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7 16:4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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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和社會投資與負擔高等學校教育成本的現狀分析由于就業形勢的日趨嚴峻，導致我國近幾年來高等教育頻繁呈現出供過于求的不良現象，企業和用人單位不付任何費用就可擇優獲得人才時常發生，這從實際上來說違背了高等教育成本分擔的受益者付費原則。但是作為社會經濟活動的主體，通體來看企業主要是通過政府繳納稅款來分擔高等教育的部分成本，分擔教育的成本也不是根據企業接納高等學校畢業生的數量來確定。雖然社會和企業分擔的高等教育成本目前都在不斷提高，但是對于它們在高等教育的成本中的比例來說仍然顯得微薄，所以我們應該進一步提高企業分擔教育成本。
(二)高校自身投資與負擔教育成本的現狀分析由于收入的減少和成本持續上升的共同作用和影響，導致多數高校的財務狀況惡化的不斷升級。因此，一些高校為保證學校的正常運作而不得不以貸款等非常規性的籌資渠道來籌措教育成本，致使部分高校的債務不斷積累，導致貸款的規模遠遠超出高校自身的償還范圍。又由于大量的社會職能在高等學校中的穿插，例如學生食堂、醫療保險、職工退休金、學生的醫療及安全事故等一系列費用，由于這些費用沒有確定的分擔對象和分擔目標，高校也不能全額分擔下來，從而導致一些高等學校承擔了的成本開支存在不合理的現象。
二、建立理想化的高等教育投資與負擔模式的建議
(一)增加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投資國家不僅應當把高等教育投資作為重要的基礎性和生產性投資來對待，還要確保一定時期內國家在高等教育投入中的重要引導地位，堅持“以財政撥款為主，依法落實高等教育投入，多種渠道籌措教育費用為輔”的規定，充分落實國家《教育法》制定的教育經費“三個增長”的總體變化，同時各級財必須加大對財政的投資作用和力度，在財政投資水平不變的前提下盡量保持高等教育在擴招后有所提高，同時采取有效措施和預防手段，從而保證我國的教育總經費占GDP的4%左右，確保高等教育的總經費占到GDP的1%以上。除此之外，對于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一致的情況下，國家應建立有效的補償機制以及其他行之有效的扶持弱勢群體的辦法。同時，必須加強弱勢地區的教育投入力度，在政策上要對弱勢群體給予一定的傾斜和幫助，增加對弱勢人群的捐助力度。
(二)制定合理的個人分擔標準定價模型著名教育學家舒爾茨(T．W．Schultz)認為，教育相當于是一種對人的長遠投資，而個人作為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受益者和載體，必須分擔教育所帶來的成本和費用。這種個人分擔高等教育成本的趨勢已經不可阻擋，同時也符合高等教育的發展規律，因此，接受教育的個人不僅僅要分擔高教成本，而且應該基于所受教育質量不同(主要是學校差別、專業差別、培養層次差別)從而使高教成本的付出不同。綜合各種因素，提出以下具體的學費標準構建模型:前提假設:市場的自由競爭;各專業成本能夠科學地計算總公式:某學校某專業平均學費=學費成本比×專業平均培養成本×專業差別調整系數×學校差別調整系數×培養層次調節系數。
(三)社會企業加強對高校教育成本的投入第一，加大對高校理想化教育的宣傳力度，大力宣傳科教興國的戰略意義，使社會意識到教育對社會的重要性，從而引導社會和企業加大對教育的投資;第二，社會各慈善組織要加大工作力度，在原有資助群體不變的基礎上，多拉贊助，多跑單位，通過大型媒體活動，體育比賽，文藝演出，明星校友情感交流等多種渠道，增加捐資助教的籌資金額;第三，高校應設立高校發展辦公室，并且配備專門工作人員和管理人員，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捐贈工作機構，動員各大院校畢業的新老同學，事業有成者為母校捐助，做好接受常年捐贈和專項捐贈工作。第四，政府需要以各種政策來鼓勵單位、個人捐贈等來支持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例如，政府可以在政策上給捐款人提供適當的稅收減免制度，同時以經濟和名譽上的雙重回報給捐款人，在捐款人與學校之間創造出雙贏的局面。
本文作者：趙晶晶工作單位：吉林財經大學信息經濟學院
不斷完善教材內容。獨立學院教師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盡量選擇實踐性強的教材，同時在實際教學過程中，結合所選教材和證券市場實際情況，添加新內容比如一些最新的理論和知識，以彌補現行教材內容的不足，此外，還要刪除教材中已經過時的理論內容。另外，有條件的學院還可以組織教師編寫適合自己學院培養目標的教材。加強實驗室建設。證券投資學是一門實踐性非常強的課程，需要相應硬件和軟件支持，學院應該重視實驗室建設，及時完善和補充實驗設施，購買和更新相應證券模擬軟件，使學生及時了解和接觸到證券業最先進的電子設備和軟件，為學院培養應用型人才提供支持。培養雙師型教師。“打鐵還需自身硬”，高素質的師資隊伍是培養高素質人才的有力保證，擔任證券投資學教學的教師，應該是雙師型的教師，他們不僅要具有深厚的專業理論知識，還要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
因此，學校應加強雙師型教師的引進和培養，一方面，可以聘用具有多年證券從業經驗的專家為教師，另一方面，選送本學院優秀教師到相關單位進修和實踐培訓。教學手段多樣化。首先，采用模塊化教學。充分利用學生的考證熱情和從業資格考試的特點，將證券投資學教材的內容分為五個模塊。在教學過程中結合從業考試的重點和難點進行詳細的講解，讓學生掌握證券投資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增強學生考取從業資格證書的信心。其次，引入案例教學。根據教學內容難度的變化和學生學習狀況的變化，選擇與教學內容配套的典型案例，將復雜的、枯燥的理論用生動的案例表現出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引導學生運用理論知識解釋現實問題，既可便于學生理解，又可供學生討論，逐步培養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思路與能力。
強化實踐教學。實踐教學由課程實踐、專業實踐和專題講座。課程實踐通過利用學院的實驗室設備和證券模擬軟件，在授課時，安排一定學時在校內實驗室進行實訓。實訓的主要方法有教師演示和學生模擬操作。通過課程實踐使學生了解證券交易的操作過程、增強對大盤的分析能力。專業實踐通過學院與證券公司簽訂實習協議，建立實習實訓基地。學院成立實習工作領導小組，安排教師組織學生到實習基地進行校外實踐，使學生操盤能力得到快速提升，為學生畢業走上工作崗位打下堅實的基礎。專題講座采用不定期邀請校外經驗豐富的證券從業人員來校開展投資和理財類的講座，培養了學生的從業技能。
獨立學院證券投資學教學過程中存在一些問題，只有認真分析問題，針對問題進行改革，才能提高教學質量。比如，我院經過多年的教學實踐，在授課期間不僅安排有課程實踐還有專業實踐，通過這種方式學生進一步理解了課程的教學內容。此外，我院還通過改變教學效果評價方式來提高教學質量。增加實踐成績在評價中的比重，將考試分為理論考試和實踐考試兩部分，實踐考試以課程實踐和專業實踐為主要依據，同時參考網絡模擬炒股比賽業績給予分數獎勵，通過多種實踐方法的配套使用，促使學生平時注重操盤能力的鍛煉，教學效果得到明顯提升。
關鍵詞：公共教育投資比例；GDP；GNI；財政收入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國際上便開始使用公共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或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這一指標，來衡量一個國家的公共教育經費是否充足，以及政府對教育投資努力程度的高低。世界銀行對“公共教育支出”的定義是“對公共教育的公共支出加上對私立教育的補貼”（世界銀行，2001）。在我國，與這一口徑相對應的統計指標應該是“預算內教育經費撥款”。但我國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采用“財政性教育經費”這一指標來度量政府提供的公共教育經費，因此在下文中，凡涉及到我國的數據，“公共教育支出”指的就是“財政性教育經費”。此外，為了簡便起見，以“公共教育投資比例”指代“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
本文將采用國際橫截面數據和中國時間序列數據分析影響公共教育經費投資比例的因素，并對2010年和2020年我國的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做出預測。
一、我國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與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變化可分為三個階段（圖1）：
（1）1978-1989年，公共教育投資比例時高時低，呈現不規則變動。
（2）1990-1995年，公共教育投資比例持續下降。
（3）1996-2003年，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平穩上升。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1980年以來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世界平均水平基本保持在4.8%左右。因此粗略地看，我國公共教育投資比例與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是偏低的。但把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國家的公共教育投資比例進行算術平均，其過于簡單，缺乏性，因此需要做更進一步的研究。
二、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國際比較及對中國的預測
影響一個國家政府對教育的投入程度，主要取決于兩個因素：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教育發展水平。由于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教育發展不一定完全同步，即經濟水平（以人均GDP衡量）較高的國家未必就有較高的教育水平（以各級教育的入學率衡量），反之，經濟水平較低的國家未必就有較低的可能有相對較高的教育水平。因此，我們將采用兩種方法，從經濟發展水平和教育發展水平兩個維度進行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國際比較。
1、經濟發展水平與公共教育投資比例
影響一個國家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最主要因素，是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我國一些學者以人均GNP為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指標，通過建立計量經濟模型，試圖找出與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各項研究涉及的時間段和國家為：1961-1979年，38個國家（陳良焜等，1988）；1980-1985年，40個國家（陳良焜等，1992）；1986-1997年，54個國家（岳昌君、丁小浩，2003）。這些研究使用了相同的計量經濟模型，即線性-對數模型：
（模型1）
Yi表示第i個國家的公共教育投資比例，Xi表示第i個國家的人均GNP。
我們將運用最新的數據對已有研究加以拓展，但限于數據的可獲得性，只能根據2001年的相關數據進行分析。與上述研究相同，我們僅僅使用了大國的數據，因為大國的經濟規模較大、產業結構比較完整，便于同中國進行比較，而且統計資料比較齊全。所謂大國的標準是：2001年人口在1千萬人以上的國家（世界銀行，2003）。按照此標準，我們使用了57個國家的數據，包括14個高收入國家、8個中高收入國家、15個中低收入國家和20個低收入國家。
在分析過程中我們使用的是Eviews軟件。
(1)使用57個國家數據的分析結果
我們利用模型1對57個國家的數據進行分析，結果如下：
括號內顯示的是標準誤估計值。斜率系數估計值為0.3408，其含義為：人均GNI增加1%，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增加約0.0034個百分點。在以往研究中，斜率系數的估計值分別為：0.792（1975-1979年，陳良焜等，1988）；0.84（1980-1985年，陳良焜等，1992）；0.4069（1986-1997年，岳昌君等，2003）。我們的斜率系數估計值是顯著的（p<0.01），而且小于以往研究的結果，說明隨著時間的推移，這57個大國經濟發展水平對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影響力減弱了。
(2)使用中等收入國家數據的分析結果
根據這57個國家的數據（表1），收入水平越高的國家公共教育投資比例越穩定，國別差異越小（表現為變異系數越來越小）。特別是高收入國家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數字特征表明當經濟發展到較高水平時，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已趨于穩定。由此我們認為，對于不同收入類型的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對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影響模式很可能是不同的。因此，如果把高收入國家考慮在內，很可能會低估經濟快速發展時期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增長速度。考慮到今后十多年內，中國仍將處于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著重關注在這一收入類型國家中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變化趨勢應該更有現實意義。
表1：57個人口大國公共教育投資比例（2001年）
中位數（%）均值（%）變異系數N
高收入國家4.84.810.1614
中等收入國家14.14.070.3723
低收入國家3.13.700.5520
所有國家4.14.120.4057
1：包括中低收入國家和中高收入國家
針對23個中等收入國家的數據，模型1的回歸結果如下：
括號內顯示的是標準誤估計值。斜率系數的估計值表明：在中等收入國家，人均GNI每提高1%，公共教育支出比例提高0.0134個百分點。這說明在經濟增長速度較快的中等收入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對公共教育支出比例的影響要比考慮全體國家時大得多。
(3)對我國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預測
為了預測今后我國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發展變化趨勢，首先應對經濟發展的未來走勢做出判斷。根據最近一項研究的結果，中國2002-2010年人均GDP的年均增長速度約為9%，2010-2020年的年均增長率約為7.5%（中國化戰略研究課題組，2005）。另一項研究則認為2006-2010年GDP年均增長速度為8%，20101-2020年為7%（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5）。我們認為，后一項預測的可能性較大，由此，到2010年人均GDP年增長7.5%，2011-2020年人均GDP年增長6.5%應該是可能的。
2001年我國人均GNI為890美元，假定2002-2010年人均GNI年均增長7.5%，2011-2020年年均增長6.5%，則2010年人均GNI將達到1700美元，2020年將達到3200美元（均為2001年價格）。
根據57個國家的模型，2005、2010、2015和2020年我國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預測值是分別為3.95%、4.07%、4.18%和4.29%，這一結果與岳昌君等人（岳昌君、丁小浩，2003）的結論非常接近。根據23個中等收入國家的模型，2005、2010、2015和2020年我國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預測值是分別為3.23%、3.70%、4.12%和4.54%。
2001年，57個國家人均GNI的樣本均值是6418美元，23個中等收入國家人均GNI的樣本均值是2707美元。從預測的角度看，給定的解釋變量的值越接近解釋變量的樣本均值，預測結果越精確（古扎拉蒂，1995）。因此，我們認為無論使用哪一個模型，對于2015年和2020年的預測結果應該更為準確。
2、.教育發展水平與公共教育投資比例
我們還可以從教育發展水平所對應的公共教育經費比例的國際比較，來分析我國公共教育投資的合理比例。我們假定，一定的教育發展水平要求相應的公共教育經費支持水平，這一支持水平在不同的國家之間具有共性或性。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數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3），我們2000年教育發展水平接近我國2010年和2020年教育發展水平的國家的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平均水平，并據此預測2010年和2020年我國的公共教育投資比例。
（1）2010年公共教育投資比例
在2004年我國教育發展水平的基礎上，我們對我國2010年教育發展水平給出一個基本估計：普及9年義務教育，高中階段毛入學率在55%-60%之間，高等教育毛入學率25%-30%之間。由于我國已經基本普及初等教育，2000年教育發展水平接近我國2010年教育發展目標的國家也基本普及了初等教育，所以我們只分析中等和高等教育發展水平與公共教育經費支持水平的關系。在初中基本普及，高中階段毛入學率55%-60%之間時，大致相當于中等教育毛入學率70%-80%的水平。根據對我國2010年教育發展水平的估計，我們將2000年中等教育毛入學率在70%-85%之間，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20%-35%之間的國家，視為接近我國2010年教育發展水平的國家。我們首先考慮只選擇人口大國，但發現滿足上述條件的人口大國數目太少，導致結果缺乏說服力。因此把所有國家和地區都考慮在內（該書一共提供了203個國家和地區的數據），并將這些國家和地區按三種情形分組（三個組的國家有重合）：第一組，中等教育毛入學率在70%-85%之間，同時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20%-35%之間的國家；第二組，中等教育毛入學率在70%-85%之間的國家；第三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20%-35%之間的國家。符合教育發展水平條件，并有公共教育支持水平數據的國家，第一組有8個（克羅地亞、摩爾多瓦、羅馬尼亞、馬來西亞、菲律賓、古巴、墨西哥），第二組有24個，第三組有23個。
通過計算均值和中位數，我們得到如下數據：第一組，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平均為5.29%，中位數為4.40%；第二組，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平均為5.12%，中位數為4.45%；第三組，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平均為5.11%，中位數為4.90%。
觀察上述數據，可以發現均值和中位數的差異較大（特別是第一組和第二組），說明同一組別國家的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差異較大。因此我們認為采用中位數更為合理，即2010年我國公共教育投資比例應該在4.40~4.90%之間。
（2）2020年公共教育投資比例
我們對我國2020年教育發展水平的基本估計是，全面普及9年義務教育，高中階段入學率在80%-90%之間，高等教育毛入學率35%-45%之間。根據對我國2020年教育發展水平的估計，我們將2000年中等教育毛入學率在80%-95%之間，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30%-45%之間的國家，視為接近我國2020年教育發展水平的國家。我們將這些國家分為三組：第一組，中等教育毛入學率在80%-95%之間，同時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30%-45%之間的國家；第二組，中等教育毛入學率在80%-95%之間的國家；第三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30%-45%之間的國家。符合教育發展水平條件，并有公共教育支持水平數據的國家，第一組有5個（克羅地亞、斯洛伐克、阿塞拜疆、泰國和智利），第二組有25個，第三組有13個。
通過計算均值和中位數，我們得到如下數據：第一組，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平均為4.48%，中位數為4.30%；第二組，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平均為4.96%，中位數為4.50%；第三組，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平均為4.70%，中位數為4.30%。
同樣地，我們根據中位數進行預測，則2020年我國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在4.30~4.50%之間。
上面的分析表明，如果我們根據國際上2000年教育發展水平要求的公共教育經費支持水平來進行預測，則我國2010年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比2020年還要高。這一結果與前一部分用經濟發展水平作為解釋變量建立經濟計量模型得到的結果不盡一致，也就是說，與經濟和教育發展水平越高，公共教育投資比例也應該越高的一般認識完全不同。但也許可以這樣解釋：在接近普及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由大眾化向普及化邁進的時期，是教育即將到達頂峰的努力極限時期，這一時期對公共教育經費的需求最為迫切，因此占GDP的比例也達到最高點。另外從個案考察，也可以發現教育發展水平高而公共教育經費比例相對較低的現象。如韓國與意大利比較，前者2000年中等教育凈入學率為91%，高等教育毛入學率78%，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為3.8%；同年后者中等教育凈入學率為91%，高等教育毛入學率50%，而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為4.7%。這些現象說明，公共教育投資比例與經濟發展水平和教育發展水平之間的關系并非簡單的數量關系，還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3.進一步的討論
除了經濟發展水平之外，財政供給能力也是影響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重要因素。由于缺乏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國家財政收入或支出占GDP比例的數據，我們無法對這一假設做出具有說服力的檢驗。但是，我們對11個可獲得數據的高收入大國的分析表明，人均GNI對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并無顯著性影響，但財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卻是顯著性的解釋變量，并且僅僅使用這一變量就能解釋公共教育投資比例樣本總變異的50%以上。在收集到更完整的數據之后，我們將對這一問題作更深入的研究。
三、基于我國歷史數據的經驗分析
如圖1所示，1978-1989年我國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呈現不規則變動，因此我們只對1990-2003年的數據進行分析。我們首先采用模型1，以人均GDP為解釋變量，結果顯示回歸系數都不顯著。我們把焦點轉向財政供給能力，發現這一時期財政收入占GDP比例的變動趨勢與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變動趨勢如出一轍：即1995年之前持續下降，此后持續上升（圖2）。于是我們以財政收入占GDP比例為解釋變量，考慮到公共教育投資比例與財政收入占GDP比例二者之間呈現簡單線性關系的假設難以成立，因此應采用模型2。
（模型2）
Yt表示第t年的公共教育投資比例，Xt表示第t年財政收入占GDP的比例。
根據1990-2003年的數據得到樣本回歸方程如下：
括號內顯示的是標準誤估計值。我們對模型中的兩個時間序列進行了單位根檢驗（unitroottest）和協整檢驗（cointegrationtest），發現盡管兩個時間序列各自都是不平穩的，但它們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也就是說二者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線性關系，因而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得到的估計量是無偏的、有效的，t檢驗和F也是有效的。斜率系數估計值意味著在這一時期財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每提高1%，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將提高約0.6%。
我們估計2004-2010年，我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例每年提高約1個百分點，2010年達到約25%；2011-2020年每年提高約0.5個百分點，2020年達到30%。這樣，根據上述樣本回歸方程就可以推算出2005、2010、2015和2020年我國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分別為3.46%、3.94%、4.18%和4.39%。
四、結論
1.利用不同變量（經濟水平或財政供給能力）得到的預測結果相差不大，但和利用變量（教育發展水平）得到的預測結果差距較大（見表2）。我們認為其原因有以下三個方面：其一，，即在利用經濟變量預測時建立了經濟計量模型，而在用教育變量預測時僅僅采用了簡單比較的方法。其二，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教育發展水平不一致的現象比較普遍，特別是在中低收入國家，因而從不同角度公共教育投資的合理比例就會得到不同結果。其三，與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國家相比，我國教育發展水平偏高，因此用教育變量預測的公共教育投資比例高于用經濟變量預測的結果。考慮到公共教育投資比例衡量的是政府對教育投入的供給能力和努力程度，而不是教育發展的經費需求，我們認為用經濟變量來解釋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變化更有說服力。
2.在國際橫向比較分析中，我們采用了經濟發展水平作為解釋變量；在經驗分析中，我們采用了財政供給能力作為解釋變量，并相應建立了經濟計量模型。從模型的擬合程度來看，后一種方法更為理想。也就是說，經濟發展水平固然一個國家的公共教育投資比例，但財政供給能力（以財政收入占GDP的比例衡量）應該是更為重要的決定因素。因為公共教育經費最終來源于財政收入，一個羸弱的財政體系不可能為公共教育提供有力的支撐。如前文所述，對高收入國家的數據分析也支持這一結論。但要得到更有說服力的論證，還需開展進一步的。
3.如果探討經濟發展水平對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影響，在使用數據時應該盡可能涵蓋所有收入類型的國家（即采用57國數據）。但如果目的是進行預測，那么我們認為應該使用中等收入國家的數據，其原因是我國已經是而且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仍將是中等收入國家，因此可以不考慮低收入階段的情況，而排除高收入國家可以避免因這些國家的公共教育投資比例趨于穩定造成預測結果偏低。
4.綜上所述，我們以財政供給能力作為主要預測依據，同時中等收入國家的經驗，認為如果我國財政收入繼續保持快速增長的勢頭，那么我國公共教育投資比例有望在2010年接近4%，而在2020年達到4.5%的水平。
表2：我國公共教育投資比例預測
2005年2010年2015年2020年
國際比較研究
解釋變量：經濟發展水平
人均GNI（美元，2001年價格）1200170023303200
公共教育投資比例（%）
57國數據3.954.074.184.29
23個中等收入國家數據3.233.704.124.54
解釋變量：教育發展水平
中等教育毛入學率（%）70-8580-95
高等教育毛入學率（%）20-3530-45
公共教育投資比例（%）4.4~4.94.3~4.5
中國經驗研究
解釋變量：財政收入占GDP比例
財政收入占GDP比例（%）202527.530
公共教育投資比例（%）3.463.944.184.39
參考
UNESCO（2000）WorldEducationReport2000.
陳良焜等（1988）“教育經費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的國際比較”，載厲以寧主編《教育經濟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陳良焜等（1992）“教育投資比例的國際比較”，載秦宛順等主編《教育投資決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
陳興紅（2004）“合理調整我國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江蘇商論》，第4期
古扎拉蒂（1995）《計量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2000年中譯本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5)“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中國”，國家統計局（2004）《中國統計摘要2004》，中國統計出版社
教育部財務司（2005）《教育經費統計資料》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04）《2004年人類發展報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3）《性別與全民教育：躍向平等—2003-2004年全球教育監測報告》，人民教育出版社
世界銀行（2001）《2000/2001年世界發展報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世界銀行（2003）《2003年世界發展報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本研究中，主要采用家庭年人均純收入這一指標來表示。表1是調查對象2006年人均收入情況統計，由表1可了解到農村家庭收入情況。
二、農村家庭收入與家庭教育投入
由表2可知，家庭教育投資各個項目總的百分比分別為：家庭人均收入在50~500元的為154.3%、家庭人均收入在500~1000元的為135%、家庭人均收入在1000~2000元的為130.1%、家庭人均收入在2000~3000元的為200%、家庭人均收入在3000~4000元的為218.2%、家庭人均收入在4000~5000元的為200%、家庭人均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為200%。表2中所列各項投資內容，都是需要經濟力量才能實現的，按理家庭收入狀況直接決定著各項內容的投入量，但值得注意的是，從表2可見，家庭收入在2000元（包括2000元）以下的家庭各項投入并沒有隨著家庭年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也沒有隨家庭年人均收入的減少而減少。顯然，在農村家庭教育投資過程中，把這部分家庭作為考查對象的話，家庭收入與家庭教育直接投資并無多大關系。由表中觀察到，只有家庭人均收入達到2000元（不包括2000元）以上水平家庭，才會增加家庭教育投入。據調查，該縣農村家庭人均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屬中上等收入家庭。所以得出結論：在一般中低收入家庭，家庭收入與教育直接投資沒有多大關系，只有在中上等以上收入的家庭，才會有直接的關系，家庭才會隨著收入的增加，而適當地增加教育的直接投入。
家庭對子女的學習實行獎勵既有精神方面的，也有物質方面的。因此與家庭經濟也是相聯系的，是不是家庭經濟狀況越好，越會實行獎勵呢？本研究統計顯示并非如此，見表3，家庭年人均收入超過2000元的分別有88.9%、86.3%、85.7%、82.6%的對子女的學習實行獎勵，而年人均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分別有87.0%、87.5%、85.7%的家庭對子女實行獎勵。數據顯示，家庭收入狀況對家庭獎勵子女學習沒有什么影響，或影響不大。
綜合表2、表3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結論：農村家庭智力投資雖然是一種經濟活動并與經濟密切相關，但在教育投資過程中家庭經濟狀況并不對直接投入產生什么影響，只有當家庭經濟狀況達到相當水平（本研究中的相當水平是年人均收入2000元以上），家庭才會決定增加教育投入。
三、農村家庭經濟狀況與家庭教育期望
家庭經濟狀況與家庭教育期望的關系問題是筆者關心和研究的熱點，那么，家庭經濟狀況是否會影響其對子女的教育期望？表4顯示了不同經濟狀況的家庭對男孩的教育期望。從表中的數據來看，經濟狀況相對較好的家庭沒有顯示出對男孩有較高的期望值，經濟狀況相對低下的家庭也沒有顯示出對男孩有較低的期望值，且經統計二者相關系數為A=0.0211，呈極不顯著相關。
表5顯示了不同經濟狀況的家庭對女孩的教育期望。從表中數據可見，經濟狀況較好的家庭除了對女孩的教育期望在初中以上外，在高等教育的期望值上，并沒有顯示出其高經濟收入所帶來的高教育期望值。
總之，由表4、表5的數據可見，一定的經濟狀況并不對家庭的教育期望產生一定的后果，比較高的經濟收入并不能促進家庭對子女教育產生較高的期望值，較低的經濟收入也不會導致家庭降低對子女受教育的期望。
四、家庭經濟狀況與家庭教育投資選擇
由表6可知，面對新一輪的教育投資選擇，一部分家庭較現實地選擇讓孩子直接成為家庭勞動力。如家庭經濟狀況為1類的，有28.3%的家庭選擇讓孩子直接務工或務農，而經濟狀況為2類、3類、4類、5類、6類、7類的分別有20.8%、16.4%、12.2%、0、4.8%、8.7%的家庭選擇讓孩子直接回家務農或務工。經濟狀況較好的4類、5類和6類家庭分別以33.3%、54.5%、52.3%的比例對未升上高一級學校的孩子的選擇主要模式是“想辦法找路子，若辦不好只好讓他回家務農”，而不大愿意花費巨大的代價為孩子找到高一級或職業學校繼續念書。與此同時，各類家庭分別有一定量的家庭為實現其理想的目標，表示“不惜一切代價為孩子找到高一級的學校繼續讀書”。在各類所選擇的項目中，按比例排在最高位的是“送到職業技術學校學手藝技術”，7類分別為：32.6%、37.5%、33.8%、30.1%、27.3%、28.6%、39.2%，看來這部分家庭不甘心直接將孩子變為勞動力，而是想讓其經過職業培訓后再謀出路。
總之，筆者認為，家庭經濟狀況并不對家庭教育投資選擇產生重要影響。面對被教育制度淘汰下來的學生，家庭是否繼續對其進行教育投資，并不是經濟所能解決的問題，大多數家庭的首選模式是“送到職業技術學校學手藝、技術”是想讓其經過職業培訓后再謀出路；其次是家庭為實現其理想的目標，表示“不惜一切代價為孩子找到高一級的學校繼續讀書”；也有一大部分中、高收入家庭選擇的是“想辦法找路子，若辦不好只好讓他回家務農”，讓子女成為直接的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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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教育投資風險對策
越來越多的實踐和理論證明，只有教育投資的積累才會實現技術進步。研究表明，教育投資越大，勞動力的質量便越高，進而一方面會直接提高勞動力的邊際效用，另一方面通過資源要素的組合與運用，使生產效率改善，為經濟增長與發展創造基本動力。教育投資的這種作用是物質資本投資無法替代的。
一、教育投資的含義與特征
教育投資是指為了培養不同熟練程度的后備勞動力和提高現有勞動者的勞動能力而投放到教育領域中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的總和，它包括各種貨幣形式的支出和非貨幣形式的支出，其實質是一種通過獲得或增加、調整知識、技能等存量資本以影響或改變預期收益的活動①。
考察現實我們認識到，現階段我國經濟結構調整以及新技術革命的浪潮，掀起了產業革命，并帶來了職業結構、就業結構的變化。在現實中，在經濟結構的改革中，大多數下崗或失業人員是非專業人士，是初級勞動力。而專業人士、高級勞動力特別是高級技術人才相對來說較容易獲得就業機會。未來的職業更是需要創造型、復合型、協作型人才。創造型人才不僅有能夠參與競爭的能力，更有實現戰略價值的能力。
事實表明，在現代社會里，教育投資成為現代經濟增長與發展的主要動力和決定性因素。教育投資存量的大小和效率的高低是造成這種差距的首要因素。因此，大力增加教育投資，不斷提高人才質量，對于世界上人口最多、人均自然資源相對不足、經濟基礎比較落后并處于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來說，具有重要意義。
二、西方關于教育投資的理論
在西方，教育和培訓歷來被認為是最重要的投資。教育和培訓會產生兩種效應：一種叫知識性效應（Cognitiveeffects），即人們受教育后，獲得知識，提高了技能和文化素質，從而既增加了對新工作的適應性，減少了失敗的可能性，又由于掌握了新技能而可以提高勞動效率；另一種叫非知識性效應（Noncognitiveeffects），即當人們受過教育后，可以改變不正確的價值觀念，提高紀律性，增強對工作和社會的責任感，從而提高其做好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②。
早在亞當·斯密時代，亞當就提出了人作為人力資源要進行教育和培訓。他說：“學習一種才能，須受教育，須進學校，須做學徒，所費不少。”到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西奧多·舒爾茨、加里·貝克爾等一批現代學者也開始重視教育投資問題。
舒爾茨認為：教育投資是通過對人的投資而形成的，是對勞動者的健康和文化技術水平提高發生作用的一種投資，它包括教育、衛生、保健等支出，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支出。教育投資的主要特點在于：它與人身自由聯系在一起，不隨產品的出賣而轉移。他還認為：現代化生產條件下當代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正是教育投資大幅度增長的結果。他應用收益率法測算了教育投資收益在國民收入增長額中占較大比重，證明教育投資對經濟發展的巨大影響。
舒爾茨的教育投資理論打破了傳統觀念中把人口和勞動力看做是經濟發展障礙的看法，美國經濟學家保羅·羅默后來對這種觀點做了比較精辟的評論，他認為，現代生產已不是由資本和勞動兩大要素組成，科學技術和科學的管理方法已成為第一大要素。發達國家之所以能夠保持強勁的經濟增長率，正是由于科技進步和管理技術提高的結果。
貝克爾把在職培訓分為兩種：一般培訓和特殊培訓。接受一般培訓的員工所獲得的知識、技能，不但對提供培訓的企業有用，對其他企業也有用。這種培訓應該由職工自己支付培訓費。特殊培訓是一種專門培訓，它能為提供培訓的單位專用。特殊培訓要求用人單位支付大部分培養費。用人單位應對那些受過特殊培訓的員工支付高額工資，同時也要求員工受相關契約的約束，以防止人才外流造成損失③。他還認為受較高教育的孩子未來的收益較多，給父母帶來的效用或滿足也較大。
舒爾茨和貝克爾的上述觀點得到了廣泛的認同，至今仍對我國教育投資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和指導意義。
三、教育投資風險預測分析
教育投資風險是決策時對未來預測和判斷的準確程度決定的。倘不能對未來的這些不肯定因素變化作準確判斷，則可能引起損失。然而，由于教育投資的特點使得這些不肯定因素客觀存在，因此，教育投資的風險只能預測和選擇而不可能完全規避。這些風險包括：
1.教育投資回收期較長，甚至可能無法獲得充足的回報。因為人才的培養具有累積性，對人才的教育投資必須是持續不間斷的，且較長期才能獲得收益，甚至可能得不到預期收益。教育就是投資未來，未來市場供求變化、產品或勞務需求、資本價格等是無法預見的。科技進步的速度也往往與人們的預期出現較大的距離，教育投資不足或投資過度都對人才及經濟的正常發展造成不利影響。
2.人才流動性較大。人往高處走，利益的導向促使人才向收益較高的地方集中，從而造成人才配置行業之間、地區之間的非均衡狀態。違約的可能性客觀上會給我國的人才培養和投資帶來風險。受教育者也可能因疾病或突發事件而喪失創造能力、工作能力甚至死亡。
3.教育投資主體的多元性。人才教育的投資主體，主要由政府、用人單位、個人（家庭）三部分組成。政府進行教育投資是著眼于提高社會總體收益和總體素質；用人單位進行教育投資是為了提高員工的工作能力和單位的經濟效益；個人投資的目標是通過提高自身的知識水平、能力素質，獲得個人生活發展的機會。
4.受教育者自身特點的多樣性。受教育者是教育投資的對象，因為每個人的生理、心理需求因素的客觀要求，人的生命周期、潛力、健康狀況及毅力、意志力都是有差異的，必須及時充分利用人生在學習接受能力、創造能力等的人才生命周期，以發揮人才的最佳功效。
5.投資者與收益者的不完全一致性。人才是一種無形資產，它表達了人體的機能和創造力的綜合，投資者無法將其拿出來單獨投資，也無法把自己投資的那一部分像買賣商品一樣進行自由讓渡，人才的收益只有通過人才的經濟活動才能創造，然而投資者與收益者的不完全一致性導致教育投資和收益的偏差。
6.人的主體性使得人在經濟活動中因個人的偏好或選擇而對人才能力和潛力的發揮產生影響。人是有思想性、主觀性、能動性、創造性和道德性的，還受感性和理性的制約。人的經濟能力和產生效益具有更大的伸縮性。
7.教育投資的收益無法預期。教育投資的直接后果總是表現為人的健康、知識和技能的增加，而教育投資的經濟收益往往則是希望在人才使用過程中能創造出直接的實物產值。倘若人才在將來的工作中，學非所用，用非所長，或不符合興趣愛好或專業方向不對口，其人才價值就不能得到充分發揮，人才能力的經濟收益必然會大打折扣。
四、我國教育投資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
1.教育投資嚴重不足。早在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就明確提出：到20世紀末，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要達到4%。可這個目標至今沒有實現。從宏觀上看，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較長時期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教育投資相對不足，給我國教育發展和人才開發帶來的影響是巨大的。教學設施陳舊落后，教育規模和專業設置難以滿足社會需要，職業教育落后，這些均造成勞動力素質跟不上我國發展的需要。
2.教育投資收益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各國的成功經驗表明，教育投資，是一切投資中收益最高、獲利最大的投資。但研究表明中國在教育投資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方面與世界發達國家還存在較大的差距。現實中的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基本勞動和簡單勞動來維持，其經濟增長方式是簡樸和粗放型的。雖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教育投資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投資結構日益合理，投資水平和投資效率不斷提高，教育因素日益成為中國社會進步和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但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仍存在著一定的差距。不正視這種差距，則可能對中國經濟發展起到不良的影響。
3.常規培訓的效益令人擔憂。對于各生產單位來說，普遍忽視對員工的教育和培訓，靠高投資、高積累、高消耗、拼資源實現經濟增長。即使是企業辦了各種培訓班，也因為受場地、資金、師資限制，不講培訓質量，甚至出現濫收費、濫發證書的現象，造成實際業務與技術學歷等級不相符的人越來越多。單位員工勞動主動性、積極性不強，生產效率低下。再加上管理混亂，勞動者的智慧和創造力得不到有效利用和發揮。超級秘書網
五、解決我國教育投資問題的對策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才已經成了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我國是人口大國，但又是人才資源相對貧乏的國家。因此，要高度重視人才培養和加大教育投資，積極開展教育、培訓事業，要建立科學機制以促進我國人才的培養。要解決教育界現存的問題，防避教育風險，應在多種方面采取不同對策：（1）實施國際化的教育模式。在經濟發展全球化的大環境中，我國人才的教育與培訓應向國際化方向發展，借助國外的教育模式和先進理念培養人才。（2）加大教育投資力度。人才存量的增長主要依靠教育和培訓。學校教育是教育投資方式中最重要的一種，也是最基本的國家教育投資。除此之外，還要加強職業培訓，進行知識開發、技能開發與品德開發。人才的學校教育與在職培訓，不僅要抓學歷教育、知識教育與技能培訓，還應該加強對受教育者的道德教育。學歷教育只是對學生的知識教育，是初級教育；道德教育是對人才的工作積極性、主動性與創造性以及敬業精神的教育，是高級教育，也是真正培養人才的教育。（3）樹立經濟發展教育先行的意識。教育投資比起物質資本投資具有邊際收益高的特點。因此，在資源緊缺財力有限的情況下，要考慮充分發揮資金的效益，提高教育投資比例。（4）運用制度保障。為規避教育投資的風險，用人單位還應該在培訓費用、服務期限、違約責任等方面與勞動者以合同的形式加以約定，減少因惡意違約帶來的損失，使可能的風險得到有效的控制。（5）建立競爭、激勵與約束機制，創造人才良好成長環境。事實表明，能否建立競爭、激勵與約束機制，是人才培養制度能否成功的關鍵。競爭機制、激勵機制有利于激發人才的發展，而相應的約束機制能保持與維護人才的健康發展。人才成長的創造性的發揮都需要激勵。誰能建設好人才激勵機制，誰就能形成人才的積聚并能吸引各方人才。（6）強化企業文化建設。企業文化是勞動者在生產實踐中形成的群體意識及行為方式。通過企業文化建設，可以增強勞動者對企業價值觀的認同，從而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提高勞動效率，減少勞動力的流動，進而減少教育投資的風險。
［注釋］
①王充，劉劍峰，等.經濟增長中的高等教育投資［J］.西南交通大學學報，2003（4）：56.
論文摘要：山西省自實行“以縣為主”的農村基礎教育投資體制以來，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由于財政投入總量不足，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在推行中也面臨著一些問題。本文對山西省農村基礎教育投資中存在的問題以及產生問題的原因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決問題的對策，旨在更好的發展農村基礎教育，使農村基礎教育更加公平，更加和諧的發展。
山西省農村基礎教育投資制度從1985開始，經歷了以“鄉鎮為主”的投資體制到“以縣級政府”為主的投資體制的轉變，明確了農村基礎教育的投資主體為縣級政府。2005年，山西省規定全部免除農村義務教育學雜費，同時對貧困家庭學生免費提供教科書并補助寄宿生生活費。免除學雜費以及農村義務教育階段的校舍維修資金等經費由中央、省、市、縣四級政府按比例分擔，逐步建立起農村基礎教育投資的分級分擔投資體制。這一投資體制的建立對于本省農村基礎教育健康、均衡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由于本省地理條件特殊，地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在基礎教育投資中還存在很多的問題。
一、山西省農村基礎教育投資制度在推行中面臨的問題
1．“以縣為主”的投資體制導致各縣基礎教育的財政投入存在較大的差距
2001年實行了“以縣為主”的農村基礎教育投資體制，把農村基礎教育所需的資金交由了縣級政府。這樣使農村基礎教育投資的多少就只能取決于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取決于地方的財政收入狀況。對于煤炭資源豐富的縣區，地方的財政收入多，用于基礎教育的財政投入相對多。以“山西省初中教育現狀分析與發展對策研究”課題組的一項“生均公用經費”調查為例：y市以資源經濟為主，屬于山西經濟較發達地區，2004年gdp產值為401548萬元，初中生均公用經費為650元；p縣以農業經濟為主，屬于山西省欠發達地區，2004年gdp產值為185000萬元，初中生均公用經費為121.9元；s縣以農業為主導產業，而且是貧困縣，2004年gdp產值為92166萬元，初中生均公用經費為88.7元。這一調查結果明顯反映了不同縣（市、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對教育資源配置不均衡的現象。
2．農村稅費改革使基礎教育投資經濟薄弱縣教育公用經費緊張，辦學條件差
農村基礎教育的投資主體提升到縣級財政，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資金投入不足的問題。同時隨著農村稅費改革的深入進行，即取消農村教育集資和農村基礎教育費附加，這兩項教育經費來源的取消，使本已嚴重不足的教育經費更加短缺。對于經濟薄弱縣，教育公用經費更是捉襟見肘，辦學條件無法保障。
3．教師收入經費水平存在較大差異
山西省各市縣中小學不僅實行了崗位績效工資制度，而且實現了縣域內中小學教師工資的統一標準，并把教師工資全額納入了縣級財政預算，建立了較為穩定的教師工資保障機制。但由于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經濟實力相對落后地區教師的基本工資與經濟實力較強的地區存在很大的差異。市際、縣際教師由于津補貼及福利不同而造成的收入差異較大，教師工資收入的巨大懸殊給全省基礎教育的均衡發展帶來了非常不利的影響。
二、山西省農村基礎教育投資體制存在問題的成因分析
1．國家財政對農村基礎教育的投入總量不足
《義務教育法》規定，“實施義務教育所需事業費和基本建設投資，由國務院和地方人民政府負責籌措，予以保證。”1993年通過的《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綱要》，1995年通過的《教育法》規定：“到20世紀末，財政性教育支出應達到gdp的4%。”盡管多年來各級政府都在努力增加義務教育經費，但與法律的要求和實際需要還有相當大的差距。不僅如此，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供的資料，20世紀90年代全世界平均教育投入占gdp比重僅為2.79%，2000年這個數字為2.87%，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已經突破了10萬億元，而用于教育的資源不足3%，大大落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我國財政對教育投入的總量是不足的。
2．中央和地方財政對教育投入的比例不合理
1994年稅制改革以后，我國財政收入的大部分都集中到了中央，而縣鄉財政所占的比重卻非常小。據國家統計局2000年的統計數據，我國現有2109個縣級財政，4.6萬多個鄉級財政，2000年財政收入1.34萬億元，其中中央占51%，省級占10%，地（市）級占17%，縣鄉兩級共計20%多。縣鄉兩級財政收入才占到全部財政收入的1/5，而相比之下，所承擔的教育支出則占的比重較大。據2001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調查，中國義務教育經費78%由鄉鎮負擔，9%左右由縣級財政負擔，省級財政負擔11%，而中央財政只負擔約2%。實行改革后，雖然投資主體由鄉鎮提升到縣級政府，但也只是將原來由鄉鎮負擔的經費上移給了縣級財政，并未改變縣鄉兩級財政總體的負擔比重，以少于20%的財政收入去負擔超過80%的義務教育支出，這顯然不符合財權與事權相對等的原則。
由此可見，中央和地方財政對教育投入結構不合理，農村基礎教育投資體制將政府農村基礎教育的投資責任過分集中在縣，但縣財政薄弱，這種事權與財權不統一是造成農村基礎教育資金緊張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3．各縣區由于資源條件和地理條件制約，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教育投入存在較大差距
實行“以縣為主”的農村基礎教育投資體制后，教育投入的多少除了受領導重視與否等人為因素影響外，還直接與當地經濟發展水平掛鉤。經濟發展水平直接制約教育的經費投入。經濟發展滯后、總量不足、資源短缺是山西基礎教育經費投入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時，資源條件和地理條件的制約，導致山西區域內經濟發展不均衡。山西全省可分為東西兩大部分，東部地區煤、鐵、鋁、鹽等資源豐富，交通便利，科技文化集中，是發展經濟條件較好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高；西部也有一定的煤、畜牧和水資源，但因歷史社會原因和較差的自然條件，農業生產水平較低，科技文化相對落后，其中的西山二十八縣是山西最貧困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極低。自然的、歷史的原因導致山西區域內經濟發展的差距較大。
三、山西省農村基礎教育投資體制改革的對策
1．提高政府對基礎教育的重視程度，增加用于教育的公用經費總量，以保證農村基礎教育順利健康的發展
政府要始終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真正樹立“百年大計，教育為本”的先進理念。要保證農村基礎教育順利健康發展，就要加大政府用于基礎教育的公用經費總量。從目前情況來看，我國的財政性教育支出無論是相對量還是絕對量都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其相對量更是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人均基礎教育費用更是遠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因此，應增加政府用于教育的公用經費比重，以保證我國農村基礎教育順利健康的發展。
2．合理確定各級政府教育費用分擔比例
農村基礎教育是關乎整個國家的振興與發展的基礎事業，各級政府都有責任對農村基礎教育進行投入。應堅持“以縣為主”的投資體制的前提下，加大中央、省、市政府在基礎教育投入中的職責，建立中央、省、市、縣四級基礎教育分擔體制。《義務教育法》中對于義務教育的“經費保障”做出了具體規定，主要強調義務教育投入要由中央、省、地（市）、縣四級政府共同承擔責任，不再強調“以縣為主”，而今后所謂“以縣為主”，更多地指一種管理責任。這就要求今后在義務教育投資體制上逐步建立中央、省、市、縣四級分擔體制。
為了明確中央、省、市、縣四級政府在義務教育投入中的職責，可以借鑒國外的做法，通過法律形式確定各級政府在義務教育投資中的分擔比例，并逐步加大中央、省、市（地）級政府的分擔比例。山西省處于經濟欠發達地區，應將農村義務教育的投資主體上移到以中央、省、地市級財政為主，以縣為輔，并在中央、省、地方和縣之間規定一個具體的投資比例。2005年《山西省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實施方案》中規定全部免除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含縣城所在地學生），對貧困家庭學生免費提供教科書并補助寄宿生生活費。免學雜費資金由中央和地方6:4分擔，地方分擔部分由省、市、縣按5:2:3分擔，其中國家扶貧工作重點縣由省、市、縣按7:2:1分擔，免費提供教科書資金由中央承擔。對于農村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校舍維修資金由中央分擔50%，地方分擔50%，地方分擔的部分由省、市、縣按4:3:3比例分擔。省級對“兩區”農村寄宿制學校建設給予重點補助，兩項資金統籌使用。通過建立中央、省、市、縣四級投資分擔體制，確定農村教育的投資比例，來保證農村教育健康持續發展。
3．健全義務教育投資體制的法制化建設，完善依法籌措和分配教育資源的體制
要依法實現教育預算的單列，完善部門預算制度。在預算中適當強化義務教育財政的相對獨立性。要依據義務教育法，盡快制定義務教育投資條例，在法律上明確規定各級政府在義務教育投入上的責任，經費負擔比例和具體的財政措施。
4．發展地方經濟，為農村基礎教育投資創造雄厚的物質基礎
實行“以縣為主”的農村基礎教育投資，農村基礎教育的發展只能取決于各縣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的發展為教育投資創造雄厚的物質基礎。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山西的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各縣區經濟發展呈現出多層次和不平衡性，因此應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發展地方經濟，以保證教育的投入。
5．鼓勵社會力量辦學，不斷增加教育經費投入
除了要保障各級政府對農村基礎教育的持續投資以外，還要積極鼓勵社會力量參與農村辦學。教育事業是一項公共事業，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發展教育不僅是政府的職責也是我們社會的職責。針對當前山西省農村辦學的實際，政府應該積極鼓勵社會資本發展教育，解決不同收入階層的不同需求。要完善企業及公民個人向教育捐贈的稅收優惠政策，扶持發展各種形式的公益性教育基金和信托基金，鼓勵和支持學校開展勤工儉學、發展校辦產業。積極鼓勵和引導社會、企業和公民個人捐資助學、出資和投資辦學。在加大教育投入的同時，還要大力優化教育資源配置，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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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階段是一個人成長的黃金季節，生理、心理都發生明顯變化，自我意識不斷增強，結合教材對學生進行親子教育是非常必要的。根據心理學家研究表明，融洽的親子關系能更好地培養青少年的家庭角色和社會責任感。在這一時期，與父母的關系如何，直接影響父母對其教育效果的好壞。教書育人是教師的職責，教師除傳授基礎知識、基本技能外，還應促進學生健康全面發展。如何在生物教學中滲透親子教育呢？本文從教會學生理解父母、感恩父母、教會與父母溝通等方面進行闡述。
關鍵詞：
初中生物 滲透方法 親子教育
一、學會理解父母
隨著年齡增長，學生的自我意識迅速發展，當強烈的獨立意識與父母充滿關愛的嘮叨發生沖撞時，學生往往以自己的逆反行為表示自己長大了。理解是改善親子關系的第一步。通過理解父母、體諒父母，正確看待父母的嘮叨，從而改善親子關系。生物教師要通過各種方法與學生建立較親密的師生關系，獲得學生的欣賞和信任，然后通過與孩子較深入的溝通和交流，幫助孩子重新理解父母的言語及行為，并在這一重構的基礎上，引導孩子學會用更積極合理的方式嘗試改善親子關系。同時，課下在和學生的交往中，老師要注意學生的心理特征，找準談話的切入點，和學生做有效溝通，盡量做讓學生喜歡的老師，對生物學科教學工作會有很大幫助。如在人的個體發育這節分析青春期心理的變化時說希望父母把自己當做成年人看待，理解自己，這時我及時給予肯定，鼓勵學生發表想法，同時反問學生，生活中的父母，我們又理解多少呢？父母夜以繼日地勞作，他們為我們流下辛酸的淚水，我們又知道多少呢？工作的壓力與煩惱促使他們生活節奏隨之改變了，我們又做過什么呢？通過一系列反問引導學生換位思考，學會理解父母，至少嘗試理解父母。在與學生家長溝通的過程中，幫助家長從不同于一般理解方式的角度分析并解讀孩子的行為，使家長對孩子的行為及原因有更深入的理解，這一理解可以幫助家長重新看待并采用新的方式處理與孩子的親子關系。那么，總體上說，這個工作至少可以從這兩個方面來做。
二、教會學生感恩
教會學生感恩，教師要做感恩的典范，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這句話表明了教師言傳身教的重要性，要教會學生感恩，教師要身體力行，比如：我們在生活中熱情回應每一個向你主動問好的學生，感謝他的友善和尊重；在課堂上表揚積極答問、課后認真作業的學生，感謝他們對教學工作的配合，當學生的付出得到老師的認可和謝意，他們學會感恩老師，尊重和欣賞他人；我們還可以時常向學生表達自己對社會、學校、父母、朋友的感恩之情，當我們常懷感恩之心，做懂得感恩的人，學生也會在潛移默化中學會感恩。生物教材中“人的生殖”一節內容，可以滲透感恩父母的教育。我是這樣開展的，問學生是否知道自己是如何誕生的？引導學生認識到自己是母體內一受精卵發育而來的，而受精卵是和卵細胞經受精作用的結果，然后播放一段受精的視頻，該視頻講述了幾億大軍，是如何歷經層層障礙，激烈競爭，最后只有一個與卵細胞成功結合的過程。學生看完視頻后，都感慨萬千，有的感慨旅程艱辛，有的感慨生命來之不易，接著我又播放了一段人類胚胎發育到母親分娩過程的視頻，看完視頻后學生很感慨母親十月懷胎的辛苦。接著我追問學生：“試想一下，你從一個受精卵發育成現在的個體，你們的父母究竟付出了多少心血？每個人是不是都要感謝父母呢？”同學們感人肺腑，頻頻點頭。如此讓學生有豐富的情感體驗，在心靈上有震撼、有共鳴，學生才能學會感恩。
三、學會與父母溝通
溝通是心與心的交流。“溝”者渠也，“通”者連也，“溝通”本身的意思是借助某種渠道使雙方能夠通連。溝通是雙方的交換交流，單方的只是溝沒有通。有效溝通指有效地表達自己的信息，而對方的回應是我所祈望的。學生與家長在溝通上存在很大問題，輕的會產生不快心情，嚴重的導致離家出走，造成悲劇。關于學生與父母的溝通，據調查：有40.45%的家庭出現溝通障礙。學校是教書育人的地方，生物教師能為此做些什么呢？思來想去覺得應該利用生物學科的特點教給學生與父母溝通的方法，學會與父母溝通。我在“基因在親子代間的傳遞”這節這樣設計的，展示班上某位學生的一家三口的照片引起學生饒有興趣地觀察。接著提問：在這張照片中，①你看到了哪些性狀？②性狀是由什么控制的？學生會回答遺傳與變異的知識，如學生發現該生的某一性狀和父母一方相似，我借機對學生說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與父母是一體的，平時應該經常和父母談談心，把自己的想法、做法告訴父母。溝通時注意自己的身份、態度、表情、口氣等，一般來說，經過指導，學生都能嘗到不同的成功喜悅。
四、總結
良好的親子關系有利于孩子智力和人格健全發展，有助于學生個性和諧發展，有益于促進孩子生理和心理健康發展。通過生物教師的微薄之力幫助學生與父母建立良好的親子關系，使學生在融洽家庭氣氛中健康成長。
作者：朱娟 單位：揚中市同德中學
參考文獻：
【關鍵詞】財政教育資金結構優化經濟轉軌轉移支付
教育對經濟增長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這已為世界各國社會經濟所公認。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我國教育財政投入還比較低,這一點不僅對社會經濟發展造成了較大的負面影響,而且也已引起理論界的關注與反響。
1我國財政教育資金投入問題研究綜述
1.1我國財政教育資金在投入總量與結構上存在的問題
相關研究者認為,現階段我國財政教育資金在投入總量與結構上存在的問題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財政教育投入雖然有了明顯增加,但投入總量仍然不足。
其次,我國目前的財政教育投資在結構上仍然存在不少問題
一是表現在基礎義務教育方面,政府財政投入比重過低,影響了基礎義務教育的健康發展。二是表現在高等教育方面,企業和社會團體投資比例過低,來自個人的家庭投資比例過高,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健康發展。三是表現在對教育領域人員經費和公用經費的投入比例方面,我國對教育領域的公用經費投入的比例偏低,不利于提高我國教育質量。最后,現行的財政教育投入分配機制不盡合理。從國際上看,中央和地方對教育的財政投資分擔比例一般為60:40;而我國中央與地方政府對教育的財政投資分擔比例平均為37:63。特別是在社會受益最明顯的小學義務教育投入方面,80%以上的財政投入是由地方財政,中央對小學義務教育投入的比例不足20%。這種政府間的財力與教育支出責任的非對稱性,必然會由于縣鄉財政困難而影響政府對基礎義務教育的財政收入。
1.2我國財政教育資金在支出結構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
首先,我國財政教育資金在義務教育支出結構方面存在不少問題
這方面的問題突出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義務教育重要的戰略地位同小份額的資源配給的矛盾日益凸現,分配失衡成為主要矛盾。二是地區及城鄉義務教育差距不斷加大——第一,沿海發達地區同中西部不發達地區之間差異明顯。第二,城鄉之間義務教育的投入存在明顯差距。三是農民義務教育負擔重。
其次,我國財政教育資金在高等教育支出結構方面也存在不少問題
突出表現在:一是財政壓力巨大,高等教育經費不足。目前中國的高等教育經費嚴重不足,這主要源于中國總教育經費的嚴重不足。在中國高等教育規模不斷增長的情況下,教育經費不足以至影響高等教育事業發展的問題日顯突出。從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中國每年教育經費占當年GNP的比例,各年都在2%左右,總是占世界各國的倒數第十幾位。世界上發達國家的教育經費一般占GNP的5-7%,而與中國經濟水平相當的發展中國家,教育經費一般占GNP的4%左右。如要按人均教育經費算,中國更少得可憐。具體到高等教育經費,約占教育總財政投入的20%左右。因此中國高等教育財政性經費在國家總教育經費不足以及高等教育經費占總教育經費比例不高的雙重作用下顯得捉襟見肘。二是高等教育經費的主渠道薄弱、結構不合理。三是財政性教育經費事權、財權不統一。中國財政性教育經費的預算管理,長期處于事權和財權分離的狀態,教育經費的預算未能單獨立項。造成一系列問題:一是教育經費預算數量相對彈性較大,缺乏透明度。二是教育發展和政府對教育的撥款脫節。三是教育部門無權行使有效的宏觀管理權與調控權,造成教育資源浪費。四是對多元化籌措教育資金的政策扶持力度不夠。
2轉型期優化教育資源配置的策略
基于上述各方面的研究情況并考慮到現階段我國教育事業發展的實際,為實現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采取如下幾方面的策略應是有著相當重要的理論意義與實踐價值的。
2.1繼續加大政府對教育的投入,加大對基礎教育的投資傾斜,加大對西部地區、農村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
要解決教育資源總量的短缺,首先要從量上加大投入。教育是準公共物品,由國家來承擔主要投資責任是理所當然的。長期以來,政府對教育的投入太少,該承諾增加的教育投入一直沒有完全兌現,歷史欠債太多,造成轉型期教育資源的短缺。不管是從戰略高度來考慮,還是參照國外發達和不發達國家對教育的支持程度其次,要加大對基礎教育投資的傾斜力度。一方面,國家對高等教育的資金投入一直較多,而且高等教育比基礎教育更容易融資;另一方面,基礎教育是我國教育事業的基石,基礎教育的良性發展是我國教育可持續性發展的重要保證,基礎教育更需要國家和政府強有力的全方位的支持。再次,要加大對西部地區和農村地區的財政轉移力度。地區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造成教育巨大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縮小教育的不均衡,從中央政府來看,加大財政轉移力度是見效最快的舉措。特別是對義務教育,不僅要徹底改造好學校辦學條件,確保教師的工資福利,有針對性地對教師進行培訓、進修,提高教師綜合素質,而且,還要減輕、減免學生的雜費,讓他們能享受國民最基本的教育權利。從目前中央政府的財力上看,完全有能力解決。不是“能為不能為”的問題,而是“愿為不愿為”的問題。
2.2要解放思想,積極扶植和培育教育市場的形成
在肯定國家、政府是教育投資主體地位的同時,必須廣開思路、大膽創新、積極探討教育市場的可能空間和限度。單靠國家加大對教育投入來解決教育的供需矛盾、教育發展不均衡等問題是不現實的。即使我們可以充分發揮計劃配置各種優勢,避免出現計劃失靈,解決了教育均衡和教育供給短缺等問題,但那樣的均衡、公平只能是低層次、低水準的,其供需的平衡也是以壓抑需求方法達到的,并不能真正滿足社會個體多元化的教育需求的。因此,在轉型期,要實現教育資源配置的優化,政府應該擔當起“有為”和“無為”雙重角色。凡是有可能通過市場化解決的,政府必須大膽放手,盡可能創造有利于市場機制發揮的各種條件;凡是無法通過市場化、社會不愿投資的地方,政府就要堅決接手,彌補市場失靈帶來的不足。通過市場調節,可吸引社會大量資源投入教育,快速增大教育資源總量,政府則有更充裕的財力投入到教育發展最需要最緊缺的地方,使計劃調節更加有效。轉型期,政府在扶植培育教育市場方面,應著重處理好以下幾個方面:要建立和健全適應教育市場的各種規則和秩序;繼續深化人事制度改革,打破目前“雙軌”聘任制,鼓勵人才充分流動,同時,建立教職工社會保障體系;鼓勵學校辦學主體多元化,投資主體多元化,積極拓寬教育融資的渠道;積極扶植非義務教育階段民辦學校的發展,并在政策、財力上給予一定的支持,使其享受與公辦學校相一致的待遇;要加快學校產權制度的改革,明晰學校的產權界定,使學校成為市場主體;要進一步實現教育收費自主性,充分發揮價格機制的作用;要大力發展教育市場的中間組織機構。
3轉型期優化教育資源配置的實證分析:以高等教育事業發展為例
資源配置是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一個核心問題。作為一類十分緊缺的高等教育資源,對其實行優化配置是高等教育事業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核心問題。
我國高等學校的經費投入,可概括為“一主三輔”機制,即以政府財政撥款為主,學生繳費、學校創收、社會資助三個方面為輔的特征。在政府投入方面。國家對高等教育的投入逐年增加,且投入增加力度強于對普通中學的投入。以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增長為例:1998年全國高校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為6775.19元,2000年為9201.24元,增長率為6.29%,高于普通初中(4.75%)和普通高中(1.6%)的增長率,然而,迅速發展的高等教育事業也給國家財政帶來較大的負擔。國家對高教的投入遠遠滿足不了發展的需求。1995年高教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2.41%,1996年為2.46%,1997年為2.49%,1998年達2.55%,但仍低于世界5.2%的平均水平,也低于發展中國家4%的平均水平。投入不足是高校面臨的普遍性問題。全國2000所高校,財政投入每年只有440億元,平均每校2200萬元經費。1990年代以來,高校經費有一定的增長,但被招生規模的持續擴展,物價的持續上漲所抵消,生均經費仍只相當于1980年代的水平。在學生繳費方面,解放后的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中,我國高等教育實行免費政策。1989年全日制普通高校實行交費上學制度以來,本科生繳納學費的全國平均水平已從最初的100～300元/年提高到2004年的3000～5000元/年,上漲幅度很快(2000年的收費標準比1994年上漲了4—6倍)。這一標準占普通高校生均培養成本的(不含基建費用)不足30%,如果按全部成本計算,則比例更低。研究生教育的收費問題至今尚未解決。顯然,我國高等教育成本中由個人分擔的比重偏低,即收費標準偏低。但是,由于參照國際上許多國家高等教育的學費占全部教育成本的25%左右的標準,同時考慮到學生生活成本占家庭收入比重、學費占GDP的比例、居民人均儲蓄、居民人均總收入及其增長速度與收費標準增長之比等經濟指標,可以發現,目前我國高等教育的學雜費水平,已經達到一般居民個人及家庭承受能力的較高值,在此基礎上如果要在短期內進一步大幅度提高學費,將是非常困難的。在學校創收方面,主要形式包括:校辦產業、為社會提供教育服務、為社會提供技術和管理等方面的咨詢服務等,不同類型高校的創收渠道存在差別。在社會資助方面,這從總體上來看,我國企業投資教育、社會捐贈教育的熱情并不高,與發達國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目前階段只能作為學校發展所需經費的輔助來源。
國家對高等教育的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是現階段高等教育資源的主要來源,支撐著龐大高教系統的運行。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加大了對高校的投入,使高等教育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沒有國家的資源投入就沒有中國高等教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但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國家對高等教育要求的提高,以及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發展,在計劃經濟體制時代形成的教育資源分配和使用原則已越來越多地暴露出弊端,不同程度地影響了高教改革的深入發展,制約了高校教師和教育工作者積極性、創造性的發揮。
首先,教育資源的配置應切實體現以效益為主的原則。國家對高等學校的經費撥款有多項,但比例最大的是對學校經常性費用的撥款(俗稱“維持費”)。這項撥款主要是根據在校生和教職工人數,而忽視學校的教育質量高低和整體辦學效益的好壞。學校大、人數多就可以爭取到較多的撥款,也有理由申請更多的基建費用。所以,有的學校不顧自己的師資和設施條件以及社會的真實需求,盲目設置專業和擴大招生,導致專業重復設置、學校不適當的“升格”,甚至爭先恐后地設立新的高等院校。這樣做,帶來的是教育投資分散、教學質量低、規模效益差等不良后果,為優化高教結構造成新的困難。僅以規模大小和師生的多少配置教育資源,看似“公平”,實際上是以犧牲效益為前提。所以,教育資源的配置應切實體現以效益為主的原則。
其次,應該重視教育資源的靜態價值,更應重視資源的動態效果。目前,教育行政部門在配置觀念上的主要問題,是就資源本身的價值與需求相比較,決定把資源配備給哪個學校。一旦分配下去,資源就落戶在一家、“靜止”在一家,很少考慮怎樣使資源在一定的時空范圍內為更多的需求者服務。盡管都說高校的資源可以共享,但因為人、財、物一旦分配給誰也就歸誰所有,法規上或制度上并沒有保證他人的使用權利。在資源的占有和使用上,應該是以能“為我所用”而感到滿足,不以“為我所有”為目的。目前,我國高校的資源在總體上講相當緊張,但是在不同的高校中,資源狀況具有較大的差異從而出現某些大學的某些方面資源短缺,在另外方面卻有剩余。如果在分配上沖破“靜止價值”觀念,著眼于資源的“動態效果”,對大型教學科研儀器的購置或需要大筆投資建立的設施,不僅僅是從一個學校考慮,而是從一個區域或幾所學校的共同需求來考慮,資源的利用率就會高得多。
最后,應堅持形成多渠道籌資的合理格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等教育投資體制進行了比較成功的變革,集中表現在改變由政府作為單一投資主體的體制,試圖形成由國家、社會、企業和個人共同承擔教育培養經費的多渠道投資體制。這一改革方向正確,也已經取得相當成效。1999-2001年間,我國高校在擴大招生的同時,也同時推進了成本分擔機制的建立。如政府撥款從1998年的342.6億元增加到2001年的613.3億元,增幅達近80%;但政府高等教育撥款占普通高校總收入的比例卻從62.9%下降至52.6%。而與此同時,學校自籌收入增幅強勁,從1998年的202.2億元增加到2001年的553.3億元,增長了1.7倍;占普通高校總投入比例也相應地從39.1%躍升至47.4%,成為高等教育經費來源的半壁江山。通過各種渠道籌措足夠的經費一直是高等教育界長期探索的難題。盡管多渠道的高等教育資源投入格局已經基本形成,但是,離形成理想格局差距仍然很大。從政府投入角度看,盡管政府投入占高校經費總額的比例不算低,但是,如果從政府對教育的投入占GDP的比例看,我國仍然處于世界的較低水準。這一現象至少說明了兩點:一是我國高等教育的投入總量還比較低;二是從結構看,除了政府的投入不足外,個人的分擔機制也未健全,而社會分擔的部分最為欠缺。這也說明,進一步完善多渠道籌措高等教育經費的格局,除了政府要增加投入外,還要完善個人的分擔機制,而重點是要形成社會對高等教育的投入機制。當前,為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奮斗目標,原有學校的辦學規模要擴大,人員要增加,設備要更新,專業要調整,這種高等教育的超常規發展,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激活高等教育投入機制,保證高等教育發展所需的經費來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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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鄉教育資源優化配置
教育資源配置實際上也就是把整個教育資源視為一種稀缺資源，既然教育資源也是稀缺，那么人們就必須做出選擇，也就是如何更好地利用已經既定的教育資源去發展教育事業，提供教育服務產品，更好地滿足人們對教育的需求。同樣這種選擇也就包括三方面的內容，即“生產什么樣的教育產品”、“如何生產這些教育產品”、“為誰生產教育產品”。第一個問題可以理解為生產什么樣的教育產品，各生產多少是合理的，也就是社會應該提供什么類型的教育產品、各提供多少才能更好的滿足教育需求？第二個問題也就是用什么方法來生產市場需要的教育產品，實際就是如何對資本、勞動、土地、企業家才能等各種生產要素進行組合，這幾種生產要素如何合理投入？第三個問題就是生產出來的教育產品如何分配，按照什么原則分配給社會成員？正確理解經濟學意義上的資源配置內涵，是進行城鄉教育資源優化配置分析的基礎。
一、城鄉教育資源配置現狀
分析城鄉教育資源配置現狀，實際上就是要分析為什么要進行城鄉教育資源優化配置？這個問題的根源在于教育資源如同其他經濟資源一樣也是稀缺資源，所以必須對稀缺的教育資源進行選擇。目前城鄉教育資源配置現狀可以從總量和結構兩個方面進行分析，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城鄉教育資源總量短缺、結構失衡。
第一，城鄉教育資源配置總量短缺。可以說教育投資短缺是個全球性問題，但在中國由于人口眾多，“窮國辦大教育”的事實使教育投資短缺問題更為突出。可以從兩個方面論證這個觀點：首先，可以從公共教育經費總量得到說明，據楊東平的研究，近些年我國年度公共教育經費一直維持在170億美元左右，約占世界公共教育經費總數的1.5％，而這1.5％比例的公共教育經費，卻用于培養占世界20％的教育人口，即大約2.4億全日制在校學生的教育。因此從世界角度來看，我們不可以不說我國是在以極不對稱的經費維持著眾多的教育人口。其次，可以從公共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得到說明，這一指標更能反映出一個國家教育經費投入的整體水平。1993年制定的《中國教育發展和改革綱要》提出：“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本世紀末達到4％”，而實際情況是，據楊明研究，1992年發達國家除日本和西班牙外，公共教育經費占GNP的比例都在5％以上，其中挪威等均在7％以上，發展中國家平均為4.2％，最不發達國家平均為2.8％。而我國公共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比例為2.0％。另外根據中國教育與人力資源問題報告課題組的研究，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1991年為2.86％，此后持續下降，最低為1995年的2.41％，2002年回升到3.32％以后，又開始下滑，2004年下滑到2.79％(2004年國內生產總值調高了2.3萬億元）。教育資源配置總量嚴重短缺是當前城鄉教育發展的一個關鍵性的制約因素，現在我們出發點就是在這樣的資源配置總量短缺背景下來考慮城鄉教育資源的協調與優化。
第二，城鄉教育資源配置結構失衡。這里講的結構是指城鎮與農村二元體系結構，城鄉教育資源配置結構失衡表現為重城市、輕農村的城鄉分治模式。重城市、輕農村的城鄉差異具體反應在城鄉教育經費差距、城鄉師資力量差異、城鄉升學率差異、城鄉輟學率差異、城鄉教學儀器設備條件差異、城鄉開課率差異等諸多方面。根據袁振國的研究，2001年生均教育經費的城鄉差異，我國城鎮小學的生均經費平均為1484元，農村為798元，城鎮是農村的1.86倍。初中的生均教育經費城鎮平均為1955元，農村為1014元，城鎮是農村的1.93倍。還有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城鄉差異、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的城鄉差異，城鎮均為農村的1.6—3.4倍之多。另外結構失衡也表現在初等教育（小學）、中等教育（包括中學、中專、技校、職中）、高等教育（大學）三級體系結構下的失衡，具體表現為這三級教育中重高等教育、輕基礎教育，高等教育主要集中在城市，而基礎教育按人口比例來講大部分在農村，這樣也就間接的造成了城鄉教育資源配置的差異。
二、城鄉教育資源優化配置的途徑
探討城鄉教育資源優化配置途徑的實質，就是在政府與市場對教育資源的配置中找到一種均衡，靠單一的配置模式是行不通的。
世界各國經濟改革的共同屬性，就是強調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但是在教育資源配置方面，尤其是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在現階段我們依然強調政府應該對教育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我國教育、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協調與平衡，尤其是對實現城鄉教育資源優化配置具有重要的作用與意義。
強調政府對教育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就是賦予政府更多的權利支配教育資源，這主要是通過政府的政策、法律、法規、條例等宏觀調控手段來實現的。
明確了政府在優化城鄉教育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以后，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采取具體措施，促進城鄉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
(1)加大農村教育經費投入
在全國有限的教育經費中分配給農村基礎教育的經費比例要進一步加大，加大經費投入是縮小城鄉教育差距、解決城鄉教育資源優化配置的最有效措施。農村教育經費投入不足是制約農村教育發展的根本原因。而農村教育經費投入不足又主要是因為體制上的原因。我國基礎教育實行地方負責、分級管理，而縣、鄉兩級政府公共財政困難，特別是一些貧困山區和貧困縣、鄉財政更是困難重重，卻要承擔基礎教育的籌資重任，縣鄉財政對農村基礎教育的撥款微乎其微。再加上2000年農村稅費改革后，取消了農村教育費附加、教育集資、教育“口子費”（即為彌補農村教育費附加不能滿足教師工資發放而余下的資金缺口，而向農民收取的費用），目前農村學校的經費來源就只有勤工儉學收入，其他渠道很難籌集到資金，這些微薄的經費來源導致每年出現巨大的經費缺口。因此中央財政和省財政應該加大對農村基礎教育的經費投入，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2)加強農村師資力量建設
在改革開放的經濟大潮中，原本師資數量少、學歷低；職稱低的中小學，一部分年輕教師離開了教師工作崗位，下海創業、經商、甚至打工去了，農村基礎教育師資雪上加霜。剩下的教師基本上是年齡偏大的老教師，年齡嚴重老化、知識老化，所以要想盡千方百計加強農村師資力量建設。要從數量、年齡、學歷、職稱等多方面優化農村基礎教育師資隊伍。
(3)改善農村教育辦學條件
農村基礎教育辦學條件落后，設施設備老化，或者干脆就缺少設備，這主要表現在硬件上，比如房屋簡陋、桌椅破爛、音體美等教學設備缺乏、現代化教學設施設備奇缺等等。這都需要政府投入財政經費改善農村基礎教育辦學條件。
(4)實現城鄉教育資源共享
實現城鄉教育資源共享其實是改善辦學條件的手段之一，可以通過大學生教育實習、大學生援教、現代遠程教育、多媒體軟件教學等多種方式，把城市高等教育的優質資源，通過這種手段間接輸送到農村基礎教育中，彌補農村學校資源的不足。
(5)深化城鄉教育體制改革
深化城鄉教育體制改革，首先就是要改革基礎教育由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體制，即改革目前的大學教育中央管、中學教育省市管、小學教育縣鄉管的管理體制。基礎教育，尤其是農村地區的基礎教育，是農業人口脫貧致富的根本保障，涉及到國計民生和國家長遠利益，屬于公共產品。中央政府應加大對農村基礎教育的經費投入，這是解決農村教育存在的一切問題的根本辦法。其次，就是農村學校要從人事方面激勵教師積極性，從招生方面擴大生源，從教學方面改善教學質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