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8 15:0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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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師教學方式。在對“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進行講述的過程，往往以教師單方面的授課為主要方式，缺乏與學生之間的互動，課堂氣氛不夠活躍，加之學生對這門課程的認識不深，思想上不夠重視，經常有逃課或不認真聽講的情況發生，課堂效率較低，學生們往往都是在老師的灌輸下被動地接受法律知識，而不是自己積極主動地進行學習。
（2）課程設置。“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這門課程在2006年課程改革之前是分開的兩門課程——“思想道德修養”和“法律基礎”。但是在兩門課程合二為一之后，由于將“思想道德修養”的內容排在“法律基礎”之前，教師在授課的過程往往習慣于把教學重點放在教材的前半部分“思想道德修養”上，而忽視了有關法律知識的教學，教師的不重視就導致學生對于這部分知識的忽視，甚至是無視。除此之外，教材中有關“法律基礎”部分的知識編寫不夠精確、概念含糊不清，難以達到理想的教學效果。再者，整本教材通篇采用文字形式進行編寫，理論概念性較強，知識分布過于緊密，會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容易產生疲勞感。
二、改善法律教育部分存在的問題的措施
1.教材改革
（1）保障教材編寫的嚴肅性。
（2）增強法律部分教材的趣味性。
（3）加強“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平衡性。
2.教學改革
（1）完善我國大學生法律素養教學的機制。根據我國目前法律教育發展現狀，建立起一個從小學開始至初中、高中、大學的完善而銜接有效地法律教學體系，從小就開始培養學生一種法律意識，真正地體會到法律學習的重要性，自覺地利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
（2）提高教師隊伍建設，積極對授課老師進行培訓。加強大學生法律素養教學的重中之重就是授課者的法律素養。目前，高校中講授“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教師可能會出現知識斷層的現象，由于他們往往自身并不是法律專業出身，對于我國法律制度、法律變革也不甚了解，因此，高校就需要加強對教師隊伍的培訓工作，隨時更新他們的法律知識體系。
在自主學習過程中，學生學會求知，學會探究，學會合作，學會創新，然而，在教學實踐中仍是為了教師的教，而非學生的學。在自主學習中，學生學習地位被異化，走向一個極端，例如在法律案例教學中，教師不考慮教學目標和教學對象，不顧問題的深淺和難易程度，拋出一個題目盲目地讓學生分組討論。表面看似課堂活躍了，學生動起來了，但由于教師事先沒有進行周密策劃，討論過程中缺乏有效指導，討論后又缺乏反饋和評價，導致學生停留在對法律知識的了解、識記層面，與傳統的滿堂灌沒有本質區別。
高職院校法律基礎課堂教學認識的矯正
從以上高職法律基礎課堂教學認識偏差的分析，不難看出要使這種認識得以矯正，需重新審視“教什么”“、培養什么”和“怎么教”的問題。（一）注重法律價值觀教育，從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法律作為一種社會治理工具，必須解決社會問題，而人們對法律解決社會問題，往往通過法律判決結果的解讀來理解法律。也就是說，人們行為受法律判決結果傳遞出的價值、理念與欲求影響。2007年南京彭宇案的判決就是最好的證明，加之，完美的法律制度和規則，也需人們對其蘊含的價值認可，其本身的價值才得以實現。再有，我國是一個缺乏法治傳統的國家，人們的思想呈現出多元化價值。因此，高職院校法律基礎課堂教學內容應注重法律價值觀的教育。只有通過法律價值觀的教育才能使學生對法律有全面的、深刻的了解，才能使學生從內心認同法律，并將法律價值外化為行為。鑒于高職院校法律基礎課課時少、學生認知規律以及面向就業的考慮，筆者認為當前高職院校法律價值觀應以秩序觀念、誠實守信觀念、權利觀念、正義和公平觀念以及利益觀念為主要內容。（二）突出法律思辨能力培養，從被動學到主動學法律思辨能力是指在思考辨析過程中，對所主張的法律價值做出辯護性解釋或說服性論證，其最終目標是一個最佳的價值理念或行動準則。因此，在價值日趨多元化的今天，法律基礎課教學應更加注重學生法律思辨能力的培養。這樣有助于激發學生學習法律的興趣；有助于糾正學生認為法律與自己無關、學習法律是鉆法律空子，規避法律責任的錯誤認識；有助于學生加深對法律的理解，增強對法律價值的認同，由被動守法上升為自覺守法。在課堂教學中，學生法律思辨能力的培養可以從兩個方面訓練：一是從溝通與對話入手，教學生區分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法律問題與情感問題；關注他人所持態度和立場的原因和理由；教學生對他人情感態度和價值觀的兼容。二是從批判性思維入手，教學生習慣對所爭議或討論的問題提問，對做出的辯護性解釋或者說服論證提問。（三）建立對話式教學，從不平等到平等現代課堂教學應建立在對話基礎上，以師生平等為基礎，以學生自主研究為特征，以對話為手段，在教師引導下，通過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的相互啟發和討論，領會學習。在構建對話式教學時，有幾個問題須注意：一是要尊重學生已有的知識經驗，允許學生發表自己的見解。二是尊重學生的文化差異和思想差異，不把社會主流文化或教師自己的文化強加學生。三是建立民主平等的師生關系，不僅關注師生對話，生生對話，還要關注學生與文本之間的對話。可見，對話式教學過程，也是法律自由、平等價值觀的實踐過程。
高職院校法律基礎課堂教學改革的實踐
筆者所在單位南京工程高等職業學校，主要培養適應生產、建設、管理、服務第一線需要的德、智、體、美等方面全面發展的測量技術應用性高級人才。我校近三年強化了德育教研室建設，主要承擔全校五系一部的思想政治課、法律基礎、哲學和就業指導等課程的教學工作，同時承擔校內外部分課題研究，并有多篇論文在國家、省級刊物發表。本文以五年制高職工程測量技術專業為例，對2009級學生和2008級學生的法律基礎課的教學改革實踐進行對比（表略）。由表1可知，法律基礎課教學改革后，學生的法律基礎課成績由74.8（分）增加到82.5（分），增幅10.3%；優等級率從20.3%上升34.2%，增幅68.5%；良等級率從30.2%上升39.3%，增幅30.1%；不及格率從9.0%下降為1.0%。理論測試及格率從91.0%上升99.0%，增幅8.1%。此外，由我校學生工作處和保衛處共同提供的資料分析，該專業的學生一般性的違規行為由7.6‰降低到2.2‰，減幅70.1%；學生情節較嚴重的違規行為由6.6‰降低到0.7‰，減幅89.4%；學生情節嚴重的違規行為由2.5‰降低到0.5‰，減幅80.0%。由此可見，我校法律基礎課課堂教學改革后，學生整體違紀有了大幅度降低。
（一）訪談1.學生就業對口企業訪談。含生產型企業天津富奧電裝空調有限公司和服務型企業天津紅星美凱龍物業服務有限公司。目的是為了了解目前企業對中職人才需求狀況，為德育課程體系完善和制冷專業人才培養提供目標參考，找準職業素質培養方向，準確進行人才培養定位。2.畢業生訪談。對本校制冷專業畢業生訪談，目的是為了解學生畢業后的職業發展軌跡與現狀，通過企業的需求與畢業生實際情況的對比，找出差距，幫助德育教師在《職業道德與法律》課程改革的實施過程中，有針對性的了解學情、改進教學方法、突破教學重難點、更好的實現教學目標。
（二）問卷調查對制冷專業在校生分年級進行問卷調查。目的是了解不同年級在校生的職業素質、人際交往能力、工作適應能力、遵守法律規章觀念以及團隊意識方面的差距，衡量《職業道德與法律》的實際教學效果。并結合企業訪談結果，發現德育課程體系中存在的問題。
二、調查研究結果分析
(一)企業訪談結果顯示目前中職畢業生的工作態度及精神狀態一般，就業優勢不明顯，缺乏吃苦耐勞精神、良好的職業道德，理解領悟能力與實踐操作能力有待提高，法制意識比較好，中職生應進一步提高悟性、遵守規章制度、工作踏實，提高自己的協作精神。
（二）畢業生訪談共涉及10名畢業生，訪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調研結果顯示被調查的10名學生無一例外的認為自己獲得的提升與重視與在校獲得的專業知識和技能最為相關；70%的學生認為目前中職生的職業道德觀念和法律觀念處于理解并會遵守的狀態；對于了解職業道德和法律教育的途徑，70%的同學是通過課堂或教學講座，30%通過父母長輩的教導；對于參與職業道德教育活動、法律活動，80%的同學不會參加。第二部分工作狀態的調研，除一名同學認為自己不會關注了解企業理念和要求，不會經常檢討工作，提出改進方法以外，其余9名同學都認為自己的工作狀態是完美的，這與企業調研的結果是完全相反的。兩家企業對學生工作狀態的評價都一般，這表明學生對良好工作狀態的認知度不夠，不能達到企業的要求。第三部分為學生目前職業發展現狀的調研，其中有50%以上的學生工作后跳槽兩次以上；僅有20%的學生在工作半年后就小有提升;30%的學生認為現在對工作滿意，70%的學生和同事之間的關系相處非常融洽，無同事關系緊張和矛盾現象；10名學生無一例外的認為和單位同事發生矛盾會先協商后求助法律。綜合三部分調查結果，得出如下分析結論：1.學生目前了解自己的職業道德和法律知識的獲取來自課堂，但認為自己的職業道德素質與法律素質對自己職業生涯發展的影響不大，因此相關參與職業道德教育活動、法律活動的動機不強。2.學生目前對于自身工作狀態的認知度不高，且在就業過程中的職業道德水準表現往往比他們的自我認知要低很多。3.用人單位會幫助學生進行職業生涯提升，但學生普遍對自己的工作滿意度不高，證明學生對企業的職業歸屬感不強，未能做到愛崗敬業。4.學生的法律意識強，側重于運用法律途徑而不會在道德層面考慮、解決問題。
（三）在校生問卷調查調查范圍覆蓋全校一年級、二年級制冷專業共計50名學生。其中一年級25名，二年級25名。問卷共發放50份，共收回46份，其中一年級21份，二年級25份，回收率92%，其中有效問卷100%。通過數據比較，兩個年級的學生在是非認知上基本一致，學生的道德觀念是正確的、積極的。這說明在《職業道德與法律》課程的教學過程中應減少對錯好壞的闡述；二年級的同學相較于一年級思維方式更趨于成熟，他們對涉及道德評價的問題更趨于辯證，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方式更為多樣化，而在用道德知識以及道德所蘊含的禮儀知識分析處理問題的時候會有困難。因此在教學過程中要加強道德知識外化成道德行為的知識運用的加強。
三、課程改革途徑
通過調研，對《職業道德與法律》課程改革，筆者得出以下結論：
（一）教材改革根據《教育部關于中等職業學校德育課課程設置與教學安排的意見》（教職成[2008]6號）文件中強調中職學校德育課教學遵循“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學生”的原則，依據文件精神，挖掘德育素材和德育資源，補充到教材中。1.補充歷史文化知識。燦爛的中華文明中蘊含了無數禮儀與道德的閃光點，取博大的中華禮儀與道德精華補充到教材中，可以幫助學生溫故而知新，通過歷史與當代的對比，將禮儀、道德知識理解的更為透徹。2.補充學生身邊的故事或案例。從道德情感方面，使《職業道德與法律》課更加貼近學生，激發學生愛生活、愛職業的熱情。
（二）教法、學法改革在教法上通過體驗式教學，培養學生知識運用能力，即加強道德知識外化成道德行為的知識運用；通過任務驅動教學，指導學生了解什么樣的工作狀態是完美工作狀態，以及其與職業道德的關系。培養學生對職業的歸屬感與認同感。在學法上，通過學法的指導，讓學生從“學會”向“會學”、“會做”轉變，成為真正的學習的主人。掌握浸入式學習法，充分利用教學資源，使學生浸入到任務的模擬情景中，讓自己在任務的進行過程中，學習知識，體驗成果；掌握團隊協同學習法，和小組成員之間相互配合，并在活動過程中找到自己在小組中的位置，發揮自己的作用；掌握分析歸納法，能從活動中，總結歸納出活動蘊含的相關道德知識、法律知識，提升自己透過現象看本質的哲學思維能力。
1.教學模式單一
在實際的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教學過程中，涉及兩門學科，教學模式單一，無法滿足學生實際的教學需要。有的教師知識結構不完善，課程的整體性和邏輯性較差，不能充分發揮高校德育教育和法治教育的作用；另外還有的教師缺乏必要的知識和教學經驗。同時在很多的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教學過程中，很多教師采用傳統的教學模式，照本宣科，使得理論嚴重脫離實踐，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學生的主體性和積極性。因此，單一的教學模式無法保證學生學以致用，很難解決實際中遇到的問題。
2.教學管理體制有待改進
在當前考試教學管理體制下，很多的教師只重視學生的學習成績，存在很大的弊端，一刀切的現象較為嚴重。有的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教師受到體制因素的限制，無法有效提高自身教學水平，教學范圍比較窄，無法在教學過程中進行創新。同時當前的考試制度非常重視教材內容和知識，使得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教學質量不高，很難增強這一門課程的感染力，考試分數也不能反映學生真實的綜合能力。因此，要不斷深化改革考試制度，重視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教學。
二、做好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教學的措施
1.因材施教
教師要根據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教學內容提升高職學生學習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興趣和主動性。在課堂教學實踐過程中，要提問合理的問題，讓學生不斷開動腦筋，鍛煉他們的思維。同時在備課過程中，要設計合理的問題，保證提問問題的難度，不能太難或者太簡單，讓學生能夠接受，避免讓學生失去上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的興趣，從而降低課堂教學的質量和效率。因此，在進行提問過程中，教師要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因材施教，提問不同難度的問題，滿足不同層次的需要，讓他們在回答問題過程中，獲得成功的喜悅。同時教師要根據學生不同的答案，做出具體詳細的解釋，肯定不同學生的思維和想法，有效培養學生學習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興趣和信心，讓每個學生體會學習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樂趣，保證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提高課堂效率。教師在課堂教學過程中，要提高教學效率，就要創造良好的課堂氛圍，多給學生動手和動腦的機會。教師要鼓勵學生積極表達自己的觀點，分析不同回答的差別，找出其中的原因；同時教師要求學生提高動手的能力，做好相應的筆記，不斷為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學習積累知識。
2.要巧妙的利用課堂藝術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運用藝術的思維、視角、形式以及手段對大學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教學進行設計和改造，提高教學質量，從而獲得比較好的教學效果。首先，教師要采用恰當的導入。課堂的導入對整個課堂的教學效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好的課堂導入能夠有效吸引學生的注意力，高效的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端正學生的學習態度，提高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堂的教學質量。其次，不斷整合和開發課堂資源，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要不拘一格，靈活合理的利用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教材，對教學資源進行合理整合，大力的開發教學資源，幫助學生能夠主動積極的學習資源。教師還要積極引導學生對其他有關教學內容的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閱讀練習資料的搜集，拓展學生的學習視野，豐富學生的內容，提升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更好的為教學服務。最后，要注意轉變師生之間的角色為了保證教學效果，提高教學效率，教師在實際課堂教學過程中，要加強對學生的引導、啟迪。因此，教師要根據學生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水平和基礎，創造和諧民主的教學氛圍，以學生為本，為學生提供積極交流的機會和平臺；同時要建立學習小組，在合作過程中，如何發揮團體作用，進行取長補短，分享學習的樂趣和喜悅，提高學生的學習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能力。
3.要注重理論與實際的結合
關鍵詞：轉喻；轉喻式翻譯理論；法律文本翻譯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志碼：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6.06.17
隨著認知語言學的迅猛發展，學界開始討論其與翻譯學之間的關系。Shreve和Angelone[1]出版了《翻譯與認知》，標志著認知翻譯學逐步形成。譚業升曾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探討了創造性翻譯研究的幾個核心問題，對認知翻譯學學科體系的構建做了有意義的探索[2]。王寅曾提倡從認知語言學視角建構翻譯理論的思路，提出“認知翻譯觀”和“認知翻譯研究”的新興邊緣學科[3-4]。在認知翻譯學框架下，一般認為，翻譯與轉喻之間是相輔相成的。翻譯的本質是轉喻性的，是源語言與譯入語之間的一種語言轉換。Tymoczko曾提出“翻譯轉喻學”（metonymics of translation）和“翻譯轉喻”（metonymy of translation）等術語，并認為，翻譯的轉喻性主要體現在翻譯的聯系/創造（connection/creation）功能以及翻譯的局部性（partiality）這兩個方面[5]41-57。
作為一種特殊的語篇類型，法律文本的翻譯也離不開這種語言之間的轉換。法律文本具有正式性、嚴謹性、專業性、規范性等特點，法律翻譯必須把握這種文體特征，使譯文映現源語言的“味道”。對法律翻譯作出開拓性貢獻的當屬克羅地亞法律翻譯學者Susan arcˇevic'。國內近十年法律翻譯的興盛與這位學者是分不開的。國內學者研究法律翻譯的視角比較多樣化，包括譯者的創造性（黃巍[6]）、法律交流原則（杜金榜[7]）、翻譯策略（張法連[8]、劉法公[9]、穆可娟[10]）、語用視角（張新紅、姜琳琳[11]，馬莉[12]，韓健[13]）、文化美學（王同軍[14]）等。縱觀研究現狀，學界基于認知角度對法律翻譯的探討著墨較少，鮮見認知轉喻對翻譯的研究路徑。本文將在轉喻式翻譯理論的基礎上，探討其對法律翻譯的指導作用，試圖探索基于轉喻式翻譯理論的法律翻譯策略。
一、轉喻式翻譯理論
涉及認知轉喻與翻譯研究之間的關系，一般認為主要體現在對比喻性語言的翻譯上。從傳統修辭學角度看，這種語言現象的翻譯很少，因為轉喻只不過是一種修辭格。從認知語言學視角看，這種語言現象俯拾皆是，因為轉喻是人類認知世界的一種工具，在語言中無處不在。本文中的轉喻式翻譯理論（a metonymic theory of translation）把轉喻視作后者。
英、漢語的詞匯大多具有交集特征，意義僅部分等同，這就是造成“部分代整體、部分代部分、整體代部分”轉喻機制的認知基礎[4]20。Denroche進一步強化了翻譯的轉喻性本質，提出了轉喻式翻譯理論[15-16]。他將比喻性語言看作翻譯可行性的基本對象，但它并不主要關注比喻性，而是重點關注源語文本與譯文初稿、譯文初稿與譯文終稿之間緊密相關的意義轉換。這種理論可為翻譯研究提供一種新范式。依據這種理論，轉喻處理在翻譯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不同語言之間以及同一語言的不同變體之間的轉喻關系使翻譯成為可能。翻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語際遷移階段（從源語文本到譯文初稿），二是語內修正階段（從譯文初稿到譯文終稿）。這兩個階段具體包括：理解源語文本意義，對比源語與譯入語，作出由轉喻框架激活的詞匯選擇，修改譯文初稿直至預期。翻譯即是通過轉喻關系處理這個過程。從源語文本到譯文初稿充滿了模糊性與不確定性，而從譯文初稿到譯文終稿中某些句子的轉換其實就是轉喻轉換。再到譯文終稿中所做的詞句微調，其旨在關注語篇連貫，也是轉喻處理在發揮作用。
同樣在2015年，常年關注隱喻能力的伯明翰大學教授Jeannette Littlemore在其新著《轉喻――語言、思維與交際背后的“縮影”》中也談及了轉喻與翻譯的關系，為轉喻式翻譯理論做了有益補充[17]。她指出，譯者在將源語文本譯成譯入語文本時可能會涉及轉喻表達的選擇，因此有必要將這些轉喻表達按照恰當的翻譯策略譯出。在國內，盧衛中曾專門研究了轉喻的翻譯策略，并指出，轉喻的翻譯可采取“譯入語對應喻體翻譯”、“譯入語特有喻體翻譯”、“源語喻體+喻標”、“源語喻體+注解”和“源語喻體的舍棄”等策略[18]。
簡而言之，轉喻式翻譯理論認為，可以從轉喻的視角界定翻譯。具體來講，包括微觀與宏觀兩個方面，前者指具體轉喻表達的翻譯，其翻譯策略要視語境而定，采取“譯入語對應喻體翻譯”的翻譯策略；后者意指源語與譯入語之間的關系本質上講是轉喻的，譯文初稿與譯文終稿之間的關系也是轉喻的，這是轉喻式翻譯理論的宏觀把控與指導原則。
二、轉喻式翻譯理論對法律文本翻譯的指導作用
（一）轉喻式翻譯理論指導法律文本翻譯的可行性
從微觀上講，鑒于法律文本在社會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法律語言莊重、嚴肅等特征，在法律文本翻譯中，譯入語對源語的忠實性、一致性方面要高于其他類型的文本翻譯。但是，過度強調法律翻譯的忠實性與一致性勢必會招致法律翻譯過度直譯之嫌。法律翻譯譯者一直在忠實于語言與忠實于法律內涵之間搖擺。盡管如此，鑒于英、漢兩種法律語言的不同特征，進行雙語轉換時難免存在詞匯在形式與意義上的部分等同，這即體現了部分與整體之間的轉喻機制。因此，從微觀上講，轉喻式翻譯理論對法律文本翻譯有指導作用。
從宏觀上講，盡管法律翻譯所體現的主觀能動性相對較小，無須進行過多轉換，法律翻譯畢竟也是兩種語言之間的轉換，其中包括典型的句型轉換。正如Susan arcˇevic'所說，法律翻譯就是語言轉換與法律轉換同步進行的活動[19]。依據轉喻式翻譯理論，從源語到譯入語以及從源語法律到譯入語法律的這兩種轉換背后的認知機制即是轉喻運作。這里的轉喻即是發生在同一理想化認知模型內的源語與譯入語之間的認知操作，也包括發生在同一法律框架下源語法律體系的法律法規與譯入語法律體系的法律法規之間的認知操作。正是由于轉喻機制的潛在指導作用，促使譯者在法律翻譯過程中靈活把握法律翻譯策略，合理運用符合譯入語規范的句型，實現兩種法律在語法、功能等層面上的一致性。因此，從宏觀上講，轉喻式翻譯理論對法律翻譯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譯文：業主特此立約保證在合同規定的期限內，按合同規定的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總價，或支付合同規定的其他應支付的款項，以作為本工程施工、竣工及修補工程中缺陷的報酬。
源語中的“therein”是一個簡化形式，代指“in the Works”。所以譯文將其譯為“工程中”，這種翻譯方式體現了整體形式代部分形式的轉喻關系，實現了譯入語中法律語言的規范化。
例4：《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
第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了擴大國際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允許外國公司、企業和其它經濟組織或個人（以下簡稱外國合營者），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則，經中國政府批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同中國的公司、企業或其它經濟組織（以下簡稱中國合營者）共同舉辦合營企業。（摘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
譯文：The Law of the PRC on Chinese-Foreign Equity Joint Ventures
Article 1 With a view to expand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rmits foreign companies， enterprises， other economic entities or individual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foreign parties） to incorporate themselves，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o equity joint ventures with Chinese companies， enterprises or other economic entitie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hinese parties） on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and subject to authorization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上例中，針對同一個“中國”，漢語法律中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譯者將第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譯作“PRC”，將第二、三個譯作“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這種譯法體現了語言的多樣化特征，“PRC”與“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之間的關系是一種部分形式代整體形式的關系。同時，依據“譯入語對應喻體翻譯”的策略，“PRC”的譯法屬于部分地直譯，未能充分體現漢語法律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威嚴，可進行合理的轉喻轉換，并調整為“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英漢兩種語言的不對等性是體現轉喻式翻譯思路的重要依據，法律語言中也存在這種不對等性。正是因為這種不對等性造成了源語與譯入語詞匯之間存在部分代整體或整體代部分的轉喻關系。在這種情況下，多采用“譯入語對應喻體”的翻譯策略。
例5：各成員國在其國際關系中，應避免對任何國家的或政治獨立進行威脅或訴諸武力，應避免采用任何與聯合國宗旨不一致的其他方式。
譯文：All Members shall refrain in thei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against the territorial integrity or political independence of any state， or in any other manner inconsistent with Purposes of the United States.
上例中，源語中的“成員國”與譯入語中的“Members”構成一種形式上的詞匯缺失現象。一般來講，“成員國”譯作“member states”或者“member countries”，而譯文則將其處理為“Members”，這種譯法既符合譯入語的表達習慣，也切合了法律語言的簡潔性，更重要的是體現了部分形式代整體形式的轉喻關系。
2.法律文本中句型的轉喻翻譯策略解析
英漢兩種語言的不對等性不僅體現在詞匯層面，也體現在句型方面，這種不對等性正是轉喻式翻譯理論的重要依據。漢語法律文本中的句型不能與英語法律文本中的句型完全對等，只有通過有效的轉喻轉換，才能達到法律文本翻譯的標準。
第一，首尾互換的轉喻轉換。
為使譯文符合譯入語的表達規范，在必要情況下，需要調整源語的語序，進行必要的轉喻轉換。
例6：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12， the General Assembly may recommend measures for the peaceful adjustment of any situation， regardless of origin， which it deems likely to impair the general welfare or friendly relations among nations， including situations resulting from a viol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present Charter setting forth the Purpos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United States.
譯文：對于聯合國大會認為可能損害公共利益或影響國家間友好關系的任何局勢，包括因違背本確定的聯合國宗旨和原則而造成的局勢，無論什么原因，聯合國大會可以提出和平調解的建議，但不得違背第12條的規定。
英文的語序講究突出主題，把重要的信息放在句首，如原文中的“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 12”，而在譯入語中，則將其放在句末，這符合漢語的表達習慣。該例中的語序轉喻轉換較好地體現了轉喻式翻譯理論的宏觀指導作用。
例7：為規范公司付款管理，特制訂本辦法。
譯文1：To standardize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mpany payments， these regulations are formulated.
譯文2：These regulations are formulated to standardize the management of payments in the company.
譯文2的語序轉換實現了譯入語的通順與連貫。
第二，句中成分的轉喻轉換。法律文本中的句型互換不僅包括首尾互換，還體現在句子中的成分轉換，這種轉換既體現了法律語言的文體特征，也符合法律文本翻譯的指導原則。
例8：合營企業所需原材料、燃料、配套件等，應盡先在中國購買，也可由合營企業自籌外匯，直接在國際市場上購買。（摘自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
譯文1：An equity joint venture should put the purchase of the required raw and semi-purchased materials， fuels， auxiliary equipment， etc. from Chinese resources in the first place， and may also raise its own foreign exchange funds to buy those directly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譯文2：In its purchase of required raw and semi-processed materials， fuels， auxiliary equipment， etc.， an equity joint venture shall give first priority to Chinese sources， but may also acquire them directly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with its own foreign exchange funds.
法律語言的艱澀難懂，多“歸功”于其包含的大量生僻少見的法律術語與復雜冗長的語法結構，沒有一定法律常識的讀者往往會望而卻步。按照翻譯的基本原則，法律語言在句法上應表現為結構簡單、表意清晰。依據轉喻式翻譯理論，譯者應時常提醒自己及時對第一稿的用詞與句型進行合理的轉喻轉換，化繁為簡，化散為整，以確保譯文簡潔易讀的翻譯效果。上例中，譯文1是翻譯初稿，全句使用了“put ”與“raise”兩個并列謂語動詞，突顯了“盡先”與“籌”的動作，突顯前者符合漢語法律試圖表達的意思，而突顯后者則有點“喧賓奪主”的意味。另外，“put”的賓語過長，有點臃腫。相比而言，譯文2進行了一定的轉喻轉換，將這個賓語的位置轉換到句首位置，并將“籌”的工作置后，轉換為方式狀語的做法既突出了源語主題，又符合英文表達習慣。這樣的轉喻轉換保持了源語法律的“本色”，又恰當地實現了語言的簡潔，進而構建了譯入語的連貫性。
三、結束語
法律文本是識別度較高的一種特殊文體，因此法律翻譯譯者需要同時具備較強的雙語轉換與法律轉換的能力。法律翻譯的開展需要多種翻譯理論及策略的有效支持，本文中的轉喻式翻譯理論便是其中之一。研究表明，在轉喻式翻譯理論的指導下，針對源語法律文本與譯入語法律文本中的詞匯意義或形式的缺失，應當按照“譯入語對應喻體”翻譯策略進行翻譯；針對雙語法律文本中的句型，則需要根據語境進行必要的轉喻轉換，以保證源語法律文本與譯入語法律文本的“本色”。當然，轉喻式翻譯理論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其對翻譯的指導作用還需進一步細化。本文旨在拋磚引玉，希望引起學界對此理論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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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律診所與法律賦能的有機結合：法律賦能診所
2.《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第45條產品責任法律適用的法律思考
3.法律實務法律顧問在企業合同法律風險防范中的作用
4.以法律視角審視法律邏輯在法律應用中的作用
5.法律文書寫作課中學生法律思維和法律實踐能力培養方法之我見
6.淺析《法律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對正義的探索
7.“基本法律”與“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劃分之反思
8.試論法律繼承與法律移植在法律演進中的作用
9.法律解釋：服從法律還是創造法律
10.以案說法：法律原則與法律規則沖突時的法律適用
11.論法律的融合、地區法律的趨同與法律全球化
12.從“法律”\“習慣”和“法理”看法律解釋與法律推理
13.法律原生態的殺手：道德泛法律化和法律泛道德化
14.探究衛生法律法規課程對醫學生醫事法律素質的促進作用
15.從法律英語的文體特征看法律英語中的修辭翻譯
16.“法律解釋”與“法律詮釋”之術語辨析
17.法律教育中法律思維的養成
18.淺談民商事法律談判對于法律人的要求
19.淺析制定“民商法律總綱”完善民商法律體系
20.中職法律教育與中職生法律素質的提高途徑研究
21.加強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22.淺析實名火車票的法律性質及遺失車票的法律后果
23.本科法學教育中法律思維與法律職業技能的培養方法探微
24.俄語法律詞典在俄語法律術語研究中的作用
25.微信群規約的法律屬性及法律責任
26.診所法律教育的目標定位與法律人的職業倫理培養
27.論法律診所教育在應用型法律人才培養中的作用
28.探討高校法律教育對培養學生法律意識的影響
29.如何正確處理法律文書的格式要素與法律邏輯要素之研究
關鍵詞 德治 法治
中圖分類號：DF02 文獻標識碼：A
黨的十六大提出“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輔相成”，十八屆四中全會又重申這一思想。然以德治國方略的提出并非像依法治國理論那樣受到普遍歡迎，至今仍有不少人對此或持謹慎態度。表現為：一是德治法治并舉，道德與法律作為社會控制方式的等同性會不會沖淡法治建設。二是德治法治關系怎樣，是否會有滑入人治陷阱之忑。產生疑慮的根源在于望文生義，或是強化思維定勢將事物的差異擴大為對立，未清楚“以德治國” 具體的時代內容。
解決疑難的前提在于明晰概念，必須給予以德治國以明晰的解釋。粗觀學者理論出現了一些認識分歧。有學者認為“德治是一種柔性的治國方略；要靠社會教育、道德榜樣感染以及社會成員的自覺和信念加以推行。”亦有觀點：“德治表明將道德作為重要執政工具，強調選拔執政者必須堅持德才兼備，執政者應以身作則。”也有學者從傳統儒家思想“為政以德”中找共鳴，為政者要加強對民眾的道德教化，“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觀點一表明了道德在社會調整中的作用，側面展示以德治國的美好前景，卻混淆了德治的主體。觀點二增加了執政者的“德性”思想，可惜缺乏何謂有“德性”，僅僅靠“以身作則”難免太過虛泛。觀點三強調道德作用和統治者德性問題，卻忽略了孔子所言的“為政以德”實則為人治基礎上的道德至上：即德治優越于法治， 甚至可以僅依靠統治者道德來治理國家的，明顯具有歷史狹隘性。
“徒善不以為政，徒法不以自行”，應當明確道德對法的創制和實施有重大指導作用，以德治國的核心在于發揮道德在法治建設中的作用，但法律和道德在社會調控中的作用應如何整合，才能既避免道德的泛化，又防止法律的惡性擴張。因此，實現依法治國充分發揮倫理道德的作用，如何使法律與道德在調控社會過程中形成優勢互補。從這一角度而言，學者討論的德治含義難免缺乏了具體含義。
筆者提出新時代下以德治國思想含義：首先，德治應當是強調是對掌權者的要求，即掌權者應當有“德性”行使權力時應當能夠符合“公共道德”的要求；其次，德治關注的是“德性”問題：諸如仁愛、正義、寬容，往往包含對善的傾向。德治關注的核心不在于人民群眾的德性問題，而在于掌權者的德性問題。德弗林（lord devlin）指出，公共道德是每個社會為了維系其自身的存在所必須擁有的一套成員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標準；德治的核心在于掌權者行使權力時能否符合“公共道德”的要求。強調掌權者的“公共道德”不應一筆帶過，更應落實實處。
對于行政機關，其“公共道德”主要體現在合理行政方面。堅持公平公正原則，即要平等對待行政管理相對人，不偏私、不歧視；作出行政決定和進行行政裁量，只能考慮符合立法授權目的的各種因素，不得考慮不相關因素；堅持比例原則，即行政機關采取的措施和手段應當必要、適當；行政機關實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種方式實現行政目的的，應當避免采用損害當事人權益的方式；最后，在建設“法治政府”背景下，行政機關應當堅持“法無明文規定不可為”，即從對政府及其工作人員的禁止性立法轉變為允許性立法：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只能做法律法規允許的事項，法律法規沒有明確允許的一律視為不允許。
對于司法人員而言，一方面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嚴格依法辦事，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把法律化的社會主義道德要求落實到法律實踐中；另一方面，法律具有滯后性、時代性和局限性特點，“所形成的一切事值得毀滅的”，完善的法律制度絕不可能毫無遺漏解決現有問題，當法律只有原則性規定甚至無成文法可依循時，司法人員應當發揮其“公共道德”彌補法律空缺，即要統籌法律、倫理和人情的關系，關注普遍法律規則和復雜事實背后的道德倫理因素，使法律實施的結果（ 如法院裁判） 盡可能與社會主義道德的要求評價相一致，至少不與社會主義道德的價值相沖突。
對于立法人員而言，當現行法律規定不能滿足現實生活需要，脫離了道德基礎時，社會道德評價就會向立法機關發出校正信號，此時立法者的“公共道德”在于社會主義法的創制應當反映群眾的根本利益和對是非善惡的基本態度，體現社會主義道德基本原則，若法律不合理合情其便為“惡法”，此時“惡法”應當被創制、修改和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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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初中政治；道德素養；淺談
道德是協調人與人、人與社會、個人與集體之間關系的次于法律下的行為規范和準則，品德是一個人遵守道德的體現，道德規范依靠社會輿論和約定俗成的習慣以及個人信仰等支持，不具有像法律那樣的強制性，卻是一個人為人處世的基本原則。因此初中教育階段在政治教學上培養初中生的基本道德素養，建立起正確的價值觀，具備一定的品德品質是政治教學的重要目標。在初中政治教學中應該積極的培養學生的相關素質，正確的引導他們正確價值觀的形成。
一、充分利用課堂教學主陣地，培養愛國情懷和集體榮譽感
愛國主義精神是當今青少年所必須具備的品質，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歷史文化進程，時代在變遷，科技在進步，愛國卻是永恒不變的核心主題。青少年是中國夢的繼承者和弘揚者，初中政治教育更是要在青少年形成基本價值觀、政治觀和人生觀的時候樹立起他們的愛國主義情懷，這樣才能在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棟梁，肩負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在初中政治教學中課堂是一個主陣地，我們教師要根據教學內容和特點，靈活多變的設計教案和展開針對性的教學手段。鑒于政治這門科目的性質，教材遣詞造句特別講究，嚴肅性強、抽象性強，因為在教學過程中難免會讓學生感到課堂枯燥乏味，尤其是向愛國主義情懷這樣內涵豐富的抽象性概念。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應該積極開展對教材的二次加工、多多利用生動有趣的案例將知識具現化，并運用教學手段和策略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提高他們的學習熱情，比如開展角色扮演活動、創設情境法、模擬討論法以及多媒體技術等。綜合論之，無論采取哪樣的教學手段均旨在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以及提高課堂效率，幫助學生理解和內化愛國主義情懷的基本內涵。
例如，我在執教人教版初三政治時，在給學生講解和分析愛國主義情懷內涵的時就運用情境模擬法讓學生在真實的環境下感受愛國主義的教育具體表現形式，例如我創設了很多日常生活中的情境并讓同學們設身處地的去理解愛國主義情懷在這些小案例中的表現：某同學因為某些原因，用打火機將隨破舊的紙幣燒毀，初中德育教育論文我們遇見了應該及時制止。愛護和尊重人命幣，不亂丟亂扔也是愛國主義的表現；在升國旗奏國歌的時候我們應該莊嚴肅目，不能嘻戲玩鬧等。通過這樣一些生活中的小事情能讓他們具體理解愛國主義情懷的內涵，在日常生活中注意愛國主義情懷的培養。此外，集體主義也是初中生必備的品質，人是群居動物，個人和集體相互依存，因此培養學生集體主義和集體榮譽感是初中政治教學中的重要一環，在課堂教學中應該積極開展團結協作性質的學習活動一點一滴的加強他們集體榮譽感的培養。
二、引導學生明是非，辨善惡
一個人道德品質的體現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而為之”一直以來都是提倡學生學會的行為準則，只有能夠明是非，辨善惡才能規范自己日常中的行為，從而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質和綜合素養。一時的某些行為并不能說明是否具備道德品質，只有形成內心的觀念和行為準則并在它的驅使下踐行某一道德行為才是具備道德品質的表現，因此道德品質的培養是一個積累和沉淀的過程，而日常生活中逐漸形成這些品質就需要學生建立基本的明是非，辨善惡的能力，規范一言一行，以致于內化道德準則從而獲得道德品質的培養。在初中政治教學過程中，學生辨別是非黑白的能力需要教師進行引導，注重學生的一言一行，鼓勵的宣傳好的人和事，對那些做錯事或者具有相關傾向的學生加以教導防范于未然。此外，利用對比教學法培養學生明辨是非、善惡能力方面具有非常良好的教學效果，例如，我曾經給學生講解過這樣兩則對比案例：甲在經過一路邊時隨手丟垃圾，乙見到有人丟也跟著丟而丙同學經過時不僅沒有跟著丟垃圾反而將垃圾撿起來放入就近的垃圾桶中。這樣一則案例簡單卻發人深省，甲同學是最初丟垃圾的人，而乙同學的行為雖然有所不同卻與甲沒有本質區別，丙同學的行為和乙的行為形成鮮明對比。通過這樣的對比教學法學生對于對與錯、是非黑白、善于惡就會形成一個基本的認知能力。
三、結語
道德培養對于學生道德品質、價值觀、人生觀的形成以及樹立愛國主義情懷和集體榮譽感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教師應該充分發揮初中政治課堂這一平臺展開對學生的道德培養，從日常生活和教學中的一點一滴中培養他們明辨是非善惡的能力，規范一言一行，在逐漸學習和積累的過程中樹立行為規范，培養道德品質。
參考文獻：
[論文關鍵詞]法律思維;法社會學思維方式;思維方式
何為法律思維？何為法社會學思維方式？對于這些涉及法律思維和邏輯方面的基本概念，人們知之甚少，學界也是近十幾年才開始關注和研究。這些概念對于普通法科學生而言同樣是比較陌生，況且也無相關課程的開設，即便是《法律邏輯》，講授的多是形式邏輯方面的內容，并沒有著重往法律思維的培養和訓練方面來開展，法科學生在日后的專業課程學習中并沒有清醒地意識到，更談不上主動地運用這種思維方法來解決法律問題。其實，在法科學生的課程學習和討論中已經或多或少用到了這種思維方式，但運用者大多是潛意識的，是與其他普通思維混沌或同步進行的。如何更好地認識法社會學思維方式？如何在課程學習中更好地運用這種思維來解決問題？這正是課題研究所要達到的目的。為此需要了解廣州高校法科學生的人文素質現狀，需要了解法科學生對法律思維以及法社會學思維方式的認知和實踐的情況，為完善法社會學思維方式在理論法的教學實踐提供充實的數據資料。
一、法社會學思維方式實證調查的基本情況
（一）調查對象和調查方法
限于時間和人力因素，本次調研選取了廣州市大學城十所高校中部分學校的法科學生進行調查。學校方面選擇了廣州大學、華南師范大學、中山大學、廣東工業大學，分別體現了廣州市屬院校、廣東省屬偏文科的綜合性大學、廣東省屬偏理科的綜合性大學的特征。學生方面，主要以法學本科生為主，輔以部分法學碩士研究生、非法律專業輔修法學的本科生和大專生，學生參與調查面的擴大主要考慮到讓調查對象更具基礎性和廣泛性。
調查方法主要包括走訪調研和問卷調研。課題組成員利用課堂教學間隙發放問卷，并發動學生在本校和外校發放問卷，還利用電子網絡發放問卷，收集調查數據。共計發放調查問卷300份，收回300份，因課題調查所涉及的主題內容、調查對象的專業和層次、參與的人數等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由此得出的調查數據和結論應該具有較強的真實性和客觀性。
（二）調查提綱
這些提綱側重調查的內容是廣州高校法科學生的人文素養、法科學生對法律思維的認知情況以及在具體教學中的實施情況等：
1.您對法科學生的人文素質了解多少？（沒聽說過;不行;一般;還可以）
2.您對思維方式的了解有多少？（一般;很詳細;一無所知）
3.您對法律思維的了解有多少？（一般;很詳細;一無所知）
4.您對法社會學思維方式的了解有多少？（一般;很詳細;一無所知）
5.您在法律課程學習中是否運用了法律思維和法社會學思維方式？（沒有;不知道;有一點;有不少）
6.您學過的法學課程中有否提及或強調法社會學思維方式？（沒有;很少;一般;經常）
7.您對目前的法學教學方法如何評價？（一般般;填鴨式無自主性;啟發式很好）
8.哪些課程應該特別強調法律思維和法社會學思維方式的運用？（理論法;部門法;所有課程;大部分課程）
9.采用法社會學思維方式進行教學的課程效果如何？（沒有明顯效果;一般;很好;效果有待進一步確認）
10.您認為此類思維方式在教學中的作用和地位如何？（無所謂;有點用處;很有用處;關鍵是如何在教學中實施）
二、法社會學思維方式實證調查的分析
（一）調查數據
通過對調查問卷和走訪調查的數據進行分析比較，發現法科學生對“思維方式”、“法律思維”了解不多，知之甚少，有些甚至覺得對思維方式的了解沒有必要，認為應該將時間和精力花在具體的課程學習上，只有少數同學對“法律思維”和“法學思維”有一定的認知。
調查數據得出的基本結論總結如下：
1.90%的學生認為沒有必要關注此類問題，學好十四門法律核心課程即可。
2.5%的學生認為有必要關注此問題，了解思維方式和法律思維有一些用處。
3.3%的學生認為很有必要關注此類問題，法科學生的思維方式培養非常重要，有助于提高思辨能力和深入理解法律問題。
4.2%的學生認為很重要，問題是如何來培養學生的法社會學思維方式，如何在課程教學中加以運用和體現。
（二）調查數據的分析
1.對“法律思維”的認知。調查數據表明，少數同學聽過“法律思維”，但要說出其具體含義時就難以表達。其實，“法律思維”是與普通人的思維（Thinking like a person）相分開的一種特殊的思維方式，其概念內涵即便在美國本土的研究也是沒有定論，可從多方面來理解，既可以簡單理解為“法律人的思維”（Thinking like a lawyer），像法律人（包括法官、檢察官和律師等）那樣地來思考和解決問題，也可寬泛地理解為從法律角度來思考和解決問題的一種思維習慣或潛意識，國內外學者對此研究不少，觀點不一。“像法律人一樣思維”被默認為美國法學院的教育目標，這種思維被美國學者表述為多種術語的組合系統，如“案例方法”、“學會專業范式和法律話語”、“批判性思維”、“洞察法律背后的道德原則”等，中國學者也有自己的觀點，法律思維只是法律人的思維方式中的一種，“法律人的思維方式是以理性思維為基礎、以法律思維為核心，以法學思維為先導的思維習慣或思維定勢，而法律思維就是以法律為坐標和工具，按照法律觀念和邏輯來理性地觀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思維習慣和思維能力” ，還有的側重從法律適用和法律解釋角度來談及，法律思維是“依據法律邏輯，以價值取向的思考、合理的論證，解釋適用法律，包括法的價值層面和方法層面”。還有的認為法律思維包括法律思維方法和法律思維方式兩方面內容，是指“人們對于法律的認識態度，以及從法律的立場出發，人們思考和認識社會的方式，還包括這一過程中，人們運用法律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
因此，對普通國人不應有所要求，但對學習法律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而言卻是必須要了解的。即使對“法律思維”的概念說不出所以然來，也應該對此類術語有清醒的認知，意識到它是什么，何時應該運用此種思維，然后才是對其概念內涵的深度理解。或者說，法科學生應該在遇到法律問題時主動自覺地運用法律思維來分析思考，運用法律概念、法律原則和法律解釋等使法糾紛得以圓滿解決，使法律問題朝著制度化的軌道運行而不是演變為政治問題和道德問題來解決。
2.對法社會學思維方式的認知。課題實證調查數據反映出法科學生對思維方式和法社會學思維方式的認知非常有限。思維方式是一種職業群體所特有的標志或特征，并非短期可以學到，而是要靠長期的培養和訓練，法律思維方式正是這樣一種日積月累而成型的思維方式，是“按照法律的邏輯來觀察、分析和解決社會問題的思維方式，是圍繞著合法與非法來思考判斷一切有爭議的行為、主張、利益和關系”。而作為法律思維方式所屬的“法社會學思維方式”，則是一種觀察、分析和解決問題的獨特的視角、立場與方法，強調從整體性思維角度出發，秉持社會立場，對法與社會的互動關系、對社會中的法律以及具有法律意義的其他社會現象進行經驗研究與法益分析。
法社會學思維方式其實借鑒了法社會學的立場和研究方法來思考和解決法律問題，強調用一種外在、審視的態度來學習、理解和運用法律，帶著一種社會現實的眼光來看待法律的運行，這種思維方式能夠使學生盡快融入社會現實，提高其應變能力。這種思維方式不是簡單地套用傳統的三段論“歸納-演繹-推理”來推導出常規的審判公式，而是前置式地嵌入法社會學的研究視角，在傳統的法律適用之外，更關注法律的社會實施效果和社會輿論的影響。這種思維方式在理論法課程的教學中尤為重要，要求學生注重理論聯系實際，課堂內容不限于理論講授，而是將問題和案件置于社會現實中，要求學生多角度、多層次來分析看待。
三、法社會學思維方式的課程教學實踐
（一）實施情況
目前專門和針對性的教學課程還沒有，課題組成員在已經開設的課程中有意識注入此類方法，如《中國法制史》、《外國法制史》、《憲法》、《法理學》和《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等課程。教學中明確告訴學生此類課程中要有意識運用到法律思維或法社會學思維方式，讓學生帶著法律的有色眼鏡去看待生活中的糾紛，運用法言法語來表達觀點，找尋相關的法律條文來分析，在法律、情理和鄉俗之間尋找平衡點，而當不能很好地兼顧情理法時，則要有所取舍，并始終堅持依法處理的標準，而在面對這類難以處理的糾紛時，也會看到現行法律的不足、不夠或不當之處，認識到這一點就是在很好地運用法社會學思維方式來分析處理的結果。
在教學方法上注重探究法社會學思維方式的培養與學生創新能力的關系，具體要處理好理論法與部門法、實證調研與理論學習、個案討論和綜合討論、演示教學與實踐活動的關系，通過多種教學方法的嘗試，再根據學生的反饋效果和老師的教學感受，以及定期的問卷調查和量化評分，初步取得一定的預期效果，但明顯的效果有待長期的檢驗。
（二）教學實踐的評價
一方面是廣州高校法科學生人文素養的不足，重法學實踐、輕法律理論的現狀;另一方面是尚未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只是滿足于短期的學習效果，缺乏對專業學習的長期規劃和專研法學理論的熱情，這樣培養出的法學人才即便是合格的但并非創新型人才，尤其是缺乏思辨性和發散性的思維能力，對處理社會轉型期多發性和復雜性的案件缺乏足夠的認識力和掌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