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9-18 18:2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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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從外觀上規劃欠缺，布局凌亂，存在各種安全隱患
走進鄭州的城中村，給人一種窒息的感覺，由于城中村土地資源珍貴，加個房租收益可觀，村民自己建的到處是握手樓、接吻樓，并且在走訪中了解到城中村房屋出現過坍塌的事件，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在道路方面，村中除了幾條主干道，其他的根本稱不上道路，最多可稱為“小巷”，擁堵嚴重；城中村沒有什么配套的設施，環境臟亂，隨處可見的垃圾且可用的垃圾桶很少；消防安全方面，城中村房屋居住人口多且缺少逃生通道，每家也沒有配備消防栓等應急設備，況且道路狹窄，一旦發生火災，消防車根本無法進入。
2.城中村流動人口遠遠超過本村村民
從高皇寨村委會了解到，本村現居住人口十三萬多人，但本村村民僅一千八百余口，外來租戶卻有十幾萬人。這十幾萬外來人口人絕大多數都是流動人口。
3.城中村租金相對便宜，但“見風長”現象嚴重
廉價的租金是流動人口集聚城中村的主要原因，他們租不起小區房，只有在城中村居住。但是城中村房租“見風長”現象嚴重。隨著鄭州市城中村拆遷改造的不斷進行，流動人口向沒有拆遷的城中村集中，城中村房租也在瘋長。在沙門村調查中，一位被調查的外來人口說：“一間四十多平方米的房子兩個月前的租金是350元左右，現在漲到每月600多”，村民的房租收益非常可觀，每戶每年房租收入幾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這些村民大多沒有工作，坐等收租，他們的后代也大多沒有穩定的工作。
4.城中村街道小商鋪林立，小商販集中
通過調查發現，他們絕大多數為外來流動人口，靠城中村擺攤收入維持生計，但城中村改造不可避免的導致這部分人大量失業。
二、鄭州市城中村對流動人口的影響分析
（一）流動人口的構成、特點及作用
1.流動人口的構成、特點
流動人口是指來自非鄭州地區的、非鄭州戶籍的、在鄭州生活和工作的人員。他們主要由剛畢業的大學生、農民工構成，這些人員幾乎都是青年人和中年人。目前，鄭州市流動人口具有以下兩個突出特點：第一，人數多，增長速度快。截至2013年9月，鄭州市區流動人口達340萬，且每年以25%的速度遞增，城區人口密度僅次于廣州，居全國第二位。第二，流動人口集中在城中村，生活壓力大。流動人口工資相對較低，他們買不起房，只有在城中村租房居住，很多拖家帶口，精神和物質上承受較大的壓力。并且隨著城中村的拆遷改造而不斷搬遷，越來越集中在為數不多的城中村里。
2.流動人口對鄭州城市發展的作用
流動人口提供了城市經濟和各項事業發展所需的勞動力資源。城市建筑方面最為明顯，城市建筑行業絕大多數為外來務工人員，他們用辛勤勞動換來了城市發展的日新月異。流動人口拉動了城市消費，為城市的經濟發展提供了需求動力。流動人口帶來了不同的思想觀念，與當地人口相互交流和溝通，豐富了城市的文化內涵，有助于建立開放的城市文化。流動人口中有著許多高技能或一技之長的人才，比如每年都有許多剛畢業的大學生通過創業或就業，實現了自己的價值，為城市的發展不斷注入新鮮活力。
（二）城中村滿足流動人口生存與發展的需要
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和現在，城中村成為鄭州市流動人口的集聚地，城中村為流動人口提供了居住，生存與發展的空間。
1.城中村暫時解決了外來人口的居住問題
以高皇寨為例，我們從高皇寨村委會了解到，本村現居住人口13萬多。其中，本村村民1800余口，外來租戶十幾萬，這些租戶主要是畢業大學生、農民工等一些低收入人群，他們在此居住的原因主要是城中村租金相對較低。如柳林村不遠的二十一世紀社區居易國際一間40多平方米的房子租金每月1800元。而在柳林村同樣面積的房子每月房租僅為560元，低廉的房租解決了流動人口的居住問題。
2.城中村解決了一部分流動人口的就業問題
城中村的個體戶絕大多數為外來流動人口。他們以在城中村擺攤為生，因城中村人流量大，這些外來人口年收入頗豐。當問及對是否贊同城中村拆遷改造時，他們明顯反對，因為對他們來說拆遷就等于失業。
3.城中村起著“中轉站”的作用
“鄭漂族”中的多數青年人是畢業不久的大學生，往往具有一定學歷或較高的文化素養、知識技能，他們主要尋求在文化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等領域一展抱負，為了能在城市生存和發展下去，他們很多人選擇暫時在城中村中立足。城中村也為農民提供了逐漸適應城市生活模式和價值觀念的場所，為進城農民融入城市起著橋梁紐帶作用。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城中村也為中國城鎮化的推進起著“中轉站”的作用。四、鄭州市城中村拆遷改造中流動人口面臨的窘境流動人口本身在住房、醫療、子女教育等方面無法享有和城市同等的待遇。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鄭州市的城中村與城市發展的矛盾日益凸顯，改造城中村就必然涉及在此生活的大量外來流動人口。現實情況是現行的城中村改造政策忽略了在此生活的流動人口的利益，甚至把城中村存在的矛盾全部歸結為外來流動人口，簡單地采取一律轟走的粗暴方式，這是沒有道理的。政府和社會各界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對村民的拆遷補償安置上，城中村的拆遷改造使生活在城中村的流動人口面臨窘境。第一，住房難問題將更加突出，生活成本將大幅度的提高。城中村的改造使在此居住的大量流動人口不得不另找住所，住房難問題將更加突出。一方面，在城市閑置房有限，供給沒有增加的情況下，大批流動人口租房帶來的需求增加必然會導致房屋租金上漲；另一方面，在流動人口收入水平不變的情況下，投入過高的租金來租小區房，生活成本必然增加，這將導致一部分流動人口將難以在城市立足，不得不“用腳投票”，選擇離開。第二，大量流動人口將面臨失業。城中村人流量大，在城中村做小生意的流動人口較多，城中村的拆遷改造，使這些商販無法繼續其生意，相當一部分的人口將面臨失業的困境。第三，一部分大學畢業生將面臨失業的恐慌。城中村中不免有外來的大學生，這些群體工資有限，如果城中村被拆遷，他們難以找到住所，公司如果無法解決其住宿，他們則可能陷入失業的恐慌。第四，社會保障可望而不可即，一部分人可能會流落街頭。目前，政府住房保障政策還不能照顧到所有需要的人群。由于流動人口過多，而優惠政策只有一部分人可以享受到，大部分人難以“排上號”。一些以打零工為生的人群可能會流落街頭，無家可歸。
三、總結
關鍵詞：人口問題人口戰略目標人口調節機制
三十多年來，中國通過大力推進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使13億人口日推遲了4年，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發展中人口大國在20世紀實現低生育水平的國家。但在人口轉變的同時，中國人口問題由過去的以數量為主，向數量、質量、結構相互交織轉變，使得中國人口問題的解決更具復雜性和挑戰性。人口問題及其給經濟、社會、資源與環境帶來的壓力，引起了我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圍繞著中國人口問題研究，中國近年來涌現了眾多不同觀點，通過對這些基本觀點的述評，對加深人口理論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健（2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總體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
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參考文獻：
1.李小平.論中國人口的百年戰略與對策[D].戰略與管理,2004
2.葉文振.數量控制:21世紀中國人口生育政策導向[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結構問題是21世紀中國人口的核心問題[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4.蔣正華.面向21世紀的中國人口與可持續發展[D].中國人口科學,2000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健（2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
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總體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
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及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近幾年中國人口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如果按照自然趨勢發展，中國現在及未來一段時間內會像許多發達國家一樣持續處于人口轉變的第二個階段，但是由于70年代開始實行了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發生了快速轉變，致使中國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轉變過程。這就導致了我國人口結構問題日益突出，使得21世紀中國面臨著人口數量及結構的雙重壓力。
第三，中國人口轉變的經濟基礎不同于發達國家。中國的人口轉型是在經濟追求高速發展的時期出現的，與工業化幾乎同時發生，而歐洲是在工業化完成后的經濟高度發達的背景下才出現的。西方發達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時，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國僅為1000美元，顯然，中國的人口的轉變缺乏經濟基礎。
總體而言，對前面提到的人口問題雖然存在不同的觀點，但各種觀點的爭論使人口問題的研究更加全面。具體而言：
在未來人口戰略目標上，學術界把人口目標與社會經濟和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聯系起來，并深刻認識到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人口問題，找到了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視角更加強調學科之間的交叉性：在確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適度人口方面將人口學、經濟學、資源環境學等結合起來，跨學科的特點突出；在分析人口結構問題時，選取了改進之后遞進式生育預測方法，這種預測方法更適合于中國人口發展的規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導向及人口控制的調節機制上，對人口政策的探討不再僅限于關注人口數量，而是從多角度多層面去審視人口政策實施的條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響。對于這些方面的探討，可使未來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實際，從而能盡可能的縮小負面效應，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處在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城市地區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技術條件與經濟條件已經完全成熟，因此全國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決于農村經濟的發展。
對我國未來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啟示
上述針對人口問題的觀點，是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國人口問題而提出的，這些觀點對我國未來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啟示：
第一，在不斷完善的市場機制下，生育政策應隨之做出相應的調整。無論原有的生育政策在過去發揮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總是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才能發揮其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及完善，無論生育政策的導向如何，對生育的調節手段應該發生轉變。
第二，生育政策應分地區區別對待。雖然改革和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區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選擇與方式上也應有所不同。在上海、廣州等地綜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區，特別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經濟基礎好、思想觀念超前的城市，穩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條件已經完全成熟，應將低生育率穩定機制從政策控制機制向群眾自我約束機制轉變。在經濟基礎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區，應深入群眾實地調查，確定出與當地實際情況相宜的生育調節方式。
第三，促進人口流動，改變生育觀念。在城市總和生育率已經較低且基本穩定的的條件下，控制農村人口成為解決我國人口問題的關鍵。而促進人口流動，加快城市化建設不僅是人口向城市的簡單的轉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識的轉變。發達地區經濟條件的引力，與落后地區人口過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區人口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在流動中改變生育觀念，轉換生育行為。
參考文獻：
1.李小平.論中國人口的百年戰略與對策[D].戰略與管理,2004
2.葉文振.數量控制:21世紀中國人口生育政策導向[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結構問題是21世紀中國人口的核心問題[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4.蔣正華.面向21世紀的中國人口與可持續發展[D].中國人口科學,2000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實施30 多年來，累計少生4 億多人，節約了9 萬多億元撫養費用，有力地支持了經濟與教育的發展。
但由于人口發展的慣性，人口問題仍舊是我國當前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研究我國人口問題的狀況及其對教育的影響，探討教育約制人口問題的思路與對策，對于促進人口、教育、經濟，乃至整個社會和諧發展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一、我國人口問題的基本特點。
我國目前正處于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教育快速發展的最佳時期，其中一個關鍵的原因就在于人口正在實現著兩個轉變： 一是人口再生產類型由“高出生、低死亡和高增長”向“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長”的轉變；二是由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大國的轉變。根據統計資料，中國當前的出生率、增長率以及綜合生育率均接近發達國家水平，明顯低于亞洲水平、發展中國家水平及世界平均水平。這說明，經過30 多年的計劃生育工作，控制人口的目標已經基本實現。由于人口發展的慣性作用，以及與低生育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系統尚未完全建立起來等原因，人口問題仍舊是我國當前面臨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同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當前的人口問題具有下列特點：
1. 人口基數大，年出生量仍然偏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堅持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人口自然增長率由1978 年的12. 0 ‰下降到2007 年的5. 2 ‰，年均下降0. 2 個千分點。年末總人口由1978 年的96259 萬人增加到2007 年的132129 萬人，年均增長1. 1 % ,比改革開放前（1949 - 1977 年） 的年均2. 0 %的增長速度下降了0. 9 個百分點。①但由于育齡婦女規模較大，現在仍以年凈增800 萬左右的速度繼續膨脹。②另有人口學家預測，2020 年大陸總人口將達到14. 70 億，2050 年前后將是16 億左右。令人擔憂的是，近年來我國人口出現了較大的反彈優勢，部分地區超生比例超過30 ‰，這是不容忽視的人口增長現象。
2. 生育高峰間隔出現，使人口呈現波動式增長。1950 年至1958 年，共出生1. 86 億人，平均每年出生2060 萬人，形成了大陸連續9 年的第一個高峰期。1962 年至1975 年，共出生3. 6 億人，平均每年出生2583 萬人，形成了連續14 年的第二次高峰期。1987 年以后，第二次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陸續進入婚齡、育齡期，由此形成第三次高峰期。據預測，2008 年前后將迎來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這是因為大陸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獨生子女人數累計將近1 億人，其中大部分目前已進入生育旺盛期。同時由于生育政策的調整，即在農村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人也可生兩胎，這些人也多進入生育年齡。“雙峰疊加”的生育小高峰將持續十幾年，平均年新生兒數量將達到1700 萬—1800萬，高峰大概在2010 年左右。由此將給今后穩定低生育水平帶來巨大壓力。
3. 人口將進入老齡化時期，社會負擔日益加重。人口老齡化指65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2001 年我國老齡人口為7 % ,但老齡化的速度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快的國家之一。預計到2017 年，大陸65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超過10 % , 達到10. 4 %; 2025 年達到13. 59 %; 2030 年達到16. 59 %; 2035 年會20. 13 %。人口加速老齡化會降低生產性人口比例，加大消費性人口比重，增大勞動力成本，降低儲蓄率，并進而影響到經濟增長和教育發展。③4. 流動人口規模龐大，加劇了社會的就業矛盾。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公布的數字，全國流動人口數量從1993 年的7000 萬增加到2003 年的1. 4億，10 年內翻了一番， 超過了全國人口總數的10 %;約占農村勞動力的30 %。流動人口中年輕人口占絕對大多數，其中15 至35 歲人口占全部流動人口的70 %以上。④流動人口龐大的后備軍是9億農村人口，而農村的教育還比較落后，在農村勞動人口中，l5 歲及以上人口平均教育年齡不足7年，與城市平均水平相差近3 年；受過大專以上教育的不足百分之一，比城市低13 個百分點。⑤5. 性別比持續偏高，影響著未來社會的穩定與發展。20 世紀80 年代以前，我國出生性別比基本上屬于正常范圍，其出生性別比通常波動在102 -107 之間。但自80 年代以來，出生性別比明顯升高，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出生嬰兒性別比為108. 5 ,比例偏高現象初顯端倪，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時上升到111. 3 ,而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則已達到116. 9 ,個別地方甚至達到135. 6 ,遠遠高于國際社會可以容忍的107 的最高警戒線。⑥6. 人口素質偏低，難以適應日趨激烈的綜合國力競爭。人口素質是指人們在社會活動中表現出來的在思想道德、文化技術、個性心理與身體健康等方面的綜合發展的水平。盡管大陸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使人口素質得到不斷提高，但人口總體素質仍然較差。據2005 年1 %人口抽樣調查資料顯示，我國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 8 年，尚未達到初中畢業年限；15 歲以上人口中的盲率達到11. 04 % ,其中，文盲率最高的西藏達到44. 84 % ,貴州、云南、青海、甘肅4 個省的文盲率都在20 %以上。⑦在從業人員中，文盲占8 %,僅接受過小學教育占33 % ,而接受過高中和中等職業教育者只占12. 7 % ,接 受高等教育的僅占4. 7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01 年人文發展報告顯示，1987 —1997 年，我國每十萬人口中科學家和工程師人數只有454 人， 而日本為4909 人， 美國為3676 人，俄羅斯為3587 人。⑧另據2000 年人口普查統計，我國約有6000 多萬殘疾人，占全國總人口的4. 9 % ,受累家庭達到18. 1 % ,每年至少出生缺陷兒80 萬人。⑨此外，表現在民主參與率、遵紀守法率、社會犯罪率等方面的人口思想道德素質也比較低。
7. 職業結構不合理，第一、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過大。2001 年我國三級產業就業結構比重為50. 0 ∶22. 3 ∶27. 7 ,無論是與發達國家還是與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第一、二產業從業人員的比重明顯偏高，而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又相對偏低。發達國家或新興工業化國家，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一般在60 %至75 %,巴西、埃及、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也分別達到54. 3 %、44. 1 %與39. 8 %,明顯高于中國。這種不合理的職業結構，反映了我國物質部門從業人口的勞動力素質低下，以及科教、衛生、服務等非物質生產部門的落后狀況。
8. 人口分布不平衡，導致區域經濟教育發展極不均衡。從我國人口布局看，東部人口密，西部人口稀。據2000 年統計，西部面積占全國總面積的71. 54 % ,而人口僅占總人口的28. 13 %;東部面積占全國面積的28. 46 % , 而人口卻占總人口的71. 87 %。⑩人口分布的不平衡，使東部地區人均耕地面積日趨緊張，生產效率、經濟效益難以提高，而西部地區許多耕地潛力及自然資源未能開發，浪費嚴重。
二、人口問題對教育造成的壓力。
從本質上說，人口問題就是經濟社會與教育的發展問題。我國人口的上述特點，直接影響著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從不同方面造成對教育的壓力。
1. 人口膨脹對教育的壓力。這一壓力首先反映在影響教育投資比例的擴大。國家確定教育投資的比例，除了考慮發展科技對人才的需求狀況、經濟發展狀況與政治形勢三個因素外，還必須考慮人口年齡結構狀況。人口增長過快，撫養指數升高，國家和家庭付出的撫養費增大，在這種情況下，必然影響到國家的資金積累。國家積累資金少，擴大教育投資比例就困難。即使國家能克服困難，不減少或適當擴大教育投資比例，但由于人口增長過快，學齡人口比例增大，教育經費平均到每個學生身上也會相對減少。近年來，我國教育經費總量增長非常迅速，但是學生人均經費指數卻較低。1998年，經濟合作組織（oecd） 國家的小學生人均經費指數平均為18 ,初中平均為23 ,2001 年我國小學生人均經費指數為12. 31 ,初中為16. 99 ,農村小學僅為10. 19 ,農村初中僅為12. 83 。lv其次是引起校舍、設備全面不敷。由于教育經費增長跟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致使教育基本建設投資嚴重不足。據統計，目前我國小學、初中和大學的教學儀器設備的達標率分別只有20 %、37 %和30 %。lw2001 年全國普通中小學共有危房面積5267 萬平方米，中小學校舍危房率分別達4. 9 %和6. 7 %。其中，農村初中、小學校舍危房率分別為6 %和8. 1 %。由于校舍危房和校舍面積不足，初中超大班額問題十分突出，2001 年全國初中66 人以上的超大班共有24. 5 萬個，占初中班額總數的21. 3 %,超大班在讀學生約為1619 萬人，約占初中在校生總數的1/ 4 。lx其三是造成教師隊伍量少質低。2000 年我國少兒人口（0 - 14 歲） 為2. 89 億人，2004 年高中階段教育人口為7587 萬人，2008 年高等教育人口為1. 25 億人，龐大的就學人口壓力和師資建設的相對滯后，成為我國教育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中小學由于師資力量的不足，大量聘用代課教師。2001 年，全國中小學共聘用代課教師70. 5 萬人，占崗位教師總數的6. 6 % ,其中農村中小學代課教師58 萬人，占農村中小學崗位教師的9. 6 %。[
按照“十五”計劃，高中階段教育要達到60 %的毛入學率，即使按照生師比18 ∶1 測算，2005 年教師隊伍的缺口達到116 萬人，如考慮到退休的教師，則補充的教師數量可能達到120 萬人。另外，高中專任教師學歷合格率為70. 7 %,職業高中專任教師的學歷合格率僅為49. 2 %。高校教師隊伍數量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1999 年至2001 年期間，與我國普通高校學生規模增長近1 倍的發展速度相比，教師總量僅增長31 %。一些基礎課及高新技術相關專業任課教師嚴重缺乏，按照普通高校生師比以15 ∶1計算，高校教師隊伍的缺口達11 萬人。ly此外，學齡人口急劇膨脹，導致教育總體供給能力不足，制約了國民素質的快速提高。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9 年統計，我國三級教育綜合毛入學率為73 % , 與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相差20 % ,與oecd 國家平均水平相差13 %。三級教育綜合毛入學率偏低，影響了我國國民受教育年限的提高。lz2. 人口波動給教育造成的困難。人口的變化過程如一列行進的火車，有很大的慣性。我國已經出現的三次人口高峰期給教育造成了一系列連鎖反應的困難，首先是幼兒入托、入園難，接著是上小學、中學難，繼之出現考大學的激烈競爭與就業難等問題。在學齡人口的高峰期內，中小學生在短期內迅猛增長，教師不足，只得降格以求，以應付緊張局面；校舍不夠，只得辦大班，或改為二部制、三部制教學。這樣，不僅教學質量難以保證，而且每天有一半或三分之二的學生，不是被關在家里，就是游蕩在馬路上，既不利于學生健康成長，也使家長擔心。入學高峰期過去后，學校又會出現人員超編。若要裁員，困難很多，若不裁員，人頭費又會擠占教育經費，使辦學條件依然難以改善。以北京市為例，2000 年城區的小學生人數只有1990 年的51 %,東城區的小學學生和教師之比更達到6 ∶1 ,估計約有50 %的小學教師資源過剩。l{問題的嚴重還在于這種高峰期一旦形成，不是造成一次性的困難，而是呈現波浪起伏的運動狀態，使困難重復出現。如1962 年開始持續了14 年的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曾造成1976 年開始的中小學生入學高峰。這批人將相繼結婚生育，1987 年我國進入新的中小學生入學高峰，這次高峰持續了16 年，其間小學生入學的峰頂在1993年，中學生入學的峰頂在1999 年，中小學合計的入學峰頂在1995 年。高峰期最大年招生量與1985 年相比，小學（1991 年） 為2. 72 倍，中學（1997 年） 為1. 53倍。即將出現且可能持續十幾年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平均年新生兒數量將達到1700 萬—1800萬，必將給十年后的教育穩定發展帶來新的巨大壓力。
3. 人口結構變化對教育的影響。人口結構是指人口在年齡、性別、文化、技術、職業、階級、地域、民族等方而的構成狀況。人口結構的每個方面的結構變化都要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教育。人口結構變化對教育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年齡結構的變化影響著各級各類教育的發展規模。基礎教育是其他各級各類教育的奠基工程，而基礎教育發展的規模和速度，主要取決于基礎教育適齡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伴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與民主化的進程，高等教育的發展規模也必須考慮高等教育適齡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
文化技術結構的狀況影響著不同時期的教育任務。當前我國人口文化技術素質普遍偏低的狀況已成為現代化建設的嚴重障礙。為了盡快改變這種狀況，迫切要求教育在鞏固“普九”工程的同時，加速普及高中階段教育，進一步提高農村地區中等職業教育普及率，大力促進城市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穩步發展高等教育，著力構建國家創新體系，重視培養高層次創新人才；構筑完善的全面終身學習體系，不斷提高國民的整體素質。
職業結構的變化趨勢指示著教育結構的調整方向。職業結構變化有著自身的規律，這就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勞動力必然出現由第一、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的趨勢。職業結構的這種轉化趨勢要求教育對自身的類型結構、專業結構與課程結構等作出相應的調整。否則，職業結構的轉移就會困難重重。
4. 人口流動對教育的挑戰。隨著我國現代化、城市化進程的日益加快，勞動力資源在全國范圍內配置，社會流動加速，農業人口向城市遷移流動成為歷史的必然。然而流動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質普遍偏低，使他們選擇職業、參與社會生活等方面都面臨諸多障礙，由此對農村教育的發展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流動人口迅速增加的態勢，以及仍然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決定了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問題將會越來越突出。由于居住地不穩定，人戶分離，社會地位的不確定等原因，許多流動人口家庭不能像非流動人口家庭那樣撫養與教育自己的孩子，導致其子女的教育和健康成長出現了這樣或那樣的困難與問題。流動人口子女問題，首先是入學難，近半數適齡兒童不能及時入學，超齡上學現象比較嚴重；其次是流動兒童失學率較高；其三是不在學兒童，即“童工”問題比較突出；其四是由于環境轉換與城鄉文化反差導致的流動兒童心理問題加劇。
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很好地化解、引導和調適，將會產生更多的“問題少年”。
5. 人口分布不均對教育的制約。我國東部人口過密與西北部人口過稀的狀況，制約著各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和教學質量的提高。人口過密的地方，容易造成教育中的擁擠現象，如學額過滿、教學資源緊張、大班上課、多部制教學等。據2005 年對湖北省部分鄉鎮中小學的抽樣調查顯示，許多班級的學生都達到七八十人，最多的超過100 人。l| 由此引起教學秩序混亂、學生質量下降。人口過密的社區，還容易形成亞文化群體，青少年往往為爭奪生活空間而經常發生摩擦，甚至出現越軌乃至犯罪行為。人口過稀，造成教育人口分散。在一些人煙稀少的老、少、邊、窮地區，學生上學非常困難。小學生上學往返一次一二十里地，這也是造成這些地方義務教育難普及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時，由于教育人口分散，必然造成學額不足、小班上課，或不得不采用復式教學、巡回教學等方式。這樣，既妨礙了學生的身心發展，也制約著教育質量的提高。
三、教育對人口問題的約制作用。
約制即約束規制，使之不越出應有的范圍，引導其按既定方向發展。教育約制就是通過教育的引導和規范，從微觀層面上提高社會成員的文化與道德修養水平，使他們能夠自覺地約制自己的行為；從宏觀層面上促進教育整體的和諧發展，使之能夠主動地適應社會變革的要求。教育對人口問題的約制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質的必由之路。提高人口素質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推廣優生學，提高先天素質。要把優生學納入教育內容，逐步提高人們對優生優育的認識，懂得優生優育的重要意義，自覺地做到優生優育；通過教育宣傳把生殖健康與計劃生育的三大工程，即避孕節育優質服務工程、出生缺陷干預工程和生殖道感染干預工程積極推廣到農村地區；發揮多學科的優勢，共同研究影響我國人口健康素質和衛生服務提供的種種因素，包括人口學因素、流行病學因素、社會和行為因素、生態環境因素及其相互間的作用，在此基礎上制定各種有利于促進教育發展、人力資源開發、環境、公共衛生與法律法規建設等方面的政策。二是大力發展教育，加強后天培養。提高各級各類正規教育質量是提高未來人口素質的關鍵。應從切實抓好普及初等義務教育入手，保證入學率、鞏固率、合格率達到規定的要求，為提高人口素質打下良好基礎。
初中后教育既是普及教育的延續，又是高等教育的基礎，還是社會勞動后備力量的儲備所。提高初中后階段的教育質量是提高整個民族人口素質的重要環節。高等教育承擔著培養各級各類高層次科學技術人才、管理人才的重任，提高高等教育的質量，不僅能有效地提高各類專門人才的素質和國際競爭力，而且能極大地推動我國科技文化的迅速發展。成人是人口的主體，大力發展成人教育是提高我國現有人口素質的有效途徑。成人教育的對象和主要內容是：對文盲進行掃盲教育；對已經走上工作崗位，或需要轉換工作崗位的人員，以及正在謀求就業的待業者進行他們所不具備的履行崗位職責所必需的文化知識、專業技術和實際能力的教育和培訓；對已經離開正規學校的人員，根據他們所具有的文化基礎和實際需要，繼續進行基礎教育或高等教育；對已經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進行更新和擴展知識、提高能力的繼續教育；開展法律常識、婦幼衛生、老年保健、家庭生活、美術書法、美容美發、烹調營養、花卉栽培等內容豐富多彩的社會文化生活教育。成人教育具有受教育對象的廣泛性、辦學模式的多樣性、教育內容的針對性、教育方法的靈活性、教育效果的速成性等特點，很受成人歡迎。大力發展成人教育，既是造就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的有效方式，也是培養各種專業技術人才的便捷道路。論文-聯盟-
其次，教育是控制人口膨脹的重要途徑。控制人口膨脹，應從多方面著手，一方面通過加強對計劃生育的領導與宣傳；綜合運用法律、行政與經濟等手段；加強科研工作，普及避孕節育知識；建立并逐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免除獨生子女父母的后顧之憂，使控制人口數量的政策能夠貫徹落實。但是，這些都是治標的辦法。另一方面，通過教育改變人們的生育觀念和生育選擇，才能達到治本的目的。因為人們的生育行為是受生育觀念支配的，而生育觀念的形成，既與經濟發展水平有關，也與人們的受教育程度有關。據1982 年統計，文盲、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程度的婦女已生育子女數分別為4. 74 、3. 81 、3. 08 、2. 41 與1. 94 。2001 年對婦女多胎率的調查也顯示出文化程度與生育率的反相關性，大學、高中、初中、小學文化和文盲的婦女多胎比例分別為0. 4 、3. 4 、7. 0 、18. 9 與36. 5 。調查還顯示，文化程度與早育率也密切相關，當年我國20 歲以下不同文化程度已婚婦女的早育率是：大專文化的占0. 5 % ,高中文化的占1. 8 % ,初中文化的占5. 4 % ,小學文化的占7. 1 % ,文盲占8. 9 %。l}
可見，文化程度越低的婦女，越容易受諸如“早婚早育”“多子多福”、“傳宗接代”、“重男輕女”等舊觀念影響，她們更多的追求是孩子的數量，而很少考慮孩子的素質，結果往往形成早育、多生、貧困的惡性循環。文化程度越高的婦女，她們往往從事專業性較強的工作，對工作追求相對較高，受傳統生育觀念影響較小，易于接受和掌握現代科學所提供的避孕節育方法，愿意優生優育。
教育還可以通過實施人口教育，直接影響年輕一代生育觀的形成。所謂“人口教育”是指對一定年齡階段的青年實施關于家庭、社會、國家及世界人口情勢的教育，目的在于使他們獲得人口學的基本知識，包括受孕、優生、遺傳、營養衛生、生育保健、人口政策等；培養他們對家庭的計劃生育、國家的人口計劃的理智態度與責任感；樹立符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生育觀。2000 年，我國15 歲至19 歲人口為1. 03 億人l~ ,在十年內，他們都將進入婚育期。這批人口的生育數是左右今后人口大局的主要對象，通過各種形式對這部分人進行新的生育觀教育特別重要。他們正處在世界觀的形成過程中，通過教育使他們樹立新的生育觀，必將支配他們今后的生育活動，產生移風易俗的巨大力量。此外，通過教育促進社會合理流動，還能起到使人口分布漸趨合理的作用。
注釋：
[]1國家統計局《： 改革開放30年：人口素質全面提高就業人員成倍增加》， http :/ / stats. gov. cn/ tjfx/ ztfx/ jng2gkf30n/ t20081103_402513671. htm,2008211203/ 2008211217.
[2]胡鞍鋼《： 聚焦中國人口國情》《， 學習月刊》2007 年15 期。
[3]張車偉：《我國人口問題性質的轉變及其新挑戰》，《人口與發展》2008 年第1 期。
[4]朱彬、王義《： 13 億人口使我們面臨新挑戰》，http :/ /news. xinhuanet . com/ newscenter/ 2005201/ 05/ content _2420125. htm , 2005201205/ 2008204217.
[5]王惠詩《： 農村流動人口集聚化就業》《， 當代經濟》
2008 年第5 期。
[6]陳俐《： 中國出生嬰兒性別比的現狀分析和對策》，《人口學刊》2004 年第2 期。
[7]童玉芬《： 從人口大國走向人力資源強國———中國人力資源的現狀和形勢分析》《， 現代經濟探討》2008年第1期。
[8][9]lxlylz中國教育與人力資源問題報告課題組《： 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強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402241 頁，第315 頁，第61、317、318 頁，第299 頁。
[10]田雪原、王國強主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的人口與發展》，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04 年，第364 頁。
[11]沈百福《： 我國教育投資的進展與問題》，載《教育科學》2003 年第2 期。
[12]陳鈕芬《： 我國居民收入、人口、教育、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與居民消費模型的實證分析》，載《數理統計與管理》2004 年第2 期。
[13]蔡昉主編《： 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第124 頁，第48 頁。
論文摘要：財政供養人口問題涉及到財政負擔和政府職能運行效率問題，一直以來都是學術界和歷屆政府關注的重要問題。本文從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出發，分析目前我國財政供養人口存在的問題，為解決財政供養人口的問題提供理論依據。
一、我國財政供養人口的基本情況
目前我國財政供養人口比例較高。從縱向看，我國財政供養人員比例在漢代是1:7948人，唐代是1:3927人，明代是1:2299人，清代是1:911人，1949年是1:294人(一說是1:600人)，而今天是1:30人(一說是1:28人)，有個別地方甚至達到了空前的1:9人(如陜西省黃龍縣是9個農民供養1個干部)。從橫向看，1999年中國是1:30人，印度尼西亞是1:98人，日本是1:150人，法國是1:164人，美國是1 : 187人。為支付眾多供養人員的工資以及日常的行政管理費，我國政府財政不堪重負，很多地方尤其是基層政府出現典型的“吃飯型財政”現象，其行政管理費及工資支出占到了當地財政收人的80 %--90%，政府基本上沒錢去推動當地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1997年我國行政管理費支出占全部支出總額14.7%， 1998年為14 . 8 % ， 1999年為15.3 % ， 2000年為17.4%， 2001年18.6%。這些行政管理費中包括極不合理的公車費、接待費等支出。“八五”期間，全國公車年遞增27，是GDP增長速度的3.5倍，到1999年，全國約有350萬輛公車，包括司乘人員在內的耗用為3000億元，而1999年我國的地方財政收人不到5600億元。中國烹飪協會統計，2002年中國餐飲業全行業年度營業額超過5000億元，其中公款消費為1000億元。2003年干部出國(境)達427萬人次，按每人花費1萬元計算，一年干部出境就要花費4.27億元財政資金。雖然美國各層級政府年度財政支出也占到了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近一半之多，但財政支出主要用于為納稅人服務的公共安全、醫療保障、社會保險、教育、貧困救濟等項目，政府雇員的“人頭費”支出和日常的管理費用支出比例卻很低。而在中國，“人頭費”支出和日常的管理費用支出(主要是大吃大喝招待費和競相攀比、極其不合理的小車費用)在政府年度財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很高，用于公共服務方面的財政支出比例卻非常低。
這幾年全國平均每年的財政支農資金有1000多億元，但70%以上用在了農業行政事業單位上，而沒有用于農業生產本身。在不少傳統農區，縣一級90%左右、地市一級80%左右的財政支農資金是用于“吃飯”。經濟學家吳敬璉曾指出，我國的機構臃腫和人員膨脹在某種程度上講已到了極限，財政成為“吃飯型”的財政，財政再分配的其它職能大受制約，嚴重影響許多重要的投人，如此發展下去，國民經濟的發展將嚴重受阻。財政供養人口的膨脹導致政府機構的臃腫，不僅嚴重降低了工作效率，加劇了官僚主義作風，妨礙了政府的有效運作，極大地加劇了財政負擔，導致各級財政陷人困境而難以自拔。政府機構每年增加一個財政供養人口，國家每年至少需要增加財政支出2萬元以上。據此計算，近年來財政每年需要增加的工資性支出達600多億元，占國家新增財力的60%以上。
二、從勞動價值理論看我國財政供養人口存在的問題
1，財政供養人口過多造成勞動力經濟學上的過多浪費
馬克思商品價值理論認為，商品價值是交換價值，即只有進行交換的產品才具有價值可言。“我們實際上也是從商品的交換價值或交換關系出發，才探索到隱藏在其中的商品價值。政府機構的勞動產品并非為了交換，而主要是為公眾提供一種無償的服務，因此，其勞動產品并非商品，其所供養人口的勞動也并沒有創造價值。財政供養人口越多也意味著越多的勞動力沒有參加商品價值的創造。雖然政府職能對于推動社會經濟、文化等各項事業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其供養一定的人口是必須而又在所難免的，但因為其供養人口的勞動力沒參與商品價值的創造，因此更應該注意供養效率問題。原則上，在政府機構中，一個人能干的活決不能給兩個人干。否則，在社會總勞動力一定的情況下，會減少商品價值的創造總量。
2，財政供養人口范圍過大不利于所供養行業價值的創造
根據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要求，財政供養的對象應該是提供公共服務的，市場不愿意或不能提供的領域，比如大型基礎設施、義務教育、基礎科研、衛生保健等公共社會事業。我國在1982年、1988年和1998年進行了三次機構改革，雖然在精簡政府機構、削減財政供養人口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財政供養范圍過大的問題，政府職能“越位”的問題并未完全解決。因為政府機構所從事的勞動并沒有創造商品價值，所以財政所供養的行業也就無所謂像市場上的其他行業一樣，為追逐剩余價值而充滿競爭，因競爭產生極高效率，因效率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而是效率低下，人浮于事。
3，財政供養人口結構不合理造成部分勞動力價值無法實現
根據國家人事部統計，目前我國政府機構中大專及以上的學歷約占80 %。有些地方招考公務員時明確規定非本科及以上學歷不可。不可否認，高學歷、高素質的財政供養人口能較好地履行國家職能，提高政府機構運行效率，但同時也應冷靜地思考，政府機構中例如文件收發等工作是否一定得是本科生或研究生。這里，不是否認收發等工作的重要性，而是對一于這些工作而言，只要具備一定的專業技能和文字語言功底的人就能很好地勝任。不可否認，政府職能中諸如政策制度的研究制定，法律、規章制度的解釋和實施等等確實需要高素質、高層次人才的參與，但不少崗位卻無須這樣的人才。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認為，勞動力價值由三個方面決定，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勞動力的教育、培訓、學習費用，因此，教育程度高的勞動力價值應高于教育程度低的勞動力。目前我國政府機構工資制度尚未能較好地體現教育程度對勞動力價值大小的影響程度，因此，往往出現不同教育程度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差距拉不開，也就造成高層次、高學歷人才勞動力價值無法完全實現的問題。
三、勞動價值論為解決勞動供養人口問題提供理論依據
為了解決財政供養人口比重大而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學術界建議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構筑公共財政，一致認為應該精簡政府機構，降低行政成本。問題的關鍵在于應該精簡什么機構，保留什么機構;哪些行政成本能帶來效益，是有效成本，哪些成本是沒必要花費，是無效行政成本。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認為商品價值是由抽象的人類勞動創造的，勞動是價值的源泉。但并非所有的勞動產品均有價值，只有進人交換系統中的勞動產品才能擁有價值，即只有生產商品的勞動才具有價值。為了解決財政供養人口的理論問題，有必要進一步探索創造商品價值的勞動問題。馬克思《資本論)中所探討的勞動，更多涉及的是商品的生產勞動。但根據勞動價值理論，所有的商品都是勞動的產物，即便某種物品是大自然的產物，如原始森林，只要最終被拿來交換，它也必然是凝聚著人類勞動的結晶。馬克思說“動物和植物通常被看作自然的產物，實際上它們不僅可能是上年度勞動的產品，而且它們現在的形式也是經過許多世代，在人的控制下，通過人的勞動不斷發生變化的產物。要是說到勞動資料，那么就是最膚淺的眼光也會發現它們的絕大多數都有過去勞動的痕跡。可見，馬克思所謂的創造商品價值的勞動并非專指產品的生產勞動，而是指在產品成為商品之前所凝聚的一切人類的勞動，除了生產勞動之外，還應包括產品的開發、研究、包裝、運輸等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產品成為商品之時這些勞動才創造價值。 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可以理解為所有的勞動都有可能創造價值，但其勞動產品成為商品，其所凝結的各式各樣的勞動才真正創造了價值。這為解決財政供養人口問題提供理論依據，即財政供養人口的勞動與市場上生產商品的勞動一樣可以參與價值的創造，只要其勞動產品能推向市場。因此，政府要精簡機構、削減財政供養人口，首先必須研究的是哪些職能部門應該下放到市場，解放這些部門的勞動力，使它們參與商品價值的創造。根據市場經濟的要求，政府的主要職能應是滿足社會公共需要，彌補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缺陷，如遏制不完全競爭，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或為市場機制的運行提供服務，如加強監督，維護經濟秩序。而對于諸如過多的行政審批制度而阻礙市場經濟運行的職能應加以取締;對于諸如咨詢、培訓等并非只有政府才能從事的中介服務應推向市場，使之成為商品的創造部門，參與商品價值的創造。政府在確定職能承擔范圍時應牢牢把握一個原則，只要是市場辦得了、辦得好的事情就不應該由政府來承擔。只有這樣，財政資金才能退出經營性、競爭性領域，轉到滿足社會公共需要方面，提高財政對政權建設、教育文化和科學事業、環境保護等社會公共需要方面的保障能力，從而改變“吃飯財政”的面貌。只有這樣，才能使越來越多的行業融人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增強競爭意識、提高運行效率，生產出高質優效的商品滿足市場需求，從而使社會財富越來越豐富精簡政府機構，削減財政供養人口必然牽涉到政府機構勞動力轉移的問題。在確定財政供養人口合理范圍和規模后，將多余的勞動力轉移到勞動力不足的部門或行業，不僅可以避免勞動力的浪費，還可以增加勞動力所創造的效益。如圖1所示，橫線E表示發揮最高效益所需的勞動力數量。A行業只需三個勞動力就可創造最大效益，目前尚有一個勞動力處于浪費狀態;B行業創造最大效益所需的勞動力與實際使用的勞動力相等;C， D行業實際使用的勞動力少于創造最大效益所需的勞動力。因此，通過A行業將剩余勞動力轉移到C行業，提高了整個社會勞動力所創造的價值總量。
1．1研究對象
按分層隨機取樣的方式，考慮年齡、性別、婚姻、月收入和地域等方面的平衡，共抽取浙江省杭州、金華、臺州、湖州、舟山等城鎮居民被試共2000人進行問卷調查，回收問卷1665份，去除缺失信息問卷134份，共得到有效問卷1531份。有效率為91．95％。其中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如下：
1．1．1性別總樣本中男性665人，占43．4％，女性866人，占56．6％。
1．1．2婚姻總樣本中已婚1096人，占71．6％，未婚435人，占28．4％。
1．1．3年齡主要根據戈登對生活時期劃分：其中16～25歲之間人數419人，占27．4％；26～35歲之間88人，占5．7％；36～45歲之間718人，占49．6％；46～55歲之間167人，占10．9％；55歲以上的人數139人，占9．1％。1．1．4總樣本月收入的分布比較均衡，1000元以下523人，占34．2％；1000～2000元354人，占23．1％；2000～3000元343人，占22．4％；3000元以上311人，占20．3％。1．1．5城市按行政區域劃分，城市1（金華）為844人，占總人數55．1％；城市2（臺州）為90人，占總人數5．8％；城市3（舟山）為203人，占總人數13．3％；城市4（杭州）為229人，占總人數15％；城市5（湖州）為195人，占總人數12．7％。
1．2測量問卷體育休閑機會認知為人們對參與體育休閑可能性大小的判斷。根據趙臣對體育休閑機會認知的闡述，體育休閑機會認知變量主要通過時間認知（我有更多的時間去進行體育休閑活動）、場所認知和信息認知三個指標進行測量［14］。問卷采用Liket自評式7點問卷計分，0＝完全不同意，過渡到6＝完全同意，就具體問題而言，得分越高說明機會認知程度越高。
1．3數據處理本研究采用SPSSforWindows15．0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和分析，主要的分析方法為方差分析。
2結果與分析
依據休閑與生活質量的社會心理學概念模式，體育休閑機會認知在影響生活質量的所有過程中，還受制于社會人口狀況，即與人口學因素有關。為了考察體育休閑機會認知是否存在人口學特征差異，本研究將樣本被試的變量整體進行性別、年齡、婚姻、月收入和不同城市等因素組合的雙因素方差分析。
2．1體育休閑機會認知變量性別與年齡的雙因素分析首先，對體育休閑機會認知變量進行了性別與年齡的差異分析，表1為變量在性別與年齡方面的平均值與標準差。兩因素析因方差分析顯示，性別與年齡在體育休閑機會認知的主效應均顯著（F＝9．532，P＝0．002；F＝4．278，P＝0．002），并且它們的交互效應也表現出顯著性特點（F＝3．563，P＝0．007）。說明不同性別和年齡的體育休閑機會認知存在著顯著差異，而且它們的交互作用對體育休閑機會認知的影響也存在著顯著差異。也就是說，不同性別在不同年齡階段的體育休閑機會認知是各不相同的。總體上，男性的體育休閑機會認知高于女性；55歲以上的被試與其他年齡段相比，有較高的體育休閑機會認知程度，35～45歲年齡段要低于其他年齡段。但55歲以上的女性被試的體育休閑機會認知程度要高于同齡的男性。分析認為，從家庭結構來看，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角色分工仍然是主流，雖然職業女性也外出工作，但女性價值的體現通常是通過對家庭的經營來實現的，而男性的價值通常是以工作（事業）來實現的。這造成了女性更多地把自己的活動空間與家庭綁在一起［13］。由于傳統的思想和家庭角色，中青年女性通常更多地受到工作、家庭和子女教育等因素的影響，使她們沒有太多的時間與精力去關注或參與體育休閑。另一方面，家庭和職業上的投入，包括時間與經濟方面，從另一角度卻限制了體育休閑行為的發生。而隨著家庭與經濟負擔的減少，女性由于對自我身心的重視和較少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影響，有更多的體育休閑時間和機會，并能自主的選擇場地（如公園、社區空地）參與體育休閑活動。如有研究顯示，女性多選擇離家近、方便的體育休閑場所進行體育活動。從而提高了對體育休閑機會的認知程度。特別是退休后的老人，其生活目的在于保持自身能力與生活意義的獨立性，同時擁有健康的身體是他們最大的愿望。一方面，他們希望能夠主宰自己的生活，能夠自己決定如何投入自己的精力，體育休閑成為他們很重要的選擇。另一方面，體育休閑是展示能力與自主的平臺。退休后可以提供整塊的時間，嘗試以前沒有時間嘗試的活動。體育休閑可以為自我表達活動和探索新的可能性提供機會，從而也提高了對休閑機會的認知程度。
關鍵詞：農業;隱性失業;人口統計
農業隱性失業指工業化過程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而沒有影響到農業產出的那部分邊際生產力等于或小于零的勞動力。由于種種原因,我國長期存在農村與城市發展嚴重的不平衡,加之中國人多地少的特殊國情,導致我國農村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這些剩余勞動力就構成了中國農業的隱性失業。大量的隱性失業人口已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了極大的危害。了解這一形勢及其形成原因并據此提出對策建議,可以更好地解決我國農業隱性失業人口的轉移問題。
1 當前農業隱性失業的形勢分析
自上世紀末以來,我國農業隱性失業率呈上升趨勢,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據有關統計資料顯示,80年代中期的農村過剩勞動力為2.5億,隱性失業率高達60%。近年來由于鄉鎮企業的發展以及城市二、三產業吸納了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到90年代中期,已減少到1.0～1.3億人,隱性失業率仍高達30%。農業隱性失業現象的存在,以及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已成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巨大隱患,對社會經濟的穩定運行構成嚴重威脅:
首先,農業隱性失業人員的大量存在,標志著相當部分農業勞動力資源沒有能夠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而是處于閑置和半閑置狀態,造成勞動力資源的浪費。
其次,農業隱性失業人員的存在,制約了農民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1979～1984年期間,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2.37∶1縮小到1.56∶1(以農民收入為1)。但自1985年以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持續擴大趨勢,1997年差距為2.47∶1,到了2005年,這一收入差距比率高達3.22∶1。
再次,農業隱性失業人員的存在,嚴重制約了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影響農民對土地投入的積極性,農業機械化的步伐不得不放慢,相當部分農村的貧困落后面貌難以在短期內得到改變。
第四,農村大量的剩余勞動力持續進入大中城市,造成了許多城市問題,在一定程度上給社會帶來了不安定的因素。
2 農業隱性失業產生的原因
我國農業隱性失業人員的大量存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綜合起來可以歸納為這樣幾個方面:
2.1 農村勞動力基數大,勞動力的自然增長規模龐大。1979-1993年,農村勞動力增長近1.4億人,90年代中后期,農村勞動力每年還將增加600萬人左右。在農村勞動力不斷增加的同時,土地等農業生產資料卻出現了縮減的趨勢,土地沙漠化等原因造成農業用地大面積減少,并最終導致農業內部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減弱。
2.2 在農村勞動力日趨增多和農業用地大幅度減少的情況下,我國農業內部產業結構沒有能夠相應進行調整,相當一部分農村單一結構的局面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變,二、三產業發展滯后,從而使農業部門對勞動力的吸納潛力沒有充分發揮出來。
2.3 在我國經濟結構發生變動后,對勞動力素質提出了新的要求。而我國目前農村中的文盲、半文盲占的比例仍然不小,每年進入勞動力年齡的農村勞動力中,有將近10%屬于文盲、半文盲,由于勞動力自身素質較低難以適應經濟結構變動的要求,因而只能滯留在當地農村,處于隱性失業狀態。
2.4 農民向非農產業轉移還存在制度性障礙。全國各大中城市對農民工進城就業都有不少的限制,將不斷增加的農村勞動力都限制在農村,出現了大量的農村隱性失業。
3 解決我國農業隱性失業問題的對策
3.1 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市場經濟的主要特征就是通過市場來配置社會資源,使其達到利用的最佳化和收益的最大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也是市場的主體,他們完全有理由選擇自己所適合的職業。雖然政府在中介組織間加強了組織協調,但從總體上評價,農業勞動力流動中的市場障礙仍然嚴重。因此建立統一、規范的城鄉統一勞動力市場是解決農業隱性失業問題的根本性措施。也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勞動力市場中獲得平等主體地位的一項基本的制度保障。
3.2 農業內部結構調整。農業內部結構調整,主要是指農業內部各產業部門間的配置調整和種植業內部種植結構的調整,其目的是為了合理地利用資源,挖掘資源利用潛力,提高資源的配置利用效益。調整農業內部各產業間即農林牧漁業間的配置結構,提高果樹、葡萄、花卉和畜牧、養殖等勞動力高度密集型產業的配置比重。通過調整種植業內部的種植結構,減少耕地密集型產品的種植面積,相應提高勞動密集型產品(如棉花、煙葉、小辣椒和大棚蔬菜等)的種植比重,發揮我國農業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競爭力。加強農業深層開發,發展開發性農業、特色農業,要以農業產業化來推進農、林、牧、副、漁深度發展,開發和發展農產品加工增值,使農民獲得比過去單純靠原料和初級產品搞得多的經濟效益。一旦農業獲益較大,高素質的農民就愿意留守土地,棄耕撂荒等現象將受到遏制。
3.3 發展鄉鎮企業走農村工業化之路。中小企業在解決就業尤其是農業隱性失業問題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以中小企業主體的鄉鎮企業得到了快速的發展,長期以來一直是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要渠道。目前,為適應農村社會經濟結構變化的需要和應對農業剩余勞動力日益增多的現實,我們必須確立新的鄉鎮企業發展模式,進行鄉鎮企業制度創新,具體來說,應堅持與城鎮化相結合,以第二產業帶動第三產業發展為導向,以產權制度和管理體制改革為動力來推進鄉鎮企業的第二次創業。
3.4 普及職業培訓。提高農村務農勞動力的素質必須首先提高基層技術推廠人員的素質。基層技術人員知識的陳舊很大程度上影響到農民技術水平的提高,在農技服務體系改革到位后,要通過開展不同層次的新技術培訓、資格培訓提高農技人員的基本素質,可以通過加強與職業培訓院校、農科院所的合作,聘請專家講學等途徑,更高層次地提升農技推廣人員水平。其次要改進培訓內容和方式。培訓內容和方式要與需求相銜接。建議有關部門要充分利用現有的高等職業教育學校、農廣校、地方農技校等教育培訓陣地,采取聯合辦學或請人授課等方式,加大培訓力度。
3.5 擴大勞務輸出。這也是我國農業隱性失業人口的重要轉移途徑。我國是人口密度較高且分布不均衡的發展中國家,具有勞動力資源成本較低的優勢。但我國多年來勞務出口一直徘徊在30萬人左右,僅占同期國際勞務市場吸納勞工的1%,與我國勞動力資源大國的地位極不相稱。在當前亞太經濟復蘇和西方國家經濟繁榮的新機遇面前,我們要放開勞務輸出的經營權,盡快搞活國內勞動力市場,鼓勵更多的外貿行業重視勞務輸出,積極向世界各層次勞動力市場進軍,為我國農村勞動力尋找更廣闊的就業途徑。
關鍵詞：中國經濟減速；人口紅利；扶養比；戶籍制度改革；市場化
中圖分類號：F124
在過去30年時間里，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是一個奇跡，中國也被稱之為“趕超經濟體”。改革初期，中國人均GDP只有100美元，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必須以快于其他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增長速度來實現GDP增長，否則永遠不可能趕超發達國家。目前我國已經超越日本50%，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中國將于2016年超過美國。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相比，經濟增長速度快很多。中國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轉軌型國家，過去的高速經濟增長是有目共睹的。只有根據國情，認清中國經濟增長有別于其他國家的特殊原因，才能認識經濟增長的規律，才能了解目前的減速是必然的。
一、中國經濟減速與周期性失業
2012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降到了8%以下，但并未看到過去出現的擔心。截止2012年9月，中國有1024萬新增就業，超過全年計劃數14%，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1%，與2011年持平，18個省市區提高最低工資平均漲幅19.4%。工資持續上漲意味著就業空間縮小，而用工荒、招工難仍是主旋律。以勞動單位提供的崗位數為分子，求職者為分母，2012年約為105%，與2011年持平。這說明崗位數多于求職人數。從經濟學家觀察就業的指標上看，就業沒有出現周期性褪變。當然有些行業如出口行業狀況不好，但其他行業又創造出新的就業崗位彌補。雖然出現了一些結構性失業、摩擦性失業現象，但這都是短期的，不是根本性問題。
造成中國經濟減速的原因：一是中國迎來了劉易斯轉折點；二是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消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認為，發展中國家以二元經濟為基礎，特點是能夠提供大量剩余勞動力的農業部門，能夠實現經濟增長中的勞動力無限供給。在整個經濟增長過程中，勞動力不斷涌現取決于是否有足夠快的經濟增長率足以創造多個勞動崗位，能夠按照不變的工資水平支付勞動力。如果發展到某一階段，用不變工資招不到工，要想招工必須提高工資時，劉易斯轉折點就來臨了。劉易斯轉折點的核心不是勞動力短缺，而是勞動力沒那么無限了。2004年是中國的劉易斯轉折點。第二個因素是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這兩個因素注定中國勞動力不足狀況已經發生，由此而產生的宏觀經濟波動與以往不同。將“十二五”規劃的經濟增長速度主動調到7%，2012年又放棄了8%的增長率，表明中央政府也意識到中國勞動力市場發生的根本性變化。
菲里普斯曲線與奧肯定律均表明經濟增長與就業密切相關。經濟增長速度快，就業崗位就多，失業率就低。經濟增長速度慢，崗位數減少，失業率高。因此，將通貨膨脹率替代經濟增長與失業率做比較，表明：失業率高，通貨膨脹率低；反之，失業率低，經濟增長較快，通貨膨脹率反而較高。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是反向關系。這就是著名的菲里普斯曲線。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奧肯提出的奧肯定律則直接以經濟增長與失業率做比較。此處的失業概念僅指周期性失業。
一般意義上的失業概念分為自然失業與周期性失業兩種。自然失業主要包括結構性失業與摩擦性失業。結構性失業是指勞動者與崗位不相匹配，需要對勞動者進行技術培訓或實踐訓練而產生的失業。摩擦性失業是指雇主與勞動者之間還未簽訂勞動合同階段中勞動者的失業狀態。在中國特殊的國情下，周期性失業完全被農民工承擔了。2009年春節前后，由于遭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的實體經濟特別是出口、外向型企業受到打擊，農民工遭受了周期性失業、大規模返鄉。反之，當經濟恢復，特別是勞動力需求大幅度增加時，又反映出用工荒與就業難。
如果經濟真正減速或者說是消極減速的話，就會導致周期性失業現象，如果沒有導致周期性失業現象，證明經濟減速可以接受，是自然、合理的。實際經濟增速仍高于潛在增長率的經濟減速是可以接受的。現實中2012年遇到的現象正是如此。2012年的增長目標是7.5%，“十二五”規劃的經濟增長率為7%，2011年為11%，大幅超過該指標。2012年潛在增長率是7.5%， “十二五”期間平均潛在增長率是7.2%，2012年實際經濟增長率是7.7%，高于增長目標與該年的潛在增長率，同時高于“十二五”期間的平均潛在增長率。由此判斷，我國不會出現周期性失業的現象。
二、經濟增長的主要理論與實踐
英國人口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馬爾薩斯提出了“馬爾薩斯增長”理論。認為人類經濟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不增長。因為人們的生活稍有改善，就進行繁衍，人口的增長將創造的價值攤薄了。“馬爾薩斯式增長”是一個貧困的陷阱，現今很難再見了。但在工業革命之前被稱為馬爾薩斯時代，經濟增長不增長或增長得十分緩慢。
二是劉易斯轉折點。經濟學家們發現，這種經濟增長既不同于馬爾薩斯時代，也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增長時代，在某種程度上不完全靠現代的科技推動，在二元經濟結構背景下，有大量的、剩余的勞動力促進經濟的增長。
三是是索羅時代，即新古典經濟增長。認為經濟增長依靠技術的創新與產業結構的轉化、升級。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核心是資本報酬遞減論，認為生產要素是等量回報的，投得多，收入就多。但如果在勞動力短缺的基礎上不斷投入資本，最終不會產生效率，報酬會不斷遞減。了解這三個階段的經濟增長理論，我們就可以較為系統地了解人類的經濟增長史。
世界銀行是第一個發現世界經濟發展史上出現了所謂“東亞奇跡”的機構。“東亞奇跡”包括日本的發展。戰后的日本曾經是一個貧窮的國家，但在短短的時間內，迅速成為富裕國家，日本是第一個奇跡的表現。日本之后，又有了“四小龍”，其經濟增長速度、趕超速度均超越了日本。90年代中期后，東南亞五小虎甚至中國的沿海地區崛起，經濟增長十分快。1993年，世界銀行出了一本報告——《東亞奇跡》，吸引人們的目光去觀察亞洲經濟、東亞經濟。在關注中，有些學者持懷疑態度，包括華人經濟學家劉遵義在內做了很多研究，認為“東亞奇跡”主要靠投入，投入資本、勞動力，但是沒有技術進步，也沒有生產力的提高，是前蘇聯模式。世界銀行出這個報告時，蘇聯已經解體。因此，很自然地就出現了這樣的觀點。很多經濟學家通過經濟模型、大量的計算來證明對亞洲經濟懷疑的觀點。最著名的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麻省理工大學杰出校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他用流行的語言將學者們復雜的理論與公式寫成文章，認為因缺乏技術進步，東亞模式是不可持續的，最終結果將與蘇聯一樣。接下來兩年后，東亞發生了金融危機，由此認為他預測了亞洲金融危機。筆者認為克魯格曼的判斷是錯誤的。這些國家雖發生金融危機，并未危害到國家經濟的健康。四小龍仍是發達的、高收入的經濟體。判斷錯誤的原因是克魯格曼雖然是凱恩斯主義的捍衛者，但按照新古典經濟學觀點與思路來分析問題。在新古典經濟學家看來，資本報酬遞減是天經地義的。西方國家發展初期，勞動力不是無限供給的，而是短缺的。在這樣的視角下思考問題，容易忽略東亞的人口紅利問題。東亞經濟增長現象不是索羅能夠解釋的，是劉易斯才能解釋的。如果克魯格曼沒有認識到東亞、中國有無限供給的勞動力這個問題，就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由于沒有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就不會出現資本報酬遞減現象。而東亞經濟體依靠人口紅利、無限供給的勞動力、使勞動力大規模地從農業轉向非農產業，實現經濟較快、持續、長期的增長。
由此可見，人口紅利可以決定是否有更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中國的經濟增長就是來自人口紅利。簡單地說，我國的人口結構這些年發生了變化。目前，大體分為兩類：一類是依賴型人群，年齡段為15歲以下和65以上。特點是只有消費能力，沒有生產能力。第二類是勞動型人群，年齡段在15-65歲之間，是生產型人群，生產多于消費，扶養老人與孩子。2010年之前，中國的人口結構具有“食之者寡，生之者眾”的生產性。15歲以下的少年兒童趨于減少，65歲的老年人口趨于增加，但速度不是特別快。增長得最快的是勞動人口。這種生產性表現在：由于勞動力增長非常快，數量不會成為經濟增長的瓶頸。以勞動型人口為分母、依賴型人口為分子的人口撫養比一直在下降，就可以實現可持續生產與高儲蓄率。這種人口結構對經濟發展是非常有利的，是所謂的人口紅利。整個經濟增長的源泉中都可以看到人口紅利。不能簡單地將人口紅利理解為勞動力數量和勞動力比重。過去30多年對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是資本的積累。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71%，資本投入與人口紅利有直接的密切關系。首先，人口紅利證明人口結構好，扶養比下降，有可能實現高儲蓄、高積累，就有資本來投入。其次，有人口紅利，勞動力供給是無限的，就打破了新古典增長理論中勞動力短缺的規律，資本報酬不會遞減，國家投入資本就有產出，促進經濟增長。
人口紅利致使資本報酬不發生遞減、扶養比下降、高投入高回報、包括技術進步、管理水平的提高、體制的改善、人的素質提高、資源效益的在內都可以提高生產率。計量經濟模型一般分為兩類，一類是技術進步，一類是資源配置優化。資源的配置更優化來自三大產業。農業中勞動力大量過剩，產值就會大大低于其他的部門，如果把這個部門的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其他生產率更高的部門，資源配置效率可以得到明顯的提高。例如，在生產率的提高的全過程中，技術進步占一半比例，而勞動力配置效果在提高，即勞動力從農業轉向非農產業部門貢獻了另外一半。生產率提高也與人口紅利相關。有了勞動力的轉移，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每一種推動經濟增長的源泉都與人口紅利相關，而不僅僅是勞動力。很顯然，如果人口結構變化，人口紅利消失，不僅是勞動力供給受到影響，所有的經濟增長源泉都將受到影響，經濟增長速度就不可能那么快了。人口紅利消失必然導致潛在增長速度的下降。
三、人口紅利消失導致潛在生產力下降
2010年進行了第六次人口普察，這次普察的結果是勞動型人口絕對減少，即2010年達到頂峰，隨后下降。扶養比從2010年開始上升，“十一五”與“十二五”的轉折點，成為人口的轉折點。就此，中國的人口紅利消失了。這對我們的經濟增長能力產生了影響。經濟增長能力又稱為潛在增長能力，或潛在產出能力。投資、勞動力的投入與勞動力的改善影響著經濟增長能力。勞動型人口數絕對減少，勞動力的增長率顯然是負的。投資的增長速度過去是平均16%，未來不可能保持這么高。未來平均增長速度是13%，期間還是遞減的。投資下降，勞動力負增長，假設生產率的變化與過去保持一個趨勢，那么，潛在增長率一定會下降。
未來投資增長要減速的假設是否有道理？中國勞動力開始出現短缺就越來越出現了新古典經濟學中的特點——資本報酬遞減現象。資本的邊際扣除率無一例外也在下降。特別是這一兩年，有更加嚴重的趨勢。投資不再能帶來那么高的回報了，按市場規律假設，投資增長速度減緩。當然，還有一種可能性會產生繼續投資，即政府給予的補貼，廉價的或免費的資本。
1978-1995年，中國的經濟潛在增長率是平均10.3%，1995-2005年平均是9.8%，“十一五”期間，是10.5%。2010年是一個轉折點，勞動型年齡人口由正變負，人口扶養比由負變正，變化較大，潛在增長率下降。因此，預測出“十二五”期間經濟增長率只有7.2%，“十三五”期間還會進一步下降，只有6.1%。這種減速是人口紅利消失導致的潛在生產能力的變化，決定了潛在生產率是必然下降的。失業是趨勢性、長期性的，不是周期性的。如何看待國際上對中國需求的減少而導致中國經濟減速？筆者認為，從一定意義上說，國際上出現的這些不利于中國出口的現象是好事，中國的潛在生產率下降，而國際上如果還保持著強勁的對中國產品的支持，則中國經濟將受到結構性的傷害。如果此時國際需求減少，反而對中國經濟有利。
四、可持續發展是中國經濟問題的關鍵
能否創造可持續增長，取決于中國經濟發展方式是否轉向內需。城鎮化蘊含著濃厚的內需，筆者認為，此處的“內需”指的是消費需求，而地方政府會更多地理解為投資需求。針對經濟增長減速，一些經濟學家也提出了經濟增長應以拉動內需為目的建議，當然大部分經濟學家也認為此處的需求是投資需求。如果要走投資需求的道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恐怕要落空了。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城鎮化要有房地產開發、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主要是投資需求的問題。這種說法獲得支持的原因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經濟學家提出來的以投資拉動需求的建議與政府以往推動經濟增長的經驗一拍即合。成功經驗有西部開發、中部崛起、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等等，這些項目都創造了巨大的投資需求。第二，政府通過產業政策這個手段，達到了刺激投資需求。例如，確定了十大振興產業、七大戰略型新興產業，可能還會根據新的情況來推行，認為這是政府可以做的，也是善于做的。第三，2009年，政府提出了4萬億一攬子的投資計劃，也是在刺激投資需求。日本等一些其他國家也出現了用短期政策解決長期結構性問題的現象。第四，經濟學家的建議、政府的認同與其他國家政府與經濟學家的推動，導致中國采取人為地制造投資需求的手段來保持經濟增長。國外一些投資經濟學家、政治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提出中國恐怕只能“硬著陸”的觀點，建議中國出臺一些刺激政策。雖然，中央政府很堅定地保持政策的穩定性，但地方政府仍有一些小分歧。這有可能會導致中國在經濟上犯錯誤。當學者們進行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時，問題不在于潛在增長率下降而使我們處在他們所提出的中等陷阱中，真正的危險在于當潛在增長率下降時，用人為的需求因素將實際經濟增長率提高到潛在增長率之上。這個錯誤會導致經濟的崩潰，長期陷入停滯不前，這才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
經驗告訴我們，過度運用產業政策會導致產能過剩。政府鼓勵的產業，其利用率低于平均水平，意味著產能過剩。產業政策中的產業都處于優先發展之列，輕工業、紡織業位于世界前列，鋼鐵、汽車、船舶、石油、化工、有色金屬均是政府鼓勵的產業，但鼓勵的結果是產能過剩。由于政府的鼓勵，給予相應的優惠政策、補貼，甚至資金投入，不考慮企業投資報酬的問題，因此企業無需考慮盈虧的問題，成為“大而不倒”的企業，宏觀上也出現了產能過剩的問題。
鼓勵西部和中部發展的區域政策，著力點放在刺激經濟增長與投資上，導致中西部地區產業資本密集度大大高于沿海地區。按照經濟規律，中西部地區應該是資本稀缺區域，而沿海地區人均收入高，資本密集度高。而現在中西部地區資本密集度比沿海地區還高，人均收入并未提高，偏離了比較優勢，不可能實現可持續增長，還會導致一些常見的錯誤，如扭曲生產要素價格、導致通貨膨脹等現象的發生，以日本為例，20世紀50年代日本的人口扶養比都在下降，處于人口紅利時期，保持平均9.2%的經濟增長速度，這是日本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70年代日本的人均扶養比降到了最低點，20年內未提高也未下降，穩定于此。而經濟增長速度大幅減速，從9.2%降到3.8%，在此期間，日本經濟學家們不愿意接受下降的現實，民間、產業界與政府達成了一致的共識——促進經濟的增長。由此，日本成為凱恩斯主義與各種變形的凱恩斯主義的大試驗場。試的結果就是泡沫經濟、保護落后，造成僵尸企業。1990年，人口紅利消失了，人口扶養比上升，泡沫破滅，自那以后，平均每年GDP增長速度為0.85%，日本在20年中是0.24%的增長速度，因為其通貨膨脹率不到1個百分點，日本失去了20年，判斷日本還會失去第三個10年。目前，日本仍然認為自己存在需求不足的問題，包括內需與外需，仍然采取大幅的寬松貨幣政策與財政刺激政策。筆者認為日本不能走出困境。
五、關于中國經濟的建議
筆者認為，潛在的增長速度是不應當用人為制造出來的需求來拉動的。中國人口紅利消失是中國經濟減速的主要原因。所以，可以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方式，解決勞動力短缺的問題，提高潛在增長率。勞動力供給不足，自然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的影響因素有三個。一是從定量角度上來說，定量資本是提高勞動者素質，二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三是提高勞動資本比率，即多用資本，少用勞動力。均能解決勞動力短缺、供給不足的問題。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過程中，日本又提供了反面教材。1920年，日本出現劉易斯轉折點。勞動力工資上漲，于是日本開始提高資本勞動，大量投入資本，以機器帶動勞動力，剛開始很有效，但繼續就使得機器投入太快，超越勞動力的承受能力，資本報酬下降，不可持續了。同時，日本保護落后，在人口紅利消失后犯的所有的錯誤，都使全要素生產率沒有提高。這是第一個失去的10年。1991-2000年間，日本在資本勞動率提高，人力資本雖然也做了貢獻，但94%來自資本勞動力的提高。有了高儲蓄，開始大量投資，推行區域鼓勵政策，大量補貼，而要素生產力的貢獻是-15%。可以理解其為什么失去了國際地位。
（一）戶籍制度改革：提高勞動參與率
提高勞動參與率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目前，我國潛在增長率下降是由于勞動力供給不足、勞動年齡負增長造成的。即使出臺鼓勵生育的相關政策也不可能瞬間造就勞動力。勞動年齡人口既定的前提下，提高勞動參與率，讓有工作能力的人能夠充分工作，可以增加勞動力供給，提高勞動生產率。如果將勞動參與率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0.88%。光靠延長退休年齡來提高勞動參與率是非常有限的，還要推行戶籍制度改革。目前，1.6億農民工進城實現了1.3%的城鎮化率，而進城后由于沒有城市戶口，非農業戶口人口比重是34.7%，戶籍差別導致了不平等待遇，使他們成為周期性失業的唯一受害者。勞動力供給呈現不穩定、不充分的狀態。戶籍制度改革恰恰提高了農民工的勞動參與率與勞動供給。總的來說，戶籍制度改革是一種立竿見影、一石三鳥的改革。
首先，穩定與增加了勞動力供給，勞動生產率就有了提高。第二，吸納的勞動力從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向生產率高的部門。過去已經呈現了這樣的趨勢，但因為待遇的差別與工資需求，轉移的動力不足了。如果通過戶籍制度改革這項公共政策，替代工資拉動效益，讓農村勞動力繼續轉移出來，創造資源重新配置效應，將有利于提高生產率。第三，農民工轉移更充分，就業增長就更快。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可以大幅提高消費需求，使經濟增長更加平衡。
今后，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可以放緩，但產業結構調整速度應該加快，勞動者將從第二產業的勞動密集型轉向第三產業的勞動密集型、第二產業的資本密集型和第三產業的技術密集型，這是今后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目前轉到第二產業的勞動密集型所需要的大量勞動者與產業所要求的教育水平是不匹配的。需要加強對勞動者的培訓，通過政府的宏觀調控與鼓勵政策提高勞動力的教育年限。重點放在鼓勵更多的人完成高中教育，進一步擴大高等教育的招生規模。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可以使勞動者的教育年限提高。
（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我們今天正處在從二元經濟結構模式轉向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式的轉折期。一般認為，正是在淘汰舊知識、學習新知識的階段，會出現中等收入陷阱。我們還未學會、還不善于做的就是如何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適應中國目前的國情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最常見的辦法是技術進步。中國與發達國家有技術差距，也就具有“后發優勢”，可以學習借鑒他人的先進經驗。其次就是要充分發揮資源匹配效應。由于產業之間、行業之間有生產率差別，流動可以提高配置效率。重點是生產要素可以在一個行業中企業之間自由流動。沒有效率的企業被淘汰，被有效率的企業所兼并，擴大規模，整體的效率就提高了。
目前，行業之間、企業之間生產要素流動的障礙是所有制歧視、國有企業的壟斷、民營企業準入門檻高。部分企業獲得補貼與特許經營后，未與其他企業處在同一起跑線上。筆者用3個30%的來自完全無關三個領域數據來說明問題。第一類數據來自美國，其生產率的提高有30%-50%來自部門之間、企業之間的消漲，有效率的企業擴大了規模，沒效率的破產。第二類數據是在中國部門內、企業間有巨大的生產率差距，這種差距如果縮小到美國的水平就可以提高生產率30%-50%。第三類數據來自中國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生產率比較。在改革期間，國有企業的生產率表現只有非國有經濟的30%。提高生產率的潛力主要取決于企業之間生產率差距是否可以縮小，能否創造出一個“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的環境，由于國有企業的壟斷，這個潛力無法充分發揮。應該用改革的辦法獲得新的經濟增長源泉，提高潛在生產力，而不是用人為拉動需求的老辦法去超越潛在生產力。筆者認為，用改革的辦法提高潛在生產率保持中國的經濟增長，是符合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深化經濟體制要求的。
國際上認為，中國是東亞經濟的加強版。東亞經濟在崛起的過程中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政府在經濟中作用異常重要。東亞是唯一的最早實現經濟趕超的地區，政府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而政府認為自身可以做無所不能的經驗會延續下去，當需要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時卻無法意識到時，出路是什么呢？讓政府多關注民生，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當公共服務成為政府的唯一職能與日常工作時，政府就沒有精力跑步前進替企業拉贊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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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人口問題；教育影響；教育約制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實施30 多年來，累計少生4 億多人，節約了9 萬多億元撫養費用，有力地支持了經濟與教育的發展。
但由于人口發展的慣性，人口問題仍舊是我國當前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研究我國人口問題的狀況及其對教育的影響，探討教育約制人口問題的思路與對策，對于促進人口、教育、經濟，乃至整個社會和諧發展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一、我國人口問題的基本特點。
我國目前正處于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教育快速發展的最佳時期，其中一個關鍵的原因就在于人口正在實現著兩個轉變： 一是人口再生產類型由“高出生、低死亡和高增長”向“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長”的轉變；二是由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大國的轉變。根據統計資料，中國當前的出生率、增長率以及綜合生育率均接近發達國家水平，明顯低于亞洲水平、發展中國家水平及世界平均水平。這說明，經過30 多年的計劃生育工作，控制人口的目標已經基本實現。由于人口發展的慣性作用，以及與低生育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系統尚未完全建立起來等原因，人口問題仍舊是我國當前面臨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同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當前的人口問題具有下列特點：
1. 人口基數大，年出生量仍然偏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堅持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人口自然增長率由1978 年的12. 0 ‰下降到2007 年的5. 2 ‰，年均下降0. 2 個千分點。年末總人口由1978 年的96259 萬人增加到2007 年的132129 萬人，年均增長1. 1 % ，比改革開放前（1949 - 1977 年） 的年均2. 0 %的增長速度下降了0. 9 個百分點。①但由于育齡婦女規模較大，現在仍以年凈增800 萬左右的速度繼續膨脹。②另有人口學家預測，2020 年大陸總人口將達到14. 70 億，2050 年前后將是16 億左右。令人擔憂的是，近年來我國人口出現了較大的反彈優勢，部分地區超生比例超過30 ‰，這是不容忽視的人口增長現象。
2. 生育高峰間隔出現，使人口呈現波動式增長。1950 年至1958 年，共出生1. 86 億人，平均每年出生2060 萬人，形成了大陸連續9 年的第一個高峰期。1962 年至1975 年，共出生3. 6 億人，平均每年出生2583 萬人，形成了連續14 年的第二次高峰期。1987 年以后，第二次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陸續進入婚齡、育齡期，由此形成第三次高峰期。據預測，2008 年前后將迎來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這是因為大陸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獨生子女人數累計將近1 億人，其中大部分目前已進入生育旺盛期。同時由于生育政策的調整，即在農村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人也可生兩胎，這些人也多進入生育年齡。“雙峰疊加”的生育小高峰將持續十幾年，平均年新生兒數量將達到1700 萬—1800萬，高峰大概在2010 年左右。由此將給今后穩定低生育水平帶來巨大壓力。
3. 人口將進入老齡化時期，社會負擔日益加重。人口老齡化指65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2001 年我國老齡人口為7 % ，但老齡化的速度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快的國家之一。預計到2017 年，大陸65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超過10 % ， 達到10. 4 %; 2025 年達到13. 59 %; 2030 年達到16. 59 %; 2035 年會20. 13 %。人口加速老齡化會降低生產性人口比例，加大消費性人口比重，增大勞動力成本，降低儲蓄率，并進而影響到經濟增長和教育發展。③4. 流動人口規模龐大，加劇了社會的就業矛盾。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公布的數字，全國流動人口數量從1993 年的7000 萬增加到2003 年的1. 4億，10 年內翻了一番， 超過了全國人口總數的10 %;約占農村勞動力的30 %。流動人口中年輕人口占絕對大多數，其中15 至35 歲人口占全部流動人口的70 %以上。④流動人口龐大的后備軍是9億農村人口，而農村的教育還比較落后，在農村勞動人口中，l5 歲及以上人口平均教育年齡不足7年，與城市平均水平相差近3 年；受過大專以上教育的不足百分之一，比城市低13 個百分點。⑤5. 性別比持續偏高，影響著未來社會的穩定與發展。20 世紀80 年代以前，我國出生性別比基本上屬于正常范圍，其出生性別比通常波動在102 -107 之間。但自80 年代以來，出生性別比明顯升高，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出生嬰兒性別比為108. 5 ，比例偏高現象初顯端倪，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時上升到111. 3 ，而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則已達到116. 9 ，個別地方甚至達到135. 6 ，遠遠高于國際社會可以容忍的107 的最高警戒線。⑥6. 人口素質偏低，難以適應日趨激烈的綜合國力競爭。人口素質是指人們在社會活動中表現出來的在思想道德、文化技術、個性心理與身體健康等方面的綜合發展的水平。盡管大陸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使人口素質得到不斷提高，但人口總體素質仍然較差。據2005 年1 %人口抽樣調查資料顯示，我國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 8 年，尚未達到初中畢業年限；15 歲以上人口中的盲率達到11. 04 % ，其中，文盲率最高的西藏達到44. 84 % ，貴州、云南、青海、甘肅4 個省的文盲率都在20 %以上。⑦在從業人員中，文盲占8 %，僅接受過小學教育占33 % ，而接受過高中和中等職業教育者只占12. 7 % ，接
受高等教育的僅占4. 7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01 年人文發展報告顯示，1987 —1997 年，我國每十萬人口中科學家和工程師人數只有454 人， 而日本為4909 人， 美國為3676 人，俄羅斯為3587 人。⑧另據2000 年人口普查統計，我國約有6000 多萬殘疾人，占全國總人口的4. 9 % ，受累家庭達到18. 1 % ，每年至少出生缺陷兒80 萬人。⑨此外，表現在民主參與率、遵紀守法率、社會犯罪率等方面的人口思想道德素質也比較低。
7. 職業結構不合理，第一、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過大。2001 年我國三級產業就業結構比重為50. 0 ∶22. 3 ∶27. 7 ，無論是與發達國家還是與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第一、二產業從業人員的比重明顯偏高，而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又相對偏低。發達國家或新興工業化國家，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一般在60 %至75 %，巴西、埃及、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也分別達到54. 3 %、44. 1 %與39. 8 %，明顯高于中國。這種不合理的職業結構，反映了我國物質部門從業人口的勞動力素質低下，以及科教、衛生、服務等非物質生產部門的落后狀況。
8. 人口分布不平衡，導致區域經濟教育發展極不均衡。從我國人口布局看，東部人口密，西部人口稀。據2000 年統計，西部面積占全國總面積的71. 54 % ，而人口僅占總人口的28. 13 %;東部面積占全國面積的28. 46 % ， 而人口卻占總人口的71. 87 %。⑩人口分布的不平衡，使東部地區人均耕地面積日趨緊張，生產效率、經濟效益難以提高，而西部地區許多耕地潛力及自然資源未能開發，浪費嚴重。
二、人口問題對教育造成的壓力。
從本質上說，人口問題就是經濟社會與教育的發展問題。我國人口的上述特點，直接影響著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從不同方面造成對教育的壓力。
1. 人口膨脹對教育的壓力。這一壓力首先反映在影響教育投資比例的擴大。國家確定教育投資的比例，除了考慮發展科技對人才的需求狀況、經濟發展狀況與政治形勢三個因素外，還必須考慮人口年齡結構狀況。人口增長過快，撫養指數升高，國家和家庭付出的撫養費增大，在這種情況下，必然影響到國家的資金積累。國家積累資金少，擴大教育投資比例就困難。即使國家能克服困難，不減少或適當擴大教育投資比例，但由于人口增長過快，學齡人口比例增大，教育經費平均到每個學生身上也會相對減少。近年來，我國教育經費總量增長非常迅速，但是學生人均經費指數卻較低。1998年，經濟合作組織（OECD） 國家的小學生人均經費指數平均為18 ，初中平均為23 ，2001 年我國小學生人均經費指數為12. 31 ，初中為16. 99 ，農村小學僅為10. 19 ，農村初中僅為12. 83 。lv其次是引起校舍、設備全面不敷。由于教育經費增長跟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致使教育基本建設投資嚴重不足。據統計，目前我國小學、初中和大學的教學儀器設備的達標率分別只有20 %、37 %和30 %。lw2001 年全國普通中小學共有危房面積5267 萬平方米，中小學校舍危房率分別達4. 9 %和6. 7 %。其中，農村初中、小學校舍危房率分別為6 %和8. 1 %。由于校舍危房和校舍面積不足，初中超大班額問題十分突出，2001 年全國初中66 人以上的超大班共有24. 5 萬個，占初中班額總數的21. 3 %，超大班在讀學生約為1619 萬人，約占初中在校生總數的1/ 4 。lx其三是造成教師隊伍量少質低。2000 年我國少兒人口（0 - 14 歲） 為2. 89 億人，2004 年高中階段教育人口為7587 萬人，2008 年高等教育人口為1. 25 億人，龐大的就學人口壓力和師資建設的相對滯后，成為我國教育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中小學由于師資力量的不足，大量聘用代課教師。2001 年，全國中小學共聘用代課教師70. 5 萬人，占崗位教師總數的6. 6 % ，其中農村中小學代課教師58 萬人，占農村中小學崗位教師的9. 6 %。[ ]
按照“十五”計劃，高中階段教育要達到60 %的毛入學率，即使按照生師比18 ∶1 測算，2005 年教師隊伍的缺口達到116 萬人，如考慮到退休的教師，則補充的教師數量可能達到120 萬人。另外，高中專任教師學歷合格率為70. 7 %，職業高中專任教師的學歷合格率僅為49. 2 %。高校教師隊伍數量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1999 年至2001 年期間，與我國普通高校學生規模增長近1 倍的發展速度相比，教師總量僅增長31 %。一些基礎課及高新技術相關專業任課教師嚴重缺乏，按照普通高校生師比以15 ∶1計算，高校教師隊伍的缺口達11 萬人。ly此外，學齡人口急劇膨脹，導致教育總體供給能力不足，制約了國民素質的快速提高。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9 年統計，我國三級教育綜合毛入學率為73 % ， 與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相差20 % ，與OECD 國家平均水平相差13 %。三級教育綜合毛入學率偏低，影響了我國國民受教育年限的提高。lz2. 人口波動給教育造成的困難。人口的變化過程如一列行進的火車，有很大的慣性。我國已經出現的三次人口高峰期給教育造成了一系列連鎖反應的困難，首先是幼兒入托、入園難，接著是上小學、中學難，繼之出現考大學的激烈競爭與就業難等問題。在學齡人口的高峰期內，中小學生在短期內迅猛增長，教師不足，只得降格以求，以應付緊張局面；校舍不夠，只得辦大班，或改為二部制、三部制教學。這樣，不僅教學質量難以保證，而且每天有一半或三分之二的學生，不是被關在家里，就是游蕩在馬路上，既不利于學生健康成長，也使家長擔心。入學高峰期過去后，學校又會出現人員超編。若要裁員，困難很多，若不裁員，人頭費又會擠占教育經費，使辦學條件依然難以改善。以北京市為例，2000 年城區的小學生人數只有1990 年的51 %，東城區的小學學生和教師之比更達到6 ∶1 ，估計約有50 %的小學教師資源過剩。l{問題的嚴重還在于這種高峰期一旦形成，不是造成一次性的困難，而是呈現波浪起伏的運動狀態，使困難重復出現。如1962 年開始持續了14 年的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曾造成1976 年開始的中小學生入學高峰。這批人將相繼結婚生育，1987 年我國進入新的中小學生入學高峰，這次高峰持續了16 年，其間小學生入學的峰頂在1993年，中學生入學的峰頂在1999 年，中小學合計的入學峰頂在1995 年。高峰期最大年招生量與1985 年相比，小學（1991 年） 為2. 72 倍，中學（1997 年） 為1. 53倍。即將出現且可能持續十幾年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平均年新生兒數量將達到1700 萬—1800萬，必將給十年后的教育穩定發展帶來新的巨大壓力。
3. 人口結構變化對教育的影響。人口結構是指人口在年齡、性別、文化、技術、職業、階級、地域、民族等方而的構成狀況。人口結構的每個方面的結構變化都要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教育。人口結構變化對教育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年齡結構的變化影響著各級各類教育的發展規模。基礎教育是其他各級各類教育的奠基工程，而基礎教育發展的規模和速度，主要取決于基礎教育適齡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伴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與民主化的進程，高等教育的發展規模也必須考慮高等教育適齡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
文化技術結構的狀況影響著不同時期的教育任務。當前我國人口文化技術素質普遍偏低的狀況已成為現代化建設的嚴重障礙。為了盡快改變這種狀況，迫切要求教育在鞏固“普九”工程的同時，加速普及高中階段教育，進一步提高農村地區中等職業教育普及率，大力促進城市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穩步發展高等教育，著力構建國家創新體系，重視培養高層次創新人才；構筑完善的全面終身學習體系，不斷提高國民的整體素質。
職業結構的變化趨勢指示著教育結構的調整方向。職業結構變化有著自身的規律，這就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勞動力必然出現由第一、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的趨勢。職業結構的這種轉化趨勢要求教育對自身的類型結構、專業結構與課程結構等作出相應的調整。否則，職業結構的轉移就會困難重重。
4. 人口流動對教育的挑戰。隨著我國現代化、城市化進程的日益加快，勞動力資源在全國范圍內配置，社會流動加速，農業人口向城市遷移流動成為歷史的必然。然而流動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質普遍偏低，使他們選擇職業、參與社會生活等方面都面臨諸多障礙，由此對農村教育的發展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流動人口迅速增加的態勢，以及仍然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決定了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問題將會越來越突出。由于居住地不穩定，人戶分離，社會地位的不確定等原因，許多流動人口家庭不能像非流動人口家庭那樣撫養與教育自己的孩子，導致其子女的教育和健康成長出現了這樣或那樣的困難與問題。流動人口子女問題，首先是入學難，近半數適齡兒童不能及時入學，超齡上學現象比較嚴重；其次是流動兒童失學率較高；其三是不在學兒童，即“童工”問題比較突出；其四是由于環境轉換與城鄉文化反差導致的流動兒童心理問題加劇。
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很好地化解、引導和調適，將會產生更多的“問題少年”。
5. 人口分布不均對教育的制約。我國東部人口過密與西北部人口過稀的狀況，制約著各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和教學質量的提高。人口過密的地方，容易造成教育中的擁擠現象，如學額過滿、教學資源緊張、大班上課、多部制教學等。據2005 年對湖北省部分鄉鎮中小學的抽樣調查顯示，許多班級的學生都達到七八十人，最多的超過100 人。l| 由此引起教學秩序混亂、學生質量下降。人口過密的社區，還容易形成亞文化群體，青少年往往為爭奪生活空間而經常發生摩擦，甚至出現越軌乃至犯罪行為。人口過稀，造成教育人口分散。在一些人煙稀少的老、少、邊、窮地區，學生上學非常困難。小學生上學往返一次一二十里地，這也是造成這些地方義務教育難普及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時，由于教育人口分散，必然造成學額不足、小班上課，或不得不采用復式教學、巡回教學等方式。這樣，既妨礙了學生的身心發展，也制約著教育質量的提高。
三、教育對人口問題的約制作用。
約制即約束規制，使之不越出應有的范圍，引導其按既定方向發展。教育約制就是通過教育的引導和規范，從微觀層面上提高社會成員的文化與道德修養水平，使他們能夠自覺地約制自己的行為；從宏觀層面上促進教育整體的和諧發展，使之能夠主動地適應社會變革的要求。教育對人口問題的約制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質的必由之路。提高人口素質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推廣優生學，提高先天素質。要把優生學納入教育內容，逐步提高人們對優生優育的認識，懂得優生優育的重要意義，自覺地做到優生優育；通過教育宣傳把生殖健康與計劃生育的三大工程，即避孕節育優質服務工程、出生缺陷干預工程和生殖道感染干預工程積極推廣到農村地區；發揮多學科的優勢，共同研究影響我國人口健康素質和衛生服務提供的種種因素，包括人口學因素、流行病學因素、社會和行為因素、生態環境因素及其相互間的作用，在此基礎上制定各種有利于促進教育發展、人力資源開發、環境、公共衛生與法律法規建設等方面的政策。二是大力發展教育，加強后天培養。提高各級各類正規教育質量是提高未來人口素質的關鍵。應從切實抓好普及初等義務教育入手，保證入學率、鞏固率、合格率達到規定的要求，為提高人口素質打下良好基礎。
初中后教育既是普及教育的延續，又是高等教育的基礎，還是社會勞動后備力量的儲備所。提高初中后階段的教育質量是提高整個民族人口素質的重要環節。高等教育承擔著培養各級各類高層次科學技術人才、管理人才的重任，提高高等教育的質量，不僅能有效地提高各類專門人才的素質和國際競爭力，而且能極大地推動我國科技文化的迅速發展。成人是人口的主體，大力發展成人教育是提高我國現有人口素質的有效途徑。成人教育的對象和主要內容是：對文盲進行掃盲教育；對已經走上工作崗位，或需要轉換工作崗位的人員，以及正在謀求就業的待業者進行他們所不具備的履行崗位職責所必需的文化知識、專業技術和實際能力的教育和培訓；對已經離開正規學校的人員，根據他們所具有的文化基礎和實際需要，繼續進行基礎教育或高等教育；對已經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進行更新和擴展知識、提高能力的繼續教育；開展法律常識、婦幼衛生、老年保健、家庭生活、美術書法、美容美發、烹調營養、花卉栽培等內容豐富多彩的社會文化生活教育。成人教育具有受教育對象的廣泛性、辦學模式的多樣性、教育內容的針對性、教育方法的靈活性、教育效果的速成性等特點，很受成人歡迎。大力發展成人教育，既是造就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的有效方式，也是培養各種專業技術人才的便捷道路。
其次，教育是控制人口膨脹的重要途徑。控制人口膨脹，應從多方面著手，一方面通過加強對計劃生育的領導與宣傳；綜合運用法律、行政與經濟等手段；加強科研工作，普及避孕節育知識；建立并逐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免除獨生子女父母的后顧之憂，使控制人口數量的政策能夠貫徹落實。但是，這些都是治標的辦法。另一方面，通過教育改變人們的生育觀念和生育選擇，才能達到治本的目的。因為人們的生育行為是受生育觀念支配的，而生育觀念的形成，既與經濟發展水平有關，也與人們的受教育程度有關。據1982 年統計，文盲、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程度的婦女已生育子女數分別為4. 74 、3. 81 、3. 08 、2. 41 與1. 94 。2001 年對婦女多胎率的調查也顯示出文化程度與生育率的反相關性，大學、高中、初中、小學文化和文盲的婦女多胎比例分別為0. 4 、3. 4 、7. 0 、18. 9 與36. 5 。調查還顯示，文化程度與早育率也密切相關，當年我國20 歲以下不同文化程度已婚婦女的早育率是：大專文化的占0. 5 % ，高中文化的占1. 8 % ，初中文化的占5. 4 % ，小學文化的占7. 1 % ，文盲占8. 9 %。l}
可見，文化程度越低的婦女，越容易受諸如“早婚早育”“多子多福”、“傳宗接代”、“重男輕女”等舊觀念影響，她們更多的追求是孩子的數量，而很少考慮孩子的素質，結果往往形成早育、多生、貧困的惡性循環。文化程度越高的婦女，她們往往從事專業性較強的工作，對工作追求相對較高，受傳統生育觀念影響較小，易于接受和掌握現代科學所提供的避孕節育方法，愿意優生優育。
教育還可以通過實施人口教育，直接影響年輕一代生育觀的形成。所謂“人口教育”是指對一定年齡階段的青年實施關于家庭、社會、國家及世界人口情勢的教育，目的在于使他們獲得人口學的基本知識，包括受孕、優生、遺傳、營養衛生、生育保健、人口政策等；培養他們對家庭的計劃生育、國家的人口計劃的理智態度與責任感；樹立符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生育觀。2000 年，我國15 歲至19 歲人口為1. 03 億人l~ ，在十年內，他們都將進入婚育期。這批人口的生育數是左右今后人口大局的主要對象，通過各種形式對這部分人進行新的生育觀教育特別重要。他們正處在世界觀的形成過程中，通過教育使他們樹立新的生育觀，必將支配他們今后的生育活動，產生移風易俗的巨大力量。此外，通過教育促進社會合理流動，還能起到使人口分布漸趨合理的作用。
注釋：
[]1國家統計局《： 改革開放30年：人口素質全面提高就業人員成倍增加》， http :/ / stats. gov. cn/ tjfx/ ztfx/ jng2gkf30n/ t20081103_402513671. htm，2008211203/ 2008211217.
[2]胡鞍鋼《： 聚焦中國人口國情》《， 學習月刊》2007 年15 期。
[3]張車偉：《我國人口問題性質的轉變及其新挑戰》，《人口與發展》2008 年第1 期。
[4]朱彬、王義《： 13 億人口使我們面臨新挑戰》，http :/ /news. xinhuanet . com/ newscenter/ 2005201/ 05/ content _2420125. htm ， 2005201205/ 2008204217.
[5]王惠詩《： 農村流動人口集聚化就業》《， 當代經濟》
2008 年第5 期。
[6]陳俐《： 中國出生嬰兒性別比的現狀分析和對策》，《人口學刊》2004 年第2 期。
[7]童玉芬《： 從人口大國走向人力資源強國———中國人力資源的現狀和形勢分析》《， 現代經濟探討》2008年第1期。
[8][9]lxlylz中國教育與人力資源問題報告課題組《： 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強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402241 頁，第315 頁，第61、317、318 頁，第299 頁。
[10]田雪原、王國強主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的人口與發展》，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04 年，第364 頁。
[11]沈百福《： 我國教育投資的進展與問題》，載《教育科學》2003 年第2 期。
[12]陳鈕芬《： 我國居民收入、人口、教育、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與居民消費模型的實證分析》，載《數理統計與管理》2004 年第2 期。
[13]蔡昉主編《： 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年，第124 頁，第48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