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8 15: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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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的國際商務面對的政治風險已經由戰爭、征收、國有化等傳統型風險，向更為復雜、隱蔽的非傳統型風險演化，其主要表現為由于東道國政策的變化、區域保護、區域內部協調、第三國的干預、民族主義和宗教矛盾、各國內部的利益集團和非政府組織的政治參與等原因引起的風險。這對于國際化起步較晚的我國企業影響較大，需要采取積極措施去面對。
(一)評估政治風險，慎重選擇經營區域
政治風險的評估，就是分析判定有關目標國的總體政治形勢，據此篩選相對適宜的東道國。風險評估主要是從宏觀上對東道國政府的能力、政治風險的類別及穩定程度進行調查分析，以確定風險程度。評估的重點是導致商務環境突然出現變化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因素，即政府對外國公司的政策；以往的政府類型、黨派結構和各政派的政治實力及其政治觀念；政策的歷史走向和政策形成的公共選擇程序；有可能取代現執政者的政治勢力；東道國政府與我國政府關系的親疏程度。我國企業的國際化時間較短，其中大部分是資源型企業，面臨的政治風險更加復雜，需要慎重對待。以石油企業跨國經營為例，按照“風險最小、投資最少、效益最大”的原則，確定我國未來海外油氣勘探開發戰略地區的選擇為：積極進入亞太地區、中亞和俄羅斯石油市場，適當參與南美和非洲市場，密切關注中東地區石油市場的發展變化，伺機進入。
(二)恰當安排股權結構，增強抵抗風險的能力
當前我國企業跨國經營的股權安排主要有：(1)獨資經營。這種方式雖然企業取得了完全控股，但是投資風險大，如果東道國發生民族主義的排外運動，不利于風險分擔。因此，我國企業不宜采取在海外設立全資子公司的方式，甚至不能認為股權比例越高越好，特別是在政治動蕩、民族主義斗爭尖銳的國家。(2)合資方式。與東道國企業合作的合資方式易于為東道國所接受。這樣不僅可以提高投標的中標率，而且可以進一步熟悉當地的政治環境、經濟狀況和文化習俗，更重要的是，不會輕易引起東道國內部政策變動和可能的民族主義等政治風險。與國際大公司合資，可以學習其規避風險的方法和經驗，提高自己的國際影響。(3)無股權但有長期服務合同。這種方式由東道國雇傭我方承包服務項目，并支付服務費或獲得份額資源。它可以發揮中方的技術優勢，提高投資熱情，進而獲得東道國政府和企業的信任，有利于我國企業未來市場的開拓。
(三)購買海外投資保險，轉移政治風險
在具有政治風險的領域中，通過對各種資產進行投保，企業可以將政治風險轉嫁給保險機構，從而可以集中精力管理、經營業務。當前跨國公司母國為了保護本國企業在國外的投資安全，通常依照本國國內法的規定，對本國海外投資者實行一種事后彌補政治風險損失的保險方式。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也已經開設了海外投資政治風險保險業務。企業可以考慮通過投保來轉嫁政治風險可能造成的嚴重損失，轉移投資風險，更大膽地開拓海外市場。
(四)建立溝通協調機制，及時采取應對措施
如果缺乏高效、靈敏的信息溝通和協調機制，企業便無法有效收集處理蘊涵著政治風險的信息。當政治風險發生時，企業會反應遲鈍，不能與東道國及時溝通，從而喪失處理風險的時機。建立信息溝通和協調機制，當政治風險增大時，企業可以及時與東道國溝通，闡明風險將對企業和東道國產生的危害，以獲得諒解和支持，同時將信息反饋給我國政府，爭取通過外交途徑保護我國企業的海外財產。企業還可以借鑒國際大公司合作和溝通的成熟經驗，學習他們處理與東道國關系的方式，預防、規避政治風險。
二、法律風險
法律是東道國和國際社會的游戲規則，企業必須熟練掌握國際貿易、投資法律規則，改善企業的內部微觀法律制度，加強企業法律風險管理，參與國際法律機制，共享利益、共擔風險。
(一)聘請知名律師事務所。處理涉外法律事務
知名律師事務所擁有專攻于某些行業的高級律師，擁有服務重大復雜項目的豐富的業界經驗，以其很強的專業性，而處于某些行業的壟斷地位。它知道客戶需要什么樣的法律服務、如何為客戶提供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還可以運用其強大的客戶或信息資源，為客戶提供“傳遞項目信息”、“協調斡旋”、“提供商機”等附加增值服務。
知名律師事務所一般在世界各地設有分所或分支機構，擁有世界性的法律資源。如果需要處理跨地區、跨國家的法律事務，它們也可以充分、合理地調配和組織其國際性法律資源，為客戶提供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他們熟悉東道國的法律，可以直接處理法律事務，與東道國政府和法律界關系良好，具有很多便利條件。即使在東道國沒有法律從業資質或無法執業，它們也可以通過中介機構間接為客戶提供法律服務。
知名律師事務所一般重視法律理論研究，對行業項目模式創新、東道國法律、政策等都具有一定的理論影響力。他們注重收集、整理和研究各國法律法規，擁有強大的法律數據庫系統，也經常發表學術論文、研究報告等，對行業項目模式、東道國法律法規、政策等進行評價、提出建議，對促進立法具有一定的意義。
(二)遵守制度，嚴格控制合同流程
所有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件，首先要進行資信審查。承辦單位應審查對方當事人的主體資格、資信情況、相應資質證明、資金狀況、生產經營實力、技術條件、債權債務情況和商業信譽等，必要時可提請相關部門予以協助。談判前承辦部門必須進行技術、商務審查和法律審查。審查定稿后，承辦部門應在簽署前，辦理內部會簽手續，除公司董事長、總經理親自簽署外，公司其他人員對外簽署合同必須獲得董事長或總經理的書面授權。合同履行結算時，合同承辦單位應按規定辦理內部會簽手續。未經會簽的合同，不能辦理結算與支付。在合同履行期間，需要變更、轉讓或解除合同時，應當按照原合同訂立程序重新和對方達成一致協議，并履行相應審查和報批程序后，以書面形式確定。凡以公司或境外分(子)公司名義簽署的項目合同及非項目合同，已經履行完畢或者提前解除或終止，應辦理關閉手續，表明權利義務已履行完畢，無任何遺留問題。合同爭議發生后，合同履行部門或單位應及時向公司申報。
(三)選擇仲裁機構，一般協商爭議解決
在涉外的合同中，一般都有爭議解決條款。合作各方都會認真選擇爭議解決機構。國內公司和其合作伙伴通常都在其爭議解決條款中選擇國際知名仲裁機構作為爭議解決機構。這主要是因為：國內的司法機構或仲裁機構人員，一般對涉外商務問題、行業法律問題不很熟悉，無法合理、妥善解決海外貿易投資法律糾紛。而國際知名仲裁機構具有處理重大復雜項目法律糾紛和爭議的能力，且具有豐富的經驗。相對于國際訴訟而言，國際仲裁無論是在時間效率、成本、公平性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優勢。
大部分爭議、糾紛都會通過協商解決，雙方一般不愿進行訴訟。因為，在國際經濟貿易投資領域，合作各方一方面不愿意因為爭議而損害各自的商業形象和利益，另一方面也不大信任爭議解決機構的能力和效率，加上爭議解決成本等的原因，所以都樂于通過協商解決其爭議和糾紛。特別是對于那些在項目東道國發生的小型訴訟，為避免不必要的損失和麻煩，一般都自行協商解決。
三、治理結構風險
組織模式和治理結構的規范化、制度化、科學化是企業市場競爭力的內部保障。對企業來說，并不存在統一的或最好的組織結構。考察國際公司的組織架構和治理管理模式，一般存在以下一些共性，我們需要學習和借鑒。
(一)實行股份制，機構權貴明確
股份公司治理結構，一方面可以開辟多種融資渠道，大量籌集資金；另一方面，通過互相參股、環形持股的方式來轉移和降低投資風險。埃克森公司、殼牌公司、英國石油公司等都是跨國經營的股份公司。在公司治理上，股東大會權力層、監事會決策層、經理人員執行層，各自的權利、責任和利益明確，相互制衡，保證公司制度的有效運行。內部職能部門、子公司和分公司的設置一般都采取分部制。
(二)建立責任制，規范內部管控
大型企業的內部控制一般以責任制為中心，各管理層次分責分權、責權明確。總部職能主要集中在戰略與風險評價、財務及內部控制、人力資源與組織、法律事務等關鍵職能領域，基本沒有具體的業務管理部門。子公司為業務經營管理公司，按總部規定負責歸口管理某種類別業務，是利潤責任中心。孫公司為經營性子公司，負責在某個國家或特定地區從事某種業務經營活動的公司，是子公司的分利潤中心。作業區為直接從事生產作業的基層單位，沒有法人地位，其中心任務是用一定的成本去完成具體的任務，是成本控制中心。
(三)實行專業化經營，調動積極性
各大公司為適應業務面的擴大化和復雜化，普遍將原來按地區劃分的各分(子)公司改組成按專業劃分，使分(子)公司成為擁有較大獨立權力，在經濟上又能單獨核算的經營單位。減少管理層次和實行多事業部制，增加業務分部或分公司是國際大公司組織結構改革與調整的主要方向。
(四)籌劃稅收銜接產業，增加利潤
國有企業在決策海外公司的組織結構和布局時，一定要把取得最為有利的稅賦環境考慮進去。把稅收籌劃作為設計公司組織機構和布局的一個要素，可以減少企業負擔，直接增加利潤。必須注意的是機構設置以效益為唯一標準，不存在固定不變的組織模式，而要隨著東道國稅務制度的改變不斷進行調整和變革。此外，堅持和促進上下游一體化協調發展。以國有石油公司為例，多數石油公司以石油天然氣勘探開發為主，兼營原油運輸、煉制、化工、電子、煤炭、冶金等相關產業，要挖掘產業鏈之間的合作潛力，實現整體資源優化配置。
(五)外部科層化，增強外部控制力
企業除了通過股權關系控制自己公司系統的企業之外，還要注重通過正式或非正式合同控制巨大的“合同性資產”，使公司成為各種非股權關系的網絡中心。通過這些網絡，公司建立起一個無形的“外部科層組織”。在某程度上，企業的“外部科層組織”已經具有了協調緊密、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功能，它與通過股權關系所建立的科層組織功能相近，公司雖然不擁有該類企業的所有權，但同樣能控制其行為，讓它們為自己的戰略目標服務，成為公司價值鏈的一部分。
四、經營風險
跨國經營通常應以產品出口為先導，取得經驗，了解市場，有了品牌知名度，熟悉經營環境后，再循序漸進，逐步開展合資、合作乃至獨資、戰略聯盟、跨國并購等方式。
(一)利用多種渠道，實行品牌戰略
企業應具有強烈的品牌意識，積極開展品牌國際活動促銷活動，實施品牌先行。企業可以利用國際上的一些比賽，做產品的廣告，讓觀眾在潛移默化中接受自己的產品，樹立自己的品牌；還可以利用政府外援的途徑，先向我國政府援助的國家無償提供設備，然后逐漸打開該國市場。如深圳華為集團的通訊產品就是通過這一途徑打入了南非市場。在國內市場有很高的知名度，資金雄厚，有國際經驗的企業，可以通過到海外投資建廠，以自己的品牌來擴大產品的海外市場份額，如海爾集團等。
(二)根據情況，選擇合適的經營主體
首先是合資經營，同東道國舉辦合資合營企業，比較容易獲得當地的財力、物力、人力支持。東道國企業熟悉當地資源、市場條件、政府政策法律，有利于減少我方經營的風險。其次是非股權安排。企業通過特許權協議、經營合同、銷售合同、提供管理性勞務等參與東道國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這種方式，往往受到東道國的歡迎，有利于企業打入市場。再次是建立獨資企業。獨資的好處是有經營自，可與母公司保持密切聯系，有利于控制自己的技術和工藝，減少或避免因合作經營而產生的矛盾和沖突。但它對管理的要求較高，風險較大，應慎重選擇。
(三)實施戰略聯盟，降低經營成本
戰略聯盟一般以契約協議的方式實現，常見的類型有研究開發戰略聯盟、生產制造聯盟、聯合銷售戰略聯盟、合資企業戰略聯盟等。戰略聯盟的好處在于降低成本、減少競爭、分散風險、適應性強等。戰略聯盟比母子公司的關系要松散靈活，在聯合的多個公司之間進行的交易，既有內部貿易的性質，又有外部貿易的特征，兼內外兩家之長，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四)收購兼并外企，搭建銷售平臺
收購或兼并國外企業，利用自己的資金優勢和國外公司發達的營銷網絡，實行跨國經營，可以將自己的產品盡快地推向國際市場。如浙江的萬向集團，已收購兼并了16家國外企業，并涉足國外金融保險業，其產品已打入歐美和非洲市場。
(五)培養國際人才，應對復雜形勢
企業海外投資不僅需要水平過硬的技術人才，更要有復合型具備國際經營資質的管理人員。我國企業今后海外投資的重點是中東、中亞、北非、俄羅斯以及南美等地區，這些地區文化組成紛呈，民族、種族矛盾復雜，歷史風俗差別顯著，政治環境多變，對企業投資形成了挑戰。因此，應該加強對企業管理人員知識結構和人才隊伍的完善，形成一支精通外語、外貿，熟悉國際投資規則，能夠識別和評估風險并通過合適的方式化解或減少風險的國際化隊伍。
五、本土化風險
“思考全球化，行動本土化”是企業在海外投資經營的重要理念，也是很多著名跨國公司的成功之道。本土化經營是企業解決不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矛盾與沖突的最佳方式。我國企業本土化策略應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研發本土化，生產適用產品
世界各國風俗文化多樣，生活消費習慣各不相同，只有投其所好生產出適用產品，滿足消費者的差異化需求，才可能在東道國占據一席之地。而只有立足東道國市場，及時了解消費者的消費動態，才能不斷研發出新的適應性產品，持續提升東道國消費者對公司及其品牌的忠誠度。因此，企業可以通過在當地設立研發中心，及時了解最新的科研信息和技術發展動態，增加公司產品的技術含量，提高產品研發的本土化程度，制造出適合當地消費者消費習慣的適路產品。
(二)生產銷售本土化，增加企業利潤
在東道國投資建廠乃至設立生產制造中心，就地采購原材料，就地生產，就地銷售，一是能夠大幅度降低運輸、人力等生產經營成本；二是可以有效地避開東道國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三是可以極大地減少國際市場波動的影響；四是可以充分利用東道國自然資源豐富或生產要素成本低等區位優勢；五是可以獲得東道國稅收、融資、土地使用等相關優惠政策的支持。在東道國尋求熟悉當地市場的銷售，或者與跨國公司合作，利用他們成熟的營銷網絡，對于國外銷售渠道不太健全的企業而言，將產品方便、快捷、及時送到消費者手中，不失為一條低成本、高效率的進軍東道國的捷徑。
(三)人才本土化，發掘人際潛力
與企業自派人員相比，東道國人才具有熟悉當地生產經營環境、了解消費者需求、善于與當地政府及相關部門打交道等優勢。實施人才本土化戰略，大膽聘用熟悉當地政治、經濟、文化、法律、風土人情的適用人才，一方面能使企業的各項生產經營活動更好地符合東道國企業行為規范，更快地拓展東道國目標市場，另一方面也能減少東道國政府和民眾對企業的防范抵觸情緒，極大地增強當地消費者對企業的認同度。
(四)公共關系本土化，創造融洽氛圍
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與東道國政府、銀行、工商、稅務、消費者、原料供應商等息息相關，在當地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搭建本土化的公共關系，對立足長遠的企業而言不可或缺。因此，中國企業跨國經營時，一是要加強與東道國各級政府和工會等民間組織的對話和溝通，或者尋找企業代言人以獲取當地政府和工會組織的大力支持；二是要入鄉隨俗，在遵守東道國法律法規的同時，注意尊重當地關于營業時間、人員雇傭、薪酬福利等規定，盡量使自己的生產經營活動符合當地的風俗習慣；三是要力所能及地參與東道國的公益事業，努力爭取東道國公眾的好感和信任。
六、文化沖突風險
來自不同文化的管理者和員工共同合作經營，會帶來多元文化沖突，給企業正常經營帶來影響。能否克服文化沖突，是企業跨國經營中所面臨的挑戰和難題之一。
(一)寬容多元.建立跨文化溝通機制
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價值觀，人們總是對自己國家的文化充滿自豪，大多數人總是有意、無意地把自己的文化視為正統，而把外國人的言行舉止看作稀奇古怪。而事實上，這些看似古怪的言行舉止、價值觀念對該國人來說是再自然不過了。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或群體之間建立多層次、制度化、正式及非正式溝通形式，讓他們表達思想、傳遞信息、交流感情，確保信息暢通，可以增進彼此的尊重和理解，產生信任，并最終形成文化整合和創新。跨國企業應在溝通交流的基礎上，找到不同文化的優勢，在企業內部建立起統一的價值觀，增強員工的凝聚力、向心力。
(二)整合創新，創建新型文化
通常，解決跨文化沖突有三種方案：一是凌駕式。其特點是組織中一種文化凌駕于其他文化之上，組織決策和行為均受這種文化支配。這種方式可在強弱文化對比懸殊，弱勢公司能對強勢公司的文化完全接受的情況下采用。這種方式的優點是，能在短期內形成“統一”的組織文化；缺點是不易博采眾長，因其他文化受到壓抑而使其成員產生反感，最終加劇沖突。二是共存式。企業內母國文化與東道國文化共存，可保留雙方各自的文化，追求和諧與穩定。但這種和諧與穩定的背后往往潛伏著危機，只有當彼此之間文化差異縮小時，才能采用此方法。三是融合創新式。雙方文化應進行有效的整合，通過各種渠道促進不同的文化相互了解、適應和融合，原有各方的企業文化既失去了自身一些特質，又從異質文化中吸收了一些新的特質，從而形成一種新的企業文化。在當地文化基礎之上構建一種新型的公司文化，既保留著母國文化，又與當地文化環境相適應，是兩種文化的有機結合。
(三)多種渠道培訓跨文化人才
首先是日常培訓。企業既可以通過企業的網站、培訓班進行跨文化培訓，也可以聘用文化顧問來指導員工；有些企業運用“文化翻譯”，幫助解釋各方行為的含義；也可以選擇采用全職培訓專家解決不同國籍員工之間的文化闡釋問題。
其次是通過商務實踐對員工的培養。企業可以利用與外籍同事、供應商、客戶的日常接觸，培養員工跨文化能力。電話、電子郵件、傳真、電視會議或面談都是進行溝通的途徑；在項目合作中，學習外籍人士解決分歧和克服誤解的方法。
再次，可以通過聘用來自多樣文化背景的員工或具備廣泛國際經歷的人員，直接參與公司的海外業務的管理。
(四)借助第三方文化，進行跨文化管理
企業在進行全球化經營時，如果無法在短時間內適應由“文化差異”而形成的經營環境，可借助比較中性的、與母國的文化已達成一定程度共識的第三方文化，對設在東道國的子公司進行控制管理。用這種策略可以避免文化的直接沖突，避免資金和時間的無謂浪費，使子公司在東道國的經營活動可以迅速、有效地開展。
七、社會責任風險
企業除了對股東負責，創造財富之外，還應對社會負責，包括遵守商業道德、保護勞工權利、保護環境、保護弱勢群體等等。企業的社會責任及其標準日益得到全球范圍的支持，經營者應當高度重視。
(一)樹立社會責任觀，把握責任新趨勢
企業社會責任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是社會良知對資本權力的制約，其宗旨是保護弱勢的勞動者的權益不受侵犯，保護人類生存環境。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說明，關注企業的社會責任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標志。跨國經營企業應積極推行社會責任標準，勇于承擔社會責任，適應企業社會責任全球化需要。
應承擔社會責任的標準不僅取決于一國經濟發展水平，還包括社會制度、法律環境、價值觀念和技術水平等諸多因素。因此，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對社會責任的觀念有所不同。企業應利用各種機會加強與東道國政府、民間組織、合作伙伴的交流與溝通，宣傳自己在本國經濟條件下為承擔社會責任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績，宣傳企業責任立場和觀念，爭取他們的理解和支持。與時同時，企業要密切關注國際上環境標準，勞工標準等的社會責任問題的最新動態，收集主要目標市場國家關于社會責任的新法規、新標準，為企業提供信息服務，以便企業及時采取應對措施。
(二)轉變發展模式，注重社會效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企業基本上擺脫了沉重的社會負擔，把資本的保值和增值作為自己的主要目標，但過猶不及的是企業片面追求經濟效益，強調企業利潤的積累，而忽視員工權益維護和環境的保護，產生了社會責任的缺失。事實上，當今企業的競爭已經從商品競爭、環境競爭向道德競爭過渡，加之發達國家民眾消費意識的成熟，在國際貿易中，非倫理化的產品在國際市場越來越受到排斥。實際也證明把利潤最大化作為企業發展的惟一目標，是造成企業過早夭折的重要根源。因此，企業應當實行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并重的經營理念，為經濟、社會和環境協調發展做出貢獻。
(三)不歧視，保障勞工權益
員工是企業經營的核心，也是管理理論研究的重點。在歐美國家，越來越多的企業從“人本管理”的理念出發，給予員工人格尊重、擴大員工權利范圍，提高員工的生活質量。一個企業如果想在經營活動中取得成功，就離不開具有創造性的、訓練有素的、富有激情的員工積極合作。因此，企業在跨國聘用員工時，應堅持機會均等的原則，只要達到所規定的工作要求，不會因為人種、信仰、膚色、國籍、民族、年齡、宗教、性別、殘疾等因素受到不合法待遇。同時還要根據員工人的個人能力、業績及公司的贏利情況制定獎勵方案，創造一個積極向上、努力進取、充滿快樂的工作環境，為員工充分發揮自身潛能提供條件。
(四)減少能耗，保護環境
隨著企業的巨型化和國際化，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等全球性問題日益凸顯。這不僅給人類生活帶來了諸多負面影響，而且阻礙了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從長遠利益出發，歐美發達國家的絕大部分企業開始轉變經營觀念，主動采取措施，以最大限度地控制乃至消除生產活動中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因此，企業應堅持“為環境而設計”的理念，在產品設計開發，原材料采購、生產運營，到貨后服務、廢品回收的每一個環節都充分考慮環保因素，從而使產品實現最高的環保效率，材料和能源消耗保持在最低水平。
【關鍵詞】海外投資風險防范
海外投資當然有許多成功的事例,然而正如上面的數據顯示,在降低成本、追求利潤和布局網點的過程中,由于中國企業對海外投資的投資環境和法律風險沒有充足的認識,而存在諸多風險,企業損失慘重。
一、海外投資的主要風險
1.政治風險
在資源豐富的非洲和拉美等國家,政局往往很不穩定。在政權更迭之后,對外資政策也會相應發生重大變化,特別是一些激進的民族主義者掌握政權之后,他們往往對于外國投資者采取敵視政策。撕毀前任政府的正式承諾甚至書面合同,通過強制性方式剝奪外國投資者的權益的現象經常發生,令外國投資者損失慘重。也有一些國家政府的外資政策朝令夕改,令外國投資者投訴無門。
2.投資決策風險
決策的正確與否往往決定企業的目標能否實現。境外企業是在不同的國家和社會環境下活動,必須充分了解東道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習俗等各方面的情況,才能在此基礎上做出正確的投資決策。
3.海外融資風險
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普遍存在資金短缺問題,原因如下:一是金融障礙,即中國銀行提供的跨國服務基本上局限于傳統的常規銀行業務,自身投資參股于工商企業活動的很少。由于受傳統體制的束縛,中國銀行還不能對中國跨國公司的海外融資起到足夠的支持作用。而跨國銀行的海外分支機構一般不愿支持中國海外企業的融資,擔心中國企業規模小、收益低、風險大,會給銀行帶來損失;二是企業對國際融資環境的研究和重視不足,對國際融資環境還不熟悉,利用國際融資的能力不強。
4.政府管理及服務風險
一方面,由于中國對境外投資缺乏統一的導向、協調,各部門各地區之間以及企業之間各自為政,在有關國外一般性商務信息和政策法規的情報搜集和傳遞方面,還未建立一個有效的渠道,因此對外投資隨意性大,造成海外重復投資、惡性競爭,影響中國境外投資的整體效益;另一方面,保護本國企業投資者境外投資利益的制度還很不完善,沒有境外投資法,境外投資保險覆蓋面窄,支持力度小,投資保護協定簽訂工作滯后。
二、海外投資風險的有效防范措施
根據商務部研究所的一項數據表明,中國在海外投資的企業65%是虧損的。吳田平認為,企業到海外投資應當建立在科學的、對目標市場全面分析論證的基礎之上,特別是在選擇合作伙伴和咨詢機構時要保持謹慎。
1.投資前做好可行性研究
細究中國一些企業在海外投資失敗的原因,常常是因為沒有對項目和當地情況進行認真地考察,沒有做出一個符合實際的項目可行性研究,致使項目先天不足。因此,中國企業一方面要舍得付出成本對當地實際情況進行調查研究,爭取拿到各方面的數據,這是做出投資決策的前提;另一方面,要有科學的項目可行性分析程序。做可行性研究要循其規律進行,按照人們對事物的認識過程進行探詢,領導者的主觀臆斷常常是投資失敗的重要原因。
2.強化行業協會和政府的服務功能
行業協會要發揮指導作用。行業協會要教會企業如何規避風險、如何尋找合適的合作方式、如何選擇投資方向、如何避免惡性競爭等。協會應該就企業擬投資國家的基本情況提供咨詢和指導,有條件地,對企業海外投資過程中碰到的問題進行主動協調。
大多數發達國家設立特別金融機構,對本國投資者在海外的投資活動,用貸款或出資的方式加以支持,如美國海外私人投資公司;此外,加強對境外投資的指導和加快相關立法的建設、加強對境外投資的信息服務及對涉外企業的稅收優惠保護等都是政府宏觀服務的體現。
3.了解相關的法律及保險制度
中國企業在海外遇到的法律問題很繁雜。如江蘇昆山一家生產童車、玩具的企業,在進入歐美市場的同時,就申請了專利和商標等知識產權的保護,但東道國市場的其他競爭者仿冒其技術,侵犯了企業的知識產權,由于缺少資金和法律援助,企業一直無力提訟。
投資的組織形式應該屬于投資所在國的管轄范圍,應依照該國關于投資的法律規定辦理。但是,無論在哪個國家投資,從控制法律風險及限制和減少經濟責任看,有限責任公司的法律形式無疑是最佳的方式。另外,海外投資保險制度的建立也有利于眾多海外投資企業分散風險。
4.做好海外投資的結構性安排
如果投資目標國是美國、加拿大、歐盟等發達國家,可以限于股權、債權、服務合同等方面的常規性考慮;如果投資目標是法治欠缺的發展中國家,以股權形式投資會面臨財產被當地合法侵蝕的風險。就投資的行業而言,制造業和服務業的海外擴張,為了保證制造品質量和品牌價值,對海外企業進行內部控制是有必要的;而資源性企業的產出并不是與大眾市場打交道的消費品,持股反而增加企業的海外產權風險,不妨以保證資源供給為首要目標,采取無股權但有長期服務合同的形式。
另外,通過購買跨國公司股份的形式介入海外經營也是值得考慮的。依照公司法律,美國和歐盟對外國投資者的持股基本沒有限制。中國公司可以通過公開購買股份,成為占較大股份的股東,進入董事會參與跨國經營。這樣,外國公司在第三國獲利以后,中國也能夠分得一部分,這比自己去直接投資更安全。
5.加快培育國際化經營人才
海外投資是一項復雜的跨國經營活動,不僅要求經營者通曉國際投資、金融、貿易等必要的專業知識,熟悉國際慣例環境和國際市場,還要求對東道國的歷史、文化背景、政治環境、法律制度、經濟情況有一定的了解,幷具備較強的管理技能。因此,長遠看來,中國要制訂出培養人才戰略,加強培養一批高素質的外向型經濟人才,從而增強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競爭力。
綜上所述,欲進行海外投資的企業應借助各方力量共防風險。這樣才能盡量將風險控制在可以接受的合理水平內,降低因某一筆投資失誤而導致企業承受滅頂之災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
1.投資風險較大
政府財力弱，信用評級低，法律制度不健全，一些國家政局動蕩，項目風險較大。并且中國企業普遍缺乏統籌和指導，部分無序競爭激烈，缺乏清晰的投資策略，對非洲投資風險缺少專業分析和理智認識。[2]
2.技術標準不統一
非洲國家沒有完善的技術規范，對于一些工程項目，當地監理在工程進程中，通常籠統的套用歐洲的現有規范以及以往的經驗，比如加納等國通常套用英國規范，多哥等國套用法國規范。而歐洲規范與中國規范體系不同，很多標準及理念存在差異，一旦在施工過程中產生分歧很難達成統一，導致項目不必要的成本增加（如當地監理由于設計理念不同對設計圖紙提出變更，而變更導致的費用增加業主不愿承擔，以致設計變更無法確定、延誤工期；部分設計為同時滿足中國規范及歐洲規范要求，而提高技術指標，導致成本增加等）。
3.文化差異問題
由于非洲國家工作習慣已經價值觀與中國存在差異，非洲許多國家尤其是北非國家大都信仰很強的宿命論傾向伊斯蘭教，當地工人難以長期為同一項目工作，人員流動率大，這就導致中國企業對當地工人的管理難度增加。另外由于中國公司在非洲項目所雇傭中方員工通常沒有語言基礎，導致中方現場管理人員與當地雇員交流存在一定障礙，該現象在非英語國家尤其明顯。非洲國家處理問題周期往往比較長，如果中方企業沒有考慮相關因素，提前準備，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4.缺乏跨國戰略管理和實務管理的團隊
目前大部分中國企業對非洲的項目采取的管理模式為：國內派遣項目管理團隊負責日常管理工作，具體施工工人從當地招募。這就導致了很多管理方面的問題：首先是國內的管理模式不適合國外實際情況。比如當地工人每日的工作時間有限，不能加班，可能導致合同工期的延誤。其次，領導層的管理能力、應變能力和國際經驗局限，一些基建項目往往涉及拆遷和搬遷等問題，項目出現問題時不能快速妥善解決。最后，海外項目工作人員知識結構差別大，素質偏差就導致了很多問題的發生，比如當地工人偷賣項目物資，施工現場管理混亂等。對本國派出去的業務人員也起不到穩定作用。
二、應對策略
1.國家應健全投資保障體系，降低企業投資風險
我國政府相關部門應當建立非洲各國相對詳細的信息庫，企業在投資前可通過信息庫對投資國家的風險進行評估，[3]使企業能夠正確的選擇投資地域，并且在投資以后與當地的各種政治力量建立良好的關系，在制定周全的風險防范原基礎上，有效的避免各種風險。此外，應出臺相關的法律法規，使一方面規范中國企業對非投資盲目競爭的局面，另一方面也保護企業對非投資的合法利益。
2.加強項目前期工作，避免因標準不統一而導致項目成本增加
為了避免由于是套用不同國家的施工規范而導致施工過程中標準不統一的情況，導致項目不必要的成本增加。在項目啟動前，與當地監理及業主商定統一的技術指標并作為附件技術條款擬定在合同中，在合同中寫明索賠條款并與業主方協商確認，施工過程中發生設計變更時及時對照合同、為索賠提供準確有力的證據。與地政府機構及公司溝通過程中，應盡量細化問題，不能想當然的套用國內現有的方式。
3.綜合協調項目資源，多渠道、多方式優化人力資源配置
論文摘要：本文主要探討在考慮機會成本的情況下，作為風險企業家與有限合伙人的風險資本家．-j-~E產生的道德風險問題，以及如何通過對風險資本家管理支持力度的合理分配，達到可行的帕累托邊界，并最終實現風險企業家和有限合伙人的利潤最大化。
一、問題的提出
風險投資作為一種新興的投資與融資方式，其主要目的不是取得風險企業的經營權和控制權，而是期望經過一段時間的有效運行，以實現增值并通過股份轉讓來獲取高額的資本回報，是一種高風險與高回報并存的投資。由于信息不對稱以及不確定因素的存在，導致了一系列道德問題的出現，并在一定程度上對風險投資主體各方利益產生了不良影響。為了解決這一道德風險問題，減少風險投資主體各方的利益損害，眾多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此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與探討。薩爾曼(Sahlman,1990)指出，可轉換證券可以有效地解決風險資本家和風險企業家之間的激勵問題，從而減少道德風險問題的產生；Bigus從風險企業家的角度出發，分析解決風險企業家道德風險問題的多階段融資契約，研究結果顯示這樣可能會促使投資方產生道德風險；Bergemann和Hege構造了風險投資中的動態道德模型來研究風險投資問題，指出最優的投資契約應該是債券與股票的混合體；Cornell&Yosha針對風險投資階段性融資進行研究時，認為風險企業家為獲得下一階段的進一步融資，有動力操縱短期項目信號，這顯然對項目的長期發展不利，建議使用可轉換債券減少這種信號操縱現象；馬克斯(Max，1998)認為將債務融資與股權融資結合或通過一個可轉換優先股能使風險資本家實行有效的干預：即在企業經營不善時實施對控制權(如清算權)進行干預，而當企業發展順利時，放棄干涉則更為有利；Aghion和Bohon首先將不完全合同理論用于創業融資領域，認為存在利益沖突時(EN不僅關心企業增值帶來的貨幣收益而且還關心私人的非貨幣收益)可通過控制權的有效分配來加以解決。
從以上文獻分析可以發現，現有研究成果都是側重于研究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如何控制風險企業家的道德風險問題，而對風險資本家道德風險問題研究的情況較少。事實上，風險資本家作為投資人不僅為風險企業提供資金支持，而且為風險企業提供管理支持，并且這種管理支持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響到風險企業的生存發展。但這種包括風險資本家對風險企業進行監控與注資的管理支持都是有成本的。這些成本包括風險資本家和風險企業家制作報告的機會成本、訂約成本、花費的時間成本，風險企業家的資源成本以及簽訂協議時律師費和相關成本。這些成本數額有時可能相當大，并且在風險投資合約中是得不到補償的。為了節約這些成本，增加收益，風險資本家在風險投資過程中反而會比風險企業家更有可能產生機會主義行為，這樣就形成了風險資本家道德風險問題；另一方面，風險資本家作為風險投資基金的受資方和管理方，其投資基金的主要來源于民間資金，其與投資人之間的關系是普通合伙人(GP)與有限合伙人(LP)的關系，作為GP的風險資本家作為LP的人，雖然其收益與風險投資基金的收益直接相關，但當其努力程度的機會成本超過其收益時，也可能導致風險資本家放棄努力，選擇偷懶行為，從而產生道德風險問題。所以，在信息不對稱以及環境不確定和行為不可驗證的情況下，負有雙重身份的風險資本家極有可能產生機會主義行為，形成道德風險問題。
二、投資人風險資本家的道德風險
風險資本家與風險企業家通過談判選定一家風險企業后，除了要向風險企業提供資金支持外，還要付出相當的時間和精力供管理支持。由于風險資本家的收益直接與所籌集的風險基金規模以及所投資的風險企業的增值能力有關，所以為了實現收益最大化，風險資本家除了要向現有的風險企業提供管理支持以實現所投資的風險企業最大程度增值外，還要盡量地擴大風險投資基金規模來增加能夠投資的風險企業的數量。在風險資本家的精力和時間數量一定的情況下，需要在這兩者之間進行平衡以實現收益最大化。風險資本家在向風險企業提供管理支持時，我們假設：第一，風險資本家給單個風險企業提供管理支持的時間間隔為c；第二，兩次管理支持之間風險企業實現的單期最大價值增值為g>0；第三，兩次管理支持之間風險企業產生的單期最小投資損失為b>0；第四，兩次管理支持之間風險企業的單期利潤以的速度遞減。這樣，如果用ri=γg-b表示風險企業某一階段i的單期非貼現利潤，。那么，就可以表示提供管理支持時間間隔為c的單期非貼現總利潤。我們將風險資本家的時間和精力分解為兩個部分：一部分可以用來給現有風險企業提供管理支持，從而保證現有風險企業能夠以p＜0o(0
0<1)新風險企業。現有的風險企業每隔時間c被風險資本家評估一次并受到t輪管理支持，從而在tc時間內通過上市產生了一個市場價值(β代表每期貼現率，0<β<1)，那么風險資本家能夠通過現有風險企業獲得的市場價值就為(α代表風險資本家在風險企業中所占的股份比例)。由于風險資本家的時間和精力是有限度的，所以在一定時間范圍內只能在向現有的風險企業提供管理支持和評估新型的風險企業兩者之間進行分配。這樣風險資本家做其中任何一件事都會存在機會成本，即風險資本家對現有風險企業提供管理支持的機會成本，就是風險資本家通過評估新的風險企業所帶來的收益。反之，風險資本家評估新的風險企業的機會成本就是現有的風險企業因缺乏管理支持而減少的市場價值，即現有風險企業成功上市后的市場價值部分。
假設新風險企業從風險資本注資到順利上市增值共要接受風險資本家s次管理支持，用ps-1表示經過s-1次管理支持后的存活概率、(t)表示風險資本家新接受一家風險企業經過管理支持后的市場價值貼現增加值(α''''代表風險資本家占有的新風險企業股份比例)，即風險資本家給現有風險企業提供管理支持的機會成本的凈值。如果在對風險企業提供管理支持時考慮機會成本，那么，風險資本家在一家風險企業投資并提供管理支持所能得到的凈值αwc(t)就是：
假設為了實現風險企業的價值最大化，風險資本家必然會對投資收益與潛在的成本和監控成本之間進行權衡，以決定對風險企業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和提供資本的頻率。當風險資本家認為與風險企業家的利益可能發生沖突時，投資的存續期就會下降，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就會加大；再者風險企業資產的性質也對預期的成本和分階段風險資本投資的結構產生重大影響，一般來說，有形資產越多，風險資本家能夠通過清算形式獲得的投資補償也越多，這將降低進行嚴密監控的必要性，增加投資的存續期限。現假設風險資本家能夠提供的最優管理支持次數為tv。由于風險資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機會成本不能得到有效補償，如果考慮這種機會成本的話，那么風險資本家的實際報酬就會小于名義報酬。因此，風險資本家向風險企業提供的管理支持數量總是少于風險企業家所要求的數量，所以，風險企業家所需要的風險資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優時間周期ce總是短于風險資本家實際提供管理支持的時間周期cv。除此而外，風險資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次數還可能隨著獲得新的投資機會能力的增加，及其風險資本家在風險企業中所占股份份額的減少而減少、隨著風險企業盈利下降速度的加快而增加、隨著風險企業單期利潤的增加而下降。但不管出現何種情況，風險資本家提供的管理支持次數都是不足的，并且總是少于最優次數。這里我們對風險資本家和風險企業家所要求的管理支持次數進行比較分析。風險資本家所需要提供的管理支持最優次數tv就是能夠滿足在時間周期cv既定的情況下實現αWcv(t)值最大化；風險企業家所需要管理支持次數就是能夠滿足在ce既定的情況下實現值最大化。由于風險資本家在提供管理支持時存在著機會成本，并且風險企業家在計算利潤并沒有考慮機會成本，所以，風險資本家和風險企業家存在著因利益沖突而產生的管理支持次數非最優的狀態，并且這種狀態還會隨著新加入的風險企業中風險資本家的股份份額增加和優惠措施的提高而日益加重。
為了風險投資能夠生存并沿續下去，各風險資本機構必須周期性地籌集風險投資基金，這類基金存續期限一般為10年，并可以展期，通常采用有限合伙制的組織形式。在有限合伙制組織形式中，風險資本家是普通合伙人，負責管理基金的運營；外部出資人是有限合伙人，能夠監控基金的運行并參加基金的年會。但只要其承擔有限責任，就無權直接參與基金的日常管理活動。在這種情況下，出資數量較大的有限合伙人相對于風險資本家來說就成了風險投資基金的外部人，而出資額度較小的風險資本家反而成了風險投資基金的內部人。由于風險資本家獲得基金規模的固定費用報酬與基金投資利潤，所以，風險資本家有通過發起大規模的后續基金以增大公司管理的資本額的動機，因為這樣做一方面可以增加其報酬收入；另一方面由于規模經濟使然可以大幅度降低固定管理成本，從而能夠最大限度地增加利潤。而風險資本家受時間和精力的限制，必然帶來對所籌集的投資基金管理支持力度不足的問題，這必將引起作為普通合伙人(GP)的風險資本家與作為有限合伙人(LP)的外部投資人的利益沖突，產生風險資本家作為內部人的道德風險，出現損害有限合伙人利益現象的發生。
風險資本家為了增加收益并實現利益最大化，會先后籌集并管理多只風險投資基金，而風險資本家由于受時間和精力的限制，會分散其對單個風險投資基金的注意力，影響到對單只風險投資基金提供管理支持的力度，降低了單只風險投資基金有限合伙人的收益。
用i代表風險資本家管理基金的數量、cG表示風險資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優頻率、CL有限合伙人要求提供管理支持的最優頻率、tG代表風險資本家提供管理支持的最優數量、tL代表有限合伙人要求提供管理支持的最優數量。根據上面的模型可以得出結論：由于風險資本家在提供管理支持時，必然會考慮其機會成本，導致風險資本家提供的管理支持力度總是少于有限合伙人所要求的最優管理支持力度，并且這一個管理支持力度會隨著風險資本家獲得新的風險投資基金的能力的提高而減少，引起風險投資基金管理和投資的潛在問題隨風險投資基金規模的擴大而增加。除此之外，在既定的時間約束下，作為普通合伙人的風險資本家，為了緩解管理支持力度與所管理的風險投資基金幅度之間的矛盾，可以通過采取投資于風險企業發展晚期的辦法來加以解決。這是因為：一是隨著風險企業的逐步成長，風險企業就能夠提供越來越多的信息供風險資本家進行評估，這樣信息不對稱程度就會越低，風險資本家就不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監控風險企業，從而可以大幅度降低和監控成本；二是在風險企業的后期階段，風險企業的管理及發展已逐步走向正軌，需要風險資本家投入的管理支持力度就可以大幅度降低，這樣風險資本家就可以分配更多時間和精力來管理更多的基金；三是風險企業的有形資產逐步增多，而有形資產不必通過正式評估就很容易監控，這樣風險資本家就可以選擇較長的融資輪次而減少所提供的管理支持力度，從而可以加大基金管理規模。這種事情尤其會發生在是當風險資本家監控風險企業的機會成本非常高的情況下。
我們用模型來分析風險資本家的投資階段偏好：用表示風險投資基金清算時預期市場價值的貼現值，那么作為有普通合伙人的風險資本家的份額就為；作為有限合伙人的外部投資者的份額為其花費時間的機會成本時，作為普通合伙人的風險資本家就會偏好于投資風險企業的后期階段，并且機會成本越高，風險資本家的這種偏好就會越強烈。這一結論可以通過一組數據得到驗證，據VentureEconomics數據庫中統計資料顯示，1985-1989年五年間美國風險基金投資于后期階段的比例依次為：52．3％、56．9％、60．3％、60．0％、65．5％，呈現出逐步上升的趨勢。
1.1樣本選擇影響風險投資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風險投資退出的渠道順暢與否，風險投資的IPO為風險投資的主要退出方式。中小企業自2004年設立以來，短短10年間上市公司數量從2004年的38家發展至目前的719家。中小企業為風險投資提供了優越的發展平臺，同時風險投資也為中小企業注入了企業成長的動力。中小企業的發展與風險投資息息相關。選取制造業及信息技術業作為樣本，一是因為基于以往研究，這2個行業與風險投資呈現較強的相關關系，二是因為這2個行業，作為高新技術產業，研發投入相對明顯，研究的樣本數據也大多集中于這兩個行業。
1.2變量選擇企業自主創新指標的選取在國內外都有各種不同的選取方法。主要包括2個方面：一是創新投入指標，包括R&D支出和R&D人員數；二是創新產出指標，包括企業申請的專利數及新產品的銷售收入。綜合分析以上指標，R&D人員數在我國企業的年度報告及各方面都較難收集到數據，將給問題的研究帶來較大難度，同時R&D人員數在各個行業中有較大差距，不具有嚴謹性。新產品的銷售收入若作為自主創新指標，則對新產品與其他產品的劃分存在爭議，而且一些新產品并不涉及技術開發，容易誤導數據分析的結果。因此，本文選取R&D支出占營業額的比重（即R&D投入強度）和企業申請專利數分別作為企業創新投入和產出指標。考慮到專利數量是非連續型變量，而是一種計數變量，取值為非負整數，這給模型分析和解釋帶來困難。因此選擇對數回歸模型，并且將專利為0的對數默認為0，代表企業的創新產出能力。
2樣本數據分析
2.1樣本數據的描述性統計表中的描述性統計顯示：2001-2013年100家上市的中小企業中申請專利最多為3020項，而最少為0項，其中申請專利為0的公司共有14家，申請專利的均值為107.77項，專利指標的方差較大，表現了各個公司專利申請數量差異較大，較大型企業如烽火電子的專利數多達3020項，較小型高新企業專利申請數量較為穩定。風險投資指標即風險投資在企業十大股東中所占的股份比例，最大值達91.36%，最小值僅為0.98%，選取樣本中風險投資指標的均值為28.89%，同時由于數據中專利數量為0的企業過多，加大了數據分析的難度，因此默認專利為0的企業專利取對數為0。技術公司投資指標即技術公司在企業十大股東中所占的股份比例，最大值為97.95%，最小值為0，由表可知，在信息技術業及制造業中，技術公司股份普遍占較大比例，方差較小。
2.2研究變量的相關性分析我們將收集到的100家企業的相關數據導入到spss軟件中進行變量相關性分析。R&D指標、專利指標與風險投資指標間不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反而，與技術公司投資指標和個人投資指標之間有顯著的相關關系。專利指標與技術公司投資指標呈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與個人投資指標呈負相關關系。
2.3樣本數據的線性回歸分析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建立如下所示的模型（1）用以探究風險投資、技術公司投資及個人投資對中小企業創新中的作用。模型(1)的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首先由分析可知，個人投資指標與風險投資指標、技術公司投資指標之間共線性嚴重，因此將該變量從模型中排除。事實上，我們將企業股份歸為風險投資、技術公司、個人投資三類時，其中個人投資比例的增加一定意味著另外兩種比例的減少，個人投資比例與風投比例、技術公司比例之和為100%，也就意味著該變量在模型中并沒有研究意義。然后，由anova分析可知，該模型在顯著性水平為0.05時，對應的概率P-值小于顯著性水平，拒絕回歸方程顯著性檢驗的原假設，即各變量系數不同時為0的情況下，因變量與解釋變量之間的線性關系是顯著的，所建立的線性模型是合理的。然而，由分析可知，因變量與風險投資指標之間沒有顯著的相關關系，驗證了相關性分析的結果，為了優化模型的擬合程度，我們建立模型。按照上述分析方法，同理得到該模型是合理的，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的線性關系是顯著的，而且模型的概率P-值由0.013減小到0.004，說明模型（2）優于模型（1）。
3結論
從2001-2013年100家上市公司的數據分析，我們并沒有得到風險投資在中小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中的作用，分析結果是風險投資與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之間沒有顯著的相關關系，然而技術公司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之間卻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就此，我們比較了風險投資與技術公司投資兩者的不同，認為是以下原因導致的結果：①技術公司的投資具有針對性，更能激勵高新技術企業的創新能力，相比較之下，風險投資就具有盲目性，很多風險投資更愿意投資一些收益穩定缺乏發展動力的傳統技術企業，這與我國投資資金退出渠道不暢，相關規定不完善有著一定的關系。而且，風險投資在評估是否為一個企業提供資金支持時，會考慮到相應的風險，在我國，一些較大型的高新技術企業國有控股較多，各方面的保障制度也相對完善，因此，風險投資更寧愿選擇風險較小、收益穩定的較大型技術企業。②企業的未來發展能力缺乏相應的評估標準，因此在專業技術創新方面，技術公司比風險投資更具有準確的判斷，從而激發具有創新能力的企業更加明確地發展企業技術。③中小企業在專利申請方面沒有足夠的重視。100家企業中申請專利為0的高達14家，專利申請同時有著部分集中的特點，如烽火電子注重技術創新發展的企業的專利數量明顯高于其他企業。
筆者試圖探討風險投資和銀行貸款作為不同的融資渠道對中小企業成長性影響的差異和差異背后的邏輯基礎。通過對中國上市公司數據的研究表明，外部融資依賴程度高的行業，風險投資與銀行的發達程度對地區中小企業成長的影響有明顯差異。風險投資相比銀行對中小企業的排斥更弱，對促進中小企業的成長有積極作用。文章的創新之處：第一，實證檢驗了企業選擇不同融資渠道時的影響因素及其對企業成長的作用，且用DID的方法避免了互為因果造成的內生性問題，拓展和深化了前人研究。第二，現有文獻大多從不同的銀行業結構和銀行體系視角研究中小企業融資約束問題，筆者引入風險投資，探討了風險投資發達程度對中小企業融資約束狀況的影響。第三，以RajanandZingales為代表的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文獻僅僅考察了地區層面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筆者則從企業層面討論了金融發展程度（包括銀行業發展程度和風險投資發展程度）對企業成長性的影響，充實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理論的微觀基礎。
二、研究設計與變量選擇
（一）研究設計
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領域文獻的實證研究中，一個重要的關注點是內生性的把握。簡單的OLS回歸只能證明金融發展程度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關系，這既可以被解釋為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同樣可以解釋為金融發展水平隨著經濟增長而逐步提高，也就是說存在反向因果的可能性。研究融資約束與企業成長性同樣存在反向因果造成的內生性問題，一方面，融資約束較松的企業由于更容易獲取用于投資和生產經營的資金，從而能夠實現更快速的企業成長；另一方面，企業的快速成長向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提供了關于企業生產經營的良好信息，這會有助于企業獲取外部融資、緩解融資約束。為了控制該內生性問題，筆者參照Rajan和Zingales采用DID方法，設立行業外部融資依賴度與銀行業發展水平、行業外部融資依賴度與風險投資發展水平的交叉項，通過考察該交叉項對企業成長性的影響來考察融資約束對企業成長性的影響。若交叉項在對企業成長性的回歸中系數為正，則說明外部融資依賴度高的企業在銀行業發展水平（或風險投資發展水平）越高的地區成長性越高，從而說明銀行業發展（或風險投資發展）能夠通過緩解企業的融資約束狀況促進企業的成長。
（二）樣本數據
筆者數據選取2002—2013年A股主板、中小板和創業板上市公司，剔除掉ST、金融行業，同時刪除了所有者權益為負和數據不完整的公司，最終得到的研究樣本共有2193家公司，12184個觀測值。樣本公司的財務數據主要來自于Wind數據庫，托賓Q指標源于Resset數據庫。借鑒吳超鵬等所采用的方法對于上市公司有無風險投資背景進行識別。第一，若上市公司十大股東的名稱中含有關鍵詞“風險投資”“創業投資”“創業資本投資”，則該公司被認定為具有風險投資背景。第二，若上市公司十大股東的名稱中含有關鍵詞“高科技投資”“高新投資”“創新投資”“科技投資”“技術改造投資”“信息產業投資”“科技產業投資”“高科技股份投資”“高新技術產業投資”“技術投資”“投資公司”“投資有限公司”，則需進一步判定，若其被《中國風險投資年鑒2002—2013》收錄，則該公司具有風險投資背景，否則該公司被認為無風險投資背景。吳超鵬等使用了《中國創業投資發展報告》，筆者之所以采用《中國風險投資年鑒》，是因為其覆蓋的機構數超過了《中國創業投資發展報告》，并且列出了海外風險投資機構。實際上，兩者所列的機構有相當大一部分交集。為了集中考察企業規模和抵押品對融資約束的影響，筆者以資產總計的中位數劃分大企業和中小企業，用固定資產占總資產比重的中位數劃分抵押品多和抵押品少的企業分別進行回歸分析。為了去除離群點對回歸結果造成的偏誤，筆者所有數值型變量均采用Winsor方法去除前后1%的觀測值。此外，筆者采用證監會的行業分類標準對企業所屬行業進行分類。
（三）變量定義
筆者以凈利潤增長率（ProfitGrowth）衡量企業成長性，以是否有風險投資背景（VCFinancing）衡量企業是否獲得風險投資，以獲取短期借款占資產總計的比重（DebtFinancing，DebtFinancing2）衡量獲取銀行貸款融資的程度。以行業為單位，計算每個行業中所有企業外部融資比率的中位數，作為該行業整體外部融資依賴程度指標（ExtDep）。以省份為單位，計算每個省份中所有企業獲取銀行貸款融資程度的平均數作為該省的銀行業發展程度指標（BankDev），計算每個省份中所有企業獲取風險投資的平均數作為該省的風險投資發展程度指標（VCDev）。回歸中所用的控制變量包括：企業規模以資產總計（As－set）或者營業收入（Income）衡量，企業有形性以固定資產占總資產的比重（Tang）衡量，企業年齡以企業上市年數（Age）或者成立年數（Age2）衡量，托賓Q值以市場價值與期末總資產之比（Qc）或市場價值占資產總額與無形資產凈值之差的比重（Qd）衡量，稅盾以營業費用和管理費用之和占營業收入的比重（TaxShield）或者財務費用占三項費用的比重（TaxShield2）衡量，盈利性以凈資產收益率（ROE）或者總資產回報率（ROA）衡量，破產風險以一系列相關指標組合成破產風險指標（Z）衡量，具體變量的定義見表1。筆者所有的回歸分析中均包含年份啞變量，以控制年份固定效應。（四）描述性統計表2是對以上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表3為按照是否有風險投資背景區分子樣本之后的變量統計數據表。
三、實證分析結果
為了考察不同融資渠道對企業成長性的影響差異，筆者首先進行如下形式的回歸分析：ProfitGrowthijtp=β0+β1×ExtDepjt+β2×VCDevit+β3×（ExtDepjt×VCDevit）+Controls×δ+γt+φp+εitp（1）ProfitGrowthijtp=β0+β1×ExtDepjt+β2×BankDevit+β3×（ExtDepjt×BankDevit）+Controls×δ+γt+φp+εitp（2）其中，ProfitGrowthijtp指的是i省j行業t年p企業的凈利潤增長率，ExtDepjt指的是j行業t年平均的外部融資依賴度，VCDevit和BankDevit分別指的是i省t年的風險投資發展程度和銀行業發展程度，Controls是回歸的控制變量，包括企業規模（Asset）、有形性（Tang）、上市年限（Age）、上市年限的平方項（Age_Sq）、托賓Q值（Qd）、破產風險（Z）和稅盾（TaxShield）。等式（1）主要考察風險投資對企業成長性的影響，等式（2）則考察銀行貸款對企業成長性的影響。著重關注交叉項系數β3，若（1）式β3顯著為正，則說明外部融資依賴度較高的企業，在風險投資發展水平越高的省份，中小企業成長越快；若（2）式中β3顯著為正，則說明外部融資依賴程度較高的企業，在銀行業發展水平越高的省份，大企業成長越快。為了考察不同企業規模和有形性下融資渠道對企業成長性的差異性影響，筆者首先以企業資產總計的中位數為標準，將樣本分為中小企業和大企業分別進行回歸，結果見表4；然后以固定資產占總資產比重的中位數為標準，將樣本分為抵押品較少的企業和抵押品較多的企業分別進行回歸，結果見表5。表4中第1、2、5、6列為中小企業樣本，3、4、7、8列為大企業樣本，第1、3、5、7列僅僅加入核心自變量，第2、4、6、8列在核心自變量的基礎上加入了控制變量。比較第1、2列與第3、4列，大企業增長性對外部融資依賴程度以及風險投資發展水平不敏感，而中小企業增長性與兩者顯著相關，比較第5、6列與第7、8列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這說明，融資約束問題主要困擾的是中小企業而不是大企業，大企業由于執行較為規范的會計準則，具備完善的財務數據，信息不對稱程度小，能夠獲取充足的外部融資；而中小企業則由于信息不對稱程度高、抵押品少等面臨較為嚴峻的融資約束，無法獲得充足的外部融資。根據第1、2列，外部融資依賴度指標（ExtDep）系數顯著為正，風險投資發展程度指標（VCDev）系數不顯著，兩者交叉項（ExtDep×VCDev）系數顯著為正，這說明從事外部融資依賴度較高行業的中小企業，在風險投資發展程度較高的省份，成長性較快；根據第5、6列，外部融資依賴度指標（ExtDep）系數顯著為正，銀行業發展程度指標（BankDev）系數不顯著，兩者交叉項（ExtDep×BankDev）系數顯著為負，這說明從事外部融資依賴度較高行業的企業，在銀行業發展程度較高的省份，成長較慢。這說明，對于依賴外部融資的中小企業而言，銀行業發展程度的提高并不能提高企業的成長性，而風險投資行業發展程度的提高則能顯著提高企業的成長性。作為融資渠道，風險投資相比于銀行貸款更能緩解中小企業的融資約束。表5按照企業有形性對樣本進行區分，比較第1、2、5、6列與第3、4、7、8列，發現抵押品較少的企業的成長性受外部融資依賴度和金融發展水平影響較大，而抵押品較多的企業成長性對上述指標不敏感，這說明在當前我國金融體系下，受到融資約束困擾的是抵押品較少的企業，因為抵押品是獲取包括銀行貸款在內的諸多外部融資的前提條件。交叉項的系數進一步支持了表4的結論，從事外部融資依賴度較高行業的企業，在銀行業發展程度較高的省份，成長性較慢，而在風險投資發展程度較高的省份，成長性較快。控制變量的系數也符合理論預期。對于抵押品較少的企業而言，企業規模與成長性不顯著，而對于抵押品較多的企業而言，企業規模與成長性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是因為抵押品較少的企業通常是規模較小的企業，還不具有生產的規模效應，而抵押品較多的企業則通常規模較大，生產的規模效應導致規模越大企業成長性越快。對于規模較小的企業，有形性與成長性具有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而對于規模較大的企業，有形性與成長性不相關，這是因為規模較小的企業通常參加更多的研發創新活動，過多的有形資產占用了企業并不富余資金中的大部分，將不利于企業通過研發創新獲取生產進步和企業成長，而規模較大的企業由于融資約束較松，不存在有形資產與研發創新之間爭搶資金資源的現象。上市年限對企業成長性的影響不顯著，且影響的方向不一致，這說明企業成長性與上市年限之間沒有直接的相關關系。對于大企業來說，托賓Q值與成長性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對于中小企業該相關關系不顯著，這說明股票市場能夠及時發現大企業的成長性，并將成長性反映了較高的托賓Q值，而股票市場發現中小企業成長性的能力較差，原因在于中小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不確定性程度高，且財務指標信息相對不健全，其未來成長盈利無法及時傳遞給投資者，從而無法轉化為更高的托賓Q值。對于抵押品較少的企業而言，破產風險與成長性具有顯著的負相關關系，而對于抵押品較多的企業，該關系不顯著，這說明抵押品較少的企業由于無法獲取充足的外部融資支持，成長性的下降能夠通過企業自身財務狀況的惡化迅速地傳導而導致企業破產風險上升，而抵押品較多的企業由于能夠獲取更多的外部融資，成長性的下降并不必然導致企業財務狀況的惡化從而破產風險上升。稅盾與企業成長性的關系顯著為負，這說明快速成長中的企業對通過調整融資結構獲取稅收優惠的動機不強烈，而成長性較低的企業才有更強的動機獲取稅收的優惠。企業能否獲取風險投資與企業規模（Asset）不相關，而與企業有形性具有顯著為負的相關性，從表7中可以看出，企業能否獲取銀行貸款則顯著地正相關于企業規模和企業有形性。這說明，作為企業獲取外部融資的方式，銀行貸款更傾向于規模較大以及抵押品較多的企業，因為這些企業具有更穩定的經營活動和未來現金流，具有獲取外部融資充足的抵押品，因此規模大、抵押品多的企業能夠獲取充足的銀行貸款融資；而規模小、抵押品少的企業，由于無法提供充足的抵押品、未來現金流不穩定、信息不對稱程度高，較難獲取充足的銀行貸款融資。風險投資作為企業獲取外部融資的另一種方式，對企業規模不敏感，對企業抵押品同樣也不敏感，但由于抵押品較少的企業不能獲取足夠的銀行貸款融資而轉向風險投資，導致抵押品較少的企業反而風險投資獲取較多。從影響企業獲取風險投資和銀行貸款影響因素的回歸分析看，實證結果支持了理論上對于風險投資及銀行貸款融資方式差異的討論。因為風險投資多以股權投資形式存在，而銀行貸款則主要形成公司負債，因此風險投資更加傾向于風險高、收益也高的中小企業，而銀行貸款傾向于風險低收益低的大企業；銀行貸款專業化程度低，主要通過監控貸款企業的財務狀況確保貸款收益，而風險投資專業化程度高，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到企業戰略制定和經營管理中，因此銀行貸款大多以抵押品為首要條件，通過控制企業提供給銀行的抵押品來確保銀行貸款收益，而風險投資則大多不需要企業提供抵押品，通過參與企業戰略制定和經營管理促進企業發展確保投資收益[15]。為了檢驗上述結論的穩健性，筆者進行了穩健性檢驗③：首先，將衡量企業規模的指標由資產總計（Asset）替換為營業收入（Income），將盈利性指標從凈資產收益率（ROE）替換為總資產回報率（ROA），將托賓Q值由市場價值占資產總額與無形資產凈值之差的比重（Qd）替換為市場價值與期末總資產之比（Qc），將企業上市年數（Age）替換為企業成立年數（Age2），進行回歸分析；其次，考慮到內生性問題，筆者將所有財務指標滯后一期進行分析。檢驗結果顯示，各項指標之間關系與筆者研究結論沒有實質性差異，支持了之前得出的結論。
四、緩解中小企業融資約束的政策建議
截至2013年第三季度末，全國工商注冊的中小企業總量超過4200萬家，比2007年增長了49.4%，占全國企業總數的99%以上；同時，中小企業也貢獻了58.5%的GDP，68.3%的外貿出口額，52.2%的稅收和80%的就業，在促進國民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緩解就業壓力、實現科教興國、優化經濟結構等諸多方面，均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此，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約束以及快速穩定成長問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同時也帶來深刻的啟示。
1.要積極支持非銀行金融體系的發展，形成銀行貸款與風險投資相互補充的中小企業融資格局。
當前我國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現象普遍存在，這與我國以銀行尤其是國有大型商業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不無關系。由于銀行貸款本身具有的依賴抵押品、專業化程度低以及債務融資的特點，銀行體系的發展不會改變銀行貸款傾向于規模大、抵押品多的企業的特征。盡管政府一再出臺干預型政策，但不可能從根本上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現象。而包含風險投資在內的非銀行金融機構，由于具有不依賴抵押品、專業化程度高、股權融資為主等特點，能夠有效地緩解中小企業的融資約束、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與成長。特別是對一些具有核心技術、市場前景廣闊的高科技企業作用更優。因此，進一步的金融改革應當更加大力發展非銀行金融體系，建立一個包括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共同發展的多層次的金融體系。
2.提高風險投資的收益，吸引更多的社會資金投入風險項目。
由于缺少投資渠道，很多社會資金流入了回報較高的“地下錢莊”，破壞了正常的金融秩序，給社會穩定埋下隱患。提高風險投資的成功率和回報，可以吸收更多的社會資金投入實體經濟，有效解決社會資金的投資需求。中小企業大多為家族企業或合伙企業。引入風險投資必須明晰企業產權、確定股權比例，建立現代企業治理結構。這必然會促進中小企業規范化管理水平的提高。另外，風險投資公司為了提高投資收益，往往會積極地參與企業戰略研究，向企業提供專業的財務、營銷咨詢，幫助企業吸收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新的經營方式，不斷給企業輸入新信息，增強企業的內生動力。這種主動參與經營的投資方式，使得由風險投資支持發展起來的企業，成長遠快于使用銀行貸款的公司。因此，扶持風險投資不僅可以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而且對于中小企業的快速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從目前情況看，收益因素仍是制約我國風險投資市場發展的主要原因。據統計，2004—2008年近三分之二的風險投資項目退出時發生虧損。因此，政府應當把重點放在研究制定收益改善型的政策措施上來，進一步加大稅收優惠力度，出臺新的免稅、退稅、稅收扣除、加速折舊等激勵政策，給予風險投資公司利益讓渡。同時，大力發展資本市場，解決好符合條件的中小企業長時間排隊不能及早上市的問題，降低風險投資的隱形成本。眾所周知，美國納斯達克是與眾多創新型小企業一同成長起來的資本市場，已發展成為全球創新型小企業最向往的上市場所。我國很多優質的中小企業，由于在國內上市難，不遠萬里跑到美國上市。與納斯達克相比較，我國的創業板和中小板市場，還存在大量的制度性問題需要解決和完善，這也為今后的改革提供了空間和方向。
3.提高政府效率，優化風險投資的發展環境。
關鍵詞：信托金融產品風險委托人控制
一、我國信托業風險分析
隨著《信托法》及《信托公司管理辦法》的出臺，我國信托業的發展走上了快車道，許多信托公司迅速推出了大量的信托產品，這些信托產品打通了資本市場與貨幣市場的隔閡，提供了一種新型的理財方式，受到廣大投資者的普遍歡迎。我們在對此感到欣喜的同時，還應對信托業存在的風險進行認真的分析和強有力的控制，以使信托業走上可持續發展之路。
1.信用風險。信托行動中的信用風險是指由于受托人信用存在的不確定性而對其他信托主體人造成損失的可能性。受托人的信用是信托公司經營的生命線，而委托人正是出于對其無比的信任才將自有財產委托給信托公司，而一旦信托公司喪失了信用，那么它也就喪失了存在的基礎，就會迅速被市場所淘汰，甚至還會對同業其他企業的信用造成很大的影響。因此，信托公司在經營中一定要堅持誠信原則，努力鍛造本企業的金字招牌。
2.流動性風險。流動性風險是指委托人因信托產品流動性的不確定變化而遭受損失的可能性。當前，信托投資公司推出了大量的資金信托計劃，這些信托計劃一般屬于中長期金融產品，但是沒有一個可以進行法定交易的平臺，這就使其極其缺乏流通性，其流通性甚至遠遠比不上債券等其他投資工具。一旦宏觀經濟或金融市場發生較大的變化，委托人就有可能會面臨損失。因此，提高信托產品的流動性是信托業一個急迫的課題。
3.投資風險。投資風險是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變化給委托人帶來損失的可能性。根據信托法規，信托投資公司不能承諾或保證信托產品的收益，而其風險應由信托財產承擔。而信托公司往往在投資中追求高回報，管理又缺乏風險控制，造成由于投資項目和合作對象選擇不當使投資的實際收益低于投資成本，或沒達到預期收益，以及由于資金運用不當而形成風險。如：資金來源利率高于資金運用利率，短期資金來源作長期運用等等。這種狀況以往普遍存在于信托投資公司的自營投資和委托投資中，是造成信托投資公司資產質量差的主要原因。
4.財務風險。財務風險是指因財務管理不善而造成的風險。根據信托法規，信托公司應對信托資產與自有資產分開管理，單獨核算。我國許多信托投資公司財務管理手段落后，在財務狀況發生危機時還全然不知，更沒有建立起信托資產與自有資產之間的防火墻，容易引起信托當事人之間的法律糾紛。
5.管理風險。管理風險在信托業中主要是指信托公司的管理不善給其他信托當事人帶來損失的可能性。信托公司以往大都屬于國有獨資的行政性公司，其內部往往沒有真正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多數公司沒有做到政企分開，在經營過程中受政府干預較大，缺乏科學管理的機制。這種較為弱化的管理模式往往會給委托人及其收益人帶來較大的風險。
6.法律風險。指當信托企業正常的業務經營與法規不相適應時，公司就面臨不得不轉變經營決策而導致的風險。在我國《信托法》已出臺，與其相配的制度法規尚不完善，而信托業有著強烈的拓展新業務的沖動，因此在高速發展的信托業與滯后的法規建設之間蘊藏著很大的風險。
二、信托業風險防范與控制
從1998年開始，中國人民銀行對信托投資公司進行了清理整頓并重新登記，80多家資產質量較好的信托公司得以保留。在此過程中，國家還出臺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對信托活動進行規范和指導。信托業面臨著空前的發展機遇，但此時我們更應保持清醒的頭腦，認真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充分借鑒西方同行的成功經驗，在開拓新業務之前，首先建立一套健全的風險管理機制。
1.健全內部控制機制，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千里之堤，毀于蟻穴。”英國著名的百年銀行巴林銀行，由于缺乏內控機制，竟然毀于一個普通交易員之手。我國當前處于市場經濟發育初期，外部環境還沒有建立起一套成熟的市場規則體系，在這種條件下，信托投資公司必須勇于從自身做起，建立和健全內部控制機制，從而有效地防范風險，大幅度提高自身的經營管理水平。
（1）全員參與，制定信托機構風險控制制度。建立風險控制機制，首先要制度先行。必須在有利于防范風險的前提下制定業務計劃、操作規程和經營管理的各項規章制度。在領導體制上，要充分體現監事會的監督制約職能，對企業管理層的管理、決策活動違規風險進行有效的控制。動員全體員工，充分發現經營活動中各個環節所存在的風險，只有全員參與風險控制，才能把各個部門，各個環節的工作聯系起來，上下一致，相互協調，形成一個嚴格防范風險的工作體系，將防范風險的工作落到實處。
（2）建立信托機構的風險控制機構，落實各級風險控制責任。風險控制作為信托機構的大事，必須要有專業的部門來抓。這個部門應直屬總經理管理，并定期向董事會匯報風險管理的工作。通過此部門把企業各部門、各環節的風險控制活動嚴密地組織起來，并使之責權明確、相互促進、協調統一，嚴格落實已制定的責任制度，并積極開展風險教育，組織群眾性的風險控制活動。
（3）建立內部風險控制機制要以預防為主，保證業務穩健運行。信托機構一旦發生業務風險，后果往往非常嚴重，輕則會使信譽受到嚴重的損失，重則會立即導致企業破產倒閉。因此信托機構要對經營風險實行嚴防死守的態度，把風險消滅在萌芽狀態。要實現信托機構內部組織體系的控制、資金交易風險的控制、衍生工具交易的控制、信貸資金風險的控制、基金風險的控制、會計系統的控制、授權授信的控制和計算機業務系統的控制等。全面貫徹內部風險控制制度，確保國家法律、法規和央行監管規章的貫徹執行，確保將各種風險控制在規定的范圍之內，確保自身發展戰略與經營目標的全面實施，并有利于防弊查錯，堵塞漏洞，消除隱患，保證業務的穩健運行。
（4）完善內部控制約束機制，建立合理規范的信托投資公司治理結構。信托企業內部控制的效率取決于其治理結構的合理與健全程度。信托公司治理結構是一種據此對公司進行管理與控制的體系，它規定了公司的董事會、經理層、股東和其他利害相關者的責任與權力分布，并且清楚地說明了決策時，所以遵循的規則與程序。信托企業只有建立起了良好的治理結構，委托人與收益人才會對其樹立起高度的信心。股東的基本權利應包括：穩妥可靠的所有權登記辦法，可以轉讓和轉移自己的股份；及時、定期地獲取公司的有關信息；出席股東大會并投票；選舉董事會成員，參與公司利潤分紅。股東有權參與并了解有關公司重大變化的決定，在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中，內部人交易和濫用權利進行自我交易必須受到禁止，利害相關者的合法權益應當受到尊重，在其權益受到侵害時，應有機會得到補償。利害相關者應當能夠得到有關的信息。
（5）建立信托風險基金制度，提高防范系統風險的能力。在銀監會的領導和監督下，建立信托業基金制度。各信托機構應按每年實現利潤的一定比例提取，專款專存，統一交由銀監會管理。當信托機構整體出現系統性風險時，可用此基金挽救陷入經營困境的信托公司。金融風險防范與金融風險補償是相輔相成的，只有建立了金融防范機制，又擁有金融風險補償的雄厚經濟實力，才能經受起金融風險的考驗，從而立于不敗之地。
（6）保證信托企業的信息透明度。作為公信力很強的信托企業，應建立起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增強其內部信息的透明度。應當披露的重大信息至少應包括：信托財產的經營情況及財務狀況；信托企業自身的經營情況和財務狀況；公司的發展戰略和階段目標；公司股份的分布；高級管理人員的基本情況；可預見的風險因素；重大的關聯交易及對外擔保情況等重大事項。
2.健全信托法規，從外部控制信托業風險。信托業能夠健康地發展，必須要以法規來引導。在中國信托業發展的初期，信托立法滯后一直是困擾信托業界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20多年來，信托業一直在銀行、證券、保險的夾縫中生存，始終走不出整頓、發展、再整頓、再發展的怪圈。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信托業的問題與困境實質上是一種制度性現象和政策性現象。因此，健全法規并與國際接軌是信托業的當務之急。
高科技中小企業與風險投資的產生只相差12年，第一家科技公司在1934年的硅谷產生，風險投資在1946年的美國出現。我國的發展比較慢，直到2004年深圳中小板的創立和2009年創業板的開啟才打開了風險投資的大門，兩者相輔相成，共同發展。風險投資推動了高科技中小企業的的發展，使高科技中小企業不斷地創新，解決了一些制度、法律和首當其沖的融資難問題，使企業更好的快速發展；而高科技中小企業作為風險投資的載體，具有創新能力和巨大的發展潛力，為風險投資帶來了高額的利潤率。換句話說，高科技中小企業和風險投資的結合可以帶動整個國家的整體經濟實力。
二、風險投資的運作過程
對風險投資家來講，他投入資金的目的是為了取得更大的利益回報，企業發展的好壞決定了風險投資家的盈利和虧損；而對中小企業來講,風險投資給予了中小企業難得的機遇和挑戰,即使失敗，也不會背上債務。一般而言，企業生命周期可分為四個階段：研發階段、創建階段、早期發展階段、加速成長階段。風險投資活動在不同的時期為其所投資企業的提供不同的幫助。
（一）研發階段
第一階段是技術的發明階段，發明家有了新的創意，這一時期需要的資金量很少，但常常會出現資金不足的情況，因此就會向社會募集資金。主要來源有個人積蓄、家庭財產、朋友借款、申請自然科學基金等，通過這種方式一般能夠得到足夠的資金維持產品的研究發展，但財務上屬于純虧損階段。
（二）創建階段
創建階段是技術創新和產品試銷階段。發明者完成產品開發之后就要準備投入市場，因此所需資金就會逐漸增加。融資渠道就要進一步擴大，可以請求銀行給予貸款，但往往因為無抵押品等原因被拒，有些幸運的企業有機會會獲得金額不高的短期貸款，但若短期貸款越多，其債務負擔就越重，這樣很難獲得下一筆銀行貸款。如果風險投資公司覺得投資目標有發展潛力，同時在經營管理與市場開發上也可以提高效率，則會進行風險投資。
（三）早期發展階段
從這一階段開始，產品開始正常出入市場，公司銷售額一般能達到一定滿意值。若市場接受公司產品，則公司需要再次擴充來增加市場競爭力，然而這需要更多的新資本。此時，由于公司的營業狀況仍不足以達到發行股票的地步，其主要的資金提供者仍為風險投資公司。在風險投資公司的幫助下，企業的創業風險降低，有利于調動創業家的創業積極性。這一階段是公司發展的重要分界點。
（四）加速成長階段
這一階段企業需引入新生產線,正式成立公司組織，這一階段將決定公司是否能繼續成長為大、中型企業。公司的經營記錄達到預期水平之后，就要計劃在公開市場籌集數額巨大的新資金，公開上市獲得長期資本,同時改善資產負債比率，增加資本流動，獲得龐大的新資本。
三、我國風險基金投資
高科技中小企業遇到的問題1985年我國風險投資事業開始起步，在短短的29年中我國的風險投資已基本形成自己的投資思路，有基本的理論構架，即使風險投資方式與傳統的投資方式之間存在較明顯的差異，但各地希望推進風險投資發展的呼聲越來越高，進一步發展中小企業創新的風險投資指日可待。
四、風險基金投資高科技中小企業的建議
中小企業做好了充足的準備吸引風險投資，而作為風險投資專家更需要敏銳的未來風險預測能力和洞察能力，來降低投資的失敗率，提高成功率，風險投資主要參與以下四個階段：選擇階段、協議階段、協助階段和退出階段。選擇階段：選擇項目風險投資的起點，是對所有項目進行篩選，從中選擇具有發展潛能的幾個項目進行投資，在這一階段，需要風險投資家有準確的超出一般的判斷分析能力。協議階段：如果風險投資機構對該項目產生了興趣，就要對企業做進一步的考察，進行價值評估與盡職調查。協助階段：投資確定后就要對企業經營管理，組織計劃，法律服務等進行協助。同時風險投資可以將企業推向上市，通過股票繼續籌集資金，加速科技成果的產業化進程。退出階段：經過幾年的投資發展，無論被投資企業是成功還是失敗，風險投資公司都將根據被投資企業的經營狀況和外部金融環境的不同，通過上市、被并購、資本重組、被企業回購等途徑實現風險資金的退出。
五、高科技中小企業贏得風險投資的建議
風險基金的運作與管理不僅需要風險投資企業良好的選擇能力，還需要高科技企業有自我完善和推薦意識，兩者相輔相成才能共創未來。
（一）提升產品科技含量和產品核心競爭力
風險投資主要的投資對象是創新型技術性產品，因此對于擁有核心技術和獨立自主產權的項目更能受到風險投資機構的青睞。目前，我國的高新技術產業普遍存在自主創新能力差，核心技術缺乏的情況，國際競爭能力總的來說還很薄弱。因此對于中小企業想要吸引更多的風險投資，應繼續全面實施科技興貿戰略，集中科研力量大力研發高新技術產品，培育高新技術主導產業。在加強風險掌控的前提下，以市場為導向，發揮企業優勢提高競爭力。
（二）構建統一規范的信息
交流平臺信息的全面性、真實性、及時性對風險投資是非常重要的，信息的脫節往往會導致投資的失敗，在網絡快速發展的現代，對于信息交流不暢等問題，可以通過網絡構建統一規范的信息交流平臺，讓投資者及時了解投資企業的動態信息，及時了解國內外最新的市場行情，提供更多風險投資項目的選擇；而創業者可以及時產品開發進程和資金缺口，這樣通過在線的產品展示能更廣泛地吸引外來投資，也算是一個新的融資方式，供需雙方不用面對面交流就能了解彼此所需。
（三）積極宣傳和推銷
本企業雖說“酒香不怕巷子深”，但在如今這個信息化快速更新的時代，若是發展不及時就會被市場淘汰，因此應該要做好對本企業的宣傳和推銷工作，可以通過許多途徑來實現，例如在產權交易所掛牌、參加高交會，或者通過有影響的中介機構推薦，甚至可以直接上門等方式吸引風險投資。但前提是要做好充足的企業介紹和產品介紹，并根據風險投資機構的要求不斷地補充相關資料，還需要有鍥而不舍的精神。總之，作為風險投資企業要與中小企業同舟共濟，要不斷壯大相關的人才隊伍，從成功的案例和失敗的教訓中吸取社會經驗，樹立風險防范意識，正確對待風險不確定性，理性選擇投資項目，并將風險分攤到多個投資項目去，降低風險，學會選擇適當的時間退出。
六、結束語
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其投資管理依然存在著許多問題，有的甚至嚴重制約了企業的健康發展。因此，要想讓企業有效降低投資風險，獲取更多經濟利益，就必須采取科學合理的方法來完善投資管理活動。一般情況下，企業完善投資管理活動時，應遵循如下基本原則：一是企業的投資決策必須符合國家各項方針政策以及相關法律法規，同時，投資活動必須符合本行業的整體發展規劃和基本要求。二是在投資管理活動與決策活動中，必須嚴格按照企業制定的流程、程序進行，群策群力，避免出現盲目投資的現象。三是在投資活動的決策上必須要堅持科學決策原則，即一切決策要有數據分析做支撐。同時，必須堅持成本效益原則，即盡可能做到少投入，而獲取多的產出。四是所投資的項目必須堅持以市場為導向，以效益為目標，確保企業投入資金后有市場、有收益。五是在投資管理活動中企業必須堅持量力而行、量入為出的基本原則，防止出現企業投資過快卻缺乏資金等問題。
2企業投資管理中現存的問題分析
2.1在投資決策中主觀判斷因素占比較多企業中的投資決策活動是其所有決策活動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在我國現階段的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生產與經營的目標主要是通過有效的資本運作，以便獲取更多的利潤。因此，企業在實施投資之前要嚴格開展可行性研究與風險論證。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大多數企業未能及時獲取市場上的相關資料，也沒有進行認真分析與充分研究，管理者只是憑借積累的工作經驗與主觀判斷，在投資過程中盲目決策，從而嚴重影響了企業的資金運轉，并制約了企業經濟效益的增長，加大了企業的投資風險，對企業發展形成障礙。
2.2在投資管理中缺乏強有力的審計監督機制在企業的投資活動中，大部分企業所關注的內容往往是投資前期對項目的評估以及融資活動，卻忽視了對所投資項目后期的經營與管理，未能制定相關的監督管理制度，致使許多投資項目因為管理上的疏忽，而處于自生自滅的發展狀態中，加大了企業的投資風險，甚至給企業造成經濟損失。審計是風險管控的最重要手段，但在企業投資管理上卻顯得較為薄弱，即使是迫于外界壓力而開展的審計活動，也僅局限于審計程序上的對計提利息和公允價值等進行審核，而缺乏一套完整的、可操作性的、強有力的審計監督機制。這樣的審計結果難以使企業管理者對投資項目運行情況具有客觀全面地認識和掌握。
2.3投資與發展規劃不合理，資本限額缺乏約束力多數企業通常都沒有形成一個符合自身實際情況的投資與發展規劃，其往往是按照政府或者區域的發展政策來選擇投資領域和項目，具有臨時性和一定的隨機性。這種方式最大的缺點就是，企業自主經營項目的投資比例相對較低，隨時都有可能因政策的改變而使企業投資收益發生變化，使企業承擔較大的投資風險，影響企業的正常經營和發展。此外，因缺乏系統性與獨立性的投資規劃，常常使得企業的資本限額缺乏約束力，使企業超預算上限進行投資，并處于高風險的運行狀態下。在這種情況下，企業有可能為了短期利益，不顧資本限額而投資于一些發展前景不佳的項目，甚至高息舉債來解決資金問題，盲目擴大投資規模。
2.4企業缺乏高素質的投資管理人才及隊伍人才是企業生存與發展的根本，也是一切企業經營管理活動有序開展的關鍵。企業投資管理活動之所以能夠獲得成功，人才在其中起決定性作用；反之，若企業的投資管理活動失敗，通常也是因人為因素而造成的。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企業對投資管理人員的綜合素質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從實際情況看，目前企業在投資管理的決策制定、分析研究、執行控制及評價總結等環節，往往缺乏高素質的管理團隊和人才。多數企業的投資管理相關人員專業知識不扎實，工作經驗不足、職業技能不高，甚至缺乏最基本的職業道德素養，這些問題嚴重制約了企業投資管理活動的開展，影響了企業的長遠發展。
3解決企業投資管理問題的對策建議
3.1制定科學合理的投資管理戰略企業應站在整體發展的戰略高度上，規劃企業的長期發展框架，并構建起符合自身實際情況的投資管理活動綱領。企業不僅要準確把握國家政策動向，以及當前經濟形勢，而且必須及時掌握所處行業的市場環境、市場需求、經營競爭情況等，在此基礎上對本企業的投資管理活動進行深入的分析與研究，做好資源的統籌與調配，同時要結合企業自身發展，制定最優的企業投資戰略，使其成為企業的中長期投資管理指南，從而有效地發揮出戰略管理在投資活動中的優化資源配置作用，確保企業經營與管理活動能夠有效開展，進一步發揮投資管理的超前性作用，使企業在投資管理過程中更加具有客觀性、科學性及合理性。
3.2建立健全企業預算管理機制企業在制訂未來的總體經營規劃時離不開預算管理，預算管理作為其經營管理中不可或缺的管理工具之一，能夠合理配置企業有限的資源。健全的預算管理體系能夠協助企業管理人員對經營全過程實施有效地控制及評價，協調好企業內部管理部門及人員的各項工作，最大限度地提高企業經營效益。此外，做好預算管理工作，可以不斷提升企業綜合管理水平，提高其市場競爭力。企業投資計劃一旦實施，就必定會面對國家宏觀政策的變更、市場環境的變化及企業自身發展情況的改變等風險，而面對上述問題，企業只有制定出科學、合理、完善的預算管理體制，才能為企業投資前的規劃提供制度上的保障。通過建立健全目標明確、層級關系清晰、定量與定性結合以及彈性與剛性結合的預算管理體制，有效地促進對投資項目的調研與分析，從而有效防控企業投資過程中可能涉及的風險等，確保企業各項投資活動的有序開展。
3.3建立系統化的資金運轉與管理制度資金運轉作為企業在經營與管理活動中的主要內容，涉及資金的籌集、投放、回收及分配等內容。資金管理始終貫穿于企業經營管理當中，而系統化的資金管理制度，能夠有效降低企業財務風險，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企業的投資活動則以資金的投放作為起點，以資金的回收作為終點，可以說企業的資金管理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其投資管理的成敗。由此可見，企業在進行投資管理的整個過程中，有必要建立起系統化的資金運轉與管理制度。該制度要將資金均衡有效的流動作為中心目標，在確保企業資金安全使用的基礎上，采用計劃、專項、統一集中及分口分級等管理手段，積極借助計算機信息技術，加強對投資管理中資金運用的分析，從而有效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增加投資收益，進而確保企業資金運作的良性發展，為提高其投資管理水平提供有力保障。
3.4加強企業的高素質型人才培養及團隊建設為了滿足企業的發展需求以及管理水平的提高，企業必須努力培養一支能夠適應現代化投資管理需要的專業性人才隊伍。在當前經濟發展的新形勢下，一個合格的投資管理人才不僅要懂得財務知識，還要熟悉法律、金融以及生產環節相關知識，同時還要具備依法執業的意識、愛崗敬業的態度、刻苦鉆研的精神以及擁有較強的溝通能力和團隊合作精神。因此，加強企業投資管理隊伍的建設，可通過以下四個方面開展：一是加強對投資管理相關人員的業務知識培訓，鼓勵其積極參與各種后續教育與技能培訓，從而提高其綜合素質；二是要完善優秀投資管理人才的選拔與任用機制，構建科學的人才吸納平臺；三是創建適應企業自身發展規律，且具備現代化投資管理理念的人才隊伍；四是建立人才信息庫，并對人才結構實施動態優化管理，不斷吸收優秀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