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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世界上稻作農業最早的發生地。根據中國史前考古學研究和對古代植物遺存的分析鑒定成果，中國栽培稻的起源，大約始于公元前10000年前后，整個中國史前稻作農業大致可劃分為四個發展階段。
1．栽培稻的起源
栽培稻的起源是一個十分緩慢的過程，從理論上講，栽培稻的起源，是發生在有人類活動的野生稻分布區域內。
關于稻作的起源，曾流行過農學方面的、民族學方面的和考古學方面的多種看法。
我曾提出栽培稻起源于中國南方腹心地帶，主要是根據近十年來的兩項考古發現提出的。
一項是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的發現。
另一項是江西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的發現。
這兩項重要發現及初步研究成果，已告訴我們中國栽培稻起源的時間與區域。
中國栽培稻起源時間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中國栽培稻發生的區域可初步圈定在江西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至湖南道縣玉蟾巖遺址范圍內。
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至道縣玉蟾巖遺址的這一區域，從水系上分析，屬長江流域；從地形和氣候上分析，屬華南亞熱帶；而從整個中國的地形分析，它處于中國南方的腹心地帶，即秦嶺——淮河以南地區的腹心地區。
該區域的東部為武夷山，西部為中國地形上的第二級階梯的前沿——雪峰山，北部為南丘嶺與幕阜山，南部為南嶺。其中，東北部可包括浙江西部仙霞嶺與千里崗之間的衢州一帶。從平面上看，這一地區似呈不規則四邊部，又似呈斜目形。從整個中國南方的地形來看，這一地區位于第三級階梯的西部，屬中國南方的腹心地帶。據此可以認為中國栽培稻是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起源于中國南方腹心地區，包括其四周的山問谷地。
2．史前稻作農業的興起
目前考古發現的史前稻作農業興起階段的文化遺存，主要有分布在兩湖平原西部地區的彭頭山文化和分布在淮河上游支流沙河、汝河、洪河流域的裴李崗文化賈湖類型。此外，錢塘江流域也有了新的發現。
彭頭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湖南省北部的環洞庭湖西北至南部的平原地區及湖北西部枝城至秭歸的長江沿岸地帶，其年代約公元前6500～前5500年。表明其稻作農業興起的關鍵性證據，是發現了大量的栽培稻遺存。
裴李崗文化賈湖類型分布在河南省中、東部平原地區，年代在公元前6800～前5800年。目前發現的稻作遺存，主要見于舞陽賈湖遺址。
錢塘江流域的新發現，是近年來在浙江中部盆地的浦江縣上山遺址發現了約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遺存。
在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偏晚階段，原始稻作農業除了在洞庭湖區域與鄂西長江沿岸地區、錢塘江流域及淮河上游地區發展外，還擴展至陜南漢水谷地。
3．史前稻作農業的初步發展
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前，原始稻作農業文化已發展至整個長江中下游地區、贛江流域、閩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黃河中下游的部分區域。已發現稻作遺存的有長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與崧澤文化、北陰陽營文化，長江中游的湯家崗文化、大溪文化、薛家崗文化、贛江流域的拾年山一、二期文化、江淮東部的龍虬莊文化、淮河中游地區的侯家寨文化等，在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中亦有一些遺址出土了稻作遺存。其中以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龍虬莊文化、大溪文化的稻作遺存最為豐富，并做了鑒定分析。
這時期稻作農業向北方的發展，已超越了前一時期，到達北緯35°左右的黃河中下游地區，如在江蘇連云港二澗村、河南鄭州大河村、洛陽西高崖等遺址都發現了稻殼印痕。陜西華縣泉護村遺址發現了可能是稻谷的痕跡。黃淮地區是當時的稻粟混作區。
4．史前稻作農業的成熟發展
大約在公元前3000年前至公元前2000年前，是中國史前稻作農業的成熟發展時期，有的地區大約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就開始進入原始農業的成熟發展期。
成熟發展階段的原始稻作農業文化，其分布范圍大體與初步發展階段的分布范圍相同，南起嶺南，北至山東棲霞、河南汝州、陜西扶風一帶，西到長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東臨海濱。已發現稻作遺存的有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長江中游的屈家嶺文化與石家河文化、贛江流域的樊城堆文化、嶺南的石峽文化、海岱與皖北地區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與山東龍山文化、中原地區的河南龍山文化、渭河流域的扶風案板三期文化遺存，以及臺北、臺中、屏東等地。其中以良渚文化、屈家嶺文化與石家河文化、樊城堆文化的稻作遺存最為豐富。黃淮地區仍然是稻粟混作區。而嶺南與臺灣等自然食物來源十分豐富的地區，在這時期已確立了稻作的種植。
二、中國史前稻作農業各發展階段的主要文化特征
中國史前稻作農業的文化特征，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是有區別的。
1．栽培稻起源階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在栽培稻起源階段，與栽培稻發生有關的工具等文化面貌的變化，亦有反映。如玉蟾巖遺址新出現了鋤形石器、骨鏟，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中出現了磨制石器，穿孔蚌器的數量增加、個體較大、穿孔孔徑小而圓滑，出現雙孔蚌器，或可稱為蚌耜等。這些新穎的工具是否就是與稻的栽培和收割有關，目前尚不能確定，但應與栽培稻出現的經濟生活有關。
至于與飲食活動有關的陶器，在栽培稻發生之前就已經起源，中國陶器的起源在距今15000年前(1)；至栽培稻起源階段，陶器的制作有了改進。如玉蟾巖陶泥(片)中有意識地拌入攙和料；在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發現的陶片，還有繩紋、條紋與素面之分，器型有罐、缽兩種，制法除貼片外，還有泥條疊筑法。陶器在人們生活中的作用，因栽培作物的產生而逐步顯得重要了。
2．史前稻作農業興起階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表明彭頭山文化原始農業興起的主要標志還有聚落址的出現。目前已發現彭頭山文化時期的聚落址有近20處，以八十垱與彭頭山遺址的規模較大。八十垱遺址屬低崗遺址，由圍壕和圍墻圈圍，平面呈長方形，近南北向，現存部分南北長約110米，東西寬約70～80米，環繞面積近8000平方米。圍墻頂寬約3米，圍壕在圍墻外側，底寬約3．5米，溝底距墻頂高2米。在圍墻以內已發現多座成排布置的房基及一座海星狀高臺建筑址。彭頭山聚落址亦為低崗遺址，位于八十垱遺址東北25公里，已發現房址、灰坑、墓葬等。房址為平面近方形、面積約30多平方米的地面建筑址和平面呈不規則圓形的小型半地穴式建筑址，保存較差。墓葬18座，為二次葬，每墓都有1至4件陶器隨葬(2)。這種具有固定居住條件、規模較大的聚落址，尤其是帶有防護屏障的聚落址的出現，無疑是以原始農業興起為依托的，而這種聚落址的出現也促進了原始農業的發展。
表明彭頭山文化原始農業興起的工具方面的證據還不多，也許是竹、木質工具已腐朽而沒有保存下來。在八十垱遺址曾發現木鏟與木耒(3)。就已發現的石器而言，打制石器、細小燧石器等是前期文化的延續外，出現了少量磨制石器，如小型石斧等，但不能確定其為農業生產工具。沒有形成專門的石質農業生產工具可能是中國南方地區史前稻作農業興起階段的特征。
與賈湖原始稻作農業大致同步興起的是賈湖聚落址的出現。
賈湖聚落址位于沙河與澧河之間，比河堤低3米左右，面積較大，達55000平方米。在已發掘的2350多平方米內發現房址45座、灰坑370座、陶窯9座、墓葬349座、甕棺32座、埋狗坑1O座，以及數千件陶、石、骨器等。這些都表明當時的聚落規模較大，人口已達到一定的數量。墓葬中出土的5、6、7、8孔笛形骨管樂器、龜甲響器及龜甲上的契刻符號等，反映出當時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伴隨著原始農業的興起而開始發展起來。
賈湖聚落址出土的工具種類較彭頭山文化的為多，有石、骨角、牙器等，以石工具為主，琢、磨制石工具開始大量出現。可確定為農業工具的有石鏟、石鐮、石刀、石磨盤、石磨棒及骨耜等。磨制石農具的出現是原始農業興起的重要特征。
從聚落址規模及其房址、墓葬、生產工具、生活用具等內涵分析，賈湖聚落址的原始稻作農業的發展水平似高于彭頭山文化的原始稻作農業的發展水平，但此時的原始稻作農業都處于興起階段。據對賈湖聚落址出土的農業工具、狩獵工具、捕撈工具的數量比例分析，其原始農業經濟比重約占當時整個社會經濟的四分之一以上，狩獵、捕撈、采集經濟仍占有相當大的比重。
3．史前稻作農業初步發展階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這時期的稻作遺存充分表明，稻作農業在公元前5000～前3000多年間得到了明顯的發展。稻作農業的覆蓋面達到中國第三級階地南方地區的主要區域，稻作農業的規模逐漸擴大，品種也在逐漸優化，產量逐漸提高。尤其是有田埂、配有灌溉設施的稻田的發現，發明這時期的稻作種植進入了小田塊管理的階段，人工對稻谷栽培的農事活動十分明顯。小田塊管理應是原始稻作農業初步發展階段的一項重要特征。
稻作農業生產工具在這一階段有著明顯的發展，磨光石器如鏟、斧、刀等開始較多的使用。最為突出的是在河姆渡遺址發現了170多件骨耜，有雙齒刃骨耜、斜刃骨耜、平刃骨耜等幾種，還有骨平田器等。在鲞架山遺址出有木耜、角質鶴嘴鋤，慈湖遺址出有木鋤與木平田器，在草鞋山遺址、青墩遺址、羅家角遺址都出有骨耜，等等。大量骨耜、木耜，以及石鏟的發現，是當時處于耜耕農業階段的重要證據。
在原始稻作農業初步發展階段，手工業和家畜飼養也都有了明顯的發展。其中手工業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出現了玉器、漆器、刻紋白陶的制作與蠶絲編織等。如河姆渡文化中的玉塊、玉璜、漆碗、象牙雕刻、織布機工具與腹刻蠶紋的牙雕小盅等，大溪文化中的刻紋白陶盤等。飼養的家畜除豬、狗外，可能還有牛、羊等(4)
原始稻作農業文化區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此時開始豐富起來。如湖南澧縣城頭山遺址的大溪文化的祭壇、浙江桐鄉羅家角遺址出土的馬家浜文化的男性塑像、余姚河姆渡遺址出土的“雙鳥朝陽”紋象牙雕刻品等。
這時期的聚落也得到了快速發展。主要表現在聚落址密度和單個聚落址面積的增加和聚落功能的完善。其中尤以太湖與杭州灣地區及兩湖平原地區的發展較快。河姆渡遺址發現的桿欄式房屋是當時最為進步的木構建筑，澧縣城頭山城址為中國最早的城濠聚落址。這種文化現象與這兩地的稻作種植業發展較快密切相關。
4．史前稻作農業成熟發展階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這時期，在各個區域內反映稻作農業發達程度的農業生產工具，都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尤以良渚文化的最為進步。主要是形成了種類較多的成套的農業工具。良渚文化的石質農業工具有犁、斜柄破土器、耜、鏟、耘田器、鐮、侄等，大都制作精細，另有角鋤、木平田器等。石犁、斜柄破土器和耘田器的出現，表明當時耕作技術的提高。石犁用于翻土，雖然對其是借助人力翻土還是牲畜拉犁翻土尚不能確定，但據其形制呈三角形，可確認當時出現了原始犁。耘田器可能是中耕的工具。也可能是用于平田的。農業生產工具表明，良渚文化的稻作農業可能是當時最發達的。
原始稻作農業成熟發展的另一項特征，是家畜的飼養有了明顯的發展，在一些區域，飼養的家畜已成為當時人們肉食的主要來源。(5)
表明原始稻作農業成熟發展的另一方面的重要現象，是原始手工業的興盛。因為只有農業的發展，糧食剩余，才能允許一批人專門從事手工業生產。這時期，原始手工業開始興盛起來，如制陶、制玉、紡織、髹漆、竹木制做、象雅雕刻和鑲嵌等獲得空前的發展，尤以玉器的制作最為顯著。在太湖及杭州灣地區的良渚文化、巢湖地區的含山凌家灘文化遺存、江漢地區的石家河文化中玉器制作品成為時代的特征。而最為重要的是鑄造銅器的出現，如湖北京山石家河羅家柏嶺遺址石家河文化層中發現了銅器殘片和銅綠石與銅渣等(6)。釀酒業也可能在這時期出現，良渚文化中的雙鼻壺、帶流寬鋬杯、屈家嶺文化中的壺形器、薄胎陶杯等，制作精致，可能是酒器，釀酒是糧食剩余現象的副產品。
原始稻作農業成熟發展的最突出的表現，還有建立在原始農業基礎之上的社會形態的發展。如太湖與杭州灣地區、江漢平原地區的中心聚落群址的出現和原始城址的發展，大型宗教建筑及原始宗教活動遺存、大型祭壇墓地、原始文字的產生，擁有王權與神權人物的誕生等，表明這兩個地區的社會走近了文明社會。原始社會向文明社會的邁進，無疑是原始農業成熟發展的結果。
三、中國史前稻作農業起源與發展若干問題的進一步探索
1．農業起源的概念
以往，通常將農作物栽培的起源就作為農業的起源。
其實，根據現在的考古發現和研究來看，農業起源應該分為兩個發展階段，即農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農業的興起。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農作物栽培的起源是指野植物經人工干預后轉變成栽培作物，也就是人類栽培作物這種食物生產的最初產生。在栽培作物起源階段，人類社會的經濟形態并沒有發生太多的變化，與此相聯系的文化上的變化亦是十分微弱的。
原始農業的興起是指農作物的種植達到了一定的規模、成為當時居民的一種重要的生計從業活動。農業經濟成為當時社會經濟中一項重要的內容，對社會發展產生了明顯的推進作用。與此相聯系的是文化上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農作物栽培的起源與原始農業的興起，在考古學文化上的反映有著很大的區別，其發生的時間亦有先后之分。栽培作物起源在前，原始農業興起在后。農業起源研究主要是指這兩項內容的研究。
2．原始農業興起階段的主要特征
從史前稻作農業發展階段及其主要的文化特征可以看出，原始農業的興起與聚落址的出現密切相關，原始農業的興起又使生產王具出現變化，原始農業的興起還使飼養家畜成為可能。
前述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表明，在原始農業興起階段，農作物遺存、聚落址、農業生產工具、家畜飼養等都已出現。而在農作物栽培起源階段，聚落址、農業生產工具、家畜飼養等特征尚未形成。所以，除了農作物外，聚落址、農業生產工具、飼養家畜等都是說明原始農業興起的重要特征。
據此，應將農作物遺存、聚落址、農業生產工具(尤其是磨制的石質農業生產工具)、家畜飼養作為原始農業興起的四大標志。此外，因原始農業的興起，人們的活動內容開始豐富起來，精神文化生活內容自然也就豐富起來，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宗教意識也開始興盛起來。
3．稻作農業起源的形式
關于稻作農業起源的形式，1998年我曾提出：“中心起源、邊緣發展”的看法。即：
大約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在包括野生稻在內的自然食物來源充足的中國南方腹心地帶內，長期過著穩定的狩獵與采集生活的人們，逐漸認識到野生稻的食用價值，并經過長期的觀察，初步掌握了野生稻的生長特征，產生了對野生稻的試種興趣。伴隨著首批試種稻的成功，試種稻規模逐年擴大，稻的野生特征逐漸向栽培特征轉化。其結果，試種稻逐步成為人們穩定的食物來源之一，野生稻變成了古栽培稻。
栽培稻在中國南方腹心地帶起源之后，并未在這自然食物來源充足的區域內直接得到成規模的發展，而是在中國南方腹心地帶西北側的兩湖平原西部地區和可能在其東北側的錢塘江流域率先得到發展。這兩個地區緊挨著中國南方腹心地帶，處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區”的邊緣，自然食物來源不如腹心地帶的充足，但是具備發展稻作生產所需的各種條件。當那里的人們掌握了稻作栽培技術，或是帶著稻作栽培技術的人們來到這里之后，發展稻作農業以解決食物來源問題，便成為當時迫切的社會需求。于是稻作農業率先在這兩個地區得到發展，并以其顯著的社會效益影響著周邊地區。伴隨著全新世暖濕氣候效應逐漸北進，稻作農業也逐步向緯度較高、適于稻作生產的淮河流域推進。
“中心起源、邊緣發展”的這一看法，可簡明如下：
栽培稻大約在公元前10000年起源于自然食物來源充足的中國南方腹心地帶，于公元前7000年后發展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區”邊緣的兩湖平原西部地區和錢塘江流域，并逐步向淮河流域推進，即“中心起源、邊緣發展”。(7)
現在我仍維持這一看法，并做一點補證。
1998年我提出稻作農業起源的形式是：“中心起源、邊緣發展”時，錢塘江流域還未發現原始稻作農業興起階段的文化遺存，我只是從宏觀上根據一些現象推測錢塘江流域應有公元前5000年前至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原始稻作農業文化遺存。后來，在浙江蕭山跨湖橋遺址發現確認了公元前5000～公元前6000年的稻作農業文化遺存；近年來又發現了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浦江縣上山遺址，為“中心起源、邊緣發展”說提供了新的證據。
上山遺址位于浙江中部盆地，這一帶是連接杭州灣地區和衢州通道的主要地區。
在上山遺址的發現，主要有以下幾項(8)。
(1)發現了可能是干欄式的建筑址，表明當時處于定居。
(2)發現了大量的稻作遺存，主要是陶片中夾有稻谷殼。經初步觀察是一些經人類選擇的早期栽培稻。這種將稻谷殼作為制作陶器的陶泥滲和料，在彭頭山文化中也有發現。是表明稻作農業已經形成的重要證據。
(3)發現的工具有石磨盤、磨棒、石球、穿孔器、礪石，還發現了通體磨制及局部磨制的斧形、錛形石器等。表現出進步的特征。
(4)陶器器形有多種，以盆形器為主，另有釜、罐，還出現了圈足和假圈足器。這是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圈足陶器。
以上這些現象都表現出上山文化遺存的進步特征，表明當時的稻作農業已經興起。
同時，我們也看到，上山文化遺存的文化面貌雖然十分獨特，但也存在著與江西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等文化遺存的聯系。
如上山遺址的穿孔石器，見于萬年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從華南地區穿孔石器的發現情況分析，穿孔石器是舊石器時代末期至新石器時代早期的一種在特定的生存狀態下形成的一種特殊的工具。
上山遺址發現有這種工具，表明浙江中部盆地的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農業文化遺存，與江西萬年仙人洞和吊桶環栽培稻起源階段的文化遺存有關。證實了我們對錢塘江流域原始稻作農業起源問題的看法和原始稻作農業起源的形式為“中心起源、邊緣發展”的觀點。
現在，根據上山遺址的發現，還可進一步推測，杭州灣地區及錢塘江下游的跨湖橋文化遺存、河姆渡文化，也許還包括馬家浜文化的稻作文化遺存，可能是由浙中盆地上山這類稻作文化遺存發展而來的。這有待于今后的發展與研究來證實。
4．原始稻作農業經濟的發展對文明起源的作用
我準備從兩個地區，即環太湖地區和兩湖平原地區，來談這個問題。
在環太湖地區，原始稻作農業大約是在公元前4700年以后才開始得到快速的發展。相應的是，那里的社會也是從那時開始快速發展的。如聚落增多，家畜飼養發展，手工業制品種類豐富。
而原始稻作農業在當時社會經濟中占主導地位，則是在公元前4000年以后，即進入崧澤文化時期才開始逐漸發生的。如崧澤文化進期的采集、狩獵經濟的比重，較前一階段有了顯著的下降。這主要表現在文化遺存中的動物骨骼的種類與數量，以及狩獵工具的種類與數量，在崧澤文化時期明顯減少。這說明崧澤文化時期的食物生產(主要是稻作農業生產)的比重較馬家浜文化時期有了顯著的提高。相應的是，崧澤文化的社會又有了明顯的發展。如出現用家豬下顎骨隨葬，反映了開始將家豬作為財富之一，同時也表明家豬飼養的發展；更重要的是一些文明因素相繼在崧澤文化時期出現，如土墩墓地、墓地中的燎祭現象，出現小玉璧、玉琀等。超級秘書網
良渚文化時期，原始稻作農業進入成熟發展階段，最主要的證據稻作農業工具方面出現了用于犁耕、中耕、收割等種類較多的成套農具，出現了釀酒。與此相應的是，良渚文化時期聚落址猛增，出現聚落群，反映了人口增加；家畜飼養發展，肉食家畜比重顯著增加，原始手工業興盛。更為重要的是，在農業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環太湖地區，大約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2800年前，社會逐漸步入“古國”發展階段。主要證據是莫角山中心聚落群的出現，瑤山、反山等祭壇墓地等的形成。
兩湖平原地區的原始稻作農業大約是在公元前4500年前后的湯家崗文化時期開始得到快速發展的，出現了水田稻。
至大溪文化時期，原始稻作農業在社會經濟中的比重逐漸加大，出現了可能是貯藏糧食的大型陶器。相應的是大溪文化時期的聚落增多。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出現城墻圈圍的中心聚落，制陶業發展，出現祭壇等。
至大溪文化晚期，社會分化逐漸明顯，出現石鉞。
至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屈家嶺文化時期，原始稻作農業進入成熟發展時期，可能已有釀酒。相應的是，社會發展可能進入“古國階段”，主要證據是中心聚落群出現，如石家河聚落群，城成批出現，已發現9座城址，還出現了大型宗教活動場所等。
環太湖和兩湖平原地區原始稻作農業的發展過程及其對文明起源的作用，以及良渚文化和屈家嶺文化的文明化過程是在原始稻作農業充分發展的基礎上進行的這一實例，充分說明了農業是文明形成與發展的重要基礎。
注釋：
(1)朱乃誠：《中國新石器吋代幾種主要特征的起源——兼論中國新石器時代開始的標志》，《21世紀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中國禮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朱乃誠：《中國陶器的起源》，《考古》2004年第6期。
(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縣彭頭山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0年第8期。
(3)裴安平：《澧縣八十垱遺址出土大量珍貴文物》，《中國文物報》1998年2月8日。
(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浙江省博物館：《河姆渡遺址第一期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遺址考古隊：《浙江河姆渡遺址第二期發掘的主要收獲》，《文物》1980年第5期。
(5)袁靖：《論中國新石器時代居民獲取肉食資源的方式》，《考古學報》1999午第1期。
(6)湖北行文物號占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羅家柏嶺新石器石代遺址》，《考古學報》1994年第2期。
明代華北農業的粗放經營
華北地區的二年三熟制，有人認為出現于兩漢，形成于后魏[1]。也有人認為始于唐代，但到明清時期才形成一種基本的耕作制度[2]。其實，直到明末清初，二年三熟制始終未能成為華北的種植制度的主要形式。王象晉在《群芳譜》中說：“凡田，來年擬種稻者，可種麥。擬種棉者，勿種，……若人稠地狹，萬不得已，可種大麥、裸麥，仍以糞壅力補之，決不可種小麥。”很明顯，能夠種植水稻、棉花的地區，是華北平原氣候、水利條件較好的地帶。然而據王象晉所說，二年三熟制尚不普遍，其實行的障礙是肥料問題。
華北地區的自然條件遠比南方差，農民很難以自己的土地以外獲得草木灰、河泥等肥料。而華北的社會條件—商業性農業不發達和作物收益性低，又限制了人們購買肥料使用的可能。因此，為了解決肥料問題，北方農民創始了綠肥作物與糧食作物的套種制。徐光啟在《農政全書》中指出：“凡美田之法，綠豆為上，小豆胡麻次之，率皆五六月中驥種。七月八月犁掩殺之。為春谷田，則畝收十石。”可見，在那時為了解決肥料問題，是以犧牲一熟為代價的。
華北地區實現二年三熟的另一個障礙是勞動力問題。這一問題可從明代耿蔭樓在農書《國脈民天》中提出的“親田法”得到說明。耿蔭樓在天啟、崇禎年間在山東臨淄、壽光做知縣，他認為：“青齊地寬農惰，種廣收微。”耿蔭樓還認為，一戶人家是種不了百畝耕地的。耕作時，應把其中的八十畝照粗放經營方式耕種，其余二十畝則精耕細作。如果年成豐穩，這二十畝的收獲必比粗放經營的八十畝高出數倍。據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引王家賓《青州府志序》，青州的民戶三十萬，耕地為十三萬六千頃，以戶量地每戶平均45畝。青州在明代是人均耕地面積較少的地區。以萬歷六年（1578）為例，北直隸每戶平均耕地為115.79畝。河北與北直隸接近，為117.14畝。山東為45畝[3]。這些省的戶均耕地面積都或等于或超過青州，自然都屬于“種廣收微”的粗放經營之列，是不可能普遍實行二年三熟制的種植制度的。
此外，從人地關系的發展來看，當農民還有大量墾殖荒地的可能性時，是不會以實現二年三熟來提高復種指數的，而明代的情況正是這樣。據《天下郡國利病書》轉述明末一河南地方官的話說，河南各府中開封、汝寧、歸德、南陽等府，明初因荒蕪嚴重，稅糧最輕，經過多年墾辟，“各府之荒蕪，皆盡開墾”。北直隸各府的土地，根據《畿輔通志》卷三十二畝賦志所載數字累計，萬歷年間實丈畝數是492，564頃。比弘治十五年凈增222，859頃，增長了八成[4]。山東各府耕地增長的全面情況資料不足，從兗州、東昌兩府看，其耕地的增長亦屬可觀。兗州府轄濟寧州，舊額糧地4000余頃，嘉靖二十四年丈量后，增加三倍[5]。鄆城縣耕地增長，根據崇禎年間縣志記載，嘉靖年間耕地竟是明初的十二倍[6]。華北地區耕地面積增長如此之速，而未墾荒地尚多。嘉靖《山東通志·風俗篇》說，明朝“承平百余年，休養生息，濟、東、兗頗稱殷庶，而登萊二郡、沂濟以南土曠人稀，一望尚多荒落。”說明華北地區墾殖的潛力還是很大的，較多的勞動力流向墾荒，必然使原有耕地勞動力更加不足，只能實行粗放經營，根本談不上實行二年三熟的種植制度，提高復種指數。
[1]萬國鼎：《農史文獻中所見的農作制》，《中國農報》，1962年第2期。
[2]閔宗殿、董凱忱、陳文華：《中國農業技術發展簡史》第109頁。
[3]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乙表32，明洪武、弘治、萬歷三朝每戶每口平均畝地數。
[4]從翰香：《十四世紀后期至十六世紀末華北平原農村經濟的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3期。
[5]從翰香：《十四世紀后期至十六世紀末華北平原農村經濟的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3期。
[6]從翰香：《十四世紀后期至十六世紀末華北平原農村經濟的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1986年第3期。
清代二年三熟制的發展
雍乾之際，二年三熟制開始在華北發展起來。至乾隆中期，二年三熟制在華北已較為普遍。在《憲廟朱批諭旨》中有大量關于直隸、河南、山東“收獲之地布種二麥”以及“麥收之地……耕犁布種晚谷秋豆”[1]的記載。二年三熟制得以在清展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是種麥的普及。由于受自然條件的限制，北方冬季能夠在田間越冬的作物主要是小麥。所以，在二年三熟制復種組合中不能不以小麥為主作物，然而再根據麥收之后積溫的多少與生長期的長短來搭配其他作物。因此，華北二年三熟制的普及程度也就取決于種麥的普遍程度。雍正乾隆年間，華北各省大力提倡種麥，如“直隸各州縣凡高阜之處以及次等洼地悉皆播種冬麥，比舊甚廣，滋長發生，青蔥遍野。”[2]順德、廣平、大名三府州縣“種二麥者十居八九”[3]。“東省農務麥田最關緊要”，“各屬種麥甚廣”[4]。至于河南，“產量唯二麥為最廣”[5]。清政府鼓勵農民種麥，是和推廣二年三熟制聯系在一起的。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司農司奏請飭令地方官查明瘠薄地畝只令種麥時，遭到了乾隆皇帝的駁斥：“地脈肥瘠不同，其播種所宜應聽農民相地土之宜自為布種，可兩熟者，農夫必不甘只令一熟，其只可一熟者，亦不能強之再種”[6]。這也從側面說明當時推行二年三熟制已經相當徹底了。
其二是肥料問題的解決。為了解決肥料不足與二年三熟制的矛盾，北方農民采用了以糞肥代替綠肥的辦法。糞肥的應用同人口的數字成正比。珀金斯在《中國農業的發展（1768-1968）》一書中曾指出：“在明代后期，浙江北部嘉興府施到地里的糞肥，恰好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華南的同一數值相同。那時候，該府人地比率也與三十年代整個華南的人地比率大致相同，大概在人口稀少地區，施用糞肥的數量要少得多。”《致富奇書廣集》曾說“北方不能用（人糞尿）”，實際上是由于清初北方地廣人稀，而人糞尿來源不足，才得不到相應的重視。這種情況到清代中期才大為改觀。十八世紀刊行的北方農書《知本提綱》把肥料分為十類，把人糞歸入好的肥料中的第一等，而把綠肥歸為一般的最下等。當時山東農書《農圃便覽》也有“人糞為上”的提法，可見，這時人糞已取代了綠肥的地位。北方農民還大力飼養畜力牽引大型化所必須的耕畜和中小家畜，以此來獲得大量的畜肥。我們從康熙末年行刊的《教稼書》中可以了解到，山東的富盛之家，每年都可以從鋪滿地磚、深達丈余的大肥料坑中生產出大量被稱作“池發糞”的肥料，隨著耕畜比例的提高，家畜所具有的肥源性質就更明顯了。養豬也大量地發展起來。據蒲松齡《農桑經》可以看出當時山東流行地主強迫佃農養豬以取得肥料的作法。畜肥的增加和隨著人口增加而來的人糞的增加，解決了華北肥源不足的問題，使華北的二年三熟制迅速發展起來。
其三是人口的壓力。清代的人口問題自康雍之際已見端倪，但真正因人口問題而造成經濟壓力，還是在乾隆以后。從雍正二年至乾隆十八年，直隸人口由3406843人激增至9374217人，凈增175.16%；山東人口由2278305人激增至12769872人，凈增460.50%；河南人口由204917人激增至7114346人，凈增247.14%；而人均耕地卻分別降至7.01畝、7.6畝和10.16畝[7]。人口的激增和人均耕地的劇減造成了糧食供給不足，糧價不斷上漲，驅使農民大量開墾荒地。但是，靠墾荒來增加耕地的可能性必定是有限的，因而進一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就成為減緩人地矛盾的有力措施。另一方面，人均耕地的減少也為實行二年三熟制準備了充足的勞動力條件。顧炎武在《日知錄集注》水田注中說：“一夫之力，可耕旱地三十畝。”蒲松齡著的《農桑經》也說：“大約春秋田三十畝，必用一人。”尹會一在《敬陳農桑四務疏》[8]中以此作為精耕細作、兼收倍獲的標準。按每戶七口二丁計算，至此，直隸、山東、河南都達到和接近了這個水平。二年三熟制正是在這一時期迅速發展起來。
[1]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山東巡撫岳睿奏折，《憲廟朱批諭旨》第15函，第5冊，第32頁。
[2]《憲廟朱批諭旨》第13函，第6冊，第10頁。
[3]同上，第12函，第3冊，第3頁。
[4]同上，第15函，第5冊，第32頁。
[5]尹會一：《尹少宰奏議》卷2，第20頁。
[6]《大清高宗純皇帝圣訓》卷211，第9頁。
[7]《清朝文獻通考》卷4，回賦4《田賦之制》卷19，戶口1。
[8]尹會一：《尹少宰奏議》卷2，第11頁。
二年三熟制的分布及作物搭配
雍乾之際，華北平原三省已普及了二年三熟制，但因省而異，普及的程度及搭配的作物又有所不同。河南除最南部一直是實行一年兩熟制外，其余地區普遍實行二年三熟制。即春末種高粱或棉花，秋后種麥，來年麥收后種豆或晚谷，周而復始。在作物中，除小麥外，“高粱為盛”，這是因為河南地屬平原，夏季多雨易澇，“唯高粱質粗而桿長，較他谷為耐水，故種植者廣”[1]。又因為黃河流經河南，兩岸堤長工險，每年搶險都用秫秸（高粱桿），向民間征用較多，因此農民普遍種植高粱，再次是小米和棉花。山東二年三熟制也很普及。“坡地（俗謂平壤為坡地）二年三熟……，初次種麥，麥后種豆，豆后種蜀黍、谷子、黍稷等。澇地（俗謂污下之地為澇地）二年三收，亦如坡地，唯大秋概種子……，麥后亦種豆”[2]。作物除小麥外，以豆為多，其次是谷子、子、禾稷等。麥后種豆非常普遍。在蒲松齡（山東淄川人）在康熙四十四年所著的《農桑經》和丁宜增（山東青州人）在乾隆二十年所著的《西石梁農圃便覽》中都有“趕雨種豆”，“且割（麥）且種”的說法。山東種豆較多，一方面是因為清政府征收黑豆以供“京師官兵牧養馬駝需用”，另一方面，是因為山東和江南相鄰，“青白二豆，向充江省糧食”[3]。河北在華北三省中是農業生產力水平較低的地區。這主要是受氣候和土壤條件的影響。一般來說，保定以南太行山東麓平原地區，水土條件較好，而“農工亦周到”。其他地方，特別是河間、天津、順天、水平等府，地土多瘠硬或沙堿，“農工亦茍簡”。所以不同地區之間單產高低很懸殊。南部地區較高，北部地區則處于低而不穩的水平。如河間府河間縣，“地鮮膏腴，竭終歲之力，收入頗寡，履畝但得五六斗，七八斗即慶有年矣”[4]。永平府灤州“不知水利，旱澇皆聽于天，計豐歲所收，每畝不過四五市斗”[5]。至于偏遠的山區，產量更為低下，易州廣昌縣在七月即已降霜，該地主要在清明時種麥、豆和五月種粟等作物，即使是豐年，每畝產量也不滿一斗[6]。由于河北北部地區天氣較冷，土壤條件差，作物的生長期短，通行是一年一熟。因為特別種麥需肥多，種植期長，產量低，所以種植較少；而雜糧因為生長期短，適應性強，產量較高，種植較多。因此，河北是華北平原三省中二年三熟制普及較差的地區。直到民國時期，二年三熟制尚不完全普及。如三河縣“有一地純種一谷者”[7]。河北的糧食作物有小麥、大麥、谷子、高粱和豆類。其中小麥、谷子占有較大比重。“土俗谷雨種谷，小滿中黍稷”[8]。“麥既登場……，或以種豆或以種禾”[9]。種的禾名叫“六十日還家”，看來是生長期較短的作物，適合當地的氣候條件。
實行二年三熟制具有很大的優越性。
首先，從經營效益來看，二年三熟制是一種輪作制，它使土地肥料的缺乏得到一定程度的補償。“北方各省，農產種類極多……，凡是充分利用這些不同作物輪植的地方，上等土地無須多施肥料，便可得到很好的收獲”[10]。在河南、山東的二年三熟地區，其基本輪作復種方式是：麥—豆—秋雜，這是豆類作物與谷類作物的輪作復種。在這種二年三熟的輪作周期中，安排一季夏大豆，對維持土壤氮素平衡，保證輪作周期糧食的總收量來說，起到了良好作用。因大豆有強大的固氮能力，據文獻記載，通過種植大豆能為每畝土壤積累氮素20斤，相當于硫酸銨100斤，或粗肥1萬斤。但大豆成熟期晚，不宜直接種麥，經冬閑之后，加強土壤養分的礦化作用，然后種植春谷或高粱，能夠增加產量，而且，二年三熟制是以小麥為主作物的，“通常麥價高于粗糧價格一倍”[11]，經濟效益遠較單種雜糧為優。同年，還可以種高粱、豆類、谷子，解決飼料、燃料等問題。
其次，從勞動效益來看，實行二年三熟制的地區勞動期較長。從蒲松齡的《農桑經》和丁宜增的《西石梁農圃便覽》來看，勞動期都在十個月左右，一年間的農活分布，是較為平均的。而一年一熟制的地區一年中最忙的時間只有十幾天，農民的剩余勞動時間較多。而且，二年三熟制的輪作換茬方式及其相應的作物布局，可以使春耕秋耕交替進行，使勞動力、肥料得到合理的調劑，便于實行精耕細作。農民通常是把自己的土地分為兩部分輪耕的。雍正十年，河東總督田文鏡在奏折中描述了河南人民把土地分為兩部分輪耕的情況：“豫省民俗大率廣種秋麥，并無余地留種春麥。間有未種秋麥地畝，皆留以播種早黍、早谷、芝麻、高粱等項”[12]。乾隆十年，尹會一在《敬陳農桑四務疏》中也做了類此的描述。直到清末，《清國事情》還介紹了山東煙臺附近兄弟二人“四十畝地分作兩份，輪換耕作”的情況。農民把土地按作物品種分為第一年和第二年的來種植，三月種高粱早谷，五月種豆，八月種宿麥，使播種前后的各種收獲和中耕鋤草工作也都能合理地安排，從春天到秋天就可以不間斷地分配農活了。而且夏季作物收獲期按品種不同而分布在六月大暑天到八月秋分的特點，也有利于農活的平均分配。
[1]尹會一：《尹少宰奏議》卷2，第20頁。
[2]劉貴陽：《說經殘稿，沂水桑麻話》。
[3]馮柳堂：《中國歷代民食政策史》第237頁。
[4]乾隆：《河間縣志》卷3，《風俗》。
[5]嘉慶：《灤州志》卷1，《風俗》。
[6]乾隆：《易州志》卷10，《風俗》。
[7]《三河縣新志》卷75，第2頁。
[8]《憲廟朱批諭旨》28冊，第71頁。雍正五年四月十五日署理直隸總督宜兆熊、協理直隸總督劉師恕奏折。
[9]王筠：《夏小正正義》第38頁，《叢書集成》1336冊。
[10]《北華捷報》，1883年8月3日，第136-137頁。
[11]景甦、羅侖：《清代山西經營地主的社會性質》，第56頁。
[12]《憲廟朱批諭旨》第11函，第8冊，第43頁。
二年三熟制與華北農業的商業化和集約化
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華北農業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首先，自然經濟的農業開始向商業化農業發展。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農民能夠生產出更多的商品糧投放市場，并且逐漸地把原來種植糧食作物的土地部分地解放出來，改種經濟作物。據乾隆時編纂的河南《光山縣志》記載，當地農民“終歲所入，口食所余，悉以出糶”，“鄰縣遠方車騾運載不絕于途”[1]。同期的《羅山縣志》也記載“北人糶販步小車驅驢往來如織，日去米不下數百石”[2]。當時還形成了經濟作物產區和糧食作物產區的分工。如“山東臨清州所需糧食，麥、谷由河南販運。秫梁由天津販運”[3]。甚至有些地區，種植糧食作物完全是為了出售，如河南嵩縣人民食粟、麥而不食水稻。但水稻卻在嵩縣大量種植，其原因無疑是“多得緡錢”[4]。糧食的商品化還表現在踩曲造酒上。“河南素稱產麥之區，遂有山西富商大賈挾其厚資乘麥收價賤時在于馬頭集鎮廣收麥石，開坊踩曲。每商自數十萬以至數百萬塊不等”，“耗麥奚啻數千萬石”[5]。乾隆初年，圍繞著禁曲還是開禁在朝廷上引起一場爭論。由于農民手中的余糧必然要找到出路，清廷禁而不止，終于被迫宣布在乾隆三年開禁。
農民不種糧食，改種經濟作物，一方面是因為手中有了余糧，另一方面是受市場價格的影響。如棉花價格高，“五谷之利，不及其半”，因此農民種植較多。乾隆年間，棉紡業發達的松江，部分原料販自山東、河南[6]。直隸種棉，比山東、河南稍晚，但到乾隆年間，已相當普遍。直隸的冀、趙、深、定諸州“栽培棉花者十之八九”[7]。種煙之利，因“倍于百蔬，五倍于五谷”[8]，種植更為普遍。山東的濟寧州，雍正年間“膏腴皆為煙所占，而五谷反皆瘠土”[9]，州內業煙者六家，“每年買賣至白金二百萬兩”[10]。直隸、河南種煙也很普遍。“磁人舍本逐末，多種煙葉靛苗，稻田漸減”[11]。河南鄧州“縱橫數十里，皆煙田”[12]。其次，粗放經營的農業開始向集約經營的農業發展。歷史上，華北的農業一直是粗放經營。張士元在《農田議》[13]中曾經勾畫出康熙實年華北農業的輪廓，“逾淮而北過山東直隸之境，則平原曠野，千里荒蕪，雖有種禾黍者，亦少深耕易耨之功，歲收益薄。”尹會一在乾隆初年所上的《敬陳農桑四務疏》[14]中，也生動地描繪了華北農業的粗放經營景象：“北方地土遼闊，農民唯圖廣種。一夫所耕自七八十畝至百畝不等，意以多種則多收，不知地多則糞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面人事疏矣。”然而，這種情況隨著二年三熟制的普及開始發生變化。乾隆中期以后，華北農業出現了集約化傾向。
華北農業的集約經營主要表現在資本集約和勞動力集約上，它是一種把一定量的生產資料和活勞動，集中投入較少的土地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經營方式。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華北的農業進入了良性循環；單位面積糧食產量的增加，使農民可以把部分原來種糧食的土地改種經濟作物，通過出售剩余的糧食和經濟作物獲得農業資金，還可以用剩余的糧食喂養大型牽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據乾隆二十年成書的《西石梁農圃便覽》記載，山東省青州府日照縣西石梁村丁宜曾家喂養的大型牽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就為數不少。二年三熟地不僅產量高，而且能生產商品價值高的麥和大豆。據景甦、羅侖的《清代山東經營地主的社會性質》一書，山東省濟南章邱縣東礬硫村太和堂李家就是在乾隆中期種植和出售麥子和大豆而發家的。太和堂在光緒時期，除了飼養十七頭耕畜外，還飼養著四十只豬和一百多只羊。這些家畜每年可產肥五千余車。從同書中引用的樹荊堂畢家的事例也可看到，畢家養有十幾頭牛和一百多只羊。這三家都是地主，種植方式都是高粱、粟—麥—黍、豆—休閑的二年三熟制，都飼養大量的大牲畜和大小家畜，積肥都比較多，經營都非常成功。雖說他們不一定能完全代表華北農民的經營方式，但是，這種大牲畜耕作的資本集約的經濟方式，無疑是當時華北地區占統治地位的經營方式。
華北農業的資本集約和勞動力集約還表現在經濟作物的種植上。如種植煙草，“必擇肥地，用十成糞”[15]，每萬株需要“灰糞二三百擔，麩料糞水在外”[16]。山東濟寧州，種植煙草和種包谷的人工費用是四與一之比。“其工力與區田等”[17]，種植煙草所需的肥料和勞動力因地區而異。據包世臣的估計，煙草需要六倍于水稻或四倍于旱地作物的肥料；在勞動力方面，也要求是其他作物的十倍多[18]。在河北，還種植著靛藍等經濟作物，也是需要花費大量的勞動力和肥料的。至于棉花為集約經營的經濟作物，更是無庸置疑的。
總之，華北農業的商業化和集約化是以二年三熟制的普及為開端的，二年三熟制促進了華北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就此來說，二年三熟制的普及在當時具有劃時代的經濟意義。
[1]乾隆：《光山縣志》卷13，第6頁。
[2]乾隆：《羅山縣志》卷1，26-29頁。
[3]方觀承：《方恪敏公奏議》卷2。
[4]康基淵：《嵩民種田說》，康為乾隆時人，該書作于1765年前后。
[5]尹會一：《尹少宰奏議》卷5，5頁；卷1，21頁。
[6]葉調生：《鷗陂漁話》卷4，引吳偉業：《木棉吟》。
[7]嘉慶：《一統志》卷60，東昌府二。
[8]方觀承：《御制棉花圖》跋語。
[9]方苞：《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11，《請定經制札子》。
[10]乾隆：《濟寧直隸州志》卷3，臧咸：《種蜀黍記》。
[11]包世臣：《安吳四種》卷6，14頁。
[12]吳邦慶輯：《畿輔河道水利叢書》，《水利營田圖說》，磁州。
[13]杜修昌：《中國農業經濟發展史略》。
[14]《皇朝經世文編》戶政十一，農政上。
[15]劉貴陽：《說經殘稿》。
[16]《清代文字獄檔·吳其檔輿獻策案》。
鍵詞：山東農業；改革發展；基本經驗
山東省農業改革發展不斷深入并取得顯著成效，對基本經驗進行總結，分析當前存在的突出問題，并探討進一步改革發展的對策，具有重大理論與現實意義。
一山東省農業改革發展的基本經驗
(一)尊重農民首創精神，銳意改革與探索
山東省歷來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所有改革發展措施都堅持了從農民中來，到農民中去的根本路線。在尊重農民首創精神基礎上，順應農業發展規律和趨勢，銳意改革，對于不利于農業生產力發展的體制、制度積極進行改革，對于不適合農業發展的政策積極進行完善，使農業改革發展不斷向縱深推進。
(二)把維護和保障農民利益作為改革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改革以來，山東省所有農業改革發展措施，都緊緊圍繞增加農民物質利益展開。例如，實行家庭承包經營制度，賦予農民生產經營自和剩余索取權，較好地解決了農民生產決策和物質利益問題。進行稅費制度改革、實行農業補貼政策，促進了農民增收等。
(三)市場化取向改革貫穿始終并為農業發展提供不竭動力
進行市場化取向改革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是始終貫穿山東省農業改革發展過程中的一條主線。所有農業改革發展措施都緊緊圍繞這一主線來設計和實施，無不體現了市場化取向改革的要求，并推動了市場化取向改革深化。市場化取向改革，反過來又為農業改革發展不斷提供動力、注入活力。
(四)尊重客觀規律，各項改革發展措施有機銜接、循序遞進
改革以來，山東省深入研究和遵循農業改革發展規律．總體謀劃，重點突破，有條不素地推進改革發展。各項改革發展措施既相互銜接、循序遞進，又主線清晰、一脈相承，使農業改革發展表現出明顯的連續性、穩定性及逐步深化特點。
(五)善抓典型并依靠典型推動改革發展
山東省在農業改革發展中，尊重農民和基層首創精神，鼓勵探索和創新，善于抓住和樹立典型，并通過出臺相關政策，對成功典型進行宣傳和推廣。
二當前山東省農業改革發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一)農業經營組織創新有待繼續破題
實行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建立起了基本符合農業特點及要求的生產經營組織形式．特別是農業產業化的推行，完善了家庭承包經營制度，提高了農業組織化水平。但是，農業產業化也是建立在超小規模、高度分散農戶經營基礎上并最終受到這一薄弱微觀基礎的制約，難以向縱深發展。所以，農業經營組織創新還必須繼續破題。
(二)農業勞動者的低素質難以支撐現代農業的建立
農業勞動力農外轉移具有積極作用，但農外轉移的勢動力大都素質較高，而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勞動力大都素質較低。顯然，這種狀況不利于現代農業的建立。
(三)農業發展的科技支撐有待加強
一方面農業研究投資占農業總產值比重只有0.2％，只有發達國家的1／10，另一方面農業科技推廣體系建設投入明顯不足且不穩定，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雖已達52％，但低于其他發達省份。
(四)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尚需重塑
其一，縣鄉政府職能部門的社會化服務職能明顯不到位；其二，集體“統”的服務職能也逐步削弱。其三．農村社會化服務組織發展明顯不足，還很難承接各項社會化服務職能。
(五)財政，信貸對農業的支持有待加強
一是財政農業投入明顯不足。山東省對農業的投入盡管不斷增加，但仍明顯不足，不能滿足農業發展需要；二是信貸投入不足。目前農戶投資來自金融機構的信貸資金比重很小。
三山東省農業進一步改革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進一步進行農業經營組織創新
推行農業企業化是進一步進行農業經營組織創新的有效形式。所謂農業企業化是指使農業微觀經營主體逐步按照企業特點與要求進行生產經營的過程。根據山東實際，推行農業企業化應按照農業微觀主體經營行為企業化和組織形式企業化兩條線索、在企業化經營農戶、農業準企業、農業企業三個層面上展開。
具體措施：一是成立農業企業化領導機構，制定發展規劃，出臺相關規定，二是通過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提升農戶企業化經營水平，三是出臺各種優惠政策，大力發展農業準企業和農業企業；四是深化相關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要素流轉機制和市場。
(二)加快建立土地流轉制度
各級政府要增加投入．建立土地交易場所和信息系統，積極培育信息服務、法律服務、技術經濟評估等中介組織，并加強規范和管理，要建立土地登記、合同管理、土地交易，地評估等制度，并制訂土地流轉管理條例；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土地流轉中的主導作用，不得隨意進行土地行政性調整。
(三)完善農民培訓體系
一方面，要繼續加強農業勞動力轉移培訓，要在技能培訓的同時強化思想觀念培訓，并通過出臺優惠政策，鼓勵一部分外出農民在學到新觀念，生產經營經驗、掙到錢后回鄉創業；另一方面．要在思想觀念、農業科技，經營管理等方面加強對從事農業生產經營農民的教育培訓。要盡快成立綜合協調機構，完善對農民培訓機構的動態管理機制。要科學確定培訓期限，增加培訓內容，注重培訓質量．增強培訓的針對性、實用性。
(四)加快培育農村金融市場體系
要在發揮現有金融機構作用的基礎上，鼓勵和引導其它金融機構進入農村領域開展業務。要鼓勵在縣域范圍內設立多種所有制的社區金融機構。要承認農村民間借貸行為存在的客觀必然性，采取措施，加以引導和規范。
(五)大力發展農業科技。加快建立和完善農業科技推廣體系
要徹底打破行政驅動型科技體制，進一步加大農業科研尤其是基礎研究、重點領域研究的投入。要加快建立農業科技推廣體系，一是對農業科技推廣職能部門進行改造和重塑，充分發揮其在農業科技推廣中的作用；二是充分發揮農業大戶、農戶聯合和合作經營組織、農民合作經濟組織、龍頭企業在農業科技推廣中的示范帶動作用-三是大力發展農業科技推廣服務企業及中介緞織。
(六)建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體系
要在大力發展各類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基礎上，加快建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體系，省成立聯合會。縣，鄉、村成立分會。可選擇有條件的地區進行試點．在試點基礎上進行推廣。
(七)加快建立和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
首先要對縣鄉職能部門進行改造和重塑，把其改造為實體化服務組織。要大力發展民間服務組織，政府要給予引導和扶持；其次各類服務組織要圍繞主導產業進行產前、產中、產后系列化服務；再次要鼓勵和引導服務組織圍繞某一產業或生產經營某一環節甚至某一生產項目提供專業化服務。
1.1海水灌溉農業的分類
如上所述，農業可以分為陸地農業和海水農業，海水灌溉農業是海水農業的一個分支。以耐鹽植物為立足點，我們可以對海水灌溉農業進行多方面分類：
1.1.1從耐鹽植物的來源角度從耐鹽植物的來源角度看，海水灌溉農業可以分為兩類：①直接對野生耐鹽植物進行篩選、馴化的海水灌溉農業，如種植海蓬子、菊芋、堿蓬等植物，由于這些植物先天耐鹽能力較強，只需篩選適合的品種進行馴化培育，提高植物的耐鹽堿、防病蟲害或者高產等能力，在此基礎上發展而成海水灌溉農業；②利用生物技術提高植物耐鹽性以獲取耐鹽植物的海水灌溉農業，如將野生耐鹽植物紅樹的基因通過生物技術轉入番茄、茄子、辣椒等，大幅提高淡水作物的耐鹽能力。
1.1.2從耐鹽植物的效用角度從耐鹽植物的效用角度看，海水灌溉農業可以分為兩類：①栽培側重于經濟效益的耐鹽植物的海水灌溉農業，如種植堿蓬，用于生產蔬菜、食用油、保健品；種植海蓬子，可用于制藥和獲取食用油；②栽培側重于生態價值的耐鹽植物的海水灌溉農業，如種植互花米草，其草體韌性強，受海浪沖擊彎曲到一定程度后可以恢復原狀，有消浪固堤、綠化灘涂和改良土壤的作用；種植檉柳，檉柳具有較強的耐鹽堿和耐干旱能力，可用于恢復鹽堿地、綠化干旱地區公路環境和制作盆景［9］。
1.1.3從耐鹽植物的用途并兼顧植物學分類法的角度從耐鹽植物的用途并兼顧植物學分類法的角度看，海水灌溉農業大致可以分為4類：①栽培耐鹽糧食作物的海水灌溉農業，如種植耐鹽大麥、鹽角草等；②栽培耐鹽經濟作物的海水灌溉農業，例如種植堿蓬、海蓬子等；③栽培耐鹽藥用作物的海水灌溉農業，例如種植蘆薈、羅布麻等；④栽培耐鹽飼料和綠肥作物的海水灌溉農業，例如種植濱藜、苜蓿等。
1.2海水灌溉農業的屬性特征
海水灌溉農業的四大突出特點使其成為區別于陸地農業，也區別于其他海水農業的特色農業類型，具體表現在：
1.2.1對生物資源的選擇多元化海水灌溉農業的生物資源既可以是海洋植物，也可以是陸地植物。有些植物的耐鹽能力是與生俱來的，如海帶、紅樹林、大米草、海蓬子等，有些陸地淡水植物如大麥、茄子等也可以通過生物技術培育成為適宜海水灌溉的耐鹽作物。
1.2.2對灌溉水源的使用具有創新性海水灌溉農業對耐鹽植物進行全海水灌溉或者海水與淡水混合灌溉，開發了海水的全新用途。如畢氏海蓬子含有豐富的鐵、鎂、碘、鉀等礦物質，具有預防癌癥、美白肌膚的功效，可以用全海水灌溉。番杏含有豐富的鐵、鈣、維生素等營養元素，具有緩解腸炎、腎病、敗血病疼痛的效用，可以耐1／3的海水。
1.2.3實現了海陸資源交叉利用陸地農業所利用的水、土、植物資源都來源于陸地，其他海洋農業發展利用資源都源自于海洋，而海水灌溉農業土地資源來自海洋，水資源是海水或海水和陸地淡水的混合水，植物資源主要是陸地植物，也有諸多海洋植物。因此，海水灌溉農業對實現綜合利用海陸資源的長遠發展目標具有促進作用。對陸地和海洋資源的交叉利用，是海水灌溉農業的本質特征。
1.2.4可以充分利用廢置資源在海水灌溉農業產生之前，大量的沿海灘涂、海水資源被長期廢棄，耐鹽植物也沒有實現應有的價值，而且鹽堿地面積不斷擴大，海水侵蝕海岸現象日益嚴重。海水灌溉農業的誕生及發展，實現了充分利用沿海灘涂、海水和耐鹽植物資源，改善生態環境，創造巨大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目的，開創了農業發展的新領域［5］。
2海水灌溉農業的起源與發展
20世紀40年代末期，海水灌溉農業的雛形開始出現。1949年生態學者HugoBoyko和園藝學者ElisabethBoyko在以色列城市埃拉特，在沙地上用淡水與海水的混合水灌溉植物，宣告海水灌溉農業的誕生。20世紀80年代，隨著全球淡水危機的意識覺醒，海水灌溉農業逐步走向深入。20世紀90年代，美國科學家成功將海草的基因注入高粱，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塔可遜環境研究實驗室從約800種耐鹽植物中篩選出一種可以直接用全海水灌溉的植物海蓬子（SalicorniaeuropaeaL），并先后培育出海蓬子SOS－7、SOS－10號兩個品系，這標志著海水灌溉農業取得了里程碑式的發展。目前，美國已成功培育出2種全海水灌溉小麥、29種海水與淡水混合灌溉春小麥和耐2／3海水的番茄。印度已培育出耐80％海水的春小麥。墨西哥栽培的海蓬子也可以用全海水灌溉，而且生產過程中無需使用農藥和化肥。許多國家的科學家正致力于將培養的細胞或愈傷組織通過鹽脅迫誘導耐鹽突變體，已經在部分農作物、牧草、草坪草、煙草、部分果樹、林木上取得一定成功。以海蓬子為代表的部分海水灌溉農業已進入專業化和規模化的生產階段。
20世紀60年代起，我國開始海水灌溉農業研究。南京大學仲崇信教授從英國引進了耐鹽植物大米草，在江蘇以固堤促淤為目的進行種植，70年代末又從美國引進互花米草，在消浪固堤、促淤造陸，凈化環境、改良土壤等方面效果顯著。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邢軍武成功篩選出可用全海水直接灌溉的優良堿蓬品種，在青島市試驗種植幾百畝，平均畝產120kg。1996年山東省東營農業學校和山東師范大學在東營市合作建成我國第一家鹽生植物園，占地3．33hm2余，收集保存耐鹽植物150多種，成功培育和引進耐鹽經濟作物80多種。海南大學林棲鳳教授利用生物工程技術已獲得了可用海水直接澆灌的耐鹽豇豆、辣椒、茄子和番茄等作物并繁殖到第四代，被列為國家“九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2001年江蘇大豐晶隆海洋發展有限公司被中國科學院植物保護研究所確認為海水灌溉農業的中試基地，目前已成為全國最大的耐海水蔬菜生產基地［6］。山東壽光投資2．16億元建設了國內首家海水蔬菜高科技產業園，主要以種植黑枸杞、海蟲草（西洋海筍）、海芹等品種為主，同時，海濱甘藍等新品種正在進行試種。2013年，山東壽光海水蔬菜產品通過了中綠華夏“有機蔬菜”認證，成為我國海水蔬菜規模化發展的領軍者。總體來說，我國海水灌溉農業的研究和試驗開始較早，取得了一些重要科研成果。但是整個行業仍處在初級階段，僅有為數不多的品種（如，海蓬子、黑枸杞等）進入產業化生產階段。其他傳統淡土糧食和蔬菜作物的海水灌溉多處于試驗階段，距離產業化仍有較大距離。
3我國發展海水灌溉農業的戰略意義
發展海水灌溉農業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開創性事業。我國發展海水灌溉農業的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3.1發展海水灌溉農業有利于有效節約淡水資源目前，世界普遍面臨著淡水資源匱乏的危機。海水約占全球表面水資源總量的96．5％，淡水資源約占2．53％，其他水資源約占0．97％，而人類實際可以利用的淡水資源僅占地球總水量的0．26％左右。作為農業大國，我國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少，而農業用水占用水總量的70％，但是，由于水資源短缺，迄今我國仍有61％的耕地沒有水資源保證。隨著經濟和工業化進程的不斷發展和推進，人口增長對淡水資源造成的壓力日趨緊張，而水污染問題又加劇了淡水的供求矛盾。一定程度上，海水可視為無窮無盡的潛在水資源。利用海水或海水與淡水的混合水灌溉耐鹽植物，可有效地減少淡水資源的使用量，變相增加了國民可利用水資源總量。況且，通過發掘海水的全新用途，可以完善海水綜合利用結構，同時打破傳統農業以淡水為支撐的格局，農業生產將獲得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3.2發展海水灌溉農業有利于緩解人地矛盾進入21世紀，雖然我國人口增速減慢，但人口總量還在不斷增加，人均耕地不斷減少。據統計，我國近10年增加約7845萬人，耕地面積約為1．22億hm2（2011年），人均耕地面積約為0．09hm2，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與此同時，我國土地鹽堿化、次生鹽漬化面積不斷擴大，形勢異常嚴峻。山東大學海水灌溉農業專家夏光敏教授指出，若在鹽堿荒地和沿海灘涂都種植耐鹽作物，那么全國可多增耕地0．4億hm2，相當于中國現有耕地面積的1／3，從而大幅度增加了可利用的土地面積。因此，發展海水灌溉農業，充分利用沿海灘涂，可以有效緩解我國人多地少的緊張狀況，同時對土地改良，提高土地肥力也具有積極的作用。
3.3發展海水灌溉農業能夠獲取可觀的經濟效益適用于海水灌溉農業的耐鹽植物，在傳統淡土種植較少，而許多潛在用途尚待發掘，因此海水灌溉農業產品更易于培育縫隙市場。大米草、苜蓿是優良牧草，可以改良牧場，提高載畜能力；羅布麻既可以用于紡織又可以制藥；蘆葦、檉柳等可用于編織；海蓬子可用做蔬菜和榨油，產量可觀；堿蓬可用于生產蔬菜、食用油、保健品等等。利用鹽堿荒地和海水這類邊際資源栽培上述耐鹽植物，充分發掘其用途和價值，開辟新的市場領域，對于優化農業生產結構、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3.4發展海水灌溉農業有利于實現巨大的生態價值黨的十報告指出，建設生態文明，是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要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我國沿海地區土地鹽堿化、風沙化比較嚴重，尤其是山東魯北地區、江蘇蘇北地區，原因是地下水水位高，含鹽量高，水分蒸發后將鹽分析出留在地表。在沿海灘涂種植耐鹽植物，除了對鹽漬土壤具有生物修復作用外，還具有良好的消浪護灘、促淤造陸和凈化環境的效果。鹽堿地作為一類地球廣泛存在的地質地貌，其存在具有自然學意義，海水灌溉農業遵循自然法則，將海水資源、耐鹽植物和鹽堿地三者“鹽”的特性有效組合進行農業生產，規避了傳統開發鹽堿地耗費大量淡水資源淋洗或者移用客土不可持續的方式。
3.5發展海水灌溉農業有利于推動內陸地區鹽土農業的發展除了沿海灘涂，我國還有0．37億hm2內陸鹽堿荒地，這些土地資源基本處于閑置狀態。發展海水灌溉農業，若解決耐鹽植物的篩選培育技術和農藝問題，尤其是獲取普遍耐鹽、適種于沿海灘涂和內陸鹽堿地的植物，也就基本解決了內陸鹽堿地的農業利用問題，將有力地推進內陸鹽土農業的發展，獲得巨大的經濟、生態和社會效益。46發展海水灌溉農業有利于實現糧食和營養安全的目標在現有耕地面積基礎上，依靠提高單產來提高糧食產出的空間逐漸縮小，而開辟廣袤的沿海灘涂，發展海水灌溉農業，可有效增加農業生產面積和糧食產量，對保障國家糧食和營養安全起到促進作用。據估算，發展海水灌溉農業，我國每年可增產耐鹽小麥、水稻、油料作物約1．5億t，從而極大地降低糧食和營養風險，保障國家食品安全。
4我國發展海水灌溉農業的有利條件
作為世界上的農業大國之一，我國必須抓住機遇，充分利用優勢條件發展海水灌溉農業。我國發展海水灌溉農業有利條件主要有：
4.1自然資源條件海水灌溉農業的發展離不開水、土、植物資源，具體是指海水、沿海灘涂和耐鹽植物資源。我國大陸海岸線長達1．8萬km，面積大于500m2的海島6900多個，海島岸線長約1．4萬km，灘涂面積594．2萬hm2，集中分布在沿海省、市、自治區（表2）。由于入海江河攜帶大量泥沙，河口灘涂還以每年2萬～3萬hm2的速度繼續淤長［7］。據2002年趙可夫教授研究，我國共有耐鹽植物502種，分屬71科，208屬，包括草生植物、灌木和樹木，在濕地、沿海灘涂、沼澤地帶以及干早、內陸鹽化沙漠均有分布，可作為糧食、飼料、藥材、纖維與化工原料及綠化與觀賞的耐鹽植物。廣闊的灘涂面積和豐富的耐鹽植物資源，為我國發展海水灌溉農業奠定了堅實的資源基礎。
4.2技術支撐條件長期以來，我國在致力于耐鹽植物的栽培，栽培技術發展迅速，海水灌溉農業的技術條件也日臻成熟。利用細胞工程技術，將培養的細胞或愈傷組織通過鹽脅迫誘導耐鹽突變體，已經在部分農作物、草本植物、部分樹木上取得一定成功，對多種蔬菜的研究也取得一定的成果［11］，為我國發展海水灌溉農業提供了強有力的技術支撐。
4.3政策保障條件隨著海水灌溉農業規模的逐漸擴大，海水灌溉農業模式逐步為社會公眾所了解，并受到各級政府的關注和支持。我國有關部門多次召開學術研討會和工作會議進行專門研討，并將相關課題列入科技發展計劃予以支持。隨著海水灌溉農業的進一步發展，沿海省市將會制定和完善促進海水灌溉農業發展的法律法規和優惠政策，增強技術服務和基礎設施建設，為海水灌溉農業的發展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條件。
目前政府對農業管理機構的設置是沿襲過去的計劃經濟管理方式，存在著管理真空，并形成部門分割、行業壟斷的缺陷，使農業資源不能有效配置。在經營權上，外貿部門沒有內貿權，內貿部門沒有外貿權，一個產品經過幾個部門，參與國際競爭的成本就高了。過去由于我們的人多地少，糧食安全有很大的壓力，所以我們對農業的管理采取的是一種分段式的管理。比如某一個省，糧食生產由一個省長負責，糧食生產出來以后，就由另外一個省長負責倉儲，糧食要加工，可能是第三個省長，而糧食出口可能是管外貿的省長。從管理部門看，目前在中央一級有8－9個部委是涉農部門。農業局或者農業部管農業生產、農業科研推廣；糧食生產出來后，給糧食部門，棉花給供銷公司，還有輕工食品等等其它部門；如果要出口，得給外貿部門。這種部門分割、行業壟斷，再加上地區封鎖，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利益，形成地方保護主義；內貿外貿脫節，產供銷脫節。這種管理方式解決過去的短缺問題是很有效的，但今后的管理體制設計要以國際化為定位，以提升全民產業競爭力設置管理機構。
大多數發達國家不管農業有沒有優勢，都是實行從田間到餐桌的一體化的管理體制。也就是農業部門的管理，是從農產品生產的田間開始，最后配送到消費者的餐桌。像中國這樣一種分散的農業管理體制，要與對農業進行綜合管理的體制競爭，顯然是沒辦法抗衡的。
農業政策存在巨大的效益損失
現在的農業政策也是按照過去那樣一種計劃經濟的設計，也就是解決短缺問題，動用一切資源搞農業生產。我們的農業補貼，實際上是給了中間部門、流通環節。比如國家對糧食的補貼，不可能到糧食生產者的手上，而是通過國家訂購制度、保護價制度等等，補給了糧食企業、糧食流通部門，對農業的支持和補貼實際上是不到位的。
生產政策與銷售政策不配套，與進出口政策也不配套，在這種互相隔離的情況下，政府在政策上支持的效果與初衷是不一致的。農業政策目標實質是針對生產者的，但農民得不到好處，都被消耗到中間環節，實際上存在巨大的政策效益損失。
過去的農業政策設計，主要是考慮解決糧食供給問題，沒有考慮農產品的品質，也沒有考慮到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現在考慮加入世貿組織后的應對問題，要提高競爭能力，感覺在政策上缺的東西太多。比如歐洲的瘋牛病出來以后，騰出很大的牛肉市場空間，按道理我們有豐富的畜牧生產資源，我們的畜產品應該是具有優勢的，但是就是因為長期以來，我們的畜產品標準、我們的整個市場體系都是按照國內市場與需求設計的，沒有考慮到歐洲市場的需要，也沒有考慮其他國家市場的需要，因此在這樣的關鍵時刻，我們沒有任何政策手段能夠動員資源，拿出具有競爭能力的、符合要求的牛肉進軍歐洲市場。今后我國農業政策的設計，要考慮如何提升中國農業的競爭能力問題，要由過去解決短缺問題，向解決質量問題、解決競爭能力問題轉變，現在到了必須大規模調整農業政策的時候。
沒有全國大市場流通體制弊端暴露
流通體制最大的缺陷是，至今為止，我們還沒有形成競爭有序、全國統一的農產品大市場，這也意味著失去農產品的價格權力。
從技術角度看，目前流通體制還存在下述問題：第一，市場的基礎設施比較薄弱，批發市場、期貨市場發育不健全，影響了農產品進入市場的機會，農產品沒有一個充分競爭的環境，雖然是糧食主要需求方，由于市場的隔離，定價權等于交給了外方，如果不能預先掌控價格變化，對營銷就缺乏一個制高點。我們開放程度較高的產品都應進入期貨交易，不能進行期貨交易的可進入批發市場。第二，沒有健全的質量標準體系。農產品到目前為止，往往是無標上市，無標流通。農民生產的時候，根本不知道市場究竟需要什么樣的農產品。對于農產品來講，沒有健全的質量標準體系的約束，怎能進入國際市場？怎么能符合人家的要求呢？第三，缺乏一個比較完備的、系統的信息體系。也就是農民種糧食或者是種蔬菜、水果，往往是馬路信息、鄰里信息，沒有辦法得到真實的市場反應與信號。不完備的農產品市場信息體系極大制約了農業競爭能力的提高。
改革開放以來，凡是開放時間比較早的農產品，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農產品，現在競爭能力已經開始形成。凡是國家管得比較死的農產品，現在面臨巨大挑戰。而且現在流通體系缺乏市場化的特征。所以在國內的市場全面開放以后，要抓緊時間進行調整，真正的讓它市場化、商業化，不能由政府管死。
政府不是競爭主體
以往政府管理的力量非常強大，在經濟中參與的程度比較深，但政府不是市場競爭主體。政府最多是提供一個競爭的環境，公平競爭的環境是政府該爭取的，競爭主體應是企業。靠農民是不行的，但是我們又有多少企業能夠參與挑戰呢？所以我覺得，在目前分散的農戶家庭經營制度下，面對越來越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有一個制度上的缺陷，那就是我們沒有真正的農業的市場競爭主體。我們現在沒有大的糧商，也沒有大的油商、畜牧商，也沒有什么果商，我們這么多柑橘，但是似乎沒有一個柑橘協會，沒有一個組織來把這個行業組織起來。
在這種分散的農戶和激烈競爭的大市場之間，應該有一個制度創新。創新的重點是：一要培育我們的龍頭企業，尤其要培養我們的航空母艦。二要把農民組織起來，成立行業協會。
沒有好產品也談不上競爭
產品是競爭的起點，也是競爭的終點。市場全面開放后，對農業的沖擊，最可怕的是來自國外企業的競爭，我們不怕美國的大豆、小麥到中國市場，而是怕它的跨國公司來分配和壟斷中國農產品市場，所以我們需要通過制度創新來解決競爭主體問題。但是如果我們有了企業，沒有好的產品也是不行，今后的農產品應該包含四個基本的競爭要素：
第一，品質。要實現農產品的規格化和標準化，像做工業品一樣來做農產品。就像日本市場上的大蔥，不同的長度、不同的規格，有不同的價格，我們應該培養農民有這樣一個意識。
第二，安全性。現在全球都對農產品的安全性提出懷疑，對農產品有信任危機，不敢吃。像歐洲出現瘋牛病以后，在歐洲吃牛排是很困難的。這意味著，今后中國農產品要參與國際競爭
，首先得讓全世界的消費者信任我們的農產品和食品。因此，我們必須抓好農產品的安全體系建設，不管是政府部門，還是企業、行業，以及我們的農民，應該樹立這個安全觀，要讓全世界的消費者對中國的產品放心。我們不僅要讓國內的消費者、城市的消費者放心，更重要的要讓全世界的消費者對中國的農產品放心。
第三，外觀和風味。既好看，又好吃，這是農產品競爭的最基本因素。
第四，均衡供應，通過技術手段分散上市。農產品是靠天吃飯的，農產品供應就有季節性，不均衡供應，比如說到收獲季節，是集中上市的，到淡季就沒有了。這樣，價格就有波動性特征，對農產品穩定的供給就產生一些風險。如果通過技術、設施能夠熨平這種波動的話，很顯然，這個農產品就能夠保持市場的穩定供給，相應就可以穩定市場份額。
突破壁壘，讓中國的農產品走出國門
中國農產品進入國際市場首先要考慮是否符合國際市場的標準和要求。比如說禽肉，中國本來具有優勢，在國際市場中，價格上的優勢也比較大。為什么現在我們的禽肉進入不了歐洲等市場或者進入的很少呢？就是因為我們國內的很多禽肉生產的廠家，過去沒有考慮歐洲等國際市場的要求或者說它不知道歐洲市場、美國市場有何規定，而歐洲、日本、美國市場的技術壁壘也令人望而卻步。所以，一方面，我們的產品可能不符合這些市場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很難突破這些市場的技術壁壘，由此就難以進入歐洲等國際市場。他說，進入歐洲市場時，國內企業在商業運作時，要考慮與歐洲的營銷商合作，通過歐洲衛生檢疫部門的認可。一般歐洲官方會對養雞廠周圍的環境，水的質量，包括雞舍條件、飼料、殘留等等，都要進行檢查，如果符合它的標準，就意味著你可以得到進入歐洲市場的“通行證”。
由于農產品貿易保護主義在歐洲、日本非常盛行，因此，具有競爭優勢的農產品，也不一定能夠進入他們的市場。政府應在多邊、雙邊貿易談判中發揮巨大作用。某一個國家市場對你的某種產品不一定是開放的，我們的企業、行業組織就應向政府提出要求，讓政府積極談判，這樣才使產品出口成為可能。比如說禽肉，歐盟于1996年8月1日停止了中國產品進入其市場，經過雙方政府的艱苦談判，到今年5月份才僅僅開放了上海和山東地區的市場，對北京市場和其他市場還沒有開放。要想打開所有市場，還需經過政府部門艱苦的談判。
受不了沖擊該怎么辦
按照世貿組織的規定，我們可采取的貿易政策主要是以下三種類型：
第一，對于中國的農產品來講，可以使用關稅政策的產品，但不能采取比承諾條件更高的關稅。世貿組織也有一些配套的保障措施，如反傾銷、反補貼條款等。WTO《農業協定》對關稅化農產品還設置了“特殊保障條款”。日本限制我們三種農產品的時候就打了這個旗號。日本是沒有道理的，但是這提醒我們，如果今后的某一個產品或者某一個產業遇到國外產品沖擊時，應該考慮動用世貿組織的這些保障措施。
第二，關稅配額管理。關稅配額管理不是對所有農產品，對中國來說，主要針對糧棉油糖毛，這些所謂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點農產品。這種管理辦法最主要的特點就是為農產品設置了一個進口配額，配額內的進口是低關稅，超過配額采取高關稅。所以在管理方式上，按照世貿組織的規則來搞一些管理辦法，盡量把可能的漏洞堵住。
第三個，技術性的貿易壁壘（TBT）。主要是包括像動植物檢疫（SPS）、質量標準等措施。如果別國的產品不符合我們的標準，我們就不允許進入市場。現在爭論比較多的就是轉基因農產品問題，現在美國、加拿大，還有一些南美國家，支持搞轉基因產品。而歐盟、日本等國家，對轉基因產品有限制。這實際上是技術加政治問題。歐盟、日本就利用轉基因問題，限制美國的玉米、大豆進入其市場。TBT是非常復雜的貿易政策問題，要綜合使用，前提是必須在世貿組織的框架之內，不能超越世貿組織的框架，否則就會引起人家的。
加入世貿后農民怎么辦？這是一個難以回答的戰略問題。對我們的農民來講，要提高科學種田水平，生產出消費者滿意的，甚至是全世界消費者滿意的農產品。盡可能的走出土地，轉向其他部門。對于基層政府來講，在我們的農業組織制度還不健全的情況下，能夠擔起保護農民利益的重任，目前最緊要的就是減少強加給農民身上的一些負擔。
過渡期內的主要對策建議
應對加入WTO給我國農業帶來的嚴峻挑戰，最根本的措施是加大支持力度，全面提升我國農業的競爭能力。與此同時，要抓緊建立農業產業安全保障體系，采取措施減少市場開放所帶來的沖擊。
1．深化農業管理體制改革。要抓緊改革目前部門分割、行業壟斷、地方保護主義嚴重，農產品生產、加工、流通與內外貿脫節，管理部門職能重疊、管理環節過多的農業管理體制，針對加入WTO后我國擴大對外開放、國際競爭更趨激烈的新形勢，統一設計和部署農業管理體制。要在明確界定政府職能的基礎上，加強中央統籌協調和宏觀調控的職能，逐步形成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對外貿易一體化管理體制。
2．加強農業國內支持政策，從根本上提高農業的國際競爭力。
第一，加大對農產品科研、推廣、病蟲害防治、市場信息服務、基建等“綠箱政策”的支持力度。應設立專項育種科研支持基金，加快農產品優質品種選育，縮小與國外農產品的品質差距。加強農產品質量標準體系、質量檢測檢驗體系、市場信息體系、病蟲害防疫防治體系建設，全面提升農產品競爭能力。
第二，對進口敏感農產品及具有出口潛力的農產品，根據WTO“微量允許標準”建立價格支持制度，保護農民生產積極性。但應調整補貼結構，由現在補貼流通環節，轉向補貼農
產品生產者。
3．盡快建立農業產業安全保障體系，采取措施減少市場開放所帶來的沖擊。
建立農產品進口監測與產業損害預警系統和快速反應機制；有效利用WTO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機制，加強主要敏感農產品的進口管理，提高海關監管水平與效率，堅決打擊和防范農產品走私。
4．積極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加快農產品加工企業的重組與技術改造，重點扶持和培育農業龍頭企業，改革農產品流通體制，建立農產品生產、加工和銷售一體化的產業化經營體系。要鼓勵建立幾個大糧商、畜牧商等農產品大企業，控制國內市場分配，參與國際競爭。
5．鼓勵組建農業產業行業協會，促進農產品生產、流通、加工及外貿一體化管理。農產品行業協會主要負責：提供農產品國際國內市場信息、政策法規咨詢服務；農產品技術研發與服務；國際市場開拓；行業準入管理；國內市場價格及進出口價格協調與管理；反傾銷反補貼調查、應訴，行業損害調查，貿易糾紛處理等。
6．實施農產品出口促進政策。
完善農產品出口退稅制度，實現出口農產品的“零”稅率；提供農產品國外市場拓展國際博覽會、交易會參展費、裝修費，市場調查、廣告促銷等；對企業開拓新市場提供保險支持；資助企業的研究開發活動。
一、農業耕作技術的改進與提高
明清時期的山西農民針對山西省各個地區的自然條件和農作物的特性，對農業耕作技術努力進行了改進和提高。明人呂坤說：“沁水農政，令人起舞。大端多糞少苗，熟鋤多耕，壅本有法，去冗無差而已。其粟穗長可尺半，四五穗便可盈升。……糞多力勤，八口饒養”，①因此呂坤得出結論：“膏田一畝，勝薄田十倍；精田一畝，勝荒田一倍”②。由上可見，明代的山西農民對種田已有一套比較成熟的方法，并特別重視糞肥和勤鋤，這樣田地的收成，將比薄田多10倍。同時，對籽種的培育也十分重視。如雍正《山西通志》載：汾州(汾陽)以北，早谷有一窩蜂、關東黃，夏谷有四根齊、六根齊、九根齊、枰桿黃、老來白、臨秋變等。汾州(汾陽)以南，早谷有馬拖韁、白老漢、竹葉青；晚谷有潞州黃、一把箭。早谷以60日為率，宜旱田；晚谷以120日為率，宜水田。潞州黃一種，早種則晚收，晚種則早收，水旱田皆宜。
由清人祁雋藻著，成書于道光十六年(1836)的《馬首農言》，則詳細總結了以壽陽縣為代表的山西農業耕作技術。如在農作物種植方面，祁氏指出：谷，多在去年豆田種之，亦有種于黍田者，亦有復種者。未種之前，應耕一次，耙二次，且以多為貴。黑豆，多在去年谷田或黍田種之，與春麥同法。高粱，多在去年豆田種之，其田秋耕者為上，春耕者次之，犁深二寸，耙一次，谷雨后種之。小豆，種法與黑豆同。大小豌豆、扁豆，與種春麥同時，皆系夏田，紅豆不拘遲早，鋤忌午日。綠豆與種小豆同時，宜午鋤，若鋤遇陰雨，多生旱蟲。蕎麥，多在本年麥田種之，有先耕后以耬種之，耕宜深二寸，耬深止一寸，種畢耙之，有和糞點者，耕止寸余深。油麥，多于去年黑豆田、瓜田種之，性喜濕布種之法。在耕作技術方面，祁雋藻說：犁之淺深有法，欲微深，則向前稍送之；欲微淺，則向后稍抹之；欲大深，則將上木貫打緊，下木貫打松；欲大淺，則反是。糞宜早運田中，不可遲延，三冬有暇即日運之，無暇日即至新春運之，田在河外，尤宜早運，凍解路淖，人力車力，均難施之，運畢須于田中椎碎。凡犁田，深不過六寸，淺不過寸半，山田四寸為中，河地秋三寸春二寸半，秋犁較春犁深五分或一寸。在農業工具方面，祁雋藻說：犁，耕田器也。耒耝，曰犁耙，所以散坺去芟，渠疏之義也。凡耕而后有耙。碌碡，北方以石，南人以木。耙而后碌碡焉。耬車，下種器也。镢，田器也。鍤，鍬也。所以開渠者。長鏟，踏田器也。鐵锨，惟宜土工。鏵，鍤糞，起土者也。鏟開生地，鏵耕熟地。北方多用鏵，南方多用鏟。養苗之道，鋤不如耨，耨不如鏟。耨，除草器也。《馬首農言》還搜集了不少農諺，如“谷雨耩山坡”；“小滿種胡麻，到
秋只開花”；“麥望四月雨，立夏不種黑(豆)”；“四月四麥挑旗，五月端午麥秀齊”；“三月黑豆四月米”；“四月八，凍煞黑豆莢”；“芒種急種黍，夏至也不遲”；“有錢難買五月旱，六月連陰吃飽飯”；“夏至日得雨，一點值千金”；“五月小，必定好，五月大，必定怕”；“伏里無雨，谷里無米”；“頭伏摟，滿罐油，二伏摟，半罐油，三伏摟，沒來油”；“頭伏蘿卜末伏菜”；“立秋有雨萬物收，處暑有雨萬物丟”；“谷兒掛黃頭，全憑鋤一鋤”；“過了閏月年，走馬就種田”；“耕三耙四鋤五遍，八米二糠再沒變”；“小豆犁淺，不如不點”；“莊稼黑豆，十年九得”；“小滿前后，安瓜點豆”等，這些農諺正是古代山西農業耕作技術經驗的結晶。
二、引進新的農作物和經濟作物品種
山西引進各種新的農作物和園藝作物品種，歷來有之，而尤以明清時期較多。例如：
馬鈴薯，俗稱土豆，又名陽芋、山芋、地瓜、山藥蛋。馬鈴薯在南美洲有悠久的歷史，明末輾轉傳到中國。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稱：“陽芋，黔、滇有之。……山西種之為田，俗稱山藥蛋”。按《植物名實通考》成書于清代嘉慶年間(1796—1820)，作者吳其濬曾任山西巡撫。說明馬鈴薯至遲在18世紀末以前已經傳人山西，而且發展很快，清季“植尤廣，邊縣以為糧”③。
玉蜀黍，通稱玉米，又名苞谷、玉秫、玉茭、玉麥。農史學家大多認為美洲是玉蜀黍的原產地。玉蜀黍約明代傳到川陜兩湖，清代康熙年間(1662—1722)傳到山西④。在康熙《河津縣志》卷3就有關于玉麥的記載。道光以后，玉蜀黍在山西“凡山田皆種之”。光緒《五臺新志》卷2載：五臺縣“黍稷之外多玉茭”。
棉花，大約元末明初被引進山西種植。據《明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九年(1396)二月載：“山西都司布五十萬匹，棉花十五萬斤，以本布政司所征給之”。說明當時的山西，已有辦納棉布、棉花之能力。山西產棉之地，在汾水河谷地區。明萬歷年間(1573—1620)曾任山西巡撫的呂坤說：沁水“有一畝木棉，可摘七八百斤”⑤。大抵明中葉以來，麻類品才逐漸被棉織品所替代，所以崇禎《山西通志》卷7載：平陽府(臨汾)“木棉衣被多方”。入清以后，棉花的種植面積又有了進一步的擴大。
煙草，明萬歷年間(1573—1620)從日本傳于福建漳州。明末，山西曲沃人張士英自閩攜種歸，初在曲沃，后來晉中、晉東南亦種之，“明季民窮，賴此少有起色”。⑥
西番柿，即西紅柿、番茄，原產南美洲，16世紀初傳到歐洲。康熙《保德州志》卷3有西番柿的記載，但歸花屬類，可能是一種野生番茄，至少是僅供觀賞，非食用品。雍正《澤州府志》載：“西番柿似柿而小，草本，蔓生，味澀”。山西把西番柿作為園藝蔬菜作物來栽培，大約是清末光緒年間(1875—1908)。
辣椒，又稱番椒，原產地在南美洲，明末輾轉傳到中國。康熙《保德州志》卷3載有辣角子，由此看來，山西至遲在清初已經栽種辣椒。
甘薯，又名紅薯，原產中美洲，16世紀時西班牙人移植于呂宋，此后由呂宋輸入我國⑦。清乾隆年間，晉南谷地已引人種植⑧。
落花生，約明代萬歷三十六年(1608)以前傳人中國⑨。沁水縣東大村有教花生感德碑。碑文記載著東大村人趙家常，清咸豐年間貿易于寧陵(一說在河南，一說在安徽)，引進種花生技術，并勸導村人效種，獲利甚厚，由此而致小康者數十家。沁河兩岸的河
灣處，土質適宜于種花生。迄今上自治水，下至潘莊，凡種花生者，都是趙家常引種的延續。⑩
三、因地制宜的農作物區域分布與格局
山西地處黃土高原，地形多樣，南北中氣候差異很大。明清時期的山西農民根據本地自然條件的特點，因地制宜、因時制宜，逐漸形成山西農作物區域的分布與格局。大致山西境內農作物區域有如下7種類型：
1、晉南盆地一年兩熟地帶。這里地勢低平，氣候濕潤，降水量較大，有數千年的農耕歷史，農業較發達，主要種植冬小麥、玉米、高梁、谷子、薯類、豆類、棉花、煙草等。
2、晉東南山間盆地。這里是半濕潤性氣候，受干旱威脅小，有農作物精耕細作的歷史，但熱量不夠，水低地高，灌地有限，主要種植小麥、玉米、谷子。
3、晉東南山地。這里耕地分布在河谷和山前黃土丘陵地帶，降水量較多，但常暴雨成災，以種植玉米、谷子為主。
4、晉中平川盆地兩年三熟地帶。這里地勢平坦，水源豐富，熱量集中，水灌設施較好，基本上屬半干旱區。主要種植冬小麥、谷子、玉米、高粱、薯類、豆類、棉花、麻類等，有套種輪作歷史，如冬小麥套種玉米，復種谷子和移栽高粱。
5、晉西北高寒區。這里歷史上為牧區，農業耕作粗放，農業生產水平較滯后，主要種植莜麥、馬鈴薯、谷糜、胡麻等溫涼作物。
6、晉北一年一熟地帶。這里地勢高，氣候寒，土地瘠薄，鹽堿地沙荒地多，無霜期短，僅一百三四十天，風沙嚴重。主要種植冬小麥、莜麥、馬鈴薯、玉米、谷子、豆類及煙草等。也實行混種、間種、套種。如春小麥混種馬鈴薯、玉米間作胡麻等。
7．晉西黃土丘陵地區。這里植被少，水土流失嚴重，農業耕作粗放，廣種薄收，以種植小麥、玉米、谷糜為主，有糧豆間作或輪作傳統。
總之，明清時期由于山西廣大農民的辛勤勞動，農業生產方法的改進，農業生產得以有所提高。明人呂坤說：山西沁水“其粟穗可長尺半，四五穗便可盈升……一畝蜀秫，可收數十石者”⑾，一畝棉花“可摘七八百斤”⑿。人清以后，山西農業生產又較明代有了較大發展。農業耕作技術的改進與提高，新的農作物引進與擴種，豐富了作物栽培內容，推動了生產力，并且促進了商品性農業的發展。就是自然條件比較差的地區，由于增加了適應性較強的旱田作物，也能得以取得較好收成。特別是馬鈴薯在土地貧瘠的高寒地區種植后，已成為這些地區產量最高的糧、蔬作物。農諺稱：“五谷不收也無患，還有咱的二畝山藥蛋”，可見馬鈴薯在這些地區的舉足輕重地位。經濟作物在山西種植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英人威廉遜《華北游記》稱：“離開平陽府以后，我們在距離子陽六十里的史村午餐，在這里……發現很多棉花”。“曲沃，這個地方是以棉花市場著稱的，我們發現有大量的棉花在巨大的倉庫中貯藏著。在此后的旅途中，看見許多用土墻圍起來的村落，有很多的楊樹和遍地的棉花”。“在蒲州(永濟)東北，我們看到大量的棉花和很多的辣椒”⒀。清末農工商部也稱：“山西以虞縣猗氏為產棉最盛之區，歲收約一百萬斤，歉年亦收五七十萬斤不等。次則解州、絳州、河津、芮城，又次則臨晉、安邑、平陸、秸山等縣”。⒁
注：
①呂坤《實政錄》卷2。
②呂坤《實政錄》卷2。
③光緒《山西通志》卷100,風土記。
④謝國禎《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⑤呂坤《實政錄》卷2。
⑥光緒《山西通志》卷100，風土記。
⑦夏鼐《略談番薯和薯蕷》，《文物》1961年第8期。
⑧《甘薯的歷史地理一一甘薯的土生、傳人、傳播與人口》，《中國農史》1983年第3期。⑨《落花生傳人中國》，《歷史研究》1952年第2期。
⑩黎風《山西古代經濟史》第97頁，山西經濟出版社1997年版。
⑾呂坤《實政錄》卷2。
1.1農業灌溉階梯水價實現形式
（1）農業初始水權分配。對人均法定面積小于0.5畝的農戶，按實有法定面積的2倍配置水權，對人均法定面積在0.5～1.0畝的村組，按人均1畝配置水權，對人均法定面積1畝以上的村組，按實有法定面積配置水權。農業用水，由區水務局先將相應水權總量分配到灌區，再由灌區分配到鄉鎮水資源管理辦公室，由鄉鎮水資源管理辦公室負責分配到農民用水戶協會，農民用水戶協會將水權明晰到用水戶。鄉鎮、協會、用水戶對分配水量按照“節約歸已、超用不補、統籌使用”的原則合理安排使用。（2）差別水價（浮動水價）。對日光溫室等設施農業、實施大田滴灌的種植作物等給予水價下浮優惠，即在畝配水定額內，地表水水費優惠25%，地下水優惠50%，并免征水資源費；對采用傳統方式種植的小麥、大麥、露地平作玉米等高耗水低效益作物實行懲罰性水價，即在畝配水定額內，地表水水費上浮25%，地下水水費上浮50%；特色林果業種植和生態用水，在畝配水定額內，按農業用水價格的50%計收。（3）超定額累進加價。對農業灌溉用水實行總量控制，定額管理，凡超定額用水，均實行累進加價，累進額度和加價幅度為：超定額30%（含30%）以下的，超額部分按標準水價的150%收取水費；超定額31%至50%（含50%）的，超額部分按標準水價的200%收取水費；超定額50%以上的，超額部分按標準水價的300%收取水費。
1.2水費計收與管理
（1）灌溉水計量。自流灌區按斗口水量計量。在灌溉過程中水管單位負責斗口以上供水管理，協會負責斗口以下供水管理，每輪灌水開始時前，水管站依據水費預收票據和輪次水權配置水量供水。斗口計量由水管站專職分水員負責，協會派人監督。每輪灌水結束后，水管站與協會核對水賬無誤后，雙方簽字確認。純井灌區按井口水量計量。在灌溉過程中，由灌水小組按輪次配水計劃向農民用水戶協會提出申請，協會出具便函，經鄉鎮水資源管理辦公室核實確認后，由鄉鎮水管站按程序進行刷卡充水。（2）水費征收方式。自流灌區水費征繳采用“水費預收+委托代收”制。基層水利站與農民用水戶協會簽訂水費代收委托書，委托協會代收水費，并存入指定的水費專戶。預收水費按灌溉輪次結算，年底進行清算。年底水費清算后，結余水費全部予以退還，辦清退還手續，以書面形式告知繳款單位，并逐級將用水戶實際用水量、應交水費、水費余欠及結算清退等情況進行張榜公布。純井灌區在每輪灌水開灌前，先由鄉鎮水資源辦公室和鄉鎮水管站向農民用水戶協會聯合下發灌水通知，明確本輪次灌溉作物、灌水時間、灌水定額。再由灌水小組向協會提出申請，協會出具便函，經鄉鎮水資源管理辦公室核實確認后，鄉鎮水管站根據進行刷卡充水并按標準收取水費和水資源費。井灌區“基本水費”由協會負責收取，年底一次交清。（3）水費計收管理具體做法。一是統一管理、分級負責制。區水務局對全區農業水費征收工作統一管理，全程監管，各灌區水管處（所）全面負責轄區內水費征收。二是統一票據、實行內審制。各灌區統一制作水費征收明白卡和水費預收票據，并在年底清算后以協會或灌水小組為單位兌換正式發票，堅決杜絕“白條收費”。灌區管理處（所）對基層水管站水費征收各環節進行內查自糾。區水務局對各灌區進行專項審計，并會同物價、財政、監察等部門進行不定期的監督檢查，嚴肅處理不合理收費和亂收費。三是統一制度、規范化管理。涼州區水務局先后制定并下發了《涼州區水管單位財務管理辦法》、《涼州區水票管理辦法》、《涼州區水價管理辦法（試行）》等文件，逐步使灌區水費的計、收、管、用各環節實現制度化、規范化。四是嚴格實行“四公開一監督”制度。基層水管站（所）加強對協會及用水小組在水費代收環節的監督，公開配水面積、公開配水時間、公開配水流量、公開收費標準、接受群眾監督。
2存在的問題及制約因素
2.1末級渠系配套不完整，量水設施配套不完善，階梯水價難推廣
一是末級渠系配套還有待進一步加強。近年來，涼州區通過積極爭取各類田間工程配套項目，對全區田間工程進行了改造，但受投資限制，目前仍有部分農田利用土渠輸水，降低了灌溉水利用率，同時也給農業灌溉用水配水和計量帶來很大的不便，不利于階梯水價在全區范圍內推廣。二是已配套的田間工程計量設施不完善。長期以來，供水單位（灌區）水費計收都以斗口計量為準，斗口以下幾乎未配套相應的計量設施，農民用水戶之間仍以計時或“搭伙”灌溉，導致農民對節水的積極性不高，階梯水價難推行且達不到促進節水的目的。
2.2水管單位管養經費嚴重不足
近年來，雖然對農業用水水價進行了大幅度調整，但由于職工工資上漲、養老保險等社會統籌費用增加，加之對特色林果業、設施農業、高效節水工程等實行水費減免政策，導致水費收入增長數額相對較少，基層水管單位（灌區）負擔過重，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職工的積極性。同時，由于區財政困難，“兩費”完全落實難度較大，公益性工程損耗和維護管理費用不足，導致水管單位長期虧損經營，管養經費嚴重不足。另一方面,現行的末級渠系運行管理僅靠協會收取部分會員會費和采取“一事一議”方式籌集部分資金用于末級渠系的運行管理維護，致使末級渠系水利配套工程設施運行管理維護經費嚴重不足，無法及時有效地對末級渠系工程進行日常維護和工程改造，導致工程老化失修，影響了末級渠系水利配套工程設施的正常運行。
2.3基層管理工作量急劇增大
一是配水工作量增大。實行階梯水價前，農業灌溉用水配水工作由水管單位按輪次一次分配水鄉鎮或村，水管單位只負責控制總用水量指標，實行階梯水價后，水管單位需要按照灌溉制度和本輪次灌水實際面積將水量分配到戶。二是計量工作量劇增。由于階梯水價是基于精確計量的基礎之上的用水水價，實行階梯水價后，每個灌水輪次都需要計量到戶甚至到具體的田塊，導致計量工作量急劇增加。三是水費征收工作量增大。階梯水價實行前，水費征收工作一般每半年預收一次，年終統一決算，實行階梯水價后，由于計量數據和配水數據的增加，致使水費計算工作量成倍增加。
2.4農業灌溉階梯水價的定價機制尚需進一步探索
一是政府對農業水價定價的調控。一方面，長期以來，水價的定價權一直掌握在政府手中，從一定程度上減緩了水的資源化、市場化進程。由于政府對水價定價的控制，現行的農業用水價格往往小于其供水成本，導致供水單位長期虧本運營，對水價調價的積極性不高。另一方面，農業灌溉階梯水價的制定受政府的控制，往往在價格階梯幅度上受到限制，其促進節水的效果不明顯。二是農業灌溉用水的特殊性。農業灌溉用水具有量大、面廣等特點，特別是在干旱缺水，以灌溉農業為主的地區，水價的定價、調價等問題更是關系到廣大農民的收益，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如何根據當地的灌溉用水情況制定出一套既能達到促進節水又能被農民支持的階梯水價，需要積累一定的數據資料及一套完善的定價、調價機制。
3結論
1.1國家的水價政策不落實，流域農業用水的節水潛力工作難以開發和發揮喀什噶爾河流域是農用水價在全疆最低的灌區，流域水價處于完全被凍結的狀態，這種情況不利于節水灌溉的深入開展。水價改革是農業節水的助推器，水價對節水起到極大的拉動作用，由于喀什河現行水價太低，起不到節水的拉動作用，導致了農民用水大手大腳，節水意識難以提升;由于水利工程管理單位水費收入減少，難以對水利工程進行維修、更新和改造，使工程老化失修嚴重。
1.2流域灌溉農業用水方式單一，節水效率低。目前可供選擇的先進農業節水技術有多種多樣，但都有一定的使用范圍和條件，當地的條件，考慮到當地的實際情況，選擇最合適的區域水資源和農業節水技術措施的土壤條件。將農業灌溉的節水技術多樣化，不斷提高技術含量，應通過節水新技術的引進和普及，不斷減少地下水的開采量，從而改善和恢復灌區的生態平衡［1］。
2喀什河流域農業節水灌溉發展對策
2.1要強化流域水資源開發利用和保護的統一管理由于喀什噶爾河流域長期實行流域區域與流域分級分部門分割管理的管理體制，存在體制弊端，缺乏水資源總體規劃的統一管理，難以優化和合理配置，從而導致了流域水資源的掠奪性開發和競爭性利用。因此必須強化流域水資源的統一管理，對水資源開發利用和保護的全過程，依法實施更為嚴格的管理，實現對水資源的科學調度，優化配置，建立和完善水資源宏觀管理和保護制度，嚴格水許可證制度，加強監管。
2.2建立穩定高效的流域農業節水投入保障運行機制喀什噶爾河流域是有名的干旱缺水灌區，自然條件較差，形態環境十分脆弱，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發展灌溉節水型農業需要大量投入資金，對此地方財力難以承受，由于農業節水的投入，實屬社會公益性事業的投入資金，最大受益者應是國家和社會，因此應當明確中央、地方和受益農戶對農村水利節水改造的責任和義務，國家應承擔對農業投資的責任，灌溉節水改造的發展，逐步建立全國性的投資，地方和受益農戶投入為輔的穩定、高效的灌區水利接水改造投入保障運行機制。
2.3建立發展灌區農業節水事業投入的政策要制定激勵節約用水的獎懲制度，對節約用水的用水戶給予獎勵，對超額用水和無效用水的用戶應當給予經濟處罰，對嚴重者應當追究法律責任。積極推廣和完善“配水到戶、量水到戶、建帳到戶、收費到戶”的農村用水管理措施，積極推行用水戶參與灌區水利的管理，建立和健全灌區農業節水的技術服務體系，實施農業用水的“總量控制，定額管理”，對超計劃用水戶實行累進計價收費。盡快啟動流域的水價改革，實現灌區農業供水價格按成本到位來推進節約用水。
2.4依靠科技創新，促進灌溉用水的改革加快灌區引進和普及節水新技術、新材料、新設備的進程，實現現有灌區的節水型改造，促進灌區用水方式的改革，開發田間節水灌溉，地下水和地表水的實用技術和現代控制技術相結合，利用信息網絡技術，計算機技術，節水灌溉，推廣等依靠用水方式的科技創新加促對灌區農業節水的現代化建設。
2.5進一步推進農業經濟結構的步伐的調整糧食作物灌溉面積的結構，經濟作物和飼料作物布局合理，大力發展特色農業和養殖業，立足于當地資源優勢，按照市場需求，進行專業化和區域化的組織生產。農業種植結構調整灌溉面積，總體規劃面積應當遵守當地的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也要考慮農民的意愿，農民收入不降低成本，從而優化灌溉作物的結構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事情，必須服從灌區農業開發的總體規劃;灌區農業經濟結構的調整，應當有利于灌區農業的節水改造，有利于水資源利用效益的提高，有利于農民增產、增收奔小康。
3結語
1.1基層灌溉用水用電管理無保障
目前灌區管理存在的問題：一是水利專業技術管理人員流失較為嚴重。長豐縣水務系統現有編制人員582名，縣水務局基層下設23個水管單位，大多數有一技之長的技術人員，不得不外出打工謀生養家糊口，致使電灌站機電設備運行管理缺乏專業技術人員，一旦遇到洪災或大旱之年農業生產將受到嚴重影響。二是基層水利管理人員生活得不到保障。2002年全縣小型水利產權制度改革以及安徽省水利灌溉基本水費的取消，基層水利工程管理人員的工資主要依靠灌溉水費收入，水管單位職工工資不能及時足額發放，致使基層水管單位職工的管理工作和正常生活處境較為艱難。
1.2灌溉供水與用水之間矛盾較為突出
長豐縣2002年試行水利產權制度改革，過早地將農業灌溉用水用電推向市場。一是灌溉用水前，灌區農戶往往抱著僥幸心里等天下雨不愿籌錢買水，而等到了連續干旱用水高峰期，又無法及時能夠用到水，導致群眾灌溉用水糾紛不斷，供水單位與農戶用水之間矛盾較為突出。二是因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經營和農業生產“兩工”（積累工、義務工）取消以后，組織農民工興修農田水利的力度弱化，農村勞動力大量外流，也無法組織起由農民工參加的大規模農田水利建設。三是農民用水協會的水、電費收繳力度不夠。拖欠水費較多影響水管單位的正常運轉，拖欠費中的部分有政府買單，造成花錢買水者心理不平衡。
1.3灌區重建輕管現象依然存在
過去的農田水利主要靠集體來進行管理，但隨著一家一戶的耕作方式形成，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出現無人管理的現象，農田水利管理機制名存實亡。農田小型水利工程“三分建、七分管”，目前管護組織不落實，管護責任人不落實，管護經費不落實。許多水利設施建設時投入幾百萬元甚至幾千萬元，建成后交付水管單位管護，由于嚴重缺乏管理經費和專業人才，致使機電設備閑置浪費，難以發揮灌溉作用。
2有關縣區的做法、經驗
2.1肥東縣的做法、經驗
一方面是為確保城鎮居民生活用水和農業生產灌溉引用水源，縣財政預算安排1030萬元作為引用水源費，農業灌溉引用水源費30萬元。縣財政根據當年實際從安徽省淠史杭灌區引水量直接支付，2013年實際支付水源費360萬元。其它灌區引用水源費全部由財政預算300萬元承擔，2013年水利基層水管單位實際支出水電費480萬元，不足部分從安徽省淠史杭灌區水源費結余資金中安排支付。2013年起肥東縣不再向灌區農業灌溉用水農戶收取水電費，農業生產灌溉、排澇電費由縣供電公司憑電費單據直接與縣財政結算。另一方面是縣財政安排2013年水利系統人員及公務經費1200萬元。縣財政全部承擔在職職工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費用，2013年支付在職職工“兩險”經費468萬元，其人員經費實行財政定額補助。
2.2六安市裕安區的做法、經驗
一是水電費收入統一納入區財政統一管理。全區農業生產灌溉水電費由區水務部門測算后，分解到鄉鎮人民政府，由各個鄉鎮負責組織收取后上繳至區財政非稅局，電費全部由區財政支付給供電公司，水費部分由區非稅局按照30%比例返還給各個鄉鎮政府，用于鄉鎮農田水利基礎設施的建設，鄉村水電費由排灌站憑供電部門單據及水利部門證明直接由區財政承擔。二是水管單位按照公益性事業單位性質，列入區財政全額撥款。裕安區水務系統原有在職工作人員405人，通過水管體制改革后，現有在職人員148人，全部列入區財政全額事業編制財政供給。裕安區的水管體制改革是成功的，得到了安徽省水利廳等上級有關的肯定，2013年六安市裕安區被列為全國水利設施管護試點縣區。
3對策建議
3.1均衡全縣水電費用，切實減輕農民負擔
根據長豐縣十屆人大三次會議代表提出的意見，參照肥東縣和裕安區的做法經驗，結合長豐縣農業生產用水用電實際，建議長豐縣自流灌區和一、二級提水灌區均實行每100t水費5.6元（水田33.33m3/hm2、旱地13.33m3/hm2）；建議國有一、二級電灌站的電費每年200萬元納入縣財政預算，由縣財政給予支付，切實減輕農民負擔。
3.2切實加大財政資金投入，確保供用水電工程管護資金
根據2013年安徽省人民政府《關于深化改革推進小型水利工程改革提升的指導意見》（皖政〔2013〕66號）要求，建議縣級財政應設立水利建設管理專項資金，納入財政預算并逐步增加資金規模，足額計提用于農田水利設施建設和管理；縣級財政設立水利工程管理和維修養護專項經費，可從上級下達的農水項目和有關支農涉水項目工程經費中提取1%，用作水利工程管護。
3.3規范水電費收支行為，保障灌區用水用電管理正常工作
水費由縣水務局或鄉鎮代收后足額上繳縣財政，其中30%部分用于灌區水利工程設施的養護維修，灌溉水源費由縣財政承擔，灌溉和排澇電費由縣財政直接支付給供電部門。建議縣財政預算在原來每年600萬元管護經費的基礎上，逐年按照一定的比例繼續增加管護經費；對于水務系統非財政供給人員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等費用，縣財政全部給以解決。
3.4強化隊伍建設，創新農業灌溉用水用電管理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