熟的財富管理工具以及豐富的操作經驗的基礎上，要把發展中間業務的重點放在信用卡、個人高端客戶理財、住房抵押貸款、網上銀行、衍生品、電話銀行、咨詢顧問、資產管理、第三方合作等方面；還要加強中資銀行與保險、證券等金融機構的合作，大力發展投資銀行、國際保理、國內保理、國內信用證、保函等高附加值的業務以及財務咨詢、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托管。
另外，銀行監管部門要加強對中間業務管理，加強監管的主動性，把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的開展與加強監管有機地結合起來，加強統籌研究，減少無序競爭，鼓勵和支持中資銀行開展中間業務，引導中資銀行的中間業務良性發展，逐步探索出一套符合我國國情的行之有效的發展中間業務的觀念、方法和途徑，努力打造出一批屬于自己的特色品牌和形象。
3.加快銀行業對內開放步伐
在我國銀行業對外開放十分迅速的同時，對外開放卻十分遲緩，至今沒有獲得突破性進展。目前出現的四大銀行之外的銀行，雖有民營股份，但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民營銀行，或者是國有控股，或者行長的任命還是官方行為。因此，在我國金融改革中，要正確處理好國有商業銀行與民營銀行的合作關系。一是要正確認識國有商業銀行的主體地位和作用。國有商業銀行是金融體系的主體，是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增長、結構調整、社會穩定、人民富裕的基本條件和關鍵樞紐，更是國家宏觀調控、彌補市場失靈的重要保證；二是國有商業銀行要適應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必須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和運行效率的內控機制，優化配置金融資源，提高金融資產質量，建立中國特色的、與國際慣例接軌、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現代商業銀行制度；三是要堅持建立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股份制商業銀行為依托，其余金融機構為補充的金融體系。在金融改革中，我們主張不能改變國有商業銀行的性質，但對其他金融機構允許民營化經營，做到穩步發展多種所有制的中小金融企業，形成理性競爭環境。應該說，銀行業的對內開放，已經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目前需要的是轉變觀念、盡快推動的決心。而外資銀行的全面進入，使得國內發展民營銀行的問題變得更加刻不容緩，啟動越晚，民營銀行就會在制度約束之外，面臨更多的市場環境約束，從而更難獲得改革成效。
【摘要】銀監會出臺的《關于調整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準入政策更好地支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中，極大地降低了新設金融機構的準入門檻。本文著重對調整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準入政策的利弊進行了分析。
【關鍵詞】金融機構準入政策農村銀行業
2006年12月20日，銀監會出臺了《關于調整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準入政策更好地支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這一政策，極大地降低了新設金融機構的準入門檻，其目的在于打破農村金融壟斷地位，推動成立以“村鎮銀行”為代表的新型農村銀行業金融機構，增加農村金融服務活力，解決農村地區金融機構網點覆蓋率低、農村金融供給不足、農村銀行業效率低、服務手段落后、農村地區信貸資金投放缺少寬松政策環境和信用基礎等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建立完整的農村金融市場體系，最大限度地吸引資金流入農村市場，逐步形成多元化農村金融服務體系，有效解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金融供給不足問題，可謂是一件大好事。好事能否辦好？亟需加快解決目前成立“村鎮銀行”中面臨的一些問題。
一、新農村建設資金需求增大是農村金融改革首要前提
我國新農村建設資金需求總量巨大。據國家統計局初步測算，到2020年，新農村建設新增資金需求總量為15萬億元。按照過去農村投入資金中財政資金、信貸資金和社會資金的經驗比例，即使考慮到公共財政加大對新農村建設投入的情況，新農村建設資金需求中的大部分仍需要由銀行業金融機構提供。
與此同時，我國農村金融服務需求正趨多樣化。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涉及多領域、多層次、多類型的金融需求，既有一般農戶的小額信貸需求，也有產業集群化龍頭企業的大規模資金需求；既有普通的存貸款服務需求，更有各類銀行卡等支付結算和理財等服務需求。這些在客觀上要求農村金融服務品種更加豐富、手段更加多樣、方式更加便捷，而現有的農村金融服務顯然還存在不足，而這也為眾多金融機構進入農村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二、放寬準入政策呈現四特點
銀監會的《意見》，將率先在6省（區）適當調整和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準入，該政策的核心內容可用以下四句話概括：
（一）低門檻、嚴監管。《意見》中，五類農村銀行業金融機構在注冊資本、營運資金、投資人資格和入股比例、業務準入條件和范圍、高級管理人員準入資格、機構審批、公司治理等方面均享受到了調整放寬的優惠待遇。在監管方面，對新型農村銀行業金融機構則實施審慎監管，其監管指標與商業銀行的標準一致，并且根據其資本充足狀況和資產質量狀況，將適時采取差別監管措施。當資本充足率低于8%時，將采取限期提高資本充足率，限制開辦部分業務，限期重組，直至采取接管、撤銷或破產等措施。
（二）先試點、后推開。由于銀行業市場準入制度調整政策性強、涉及面廣，《意見》提出按照“先試點、后推開；先中西部、后內地；先努力解決服務空白問題、后解決競爭不充分問題”的原則和步驟，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再完善辦法、穩步推開。首批試點選擇了四川、青海、甘肅、內蒙古、吉林、湖北等6省（區）的農村地區。
（三）增機構、廣覆蓋。《意見》允許各類資本到農村地區投資、收購、新設銀行業金融機構，其主要包括三類新設機構和兩類現有機構。三類新型農村銀行業金融機構包括村鎮銀行、信用合作組織和專營貸款業務的全資子公司。兩類現有機構，一是支持各類資本參股、收購、重組農村信用社，將農村信用社代辦站改造為新型農村銀行業金融機構；二是支持現有銀行業金融機構在農村地區增設分支機構。農村地區各類銀行業金融機構，尤其是新設立的機構，其金融服務必須能夠覆蓋機構所轄區域的鄉（鎮）或行政村。
（四）拓功能、強服務。《意見》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在成本可算、風險可控的前提下，積極創新符合當地客戶合理需求的金融創新產品和服務，逐步將目前在城市開發、開辦的標準化的保險、、租賃、保管、擔保、個人理財、信息咨詢、銀行卡等產品與服務推廣到農村，充分利用商業化網絡銷售政策性金融產品，滿足農村多元化的金融服務需求。
三、“低門檻”政策將促進我國農村金融體系重構
《意見》中“低門檻”準入政策的推出，將對我國農村金融體系產生重大影響。近年來，由于大量商業性金融機構撤離農村，形成了農村金融的農信社“一社獨大”格局，其壟斷地位不斷強化。由于缺乏競爭，農信社在貸款利率定價方面完全處于“強勢”地位：針對農戶的貸款利率偏高，放寬利率限制后部分農信社的貸款利率一浮到頂，農民承受的利率壓力比較大。
1.農信社的壟斷地位將被打破。新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進入，不僅有利于增加農村金融供給，有效緩解農民貸款難的問題，而且還有利于打破農信社在農村大部分地區“一社獨大”的壟斷格局，加大各類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度，從整體上提高農村金融業的經營效率。
2.現有銀行業金融機構勢必加大對農村地區的金融投資。準入門檻放寬之后，各個機構可以根據自身特點在多層次的農村金融業務中更好地找準定位，從客觀上加大對“三農”的支持力度。農業發展銀行可以完善其政策性金融職能，拓寬業務范圍和服務領域。
3.新型的農村金融機構將進入農村金融市場。放寬準入后，新型的農村金融機構如村鎮銀行經行政許可可以開辦各類銀行業務；隨著這些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進入及其業務的展開，農村金融供給不足、農民貸款難的狀況有望得到改善。
4.民間金融等農村非正式金融將得到引導和規范。一方面，具有一定規模和管理制度的農村非正式金融組織，在降低金融市場的準入門檻之后將被合法化；另一方面，目前存在的不正常的非正式金融將被限制和取締。
四、有幾個問題值得我們關注和思考
1.資金投向難以保證。成立“村鎮銀行”的目的是解決農村金融供給不足問題，由于《意見》中沒有明確規定農村新金融機構吸收的存款應全部投向農村，這很可能導致新成立的“村鎮銀行”將資金投向利潤更大的城市地區。對于以“村鎮銀行”為代表的新型農村銀行業金融機構的存貸款利率浮動區間是否放寬或放寬到何種程度等問題也沒有明確規定。
2.支付結算等問題需加以明確。由于“村鎮銀行”規模較小，數量較多，如何將其納入支付結算體系，結算渠道是直接納入當地人民銀行還是通過其他金融機構，需要進一步探討并加以明確規定。同時，需要解決“村鎮銀行”金融穩定的問題。由于央行履行著金融穩定職能，承擔著“最后貸款人”的角色，在我國存款保險制度尚未建立的情況下，對于這些新型農村銀行業金融機構一旦出現支付危機，基層央行何時介入、以何種方式介入以化解金融危機，需要進一步明確。
3.規模過小經營成本相對較高。《意見》規定，在縣（市）設立的村鎮銀行、在鄉（鎮）設立的村鎮銀行、在鄉（鎮）新設立的信用合作組織、在行政村新設立的信用合作組織，其注冊資本分別為不低于人民幣300萬元、100萬元、30萬元、10萬元。經營機構的小型化、分散化，在應對儲戶提現和其他日常運營問題上，所需的高流動性資產（如現金）與總資產的比例相對較高，形成活期存款、各種匯兌頭寸較少，資金成本相對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