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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邊際產業擴張理論是由日本著名的國際經濟學家小島清提出的，其核心內容是：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本國（投資國）已經處于或將要處于比較劣勢產業（亦即邊際產業）依次進行。如六、七十年代，日本紡織工業大舉對海外投資正是在日本已基本完成了重化學工業的建立，勞動密集型的紡織業已經處于比較劣勢，變成“邊際性產業”的背景下進行的。
（二）弗農的產品生命同期理論
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把產品生命周期分為三個階段：新產品階段，成熟產品階段和標準化階段。從新產品階段到標準化階段，同類產品的新加入者不斷增多，市場競爭日益激烈。此時競爭的焦點集中于價格，因此降低生產成本就成為生產者主要考慮的因素。20世紀70、80年代，家用電器在日本的生產已進入標準化階段，家電產業逐漸成為組裝加工業，日本逐漸將生產中心轉移到東南亞國家及中國，以利用當地廉價的勞動力來降低生產成本。
（三）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
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繼承了壟斷優勢論的觀點，吸收了內部化理論的內涵，又引入了區位理論，這構成了該理論的核心。該理論認為一個企業要從事對外直接投資必須同時具有3個優勢，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國際生產折中理論對戰后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同樣具有一定的解釋力。如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了面向亞洲“四小龍”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勞動力資源屬于自然因素，而自然因素又是構成一國區位優勢的重要組成部分。可見，日本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較為注重將企業的原有優勢同東道國的區位優勢結合起來。
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特征
（一）資源開發型對外直接投資：由于日本是自然資源極其匱乏的島國，在其戰后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為保證所需原材料、能源的供應，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資源開發領域。如日本在中東地區以開發油田為目的的直接投資和為開發亞洲地區自然資源而進行的直接投資。
（二）利用廉價生產要素型投資：由于日元不斷升值和日本經濟的迅速發展，日本國內工資和原材料價格不斷上升，使日本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下降。為了提高競爭力，日本企業不得不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尤其是對亞洲各國投資增加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為了獲得亞洲相對廉價的勞動力和原材料等生產要素。
（三）邊際產業對外轉移型投資：日本對亞洲和東盟國家的投資往往是既結合本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又配合該地區產業結構的轉換而進行的。通常是日本將國內已失去比較優勢的邊際產業轉移到該產業仍處于成長中的亞洲國家和地區。
（四）市場導向型投資：即為維持和擴大當地市場份額而進行的投資，投資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繞過貿易壁壘。如60年代以后，亞洲各國實行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戰略，紛紛采取高關稅和數量限制等措施，為維持國際市場份額，迫使日本擴大對外直接投資。
（五）專利與信息收集型投資：這集中表現在日本對歐美的投資上，因為歐美國家生產力發展水平高、科技發達，歐美市場對日本企業來講，重要性在于專利與信息收集，商品籌劃與開發研究等知識關系方面，因而大型跨國公司向歐美發達國家投資偏重于技術型產業。
（六）規避貿易摩擦型投資：70年代以來，隨著日本經濟的崛起，日本產品大量涌入歐美，日本長期的貿易順差使其與歐美的貿易摩擦日趨激烈，歐美各國紛紛采取措施限制日本產品的進口。為了規避貿易摩擦，日本采取由直接貿易往來轉為當地生產、當地銷售的直接投資方式，或將生產基地轉到發展中國家通過第三國輸入的迂回戰略，從而達到緩和貿易摩擦，維持已有市場份額的目的。
三、日本利用對外直接投資規避國際貿易摩擦的績效分析
（一）日本利用對外直接投資規避日美國際貿易摩擦的成效
1．減緩了日美貿易收支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日美國際貿易摩擦
戰后，日本“貿易立國—出口主導”的經濟戰略使美國對日本的貿易逆差從1965年首次出現以后就開始不斷擴大。80年代以來，美國對日本貿易逆差呈現出了迅速增長的態勢，由1980年的69.59億美元上升到1994年的549.01億美元。貿易失衡引發了日美之間曠日持久的國際貿易摩擦。而日本大規模的海外投資對日美貿易收支的不平衡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作用。雖然日本的海外子公司在設立初期常常會從日本進口原料、配件、資本貨物等，但當其生產逐步步入正軌后，為避免投資摩擦，企業從東道國采購零部件、半成品的比率也會提高，而曾經從日本進口的成品將在東道國當地生產，由此會減少日本的出口；同時日本國內生產向海外的轉移也刺激了日本從海外子公司的進口，即原來的出口產品逆進口到投資國。
2．減輕了自愿出口限制措施對其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
自愿出口限制措施是日本為緩解日美國際貿易摩擦最常使用的一種手段。例如在50年代的日美紡織品國際貿易摩擦、70年代的日美彩電摩擦、80年代的日美汽車國際貿易摩擦中，日本均迫于美國的壓力，對出口到美國的相關產品實施了自愿出口限制。自愿出口限制是進口配額的一種特殊形式，是通過對進口商品規定最高數量或金額，直接限制商品的進口。這種方式對自愿出口限制實施國的經濟及其國內相關生產廠商造成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
3．對外直接投資既促進了日本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更使日本在國際貿易摩擦中獲得了不斷擴大的回旋空間，立于比較主動的地位。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展開正規的、大規模的對外直接投資，其中對東亞的投資產業結構明顯傾向于勞動密集型和一定程度上的技術、資本密集型的制造業上。而這些制造業又是日本國內早已標準化或將要淘汰的“夕陽產業”及環境污染型產業。
（二）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在規避國際貿易摩擦過程中產生的問題
值得重視的是，日本對外直接投資雖然給日本經濟帶來了豐厚的利益，但從長遠看卻造成了一些不利影響，而且這種不利影響正在不斷顯現。
1．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上引發了新的摩擦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為了規避日益激化的國際貿易摩擦，然而由于日本企業在投資方式，經營方式上與東道國的差異，使得日本在利用對外直接投資規避國際貿易摩擦的過程中，又與投資國產生了新的摩擦。如上世紀80年代，日美在汽車貿易上的激烈摩擦使日本在美國的壓力下，不得不單方面妥協同意對美國的汽車出口實行自愿出口限制。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汽車生產廠商紛紛開始對美國進行直接投資。然而在日本生產企業進入美國后，日本企業的系列生產結構與美國的生產結構發生了直接沖突，產生了新的投資摩擦。
2．制造業的海外轉移使日本國內出現了產業空洞化的趨勢
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以來，由于日元不斷升值，國際貿易摩擦不斷激化，國內經營成本的不斷上升使越來越多的日本企業將其生產基地轉移到了海外，以致國內投資減少，制造業相對萎縮。20世紀90年代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日本的技術進步明顯減緩，在高科技領域和基礎研究領域處于劣勢。低層次的傳統制造業不斷外移，而高層次的新產業又無法形成明顯的比較優勢。
在貿易投資一體化的大趨勢下，傳統的貿易保護前提基本不復存在，導致傳統的貿易保護思路過時，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以戰略性產業為借口實施保護愈發困難
高科技產業因其具有較強的外溢效應和規模經濟效應而被稱為戰略性產業。為了提高國際分工地位，獲取更多的利潤轉移，對戰略性產業加以保護也就成為當代貿易保護的一個重要理由。但是，在貿易投資一體化背景下，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正變得愈發困難。原因在于：
(1)對發達國家而言，雖然其資本雄厚、科技發達，但目前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往往涉及許多科學門類、需要高額的財力投入，單靠一個國家、一個企業往往難以完成。
(2)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其科學技術發展本身就相對落后，有的高科技產業是一片空白，保護無從談起，即使保護，也只會造成封閉和更加落后。
(3)對戰略性產業的保護能否奏效需要一系列嚴格的限制條件，如對市場信息及時、準確地把握，政府決策的高效率等。一旦這些條件得不到滿足，保護的初衷也難以達到。
2.以民族產業為界限實施保護已不可能
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科技的快速推動，跨國公司內部的分工發展迅速。由于國際直接投資的迅猛發展，跨國并購此起彼伏，導致各國產業、企業的相互滲透更加深入，企業、產品的“國籍”日益模糊了。在一國境內從事某種產品生產的，不含外資成分的“純本國企業”越來越少，而且有外國獨資企業、本國與外國合資企業、合作企業等各種企業形式。在這種情況下，一國很難再明確區分民族企業與外國企業、民族產品與外國產品。政府如果出于民族利益對某一產業加以保護，受保護的很可能不是本國企業，而是進入該產業的外資企業。
3.關稅作為傳統貿易手段的保護效果弱化
(1)從關稅的名義保護率來看,它主要取決于對受保護產品所規定的關稅率。關稅率越高,保護程度越高；關稅越低，保護程度越低。隨著跨國公司推動下的全球產業鏈條將各國納入國際分工的不同環節，各國市場日益融合，經濟的相互依賴程度不斷加強，在此情況下，一國制定關稅的自不僅受到貿易伙伴的制約，而且受到跨國公司的牽制。從國際范圍來看，全球關稅水平不斷降低，發達國家的平均工業品關稅已降低到3.8%，發展中國家降到2.3%，中國2005年已從1992的43%降到9%。
(2)從關稅的有效保護率來看，對最終產品的有效保護程度不僅取決于對最終產品進口征收的名義關稅率，而且在最終產品的生產使用進口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的情況下，還取決于一整套的關稅結構。在貿易投資一體化下，關稅有效保護率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比如，跨國公司可以借助加工貿易的發展暗度陳倉，借助投資在東道國建一條裝配線就可以將中間品迅速轉化成產品，從而規避東道國對最終產品的保護。4.非關稅保護手段的效果具有不確定性
(1)在貿易投資一體化下實施非關稅壁壘牽涉到的利益主體比較復雜。由于本國對某種產品進口的限制將可能招致外國對本國其他產品出口的報復，本國出口集團因而成為反對貿易限制的力量。另一方面，在東道國增設非關稅壁壘時，一旦影響跨國公司的利益，他們往往會動用各方力量使政策制定偏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并巧妙利用東道國各部門利益的不統一，削弱或避開非關稅壁壘。
(2)在貿易投資一體化下實施的非關稅壁壘可能是一種自傷行為。投資的流向是雙向的，一國不僅吸引外資，同時也對外投資。例如美國是最大的對外直接投資國和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國。一國在通過非關稅壁壘限制外國商品進口的時候，保護了國內廠商的利益（包括在國內投資的外國廠商的利益），但同時又可能限制了本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的收益，因為其貿易壁壘限制的進口中很可能有部分甚至相當一部分是本國廠商在國外投資生產的。
(3)貿易投資一體化下反傾銷手段的采用困難重重。在貿易投資一體化下，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子公司因為在當地注冊，取得國內生產商的資格，當其產量達到一定的程度時，傳統意義上的“國內生產商”就很難得到WTO要求的代表25%產量的生產上的支持，不能發起法傾銷調查，只能由國內反不正當競爭法加以規范。如果缺乏完善的競爭政策，保護就難以實施。
二、解決對策
1.貿易保護政策應由單純注重商品流動轉向兼顧商品和要素流動
貿易投資一體化下，要素流動性增強，一國的要素已不再成為其獨有的“專利”，而可以被國外通過投資所利用，同樣，一國發展經濟、增進居民福利的手段除了依靠國內要素外，也可以借助國外要素。國際貿易分工中比較優勢地位下降，競爭優勢地位上升。一國貿易政策的重點應由依靠貿易保護以發揮靜態比較優勢，向鼓勵要素流入以彌補比較劣勢、創造競爭優勢轉變。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因為其經濟發展的瓶頸在于資本和技術的缺乏資本的積累需要過程，技術的研發需要人才和高昂的費用，通過引進可以迅速到位。
2.投資政策與貿易政策的綜合使用是新時期貿易保護的有效措施
貿易投資一體化下，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的主體是跨國公司。跨國公司對東道國選擇投資還是出口，取決于一系列條件。國際折衷理論認為，當跨國公司具備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可以利用的東道國區位優勢時，往往他們選擇投資；當缺少可供利用的區位優勢時，往往選擇商品出口；當之具備所有權優勢時，選擇技術轉讓。很顯然，第一種方式最有利于彌補相對落后國家的資金和技術缺口。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引進國外要素一方面可以幫助東道國發展新的產業（如發展中國家的高新技術產業），壯大已有產業的生產規模，提高東道國的國際分工地位；另一方面通過引進要素開展加工貿易，可以解決東道國的勞動力就業問題。國際貿易理論認為，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存在一定的替代關系，資本輸出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將減少其對東道國直接的商品出口，從而減少東道國進口競爭的壓力，對東道國經濟發展更為有利。
投資政策與貿易政策交叉使用的依據還在于，跨國公司出于全球經營戰略的考慮，在某些情況下對某種產品會根據成本效益的比較，選擇向東道國出口產品，而非直接投資。在此情況下，出于對國內產業的保護，就需要進口國運用貿易政策，一方面限制商品進口，另一方面通過貿易障礙，迫使跨國公司前來投資。
3.對本國比較弱勢產業的保護要更新觀念，采取新的標準
當代的貿易保護毫無疑問不能再漫無邊際，而只能是遵守國際規則條件下的適度、動態保護。保護對象只能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具有顯著的產業間聯系的主導部門，如中國的汽車、金融、保險等部門；關稅水平只能是與已處于同一發展層次的國家的平均水平，對WTO成員國而言，還要遵守通過雙邊、多邊貿易談判所達成的關稅約束；而非關稅壁壘的使用也要符合國際規范。另外，適應關稅水平的不斷下調，為了提高關稅的實際保護率，逐步升級的關稅結構雖然效果相對于以前有所下降，但它仍然是不可忽視的選擇。
4.東道國應對外資企業實施“國民待遇”
在一國國境內，不管是外資企業還是民族企業，都是國家經濟發展的積極力量，都能給國家帶來稅收、就業，他們同為“國內企業”，貿易保護政策的對象不單單是民族企業，而是“國內企業”，當然包括外資企業。有關的貿易與投資政策措施是為了吸引國外資本在國內從事生產和服務，以促進經濟發展、居民收入增加。要逐步擴大對外資的市場準入，一旦允許外資進入相關投資領域，就應給予國民待遇，這也是WTO規則所要求的。
在世界經濟中，國際直接投資是最能體現經濟全球化概念的經濟運作方式之一，且與國際貿易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加快，從總體上看，國際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相互作用、相互促進，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擴大。但具體而言，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究竟存在著何種關系，是具有互補性還是具有替代性？對外直接投資是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還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國政府和企業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規則，在對外直接投資中促進貿易出口的增長，本文試圖對這些問題做一分析。
一、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理論解析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表1中國海外投資區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對外經濟貿易簡要統計》(2001)整理。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表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與投資額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裝配：將產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裝配：將產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關鍵詞：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地域結構；戰略
二戰后，由于國際形勢的變化和科技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異軍突起，成為改革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國際經濟秩序的重要力量。特別是2O世紀8O年代之后，隨著全球化的加強，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在國際直接投資中的比重不斷上升，改變了世界對外直接投資格局，也證明了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已經成為國家參與國際分工、推行全球戰略的重要手段和動用全球資源、啟用全球投資回報最高區位、獲得國際經濟競爭能力、控制能力的關鍵。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可分為貿易性和非貿易性兩種，其中非貿易性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最主要的對外投資形式，也是企業大力推行R＆D、開發新產品和新技術、驅動企業發展的最根本的動力源泉。
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1979年8月13日，國務院提出“出國辦企業”，第一次把發展對外投資作為國家政策，從而拉開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序幕。20世紀90年代以來，企業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發展速度加快，但仍顯不足。根據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遵循世界對外直接投資規律，適度發展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是中國廣泛參與國際競爭，增強國際競爭力的有效途徑。而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區位是企業投資階段的重要表征和取得投資成功的關鍵，加強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在全球空間分布和變化趨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域結構特點
1.地區集中性。中國企業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在區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北美（僅指墨西哥以北的美洲，下同）、大洋洲、亞洲等地區。截止1997年，累計在上述三洲的投資分別占總投資的22.08％、31.45％、18.05％，共計71.58％；而在拉美、非洲、歐洲分別僅為10％、11.07％和7.35％。從國別分布看，投資主要集中在一些發達國家和新興的工業國及少數石油、鐵礦等自然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如到1997年底，我國企業在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累計投資超過2000萬美元的有19個，累計存量投資占到總投資的90％。
2.資源指向性。中國自然資源種類相對齊全，總量大；但人均量少，開發成本高，有些資源還比較短缺。因此，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資源導向性明顯。1988年，中國17家最大的跨國經營企業中，有10家屬資源開發型。1985年以來，中國一些企業在摩洛哥、尼日利亞、美國、印尼、阿根廷、加蓬等20多個海洋資源豐富的國家投資漁業開發，已經運回數十萬噸漁貨；中信等公司在北美、拉美、非洲、南太平洋地區開發林業資源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運回了大量的木材；上海輪胎橡膠集團在泰國南部的合艾橡膠園附近開辦合作公司，累計已向母公司運回1萬多噸天然橡膠，滿足了母公司的需要；中國治金進出口公司在澳大利亞總投資2.8億澳元開發鐵礦，在以后30年內將運回2億噸高質量的礦砂。
3.發達國家占主導。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在發達國家占有主導地位。1979—1990年，其投資總額在發達國家占67.09％，在發展中國家占32.91％；其中企業平均投資規模在發達國家為576.95萬美元，在發展中國家128.91萬美元。當然，近年來，中國企業在發達國家的投資比重趨于下降，企業平均投資規模減小；而在發展中國家的比重趨于上升，企業平均投資規模增大；但從總體存量投資看，發達國家依然占優勢。如1979—1997年，上述兩項指標在發達國家分別為51.61％和428.49萬美元，在發展中國家分別為48.39％和138.43萬美元天元。
4.形成三大核心投資區。中國企業累計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形成三大核心區：（香）港澳（門）、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1979—1990年，在這三個核心區的企業數和投資額比重分別為17.48％、18.47％、5.99％和11.15％、33.18％、30.26％，三者合計分別占41.96％和74.51％。1991—1997年分別為5.16％、13.99％、4.41％和15.09％、29.19％、3.83％，三者合計分別占23.56％和48.11％。1979—1997年分別為8.76％、15.6％、5.22％和11.28％、30.95％、15.88％，三者合計分別占28.61％和58.01％。
5.投資重心呈階段性轉移。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明顯的階段性：（1）1979—1984年為自發探索階段。此階段興辦企業113家，年均不到20家；投資1.27億美元，年均2100萬美元；主要分布在港澳和發展中國家。（2）1985—1991年為起步階段。1985年，對外貿易合作部制訂了海外開辦非貿易企業審批辦法，1987年國務院批準中國化工進出口公司跨國經營試點，促進了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僅1987年就興辦海外企業124家，投資4.1億美元，為前8年的1.7倍，出現了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第一次。到1991年底，累計興辦企業1008家，投資13.95億美元，主要分布在美國、澳大利亞、德國、日本、巴西、新加坡、原蘇聯等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比重大大降低。（3）1992年后進入快速發展期。1992年國務院批準首鋼擴大海外投資和經營權，標志著中國海外投資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1992—1998年，開辦企業1288家，投資12.02億美元，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比例分別為25.56％、49.39％和74.44％、50.61％，呈現出發展中國家投資所占比例上升，發達國家所占比例下降，投資重心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發展態勢。
6.投資行業和存量增長的空間分異日益明顯，投資地區不斷趨向多元化。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中國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多以專業貿易公司為主，地區多選擇在出口市場集中的東南亞和少數發達國家，且主要投資餐飲、服務業。這是由投資主體的實力有限所決定的。80年代后期，投資主體從專業貿易公司發展到大中型工業企業，由鄰近發展中國家向亞非拉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歐美等發達國家輻射，投資結構轉向資源開發、機械制造、交通運輸等。1992年小平南巡講話后，投資進一步向東歐和韓國等國家拓展，地區、行業亦更加多樣化。在發達國家主要投資機電、高新技術研發；在發展中國家以資源開發和紡織、玩具、摩托車、自行車、電視機等行業為主。從投資增量上看，亞洲持續走強，非洲、拉美等投資日益加速，歐洲、北美緩慢提升，澳大利亞及若干國家近年則呈現存量投資遞減的趨勢。1979—1990年，在亞洲、北美、大洋洲的累計投資分別占總投資的33.72％、31.23％、19.30％；在拉美、非洲、歐洲的投資分別占5.10％、4.90％、5.66％。1991—1997年，在亞洲、非洲、拉美、歐洲的累積投資分別占24.21％、15.59％、13.88％、8.69％，比1990年的累計投資分別增加4.91、10.60、8.22和3.03個百分點；北美、大洋洲的累計投資占29.64％和7.63％，比1990年分別減少4.08和23.60個百分點。1998年對亞洲和非洲的投資分別達0.68億美元和0.9億美元，占總投資的22.4％和34.6％。在智利、日本、澳大利亞等8個國家的存量投資比上年凈減221.4億美元。從國別分布看，1979年開始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到1990年投資國家和地區達106個，美國、加拿大、香港等8個國家和地區累計存量投資比重為82.42％。到1997年擴展到146個，香港、美國、加拿大等前8個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占總投資的68.3％。
二、成因分析
1.地緣政治和歷史文化因素。地緣政治和歷史文化因素對投資影響很大。美、日、歐洲諸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都選擇地理上接近或歷史文化聯系密切的地區，中國亦不例外。港澳及東南亞在地域上與祖國大陸或我國毗鄰，華人、華僑集聚，對中國文化有很深的認同感，歷史上同中國的經濟往來就十分頻繁。因此，中國許多跨國經營企業對港澳和東南亞地區的投資環境較熟悉，在對外直接投資初級階段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不十分明顯的情況下，在此投資有利于回避風險、積累經驗，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提高投資績效。所以中國對外投資初始階段的首選區位在該區。同時，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員，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外交關系融洽，投資的制約因素較少。因此，對外投資最初多選擇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
2.經濟技術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戰略因素。對外直接投資的結構與國家經濟、技術發展水平密切相關。中國并非資本剩余國，經濟結構層次和技術水平不高，僅有少量的OIL優勢，處于對外直接投資的初級階段，投資量不大，且囿于信息和便于管理與調控等因素，呈現不平衡的集聚狀態。同時，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在國際形勢趨于緩和的情況下，中國為實現趕超戰略，開始注重向發達國家投資，來學習和借鑒國外技術，因此投向發達國家的資金大量增加；而隨著經濟不斷發展而引發的資源環境壓力逐步增大，大量利用國外自然資源，強化對豐富的發展中國家投資成為中國企業的重要選擇。所有這些都促進了中國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格局的形成。
3.目標國外資政策、市場及開發潛力。外資政策對外資的進人至關重要，中國對外投資存量分布和與中國簽訂了經濟貿易協定、雙邊投資保護協議的國家和地區基本一致，也說明了這一點。發展中國家一般資源比較豐富，且資金、技術短缺，多處于賣方市場，外資政策寬松，歡迎有利于增加就業的資源開發等勞動密集型投資，這正符合我國的投資特點。發達國家的投資環境穩定，技術先進，市場廣闊，對外資開放領域有嚴格限定，資金需求主要在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領域。因此，隨著各國產業結構升級、市場需求轉變、外資政策調整及中國投資實力增強，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不斷進行地域分化和整合，投資歐美的產業，技術含量日益提高；勞動、資源密集型投資轉向發展中國家，并隨著對外直接投資增多，呈現地區多元化和布局趨向平衡的特點。這是適應全球一體化和國際政治經濟結構轉化的重要舉措。
三、區域戰略分析
1.投資區位選擇的戰略目標取向。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認為在產品的成熟階段，對外投資主要通過開拓市場，擴大規模來降低成本，應選擇收入和消費水平接近的東道國；到標準化階段為進一步降低成本，應選擇勞力成本較低的東道國。小島清的比較優勢理論則認為，對外投資應選擇邊際產業，向具有比較優勢和貿易帶動優勢的地區投資來促進出口和產業結構優化。折衷理論首次提出了區位優勢是跨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關鍵因素，企業應充分利用東道國的資源、技術、資金、優惠政策，發揮比較優勢，獲取收益。上述理論從發揮和尋求比較優勢的動因上解釋了對外直接投資的目標取向。因此，中國企業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的布局亦應基于多重目標：（1）增加企業綜合競爭能力。投資于自然資源豐富、勞動力廉價、市場廣闊的東道國，擴大生產規模，提高效益，培育企業與世界跨國公司抗衡的能力。（2）帶動出口。我國是一個貿易大國，今后出口對國民經濟增長的作用將會繼續增大，對外投資應選擇能帶動本國設備、半成品出口的國家，并繞過貿易壁壘，減少貿易摩擦。（3）促進產業結構優化。遵循“投舊引新”的原理，把輕紡、傳統化工、機械等“邊際產業”投向一些發展中國家，重新獲得發展優勢；同時，立足長遠，向發達國家投資，學習、引進先進技術，突破各種限制獲得資金和市場，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促進經濟結構優化。（4）增加可持續發展能力。我國人均礦產資源折值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許多礦產資源已經或者即將制約經濟發展，環境壓力日益增大，應投資于國外資源豐富區，以獲取資源，減輕國內環境污染，贏得新的發展空間，促進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
2.總體戰略。對外投資按投資方向可分為向發達國家的上行投資和向發展中國家的下行投資。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在區位選擇上應以下行投資為主，兼顧上行投資。這由對外直接投資可能對生產和貿易的經濟效果產生的影響所決定。發達國家有完備的市場體系，經濟發展水平高，投資環境優越，投資于發達國家可以獲得先進的技術、管理、信息。但發達國家產業結構層次高，我國的相對技術優勢和管理優勢難以發揮，在市場上尚難同它們直接競爭。廣大發展中國家與我國有良好的政治關系，經濟結構相似，文化環境接近。它們工業化水平較低，從生產原料、工具到成套設備都需要進口。我國擁有的小規模優勢、適用技術與發展中國家現有的廉價勞動力資源與優惠政策相結合，有利于拓展多元化市場。同時，對發展中國家投資還可以旁敲側擊，利用東道國的配額和優惠政策主攻歐美市場。如通過投向一些非洲國家，利用它們享受西歐的特惠關稅，主攻西歐市場；對拉美直接投資，可利用北美對該區的優惠政策，廣泛利用北美的資金、技術和市場。
3.不同區域的投資戰略。（1）穩定提高亞洲的投資。如前所述，中國在亞洲的對外投資具有地緣政治、經濟、文化等有利因素，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削弱了大多數亞洲國家的經濟競爭力，但增加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優勢。亞洲豐富的自然資源，如東南亞的森林資源，西亞、中亞的石油、鐵、鉀鹽等對我國有著巨大的吸引力。而且無論是中國的小規模優勢、適用技術優勢還是特色技術優勢，如陶瓷、刺繡、園林、中醫中藥等都適合于在本區投資。同時在本區投資也易于推行“投舊引新”的戰略，優化我國的產業結構，突破因產業結構趨同導致的貿易壁壘和摩擦。本區的港澳臺和東南亞人口眾多，市場潛力大；該區各國和地區為吸引外資制定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投資環境較好。東南亞地區的國際合作開發不斷推進，瀾滄江一眉公河流域的共同開發得到了沿河各國和聯合國開發署的高度重視；中亞地區的經濟開發已收到了一定的成效，這都有利于中國拓寬對亞洲的投資領域。因此，亞洲不僅是中國過去和現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陣地，還將是今后加強投資的重要地區。
（2）有重點的發展對歐美、大洋洲等發達國家的投資。歐美一直是全球科技創新的領導者。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和新興的市場經濟國家注重對歐美的投資，目的是追求美國高技術，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以求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取得領先地位。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世紀，中國跨國公司更應在這方面有所作為。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市場容量大，資源豐富，投資環境優越，與我國經濟聯系強，是中國重要的貿易伙伴和順差的來源國，在本區投資有利于沖破貿易壁壘，廣泛利用外資，學習先進技術、管理方式，獲得豐富的信息，增強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提高國民經濟素質。目前，我國在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投資主要以開發資源、低水平加工業居多，無法發揮中國企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今后應改善投資結構，以長遠利益為主。由于中國發展階段和水平的限制，對上述地區投資規模不大，因此必須突出重點，有所為，有所不為。
（3）積極發展對拉美、非洲、中東歐國家的投資。這些地區不僅有我國緊缺的若干自然資源，而且我國產品和服務在這些地區也比較適銷對路，市場前景較好。我國的家電、服裝、紡織、皮鞋、絲綢等輕工產品和餐飲業在中東歐很受歡迎，而該區豐富的石油、天然氣等資源對我國企業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拉美的巴西、墨西哥、智利、委內瑞拉、秘魯等國的石油、鐵、鉻、銅和森林資源豐富，投資基礎良好，市場潛力大，易于發揮我國企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非洲總體上經濟落后，工業化水平低，但利比亞、尼日利亞、南非、扎伊爾、贊比亞等石油、銅、鉻、鐵等礦產資源和森林資源豐富，與我國的經濟互補性強，前景廣闊。當然，該區一些國家政治動蕩，經濟混亂，但大部分國家投資環境較好，整體的潛力較大。
（4）加強對區域經濟組織內部的投資。目前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等緊密性區域組織已經形成，它們的貿易活動以經濟區域和經濟實體內部循環為主，外部循環為輔，實行嚴格的有差別的內外政策：區域內實現了商品、資本、勞務自由流動，取消關稅和貿易壁壘，統一工業和產品標準，而對區外進口則缺乏優惠條件。這些區域性組織的對華貿易保護日益加強，如1990年代以來，歐盟對華反傾銷愈演愈烈，截止2000年1月，歐盟對華反傾銷達20多種，覆蓋了從日用品到家電到工業品，北美自由貿易區對華反傾銷也不斷增多。因此，傳統出口很難進入。但中國企業在歐、美仍有很大市場空間。應通過強化投資，繞過關稅壁壘，將貿易摩擦變成跨國公司內部的交易，分享經濟集團內部企業的優惠待遇，開發這一廣闊的市場。另外，還要注意在更深、更廣的層次上對環太平洋國家投資，深化與本區的貿易、金融關系，繼續以港澳為依托構建21世紀的對外直接投資格局，防止被排除在亞太圈外。
四、建議與對策
1.加強宏觀調控。政府支持十分關鍵。首先，要制定優惠的稅收、信貸政策，并加快人世為企業的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創造條件，還要通過制定海外直接投資法、產業引導法等，輔以有效的匯率、還貸能力管制，加強區域性和全球性的戰略管理，規范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行為；其次，實施技術情報支持政策，設立專門機構對重點投資目標的政治前景、市場潛力、制度、勞動力市場進行及時分析，引導對外直接投資布局；第三，制訂區域和產業相協調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強化支持重點投資區的重點企業，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戰略。對中小企業和“邊際產業”主要強化信息支持和投資方向引導，使其發揮最大的比較優勢，獲得投資收益。
2.加快培育跨國公司和專門人才。大跨國公司多施行全球戰略，力求區域和產業投資最優化。加快組建中國的跨國公司，形成一批強大的投資主體，是改善對外直接投資結構的重要舉措。同時，人才是企業實行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的關鍵，世界上許多一流的跨國公司都確定了以人為本的制勝戰略，如英特爾、西門子、松下等。我國應加強人才戰略，培育出更適應于不同地區發展創業的專門人才。這些人應了解當地政治、經濟、文化及其瞬息變化的市場、金融、政局，科學決策，及時規避風險，推動投資布局合理化。
3.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華商網絡的“窗口”優勢。根據我國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不同的產業和不同類型的企業集團，選擇最優的東道國。力求產業結構和地區結構協調，并隨著經濟發展階段和行業優勢的轉變，使投資重點向經濟增長速度快、潛力大、綜合投資環境好的地區轉移。注重利用基于“親、地、神、業、文”五緣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華商網絡，發揮它熟知當地工商界狀況、法律、經營習慣等“世界”優勢，選擇經濟效益高、投資風險小的行業和國家，促進海外投資的地域結構優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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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貿易投資一體化貿易保護對策
所謂貿易投資一體化，從廣義上講，是指當代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之間高度融合、相互交叉與依賴、合為一體的一種國際經濟現象。從狹義上看，是指跨國公司通過在全球范圍內配置和調控資源，使得越來越多的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圍繞著跨國公司國際生產的價值鏈，表現出相互依存、互相推動、共生增長的一體化現象。
一、貿易投資一體化對貿易保護的負面影響
在貿易投資一體化的大趨勢下，傳統的貿易保護前提基本不復存在，導致傳統的貿易保護思路過時，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以戰略性產業為借口實施保護愈發困難
高科技產業因其具有較強的外溢效應和規模經濟效應而被稱為戰略性產業。為了提高國際分工地位，獲取更多的利潤轉移，對戰略性產業加以保護也就成為當代貿易保護的一個重要理由。但是，在貿易投資一體化背景下，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正變得愈發困難。原因在于：
(1)對發達國家而言，雖然其資本雄厚、科技發達，但目前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往往涉及許多科學門類、需要高額的財力投入，單靠一個國家、一個企業往往難以完成。
(2)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其科學技術發展本身就相對落后，有的高科技產業是一片空白，保護無從談起，即使保護，也只會造成封閉和更加落后。
(3)對戰略性產業的保護能否奏效需要一系列嚴格的限制條件，如對市場信息及時、準確地把握，政府決策的高效率等。一旦這些條件得不到滿足，保護的初衷也難以達到。
2.以民族產業為界限實施保護已不可能
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科技的快速推動，跨國公司內部的分工發展迅速。由于國際直接投資的迅猛發展，跨國并購此起彼伏，導致各國產業、企業的相互滲透更加深入，企業、產品的“國籍”日益模糊了。在一國境內從事某種產品生產的，不含外資成分的“純本國企業”越來越少，而且有外國獨資企業、本國與外國合資企業、合作企業等各種企業形式。在這種情況下，一國很難再明確區分民族企業與外國企業、民族產品與外國產品。政府如果出于民族利益對某一產業加以保護，受保護的很可能不是本國企業，而是進入該產業的外資企業。
3.關稅作為傳統貿易手段的保護效果弱化
(1)從關稅的名義保護率來看,它主要取決于對受保護產品所規定的關稅率。關稅率越高,保護程度越高；關稅越低，保護程度越低。隨著跨國公司推動下的全球產業鏈條將各國納入國際分工的不同環節，各國市場日益融合，經濟的相互依賴程度不斷加強，在此情況下，一國制定關稅的自不僅受到貿易伙伴的制約，而且受到跨國公司的牽制。從國際范圍來看，全球關稅水平不斷降低，發達國家的平均工業品關稅已降低到3.8%，發展中國家降到2.3%，中國2005年已從1992的43%降到9%。
(2)從關稅的有效保護率來看，對最終產品的有效保護程度不僅取決于對最終產品進口征收的名義關稅率，而且在最終產品的生產使用進口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的情況下，還取決于一整套的關稅結構。在貿易投資一體化下，關稅有效保護率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比如，跨國公司可以借助加工貿易的發展暗度陳倉，借助投資在東道國建一條裝配線就可以將中間品迅速轉化成產品，從而規避東道國對最終產品的保護。
4.非關稅保護手段的效果具有不確定性
(1)在貿易投資一體化下實施非關稅壁壘牽涉到的利益主體比較復雜。由于本國對某種產品進口的限制將可能招致外國對本國其他產品出口的報復，本國出口集團因而成為反對貿易限制的力量。另一方面，在東道國增設非關稅壁壘時，一旦影響跨國公司的利益，他們往往會動用各方力量使政策制定偏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并巧妙利用東道國各部門利益的不統一，削弱或避開非關稅壁壘。
(2)在貿易投資一體化下實施的非關稅壁壘可能是一種自傷行為。投資的流向是雙向的，一國不僅吸引外資，同時也對外投資。例如美國是最大的對外直接投資國和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國。一國在通過非關稅壁壘限制外國商品進口的時候，保護了國內廠商的利益（包括在國內投資的外國廠商的利益），但同時又可能限制了本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的收益，因為其貿易壁壘限制的進口中很可能有部分甚至相當一部分是本國廠商在國外投資生產的。
(3)貿易投資一體化下反傾銷手段的采用困難重重。在貿易投資一體化下，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子公司因為在當地注冊，取得國內生產商的資格，當其產量達到一定的程度時，傳統意義上的“國內生產商”就很難得到WTO要求的代表25%產量的生產上的支持，不能發起法傾銷調查，只能由國內反不正當競爭法加以規范。如果缺乏完善的競爭政策，保護就難以實施。
二、解決對策
1.貿易保護政策應由單純注重商品流動轉向兼顧商品和要素流動
貿易投資一體化下，要素流動性增強，一國的要素已不再成為其獨有的“專利”，而可以被國外通過投資所利用，同樣，一國發展經濟、增進居民福利的手段除了依靠國內要素外，也可以借助國外要素。國際貿易分工中比較優勢地位下降，競爭優勢地位上升。一國貿易政策的重點應由依靠貿易保護以發揮靜態比較優勢，向鼓勵要素流入以彌補比較劣勢、創造競爭優勢轉變。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因為其經濟發展的瓶頸在于資本和技術的缺乏資本的積累需要過程，技術的研發需要人才和高昂的費用，通過引進可以迅速到位。
2.投資政策與貿易政策的綜合使用是新時期貿易保護的有效措施
貿易投資一體化下，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的主體是跨國公司。跨國公司對東道國選擇投資還是出口，取決于一系列條件。國際折衷理論認為，當跨國公司具備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可以利用的東道國區位優勢時，往往他們選擇投資；當缺少可供利用的區位優勢時，往往選擇商品出口；當之具備所有權優勢時，選擇技術轉讓。很顯然，第一種方式最有利于彌補相對落后國家的資金和技術缺口。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引進國外要素一方面可以幫助東道國發展新的產業（如發展中國家的高新技術產業），壯大已有產業的生產規模，提高東道國的國際分工地位；另一方面通過引進要素開展加工貿易，可以解決東道國的勞動力就業問題。國際貿易理論認為，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存在一定的替代關系，資本輸出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將減少其對東道國直接的商品出口，從而減少東道國進口競爭的壓力，對東道國經濟發展更為有利。
投資政策與貿易政策交叉使用的依據還在于，跨國公司出于全球經營戰略的考慮，在某些情況下對某種產品會根據成本效益的比較，選擇向東道國出口產品，而非直接投資。在此情況下，出于對國內產業的保護，就需要進口國運用貿易政策，一方面限制商品進口，另一方面通過貿易障礙，迫使跨國公司前來投資。
3.對本國比較弱勢產業的保護要更新觀念，采取新的標準
當代的貿易保護毫無疑問不能再漫無邊際，而只能是遵守國際規則條件下的適度、動態保護。保護對象只能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具有顯著的產業間聯系的主導部門，如中國的汽車、金融、保險等部門；關稅水平只能是與已處于同一發展層次的國家的平均水平，對WTO成員國而言，還要遵守通過雙邊、多邊貿易談判所達成的關稅約束；而非關稅壁壘的使用也要符合國際規范。另外，適應關稅水平的不斷下調，為了提高關稅的實際保護率，逐步升級的關稅結構雖然效果相對于以前有所下降，但它仍然是不可忽視的選擇。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協整檢驗；誤差修正模型
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對外貿易發展迅速，進出口總額從1978年的0.7億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073.91億美元，年均增長31.2%，高出全國同期年均增長速度14.2個百分點。盡管浙江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但在政府實施“走出去”戰略之后迅速增長，對外直接投資額從1989年的499萬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7000萬美元，處于全國領先水平。可見，浙江的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都呈現不斷增長的態勢。為了衡量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有必要進行相應的實證分析。在國內，有關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對外貿易關系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對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關系的研究卻很少，實證研究尤其是具體到某一省份的實證研究就更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國的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時間較短，對外直接投資的數量少，占GDP和進出口的比重都不大，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尚不顯著。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深化和經濟實力的增強，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尤其是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會進一步凸現，研究這一經濟現象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文獻回顧
迄今為止，雖然對各國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研究為數眾多，但眾多的理論分析所得出的代表性結論只有二個：一是以芒德爾為代表的相互替代關系理論(Mundell,1957)；二是以小島清(1987)為代表的相互補充關系理論。芒德爾于1957年提出了著名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芒德爾認為，由于受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一國的對外貿易常常遇到難以逾越的障礙，而對外直接投資可以有效地避開貿易壁壘，成為對外貿易的替代物，從而也就出現了“貿易替代型對外直接投資”。而小島清的互補模型則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并不是對國際貿易的簡單替代，而是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互補關系：在許多情況下，國際直接投資也可以創造和擴大對外貿易。小島清模型的基本含義是：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動、生產函數不同的條件下，一國對另一國的直接投資可以擴大對方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改變雙方的比較優劣勢的態勢，從而直接創造了對外貿易。無論是芒德爾的替代模型，還是小島清的互補模型，都是從傳統理論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來的，并沒有經過實證的檢驗。這既有統計數據殘缺不全的限制，也有統計方法與工具上的瓶頸。
從總體上看，對外直接投資與投資國對外貿易之間的互補性要大于替代性，為數不少的經驗統計顯示，貿易與直接投資是相互促進、相互補充的。Lipsey、Ramstetter和Blomstrom(2000)依據日本、美國、瑞士的統計數據，研究了這些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同行業的國際貿易更多地顯示的是正面的積極影響。Markuson(1983)和Svensson(1984)對要素流動和商品貿易之間的相互關系做了進一步的分析,指出它們之間表現為替代性還是互補性,依賴于貿易和非貿易要素之間是“合作的”還是“非合作的”，如果兩者是合作的,那么，貿易和投資表現為互補關系，如果兩者是非合作的,那么，貿易和投資表現為替代關系。以上主要是對發達國家國際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關系的理論分析,而對于有其自身特點的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關系的分析,最具代表性的是Agarwal(1986)對印度進行的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對外直接投資對貿易既有積極影響又有消極影響。
上述結論的差異表明，在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并不存在清晰的替代或互補關系，且這些研究大多數是針對發達國家，對于處在轉型經濟的中國來說意義甚微。由于國內對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實證研究甚少，而具體到某一省份對兩者關系的研究更鮮有人為之，本文試圖彌補這方面的不足。本文基于浙江省的歷年統計數據，采用協整分析方法，分析對外直接投資對國際貿易的影響，研究兩者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研究兩者之間的短期均衡關系。
二、實證分析
（一）數據選取
由于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加之統計數據并不完善，樣本僅設定在1989－2005年之間。本文選取浙江年鑒和2005年浙江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的對外直接投資額（CFDI）衡量對外直接投資量，以外商直接投資（FFDI）衡量外商對浙江省直接投資量，以出口額（EX）、進口額（IM）來衡量對外貿易。蔡銳和劉泉(2004)認為,FFDI在中國發揮作用時，中國的吸收能力存在時滯問題,同理,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也可能存在時滯問題。所以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到上一年度為止累計的浙江省內外向對外直接投資值總和(ACFDI、AFFDI)。同時浙江省經濟增長較快,其影響不容忽視,于是引入變量“浙江省生產總值指數（GDP）”來度量浙江省經濟規模和經濟增長。
（二）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檢驗
在對經濟變量的時間序列進行最小二乘回歸分析之前，首先要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判別序列的平穩性。只有平穩的時間序列才能進行回歸分析。在此對序列采用ADF檢驗，其結果見表2。由表2可知，LnGDP、LnCFDI、lnACFDI分別在1%、5%、10%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了平穩性檢驗，表明這些變量是平穩的時間序列變量，即零階單整。LnEX和LnIM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沒有通過平穩性檢驗，而其差分后的兩個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表明這兩個變量是一階差分平穩的，即一階單整。同理可知，LnAFFDI差分后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了存在單位根的假設，表明該變量也是一階單整。對LnFFDI進行二階差分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平穩性檢驗，即二階單整。
綜上所述，序列lnEX、lnIM、lnCFDI、lnACFDI、lnFFDI、lnAFFDI、lnGDP均為二階單整序列。依據協整理論，對于通過平穩性檢驗且為同階單整序列來說，可以進行協整檢驗，分析它們之間的協整關系。
（三）協整檢驗
近年來，不少國內外研究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的文獻均重視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拉動作用，著重分析兩者直接的相互影響關系，得到出口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長期均衡關系而進口與對外直接投資沒有長期穩定關系（張如慶,2005）。其研究的重點只放在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的作用上，低估甚至忽視了對外直接投資對進口貿易的滯后推動作用。因此，本文為避免忽視進口的作用，首先單獨分析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及其滯后因素、外商直接投資及其滯后因素與出口、進口之間的關系，建立如下模型：
lnEXt=a0+a1lnCFDIt+a2lnACFDIt+a3lnFFDIt+a4lnAFFDIt+a5lnGDPt+ε1t（1）
lnIMt=b0+b1lnCFDIt+b2lnACFDIt+b3lnFFDIt+b4lnAFFDIt+b5lnGDPt+ε2t（2）
綜合考察這些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并依據DW值與t值，運用向后回歸法進一步篩選可以被替代的變量，刪除t值不顯著變量，同時消除模型中的多重共線性和自相關。
對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解釋變量）與出口額、進口額（被解釋變量）做OLS回歸分析，結果見表3。其殘差序列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
回歸方程(1)表示LnEX與LnCFDI、LnFFDI、LnAFFDI、LnGDP之間的線性關系；回歸方程(2)表示LnIM與LnCFDI、LnAFFDI、LnGDP之間的線性關系。根據表3與表4結果，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額、外商直接投資額對出口總額、進口總額的作用較顯著，模型擬合優度較高，且不存在序列相關與異方差。模型估計式(1)、(2)的殘差序列為平穩性，變量lnEX、lnIM與lnCFDI、lnFFDI、LnGDP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
由回歸方程(1)可知，CFDI每增長1%，EX將增長0.0709%；FFDI每增長1%，EX將增長2.5622%；AFFDI每增長1%，EX將減少0.312821%；GDP每增長1%，EX將增長2.2407%。原因在于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CFDI)起步較晚，相對于外商直接投資(FFDI)來說總量較少，所以對出口的貢獻程度沒有外商直接投資來得明顯，但由回歸結果可知，對外直接投資已經對出口貿易產生了正向影響，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帶動了浙江省出口貿易的發展；從短期來看，當年外商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產生正向影響，而從長期來看卻對浙江省出口貿易產生負面的影響，與一般看法和直接統計結果相反。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外商直接投資中跨國公司賺取壟斷利潤的動機越來越明顯，市場導向型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的替代作用將逐步顯現。
由回歸方程(2)可知，CFDI每增長1%，IM將增長0.054923%；AFFDI每增長1%，IM將減少0.241292%；GDP每增長1%，IM將增長2.333%。同理，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CFDI)對進口的貢獻程度也沒有外商直接投資來得明顯，但由回歸方程可知，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導致了進口的增長,說明對外直接投資中為了獲得自然資源、技術與管理經驗的投資對浙江省進口貿易有一定的促進作用，符合浙江省自然資源相對缺乏、原材料稀少的實情，從而帶動了浙江省進口貿易的發展；而外商直接投資對浙江省進口貿易產生負面的影響，說明更多的外商在浙江省實現了生產和銷售的本土化,需要進口的原料更多地來自本土,從國外的進口減少了。
（四）誤差修正模型
誤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Model）是一種具有特殊形式的計量經濟模型，成為協整分析的一個延伸。若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表明這些變量之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關系，而這種穩定的關系是在短期動態過程的不斷調整下得以維持的。如果由于某種原因短期出現了偏離均衡的現象，必然會通過對誤差的修正使變量重返均衡狀態，誤差修正模型將短期的波動和長期均衡結合在一個模型中。
由協整檢驗可以知道浙江對外直接投資額、外商直接投資額、浙江省生產總指數與進、出口貿易之間存在著惟一的協整關系，因此可對各模型分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結果如下：
lnEXt=0.027ΔlnCFDIt+0.099ΔlnFFDIt-0.346ΔlnAFFDIt+2.412ΔlnGDPt-1.062ECMt-1
t:(0.839666)(1.154311)(-2.395444)(5.941397)(-3.837613)（3）
lnIMt=0.042ΔlnCFDIt-0.313ΔlnAFFDIt+2.425ΔlnGDPt-1.115ECMt-1
t：(1.332574)(-2.847501)(6.042488)(-3.679680)（4）
在誤差修正模型(3)中，協整關系對EX的增長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當超出對外直接投資的均衡約束(ECMt-1)時，則誤差修正作用降低了當期EX(彈性系數為-1.062)，EX的動態調整過程具有一定穩定性，而且誤差修正模型ECM項對應t值較高，說明浙江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短期比較穩定。
在誤差修正模型(4)中，協整關系對IM的增長也起到了反向修正作用，當IM超出對外直接投資的均衡約束(ECMt-1)時，修正作用也降低了當期IM(彈性系數為-1.115)。IM的動態調整過程具有穩定性，這體現著短期內浙江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口貿易的穩定關系。
三、結論與建議
通過浙江對外直接投資額CFDI、外商直接投資額FFDI、生產總指數GDP與進口貿易額、出口貿易額之間的協整檢驗，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誤差修正模型來分析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口增長、出口增長之間的關系，可得出以下結論：
（1）從長期關系看，CFDI、FFDI、GDP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惟一的協整關系。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產生促進作用，兩者之間存在較強的互補關系。究其原因，在浙江省加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若干年內,對外直接投資在浙江省已經逐漸轉型,從追求人力資源優勢的生產型投資逐步轉向追求市場的市場型投資。這樣的轉變從長期的趨勢來看是十分明顯的,無疑明顯影響到了浙江省出口的增長規模。同時，對外直接投資也能產生出口引致效應，即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而導致的原材料、零部件或設備等出口的增加。
從前文實證分析來看，CFDI、FFDI、GDP與進口貿易之間也存在惟一的協整關系，即它們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表現為對進口貿易增長的促進作用。究其原因，首先在于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母國原材料的進口（邱立成,1999）。浙江省經濟實力雖位于全國前列，但資源極其匱乏，人均資源占有量很低，許多重要的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森林資源等，幾乎完全依賴外省或是從國外進口。因而通過對外直接投資能在國外獲取自然資源、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而它們對進口貿易無疑有強勁的促進作用。其次，隨著浙江省國際貿易地位的提高，已經或者將要遭受到越來越多的外國政府為保護本國利益所設置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限制。為規避貿易壁壘而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能緩和雙邊經濟關系，化解貿易（張如慶,2005），從而進一步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
縱觀全局，現階段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額與貿易額相比,比重還很小,2005年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比例為1∶0.00158（注：根據2005年浙江省統計年鑒相關指標計算得出。），而世界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比例為1∶0.5634(注：根據2004年《世界數據報告》相關指標計算得出。）。表明浙江省的對外直接投資尚處于起步階段。通過加快對外直接投資帶動國際貿易的發展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2）從短期關系看，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CFDI與出口貿易短期均衡關系顯著。從誤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其中CFDI與出口貿易的關系存在著一個由短期向長期均衡調整的機制，且t值顯著,證明了對外直接投資能促進母國出口貿易（邱立成,1999）。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可以說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限制到鼓勵的發展歷程(齊曉華,2004)。由于其規模太小,對進出口的影響還不及外商直接投資FFDI來得大。但據權威研究報告預測（王亞平，2004），“十一五”期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將進一步擴大。浙江省作為全國經濟強省也首當其沖，必然大幅提高對外直接投資額。隨著浙江省對外直接投資金額的進一步增大，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直接的正相關關系將逐漸增強。
本文實證表明，浙江省CFDI與進口貿易也存在短期均衡關系顯著，CFDI與進口貿易的關系也存在著一個由短期向長期均衡調整的機制。相比之下，CFDI對進口貿易的短期調整作用更強。
從浙江省當前貿易戰略出發,政府相關部門有必要充分重視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對能產生進出口貿易互補、創造效應的對外直接投資給予各種政策優惠,從而鼓勵企業積極“走出去”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以往政府有關對外直接投資政策的制定大多涉及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而并不直接制定與貿易有關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我們必須跳出這種思維模式，直接制定切實可行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使浙江省企業步入國際化發展階段,逐步建立自己的跨國公司,提升產業結構。
對企業界而言，加入WT0后,國內市場上國內外企業的競爭日趨激烈,如果只是固守本地市場而放棄進入國際市場,那么其國內市場份額勢必逐漸被吞食。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浙江省企業必須增強國際競爭意識,積極“走出去”,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進一步拓寬企業的生存空間，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以投資促進貿易，為國際貿易的發展注入新的血液，在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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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全球化主要是指各類經濟要素以空前的規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圍內流動，從而使得世界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日益增強，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逐步融合，最終朝著無國界經濟轉變的一種過程和趨勢。伴隨著國際分工日趨深化和科學技術加速發展，經濟全球化發展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大趨勢。其主要標志是：國際直接投資急劇增長；跨國公司作用顯著強化；國際經濟合作迅猛發展；國際金融市場快速膨脹。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經濟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既是機遇，也是挑戰。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在與發達國家的經濟交往中，能夠獲得它們自身所需要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如果沒有這些，發展中國家要想得到發展是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這可以說是發展中國家所擁有的特殊的“后發優勢”，如果發展中國家能夠充分利用這一特有的優勢，就有可能以發達國家所遠遠不及的速度發展，加快其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步伐。從這個角度看，經濟全球化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機遇。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看到，在當代經濟全球化浪潮中，擁有強大經濟技術實力的少數西方發達國家占據主導地位，起著支配作用，它們制定出了一系列的“游戲規則”，試圖把經濟全球化灼過程變成其謀求經濟、政治霸權的過程，這就使得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過程中處于不利地位。因此，發展中國家既要適應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以分享世界經濟發展的成果；又要切實把握好分寸，注重趨利避害，防止欲速不達，在經濟和政治上受控于發達國家。
經濟全球化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也是雙重的。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主流，越來越多的國家改變了對外國投資的態度和政策，紛紛取消了在金融、保險等服務領域中對外國投資的限制，制定和實施了許多旨在吸引外資的政策法規，為適應國際投資自由化的要求進行了一系列調整。有些國家還大力增加基礎設施投資，創造良好的硬環境，以便增強對外資的吸引力。這些行動本身對國際投資者來說就是一種綠色信號，無疑有利于投資要素在更廣闊的范圍內優化配置和自由流動。我國境外投資者應該及時把握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這些條件和機遇，尋求優越的投資環境開展境外直接投資，以便獲得更高的投資效益。當然，經濟全球化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不僅具有積極的一面，同時也有消極的一面。由于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各國之間的經濟競爭加劇，國際資本市場競爭也空前激烈。尤其是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往往憑借其雄厚的經濟和技術實力，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占據主導地位，在經濟全球化發展中起著支配作用。而我國境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創辦跨國公司的經驗相對缺乏，加上西方發達國家正時刻警惕著中國這個第三世界新興的強勁對手，使我國的境外直接投資從一開始就處于不利地位。因此，面對經濟全球化浪潮，我們既要積極發展境外直接投資，使本國經濟逐步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又要保持清醒頭腦，使境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水平與國情國力相適應。
二、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近年來，我國國內商品短缺的現象已基本結束，市場開始出現整體供大于求的格局。據全國第三次工業普查結果，在900多種主要工業品中，有半數產品的生產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如紡織品的生產能力已經高出市場需求的40%，彩電生產能力高出60%，空調生產廠家開工率只有43.4%，供大于求的電子產品達到75%。另據國內貿易部對605種商品的供求情況排隊，供大于求和供求基本平衡的品種高達99.8%，其中供大于求的品種占72.2%。由此可見，我國現階段的生產過剩并不是極少數產品的偶然性市場供求不平衡引致的，而是大面積的產品和生產能力的相對過剩。面對這種嚴重的生產過剩，我國政府已經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擴大政府支出，降低銀行利率，增加出口退稅，減少法定準備金，甚至在通貨緊縮時期逆勢加薪等等。采取這樣大的力度和密度的綜合調控手段，旨在擴大內需，提高生產能力利用率，然而其成效不甚明顯。這是因為，我國現階段的生產過剩是低水平的相對過剩，是產業結構變化滯后于需求結構的變化造成的，這種經濟發展的非均衡不可能完全仰賴常規的綜合性政策措施來解決，而必須采取治本措施，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為了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我們應該適當擴大境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向國外轉移部分富余的生產能力，開拓國際投資的新領域。特別是發展以實物形態資本為載體的境外直接投資能增加我國國內市場的總需求，進而拉動經濟增長，使我國經濟在國內市場需求約束條件下實現可持續發展。
在我國一些工業生產能力相對過剩的同時，還存在著某些資源短缺的問題。若用國際上通用的衡量一國資源豐缺的標準，即資源種類的齊全程度、資源儲量的充裕程度和資源品位的高低程度來衡量，我國屬于資源種類比較齊全、但人均資源占有量則相對貧乏的國家，而且礦產資源品位低。如石油、木材、橡膠、鐵和銅鐵礦等重要資源人均占有量遠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不少資源需要從國外大量進口。我國目前已探明的鐵礦資源雖有500多億噸，但其中97.3%的儲量為貧礦，平均含鐵率僅為30%左右。按現有的資源利用方式，預計到2010年國內45種主要礦產資源約有1/2不能滿足需要。面對國內資源供求矛盾日趨突出的嚴峻形勢，我們應該更多地將眼光投向國外，積極參與國際資源開發的合作與競爭，有選擇地在境外建立一批戰略性資源開發生產供應基地，以便解決國內經濟持續快速發展需要與某些資源相對短缺的矛盾，同時保障我國資源供應的戰略安全。
三、外貿出口環境變化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近年來，隨著世界生產力加速發展，許多國家商品供過于求的矛盾日趨突出，對國際市場的爭奪也更加激烈，外貿領域的摩擦和爭端此起彼伏，從而導致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仍很盛行。許多發達國家在加強貿易保護的過程中，重點強化了非關稅壁壘，包括質量標準壁壘、環境無害化壁壘、知識產權壁壘、反傾銷壁壘等。而一些發展中國家為了減少對出口國的依賴，提高本國自立能力，推行進口替代政策，設法提高關稅，實行配額限制等。特別是經濟區域集團化的深入發展，對國際貿易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一些區域性集團內部相互取消關稅和進出口限額，乃至完全開放邊界，使成員國遠比過去更為便利地進入當地市場，實現商品交換和優勢互補，大大增加了相互間的貿易機會，使國際貿易呈現出以“體”內循環為主的特征。與此同時，集團成員以外的國家，由于不能享受種種優惠政策和權利，其商品很難進入區域性集團內部市場，從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國際貿易的快速發展。面對這種貿易格局的變化，許多國家都在大力發展境外直接投資，通過這種方式越過各區域集團貿易保護壁壘，滲透到不同區域集團內部設立企業，就地生產和銷售，以便占據當地市場，擴大市場份額。
我國從90年代中期以來，雖然外貿出口總額不斷增長，連年出現貿易順差，出口商品結構也逐步改善，但仍存在著許多突出問題，主要表現在：一是受到產業結構和產品質量等瓶頸制約，我國目前外貿出口仍以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制成品為主，技術含量和檔次較低，從而削弱了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二是外貿出口市場過分集中，偏重港澳地區、日本、美國及歐共體國家，這在一方面加大了我國對外貿易風險程度，另一方面也使我國出口產品在國際上遭到反傾銷指控明顯增多。三是我國外貿管理體制不夠健全，外貿政策、競爭法規和價格體系不夠完善，一些出口企業相互殺價競銷，這不僅導致外貿企業效益增長大大低于外貿出口數量增長速度，使部分外貿企業虧損，而且為國外反傾銷提供了口實，喪失了部分市場機會。針對這種情況，我們一方面要抓緊進行產品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提高出口產品的科技含量和檔次，有效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積極開拓新的國際市場；另一方面有必要拓寬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第二條渠道一境外直接投資，努力形成基本合理的境外投資區位及產業布局，通過建立發展境外生產經營體系，廣泛開拓國際市場，這樣既可避開上述影響出口的制約條件，又可鞏固和擴大市場份額，為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提供新的牽引拉動力量。從國際經驗看，一國要在國際經濟生活中發揮較大影響，在國際經濟分工中占據較為主動和有利的地位，不能單純仰賴于對外貿易的發展，還必須努力發展境外直接投資，支持國內有能力的企業構筑境外生產經營體系。當一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達到一定水平后，會保持相對穩定，對外貿易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將會被境外直接投資所部分取代，國際分工亦將由貿易主導型向投資主導型轉換。
四、世界科技加速發展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當今世界，經濟競爭說到底是科學技術尤其是高科技的競爭。誰掌握了科技主動權，處于優勢地位，誰就能在世界經濟競爭的舞臺上扮演主角。因此，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國都加快了科技創新的步伐，使高科技產業逐步成為支撐國民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如美國近年正式頒布了“國家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行動計劃，企圖以此作為帶動美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并確立其在世界信息產業的主導地位；英國推出了“技術前瞻計劃”，其中包括信息技術、新型材料、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等高科技發展計劃；法國推出了“阿麗安娜新型火箭計劃”和“新空中客車計劃”；日本則推出了“地球科學綜合研究計劃”、“超級鋼鐵材料開發計劃”、“腦科學時代計劃”、“輻射光科研計劃”、“智能制造技術計劃”等等。由此可見，加速發展高科技正在成為世界經濟競爭中的一張“王牌”，高科技產業化正在成為世界經濟發展中一道宏偉而靚麗的風景線。世界科技迅速發展給當代國際直接投資帶來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一方面，作為國際直接投資主要載體的跨國公司可以憑借先進的科學技術，研究開發新產品，提高原有產品質量，從而更方便地打開東道國大門，在國際競爭中保持和擴大自己的陣地。另一方面，由于當代世界科技創新80%以上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的格局尚未改變，它們通過種種措施維持技術的壟斷，從而使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直接投資的競爭能力減弱。
對于我國境外直接投資而言，世界科技加速發展所帶來的機遇要大于挑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科學技術有了長足的進展。以正負電子對撞機、銀河計算機為代表的一系列高科技成果的取得，表明我國在有些領域已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在有些領域里正在縮小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但從總體上看，我國目前的科技水平仍落后于發達國家，科技成果能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不足10%，遠低于發達國家60-80%的水平；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僅為30%左右，也低于發達國家60-80%的水平。縮小這種差距，僅僅靠利用外資和引進技術是不夠的。因為發達國家為了延長其對先進技術的壟斷時間，往往極力避免先進技術在東道國過快擴散，將許多研究開發活動和關鍵產品的生產放在國內母公司進行，而只將成熟技術和最終產品的裝配線轉移至東道國。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很難通過利用外資獲得完整的、一流的先進技術。而且過多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如部分產品的國內市場被跨國公司所控制，國內企業生存和發展的環境惡化，甚至有可能導致經濟結構的失衡。因此，我們應在積極有效地利用外資的同時，努力拓展境外直接投資，以多種形式主動參與國際企業間的合作，以便更直接地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及時跟蹤世界科技發展的最新動向，并向國內進行傳輸和擴散，充分發揮先進技術的“外溢效應”和“輻射效應”。
五、加入WTO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WTO既是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產物，又有力地推動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它的宗旨就是從全球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根本利益出發，突破國家和地區保護主義的障礙，逐步實現國際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以達到全球資源優化配置，各國勞動者充分就業，推動世界經濟持續穩定發展。WTO作為當今世界調節國際經貿關系的重要國際經濟組織，其巨大的作用已為世界各國所認識。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加入WTO后可以得到最惠國待遇，從而避免在出口商品時遭受歧視；可以享受穩定的、較低的關稅稅率，以利于本國產品進入國外市場；可以利用WTO所確定的多邊爭端解決機制，使有關貿易爭端得到公正合理的解決；也有利于及時掌握世界經貿的動向和信息，并從參與多邊貿易談判中受益。但是，加入WTO是一把“雙刃劍”，發展中國家在享受利益的同時也會遭受巨大的沖擊。作為WTO的成員國必須大幅度降低進口關稅，增加貿易透明度，擴大金融、保險、電訊、運輸等服務領域的開放度，放寬對外商投資的限制，從而使得發展中國家的企業直接面對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經受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
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加入WTO既能獲得良好的發展機遇，同時又面臨很大挑戰。從總體上看，加入WTO使我國經濟更加緊密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大大增加我國在世界事務、特別是國際經貿方面的發言權和主動權，使我國能直接參與21世紀國際經貿規則的決策過程，擺脫別人制定規則、我國被動接受的不利狀況，使我國在乎等的條件下參與國際經濟競爭，以便更充分地發揮本國的比較優勢，立于不敗之地。在境外直接投資方面，我國可利用WTO正式成員國的地位，爭取更好的市場準入條件進入東道國市場，可以將我國一些長線產業的生產能力轉移出去；拓寬境外直接投資的領域，更好地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加速我國經濟建設。從這個意義上說，加入WTO對于我國發展境外直接投資是一個有力的推動。但是，加入WTO也會給我國帶來一些壓力和挑戰。特別是在金融、電信、計算機、汽車等行業領域，我國企業會面臨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同時，由于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使我國跨國企業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國內市場這一保護性屏障和依托，處于腹背受“敵”、內外夾攻之中。對此，我們必須具有清醒的認識，及時采取有效措施，加速企業技術進步，通過苦練內功，增強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要變壓力為動力，主動迎接挑戰，發展境外直接投資，抓緊培育我國的跨國公司，盡快構建一批能在國際市場上叱咤風云的“重量級選手”，以便在更大范圍內尋求企業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在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促進我國境外直接投資效益大幅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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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許多國家將交通、電力、通訊、倉儲等基礎設施稱為“社會間接資本”，其建設水平對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具有重要的影響。在承接產業梯度轉移中，長沙要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力度，完善各項配套設施，進一步優化投資環境。
【關鍵詞】許多國家將交通、電力、通訊、倉儲等基礎設施 稱為“社會間接資本”
【本頁關鍵詞】畢業論文 職稱論文 職稱論文寫作 本科論文寫作
【正文】
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優化長沙外商投資環境許多國家將交通、電力、通訊、倉儲等基礎設施稱為“社會間接資本”，其建設水平對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具有重要的影響。在承接產業梯度轉移中，長沙要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力度，完善各項配套設施，進一步優化投資環境。一是加快跨省市區的交通干線建設，尤其要重點打造連接粵、港、澳和出海快速通道，提高與粵、港、澳和出海港口之間的人流、物流速度，降低運輸成本，為商品進出口和粵、港、澳地區出口導向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創造條件。二是著力加強長株潭路網建設，建成長株高速、黃萍高速、長潭西線高速，形成長株潭高速外環。三是完善骨架干線，加快國省道、縣鄉道改造步伐，全面形成市區到縣(市) 、縣(市) 到轄區鄉鎮“一小時交通圈”。四是在水路方面，長沙市要大力提升航道等級，完善港口設施和碼頭功能及噸級結構。重點建設好霞凝新港工程， ，將其建成中國內陸最具影響力的現代化航運港口;配套建設好霞凝物流園區，形成干支相通、通江達海的內河水上通道;加強與上海、中部口岸的“大通關”合作，積極探索區域通關改革，縮短長沙出海航程;五是著力加快市、縣(市) 、鄉(鎮) 三級客貨運站場建設，基本形成以公路主樞紐為中心，各縣(市) 、鄉(鎮) 為連接點的客貨運輸網絡;六是加快電力基礎設施建設，優化水、火、電比例結構，加快推進地區性電網與省網相連促進區域間電力互補，使電力供應充足。
三、利用外資，促進長沙加工貿易的發展那么長沙如何利用外資，促進加工貿易的發展? 筆者認為可以采取下列政策措施:在貿易政策制訂的過程中將加工貿易的發展置于一個戰略的高度，重視和鼓勵其發展。在吸引加工貿易轉移方面制定較進取的策略，提供比珠三角和長三角更優惠的引資條件，在政策、交通設施、電力和勞工等方面發揮長沙的吸引力，同時保持加工貿易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為產業轉移創造良好的外部發展環境。積極開展加工貿易招商，實施外資帶動，推動加工貿易實現大跨越和大突破。將產業招商與加工貿易招商項目緊密結合起來，重點吸引一批科技含量高、輻射帶動性強、發展前景好的“配套協作型”加工貿易龍頭項目，延長加工貿易的產業鏈，提高加工貿易產品的深加工和精加工程度，釋放加工貿易的輻射能力和聚集效應，促進加工貿易由低層次向高層次轉移。我市的農業資源和天然資源豐富，出口以糧食和其他原料等附加值較低的產品為主，如果能利用外資，大力發展配套的加工工業，會有助于提升長沙的出口產品結構。充分發揮長沙在資源、人才、技術、交通等的比較優勢，吸引跨國公司建設生產基地，設立研發中心和地區總部，更大范圍地聚集為跨國公司配套的加工制造商，形成大規模產業群。重點發展以IT為代表的關聯度大、技術含量高、輻射帶動強產品的加工貿易，不斷提高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比重。積極吸引和承接產業鏈中附加值更大的產品研發設計、生產制造、營銷、服務等環節的加工貿易。各區縣可結合本地實際，特別是結合本地的特色經濟，培育潛力大、前景好、競爭力強的加工貿易龍頭產業，帶動上下游企業配套發展，逐步建立起加工貿易出口基地。積極利用長沙金霞海關保稅物流中心的優勢，降低加工貿易企業的物流成本。長沙金霞保稅物流中心將實現保稅倉儲、國際物流配送、簡單加工和增值服務、進出口貿易和轉口貿易、口岸功能和退稅功能、物流信息處理等多項功能，集海關、檢驗檢疫、物流基地、金融服務等功能于一體。我市加工貿易企業可充分利用其政策優勢，將深加工結轉產品直接出口到保稅物流中心，然后由下游企業從保稅物流中心進口，節約物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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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CFA CEMAC WAEMU 經濟增長
一、前言
非洲在世界貿易中所占的份額一直很小，但最近幾十年來，這一比例有了新的趨勢。最近幾年，貿易份額比例小幅度上升。在這一時期，非洲的工業制成品和食品的出口也有所下降，而礦物質和其他農產品的出口增長，不僅反映了其工業化和外向型農業生產，也反映出其高度依賴自然資源尤其是礦泉資源和石油出口。
原材料的需求和供給不斷上升和國際貿易開放的情況，似乎能消除與經濟增長、非工業化以及國際價格波動有關的缺陷。因此，這些新的變化對SSA（撒哈拉以南非洲），尤其是對兩個區域CEMAC和WAEMU（中非和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具有新的貿易機會和增加進出口貿易的來源。
實際上，非洲的進出口貿易不像幾十年前那樣高度依賴于發達國家的需求，或者20世紀80年代時所遭遇的債務危機。隨著亞洲的崛起，尤其是中國作為非洲的重要貿易伙伴，SSA的貿易一體化降低了非洲國家（SSA）與發達國家之間的進出口貿易總額。例如，從2000年到2008年之間，非洲與發達國家的進出口貿易總額份額從74%下降到61%（UNCTAD，2014）。
本論文主要研究和分析中非和西非（CEMAC and WAEMU）聯盟地區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本論文的目標是要用OLS+穩健法比較中非和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之間的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其余的工作分為：在第二節中，我們將介紹這兩個經濟地區的一些特點（共同點和差異點）。第三節將要回顧一下前人工作的重要文獻。第四節將進行實證分析。最后，第五節將總結并給出本論文的結論。
二、中非和西非經濟貨幣聯盟的歷史和經濟狀況
（一）歷史
中非經濟與貨幣共同體（縮寫CEMAC）非經濟與貨幣聯盟（WAEMU）是兩個不同經濟與貨幣一體化組織。兩個聯盟（MAC和WAEMU）是該法郎區域的成員，法郎區域有15個國家成員。②
作為以前的貨幣地區和貨幣合作機制，非洲法郎（CFAF）包括科摩羅法郎貨幣未受影響。CEMAC包括6個國家（喀麥隆、中非共和國（縮寫CAR）、乍得、剛果、赤道幾內亞、加蓬）。該地區擁有4780萬人口，該組織的主要目標包括促進合作，促進貿易和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如資本流動性和人力的流動性。
此外，該條約的其他目標為：協調成員國家的經濟政策，監測成員國（包括金融與貨幣政策）的經濟收斂（包括財政與貨幣政策），協調部門政策，逐步創建同一市場。CEMAC成員國家在區域內使用同一貨幣，但是，CFAF又與CEMAC和WAEMU的區域不同，它們使用的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縮寫CFAF）也成為非洲法郎，有不同的代碼，該區域貨幣的代碼是（XAF）。CEMAC的條約國家于1994年被批準，但是它的存在可以追溯到早期成立于1919年的殖民時期非洲赤道法語聯盟（AEF）。③
（二）經濟貨幣聯盟經濟狀況
正如克魯格（KRUEGER 1980年）所表示，對傳統策略出口貿易導向的國家，一般都經歷了快速增長的傳統出口產品，但非傳統出口產品也快速大幅度增長。為了確認KRUEGER的結論，可以看出兩個地區國家經濟的主要部門對GDP的份額，其經濟的一級部門的份額都遠遠高于第二級部門。亞洲的崛起和亞洲國家對原材料需求的增長，對非洲國家的出口貿易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1970～1979年間到2000～2008年間，SSA（撒哈拉以南非洲）與東南亞成員國家（ASEAN）還有中國、韓國和日本的進出口貿易從6%增加到12%，在同一時期，非洲與發達國家的出口總額量從69%下降到61%。再加上投資的增長也帶來了經濟的增長。例如，從1990～1999年間與2000～2011年間，在整個非洲的投資率（包括資本形成和外商直接投資）已經從17.7%上升到18.7%。WAEMU和CEMAC的成員國家的投資總額增加了。
關于通貨膨脹，這兩個地區在整個非洲（SSA）的通脹平均水平相當低。2008年CEMAC的通貨膨脹率到5%，而WAEMU的通貨膨脹利率達到7%。雖然這個水平比其他非洲國家（SSA）的平均水平還低，但是兩個水平已超過兩個聯盟通貨膨脹的最高水平。④雖然在平均水平的情況下，CEMAC與WAEMU的通脹與其他SSA國家（撒哈拉以南非洲）比起來相當低，但是兩個聯盟的有些成員國家里的通貨膨脹遠遠高于平均水平。
三、實證分析
（一）分析法
本論文將從理論上解釋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同時將使用數據做出實踐研究。本論文使用兩個地區（CEMAC和WAEMU）做出一個比較的實踐研究。上面我們討論了理論上，投資、經濟開放度（作為全球化的指標）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隨之我們也給出幾個實踐研究的結果。本論文主要利用面板數據和OLS+穩健法，研究從1970年到2014年CEMAC和WAEMU的成員國。
（二）數據的來源
本論文的變量包括匯率（ER）USD/CFAF美元對非洲法郎GFCF（固定資本形成總和）FDI（外商直接投資），進出口貿易開放度（OPEN），出口（EXPORT），通貨膨脹（為國內生產總值緊縮指數），凈官方發展援助（NODA），農業產品增加值占（AGRIVAL）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數據來源于UNCTAD（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數據庫）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
（三）研究定界
本文著重研究SSA的兩個地區：中非和西非經貨聯盟（CEMAC和WAEMU）。以前研究SSA（撒哈拉以南非洲）沒有考慮到兩個地區的一些相似性和差異，本論文想補充以前的研究。除了使用共同貨幣之外兩個地區的宏觀政策，其是貨幣政策的收斂水平似乎一樣（法國銀行報告）。所以本論文在WAEMU的模型中（模型I）進入了農業產品占GDP的比例的變量。
（四）模型的設計
由于本論文的目標是研究CEMAC和WAEMU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因此我們利用下面兩個模型。CEMAC和WAEMU模型的差異在于農產品的變量。因為有些CEMAC國家的出口石油占DP的數據很少，甚至有的沒有，所以在模型當中沒有加上其變量。
四、模型的介紹
考慮CEMAC影響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時，模型沒有加入農業產品占GDP份額，因為CEMAC似乎出口石油或者礦泉資源。有些CEMAC國家的石油出口是從1998年和2000年開始的，如赤道幾內亞和乍得。其中，只有中非共和國（CAR 為（CENTRAL AFRICAN REPUBLIC）縮寫）不出口石油。因此，此模型沒有區分石油出口產品的種類所占GDP的比例。為了研究WAEMU影響GDP的決定因素，在第I個模型中再加上一個變量，也就是說農業產品增加值占GDP的比例。由于CEMAC中農業產品占GDP的比例很少，甚至有的沒有數據，所以在第II個模型當中我們忽略了這個變量。
一模型是這樣設計的：
LnYit=β0+βiLn（Xit）+?t （i=1 …6） （1）
其中，Ln=自然對數，Y=人均國內生產總值，i=國家，?t=誤差項，Xi=為解釋變量。
關于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WAEMU）的模型：模型I。其模型是這樣考慮的：
LGDPPC=β0+β1LGFCF+β2LFDI+β3LEXPORT+β4LOPEN+β5LER+β6LINF+β7LNODA+β8LAGRIVAL+?t （2）
其中，LGFCF是資本形成總和占GDP比例的對數，LFDI是外商直接投資占GDP比例的對數，LEXPORT是出口占GDP比例的對數，LOPEN是貿易開放度（貿易總和占GDP比例乘以100的對數），LER是匯率的對數，USD/CFAF是美元/非洲法郎的對數，LINF是通貨膨脹的對數（國內生產總值緊縮），LNODA是凈官方發展援助占GDP比例的對數，LAGRIVAL是農業產品增加值占GDP比例的對數，所有的變量都是用自然對數的。
我們使用OLS回歸+穩健法，因為它會處理自相關和異方差的相關問題。陳強（2015年）和杰弗里M.伍德里奇（2010年）。
關于中非經濟與共同體（CEMAC）的模型：模型II。其模型是這樣設計的：
LGDPPC=β0+β1LGFCF+β2LFDI+β3LEXPORT+β4LOPEN+β5LER+β6LINF+β7LNODA+?t （3）
其中的變量與第一個模型的變量一樣，但是不包括LAGRIVAL這個變量。
（五）結果分析與和討論
第二個模型（CEMAC）的擬合優度R2等于86.99%，第一個模型（WAEMU）的擬合優度R2等于66.1%，兩個模型都沒有問題。因為兩個模型的擬合優度超過50%，這意味著兩個樣本回歸直線的解釋能力都超過了50%。兩個模型的F檢驗也是一致的，F檢驗在1%的水平下都是顯著的（F的概率=0，Prob>F=0.0000）。這表明兩個模型的線性關系也成立，但是所有的變量都不是顯著的。模型I和II當中有幾個變量t檢驗的P值在1%、5%或者10%的水平下是不顯著的。兩個模型的擬合優度R2-Between（R2-Between表明共同效應（common effect））大于R2-within（R2-within表個體效應（individual effect））。其結果表明兩個模型之間沒有個體效應的問題，證明了模型的齊性（Homogeneity of the models）。
五、結論
本論文的實踐研究結果表明出口對經濟增長有利，而且其變量對于兩個經濟與貨幣聯盟來說是經濟活動的重要因素。本論文的研究結果也發現投資（外商直接投資）是WAEMU（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的經濟活動重要的決定因素，但是對于CEMAC（中非經濟與貨幣聯盟）不是重要的決定因素。兩個區域內固定資本形成雖然對經濟有利的作用，但是它的作用是不一致的。兩區域應該努力通過環境與政策優化外國直接投資的影響，而且為了提高和優化固定資本的作用，也要努力優化經濟政策。
凈官方發展援助對經濟增長有負面影響，而且在兩個區域內結論是一致的。這個情況讓我們考慮到經濟結構和政府結構的績效。該援助的目標應該是結束世界的極端貧困，增加儲蓄和投資，以及提高發展國家的生活水平。因為援助對高級績效的經濟機構和政府更為有效，所以無論是在中非或者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的國家（CEMAC 和WAEMU），都應該提高其機構的績效，這樣的話會優化援助的作用。
注釋：①CEMAC：中非經濟與貨幣共同體WAEMU：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
②法郎區域包括15個國家。貝寧，布基納法索，赤道幾內亞，赤道比紹，多哥，剛果（布），加蓬，喀麥隆，科摩羅，科特迪瓦，馬里，尼日爾，塞內加爾，乍得，中非共和國。
③想多了解該組織可以查看cemac.int。
④CEMAC（中非經濟與貨幣共同體）與WAEMU（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兩個聯盟有共同的通脹的最高水平，也叫收斂水平。這個水平是3%。
（作者單位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作者簡介：PANDOU LONDHAT KRISHNA BARBE OSIRIS（中文名字：歐瑞），剛果（布）人，女，研究方向：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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