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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想認識上存在偏差。目前，財政部門還普遍存在著“重資金分配、輕資金監管”，“重資金規模和數量、輕使用質量和效益”的現象。財政監督的工作重點主要放在財政資金的安全性、合法合規性的檢查上，而對財政支出的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及功能作用等方面的監督缺乏足夠的重視。財政資金使用單位由于受部門利益的驅使，往往以各種方式爭取財政資金，造成一方面財政支出的壓力逐年加大，另一方面財政資金浪費現象嚴重，挪用專項資金、虛報項目規模和數量套取財政資金等違規行為時有發生。
2.財政監督方式滯后。從目前財政監督的狀況看，主要以突擊性、專項性的事后檢查為主，沒有建立起事前審核、事中監控、事后檢查相結合的監督檢查機制。這種單一、被動的事后檢查型監督方式，在工作上帶有極大的偶然性，極易造成監督盲點，并使財政監督與財政管理脫節，無法對各部門的資金運行實行全過程監控，使監督檢查缺乏及時性和有效性，不符合財政管理的根本要求。
3.財政部門內部缺乏監督機制，內部監督不到位。財政監督是對財政運行全過程的監督，包括外部監督和內部監督。由于長期以來形成的“重分配，輕監督”的傳統觀念，財政對內部監督不夠重視，財政部門沒有建立一套完整的內部監督制約的規章制度，如對轉移支付、預算追加、專項撥款、技改資金投放、周轉金使用等環節沒有完善的監督撥付、使用等方面的規定。內部監督不到位，或流于形式，不能從根本上防患于未然。
4.關系不順，職責不清。目前財政監督與審計監督的關系尚未完全理順，職責分工不甚明確，容易造成多頭檢查與監督盲點并存的現象。在檢查計劃上不能相互銜接，工作信息上不能相互共享，檢查結論上不能相互利用，使得監督成本提高，監督效能降低。
隨著我國公共財政框架的逐步建立，作為公共財政下的財政監督，其監督的內容、方法、手段等也必然要隨著財政體制改革的進展而不斷發展。對此，筆者就進一步加強公共財政體制下的財政監督工作談些想法：
1.加快財政監督立法進程，健全財政監督法律體系。國家應圍繞公共財政的要求，盡快出臺財政監督法，提高財政監督法律層次，規范財政監督程序，賦于財政監督應有的法律地位和執法權力，切實解決財政監督立法滯后的問題，增強財政監督的執法剛性。同時，加強財政監督的理論建設和課題調研，通過各種渠道，加大對財政監督的宣傳力度。
2.積極開展財政支出績效監督工作。從“財政”到“公共財政”，改革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因此，公共財政下的財政監督的發展方向也應該是向績效監督發展，即財政監督的重點應由安全性、規范性逐步向有效性轉變。目前已開展的績效評價工作才剛剛起步，基本上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供借鑒，其評價方法、評價指標、評價體系尚處于摸索階段，但這是改革的必然方向和重要的途徑。
3.轉變財政監督方式，逐步由事后監督向事前、事中監督轉變。事后的監督是消極的，它只是被動地等在財政活動執行過程中偏離了要求或發生了違法亂紀行為之后才采取的懲治措施。懲處只是手段，有效的事前、事中預防和糾正才是目的，監督檢查應更多地著眼于未來，這也就是積極的財政監督方式。因此，可將監督檢查融入預算編制及執行的全過程，重視事前審核和事中跟蹤監控，以確保財政資金不被擠占、挪用以及科學合理的分配使用，并能及時發現存在的問題，及時糾正，防止造成資金浪費和無法挽回的損失。
4.加強內部監督，完善財政內部監督機制。財政內部監督檢點是本系統的財政財務收支活動，監督對象是同事或朋友，因此，首先應糾正對內部監督認識上的偏差，即認為內部監督就是挑毛病，找岔子，是“自家人搞自家人”的錯誤思想；其次應在財政部門內部各環節（比如在轉移支付、預算追加、專項撥款、技改資金投放等環節）建立一套完整的內部監督制約的規章制度，從而規范財政資金的分配程序和撥付渠道，使每一環節的財政資金的運轉做到有章可循，從源頭上防止財政資金分配過程中可能發生的違紀行為。同時，作為監督檢查人員必須做到堅持原則，忠于職守，不循私情，排除一切人為干擾，依法監督。
論文摘 要：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日益完善，對我國財政審計工作產生了深遠影響，也給財政審計的下一步發展提供了新的課題，尤其在財政監督體系的不斷發展壯大下，給財政審計工作帶去了新的機遇與挑戰。該文就財政審計如何應對這一挑戰做出了簡要分析。
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財政審計和財政監督，決定了我國財政經濟的發展趨勢和取向。隨著財政監督體系的逐步確立和基本完善，使我國的財政審計工作產生了巨大變化。
一、對財政監督的理解
對財政監督的理解存在著三種代表性的觀點：一種觀點是從經濟運行全過程闡述財政監督的含義，以孫家琪主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概念辭典》提出的財政監督的定義為代表，認為財政監督指的是通過財政收支管理活動對有關經濟活動和各項事業進行的檢查和督促。另一種觀點是從廣義的角度對財政監督的含義進行歸納，以顧超濱主編《財政監督概論》提出的財政監督的定義為代表，認為財政監督是指政府的財政管理部門以及政府的專門職能機構對國家財政管理對象的財政收支與財務收支活動的合法性、真實性、有效性，依法實施的監督檢查，調查處理與建議反映活動。還有一種觀點是從財政業務的角度來闡述財政監督的含義，以李武好、韓精誠、劉紅藝著的《公共財政框架中的財政監督》提出的財政監督的定義為代表，認為財政監督是專門監督機構尤其是財政部門及其專門監督機構為了提高財政性資金的使用效益，而依法對財政性資金運用的合法性與合規性進行檢查，處理與意見反饋的一種過程，是實現財政職能的一種重要手段。
二、對財政審計的理解
財政審計是指國家審計機關對中央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財政收支活動及財政部門組織執行財政預算的活動所進行的審計監督。財政審計，又稱財政收支審計，是審計機關依照《憲法》和《審計法》對政府公共財政收支的真實性、合法性和效益性所實施的審計監督。根據我國現行的財政管理體制和審計機關的組織體系，財政收支審計包括本級預算執行審計、下級政府預算執行和決算審計，以及其他財政收支審計。根據《中央預算執行情況審計監督暫行辦法》的規定，中央預算執行審計主要對財政部門具體組織中央預算執行情況、國稅部門稅收征管情況、海關系統關稅及進口環節稅征管情況、金庫辦理預算資金收納和撥付情況、國務院各部門各直屬單位預算執行情況、預算外收支以及下級政府預算執行和決算等七個方面進行審計監督。隨著我國公共財政體制框架的建立和完善，財政審計逐步實現了三個重要轉變：一是由收支審計并重轉向以支出的管理和使用情況的真實性、合法性審計為主；二是由主要審計中央本級支出轉向中央本級與補助地方支出審計并重；三是財政審計范圍已由傳統的財政決算審計、專項資金審計、稅收和海關征管審計，擴展到預算執行審計、部門決算審計、轉移支付審計、稅收和海關收入審計、政府采購審計、財政績效審計、社會保障審計等。逐步形成了“大財政審計”的概念。大財政審計是財政審計的擴展，也是財政審計的補充。
三、財政監督中對財政審計的監督
20世紀90年代上半期，中國對原有的財務會計制度進行了一整套重大改革。會計準則的重要作用不僅得到實踐工作者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政府財政部門的認可。與此同時，中國又全面地推進了新稅制改革，稅收的剛性通過立法途徑得到了保證。新稅制規定，當公司的財務會計制度與國家財經規章制度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時。稅收征管機關在征稅時，應以國家財經規章制度的規定為準。這一規定對于理順政府與企業的關系，規范政府與企業的行為。明確政府與企業的分配秩序有積極的作用。自實施財會制度和稅制改革以來，理論界圍繞稅收原則的剛性內涵與會計準則的公允內涵的聯系和區別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從歷史發展的趨勢和邏輯來看。稅收原則體系同會計準則體系是一致的，二者都應體現社會資本和個人資本運行的客觀要求。但從某一特定的時期看，稅收原則體系與會計原則體系又是有區別的。首先，稅收原則由于階級性要求可能會做出某種強制規定，
但會計準則體系的階級性要求相對而言并不十分鮮明，審計的準則無疑應是以各項公認的會計準則為基礎的，其實我國早已有注冊會計師與注冊審計師合一之實。其次。財政監督有獨立存在的實體一財政資金言，財政實體還應包括國有資本部分；而審計則沒有獨立存在的實體。財政管理的目的應是加強財政管理、提高財政資金的運行效益；而審計則只是屬于方法論的范疇，審計的階級性并不突出，國家統治的代表——各級政府需要審計，對于微觀經濟單位——公司、企業來說。加強內部監督管理、完善公司的內部審計功能。也是它們管理的重要職能。再者，財政監督包括人事監督和財經監督兩方面內容，而審計監督只有財經監督之責，并無人事監督之權。從法律角度看，一級或上級審計機關實施監督所依據的法律準繩也只能是由立法部門或財政部門所制定的各項財經法規。我國現行的一級審計機關對同級財政的審計也只能在預算法等法規所規定的范圍內進行。當然在這里也可能會有新的情況出現。從長期來看，稅收剛性原則不會脫離會計準則而孤立發展，稅收在它的立法時，會不斷地吸收會計準則演進過程中出現的新東西來充實自己、完善自己。簡言之，稅收剛性既是立法的要求，也會體現會計準則演進中的精華。由于審計監督與財政監督在我們今后的財政活動中將會出現更多的交叉，而且審計監督也有由政府內部監督模式往人大的獨立審計模式過渡的趨勢。探索審計監督和財政監督各自的內容、監督范圍、監督手段、監督效率等也將會顯得日益重要。
四、完善財政審計監督機制的必要性
黨的十七大提出要完善公共財政體系，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財政改革與發展都要圍繞完善公共財政體系這個目標努力推進。從內容上講，公共財政體系包括公共財政收入體系、公共財政支出體系、公共財政預算體系、公共財政政策體系、公共財政責權配置規則體系、公共財政制度體系、公共財政管理體系和公共財政監督體系八個方面。財政部部長謝旭人在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上表示，在2008年財稅改革穩步，推進的基礎上，2009年將大力推進財稅制度改革。由此可見，將對我國財政審計產生了深刻影響，財政審計面臨著“五新”：一是面臨著新的財稅管理模式和管理內容；二是面臨著要確定新的審計客體和審計對象；三是面臨著要運用新的審計手段，開展計算機輔助審計已經刻不容緩；四是面臨著要確立新的審計的目標，更注重績效審計；五是面臨著要適應新的審計環境，要實行陽光審計。由此可見，在公共財政制度重構過程中，要解決制度缺陷，堵塞各方面的漏洞，不僅需要財政內部的檢查監督，更重要的還要借助于財政審計的作用。通過財政審計和財政監督，發現問題和提出建議，促進各項公共財政管理制度的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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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政府績效審計；現狀；展望
中國審計已走過了31個春秋，傳統的財政財務收支審計已逐漸走向成熟，政府績效審計是政府審計的高級階段，新形勢下中國政府績效審計應是國家審計發展的主流方向。目前政府績效審計的目標是促進政府組織做出正確的決策、提高服務的效能，這恰好與我國建立高效、廉潔政府的要求相契合。
一、政府績效審計的概念
績效審計（Performance Audit）的概念近年來已逐步引起人們的關注和重視，績效審計的提出突破了傳統財務審計的框架，豐富了政府審計的內涵，然而各國對其稱謂和定義尚無統一的界定。
在國外文獻方面，國際最高審計機構組織（INTOSAI）1986年選擇以“績效審計”作為統一的術語，并將它定義為“對一個組織利用資源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審計”。之后，西方相關國家及其學者紛紛從不同角度對績效審計作進一步的界定。
在國內文獻方面，《深圳經濟特區審計監督條例》根據《審計法》的相關規定，提出了績效審計的概念，“是指審計機關在對政府各部門財務收支及其經濟活動的真實性、合法性進行審計的基礎上，審查其在履行職務時財政資金使用所達到的經濟、效率和效果程度，并進行分析、評價和提出改進意見的專項審計行為。”
二、我國政府績效審計的現狀
國家審計機關高層在中國目前條件下，對如何實施績效審計，缺乏宏觀性的戰略思考和科學性的發展規劃，微觀方面更是缺乏一個系統實用的實踐指導計劃。此外，人民的民主參政意識及社會對政府的監督意識不強，更使得我國政府績效審計陷入困境。
（一）審計體制滯后
我國對審計的獨立性作了明確規定，“無論政體如何，在審計中保持獨立性和客觀性至關重要。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的充分獨立性對實施審計和審計成果的可靠性是絕對必要的。”然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由于領導體制和審計經費不獨立，審計主體的獨立性常常被弱化，因而政府績效審計工作的獨立性很難得到有效保證。
我國現行的國家審計體制是在國務院總理領導下，由國務院設立審計署主持管理全國的審計工作，并以地方各級審計機關以本級人民政府和上一級審計機關領導為主。從審計的三方關系來看，委托方、受托方和審計主體都具有同一隸屬關系和共同利益，這使得審計機關具有濃厚的“內部監督”色彩，嚴重制約了政府績效審計“外部監督”的職能。
（二）法律體制不健全
我國的《審計法》中僅規定了審計機關要對被審計單位的經濟活動及財政財務收支的合法性、真實性和效益性進行監督評價，而目前我國還沒有形成一套完整法規體系適用于績效審計，已出臺的法律法規中涉及到績效審計的內容也較少。
（三）審計主體的多方制約
我國審計機關特別是基層審計人力資源狀況堪憂，突出問題是非審計業務人員多，從事審計業務人員少。作為績效審計對象的政府管理活動廣泛復雜，即便使用多種審計方法和技術，收集的資料也總有限度的，而不取得充分可靠的證據，就難以保證審計結論的客觀公正。
（四）技術方法落后
目前我國計算機審計還不普及，在計算機技術管理審計項目以及信息利用和運用方面還比較落后，甚至不少地方還沒有開展計算機審計，導致現階段我國的政府績效審計抽樣更多的還是根據審計人員的經驗而取的判斷抽樣，而非更加科學、準確的統計抽樣。
三、我國政府績效審計的展望
在眾多的績效審計模式中選擇適合于我國的政府績效審計模式主要決定于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要有強有力的理論支撐，二是應密切契合于我國的國情。
隨著我國公共財政制度的建立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國家審計必須適應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要。對于政府績效審計而言，應該發揮法律賦予其的職能作用，提高公共支出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為政府管理經濟提供可靠的信息和提出加強管理的建議。
（一）政府績效審計環境的逐步好轉
隨著我國公共財政制度的建立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績效審計將在我國的政府審計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隨著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績效審計還將進一步擴大其影響力，必將成為政府審計的主流。政府績效審計要想真正發揮出其應有的職能和作用，更好地推動政府體制改革、促進經濟建設，首先要盡快建立立法型審計模式，其次要保證政府績效審計的獨立性。
將來的政府績效審計法規建設將分為三個層面，分別為制定《政府績效審計法》、《政府績效審計準則》、《政府績效審計執業規則》。同時我國的政府績效審計評價標準在借鑒國外政府績效審計評價標準先進經驗的基礎上，又充分考慮現階段我國政府績效審計發展的實際狀況，再結合具體的審計項目，構建適應于我國社會經濟體制要求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政府績效審計評價標準體系。
（二）政府績效審計的自我完善
在審計主體上，逐步建立以國家審計為主，其他審計為輔的格局，逐步形成強有力的政府績效審計監督網絡體系；在審計客體上，政府績效審計將從由財務審計延伸的效益審計逐步向獨立型的績效審計發展，對審計項目將由簡單的業務活動和財務收支經濟活動審查擴展到對其所有的業務活動和經濟活動的全面審查；在審計范圍上，人力資源審計作為影響公共部門機構的經濟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關鍵因素，必將成為我國政府績效審計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審計的技術方法上，既要重視審計方法的創新，又要注重審計手段的更新，還要注意審計方式的轉變。
（三）政府績效審計監督制度的逐步完善
要想強化政府績效審計的監督制度，就需要完善法律監督制度、組織監督、社會監督和財務監督。首先，應當強化審計機關、新聞媒體、公眾等社會輿論力量對政府機構和項目的監督；其次，審計機關在監督審計客體的同時，其自身也應該受到外界的監督。
（四）政府績效審計結果的公開及對其價值發掘與應用的重視
真正完整、公開的審計公告制度有利于增加工作的透明度，樹立政府績效審計的公正形象，強化社會公眾對審計執法行為的監督，贏得社會公眾的廣泛支持，也有利于我國的政府績效審計工作與國際先進水平的盡快接軌。
更加重視政府績效審計結果的價值發掘與應用政府績效審計既要關注審計的質量，既要將政府績效審計結果與財政預算安排相結合，又要將政府績效審計結果與行政問責制相結合，還要將政府績效審計結果與加強政府自身建設相結合。
結束語
隨著政治和社會環境的積極改善，在中國審計者的共同躬行下，中國績效審計一定會逐漸走入社會，審計機關要通過實踐促學習，普及績效審計意識，爭取廣泛的信任和支持，更好地發揮其在轉變和優化政府職能、提高資源使用效益、服務社會大眾等方面的積極作用，走入民眾，融入世界審計主流，并創造出中國審計的新輝煌。（作者單位：東北財經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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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要求政府由建設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現首先需要政府職能的轉變。所謂調整政府職能結構，就是要將政府的主要職能從原來的過分關注經濟建設的建設型政府，調 整為政府職能主要關注基本公共服務的服務型政府。服務型政府是一種全新的政府管理模式，其區別于管制型政府一個最顯著的特征，就是以公民為本位的政府。 ［17］
（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要求各級政府構建堅實的公共財政體系
要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必須有四大體制支撐，即公共財政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城鄉協調制度和公共服務型政府制度。從財政體制來講，首先要 向公共財政體制轉變，使其符合公共財政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職能。其次要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加大對目前比較薄弱的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同時加大財政轉移支 付的力度，彌合東西部之間在公共服務上的差距，使其達到公開、公平、公共、民主和法制的要求。從收入分配來講，必須按照“保低”(保障并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水平)，“擴中”(擴大中等收入比重)，“控高”(調控過高收入)，“打非”(打擊并取締非法收入)的進行收入分配體制改革，使收入差距擴大的趨 勢得到根本性扭轉，從而減輕政府實施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壓力。［18］
（三）加大縣級政府的經濟自主權是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有力保障
有研究認為，中西部地區某些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實施困難，原因在于其縣級財政的現狀與公共財政的差距。［19］縣級的財權與事權不對稱，財 政包袱重，“市管縣”的管理體制，進一步加重了縣級財政的壓力財政支出結構不合理，縣級財政負擔過重，財力偏緊使中西部地區縣級政府統籌經濟社會發展時有 心無力。由此，近年各省積極實施“強縣擴權”制度，目的就是為了加大縣級政府在縣域經濟中的自主權。強縣擴權最重要的就是要強化縣級政府的經濟大權，可以 有效實現政府機構的精簡，降低行政運行成本，促使政府職能合理定位，并提升整個社會經濟生活的統籌協調水平。［20］
陜西省于2007年起開始實行“強縣擴權”試點。2008年一季度，15個擴權縣（市）生產總值、工業總產值、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上年同期 平均增長15.9%、28.7%、28.7%。擴權縣直接辦理的審批、核準、備案類項目大幅增加，發展環境更加寬松。神木抓住機遇，促進了縣域經濟快速發 展，順利跨入全國百強縣行列，從而改寫了陜西省沒有全國百強縣的歷史。
四、總結
西方學者認為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政府的天然責任，而我國由于經濟條件和社會發展水平的制約，只能將范圍縮小至基本公共服務。隨著理論研究的深入 和各地廣泛的實踐，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理論必將越來越成熟。如何實現民生措施和制度的可持續發展，本文認為只有通過轉變政府職能，構建公共財政體系和擴大 縣級政府的經濟職能，才能實現更大意義上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在研究的過程中，本文認為以下問題還應進行繼續深入地研究。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效果如何評價，隨著理論研究的不斷發展和各地基本公共服務均 等化措施的實行，這一領域必然會引起學者的關注。同時，各地政府積極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出臺了各種各樣的政策措施，這些舉措應切實貫徹落實，使這些 惠民舉措真正為百姓帶來福利，而不是出于各級政府一時的“政績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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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稅收本質；制度分析；公共財政
一、稅收與產權間的本質聯系：新制度經濟學的啟示
在以交易費用概念為發端的新制度經濟學體系中，產權理論一直居于核心地位。作為產權理論奠基石的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費用客觀存在的情況下，初始產權的不同界定決定著不同的資源配置效率。同時也表明，排他性產權的明晰界定和有效保護是實現市場交易進而增進效率的前提。由此使得以效率為主題的經濟學將視角由單純的資源配置層面深入到產權制度層面。在科斯奠基性論文之后，德姆塞茨、張五常、阿爾欽等進一步發展了產權理論。使得產權學派的研究更趨于精細化，在企業理論、產業組織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等方面得到廣泛應用。但諾思教授則獨辟蹊徑，不僅在長期經濟史考察基礎上突出了產權結構對經濟增長績效的決定性作用，更重要的是把產權與國家緊緊聯系在一起，進一步地將經濟學對產權制度的關注引人到對國家及其財政制度關注上。
在新制度經濟學看來，市場交易不是物的交易而是附著在物上的產權的交易，但產權本質上作為一項排他性權利，需要強制力來予以保證實施。由于國家在強制力上具有比較優勢和規模經濟效應，能比其他任何組織和個人以更低成本實現產權的界定、保護與實施。因此從效率角度看，國家就天然合理地處于界定和行使產權的地位并使得國家與產權之間具有了內在聯系：一方面，離開國家我們無法理解產權，畢竟如果沒有國家法律的界定與強制力的保護，產權就是一句空話；另一方面，離開產權，我們也無法理解國家，畢竟國家的法律和權力就是旨在社會范圍內界定和實施一套權利規則。因此，諾思認為，由于國家與產權的內在聯系，國家可視為“為獲取收入而以一組被稱之為保護與公正的服務作交換”的組織，簡而言之就是國家界定、保護產權以換取稅收。筆者認為，雖然新制度經濟學從未對稅收本質予以明確概括過，但這一論述鮮明地表明了新制度經濟學的稅收本質觀，即從規范意義上來說，稅收本質上應是國家界定和保護產權的價格。
新制度經濟學這一稅收本質觀既表明了稅收存在的合理性基礎，又劃定了其合法性范圍。由于國家憑其暴力潛能的優勢介入產權時能有效降低產權保護和實施的成本，因而國家征稅有其合理性基礎，而稅收則來源于政府——這一人與人交易所產生的合作剩余。考特和尤倫從無國家的自然狀態到市民社會下國家這一思想實驗即證明了這點。反之。如果國家獲取收入時不是基于保護產權而是剝奪侵犯產權，那這樣名義上的稅收就不具有合法性。正如公共選擇學派布坎南所認為的“只要承認，法律——政府的管理結構——具有生產力，那么就得承認國家有權從經濟中取得部分有價值的產出。如果沒有一種制度來保護所有權并使契約付諸實施，那么國家也就無權來分享總收入”。由此來看，稅收關系著私人產權與公共財政、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間的界限，其與產權問的本質聯系體現在：一方面，征稅作為一個資源由私人產權轉變為公共收入的過程，只有稅收明確了產權才能明確。另一方面，如果沒有私人產權保護就不能形成真正合法性的征稅權力，所以也只有產權明確了，稅收才能明確。
二、現有稅收本質觀之不足：制度視角的重新審視
對于稅收本質，長期以來在財稅學界主要存在兩種觀點：一是建立在政治經濟學基礎上我國傳統財政理論的稅收本質觀；二是建立在西方主流經濟學基礎上公共財政理論的稅收本質觀。但從制度視角來考察，兩種稅收本質觀都尚存不足。
我國傳統財政理論沿襲了國家分配論關于財政本質觀的分析思路，明確表達了其稅收本質觀“稅收是國家為了實現其職能，憑借政治權力，無償地取得財政收入的一種手段”。同時認為，稅收與政治權力間具有本質聯系，而強制性、無償性、固定性則是稅收本質屬性的具體表現。但筆者認為，從制度視角來看，長期以來我國傳統財政學將稅收本質定義為“是國家憑借政治權力強制無償取得的財政收入”存在較大缺陷，尤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這一缺陷就更為明顯了。我認為，稅收與政治權力之間并無本質聯系。國家征稅固然要靠政治權力，但靠政治權力而獲得的收入并不都是稅收，諸如沒收財產、通貨膨脹等都是國家憑借政治權力強制無償地獲取的收入。即使對其屬性再加上固定性的限制，也尚無法與政府各行政執法部門的罰款收入相區別，因為后者在具有強制性無償性的同時也另具有依據法律的固定性特征。所以，單方面強調政治權力僅能將稅收與公債、收費等財政收入形式相區別，但卻并不足以真正認識稅收本質。我認為，如果離開私人產權是很難真正認識稅收本質及其契約關系的，因為在私人產權不能確立或受侵犯下稅收的合法性基礎便難以確立。若單純強調政治權力性，則可能導致并非保護而是侵犯產權的國家行為，并由此帶來國家依政治權力而攫取的租金而并非真正規范意義上的稅收。
公共財政理論則承襲了新古典主流經濟學以資源配置為主題的分析視角，建立了以公共產品論為核心的理論體系。近十幾年來，經過我國學者的不斷闡釋和倡導，公共財政理論作為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財政理論，其稅收本質觀的理論邏輯日益清晰。即“稅收是公共產品的價格”。應當承認，從資源配置視角看，把稅收定義為公共產品價格有其合理性，特別在市場經濟下更具有其積極意義。但從制度視角來看，這一對稅收本質的概括也存在不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1)從制度視角看，并不存在公共產品和直接意義上的公共利益。盡管公共財政論列舉了路燈、治安等具有共同消費性質的具有社會公益性質的所謂“公共產品”，但從公共選擇的制度過程來看，任何一項支出議案都不可能獲得一致同意，在多數票規則下就必然產生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強制甚至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強制，由此帶來相應的受益方和受損方。部分人不僅被迫強制消費某種所謂的公共產品甚至還要為此而納稅。產生私人產品市場交易所不可能存在的消費和付費上的強制性問題。(2)按公共財政論的稅收本質分析，公共產品稅收價格在實質上形成了類似市場的等價交換關系。我認為，政府作為事實上的壟斷組織，其壟斷定價總是在競爭價格和邊際成本之上的，公共產品價格定義未能揭示出國家租金天然存在的事實，因此實際上并不存在類似于競爭性市場的等價交換關系。(3)公共產品理論的發展。按傳統公共財政論對公共產品的分析，由于搭便車的存在使得市場無法提供公共產品而應通過政府征稅來提供。但隨著公共產品理論研究的深入，人們對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認識發生了變化。早在1974年，科斯通過調查就表明了完全符合公共產品概念的燈塔在英國早期主要由私人供給。而近年來對公共產品的實證研究特別是實驗經濟學的大量研究更是顯示，除了政府之外，社區、非營利組織乃至私人等都可能提供公共產品。由此表明，政府稅收與公共產品間并無本質聯系，將稅收本質界定為公共產品的價格也有失偏頗。
三、新型稅收本質觀的歷史實證
上述分析表明，國家稅收與政治權力、公共產品間均不存在本質聯系，而與私人產權間具有本質聯系，稅收在實質上是國家界定和保護產權的價格。制度分析視角得出的這一新型稅收本質觀，其理論結論是能得到歷史實證支持的。
考察西方發展史可以發現，凡在私人產權能得以確立的歷史階段就存在稅收關系，反之則不存在稅收關系，產權與稅收間的內在聯系十分明顯。具體可分為以下幾個階段來看：(1)產權一稅收關系初始萌芽的古希臘羅馬時期。在商品貨幣經濟自發萌芽生成的這一階段，城邦國家財政制度和私人產權制度間內在聯系已開始萌芽生成。特別是古希臘時期的梭倫改革以及古羅馬時期的羅馬法，標志著城邦國家(或共和國)以法律形式確立了私人產權制度并予以保護實施。這一時期，就同時產生了對商人、自由民征收的市場稅和財產稅，而奴隸因既沒有自身勞動力產權更沒有財產權，故沒有被征稅的資格。㈣(2)不存在產權一稅收關系的中世紀時期。在中世紀的歐洲，封建莊園制是最基本的政治經濟組織和最基礎的制度結構，此時既不存在排他性的土地所有權也不存在排他性的勞動力所有權，由此產生的是農奴與其莊園領主間圍繞土地使用而形成的依附關系。由于產權的不存在性且此時國家并不介入私人產權安排，所以這一期間并不存在規范意義上的國家稅收。國王的財政收入主要來源于其自身領地收入，其不僅不對農民直接征稅，而且對其諸侯領主也只依封君封臣關系而享受一些貢納。(3)產權一稅收關系擴展的市場經濟初期。中世紀之后的歐洲在貿易發展與莊園制瓦解的基礎上，產權制度與稅收制度間的內在關系越來越明顯。這一時期商品和要素的排他性產權逐漸形成，而這離不開國家的努力，各新興民族國家則致力于擴張市場和提權保護。其目的是向以商業資本為代表的新興財富征稅。在此期間確立了包括商品稅、財產稅在內的現代稅收制度，甚至隨有限責任公司這一新型產權形式的出現而開征了所得稅。(4)產權一稅收關系穩固的市場經濟成熟期。在西方市場經濟發展初期階段，國家和產權間的關系是單方面控制關系，即國家既可能出于長期稅收利益而有效地保護和實施產權，也可能出于短期財政租金需要而隨意侵犯產權。尤其當國家面臨即時財政壓力時更傾向于后者。但近代后期，西方各國在歷經道路不同的財政立憲變革之后，在較為有效地保護產權基礎上限制住了國家攫取租金的行為并同時賦予了稅收合法性基礎，從而為市場經濟的真正發展、成熟奠定了基礎性制度結構。
雖然我國歷史文化傳統與西方社會有很大差異，但回顧我國經濟社會史同樣可以發現稅收與產權間的內在聯系：凡在排他性私人產權難以確立的時期，也就難以存在明確清晰的稅收關系，反之則反是。具體可分為以下幾個階段來看：(1)自然經濟時期的古代社會。在我國古代社會，國家及其法制從未承擔起私人產權界定和實施的角色，有效率的私人產權也從未出現。㈣如作為中國古代最主要生產資料的土地。對其所有制性質雖存在學術爭議，但一般認為并無真正意義上的完全排他性產權，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環境下國家仍然是終極土地所有者，而在秦以前更是典型的土地國有制。在沒有私人產權及國家不介入產權界定的基礎上，就沒有真正規范意義上的稅收，其表現在現實中就是租稅難分。我在中國財稅史中能找到這么幾句啼笑皆非的話“《廣雅》：賦，稅也”、“《說文》：稅，租也”、“《說文》：租，田賦也”、“《廣雅》：租，稅也”。(2)傳統計劃經濟時期。在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經過社會主義改造之后確立了全面公有制的產權結構。在排他性要素產權不存在的情況下，也不存在明確的稅收關系。可以看到，這一時期國家主要靠國有企業利潤上繳而獲取收入，稅制曾高度簡化至名義上只存在工商稅這一稅種，但這一稅種在實質上也并無存在意義。因為此時作為國有產權主體的國家與國有企業之間不存在你我界限，采取利潤上繳還是稅收只具管理上的意義，此時稅利之分在本質上是根本分不清且沒必要區分的。(3)轉軌與市場經濟時期。自1978年市場化改革開始，在以國家主動放權讓利為起點下，市場化改革過程就是一個排他性產權日益形成的過程，也同時是一個國家越來越需要并越來越多地從私人產權而非國有經濟中獲取收入的過程。稅收與產權間的內在聯系已日益明顯，尤其是2004年的私產人憲，在立憲層面上明確了私人產權與公共財政間的內在聯系。
四、確立新型稅收本質觀的現實意義
我認為，明確從產權界定和保護出發來確立新型稅收本質觀，具有如下積極意義：
(一)有利于明確我國公共財政的立憲實質
經過長期的理論爭鳴，目前我國財政理論界對市場經濟與公共財政間的內在聯系已基本取得共識，實踐中也早已確立構建適應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公共財政改革目標，但在公共財政及其公共性內涵的理解上尚存分歧。囿于西方主流經濟學資源配置的視角，主流觀點是從為市場提供公共產品、彌補市場失效的角度來定位公共財政。但從制度視角來看，市場交易不是表面上的資源配置而是其背后的權利配置，排他性產權的界定和保護是市場交易的前提與基礎。而國家則在其中起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理論邏輯與歷史邏輯都表明，政府既可能有效地保護產權，也可能出于短期財政需要而隨意侵犯產權，而只有產權通過立憲層面對政府權力施以硬性約束時才能予以有效克服。因此，基于產權與稅收間的內在聯系，樹立新型稅收本質觀有利于在制度層面明確我國公共財政的立憲實質。沒有私人領域就沒有公共領域，沒有私人產權保護就不能形成真正合法性的征稅權力。公共財政以市場經濟為基點，而市場經濟以產權為基石，產權則系于財政立憲，這應是我國公共財政構建的實質內涵之所在。
(二)有利于闡釋我國稅收法治的根本內涵
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公共財政是法治財政，這些都已是基本共識。但對于稅收法治的理解，通常都只停留在稅收征納關系法治的功能層面上，而樹立新型稅收本質觀則能從立憲層面上闡釋稅收法治的深層內涵，即要從個人權利對國家公共權力的制約上來闡釋稅收法治問題。我認為，從產權一稅收本質聯系出發，征稅的過程就是一個私人產權變為公共收入的過程。納稅人作為一個整體，在征納關系上與國家間形成委托關系，其之所以同意將私人產權讓渡為公共收入，是為了換取國家的保護和公正。按照現念，這種保護包括財產權、生命和自由，從而產生一個建立在個人產權(權利)交易基礎上的公共權力。因此，在征稅權力關系上體現的是立憲層面的社會契約關系，并在此契約下形成征納雙方平等的權利義務法律關系，由此構成了稅收法治的元規則，而各項稅收法治的具體規則則奠基于其上，涵蓋了稅收法定主義和受公眾規范約束的預算全過程，也由此才能對國家權力和國家單方面獲取租金的行為作出約束和限制，從而奠定財稅法治的基點。
(三)有利于樹立以人為本的治稅理念
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更是當前時期稅務行政工作根本性的指導思想，并已在尊重和保障納稅人權利等問題上得到了較多討論。而我認為。新型稅收本質觀從公民權利本位出發有利于在理論源頭上進一步明確以人為本的治稅理念。當我們明確從私人產權界定、保護和實施角度來看待稅收本質的時候，可以看到，一方面個人權利(包括產權)需要國家權力的界定和保障，否則就沒有產權也不存在市場交易；而另一方面，國家權力來源于稅收并從屬于個人權利，私人產權開辟了私人領域進而在立憲層面上界定了公共領域和政府權力的合法性范圍。由此可以認為，包括產權在內的公民個人權利具有本源性的終極意義，而國家權力及其征稅權在立憲層面上受限于私人產權，其不僅不能侵犯和危害公民產權，而且必須以公民產權的保護為前提和基礎，以實現公民各項基本權利為目的和方向。正是這種以人為本的公民權利觀構成了國家理財治稅的權力基礎和合法性范圍。
教學的內容安排問題。在具體內容上，表現出了兩種主要傾向，一是繼續以傳統的國家分配論為出發點，一種以公共產品論為起點，這兩種體系的斷裂與對立表現出了國內財政學界在基本理念上的不同理解和思想沖突，不同學校的財政學理論教學在內容上差異巨大，整合兩種財政學體系的基礎理念顯得很有必要。同時，財政學的很多基本理論和概念在不同的教材中表述差異也很大，像財政的概念，有的教材認為是國家和政府的分配行為，有的認為是收支行為。對財政的屬性進行界定，有的教材有，有的教材又沒有。與此同時，財政學教材的內容也有些與實際脫軌，對稅收、社會保險和社會保障方面的內容介紹得比較少，很多非財稅專業學生學完財政學后并不再學稅收學了，因而對稅收知識了解甚少，這就為以后進入社會從事財稅實務工作埋下了脫節的根。
教學手段和教學模式問題。目前，我國許多高校在教學手段方面仍然很落后，依然是教師課堂上講，學生認真地做筆記，記概念，整個教學過程當中師生存在著教學“梯級差”，幾乎沒有太多互動，課堂氣氛也比較沉悶。有些院校以為實現了教學多媒體化，教學效果就可以成倍大增了。事實上，在多媒體授課方式下，只不過是將手工板書的知識灌輸變為計算機頁面展示，教學的模式并未有多大改進，甚至因為課件播放速度過快，學生來不及記憶和消化課堂內容，效果比以前更差。成績考核和評定也是以期末考試“一考定終身”，沒有平時的課堂內外考核指標。這樣的教學手段和模式，學生平時聽課也會感覺枯燥不已，缺乏對財政實踐的感性認識學完之后對財政學理論知識也理解不深刻，只有靠到考試前猛背狂背，考完試也就丟得一干二凈，這種教學手段和模式很不利于培養學生理解問題、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財政學課程教學的優化與創新路徑
(一)針對不同專業選用差異化教學內容和課時安排。不同的專業需要在統一的大教材體系下選擇差異化的教學重點內容，以滿足各專業未來知識和實務的需求。如財政專業的《財政學》課程應在強化基礎理論的前提下，注意學生的專業技能培養;金融專業應增加國債部分內容的課時量;國際貿易專業應增加關稅政策、國際稅收等內容的介紹。對于不開設稅收課程的財務管理專業、市場營銷專業，應增加稅種知識的課時比例，而對公共事業管理專業應增加社會保險、社會保障以及公共福利方面的內容。在教學內容上，應該以公共財政學理論體系為主，主要包括政府經濟職能、公共選擇、公共支出、公共收入及政府分權等內容，其制度基礎是市場經濟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在課程設置上，應該在經濟學原理、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結課后，會計、稅收、財務管理等專業課開課之前開設，使課程在安排上能夠前后銜接，使知識的傳授具有連續性、邏輯性和科學性。
(二)在教學組織方式上，應引入討論、案例教學及社會調查等多種教學方式。財政學理論教學中應更多地采用計算機輔助教學和課堂討論，通過多媒體和傳統教學有機結合起來，揚長避短，達到教學相長。如財政部分側重理論應以課堂講授為主，討論為輔。具體可以在講授財政基本原理的基礎上，就財政總論、財政概念、財政制度、財政職能、財政支出、財政收入、國家預算等一些重要理論問題進行專題討論，也可以結合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一些專題討論。通過討論以使學生開闊思路和視野，舉一反三，更好地理解社會經濟政策。稅收部分側重實踐，因此應以案例教學為主，課堂講授理論為輔。通過對案例的分析求證，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培養學生在接近實際的條件下獨立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綜合能力。與此同時，財政政策和實踐貫穿整個社會運行，時時刻刻就在我們身邊，需要布置適當的社會調研任務，讓學生深入社會，了解國家財政政策和民生概況，在學生調研過程中，能夠發現問題所在，進而為其思考政策制定和改良提供視角和思路，增強對書本知識的進一步理解。比如通過調查三峽移民的生活，可以更深刻理解轉移性支出的意義和功能;通過調研地方政府豪華辦公樓攀比之風，可以知曉財政監督與預算透明的重要性等等。
論文摘要：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西方發達國家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以提高政府管理能力和管理績效為主要內容的“新公共管理”運動。為適應“新公共管理”的需要，各個國家的政府都進行了一系列的財政預算管理體制和公共財務管理改革，也強烈沖擊著我國的政府公共部門。本文針對當前公共財務管理的一些問題，提出了公共財務管理的對策。
0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公共管理和財政管理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政府公共部門的職能由管理型向服務型的轉變，財政預算由供給型財政向公共型財政的轉變。由于公共財務管理是整個財政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財政管理模式的改變，必然會對公共財務管理產生深刻的影響。公共財務管理是公共管理的核心內容，公共財務管理的好壞接關系到公共管理的質量。作為公共財政和財務管理的結合，公共財務管理的本質是要提高公共資金使用的經濟性、效率和效果，在最終目標的追求上與“新公共管理”的核心理念基本一致。可見，在當前倡導“新公共管理”的大背景下，公共財面對新的公共財政管理體制，研究公共財務管理工作出現的情況和問題，尋求公共財務管理的新思路新模式，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 公共財務及財務活動
公共財務也稱為公共部門財務，應當包括政府財務、政府部門、政府機構或單位財務。財政界傾向于將公共財務稱為公共財政，實際上二者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傳統的財政學理論把財政稱為國家財政或政府財政，而將公共財務稱為企業財務和事業行政單位財務。財政管理既包括預算管理、稅收管理，也包括企業財務管理、基本建設財務管理、事業行政單位財務管理以及預算外資金管理。
可見，公共財務是公共財政的基礎，是公共財政的重要組成部分i公共財政對公共財具有統馭作用，公共部門必須在公共財政的框架下從事財務活動。
2 公共財物的現狀及其主要問題
2.1 公共預算問題多公共財務管理混亂《預算法》是規范政府及行政事業單位收支管理最重要的一項法律制度，是收支管理的基本依據。為了更好地貫徹預算法原則，我國各地正逐步推行部門預算、項目預算、零基預算等預算管理改革。然而，預算法的規定并沒有得到切實有效的執行，依法理財、依法進行收支預算管理的氛圍尚未形成，預算實際執行情況并不理想，執行中的隨意性與長官意志太大，預算約束軟化的狀況相當嚴重。有的地方未經法定程序隨意調整預算，支出預算追加頻繁；有的地方隨意開減收增支的口子，以權代法的現象屢屢發生；一些部門和單位不按規定嚴格執行預算和財政制度，擅自擴大收支范圍，提高收支標準。
2.2 支出不講效益政府成本過高目前中國各級政府的考核指標有“業績指標”、“保底指標”等，帶有明顯的“gdp化”傾向，至于成本指標目前還未納入干部考核范圍。在這種情況下，公務人員支出缺乏成本意識，節儉意識淡薄，支出管理失控，資金損失浪費嚴重。當前整個社會上奢侈擺闊之風盛行，花錢大手大腳、鋪張浪費揮霍的現象比比皆是，公款吃喝玩樂屢禁不止，各種會議泛濫成災，一些部門和領導競相出國公費旅游、競相進口豪華車享受也絕不是個別現象，這都已成為我國財政資金的一個巨大漏洞。
2.3 巨額負債多雖然《預算法》明確規定不準編制赤字預算，預算要做到“收支平衡，略有結余”，但各級政府、政府部門執行赤字預算，大量甚至過度舉債的現象一直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一些政府公共部門財務受托責任不明晰，財務行為不理性，公共行為短期化嚴重，導致公共部門債臺高筑，公共財務危機重重，嚴重威脅財政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在中西部地區，許多地方政府從財政上看實際早已“破產”，不少地方、鄉鎮政府基本上是在背負巨額債務狀態下運行的。
3 公共財物的對策分析
針對對公共財物管理馴犬及其主要問題的研究，我們提出以下對策：
3.1 建章立制，為公共財務管理提供制度保證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沒有法律和規章制度的強制約束，財務活動的主觀隨意性就難以避免，要實行有效的公共財務管理，就必須建章立制。建立健全必要的法規制度，完善監督機制，是做好公共財務管理工作的重要制度保證。目前應盡快建立健全一體化的公共財務制度，“要有健全的、以績效導向的公共預算制度，形成公共財務制度鏈。”有關法規制度建立后，還應該不折不扣地執行，否則再好的法規制度也只是一紙空文。經過法定程序審批的政府預算，具有法律效力，是規范收支管理的最重要的法律依據，各部門、各單位必須嚴格按預算程序辦事。
3.2 合理配置公共財權合理配置公共財權，首先要深化以部門預算、國庫集中收付、政府采購、收支兩條線的改革和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建立起新型的預算管理機制，規范財權運行。其次，要理清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各級政府履行職能的客觀需要，按照財權與事權相統一的原則，對其應有的財權加以明確界定，做到財權與事權相匹配。按照公共產品和服務的層次性和受益范圍，合理劃分各級政府的支出責任和范圍。再次，規范財權，統一財力，就是要把一切收支管理權限都歸屬于政府財政部門集中統一管理，由預算統籌管理，而不是分散多頭管理。我國改革開放是以財政的“放權讓利”為突破口展開的，要解決腐敗問題，首要的就是規范政府部門、單位的財務行為，逐步取消預算外資金，將規模龐大的預算外收支完全納入到預算內管理，讓腐敗失去生存的土壤。
3.3 借鑒企業成功經驗，引入先進管理技術由于政府部門、單位的非營利性，其借鑒企業成功經驗的目的并不在于營利，而在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西方學者比較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的不同效率后，得出結論：企業效率遠遠高于政府。美國學者戴維·奧斯本和特德·蓋布勒在《改革政府》一書中提出以企業家精神重塑政府的主題，主張引進競爭機制，大力降低政府成本。新西蘭八十年代中期開始了全面的政府改革，更多、更明確地在公共部門引入私人部門的管理方式以及市場機制，政府通過采取開源節流，將私營部門的會計架構應用于政府預算制度之中、設立財政責任法等措施來降低行政成本。九十年代美國政府提出塑造“降低成本、提升效能”的企業型政府的新概念，按建設企業化政府的思路進行了行政改革。
論文關鍵詞：體育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創新
1．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界定
公共產品是與私人產品相對應的一個概念，區分他們的標準主要是產品或服務在消費上是否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農村體育公共產品較之于一般公共產品，其特殊之處在于供給區域主要限定在農村，其產品類型主要是體育設施和服務等。因此，農村體育公共產品應是指以農村為服務區域的，在消費和使用上具有一定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體育設施和服務。由于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具有非競爭性，在既定的產出水平下，增加一個消費者的邊際成本為零，這就意味著，若按邊際成本定價，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必須免費供給。而且，由于其非排他性，無法排除打便車者畢業論文提綱，私人部門供給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成本無法通過市場獲得補償，市場無法有效提供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但由于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可以改善億萬農民的身體健康狀況，豐富廣大農民的文化生活，促進農村文化建設，提高農民的生活質量，具有較大的正外部性。因此，在當前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過程中應主要由政府承擔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責任，并輔之以其他供給方式。
2．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現狀分析
2.1城鄉二元發展戰略所形成的城鄉分割的公共產品供給體系
建國以來，我國一直實行“以農補工”、“重城輕鄉”的二元發展戰略，以二元社會制度下城鄉一國兩策的“體制內、體制外”公共產品供給體制。重點或優先把財力、社會資源用于城市公共產品的供給，在“以農養工、以農哺工”制度安排下，一些“重城抑鄉”、“重工輕農”的不公正政策措施名正言順、大行其道。而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渠道則是主要由農民自行解決，國家僅給適當補助。而且在特有的經濟運行機制和差別政策的作用下，國家通過工農價格的“剪刀差”等非經濟手段提取農業剩余提供工業資本積累及城市建設，逐漸形成了城鄉分隔的二元經濟結構和公共產品供給體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職能加強的同時卻弱化了公共服務職能，嚴重阻礙了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完善論文參考文獻格式。正是由于城鄉二元發展戰略的影響，使得我國農村資金流出多、補償少，在公共產品的供給存在投資的“城市偏向”情況下，農村已形成了“城鄉收入分配存在差距，農村公共產品投資不足、農村經濟發展滯后、農民經濟收入增長緩慢，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缺乏資金來源、城鄉收人差距進一步加大，農村公共產品建設更加滯后”的惡性循環現狀。因此，我國傳統二元社會制度下農村公共政策的偏頗性和不公正性是導致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總量上供給嚴重失衡以及城鄉極大差距的首要因素，同時也反映了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我國社會發展的初級性和城鄉之間發展的嚴重不均衡性。
2.2“舉國體制”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供給體制形式的弱化
我國體育“舉國體制”產生于20 世紀50 年代初。在半個多世紀中，這一體制對我國競技體育的迅速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畢業論文提綱，是我國制定和實施奧運戰略不可動搖的基石。我國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雖然經歷了人民公社時期、時期以及現在的農村稅費改革后時期二個階段的變遷，但本質上都是一種以政府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單中心”供給體制。在政府內部，各級政府之間的公共責任劃分不清，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主體錯位。在以政府為供給主體的單一供給體制下，我國的農村公共產品是由各級政府聯合供給的。按照公共財政理論，全國性的農村公共產品應由中央政府供給，地方政府只負責地方性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各級政府之間的事權劃分很清楚。然而直接提供農村公共產品的縣鄉財政目前困難重重，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便失去了必要的財政支撐。由此，處于邊緣狀態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更是首當其中成為“弱化”的對象。
2.3責任主體角色“缺位”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擠兌
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基礎性、效益的外溢性特征，決定了政府必然是公共產品的責任供給主體。從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職責來看，全國性的公共產品由中央政府負責提供，地區性的公共產品應由地方政府負責提供。但農村基層政府、權力部門在各項達標考核和經濟利益的驅動下，以及目前對農村公共體育服務的監督制度、激勵制度、評價制度的還不夠完善，體育公共產品資源配必然成了他們擠兌首選的對象。其次，農村實行分稅制后，因制度變更改變了地方政府的收入來源，沒有相應的財權作基礎狀態下下級政府在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方面承擔過多的責任，本已捉襟現肘的基層政府，勢必再次陷入與上級政府在稅收激勵和自籌邊界確定問題的矛盾之中。雖然稅費改革后農村的“一事一議”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提供一定制度空間，但廣大農民對農村體育公共產品需求的非迫切性及認識上的誤區，導致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根本得不到多數人的統一和有效的供給。可見，在這一不公正公共財政制度和財事權不對應的裁判框架下，其必然的結果是各級政府在農村體育公共產品責任角色的長期“缺位”。此外，隨著社會的發展，“政府包辦”單中心體育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在我國地廣人多農業社會環境下畢業論文提綱，以及人們多樣化與多層次的體育需求與服務面前，不僅顯得杯水車薪，而且“缺位”現象越來越嚴峻。當然，中國經濟發展水平、文化傳統觀念和體育價值觀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在一定程度影響中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
3．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制度創新
3.1改變傳統觀念，建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政策體制
歷史地看，中國舉國體制既反映了中國國情特定的發展道路和背景，也反映了人們在特定時期對于優先與兼顧、效率與公正問題的理解和認識。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政府的基本施政綱領是公民享有均等化的社會性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隨著我國社會的發展和社會公正成為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取向，以及協調社會利益機制的立足點，從以往注重競技體育走向兩者之間的“同步化”或“相對平等度”，在公平與效率之間尋找平衡點和最好結合點，建立合理配置體育公共資源的新制度和公共政策體系。基于社會公正基本理念和規則，政府和體育行政部門應改變長期以來重城市輕農村的體育觀念，以政府再分配職能的正當性，通過專門性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公共政策的出臺，制定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相關政策和法規，以公共政策所特有的權威性、強制性和持續性，來確保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建設資金具有穩定的來源，以制度和法規的手段保障農村這“邊緣群體”享有體育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權益。
3.2完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主體，實現供給主體的多元化
一方面，政府代表社會的公共利益，有責任也有義務提供那些市場調控失靈的體育公共產品，而地方政府主要負責提供那些與本地區的農業、農村和農民自身發展有關的體育公共產品，政府作為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多元主體中的最重要一元，是由政府自身的屬性和本質決定的。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應該成為農村體育公共產品優先的供給者論文參考文獻格式。另一方面畢業論文提綱，私人及企業可以提供一些產權歸屬明確、能夠市場化運作和排他性收費的體育公共產品，私人企業、農村社區和農村非盈利組織在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需政府的引導、扶持和監管。還有各種非政府合作性的農村、社會服務機構和組織也是農村體育公共產品提供主體之一，可以提供收益界限清晰、可以排他性收費的體育公共產品，主要是某一領域或生產環節所需的重要的技術和生產信息。優化供給結構，實現由政府單一主體向政府、私人企業、農村社區和農村非盈利組織多元主體的轉變的新模式，充分利用各供給主體的資金、知識、技術等優勢，較好地使政府、市場和社會之間相互協調，發揮開放系統的整體功效。
3.3實現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決策機制創新，建立有效的需求表達機制
加快推進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真正實現農村村民自治，首先要實行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多中心決策體制，必須堅持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政府決策的主體地位，尤其是在關系地區農村村體育發展大局的，如農民體育活動組織規定、農村體育場地建設方案等體育公共產品的決策中，要不斷整合其決策程序，從而真正體現和維護農民的利益。其次，要積極推進農村基層民主建設，建立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農民需求表達機制。深入基層了解農民需要什么，進行市場調研，科學論證，增強對農民需求的反饋，做出反映農民真實需求的決策。建立關于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重大決策的聽證制度。這樣可以保證資源的合理配置，保證資金的合理流向，真正體現廣大農民的意愿。
3.4建立有效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監督、評估與反饋機制
首先，要改革現行的農村干部考核制度畢業論文提綱，將農村基層干部的晉升與本地區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狀況直接掛鉤；其次，政府要加強對私人企業、非盈利組織供給體育公共產品的監管力度，保證農村公共產品有效性供給。完善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績效評估制度，制定科學的組織方法、操作規則、評估標準及指標體系，建立相對獨立的評估機構，配備多學科和具備政策科學知識的評估領導隊伍，對農村體育公共產品供給的實際情況進行有效評估。此外，要加大對偏遠農村和貧困地區農村社會體育指導員隊伍的培養，采用“走下去”和“走出來”兩種方式來進行培訓；對投資西部偏遠和貧困地區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企業，除上述政策上給與優惠外，國家可對其企業的發展和運行給與一定的稅收減免政策；農村也可利用自身的自然資源優勢，吸引企業投資，采用共用、共管模式進行有效管理。農村體育公共產品的供給是一項長期的民生工程，需要政府、社會各團體以及農民朋友自身的大力合作來共同完成，意義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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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現代國家體制下，國家為了行使政府職能需要一定的物質基礎，公共財政便應運而生，這也形成了政府與社會公眾直接的委托和受托關系。在這樣的關系背景下，為了增強對受托方的監督，需要通過政府會計來向社會公眾提供相關信息。隨著我國政府職能的轉變，服務型政府、高效政府等一系列改革方向的確定，要求完善現有的政府會計制度以適應改革需要。
文獻綜述
（一）國內研究現狀本文由收集整理
對于權責發生制的改革，我國國內學者是從財政部1993年底正式啟動的預算會計改革才開始關注該領域。蔣崗（1994）“關于制定我國預算會計準則的探討”、張為國、趙建勇（1994）“制定《事業會計準則》中若干主要問題的探討”、荊新（1995）的博士論文“非營利組織會計準則理論框架研究”，均是從準則制定的角度進行的研究。李建發（2001）指出，我國政府會計最好先采用修正的現金制，在條件成熟時再逐步向修正的權責發生制過渡。
（二）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對于權責發生制的改革研究已經有很多年的歷史，已經形成了較為成熟的觀點。安德魯·里齊爾曼（anderw likierman）1998年指出：在政府會計中引入權責發生制將使政府提供更多的機會來關注投入和產出、強化現有體制。湯姆·艾倫（tom allen）2002年認為，在政府財務會計報表中使用權責發生制，對于政府會計信息使用者評估政府財務責任來說十分必要；同時也認為收付實現制和修正的收付實現制下的預算會計和報告仍然能夠提供有用的政府運營信息。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hana polackova brixi（2003）指出：公共財政制度只有同時涵蓋了直接和或有財政風險，才會促使政府審慎地采用財政政策；權責發生制的預算體系和會計標準可以使或有負債的隱性財政成本透明化。
新公共管理理論下政府會計改革的必要性
傳統公共行政的理論基礎是以威爾遜、古德諾德政治與行政的二分法和以韋伯的科層制理論為基礎的官僚組織理論，新公共管理理論是對傳統公共行政的否定。它源自兩大理論基礎，即經濟學理論和私人管理方法。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布坎南、繆勒提出的公共選擇理論為公共行政改革指明了道路。公共選擇理論認為，活動于經濟市場和政治市場的人均是理性的“經濟人”，因此應當擴大市場的力量，將政府的力量和影響降到最低。
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另一理論基礎是私人管理方法。盡管在公、私部門之間有著基本差異，但是公共部門管理與私人企業管理還是存在相同之處的，而且這種相同之處還比較多。私營部門為了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使得新的管理理論、技術和模式層出不窮，最終合理地改革了組織結構，以一種更具靈活性的管理化模式取代了死板的官僚制模式。公共部門在私營部門取得成功的影響下，開始引進在私營部門中卓有成效的管理方式，如重視結果、戰略計劃與管理、以顧客為導向的管理理念。
綜上所述，學術界一致認為，新公共管理相對舊的公共行政學具有巨大優點，其以市場、以結果和效率為導向的方式，能使政府做出更有效的公共選擇。結合我國政府改革和社會經濟發展現狀，進行政府會計改革較為緊迫，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政府職能轉變和公共服務的社會化需要政府會計改革
由于我國政府管理著龐大的國有資產，為了更好滿足社會公眾對國有資產監督的要求，以及保證公共服務的社會化和均衡化，需要改革現行的政府會計制度。
（二）政府會計改革是政務公開的需要
隨著政務公開，特別是三公消費的公開推行，社會公眾對政府會計信息的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僅要求政府會計信息能反映政府財政收支的基本情況，還要能反映固定資產和遠期收支的相關信息。
（三）提升政府績效需要政府會計的支撐
政府績效提升是政府機構改革的目的，而對政府績效的衡量則需要政府會計來進行。當前的收付實現制為基礎政府會計體系很難準確評價政府績效。因此，建立支撐政府績效考核的政府會計體系十分重要。
我國政府會計制度現存問題
（一）缺乏統一的會計體系
我國政府現行會計制度包括三個部分：財政總預算會計、行政單位會計和事業單位會計三個部分。由于這三個會計制度在核算方法、會計主體上都存在著較大差異，因此無法形成一個系統的會計制度體系。
（二）現行會計核算制度提供的會計信息不能滿足公共財政新要求
從新公共管理的視角來看，政府是社會公共資金的受托方，理應向社會公眾及時而充分地公開資金的使用情況。但是由于我國政府當前是按照首付實現制來進行核算，因此許多資產類和負債類的科目不必進行核算，這便使得政府的財務報告提供的信息不準確。同時，我國進行財政改革之后，實施了政府采購制度、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收支兩條線等，現有的會計核算制度，無法適應公共財政的新要求。
（三）現行的財務報告系統存在明顯缺陷
主要表現為：沒有統一的報表；披露的信息過于單一；報表結構也不盡合理。
（四）現行政府會計制度的根本性弊端——收付實現制
政府會計實行收付實現制度的不足是顯而易見的，主要體現在：首先，由于收付實現制無法區分財政性支出和資本性支出，無法完整記錄政府隱性負債，從而使得無法對經濟活動進行科學核算，極其容易造成不同會計期間收支的大幅波動；其次，收付實現制極易為實際控制人操縱信息和突擊花錢提供窗口，更有甚者將債務轉嫁到未來，從而使得對政府績效的考核喪失公平和公正。
國外經驗借鑒與我國政府會計改革路徑
新西蘭政府通過全面實行權責發生制，對政府會計制度實行最全面徹底的改革，通過改革收到了良好效果。不僅降低了財政負擔，還解決了政府機構過于龐大臃腫的問題，從而提高了財政預算透明度。其改革成效被其他國家紛紛借鑒。
轉貼于
美國的聯邦政府、州政府及地方政府經過歷時70年的改革后，統一了會計制度，均采用權責發生制。具體來說，在財務報告中都強調受托責任，強調利益相關方對財務信息的使用，注重三大財務報表的質量。
資源會計師是英國政府會計改革的主線，其核心理念仍然是堅持采用權責發生制。同時，在財務報告中還強調投入產出比，加強了對政府運行績效的管理，從而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的效率。
由此可見，國外政府的會計制度改革都經歷了從收付實現制度到權責發生制度轉變的過程，并在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引導下，不斷加強對政府績效考核，逐步增強政府運轉的透明度。結合其相關經驗，筆者對我國本文由收集整理政府會計改革提出以下建議：
（一）完善政府會計體系
筆者認為，完整的政府體系需要有明確的政府會計目標、清晰的會計主體和科學而規范的會計準則。而當前我國現行的政府會計系統仍有不足之處：
首先，在充分考慮我國政府會計環境以及會計信息使用者的實際需要的基礎上，確立明確的政府會計目標。就現階段而言，我國政府會計信息的使用者基本上是政府內部人員，特別是為了滿足領導干部決策。但是從新公共管理的視角來看，需要擴大政府會計信息使用者范圍，特別是需要將社會公眾、新聞媒體、債權人、資本市場等納入其中，其根本目的是要監督政府更好完成委托人的委托任務。所以，從新公共管理的視角出發，我國政府會計應以“提供政府接受委托人委托范圍內的科學全面地滿足各類信息使用者需要，以確定政府的責任和義務，讓使用者根據信息能夠評估政府各種狀況以做出合理決策”為目標。
其次，明確會計主體。針對當前我國政府會計的主體不明確、不清晰的現狀，建議將會計主體分為記賬主體和報告主體。在操作層面上，報告主體主要是對外部信息使用者而言，而記賬主體主要是供內部使用者和外部使用者共同使用。因此，在明確會計主體時，需要考慮報告的使用者，當單一層級使用報告時，記賬主體和報告主體是一致的；當提供匯總報告和合并報表時，記賬主體和報告主體并不完全重合。
最后，制定政府會計準則。制定符合我國國情的政府會計準則是一項十分復雜的系統性工程。需要立足于政府改革的方向和當前政治經濟環境，因此，需要從新公共管理的視角出發，在考慮公共財政改革、建立服務型政府、民主政治建設、政府參與經濟建設等多方面因素的基礎上，制定有中國特色的政府會計準則。由于我國國情復雜，因此在制定過程中從保持穩定性和政策過渡性出發，筆者建議先局部試點，然后確立法律法規，再從整體上對政府會計體系作出規劃，在此基礎上制定出一套從我國實際國情出發的政府會計準則。
（二）引入權責發生制的思路
從政府會計改革的方向和潮流來看，引入權責發生制是大勢所需。但實現從收付實現制到權責發生制轉變是一項巨大改革，必須堅持循序漸進的原則。在借鑒西方國家引入權責發生制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建議遵循先實行以收付實現制為主，對某些會計事項采取權責發生制；經歷一段時間的過渡后，再施行修正的權責發生制，以權責發生制為主，某些會計事項采用收付實現制。同時，建議借鑒德國的“會計法典化”經驗，建立會計規范體系。最后，由于權責發生制的會計信息處理的難度遠遠大于收付實現制，需要更多的數據處理和核算。因此，為了保證權責發生制的高效運轉，還需要建立一套高效統一的信息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