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1-07 18: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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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提出了“文明沖突論”，他認為：“從西方文化中心主義角度，鼓吹文化中心主義和文化霸權主義，特別是從美國價值觀優越論的立場出發，將西方的社會和文化模式視為全球普遍化的模式，認為西方文明和價值體系是高級的，其他的則是低級的，其出路和歸宿將是與西方文明和價值體系認同。”[1]在此撲面而來的西方文化席卷中，年輕的大學生無力抵抗，對西方文化產生很大的好感。現實生活中，《生活大爆炸》、《緋聞女孩》、《老友記》、《實習醫生格雷》、《犯罪現場》等都是大學生成為網上追求的美劇，學生從美劇中了解到西方的生活方式，對待事件的處理態度和年輕人的社交方式，在欣賞故事情節的同時不自覺地受美劇價值觀的影響。美國的好萊塢在電影產業中占支配地位，隨著全球化的加劇，形成了一股強大的美國大片式的影響力，借助娛樂業西方文化鋪天蓋地的席卷而來，讓中國的青年學生目不暇接，為其折服。現代的大學生對西方的節日也表現出非常大的熱情，尤其是情人節、圣誕節，幾乎成為大學生必過的節日，在商家、媒體的宣傳下，顯得尤為熱鬧和重要。相反，他們對中國的傳統節日如端午節、中秋節、甚至春節都表現得很冷淡。肯德基、麥當勞、卡拉OKKTV、桑拿浴、高爾夫球、保齡球、網球、皮爾·卡丹、XO、人頭馬……西方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在中國的某些階層中風行，也成為部分青少年追逐的目標。年輕一代民族認同感被弱化，民族自信心自豪感有所喪失，并出現了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傾向。西方消費思潮也直接影響著高校學生的生活消費方式。一部分學生愛慕虛榮，在購買商品時都以購買外國貨特別是美國貨為榮，崇尚洋牌名牌，并把它作為時尚、高品位的表現，盲目攀比現象愈演愈烈。這些不顧個人消費能力的行為，加重學生的家庭負擔，使人際關系世俗化，侵蝕著社會風氣。本質上，青年學生的政治觀念發生改變。由于資本主義國家的強勢宣傳和打包出售，許多青年人不顧中國革命建設的實際及具體國情，盲目否定中國特色政治制度并對西方政治觀產生了認識上的誤區。學生的價值觀念上西化。西方文化的滲透也對大學生的價值觀產生一定影響。西方個人主義思潮涌入中國，使得青年的人生觀、價值觀發生了變化，個人主義在大學生思想中已有廣泛影響。這種個人至上、金錢萬能、生活就是享樂的價值觀對正在成長中的青年一代產生不利影響，也對社會主義的義利觀和道德觀帶來挑戰。西方國家的文化傳播也對我們國家的民族文化帶來了顯而易見的負面影響，學生的民族精神和愛國情感的淡化。
二、要增強大學生的文化自覺
“文化自覺”一詞由先生于1997年提出，一般指生活在一定文化歷史圈子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對其在歷史長河與世界格局中所處地位及未來發展有充分的認識。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發展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舊”，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大學生文化自覺是指作為一個群體的大學生對自己民族和執政黨在長期歷史實踐中所形成的歷史化和革命文化的認同和覺醒以及追求和準確把握。當今世界，國際思想文化領域交流日益增多，西方發達國家對優秀人才盡力爭奪，對外文化滲透的力度不斷加大，利用各種方式來傳播西方國家的思想文化、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這就需要增強大學生的文化自覺，比較中華文華和其他文化的差異，增加對中華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中華文化是在中華民族五千年的奮斗歷史，在漫長的歲月中積淀了悠久的文化，是維系中華民族的力量，是紐帶，在新時期是具有創造力和生命力的東西。只有深入學習中華民族的悠久文化才能抵抗西方文化的侵蝕。在高校中，長期以來，我們比較注重思想政治理論課和日常思想政治教育活動，忽視了用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來促進大學生的健康成長。其實，思想政治德育課和優秀的傳統文化課應該相輔相成、不分薄厚的同時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是顯性的教育活動，文化育人應該是一項隱蔽性的教育活動。文化課是藝術性的課程，它不像思想政治課那樣咄咄逼人，目的性、說教性明顯，容易讓青少年接受教育者，不產生抵觸情緒。它可以采取溫和多樣的方式，生動活潑地把中國文化中優秀的文學、倫理、思想與宗教等和弦價值觀潤物細無聲地教授給學生。往往文化中的美好愛情、熱愛祖國、團結奮斗、孝心勤奮等主題都會得到學生的認同，其正確的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滲透性與感染力都比較強。也就是說，文化課能把抽象的道理形象化，把深刻的思想藝術化，對人的全面成長和發展往往起著一種春風化雨、潤物無聲、潛移默化的教育作用。[2]也只有大量的接觸到中國的優秀文化，大學生才會自覺自動地產生對中國文化的興趣，在與異文化的碰撞中，深刻地理解自己的優秀文化，克服對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只有建立自己文化心理的防線，在面對西方文化的林林總總的時候，才能做到不驚慌、不震驚，守住自己的道德與倫理底線，也有思想武器與其對抗，經得起西方腐敗思想的誘惑。
三、要健全大學生的校園網絡文化
我國的煤炭行業在安全文化思想建設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在煤炭生產安全文化的制度和操作方面都取得進展。煤炭企業各級部門堅持安全第一、以人為本的工作理念，實現了黨、政、工、團齊抓共管的安全文化思想模式。但是，煤炭企業安全文化思想建設中還存在一些不足，需要我們分析和改進。
1、管理層缺乏安全第一理念
一些煤炭企業的管理層過分關注業績和經濟利益，在實行礦長負責制后，為實現生產任務，達到指標產量，缺乏對安全和預防的重視程度。尤其在生產任務緊急時，為了加快生產而忽視對安全的強調甚至違規操作。有的領導在發生各類安全事故時，強度事故是常態，推脫責任。不主動對各類安全設施和建設進行投入和重視，對技術設備的維護和改造、對安全設備的資金投入等都不到位。
2、作業人員缺乏安全意識和能力
煤炭企業的基層作業人員主體是重體力工人，一般文化素質不高，操作技術不強，對高強度的集約化、機械化生產作業適應性差，工人缺乏安全預防和操作的主動性，被動遵守操作章程，認不清安全操作的重大意義，缺乏總結安全事故教訓的自覺性。
3、安全管理經驗落后，重形式、輕落實
傳統煤炭企業的管理方式較粗放，不重視對安全管理方法、手段的改進和創新，雖然在安全技術、裝備方面都有很大進步，但有些安全軟科學，如安全系統工程，安全心理、安全行為等先進的管理理念和科研成果的推廣和應用較少。在安全宣傳方面，重形式、輕落實。為了對企業員工進行安全教育與警示，煤礦管理者制定了許多安全管理規章制度和考核辦法，也經常結合時勢，利用各類傳媒烘托氣氛；通過安全征文、安全評比、安全警句、安全標志、開展安全牌板展、安全知識競賽等一系列安全教育活動打造安全文化氛圍。但這些措施并沒有從根本上提高員工的安全意識，習慣性違章仍然屢禁不止，工傷事故依然時有發生。
4、安全規章制度不完善
影響煤炭企業安全的上述理由的源頭在于規章制度不健全，關于事故調查人員的責任和義務規定不明確，安全技術措施編制審批環節不完善。在重大事故的組、追查處理時，負有相應責任的主管和直接責任人員的責任不突出。安全管理考核獎勵章程規定不科學，沒有針對管理人員做出處罰措施，對主管領導的處理缺乏統一標準，體現了人治思想，喪失了權責統一的現代管理理念，使安全規章制度對人們的預警功能大大減弱，使管理層和工作人員的安全文化思想意識淡薄。
二、如何構建煤炭企業的安全文化
1、認真貫徹落實安全第一的工作方針
煤炭企業要真正理解安全的重要意義，堅持安全第一的方針，同時要注重預防，綜合治理，把安全當做企業的生命線。要圍繞安全生產的各項任務，大力創設安全輿論氛圍和文化氛圍，力爭培育企業安全文化，能夠用文化的力量引領和推動企業的安全生產。要達到讓安全文化思想內化于全體員工的內心，外化為企業生產的實際行動，提高安全思想覺悟，將事故排除在有效預防和綜合治理之外。
2、建立健全安全生產責任機制
煤炭企業管理人員要檢查以人為本，完善安全生產規章制度，健全安全生產責任制。要從管理上真正落實，加強安全管理結構和管理人員的組織和建設，提高安全管理的實效性；要從上到下做好各個環節的排查治理隱患工作，加大安全生產的資金和設備的投入，重視對一線工作人員勞動條件和安全生產設施的改善，設立事故應急預案和援救系統，增強煤炭企業事故預防和抗災能力。煤炭企業領導層、各部門主管、安全生產監管部門實行權力和責任統一的機制，將安全責任落實到人頭，做到有全必有責，出現事故各級責任人負責受罰。避免因為互相推卸責任而忽視崗位安全意識。
3、重視安全生產的精神文化建設
要做好重注以安全和生命為主題的精神文化建設，積極做好企業安全思想文化觀的傳播和落實，可以結合本單位實際，創造典型特色車間班組文化建設、煤炭企業特色安全文化思想宣傳等活動，全面開展現場安全作業標準化建設。企業要加強安全文化思想建設成果的鞏固，凝聚安全文化思想觀念，提高全體員工的積極性和參與性。提高一線作業人員的專業水平，加強工人的信息化、機械化理論和技能的輔導和培訓，增強安全實踐的軟實力建設，使安全生產的精神文化建設與煤炭生產的實踐相結合。
4、強化安全生產常規工作
要在煤炭企業日常運行中，注重常規安全檢查和監督工作。堅持節假日輪流值班和重點時段24小時監控相結合、領導帶隊檢查和員工值班結合、每周例會和安全形勢分析會議相結合。要制定標準化質量標準，發揮其示范，提高安全生產水平。定期檢查煤礦井下系統，對破壞設施進行維護，對落后設施和技術進行升級改造。對地質水文情況動態檢查記錄。對巷道維修必須遵循標準，實時檢測監控，對礦產資源進行科學整合、合理設計開采，每次都要進行安全檢查，及時排出事故隱患，提高煤礦安全整體預防效果。
1.自強不息奮發進取的精神內涵在思政教育工作中構建群眾的積極人生觀，提升群眾自立、自強精神顯然具有積極的意義。
天行健，君子當自強不息的精神，從本質上來說，體現了我國傳統文化的精髓。而現代社會同樣呼喚奮發向上，積極進取的精神，因此在思政教學內容上，要積極引入傳統文化內容，從而實現對現代思想政治教育內容的豐富，而融入了傳統文化基因的內容，對于群眾的學習來說，也變得更加容易接受，從而逐步構建和整體民族精神一樣的奮發向上的進取精神。
2.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對于思想政治工作中涉及到愛國主義教育無疑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隨著社會改革的不斷深入，現代社會更加強調人民利益、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對此只有人民群眾的內心始終將國家、民族和人民放在心中，群眾個體人生價值的體現和實踐必須要建立在國家利益和民族以及人民群眾的利益基礎上。在現代思政教育體系中，要大力開展這種愛國主義教育，就需要積極引入傳統文化的愛國主義情懷，并對這些內容進行科學合理的融入，并結合當前社會發展的現狀來進行創新和傳承，才能夠更好的豐富現代思政教育內容體系。
3.傳統文化中體現的以人為本、修身齊家的人文精神對現代思想政治工作中涉及到人生觀教育教育方面無疑提供了充分的精神積淀。
我國長達五千年的傳統文化長河中，人道主義精神始終發出璀璨的光芒。重視自身素養的修煉，尊崇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這對于開展人生觀教育，促進群眾思想素質的提升顯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就算是經過時間的檢驗，現代社會同樣需要這種修身精神和以人為本的發展精神。所以在思想政治教育內容中，引入這些優秀的文化基因，就能夠更好的為現代思想政治工作作出更好的服務。
4.傳統文化所注重人際關系中的道德倫理調節，對于促進社會主義新型人際關系的構建無疑起到了積極地指導作用。
和諧社會的核心就是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個體和集體等不同關系的和諧。個人要和社會以及集體保持高度的和諧統一。雖然歷史的車輪不斷向前，但是我國五千年文化形成的人際關系卻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內容，對此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積極引入這種和諧的人際關系思想內涵，對于提升我國思政工作水平無疑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二、發展傳統文化，有效提升思政工作水平的幾點措施
1.對廣大群眾開展正確的“三觀”教育。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發展，西方的很多思想觀念對于我國群眾產生了越來越多的影響，比如叔本華的宿命論、尼采的唯意志論以及薩特的存在主義等這些思想理論體系，開始對我國群眾構成了明顯的影響，這些理論體系中往往受限于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不可避免會存在著一些糟粕，對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對這些西方理論進行重新加工，取其精華，并積極結合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從而為構建群眾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提供重要的內容基礎。
2.科學利用教育資源，并開展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活動。
只有通過具體的實踐活動，才能夠更好的引導流行文化，同時也能夠滿足受教育者求知的需求和欲望。理論的說教往往會讓思政教育變得非常蒼白，而結合實踐活動的理論教學，則能夠讓群眾更好的理解傳統文化的價值內涵，以及培養群眾正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而促進他們的思想體系不斷成熟。
3.在社會大眾的傳播方面，要注重輿論導向，規避不良思潮的影響和泛濫。
隨著互聯網信息技術的發展，人們群眾接受外來思想變得更加容易，而這些外來的思想既有其正確性，但是也帶有非常明顯的糟粕，比如西方的享樂主義、拜金主義都會對現代青年構成非常負面的影響，如果這些不良的思潮泛濫，無疑會對思想政治工作帶來嚴峻的挑戰。因此作為社會媒體要對這些思想進行批判也引導，積極挖掘外來思想的積極內容，同時結合我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基因，并結合生動的實例來進行說明，這樣才能夠有效的讓群眾遠離腐朽思想和粗俗文化，擺脫低級趣味，從而樹立正確的“三觀”。
三、結束語
企業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企業中有著不同的發展地位，在當今各大企業轉型發展的大環境下，從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入手，對企業文化建設進行強化，是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和市場競爭力的有效手段之一。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導向功能，為企業文化確立企業精神追求和價值目標
在開展企業文化建設的實踐過程中，如何找準方向是企業文化建設的關鍵所在，我國企業所形成的企業文化是社會主義下的產物。其必然會受到社會主義思想、社會主義道德規范、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影響。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為企業管理工作的政治保證、思想保證、理論保證，為企業發展注入了較為夯實的思想概念基礎和提供了強有力的精神保障。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其對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精神境界等也提出了新要求，這就需要切實加強企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進一步樹立市場觀念、競爭觀念，提高職工素質，以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為企業經濟發展提速，為企業文化確立企業精神追求和價值目標，以保證企業的正常運行，促進企業文化建設的健康發展，傳播精神文化。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滲透與激勵功能，為企業文化提供強有力的動力支持
所謂滲透功能，指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過有效手段，以潛移默化的狀態進行，讓人在無形之中得到滲透影響。激勵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善于運用物質手段和精神手段來改變人的思想，并且通過刺激受教育者而達到調動內在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目的，使員工自覺將組織目標轉化為個人目標并為之奮斗的工作準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可以從精神層面對人們進行思想改造，提高他們的思想覺悟。企業文化建設中，要想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就必須對廣大職工干部開展思想教育工作，幫助職工干部解放思想，更新觀念。譬如說：當企業取得一定程度發展的時候，員工的收入也會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加，在這個時候，開展思想政治工作可以從思想上激發員工的工作激情，從而促進生產的有效發展；如果企業面臨發展風險或苦難的時候，員工就會很容易產生低落情緒，在這個時候，開展思想政治工作可以減輕員工的心理壓力和負擔，調整其積極性，讓其重新振作起來。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給企業文化建設帶來的影響就是調動員工的生產積極性，幫助他們樹立正確的思想觀念，以此來實現企業的發展目標，為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提供必要的思想前提和強大的精神動力。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規范與約束功能，為企業文化建設提供優良的企業人文組織環境
企業是職工賴以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一間企業要想取得發展優勢，就必須為職工創建一個適合于勞動和生活的環境，使職工能夠合理、文明地開展工作和生活。如果職工長期生活在一個壓迫、不健康的工作環境底下，他們無論是在精神上還是肉體上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自然而然就會降低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了，也就無從談起建設優質的企業文化，更別說促進企業的和諧穩定發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堅持“尊重人、理解人、關心人”，一切從“人性”出發，重視人們潛能、生產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其與企業文化建設“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不謀而合，保障了職工在企業文化建設中的主體地位和作用。
二、結語
對于選擇與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探討，基于研究視角的不同，對其理解不一。在本文中，教育與選擇應當包括相互聯系的兩個部分，一個是“教育”作為一種代表社會大眾發展利益的活動而存在，其符合社會性利益與發展方向的選擇，即為當前關注的“教育選擇”；另一個是選擇教育，即不同文化背景下，某一群體作為選擇的主體，對自身教育的能動地、有特色地選擇。從教育的形成發展史看，教育產生于人類社會活動和生活需要，本身無能動的選擇性。因此，教育的選擇過程是落實在真正參與教育活動的主體中，一切與教育活動直接和間接相關的個體和組織才是教育選擇主體。但這并不代表教育選擇是個體意志的體現。教育選擇不能忽視甚至放棄本有的價值追求，要關注個體存在價值，關注更多的差異性存在，讓每個人、每個群體都可以從自身文化環境出發，進行選擇教育，彰顯教育本性，回歸自己價值本位。
二、文化選擇
何謂“文化”，對此有著各式各樣的回答。在最一般的意義上，能夠達成共識的大概只能把文化作為人類所特有的生存方式。一方面，作為主體的人把自己的智慧和思想凝結于客體，使客體成為人的智慧和思想的加工對象，這是一種‘人化’的‘內化’形式；另一方面，由于人的智慧和思想創造的物質成果和精神成果，通過世代的遺傳和積累，淀積而影響主體的發展，這又是文化‘人化’的‘外化’形式。”本文認為，文化選擇作為一種實踐活動，是遵照文化發展的規律，以人的存在發展為根本旨趣，基于對各種文化的評判分析，對某種或某一部分文化的吸收或舍棄。首先，如上所述，選擇是立足于實踐的對象性活動。文化是本質力量實現的自我證明“，它是人類實踐的產物，是實踐能力、方式及成果之總稱。”相應地，文化選擇就是一種實踐活動。其次，選擇是合規律性的實踐，文化選擇就是主體按照文化客體的內在規律，在多元文化中進行比對和篩選。郭建寧從文化選擇規律出發，認為文化選擇是按照優勝劣汰的文化發展規律進行的文化篩選和過濾，本質上是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舊文化與新文化的矛盾運動中必然產生的一種文化調節與適應機制。最后，文化的本質是人化，即人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凡人化的東西，就是文化。”選擇，從深層意義上說，“本身就是人類重要的實踐活動，體現著人的自由自覺的創造本性”。因此，可以說，文化選擇就是最終目的是指向著人的發展。綜上所述，文化選擇就是主體按照文化內部的邏輯結構和基本規律，以人的全面發展為終極目的，對某種文化作出的甄別和選取。
三、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選擇
思想政治教育領域關于思想政治教育與文化之間關系的研究較早，也比較多，但大多數是從文化的視角看待文化對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影響，闡述思想政治教育對文化的影響不多。從目前的研究狀況看，想政治教育文化選擇的論文只有約七篇，且對于思想政治文化選擇基本停留在功能和價值研究上，層面對其探索分析，目前還是一塊待開墾的處女地。
（一）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選擇緣由思想政治教育與文化的關系，不僅在文化影響教育，“文化的發展制約和影響著教育”，而且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對文化也貢獻自己的力量。“教育對文化的影響可以歸納為兩點，即：使文化代代相傳的是教育，開辟文化道路的也是教育。”社會的進步與發展離不開人類文化的代代相傳。社會的發展是一個日益多元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勢必會發生對原有價值觀、習慣等的排斥和舍棄現象。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一種價值導向工作，它善于攫取文化中的精華，傳遞適應于社會生活的理想、態度、知識，借助有目的、有計劃的教育活動傳遞給大眾。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文化傳播。學界將文化一般分為三類：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核心是精神文化即為思想觀念。精神文化的核心是價值觀念問題。價值觀念既是價值評價、價值選擇的概括，又是價值評價、價值選擇的依據，有著鮮明的階級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種特殊的文化力。文化，從廣義上是指人類在社會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精神財富的總和和以及所獲得的物質精神生產能力。從動態角度來認識，這種“力”，是人類能力的凝聚與體現，反過來，又通過人的文化生活而實現對人的“以文而化”，即塑造人的文化性或社會性。“所謂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力，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種文化品類所具有及發揮的作用力，是思想政治教育立足于人的本質與整體，在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之間雙向互動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主觀能動之力：它是教育者借助人性通悟而啟發受教育者對生活意義追問與反思所形成的精神生產之力；它是思想政治教育整合文化場力對人們的影響而激發出來的意志創造之力。”
（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選擇內涵
教育對文化的選擇，一般說來包含三個基本命題，即“為什么選擇”、“選擇什么”、“怎樣選擇”。就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從文化選擇的主體與實踐關系角度來看，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選擇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體，依據教育目的，按照教育原則，對教育中所涉及的文化現象及其成果，進行整理、篩選并創新的過程。其中包含三個層面內涵：一是思想政治教育主體依據一定思想，遵循一定思維方式，解答傳統與現代文化、本土與外來文化之間關系問題。二是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選擇以什么思想和內容為核心、沿著怎樣的道路和方向前進。三是思想政治教育對文化的選擇標準、類型、方式和機制。
（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選擇的特征
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選擇不僅要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去進行文化選擇，同時又利用被選定的文化對思想政治建設和社會進步做出選擇。正是由于這種雙向選擇的關系，使思想政治教育對文化的選擇更為重要，并呈現如下特征。一是政治性與人文性的統一。思想政治教育從本質上講，是指社會或社會集團利用一定的思想觀念、道德規范對其成員施加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影響，使他們符合一定社會或階級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會實踐活動，它“必須反映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和意志，為統治階級的政治服務。”也就是說，思想政治教育首要的任務就是傳播政治文化，鞏固的指導地位，確保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安全。顯而易見，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選擇的首要特征便是講政治，堅持政治性。與此同時，也必須認識到，思想政治教育是以人，尤其是以人的思想、精神世界為工作對象的社會實踐活動。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須以人的現實存在為出發點，全面貫徹以人為本的理念，承認人的差異性、個別性，促進人的全面和諧發展，彰顯“思想政治教育”的屬人特性，即人文性特征。二是規律性與目的性的統一。思想政治教育，是從有文化價值的文化中選擇“合乎一定社會需求的文化。”一定的文化固然有其自身的價值，但一旦涉及真善美與假丑惡、有用與無用的辨別，就同文化所依據的社會條件有關，同反映一定階級利益的經濟關系和政治關系有關。一定社會的教育體制中所吸取的文化不僅反映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文化，還總是與社會發展現狀和歷史傳統有關。那種幫助民眾很好地認識到自己面臨問題，更好地解決問題，能夠增強自力更生能力的文化，總能得到認同。因此，文化選擇一定要符合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傳統的特點和需要，這樣才能實現教育目的。三是揚棄性和創造性的統一。哲學認為，否定所實現的發展，而是在揚棄舊事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正因為采取了揚棄的態度，即既克服又保留的態度，才會有新事物的產生和舊事物的滅亡，才會有事物的不斷發展，揚棄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反思、批判和借鑒的過程。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選擇實際上就是對社會發展中價值觀、生活觀、社會思潮等文化思想進行有目的反思、批判和宣講，目的是發揮思想政治教育主流意識形態宣講的主渠道作用。具體說來，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選擇首先要堅持批判和繼承的有機結合，積極研究探討傳統思想政治教育中制約性的不利因素，對其進行理性判斷和舍棄。對于其中具有積極性和可持續性的理論內容和文化結構要繼承發揚。其次，對于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要堅持取其精華，為我所用。積極探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利用其優秀的方面推動主流文化的發展。另一方面，任何積極有價值的的文化選擇都是一種創造，而創造的文化選擇又總是以揚棄已有文化成果為前提。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選擇須秉著創新發展的基本態度，在對傳統繼承發揚的基礎上，適應時代的要求，突出體系創造性的價值功能。
（四）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選擇原則
教育承擔著選擇文化、傳遞文化、塑造人格的功能。思想政治教育作為教育的形式之一，同樣具有文化選擇作用和功能，表現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選擇按照一定的社會，政治的需求及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性質進行。具體說來，即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選擇須立足于基本原則。一是科學的尺度。文化有優秀文化與劣質文化、精華與糟粕之分。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種帶目的性地文化價值引導工作，理應承擔著從一般文化中選擇“有文化價值的文化”，擷取文化的精華，使受教育者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和取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善于運用科學的原則，接納科學的文化，抵制反科學的內容，去偽存真，除惡揚善，避丑向美，取有用之文化。二是社會發展的尺度。社會發展的需要總是對文化做出強有力的選擇，而被選定的文化反過來又對社會發展產生重要影響。思想政治教育作為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只有以社會發展需要為基點去選擇文化，順應時代脈搏，才能真正地實現其價值。三是教育的尺度。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選擇要從適合于特定社會需求的有價值的文化中挑選“適合教育過程的文化”。只有被受教育者體驗了文化創造過程并納入其人格的文化，即真正被他們內化了文化，才稱得上有教育價值的文化；而只有經過教育者依照一定社會需求，對有價值的文化進行特殊選擇、提煉和整理了的文化，才可能使受教育者內化。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選擇要符合受教育者身心發展規律，有利于受教育者內化吸收。四是民族的尺度。優秀的民族文化是本國傳統文化中經過歷史的篩選而積淀起來的精華，具有鮮明的民族特性，對于促進民族精神，形成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意義。中華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可以抗擊外來壓迫的民族精神，鑄成了偉大的民族品格。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善用民族的尺度，將本民族的優秀傳統作為重要內容，把傳統文化的優秀精華深深植根于受教育者心中，促進他們的民族文化認同，提升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以抵御當代西方文化的負面消極影響。
（五）思想政治教育文化選擇的路徑
對中西文化系統上的差異，近代以來，學術界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反復討論。筆者試圖從文字對思維、思維對文化的影響方面作一嘗試性探索。
現代腦科學研究證實，大腦左右兩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處理各種各樣的形象，左半球主要處理形形的語言符號。這表明左右兩半球的思維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維工具是形象，我們可以稱這種思維為形象思維；左半球的主要思維工具是語言，我們可以稱這種思維為語言思維。語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號，形象是語言代表的意義。在大腦中，形象和語言、形象思維和語言思維之間并不是漠不關心的。相反，連接大腦兩半球的胼胝體以難以想象的速度傳遞左右腦的信息。
人們常說，中國人和西方人的思維方式不同。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它們到底是如何不同呢？這種不同是怎樣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但我認為，中西書寫文字的差異，是造成兩者思維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語言的書寫符號，它不同于語言，不等于思維的工具。但是作為人們最經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對思維無疑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西方語言的書寫形式是字母文字，這種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僅僅表音；也就是說，它完全割斷了與形象的直接聯系，是一種純粹的記錄語言的符號。這種純粹記錄語言的字母文字頻繁地、廣泛地刺激人們的大腦，就逐漸地形成了西方人長于語言思維的特點，使之語言思維特別發達。而漢語書寫符號是方塊漢字，它不僅表音，而且還能表形、表意。這種音、形、意互相聯系的文字，為形象思維提供了方便的工具，使中國人長于形象思維。
文字影響思維方式，思維方式又影響文化的發展特點。中西文字和思維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現出各自的獨特風貌。西方學者認為，語言和思維是相互依賴的。如黑格爾就聲稱：“思維形式首先表現和記載在人們的語言里。”杜威也指出：“吾謂思維無語言則不能自存。”而我們的語言學教科書則反復強調，語言和思維是外殼和內核的關系。與此相反，許多中國學者卻認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無法用語言表達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莊子·秋水》）、“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周易·系辭上》）、“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詩品·含蓄》）等等。
中國人和西方人在思維和語言關系上的差異，直接影響了他們對語言學的興趣。為了更好地發展、提高自己的思維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視對語言的研究。從古希臘時期以來，語言學就“變成‘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的一枚獨立學科”，一直到近現代，西方的語言學一直是遙遙領先的。而中國人的思對語言的依賴性小，此相應，中國對語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視。在中國古代語言學一直沒有得到獨立發展。孔子早就提倡：“辭達而已矣。”（《論語衛靈公》）的音韻學就是文學和經學的附庸，人們只是為了寫好詩賦和第才去研究它。學者們甚至把文字、音韻、訓詁貶稱為“小學”。直到十九世紀末，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語言理論，寫成中國第一部語法著作《馬氏文通》。此后，中國的語言學才逐漸獨立發展起來。
中西思維的這種不同特點，還深刻地影響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氣質。中國哲學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強調內心的反省、體驗與覺悟。儒家先賢曾參早就說過：“吾日三省吾身”（同上書《論語·述而》），以反省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則更進了一步。王弼認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語言，甚至圖象都成了束縛思想的桎梏，思想修養達到了一定程度，圖象和語言都不存在了。這個傳統在佛教徒那里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慧能雖然不識文字，卻能以力主“頓悟”成為禪宗南宗的鼻祖。后來，禪宗干脆主張“不立文字”，徹底拋棄語言文字，而完全用純粹的直覺傳遞那些被認為不可表達的奧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國發展起來，禪宗之所以在中國產生，中國形象思維的土壤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與此相應的是，在中國學術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陰陽、元氣、意境、神韻、風骨、虛實……舉不勝舉。
在語言思維影響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學，表現出了另一種風格。西方哲學家們總是以語言的嚴密性和思辯性見長。古希臘的哲學家們如此，近現代西方哲學家們也如此。因而，在某種意義上講，西方哲學是一種語言思辯的哲學。當然，西方學術史上的概念也是相當明確的。
專家認為，形象思維具有模糊性，這大概是中國人思維的特點；相對地講，語言思維具有精確性，這是西方人思維的特點。中西思維的這種不同特點，在各自的語言體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跡固然，這同中國人和西方人對語言研究的不同態度也有一定關系。也就是說，西方語言是比較精確的，漢語，尤其古代漢語則比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譯名的輸入，現代漢語正在向精確化發展）。同一個意思，中西哲人的表達風格各異。如老子說：“有無之相生也，難易之相成也，長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聲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隨也。”（簡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類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卻變成了“統一物是由兩個對立面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兩半時，這兩個對立面就顯露出來了。”孔子對智慧的定義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亞里士多德卻說：“智慧就是有關某些原理與原因的知識。”[4]雖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亞里士多德的語錄譯成了現代漢語其精確性仍未泯滅；而老子和孔子的語錄就必須通過一番領會才能得到其真諦。
從上述比較中，我們還可發現，表面上看，古希臘哲學家的語言具有鮮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國先哲的語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這并不是說中國人的思維缺乏抽象。其實，在這種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卻表達了與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樣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認為西方人的思維富于抽象，中國人的思維缺乏抽象，這是一個錯覺。有誰能說“得意忘象”不是一種抽象？有誰能說“心通”、“冥合”不是一種抽象？只是它們撲朔迷離、難于表達而已。甚至一向貶斥中國哲學的黑格爾也不得不承認，《周易》中“那些圖形的意義是極其抽象的范疇，是純粹的理智規定。”
由于長期以來人們把抽象思維（確切地說是語言思維）與邏輯思維混為一談，所以那些認為中國人的思維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斷言中國人的思維缺乏邏輯。這同樣是錯覺。所謂邏輯，就是客觀規律性。其實，反映客觀規律性的思維就是邏輯思維；形象思維也反映了客觀規律性，當然也是一種邏輯思維。
當然，我們不否認，語言思維和形象思維的抽象性、邏輯性具有不同的特點。語言思維的抽象性、邏輯性存在于語言之中，在語言表達中顯而易見，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維的抽象性、邏輯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語言表達中則不那么顯著，因而是潛在的。這正是造成以上各種錯覺的根源。
中西思維方式的這些不同特點，造成了中西學者在理論體系上的獨特風格。也就是說，中國學者的理論體系是潛在的、模糊的；西方學者的理論體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說，中國的學術并非沒有自己的體系，那種認為中國缺乏理論體系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形象思維是通過直觀或直覺把握事物的，這就自然地決定了這種思維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體，而非局部人們用直觀或直覺去感知一個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當困難的。當我們想象桌子的形狀時我們的大腦中出現的總是整個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樣，我們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狀時，它們總是同整個桌子合為一體的，難分難舍。因而，這種思維方式具有整體性。相反，語言思維的工具是語言，這就給具體分析帶來了方便。人們在運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語詞概念進行思考的時候，它們都是完全獨立、互不牽制的。因而，這種思維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維的整體性和語言思維的分析性各給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國學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綜合的，一部《論語》，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學思想、倫理學思想等內容。而西方的學術著作，一般是分門別類的，如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著作是《工具論》，心理學著作是《論靈魂》，美學、藝術理論方面的著作則以《修辭學》、《詩學》為代表，此外還有《政治學》、《雅典政制》等政治學方面的著作。在物質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宮、曲阜孔廟為代表的中國建筑，具有鮮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則頗具錯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語言思維的分析性與精確性是相輔相成的。為了更加精確，必然要求具體分析；只有具體分析，才能更加精確。它們表現在藝術創造上，是求真與再現。西方的藝術家們為了把人體畫得更逼真，往往在人體解剖學上下功夫，他們力圖再現藝術創造的對象。古希臘、羅馬藝術家們的雕塑品，使當代藝術大師們嘆為觀止；達·芬奇的畫蛋的求真態度，已成為婦孺知的美談。這種真的、再現的藝術是符合西方之審美觀的。亞里士多德就說過：“維妙維肖的圖象看上去卻能引起我們的。”西方藝術的特色，就在于這種如臨其境、如聞其聲、如見其貌的真實感。
形象思維的整體性與模糊性表現在中國人的美學觀上是求似與超脫。中國的藝術家們不在求真上下功夫，而是追求一種“超真”的藝術效果；中國畫的特色就在這里，幾條線、幾點墨就能給人以美的享受。這就是國畫大師齊白石老人所說的“妙在似與不似之間”；無獨有偶，司空圖早在《詩品》里就說過：“離形求似”，可見這是一個傳統。無論是中國的畫，還是詩，總能給人一個無限想象的天地，使人們回味無窮。“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苕溪漁陷從話》前集，卷十五）坡對王維的定評，一語道破了中國藝術的特色。其實，在中國藝術史上，何獨王維的詩是如此呢？“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這不正是一幅用飽醮憂愁的筆墨描繪出的圖畫嗎？又何獨王維的畫是如此呢？敦煌壁畫中的佛像，那種既大智大悟，又天真純凈；既莞爾而笑，又莊嚴靜思的神態，不正是一首絕妙的詩嗎？這都是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結出的碩果。
至于在科學技術領域，為什么中國在古代占優勢，西方在近代占優勢呢？這個問題迷惑過不少人，包括愛因斯坦這樣卓越的科學家也感到驚奇。我以為，這是由于中西不同的思維方式在不同歷史時期顯示出來的不同的優勢。分析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首先明確兩點：第一，確切地講，科學不等于技術，前者是指一種以理論為主的學術體系，后者主要是指在實踐經驗基礎上的發明創造；第二，科技也是由技術創造向科學理論發展的，古代的科技形態以技術創造為特征，近代以科學理論為主要特征。既然古代科技形態的顯著特征即技術創造以實踐經驗為基礎，顯然中國人的形象思維會大顯身手，而西方人的語言思維就相對遜色了。所以，中國能夠成為四大發明的故鄉四大發明基本上是技術創造。
中國古代的科技著作，主要也是技術方面的，《天工開物》是宋應星對明代手工業生產經驗的總結，《本草綱目》是李時珍對中草藥的功能與用途研究的記錄。另外，中國學者在理論體系和學術概念上的潛在性、模糊性、玄奧性表現在哲學、美學等方面是別具一格的，但與生性精確的近現代科學理論背道而馳。這或許是近現代以來中國科技發展一落千丈的一個深刻原因。而以語言思維為主要思維方式的西方科學家，卻正是在這方面得天獨厚，故能在近現代科學理論的許多領域中獨占鰲頭。牛頓的力學、達爾文的進化論等科學理論體系在近代科技史上顯示出了語言思維在這方面的優勢。
我時常有這樣一種想法：中國的科技形態基于人類的原始經驗，而西方的科技形態則是對人類原始經驗的轉折。原始思維研究證明，原始人具有超乎尋常的直覺能力和經驗積累。我認為，中國的方塊漢字和形象思維在一定程度上延續了這種原始經驗，從而形成了中國的科技形態；西方的字母文字和語言思維則在一定程度上割斷了與原始經驗的聯系，使之另外開辟出一塊天地，從而形成了西方的科技形態。西方科技在現代社會的優勢已為人們所共睹。其實，中國的傳統科技，尤其中醫學，具有巨大的潛在價值，有待人們去發現、去挖掘。
綜上所述，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人類思維之樹上的兩朵奇葩，互有優劣，各具獨特風貌，在歷史上爭奇斗艷，各領。因此，不能籠統地劃分誰好誰壞，貶低一方，抬高一方。那種貶低方塊漢字和形象思維、抬高字母文字和語言思維的論調，事實證明是站不住腳的。
二、哲學與宗教
哲學與宗教是文化的更深的層面，而二者之間的關系又反映了各個文明的不同風貌。在我看來，哲學和宗教的含義，是一個需要重新界定的前提性問題。這兩個概念都來自西方，所以，一般人觀念中的哲學與宗教，都是西方意義上的哲學與宗教，可謂之狹義的哲學與宗教。以這種狹義的哲學與宗教來考量中國的學術思想，嚴格地說，中國既沒有哲學，也沒有宗教。如果一定要以這個意義上的哲學與宗教來分析中國學術思想，我們當然可以找到類似于西方的哲學和宗教。依此，或許可以這樣說：西方思想的特質在于哲學與宗教相分離，印度思想的特質在于哲學與宗教相合一，而中國思想的特質在于以哲學代替宗教。各國的宗教都是為了解決人生的問題，但在中國，哲學就是為了解決人生的問題，不需要宗教來扮演這一角色。中國哲學通過兩條途徑來安頓人生，一是自然，二是人自身，它們又往往交織在一起。由于它們都為人生而設，所以都具有人文主義特點。就此而言，我們又可以說中國哲學的特質是人文主義。
不過，我們尤其應該注意到，中國的傳統思想有自己獨特的風貌。按照西方的標準來討論中國的學術思想，是不客觀的，也是不公正的。所以，我們應該打破西方中心論的束縛，在更超越的層面上去理解哲學和宗教，對這兩個概念從廣義上進行重新理解和詮釋。我想，如果把“哲學”看作關于世界根本觀點的學說、關于對存在問題的思考，如果把“宗教”看作關于人生的學說、關于信仰的體系，那么，那么就可以說中國思想具有哲學和宗教的兩重性；它既是哲學，也是宗教。中國思想立足于人自身，所以這種哲學是人文主義的哲學，這種宗教也是人文主義的宗教。
中國傳統思想的這種特質，是殷周之際經過一場以人為本位的深刻的宗教反思和批判運動形成的；這場思想風暴，標志著中國哲學的建立。也就是說，中國哲學是從探究人的本質即人性（德）開始的。透過這場宗教批判運動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哲學是從原始宗教中轉化出來的。
西方的情況完全不同。西方哲學盡管也萌芽于宗教，但它是從探究客觀世界開始的。所以它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學，然后才轉向人，從而具有人文主義性質。不可否認，西方早期的這種人文主義和中國早期的人文主義有許多一致之處。例如，倫理學一度成為古希臘哲學的主要課題，研究形上學是為了解決道德問題。這和先秦哲學家的思路不謀而合。
中西哲學不但出發點不同，而且發展進路迥異。希臘哲學沒有經過殷周之際那樣的宗教反思和批判運動，這就為宗教留出了一定的空間。所以，在希臘哲學發展的后期，哲學終于和來自東方的宗教合流了，由此導入中世紀。然而，正是由于西方沒有經歷過殷周之際那種宗教反思和批判運動，所以西方的哲學和宗教始終稟性各異。其哲學是理性的、人文主義的，其宗教是非理性的、神本主義的。終于，經過文藝復興運動，哲學與宗教又一次分道揚鑣了。就這樣，西方重新確認了久違的人文主義傳統，并跨入近現代社會。可以說，西方的近現代文明是西方人的思想從中世紀的枷鎖中掙脫出來的結果，所以它表現出對中世紀激烈批判的意識。
但是，由于經歷了殷周之際的宗教反思和批判運動，所以從那時起，中國的思想就一直是人文主義的。正因如此，中國沒有中世紀，也不存在什么封建社會，就象不存在奴隸社會一樣。也正因如此，中國人沒有必要從中世紀的枷鎖中掙脫出來，重新認定人文主義傳統，因而也不可能象西方那樣經歷文藝復興運動。
多少年來，在西學的一片凱歌中，學者們千方百計地用馬克思的五種社會形態來對中國歷史進行分期，費盡心思地尋找中國歷史上的文藝復興運動，煞有其事地猛烈批判中國的封建主義、****主義，……所有這一切，皆跡近無的放矢。誠然，中國古代社會有它的弊病、有它的缺陷，甚至嚴重的弊病和缺陷。然而，這就是封建主義嗎？這就是****主義嗎？對此，需要重新考量。我想，中國古代至少沒有西方那種封建主義和****主義。如果說中國有西方意義上的****主義的話，那應該是斯大林主義傳入以后的事情，而是其頂峰。所以，中國的許多問題，我們應該好好反省自己，直面現實，不要總是把賬算到古人的頭上、總是把祖宗當作替罪羊、總是王顧左右而言他。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切實地提高自己，發展社會。
三、形上學
形上學不但是某種哲學的核心，也是某種文化系統的核心，所以它最能反映一種學術思想的特點。
形上學所探討的最普遍的存在是超越一切的，是與現實世界無對的。這就是說，它完全由人心所設。這樣，我們就無法回避心這個概念。
上文談到，心包含生命之心和認知之心兩個層面。我認為，相應地形上學也有兩種類型，即生命形上學和認知形上學，它們分別由生命心和認知心所構造。前者乃生命根本特質的投影。哲學家們把他們對心（或者說生命）根本特質的體悟和把握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然后用它來規定心、安頓心。后者乃客觀世界根本特質的投影。客觀世界的根本特質首先投射到認知心，然后又由認知心投射到最高形上概念上。
由于哲學家們對生命根本特質的體悟和對客觀世界根本特質的認識各有不同，故形成了各種各樣的生命形上學和認知形上學。黃梨洲說：“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6]這里，我要接著他的話說：存在（最普遍的存在）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既然最高形上概念為心的投影，所以，存在的本體，也就是心的本體；“工夫”的不同，決定了心之本體和存在之本體的不同。“工夫”，當然是心的工夫。
中西傳統的形上學屬于不同的類型。西方哲學一開始就是一種“愛智”的學問，由此形成的亞里士多德以后的西方傳統形上學的主流是用科學性的概念、判斷、推理的理論知識體系來把握的，這當然是一種認知形上學（前蘇格拉底哲學或有所不同）。
中國哲學一開始就立足于生命的價值，因而其傳統形上學的主流是生命形上學。儒道佛三派形上學的最高范疇分別為天、道、真如，這些范疇的實質分別為善、自然、空。就是說，三派對生命根本特質的體悟分別為善、自然和空。不過，宋明新儒學中的程朱一派的形上學則是一種認知形上學。它雖然聲稱其最高范疇“理”具有普遍性，但在實際論證中更側重社會人倫的一面，所以與西方的認知形上學有所不同。
既然生命心的功能是對其自身的體悟，所以它既是主體，又是客體，而歸根結蒂它是主體性的實際承載者。這正是中國哲學主客合一特點的根源。與此相反，對象化是認知心的鮮明特征。它總是把客觀世界作為對象去認識；即使對自身，它也是先將其對象化，然后再去認知。換言之，認知心與客觀世界本來二分。另一方面，認知心與作為主體性實際承載者的生命心與本二分。這就導致了西方傳統哲學主客二分的特點。
由于中國哲學脫胎于早期宗教，所以它難免帶有中國早期宗教的特征。就象在原始宗教中人的命運是由天所賦予的一樣，在中國哲學中，人性也是由天、道等最高形上實體賦予，從而內在于人自身的。這一點，也是與西方形上學大相徑庭的。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以來尤其現代以來懷疑、否定傳統形上流的實質，在于對認知形上學的背離和對生命形上學的靠近。這樣，一些西方哲學家自覺地從中國哲學中吸收養分也就不足為怪了。
以上從三個由淺入深的層面分析了中西學術思想的特點。事實上，這三個層面是相互關聯的。
參考文獻
[1]黑格爾《邏輯學》，第7頁，商務印書館版。
[2]杜威《思維術》第174頁，中華書局1933年版。
[3]《語言與語言學詞典》第201頁，上海辭書出版社1981年版。
[4]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第3頁，商務印書館版。
一、貫徹“深”、“厚”精神，提高思品課的教學質量
所謂“深”，就是實事求是、有的放失、有針對性地教育好學生；就是要觀點正確、說理明白、深入淺出、講求實效；就是要把大綱吃透，把教材吃透，把學生的情況吃透，把大綱用活，把教材講活，把學生教活。在思品課教學中，我們引導教師做到以下幾點：
1．挖掘教材。設計好問題與習題。實踐證明，只有挖掘教材，才能理解教材中的觀點。只有理解教材中的觀點，掌握要求，把握學生的思想脈搏，所設計的問題和習題才能符合教材要求，具有針對性；才能觸及學生的思想實際，達到統一認識、提高認識的目的。那么，怎樣才能讓教師吃透教材、更深刻地認識理解教材中的觀點呢？
我們的做法是：
第一，組織教師學綱。大綱是講課的依據和遵循的指導思想，所以我們在每學期開學伊始，都組織教師認真地學綱，為把思品課推上一個新臺階而打下了良好的基矗
第二，抓住備課這一關。給時間讓教師自己備課，找時間讓教師集中備課。把共性問題和疑問提出來共同研究探討，這樣能深刻地理解教材，把握教材、駕馭教材。如，在研究新教材三年級下冊《拾金不昧》一課時，提出了這樣的問題讓大家研究：“拾到一分錢或巨款交還失主或交公，應該表揚誰？”“拾到一分錢交給警察叔叔、拾到十元錢或更多的錢交給爸爸，這樣做對不對？為什么？”由于教材掌握得好、道理講得明白，使得課堂氣氛活潑，收到了良好效果。
2．選擇靈活多樣的教學方法，增強教學效果。“運用靈活多樣、生動活潑的教學方法，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引導學生獨立思考，分辯是非，自己教育自己。”這是大綱對思品教學的要求。根據這一要求，我們在思品課上采取了故事啟迪、情景激發、行為辨析、示范訓練、錄音錄像、幻燈圖片、討論交流等教學方法，收到了令人滿意的效果。
3．運用榜樣的力量，進行正面教育。少年兒童具有模仿性強，可逆性大的特點。我們運用榜樣人物的模范行為和優秀品德影響學生的思想、感情和行動，把高深的政治思想理論、抽象的道德標準人格化，使少年兒童在富于形象性、感染性和現實性的范例中獲得難忘的印象，對少年兒童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和“導向”作用。在這方面，我們向教師提出了如下要求：其一，選擇榜樣要注意典型性、針對性和可接近性。思品教學中，我們在貫徹“深”的精神的同時，還貫徹了“厚”的精神。由于每課教材都反映了大綱的一個教育要求，但因篇幅所限，都不夠“厚”。因此，我們提倡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補充幾個小故事，或讓學生搜集更多地反映課文中觀點的事例，使得說明觀點的材料更加豐富。比如，我校教師在教學《拾金不昧》一課時，為了使這一課“厚”起來，組織學生表演了《歸還飛機票》的小品，使學生的學習興趣盎然、氣氛活躍，加深了對本課觀點的理解。我們還采取了演課本劇、小品、歌詠舞蹈、參觀訪問等使課文內容豐富起來，以求得學生對教育觀點的深刻理解。
二、狠抓系列化活動，拓寬思品課的教育空間
由于小學生品德的形成是以一定的道德認識和行為實踐為基礎的，并通過反復訓練、不斷強化的過程逐步形成發展的。所以對學生進行思想品德教育，光靠思想品德課是遠遠不夠的。在實踐中，我們根據思品課的教學內容，采取了系列化活動向學生進行多渠道的思想品德教育，做為思品課教學的補充。
1．注重思品課的社會延伸。我校在抓好思品課課堂教學的同時，非常注重課堂教學內容的社會延伸。如我校思品教師董秋梅在教學《在集體中想著別人》一課時，在總結全課內容時有這樣幾句話：“同學們，在我們集體中關心別人一次、兩次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想著別人，主動關心別人，把方便讓給別人。雷鋒叔叔之所以受到大家的愛戴，全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向他學習，就是因為他能始終想著別人。希望你們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關心別人。”董老師這番話，不單單是本課教學內容的總結，更重要的是體現了思品課的社會延伸，突出了導行的持久性和永恒性。在老師的激勵下，我校黃濤等8名同學主動堅持常年照顧翠竹小區的孤寡老人，受到了學校及社會的好評。在他們的影響下，全校學生開展了凈化、美化一條街活動，定期清掃紅梅小區部分居民樓環境衛生，得到了小區居民的稱贊。目前，全校學生爭做好人好事已蔚然成風。
2．根據思品課內容，結合學校特點，加強學生的養成教育。我校的學生來自天南地北。由于各地教育的差異，造成了每個學生的道德水平及行為習慣都有很大的不同。針對這一實際，我校思品教師在教學《自覺遵守學校紀律》一課后，向學生進行《樓內規則》、《紅梅小學學生日常行為規范紀律衛生具體要求》、《校園秩序管理暫行規定》等規章制度的教育，使他們良好的行為習慣得到了逐步的形成。目前，我校學生都能自覺地遵守校內外各項規章制度，文明、守紀、團結、友愛、勤奮、向上的校風已經形成。
3．根據思品課的內容，結合少先隊活動，對學生進行思想品德教育。去年是大連開發區建區十周年。我校思品教師在教學《祖國在我心中》一課后，與少先隊大隊部聯系，開展了“我愛家鄉——開發區”的系列活動，向學生進行了愛國主義教育。這個系列活動分四個階段進行：（1）祖國——我愛您。（2）開發區，您好！（3）開發區的發展——父輩的建設。（4）開發區長大我長大。在開展“開發區，您好”這項活動中，我校每個中隊的隊員，在思品教師、中隊輔導員老師的指導下，自編自演了20余項文藝節目。這些小隊員抽業余時間，圍繞著“開發區，您好”這個主題，查找資料，采訪先進人物，排練文藝節目，謳歌了大連開發區在黨的改革開放政策的指引下，所取得的舉世中矚目的輝煌成就。這次活動，尤其使學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愛家鄉、愛祖國的思想教育。
4．通過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的緊密配合，對學生進行思想品德教育。我校具體抓了以下兩點：
教學情境就是一種在生活背景下的情境化教學，其目的就是在學習內容與學生生活間建立具體聯系，使知識點能夠較快地納入學生原有的知識體系，使學生能把知識點理解透徹。而以往的思想政治課的教學中，多采用“灌輸式”的教學方法，學生更多地采用死記硬背的方法來記住知識點，而并沒有達到真正意義上的理解。正如美國教育家杜威批評的：這好比是“在岸上做動作教兒童游泳”，學生缺少真實體驗，難以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學習不信，知而不行”。使學生習得的知識也只不過是空洞的理論而已。因此，讓學生在最短的時間將知識點弄懂弄透之后并熟記在心是新課改條件下教師在教學實踐中所要達到的目標。所以，按照生活化的教學理念的要求，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該創設適合生活的教學情境，讓學生在自主活動中來體驗和感受。
二、采用啟發式和學生自主學習相結合的教學方法
一般來講，啟發式教學就是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結合不同的教學目的、教材內容和學生實際，采取各種方式不斷啟發學生積極思維，不斷地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從而調動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啟發式教學的核心是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充分發揮學生的能動作用。而教師的主導作用集中體現在引導學生自覺地學習和積極地思維。啟發式教學是教師的“啟”和學生的“發”有機地結合，是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雙邊活動。而在采用啟發式教學的過程中，又不可缺少學生自主學習的貫徹。
三、制作取材于生活的教學課件
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做課件也是同樣的道理，沒有充分、生動和質地優良的材料，只有在技術上兜圈子，翻花樣。而這些材料的應用不但要求教師要對教材進行仔細的分析和研究，還要在掌握生活素材的基礎之上結合所要講的知識點，準確地選取和恰當地運用。課件集聲音、圖片、視頻、動畫等內容為一體，但課件不應當是用圖片和文字“拼接”出來的，用音樂和動作按鈕“堆砌”出來的，而應當是內容與形式、圖片與文字相互滲透的統一體，這樣做出來的課件才能真實、自然。課件制作中的“有米可炊”單靠在生活中觀察、搜尋是遠遠不夠的，還要勤于積累。教師必須廣泛閱讀，在網上瀏覽時事信息，收集可以在講課中用得到的或是與思想政治教育有關的圖片和影音資料，實實在在地下一點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細工夫，這樣才能在課件制作時信手拈來。五、開發生活化的教學資源，通俗地說，是指一切可以幫助學生達成學習目標的、物化了的顯性的或隱性的、可以為學生的學習服務的教學組成要素。包括教材、社會生活、錄像、圖書、網絡、小品相聲、時政資料、電視廣告等等。這里我們以社會生活、網絡、電視廣告三種教學資源為主來談一談如何開發生活化的教學資源，如何將這些教學資源應用于教學實踐。
（一）社會生活走進社會生活是構建
“生活化課堂”的延續。傳統的思想政治課教學，一般只局限于書本和教室，但隨著教學的生活化理念的提倡，教師有必要為學生拓寬學習的空間，增加學生實踐的機會。教師可以根據教學的需要，讓學生走進社會，開展研究性學習等有意義的活動，把政治課置于社會生活實踐當中，為學生打開了解社會的窗戶，豐富學生的生活體驗，讓他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生活中處處有思想政治，生活中時時有思想政治。
（二）網絡資源網絡技術的發展、因特網的出現
為人類提供了最為廣泛的教學資源。我們必須認識到，世界形勢每日都在變，人們的思想道德觀念也不斷更新，這就要求思想政治課的教學也要跟上時代的步伐，不斷充實新的素材。網上資源時效性強，正是我們思想政治教師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料庫。
（三）廣告資源借助廣告
可以幫助學生深入淺出地領會基礎知識，理解教學重點，突破教學難點，不管商業廣告還是公益廣告，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的政治文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現實狀況，蘊涵著一定的思想政治課的觀點。
四、總結
駕馭萬物的力量感也好，沉雄博大的氣息也好，都是漢畫像石強烈的表現形式所產生的效果。以徐州畫像石中常見的“龍”形象為例，所收集到的九個龍形象中，沒有任何兩條龍的姿態是相同的；沒有任何兩條龍的表現形式是一樣的。這些“龍”中有長有短，有的尾長，有的頸長，品種各不相同。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夸張與變形是漢畫像石形象千變萬化的主要原因之一。通過分類對比，古人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變形。
1.比例上的夸張手法。強調物象的某個部分，把它的體積肆意擴大或縮小。如《樂舞圖》（圖一）中靠右的兩個人身形比例明顯不同——左小右大，這是左邊的人物形象要照顧到其它形象的結果。又如圖二中的最右邊的舞者上下肢體的比例明顯經過了夸張處理。這種比例上的夸張手法最常見于雜技百戲類的形象創作。
2.拉長與縮短。如圖六中的瑞獸形象四肢頎長，把身體架在空中，給人以輕盈之感。拉長的手法，在表現瑞獸、動物，神仙境界的作品更是屢見不鮮，這是一種最常用的變形手段。
3.徐州畫像石還有一種特殊的的情況，不對所描繪物象進行變形，而是改變對同一物象的觀察視角，并且把不同視角的觀察表現完美統一，這是美感產生的源泉。夸張與變形有兩個效果，一是“加”的效果——繁化，一是“減”的效果——簡化。綜合這些情況，暫且為之下一個定義：為了畫面效果的的需要，把形象的局部進行變形，延伸或縮短、忽略，從而配合整體畫面或其它形象單位的方法叫“簡化”或“繁化”。
簡化和繁化的關鍵在于變形。變形是這種手法的全部。第一，它說明古代藝匠是把整個畫格作為一個整體來布置的，形象與形象緊密配合，互相照應，不僅在內容、情節上緊密相連，而且在形式上也連為一個整體。在這里，形式和內容達成了一致，形式的呼應服從于內容的召喚。第二，形式高于內容。內容優秀，形式則雙倍的優秀；內容恒常不變，但形式卻千變萬化。試想，如果漢畫像石的程式達到固化，所有相同的主題全都用相同的形象來表現，那么這種藝術將會是多么黯然失色，索然無趣。
從宏觀上看，不同石面上的主體形象也普遍存在著分解和重組的現象，這也是畫像石形象互相聯系的一個途徑。進一步想，如果這些在組織形式方面互相聯系的多塊畫像石是出土于同一地點，或是在其寓意、宗教功能方面也有聯系的話，那么這種形式上的重組就更加意味深長了。這意味著，古代藝匠在處理畫像石的石面的時候，是把從點線面到單個形象、再到構圖形式等畫面的要素當做符號來處理的。
變形和夸張的意義在于古代藝匠在創作時突破了事物形體的束縛，無限擴大了想象的空間和表現的舞臺，使漢人的精神氣質得到了充分體現，使漢畫在形式上無限接近那個時代的節奏，使漢畫像石與漢賦、漢代建筑等藝術門類保持相近的藝術特色。這種形式上的變化直接導致了漢畫的另一大特點——運動感。
運動感是人在觀賞漢畫像石時所能直接感受到的。這當然絕非理智的思維結果，而是漢畫的形式作用于人的視網膜之后產生的心理效果。在漢代文學里，充滿了華麗的詞句，激昂的情調，浪漫的吟誦，直率的敘說，激越的議論，正如整個世界因元氣充塞其間而不停流動一樣，漢人的心理世界也處于這種不停的變幻狀況中。漢畫像石是追求流動感的作品，運動和張力和動勢在漢畫像石中無處不在，人之所以被打動，強烈的動感是最主要的原因。
為什么漢畫像石有如此強烈的動感呢？簡單地說，這是廣泛運用曲線的效果。“波狀線比任何線都能創造美，因此我們稱這種線條為美的線條。”[2]對漢畫像石的運動美的分析，不得不從曲線（即上文所說的波狀線）開始。雖然曲線是一切造型藝術的基礎，任何美術門類——卷軸畫、雕塑、建筑、青銅器、彩陶等等都是曲線幻化出來的。但是，對漢畫像石形象追根究底的分析，就會發現漢畫像石在使用曲線方面比其它藝術門類都要傾向于依賴曲線美。雕塑雖然也有這一特點，但雕塑還有體量的表現力，對曲線的依賴不如畫像石明顯。漢畫像石是真正的曲線的藝術。
在漢畫像石中，曲線是最基本的構造單位，關于畫像石的造型美的大量秘密隱藏在曲線中。它的構建原則一是無限延伸，二是不斷反向轉彎。因此曲線包括了弧線，它具有弧線的的性質。曲線具有無限的可變性，人的目光順著它的軌跡游走，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刻它將伸向何方。請注意這個過程，人的目光順著曲線（在漢畫中則為曲線形象）游走，這是一種現實行為，人的現實行為與心理行為可以相互影響，反映在視網膜上的物象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與此同時，人的心理也產生某種效果，激發人的某些情感。因此可以說，曲線是最富有美感的線。
曲線的秘密還不止于此，繼續深入分析就可以知道漢畫像石是怎樣利用曲線的。曲線的方向不斷變化它的轉向力度也不斷在變化，在人的心理層面上所起的效果是游走的線條蘊含著巨大的力量，這力量來自于弧線，這既是物理上的力（弧線意味著向心力的存在）又是心理上的力。[3]當人的心理感受到曲線形象的“力”的時候，運動感也就在人的心理中產生了。在我收集到的100多個精彩地體現運動感的畫像形象中，幾乎全部巧妙地使用了曲線，其中，40%為神話動物形象，23%為人物衣帶，其余的為云水圖案和車馬出行。而人物和建筑形象較為程式化，使用的線條也較為呆板。可以說，人物形象之美在于巧妙地運用塊面，建筑之美在于精細的結構和宏大的場面。
需要指出的是，漢畫像石中的曲線形象千變萬化，以上只是按照其特點進行的歸類。我們今天不知道古代匠人是否有意為之，在利用曲線塑造畫像形象時似乎遵循某種程式。例如，幾乎所有的老虎造型都使用3型曲線。我們還可以發現，不但在整體造型上有這些特點，而且形象的局部如老虎的一只腿、一個尾巴，所顯現出來的曲線也有這些特點。
總而言之，漢畫形象的構造確實遵循某種法則，其背后更深層的意義在于這種客觀的法則的運作與人的主觀心理活動產生了聯系，對畫像石的形式美的感知就建立在這種聯系上。
文有文眼，畫有畫心。幾乎每一幅畫像石都有主體形象，主體形象在畫格中占的面積大，引人注目，通常居于中心或偏右的位置，這是古人從右向左的視覺習慣使然。尤其是在一些敘事型的作品里更是這樣。在一些裝飾性強的作品里，不容易看出主體的形象，但是人的眼睛依然會被與眾不同的、引人矚目的形象所吸引。審美欣賞主體，首先被一個或一組形象吸引，然后由此及其他。這是一個在欣賞畫像石過程中的視覺路線的問題，畫像石本身就有引導審美主體的視覺線路的功能，這是通過強調實現的。
強調某個形象，把他從一組形象中凸現出來，說起來很簡單，就是使用各種手段使之醒目與眾不同。如果是單個的形象，最常見的是使用反襯，在一個包含大量豎直線的形象環境中，一條優美的曲線足已引起人們的注意，如圖十九中，上下兩個鳥形象就因為周圍大量的豎直線而十分顯眼。如果是一組形象通常是使用重復，如大多數的車馬出行圖即使如此。車馬全都是面朝左，尾向右，步調一致，姿態相同，加上大量的弧線效果，有一種大氣磅礴的氣勢，完全表現了雄強厚重的漢代精神。強調的意義在于它引導人的視線，無論是從微觀到宏觀還是反過來，它都能使人的眼光恰當地停留或劃過，對形式美感的產生有著極重要的意義。
除了這些構圖法之外，追求對稱，也是普遍存在的原則。對稱之美早就引起了世人的注意，無論用在何處，它總是給人以穩定和平衡的感覺。另外凡是對稱必有對稱中心，因此有時它會起到視覺中心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