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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健（2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
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總體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
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及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近幾年中國人口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如果按照自然趨勢發展，中國現在及未來一段時間內會像許多發達國家一樣持續處于人口轉變的第二個階段，但是由于70年代開始實行了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發生了快速轉變，致使中國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轉變過程。這就導致了我國人口結構問題日益突出，使得21世紀中國面臨著人口數量及結構的雙重壓力。
第三，中國人口轉變的經濟基礎不同于發達國家。中國的人口轉型是在經濟追求高速發展的時期出現的，與工業化幾乎同時發生，而歐洲是在工業化完成后的經濟高度發達的背景下才出現的。西方發達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時，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國僅為1000美元，顯然，中國的人口的轉變缺乏經濟基礎。
總體而言，對前面提到的人口問題雖然存在不同的觀點，但各種觀點的爭論使人口問題的研究更加全面。具體而言：
在未來人口戰略目標上，學術界把人口目標與社會經濟和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聯系起來，并深刻認識到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人口問題，找到了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視角更加強調學科之間的交叉性：在確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適度人口方面將人口學、經濟學、資源環境學等結合起來，跨學科的特點突出；在分析人口結構問題時，選取了改進之后遞進式生育預測方法，這種預測方法更適合于中國人口發展的規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導向及人口控制的調節機制上，對人口政策的探討不再僅限于關注人口數量，而是從多角度多層面去審視人口政策實施的條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響。對于這些方面的探討，可使未來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實際，從而能盡可能的縮小負面效應，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處在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城市地區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技術條件與經濟條件已經完全成熟，因此全國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決于農村經濟的發展。
對我國未來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啟示
上述針對人口問題的觀點，是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國人口問題而提出的，這些觀點對我國未來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啟示：
第一，在不斷完善的市場機制下，生育政策應隨之做出相應的調整。無論原有的生育政策在過去發揮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總是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才能發揮其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及完善，無論生育政策的導向如何，對生育的調節手段應該發生轉變。
【關鍵詞】低碳經濟經濟評價氣候變化
一、低碳經濟的起源
在國際社會上,關于低碳經濟的起源,筆者認為大致可以分為如下五個階段:
1.氣候變化引發國際社會關注
在1979年第一次世界氣候大會上,氣候變化首次作為一個引起國際社會關注的問題提上議事日程。聯合國于1988年建立了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PanelonClimateChange,IPCC),以監測和報告全球氣候變化。
1987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主席布蘭特蘭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從一個地球到一個世界》拉開人類重新評價西方工業化及其后果,改弦更張走可持續發展道路的序幕。
2.初步建立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體系規則
1992年6月,在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150多個國家制定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其宗旨是將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濃度穩定在不對氣候系統造成危害的水平。
3.初步建立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規則
1997年12月,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三次大會上,參加國通過了《京都議定書》作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補充條款。《京都議定書》提出了采用市場機制來解決環境問題的思路,并規定了《公約》附件一國家(發達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的量化減排指標;即在2008～2012年間其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削減5.2%。
4.低碳經濟的正式提出
“低碳經濟”這一概念是由英國首相布萊爾于2003年2月24日發表的題為《我們未來的能源—創建低碳經濟》的白皮書中提出的,并且英國政府為低碳經濟發展設立了一個明確的目標,那就是英國將到2050年將其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削減60%,從根本上把英國變成一個低碳經濟的國家。
5.低碳經濟的發展時期
2006年10月,由英國政府推出、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牽頭的《斯特恩報告》(SternReview)指出,全球以每年GDPN1%的投入,可以避免將來每年GDP5%～20%的損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經濟轉型。
2007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通過了“巴厘島路線圖”,明確了氣候變化談判機制和時間表,確定了2009年12月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的締約方第15次會議將成為“后京都時代”談判的最后關口,制訂出一項新協定,該“路線圖”要求發達國家在2020年前將溫室氣體減排25%至40%。“巴厘島路線圖”為全球進一步邁向低碳經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在此背景之下,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從傳統的高碳經濟向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模式轉型逐漸的被世界各國提上日程。
2009年7月8日,八國集團峰會提出,到2050年,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總量應在1990年或其后某一年的基礎上減少80%以上,到2050年使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至少減少50%。實現這個目標,全球經濟就必須轉型到低碳經濟。這預示著從現在到2050年的未來40年,低碳經濟將是國家競爭力和企業競爭力的重要體現。
二、國外低碳經濟理論和低碳經濟評價的綜述
1.國外低碳經濟理論研究文獻綜述
首次出現低碳經濟(LowCarbonEconomy)術語的官方文件,是2003年2月24日由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發表的《我們未來的能源——創建低碳經濟》的白皮書。白皮書指出,英國將在2050年將其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減排60%,從根本上把英國變成一個低碳經濟的國家[1]。
萊斯特·布朗(2003)掀起了一場“A、B發展模式”之爭。“A模式”即以化石燃料為基礎、以破壞環境為代價、以經濟為絕對中心的傳統發展模式。“B模式”則是以人為本,以利用風能、太陽能、地熱資源、小型水電、生物質能等可再生能源為基礎的生態經濟發展模式。
2006年10月,由英國政府推出、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牽頭的《斯特恩報告》(SternReview),它是以氣候科學為基礎,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對歐盟提出的全球2℃升溫上限加以論證(進行學術和方法論闡釋),呼吁各國迅速采取切實可行的行動,盡早向低碳經濟轉型[2]。
巴里·康芒納(2006)認為,環境危機的根源,不在于經濟增長本身,而在于造成這種增長的現代技術。這種技術往往是從單一的追求生產效率的角度,或從單一的消費使用的目的出發,而發明出來的。它忽略了整體,忽略了這種技術賴以發展的基礎—生態系統,從而粗暴地破壞了不斷循環運動的生命之圈。因此,要克服危機,首先要克服這種技術上的缺陷;要做到這點,則必須樹立生態學的觀點。
2.國外低碳經濟評價研究文獻述評
當前國際對低碳經濟評價指標是“脫鉤”指標評價,以及關注如何提高生態效率的對策與途徑。
在脫鉤研究方面,sturiuson(2002)認為脫鉤指標雖然有很多缺點,諸如缺乏與環境容量的自動聯系,難以兼顧各國國情以及受環境壓力的最初水平和使其選擇的影響等,但脫鉤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02)研究了環境壓力與經濟增長脫鉤指標的國家差別,發現環境與經濟脫鉤的現象普遍存在于OECD國家中并且環境與經濟的進一步脫鉤是有可能的,從而得出結論:在OECD國家,環境與經濟的沖突,己經得到有效的控制,并在繼續向好的方面轉化。可以預計,在不遙遠的將來,環境與經濟的沖突,可以得到滿意的解決方案[3]。
TaPio(2005)利用“脫鉤彈性”(decouplingelasticity)的概念,進一步將脫鉤指標由原有的初級脫鉤(經濟增長與資源利用即能源與GDP的脫鉤)、次級脫鉤(自然資源與環境污染即CO2與能源的脫鉤)、和雙重脫鉤(同時達到初級脫鉤和刺激脫鉤)的基礎上進一步細分為連接、脫鉤和負脫鉤三種狀態,再依據不同彈性值,進一步細分為弱脫鉤、強脫鉤、弱負脫鉤、擴張負脫鉤、擴張連接、衰退脫鉤與衰退連接等類,使得脫鉤指標進入新階段。該指標的優點在于對環境壓力指標與經濟驅動力指標的各種可能組合給出了合理的定位。
此外,國外許多學者都對本國及世界溫室氣體排放與經濟發展的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進行了檢驗。Panayotou(2003)認同對部分環境污染物(如顆粒物、二氧化硫等)排放總量與經濟增長長期關系呈倒“U”型關系的論斷,并從人們對環境服務的消費傾向角度解釋了原因:隨著國民收入的提高,產業結構發生了變化,人們的消費結構也隨之產生了變化。此時,人們開始關注環境的保護問題,環境服務成為正常品,環境惡化的現象逐步減緩乃至消失[4]。
綜上所述,國外有關低碳經濟的理論與評價研究為我們對低碳經濟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但由于國家差異的影響,我國低碳經濟發展評價尚無法直接套用國際上通用的評價方法。
三、國內低碳經濟理論和低碳經濟評價的綜述
1.國內低碳經濟理論研究文獻述評
國內對低碳經濟的研究起步較晚,自21世紀以來,有關低碳經濟的研究才逐漸增多。總體而言,國內學者對低碳經濟的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低碳經濟的內涵方面。付允(2008)認為低碳經濟是一種綠色經濟發展模式,它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三低三高)為基礎,以低碳發展為發展方向,以節能減排為發展方式,以碳中和技術為發展方法的綠色經濟發展模式。鮑健強(2008)指出,碳排放量成為衡量人類經濟發展方式的新標識,碳減排的國際履約協議孕育了低碳經濟,表面上看低碳經濟是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所做努力的結果,但實質上,低碳經濟是經濟發展方式、能源消費方式,人類生活方式的一次新變革,它將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能源)基礎之上的現代工業文明,轉向生態經濟和生態文明。金樂琴(2009)認為低碳經濟是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它與可持續發展理念和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要求是一致的,與當前大力推行的節能減排和循環經濟也有密切聯系。
第二,發展低碳經濟的必要性和意義方面。黃棟(2009)認為,中國發展低碳經濟出于以下考慮:首先,當前中國正處于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伴隨工業增長所帶來的能源和資源消費會大幅度增加。其次,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隨著中國的崛起,國際社會也要求中國承諾更多的溫室氣體減排義務。第三,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為代表的低碳產業是一個潛力無窮的朝陽產業。馮之浚(2009)認為發展低碳經濟不僅是我國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提高資源能源使用效率,保護生態環境的需要,也是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情況下增強國內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擴大出口以及緩解在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等問題上所面臨的國際壓力的需要。這既符合我國現代化進程的要求,又可以面對來自國際上的挑戰。
第三,發展低碳經濟的條件方面。(2009)指出,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機遇與挑戰并存。一方面,探索低碳發展之路不僅符合世界能源“低碳化”的發展趨勢,而且也與我國轉變增長方式、調整產業結構、落實節能減排目標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具有一致性。從另一角度看,中國如果不能盡快實現包括低碳化在內的發展方式的轉型,將會面臨更多的風險。金樂琴(2009)認為,我國發展低碳經濟面臨諸多不利條件:一是發展階段。二是發展方式。三是資源稟賦。四是貿易結構。當然,中國發展低碳經濟也有許多有利條件:一是減排空間大。二是通過結構調整、技術革新和改善管理等途徑,實現節能減排的余地較大。三是減排的成本低。四是技術合作潛力大。
第四,發展低碳經濟的基本途徑和戰略對策。鮑健強(2008)認為,我國發展低碳經濟一是調整產業結構,發展具有低碳特征的產業,限制高碳產業的市場準入;二是降低對化石能源的依賴,走有機、生態、高效農業的新路子;三是發展低碳工業,優化能源結構,提高能源效率,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四是建設低碳城市,開發低碳居住空間,提供低碳化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統;五是通過植樹造林、生物固碳,擴大碳匯。郭萬達、劉藝娉(2009)認為未來40年是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鑒于氣候變化的國際外交談判問題比較復雜,我們應“內外有別”,對外要本著“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進行國際談判,“對內”,則要抓住機遇,積極主動地發展低碳經濟。吳昌華(2009)指出低碳經濟涉及政府、企業和公眾等相關利益群體,是政策、制度安排、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的大變革和結構重構。任力(2009)認為發展低碳經濟的措施:如實施低碳發展戰略,調整產業與能源結構,加強低碳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建立碳交易市場,促使企業承擔低碳社會責任等。超級秘書網
2.國內低碳經濟評價研究文獻述評
張雷(2003)運用多元化指數方法分析了經濟發展對碳排放的影響,認為經濟結構的多元化和能源消費結構的多元化會導致國家從以高碳燃料為主轉向以低碳為主。趙云君等(2004)通過選擇多個單一國家的不同樣本,發現有些指標的實證結果相互矛盾,從而提出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只是一個客觀現象,而不是一個客觀規律”的論斷。趙一平(2006)根據“脫鉤”和“復鉤”的思想,提出我國經濟發展與能源消費相對“脫鉤”和“復鉤”的概念模型,并對我國經濟發展與能源消費的響應關系進行實證研究,對我國能源弱“脫鉤”現象背后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及主要矛盾進行識別與分析。脫鉤指標研究初步顯示出其重要價值。譚丹,黃賢金,胡初枝(2008)首先測算了我國工業各行業近十兒年來的碳排放量,并總結了我國工業行業碳排放的特征,進而運用灰色關聯度方法分析了我國工業行業碳排放量與產業發展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表明:產業產值與碳排放之間存在著密切聯系,通過測算工業各行業單位GDP碳排放量的變化,分析了工業行業產業結構與碳排放的關系。
四、總結
國內對低碳經濟的研究正悄然興起,但低碳經濟的指標體系與評價體系研究尚未得到足夠重視,尤其是有關區域低碳經濟發展水平評價的研究文獻則鮮有見到;二是現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如何對低碳經濟的指標體系進行設計完善,而并沒有應用指標體系對區域或者城市低碳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實證評價,設計出來的指標體系與實踐應用操作尚有一段差距;三是在低碳經濟評價方面,多限于某一個城市或一個地區低碳經濟發展狀況的評價,缺乏對多個城市或地區低碳經濟發展水平的比較研究,沒有體現出區域低碳經濟發展水平的可比性。
參考文獻:
[1]DTI(DepartmentofTradeandIndustry),EnergyWhitePaper:OurEnergyFuture-CreateaLowCarbonEconomy[M].London:TSO,2003.
[2]SternN.SternReviewonTheeconomicsofClimateChange[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7.
[3]OECD.IndieatorstoMeasureDecouplingofEnvironmentalPressurefromEconomicGrowth[R].SummaryReport,OECDSG/SD,2002.
[4]付允.低碳經濟的發展模式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8(3):14-19.
[5]朱守先.城市低碳發展水平及潛力比較分析[J].開放導報,2009(8):10-13.
關鍵詞循環經濟可持續發展綠色GDP
20世紀80年代之后，中國經濟進入高速發展階段，我國用短短20多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上百年的路程，生態和環境遭受了嚴重破壞，導致本應在不同階段出現的生態與環境問題在短期內集中體現和爆發出來。粗放式發展導致污染加劇，我國環境污染已從地表水延伸到地下水，從一般污染物到有毒有害污染物，形成了點源污染與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與工業污染疊加、各種新舊污染與二次污染相互復合態勢，對生態系統、食品安全、人體健康構成日益嚴重的威脅。資源和環境的承載力已難以支撐經濟的高速增長，成為經濟增長的瓶頸，因此我們必須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實現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環利用。
1循環經濟與可持續發展
無序開發嚴重透支國人的生存環境，發展面臨資源瓶頸和環境容量的嚴重制約。針對危機，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指出，我國必須走循環經濟之路。與傳統經濟模式相比，循環經濟要求按照生態規律組織整個生產、消費和廢物處理過程，其本質是一種生態經濟，是解決我國經濟高速增長與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矛盾的根本出路。
循環經濟是按生態學原理和系統工程方法運行的具有高效的資源代謝過程，完整的系統耦合結構及整體、協同、循環、自生功能的網絡型、進化型復合生態經濟，是一種以自然生態系統物質循環流動方式為特征的經濟模式。循環經濟可以為工業化以來的傳統經濟轉向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提供戰略性的理論范式，從而從根本上消除長期以來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尖銳沖突，可以說發展循環經濟是實施可持續發展的必由之路。
2循環經濟的內涵與原則
傳統工業經濟是由“資源——產品——廢物和污染排放”所構成的單向物質流動經濟。在這種經濟中，人們強制把自然資源和能源開采出來，在生產加工和消費過程中又把污染和廢棄物大量排放到環境中去，對資源的利用常常是粗放的、一次性的。循環經濟倡導的是一種建立在物質不斷循環利用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模式，它要求把經濟活動按照自然生態系統的模式，組織成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物質反復循環流動過程，使得在整個經濟系統以及在生產和消費過程中只產生很少的廢物。循環經濟評價原則，簡稱“3R”原則：
（1）循環經濟遵循“減量化”原則（Reduce），以資源投入最小化為目標。針對產業鏈的輸入端——資源，通過產品清潔生產而非末端技術治理，最大限度的減少對不可再生資源的耗竭性開采與利用，以替代性的可再生資源為經濟活動的投入主體，以期盡可能地減少進入生產、消費過程的物質流和能源流，對廢棄物的產生排放實行總量控制。生產者通過減少產品原料投入和優化制造工藝來節約資源和減少排放；消費者通過優先選購包裝簡易、循環耐用的產品，以減少廢棄物的產生，從而提高資源物質循環的高效利用和環境同化能力。
（2）循環經濟遵循“資源化”原則（Reuse），以廢物利用最大化為目標。針對產業鏈的中間環節，對消費者采取過程延續方法最大可能地增加產品使用方式和次數，有效延長產品和服務的時間強度；對生產者采取產業群體間的精密分工和高效協作，使產品－廢棄物的轉化周期加大，以經濟系統物質能量流的高效運轉來實現資源產品的使用效率最大化。
（3）循環經濟遵循“無害化”原則（Recycle），以污染排放最小化為目標。針對產業鏈的輸出端——廢棄物，提升綠色工業技術水平，通過對廢棄物的多次回收再造，實現廢物多級資源化和資源的閉合式良性循環，實現廢棄物的最少排放。
3循環經濟與綠色GDP
GDP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GDP的增長只是反映了人類為社會創造的財富，通常被人們視為經濟活動的“正面效應”。然而，在GDP增長的同時也會產生“負面效應”，這種負面效應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人類無休止地向生態環境索取資源，使自然資源從絕對量上逐年減少；二是人類通過各種生產活動向生態環境排泄廢棄物使環境污染，或濫用資源使生態破壞。綠色GDP是為了克服GDP的缺陷而提出來的，它是指從現行的GDP中扣除環境資源成本和對環境資源的保護服務費用后的剩余國內生產總值，它為構架循環經濟新體制指明了方向。轉1）綠色GDP是發展循環經濟的切入點。把綠色GDP作為發展循環經濟的切入點和衡量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指標，是在保證經濟增長的同時不會過度消耗能源，不對環境造成損害的有效途徑。
（2）綠色GDP是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外在動力。我國必須改善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將環境保護與經濟結構性調整結合起來，完善核算體系，建立綠色GDP，才能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化。
（3）綠色GDP是政府介入循環經濟的有效途徑。有必要把綠色GDP納入干部考核的內容，作為對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業績評價的重要參數，使政府更科學更積極地介入并實施循環經濟戰略。
（4）資源——經濟——環境投入產出核算框架（綠色GDP是計算方法）：綠色GDP＝傳統GDP－（生產過程全部資源耗竭＋生產過程全部環境污染＋資源恢復過程全部資源耗竭＋資源恢復過程全部環境污染＋污染治理過程全部資源耗竭＋污染治理過程全部環境污染＋最終使用全部資源耗竭＋最終使用全部環境污染）＋（資源恢復部門全部新創造價值＋環境保護部門全部新創造價值）。
（5）由SEEA的基本結構表可以推算出：綠色GDP＝傳統GDP－環境資源損耗－環境污染損失。
4我國發展循環經濟的模式與實踐
借鑒國外成功經驗，我國提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推動循環經濟發展的“3＋1”模式，即小循環、中循環、大循環，廢物處置和再生產業。
（1）在企業層面，選擇典型企業和大型企業建立以清潔生產為核心的物質小循環，也就是根據生態效率理念，通過產品生態設計、清潔生產等措施進行單個企業的生態工業試點，減少產品和服務中物料和能源的使用量，實現污染物排放的最小化。目前，我國已在20多個省（區、市）的20多個行業、上千家企業開展了清潔生產審計，建立了30個行業或地方的清潔生產中心，1萬多人次參加了不同類型的清潔生產培訓班。有5000多家企業通過了ISO14001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幾百種產品獲得了環境標志。
（2）在區域層面形成的中循環，按照工業生態學的原理，通過企業間的物質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企業間的工業代謝和共生關系，建立工業生態園區。目前我國有廣西貴港、天津泰達、新疆石河子等11個園區為國家生態工業園區試點。
（3）在社會層面上形成大循環，重點進行循環型城市和省區的建立。目前我國已有8個省、35個城市、300多個地縣開展試點，有的地區已初見成效。國家環保總局在遼寧省進行了以改造老工業基地為核心的循環經濟示范區建設試點工作；在貴陽進行了以發揮當地資源優勢，構建新的產業格局為核心的循環經濟城市建設試點工作。
（4）廢物處置和再生產業，建立廢物和廢舊資源的處理、處置和再生產業，以從根本上解決廢物和廢舊資源在全社會的循環利用問題。
5結語
循環經濟是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深化和具體化，是解決我國經濟高速增長與生態環境日益惡化矛盾的根本出路。立足于21世紀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和國家的生態環境安全，推行循環經濟發展模式，是解決當前和今后面臨的一系列重大資源、環境和經濟問題，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有效途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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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吳少宇.循環經濟：綠色經濟模式[J].管理與財富，2004(8)
4雷明.綠色國內生產總（GDP）核算[J].自然資源學報，1998(4)
摘要：發展循環經濟對我國經濟持續增長具有重要意義。傳統價值鏈理論具有局限性，循環經濟發展對價值鏈完善極富啟示。循環經濟下的價值鏈重塑機理包括企業內外部價值鏈重組機理、產業價值鏈強鏈整合機理和區域價值網勾連共生機理，為循環經濟價值鏈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提供借鑒與決策支持。
關鍵詞：循環經濟；價值鏈；重塑；機理
一、傳統價值鏈理論的分析
波特(MichaelPorter，1986)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最早提出價值鏈這一概念，他在分析公司行為和競爭優勢的時候，認為公司的價值創造過程主要由基本活動(含生產、營銷、運輸和售后服務等)和支持性活動(含原材料供應、技術、人力資源和財務等)兩部分完成，這些活動在公司價值創造過程中是相互聯系的，由此構成公司價值創造的行為鏈條，這一鏈條就稱之為價值鏈[1]。價值鏈指的是將一項產品或服務從提出概念與設計，經過不同階段的加工，加工出制成品送到消費者手中，直到消費者使用后的最終處置。生產環節只是所有價值增值環節中的一環，每一環節中又包含一系列的經濟活動，比如，生產環節就涉及原材料的加工、內部物流控制以及成品包裝等活動。雖然，價值鏈常常被視為縱向的聯系，其實鏈內的各環節之間是一種雙向互動的關系。不僅公司內部存在價值鏈，一個公司價值鏈與其他經濟單位的價值鏈也是相連的，任何公司的價值鏈都存在于一個由許多價值鏈組成的價值體系(ValueSystem)中，而且該體系中各價值行為之間的聯系對公司競爭優勢的大小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2]。
價值鏈主要是相對于一個企業而言的，是針對企業經營狀況開展的價值分析，其目的是弄清楚企業的價值生成機制，剖析企業的價值鏈條的構成并盡可能加以優化，從而促進企業競爭優勢的形成。企業不同，其價值生成機制也不同，在這些企業的價值鏈條構成中各有其價值生成的重要節點，有的在生產，有的在研發，有的則在營銷或管理上。如果企業某一節點上的價值創造能力在同行中遙遙領先，可以說這個企業在這方面具有了核心競爭能力。
隨著經濟發展的深入與合作共生企業發展模式的提出，企業不僅注重競爭的優勢產生而且開始廣泛開展合作，獲取合作共贏。于是，學者開始探討價值鏈的外部延伸，主要包括價值鏈的分解與整合、價值網的形成等。在價值鏈條的片斷化和空間重組方面，克魯格曼(Krugman，1995)曾經探討過企業將內部各個價值環節在不同地理空間進行配置的能力問題。由此，使得價值鏈中治理模式與產業空間轉移之間的關系成為全球價值鏈理論中一個重要研究領域。此后，阿爾恩特和凱爾科斯(ArndtandKierzkowski，2001)使用“片斷化”(Fragment)來描述過生產過程的分割現象。他們認為這種生產過程在全球的分離是一種全新的現象。這就使得同一價值鏈條的生產過程的各個環節通過跨界生產網絡被組織了起來，這一跨界網絡可以由一個企業內部完成，也可以由許多企業分工合作完成[3]。
綜上，可以發現，雖然價值鏈的內涵從產生至今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在價值鏈的整合與價值網的形成方面，仍舊沒有很好的理論進行支撐，價值鏈的外部整合往往停留在理論上的戰略聯盟、產業集群等方面，這些只能是一種契約上的關系完善，而不能實現價值上的連接，不能完全支撐一個巨大的價值網的內在連接關系，因此，需要有一種更穩定、更強大的連接機制改善企業、產業的價值體系。
二、循環經濟發展原則對價值鏈的啟示
(一)循環經濟發展原則
循環經濟是以物質、能量梯次和閉路循環使用為特征的，在環境方面表現為污染低排放，甚至污染零排放。循環經濟把清潔生產、資源綜合利用、生態設計和可持續消費等融為一體，運用生態學規律來指導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因此本質上是一種生態經濟[4]。循環經濟的根本任務就是保護日益稀缺的環境資源，提高環境資源的配置效率。循環經濟的基本內涵是“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的原則(3R原則)[5]。
1.“減量化”原則。“減量化”(Reduce)原則是指在生產和服務過程中，盡可能減少資源消耗和廢棄物產生，核心是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在生產中，減量化原則常常表現為要求產品體積小型化和產品重量輕型化。此外，要求產品包裝追求簡單樸實而不是豪華浪費，從而達到減少廢棄物排放的目的。減量化原則屬于輸入端方法，旨在減少進入生產和消費過程的物質量，從源頭節約資源使用和減少廢棄物的排放。
2.“再利用”原則。“再利用”(Reuse)原則是指產品多次使用或修復、翻新或再制造后繼續使用，盡量延長產品的使用周期，防止過早地成為垃圾；再利用原則屬于過程性方法，目的是提高產品和服務的利用效率，要求產品和包裝容器以初始形式多次使用，減少一次用品的污染。
3.“資源化”原則。“資源化”(Recycle)原則是指將廢棄物最大限度地轉化為資源，變廢為寶、化害為利，既減少自然資源的消耗，又減少污染物的排放。資源化原則屬于輸出端方法，要求在物品完成使用功能后重新變成再生資源。
“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原則在循環經濟中的重要性并不是并列的。循環經濟不是簡單地通過循環利用實現廢棄物資源化，而是強調在優先減少資源消耗和減少廢物產生的基礎上綜合運用3R原則，3R原則的優先順序是：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
(二)對價值鏈的啟示
1.價值鏈延長。循環經濟條件下的生產方式本質特征就是延長了產品價值鏈的環節，通過對行業價值鏈過程中副產品的減量與處理，以及對產品使用后殘余物的回收處理再利用，延長了該行業的價值鏈，使得有限的資源能創造出更大的利用價值。此特征的典型案例就是著名的“杜邦模式”。這種模式可稱之為企業內部的循環經濟運行模式，其要義是組織企業內部各工藝路線之間的物料循環利用。通過組織廠內各工藝之間的物料循環，延長生產鏈條，減少生產過程中物料和能源的使用量，盡量減少廢棄物和有毒物質的排放，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資源；提高產品的耐用性。20世紀80年代末，杜邦公司的研究人員把工廠當作實踐循環經濟新理念的實驗室，創造性地把循環經濟三原則(即3R原則)發展成為與化學工業相結合的“3R制造法”，以達到少排放甚至零排放的環境保護目標。他們通過放棄使用某些對環境有害的化學物質、減少一些化學物質的使用量以及發明回收本公司產品的新工藝，到1994年已經使該公司生產造成的廢棄塑料物減少了25%，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減少了70%。同時，他們在廢塑料如廢棄的牛奶盒和一次性塑料容器中回收化學物質，開發出了耐用的乙烯材料等新產品。現在的杜邦公司已發展成一家以科研為基礎、提供提高人類在食物與營養、保健、服裝、家居及建筑、電子和交通等生活領域的全球性企業。在全球70個國家經營業務，共有員工79000多人，2001年總收入為247億美元，在財富500家美國最大的工業/服務公司排行榜上名列第70位。
2.價值鏈網狀或環狀化。由于循環經濟條件下，企業對生產或銷售過程中產生的副產品必須進行處理，而不能當作廢棄物直接排放或丟棄。這就使企業必須盡量地對副產品進行處理，并使處理后的副產品產生再利用的價值，以平衡處理成本。這樣就可以把處理后的副產品作為新的原材料供應給其他企業使用，這樣就使得該行業的價值鏈與其他相關行業的價值鏈形成了交叉，從而變為網狀化或環狀化[6]。
三、循環經濟下的價值鏈重塑機理
(一)企業價值鏈的內外延伸機理
循環經濟下，企業價值鏈也能通過內部重組和外部延伸實現價值鏈業務流程和生產活動價值增值能力的增強，提高企業價值鏈的效率。通過內部和外部兩個方向的延伸，能大大增強價值鏈的鏈長和鏈強，實現企業價值的縱向和橫向循環，提高企業價值鏈創造價值的能力。
1.內部重組。企業價值鏈上的活動分為基本活動和輔助活動，通過企業內部循環經濟價值鏈的重組，實現基本活動的循環，并使部分輔助活動在重組過程中直接參與價值創造，轉變為基本活動。如一些化工企業在處理廢棄物時按照傳統價值鏈理論它將歸屬于內勤活動，但經過循環經濟的重組整合，該活動變為生產運營活動的主要環節之一。企業價值鏈內部重組的實質是依據循環經濟的發展原則，改造價值鏈，使價值鏈的載體——物流鏈實現“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從而完善價值鏈的運營機制。
2.外部延伸。外部延伸是企業保持系統開放性的必要條件。如果企業價值鏈是一個封閉體系，在循環經濟價值鏈的運轉過程中，隨著資源、能量、信息的消耗，價值鏈將進入“死循環”狀態，企業系統將面臨“滅寂”的危機。只有將企業價值鏈的“觸角”延伸到外部環境中，才能為企業系統引入負熵流，實現企業系統的自組織，使企業價值鏈的循環保持生生不息。
(二)產業價值鏈的強鏈整合機理
產業價值鏈是企業價值鏈在產業鏈上的價值體現，是以產業鏈運行為載體的價值循環鏈條。產業價值鏈是企業價值鏈的延伸，是多個企業價值鏈相互銜接的整體。產業價值鏈不能僅僅通過聯盟、契約和簡單的利益關系維系，而是價值運行的內在需求的結果。只有產業價值鏈存在強鏈關系，產業價值鏈才能穩定，才能形成一個價值整體，才能通過加速價值流轉創造更多的價值。產業價值鏈的強鏈整合表現為：
1.循環。產業價值鏈是指以某項核心技術或工藝為基礎，以提供能滿足消費者某種需要的效用系統為目標的、具有相互銜接關系的企業集合。這就決定了價值鏈上的企業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關系，他們的這種關系決定了價值鏈的循環特征。
2.增值和扶持。產業價值鏈的增值表現為通過投入將其轉化為價值增值的過程。在波特價值鏈模型的上游，首先供應商提供投入，然后企業在價值鏈上增加價值，再交給價值鏈的下游，即其他企業或最終消費者。這種依次、連續穩定的價值增值和傳遞過程一部分需要借助某種實物形式來表現，另一部分則存在于服務的過程中。扶持表現為企業價值的實現必須要通過投入來實現和強化。
3.系統整合。處于價值鏈中的單個經濟個體不是獨立存在的，其經營行為表現出它與價值鏈上其它企業的緊密關聯性。正是由于這種緊密關聯性，才使得價值鏈上的企業構成了一個協調有序的系統，表現出系統特征。經濟系統的主要特征是系統中的個體不能脫離系統而孤立存在，系統中個體的行為是以系統的利益最大化為目標，而不是以個體的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因此，應該用統一的、聯系的而不是片面的、孤立的觀點看待價值系統中的企業[7]。
(三)區域價值網的勾連共生機理
區域價值網是一個區域的各個產業通過循環經濟的作用實現的價值連通網絡體系，是區域經濟價值流轉的大循環。在一個區域內，存在著各種產業，如果產業之間不能存在價值連通和價值交換，那么區域經濟將陷入“各自為政，自生自滅”的困境，區域價值體系終究要覆滅。但如果區域價值鏈能互相勾連、互相促進，形成一個共生的生態網絡，組成一個生態位重嵐疊嶂的系統，將實現區域經濟的欣欣向榮。
1.勾連。勾連是指通過循環經濟實現不同產業間的實物流發生交叉匯合，而最終導致產業價值鏈也互相連通的現象。勾連并不是要實現所有產業所有價值節點的互相連通，而是在循環經濟引導下的必要環節上實現點與點的對接，使不同產業之間通過微小的接觸點交換價值，實現價值的大循環流轉。在一個區域的循環經濟價值網中，這種點與點的勾連是無處不在的，但又不是無處都在的。無處不在是指勾連的數量大，且是動態的，只有價值動態流轉才能實現價值增值；不是無處都在是指區域價值鏈的勾連不是以面的形式發生的，產業間的價值交流往往發生在產業內某一個企業和另一個產業的企業的價值交換環節。
2.共生。共生是循環經濟的特征與目標之一，只有在區域內形成一個多種經濟實體共生的多樣性生態網絡，區域經濟才能和諧發展。共生并不是一種消極的共同存在狀態，而是一種積極的相互作用關系。通過循環經濟實現的共生，企業與企業、產業與產業之間就能相互推動，加速價值流轉，實現價值增值。
3.生態位彌合。在區域價值網絡中，存在著許多未曾開發的生態領域，即空白小生位。循環經濟的發展促使一些利用廢棄物進行生產的企業誕生，很好地填補了一些空白小生位。而小生位的填補不僅實現了小生位的價值創造，其意義更在于實現了價值鏈網的更大范圍連通，為區域價值網的價值交換提供了更多機會，提升區域價值網價值實現能力。
不同于社會上其他產業的平面設計方向，在校園文化建設中，平面設計的類型也存在不同的表現形式：
1.校園標識設計
標識設計是傳達校園文化最直白最有效的平面設計方式，一般的標識是通過簡化的圖文相結合形成的某個具有特殊意義的圖形，這種簡單精致的標識設計比在生活中我們看到的更加能清晰地傳達設計者所要表達的意圖和標識所體現的文化內容，校園文化建設中的標識具有代表校園文化的特色：
（1）明確的設計理念，體現校園精神文明的主要方向；
（2）針對中小學生為欣賞主題，設計簡單易懂，不能一味地標新立異，內容積極，促進中小學生健康向上成長；
（3）結合校園環境，標識導向簡潔明了，與校園整體環境設計相互輝映。
2.校園公益設計
校園文化建設中公益設計最常見的表現形式就是公益廣告的設計，公益廣告是通過廣告的形式傳達某種公益理念，中小學校園文化建設中的公益廣告主要針對的是中小學生的思想品德培養，它在學生的日常學習和生活中潛移默化，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提升學生的自我品德，幫助學生提升自我修養，優秀的校園公益廣告具有以下特點：
（1）公益性，顧名思義公益廣告是代表社會公共利益的廣告，校園內的公益廣告應該緊扣學生思想品德課的可貴品質為主題，尊老愛幼、見義勇為、拾金不昧等精神，給中小學生的品質建設起到了模范作用；
（2）啟發引導性，校園文化建設中的公益廣告就是為了能夠正確引導學生樹立健康的價值觀，在學習生活中，能夠像公益廣告里所倡導的中心思想一樣，努力把中小學生培養成“素質高品德優”的校園主體；
（3）藝術性，公益廣告在現代社會已經逐漸深入人們的生活，公益廣告的拍攝內容也變得多種多樣，作為校園文化中的藝術表現形式，公益廣告應該采用中小學生感興趣的內容作為材料，制作出幽默詼諧，道理淺顯易懂的優秀設計，不僅符合校園文化建設的理念，更是對藝術的創新。
3.校園板報設計
校園板報是我國校園文化歷史發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經過了歷史對校園文化的沉淀，它在我國校園文化建設中依然處于尤為重要的地位，在當代校園環境文化建設中，優秀的板報種類繁多，但都具有以下特征：
（1）板報的制作不僅操作簡單，而且是幫助中小學生鍛煉動手能力的好機會，我國校園文化中的板報設計大都是由中小學生自己創造制造而成，比如黑板報，手抄報等等，板報的制作由于其簡單便捷，美觀易控制的特點深受中小學生的喜愛，他們將自己感興趣的元素加入到板報當中，制作成獨一無二的板報，學生很好的融入了校園文化，加深了他們對校園文化的理解，提升了自我素養；
（2）板報可以設計于校園里每一處可以繪畫的地方，在保護公共財物整潔的情況下，板報出現在校園的黑板上，宣傳欄里，食堂宿舍等都是可以放置板報設計的地方，它有著及其強大的普及性，時時刻刻影響著中小學生們的生活和學習。
二、平面設計對校園文化的作用
1.優秀中華文化的傳承
平面設計作為文化傳承的載體，在校園文化建設的發展中，起著重要的推進作用，校園文化建設是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中小學生應該在從小就學習優秀的中華文化，了解中華文化需要平面設計與校園文化相互結合，共同為傳承優秀的國家文化做出貢獻。
2.彰顯校園文化的價值
平面設計將校園文化為主要設計理念，以校園教育思想為中心，設計出能夠彰顯校園文化的各種設計，平面設計與校園文化相互交映，突出校園文化建設的精神，不僅是藝術設計的創新，更是一個時代校園文化的見證。
3.促進學生個性發展
平面設計結合當代校園文化，在學生學習和生活中方方面面影響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培養健康的學習習慣，提升學生對藝術的自我追求，幫助他們形成優秀的人格個性，通過校園內平面設計的各種形式，潛移默化影響學生塑造優秀的人格魅力，促進中小學生的個人全面發展。
4.培養學生藝術創造力
關鍵詞：OTT框架；新經濟地理；模型；區域經濟；產業集聚
中圖分類號：F119.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2731(2008)02－0022－05
新經濟地理學是空間經濟學一個新的分支學科，它利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來解釋地理上各種形式的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自克魯格曼(Krug－man，1991)《收益遞增與經濟地理》一文發表以來，新經濟地理學進一步深化了在城市經濟學、區域經濟學和國際貿易等領域的研究，被稱為是繼新產業組織理論、新貿易理論、新增長理論之后出現的第四次“新經濟學”研究浪潮。但同時也有不少西方學者對它提出了批評，尤其是它嚴重地依賴于特殊的研究框架，正如克魯格曼所指出的，新經濟地理學嚴重地依賴于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壟斷競爭、CES效用函數和冰山運輸成本，即DCI框架。有鑒于此，Ottaviano，TabuchiandThisse(2002)提出了一個含二次子效用的擬線性效用函數和附加型(addi．tive)運輸成本的分析框架，即OTT框架，來進一步研究新經濟地理問題。本文擬從OTT框架的特征及三個重要模型兩方面進行分析，以期對該框架下新經濟地理理論有一個較全面的認識。
一、OTT框架對新經濟地理學的改進
OTT框架主要通過引入含二次子效用的擬線性效用函數和附加型運輸成本而發展了新經濟地理學，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更現實的運輸成本假設
DCI框架下，工業品運輸成本假定為薩繆爾森(Samuelson，1954)的“冰山”交易形式，即每單位產品只有一部分能到達目的地，其余部分則在運輸途中溶化掉了，意味著工業品價格的任何增加都會導致其運輸成本成比例地增加，這是不現實的。OTT框架下，假定工業品運輸成本為附加型，即每單位產品的運輸需要耗費T單位農產品，其中T>0，這更接近現實。
(二)更清晰的比較靜態分析結論
在DCI框架下，采用了含CES子效用的柯布一道格拉斯效用函數和冰山運輸成本，這使得各工業品的需求價格彈性為常數且等于替代彈性，均衡時自變量個數少于外生變量個數，因此，比較靜態分析時不能研究不同的工業品需求價格彈性和替代彈性對企業定位所產生的影響。由于人們可能認為這些彈性是市場接近、市場擁擠和生活成本等效應相對力量的關鍵性決定因素，所以比較靜態分析不能在邏輯上清楚地說明不同的外生事件對內生結果所產生的影響。進一步說，DCI框架下生產函數中不變的固定成本和邊際成本意味著工業品需求價格彈性和替代彈性與收益遞增程度存在負相關關系，需求變量和供給變量的影響也不能予以區分。而在OTT框架下，通過含二次子效用的擬線性效用函數的引入使得企業面臨線性需求曲線，工業品需求價格彈性和替代彈性隨價格變化，同時，這些彈性也與反映收益遞增程度的參數無關，從而可得到清晰的更易于檢驗的比較靜態分析結論。
(三)促進競爭效應(pro—competitiveeffect)的成功引入
迪克西特一斯蒂格利茨壟斷競爭與冰山運輸成本結合時，不變需求彈性意味著均衡價格獨立于企業和消費者的空間分布，不管競爭強度如何，企業都根據邊際成本采用固定成本加成定價。盡管從分析上來講便利了，但此結論卻與空間競爭研究相沖突。空間競爭研究表明，需求彈性隨距離而變化，而價格隨需求水平和競爭強度而變化。OTT框架下，含二次子效用的擬線性效用函數的假設使得企業面臨線性需求曲線，再結合附加型運輸成本假設，所以均衡價格與本地市場的競爭者數量有關。這導致了促進競爭效應，即均衡價格隨競爭企業數量的增加而下降。具體來說，在OTT框架下，處于擁擠市場中的每個企業的銷售和成本加成額都低于DCI框架，所以企業更愿意定位于有著較少企業的市場。
(四)更強的解釋能力
DCI框架下的迪克西特一斯蒂格利茨壟斷競爭、CES效用函數和冰山運輸成本假設使得工業品需求價格彈性為常數，進而使均衡價格與企業和消費者的空間分布無關。這大大地簡化了分析過程，但主要變量之間存在的非線性關系使得絕大部分模型不能得到完全的解析解，從而不得不求助于數值模擬。而惟一最具操作性的FC(footloosecapital)模型卻喪失了CP(core—periphery)模型的許多重要特征，例如FC模型不具有CP模型所具有的循環累積因果關系和區位黏性這兩個重要特征。而在OTT框架下，含二次子效用的擬線性效用函數和附加型運輸成本的引入使得主要變量間表達式都是線性的，這不但保留了CP模型的絕大部分重要特征，同時也具有完全的可操作性，進而可以為集聚提供簡潔的福利分析，為區域政策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持。
(五)預期作用的充分考慮
在DCI框架下，人們通常假定可移動要素受當前收益差異的驅動而流動(即歷史因素起作用)。事實上，在可移動要素的區位決策中，如果市場行為主體十分重視未來收益且產品和要素流動性又極強，忽視預期的作用將會導致錯誤的結論。而在OTT框架下，主要變量間的線性關系使得我們可以方便地考慮預期的作用，并且可以準確地確定歷史和預期在經濟集聚形成中發生作用的參數范圍。
由上述分析可知，OTT框架在多個方面彌補了DCI框架的不足，然而，其偏好的擬線性結構意味著消費者在各種工業產品上的花費與收入無關，因此，相對市場規模僅取決于居住于每一區域消費者的數量，而與他們的收入水平無關。但是，收入效應的缺乏對集聚邏輯影響不大，其主要影響是消除了重疊區，即在對稱情形下，突破點和支撐點總是重合的。
二、OTT框架下三個主要的新經濟地理模型
鑒于DCI框架的局限性，西方學者在OTT框架下從多個方面出發建立了許多新經濟地理模型以研究生產的空間分布問題，Ottaviano，TabuchiandThisse(2002)建立了一個基本FE(footlooseentre－preneur)模型，并分別引入預期和城市成本對其進行了擴展以研究產業空間分布及其福利問題；Ottaviano(2001)建立了一個基本FC(footloosecapital)模型以分析世界范圍內本地市場效應的福利含義；Behrens(2004)通過建立一個不可貿易情形下的FE模型來研究不可貿易品的存在對生產空間結構的影響問題；Behrens(2005)建立了一個單邊貿易情形下的FE模型以研究單邊貿易模式對區域趨異的影響問題。城市成本被認為是新經濟地理學模型中一個極其重要的離心力，且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過程加速、城市崛起速度驚人、城市成本急劇上升。同時，不可貿易商品和服務在現代經濟中的作用日益明顯且在基礎設施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其比重更大，因此，下面擬對基本FE模型、存在城市成本的FE模型和不可貿易情形下的FE模型進行述評，以期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有所啟示。
(一)基本FE模型
Ottaviano。TabuchiandThisse(2002)介紹了一個基本FE模型。這是OTT框架下最具代表性的一個兩部門、兩區域產業區位模型。它將含二次子效用的擬線性效用函數和附加型運輸成本引入到新經濟地理模型中，從而擺脫了新經濟地理模型對DCI框架的嚴重依賴，并在新的OTr框架下研究運輸成本對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影響問題。
該模型首先假定經濟體系中存在兩個區域，其技術水平相同。存在兩個部門和兩種生產要素，農業部門在規模報酬不變和完全競爭下生產同質的農產品，且僅需一種投入，即農民。農產品在區域間不存在運輸成本，而農民則平均分布于兩個區域且不可跨區域流動，因此，均衡時兩區域的農民收入相同。工業部門在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下生產差異化工業品，且僅需一種投入——工人。工業品在區域間存在運輸成本，且工人可跨區域自由流動。由于不存在范圍經濟且規模報酬遞增，所以企業和產品種類之間存在一一對應關系。而工業部門生產成本函數的特定假設也使得每一區域的工人數量與其企業數量之間存在固定的比例關系，所以工人的跨區域遷移必定導致相應企業的跨區域遷移。
由于工業品存在運輸成本，所以企業能夠分割市場并在空間上相互分割的市場成功地實施差別定價，根據利潤最大化原則來確定均衡價格。含二次子效用的擬線性效用函數和附加型運輸成本假設使得均衡價格依賴于企業在區域間的分布。同時市場結構屬于不完全競爭，所以企業可以自由地進入和退出任一區域，均衡時利潤為零，從而也就確定了均衡工資。然而兩個區域的均衡工資和價格指數都可能不相同，導致區域間工人的當前效用差異。當前效用差異是工人的遷移驅動力，它會驅使工人從當前效用低的區域流向當前效用高的區域。工人的流動會引起相應的企業遷移，從而影響每一區域的均衡價格，進而影響每一區域的價格指數和均衡工資，導致當前效用的變化，直至兩區域的當前效用水平相等或者工業部門完全集聚于單一區域才實現了穩定的空間均衡。該模型將收益遞增和不完全競爭下各區域企業和工人份額內生化，得出運輸成本等參數對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影響。一個新企業的進入將降低本地價格指數，從而降低本地企業的利潤和工資，這是由于本地市場的競爭加劇而引起的負的競爭效應。當工業品之間替代性強、運輸成本高時，競爭效應強。與此同時，新企業的進入必然會導致本地工人數量的增加，這意味著本地市場需求膨脹，從而使得本地企業利潤和工資提高，這是正的需求效應。當規模經濟強、農民在所有勞動者中所占比重小時，需求效應強。所以，當工業品之間替代性強、規模經濟弱、農民在所有勞動者中所占比重大和運輸成本高時，競爭效應強于需求效應，因此將阻止產業的地理集中，工業部門由于競爭效應過強而均勻分布于兩個區域。而當工業品之間的替代性弱、規模經濟強、農民在所有勞動者中所占比重小和運輸成本低時，需求效應將強于競爭效應。此時，新企業的進入將增加本地所有企業的利潤和工資，從而吸引更多的企業和工人進入，引發因果循環，最終導致工業部門在該區域的完全集聚。
總之，該模型進一步證實了DCI框架下新經濟地理模型的一些主要結論，從而說明并不像其批評家們所說的：新經濟地理模型的主要結論嚴重依賴于特殊的框架選擇。同時，由于該框架良好的解析性，使得我們能夠方便地在此基礎上做進一步的擴展。但是，就像大部分產業區位模型一樣，該模型同樣沒有考慮集聚成本問題。事實上，在某一特定區域的人口集中必然會導致城市的出現，而居住在城市的居民則必須承擔一定的城市成本(主要包括住宅和通勤成本)。而且，當今主要的集聚分散力(dispersionforce)似乎在于城市成本，而不是在于就業和支出份額急劇下降的農業部門。因此，有必要將城市成本作為一個重要變量引入，從而進一步擴展FE模型。
(二)存在城市成本的FE模型
Ottaviano，TabuchiandThisse(2002)在基本FE模型基礎上進一步建立了一個存在城市成本的FE模型。假定經濟體中存在兩個區域，每一區域都為一連續的一維空間，且都存在一個中央商務區(CBD)，所有企業都定位于其所在區域的中央商務區。假定企業不需使用土地，因此中央商務區在區位空間中只是一個細微的點。而區際貿易則在兩個中央商務區之間進行。住宅是一種新商品，它由工人所占用的土地來描述。而作為城市居民的工人不僅需消費土地以居住而且須通勤去本區域企業所定位的中央商務區。為簡化分析，假定每位工人消費一單位土地用于居住，且通勤成本與距離成正比，所以工人均勻地分布于各自區域的中央商務區兩旁，每一區域的大小隨著工人在區域間的分布而變化。在短期中，工人來不及在區域間流動，而只能在本區域內通過選擇居住位置以實現短期均衡。假定每一區域的地租統一收集后再平均分配給該區域的所有工人，所以在短期均衡時，同一區域的單個工人的城市成本(地租加上通勤成本再減去地租補貼)相同，且單個工人的城市成本與工人在區域間的分布(即企業在區域間的分布)有關。同時，由于同一區域所有工人的工資也相等，所以，同一區域工人具有相同的效用水平。然而如基本FE模型所述，每一區域的短期均衡工資和價格指數都依賴于企業在區域間的分布，所以產業分布的偏移就會導致區域間短期均衡工資、城市成本和價格指數的差異，進而引起區域間工人效用水平的差異。效用水平差異同樣會驅使工人從效用水平低的區域流向效用水平高的區域，工人的流動又會引起相應的企業遷移，從而影響每一區域的短期均衡價格和城市成本，進而影響每一區域的價格指數和均衡工資，導致各區域工人效用水平變化，直至兩區域工人效用水平相等或者工業部門完全集聚于單一區域才實現了長期的穩定均衡。
該模型在基本FE模型的基礎上引入了一個新的分散力——城市成本，進而研究運輸成本等參數對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影響。作為城市成本重要衡量指標的通勤成本系數如果足夠大，那么生產的分散分布將是惟一的空間均衡；如果不太大，那么隨著運輸成本的不斷下降，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將逐步經歷分散、集聚和再分散三個階段。且通勤成本系數的大小將影響集聚出現時的運輸成本范圍。通勤成本系數越大(小)，則集聚出現時的運輸成本范圍越窄(寬)。在通勤成本系數不太大的情況下，當運輸成本較高時，由于跨區域為農民提供工業品將承擔高昂的運輸成本，所以企業分散分布；當運輸成本下降到中等水平時，企業跨區域為農民提供工業品所需承擔的運輸成本下降，同時企業集聚區域的工人所需承擔的城市成本也并不太高，所以企業將完全集聚于單一區域；而當運輸成本下降到足夠低的水平時，企業集聚從而工人集中所導致的城市成本大幅上升，進而使得企業再一次分散到兩個區域。
總之，該模型通過引入城市成本這一新的分散力，進一步拓展了OTT框架下的新經濟地理模型，并著重研究了運輸成本對于經濟活動空間分布的影響，即在滿足一定參數關系的情況下，隨著運輸成本的下降，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將先后經歷分散、集聚到再分散三個階段。然而，上述兩模型一直建立在以下假定之上：差異化產品總能在所有區域間有效地進行貿易。而關于不存在貿易情形下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問題，在新經濟地理領域一直無人問津。事實上，盡管運輸成本長期下降，而不可貿易商品和服務在現代經濟中的作用卻日益重要。正如Krug－man(1996)所說：“當我們帶著空前的狂熱來回運送制造品時，這些可貿易品在我們經濟中的份額卻在不斷下降。”因此，我們有必要研究在不可貿易情形下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問題。
(三)不可貿易情形下的FE模型
Behrens(2004)提出了一個不可貿易情形下的FE模型。其假定條件與Ottaviano，TabuchiandThisse(2002)基本相同，惟一不同的一個重要假設在于產品未必能有效地進行貿易。盡管考慮不可貿易品最容易的方法就是簡單地假定一些商品是可貿易的而另一些商品是不可貿易的，但是這一方法存在明顯的不足。因為大部分商品和服務在本質上既不是可貿易的也不是不可貿易的，其準確屬性依賴于當時的技術和經濟條件，且隨時間而變化。所以該文假定所有商品在每一個地方都是潛在可貿易的，然后內生地決定在均衡時它們是否能有效地進行貿易。鑒于以往文獻僅僅關注本質上不可貿易的商品，所以該文主要關注那些潛在可貿易但均衡時卻是不可貿易的商品。
具體而言，該文假定一個企業生產的產品未必一定能在其外地市場進行銷售。只有當一個企業所制定的產品價格足夠低以使得其外地市場的消費者愿意購買同時又是足夠高以使得其利潤非負時，該企業才可能在其外地市場進行銷售。否則該企業只能在其本地市場進行銷售，因而形成了完全的自給自足經濟。此時，各區域產品價格由利潤最大化條件決定，均衡工資由利潤為零條件決定。在長期中，工人會由于效用水平差異而流動，從而導致企業的流動，直至兩區域效用水平相等或企業完全集聚于單一區域才可能實現長期空間均衡。
1.1言語語境
言語語境是指由語音、詞句、短語、語法等因素構成語言中的上下文，以言語語境為信息傳遞的媒介，使交際者熟練掌握語言運用，用語言的形式傳遞新信息。在平面廣告設計的言語語境中，言語語境是對設計作品自身的造型、顏色、圖片、文字等要素進行有序組合。
1.2情境語境
情境語境是非言語語境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情境語境是指在一定的情景中（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發生的言語行為。情景語境相當于平面廣告設計作品的“使用情境”，通過作品的發生背景，強調設計作品的特定環境和時間內人們對作品產生的心靈感受。在廣告設計中離不開“使用情景”的應用，“使用情景”在平面廣告設計中具有重要意義。如果在廣告設計中不重視情景語境的應用，隨意設計幾個像樣的符號和圖片，那設計出來的作品完全失去象征意義，人們也無法看懂作品中設計者所依托的意義。因此，在平面廣告設計時，在“使用情境”中，根據情境中人物、事物、社會事件、環境問題等關系準確設計符號，另外，對作品中的角色和行為要有一定的含義，這樣設計出來的作品才有象征意義，能有效表達作者的思想情感。［2］
2語境在平面廣告設計中的作用
2.1語境有利幫助人們理解廣告指示語的意義
大家都看過廣告，廣告一般是由廣告語和圖片組成。廣告語是指廣告指示信息的詞語或語句。話語和語境的關系是在語言結構上反映出指示語，平面廣告設計和廣告語境之間的關系，在符號學原理中反映廣告指示語信息。平面廣告中設計的指示語是設計者表達信息語義的關鍵，如果廣告指示信息不夠清楚，那設計作品很難被人們理解，甚至誤解作者的意圖，而清楚的指示信息離不開廣告語境的運用，從以下的平面廣告作品實例中可以讀出廣告指示語的含義，見圖1。造商之一，該圖主要是突出索尼耳機的音質效果所做的平面廣告。該圖是一名男子頭帶索尼耳機，雙手合十，兩眼微閉，面帶笑容，耳機邊設計廣告語“色心又起”。這個“色心”不是貶義詞，是指索尼耳機帶給人們的愉快心情。廣告指示語脫離了廣告語境和圖片，人們則無法正確理解廣告的意思。如上圖的“色心又起”，如果脫離了它所處的特定的廣告語境，那會被人誤會為不良的心理，造成交流障礙。
2.2語境有利幫助人們理解平面廣告信息的語用含義
在以視覺語言為主題的平面廣告中，通過視覺神經，刺激大腦，產生語用聯想。在其他廣告設計中，也是一樣的通過事物的形象刺激大腦，產生多種與事物相關聯的特征。相同事物在不同語境中表達的意義也是不同的。
2.3語境有利解決平面廣告設計的模糊性
凡是事物以客觀角度來看都存在一定的模糊性，那描述事物的語言、圖像符號也跟著模糊不清。在平面廣告設計中也同樣存在模糊性，為了避免對事物的誤解，通常會借助語境的手法解決模糊視覺符號語義，排除人們不正確的理解作者的意圖。
2.4語境有利推斷平面廣告設計的言外之意
語言有字面意思和字里含義兩種表現。例如，老師和學生說同一句話：快8點了，我該上課了。老師說這句話的意思是講課時間快到了，8點鐘是老師給學生講課的時間；學生的意思是：馬上要遲到了，8點鐘是學生聽老師講課的時間。通過語境來表達一句話不同言外之意。平面廣告設計中，語境的應用對視覺符號的準確表達有著關鍵作用。要想讓人們明白作者設計廣告的意圖，要根據設計者有意要傳達的暗示推斷出設計者的真正意圖，也就是言外之意。［3］
3結束語
（一）中國總債務規模與國內生產總值的變化從總體規模上看，隨著國內生產總值的不斷擴大，社會總債務規模也在不斷的增大。由圖1可知，社會總債務規模由1997年77780.45億元增長到2013年1059457.021億元，年均增長率為16.6%。與此同時，國內生產總值在1997年至2013年之間由78973億元增長到568845億元，年均增長率為13.55%。截止到2013年底社會債務總額占GDP的比重約為186.24%，已經接近發達國家平均水平。另外，由圖1還可以看出，我國總債務水平的增長分為兩個階段，在1997～2007年之間，我國債務總額的增長趨勢較為平滑，自2008年之后出現了明顯的陡峭上揚。而國內生產總值一直都表現為平滑的增長。
（二）中國分部門債務規模的變化從分部門債務角度上看，近十余年來，各分部門債務總額都出現明顯地增加。家庭債務從172億元增長到129721億元，凈增值為129549億元；企業債務從69104.7億元增長到599575.15億元，凈增值為530470.45億元；公共債務從1997年的8503.75億元增長到2013年的330160.85億元，凈增值為321657.1億元。通過圖2可以看出，在1997～2013年之間，中國分部門債務的變化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1997～2007年為第一階段，在這期間，分部門債務增長相對平緩，無論是家庭債務、企業債務或公共債務，增長曲線都比較平滑。第二階段為2008～2013年，在這個階段，家庭債務仍然保持較為平滑的增長趨勢；而企業債務和公共債務則出現了陡峭上升。
（三）中國分部門債務結構的變化從圖3可以看出，隨著時間的變化社會總債務中各分部門債務所占比例也在發生相應地變動。其中企業債務在社會總債務中占有重要地位。以1997年為例，企業債務占總債務的比重約為88.84%，而公共債務所占比重為10.93%，家庭債務僅為0.22%。在此之后公共債務和家庭債務在總債務中所占規模不斷增大，截止到2013年底公共債務占總債務的比重為31.16%，家庭債務為12.24%，企業債務為56.59%。社會債務組成結構的變化說明我國債務結構日漸趨于合理，家庭債務所占比重的增加反映了我國居民消費信貸的增加以及居民消費觀念的改變，而公共債務所占比的加大則反映了政府以及公共部門逐漸重視通過信貸手段彌補財政問題。
（四）中國分部門債務增長率的變化從圖4可知，我國分部門債務的環比增長率數值一直在變動，但總體處于正值，說明分部門債務每年都保持較快增長。其中家庭債務方面，1998～2001年環比增長率均超過50%，2002～2005年其增長率不斷降低，2006年之后增長率呈現波動變化趨勢。非金融部門企業債務環比增長率也表現出波動情況，其平均環比增長率為14.6%，相較家庭債務和公共債務而言企業債務的增長率較低，但由于其債務總量較大，仍然需要提高對企業債務的重視。我國公共債務環比增長率一直較為穩定，平均環比增長率為24.09%，但是同時也可以看出我國公共債務增長速度較快，存在著債務規模過大的風險。通過上文分析可知，1997～2013年間，中國社會總債務水平和國內生產總值的規模不斷擴大。具體到分部門方面，企業債務占中國總債務比重最大，而家庭債務和公共債務所占的比重也呈現出上升的趨勢，對于分部門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之間的動態關系，下面將通過實證探求。
二、變量選擇、數據來源與模型構建
（一）變量選擇及數據來源本文旨在考察中國分部門債務與經濟增長的動態關聯性，選因變量為國內生產總值，自變量為家庭債務、非金融部門企業債務、公共債務、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由于1997年之前國家沒有正式的家庭債務統計數據，因此選取變量區間為1997～2013年，變量選擇的區間較短，為了能獲得更準確的實證結果，作者采用Eviews6.0軟件將年度數據轉化為季度數據。各變量的含義以及數據來源如下：（1）國內生產總值（GrossDomesticProduct，簡寫為GDP）。國內生產總值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一個季度或一年），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中所生產出的全部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價值，常被公認為衡量國家經濟狀況的最佳指標。核算國民經濟活動的核心指標是國內生產總值（GDP）。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局官方網站。（2）家庭債務（Householddebt，簡寫為Hd）。家庭債務是指一般居民家庭為了購買長短期耐用品以及其他消費品和服務而產生的債務。它一般由住房抵押貸款和短期消費者信貸組成，而前者占主要部分。由于家庭在民間金融市場借貸的數據難以獲得，因此本文用正規金融市場上，銀行和非銀行機構向家庭發放的消費信貸數據近似代替家庭債務數據。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官方網站。（3）非金融部門企業債務。企業債務是指企業在資金不足的情況下，為了滿足其生產和企業自身戰略發展的需要，通過發行債券等籌資行為獲得資金的行為。由于企業債務的構成項目繁多，而本文所研究的是非金融部門企業債務，故本文企業債務數據選用中國人民銀行對非金融機構債權數據處理后近似替代。（4）公共債務（Publicdebt，簡寫為Pd）。公共債務是指的是政府為籌措財政資金，憑其信譽按照一定程序向投資者出具的，承諾在一定時期支付利息和到期償還本金的一種格式化的債權債務憑證。本文的公共債務數據由中央政府債務加省級地方政府債務所替代，其中1997～2004年中央債務數據由歷年國債余額替代（數據來源中國證券期貨統計年鑒2010）；2005～2010數據來自于中央財政債務余額（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1）。地方債務年度數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審計署結果公告2011第35號（總第104號）計算所得。2011～2013年數據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審計署結果公告2013第32號（總第174號）所得。（5）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FixedAssetsIn-vestment，簡寫為Fai）。固定資產投資（FAI）是評價國家或地區在一年內在固定資產方面投資總量的指標，是反映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速度、比例關系和使用方向的綜合性指標。我國的信貸市場很大程度上是為投資所服務，債務規模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是由投資所體現。另外我國經濟具有明顯的投資主導的特點，因此在研究中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容納到模型中。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局官方網站。
（二）模型構建本文模型方面出于了解各變量之間動態變化規律的需要選用VAR模型。模型通常用于多變量時間序列系統的預測和描述性隨機擾動對變量系統的動態影響。其中，yt是m維內生變量向量，xt是d維外生變量向量；A1...Ap和B1...Br是要估計的參數矩陣，內生變量和外生變量分別有p和r階滯后期；并且假定εt是白噪聲序列。在實際運用VAR模型時格蘭杰因果檢驗以及平穩性檢驗都需要確定模型的滯后階數，有多種信息準則能確定滯后階數。本文選用赤池信息準則（AIC）以及施瓦茨準則（SC）兩者來確定滯后期。系統的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簡單的差分VAR將損失掉許多有用的信息，同時也會使得分析結果出現誤差，而VECM模型可以較好地克服VAR的不足，同時也可以反映出短期內各變量之間的關系。本文變量為國內生產總值、家庭債務、非金融部門企業債務、公共債務、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五個變量，通過單位根檢驗我們發現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所以本文通過建立VECM模型來探索中國分部門債務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三、實證分析及結果討論
（一）實證過程1.單位根檢驗單位根檢驗法包括ADF檢驗、DFGLS檢驗、PP檢驗、NP檢驗。由于本文有較多變量，所以選用ADF法檢驗上述5個變量的時間序列的平穩性。在進行單位根檢驗之前對所有數據取對數，消除異方差的影響。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由表1中可知，除家庭債務外，各變量的水平值均存在單位根，而一階差分檢驗結果都為平穩，所以可以判定所有變量的時間序列都是一階單整序列，各變量之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2.協整檢驗協整檢驗方法主要有Engle-Granger檢驗Johansen檢驗，考慮到本文有5個變量，變量較多，所以選用Johansen檢驗。在進行協整檢驗之前，VAR模型中需要確定變量的滯后階數，一般采用最大似然比檢驗與AIC和SC準則，從表2可以看出，檢驗結果一致表明變量的最佳滯后階數為2階。滯后階數確定之后，對各變量進行Johansen檢驗，得到結果如表3。結果表明，在5%臨界值水平上各變量之間至少存在4個協整方程，Johansen檢驗說明國內生產總值、家庭債務、公共債務、非金融部門企業債務、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之間確實存在協整關系，各變量具有長期均衡關系。3.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由協整檢驗可知，5個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基于此，本文構建VAR模型進行VECM檢驗。根據反復操作實驗，當滯后期為1時擬合度最佳。VECM檢驗結果如下：公式（4）是由VECM檢驗輸出的協整方程式。通過此式可知，國內生產總值與中國總債務變化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其中家庭債務、企業債務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對國民生產總值的影響為正相關關系，即家庭債務每增長一個單位，國民生產總值上升0.268個單位；企業債務每增長一個單位則國民生產總值上升0.345個單位；公共債務對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為負相關，公共債務比每上升一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下降1.41個單位。4.脈沖響應分析脈沖響應函數用于衡量來自隨機擾動項的一個標準差沖擊對內生變量當前和未來取值的影響。通過脈沖響應函數，可以知道VAR模型其中一個隨機誤差項的沖擊對各個內生變量當前和未來產生怎樣的影響。建立VAR模型之后，本文采用Generalized分解方法，分別給VAR模型中各變量一個標準差大小的沖擊，可以得到關于各變量的脈沖響應函數圖（橫軸表示滯后期數，縱軸表示沖擊力度），脈沖響應得出結果如圖5~圖12。圖5～圖8是家庭債務、企業債務、公共債務以及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對GDP的沖擊。由圖5～圖8可以看出，給企業債務一個正沖擊，在0~3期，其對GDP的影響為負相關并一直擴大，在3～8期其負相關影響逐漸減小，從第8期開始其對GDP的影響轉變為正相關并且最終穩定在0.005左右；當給家庭債務一個正沖擊，在0～4期其對GDP的影響為正相關但一直縮小，在第4期其之后影響轉變為負相關，并最終穩定在-0.001左右；給公共債務一個正沖擊，在0～5期，其對GDP的影響為負相關并且一直在縮小，在5期之后，其對GDP的影響為正相關，并且穩定在0.005左右；最后給固定資產投資一個正沖擊，在0～3期，其對GDP的影響由負相關向正相關轉變，3期之后轉為正相關并最終穩定在0.01左右。圖9～圖12是GDP的變化對家庭債務、企業債務、公共債務以及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沖擊。由圖9～圖12可知，給GDP一個正沖擊之后，對家庭債務、企業債務、公共債務和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影響都是正方向。這其中對企業債務的影響逐漸增大并穩定在0.006左右；對公共債務和家庭債務的沖擊較小，分別穩定在0.002和0.001左右；對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沖擊一直增長并最終穩定在0.01左右。5.方差分解通過方差分解我們可以更好的分析各變量沖擊對GPD的影響，判斷各變量的沖擊對于內生變量的重要性。圖13～圖16是方差分解的結果，其中橫軸表示沖擊作用的滯后期數（單位：年），縱軸表示變量變化的貢獻率（%）。圖13～圖16表示企業債務、家庭債務、公共債務及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對GDP變化的貢獻率。由圖可知，在短期內，給企業債務、家庭債務、公共債務以及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這些變量一個正沖擊后，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對GDP的貢獻率最大，其貢獻率一直上升，貢獻率由1%上升到30%；企業債務的貢獻率次之，則穩定在20%左右；公共債務和家庭債務則維持在10%以下。
（二）結果討論（1）家庭債務與經濟增長有正相關關系。家庭債務每上升1個單位GDP將上升0.268個單位。1997年以來，隨著金融市場改革的推進，銀行等金融機構放寬了家庭借貸條件，是家庭債務規模增加的主要原因，而家庭債務對宏觀經濟的增長效用是積極的。實證結果與金融不穩定性假說所提出的家庭債務會妨礙經濟增長的觀點相違背，可能是由于我國金融市場自1997年才出現正式的居民借貸，家庭債務的負效應還未體現的緣故。（2）企業債務對經濟的增長有顯著影響。通過VECM檢驗可知在1997～2013年之間企業債務對GDP產生了正相關的影響，其系數約為0.34，而脈沖檢驗顯示企業債務在長期將逐漸穩定的對GDP產生正向沖擊，方差檢驗說明了企業債務對GDP沖擊的貢獻率在三個部門中最大（約為20%左右）。造成這一現象原因可能是因為企業債務的增長往往促進企業的投資和再生產，企業借貸行為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彌補短期資金鏈的不足，有效合理的企業債務規模能一定程度上的刺激宏觀經濟的增長。（3）公共債務對GDP的影響最為顯著。公共債務與GDP變動存在負相關關系，公共債務每增加一個單位將使GDP下降1.41個單位。而脈沖檢驗顯示公共債務在長期將逐漸穩定的對GDP產生正向沖擊，方差檢驗顯示公共債務對GDP沖擊作用較小。實證結果表明，長期以來公共債務積累所產生的負效應已經逐漸體現，而政府實行財政刺激政策對國家財政帶來了較大的償債壓力，過多的政府支出所產生的擠出效益也導致私人消費和投資的減少，從而引起國內生產總值的下降。
四、結語
一、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
在過去的二十幾年中，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中國的基尼系數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為0．20左右，到1993年上升為0．42，這在世界所有國家中增加，而我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卻經歷了一個先上升后下降的情況。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在1988年以前，基本呈上升趨勢。在達到51．9％的高點以后，呈下降趨勢，在2003年達到最低點43．4％，不僅遠沒有回到1988年的高點，而且比1978年48．8％水平低了5．4個百分點。這表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收入的增長滯后于國民收入的增長，我國居民消費在宏觀層面上是不斷趨于萎縮的。根據消費函數理論，居民消費應該隨著國民收入Y的增加而增加，但是我國居民消費的增長與國民收入的增長不成比例。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在1989年以后逐年下降，這其中除了投資在是最大的。1999年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437，成為世界上收入不平等程度比較嚴重的社會，盡管還不是世界上收入不平等最嚴重的社會，但是貧富兩極分化的趨勢已經十分明顯。聽任這一趨勢的發展，會從以下幾個方面對中國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
1．收入分配差距過大主要是通過影響消費需求來影響有效需求，進而影響到GDP的增長
根據凱恩斯的消費函數，消費由收入決定，即C=a+bY，其中C為消費，a表示不隨收入變化而變化的那一部分消費，即基本消費，b表示邊際消費傾向，Y表示國民總收入。根據消費函數理論，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收入增長的快慢決定了消費增長的快慢，而我國卻出現了一種相反的情形。
由表可以看出，1978年以來，用支出法計算的GDP逐年GDP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上升以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居民收入差距過大。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必然會導致經濟增長的成果不斷向少數人手里集中，而社會多數成員的收入水平無法隨著經濟發展而相應提高，甚至可能下降，這樣就會導致邊際消費傾向下降，從而導致居民的消費占GDP比重不是增加而是連年下降。
在我國，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自上個世紀80年代末以來，農民從經濟增長中獲得的收益愈來愈少，經濟增長的成果不斷流向城鎮居民。城鎮居民中，下崗職工大量存在，造成財富更加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由此，必然會使全體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c下降，在a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即使Y增長很快，其增長的效果也會被c的下降所抵消，從而使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出現不升反降的現象。所以說，收入差距過大通過影響邊際消費傾向來影響全體居民的消費需求，進而影響到經濟增長。
2．收入分配差距過大通過影響人力資本投資影響經濟增長
在知識經濟社會，教育投資是人力資本形成的最重要的途徑，因此，教育投資與經濟的增長正相關。而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對教育投資具有重大的影響。
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地區收入差距必然導致教育的不平等。人們收入的不同以及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各個家庭及地區的教育投資也不同，人們受教育的機會和質量也會存在很大的差別，這必然會影響到整個國家教育水平的提高，從而影響經濟的增長。由以下傳導機制：
收入差距過大教育投資不平等人力資本受到影響經濟增長受影響
我們可以看出：收入差距過大通過影響教育投資影響經濟的增長。
同時，由于中國傳統體制的原因以及知識經濟對人才要求的提高，通過接受教育跳出“農門”一直是廣大農民后代擺脫貧困的主要方式，而收入差距過大導致的教育不平等，會使得廣大農村子弟以及城鎮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被高等學校拒之門外，從而使他們陷入這樣一種“貧困無錢讀書繼續貧困”的怪圈。
另外，發展經濟學家也從人力資本積累角度出發，對分配不均等問題進行了研究。1993年，Galor·O和Zeira·J在信貸市場不完全和人力資本投資不可分的假設下，建立了一個世代交疊模型來研究人力資本投資與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關系。該模型假定個人的壽命分為兩期，人們在前期是否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將決定人們在后期的勞動熟練程度以及人們的薪金水平。在利率由不完全信貸市場所決定的假設下。存在一個初始財富的臨界點g。如果一個國家的分配不平等程度嚴重，即多數人的初始財富低于的水平，那么在均衡狀態，該國的人力資本投資總量會較少，從而使該國的均衡狀態是一個較低收入水平的均衡狀態。
3．收入分配差距過大還會通過影響社會穩定影響經濟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很大程度上有賴于中國社會的穩定。穩定是中國改革和發展的前提條件，而收入差距過大會威脅到中國社會的穩定。
在收入分配差距積累的過程當中，會形成一個特殊的貧困階層。在長期的貧困生活以及與高收入階層的生活境遇對比中，他們的心理可能會發生變化，主觀地認為是改革導致收入分配兩極化，是改革使他們生活在貧困之中。他們在心底里會產生一種對改革的憎惡。長期下去，這些人的社會承受力會逐漸下降，成為改革繼續深化的一大阻力。這樣，我們的改革就會失去一部分群眾基礎，難以順利進行下去。
另外，中國自古以來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收入分配差距長期過大，必然使聚集社會財富的極少數富人成為眾矢之的。一般認為，不平等會導致窮人從事犯罪、暴亂等破壞性活動，過度的不平等會使這些暴力活動增加。由此，一方面，富人們為了保護自己的財產，需要花費額外的社會成本(如增加安全費用等)，這不但造成了資源的浪費，而且加劇了社會不安定，從而導致國家法規不穩定和整個社會的不確定性，人們無法對未來形成穩定的預期；另一方面，富人們
為了保護投資產權，可能減少在國內的投資，把資金轉向其他較為穩定的國家或地區，影響本國經濟增長。
二、創造條件，實現公平經濟增長
發展經濟學最早反映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最著名的論點就是所謂Kuznets猜想。這個猜想形成了著名的Kuznets倒U型曲線：當一種經濟從前工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變時，其收入不平等程度將隨著早期的經濟增長而擴大，隨后平穩，最后縮小。但是，對于不平等程度是否會隨著經濟增長而自行減少，還存在許多爭議。我們應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采取措施，改變這種僅有少數人享有成果的經濟增長方式，以使全體人民分享經濟增長帶來的利益，即實現一種公平的經濟增長。
1．實現參與機會平等
所謂機會均等，即每個人參與社會經濟生活，追求收入，獲取財富的權利和機會是一樣的。但是，在我國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雙軌制的存在，使國民收入要素分配缺乏監控，形成一定數量通過尋租致富的權貴階層，從而造成人們參與市場競爭和收入分配的機會不平等。要實現公平的經濟增長，必須首先解決機會不均問題：
第一，加強法制建設，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必須加快立法，規范經濟行為，嚴厲打擊非法收入和黑市經濟，使一切經濟發展納入法治軌道；
第二，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政府要在國家法律法規的指導下，加強對要素分配的監控，做好市場經濟的“守夜人”，維持良好的經濟秩序；
第三，盡快完善基本經濟制度，鼓勵民營經濟發展，鼓勵競爭，取消各種市場準人的限制，取締一切特權活動，以消除壟斷經濟和地下經濟，同時，打破地方保護壁壘，推進國內市場統一的進程。
2．實現生產要素自由流動
當期收入之間的差距表示這一時點上的不平等狀況，如果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力可自由流動的話，那么，這一時點上的不平等狀況必定會被社會的流動性所緩和。當前，現代工業的發展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提供了前提與條件。工業化帶來的城鎮化以及城市化，將縮小城鄉之間的差別，緩解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具體來說，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消除對勞動力流動的管制，取消各種人口流動的障礙，如打破行政區劃的限制，減少對外來務工人員的歧視，保證外來人口享受和當地居民同樣的待遇；
第二，建設統一靈活的勞動力市場，強化市場功能，利用價值規律調節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讓市場在勞動力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
第三，完善勞動力市場服務體系，如建立跨地區的勞動力市場協調機制，為勞動者提供信息服務，推動勞動力在更廣闊范圍內流動。
3．推進落后地區的人力資本投資
在上文提到的Calor·O和Zeira·J的模型中，人們可以在不減少富人人力資本投資的同時，增加窮人的人力資本投資，使經濟收斂于較高收入水平的均衡。當今社會，一國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于人力資本的作用。因此，教育投資即人力資本投資同經濟增長形成了密不可分的聯系。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國的人口數量優勢之所以不能轉化為人力資源質量的優勢，其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不發達以及人力資本投入不均。另外，即使農民可以完全自由進城務工，其在就業競爭中也必然處于劣勢，因為他們的素質決定了他們再就業崗位選擇上不可能有太多機會。所以，要實現我國的人口優勢，實現公平的經濟增長，必須消除人力資本投資上的差異，推進落后地區的人力資本投資：
第一，重視農村和其他地區的基礎教育，加大對這些地區基礎教育的投資；
第二，加快職業教育在農村和其他落后地區的發展，增加就業培訓機會，使其獲得相應的技能和資格認證，擴大他們就業行業和職業的范圍；
第三，完善助學貸款機制，加強對來自貧困家庭學生的資助，以使他們完成學業。
4．健全社會保障制度
政府除了通過稅收對初次分配的結果進行調控之外，更重要的是通過福利政策和社會保障機制提高低收入者和弱勢人群的收入水平。因為這不僅可以改善他們市場競爭的處境，促使新一輪競爭在相對公平的起點進行，而且可以增強人們的社會承受能力，有利于社會穩定。社會保障體系的健全，應當加強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第一，在保證農民有地耕種的前提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大對農村的財政投入力度，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