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9 09: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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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曉梅
哲學上的“直覺”范疇已在喬姆斯基語法學上有所表現。喬姆斯基認為，語法學研究不可能完全依賴對素材的描述，更需要語言學家依據自己的直覺，本語族人的直覺來進行研究。對語法規則上是否可用，他并非以技術驗證而是強調本語族人的直覺，并且認為直覺是語言素材的一部分。以下我們來分析一下喬姆斯基TG理論中短語結構與轉換結構是如何運用“直覺”范疇的。1．短語結構與直覺。詞與詞之間組合成短語，在其組合過程中需要有一定的系統規則，系統規則并非與生俱來，而是通過人們自身的直覺探索再分析，最終用語言來表達形成的一種體系。例如:Theboybrokethecap．為什么不能說成“Theboyhitthecap．”或“Capthebrokeboythe．”為什么冠詞只能放在名詞前面，為什么動詞不能用hit?這是種語言直覺，洛克認為“直覺可以直接認識一件事物的正確本質而不致陷入于錯誤”。［4］于是，我們認識到了現實生活情境中一些動詞的選擇，也懂得了詞與詞之間的依賴關系和語句通順即稱為語感，這屬于語言使用者的“語言直覺”。根據“語言直覺”我們歸納出許多的短語結構規則。但是這時的理論研究還不夠完善，在80年代初，喬姆斯基意識到在詞匯性范疇和短語性范疇之間還存在著中間狀態的范疇。例如:Thisverygoodidea．根據“語言直覺”我們可以了解到中間狀態的存在，而沒有其他的方式來驗證，也無從說明。“語言直覺”提供前提，喬姆斯基把短語結構規則改用X價(Xbar)作為中間狀態，在例子中isa就是那個中間狀態。2．轉換結構與直覺。轉換結構規則更能夠體現我們對語句的直覺。轉換結構規則主要是主被動句之間的轉換。轉換是TG理論的特點之一，原是指事物從一種狀態轉化為另一種狀態，而在喬姆斯基的語法體系中卻是指句子生成過程定階段上所采用的一種特殊的操作手段或規則。直覺在轉換結構中并非用來解釋轉換規則而是在轉換規則中運用直覺更具有解釋力。例如:a．Theboybrokethecap．b．Thecaphasbeenbrokenbytheboy．這兩句之間主被動轉換的聯系應如何解釋呢?在喬姆斯基眼中，“簡單性是一切科學理論的追求，也是他多年來從事生成語言學研究的追求，引入轉換這一操作手法就是這種追求科學理論簡單性的嘗試”。［5］若用規則的“簡單性”來解釋其轉換之間的聯系是不夠完全，也很難解釋的。于是后來喬姆斯基更多強調它符合本語言人的直覺作用。
共相是現代哲學中的基本范疇。通俗點講就是在個別與普遍的辯證關系中。“共相”就是代表與個別事物對立的那個“普遍”。一開始，“共相”代表的是普遍的事物，是與代表個別事物的“殊相”相對立的。到了現代羅素則提出“所有的真理都涉及到共相，而所有有關真理的知識也都涉及到對于共相的認識”。以下我們就從喬姆斯基普遍語法層面上來分析羅素在《哲學世界》中涉及到共相的兩個方面。1．各種詞類共相的存在。“共相存在于精神思維上”的觀點就直接引發了證明共相存在的問題即共相是存在于現實中還是精神上。在語法學層面上來說就引發了名詞、動詞等詞類共相是否存在的討論。我們在說明名詞的共相時就會涉及到名詞的用法。我們就會先列出各種含有名詞的句子，盡管句子在結構上有所不同，但是只有根據句子中相似的聯系，才能總結出一些普遍的語法規則。例如:a．花瓶倒了———熱水器壞了。b．我喜歡跳舞———我熱愛祖國。這兩組的對比，我們可以看出只要是名詞就存在這樣的關系即可以在句中充當主語、賓語等這一語法共相的存在。在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出“熱水器”“花瓶”是主語共相;“跳舞”與“祖國”是做賓語共相。由此，我們知道了名詞的共相存在，實際上表現為名詞在各句中聯系的實際存在，名詞在句中的用法有很多，但是在每一個殊相中卻永遠存在某一點相似且為彼此相似，那樣就可以證明其共相是什么了，同時也證明了共相不僅存在于思維也存在于現實。因此，語法學上的“共相”世界是知識的世界。2．普遍語法中語言共相是共相的知識。從語言學層面上說普遍語法研究的是共相的知識即為“語言共相”。“語言共相”主要是各種語言都遵循的普遍原理。以下我們根據普遍語法來分析一下語言共相知識的一些方面。(1)每種語言不僅有名詞、動詞等詞類分析，也有主謂結構之分。例如，在英語中“Theboybrokethecap”;在漢語中“那男孩打破那杯子”。首先，都有詞類之分，男孩、boy為名詞，打破、broken為動詞;其次，都有結構上的“共相”即為主謂賓結構;最后指稱代詞都位于名詞前面而不是“boythe”或“男孩那”。普遍語法研究的是其共相即語言中相同部分，特殊語法則反之可作為殊相看待。(2)許多命題是有關殊相的，卻只有關共相。因此，在研究語言共相的時候也要關注殊相的重要性。我們研究語法上詞類的用法，我們就必須列舉多個殊相句子加以分析，通過經驗得到“語言共相”。例如，在句式的變換中:a．Johnopenedthedoorwiththekey．b．Johnusedthekeytoopenedthedoor．c．Thedoorwasopenedbyjohnwiththekey．d．ItwasJohnthatopenedthedoorwiththekey．再如:a．我們去過天壇。b．天壇我們去過。c．我們天壇去過。在第一、二組的各個句子是作為殊相存在，但是它們都是由施事John和我們、受事thedoor和天壇、動作open和去過、工具thekey等共相組成的，都是通過詞序與動詞形態的變換來進行詞義的同義轉換。整體上看，每一句都不同，但從某個角度上看又顯出它們的相同點，即表達意思相同只是結構不同。換句話說，實際上是驗證了形式的特殊性與規則的普遍性哲學原理。因此，無論在英語學科還是中文學科中在進行句法詞義轉換時，都要涉及到列舉不同句子為殊相，以上7句都為殊相，再進一步分析就可以得到語言共相，即作為一種句法手段變換可以通過移動、添加、刪除、替代等句法規則把語義同句式聯系起來。
不僅在美國，而且在歐洲和亞洲等地區都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從學科上看，其學術影響遠遠超出語言學的專門領域，不僅在語言哲學上有所影響，也帶來了在心理哲學上前所未有的沖擊。喬姆斯基語言哲學中引發的一些哲學思辨，既繼承前代一些哲學范疇問題的探討，又開創了一些新的發展方向。“雖然它不能完全扭轉乾坤，但的確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展現了一個全新的方向”。［3］總之，對喬姆斯基語言哲學的研究是對以往傳統語言學新的一種繼承方式。
法哲學
跟“法理學”一詞密切相關的是“法哲學”。在英語世界，法哲學或者法律哲學一般指法理學的同義詞。“法理學”一詞在英語中通常的意義大體相當于“法律哲學”。根據《不列顛百科全書》:“就法律哲學和一般哲學具有某種必然聯系或一致性而論，‘法律哲學’這一用語可能引起誤解”;“只有將這里所稱的哲學從它的最非專業性和最廣義的意義來解釋，‘法律哲學’這一名稱才不是用詞不當。”〔12〕一些學者努力區分“法理學”、“法律哲學”和“法律理論”，但一般來說這些詞語都是可以互換使用的。〔13〕《牛津法律大辭典》對法哲學的解釋是:“過去常被用作狹義上的法理學的同義詞，并且被視為法理學的一個分支，即它是用哲學的觀點來檢驗法律或者將哲學的方法適用于法律問題，例如法律的定義和性質，法律和道德的關系，法律與社會和國家的關系，法律所要達到的目的，服從法律，法律概念和詞語的解釋，法律推理的本質和效力等等。法律哲學必然與社會學、倫理學和政治哲學聯系密切，或有所重迭。”但是在歐陸國家，法哲學與法理學這兩個詞一般是明確區分的并且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和含義。英語“法理學”的用語在歐陸國家一般并不使用。這些國家一般采用諸如“法哲學”、“法的一般科學”、“法的百科全書”或者“法的一般理論”之類的用語來表示。〔14〕在中世紀，拉丁語“法學”一語，也以jurisprudence之構成，溶入到法語之中，用來表示“法學”、“法律解釋”、“判例”等含義。隨著近代法觀念的出現，在法語Droit和jurisprudence的基礎上，結合拉丁語詞根Scientia(表示“知識”、“學問”、“科學”)，又形成了法學、法律科學、法學、法律科學等詞。在中世紀末期，以拉丁語jurisprudentia為詞根的德語jurisprudenz(法學)和既表示權利，又表示法律，還表示權利與法律之學的recht就已經出現。正是在研究jurisprudenz和recht的基礎上，歷史法學派代表人物創造了法學、法律科學一詞。〔15〕相比之下，“法哲學”一語出現得比較晚。雖然法哲學就其內容來說，早在古希臘、古羅馬時期即已經存在，但是其名稱卻直到18、19世紀才逐漸盛行。據學者考證，德國的克烏一詞的締造者。〔16〕可見，法哲學一詞在歐陸法學中也是經歷了一定發展之后才確定下來的。至于法哲學究竟是哲學還是法學的一個分支，有學者以為:“法律哲學是法學而非哲學的一個分科這一命題，大體上只是指19世紀中后期，尤其是現代來說的，在此以前一般就不適用了。”〔17〕固然，19世紀中期之前的不少哲學家把法哲學甚至法學作為哲學的一個分支。不過從某種意義上講，在德語世界，法哲學依然是哲學的一個分支。如考夫曼認為:“法哲學是哲學的一個分支，而不是法學的子學科。但人們也不可將法哲學視為(一般)哲學的一個特殊種類……法哲學與哲學的其他分支相區別，不在于其有什么特殊性，要害是，它以哲學的方式去反映、討論法的原理、法的基本問題，并盡可能給出答案。通俗地說，法哲學是法學家問，哲學家答。因此，一位訓練有素的法哲學家必須兼通法學和哲學兩門學問。”〔18〕另外，德國《布洛克豪斯百科全書》對法哲學的解釋也證明了這一點:“法哲學是哲學的一個分科，它以一定的方式，有系統地從事法律和哲學的一般原理(意義和目的，起源和效力)。法哲學在倫理學、邏輯學、認識論、心理遺傳學、社會人類學、理智理性的觀點之下和在歷史觀點之下研究法律。然而，它是以一種抽象推理的或憑借經驗獲得的公正觀念為基礎的。撇開法律觀念，法哲學就成為純粹根據經驗進行比較的‘一般的法律學說’，成為‘形式的法學邏輯’或研究法律的邏輯結構(形成，繼續發展，內在解釋)的‘法學理論’”。〔19〕國際法理學和法哲學會刊《法律與哲學》指出:“法哲學意味著對法律進行的具有法律知識內容的哲學思考，或說是根據哲學的觀點和方法進行的法律分析。”〔20〕法哲學用語自產生后在北美洲、拉丁美洲和亞洲廣為傳播。〔21〕日本學者穗積陳重當年在翻譯rechtsphilosophie時，嫌“法哲學”譯法的形而上學氣息過濃，而譯為“法理學”。受其影響，中國人最早接受的也是“法理學”一詞。臺灣學者洪遜欣認為:“關于法及與法有關事項根本問題之研究，似應以‘法哲學’命名之。但在詳察之下，余認為:‘法理學’之名辭，至少在現代吾國，仍為最允當。蓋在我國古籍中，殊未見有‘法哲學’一詞。”〔22〕洪氏亦自承認，“法理學”之名辭所指學問，實質上系外國學者所謂法哲學。他對法理學的界定是:“法理學系社會哲學之一特殊部門，乃綜合研究關于法本身及法學認識活動之根本原理者也。”而法理學研究的重要任務為:法價值理念之探究、法概念之確定及法源之研究、與法學尤其法科學研究方法之檢討三種。〔23〕綜上可見，法哲學概念的使用地域色彩很濃。在這個用語的域外傳播過程中，不同國家、不同文化和法律傳統的不同學者有著不同的理解，德語法哲學用語用法的初衷已經不同程度地被改變了。
法律科學
“法律科學”也是個與法理學相關的用語。在英語世界，人們最早可以找到的一本主要研討法理學內容的著作是阿莫斯(Amos)的《法律科學》。而20世紀初期一些法學家的論述也有采用“法律科學”的名稱。并且此時“法律科學”一語已經占據法理學討論的前沿。法理學在英國曾經一度被認為是分析法學，“法律科學”一語此時亦被認為實質上相當于“分析法學”。而德語之“法學”或者“法律科學”意即對法律之內在結構及其更為廣泛概念的分析。〔24〕德語中與法理學相當的jurisprudenz就是法學，就等于德文中之Rechtswissenchaft。〔25〕不過，隨著社會學法學的興起，上述研究進路已經不能滿足法學家們對法律科學采取經驗主義研究的需要。因此，在法律科學一語的舊的用法(即法律規范和概念的分析與綜合)基礎上，形成了新的用法，即指對人的社會行為研究的經驗科學。還有一種觀點對法律科學的理解較為寬泛。如當代芬蘭法學家阿爾尼奧(AulisAarnio)認為，法律科學的家族包括法教義學、法社會學、法的歷史研究和法的比較研究。〔26〕《牛津法律大辭典》對法律科學的界定是:“有時稱法律的科學，或廣義上的法理學。指從哲學的、歷史的、比較的、評注的和其他各個角度對法律的和有關法律的發展、變化、制定、評注、運用的系統化了的和經過組織加工了的知識。同其他科學一樣，它主要有二大分支，即純法律科學或理論法律科學……;應用法律科學……。”《牛津法律大辭典》還把法律科學的主要學科劃分為7個部門，即法學理論和法哲學;法的歷史和各法律體系的歷史;法的比較研究;國際法;超國家法;各個地方可以被確認為獨特體系的國家和國內法;附屬法律的學科。在當代法學研究背景下，“法律科學”一詞被賦予了更為廣泛的內涵。其實，在以前，“科學”一詞乃是一個冷峻的拉丁語用語。而“哲學”則是個熱烈的希臘語用語。如今這種熱情已然消退，只有很少人還在尊崇“哲學”，而更多的人推崇和鐘情使用“科學”。〔27〕然而，法律之與科學相系，法學是否及在何種意義上是一種科學?其實，這個問題早在16世紀就被哲學家們和法學家們考究過。“當時一般科學學說的狀況，自然對法學中的討論不無影響。隨著科學學科的不斷專門化，雖然這種影響不是必然地失去了意義，的確失去了不言而喻的性質。”〔28〕法學的科學性之爭端，首先源于亞里士多德主義的科學概念。圍繞著法學的科學性，人們看法各異。如法國《拉魯斯大百科全書》的界定:“法學是關于法律的制訂、實施、研究及教育等領域的各種科學性活動的總體。……法學確實是一門科學。”〔29〕法學顯然不會是一種類似于自然科學那樣的科學，這一點已經成為當代西方法學家的一種共識之見。對于法學的學科屬性，學界依然有不同看法。如德國法學家科殷認為:“概括地說，人們將必須把法律科學稱之為實踐的人文科學，稱之為應用的人文科學，它接近各種社會科學。”〔30〕意大利學者VittorioVilla則認為法律科學介于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之間。〔31〕近年來，我國學者對此問題亦有一定的研究。國內學界有一種強有力的觀點，將法學主要定位于社會科學，試圖努力推動法學的經驗研究和實證研究，推動法學與其他諸多社會科學的交叉學科研究。〔32〕不過也有學者認為，〔33〕法學的主流與基礎是規范法學，正宗的法學是規范實證的法學。規范法學是作為職業知識的法學，所要研究的是“法是什么”;作為社會科學的法學，即社會法學所要研究的是“法實際上是什么”;而(新)自然法學所要研究的是“法應當是什么”，因而具有人文科學的屬性。在當前中國法學現狀及背景下，這種觀點較為令人信服。可以說，法學首先以規范法學為典范，同時兼具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屬性。
法律理論
近四十年來，在歐美學界逐漸興起一門新的學科，即法律理論或者法理論。其實，“‘法律理論’這一名稱由來已久，但將它用于表示法學的一個特別學科應不超過四十年。”〔34〕依照波蘭法學家Opalek的說法，法律理論之研究，主要是在哲學實證主義的影響下，起源于俄國。這種法律理論強調的是經驗研究，并不能包含分析法理學。〔35〕其實，“法律理論”這一學科也并不是那么新，因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般法的學說”就跟今天所說的“法律理論”雖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極為相似。“法律理論”作為一門特定的學科則源于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德國學界圍繞法哲學與法律理論分合之辨析。從另一方面考夫曼曾經談到“法哲學更關注內容，而法律理論對形式尤為看重。”但是其同時也認為，“由于不存在無形式的內容，也沒有無內容的形式，所以并未廓清二者的界限”。〔36〕在過去的四十年間，法哲學中的一些特殊主題被分離出來，而被放到“法律理論”中來討論:如法律規范理論、法律論證理論、法律判決理論，此外還有法律方法論、法律語義學、法律詮釋學、法律詞序學、法律修辭學、純粹法學、法律的科學理論、系統理論、分析法學理論、法律語言理論和立法理論等。1970年由KarlPopper、凱爾森、哈特、KarlEngisch及UlrichKlug共同創辦的學術期刊《法律理論》，就帶有如下的副標題:“一份法邏輯、法方法論、法模控學及法社會學之期刊”。值得注意的是，傳統法哲學中被視為重點的自然法論、正義理論等則在“法律理論”中不再被明顯地提及。不過，上述“法律理論”問題依然屬于法哲學，因為至今尚未有一個可將它們區別開來的標準。我國臺灣地區學者顏厥安曾嘗試厘清法哲學與法律理論的關系:“(1)法理論的兩大思想背景為分析哲學及實證社會科學，因此其理論進路上就有別于經常探討法形上學與法存有論之法哲學;(2)法理論主要集中心力于有關于‘實證法’的理論，在此點上有別于‘哲思’方法探討自然法，理性法及正義問題的法哲學;(3)在上述方法與對象兩面向的條件下，法理論卻不一定接受‘法實證主義’的立場。”〔37〕而德國學者魏德士在其編寫的法學教材中認為，法理學要認知與表達法本身及其在各個法律系統中的實際作用過程;法哲學強調的是對法的理性的再思考。它涉及的是法“應當如何”。〔38〕在20世紀70年代，德國法學家們曾對法律理論的學科性質及其與法哲學的區分進行討論，但未能達成一致看法。“‘法哲學’可能與‘法律理論’相反，然而‘法律理論’也可能被認為是‘法哲學’的一部分，‘法理學’可能是‘法哲學’的同義詞，或者‘法哲學’可能構成‘法理學’的一部分。”〔39〕總之，法律理論和法哲學都是研究法律基礎問題的學術領域。法律理論只是出于自立門戶的緣故，才與法哲學有別。
關鍵詞：句法平面 中學語文教學 實踐
一、句法平面的分析觀和方法論
句法平面是講顯層結構（或“表層結構”）的，著重研究詞的功能類別、詞語組合時所形成的成分關系和層次關系以及語型（短語的結構類型）、句型（句子的結構類型）等。詞的功能類別具體而言是指詞類的劃分、實詞（包括名詞、動詞、形容詞、數詞、量詞、代詞、嘆詞、擬聲詞）的分類、虛詞（包括副詞、介詞、連詞、助詞、語氣詞）的分類以及不同詞類在句子中充當的功能成分等等。傳統語法學重視句子成分分析，忽視句子的層次分析。現在的句法分析是既講層次，也講成分，主張把兩者結合起來。從句法角度分析，句法成分有主語、謂語、述語、賓語、補語、定語、狀語、中心語等八個成分，此外，還有一個獨立語。獨立語是游離于句法結構之外的語用成分。短語的結構類型包括主謂短語、動賓短語、偏正短語、補充短語、復指短語等等。句子的結構類型包括句子的結構分類（即主謂句和非主謂句）和句子的語氣分類（即陳述句、疑問句、祈使句、感嘆句）。[1]
二、學習句法平面理論的意義
“句法平面”的內容更接近于傳統語法教學的內容。《全日制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附錄中有關于語法知識要點的描述：“一、詞的分類：名詞、動詞、形容詞、數詞、量詞、代詞、副詞、介詞、連詞、助詞、語氣詞、嘆詞。二、短語的結構：并列式、偏正式、主謂式、動賓式、動補式。三、單句的成分：主語、謂語、賓語、定語、狀語、補語。四、復句（限于二重）的類型：并列復句、遞進復句、選擇復句、因果復句、假設復句、條件復句。”這些都是句法平面所涵蓋的范圍。
學習句法平面的理論知識和分析方法至少有助于中學生解決三類實際問題：一是辨析和修改病句，規范地使用現代漢語的口語和書面語；二是辨別和分析文言特殊句式，更好地理解和翻譯文言字句；三是通過學習掌握句法平面中的句法分析方法，可以考察并說明詞組、句子和句群的結構成分、結構方式和結構關系，從而能更深一層次地更準確地理解特定語言環境定詞、詞組、句子、句群的含義。[2]
1.辨析和修改病句
在各級各類的語文考試中試卷的基礎知識部分都會出現辨析病句的題目，學生在閱讀和寫作的過程中也在所難免地遇到辨析和修改病句的情況，這時就需要教師和學生了解和把握句法平面的理論知識和分析方法，從而解決語病類的問題。例如下面的題目：
例：下列各句中，沒有語病的一句是（ C ）（2009年高考全國1卷語文試題）
A.引起世界關注的甲型流感病毒雖然不易致命，但傳播速度快，如果不想辦法找到它的演變原理，病情很容易迅速蔓延，給人類健康帶來巨大威脅。
B.3月5日那天，我市萬名青年志愿者走上街頭學雷鋒活動，這次活動的總口號是“弘揚雷鋒精神，參與支援行動，服務青年創業，建設和諧城市”。
C.社區主任接受采訪時表示，去年大家做了很多調解工作，今年會更多地為受到情感和生活困擾的人提供幫助，讓他們不再那么痛苦、那么不知所措。
D.這次發展論壇在上海舉行，參加論壇的中外各界人士在論壇期間就環境保護、人才培養、普及教育等眾多議題為期兩天發表意見并進行各種交流。
解決上面的高考題仍然需要用到句法平面的知識。根據句子成分分析法，找出句子的主干，這道題目就會迎刃而解。A選項“病情很容易迅速蔓延”被偷換主語造成句子搭配不當，原來的主語是“甲型流感病毒”可在后一分句“不想辦法找到它的演變原理，病情很容易迅速蔓延”的關聯詞“如果”前應加上“我們”；B項缺謂語導致“學”與“活動”不能搭配，應該為“開展學雷鋒活動”；D項語序混亂或句式雜揉，將“為期兩天”提至“這次”之前作定語，或將“為期兩天發表意見并進行各種交流”改為“進行了為期兩天的意見交流”。
學好句法平面相關的語法知識，可以解決大部分病句問題（作文中的病句、考試中的修改病句）。病句主要有兩類，一類是語法錯誤，一類是邏輯問題，而前者占了大部分，如句子成分殘缺或贅余，詞語搭配不當等，出現這類語病的原因主要是學生對句子結構認識不清，對詞語的性質和語法功能不了解。學好句法知識，可以從根本上解決這類問題。
2.辨別和分析文言特殊句式
只有熟練地把握句法平面的成分分析方法，才能辨別和分析文言特殊句式，更好地理解和翻譯文言字句。比如下面例句，如果沒有相關的語法知識做支撐的話，很難做出正確的理解。
例1.三歲貫汝，莫我肯顧。（《碩鼠》）
（賓語前置，應為“莫肯顧我”）
例2 .吾誰欺？欺天乎？（《論語?子罕》）
（賓語前置，應為“吾欺誰”）
例3.甚矣，汝之不惠（慧）！（《愚公移山》）
（主謂倒裝，應為“汝之不惠甚矣”）
例4.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段于鄢》）
（被動句，“蔓草”被“除”）
因此，可以說學習必要的句法平面的語法知識和分析方法是我們進行文言文學習、閱讀和翻譯的必要條件。文言學習中的虛詞的意義和用法、一詞多義、古今異義、詞類活用（如：使動用法、意動用法、名詞作狀語等）和文言句式（如：賓語前置、省略句等）等等，要學好這些內容，都需要句法知識的支撐。
3.掌握句法分析方法
句法平面的句法分析方法有句子成分分析法、直接成分分析法、轉換分析法等等。與中學語文學習語文教學最為密切的是句子成分分析法和直接成分分析法。成分分析法也叫中心詞分析法，是一種傳統的句法分析方法。主要是把句子成分分成主要成分（主語、謂語）、連帶成分（賓語、補語）和附加成分（定語、狀語）。成分分析法便于歸納句型和便于檢查病句，但這種分析法有一個致命的缺點就是層次不清。直接成分分析法也叫層次分析法或二分法。直接成分分析法認為，句法結構都是由兩個直接成分構成的（多項并列結構例外），復雜的結構是由多層次的直接成分構成的。分析的時候，按每個層次都有兩個直接成分這一原則，從大到小地逐層分析下去，一直分析到簡單的基本單位為止。[3]
直接成分分析法具有許多功用，它可以揭示復雜結構的不同層次，能夠把形式和內容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準確地揭示句子的思想內容，避免了成分分析法那種只挑中心詞不管表達的缺點，而且最為重要的是，直接成分分析法適用于各種復雜的句法單位，能夠將多層次的合成詞、詞組、單句、復句和句群的層次分析清楚，便于對各種語言單位進行深層次的理解和把握。掌握直接成分分析法分析句子結構的基本技能，可以更好地幫助我們理解某些長句的意思。也會出現分析的層次不同，反映出的句子的語境義和強調的重點不同。例如針對下面復句的分析：
例：雖然是滿月，│││天上卻有一層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
（轉折關系） （因果關系） （轉折關系）
我以為這恰是到了好處――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別有風味的。（朱自清《荷塘月色》）
整個句子給人一種朦朧的境地朦朧的意境，總覺得有一層淡淡的模糊，一如作者的心緒，心頭擁堵的淡淡的愁，但這是恰恰到了好處，酣眠和小睡都各有妙處。整個句群整個意境都是分層展現的。所以說，學會掌握句法平面的句法分析方法，把握直接成分分析法等等對于中學的語文教師和學生都有莫大的好處。
結語：
漢語語法分析的句法平面的語法觀使漢語語法研究走向科學化、系統化和精密化。事實上，它已經成為漢語語法研究的一種趨勢。我認為，它也可以為中學語法教學擺脫困境，拓寬思路和視野，為中學語文語法教學帶來新的啟示和突破。理論研究和實踐教學從來都是一對矛盾體，二者既對立有統一，漢語語法分析的句法平面的理論指導中學語文教學實踐，使學生對語法理論的認識由感性上升到理性，同時理論也要實踐的檢驗并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
參考文獻：
[1]胡附，文煉.句子分析漫淡[J].中國語文，1982，（3）
較早提出“大語文觀”概念并以此涉及語文教學整體改革方案的張孝純認為中學語文課必須沖破當前“狹的籠”，而走向“大語文教育”的廣闊天地。“大語文教育”認為，語文來源于生活，與生活是源頭與活水的關系。美國教育家華特提出語文學習的外延與生活的外延相等。
語文學習完整的結構由3個部分組成：
（1）語文課堂教學；
（2）第二語文教學渠道；
（3）語文學習環境。
課堂教學是主體，第二語文教學渠道和語文學習環境是“兩翼”。尤其是在后示性時代，學生在信息的獲取上絲毫不滯后于教師，甚至多于教師，以往教師在信息占有上的優勢地位逐漸被削弱了。如果語文教學仍然秉承“以課堂為中心，以教材為中心，以教師為中心”的舊教育觀念，只會與當今變化迅猛的信息時代格格不入。“大語文教育”要落到實處，就要沖破“三中心”的舊教育觀念的牢籠，要以課堂為基地，并延伸至廣闊的社會生活、家庭生活中。因此，“大語文教育”觀具體化到操作層面，即為“大教材觀”、“大課堂觀”、“大教法觀”。
2受大語文教育啟發對醫學倫理學教學的思考
醫學倫理學教學的目標是喚起醫學生敬畏生命的理念，塑造和完善學生的道德人格、醫德素質和職業價值觀、豐富的醫學倫理知識、良好的醫學倫理意識和較強的醫學倫理思維能力。與傳授知識相比，醫學倫理學教育更注重信念的培養，而信念的培養是道德主體經由他律到自律、內化為主體生命一部分的過程，這就決定了達到教學目標的教學手段的開放性。這與重在培養學生情感、信念等的語文學科在教學目標上具有相似性。受“大語文教育”的啟發，筆者試圖從大教材觀、大課堂觀、大教法觀出發，為醫學倫理學教學提出建議。
2.1大教材觀醫學倫理學的研究內容十分廣泛，既要研究醫學倫理學的基本理論、基本原則、規范和范疇體系，又要研究在醫療衛生機構應用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如醫患關系問題、醫療衛生資源分配問題等，還包括醫學科學所特有的道德問題，如人體試驗、器官移植、克隆等。因此，內容涉及哲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醫學倫理學教學僅僅局限于教材是不夠的，不能滿足學生日益增長的求知欲，不能有效培養學生多方面的能力。醫學倫理學研究內容的開放性決定了要以一切適合的素材作為教材，包括課本、報刊雜志、新聞媒體的相關熱點、相關的影視作品及醫學人文著作、臨床案例等，其根本特點是課堂教學的目的不是把教材的學習當成唯一的學習任務，而是把能力的提升、知識的積累、素養的積淀作為教學的目的。例如，大多數教材對知情同意權的論述主要為知情同意權的概念及理論上如何應用，缺乏與現實應用對接的橋梁，也不能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因此，在介紹患者知情同意權這一應用性較強的內容時，要應用一切有價值的素材，包括通過教材以了解其理論應用、相關的學術論文以了解學術前沿及動態、影視資料如《死亡工廠》以明白知情同意權的起源、醫學臨床領域出現的一些典型案例，以使學生更直觀生動地了解其臨床應用。在介紹其他內容時，同樣需要將一切與之相關且有價值的素材引入課堂，一方面使學生掌握相關內容的全方位的理論介紹；另一方面由于理論與實踐往往有差距，進而通過多種素材的結合生動地呈現其在現實中的應用，以提升醫學倫理學的教學實效性。
2.2大課堂觀大課堂觀就是打破傳統的有限課堂的時空觀念，立足課堂并超越課堂進行學習。通過上述對醫學倫理學教學目標的介紹可以看出，與醫學專業課相比，醫學倫理學的教學目標更多的是培養醫學生理念、素質、價值觀、情感等更為柔性的素質，這些素質的提升需要的不僅是理論知識及實踐技能的傳授，更需要的是循序漸進、潤物無聲般的人文氛圍的熏陶。如果只是局限在一個學期固定的教學時數中，遠遠達不到教學目標。因此，在教學安排上，不能只以課堂為醫學生唯一接受醫學倫理素養培育的基地，而應當貫穿于醫學生整個學習階段。筆者認為可分三個階段進行：
（1）醫學生在基礎學習階段：以講座形式進行啟蒙教育，內容主要為希波克拉底誓言、中國醫學生誓詞、對生命的敬畏、對生與死意義的求索等思想教育，以端正學醫的動機和學習目的；
（2）醫學生進入臨床學習階段：開展理論教育及實踐教育，即多種教學方法并用進行醫學倫理學的醫德、臨床決策能力、生命高新技術應用出現的倫理問題等內容的教育，并進行專題討論；
（3）醫學生進入臨床見實習階段：加強實踐教育，以床邊教學、案例分析、調查討論等形式，提升醫學生的臨床決策能力，使醫學倫理學的理論、規范在學生動手親身實踐過程中內化為其生命過程的一部分。
2.3大教法觀教學有法，但無定法。大教法觀是打破固定的教學模式，改變課堂的程式結構，倡導學生自主學習，鼓勵教師個性化教學。按照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內因（自我教育、內心陶冶）是變化的根據，外因（外部約束）是變化的條件，外因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因此外部教育和約束歸根到底要通過學生自我教育才能產生教育意義。道德準則只有被學生自己去追求、獲得和親身體驗的時候，只有當它們變成學生獨立的個人信念的時候，才能成為學生的精神財富。醫學倫理學教學要運用一切能提升醫學倫理學理論與實踐教學效果的教學方法。理論教學如CBL教學法、PBL教學法、敘事教學法、故事引入法、模擬講座法、專題論辯法等，減少說教式的灌輸，以增強學生對醫學倫理學課程的興趣，從而促使醫學生在社會交往與實踐中進行自我倫理教育；實踐教學方面要引導學生走向社會，走進大課堂，創設更多接觸患者及醫療工作的機會，讓學生帶著問題，有目的地開展各類專項調查。調查可以是座談式、訪問式、問卷式等，讓學生深入到醫療實踐中去，與醫務人員、患者和社會人群直接打交道，根據調查目的搜集第一手資料，掌握實際情況。目前國家級、省級、校級鼓勵大學生參與到創新及科研的課題中。醫學倫理學方面的選題可以共同討論，在指導教師的引導下鼓勵學生分組調研，將調研結果匯總整理并分析，寫出調研報告，盡可能使每個學生都感受并了解到醫療領域的問題所在。我校思政部每學期組織1～2次實踐教學活動，教學活動的基地選擇一般會傾向于紅色革命基地、基層醫療、基層教育等。醫學倫理學的教學實踐也可以借助這個平臺，使學生將抽象的理論具體化、形象化。此外，還可以開展暑期“三下鄉”活動、義務支醫活動等，使學生通過親身感觸，加深對教材內容的理解，運用醫學倫理學的原理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以提升其社會實踐能力，使醫學倫理學的教學目標得以實現。
3小結
成本預算的模糊管理與一般管理的最大區別在于其管理方法的特殊性，不是采用剛性的、事前規定的條條框框來限制和約束被管理對象，而是通過系統整合實現人本管理及其管理目標，以及采取適用于復雜管理的方法論來進行成本預算管理。
在企業經營業務預算中，成本預算是最基本的預算。在實際預算編制過程中，由于企業環境的不確定性以及成本管理基礎工作薄弱等條件限制，使得企業成本預算管理陷入了“上下相互扯皮”的泥潭中。對此，本文將以“模糊管理”思想為指導，從而提出成本預算管理的新思路。
1企業成本預算的模糊性：模糊管理思想的提出
在現實生活中，“模糊性”無處不在，比如，人的身高有高與矮之分，但高個與矮個的標準到底是多少呢？高、矮本身就是模糊的概念。從理論上講，模糊性是一種描述的不確定性，它是事物在性態和類屬方面的亦此亦彼性，也就是中介過渡性。事物的“一切差異都在中間階段融合，一切對立都經過中間環節而互相過渡”，當兩極對立的絕對性消失了，這就是本文所提出的模糊性。那么，該如何理解成本預算管理的模糊性呢？
首先，成本管理方法的精確性和可行性之間存在著矛盾，結果的精確性常常以方法的復雜性為代價。以產品成本計算為例。眾所周知，產品成本計算是經過一系列歸集分配過程而完成的，如原材料、人工等要素費用的分配，輔助生產和制造費用的分配等，在這些分配過程中，企業選用不同的分配方法，其產品成本的計算結果會存在一定的差異，最精確的計算方法往往是最復雜的。無論多么精確的方法，對處于不同環境、不同行業的企業會產生不同的效用。因此，科學的成本管理方法應是精確性和可行性兼顧的方法，如果把復雜的模糊的事物人為地精確化，這勢必降低成本管理方法的可操作性。
其次，企業所生存的環境，可以說基本上是一個模糊的環境，企業在正常生產經營活動中，經常接觸各種模糊事物和信息。因此，企業要實現費用預算的精確性管理也是不現實的，企業在實施預算管理時，還要綜合考慮其具體情況，如生命周期發展階段、行業競爭、企業文化等，成本預算的確定應以提高員工創造力、最大發揮企業創新能力和競爭能力為前提。
2企業成本預算模糊管理的具體思路
成本預算的模糊管理與一般管理的最大區別在于其管理方法的特殊性。具體而言，它有以下特點：
（1）不是采用剛性的、事前規定的條條框框來限制和約束被管理對象，而是通過柔性的、伸縮性強的原則性要求來潛移默化地調節、影響被管理對象的行為規范。
（2）通過系統整合實現人本管理及其管理目標。這里的系統整合是指在一定的理論指導下，利用技術手段，充分了解管理過程或管理階段發展變化特征，然后綜合運用定量及定性分析方法，對管理過程的性質、發展變化作出判斷，并形成相應的應對辦法。
（3）采取適用于復雜管理的方法論來進行成本預算管理。其管理方法特點為：一是非優化，即成本預算管理方法不以追求最優化和最高效率為基本原則，而是在吸取科學管理確定性原則和理性的前提下，將不確定性引入成本管理范疇中，使管理更符合客觀實際。二是非規范化，即力求使員工在更大的空間，以更大的自由度從事創造性的生產經營活動。
筆者認為，堅持成本預算的模糊管理，企業當務之急應注意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以人本管理為核心做好成本預算編制工作。人是根本，一切管理工作的各個環節都要由人去掌握和操作，管理活動的各項職能，管理目標的實現都要通過人的活動來落實，離開了人，管理活動就會失去存在的基礎。因此，成本預算管理的關鍵在于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實行人本管理。在預算編制過程中，上下級預算方案存在差異是不可避免的，這就需要企業按照模糊管理思想要求，對于偏差較大的下級預算方案重點審視其準確性，對于偏差較小的下級預算方案則采取靈活處理的方式予以解決，從而提高下屬單位執行預算的積極性。正如某CFO所提及：如果能將企業利潤大幅度提高，我欣然接受成本費用預算金額提高的現實。
二是建立柔性管理與剛性管理相結合的成本預算管理模式。就成本預算管理體系而言，企業應以柔性管理為主體。這就要求企業根據具體環境特點使成本預算體制的設計符合企業的實際情況，比如在市場狀況不穩定的情況下，企業的制造費用預算可以考慮采用彈性預算的方法；鑒于未來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企業還可以將成本短期預算與長期預算相結合；為避免在成本預算執行過程中的短期行為，企業可以考慮采用滾動預算方式，每過一個月，立即在期末增列一個月的預算，逐期向后滾動，因而在任何一個時期都能使預算保持12個月的跨度等。就企業成本預算管理分解、落實責任指標而言，企業應強調剛性控制，特別是月度執行預算，應以剛性管理為主。
三是將模糊思想融入成本預算管理目標中。企業成本管理的目的是降低成本費用，提高經濟效益，為達到這一目的，企業必須設置成本預算管理目標。成本預算管理目標的模糊管理已體現為兩點：
眾所周知，欲在未來的國際競爭中大展鴻圖，關鍵在于是否擁有大批素質全面和勇于開拓創新的人才。而創造性思維是未來社會建設者必須具備的，對于開拓型人才尤其是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質。具備創造能力的青年一代就是國家發展、民族騰飛的重要前提條件之一。另外，隨著社會的進步，知識的不斷積累，通過有限的學校教育，不可能使受教育者掌握全部所需的知識。因此，要適應瞬息萬變的社會，迎接未來的挑戰，培養學生自我學習、獨立思考、解決問題的能力就成為時不我待的必然要求；從中國實際來看，大多數學生不可能接受正規的高等教育，因而，培養學生能力問題在中學階段尤為重要。在諸多學科中，中學歷史教學同樣肩負著全面提高年輕一代創新開拓能力的重要使命。
中學歷史學科中的能力培養雖提出已久，可時至今日，教學中依然重知識傳授，輕能力培養。即使在北京的某些市重點學校，學生不能也不會主動思考問題，仍只會記憶一些零散的知識。〔3〕而艾賓浩斯遺忘曲線證明：零散的材料遺忘最快，經過一段時間后幾乎可以完全消退。〔4〕這種情況也是導致1989年以來高考材料解析題普遍得分不高的一個重要原因。隨著高考制度的逐步改革，將日益側重對學生能力的考查。僅從應考的角度來看，加強能力訓練和培養也是必要和緊迫的。歷史學科應培養什么能力？近年已有不少提法。有學者認為在諸多能力中最緊要的是歷史思維能力，即依據歷史材料認識、分析歷史人物、事件和歷史過程的能力，筆者同意這種看法。它不僅適用于考察歷史，而且在觀察現實、認識社會等方面同樣發揮著巨大作用，是做為合格的社會成員應該具備的基本能力，關系到整個社會的發展。
教育要培養面向未來的人才，那么它的指導思想就應走在社會發展的前頭，需要有一些超前性或前瞻性。鑒于目前教學實踐中存在的偏重于教學知識量的多少，沒有發揮學生主動性、創造性等問題，筆者在前人研究實踐的基礎上，對中學歷史教學改革提出一點設想：把以講授法為主的方法逐步過渡到引導、討論法。
二
引導、討論法的具體步驟是：課前，教師根據教學內容設計有意義的主題或帶有爭論性的問題，布置給學生；要求學生閱讀教科書有關部分，并到圖書館利用各種資料，如百科全書、小冊子以及研究資料等，作好上課前的知識準備；然后有目的地閱讀，將注意力集中于與論題有關的內容；最后準備一個提綱或報告。教師在認真鉆研教學內容的基礎上，也要準備一份計劃；設計如何開始討論、討論的方法、預計學生回答問題的情況、可能提出的問題、希望學生回答到什么程度……。課上，可由教師作簡短的發言，幫助學生了解討論的性質、內容和步驟；也可由學生提出問題，其他學生發表見解，教師可隨時補充。教師在討論完畢時，從中發現疑難或者有意義的見解，闡明自己的看法，指出討論中的優缺點。對某些仍有爭議的地方，允許保留意見，而不強迫學生接受。
這種討論式的教學方法能否適用于初中教學？回答是肯定的。初中學生年齡一般介于十一、二歲——十四、五歲之間。著名心理學家皮亞杰在大量實驗研究的基礎上，證明這個階段的兒童可以處理各種可能性和假設，進行抽象的、創新型的邏輯思維，〔5〕“他們的思維水平開始接近并達到成年人的水平”。〔6〕皮亞杰的研究說明：兒童的頭腦不是“白板”一塊，他們是有思維能力的人，經過培養，逐步發展，接近成人。而且，由于兒童對世界充滿好奇心，凡事有疑必問，常常能提出種種天真卻不失哲理的問題。特別在大眾傳媒發達、普及的今天，兒童在接受正規學校教育的同時，通過多種信息渠道，還能獲得大量的知識經驗。在這種背景下，給學生大腦以足夠的、合理的、豐富的、能激起他們興趣的刺激，完全有可能把他們的創造性發揮到最大限度。上海市實驗學校經十多年的實驗，充分證明了兒童創造潛力是很大的。〔7〕對他們的知識水平和智力潛力，教師應充分估計并積極采取引導措施。
上述討論法是由學生獨立參與探究的學習活動，使課堂教學成為師生多向信息傳遞、獲得創造性認識的過程，而非學生單方面接受教師提供的知識。它具有以下優點。
首先，以學生活動為主，可培養學生學習的獨立性。課前準備要求學生認真閱讀教科書，查閱參考書，可養成他們從小讀書的習慣和查找、搜集文獻資料的能力，學會如何獲得知識遠比教給學生知識重要，而且能使學生從被動地回答問題發展為主動提出問題。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在人的思維發展中至為關鍵，“思維從疑問開始”。李政道博士也認為：“學習怎樣提出問題和思考問題，應在學習答案的前面。”〔8〕而獨立提出問題的能力能通過這種課型慢慢培養出來。在解決問題過程中，學生因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思維活動會大大加快，經過思考、提煉，依邏輯關系排列、組合，使松散的知識通過學生加工成為系統并建構成自己的思維方式。總之，學生的學習主動性會大大增強，并從中品嘗到學習的樂趣，不斷積極探求進而推動學習進一步深入發展。這種能力不僅在學校教育階段需要，從長遠來看，對人的一生發展作用甚大。
其次，課上師生間群體性的、自由的交談討論，可促進學生智力和能力的發展。尋求交流，既是學生的本能，又是現代生活的必然要求。更為重要的是，通過與他人思想上交流與合作，個體思維才能合成一個連貫的整體，還可幫助學生擺脫心理的“自我中心狀態”〔9〕而且從別人那里獲得豐富的信息，要經常改變思維角度，能促進思維的靈活性。所以課堂的自由交流，能使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邏輯思維能力和臨場應變能力得到全面訓練。
第三，這種方法有助于培養學生積極的個性心理特征。探究問題需要學生經過動手搜集整理和動腦冥思苦想，腦力和體力高度緊張，這就要求學生有堅強的自信心、耐心和恒心。這種積極的個性心理（非智力因素）可以通過長期訓練形成。
第四，學生主動、積極地學習，能大大提高學習效果。根據學習心理學原則，學生自愿參與的學習過程，會進展迅速且學習內容保持率高。“因為學生將知識組織起來，并能隨時得心應手地檢索知識。”〔10〕在課前準備和討論過程中，大腦中已有的儲存信息，在定向思維不停地刺激下被激活了，沉睡多時的知識被喚醒了，而且以學生活動為主，方法靈活多變，使其大腦皮層始終處于興奮狀態，不易疲勞，學習效果好。此外，學生在非被動情況下更易于記憶學習內容。如果學生每堂課都能在理解中學習，記憶將不再是問題，也不再成為負擔，反過來又為能力培養提供源泉。
第五，課堂上師生平等對話，在和諧、自由的氛圍下，相互交流甚至相互影響，使教師及時了解學生的真實思想成為可能，教學更具有針對性。發現學生幼稚、可笑甚至錯誤的看法，正是教師幫助學生形成正確認識、價值觀念和人生觀，進行思想教育的良好契機，使課堂不但成為能力培養，也是切實進行德育的場所。而有時學生積累的課外知識或突發奇想也會啟發教師，使教學更趨完美。
可見，討論法不但能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還對學生智力、思想品德、個性心理特征的培養和形成發揮很大作用。從實踐角度講，這也是可行的。
北京三級教師朱爾澄數年的教改實踐充分證明了啟發討論式教學方法是卓有成效且大有可為的。朱老師于1989—1990和1990—1991學年度在三中和幸福村中學初一做了學年初和學年末的問卷調查：入學時90％以上的學生希望老師課上講生動的歷史故事；而經過一年的啟發討論教學，到學年末，兩校都有70％以上的學生選擇“師生討論問題”的課型。短短時間內，學生的學習方法由被動接受灌輸到主動討論學習，發生了質的變化，學習興趣有了較大提高。而八中超常班學生對她的教學能“啟發引導積極活躍”一項的評價高達87.9％，說明對這種教學方法的高度認可〔11〕。需要指出的是，朱老師主要的教學學校三中是一所非重點學校，學生并非高智商的尖子，有些甚至是差生。但在她的啟發、引導、信任和鼓勵下，學生們熱情參與，積極思考，歷史思維水平普遍有了較大提高。
朱老師總能設計些帶有一定難度的問題，放手讓學生思考，鼓勵其創新思維，課上常會出現令人驚喜的情況。比如在講“隋朝開鑿大運河”時，她一改過去的講法，而是出示《中國水系圖》，讓學生觀察出中國水系特點：東部河流多東西流向沒有南北流向——需要開鑿一條南北的河，然后提出“開鑿大運河怎樣最省力？”在學生回答“選擇經過測量的大河之間的最短距離”之后，她繼續啟發道：“還有沒有更好的法子？”在“全班學生思路不通的情況下，由一個學習較差而且是十分頑皮的借讀生打開了同學的思路，認為溝通近于南北流向的天然河流，會大大節省勞力。”〔12〕再如比較“都江堰與鄭國渠哪項對秦國利益可能更大？”的問題，許多學生都從水利工程的功能來考慮。這時朱老師啟發學生換個角度，看戰國示意圖，在學生的沉默中，一個學生意識到鄭國渠位于秦國都城一帶，地處關中，具有重要意義，從而解決了問題〔13〕。類似的教學實例在課堂上幾乎隨處可見。像這樣的學生，我們不能低估他的智力潛能，如果不能被教師發現并引導發展，是十分遺憾的事情。
由于朱老師引導有方，講究教學民主，能充分調動各類學生的積極性，促進了他們思維水平的提高。《評價唐玄宗》討論課的成功即是一例。在學生學完唐朝全部歷史、具備足夠知識的基礎上，老師做必要的引發、講述，學生通過綜合分析，自己得出評價歷史人物的標準：“看他對歷史發展起的作用”，“看他的作為是否符合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是否符合當時人民的利益”〔14〕，進而能辯證地、一分為二地認識唐玄宗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并得出了封建王朝盛衰興廢的一些規律性認識。這節討論課，訓練了學生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方法去觀察、分析、判斷問題的能力，達到了教學目的，充分顯示了學生的思維水平和潛能。她的實踐也證明了“學生在認識道路上能否取得成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教師是否相信每個學生的能力”這一研究結果的可信。如果教師們都能尊重每一個學生，正確估計他們的知識水平和智力潛力，多多提供他們主動學習的機會，不剝奪任何學生發表意見的權利，而且能適時、有效地引導、培養學生的思維，有難度、看似高深的問題學生也能迎刃而解，教學目標也就水到渠成。那樣，學生能力的培養就真正落到了實處。
三
不可否認，這種教學觀念的轉變、教學方法的實行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經過相當一段時間的逐步實踐、摸索和研究。即使在現今從幼兒園—中小學—大學—研究院都以充分發揮創造性為目的的美國也走過一個過渡階段〔15〕。更何況目前在我國歷史教學還受到相當多因素的限制，傳統教學觀念影響仍根深蒂固，教師能力素質亟待提高，教科書編寫尚需改進等等。但培養學生能力是歷史教學的要求和發展趨勢，為遷就目前的客觀條件和學生表現出的實際水平而放棄追求，降低標準，實乃對下一代不負責任。原蘇聯著名心理學家維果茨基堅信：學生的現有水平與最近發展區之間的動力狀態是由教學決定的。只有走在發展前面的教學才是良好的教學。在現有條件下可考慮在一節課教學中采用講授和討論相結合的方法。
課前讓學生預習教材，閱讀教師印發的有關材料和課外讀物，課上教師只需講重點知識，但要精心設計適合學生水平、層次的問題或情境，啟發、點撥、引導學生思維。在這里，教師不僅仍處于教育、教學的主導地位，還要求具備更全面的能力。一個好的教師除具備良好的業務素質外，還應“促進學生自由的、有創造性的人格發展，激勵他們熱情關注人生的意義以及他們自己生活的質量”〔16〕，而不是那些講得或背得最好的老師。理論上如此，實際上學生也喜歡能引發討論的課堂教學。學生的這一轉變和需要應成為教師不斷探索提高、改進教學的動力。
也許有人會提出：這種討論課要花費師生較多的時間和精力，比起講授法它很不經濟。不錯，可殊不知使相當多學生不用多動腦子就能學會一些知識的教學，會使他們的智力處于停頓狀態，不僅不利于學生智力發展，而且還會壓抑一部分智力發展較好的學生。如果一學期只搞一、二次討論課，它的“費時費力”比較很明顯，可經常不斷地采用這種課型，學生的閱讀、查閱工具書、發現問題、組織材料、撰寫報告及課上表達能力會不斷進步，隨著各種能力運用越來越熟練，花費時間會越來越少，各項學習任務的完成會越來越好，越來越快。從長遠來看，討論法不論從時間和效果來看都是很經濟的。因為它能在有限時間里培養學生思維能力、創造能力和動手實踐能力。
這種方法會不會加重學生的課業負擔？平心而論，學生負擔重主要是因為要做太多的重復性的、枯燥的、搬運工似的作業。他們不感興趣，心理負擔就重，記憶負擔也重。而且現在有不少學生把太多的時間和精力消磨在電視和游戲機上，卻把讀書、功課擠入有限的時間中。以上原因相互作用，導致了課業負擔沉重的結果。而討論法這種主動探索、創造性地學習，充滿樂趣，能極大滿足學生的求知欲、成功欲和表現欲；況且歷史課每周只有兩次，只要拿出一個小時用于讀書，從中能獲取大量有用的信息，為自己的學習打通道路，讀書之樂自然而生，讀書就會成為一種愛好，一種生活需要，而非強制和壓力，也就不再成為負擔。
如果每位歷史教師從初一開始有意識地培養學生養成科學思維的習慣，打破思維惰性和定勢，久而久之，隨著學習內容的增加，范圍的擴大，特別是接觸到世界史后，視野會更廣闊，學生就會提出更豐富更深刻的問題；學會正確分析、思考問題，就能夠積極面對現實生活和未來社會，無論將來從事何種工作，都會對社會做出貢獻。從這個角度講，歷史學科在提高全民族素質方面具有其它學科不可替代的長處，這正是歷史教育重在培養能力特別是思維能力的重大意義之所在。
應該承認，這種討論式教學法存在著一些尚待解決的問題，如何使學生在學習各階段之間妥善銜接，推動能力不斷向高層次發展，不同年級，不同層次學生思維水平究竟達到何種程度等，這些都需要進行科學的研究和測試。但無論有什么困難，采用何種方法，培養學生能力，提高思維水平是歷史教學的當務之急，希望這一目標能在教學實踐中切實落實。
注：
〔1〕楊振寧博士說：泰勒幾乎每天都有10個新想法，其中9個半是錯的，但每天半個新想法積累起來，足以使泰勒獲得巨大的成功。見《長江日報·下午版》1995年6月13日。
〔2〕《計算機世界·教育專版167》1995年5月10日。
〔3〕筆者在中學實踐及聽課、調查所得。
〔4〕（日）山內光哉編著《學習與教學心理學》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28頁。
〔5〕（瑞士）皮亞杰著《發生認識論原理》，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52頁。
〔6〕俞吾金著《問題域外的問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4頁。
〔7〕見惲昭世主編《走向未來的學校》，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8〕李政道博士北京答記者問，《科技日報》1995年6月25日。
〔9〕〔10〕皮亞杰著《皮亞杰教育論著選》，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前言第12頁。
〔11〕朱爾澄《從情理交融到歷史思維》，北京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頁，140頁，143頁，48頁。
〔12〕同注〔11〕。
〔13〕〔14〕同注〔11〕。
（一）確立學校德育目標
1．將高遠的志向作為德育培養的目標。志向主要指的是一個人內心對某一事物或者目標的向往，并為這一向往而付諸努力的過程，能夠突出展現學生對未來美好生活不斷追求的一種積極昂揚的精神。高遠的志向，不僅能夠體現現代社會的內在層次性，同時還能夠體現時代具有的前瞻性特征。因此在德育教育理論發展中，要將自強不息、不懈努力、奉獻祖國等作為培養學生高遠志向的主要內容，使得學生能夠懷有遠大抱負。2．將高雅的情趣作為德育培養的目標。情趣是一個人擁有的情調趣味，或者是這個人內在的情意、志趣，高雅的情趣和低俗的情趣對于一個人道德影響巨大。高雅的情趣是積極的、文明的、健康的，與現代社會發展的科學性和文明性相得益彰，同時也與法律規范和道德要求相符合。因此，在德育教育理論發展中，要明確地將培養學生高雅情趣作為辦學目標之一，積極開辦學校禮儀教育、文化藝術節、讀書節、志愿服務活動等人文娛樂實踐活動，在實踐中培養學生的健康審美觀，增強學生對美的理解和欣賞能力，從而培養學生具備一定的創造美的能力，使他們能夠養成高雅的情趣，擁有一顆美麗的心靈的同時，也能將未來的世界創造得更加美好。
（二）明確學校德育內容
學校德育內容的明確要求學校能夠充分利用學校的物質文化資源和精神文化資源，促進其在教育理論中的發展。1．物質文化資源層面的利用。物質文化主要指的是學校的建筑設計、空間設計、人文景觀設計以及園林綠化情況等所展現的風格形態。一個學校的文化水平和文化樣式主要通過物質文化資源呈現出來，因此可以說，物質文化資源是學校文化存在的基礎。只有對學校的自然環境及人文環境進行科學的規劃和設計，才能夠充分體現出人與自然的和諧狀態，凸顯出學校本身及學生的自身道德價值取向。由此可見，學校德育的建設離不開物質文化資源的建設，學校應從各個場館、校舍、廣場、雕塑等文化建筑開始，豐富學校精神內涵，營造良好的學校文化氛圍，使學校德育能夠充分融于教育理論發展之中［3］。首先，在建設學校場館及校舍等的過程中，可以通過將古典因素與現代元素結合起來的方式，展示學校濃郁的人文教學氛圍，更新陳舊的配套設施，營造出新的教學精神風貌。通過建立學校博物館、陳列館、紀念園等能夠展現學校發展歷程的館區、園區，充分凸顯學校長久以來積淀下來的優秀文化傳統，同時有效促進學校文明的繼續傳承。同時，學校還可以在本土文化資源的基礎上，結合當地文化的優秀內涵，進一步豐富學校的文化底蘊。學校廣場的建設也是有講究的，可以在廣場的適當位置設置一些與學校校訓、校風等密切相關的雕塑，凸顯學校文化主元素，營造良好的辦學氛圍。另外，還可以通過積極成立心理咨詢室、網絡實驗室、自動錄播室、演奏廳、體育館、創作室等能夠充實文化內涵的專用教室，立足于培養學生的德育情操，為學生的德育健康發展創造條件。其次，還可以對校園內的植物種類、園林廣場、道路建筑等命名，充分展現出學校辦學的“生態文明”、“和諧開放”、“開拓創新”等價值追求，例如可以將學校的主要道路命名為“致遠路”、“求實路”、“思源路”等，將學校的主要建筑物命名為“格物樓”、“育才樓”、“知行樓”等。另外還可以在學校辦公樓、行政樓以及宿舍樓等樓梯間的墻面上張貼一些能夠展現學校校訓、學校精神的名人格言以及學校美術班學生的畢業創作作品等，同時也可以在教學樓的樓梯間墻面以及教室墻面上將一些能夠體現學校優良學風的人生格言、勵志格言等張貼上去，通過營造良好的辦學氛圍，時刻陶冶學生以及教師的情操，從無形中幫助學生塑造高尚的人格，樹立高遠的志向［4］。最后，學校可以通過提倡學生對校園環境進行自主設計，提高學生的審美能力和創新能力，將學校的德育辦學理念很好地灌輸到學生的思想理念中，形成學校與學生在道德精神層面上的統一和融合。2．精神文化資源層面的利用。精神文化資源層面主要包括學校發展歷史文化的沉淀、學校校訓以及學校先進的辦學理念。首先，一個學校可以將其辦學的理念濃縮在校訓之中。校訓能夠很好地將一個學校的辦學傳統體現出來。校訓不僅是一個學校文化與歷史的積淀、人文精神的高度凝練，更是校園文化與教學理念的體現。校訓作為校園核心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學校在制定校訓時應該結合校園文化突出校園特色。以某高校的校訓為例，“飲水思源，寧靜致遠”。該校訓主要蘊涵三重含義，自強不息、精忠愛國、勇于承擔。這種校訓不僅能夠激勵師生的愛國情懷，更他們讓對未來懷一種積極寧靜的心態去創造。這對于學校、對于師生都是有積極的作用的。其次，歷史是學校的根，文化是學校的魂，學校應該傳承歷史，豐富文化。將學校的歷史文化價值不斷地挖掘出來，建設以校友名人榜、校史課等為重點的課程，打造具有校園文化特色的文化品牌，突出體現老校的文化韻味，扎根文化基礎，進一步發揮出文化的勵志、繼承作用。另外，還可以通過建設校史陳列室，將校園風云史、傳奇故事以及名人校友提詞等呈現出來，同時還可設置貴賓接待室，接待一些外賓或是歷史研究人員。再者，還可以修建一些名人墻磚，將對學校有貢獻、捐助者、優秀師生以及杰出校友的名字刻在墻磚上，介紹其光榮事跡，表彰其精神，讓師生以此為榜樣。除此之外，還可以開設相關的校史教育課程。把校史中經典的故事、人物事跡提煉出來，編排整合，作為教育新生的入學課程，為新生樹立一個良好的形象，激勵學生傳承優秀的文化。最后，學校的辦學理念。辦學理念是一個學校辦學的核心和信念所在，體現了一個學校的辦學方針及靈魂，是一個學校持續發展的精神動力。以某高校的辦學理念為例，“發展教育”，該教育理念總的來說，囊括了四個發展觀。即以學生為中心的發展觀、綜合且可持續的發展觀以及增長極限觀。從理念的操作層面來講，可以將學生的發展過程劃分為三個大的階段，即嘗試發展、自覺發展以及超越發展階段［6］。但就學生個體而言，“發展教育”的理念應該重點以學生為核心，讓學生做到不斷地挖掘自我、超越自我。從一個新的起點出發，去嘗試、去發展、最后超越自我，從而實現學生的自主發展，創新發展，達到學校教書育人的目的。
二、學校德育在教學實踐中的發展途徑
（一）構建學校德育教育體系
首先，聯合學校、家庭和社會的三種力量，建立起開放的德育體系。在學校方面，要成立學校德育工作領導小組來統籌領導學校的德育工作，小組應當由校長擔任組長，組員包括分管德育工作的副校長、德育處領導、團委領導和年級部主任等。在社會方面，學校應該充分利用政治資源、法律資源、科技資源、環保資源、軍隊資源等，促進各種社會資源協調發揮作用，如可以聘請法律專家擔任學校的法制副校長等。在家庭方面，學校應該加強與家長的聯系，通過學校開放日、家長會、家訪等途徑加強與家長的互動，鼓勵家長積極參與到對學生的德育教育中來。其次，將團委、學生會和社團聯合會三股學生自治力量聯合起來，建立起學生德育管理的自主體系。依靠團委、學生會和社團委員會的力量，充分發揮三者對學生事務的管理協調作用，鼓勵學生積極主動地參與到德育教育工作中來，通過自主策劃、組織和實施一些大型活動，如讀書會、人文沙龍、體育競技、藝術展覽、志愿服務、科技大賽、暑期實踐等活動，將德育教育的理念融入日常學生活動中。此外，在學生自主組織的學生活動中，要注意發揮學校行政人員的管理協調作用和教師的指導作用，要鼓勵家長和其他社會成員參與到活動中來，以形成全員參與德育教育的局面，將德育精神普及到學校、家庭和社會的各個角落，促進德育工作的順利進行。
（二）構建學校德育辦學模式
1．架構學校德育教育管理平臺。學校德育教育要發揮學校德育教育管理平臺的作用，就要從兩個方面入手。首先，在教師管理層面上要建立起三級平臺的管理架構。第一級平臺以班主任為核心進行班級管理，第二級平臺以年級部為核心進行年級管理，第三級平臺以學校德育處為核心進行全校范圍的管理。三級平臺協調發揮作用，有利于促進學生進行自我德育管理。要盡量避免包辦式德育教育，重視激發學生自我德育管理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其次，在學生管理層面上要建立起由團委、學生會、社團聯合會聯合管理的學生自我德育管理委員會，委員會以學校中學生自治的各個組織，如學生會、團委、學生社團、學生協會等為主力，立足于學生的利益，在學校的指導下和教師的協助下，進行德育教育工作的自我管理。教師管理和學生管理相結合，共同促進、共同進步，有利于學校德育教育的成功開展。2．營造學校德育教育資源網絡。德育網絡營造的關鍵在于資源的整合和優化配置，學校、家庭、社會等都是德育資源的重要來源。首先，在校內資源方面，要充分重視校訓的作用，注重校訓的內涵，將勇于承擔、自強自立、精忠愛國等理念融入校訓之中，通過校訓感染學生；此外，編寫相關讀本，講述校訓精神、學校歷史等等，作為學生德育課程的必讀書目。選拔德育骨干對校訓進行專題研究，開展校訓解讀課堂講解研究成果也是發揮校訓作用的重要方法之一。其次，在學校推進德育主題教育，可包含多個主題，如責任意識教育、法制知識教育、公民意識教育、感恩父母教育、愛護環境教育、公德意識教育等等。最后，將家庭和社會的德育資源與學校的德育資源相結合，建立起德育資源網絡，讓德育工作在家庭和社會中持續開展。3．鑄造學校德育教育特色品牌。首先，要重視學校師生的心理健康，定期開展心理咨詢活動、心理輔導活動和心理知識培訓活動。依靠學校負責心理教育的專職教師，建設專門的心理健康教育指導中心，打造有學校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其次，要重視學校師生的身體素質，規范體育鍛煉活動和課間操活動，在體育鍛煉活動中鍛煉學生的紀律意識和團隊意識，增強他們的體質，打造有學校特色的陽光體育；最后，注重學校德育主題教育的針對性，增強其時效性，打造有學校特色的德育教育。
三、結束語
"輕負擔，高質量"是目前學校教育中的中心環節，同時，它又是素質教育的突破口，但在實施過程中，卻是比較困難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課堂的教育效率不高。教育活動本身可以是一種精神性的生產活動，沿用經濟學的概念可以將教學效率表示為
教學效率=教學產出（教學效果）
教學投入
而教學投入的直接表現是師生雙方時間、精力的投入，可見要提高教學效率，先有教師的教是遠不夠的，還必須有學生的配合，而這兩者結合的好壞，就是提高教學效率的關鍵。
二、研究的目的：
本課題研究的目的，是從宏觀角度入手，改變傳統的教育方法，運用現代的教學方法，變原先教師學生的單向交流模式為教師=學生的雙向交流活動，在教師"教好"的基礎上，充分調動學生學的積極性，實行教法，學生的整體化改革，從而提高課堂效率。
三、研究的理論依據：
1、教學活動的成效首先取決于教學中人際關系的正確處理，教學中正確的人際關系是相互制約的互動關系，這是交往雙方各以對方活動來調節自己的活動，使雙方的活動不僅是同步的，而且是高度協調一致的關系，因此，必須建立和諧的師生關系。
2、教學活動的協調性取決于教學雙方共同遵循學習的規律性，在遵循學習規律的基礎上實現教依據學，要學教于導的相互制約性，教師的教只有依據學習規律才能對學生的學習發揮主導作用，學生的學習只有在正確的指導條件下，才能有效地發揮主動作用，獲得最佳效益。
3、教學是一種人際交往活動，其目的在于通過經驗的傳遞使學生頭腦中建立起一定的心理結構。
四、研究的內容與操作程序：
1、建立情境教學法：
情境教學的功能主要表現在兩方面：陶冶功能和啟迪功能。眾所周知，人生存在社會上，就必然要受到一定社會關系的影響，"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情境教學，是教師寓教學內容于具體形象的情境之中，如榜樣作用，生動形象的語言描繪，課內游戲，角色扮演，詩歌朗誦等等，這些都會對學生起到潛移默化的暗示作用，通過它來陶冶人的情感，凈化人的心靈。
情境教學中的特定情境，提供了調動人的原有認知結構的某些線索，經過思維的內部整合作用，人就頓悟或產生新的認知結構，情境所提供的線索起到一種喚醒或啟迪智慧的作用。比如還處于某種問題情境中的人，會因為某句提醒或碰到某些事物而受到啟發，從而順利解決問題，因此，情境教學有利于鍛煉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培養適應能力。
2、情境教學法的使用：
①為學生創造愉悅輕松的體驗。教師在注意肯定思維的"過程"和"結果"同樣重要，這樣就可以使學生把思考和發現體驗為一種快樂，而不是一咱強迫或負擔，教師要在輕松愉悅的情境或氣氛引導學生產生各種問題意識，展開自己的思維和想象，尋求答案，分辨正誤。
②要在師生的互重互信下充分發揮學生的自己性。良好的師生關系是情境教學的基本保證，只存師生間相互信任和尊重，教學活動才能順利展開，而也只有鼓勵學生"獨立思考"和"自我評價"培養學生的主動精神和創新精神，才能有效地發揮學生的主導作用。
③要注意調節學生注意力，使他們達到集中與輕松并存的狀態。這種狀態在暗示學生稱為"創作力的假消極狀態"，這時，人的聯想自由馳騁，情緒隨意起伏，感知在暗暗積聚，技能在與日俱增。
3、堅持"自學"與"導學"相結合：
①"自學"強調學生學習的主體性是啟發式教學思想的核心，后以在教學中，一定要強化學生的主動性和自覺性，創造條件讓學生動運用多種感知器官自主地學習。可以適當地指導學生進行"自讀、自問、自查、自測、自結"。
自讀自問主要用來預習新課，在自讀的基礎上可進行幾個自問：如：①文章的段落如何劃分？②段與段之間有何聯系，有何標志？③課文中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精采的語言？④從這篇范文有哪些是值得借答的？"自查、自測、自結"主要用于課堂討論，課堂討論是為了進一步解決文章的重點難點，讀者討論預習和教師提問中的各種問題，也是同學檢測自己能力的時候。學生在這里既可以使自己的設想答案得以肯定，又可以解決許多不能解決的問題，用于自我總結。
②"導學"教學是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組成的雙邊活動，在這個活動中，教師起著主導作用，教室就好比是一個舞臺，教師在這兒兼任"導演"和"演員"的重任，在這里，教師應充分發揮自己的藝術才能和主演表賦，徹底提"滿堂灌"的困境。
①善于課堂提問：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課堂提問是集體學，習中引起互助活動的刺激，它有利于學生之間相互啟發，共同提高。
A、分析教材，受教材要求為教學問題，語文教材常將教學要求編寫成課后思考題，這些思考練習題，問題性作業表明了教材的重點、難點，教學中扣緊這些設計問題情境。
B、分析學生，教學者應從學生的角度設問，估計學生掌握新知識可能出現哪些不懂的問題，善于在教材的重點或懂理不學不透的地方設問。
C、要注意分層提問，要注意不同的教學對象的提問的側重要有所不同，不能對好生差生問同一個難度的問題。
②要善于提出學習要求，善于指明重點。
教師要善于根據課文的不同特點，提出具體的不同的要求，每一次提問都
必須以落實教學目標，完成教學任務為要旨；要結合教學內容，針對教學的重點，難點精心設計幾個關鍵性提問。
③要善于組織討論與評講小結。
教師在組織討論時，要對討論哪些問題，用什么方法討論作具體指導，指導完畢后，要進行必要的評講小結，給學生以肯定自我的機會。
4、建立立體化的教學結構。
教育是一個復雜的現象，這個現象不應該局限于課內，這應該與課外、校外相結合的，與將教學外向縱深延伸，向課外延伸；培養出開拓型，創造型人材。
①教育目標要立體化。
在德育方面，不僅要培養他們愛祖國，愛人民的品質，還要培養他們科學的價值觀，在智育方面，不僅要培養他們學習的應用能力，還要培養他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在體育方面，不僅要使他們有健全的身體素質，還要培養他們為人類解放奮斗的精神。
②教育途徑的立體化。教育途徑要多渠道，除課堂教學外，還要進行課外教育，如開展第二課堂，開發科技活動，興趣小組活動，舉辦各種講座、競賽、展覽等，還可以進行校外指導，由家庭、社會配合，對學生進行思想、道德、衛生等方面的教育。
③教育方法的立體化。在目前的信息時代，應充分利用電教媒體，有效地使用電腦、電視、錄音、錄像，甚至電腦等媒體教學，使教學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直接表現各種事物和現象，充分感知教材，還可使抽象的東西受成具體的東西，便于學生理解和記憶。以上各種研究內容表述為程序為：提問校內第二課堂
自學導學討論情境教學法情境教學法小結校外
（課外）（課內）（課外）
五、研究的方法：
本課題準備采用比較法，因為比較法可以把所研究的個別事物，納入廣闊的背景中，從而更好地提示教育有普遍規律。把所教兩個進行班分別列為實驗班（初二（3）班）和對照班（初二（1）班），并分別把兩個班的同學劃分為A、B、C三檔，以實驗班的B檔同學為實踐研究的基準點，進行實踐研究。
六、研究的效果及對效果的分析：
實驗前實驗后
A檔平均成績
B檔平均成績
一、交易成本理論對法律的一般解釋框架
古往今來，有關法律的本質問題總是聚訟紛紛，法學家們從上帝意志、人類理性、絕對精神、民族傳統中找尋法律的源頭，也提出了許多學說觀點，比較重要的如規則說、命令說、判決說，還有神意說、理性說、公益說、權力說等。然而，這些理論大都只是從法律現象的某一個部分或某一個側面出發得出結論，不能整體把握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和根本決定力量，因此不僅沒有做出科學的回答，而且往往將問題弄得混亂不堪。
歷史上，第一次對法律本質正本清源，做出科學的解釋的是馬克思。他指出，“只有毫無歷史知識的人才不知道，君主們在任何時候都不得不服從經濟條件，并且從來不能向經濟條件發號施令。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的要求而已。”[1]正因為馬克思正確地認識到了法律上層建筑的經濟本質，即每一個時代的法律制度“應該是社會共同的，由一定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2]開辟了對法律進行經濟分析的先河，所以常常被后代學者視為對社會歷史和制度研究的“一個根本的貢獻”[3]
20世紀60年代興起的新制度經濟學及其在法學領域的分支——法律經濟學（或稱經濟分析法學）繼承了馬克思關于經濟生活決定法律制度的觀點，[4]將法律視為社會資源配置的秩序機制，它決定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并直接影響著經濟運行的全部過程。我們以此為理論基點，去觀照法律的本質及其價值追求，傳統自然主義法學那種認為法律以追求抽象的正義價值為目的，超越于人類現實社會經濟生活之上，有著一整套獨特的概念和邏輯體系，可以自主圓滿、絕無耗費地解決一切社會矛盾沖突的思想理論純屬紙上談兵，就象是在“無摩擦”的真空世界中探討法律的功用一樣毫無實際意義。
在實用的經濟分析法學那里，交易成本被看成解釋法律制度的經濟本質及其演變過程的重要范疇。所謂交易成本（TransactionCosts），就是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人們自愿交往、彼此合作達成交易所支付的成本，也即人—人關系成本。它與一般的生產成本（人—自然界關系成本）是對應概念。從本質上說，有人類交往互換活動，就會有交易成本，它是人類社會生活中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盡管通過理論模擬，我們可以發現：“在零交易成本的條件下，法律規定無關緊要”。[5]然而不幸的是，這種零交易成本的世界根本不存在，社會生活中的任何交易及關系行為都必然要花費代價。那種遠離社會實踐的先驗式法律思想無法經驗地說明法律制度何以建立，何以實施，何以維持的問題，也不能解決面對社會實踐的法律改革與創新問題，無法解決真實存在的交易成本問題。而一旦我們從“紙面的法律”轉向“運行中的法律”（即從交易成本為零的世界轉向交易成本大于零的世界），考察現實中的法律對經濟生活進行整合與配置的功能，“那么立刻變得清楚的是，在這個新天地里，法律制度至關重要。”[6]
在某種意義上，交易成本和由于人們的行為受到有限理性的制約而引致的其他類似成本的存在及其節約是法律的真正起源和經濟本質。法律制度的出現就是伴隨著早期人類社會生產力的不斷進步，社會分工結構與活動范圍的日益擴展，在超越地域阻隔和氏族部落間語言、習慣差異的基礎上，在國家制度的框架下加以確認的一套能夠簡化經濟關系的復雜性，節約交易成本，幫助社會成員安全、快捷、有序地進行交往的“標準化的”和格式化的規則體系。美國著名法學家伯爾曼就此指出，“在法律一詞通常的意義上，它的目的不僅僅在于管理（統治），它是一種促進自愿協議的事業──通過交易談判、發放有效證件（例如信用證或產權憑據）和履行其他性質的法律行為”[7]。
在人類社會的早期發展中，奴隸制國家的出現，原始習慣的法律化及其后的法律專業化，都是打破地域和文化界限，減少交易不確定性，降低交易成本的必然結果。從法律與經濟互動發展的歷史軌跡中可以看出：隨著人類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社會分工，哪里有分工，哪里就有交換；哪里有交換，哪里就有市場；哪里有市場，哪里就有競爭；哪里有這些條件，哪里就有商業，哪里有商業，哪里就有法律。基于國家的統一性和法律的普遍適用性，為社會各階級和每個社會成員提供一種相對的和平、安全、秩序的狀態，而所有社會成員作為法律公共品的消費者，也都會從中受益。節省了人們信息的獲得和傳播、草擬合約、交易談判、組織經營、產權界定、制度改革、激勵勞動、研究決策、維護治安、訴訟糾紛等的交易成本。
按交易成本理論來分析人類社會發展，不僅法律必然能代替習慣，實際上，人類歷史上的一些重要制度創新（如國家制度、政黨制度、行會制度、公司制度等）都蘊含著交易成本的原理。有鑒于交易成本在法律制度安排、解紛程序和人們的實際法律行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使得我們對法律，特別是對部門法的研究開出一條交易成本分析的進路顯得尤為迫切。
二、合同交易成本概說
合同是市場主體自由談判，以促進資源向更高價值使用轉移的最主要交易形式，是當事人雙方為確認某種事實而達成的具有權利與義務內容的協議。由于一項合同成立的全過程可以細分為“準備－談判－簽約－執行－監督－救濟”等多個環節，每個環節又都分別產生交易成本。因此，對合同以及合同法中的交易成本節約機制的研究，將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深化對法律成本規律的認識。根據一個權威的定義，一般合同的交易成本包括“事前發生的為達成(arranging)一項合同而發生的成本和事后發生的監督(monitoring)、貫徹(enforcing)該項合同而發生的成本；它們區別于生產成本，即為執行(executing)合同本身而發生的成本。”[8]我們將合同交易成本分成以下三個方面進行闡述：
（一）締約成本
締約成本是指在缺乏必要的法律規則和程序指引的情況下，當事人之間進行談判并達成合意所支出的費用。也即交易雙方在獲得有關市場信息后，基于對經濟資源的不同認識而討價還價，實現權利交換支付的成本。當合同關系當事人獲得了有關交易信息，并與交易對方經過討價還價，就合同之主要條款達成“合意”之后，便意味著契約此時已成為“依法必須履行的一種許諾”，即已經成立的合同在當事人之間產生了一定的法律拘束力（合同生效）。雖然合同本身并不是法律，而只是當事人之間的合意，但是“合同法賦予單個公民訂立合同的權利，并規定了談判和簽約程序。通過訂立合同，單個公民創立了法律義務并使其目標生效。對于自愿形成的私人關系來說，合同法就像一部憲法，而具體的合同則像憲法下新頒布的法律。”[9]
通常，理性的合同當事人往往希望通過最小的合同訂立成本一一盡可能明確和完備的合同條款，特別是詳盡的違約責任條款一一把合同對方將來從事機會主義行為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程度，并根據對方當事人的交易信譽和對合同未來結果的預期，來設計對自己有利但又能為對方所接受的“雙贏”合同。我國民法通則第85條規定：“合同是當事人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關系的協議”。合同的成立意味著各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如果法律對合同應具備的主要條款的規定過于嚴苛，且認為合同如不具備這些條款即不能成立，那么當事人必須被迫就合同的各項條款達成一致意見，無形中就會增大締約成本。相反，如果法律規定僅具備幾項主要條款即可成立合同，或者規定合同不具備某一條款時可以通過一些附隨性條款來彌補其不足(如在缺乏履行期限的情況下允許當事人隨時提出履行)，從而放寬對合同成立的限制，就會促使當事人達成更多的交易，并極大地減少合同履行以后又因被宣告不成立而產生的財產的損失和浪費。[10]
（二）履約成本
履約成本，是指合同在實施中當事人彼此實現權利和履行義務所支付的費用和擔負的風險。合同履約成本與合同過程中的風險承擔密切相關。在合同履行過程中，一方實施欺詐、脅迫、乘人之危等機會主義行為的可能性越大，另一方承擔的風險就越大；合同履行期越長，風險系數也越大；合同主體的數量多少、合同價金數額高低等都對合同履行的風險系數產生作用。
英國契約法理論之所以認為合同生效的“對價”不可或缺，其要旨在于重視交易的可實行性而不是諾言的可實行性。我國1985年《經濟合同法》卻注重合同生效形式要件的規定，對生效的實質要件規定較為寬泛，致使我國的經濟生活中合同得不到履行和認定合同無效的現象較為突出。據1993年6月28日《法制日報》報導，我國企業間簽訂的合同有50％不規范，全國一年有500億元金額的合同違法；全國每年約有3000～4000億元的合同金額得不到履行，無效經濟合同約占全部經濟合同總量的10％～15％。
對此，一種實證的研究結論認為，違約率（合同糾紛數和合同總份數之間的比例）與履行率是對應概念，履約率越高，則違約率越低，反之亦然。違約率還與契約市場發育成反比。在初期市場的情況下，由于市場風險的作用暴利機會的刺激，致使大量的交易行為短期化，呈現出高違約率和高履約成本的局面。這也就是當前中國社會的情況。而隨著初級市場向現代市場轉變的完成，市場相對穩定，暴利機會相應減少，可預期交易得到發展，將呈現低違約率和低履約成本的契約良性運行的局面。[11]
在看到這種趨勢的同時，我們還應該采取積極措施合理消解合同過程中的風險：一方面可以通過合同法規定的對當事人損失進行補救的措施，如恢復原狀、返還原物，損害賠償等進行處理。另一方面，則要加強合同法監督機制（如合同公證、鑒證及合同擔保等制度），通過制裁機會主義行為，將一定的風險（違約的經濟損害）承擔轉移到違約者。經驗證明，合同監督越健全，違約率相應會下降。但是，并非所有的違約行為都會因加強合同監督而銷聲匿跡。無論契約法規有怎樣的救濟機制，它畢竟只等同于市場價格機制，并在本質上是以個人利益的實現為存在基礎的。這種個人利益，不可避免地會對經濟秩序產生某種破壞作用。例如有些個人和企業為實現其私利最大化，會采取拖賴合同義務后短期行為的手法，從而使合同法律制裁難以被執行。另外，在合同監督部門存在內部動力障礙和信息障礙時，會很難進行有效監督，監督成本比違約成本更高，造成經濟資源的雙重損失。
（三）救濟成本
所謂救濟成本，即人們依法請求恢復自己原有合同利益或獲得賠償所支付的金錢、時間、精力和精神負擔。廣義上的救濟成本具體包括各種方式的合同解紛成本，如當事人協商成本、調解成本、公證成本、仲裁成本和訴訟成本等。這些解紛方式并不是完全排斥和相互對立的，實踐中，當事人可以選擇協商、調解、仲裁、訴訟之任一種救濟方式。這就意味著救濟成本具有復合性和不確定性的特點。
合同當事人的權益受損總要尋求救濟。但救濟成本的支出是有前提的，即必須盡快恢復合同雙方當事人的利益平衡，盡早結束資源被凍結、難以發揮效用的狀態。以我國的合同糾紛的審判實踐為例：（1）缺乏靈活、簡便、能夠適應各種經濟沖突解決的程序手段，程序措施不夠經濟，訴訟中的人力、財力的耗費始終居高不下。（2）合同審判的適用程序選擇不盡恰當，如前所述，合同法本應以鼓勵交易為其主要目標。然而，1985年《經濟合同法》對無效合同的標準卻過于寬泛，法官經常宣告一些本應有效的合同為無效，消滅了許多本來不應被消滅的交易。過多地宣告合同無效，不僅將造成社會財富的浪費，而且也不符合當事人訂約的目的。（3）合同裁決的執行率低，相當多的裁決不能執行或不能完全執行，從而造成當事人無謂的訴訟成本支出。我國目前每年有效合同約20億份，如果違約率為10％，則違約合同數應達到2億份之多，但表現為合同糾紛到人民法院或向仲裁機構申請解紛的申請解份的合同糾紛只有100萬份，只占違約合同總數的5％。究其原因，與合同裁決的執行率低不無關系。
對于降低救濟成本，我們有如下忠告：（1）給合同當事人提供多種合法解紛辦法，允許其選擇救濟，而不是只準走行政干預和司法解紛一途；（2）鼓勵合同當事人充分協商，盡可能將違約成本“內部化”，即損失由雙方分攤，但雙方交易地位顯著不平等者不適用協商辦法；（3）在很大程度上，合同糾紛“私了”優于“公斷”，合同當事人彼此之間的談判優于司法審判。
三、合同形式的寬松化設計與不完全合同
合同法的經濟實質是提供各種交易規范和標準術語，以便當事人在合同過程中有法可依，從而減少他們為達成交易規范和反復推敲合同條款需的成本，降低在市場變化條件下的交易風險。前述對合同交易成本的分析，對優化合同法原則和諸條款有很重要的啟發。限于篇幅，本文僅就合同形式的要式原則和不要式原則的選擇問題、合同欠缺條款即不完全合同問題作一點分析。
（一）合同形式的要式原則和不要式原則之選擇
從合同形式發展演變的歷史來看，總體而論，古代合同法在合同形式上采取絕對的“要式原則”（principleofformality），即合同要按照法律規定的形式（如書面形式）和手續訂立，否則無法律上的效力，或者不能被強制執行。近代合同法則在一定程度上承認和主張“不要式原則”（principleofinformality），即合同無須按特定的形式和手續訂立，只要雙方當事人的意思達成一致，合同便具有法律效力。實踐中，我們還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行為或者特定情形來推定合同的成立，如乘客乘上公共汽車并到達目的地時，盡管乘車人與承運人之間沒有明示協議，但我們可以依當事人的行為推定運輸合同的成立。[12]在當今社會，隨著商品生產的發展，人們已由關注商品交易的安全轉為注重商品交易的迅捷，因此，現代各國合同法對合同的形式也由以要式原則為主轉為以不要式為主的原則。許多國家從便利經濟交往，簡化手續，提高經濟效益的角度出發，在合同形式上采取更為寬松的態度，基本上采用不要式原則，法律只是要求某些特定的合同需采用書面形式，而其他類型的合同可以任何形式訂立。因此，我國合同法理對合同形式以不要式為原則，以要式為補充。[13]
《民法通則》第五十六條規定：“民事法律行為可以采取書面形式、口頭形式或者其他方式。法律規定用特定格式的，應當依照法律規定。”《合同法》第十條規定：“當事人訂立合同，有書面形式、口頭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規規定采用書面形式的，應當采用書面形式。當事人約定采用書面形式的，應當采用書面形式。”由此看出，我國合同法對合同形式采取開放性立場，明確對現實的民商事交易中普遍存在，且又為世界絕大多數國家認可的各種合同形式加以確認，強調不違反法律，尊重當事人意思自治，有限制，更有靈活，順應合同形式朝著更靈活、更簡便的方向發展的世界潮流。
（二）合同擴張解釋與不完全合同
為適應鼓勵交易、增進社會財富的需要，現代各國合同法紛紛變革，大都減少了在合同成立方面的不必要的限制，并廣泛運用合同擴張解釋的方法而促使更多的合同成立。其表現在：一方面，允許法官依據一定的原則來解釋或推斷合同所隱含的條款；另一方面，在合同既能認為成立也能認為成立的情況下，努力解釋合同已經成立，即對合約的詞語須按照合約有效而不是合約無效的方式來理解。[14]
合同條款設計之不完全或具有擴張解釋可能的經濟學解釋是：現實世界的大部分合同并不配置與所有未來自然狀態相聯系的風險。對大部分合同關系而言，發生合同變更事件的可能性非常大。發現所有這些在未來可能發生的偶然事件，以及找出交易各方對所有這些假象狀態的最優反應，所需的資源成本很高。因此，從效率角度看，交易者為了避免事后不可確知的成本付出，就應該把大量時間和金錢資源用于最初的合同談判過程中。然而，在這些假想的狀態中，有許多實際上是極不可能發生的，它在經濟上也不重要。退一步說，即使一個引起合同變更的“不可能發生”的事件確實發生了，當事人各方也可以及時地補充協議或者修改合同條款，而這是很容易做到的。《合同法》第六十一條規定：“合同生效后，當事人就質量、價款或者報酬、履行地點等內容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可以補充協議；不能達成補充協議的，按照合同有關條款或者交易習慣確定。”
因此在合同訂立之初，當事人各方沒有必要事無巨細，把合同訂立的十分瑣細，而往往只在合同最后附注一句“合同未盡事宜及情勢變更由當事人協商解決”即可保留極大的合同彈性空間。當用上述辦法仍不足以補充欠缺的條款時，則可以適用合同法第六十二條的列舉式規定，以及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一條和第一百四十八條的規定對合同漏洞加以填補，由當事人選擇。所以說，有些合同之所以被“故意”設計為不完全的，正是欲將合同中可變因素所引致的成本最小化的目的使然。
然而，應該看到，這種合同的不完全是有前提的：
第一，合同不完全，并不意味著雙方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可以是不平衡的和意思表示不真實、不一致的。法律依然禁止合同一方當事人被對方帶有欺詐性的合同條款陷阱“套牢”的行為，依然否認在重大誤解、顯失公平的情勢下簽訂的合同天然有效（而是可申請變更和撤銷）。對于合同基本條款，如數量、質量及價金的條款中未明確規定的部分，也不能做出任意的擴張解釋，而只能嚴格按照文義去理解和執行。如果發生合同一方鉆合同的“空子”，把交易伙伴釘死在合同條款的文字內容上，意欲享有某種非法利益時，法院可以主動對合同進行解釋，依照有利于交易成就和實現公平自愿原則進行裁判，并用法庭上的強制力判定該合同及其履行的是非曲直。
第二，在法官或仲裁員審查合同糾紛個案時，依據任意性法律規范補充欠缺性的合同條款，會不符合當事人的利益，造成結果不適當。于此場合，則應改用補充的合同解釋填補欠缺的條款，即對合同的客觀規范內容加以解釋，以填補合同欠缺的條款。它所探求的，不是當事人的真意（事實上的意思），而是所謂“假設的當事人的意思”，即雙方當事人在通常交易中合理的意欲或接受的合同條款。假設的當事人意思，屬于一種規范的判斷標準，以當事人在合同上所做的價值判斷和利益衡量為出發點，依誠實信用原則并斟酌交易慣例加以認定，以實現公平、效率為歸宿。[15]應當承認，法官或仲裁員在個案中的“公平”判斷未必與雙方當事人的公平判斷相一致，法律人所補充的條款并不必然給雙方當事人帶來更大效益或最佳的合同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