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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職于中國美術學院，曾在浙江大學、廈門大學、寧波師范學院執教中外美術史和藝術概論。
個展：
2014 《秋山問道》山水畫個展
2013 《聽此太古音》樓森華山水畫展（中國美術學院）
2012 《古雅之道》樓森華水墨畫個展（寧波）
2012 《錢塘時代》樓森華油畫個展（中國美術學院）
2011 《十二月》樓森華油畫個展（中國美術學院）
2008 《澄懷觀道》樓森華山水畫個展（中國美術學院）
2000 《樓森華水墨與油畫》個展（臺灣大學）
1997 《回望傳統》中國畫個展（寧波展覽館）等
近世國畫文章大家，五百年間名世者黃賓虹有云：上古書畫同源，仰觀俯察，以造六書，取乎象形，自有丹青之畫，書與畫分，后世因重文而輕藝，有士夫之畫，畫與圖分……又云：自來書畫同源，書是文字，單體為文，孳生為字，以加偏旁。文字所不能形容者，有圖畫以形容之，尤易明曉。故圖畫者，文字之馀，百工之母也。今求畫學之途徑，非討論文字，無以明畫之理，非研究習字，無以得畫之法……學畫之用筆，用墨，章法，皆源于書法。舍文字書法，而徒沾沾于縑墨朱粉中以尋生活，適成其為拙而已，未可以語國畫者也。
其語何出！六朝謝赫著畫有“六法”，所謂一氣韻、生動是也;二骨法，用筆是也;三應物，象形是也;四隨類，賦彩是也;五經營，位置是也;六傳移，摹寫是也。元初趙孟\言書畫同體（即后世曲解為“書畫同源”），明季董其昌借禪宗以分畫有“南北宗”。至于后世影響甚巨，此后史學家競相引證。趙孟\有詩證曰：《題柯九思畫竹》“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應八法通，若也有人能會此，須知書畫本來同。”此論以理論高度指明了繪畫的技術要旨。無論這“本來同”的是源、是體、還是法。后來釋語者皆不甚了了，所取也就為不同之已所用。
黃師曾語：“故學古人，重神似不重貌似，面貌隨時可變，精神千古不移。”此所謂精神者，實筆墨也。還說：國畫正宗。約有三類：一曰文人畫，二曰名家畫，三曰大家畫。而續古畫又分四品，一曰能品，二曰妙品，三曰神品，四曰逸品。“古人有置逸品于神、妙、能三品之外者，亦有躋逸品於神、妙、能三品之上者，由神、妙、能三品入者，此大家、名家之畫也;不由神、妙、能三品入者，此文人之畫也。”而黃師所說文人乃詞章家、金石家。
黃師其青年乃至盛年皆創書畫同源說，姑且不論此論短長正誤，其藝術創作成就卻是巨而豐，高而邁的。反顧畫史，趙孟\之書畫同體，其所依據者實為唐代張彥遠，張之《歷代名畫記》不僅使謝赫“六法”得以方便傳播，其首倡“自古善畫者，莫匪衣冠貴胄，逸士高人”。意在抬高畫家地位，并“書畫異名而同體之論”。張彥遠此書有：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靈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創而猶略，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又顏光祿云“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又周宮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之意也，是故知書畫異名而同體也，張彥遠之此“體”以“圖形”為本，其所比附“字學六體”中“鳥書”一體及“六書”中“象形”一體近似畫體，所以張彥遠所論絕無“書畫同筆同法之意”。倒是其“同體”說在論“論顧陸張吳用筆”。①有“書畫同源之意”，由此知中國文字之為象形字，見《宣和畫譜》記黃啟寶：“書畫本出一體”，蓋蟲、魚、鳥跡之書皆畫也，故自科斗而后，書畫始分，是以夏商鼎彝間，尚及見其典型焉，及宋人鄭樵始將張彥遠之“書畫同體”論悄悄改為“書畫同出”。“出，生也”，“生，起也”，明代口語便將“起”與“源”連綴成詞。明季、何良俊《四友齋畫記》即有：“夫書畫本同出一源，蓋畫即六書之一，所謂象形者是也”，清代張庚《畫論論性情》則釋讀漢楊雄，楊子云曰：“書，心畫也，心畫形，而人之邪正分焉”。畫與書一源，亦心畫也，握管者可不念乎，后來的鄒一桂更明確指出了“六書始于象形，象形乃繪事之權輿，”并且書是為“濟畫之不足”，宗畫史傳言，張彥遠論“用筆”使“書與畫”相聯系，宋人郭熙《林泉高致》亦有“筆與墨人之淺近事，二物且不知所以操縱，又焉得成絕妙也哉，此亦非難，近取諸書法正與此類也……”。
自此張彥遠之“工善者多善書”至郭熙“善書者往往善畫”衍變為后來之“善書必能畫，善畫必能書”之論，至元季，理論上已完成了“書畫家的雙重身份論”為后世援畫入書，以書入畫提供了全部依據，趙孟\即是以書入畫之證者。石如飛白木如籀… …如果我們有察微之心眼，也不難看出后來的黃賓虹的書法成就，便有以畫入書的奧妙所在。其晚生者林散之更承其衣缽，甚至于墨法也用在其草書中了。元季柯九思有寫竹干用篆法，枝用草法，寫葉用八分法或用魯公撇筆法、木石用折釵股，屋漏痕之遺意。與之相左，我們也對現當代美術稍稍作一回顧，便有西學歸來創藝術革新論者如林風眠，就明確反對繪畫過分追求書法的線條韻味，認為筆墨技巧反而會掩蓋繪畫的基本功能，及至其后學吳冠中所言“筆墨等于零”之論。我們不論藝術大家的理論如何，其實踐之成功者皆為“戴著鐐銬的舞蹈”的論點倒是有資可證的。
明季董其昌謂：“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為之” ，陳繼儒則以“古人金石鐘鼎隸篆往往如畫，而畫家寫水、寫蘭、寫竹、寫梅、寫葡萄多兼書法”，肯定“書畫同源”的歷史維度。至于清代鄭板橋有“山谷寫字如畫竹，東坡畫竹如寫字”，“古人謂竹為寫其通于書也，故石室先生以書法作畫，山谷道人以畫法作書，東坡居士則云兼而有之”。“作書如作畫者得墨法，作畫如作書者得筆法”，“書畫同源，只在善用筆而已”此類言論在清人論畫中更是隨處可見，是知此時“書畫同源”與“書畫同法”已歸為同意。
論文關鍵詞：中國當代水彩畫的取向
（一）文化本土化、道路民族化
1．立足本土文化
古語云“只有本土的才是世界的”，因為以小觀大，世界文明是由各具特色的本土文明組成的；但還應該懂得“只有世界的才是本土的”，因為以大觀小，沒有跨文明的全球意識，就不能篩選、優化、提升本土文明。所以當今的本土文明應該是“全球背景的新‘再本土’”。[1]藝術本土化要建立在了解世界的跨文化的全球意識之上結合積累在個體身上的文化心理和審美心理創造出來。
筆墨當隨時代，中國水彩當從世界的角度來表現中國文化精神。他絕對不是水彩相貌的“中國畫”，而是獨有中國氣派的、開放的、貫通中西當代文化的產物。在繼承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古典文化中講變化，在變化中求創造。要把主導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與主導當代中國的現實價值觀和理想有機結合起來。
2．體現民族性特征
民族性在《辭海》中是這樣解釋的：“民族性，指作家，藝術家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本民族的獨特的藝術思維方式、藝術形式、藝術手法來反映現實生活，表現本民族特有的思想感情，使文化作品具有民族氣派和民族風格。”
中國當代水彩畫只有具備了民族性，才能從世界性范圍內的水彩行列中獲得一席地位。水彩畫無論走到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都要強調民族文化的發揚、發揮語言特色的。水彩的魅力在于它既有象油畫一樣的色彩表現力又具備中國水墨畫的自然韻味。這是任何畫種都無法取代的。
（二）語言創新化、風格多樣化
風格越是獨特，藝術觀點也就越是顯得明確。水彩畫的語言包含了情感的交融、松動的用筆、把主觀的意念融入到客觀的思想中。各種不同薄厚的水彩紙所產生的變幻的效果有所不同，帶有創新性的水彩作品使水彩畫語言帶來生動美，節奏美文學藝術論文，流動美。畫面中諸多因素都要綜合起來應用，有造型、氣韻、力度和情感等。應去嘗試新的材料、符號語匯，充分關注色彩、材質、造型自身的表現性和直觀性。梵高就是利用他的藝術天賦，運用輕快的色彩語言，抒發著靈魂最深處的傷痛感情，由此引起共鳴震撼人心。他自己曾經表明“‘畫畫不是畫物體的原狀……而是根據畫家對事物的感受來畫論文提綱格式。’又說：‘是的’，‘不真實’但比死板的事實更加真實。”
（三）觀念更新化、題材變革化
重復自己不經意，否定自己不容易。觀念更新化的水彩絕不是中國畫式的水彩，是構成，是取舍，是繪畫的型與型的關系。要畫出別人所沒有見過和超越大眾的普通視覺和手法。觀念更新化的水彩是表現基本的顯著的特征，比實物所表現的更完全更清楚。[2]中國當代水彩破繭而出需要觀念的變化來進行推動。現代藝術是革新美學，當代藝術是革新思想觀念。只有各式不同形態的風格能體現不同的思想觀念帶來的不同社會反映。水彩的題材選擇十分廣泛，最至關重要的乃是功力和眼力不夠。像王肇民老先生說過：“我認為創作有三個起碼的標準：（1）在內容上有自己獨到的見解；（2）在形式上有時代氣息和自己的風格；（3）畫得比現實更高、更美、更有社會意義。[3]
（四）理論體系化、思維時代化
1．理論體系化
當任何一種藝術門類的實踐從自然地狀態逐漸走向自覺的狀態時，就到了立論的時候了，這就必須要有相應支持的理論作為支撐，歷史上很多文藝高峰期總是有正確先進的理論為之做奠基。
“宗白華看來，作為審美對象的‘美’，其所具有的客觀存在特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主觀動機或目的為轉移的；審美活動的主體絕不可能僅只在自己心里去尋找這個‘美’的對象‘事實’，因為‘如果沒有客觀存在著美，人們做夢也不想研究美學，國家也不能提倡美育，設立美術館。”，[4]藝術家所持有的美的感受和美的取向不單來自于本身主觀意識，也來自于理論的支撐和導航，當代水彩畫之所以沒有一個完善的體系，停滯不前，理論體系不夠健全是重要原因。
2．思維時代化
一位具有時代思維的藝術家，除了要有深刻而真實的個性體驗以及獨特的藝術語言外，也必定能通過某種過人的藝術敏感捕捉到個人與時代，傳統與變化，主體語言和個性表達之間的深刻而微妙的關系。杜威認為“思維，作為人類特有的一種認識世界與反映世界的能力，它是人類在長期勞動實踐中獲得的。從藝術形成學角度來看文學藝術論文，勞動既創造了人類，也創造了藝術。”[5]
結論
小境界只能娛人耳目，大境界能夠震撼心靈。雖然中國水彩畫起步較晚，但是中國獨有的得天獨厚的民族文化為我們提供了很多靈感和空間。需要我們去粗取精，西畫中用，站在時代語境下，發揮我們長處和創造潛能，創造出符合時代性、地域性、民族性多元化的藝術佳作。
[1] 翟墨著，《融創時代·當代藝術手記》，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第1頁。
[2]《藝術的歷程》貢布里希著，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7頁[3]王肇民著，《畫語拾零》，湖南人民美術出版社，1983年，第6頁
[4] 葛路、克地《中國藝術神韻》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8
[5] 戴維.杜威《當代藝術家水彩畫材料與技法》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IPg
寫意花鳥畫作為文人畫藝術中最具靈性和文人精神特質的畫科，它濃縮和涵蓋了中國文人的藝術思想，精神內涵與審美品格，是歷代文人寄托理想、抒感、展現抱負的重要表達方式，也是中國畫審美理想與審美品格的精髓所在。
一、“樂山樂水”的赤子情懷
中國文人的“山水情結”可謂與生俱來、綿延久長。“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翻開中國文化歷史的冊頁，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春風得意，官高位顯的文人大家，還是壯志難酬，吟嘯山林的寒士布衣，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人生夢想和精神歸宿，那就是親近自然、遠離喧囂，到自然中過清靜無為的田園生活。中國文人這種對自然山水的特殊眷戀幾近癡迷，它既反映了文人在政治與仕途的困頓中渴望回歸自然、回歸自我的心靈本性，又體現出一種與世無爭、清高樸素的人生態度和生活理想。“山水無言，真意自現”，寄身于自然山水之中感悟人生的壯美與興衰，體味人生哲理，不僅是文人功成名就或壯志難酬時的精神歸宿，更是撫平心理創傷、怡情養性的靈丹妙藥。自然界中的一花一葉，一蟲一魚，無不以其天然之趣、勃勃生機給文人墨客帶來生命的驚喜與人生感懷，成為他們抒感、吟詩作畫的重要題材和寄托無限遐思的理想化身。
二、獨立高標的人格境界
中國文人受儒道禪思想的浸染，歷來重視自身內在的道德修養與人格完善。在儒家“君子”人格和道家“順道”、“適然”等思想的滲透下，歷代文人以立德、修身為立世之本，將高尚的品德看做是人生的第一修為。作為文人修身養性的書畫藝術，也成為畫家寄意人生體現人格境界的重要形式。清王昱《東莊論畫》云：“學畫者先貴立品。立品之人，筆墨外自有一種正大光明之概；否則，畫雖可觀，卻有一種不正之氣隱躍毫端。文如其人，畫亦有然”。儒家畫論亦講究“汰俗、養性、明理”，認為大凡“美”的事物，惟有以明凈的人性品格入畫，才能深切搖動觀者的心靈，而技藝猶在末節。中國畫美學對畫家人品與境界的要求，使畫家的人格品行、修養意趣與作品互融互生，畫品的高下以畫家的人格修養為基礎，而人品則通過作品的立意與筆墨意境來體現。中國文人士大夫正是以其深厚的學養和獨立高標的人格魅力滋養了中國畫藝術，而最終使其脫離了對客觀物象的簡單摹寫，上升到詮釋人生價值和生命意義的崇高主題。在寫意花鳥畫藝術中，畫家在題材上多選擇梅蘭竹菊、枯木松石、荷花小鳥等具有崇高品格與個性的形象入畫，這些形象不僅是自然與筆墨意趣的體現，更隱含著畫家深層次的審美理想和人格追求：梅花傲霜凌雪，不畏嚴寒，自古以來就是堅貞不屈獨守貞正的象征；竹子清雅脫俗，虛心有節，從而成為畫家氣節與人品的體現。此外，蘭的淡遠，松的堅韌，荷的純潔，無不以其品格之美，成為歷代畫家筆下表達高尚志趣與品格的重要題材。王冕以“畫梅須有梅氣骨，人與梅花一樣清”而名垂畫史，文同以墨竹獨得高標境界和清遠意蘊而流傳千古。畫家筆下的花鳥魚蟲，也因其賦予的人格之美，從而煥發出了獨特的生命與個性魅力。
三、剛柔相濟的傲骨柔情
1、文人風骨
文人的氣節與傲骨與生俱來，成為文人書畫藝術中最動人最濃墨重彩的一筆。以抒情寄意為特征的寫意花鳥畫，更成為文人風骨與個性的絕佳體現：功名利祿面前，王冕以“不要人夸顏色好，只留清氣滿乾坤”的墨梅自喻；世遷之際，鄭燮借“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的風竹明志。在朝代變遷、國破家亡之際，身懷民族大義的遺民畫家紛紛退隱山林，以書畫寄恨以表達對故國的忠貞。元代畫家鄭思肖宋亡后“坐必向南，誓不與北人來往”，作品常以露根蘭入畫，以抒發國土淪喪的亡國之痛。其詩更有“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之句，旗幟鮮明地表達了堅貞不屈、不事新朝的愛國之情。明末代王孫朱耷，明亡后棄世出家，將一腔憂憤宣泄于尺幅之間，其筆下小鳥皆白眼示人，于倔強冷峻中透露出對新朝的抗拒和不屈精神。此外，更有倪云林的秋江寒樹，李方膺的疾風勁竹……歷代畫家將文人的錚錚鐵骨與崇高氣節，融入了寫意花鳥畫藝術的筆墨世界，極大促進了畫品、詩品和人品的高度融合，提高了寫意花鳥畫的立意和審美品格。
2、士子情懷
文人是強大的，文人又是敏感多情的，春花秋月，朝露夕陽，自然界中的瞬息變遷無不牽動著文人的情思，引發出不盡的感慨和情感共鳴。正因如此，才有了多情的詩句、雋永的文人畫和靈動的音樂。文人細膩敏感的精神特質，亦如春風細雨，點點融入了寫意花鳥畫筆墨意境之中，使畫家筆下的一花半葉，淡墨欹毫，都充滿了無盡的情感張力。從朱耷筆下“墨點無多淚點多”的慘傷之痛，到徐渭“獨立書齋嘯晚風”的沉郁凄涼，再到唐寅“山空寂靜人聲絕”的閑適淡然，文人畫家敏感而豐富的情懷可知、可觸、可感。正是這種情感與筆墨意境的完美融合，豐富了寫意花鳥畫的審美內涵，使作品充滿了撼動人心的力量。
四、寂寞孤獨的心路歷程
“人生讀書憂患始”。行進在歷史長河中的中國文人，終生都在尋尋覓覓中前行，追尋著生命的意義與自我價值的實現。儒家“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入世思想為文人指明了前進的方向，在這一思想指引下，文人十年寒窗飽讀詩書，將入仕作為人生價值的終極實現。然理想與現實之間卻矛盾重重，真正憑科舉制度進入政治舞臺，從而一展抱負的文人少之又少，大多數文人卻空有滿腹才華而入仕無門，在孤高 自守中度過了孤獨寂寞的一生。即使是成功入仕的文人如歐陽修、蘇軾等文壇大家，也常常因與世俗的格格不入而屢遭貶黜……壯志難酬，知音無覓，文人的寂寞、悲哀與孤獨唱響千年，也為我們留下了無數膾炙人口的詩詞與書畫作品。
在文人筆下，一朵靜美的花、一片蕭瑟的葉，一只寂寥的秋蟲都被賦予了清高的生命個性，成為畫家寂寞人生的知己和情感寄托。“孤獨”也被賦予了脫略凡俗、清高自守的人格含義，成為文人在藝術創作中追求的崇高境界。中國寫意花鳥畫的“孤獨”之境，多以大面積的虛空入畫，筆墨極為精簡。畫中或一石危立，或數枝橫斜，小鳥蟲魚亦多神情寂寥，無依無傍，營造出一種天荒地老、曠世孤獨的意境。在歷寫作意花鳥大家中，善于以“孤獨”入境的畫家尤屬朱耷，其代表作品《孤鳥圖》、《鱖魚》等，無不以簡到極致的筆墨和撼人心魄的孤獨意境，給觀者留下了強烈的視覺印象。在《孤鳥圖》中，一枝枯枝橫斜入畫，枯枝盡頭，惟有一鳥垂頭縮頸獨立蒼茫，此外空無一物。朱耷筆下這種“孤”到奇絕的意境，實際上是畫家暮年孤獨心境的真實寫照，也包含了畫家對一生孤獨命運的深邃思考……中國文人正是以筆墨寫意這一特有的藝術形式，宣泄著對人生命運的抗爭與情感困惑，在困頓中堅守，在失望中抗爭，在得意時自省，寂寞、孤獨又執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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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邵明珍.《仕與隱：唐宋文人典型個案研究》. .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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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侯中淑.《蘇軾文人畫思想研究》.. 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2009
6.李小勇.《宋元文人墨梅畫研究》.. 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2010
境界最為關鍵的思想是天人合一，它深深地扎在中國這塊土地上。達到了這個境界，人的精神就進入了自由王國，社會就會安寧。
境界所蘊含的這一文化和精神價值已經受到世界人文學者的普遍重視。現代物理學理論也證明了中國人文精神的高明與偉大，人類精神文明的發展必然是歸一的，但是是歸東方，而不是歸西方。就境界來說，西方思想是“有我”的，而中國是“無我”的。中國人以抱一為天下式，西方則沒有這個“一”的思維方式。中國文化重以不變應萬變。而這里的不變不是絕對的不變，而是“得一”大道上的變化，過去中國文人做這樣的對聯，上聯是“千山千水千才子”，下聯是“一天一地一圣人”，顯然后者略高一籌，這是一個境界問題，而這個境界就是現在人大多不認識的大化之境，它是靠天地萬物化育而成，他應是與眾生同體，合天地成形的大象之境。其大為無限大，上不封頂，下不封底，有才者任意馳騁，尚不能觸其邊角。這個境界可謂正大而光明。
境界的形成是多緯度的，單純的線性或面狀思維都是不可取的。古人云：物有大而不普小而兼通者。鏡子再大所映必偏而不能遍，明珠雖小但可鑒包六合。中國人很早就知道圓的價值，大事大圓成，小事小圓轉，好詩每句如珠圓，流美圓轉如彈丸，心靈運行非直線而為圓形，圓象道體，圓者無極而太極也，形之渾簡完備者，無過于圓。先哲道體、道妙，亦以圓為象。云從龍、風從虎，圣人作而萬物睹。這是人之大境界，非常人所能達到，一天兩天、一年兩年，甚至為終生所難以企及。人和人的距離很快就會拉開。但是這種差距不是象一些淺薄之士所理解的那樣，總是處心積慮地想翻出與前人不同的新鮮花樣，你往前走，我往后退，你向上看，我朝下瞧。其實這都是比較容易做到的，所謂蔽則新是也。難得是找圓的中心點，不中不正，不正則不大，不大則不久。能從理論上認識夠，認識到的很少，這仍需要教育，而且是大境界的教育。老子、莊子、孔子、孟子、印度的釋迦牟尼都是具有這種大境界的偉大思想家，他們為世界人民所承認，為世界學者所仰慕。我們現在搞精神文明的畫家卻并不太了解這個情況，由此看到我們當今的境界仍需要充實。我們還不能搞超越，因為我們還沒有達到超越的地步。古人云：盈科而后進，我們還缺乏深入的繼承。由于思想境界的淺薄，心境達不到中和平淡，心態得不到自在松弛，心情也自然不會靜下來，也就必然導致身心不健康，因而不能避免出現火、躁、浮、動的心態，作品自然就會流露出這種情境。膚淺躁動、刺激、有火氣和有縱橫氣的作品是病態的，是短命的，更達不到與終生同體的永生。
現在我們看古人，只視表面不看精神，原因是沒有識別精神的能力，我們看到的都是我們知道的，我們內心不知道的自然也就看不出問題，就不可能達到中華民族的大境界。這個境界是不能為威武所屈，不能為富貴所，不能為貧賤所移的精神境界。
現在一些畫家的思想處在對現實問題的相互反映和刺激之中，受逼于現實問題之下，現在的潮流是什么，什么容易入選，什么容易獲獎，什么容易賣錢，就畫什么。也有人看外國人的眼色，討西方人喜歡，別人承認才是對的，這就放棄了最根本的原則：自尊和自信。而把自己的觀念建立在別人的好惡上，變成了追名逐利和趕時髦的東西，從而成為后殖民是進步，認為這才有世界意義。這是地地道道的洋奴文化和洋奴意識，這同樣是無頭腦、無知識、不成熟的表現。孔子講仁者樂山，主要是仁者的思想能安于義理，厚重不遷，不會隨便的改變主意。山主靜，水深亦靜；深則靜，淺則流，不安靜深不了，不深也靜不下來。還有一種人很有自信心，但缺乏知識，結果表現為狂妄自大，看
不上今人，看不上古人，盲目自我崇拜。又因為多年來接受的都是西方模式的美術教育，所以對自己的祖宗采取的是虛無主義的態度。人類文明的進步，美術家的精神純化，都需要教育在斷裂的鴻溝上架起橋梁，讓今人真正了解中國人的藝術境界。
不深入，表面化，或只見物不見人，只畫物不畫我，只畫死不畫生，以科學的思考代替藝術的思考，這都是當今畫壇的通病。只看到當今物質的發展，電腦、電器的革新，但是看不到人的精神在實質上是深還是淺、是進還是退。現代化不等于文明化，現代科學有許多是不文明的，可以說是野蠻的，如原子彈。民用科技有許多也是害人的，是傷害生物，破壞生命的。人類大有毀滅地球之勢，這是由于精神價值不受重視或是沒有文明境界所致。人類在朝自毀的方向迅猛發展，并且毫不覺悟，這是很可怕的。現在仍然把發展經濟與發展精神擺錯位置，叫做藝術搭臺，經濟唱戲。當然藝術也可被經濟所用，但經濟不能擺在主導地位，占主導地位的永遠是在文化精神主導下的文明。孟子講：
一、會計國際化的涵義探討會計國際化的涵義,首先應考察和明確“國際化”的涵義。參考目前的文獻資料,對“國際化”的理解主要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國際化就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相互交流、相互溝通,通過找尋各國差異之所在,,以更好地促進國際交往。
1這是會計國際化研究的早期思想,較具有代表性的是1967年繆勒(Mueller.G)的研究和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AICPA)于1975年出版的《30個國家的會計職業》中所闡述的觀點。第二種觀點認為:國際化就是在可能的范圍內,盡量減少國與國之間的差異,通過一定的途徑尋求出大家認可的一致內容。
2這種觀點也就是國際協調化,其目標是尋求各國的共性,盡量減少國家間的差異,消除不必要的分歧,以達到國際間處理有關事務的可比性和同質性。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是1982年喬伊和巴維希的研究,此種觀點在目前占有主導地位。第三種觀點認為:國際化就是實行全球一體化、統一化。
3,是從發展的角度來看待完全消除國家間的差異。這種觀點在目前占有較主導的地位,特別是國際性的有關組織更是支持這種觀點和以此作為目標。從以上三種觀點看出,它們不僅代表國際化的三種觀點,而且還表現出國際化產生的歷史先后順序及內在的邏輯關系,不同的國際化思想有其產生的客觀環境。溝通是基礎,沒有溝通,國家之間就不能相互了解;在相互溝通和理解的基礎上,隨著國際交往的增加,自然產生協調的要求;但是在很多情況下,協調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各國間所存在的分歧,所以又產生了規范與統一的呼聲。
綜合上述觀點,國際化是指由于國際交往的發展,客觀上要求各國在處理有關事務上,通過相互溝通、相互協調,從而達到采用國際規范和統一通行做法的行為。會計領域中的國際化行為,會計界常簡稱會計國際化,它是指由于國際經濟發展的需要,客觀上要求各國在制定會計政策和處理會計事務中,逐步采用國際通行的會計慣例,以達到國際間會計行為的相互溝通、協調、規范和統一。
具體而言,會計國際化具有三個方面的涵義:(1)會計國際化是一個動態概念,是某一個國家由于參予國際經貿和進入國際資本市場等方面的要求而把本國會計慣例逐步轉化成國際會計慣例的過程,易言之會計國際化其實就是會計慣例國際化,會計國際化的結果則形成國際會計慣例,這也是我國會計理實界經常提到的與國際會計慣例接軌的真實涵義;(2)一國的會計國際化一般要經歷三個階段:一是溝通階段,即通過參予交流各國會計慣例,比較異同,促進對國際會計慣例的學習與了解;二是協調階段,即尋求與國際會計慣例的異同之處,消除不必要的分歧,盡量減少與國際會計處理等方面的差異,以增強會計信息的國際可比性和有效性,三是規范和統一階段,即實行與國際會計慣例相同的標準化會計,使本國會計融入國際行列;(3)會計國際化體現的是一種要求、目標和活動過程,是各國會計慣例通過溝通、協調的一種結果。
2.會計國際化的內容。會計國際化的內容,從會計專業分類角度看應該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會計政策慣例國際化,亦即在制定會計法規、會計準則、會計制度的過程中,在內容、結構體系、制定方法和程序等方面趨同國際會計政策慣例,其中核心是會計準則的國際化,因為會計準則是會計規范的核心,一國的會計準則在結構、體系和規范的內容及方法上是否與國際會計準則慣例趨同,是影響會計國際需求的主要因素;(2)會計管理體制慣例國際化,主要指會計組織管理體制和會計人員管理體制兩方面趨同國際會計管理慣例;包括本國會計管理機構設置、企業會計機構和人員的管理模式、民間會計組織設置與運行模式,特別是積極參加國際性會計組織等;(3)會計教育慣例國際化,包括會計教育目標的定位、專業層次的設置、課程體系的編排、教育管理模式等趨同國際慣例;(4)執業會計慣例國際化,包括注冊執業人員的認定、考核方法、機構的審批、民間審計的運作和監管模式等趨同國際慣例;(5)會計確認、計量、記錄與報告慣例國際化,即建立與國際慣例相同的會計確認標準、計量記錄方法和報告體系等,促進所供會計信息滿足國際經貿往來和國際資本市場等的需要;(6)積極引進和運用國際上通用的先進會計思想、管理方法和技術方法;(7)促使與各國會計事務處理的協調化、標準化和規范化;(8)積極參加國際會計活動,努力促使其他會計事務處理方法趨同國際慣例。
二、我國會計國際化的狀況
1.我國會計國際化的決定因素。決定我國會計必須走國際化道路的因素主要有:
(1)這是我國市場國際化的需要。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向之一就是市場已突破了時空界限形成全球性的統一大市場。我國作為世界經濟大家庭中的一員,不可避免地要進入國際市場,參與國際競爭。市場國際化的結果要求會計為企業進入國際市場和參予競爭提供真實、公允、可比,能滿足國際決策需要的會計信息,因此要求我國會計慣例必須趨同國際會計慣例。(2)這是我國實施跨國經營的需要。企業實施跨國經營,必須了解其他國家的有關政策特別是會計政策;其次母公司為了加強各子公司間的經濟聯系和實施國際經營,需要了解公司整體及其子公司的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這都要求我國的會計國際化;此外跨國公司的股東和債權人等為維護自身利益,也要求跨國公司按國際慣例提供會計信息和處理利潤分配等會計事務。(3)這是我國企業進入國際資本市場的需要。隨著我國企業在香港、紐約等國際資本市場融資規模的進一步擴大和發展,我國企業必須按國際慣例向國際投資者和債權人提供真實、公允、可比的會計信息。
2.我國會計國際化的狀況。我國會計國際化的進程,早在建國之初吸收前蘇聯的會計模式就初現端倪,并為早期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發揮了重大作用。隨著我國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過渡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進而發展到現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會計國際化已取得了重大進展。首先,通過“三步曲”使在制定會計政策及其規范內容上與國際慣例接軌。1985年頒發了“兩外會計制度”,吸收許多諸如“資產=負債+資本”的會計平衡式,在存貨、應收帳款和固定資產計價中償試運用穩健原則等國際會計慣例;1988年成立會計準則研究組,開始著手研究西方會計準則和制訂我國的會計準則;1992年頒發了《股份制試點企業會計制度》和《企業會計準則》,基本上接受了西方國家通用的會計慣例,逐漸把國際會計慣例推廣入我國一般企業。其次,1993年7月正式頒布實施了《企業會計準則》,逐步建立了以會計準則為核心,以分行業會計制度為補充的會計規范體系,此后又逐步頒發了若干具體會計準則征求意見稿,1997年5月頒布實施了第一個具體企業會計準則《關聯方關系及其交易的披露》,實現了在會計實踐中普遍以會計準則和以之作為依據制定的行業會計制度來操作會計實務,使我國的會計規范慣例趨同國際會計慣例,會計信息更加規范和可比,基本能滿足我國參予國際經貿和進入國際資本市場籌資等的需要。第三,企業會計準則的頒布實施,也加快了我國會計教育國際化的進程。以前的會計分科是按行業分為工業會計、商業會計等,而現在各高等院校普遍采用國際上通行的大學會計專業的課程設置方式,即專業主干課程分為基礎會計、中級財務會計、財務管理、成本與管理會計、審計、高級財務會計等,這不僅與國際會計教育慣例接軌,而且有利于拓寬學生知識面,增強適應性,培養會計專業上的“通才”。此外,國外會計專業組織和大學,也不斷進入我國會計教育界,如英國ACCA,將會員資格考試成功的引入我國,在上海財大等院校舉辦英國注冊會計師考試培訓班等。第四,建立了與國際慣例趨同的注冊會計師體系,頒布了注冊會計師法和獨立審計準則,注冊會計師考試逐漸接收了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考生,會計師事務及事務所的國際合作也不斷加強。第五,逐步樹立了與國際趨同的會計思想,如保護投資者和債權人的利益,建立企業稅務會計體系,明確會計是旨在向有關利益集團提供可供決策的信息系統,會計是企業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會計的國際化與國家化是不可協調的矛盾等觀念。
3.我國會計慣例與國際會計慣例的差異。在我國的會計慣例中,與國際會計慣例尚有差異的主要表現在:(1)與會計準則相配套的有關法規尚未健全。如尚未頒布《證券法》,而《公司法》、《注冊會計師法》、《會計法》等的會計規定與會計準則尚不協調等;(2)未建立與企業會計體系及其準則相配套、相協調的非盈利組織會計體系和準則,行業會計制度在會計實務中仍起主導操作規范作用等;(3)加入和參予諸如IASC、ICA等權威性國際會計組織及其活動不夠,阻礙我國與國際會計界的交流及其會計國際化的發展;(4)許多會計實務的處理方法與國際慣例存在差別,如加速折舊法、成本與市價孰低、壞帳備抵法和所有者權益類目的劃分等都與國際慣例有差別;(5)會計管理體制尚存在差異:一是會計事務的行政管理過強,二是會計人員的“二重性”地位未能完全轉變等;(6)管理會計、稅務會計尚未建立起完善的體系和在實務中推廣使用;(7)會計理論發展滯后,研究方法單一,會計教育模式與國際慣例尚有差別等等。
三、加快我國會計國際化進程的幾點建議
1.進一步解放思想,敢于借鑒,走出認識誤區。我國會計作為世界會計的一個組成部分,其發展離不開對國際會計慣例的借鑒。這一方面要拋開傳統的會計階級性思想和姓“資”姓“社”的論爭,只要有利于我國的發展,與我國客觀的經濟、法律和教育文化等相適應的,就應該大膽借鑒;另一方面要走出認為國際會計慣例就是美國或英國或其他某一國會計慣例和把之等同于國際會計準則的誤區,同時也要走出國際化就是全球統一化、標準化的誤區。
2.處理好會計國際化與國家化的矛盾國際化是一種客觀要求,是社會發展的必然過程,然而由于各國環境的差異,會計的全球統一化、標準化也很難實現,因此會計國際化與國家特色并存將是不可避免的現實問題,這也正是國際會計協調的主題,只有承認會計的國家化,才能更好的與國際會計相協調,促使本國會計國際化的發展。
3.把握好國際化的方法方式國際化是通過不斷借鑒國際慣例而實現的,因此把握國際會計慣例的借鑒標準和方法方式則是國際化的一項重要內容。判斷哪些是國際會計慣例,筆者認為應把握兩個標準:(1)該項慣例是否在大多數經濟和會計發達國家通用?即是否具有國際公認性;(2)是否具有有效性,即運用這一慣例是否能提供清晰、明了的會計信息,同時化費較小的成本。在借鑒的方法方式上,一要通過立法確認,即對那些于我有用的國際慣例,應把之納入法律規定,以加快推廣實施;二是加大民間會計交往力度,加快我國與國際會計慣例的溝通、協調和統一。
中國文化的形成有其極其漫長的復雜的歷史。比如冤家路窄，殺雞儆猴，狐假虎威，陰溝翻船，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一人飛升，仙及雞犬；隔墻有耳，杯弓蛇影，鑿壁偷光，這些光怪陸離的文化現象，只會源于這已經發展了近萬年的文明古國。這些文化現象幾乎是中國絕無僅有的，獨特的。倘若要我選擇一個詞語與世界接軌，那我認為流言蜚語應該世界通用，在西方叫誹謗。
獨特的文化形成獨特的心理，像影射心理，戒備心理，內杠心理，面和心不合等，在這片劣根性較強的土地上發揮得淋漓盡致。
如果說美國文明像是一條新開發筆直大道，東方文明就像古老森林中彎彎曲曲，或高或低，陰暗斑駁的小徑，直接后果是西方人直率，東方人內斂。
所以很多外來事物，原本可以良性地按直線發展，到了東方就會演變成了不和諧的離心運動，摻雜了更多的紛爭，甚至歪曲了本意，變成純粹的利益杠桿。例如大家日常司空見慣耳熟能詳的網吧，1994年在倫敦剛推出來時，是正面的，高雅的網絡咖啡會所，在中國發展成低劣的網吧。大家所熟悉的聊天軟件，在中國變成了和詐騙的平臺，都往歪路上發展了。
我國具有較為悠久的歷史，因而孕育了獨具特色的嫁衣文化。尤其是對于各族人民，本身風俗各不相同，因而嫁衣文化也呈現出多樣化特點。對于漢族人民而言，普遍選用紅色作為嫁衣的顏色，紅色代表著喜慶，體現出漢族人民結婚時心情愉悅的狀態。在我國古代，新娘結婚的時候必須頭戴鳳冠，在外衣穿著上也很有講究，紅花袍、紅娟衫等處處洋溢著喜慶。對于少數民族而言，根據當地民俗風情不同，嫁衣文化也呈現出各不相同。
我國嫁衣文化概述
對于我國古代人民來說，嫁衣尤為重要，嫁衣能有效反應古代民俗，并能在一定程度體現出古代家庭富裕程度。尤其是對于女孩子而言，嫁衣對于整個一生都非常重要，從女孩年齡很小的時候，就已經動手制作嫁衣，嫁衣制作過程非常漫長，直到女孩真正出嫁為止。我國古代嫁衣流行必須頭戴鳳冠，新娘還需用紅方巾進行遮臉，以體現出古代新娘的欲遮還羞。新娘一定要穿戴紅娟衫，體現出紅色喜氣洋洋的氛圍，通常還要外著大紅顏色繡花紅袍，鞋子也必須是紅緞繡花鞋，這樣才能有效凸顯新娘千嬌百媚特點。下圖1所示為我國古代傳統嫁衣。
圖1 我國古代傳統嫁衣
我國古代嫁衣的作用
對于我國古代而言，嫁衣承擔著非常重要作用，嫁衣不僅代表了當地的民俗，同時對于新娘來說是嫁人之后的開始。古代男尊女卑思想較為嚴重，新娘各方面比較依賴丈夫，因而嫁人意味著告別過去，迎接嶄新生活，是新娘人生一大轉折點。與此同時，古代將嫁人看做十分重要的使命，嫁人的過程中，同時也是新娘最美時刻，嫁衣所蘊含的風俗文化多樣，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探索價值。通過了解嫁衣風俗，有利于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揚。
全國各地嫁衣習俗
由于我國幅員遼闊，全國各地在地理位置、風土人情、民俗文化方面各不相同，因而嫁衣文化也呈現出一定多樣化特點。浙江富陽地區新娘嫁人過程中，只有花轎到達女方家中之后，女方才讓新娘著手準備化妝。新娘穿衣過程中也具有一定講究，需先穿小衫褲，然后才能更換紅棉襖，穿衣的過程中，整個人需立于蒸桶之上。新娘穿大紅裙之前，還應準備好12個雞蛋，然后將雞蛋放入褲腰，最終雞蛋沿著褲腳滾出，這樣新郎才能正式迎娶新娘。福建泉州地區也很有自身的特點，通常新娘出嫁之前需要認真化妝，以示對南方尊重，出嫁前化妝一般稱之為“笄禮”。新郎花轎到來之時，新娘需要再次化妝，此時化妝通常稱之為“對轎梳妝”，在加冠的過程中也很有講究，只有被認為“有福”婦人才能對新娘進行加冠。廣西蒼梧地區同樣有自身特色，一般新娘只允許穿黑色衣服，而不是大紅。陜北地區新娘嫁人需要特殊打扮，新娘上轎之前需用鍋黑將臉蛋進行抹黑，否則不能嫁人。
全國各少數民族嫁衣風俗
漢族嫁衣風俗以穿紅綢緞、紅絹衫、紅繡花鞋為主，對于少數民族而言，具有其特有的風俗，下圖2所示為我國水族嫁衣。
圖2 我國水族嫁衣
赫哲族新娘嫁人過程中，利用魚皮縫制嫁衣，顏色以黃黑相間為主，并利用手工進行縫制，在衣袖等部位縫制一定數目花紋，花紋十分精致。盡管從材料上講相對較為原始，但能充分體現別具特色的原始美。土族人民結婚過程中，嫁衣相對較為華麗，顏色非常鮮艷，通常嫁衣由多種顏色構成。瑤族人民在刺繡方面較為精通，因而嫁人過程中，嫁衣刺繡圖案非常華麗，充分體現出本族風情。
結語
關鍵詞：起源及功用；古典精神；筆墨；天人合一
中圖分類號：J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2）33-0034-01
中國畫是中華五千年燦爛文化的縮影，人們從不同歷史時期的藝術中，都可以捕捉到中國社會發展的人文景象。本文通過梳理中國畫的文化內涵，來揭開中國畫神秘的面紗。
一、中國畫的起源及功用
中國畫起源于古代，所謂的 “書畫同源論”，是指文字和圖畫都是起源于形象的模擬，文字對形象的模擬日趨抽象，而圖畫對形象的模擬日臻具體完善。
中國畫在我國古揮著“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的作用，即促進社會教化，幫助推行政策，構建社會和諧，穩固社會秩序。人物畫如：漢代的功臣圖將功臣畫在畫里，表彰他們的顯赫功績，激勵百姓及子孫后代為社會做貢獻；山水、花鳥畫是對自然景物的特寫，賢人雅士對經典的山水、花鳥作品有著更深刻的體味，他們在欣賞佳作的同時，可以修身養性，對于提高人的內涵與修養，消解人與社會的不和諧因素，發揮著直接的審美功能和間接的教化功能。
二、中國畫的古典精神
中國畫是一種文化的積淀，它融會了儒、道、佛等多家思想，是一種人文性的藝術。若一個人不能深刻的解讀中國傳統文化，他不可能從根本上、從深層次中去把握中國畫的精髓。
孔子和孟子是儒家的代表，他們提出的 “中庸之道”對中國畫的影響是深遠的。在繪畫上表現為：追求和諧充實之美，強調含蓄，主張“寓教于樂”、認為“心正則筆正”，“人品不正，用墨無法。”
道家思想對于中國美學范疇體系的影響，顯然比儒、佛兩家深廣得多。老莊哲學崇尚“無為而為”，主張“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其思想促使畫家們超塵出世，隱逸山林，在自然中追求天然之美，在藝術追求上以小見大，以少勝多，追求雅淡空靈的境界，在自然中注入人的情感。到宋元明清，山水畫在中國畫中逐漸取得主導地位，這與道家格外重視自然的思想有關。
佛家思想認為世界是虛幻的，一切事物皆因人的主觀意識而存在，人只要靜心自悟，就可以覺悟。在中國文人看來，只有以虛靜明徹的心靈去關照和感悟大自然的美，才能達到“心物統一”、“天人合一”的最佳境界。禪宗思想改變了人們的審美趣味，崇尚意境，景越藏意境越大，景越露意境越小，把“虛、白、空、靈”看成是繪畫追求的目標。
總之，佛和儒、道思想相互滲透，相互影響，并存于畫家的修養與創作之中，三大思想支柱對中國畫有深遠的影響。
三、中國畫的筆墨
筆墨是中國畫的藝術生命的一種特質所在，是中國畫的第一要素。筆墨能表現出氣勢、節奏和韻律、能展現出生命力。中國畫的筆墨不僅僅是一種形式上構成的語言，更是一種精神外顯的載體，還和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相關，有著超越形式的深刻內涵。唐代張彥遠指出：“夫物象必在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于立意而歸乎用筆，故工畫者善書”，意思是說用筆是造型的基礎，但它不是僅僅把形象畫像就夠了，還要有自身的“骨氣”。中國畫的用筆最高境界應是“意到筆隨”。運筆用墨不可雕鑿，不可極腐，不可牽連，不可脫節，不可無理，在于墨海中定精神，筆鋒下出生活的藝術境界。
筆和墨不可分離。清沈宗寒在《芥舟學畫編》的“傳神論”中說：“蓋筆者墨主帥也，墨者筆之充也……可謂盡泄用墨之秘也。”筆有筆用，墨隨筆用，墨有墨用，墨中見筆，筆墨互相生輝，互相依存。筆墨形式是中國畫創作得以實施的媒材，它是繪畫作品能否達到“氣韻生動”的關鍵。
四、中國畫的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貫穿整個傳統中國畫歷史的重要美學原則。潘天壽在解釋“外師造化，中得心源”時說：“故畫之貴乎師造化、師自然者……然畫之至極則終在心源。”指出人與自然、人與畫的關系，在文化空間中給中國畫家們提供了一個自由馳騁遠離理性的天地。“畫山寄志于山，畫海寄情于海”，繪畫的整體精神和自身的文化道德修養尤顯重要。由畫家的主觀意識來創造客觀物象，把自然的時空轉化為心理時空，在出神入化的空靈世界中達到人與自然的交融、天人合一的境界。這是中國畫體現的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最高追求。
費爾巴哈的“宗教異化論”是指人把自己的本質從內部抽象、分離出來，并通過自己的想象力把自己的本質對象化為一個獨立于人的精神實體———神、上帝。神不是別的，神就是人自己的本質，神的本質就是人的精神本質，神的全知全能無非就是人的理性、意志的無限擴張的結果，神的道德完善性就是人的道德理念的神化，神對人的愛就是被神化了的人的自我之愛，屬神的活動就是屬人的活動。神是人的本質、人的心理、人的活動、人的道德、人的希望與追求等的對象化了的綜合體。
當然，費爾巴哈在揭示宗教的人本根源、強調神與人的一致性的同時，也指出了神與人也存在對立的一面。他說：“我們的任務，便正在于證明，屬神的東西跟屬人的東西的對立，是一種虛幻的對立，它不過是人的本質跟人的個體之間的對立；從而基督教的對象和內容，也就完全是屬人的對象和內容了。”②他還說：“一個精神的即抽象的東西或神，被人拿來當作人生的法則，其結果必然造成殘身和禁欲等現象。可見，基督徒世界的物質災害，歸根到底只是他們的精神的神或他們的理想。”（《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下卷，第758頁）但是，費爾巴哈在這里所說的神與人的對立，是指作為人的普遍性本質的抽象化產物的神與個體人之間的對立，是指作為人類的精神理想的神在“被人拿來當作人生的法則”之后，作為具有普遍性的精神理想的神與信仰個體的具體信仰行為和欲望之間的對立，而不是指人格化的神的本質與普遍性的人的本質之間的對立，更沒有認為奴役人、強迫人和束縛人是神（上帝）的本質。相反，他認為，“上帝愛人”，上帝的本質就是愛。他說，“愛就是上帝本身，除了愛以外，就沒有上帝。愛使人成為上帝，使上帝成為人”。（《基督教的本質》第85頁）“上帝之愛人———當他愛人的時候———乃是為了人，也即為了使人善良、幸福、福樂。”（《基督教的本質》第91頁）他認為，上帝對人的愛，其實質是人對自己的愛。“上帝對人的愛———這是宗教之根據和中心點———，毫不含糊地和毫不矛盾地證明，人在宗教之中把自己直觀成為屬神的對象、屬神的目的，換句話說，在宗教之中，人只跟他自己的本質、只跟‘自我’發生關系。”（《基督教的本質》第95—96頁）上帝對人的愛也喚起人對上帝、人對人的愛。“上帝的愛驅使我也去愛；上帝對人的愛，是人對上帝的愛的根據：屬神的愛導致、喚起屬人的愛。‘我們愛，因為上帝先愛我們’。”（《基督教的本質》第96頁）“可見，既然上帝愛人，那么，人就是上帝的心，人的幸福就是上帝最關心的事。”（《基督教的本質》第96頁）
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異化論思想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宗教是自然力量、社會力量和人的本質的異化的產物。馬克思指出：“只是由于一切宗教的內容是以人為本源，所以這些宗教在某一點有些理由受到人的尊敬。”③恩格斯指出：“神是什么？德國哲學這樣回答問題：神就是人。”④恩格斯還指出：“是人創造了神，而不是神創造了人。”⑤“在原始人看來，自然力是某種異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東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經歷的一定階段上，他們用人格化的方法來同化自然力。正是這種人格化的欲望，到處創造了許多神；而被用來證明上帝存在的萬民一致意見恰恰只證明了這種作為必然過度階段的人格化欲望的普遍性，因而也證明了宗教的普遍性。”⑥“在歷史的初期，首先是外部的自然力在人們頭腦中獲得了幻想的反映，而在進一步的發展中，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經歷了極為不同和極為復雜的人格。……但是，除自然力量外，不久社會力量也起了作用，這種力量和自然力量一樣，對人來說是異己的，最初也是不能解釋的，它以同樣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著人。最初僅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想的形象，現在又獲得了社會的屬性，成為歷史力量的代表者。”⑦馬克思還說：“一切宗教都不過是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在這反映中，人間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間的力量的形式。”⑧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指出：“在宗教中，人們把自己的經驗世界變成一種只是在思想中的、想象中的本質，這個本質作為某種異物與人們對立著。”⑨恩格斯在論述基督教的神時指出：“這個神本身是長期的抽象的產物，是以前的許多部落神和民族神集中起來的精華，與此相應，這個神所反映的人也不是一個現實的人，而同樣是許多現實的人的精華，是抽象的人，因而本身是一個想象的形象。”⑩
從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些論述，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異化論的基本思想是：宗教的本質在于，“一切宗教的內容都是以人為本源”、自然、社會和人都是宗教的源泉。宗教是“外部力量在人們頭腦中的幻想的反映”，“是人創造了神，而不是神創造了人”。宗教既是自然力量的反映，又是社會力量的反映（包括幻想的、歪曲的、顛倒的反映等）。神是許多現實的人的精華與抽象。“神就是人”———神是人的人格化、對象化，神的本質就是人的本質。
當代中國的宗教異化論
當代中國的宗教異化論繼承了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異化論的基本思想，認為：宗教是自然力量、社會力量和人自身的反映，神是人的本質的異化———神是人的本質的對象化。但是，中國學者在吸收和繼承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異化論的基本思想的同時，也“發展”了來自于西方的宗教異化論思想。當代中國的“異化”概念來自于馬克思的“異化勞動”概念。馬克思的“勞動異化論”認為，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的工人生產商品的勞動是一種異化勞動。異化勞動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勞動產品反過來統治、支配和奴役人———勞動者，即“產品支配著生產者，物支配著主體，已實現的勞動支配正在實現的勞動”。在馬克思看來，人的勞動作為人的類本質活動，從深層次上說是“自由自覺”的活動。但是，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工人的勞動不僅沒有實現“自由自覺”的本質，反而產生了異化———工人降低為資本家生產商品和占有剩余價值的工具和手段，工人成了自己所生產和創造的商品轉化而來的資本的奴役對象。
可見，馬克思的“異化勞動”中的“異化”概念包含這樣三層意思：第一、該東西是人們有意識地創造的；第二、人們有意識地創造的東西的作用違背了創造者原來的本意即目的；第三、該東西反過來反作用于其創造者———支配、奴役或者危害它的創造者。這三個方面是構成“異化”的必要條件。在這三個必要條件中，核心是“人們所創造的東西反過來支配、奴役或危害創造者”。也就是說，如果人們所創造的東西雖然反作用于其創造者，但這種反作用有益于（至少是無害于）其創造者，或者與創造者原來的創造目的是一致的，那它就沒有發生異化。只有在被創造物不僅反作用于創造者，而且這種反作用對其創造者產生了嚴重的危害性的情況下，我們才說它發生了異化。事實上，我們現在正是這樣理解和應用“異化”這一概念的。例如，我們現在說“科技異化”就是指科學技術作為人的創造物，已經在很多情況下以某些方式奴役人、危害人類，人類很多很嚴重的問題都源于現代科技。比如，環境污染、水污染、核威脅等。再如，我們說“權力異化”就是指政府權力本來是公民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把自己的權利“讓渡”給政府、賦予政府官員的，為的是讓政府、政府官員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公共權力為公民提供公共服務。然而，在很多情況下，政府官員卻利用公共權力為自己謀取私利，嚴重侵犯公民的人身、財產等各種權益。可見，我們現在所說的“異化”基本上是馬克思的“異化勞動”意義上的“異化”，不同于費爾巴哈的“宗教異化論”中的“異化”概念。正因為如此，當代中國人所說的“宗教異化”自然也就包含三層意思：第一、以上帝為代表的各種神靈是人所創造的；第二、人所創造的神靈（如上帝）反過來作用于人；第三、人所創造的神靈（如上帝）反過來統治人、支配人，甚至奴役人、危害人。現舉例如下：
邢賁思先生在其《費爾巴哈論神是人的本質的異化》（原載《哲學研究》1965年第1期）一文中說：“這就是說，人創造了神，而人則成為自己的創造物的奴隸、俘虜。上帝是人的本質的異化，這種異化出來的精神實體轉而成為人的存在的統治者。”他還進一步指出：“神是人的自我分裂，是人的本質的異化，神和人的矛盾是人和自己的精神創造物的矛盾，人的精神創造物反過來成為鉗制甚至奴役人的力量。”（《哲學研究》1965年第1期）隨后，邢賁思先生還指出：“戕害自己的肉體的情形不僅在基督教中存在，在其他一切宗教中也都存在。”“狂熱的宗教徒對于自己的否定達到了超越常情的地步。有些教徒除了接受洗禮以外，終生不沾水，他們聽任虱子的噬，他們把虱子竟然叫作‘上帝的珍珠’。有些教徒發愿終生維持一個困難的姿勢，如緊握拳頭始終不放，直至指甲穿破手掌，或者雙臂交叉放在胸前，直至殘廢不能使用。有些教徒用鐵鏈把自己固定地拴在一個地方，終生不離開一步。有些教徒甚至躺在路上，讓載著神像的大象踏過自己的身體。可見，宗教狂熱達到頂點時，人的自我否定不僅表現為壓制自己的欲望、塵世生活的要求，而且直接表現為肉體上的自我摧殘、自我舍身。這樣，人不僅成了神的工具、附庸，甚至成了向神獻祭的犧牲品。”（《哲學研究》1965年第1期）顯然，在邢賁思先生眼中，“神”已經不僅僅是人的本質與人的分裂，不僅是人的本質的抽象化、對象化，而完全成為一種“鉗制人甚至奴役人”的力量。神與人的關系已經衍變成了一種奴役與被奴役的對立關系了。
又比如，王海明、孫英老師在其《宗教異化論》一文中說，“作為人道主義概念的宗教異化，指人們按照神靈意志而非按照自己意志進行的行為，是自己所進行的不是服從自己意志的、屬于自己的行為，而是服從于神靈意志的、屬于神靈的行為”。他們認為，類似于經濟異化起因于資本家握有資本這強制力量，宗教異化起因于神靈握有禍福這種強制力量。他們以《圣經•申命記》里的摩西所說的一段話來說明人為什么會遵從神靈的意志，并以之作為宗教異化的根源。這段話是這樣的：“你若不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不謹守遵行他的一切誡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這以下的詛咒都必追隨你，臨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受詛咒，在田間也必受詛咒；你的筐子和你的摶面盆都必受詛咒；你身所生的、地所產的，以及牛犢、羊羔都必受詛咒。你出也受詛咒，入也受詛咒。耶和華因你行惡離棄他，必在你手里所辦的一切事上，使詛咒、擾亂、責罰臨到你，直到你被毀滅，速速地滅亡。耶和華必使瘟疫貼在你身上，直到他將你從所進去得為業的地上滅絕。耶和華要用癆病、熱病、火癥、瘧疾、刀劍、旱風、霉爛攻擊你，這都要追趕你，直到你滅亡。”作者還進一步指出，遵從神靈意志行為的被強制、受奴役、不自由之性質，充分體現在這段話里。
再比如，四川大學陳麟書、陳霞兩位老師主編，2003年出版的作為全國高校文科教材的《宗教學原理》一書也明確地說：“這種神在階級社會里，實質上是代表地上的統治者來統治人，加強世俗現實統治者對于現實人的統治。”“宗教之所以能通過神來統治人和壓迫人，從認識論的原因來說，就是因為神是一種不可被人所感知的和不可捉摸的神秘力量。”
幾十年來，這種認為神強制人、束縛人、奴役人，人則受神的奴役、強制、束縛，從而屈從于神的意志而不自由的思想一直是我們的宗教觀念中的一種主流思想，成為我們的宗教異化論的主要內容。在當代中國的宗教異化論者看來，宗教中的各種神靈不僅是人的本質的對象化，而且是一種鉗制人的發展、取消人的自由意志、剝奪人的樂趣的力量，是一種束縛人、強制人、奴役人的力量，甚至成了階級社會統治人與壓迫人的力量，成了階級社會的統治階級統治和壓迫人民的一種工具。這就是當代中國的宗教異化論與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異化論之間的一個重大的區別。
當代中國的宗教異化論何以不成立
宗教是人們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創立的一種信仰體系。上帝是人創造出來的一個精神實體。上帝何以能夠鉗制人的發展、取消人的自由意志、剝奪人的樂趣？何以能夠束縛人、強制人、奴役人呢？從以上舉例我們可以看出，我國的宗教異化論者認為，上帝強制人、奴役人，所依憑的是上帝握有禍福強制力量。即：“你若留意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謹守遵行他的一切誡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萬民之上。你若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這以下的福必追隨你，臨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間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產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犢、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摶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圣經•申命記》（28：1—6））相反，“你若不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不謹守遵行他的一切誡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這以下的詛咒都必追隨你，臨到你身上……”。
我們認為，當代中國的宗教異化論者的這種論證很有代表性。因為，第一、很多宗教徒約束自己的欲望、遵從上帝的意志行事，的確是因為相信上帝的這類善的承諾或惡的詛咒。其次，這種類型、這種模式的訓導，無論是在基督教的《圣經》中還是伊斯蘭教的《古蘭經》中以及其它宗教經典中都很普遍。尤其是《圣經》經常采用這種方式來教化人。現在我們來看看，這段很有代表性的話，到底能不能作為當代中國的宗教異化論的觀點———神是鉗制人的發展、剝奪人的樂趣，束縛人、強制人、奴役人的力量的依據。這段話是摩西所說的。這段話的本意是要“你”聽從上帝———耶和華神的話，謹守遵行耶和華神的“一切誡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于你的”。那么，首先我們看，“我今日所吩咐于你的”都是些什么內容呢？“當日摩西囑咐百姓說：‘你們過了約旦河，西緬、利未、猶大、以莎迦、約瑟、便雅憫六個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為百姓祝福。流便、迦得、亞設、西布倫、但、拿弗他利六個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詛。’利未人要向以色列眾人高聲說：‘有人制造耶和華所憎惡的偶像，或雕刻，或鑄造，就是工匠手所作的，在暗中設立，那人必受咒詛！’百姓都要說：‘阿門！’‘輕慢父母的，必受咒詛！’百姓都要說：‘阿門！’‘挪移鄰舍地界的，必受咒詛！’百姓都要說：‘阿門！’‘使瞎子走差路的，必受咒詛！’百姓都要說：‘阿門！’‘向寄居的和孤兒寡婦屈枉正直的，必受咒詛！’百姓都要說：‘阿門！’‘與繼母行的，必受咒詛！因為掀開他父親的衣襟。’百姓都要說：‘阿門！’‘與獸合的，必受咒詛！’百姓都要說：‘阿門！’‘與異母同父或異父同母的姐妹行的，必受咒詛！’百姓都要說：‘阿門！’‘與岳母行的，必受咒詛！’百姓都要說：‘阿門！’‘暗中殺人的，必受咒詛！’百姓都要說：‘阿門！’‘受賄賂害死無辜之人的，必受咒詛！’百姓都要說：‘阿門！’‘不堅守遵行這律法言語的，必受咒詛！’百姓都要說：‘阿門！’”（《圣經•申命記》（27：11—26））由此可見，摩西所吩咐于“你”的———“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于你的”都是一個社會里必不可少的，是每一個人都必須要遵守的最基本的人倫道德規范。
再看上帝的其它誡命律例。上帝的其它誡命律例有很多。比如，“不可殺人；不可奸；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證陷害人；不可貪戀他人的妻子；也不可貪圖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驢，并他一切所有的”。（《圣經•申命記》（5：17—21））上帝的一切誡命律例的基本價值追求是人與人之間要相親相愛，要“愛鄰人”，要“愛人如己”，要多做善事，要行善避惡、揚善抑惡、獎善罰惡，要行公義，主持公道，伸張正義。要像他的獨生子耶穌一樣，為了救贖人類而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耶和華說：‘從我眼前除掉你們的惡行；要止住作惡，學習行善，尋求公平，解救受欺壓的，給孤兒伸冤，為寡婦辯屈’。”（《圣經•以賽亞書》（1：10—11））“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圣經•彌迦書》（6：6—8））我們前面所介紹的，即王海明、孫英兩位老師在其合寫的《宗教異化論》一文中作為其宗教異化論依據的那段話中，要求“你”聽從的就是諸如此類的“話”，即以道德教誨為核心內容的“一切誡命律例”。那些咒詛所針對的就是那些違背上帝的以道德教誨為核心內容的誡命律例的人，即是那些“不謹守遵行他的一切誡命律例”、“行惡離棄他”的人。上帝的一切咒詛的目的是促使人們努力行善避惡、揚善抑惡，多行善事，多行公義。其結果也必然是有力地促使很多人（主要是那些基督教徒）努力遵守上帝的“一切誡命律例”，聽從上帝的道德教誨，從而大大地提高信仰者的道德行為水準。所以，上帝的咒詛完全是一種促使人行善避惡、揚善抑惡的一種手段。實際上，諸如此類的各種神靈（如佛教的佛、伊斯蘭教的真主等）的咒詛、警告乃至脅迫等，其目的都是為了促使信仰者遵循以上帝、真主等名義頒示的道德教誨。這是宗教實現其“神道設教”功能與目的的一種行之有效的獨特的方式。事實證明，宗教的這種獨特的教化方式的效果是很好的。就猶太民族來說，“回首民族歷史，他們發現百姓何時信守上帝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國運就亨通；當人們把上帝正義、仁愛的命令忘在腦后的時候，國家就遭厄運”。對于猶太民族的這種信仰的經驗教訓，在《圣經》中也有記載。《圣經•士師記》教導的就是這一課題。其基本思想就是，“以色列對上帝忠心的時候，國家就興旺；以色列在背離自己的真神耶和華去拜假神的時候，就無力抵抗周圍的仇敵；當他們發現自己因此遭受苦難的時候，又回過頭來投靠上帝，上帝便憐憫他們，賜下拯救者（士師）”。（《舊約概論》第70頁）所以說，上帝（或上帝的代言人如摩西）的咒詛、警告甚至脅迫等完全不是對人的奴役，而是對人的警示，是敦促人們接受和遵行其道德教化的一種有力的方式。如果說，這是對人的強制與束縛，那也是束縛人們那些不道德的邪惡的行為，強制人們避惡行善；如果說，它取消和剝奪了人的意志與樂趣，那么，它取消的的是人肆意妄為、危害他人的自由意志，剝奪的則是不應有的侵害他人的樂趣。所以說，上帝等神靈的諸如此類的咒詛、警告甚至脅迫等根本不是宗教神靈奴役人以及（一般意義上的）強制、束縛人的依據和表現。
至于說，導致一些宗教信徒對自己的身體進行自我摧殘，對自己的欲望進行過分的壓抑與禁欲等，那只是極少部分的宗教信徒的一種不正確的信仰方式。況且這樣的信徒畢竟只是極少數。我們不能依據極少數信徒的不正確的宗教行為方式而說“宗教結果必然造成殘身和禁欲等現象”，更不能依據這些作法作為宗教異化的依據。上帝的本質是人的本質的對象化，是人的本質的一種理想化的升華。人的本質對象化為上帝的本質之后，雖然使人們對其敬畏與崇拜，但是其目的和結果是促進和激發人的一些優良道德品質———仁愛、寬恕、信實、自由、平等、公義等的形成，是有利于國家和民族的。所以，如果說“異化”是指人所創造的東西反過來支配人、控制人和奴役人，認為宗教是奴役人、壓迫人、強制人、束縛人的力量，宗教鉗制人的發展、取消人的自由意志、剝奪人的樂趣。那么，這樣的“宗教異化論”就是不成立的，是站不住腳的。
當代中國宗教異化論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