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01 10:2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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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翠華 單位：上海立信會計學院數學與信息學院
基于服務創新與活動的視角，筆者以企業的主營業務為分類依據，將證券信息公司分為資源建設、信息傳播、技術開發、產品開發和綜合型五類。綜合型指可能包含前兩、三或四種業務而難以區分主營的企業。從理論上講，資源建設型企業的主營業務是對各類市場信息、證券信息和政策信息等進行采集、加工與存儲，主要向信息咨詢研究機構、傳播機構與技術開發企業提供原材料，是證券產業價值鏈的起點，應采用使用模式。信息傳播型企業的優勢在于傳播通道，應采用傳遞模式。產品開發型企業、技術開發型企業和綜合型企業采用何種服務模式與其具體的業務類型有關。如產品開發型企業，若其業務是對證券信息內容、傳播渠道或者服務方式的開發，則可分別采用使用、傳遞和問題解決模式。再如技術開發型企業，若其業務是為證券信息服務提供平臺和技術支撐，則采用平臺服務模式，若其業務是開發出類似行情軟件這樣的證券信息產品，則需根據其產品用途來確定其服務模式。因為軟件既可以作為信息傳播的渠道或者平臺，也可以作為數字商品進行銷售。為了突出證券信息資源的特點，這里把行情軟件作為信息獲取渠道或者平臺，則技術開發型企業采用平臺服務模式。后文將重點討論產品開發型和綜合型證券信息公司的服務模式。從內容挖掘、信息傳播、平臺搭建與服務方式的角度，證券信息公司的服務模式有6種：①內容粗加工服務模式。信息原創—收集與處理—傳播渠道—投資者；②內容精加工服務模式。信息原創—收集與處理—分析與研究—傳播渠道—投資者；③內容包裝服務模式。信息原創—收集與處理—分析與研究—產品化包裝—傳播渠道—投資者；④內容傳遞服務模式。內容—傳播渠道—投資者；⑤平臺服務模式。內容—技術平臺—投資者；⑥咨詢服務模式。證券投資者—有（或無）傳播渠道—資訊生產方。對產品開發型企業，特別是綜合型企業，均衡地配置企業的人、財、物是個難題，即使具備采用上述6種服務模式的條件，但是否都需要采用，采用的那些服務模式效果如何，能否實現企業資源最優配置效率都需要進行實證分析。
業務類型的選擇Zott和Amit(2010)指出可通過活動系統的視角來設計商業模式[12]，考慮到研究結論對證券信息公司實際業務選擇的現實意義，本文將上述6種服務模式拆分為表1所示20種有代表性的業務類型。其中，行情服務僅指商家向投資者提供的行情信息，不包括上證所信息公司或深圳證券信息公司對商家提供的行情銷售業務。這兩家有政府背景的綜合型證券信息公司，由于擁有實時行情數據、網上信息披露等壟斷資源，該比較優勢使得其服務模式傾向于面向機構銷售行情數據，為上市公司提供信息披露服務。而其他沒有該資源的公司難以通過行情銷售與信息披露服務獲取收益，也不太會考慮這兩種業務。因此，后文不考慮這兩個企業，也不討論信息披露業務，即共討論19種業務類型。調研對象的選擇企業調研時，選擇證券之星、金融界、東方財富網、和訊為綜合型證券信息公司的代表，選擇中財網作為產品開發型證券信息公司的代表。主要原因是這五家證券信息公司無論在證券市場還是在投資者眼里，都非常有代表性，市場關注度高。和訊（總部在北京）和證券之星（總部在上海）是中國最早、代表著北方和南方的20世紀90年代的證券信息公司，網聚了中國最早的投資者，并且有網站、移動運營資質、行情軟件等平臺，提供的服務也最廣、最全、最雜。金融界（總部在北京）和東方財富網（總部在上海）則是21世紀初代表著北方和南方的證券信息公司新起之秀，它們雖然沒有和訊、證券之星的豐富資源，但有后發優勢，先后在Nasdaq和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中財網（總部在武漢）也是早期的證券信息公司，其資訊有一批早期的市場追隨者，有先發優勢，但由于它位于經濟發達程度不高的中部城市，后期發展明顯受經濟約束，也代表著中國發展中城市證券信息公司的一般狀況。其次，這五家企業由于業務類型的多樣性，更需要進行科學評價和選擇，業基于SUPER的證券信息公司服務模式選擇務類型的選擇結果可能具有市場普適性和導向性。指標體系的構建Kaplan和Norton(1992)提出平衡計分卡的方法從財務、顧客、內部經營流程、學習與成長四個緯度來測量企業的運營績效[13]。Mark、Clayton和Henning(2008)提出四模塊說，認為商業模式由顧客價值主張、盈利模式、關鍵資源以及流程四個模塊組成[14]。本文根據證券信息公司的業務特點，借鑒并拓展這兩種分析思路，從經營前景、內容挖掘、技術開發、客戶關系、效益5個緯度和13個子項建立評價指標體評價模型和計算步驟數據包絡分析(DataEnvelopmentAnalysis，簡稱DEA)已經被普遍接受并廣泛應用于決策單元(DMU)的效率評價與排序之中[15]。在評價證券信息公司不同業務類型效率的過程中，需確定一組輸入與輸出變量。Charnes等(1978)提出CCR模型可以評價決策單元的規模有效和技術有效性，但CCR模型在進行效率評價時，往往有很多決策單元的效率（有效指數）均為1，因此無法選出最好的。而Andersen與Petersen(1993)提出的SUPER模型往往不會得到相同的效率值，因此能夠有效甄別各個單元之間的區別，能夠衡量有效單元相對于其他單元的優劣程度，故能較合理地衡量有效單元之間的排列順序。SUPER模型如下：假設有m個DMU（業務類型），每個DMU消耗p種投入并生產s種產出。對于第j個決策單元，記其第i種投入為Xij(i=1，2，…，P)，第r種產出為yrj(i=1，2，…，s)。對于第d個DMU，其SUPER效率指數由下式(1)的規劃計算得到：（式略）。計算步驟為：首先，對每個DMU運算規劃(2)，選出具有最大SUPER效率的業務類型；其次，將已經選取的業務類型排除，針對剩余的業務類型，重新運算(2)，選出具有最大SUPER效率的業務類型，反復進行上述步驟，直至計算完所有的業務類型。數據處理由于業務類型的數量有限，而DEA分析的前提是決策單元數量是輸入和輸出變量的兩倍以上。因此，數據采集時，對各調研對象進行數據采集，構建各樣本的業務類型與指標子項矩陣，保證得到第一手數據資料。而進行DEA分析時，將各樣本的業務類型與指標細項矩陣轉化為業務類型與指標緯度矩陣。處理流程如下：設業務類型與指標子項矩陣為（式略）通過專家打分和企業調研后獲取的數據，按上述方法進行計算，得到矩陣C，其中客戶關系、效益為輸出指標，經營前景、內容挖掘、技術開發為輸入指標。考慮到進行DEA分析時，投入越小越好，產出越大越好，而打分時對各指標子項的打分均是越大越好。故計算時對輸入指標進行調整使之越小越好。文獻[16]以專家打分均值的倒數作為輸入指標，本文也采用這種數據調整方法。因此，對矩陣C中的輸入指標取倒數，輸出指標保持不變，得到的數據統計結果，總輸入指標和總輸出指標的均值分別為2.377和0.490，標準差1.549和0.175，這說明輸入指標比較離散，輸出指標相對集中。數據分析從SUPER效率評價結果看，證券信息公司的業務類型從優到劣依次選擇順序為：Y5、Y9、Y10、Y6、Y16、Y15、Y18、Y19、Y7、Y17、Y20、Y1、Y14、Y3、Y2、Y11、Y4、Y12和Y13。如果對該19種業務類型使用CCR模型進行計算（限于篇幅，結果表略），從得到的效率值、松弛或剩余變量，只有DMU5、DMU8、DMU9和DMU17的效率值θ=1，松弛或剩余變量S+=S-=0，即業務Y5、Y9、Y10和Y18這四個業務類型滿足DEA有效，包括技術有效和規模有效，其它不為DEA有效，或為技術無效，或為規模無效。可見，DEA效率評價的結果表明，提供投資資訊(Y5)、證券網絡平臺(Y9)和行情軟件服務(Y10)，可作為優先發展的業務類型是可信的。通過企業調研，筆者發現該研究結論與證券信息公司的實際業務相吻合。從排名前十的業務類型來看，它們依次歸屬于M2、M4、M3、M5和M6。另外，考慮到每一個服務模式所含業務類型的個數不一樣，而業務類型的排名也有區別，這里參照波達數的計算方法作如下處理：首先，計算各業務類型的得分（這里用20減去排名），然后求各服務模式所含業務類型得分的均值。各服務模式的得分向量為(6.33，11.00，13.50，13.00，7.80，11.00)。這說明證券信息公司的服務模式從優到劣依次選擇為M3、M4、M2、M6、M5和M1。
通過理論分析表明，資源建設、信息傳播和技術開發型證券信息公司，能較明確地選擇服務模式，產品開發型和綜合型公司應有針對性地選擇那些投入產出效率有相對優勢的服務模式。從實證分析的結果看，這兩類證券信息公司在選擇服務模式時，內容傳遞服務模式(M4)、內容包裝服務模式(M3)應優先考慮，其次是內容精加工服務模式(M2)和咨詢服務模式(M6)，再次是平臺服務模式(M5)，最后才考慮內容粗加工服務模式(M1)。未納入討論的業務Y8也可證明內容傳遞服務模式對于證券信息公司的重要性。不同的證券信息公司可能會因其人才、技術、資金、社會網絡等資源的差異而選擇不同的服務模式。證券信息公司的關鍵資源是證券信息內容和技術開發。從企業資源的不同，筆者嘗試給出證券信息公司服務模式選擇的幾點建議，為現有或擬進入的同類型企業的服務模式選擇提供參考。1.對于內容團隊和技術開發實力都很強的證券信息公司，可優先選擇證券信息內容傳遞和包裝服務模式。其中建網站或電子商務平臺是最基礎而有效的內容傳遞服務模式。內容包裝是成本相對較低、收效較好的服務模式。但其前提是企業產品種類豐富、用戶數量有規模或者可按一定的規則細分。考慮到商業效益最大化，無論是建網站、編制軟件還是進行產品和客戶細分，都需要強大的技術團隊和健壯的后臺數據管理。2.內容團隊較強而技術開發實力一般的證券信息公司，可優先選擇內容精加工和咨詢服務模式。內容精加工和咨詢服務對人力資本、知識資本的要求較高，但其作為商品可通過技術要求較低的網絡渠道或者其他現成的傳播渠道進行銷售。SUPER模型分析中業務Y18現場股評會排名靠前，并且CCR效率評價達到了DEA有效，也可證明咨詢服務模式市場空間大。3.對于技術開發實力較強而內容團隊一般的證券信息公司，或者有諸如移動信息服務運營資質等平臺資源優勢的企業，可優先選擇平臺服務模式。
【關鍵詞】直接上市證券公司公司治理
對照規范化公司治理的要求，目前我國證券公司的治理還存在許多缺陷，尤其是證券公司的股權結構不盡合理，已經成為我國證券公司穩步健康發展的障礙。國有成分控制權在證券公司股權結構中的獨占性，使證券公司不可避免地帶有國有企業的特征，難以形成規范、健康的公司治理結構。另外，由于我國證券公司的股份基本上都是國家股和法人股，股權流動性差。從發展的角度看，直接上市是解決證券公司產權主體空白、改善股權流動性的有效措施，促進證券公司治理結構的合理優化，進而提高證券公司經營績效。但上市的實際效果如何，還有待于深入考察。
一、我國兩家證券公司上市后的股權結構
截至2003年12月31日，根據證監會網站及兩家證券公司網站公開資料整理可以得出：
1、宏源證券股權結構特點是：大部分股權是未上市流通股，占總股比例為60.17%，并且大部分是國有法人持股，前七大股東都是法人股，持股份額為57.57%，前五大股東持股份額為53.77%；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是第一大股東，持股份額為37.28%，占相對控股地位（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是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國有獨資金融企業）。
2、中信證券股權結構特點是：未上市流通股占總股比例為83.88%，大于宏源證券，流通股所占比例更小；但其前五大股東持股份額為56.94%，比宏源證券高3.17%；前十大股東都是法人股，所持股份都是未流通股份，占總股比例為69.76%；中國中信集團公司是第一大股東，持股份額為31.75%，占相對控股地位（中國中信集團公司是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國有企業）。
總之，宏源證券與中信證券兩者的股權結構是比較相似的。兩者的超過半數（50%）股權都是未上市流通股，并且大部分也都是國有法人持股。兩者都有一個相對控股股東，并且都屬于國有企業。然而，美國五大投資銀行中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超過5%的只有1家，十大投資銀行中第一大股東持股比重超過5%的也只有3家，其中高盛的第一大股東持股比重僅為1.72%；美國五大投資銀行的前五大股東平均持股比重僅為15.6%，十大投資銀行的前五大股東平均持股比重為16.7%，其中，沃特豪斯集團公司的前五大股東持股比重僅為3.34%。
二、我國兩家證券公司上市后的績效表現
1、兩家證券公司上市后的績優表現
（1）宏源證券。1997年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入主宏源證券以后，宏源證券加快了發展步伐，各項業務得到了持續健康發展。據中國證券業協會的統計，宏源證券曾一度在全國120多家券商中凈資產收益率排名達到第2位，利潤總額排名達到第5位，具備較強的盈利能力。2000年以來，雖然股票市場持續低迷，但宏源證券還一直保持著盈利的局面。根據歷年的財務數據，2001年每股收益0.0724元，2002年每股收益0.0763元，2003年每股收益0.0330元。即使在股市最為慘淡的2004年，宏源證券上半年的每股收益仍有0.0052元。另據年報顯示，截止2000年底，公司總資產50.92億元，凈資產6.72億元，總股本5.19億元。與1996年底相比，總資產增長了220%，凈資產增長了69%，總股本增加了154%。三年來連續盈利，平均凈資產收益率在10%以上，并且在全國8個省、市、自治區、直轄市的10個城市擁有21家證券營業部。2000年實現凈利潤8176.97萬元，較1999年翻了一番；2001年在證券市場持續低迷的惡劣形勢下，仍然實現了4494.29萬元的凈利潤，在全國110家證券公司中排名22位；2002年上半年業績創出新高，實現凈利潤3200.76萬元，凈資產收益率5%，按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統計排名，在國內綜合類券商中利潤排名第四，凈資產收益率排名第一。2003年成功完成增發，籌集了6個多億的資金，公司實力進一步加強。尤其在經歷了最近幾年的大熊市之后，2004年前三季度公司仍然能夠保持盈利狀況。
（2）中信證券。中信證券的資產質量及各項業務在國內名列前茅。在2003年極度疲弱的市場環境中，中信證券凈資本占凈資產比率及利潤總額依然排名第一，凈利潤也在同行業中位居前列，股票承銷金額達120.32億元，列同行業第一位，并且被《亞洲貨幣》雜志評為中國最佳的證券公司。2003年年報顯示，在證券市場競爭加劇，證券行業普遍虧損的情況下，中信證券2003年實現營業收入8.16億元，比2002年下降1.23%；實現凈利潤3.65億元，比2002年上升232.03%，每股收益從2002年的0.04元，大幅提高到0.15元。2003年年末流動比率9.09，較上年末的4.77增長了90.57%，資產的流動性增強，扣除代買賣證券款后，流動資產占總資產的86.26%，說明公司的資產結構良好、流動性強。2003年末公司股本24.815億元，股東權益54.81億元，凈資本額為48.35億元，凈資本與股東權益的比例為88.21%，說明公司資產質量較高，不良資產及高風險資產的比例較低，符合《證券公司管理辦法》關于財務風險監管指標的有關規定。
2004年半年報顯示，中信證券總資產已達137.46億元，凈資產52.65億元，上半年股票承銷金額已達96.54億元（名列券商承銷額首位），擁有41家證券營業部，2004年3月成為首批獲準發行定向公司債的證券公司。
2、兩家上市證券公司績優背后隱藏的風險
（1）宏源證券。2004年的半年報顯示，在宏源證券的收入構成中，手續費收入是其重要的利潤支柱。公司手續費收入為9855.8萬元，占營業收入的62.90%。因交易量增加及新增營業部等原因，2004年1-6月公司手續費收入較2003年1-6月增加了4522.95萬元，增幅為84.81%。在營業收入增加的同時，支出也在增加。2004年上半年公司營業支出16932萬元，同比增加了2004萬元，增長幅度為13.42%。同時，因歸還賣出回購款導致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出現負增長2177萬元，歸還借款本金及利息，導致籌資活動現金流量負增長6756萬元，公司上半年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呈現負增長7958萬元。此外，2004年上半年，宏源證券自營證券差價收入為負2049.61萬元。可以說，在其績優背后隱藏著一定風險。并且，從宏源證券2000年以后5年年報顯示的凈利潤、每股收益及凈資產收益率這三項主要盈利指標逐年下降（見表1）也可以看出這一點。
（2）中信證券。與國內其他券商一樣，中信證券的營業收入基本上取決于市場漲跌，收入來源很不穩定。在股市大幅上漲時，營業收入主要來自自營業務和經紀業務，在股市低迷時，經紀業務是最重要的收入來源。在股市大幅上漲的1999年和2000年，中信證券的營業收入分別為10.3億元和22.78億元，自營業務收入的比重分別為37%和48%，2000年自營業務收入超過經紀業務收入，成為最大的收入來源。但2001年下半年以來，隨著股市的下跌，營業收入大幅下降，2001年為19億元，2002年為8.26億元，2003年上半年為2.95億元，2004年上半年為4.87億元；自營業務收入比重逐年下降，2001年為26%，2002年為4%，2003年上半年為1.5%。此外，2004年上半年實現凈利潤0.57億元，比2003年同期下降63.67%，每股收益從2003年同期的0.063元降到0.023元，這也是由于自營業務受股市下跌的影響。可見，中信證券的盈利能力受自營業務風險的影響越來越困難。
三、結論
從上文分析來看，在近幾年證券市場持續低迷的情況下，兩家上市證券公司的業績表現較好。可以說，上市對兩家上市證券公司的業績提高有積極作用。但是也應看到，在兩家證券公司績優的背后還存在一定隱患。由前面的分析可知，盡管證券公司上市后股權結構將趨于多元化和分散化，但國有股的控股地位依然不變，流通股比重比較低，且流通股高度的分散于個人股東中。因此，對于上市證券公司的管理還將會保留行政干預色彩，仍然將會有國有股產權虛置問題，和其他已經上市的國有大型企業相似，也將會有內部人控制問題和管理層的選擇、約束、激勵的問題，只不過比上市前可能程度會低一些。總之，證券公司上市后并沒有給證券公司帶來很高業績，上市在完善我國證券公司股權結構方面還存在一定局限性。當然，這兩家證券公司上市時間都不長，而且只是個例，不能得出具有統計意義的推斷。
【參考文獻】
[1]傅建設：從中信證券之困看券商出路[J]，新財經，2003（9）.
[2]孫永祥、黃祖輝：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與績效[J]，經濟研究,1999（12）.
證券公司屬于高風險行業。近幾年，中國證券公司已出現透支挪用資金、法人投資者以個人名義炒股、編報虛假申報材料、出具虛假證明文件等一些違法、違規行為。2002年以前，我國高風險證券公司被處置還屬于個案，2002年8月以后，由于市場低迷，證券公司連續幾年出現全行業虧損，多年積累起來的風險集中爆發，因重大違規行為受到處置的證券公司數量急劇上升。到2006年7月，不足4年時間就有34家高風險證券公司被處置，證券公司面臨行業建立以來的第一次系統性危機。在證券違法犯罪案件中，證券經營機構的違法、違規行為超過半數，顯示在證券公司取得良好經營業績的同時，自身的內部控制有待優化。在這樣的背景下，2008年4月23日，國務院總理簽發國務院522、523號令，《證券公司監督管理條例》、《證券公司風險處置條例》。
21世紀國內證券公司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同時在重新“洗牌”中經受到嚴峻的挑戰。如何防范和化解風險，既是監管機構必須考慮的問題，也是證券公司不能回避的責任。《證券公司內部控制指引》第133條規定，“證券公司應設立監督檢查部門或崗位，獨立履行合規檢查、財務稽核、業務稽核、風險控制等監督檢查職能；負責提出內部控制缺陷的改進建議并敦促有關責任單位及時改進。”約束、自律作為證券公司獲得良好信譽的前提，也是券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穩操勝券的法寶。證券公司內部審計是對公司經營活動全過程進行的監督，目的是防范風險，糾正違規，加強內部控制，保障證券公司健康發展。證券公司的內部審計部門對于公司的規范經營負有重要責任，內部審計職能的發揮程度直接影響證券公司的長期生存與穩健發展。因此加強內部審計工作已成證券公司當務之急。
二、我國證券公司內部審計現狀與問題
目前，證券公司普遍設立了內部審計部門，但內部審計工作現狀與其重要性并不相適應，內部審計還遠沒發揮其應有作用，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審計范圍有限，未覆蓋到各部門、各環節。證券公司內部審計部門應實施全方位審計，但從目前情況來看，審計范圍并沒有覆蓋各部門、各環節。例如，有的證券公司只注重對營業部和分支機構業務活動的合規性、合法性的監督，而未涉及到對公司總部的重點業務部門和職能部門的審計，如投資部、資產管理部、財務部等。有的證券公司雖然開展了針對這些部門的審計，但在審計實施及出具審計報告時有所顧忌，不能客觀反映真實情況。總體來說，內部審計部門代表公司對下屬營業部的稽核審計工作比較容易開展，對總部其他同級部門或投資部等重要部門實施審計則有一定難度。
(二)內部審計重視財務、淡化管理。證券公司屬于資金密集型行業，在運轉過程中極易發生各種風險，近年以來被處置的高風險證券公司數量之多史無前例。而我國證券公司的內部審計大多將主要精力放在財務數據的真實性、合法性的審查及監督上，審計的對象主要是會計報表、賬簿、憑證及相關資料，內部審計的職責集中在“查錯防弊”上，很少對公司管理做出分析、評價和提出管理建議。事實上，證券公司發生或產生錯誤與舞弊等問題不限于財務部門，更多的是在經營管理過程中，內部審計部門的職責也并不僅限于“查錯防弊”。把審計重點局限于財務數據的真實性上，不利于發揮內部審計部門的作用。
(三)重事后檢查，輕事前、事中控制。內部審計部門在事后監督檢查，主要是財務數據的檢查方面比較到位，而在事前和事中控制方面所起的作用還遠遠不夠。事后檢查只能發現已經發生的問題，而如何防微杜漸、亡羊補牢才是問題解決的關鍵。嚴格來說，制定、執行制度并不是內部審計部門的主要工作，但內部審計人員由于工作的關系，可以深入基層，掌握第一手的資料，有機會了解內部控制方面的薄弱環節，針對審計中發現的問題，可以在制度的制定和執行方面提出合理的建議。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證券公司內部審計重在事后發現問題，忽視了對可能產生的風險或不安全隱患的防范與分析，對于事前、事中控制的關注遠遠不夠。
(四)內部審計技術落后，審計效率不高。綜合治理后，證券公司規模不斷擴大，業務種類不斷增加，證券公司內部審計的工作量也越來越大。而部分證券公司審計手段比較單一，基本上還是采用現場審計方式。證券公司規模擴大后，高素質的內部審計人員數量不足以及財力、物力的限制，使得內部審計的廣度和深度都不夠，甚至會影響到審計報告的及時性。現有審計手段遠不能適應業務活動的節奏和風險控制的要求，審計效率不高，嚴重制約了內部審計監督評價和提供增值服務的作用。
三、影響證券公司內部審計工作的制約因素
(一)內部審計部門缺少應有的獨立性。獨立性是內部審計的靈魂，也是內部審計工作的必要條件。內部審計人員只有具備應有的獨立性，才能客觀地實施審計，才能作出公正的、不偏不倚的評價。國際內部審計師協會在《內部審計職業實務標準》中，對內部審計機構的組織地位作了明確規定，核心內容有3條：內部審計機構應置于組織內部的較高層次，內審機構的獨立性和權威性的強弱，主要取決于其隸屬關系和領導層次的高低，領導層次越高，獨立性和權威性越高；內部審計部門負責人應直接向組織內的最高決策層負責并報告工作，從而保證內部審計活動的實施；內部審計活動不受其他職能部門或個人的干擾。同時，按照規定證券公司內部審計部門應當對董事會負責，獨立于證券公司其他部門，對公司所有部門、所有環節實施監督。實際工作中，內部審計部門雖然名義上歸董事會領導，與內部其他部門處于基本平級的地位，內部審計人員的績效考核與晉升等還要受制于公司其他部門。內部審計部門獨立性的缺失必然會導致審計范圍受到限制。
(二)對于內部審計職能的認識急需深入。國際內部審計師協會重新修訂并已于2002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的《內部審計職業實務標準》，將內部審計定義為：一項為了增加價值和改善運營所進行的獨立的、客觀的確認和咨詢活動。它運用系統化、規范化的方法來評價和改善組織的風險管理、控制及公司治理過程的有效性，幫助組織實現其目標。新定義中突出內部審計的“咨詢”、“增加組織的價值”和“改善組織的風險管理、控制及公司治理”功能。這種內部審計不同于傳統的“監督導向型”內部審計，而被稱之為“服務導向型”內部審計。從現實來看，證券公司內部審計人員多是在實踐中摸索和成長起來的，內部審計的理論基礎并不扎實，對于內部審計職能的認識不夠全面。在審計過程中，內部審計部門往往重監督評價，輕控制和服務。主要審計力量集中在財務數據的事后檢查方面，對于內部控制的監督評價不夠重視。在為公司經營管理提出建議，發揮服務職能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
(三)非現場稽核手段應用不夠充分。證券公司目前內部審計手段還比較落后，基本上采用現場稽核方式。綜合治理完成后，證券公司數量減少，規模擴大，營業網點不斷增加，證券公司內部審計的工作量越來越大，傳統審計手段已經不能滿足新形勢的要求。近年來，證券公司逐漸建立了集中的交易監控系統和集中的財務監控系統，通過將交易監控和財務監控連通運作，實現了交易數據和財務數據的互相核對。環境的改變為非現場稽核審計的實施提供了便利的條件，非現場稽核手段應用不充分影響了內部審計的效率和效果。非現場稽核成為了證券公司在現階段的一項重要而迫切的研究課題。
(四)內部審計人員素質較低，復合型人才匱乏。目前，我國大部分證券公司還沒有建立完善的準入標準和考核機制，內部審計人員的崗位要求不明確，難以保證內部審計隊伍的素質。內部審計是一項政策性強、涉及面廣的工作，內部審計人員不僅要通曉財會知識、審計理論、法律知識，還必須掌握電腦知識，并具有較強的綜合分析能力及文字表達能力。當前相當一部分內部審計工作人員缺乏必要的電腦知識，業務知識面較窄，加上日常工作相當繁忙，缺乏專業培訓，專業能力下降，不適應新形勢下內部審計工作任務要求的需要。內部審計人員素質不高，缺乏復合型人才，影響了內部審計作用的有效發揮。
四、改進我國證券公司內部審計工作的若干措施
(一)提高內部審計機構的獨立性。內部審計機構只有獨立于其他職能部門，并在證券公司內部位于比較高的層次，才能確保內部審計意見、結論和建議的公正、客觀、權威和有效，真正發揮公司最高決策層的參謀和助手作用。為保證證券公司內部審計的獨立性，不僅是名義上，實質上內部審計機構也要置于董事會或監事會領導下，內部審計機構應當直接對董事會或監事會負責并報告工作。內部審計機構負責人任免，內部審計機構和人員的評價與考核，要直接由董事會或監會事決定。內部審計機構的年度審計工作項目計劃、人員計劃及財務預算要提交最高管理層和董事會備案。內部審計機構每年一次或在必要時多次向最高管理層和董事會提交工作報告。
(二)全面發揮內部審計職能與權威性。內部審計作為證券公司治理結構中監督、反饋系統的核心，客觀上要求內部審計為公司提供一種獨立、客觀的監督、評價和咨詢活動，其目的是增加組織的價值和改善組織的經營。如果內部審計仍局限于傳統的財務審計，就無法滿足這個要求。因此，內部審計的工作重點必須從傳統的“查錯防弊”轉向為公司內部的管理、決策及效益服務。內部審計的職責應從審查和監督向評價與咨詢方面拓展，其作業范圍不應當局限于財務領域，而應擴展到公司經營管理的各個方面。
(三)充分利用非現場稽核審計手段。限于現場審計的成本、人力等方面的制約，現場審計和檢查的頻率不可能很高，一般一年一次或者更長，這種頻率目前無法滿足風險管理的要求。隨著證券公司各項業務電子化、網絡化程度提高，內部審計部門可以通過采集被審計單位柜臺系統、財務系統、日常監控系統以及被審計單位歷年審計的歷史數據等信息，借助內部網絡查詢、篩選、記錄、分析等，對被審單位實施非現場稽核審計。覆蓋全面的公司內部網絡，可為有效地利用信息技術手段對證券公司營業部開展非現場稽核審計創造條件。
利用信息系統手段可以在以下幾方面進行非現場稽核。首先，可以利用各種監控系統作為現場審計的輔助手段。在實施審計之前，可以利用公司內部網絡，對于被審計單位的情況進行事先分析，確定審計重點，這將大大節約現場審計的時間，提高內部審計的效率。其次，可以利用內部網絡以及各監控系統進行專項稽核審計，對于業務和財務的一些專項檢查，不必親自到現場審計，通過各內部系統就可以得到所需的數據和資料。另外，根據內部審計需要，一切可以在非現場審計的數據和非數據信息都可以根據需要納入非現場審計系統。
(四)建設德能兼優的高素質內部審計隊伍。首先，要制訂內部審計人員任職資格標準。內部審計人員在思想上，要有很強的敬業精神，恪守客觀、公正、廉潔的原則；在專業上，要有扎實的基本功，熟悉證券知識和公司開展的各項業務操作流程，掌握金融法規政策及公司內部規章制度，熟練運用電腦的基本技能。在能力上，要有敏銳的觀察力、判斷力和文字表達能力，同時還要有良好的溝通能力，以便于跟公司各部門及分支機構進行交流與合作。其次，要改善內部審計人員結構。由于內部審計領域的擴展和審計層次的提升，原來單純的財務人員結構已不能適應內部審計工作的需要。內部審計部門不僅需要財務會計專門人才，也需要具備經濟學、管理學知識的專門人才。因此，必須要配備實踐經驗豐富、業務水平較高的企業管理、經濟法律、信息技術等方面的專業技術人員，建立一支知識結構多元化的內部審計隊伍。再次，還要加強對內部審計人員的后續培訓工作，使內部審計人員及時更新知識，掌握新的技能和方法。重視和加強包括會計、審計在內的各相關專業知識的培訓，使內部審計人員具有較為廣博、堅實的專業知識基礎，其能適應和處理不同類型業務及復雜問題，從而為決策者提供更多更好的意見與建議。為實施非現場稽核以及遠程審計的需要，尤其要加強審計人員計算機知識與技能培訓，全面提高審計人員計算機審計水平，培養一支具有一定的業務審計水平，又掌握計算機審計等技術的復合型審計人才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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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股權基金（PrivateEquityFund，以下簡稱PE）包括了：發展資本（DevelopmentFinance）、夾層資本（MezzanineFinance）、管理層收購或杠桿收購（MBO＼LBO）、重組（Restructuring）和合伙制投資基金（PEIP）等。
PE是相對于純粹通過股市買賣上市股票賺取價差的上市股權基金的概念。早期的PE只投資于未上市公司股票，其后逐漸延伸到包括透過私下交易方式購買上市股票的投資行為，有些PE甚至也經由股市買進上市股票作為并購投資的部分手段。由于國外PE一般采取有限合伙的組織形式，基金管理人作為普通合伙人，投資人作為有限合伙人。在這種有限合伙的形式下，其股權是不公開交易的。
PE的其他翻譯還有私募資本投資、產業投資基金、股權私募融資、股權直接投資等。私募股權投資的特點為：
（1）通過自己的管理和控制使得所投資的公司增值，是相對長期的投資，是實質性的增值，而非證券投資的純粹的資本運作。
（2）資金來源廣泛，如富有的個人、風險基金、杠桿收購基金、戰略投資者、養老基金、保險公司等。有低利率的資金來源，得益于財務杠桿，一方面可以以小搏大，另一方面可以提高資本報酬率。
（3）投資回報率高，PE獲取回報的方式主要有三種：公開發行上市、售出或購并。根據湯姆遜金融服務公司（ThomasFinancial）的統計，截至2006年6月，相比標普500指數6.6%的年回報率，私募股權投資的年回報率高達22.5%；過去10年，兩者年回報率之比是6.6%對11.4%。
2股權直接投資意義重大
2.1創新才露“尖尖角”
50家證券公司2006年報顯示，2006年實現凈利潤高達180.53億元。但是亮麗的成績卻掩蓋不住嚴峻的現實：證券公司整體并未擺脫靠行情吃飯的宿命，尤其是小證券公司，經紀業務成為其脫貧的唯一法寶。年報分類數據顯示，50家證券公司經紀、自營兩項收入合計318.39億元，占總收入的75%。證券公司的創新業務雖有發展，但對總利潤貢獻仍微乎其微。從2004年8月證監會正式啟動創新類試點證券公司以來，雖然創新類證券公司數量已經增加至19家，但證券公司的創新業務仍主要集中在集合理財、權證創設及資產證券化等方面。
由于已開展資產證券化業務的證券公司數量有限，權證創設也是在配合股權分置改革的階段性產物，只有集合理財開展的規模比較大。不過，集合理財雖然屬于創新業務，但其與以前的委托理財有些相似。如果在市場行情出現巨大波動時控制不善，不僅不能盈利，反而會導致損失。
統計顯示，除中信證券外的18家創新類證券公司新興的受托資產管理業務2006年共實現收入8億元，僅占總收入的2.5％。不過，包括權證創設收入的投資收益一項達到35億元，雖然僅占8.3%，但同比卻增長了133％。另外，18家創新類證券公司在財務顧問、股改和研究所等其他業務上也收入了24億元，占營業收入的7.5％。因此，進一步加大業務創新、建立多元化、穩定的盈利模式，是證券公司面臨的緊迫任務。
2.2股權直接投資深具影響
股權直接投資是眼下繁榮的中國證券市場盛宴中的頂級盛宴。監管層將在風險可測、可控、可承受的前提下，支持證券公司進行產品、服務和組織創新，并將支持符合條件的公司開展融資融券、直接投資等業務的個案試點。
伴隨著新的《證券法》、《公司法》和《合伙企業法》的出臺，PE的設立已經有法可依。在稅收方面，修訂后的《合伙企業法》已經明確了合伙企業的征稅原則，即合伙企業的所得稅按照由合伙人分別繳納所得稅的原則，這就避免了雙重征稅，有利于促進PE的發展。
股權直接投資可以為證券公司開辟新的盈利模式，有利于發展與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也是投資銀行本質的回歸。證券公司現在需要抓住機遇加快創新，做大做強。尤其是面對國外投行的大舉進入，要盡快打造出能與國際投行相抗衡的本土證券公司。否則，就會淪落成像我國臺灣、香港市場那樣，成為外國投行的“天下”。
外資投行主要利潤來源中，承銷費僅占一小部分比例，大部分的收入來自股權的投資收益，如高盛60%的收益都來自于此。以高盛、美林等為代表的國際投行在中國伺機而動，參與了許多PRE-IPO的投資，收益豐厚。放開股權直接投資后，國內證券公司將同國外投行一起分享股權投資的高溢價收益。
證券公司從事股權直接投資有利于取得參與非上市企業公開發行股票的承銷權，可以給公司有關部門創造更多的業務機會。通過投資國有企業和其他行業各個成長階段的企業，有利于加快行業兼并收購的整合進程，有助于推動國內的一大批新興跨國企業的崛起和全球擴張；此外，可以加快國有企業股權結構的改革和法人治理結構的完善，打破國內的傳統國企壟斷、行政壟斷，并成為中國整體市場經濟轉軌和深化改革的重要外力。
3兩種模式之比較
中信證券在2007年1月24日公告，宣布董事會通過議案將與勝達國際集團（SICO）合資開展股權直接投資業務，主要投資于境內擬上市公司的股權。雙方合資的承諾資金額不超過10億元人民幣，各方將出資5億元人民幣，各占50%比例。國泰君安、申銀萬國、招商證券、國金證券、廣大證券、東方證券等多家證券公司都在積極備戰股權直接投資，籌備各自的方案。
各家證券公司擬定的模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將股權直接投資業務并入證券公司的業務體系，成為后者的一個組成部分。證券公司是直接投資業務的主體，既可以直接運用證券公司自有資金開展業務，更可以專項資產管理形式募集資金，開展股權直接投資業務。二是證券公司設立專門的機構，通過子公司來開展股權直接投資業務，如中信、招商、光大等。
兩種模式的比較：
2007年1月底，證監會證券公司投資非上市公司股權直接投資監管法規已經下發到各交易所和幾大證券公司處征求意見，創新類證券公司股權直接投資試點有望獲批。證券公司的資本金規模和風險控制能力是此次證監會遴選試點的主要標準，中金、中信和中銀是最有希望獲得首批試點資格的三家證券公司。
4未雨綢繆迎接證券市場的盛宴
從國外專業的私募股權投資公司和投資銀行運作PE的經驗來看，股權直接投資對人才和制度的要求極高。中國PE還面臨著外匯管制、貸款、人才等方面的諸多限制。中國PE品牌的法律地位、與社會各階層的連接、與銀行的關系都很脆弱。目前證券公司開展股權直接投資業務急需解決的問題主要有：
4.1澄清觀念
股權投資基金不受金融法規和條例的監管，只受民法和一般企業法規的監管。根據美國的經驗，美國對PE沒有特殊的監管，PE是在相關法律的豁免條款下生存的。監管部門監管的是各種投資于私募股權基金的行為主體，如果投資的行為主體是銀行，則受銀監會的監管；如果是保險資金，受保險監管部門監管。所以中國對股權直接投資的監管也應當效仿國外，不必設立專門的監管機構，而只需明確銀監會、保監會和證監會各自的監管內容。
4.2加快人才儲備
人力資本是PE的制勝法寶。該行業對人才的要求非常高，需要思路敏捷，能夠迅速做出正確的判斷和決定，如很快對交易的結構做出評價和判斷，具備非常強的人際交往能力。該類人士需要兼具投資銀行、法律和金融財務等方方面面的理論知識和實踐經驗。而國內證券公司人力資本滯后，缺乏這類專業人才，因此加大內部培訓和外部引進需齊頭并進。
4.3嚴格風險防范
證券公司從事股權直接投資極易導致利益沖突、風險失控。所以證券公司需要建立嚴格的內控制度，各部門間設立嚴格的防火墻，防止利用內部信息為己牟利。自有資金的投入，一旦失誤，將造成嚴重的損失，所以證券公司應當借鑒國外PE的成熟經驗，熟悉PE的運行機制和原理，形成一套獨特的項目篩選、價值評估、企業管理與控制的運作流程和制度體系，建立全面的風險控制制度。另外可以考慮引進國際知名的PE和投行，進行合資，共同開拓國內市場。
4.4放寬資金限制
流動性過剩是目前國內突出的問題，因此發展股權直接投資應主要用好國內資金，目前政策性銀行、證券公司、社保基金、保險公司和郵政投資PE已經先后個案獲批，今后應當從法律上放寬限制，允許更多的機構投資者涉足該領域。
國內融資體制改革的滯后，借貸市場基礎薄弱，缺少債務融資渠道的支持使得國內大型杠桿并購交易稀少。債務融資對并購交易舉足輕重，因為在杠桿并購中，并購方通過債務融資增加股本投入。債務是以被收購企業能產生現金流的資產做抵押，發達市場中，債務總額一般為投資者自有資金的三倍，由各商業金融機構提供融資。但國內貸款機構不愿意向無法提供大量實物擔保的債務人提供貸款，中國破產法滯后是一個制約因素。因此，加快相關法律建設，銀行逐步建立項目融資和評估體系的建設刻不容緩。
4.5品牌的長期樹立
私募股權投資吸引眾多資金的秘方是良好的業績和知名的品牌，只有經過歷練的國際知名投行和私募股權投資公司才會振臂一揮，應者云集。國內證券公司最初開展股權直接投資可能會出現募集資金達不到預期規模的情況，而只能依靠自有資本運作，但證券公司本身的資金實力又有限。所以，如何在短期內塑造自身的金字招牌是證券公司面臨的緊迫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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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經濟發展的階段和水平的不同，以及社會經濟制度和歷史過程的差異，各國（地區）形成了適合自己市場實際情況的證券公司融資融券制度。這些制度可以概括地歸結為兩大類，市場化融資融券模式和專業化融資公司模式。在市場化融資模式中，證券公司主要通過貨幣市場向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通過信貸、回購和票據融資，融資融券交易均表現為典型的市場行為，歐美的主要工業化國家實行的就是這種市場化的融資融券制度。在專業化融資公司的模式中，證券公司必須向經過特批的證券融資公司籌借資金，亞洲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如日本、臺灣等實行的是這種專營的融資公司模式。
（一）美國的融資融券制度
在美國現行體制中，對證券公司的融資融券活動進行管理的部門是聯邦儲備委員會。美聯儲的管理是建立在《1933年證券法案》和《1934年證券交易法》的基礎之上的，此外美聯儲還先后頒布了4個有關信用交易的規定。除美聯儲外，證券交易所和證券公司協會等自律機構也從自身的角度制訂了一系列的規則和條例來約束市場參與者的行為，作為對聯儲的法規和行政監管的重要補充。如紐約證券交易所制定了一系列有關信用交易賬戶操作的細則，以保證聯邦有關法規的實施。證券公司在融資交易方面的自律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對客戶進行融資時，嚴格遵守聯儲和交易所的有關規定，要求自己客戶信用賬戶中的保證金比率一般都高于聯儲所規定的比例，常規保證金維持率也高于交易所的規定。二是證券公司在向銀行申請轉融通時，必須嚴格按照聯儲和交易所的有關規定，不得隨意挪用凍結的證券。另外，為了加強整個證券公司的規范水平、防范各種法律合同風險，證券公司協會還制訂了標準化的信用交易賬戶開戶合同和借券合同，對賬戶的操作和證券公司融資融券活動通過法律的條款加以界定。
美國的市場化信用交易模式，是建立在發達的金融市場，以及包括證券公司在內的金融機構比較完整的自主性基礎之上的。在美國信用交易體系下，基本上呈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1、美國融資融券交易的最大特征就是高度的市場化在美國的信用交易模式中，監管當局從活躍市場同時又要有效地防范風險的目標出發，制訂了一套較為完整的規則。在制度所限定的范圍內，融資融券交易完全由市場的參與者自發完成。在融資融券的資格上，幾乎沒有特別的限定，只要是資金的富裕者，就可以參與融資，只要是證券的擁有者，就可以參與融券。而證券公司之間，同樣可以相互融資融券；證券公司與交易客戶之間，只要建立在“合意”的基礎上，實際上也可以進行融資融券的活動，比如出借證券、使用客戶保證金等等；銀行的參與方式則以資金轉融通為主，同時也向證券公司提供借券，而其他金融機構（養老金、保險公司等）則積極參與借券的轉融通。這種信用交易主體的廣泛性，源于美國金融市場的發達。
2、信用交易體系與貨幣市場回購市場緊密聯系
在美國的信用交易中，不僅融資融券主體之間有著直接的聯系，同時信用交易體系與貨幣市場、回購市場緊密結合。美國的貨幣市場基本上是對機構開放的，各個機構都能夠在貨幣市場上進行交易，獲得開展信用交易所需的資金或者證券。而在貨幣市場中，使用最為廣泛的工具就是債券回購。回購工具的廣泛使用，源于美國透明的貨幣市場以及完善的信用基礎。另外對于證券公司的短期資金需求而言，抵押貸款和融券也是廣為采用的方法。
（二）日本的融資融券制度
日本證券公司融資融券制度最大的特點就是證券抵押和融券的轉融通完全由專業化的證券金融公司完成。在這種專業化證券金融公司的模式中，證券公司與銀行在證券抵押融資上被分隔開，由證券金融公司充當中介，證券金融公司居于排它的壟斷地位，嚴格控制著資金和證券通過信用交易的倍增效應。
為什么日本選擇了由證券金融公司主導的專業化模式呢？應該說，金融體系和信用環境的完善程度，往往與信用交易模式的專業化（或者市場化）程度密切相關，大凡金融市場越不發達、信用環境越薄弱，對專業化機構監控的依賴性就越大，這就是日本在戰后發展中選擇專業化模式的內在原因。
日本的專業化融資融券模式具有以下特征：
1．證券金融公司的壟斷專營地位
從負債結構來看，日本的證券金融公司主要是通過向資金和證券的擁有者融借證券和資金，來維持自己的轉融通業務。同時日本證券金融公司的自有資本的比例很小，為2．5％。如此小的自有資本規模，只有在政府支持和壟斷專營的基礎上，才能夠維持業務的正常運行。實際上，由于證券公司不能夠直接向銀行、保險基金等機構融取證券，其它金融機構如果需要借出證券，一般是要將其轉借給證券金融公司，再由證券金融公司附加一定比例的手續費后將證券融借給證券公司。而在融資方面，由于證券公司可以部分參與貨幣市場以及從銀行獲得抵押貸款，證券金融公司對融資方面的壟斷性要小一些，是一種“準壟斷”的狀態。
2．信用交易操作層級分明
在日本的專業化信用交易模式中，客戶不允許直接從證券金融公司融取資金或者證券，而必須通過證券公司來統一進行。證券公司除了部分資金以外，也不能夠直接從銀行、保險公司等機構那里，獲得信用交易所需要的證券或資金。這樣，證券金融公司便成為整個信用交易體系中證券和資金的中轉樞紐。大藏省只要通過控制證券金融公司，就可以調控進出證券市場的資金和證券流量，控制信用交易的放大倍數。
3．日本證券金融公司在證券公司資券轉融通中的地位正在逐步下降
導致證券金融公司轉融資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銀行與貨幣市場的資金使轉融通需求發生分流，證券公司越來越多地通過短期借款、回購等方式從其他渠道獲取所需資金。但與轉融資的情況相反，證券金融公司為證券公司提供的借券額占證券公司總借券交易額的比重卻越來越高，導致這種結果的原因在于證券金融公司在轉融券業務中的壟斷地位。
像日本這種職能分工明確的結構形式，確實便于監管，也與金融市場的欠發達相適應。但其在一定程度上損失了資源快速配置的效率。
（三）臺灣的融資融券制度
臺灣的融資融券制度雖然是與日本相似的專業化證券金融公司模式，但是有一個重要的差異，就是實行了對證券公司和一般投資者同時融資融券的“雙軌制”。
在臺灣所有的證券公司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經批準可以辦理融資融券業務的機構，其余的證券公司則沒有營業許可。獲得融資融券許可的證券公司可以給客戶提供融資融券的服務，然后再從證券金融公司轉融通。而沒有許可證的證券公司，只能接受客戶的委托，代客戶向證券金融公司申請融資融券。這樣證券金融公司實際上一面為一部分證券公司辦理資券轉融通，同時又直接為一般投資者提供融資融券服務。
在“雙軌制”的結構中，有融資融券業務資格的證券公司既可以通過證券抵押的方式從證券金融公司獲得資金，也可以將不動產作抵押向銀行和其他非銀行機構融資，因此，證券金融公司并不是資本市場和貨幣資金市場之間的唯一資金通道，而是專門以證券質押的方式獲取資金的特殊通道。
從臺灣信用交易制度的歷史進程和現實狀況來看，基本上體現了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1．證券金融公司處于既壟斷又競爭的地位
在臺灣的信用交易模式中，一方面根據臺灣金融市場的欠發達現狀，采取了專業化集中信用的形式，另一方面又力圖在各個方面充分體現出市場競爭的特點。臺灣有四個證券金融公司，但并不象日本那樣，一家幾乎完全壟斷市場，而是在信用交易提供轉融資上展開市場競爭。另外，從資本規模上也比較接近。這種四家競爭的形式促進了證券金融公司的效率。由于近似有效的市場競爭，證券金融公司比較注重市場運作與風險的控制。
2．客戶信用交易并非必然集中于證券公司，證券金融公司的職能逐步從轉融資過渡到直接融資
臺灣的證券公司只有一小部分具有信用交易資格，可以為客戶直接提供融資和融券的信用交易支持，而大部分的證券公司只能接受信用交易客戶的委托，轉而向證券金融公司辦理轉融通。而客戶也可以選擇，是從證券公司直接獲得融資和融券，還是直接向證券金融公司申請融資和融券。所以，證券金融公司在資券轉融通業務日漸萎縮的情況下，更多地轉向直接為個人投資者提供資券融通，成了一個市場化的融資公司。
3．證券金融公司的資券轉融通業務日漸萎縮
臺灣的證券公司，尤其是有信用交易資格的證券公司，在信用交易中越來越多地利用貨幣市場的融資工具，而逐漸減少對證券金融公司的依賴，這導致了證券金融公司轉融通業務的萎縮。
二、我國證券公司融資融券現狀分析
（一）我國證券公司融資融券的現狀
證券公司可支配資產的多少是決定其市場競爭力的重要參數之一。因此，國內外券商都非常重視融資融券業務。由于我國股票市場還沒有做空機制，因此目前國內券商尚無法進行融券交易。
證券市場發達國家的券商融資渠道比較通暢，券商的資產負債率相當高。如美林公司的資產負債率為95%，所有者權益僅為5%，這意味著95%的資金來自于別的融資渠道。一般說來，公開上市是國外許多知名證券公司融資的重要渠道。美國的十大券商都是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公開上市的股份公司，其中不少還在多個交易所同時上市。此外，國外券商的融資渠道還有發行金融債券、進行特種信用貸款、同業拆借、票據融資、國債回購和抵押債券等方式。
相比之下，國內券商的融資渠道就顯得乏善可陳。除自有資金外，我國券商融資的主要方式有：
一是同業拆借。1999年8月20日，中國人民銀行下發《證券公司進入銀行間同業市場管理規定》，為證券公司同業拆借業務提供了一條合法通道。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的成員總數已經由1998年的171家、1999年的319家增加到2000年的464家，目前已經達到495家。2000年，信用拆借全年成交6728.07億元，較上年增長104%。
二是國債回購。目前，我國國債市場由銀行間市場與交易所市場兩個相互分割的市場組成，大部分證券公司只能在交易所市場交易，而國債的最大買家——商業銀行只能在銀行間市場交易。從1997年起，我國國債市場就一直以銀行間市場為中心。交易所市場雖然交易活躍，但由于發行量小，債券供不應求，導致回購利率高企，特別是在新股發行時尤為明顯，券商融資成本較高。2000年，我國國債回購全年成交15781.74億元、較上年增長299%，現券買賣全年成交682.68億元、較上年增長782%。
三是股票質押貸款。2000年2月13日，央行和證監會聯合《證券公司股票質押貸款管理辦法》，允許符合條件的證券公司以自營的股票和證券投資基金券作抵押向商業銀行借款，從而為證券公司自營業務提供了新的融資來源。股票質押貸款具有的乘數效應使券商能以低成本擴張并獲取高收益，但券商提高了收益的同時負債也相對上升，風險也自然增加。因此管理層對該項業務作了較嚴格的資格認定，目前我國只有部分券商獲準進行股票質押貸款業務。
總體而言，我國券商的融資業務存在渠道窄、數量少、比例小的特點。融券業務至今還沒有開展，債務融資也只處于起步階段。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國現行法律法規的嚴格限制。1999年的《證券法》第35、36、141條明確規定：證券交易以現貨進行交易，證券公司不得從事向客戶融資或者融券的證券交易活動；證券公司接受委托賣出證券必須是客戶證券帳戶上實有的證券，不得為客戶融券交易；證券公司接受委托買入證券必須以客戶資金帳戶上實有的資金支付，不得為客戶融資交易。《證券法》第133條規定：禁止銀行資金違規流入股市，證券公司的自營業務必須使用自有資金和依法籌集的資金。也就是說，在我國當前的法律框架下，強調現貨交易，既限制券商通過融資融券進行自營業務，也限制其向客戶提供融資融券服務。
（二）拓展融資融券渠道的必要性分析
在證券市場的起步階段，券商自身的風險內控機制尚未健全，各種配套的監管措施尚未完善，因此從微觀層次上看，嚴格的分業經營勢所難免，但從宏觀層次上看，銀行與證券、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必須在最高層次上融合，這也是當今國際金融業的整體趨勢。隨著市場的進一步發育，以及應對加入WTO后國外券商的激烈競爭，拓展券商的融資融券渠道已是擺在管理層及券商面前的當務之急。
1、券商擴大可支配資源、提高市場競爭力的需要
證券業是一個資金密集型產業，資產規模直接決定了券商的競爭力。我國券商與國外同行相比，其一大劣勢是自有資本金不足，總資產規模小。如2000年我國101家券商的資產總額為5753億元（含客戶保證金），凈資產總額為236.4億元，平均每家券商的總資產、凈資產分別僅為57億元和2.34億元。從1999年起我國券商掀起了一波大規模的增資擴股運動，但截止2001年底，券商總資本金才剛剛突破800億元，平均每家不到7億元。相比之下，美國1998年底券商總資本金達1045億美元，總資產達19739億美元（不含客戶保證金）。2000年我國券商業務價值量排名第一的海通證券的營業收入為28.94億元人民幣，而同期美國最大的摩根斯坦利添惠公司營業收入為454.13億美元，前者僅為后者的0.77％。現在我國已經加入WTO，國內券商很快就要和國外的投資銀行“巨無霸”在同一平臺上展開公平競爭，這樣小的資產規模，如果沒有一條通暢的融資融券渠道的話，如何能與國際大投行競爭。
2、現有融資渠道的有效程度不足
從美國、臺灣的融資融券制度看，券商的債務融資主要來自銀行、證券金融公司和貨幣市場。其中，回購協議正在成為券商融資的一個越來越重要的渠道，逐步代替傳統的證券抵押融資方式。而我國目前階段由于貨幣市場的發展相對落后，交易工具的種類少，交易規模小，參與機構也少，而且證券公司自營帳戶中以股票持倉為主，可以用來作回購交易的債券數量有限，因此，回購市場尚不能很好地滿足我國券商的融資需求。拆借市場上融資不用證券作抵押，融資風險比較高，銀行出于自身安全性考慮對融資額度有較嚴格的限制，因此同業拆借所能獲取的資金是有限的。另外，同業拆借和國債回購都不能滿足券商對中長期資金的需求。證券質押融資具有一定的風險，尤其是銀行很難對券商或投資者融資取得的資金投向進行有效的監控，加之我國股票市場實際運行過程的不規范性，因此監管部門對證券質押融資作了嚴格的資格認定和比例限制，使其至今仍處在起步階段，市場規模很小。因此，我國現有的幾種券商融資渠道，都由于其本身的缺陷性或政府管制行為，而不能很好地滿足券商對資金的需求。因此，我們有必要尋找一種新的券商融資方式，或者改進現有的融資手段，使其能更好地為券商融資服務。
3、有利于活躍交易市場
與證券交易相關的融資融券屬于信用交易，而信用交易可利用保證金比率這一杠桿，有效地放大參與市場交易的資金量，從而活躍交易市場。總體上說，我國股票市場的交投一直比較活躍。以1998年為例，紐約和東京交易所的換手率分別為69.9%和34.1%，臺灣證券交易所的換手率為314%，而我國1998年為515%（上海A股，下同），1999年為428%，2000年為498%，遠遠高于美國和日本，也高于臺灣。我國股票市場能維持活躍的交易，主要得益于三個方面：一是我國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和政府對股市的大力支持；二是我國金融體系的封閉性使投資者缺乏其他高效的投資渠道；三是我國股市正處于起步階段，市場運行尚不規范，散戶比例大，做莊盛行，投機性強。隨著我國加入WTO后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以上三個有利于股市活躍的因素將逐漸淡化，同時一些新的市場變數已開始顯現：一是市場監管力度加強，大量違規資金將撤離股市；二是市場擴容速度加快，對資金的需求增加；三是我國即將推行國有股流通方案，雖然方案還沒有最終確定，但大量國有股的流通，無疑需要巨額承接資金。因此，未來我國股市的資金面并不寬裕，市場交投將逐漸趨于平和。而證券市場要實現其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維持一定的交易活躍程度是前提。從這個意義上說，拓展券商的融資融券渠道，進而活躍股市交易，是應時之需。
4、建立完善的融資融券制度，能起到價格穩定器的作用
我國股票市場屬于典型的單邊市，只能做多，不能做空。也就是說，投資者要想博取價差收益，只有先買進股票然后再高價賣出，由此導致市場一味地追高，市盈率高企，股價遠遠脫離基本面。一旦市場出現危機時，往往又出現連續的“跳水”，股價下跌失去控制。據統計，從1996年到2001年，我國股票市場的年平均波動幅度達40%（按上海綜合指數計算）。而在完善的融資融券制度下，市場本身具備了價格穩定器的作用。其原理是：當市場過度投機導致某一股票價格暴漲時，投資者可通過融券，沽出這一股票，從而引致股價回落；相反，當某一股票被市場過度低估時，投資者可通過融資買進該股票，從而促使股價上漲。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完善的融資融券制度下，價格穩定器才能發揮作用。在沒有融券交易的配合下，融資交易不僅不會起到價格穩定器的作用，反而會制造市場虛假信息，破壞市場供需平衡。因此，我國在建立融資融券制度時，應注意兩者的協調發展。
5、從長期來看，通過融資融券溝通資本市場與貨幣市場，有利于釋放金融市場風險。
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是兩個既相對獨立又緊密相關的金融子系統，供需的變化和市場的割裂將不可避免地在這兩個系統中產生風險積累，如果風險長期得不到分散和消弭，將使整個金融市場的風險過度膨脹而危及國民經濟的發展。當前，我國的金融風險已經不可忽視。一方面，銀行存款大量增加，目前已超過7萬億元，且每年的增量在8000億元以上，存款的迅速增加與銀行“惜貸”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導致銀行單位資產贏利下降和總體資產質量惡化。另一方面，證券市場因其快速發展和高額回報所引致的對資金的大量需求得不到很好地解決，于是違規事件時有發生且屢禁不止，如銀行資金違規入市、券商挪用客戶保證金及向客戶融資融券進行非法交易等。這些狀況說明我國的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都已具有相互滲透的需要和沖動，人為的割裂非但不能解決這種矛盾，反而會引發更大的風險和危機。因此，當前應逐步放開對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的管制，使銀行資金能合法、受控制地進入證券市場，從而緩解和釋放整個金融系統的風險。
三、建立“有中國特色”的證券公司融資融券制度
（一）主導思想：建立過渡性專業化證券金融公司
從美國、日本和臺灣的制度比較中可以看出，一國證券公司融資融券制度的選擇從根本上說是由該國的證券市場發展水平和經濟制度的結構特征決定的。美國的制度是在市場的歷史進程中自發地形成和發展，并由法規制度加以限定和完善的。日本和臺灣的制度都是戰后在證券市場欠發達、交易機制不完善、整個金融制度不健全的基礎上逐步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因而其制度從一開始就有別于美國，具備中央控制的性質。
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市場運行機制尚不健全，法律法規體系尚不完善，市場參與者的自律意識和自律能力也相對較低，因此難以直接采用市場化的融資融券模式，而應吸取日本和臺灣的經驗和教訓，建立過渡性專業化的證券金融公司模式，等時機成熟后再轉為市場化模式。同時，應注意到我國屬于“轉軌經濟國家”這一現實，證券市場中仍有許多地方有別于他國，如國有股問題，A、B股問題，銀行、券商、上市公司以國有控股為主等等，因此在建立自己的模式時，應充分考慮到我國的特殊國情，制定有中國特色的證券金融公司制度。
建立我國的證券金融公司應充分注意到其過渡性。從日本和臺灣的經驗來看，證券金融公司曾在活躍市場、融通資金和控制風險等方面發揮過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證券市場的逐步成熟，這種專營性的證券金融公司已越來越難以適應市場進一步發展的需要。一方面它在融資融券市場中的份額逐年下降，另一方面它越來越難以勝任日漸增多的市場職能，在運行中出現了業務大、責任重、風險集中的狀況。因此，我國在建立融資融券制度時，從一開始就應明確市場化的融資融券制度才是最終的選擇，建立證券金融公司只是一個過渡的橋梁。在制度設計中，應使其盡量精干并易于調整和過渡。在數量上，宜控制在3家左右；在功能上，應盡可能采取市場化的運行方式，減少政府過度干涉，防止權力和責任過于集中。
（二）建立證券金融公司的意義
1、有利于監管部門對融資融券活動進行監督控制
我國證券市場是建立在公有經濟基礎之上的，國家對包括證券市場在內的所有市場都進行調控，這與美國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自有市場經濟有著本質的不同。在美國模式中，風險的控制由市場參與者以自律為原則自發地實現。證券公司和銀行直接發生個別融資融券交易，中央監管部門對市場整體的融資融券活動難以有及時而全面的了解，也難以對交易活動實行有效的監督；證券交易所作為第三者可以對融資融券活動的結果進行監督，但很難對交易過程實行監控，也難以防止交易雙方發生不規范的內部交易。而專業性的證券金融公司，作為融資融券市場的唯一窗口，可以隨時掌握整個市場的融資融券情況，并在監管部門的指導下完成對證券公司的融資融券服務。公司的性質、地位及其與監管部門的關系決定了它在提供服務時將履行嚴格的自律準則，降低風險和防范不規范行為的發生。
2、有利于融資融券活動的順利進行
在證券金融公司模式下，各個銀行將資金或證券貸給證券金融公司，再由后者轉融給各個證券公司，這使融資融券活動的傳遞鏈單一化，在機制上比較容易理順。相反，如果各個銀行將資金或證券直接貸給證券公司，由于參與主體繁多，可能導致融資融券市場的無序化，不利于市場監管，尤其是對銀行現有的管理水平及其人員的技能素質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此外，銀行與證券的存管、清算、登記等業務機構分屬不同的管理系統，在協調上存在一定的難度和障礙，這也限制了銀行和券商之間進行直接的融資融券活動。
3、有利于降低融資融券的系統性風險
融資融券不可避免地含帶著市場風險和信用風險。在我國目前融資融券制度和有關法律制度欠完備的情況下，銀行出于對貸款安全性的考慮，對券商的融資融券需求可能顯得不夠熱心。通過建立專業化的證券金融公司，憑籍其高于券商的信用水平以保證貸款和利息收入的安全性，可大大消除銀行的顧慮，增強銀行乃至整個社會對證券公司融資融券業務安全性的信心，從而有力地擴大券商的融資融券通道。
（三）證券金融公司的制度框架和運作機制探討
1、自有資本的籌集
從股東結構上看，日本和臺灣的證券金融公司的最大股東都是各類金融機構，包括商業銀行和交易所，這使證券金融公司具備了較高的信用水平和中立性，值得我國借鑒。未來我國的證券金融公司，可由商業銀行、證券交易所以及其它有實力的投資公司、信托公司、證券公司共同投資建立。
證券金融公司資本充足率的設定，直接影響到其資產規模、信用水平和運行質量。臺灣要求證券金融公司的負債總額不能超過其資本凈值的11.5倍，相當于最低資本金充足率8%；相比之下，日本證券金融公司的同一比率僅為2.5%，其資本金比率很低，且債務中幾乎全部為短期債務，要求高效率的流動資金管理技能。考慮到金融機構的性質及本著穩健的原則，我國證券金融公司的最低資本金充足率設定在8%比較適宜。
2、明確不同部門的職能權限
融資融券的交易過程比較復雜，牽涉面也較廣，因此美國、日本、臺灣都對此作了非常細致和具體的規定。我國證券市場發育程度尚低，市場參與者自律性較差，因此更應事先制定較完備的法律法規加以規范，明確各方的權限和職責。我國法規的結構設計可以從兩方面著手：中國人民銀行作為商業銀行的主管機構，制定有關銀行向證券金融公司提供資金的渠道、方式和管理辦法；中國證監會作為中央證券監管機構，制定證券金融公司向證券公司或投資者提供資券轉融通的管理辦法，并由證券交易所對有關交易、存管、結算等方面制定出細則作為補充。證券金融公司成立后，再根據以上兩個方面的總體法規制定出具體的操作規程，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制度氛圍。
3、業務職能的設定
證券金融公司是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之間的資金通道之一。日本的證券金融公司只能向證券公司進行融資融券，而與投資者的融資融券必須通過證券公司轉融通；臺灣實行對證券公司和一般投資者同時融資融券的“雙軌制”，并對證券公司進行分類，只有約三分之一的證券公司有辦理融資融券業務的許可，其它的證券公司只能為客戶辦理資券轉融通。我國在設定證券金融公司的職能時，可同時借鑒日本、臺灣的經驗，并根據我國實際情況，考慮制定以下分階段的實施步驟：
（1）對券商的融資融券資格設限，只有那些具備一定規模、資產質量良好、守法經營的券商才有資格申請融資融券業務。券商規模控制在近期無重大違規行為的綜合類券商。
（2）在證券金融公司建立之初，規定其只能向證券公司進行融資，而不得向后者進行融券，也不得直接向投資者進行融資融券。證券公司可以向投資者融資，但不得融券。
（3）在運行一段時間后（如1年后），放開證券金融公司直接向投資者進行融資，但仍不得向券商或投資者從事融券業務。
（4）在我國的做空機制建立起來后，放開證券金融公司向券商和投資者從事融券業務，同時券商也可以向投資者融券。
當融資融券制度最終建立起來后，其運作機制如下圖所示：
4、建立信用管理機制
融資融券交易有較強的倍乘效應，能在短時內大規模增加交易額度，從而增加市場風險。因此，為防止交易信用的過度膨脹，應設立一套有效的機制對其進行管制。考慮到我國的證券公司尚無辦理證券抵押融資業務的經驗而且自律程度低，與早期的臺灣證券市場相仿，因此在設計證券公司融資融券制度時，可較多地參照臺灣的管理辦法，注重對各個級別的信用額度的控制，強調以保證金比率為基礎控制因市價變動形成的市場風險，以及以資本金比率為基礎控制證券公司的債務風險。同時，對美國、日本的成功之處，也要有選擇地學習參照。具體措施包括：
（1）可用作融資融券交易的證券的資格認定
不同證券的質量和價格波動性差異很大，將直接影響到信用交易的風險水平，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證券都適合作融資融券交易，而應對其進行資格認定。資格認定權可歸屬證券交易所。現階段，可考慮規定流通股本在3000萬股以上，股東人數在2000人以上，具有一定交易規模的公司股票才可以用來作融資交易或抵押。融券用的證券資格應比融資的證券更高，可規定流通股本在4000萬股以上，股東人數在3000人以上。當然，在運行過程中，交易所應根據股票的市場表現和公司的情況隨時修訂具有融資融券資格的股票名單。
（2）對市場整體信用額度的管理
包括對融資保證金比率和融券保證金比率的動態管理。融資保證金比率包括最低初始保證金比率和常規維持率，借鑒臺灣的經驗，現階段我國這兩個比率可考慮設定在60%和30%。也就是說，券商在融入資金購買證券時，必須交納60%的保證金，并把購得證券交給證券金融公司作抵押。當證券價格下跌導致保證金比率低于60%時，證券金融公司將停止向該券商繼續融資，當保證金比率低于30%時，證券金融公司將通知券商補交保證金，否則將強行賣出抵押證券。券商的保證金可以是現金，也可以是符合條件的證券。當用證券作保證金時，還應設定另外兩個指標：一是現金比率，即券商的保證金不能全部是證券，而必須包含一定比例以上的現金。現金比率可設定為20%；二是擔保證券的折扣率，即用作保證金的證券不能按其市值來計算，而應扣除一定的折扣率，以降低證券價格過度波動帶來的信用風險。擔保證券的折扣率與證券的類型有關，政府債券可按10%計，上市股票可按30%計。
融券保證金比率也包括最低初始保證金比率和常規維持率，可分別定在70%和30%。其含義和融資保證金的最低初始比率和常規比率一致。
（3）對證券機構信用額度的管理
包括對證券金融公司的管理和對證券公司的管理。借鑒臺灣的經驗，對證券金融公司的信用額度管理可通過資本凈值的比例管理來實現：一是規定證券金融公司的最低資本充足率為8%；二是規定證券金融公司從銀行的融資不得超過其資本凈值的6倍；三是證券金融公司對任何一家證券公司的融資額度不能超過其凈值的15%。
對證券公司的管理同樣可通過資本凈值的比例管理實施：一是規定證券公司對投資者融資融券的總額與其資本凈值的最高倍率，臺灣規定為250%，考慮到我國證券公司的資本金比率遠不及臺灣，因此可考慮將這一倍率定200%；二是每家證券公司在單個證券上的融資和融券額分別不得超過其資本凈值的10%和5%。
（4）對個別股票的信用額度管理
對個股的信用額度管理是為了防止股票過度融資融券導致風險增加。可規定：當一只股票的融資融券額達到上市公司流通股本的25%時，交易所將停止融資買進或融券賣出，當比率下降到18%以下時再恢復交易；當融券額已超過融資額時，也應停止融券交易，直到恢復平衡后再重新開始交易。
5、建立嚴格的抵押證券存管制度
證券存管是融資融券的一個關鍵環節，直接關系到資券借出方的資產安全。在美國、日本和臺灣的制度中，美國的存管制度是最完善的，相反，臺灣的制度過于僵死。因此，在設計我國的融資融券制度中有關抵押品存管的機制時應更多地參鑒美國的運作機制。其關鍵步驟包括：
由于經濟發展的階段和水平的不同，以及社會經濟制度和歷史過程的差異，各國（地區）形成了適合自己市場實際情況的證券公司融資融券制度。這些制度可以概括地歸結為兩大類，市場化融資融券模式和專業化融資公司模式。在市場化融資模式中，證券公司主要通過貨幣市場向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通過信貸、回購和票據融資，融資融券交易均表現為典型的市場行為，歐美的主要工業化國家實行的就是這種市場化的融資融券制度。在專業化融資公司的模式中，證券公司必須向經過特批的證券融資公司籌借資金，亞洲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如日本、臺灣等實行的是這種專營的融資公司模式。
（一）美國的融資融券制度
在美國現行體制中，對證券公司的融資融券活動進行管理的部門是聯邦儲備委員會。美聯儲的管理是建立在《1933年證券法案》和《1934年證券交易法》的基礎之上的，此外美聯儲還先后頒布了4個有關信用交易的規定。除美聯儲外，證券交易所和證券公司協會等自律機構也從自身的角度制訂了一系列的規則和條例來約束市場參與者的行為，作為對聯儲的法規和行政監管的重要補充。如紐約證券交易所制定了一系列有關信用交易賬戶操作的細則，以保證聯邦有關法規的實施。證券公司在融資交易方面的自律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對客戶進行融資時，嚴格遵守聯儲和交易所的有關規定，要求自己客戶信用賬戶中的保證金比率一般都高于聯儲所規定的比例，常規保證金維持率也高于交易所的規定。二是證券公司在向銀行申請轉融通時，必須嚴格按照聯儲和交易所的有關規定，不得隨意挪用凍結的證券。另外，為了加強整個證券公司的規范水平、防范各種法律合同風險，證券公司協會還制訂了標準化的信用交易賬戶開戶合同和借券合同，對賬戶的操作和證券公司融資融券活動通過法律的條款加以界定。
美國的市場化信用交易模式，是建立在發達的金融市場，以及包括證券公司在內的金融機構比較完整的自主性基礎之上的。在美國信用交易體系下，基本上呈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1、美國融資融券交易的最大特征就是高度的市場化在美國的信用交易模式中，監管當局從活躍市場同時又要有效地防范風險的目標出發，制訂了一套較為完整的規則。在制度所限定的范圍內，融資融券交易完全由市場的參與者自發完成。在融資融券的資格上，幾乎沒有特別的限定，只要是資金的富裕者，就可以參與融資，只要是證券的擁有者，就可以參與融券。而證券公司之間，同樣可以相互融資融券；證券公司與交易客戶之間，只要建立在“合意”的基礎上，實際上也可以進行融資融券的活動，比如出借證券、使用客戶保證金等等；銀行的參與方式則以資金轉融通為主，同時也向證券公司提供借券，而其他金融機構（養老金、保險公司等）則積極參與借券的轉融通。這種信用交易主體的廣泛性，源于美國金融市場的發達。
2、信用交易體系與貨幣市場回購市場緊密聯系
在美國的信用交易中，不僅融資融券主體之間有著直接的聯系，同時信用交易體系與貨幣市場、回購市場緊密結合。美國的貨幣市場基本上是對機構開放的，各個機構都能夠在貨幣市場上進行交易，獲得開展信用交易所需的資金或者證券。而在貨幣市場中，使用最為廣泛的工具就是債券回購。回購工具的廣泛使用，源于美國透明的貨幣市場以及完善的信用基礎。另外對于證券公司的短期資金需求而言，抵押貸款和融券也是廣為采用的方法。
（二）日本的融資融券制度
日本證券公司融資融券制度最大的特點就是證券抵押和融券的轉融通完全由專業化的證券金融公司完成。在這種專業化證券金融公司的模式中，證券公司與銀行在證券抵押融資上被分隔開，由證券金融公司充當中介，證券金融公司居于排它的壟斷地位，嚴格控制著資金和證券通過信用交易的倍增效應。
為什么日本選擇了由證券金融公司主導的專業化模式呢？應該說，金融體系和信用環境的完善程度，往往與信用交易模式的專業化（或者市場化）程度密切相關，大凡金融市場越不發達、信用環境越薄弱，對專業化機構監控的依賴性就越大，這就是日本在戰后發展中選擇專業化模式的內在原因。
日本的專業化融資融券模式具有以下特征：
1．證券金融公司的壟斷專營地位
從負債結構來看，日本的證券金融公司主要是通過向資金和證券的擁有者融借證券和資金，來維持自己的轉融通業務。同時日本證券金融公司的自有資本的比例很小，為2．5％。如此小的自有資本規模，只有在政府支持和壟斷專營的基礎上，才能夠維持業務的正常運行。實際上，由于證券公司不能夠直接向銀行、保險基金等機構融取證券，其它金融機構如果需要借出證券，一般是要將其轉借給證券金融公司，再由證券金融公司附加一定比例的手續費后將證券融借給證券公司。而在融資方面，由于證券公司可以部分參與貨幣市場以及從銀行獲得抵押貸款，證券金融公司對融資方面的壟斷性要小一些，是一種“準壟斷”的狀態。
2．信用交易操作層級分明
在日本的專業化信用交易模式中，客戶不允許直接從證券金融公司融取資金或者證券，而必須通過證券公司來統一進行。證券公司除了部分資金以外，也不能夠直接從銀行、保險公司等機構那里，獲得信用交易所需要的證券或資金。這樣，證券金融公司便成為整個信用交易體系中證券和資金的中轉樞紐。大藏省只要通過控制證券金融公司，就可以調控進出證券市場的資金和證券流量，控制信用交易的放大倍數。
3．日本證券金融公司在證券公司資券轉融通中的地位正在逐步下降
導致證券金融公司轉融資比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銀行與貨幣市場的資金使轉融通需求發生分流，證券公司越來越多地通過短期借款、回購等方式從其他渠道獲取所需資金。但與轉融資的情況相反，證券金融公司為證券公司提供的借券額占證券公司總借券交易額的比重卻越來越高，導致這種結果的原因在于證券金融公司在轉融券業務中的壟斷地位。
像日本這種職能分工明確的結構形式，確實便于監管，也與金融市場的欠發達相適應。但其在一定程度上損失了資源快速配置的效率。
（三）臺灣的融資融券制度
臺灣的融資融券制度雖然是與日本相似的專業化證券金融公司模式，但是有一個重要的差異，就是實行了對證券公司和一般投資者同時融資融券的“雙軌制”。
在臺灣所有的證券公司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經批準可以辦理融資融券業務的機構，其余的證券公司則沒有營業許可。獲得融資融券許可的證券公司可以給客戶提供融資融券的服務，然后再從證券金融公司轉融通。而沒有許可證的證券公司，只能接受客戶的委托，代客戶向證券金融公司申請融資融券。這樣證券金融公司實際上一面為一部分證券公司辦理資券轉融通，同時又直接為一般投資者提供融資融券服務。
在“雙軌制”的結構中，有融資融券業務資格的證券公司既可以通過證券抵押的方式從證券金融公司獲得資金，也可以將不動產作抵押向銀行和其他非銀行機構融資，因此，證券金融公司并不是資本市場和貨幣資金市場之間的唯一資金通道，而是專門以證券質押的方式獲取資金的特殊通道。
從臺灣信用交易制度的歷史進程和現實狀況來看，基本上體現了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1．證券金融公司處于既壟斷又競爭的地位
在臺灣的信用交易模式中，一方面根據臺灣金融市場的欠發達現狀，采取了專業化集中信用的形式，另一方面又力圖在各個方面充分體現出市場競爭的特點。臺灣有四個證券金融公司，但并不象日本那樣，一家幾乎完全壟斷市場，而是在信用交易提供轉融資上展開市場競爭。另外，從資本規模上也比較接近。這種四家競爭的形式促進了證券金融公司的效率。由于近似有效的市場競爭，證券金融公司比較注重市場運作與風險的控制。
2．客戶信用交易并非必然集中于證券公司，證券金融公司的職能逐步從轉融資過渡到直接融資
臺灣的證券公司只有一小部分具有信用交易資格，可以為客戶直接提供融資和融券的信用交易支持，而大部分的證券公司只能接受信用交易客戶的委托，轉而向證券金融公司辦理轉融通。而客戶也可以選擇，是從證券公司直接獲得融資和融券，還是直接向證券金融公司申請融資和融券。所以，證券金融公司在資券轉融通業務日漸萎縮的情況下，更多地轉向直接為個人投資者提供資券融通，成了一個市場化的融資公司。
3．證券金融公司的資券轉融通業務日漸萎縮
臺灣的證券公司，尤其是有信用交易資格的證券公司，在信用交易中越來越多地利用貨幣市場的融資工具，而逐漸減少對證券金融公司的依賴，這導致了證券金融公司轉融通業務的萎縮。
二、我國證券公司融資融券現狀分析
（一）我國證券公司融資融券的現狀
證券公司可支配資產的多少是決定其市場競爭力的重要參數之一。因此，國內外券商都非常重視融資融券業務。由于我國股票市場還沒有做空機制，因此目前國內券商尚無法進行融券交易。
證券市場發達國家的券商融資渠道比較通暢，券商的資產負債率相當高。如美林公司的資產負債率為95%，所有者權益僅為5%，這意味著95%的資金來自于別的融資渠道。一般說來，公開上市是國外許多知名證券公司融資的重要渠道。美國的十大券商都是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公開上市的股份公司，其中不少還在多個交易所同時上市。此外，國外券商的融資渠道還有發行金融債券、進行特種信用貸款、同業拆借、票據融資、國債回購和抵押債券等方式。
相比之下，國內券商的融資渠道就顯得乏善可陳。除自有資金外，我國券商融資的主要方式有：
一是同業拆借。1999年8月20日，中國人民銀行下發《證券公司進入銀行間同業市場管理規定》，為證券公司同業拆借業務提供了一條合法通道。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的成員總數已經由1998年的171家、1999年的319家增加到2000年的464家，目前已經達到495家。2000年，信用拆借全年成交6728.07億元，較上年增長104%。
二是國債回購。目前，我國國債市場由銀行間市場與交易所市場兩個相互分割的市場組成，大部分證券公司只能在交易所市場交易，而國債的最大買家——商業銀行只能在銀行間市場交易。從1997年起，我國國債市場就一直以銀行間市場為中心。交易所市場雖然交易活躍，但由于發行量小，債券供不應求，導致回購利率高企，特別是在新股發行時尤為明顯，券商融資成本較高。2000年，我國國債回購全年成交15781.74億元、較上年增長299%，現券買賣全年成交682.68億元、較上年增長782%。
三是股票質押貸款。2000年2月13日，央行和證監會聯合《證券公司股票質押貸款管理辦法》，允許符合條件的證券公司以自營的股票和證券投資基金券作抵押向商業銀行借款，從而為證券公司自營業務提供了新的融資來源。股票質押貸款具有的乘數效應使券商能以低成本擴張并獲取高收益，但券商提高了收益的同時負債也相對上升，風險也自然增加。因此管理層對該項業務作了較嚴格的資格認定，目前我國只有部分券商獲準進行股票質押貸款業務。
總體而言，我國券商的融資業務存在渠道窄、數量少、比例小的特點。融券業務至今還沒有開展，債務融資也只處于起步階段。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國現行法律法規的嚴格限制。1999年的《證券法》第35、36、141條明確規定：證券交易以現貨進行交易，證券公司不得從事向客戶融資或者融券的證券交易活動；證券公司接受委托賣出證券必須是客戶證券帳戶上實有的證券，不得為客戶融券交易；證券公司接受委托買入證券必須以客戶資金帳戶上實有的資金支付，不得為客戶融資交易。《證券法》第133條規定：禁止銀行資金違規流入股市，證券公司的自營業務必須使用自有資金和依法籌集的資金。也就是說，在我國當前的法律框架下，強調現貨交易，既限制券商通過融資融券進行自營業務，也限制其向客戶提供融資融券服務。
（二）拓展融資融券渠道的必要性分析
在證券市場的起步階段，券商自身的風險內控機制尚未健全，各種配套的監管措施尚未完善，因此從微觀層次上看，嚴格的分業經營勢所難免，但從宏觀層次上看，銀行與證券、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必須在最高層次上融合，這也是當今國際金融業的整體趨勢。隨著市場的進一步發育，以及應對加入WTO后國外券商的激烈競爭，拓展券商的融資融券渠道已是擺在管理層及券商面前的當務之急。
1、券商擴大可支配資源、提高市場競爭力的需要
證券業是一個資金密集型產業，資產規模直接決定了券商的競爭力。我國券商與國外同行相比，其一大劣勢是自有資本金不足，總資產規模小。如2000年我國101家券商的資產總額為5753億元（含客戶保證金），凈資產總額為236.4億元，平均每家券商的總資產、凈資產分別僅為57億元和2.34億元。從1999年起我國券商掀起了一波大規模的增資擴股運動，但截止2001年底，券商總資本金才剛剛突破800億元，平均每家不到7億元。相比之下，美國1998年底券商總資本金達1045億美元，總資產達19739億美元（不含客戶保證金）。2000年我國券商業務價值量排名第一的海通證券的營業收入為28.94億元人民幣，而同期美國最大的摩根斯坦利添惠公司營業收入為454.13億美元，前者僅為后者的0.77％。現在我國已經加入WTO，國內券商很快就要和國外的投資銀行“巨無霸”在同一平臺上展開公平競爭，這樣小的資產規模，如果沒有一條通暢的融資融券渠道的話，如何能與國際大投行競爭。
2、現有融資渠道的有效程度不足
從美國、臺灣的融資融券制度看，券商的債務融資主要來自銀行、證券金融公司和貨幣市場。其中，回購協議正在成為券商融資的一個越來越重要的渠道，逐步代替傳統的證券抵押融資方式。而我國目前階段由于貨幣市場的發展相對落后，交易工具的種類少，交易規模小，參與機構也少，而且證券公司自營帳戶中以股票持倉為主，可以用來作回購交易的債券數量有限，因此，回購市場尚不能很好地滿足我國券商的融資需求。拆借市場上融資不用證券作抵押，融資風險比較高，銀行出于自身安全性考慮對融資額度有較嚴格的限制，因此同業拆借所能獲取的資金是有限的。另外，同業拆借和國債回購都不能滿足券商對中長期資金的需求。證券質押融資具有一定的風險，尤其是銀行很難對券商或投資者融資取得的資金投向進行有效的監控，加之我國股票市場實際運行過程的不規范性，因此監管部門對證券質押融資作了嚴格的資格認定和比例限制，使其至今仍處在起步階段，市場規模很小。因此，我國現有的幾種券商融資渠道，都由于其本身的缺陷性或政府管制行為，而不能很好地滿足券商對資金的需求。因此，我們有必要尋找一種新的券商融資方式，或者改進現有的融資手段，使其能更好地為券商融資服務。
3、有利于活躍交易市場
與證券交易相關的融資融券屬于信用交易，而信用交易可利用保證金比率這一杠桿，有效地放大參與市場交易的資金量，從而活躍交易市場。總體上說，我國股票市場的交投一直比較活躍。以1998年為例，紐約和東京交易所的換手率分別為69.9%和34.1%，臺灣證券交易所的換手率為314%，而我國1998年為515%（上海A股，下同），1999年為428%，2000年為498%，遠遠高于美國和日本，也高于臺灣。我國股票市場能維持活躍的交易，主要得益于三個方面：一是我國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和政府對股市的大力支持；二是我國金融體系的封閉性使投資者缺乏其他高效的投資渠道；三是我國股市正處于起步階段，市場運行尚不規范，散戶比例大，做莊盛行，投機性強。隨著我國加入WTO后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以上三個有利于股市活躍的因素將逐漸淡化，同時一些新的市場變數已開始顯現：一是市場監管力度加強，大量違規資金將撤離股市；二是市場擴容速度加快，對資金的需求增加；三是我國即將推行國有股流通方案，雖然方案還沒有最終確定，但大量國有股的流通，無疑需要巨額承接資金。因此，未來我國股市的資金面并不寬裕，市場交投將逐漸趨于平和。而證券市場要實現其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維持一定的交易活躍程度是前提。從這個意義上說，拓展券商的融資融券渠道，進而活躍股市交易，是應時之需。
4、建立完善的融資融券制度，能起到價格穩定器的作用
我國股票市場屬于典型的單邊市，只能做多，不能做空。也就是說，投資者要想博取價差收益，只有先買進股票然后再高價賣出，由此導致市場一味地追高，市盈率高企，股價遠遠脫離基本面。一旦市場出現危機時，往往又出現連續的“跳水”，股價下跌失去控制。據統計，從1996年到2001年，我國股票市場的年平均波動幅度達40%（按上海綜合指數計算）。而在完善的融資融券制度下，市場本身具備了價格穩定器的作用。其原理是：當市場過度投機導致某一股票價格暴漲時，投資者可通過融券，沽出這一股票，從而引致股價回落；相反，當某一股票被市場過度低估時，投資者可通過融資買進該股票，從而促使股價上漲。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完善的融資融券制度下，價格穩定器才能發揮作用。在沒有融券交易的配合下，融資交易不僅不會起到價格穩定器的作用，反而會制造市場虛假信息，破壞市場供需平衡。因此，我國在建立融資融券制度時，應注意兩者的協調發展。
5、從長期來看，通過融資融券溝通資本市場與貨幣市場，有利于釋放金融市場風險。
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是兩個既相對獨立又緊密相關的金融子系統，供需的變化和市場的割裂將不可避免地在這兩個系統中產生風險積累，如果風險長期得不到分散和消弭，將使整個金融市場的風險過度膨脹而危及國民經濟的發展。當前，我國的金融風險已經不可忽視。一方面，銀行存款大量增加，目前已超過7萬億元，且每年的增量在8000億元以上，存款的迅速增加與銀行“惜貸”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導致銀行單位資產贏利下降和總體資產質量惡化。另一方面，證券市場因其快速發展和高額回報所引致的對資金的大量需求得不到很好地解決，于是違規事件時有發生且屢禁不止，如銀行資金違規入市、券商挪用客戶保證金及向客戶融資融券進行非法交易等。這些狀況說明我國的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都已具有相互滲透的需要和沖動，人為的割裂非但不能解決這種矛盾，反而會引發更大的風險和危機。因此，當前應逐步放開對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的管制，使銀行資金能合法、受控制地進入證券市場，從而緩解和釋放整個金融系統的風險。
三、建立“有中國特色”的證券公司融資融券制度
（一）主導思想：建立過渡性專業化證券金融公司
從美國、日本和臺灣的制度比較中可以看出，一國證券公司融資融券制度的選擇從根本上說是由該國的證券市場發展水平和經濟制度的結構特征決定的。美國的制度是在市場的歷史進程中自發地形成和發展，并由法規制度加以限定和完善的。日本和臺灣的制度都是戰后在證券市場欠發達、交易機制不完善、整個金融制度不健全的基礎上逐步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因而其制度從一開始就有別于美國，具備中央控制的性質。
我國證券市場的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市場運行機制尚不健全，法律法規體系尚不完善，市場參與者的自律意識和自律能力也相對較低，因此難以直接采用市場化的融資融券模式，而應吸取日本和臺灣的經驗和教訓，建立過渡性專業化的證券金融公司模式，等時機成熟后再轉為市場化模式。同時，應注意到我國屬于“轉軌經濟國家”這一現實，證券市場中仍有許多地方有別于他國，如國有股問題，A、B股問題，銀行、券商、上市公司以國有控股為主等等，因此在建立自己的模式時，應充分考慮到我國的特殊國情，制定有中國特色的證券金融公司制度。
建立我國的證券金融公司應充分注意到其過渡性。從日本和臺灣的經驗來看，證券金融公司曾在活躍市場、融通資金和控制風險等方面發揮過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證券市場的逐步成熟，這種專營性的證券金融公司已越來越難以適應市場進一步發展的需要。一方面它在融資融券市場中的份額逐年下降，另一方面它越來越難以勝任日漸增多的市場職能，在運行中出現了業務大、責任重、風險集中的狀況。因此，我國在建立融資融券制度時，從一開始就應明確市場化的融資融券制度才是最終的選擇，建立證券金融公司只是一個過渡的橋梁。在制度設計中，應使其盡量精干并易于調整和過渡。在數量上，宜控制在3家左右；在功能上，應盡可能采取市場化的運行方式，減少政府過度干涉，防止權力和責任過于集中。
（二）建立證券金融公司的意義
1、有利于監管部門對融資融券活動進行監督控制
我國證券市場是建立在公有經濟基礎之上的，國家對包括證券市場在內的所有市場都進行調控，這與美國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自有市場經濟有著本質的不同。在美國模式中，風險的控制由市場參與者以自律為原則自發地實現。證券公司和銀行直接發生個別融資融券交易，中央監管部門對市場整體的融資融券活動難以有及時而全面的了解，也難以對交易活動實行有效的監督；證券交易所作為第三者可以對融資融券活動的結果進行監督，但很難對交易過程實行監控，也難以防止交易雙方發生不規范的內部交易。而專業性的證券金融公司，作為融資融券市場的唯一窗口，可以隨時掌握整個市場的融資融券情況，并在監管部門的指導下完成對證券公司的融資融券服務。公司的性質、地位及其與監管部門的關系決定了它在提供服務時將履行嚴格的自律準則，降低風險和防范不規范行為的發生。
2、有利于融資融券活動的順利進行
在證券金融公司模式下，各個銀行將資金或證券貸給證券金融公司，再由后者轉融給各個證券公司，這使融資融券活動的傳遞鏈單一化，在機制上比較容易理順。相反，如果各個銀行將資金或證券直接貸給證券公司，由于參與主體繁多，可能導致融資融券市場的無序化，不利于市場監管，尤其是對銀行現有的管理水平及其人員的技能素質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此外，銀行與證券的存管、清算、登記等業務機構分屬不同的管理系統，在協調上存在一定的難度和障礙，這也限制了銀行和券商之間進行直接的融資融券活動。
3、有利于降低融資融券的系統性風險
融資融券不可避免地含帶著市場風險和信用風險。在我國目前融資融券制度和有關法律制度欠完備的情況下，銀行出于對貸款安全性的考慮，對券商的融資融券需求可能顯得不夠熱心。通過建立專業化的證券金融公司，憑籍其高于券商的信用水平以保證貸款和利息收入的安全性，可大大消除銀行的顧慮，增強銀行乃至整個社會對證券公司融資融券業務安全性的信心，從而有力地擴大券商的融資融券通道。
（三）證券金融公司的制度框架和運作機制探討
1、自有資本的籌集
從股東結構上看，日本和臺灣的證券金融公司的最大股東都是各類金融機構，包括商業銀行和交易所，這使證券金融公司具備了較高的信用水平和中立性，值得我國借鑒。未來我國的證券金融公司，可由商業銀行、證券交易所以及其它有實力的投資公司、信托公司、證券公司共同投資建立。
證券金融公司資本充足率的設定，直接影響到其資產規模、信用水平和運行質量。臺灣要求證券金融公司的負債總額不能超過其資本凈值的11.5倍，相當于最低資本金充足率8%；相比之下，日本證券金融公司的同一比率僅為2.5%，其資本金比率很低，且債務中幾乎全部為短期債務，要求高效率的流動資金管理技能。考慮到金融機構的性質及本著穩健的原則，我國證券金融公司的最低資本金充足率設定在8%比較適宜。
2、明確不同部門的職能權限
融資融券的交易過程比較復雜，牽涉面也較廣，因此美國、日本、臺灣都對此作了非常細致和具體的規定。我國證券市場發育程度尚低，市場參與者自律性較差，因此更應事先制定較完備的法律法規加以規范，明確各方的權限和職責。我國法規的結構設計可以從兩方面著手：中國人民銀行作為商業銀行的主管機構，制定有關銀行向證券金融公司提供資金的渠道、方式和管理辦法；中國證監會作為中央證券監管機構，制定證券金融公司向證券公司或投資者提供資券轉融通的管理辦法，并由證券交易所對有關交易、存管、結算等方面制定出細則作為補充。證券金融公司成立后，再根據以上兩個方面的總體法規制定出具體的操作規程，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制度氛圍。
3、業務職能的設定
證券金融公司是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之間的資金通道之一。日本的證券金融公司只能向證券公司進行融資融券，而與投資者的融資融券必須通過證券公司轉融通；臺灣實行對證券公司和一般投資者同時融資融券的“雙軌制”，并對證券公司進行分類，只有約三分之一的證券公司有辦理融資融券業務的許可，其它的證券公司只能為客戶辦理資券轉融通。我國在設定證券金融公司的職能時，可同時借鑒日本、臺灣的經驗，并根據我國實際情況，考慮制定以下分階段的實施步驟：
（1）對券商的融資融券資格設限，只有那些具備一定規模、資產質量良好、守法經營的券商才有資格申請融資融券業務。券商規模控制在近期無重大違規行為的綜合類券商。
（2）在證券金融公司建立之初，規定其只能向證券公司進行融資，而不得向后者進行融券，也不得直接向投資者進行融資融券。證券公司可以向投資者融資，但不得融券。
（3）在運行一段時間后（如1年后），放開證券金融公司直接向投資者進行融資，但仍不得向券商或投資者從事融券業務。
（4）在我國的做空機制建立起來后，放開證券金融公司向券商和投資者從事融券業務，同時券商也可以向投資者融券。
當融資融券制度最終建立起來后，其運作機制如下圖所示：
4、建立信用管理機制
融資融券交易有較強的倍乘效應，能在短時內大規模增加交易額度，從而增加市場風險。因此，為防止交易信用的過度膨脹，應設立一套有效的機制對其進行管制。考慮到我國的證券公司尚無辦理證券抵押融資業務的經驗而且自律程度低，與早期的臺灣證券市場相仿，因此在設計證券公司融資融券制度時，可較多地參照臺灣的管理辦法，注重對各個級別的信用額度的控制，強調以保證金比率為基礎控制因市價變動形成的市場風險，以及以資本金比率為基礎控制證券公司的債務風險。同時，對美國、日本的成功之處，也要有選擇地學習參照。具體措施包括：
（1）可用作融資融券交易的證券的資格認定
不同證券的質量和價格波動性差異很大，將直接影響到信用交易的風險水平，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證券都適合作融資融券交易，而應對其進行資格認定。資格認定權可歸屬證券交易所。現階段，可考慮規定流通股本在3000萬股以上，股東人數在2000人以上，具有一定交易規模的公司股票才可以用來作融資交易或抵押。融券用的證券資格應比融資的證券更高，可規定流通股本在4000萬股以上，股東人數在3000人以上。當然，在運行過程中，交易所應根據股票的市場表現和公司的情況隨時修訂具有融資融券資格的股票名單。
（2）對市場整體信用額度的管理
包括對融資保證金比率和融券保證金比率的動態管理。融資保證金比率包括最低初始保證金比率和常規維持率，借鑒臺灣的經驗，現階段我國這兩個比率可考慮設定在60%和30%。也就是說，券商在融入資金購買證券時，必須交納60%的保證金，并把購得證券交給證券金融公司作抵押。當證券價格下跌導致保證金比率低于60%時，證券金融公司將停止向該券商繼續融資，當保證金比率低于30%時，證券金融公司將通知券商補交保證金，否則將強行賣出抵押證券。券商的保證金可以是現金，也可以是符合條件的證券。當用證券作保證金時，還應設定另外兩個指標：一是現金比率，即券商的保證金不能全部是證券，而必須包含一定比例以上的現金。現金比率可設定為20%；二是擔保證券的折扣率，即用作保證金的證券不能按其市值來計算，而應扣除一定的折扣率，以降低證券價格過度波動帶來的信用風險。擔保證券的折扣率與證券的類型有關，政府債券可按10%計，上市股票可按30%計。
融券保證金比率也包括最低初始保證金比率和常規維持率，可分別定在70%和30%。其含義和融資保證金的最低初始比率和常規比率一致。
（3）對證券機構信用額度的管理
包括對證券金融公司的管理和對證券公司的管理。借鑒臺灣的經驗，對證券金融公司的信用額度管理可通過資本凈值的比例管理來實現：一是規定證券金融公司的最低資本充足率為8%；二是規定證券金融公司從銀行的融資不得超過其資本凈值的6倍；三是證券金融公司對任何一家證券公司的融資額度不能超過其凈值的15%。
對證券公司的管理同樣可通過資本凈值的比例管理實施：一是規定證券公司對投資者融資融券的總額與其資本凈值的最高倍率，臺灣規定為250%，考慮到我國證券公司的資本金比率遠不及臺灣，因此可考慮將這一倍率定200%；二是每家證券公司在單個證券上的融資和融券額分別不得超過其資本凈值的10%和5%。
（4）對個別股票的信用額度管理
對個股的信用額度管理是為了防止股票過度融資融券導致風險增加。可規定：當一只股票的融資融券額達到上市公司流通股本的25%時，交易所將停止融資買進或融券賣出，當比率下降到18%以下時再恢復交易；當融券額已超過融資額時，也應停止融券交易，直到恢復平衡后再重新開始交易。
5、建立嚴格的抵押證券存管制度
證券存管是融資融券的一個關鍵環節，直接關系到資券借出方的資產安全。在美國、日本和臺灣的制度中，美國的存管制度是最完善的，相反，臺灣的制度過于僵死。因此，在設計我國的融資融券制度中有關抵押品存管的機制時應更多地參鑒美國的運作機制。其關鍵步驟包括：
市場風險(MarketRisk)是指因市場波動而導致證券公司某一頭寸或組合遭受損失的可能性，這些市場波動包括：1.利率、匯率、股價、商品價格及其他金融產品價格的波動；2.收益曲線的變動；3.市場流動性的變動；4.其他市場因素的變動。除股票、利率、匯率和商品價格的波動帶來的不利影響外，市場風險還包括融券成本風險、股息風險和關聯風險。
市場風險是證券公司最經常面對的一種風險，是風險管理中的重點內容。市場風險給證券公司帶來損失的例子比比皆是，美國奧蘭治縣(ORANGECOUNTRY)的破產突出說明了市場風險所帶來的危害。該縣司庫將“奧蘭治縣投資組合”大量投資于所謂“結構性債券”和“逆浮動利率產品”等衍生性證券，但當利率上升時，衍生金融產品的收益和這些證券的市場價值隨之下降，從而導致奧蘭治縣投資組合出現了17億美元的巨額虧損。
寶潔公司(Procter&Gamble)參與了與德國和美國利率相掛鉤的利率衍生工具交易，當兩國的利率水平上升高于合約規定的利率時（要求寶潔公司按照高于商業票據利率1412基點的利率支付），這些杠桿式衍生工具就成為公司所需承受的負擔。在沖抵這些合約后，寶潔公司虧損了1.57億美元。
信用風險
信用風險(CreditRisk)是指合同的一方不履行義務的可能性，包括貸款、互換、期權交易及在結算過程中因交易對手不能或不愿履行合約承諾而使公司遭受的潛在損失。這些合約包括：1.按時償還本息；2.互換與外匯交易中的結算；3.證券買賣與回購協議；4.其他合約義務。
證券公司簽訂貸款協議、場外交易合同和授信時，將面臨信用風險。通過風險管理控制以及要求對手保持足夠的抵押品、支付保證金和在合同中規定凈額結算條款等程序，可以最大限度降低和規避信用風險。
近年來，信用風險問題在許多美國銀行中開始顯現出來。例如，由于亞洲金融風暴，J·P·摩根不得小將其約6億美元的貸款因借款者無法履約而劃為不良資產，該銀行1997年第4季度的每股盈利為1.33美元，比上年的2.04美元減少了34.8%，比市場預期的每股收益1.57美元也要低15.29%。
流動性風險
流動性風險(LiquidityRisk)是指證券持有者不能以合理的價格迅速地賣出或將該工具轉手而導致損失的風險，包括不能對頭寸進行沖抵或套期保值的風險。
我們可以用Askin管理公司在1994年3月損失6億美元的案例加以說明。Askin管理公司擅長投資于按揭保證債務工具，這些工具因具有很高的信用和利率風險而在華爾街被稱為“有毒垃圾”。當利率猛升時，這些債務工具的交易停止，因為沒有交易對手，Askin公司無法以接近當初購買的價格脫手。此外，Kidder.Peabody公司因貸款給Askin公司從事上述交易也損失了2550萬美元。
操作風險
操作風險(OperationalRisk)是指因交易或管理系統操作不當或缺乏必要的后臺技術支持而引致的財務損失，具體包括：1.操作結算風險，由于定價、交易指令、結算和交易能力等方面的問題而導致的損失；2.技術風險，由于技術局限或硬件方面的問題，使公司不能有效、準確地搜集、處理和傳輸信息所導致的損失；3.公司內部失控風險，由于超過風險限額而未被覺察、越權交易、交易部門或后臺部門的欺詐（例如賬簿和交易記錄不完整、缺乏基本的內部會計控制）、職員業務操作技能的不熟練以及不穩定并易于進入的電腦系統等原因而造成的風險。
1995年2月，巴林銀行的倒閉突出說明了實行操作風險管理及控制的重要性。英國銀行監管委員會認為，巴林銀行倒閉的原因是新加坡巴林期貨公司的一名職員越權、隱瞞衍生工具交易帶來的巨額虧損，而管理層對此卻沒有絲毫察覺。該交易員同時兼任不受監督的期貨交易、結算負責人的雙重角色。巴林銀行未能對該交易員的業務進行獨立監督，并且未將前臺和后臺職能進行嚴格分離等，正是這些操作風險導致了巨大損失并最終毀滅了巴林銀行。
由于管理不善，日本大和銀行在債券市場上遭受了更大的損失。1995年人們發現，大和銀行的一名債券交易員因能接觸公司會計賬簿而隱瞞了約1億美元的虧損。與巴林銀行一樣，大和銀行的這名交易員同時負責交易和會計。這兩家銀行都違背了風險管理的一條基本準則，即將交易職能和支持性職能區分開來。
操作風險的另一案例是Kidder.Peabody公司的虛假利潤案。1994年春，Kidder確認，該公司一名交易員買賣政府債券獲得的約3.5億美元“利潤”源于對公司交易和會計系統的操縱，是根本不存在的。這一風險事件迫使Kidder公司將資產售予競爭對手，并最終清盤。
操作風險可以通過正確的管理程序得到控制，主要包括：完整的賬簿和交易記錄，基本的內部會計控制，強有力的內部審計部門（獨立于交易和收益產生部門），清晰的人事限制和風險管理及控制政策。如果管理層監控得當，并采取分離交易職能和后臺職能的基本風險控制措施，巴林銀行和大和銀行的損失也許就不會發生，至少損失可以大大減少。
1993年，所羅門公司的財務部門及其獨立審計師安達信事務所報告，核對公司實際總分類賬中存在一些差異。為了加強內部控制，所羅門公司于年中進行了一次詳細的檢查，以確保總分類賬準確無誤，并具備適當的核對程序。這次詳細的財務檢查發現了大量無憑證的余額，需列入1994年3.03億美元盈利的稅前費用。隨后，該公司改進了核對和控制程序。由于實行嚴格的風險管理和控制措施，1996年1月所羅門公司發現了來自計算錯誤的期權頭寸的交易損失。交易員運用了不正確的波動值來掩蓋交易損失。公司的內部控制架構，包括由風險管理部門實施的常規抽查，發現了這些差異，并將損失降低到1500萬美元。
法律風險
法律風險(LawRisk)來自交易一方不能對另一方履行合約的可能性，是指因不能執行的合約或因合約一方超越法定權限的行為而導致損失的風險。法律風險包括合約潛在的非法性以及對手無權簽訂合約的可能性。在金融全球化的環境下，大型證券公司因其業務性質和業務范圍而面臨著大量的法律訴訟風險。
例如，英國在Hazell與Hammersmith&Fulham一案的判決中規定（1991年），地方政府進行互換交易屬于越權行為，因此合約在法律上是無效的。這一規定使得銀行在違約互換合約上損失大約10億美元。而Hazell公司的法律顧問層不斷保證，互換合約是合法的、可以執行的，這一事實突出說明了法律澄清的必要性。
奧蘭治縣在對美林公司的控告中指出，美林公司應該知道合約違反了加利福尼亞的一些條款，因此提出，該縣簽訂的衍生工具合約在法律上是無效的。要求美林公司賠償因越權行為而造成的損失。
系統風險
系統風險(SystemRisk)是指：1.因單個公司倒閉、單個市場或結算系統混亂而在整個金融市場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導致金融機構相繼倒閉的情形；2.引發整個市場運行困難的投資者“信心危機”。系統風險包括因單個公司或單個市場的波動觸發連片或整個市場崩潰的風險。
對于系統風險來說，場外衍生工具市場是監管的重點。一些金融或證券業務集中在少數金融機構手中，并用以進行非對沖的投機活動。如果一家大公司倒閉，這將成為系統風險所帶來的“多米諾骨牌效應”的潛在根源。因市場或交易大量虧損而引起全球交易對手違約的風險已不僅僅是一種潛在的可能了。由于這個市場上機構之間的責任相互交叉，并與現貨市場相聯系，因此加劇了這種風險。
關鍵詞：買殼；首次公開發行；經營績效
一、證券公司上市的途徑
目前，我國證券公司的上市途徑有兩種：一是借殼，一是首次公開發行股票(IPO)。在股市活躍的上市環境下，企業一般都是通過直接IPO方式上市，在股市低迷、直接上市存在困難的情況下，買殼上市成為部分證券公司上市的捷徑。借殼或是IPO，這兩種方式在時間周期、交易成本、操作程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對一些符合條件的優質證券公司來說，IPO應作為其首選，這不僅有利于股東利益的最大化，使企業形象得到大大提升，而且有利于公司長期穩健的發展；對那些短期內無法達到IPO財務指標要求，或在券商IPO潮的競爭中優勢不明顯的券商，借殼是其盡快實現上市目標的較好選擇。這主要是因為IPO的門檻較高，例如持續三年盈利等，由于證券市場的波動起伏比較大，使得多數證券公司很難保持贏利的連續性。與IPO相比較，借殼上市的優勢在于耗時短，只要重組方案得到雙方認可，獲批以后，證券公司就可以在短時間內實現上市。因此，借殼上市成為當前證券公司上市所選擇的捷徑。
買殼和IPO作為兩種上市途徑各有利弊。對證券公司來說，是選擇IPO還是買殼有以下因素的考慮。一是公司的股權結構。部分公司的股東過于分散，控股股東持股比例過低，這不利于形成股東一致意見及要面對股權稀釋所帶來的問題，這類企業適合做IPO。二是自身的贏利狀況。對部分出現虧損的公司來說，一些證券公司的贏利極不穩定，特別是自營證券對贏利的沖擊，經常出現大虧大贏的局面，因此這些公司無法達到實行IPO的要求，只能借殼。
(一)證券公司借殼上市的利弊
1、有利方面。一是上市時間較快。借殼上市盡管也有主管部門的“前置性審批”及中國證監會并購重組審核委員會的審核，但由于管理層鼓勵上市公司推進實質性重組，實現可持續發展，因此審核程序較具彈性，如同業競爭與關聯交易等方面的要求較IPO上市的相對要低。正因為如此，借殼上市只要選擇較干凈的殼資源，通常就能在6至12個月內實現上市，有利于把握牛市融資時機。二是有利于保守證券公司的商業秘密。借殼上市無需向社會公開公司的各項指標，在一定程度上可增強企業的隱蔽性，有利于保守自己的商業秘密。
2、不利方面。一是買殼成本很難把握。在買殼過程中很難做到消息的保密，而一旦消息泄露，買殼目標二級市場的價格就會扶搖直上，這無疑將加大買殼成本，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多數證券公司不得不放棄殼資源。二是殼公司的財務重組存在風險。殼資源的隱性負債、對外擔保和關聯交易等問題往往在重組時不易被發現。一旦證券公司在買殼過程中稍有不慎陷入到殼公司復雜的債權債務關系當中，其財務重組的風險就非常巨大，以證券公司目前的資產水平來說還很難抵御這種風險。三是中國證監會對借殼上市的要求越來越嚴格。以往要求必須是創新類或規范類證券公司，擬借殼公司必須股價未出現異動等。不過有些條件很難滿足，特別是在股價異動方面。借殼過程中要接觸中介、上市公司、公司股東等，很難做到完全保密，市場對證券公司借殼題材又炒得很熱，一有消息傳，股價立馬上漲；而證監會又明確表示股價異動就很難批準，這樣一來，證券公司買殼上市的積極性將會受到很大打擊。四是存在融資失敗的風險。很多公司借殼上市后未必能馬上融資。如果證券公司借殼上市后經營業績未能實質改觀，則可能在很長時間內都融不了資，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
(二)證券公司通過IPO上市的利弊
1，有利方面。一是募集資金量較大。通常IPO發行量為發行后總股本的30％左右，發行市盈率為20倍左右，募集資金一步到位且數量較大。二是融資成本較低。從成本角度看，通過IPO融資的成本比借殼的融資成本較低。三是可增加公司的知名度。公開發行上市使廣大公眾成為公司的潛在投資者，公司通過新聞，媒體信息活動等手段，將公司概況，公司戰略和公司業績推介給大家，使公司為更多的人所知。證券分析師站在一個客觀的角度對公司證券的分析也會起到廣告與促銷的作用。四是IPO上市對企業的連續贏利能力、風險控制和治理結構都有嚴格的要求。能夠通過IPO上市的證券公司，其經營理念、競爭能力和贏利能力都要比一般公司高一籌，具有較強的核心競爭力。上市后能馬上融到資金，凈資本實力能夠得到補充，因此具有更強的發展實力。
2、不利方面。一是上市周期較長。IPO上市需經過改制、輔導、審核、發行等過程，相對時間周期較長。另外，證券公司的贏利受市場波動影響較大，即使上市輔導工作完成，一旦公司因市場波動原因經營不善、產生虧損，通常要花費3年的時間。二是審核程序嚴格。證監會嚴格要求擬上市企業與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業間不得有同業競爭或者顯失公平的關聯交易。審核程序較嚴格，大多數公司很難通過。
比較買殼上市和IPO，后者的要求更加嚴格、難度也更大，但IPO上市對企業的連續贏利能力、風險控制和治理結構都有嚴格的要求。我們認為，通過IPO上市的企業比借殼上市的企業更有競爭力。
二、證券公司買殼與IPO上市的成本比較
(一)買殼的成本
借殼上市的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一是買殼的支出。買殼支出是買殼方向股權出讓方支付的股權轉讓價格，是總成本的主要部分，占最大比例。由于財政部規定國有股權轉讓價格不得低于每股凈資產，因此，每股凈資產成為上市公司轉讓定價的普遍標尺。二是買殼過程中支付的其它費用。指證券公司買殼上市過程中聘請證券公司、會計師和律師所發生的財務顧問費、法律顧問費用、財務費用、上市宣傳費等。三是折價向殼公司注入優質資產的成本。并購公司買殼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取得增發配股權，而殼公司往往處于虧損或微利狀態，因此，需要向殼公司注入優質資產以提升業績，實際上是買殼方對殼公司的利潤輸出，是買殼的一大成本。買殼方注入殼公司優質資產的折價金額為：買殼方注入殼公司優質資產的市場價值減去殼公司對該資產實際折股金額。四是整合成本。主要包括對殼公司不良資產的處理成本，人員安置成本，兩企業合并后的磨合成本。
(二)IPO所發生的費用
證券公司通過IPO上市，所發生的費用主要有承銷費、發行費、律師、會計師等中間費用。據統計，2006年底至2007年初，上市公司IPO所發生的費用如表1，在這一階段，上市公司IPO的費用率平均為6.5％。
(三)借殼上市與IPO上市證券公司的成本比較
IPO上市的成本計算比較簡單，主要包括承銷費、發行費、律師、會計師等中間費用，平均費率在6.5％左右，表面上看，高于借殼后再融資的成本，但證券公司借殼上市的成本除再融資成本外，還有買殼成本、資產注入成本、整合成本等，與IPO比較，借殼上市的成本不但數目繁多，而且各種成本相加費用明顯偏高。近年來，我國不少證券公司想盡快上市，但短期內無法滿足IPO的連續盈利的要求，而借殼上市門檻較低，上市途徑便捷，借殼上市成本盡管較高，但眾多急需增加資本金的證券公司也愿意為此支付相應的代價。
三、借殼上市與IPO上市證券公司的績效對比
目前，我國已上市的證券公司共有8家，其中IPO上市的兩家，借殼上市的6家。借殼上市的證券公司中除海通證券2007年底進行過一次增發融資外，其它幾家公司還未融過資，因此，這幾家盡管已上市，但與上市前相比，基本面并沒發生大的改變。為分析對比方便，我們將上市的證券公司分為兩類，一類是已上市并融過資的證券公司，這類主要有中信證券和宏源證券兩家。另一類是已借殼上市但還未融過資的證券公司，這類公司主要有長江證券、東北證券、國元證券和國金證券等。
(一)有利于完善證券公司市場退出機制
完整的證券公司退出機制包括多種退出方式，而破產退出方式是證券公司市場退出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由于傳統觀念的影響，認為破產就是徹底退出市場，對于極為敏感的金融業是一種極端的做法。這就導致在實際操作中，破產總是作為一種迫不得已的手段才實施。我國證券公司退出市場的方式近些年主要是行政性關閉等行政手段，而不是市場化的破產方式。當然也有一些案例是在行政性關閉后走向破產的，但總的來說是行政主導型的模式。行政性關閉后，出了問題，人們往往還會去找政府，希望政府施以援手。政府若不解決，部分債權人可能會靜坐、游行，現在還能看到這種現象存在。特別是一些未經許可的非法基金、非法證券公司、非法證券營業部被行政性關閉后，客戶損失了錢就找政府，使政府因此應接不暇。另一方面，行政性關閉隨意性很強，法律法規又跟不上，行政手段與司法發生爭議時是否有效也很難說。這些矛盾告訴我們，必須盡快發揮證券公司破產在證券公司退出機制中的應有功能，改變以行政性關閉為主的處理方式，轉向以市場化的破產方式為主的模式，其前提條件則是建立健全我國證券公司破產法律制度。
(二)有利于債權人保護之強化
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債權本身就表明了一種信用，不履行債務就是不講信用。當前，我國經濟生活中不講信用而逃廢債務的行為比較普遍，這對于我國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極為不利。因此，必須通過建立健全破產責任制度、對欺詐破產和虛假破產的懲戒機制等，以強化對債權人的保護，遏制各種逃廢債的行為的發生，建立和維護良好的社會信用。
(三)有利于金融資產優化配置
證券公司作為企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參與競爭，遵循優勝劣汰的競爭規則，經營失敗時通過破產機制退出市場，這是符合市場規律的。證券公司的破產法律規制明確了證券公司的市場退出機制，改變了證券公司經營虧損由國家買單的做法。一方面，對那些已經符合破產條件的證券公司來說，不對其進行破產宣告，允許其繼續借銀行的錢或把投資者的錢用于各項支出，實際上就是容忍其繼續浪費社會資源。另一方面，破產法律制度的內容并不限于證券公司破產清算，相反，還有重整、和解等程序，通過這些程序可以使陷于經營困境的證券公司暫時免受債權人的追討，獲得復蘇的機會，從而最終避免社會資源的浪費。所以，建立證券公司破產法律制度對于整合社會資源，提高資產的利用效率具有重要意義。破產法的貫徹執行將使證券公司存在較大的競爭壓力，迫使他們不斷提升自己的競爭力，更有效地配置社會資源。
證券破產法律制度的建立能給證券市場一個正確的信號，一個穩定的預期，有助于畸形心態的矯正。如果所有的利益主體沒有明確的預期，他們會企圖在混亂的市場中通過錯誤的手段攫取利潤，讓社會承擔高昂的轉軌成本。
二、證券公司的破產原因
新《破產法》第2條規定，“企業法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并且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或者明顯缺乏清償能力的，依照本法規定清理債務。”
對于人民法院受理證券公司破產案件的條件，法律并無明確規定，最高法院對此確定了一個基本政策，基本上是“兩個同意”和“五個完”。“兩個同意”即破產申請經證監會同意、破產受理經最高法院同意。“五個完”即個人債權債務清償完、資產和賬冊清理移交完、證券類業務處置完、保證金缺口補完、員工安置完。此外還有一些其他的條件，包括必須有突發事件的處理方案，贓款贓物的處置方案要妥當等。
最高人民法院堅持受理的高門檻標準，不利于證券公司走市場化的破產程序。筆者認為，只要符合《破產法》第2條規定的破產原因，符合條件的申請人申請證券公司破產，人民法院就應受理。
三、證券公司破產的申請人分析
(一)證券監督管理部門
根據新《破產法》第7條規定，債務人、債權人或依法負有清算責任的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破產清算的申請。新《破產法》第134條賦予證監會破產申請權。我國證券公司大多數是非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方面做的不好，因此當證券公司面臨破產危機時，債權人未必知情，如果此時證券公司作為債務人不申請破產，就有可能使客戶和債權人遭受重大的損失。為避免風險進一步擴大，由證監會提出破產申請是必要的。
(二)債權人
對于金融機構債權人破產申請人資格的問題，有關國家的立法例設有最低債權額的限制。債權人所享有的無擔保債權額必須達到法定最低限額，否則不能提出破產申請。在英國，此項標準為750英鎊。以英國法為藍本，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等國的立法，也實行了最低債權額標準，其中：美國為5000美元；德國則直接剝奪了債權人和債務人的破產申請權，商業銀行的破產申請必須由聯邦金融監管局提出；而日本、英國等國的監管當局被賦予破產申請人資格。
筆者認為，根據新《破產法》，證券公司的債權人應該享有破產申請權。《證券公司管理辦法》第19條的規定“證券公司債權人依法向法院申請證券公司破產的，證券公司必須在得知該事實之日起一個工作日內報告中國證監會。”這也說明證券公司的債權人申請破產無需取得證監會的同意。事實上，根據新《破產法》，證監會可以在債權人申請破產清算后申請破產重整，以實現對證券公司破產的監督管理。但由于證券公司對應眾多的自然人債權人，如債權人均可提出破產申請會不利于證券市場的穩定，在國務院制定《金融機構破產管理辦法》時，應根據證券業的特殊性，參照國外立法，對普通債權人提出破產申請從債權數額大小上給予必要的限制。
(三)證券公司
由于證券公司屬于進入機構，其自身的性質決定了證券公司的設立、變更、退出都必須經過主管部門批準。因此，證券公司在出現破產原因時，可以提出申請，但必須取得其主管部門證監會的批準。
四、證券公司破產清算程序的法律適用
破產清算程序是把債務人的財產進行收集、整理和變賣，然后把所有財產或財產變現后的收益全部分配給債權人的程序。從此，除去不受執行的財產以外，債務人將不再擁有任何財產。簡言之，債務人將一切從頭開始。為了順利實現行政處置與司法破產之間的對接，有效保護廣大債權人尤其是中小投資者的利益，對證券公司的破產清算程序加以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清算程序的目的是為債務人身陷債務絕境時提供一種解決辦法，使證券公司順利地退出市場。
由于我國專門的金融機構破產管理辦法尚未制定，目前證券公司破產主要按照新《破產法》、《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進行，實踐操作過程中司法機關和監管部門有一些政策要求。國務院制定的《金融機構撤銷條例》為證券公司破產清算機制的建立提供了藍本。該條例在現有破產程序之外確立了一套針對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行政清算程序。所謂撤銷是指人民銀行對經其批準設立的具有法人資格的金融機構依法采取行政強制措施，終止其經營活動，并予以解散。在金融機構有違法違規經營、經營管理不善等情形，不予撤銷將嚴重危害金融秩序、損害社會公眾利益時，應予撤銷。金融機構被撤銷時，由人民銀行、財政、審計等有關部門、地方人民政府的代表和被撤銷的金融機構股東的代表及有關專業人員組成清算組，清算組向人民銀行負責并報告工作。在清算期間，清算組可以將清算事務委托給人民銀行指定的金融機構(托管機構)辦理，托管費用列入被撤銷的金融機構清算費用。金融機構的清算財產首先用于支付個人儲蓄存款的本金和合法利息，剩余財產用于清償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債務。
這里存在兩個問題：第一，《金融機構撤銷條例》明確規定只適用于人民銀行(現在是銀監會)批準設立的金融機構，證券公司被排除在外，證監會對證券公司的關閉(撤銷)程序雖然可以比照或者類推，但畢竟缺乏依據。第二，既然是“撤銷”，那么只能由監管部門啟動相關程序，證券公司、客戶或其他債權人均無權啟動，因此，需要更廣泛意義上的破產清算程序。新《破產法》在第十章共有18條專門規定了“破產清算”。
五、證券公司破產清算程序的保護措施
近幾年，對進入風險處置的證券公司，我國司法機關在破產受理前采取了“三中止”的司法政策。“三中止”政策是指由最高人民法院通知，在一定期限內，對以風險處置階段證券公司為被告的民事案件，尚未受理的暫緩受理，已經受理的中止審理，對其作為被執行人的案件中止執行。這一措施在金融風險處置工作中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對債權人的利益也造成一定的損害，在實踐中引起了不少爭議。新《破產法》在對金融機構破產法律制度予以確立的同時，將“三中止”的司法政策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下來，第134條規定“國務院金融監督管理機構依法對出現重大經營風險的金融機構采取接管、托管等措施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中止以該金融機構為被告或者被執行人的民事訴訟程序或者執行程序”。這一規定對證券公司的前期風險處置和與破產程序接軌至關重要。
六、破產清算與償付
國務院在規定證券公司破產清償順序時應確立劣后于一般債權的特別債權。如母公司對子公司資本投入不足，或母公司對子公司的控制行為中有欺詐等不當或違法行為時，當子公司破產時，母公司應該次于子公司其他債權人受償。同時，筆者認為，該原則的適用范圍可擴大至公司的關聯公司及特殊第三人，即對破產公司的控制股東、關聯企業以及特殊第三人這種具有特殊身份的債權人，雖然允許他們申報債權并參加財產分配，但法院要將其債權劣后于破產企業的其他普通債權人清償，除非上述主體舉證證明了其債權是基于公平交易或其他合法、公平原因產生的。
2005年8月30日中國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有限責任公司登記成立，公司的職責包括在證券公司被撤銷、關閉和破產或被證監會采取行政接管、托管經營等強制性監管措施時，按照國家有關政策對債權人予以償付；組織、參與被撤銷、關閉或破產證券公司的清算工作；發現證券公司經營管理中出現可能危及投資者利益和證券市場安全的重大風險時，向證監會提出監管、處置建議，對證券公司運營中存在的風險隱患會同有關部門建立糾正機制。實踐中，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公司已參與到問題證券公司的退出中，一般在證券公司破產受理前基本完成個人債權和客戶交易結算資金收購工作，正常客戶經紀業務轉至其他公司，客戶在破產前已得到保護。如2006年2月24日下午，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公司和證監會的20多位托管人員組成的隊伍，對中國科技證券位于全國的23家營業部宣布了公司被托管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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