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01 10:2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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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小組共24名同學又分為7個小組，在白鶴社區及其周邊的6個醫療衛生服務站點實習。每個小組3~4個組員，有一個小組長帶領，在一個站點實習2~3天后，換到另一站點，這樣依次輪轉，整個實習為期10天。6個服務點分別是白鶴醫院、丹頂鶴衛生服務站、丹鳳衛生服務站、孔雀衛生服務站、兒童保健科和防治保健科。
白鶴醫院實踐的同學主要在內科實習，他們為前來就診的患者提供最基本的服務，如量血壓等，同時做老師的助手，有時也做一些護理工作。星期一有個中暑病人昏倒后前來就診，我們的一位同學協助老師參與搶救，及時有效地替病人緩解癥狀，為老師進一步治療爭得時間。還有一些老年病人往往行動不便，同學們就會上前攙扶，領他們配藥，注射等。這些都得到了病人和家屬的稱贊，雖然比較辛苦，但我們無比自豪，因為這一點一滴都是為人民服務，是自身價值的體現，是無私愛心的奉獻。
在丹頂鶴衛生服務站實習的同學們為病人量血壓、測體溫，做一些基本的護理，為他們解答一些日常生活健康方面的問題等。通過實習，我們對醫生的角色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醫生惟有具有技術、責任和愛心才能成為受患者愛戴和尊敬的好醫生，才能不辜負病人對醫生的期望，才能對得起病人把生命都托付給醫生的這種信任，才能對得起醫生這個稱號。看到現在這么多病人受慢性病的折磨和一些不治之癥，我感到醫生們任重而道遠，而這就是我們將來的使命，是我們若干年后的神圣職責。社區醫生們和藹耐心的態度，細致認真的工作為我們樹立一個又一個的好榜樣，那天在丹頂鶴站，醫生聽到急忙前來的家屬說90多歲的老人躺在家很不舒服，他急忙拎起醫藥箱，頂著烈日出診，這些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活生生的醫德教育的課堂。丹鳳和孔雀衛生服務站也是為其鄰近居民解決常見健康問題，同學們在那邊也受益匪淺。
兒童保健科是專門面向兒童，為他們在成長過程中有效地預防各種易發病提供咨詢，保健服務，并為了保證兒童健康成長，在飲食，營養，睡眠，運動等各方面給予各種建議，指導家長科學地養育子女。我們在這里了解了兒保科醫生的工作，他們細心地為每一名兒童建立成長檔案，定期為他們體檢，為家長仔細解釋在養育孩子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問題。
防治保健科是提供疫苗接種服務為主的站點，接種各種計劃內疫苗和自費疫苗，來接種的大都是一些兒童，防保科為每個兒童建立數字化資料，并及時通過各種方式通知家長帶領孩子前來接種。我們在防保科了解了各種疫苗種類、接種時間、接種次數，也幫助那里的老師整理接種記錄等資料，建立傳染病報告等檔案，是老師們的得力助手，得到老師們的一致贊揚。
藝術體制理論的源頭———分析美學陣營中的藝術定義危機
縱觀整個二十世紀，尤其是五、六十年代以來，西方藝術的逐變求新經常達到了令觀賞者震驚的地步，杜尚(MarcelDuchamp)的現成品(ready－made)(代表作:泉(Fountain))，沃霍爾(AndyWarhol)的波普藝術(代表作:布里洛盒子(BrilloBox))，約翰•凱奇(JohnCage)的“無聲音樂”(4分33秒)乃至奧蘭(Orlan)的“整容”行為藝術，這些光怪陸離的現代及后現代藝術實踐一次次地沖擊著藝術邊界，讓觀眾對習以為常的藝術常規產生質疑。
有人認為這種凸顯觀念而弱化審美的當代藝術不過是一場嘩眾取寵、虛張聲勢的符號游戲，它利用哲學化的觀念外衣掩蓋了其粗制濫造、胡亂剽竊的本質;也有人認為當代藝術的勃興不過是藝術界各方如拍賣行、畫廊、策展人、投資商、經紀人、藝評家、收藏家聯手，通過精心的炒作和吹捧而制造出來的藝術泡沫。這些爭端背后的一個基本問題浮出水面:藝術與非藝術的界限何在?無論如何毋庸置疑的是，在這種大潮的沖擊下，既有的藝術理論在大量亟待辨識和闡釋的藝術作品和實踐面前顯得束手無策。隨著杜尚、沃霍爾們被冠之以前衛藝術家并逐漸被藝術機構所接納，隨著藝術品和日常物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我們不僅疑惑:到底何為藝術?誰是藝術家?藝術生產者至高無上的地位到底是獨特的天賦授予還是一種社會生產制造出的集體幻象?藝術界或曰藝術體制論正是在傳統藝術理論頻頻遭受當代藝術實踐的沖擊下應運而生的。美國社會學家霍華德•貝克曾指出:“當舊的美學理論無法充分闡明已被相關藝術界中具有豐富知識的成員所接受的藝術品的優勢時，新的理論應運而生，與過去的理論抗衡，并對其進行擴充和修正。當一個既定的美學原理不能使作品在邏輯上合理合法、而此作品卻已然通過其它方式取得了合法地位時，總會有人構架起一個能使之合法化的理論”(Becker145)。面對花樣翻新的現當代藝術，藝術哲學家們(以莫里斯•韋茨為代表)先是從維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論中獲得靈感，提出“藝術不可定義”說，這一觀點因其邏輯漏洞以及無建構意義的虛無和空洞性而很快被眾多美學家(如曼德爾鮑姆)攻擊，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藝術可以定義”說又應運而生，只不過這種定義的路徑已和本質主義藝術定義(如模仿說、表現說)大相徑庭，它超越了傳統美學只從外顯性(exhibited)特征出發尋找藝術普遍本質的局限性視域，而主張從非顯性(non－exhibited)特征入手來重新界定藝術。沿著這條路徑，20世紀60年代在美學內部圍繞著藝術定義展開的討論中出現了一種新的觀點，即從藝術和社會情境之間的關系出發，對藝術品資格問題進行討論，這就是以美國哲學家阿瑟•丹托(ArthurDanto)和喬治•迪基(GeorgeDickie)為代表的“藝術界”(artworld)和藝術慣例理論。關于二者的相關理論的詳細介紹目前已有很多，這里不一一贅述。簡言之，丹托提出把某物看作藝術需要藝術理論氛圍和藝術史知識———即“藝術界”的闡釋，而迪基則更為關注各種藝術界體制———如已建立的慣例、習俗、常規等等是如何授予某物以藝術品資格的，因此其理論常被稱為“藝術慣例”論。盡管丹托和迪基的思想仍停留在形而上藝術哲學的理論視域內，然而可以看出，當代美學越來越呈現出溢出藝術哲學邊界，向文化社會學靠攏的趨勢，尤其是迪基的“慣例”說，空前地將“體制”這一因素引入到藝術定義的思考中，體現出鮮明的社會學特點。而社會學家貝克和布迪厄通過合作的“藝術世界”和沖突的“藝術場”理論體系則擺脫了哲學形而上的空洞和抽象，將當代藝術問題、藝術體制的考察落實到更為具體的實處。
合作與沖突并存的藝術世界———借鑒社會學資源的藝術體制理論
在丹托、迪基提出他們的藝術體制論不久，社會學領域也出現了美國社會學家霍華德•貝克(HowardS．Bec-ker)和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Bourdieu)對藝術體制的專門研究。實際上，早在十九世紀的藝術社會學研究中就已初現從藝術體制視角來研究藝術的苗頭，此思路源于對“為藝術而藝術”(artforart’ssake)這一藝術形而上概念的駁斥，如法國的斯達爾夫人(MadamedeStael)和實證主義歷史學家泰納(HyppoliteTaine)曾都考察社會環境與藝術之間的關系，強調社會制度、時代精神、地理環境、自然氣候以及種族和宗教等外部因素對藝術風格、內容、形式和藝術史流派的影響，而后者反過來也反映和折射了某一時代的社會狀況。這種藝術反映觀的主要持有者還包括以馬克思以及活躍在二十世紀中葉，直接或間接借用了經典理論的一大批學者，如夏皮羅(MeyerSchapiro，1973)，豪澤爾(ArnoldHauser，1951)等等。古典藝術主張的核心是:藝術品反映社會階級關系，正是社會階級關系賦予藝術品以美學形式和內容。受這一主張的啟發，藝術反映論的學者們并將藝術品的研究同對藝術家的生活的研究結合起來，去分析生產的經濟模式和社會階級結構，他們所提倡的一些唯物主義的分析原則成為藝術社會學研究的新標準，這些原則包括:藝術家是特定集體的成員，而非被賦予獨特創造性天才的孤立個體;在商品社會中，藝術品是商和社會機構用貨幣或其它類似方式購買或投資的對象;藝術品取決于物質和技術的生產媒介，而后者以社會勞動體系為先決條件;藝術品用審美的形式和內容“反映”或“編碼”了其所在時代的社會結構;藝術品所負載的價值并非在一切時代都是必然有效的，僅僅對那些在特定社會背景下“消費”它們的特定社會群體才有效(哈靈頓10－11)。這些主張雖然為藝術社會學研究提供了多元的視角，然而其相對單維的反映論難逃過于簡單化、機械化的嫌疑，沒能捕捉到藝術界尤其是當代藝術體制中各個節點之間互動性和動態性關系結構。
幾乎與分析美學對藝術定義問題的討論同時開展的另一種研究，是開始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由一批美國和法國社會學學者進行的關于藝術體制的經驗社會學研究，這種研究與的藝術社會史不同，比如它對價值判斷的始終保持一定的疏離并回避審美評價、審美內容，而是更加注意公眾在行為和體制上的藝術接收實踐，它“建立在對藝術市場、藝術職業機構、藝術管理、專業藝術網絡和藝術消費模式的定量分析和定性研究的基礎之上，［……］是丹托和迪基的藝術體制理論在經驗上的種種應用”(哈靈頓23)。美國和法國的研究者分別以貝克和布迪厄為代表，二人都表現出與社會學民族志(ethnographic)研究方法以及參與性觀察(participantob-servation)的某種親密性。貝克于1982年出版了轟動一時的著作《藝術世界》(ArtWorlds)。這本著作中的研究思路很顯然是受到丹托“藝術界”(artworld)概念以及社會學理論中“符號互動論”②(symbolicinteractionism)的啟發。從符號互動論的視角來看，藝術和語言、文字等媒介一樣，是一種通過不斷交流、溝通與協商來塑造意義的物化手段。如結構功能主義社會學大師帕森斯(TalcottPar-sons)將藝術等同于一般的社會結構，認為應以“互惠”的社會互動關系框架來研究藝術家與社會公眾之間的關系。另一位符號互動學派的社會學家鄧肯(HughDun-can)也提出從分析微觀機制的社會互動出發研究藝術和藝術生產的過程。鄧肯建構了一種“作者－批評家－公眾”的三角互動模式，其中的每一方的行動都要和其他方相互作用，盡管“行動者”之間的“互動”可能只是象征性的、符號化的，并非是社會的、物理的，但是三角中的各要素還是具有互惠作用，并隱含著一種“社會團結”(socialsolidarity)，這種社會團結又進而在更高的層次上促成互動各方的“同態化”(isomorphism)。
不同于丹托的是，貝克的藝術世界是一個復數的概念。借助其早年在藝術圈(演奏爵士樂)的親身經歷，貝克與藝術家群體有著更為廣泛而密切的聯系，這使他的研究具有直接介入藝術領域具體活動和實踐的特點，因此他不是像哲學家或一般社會學家那樣在簡單考察或思辨推理的層面上談藝術，而是依據他本人在幾種藝術世界中的個人經驗和參與，對藝術作品的制作和流通等過程進行最直白的梳理和表述。如果說丹托和迪基將傳統藝術哲學的本體化追問“何為藝術”置換為“為何某物為藝術”或“某物如何獲得藝術品資格”這類問題，那么可以說貝克則將這一追問轉化為更具社會學色彩的問題:藝術何以可能?(Whatmakesartart?)。仔細分析這一追問，不難看出貝克對藝術界問題的討論是以某對象已經被藝術體制接受為藝術品這一事實為前提的。簡單總結貝克關于藝術世界的核心概念主要有三個，即集體行動(collectiveactions)、常規(conventions)和標簽理論(theoryoflabeling)。按照貝克在這本代表作和其他一些相關文章③中的理解，藝術世界是圍繞著一種慣例而實現合作生產的藝術界公眾所構成的關系網絡。在《藝術世界》的開篇，貝克就對artworlds的概念作了社會學意義上的界定:“藝術世界是由所有這樣的人組成的，他們的活動對于這個或其他世界規定為具有藝術特色的作品之生產是不可或缺的。藝術世界的成員要參照慣例性理解協調那些活動，生產出作品，而這些理解則包含在共同實踐和經常被使用的人工制品中。同樣一群人以相似的方式反復地、甚至是程式化地去生產類似的作品。因此，我們把藝術世界視為一個諸多參與者合作關聯的網絡”(Becker34)。
藝術首先是集體行動的結果，這是貝克藝術體制理論的一個基本命題，這個命題的意義在于它揭示出了藝術生產中的協作性:藝術家雖然占據藝術世界的核心位置，然而藝術品并不是個別天才藝術家通過天賦、靈感單獨創造出來的，而是不同的參與者在作為行動者共同存在的社會空間———藝術世界中協同合作的產物。貝克采用“任務組”(bundleoftasks)和協作鏈(cooperativelinks)———即藝術世界中參與和從事各種藝術活動的行動者們來代替傳統美學中的天才藝術家。在長期合作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勞動分工，既各自獨立又相互依賴，既因時而變又相對穩定。貝克這里還指出了我們在分析藝術世界的勞動分工時容易產生的一種狹隘理解:我們會認為表演類藝術(電影、音樂會、戲劇、歌劇)是基于廣泛的勞動分工之上的藝術，但是像詩歌和繪畫這類的藝術似乎不存在勞動分工，因為大多數情況下作品是由藝術家獨自一人完成。然而勞動分工并不僅僅意味著藝術活動的參與者必須像工廠生產線上的工人那樣同時甚至同地協作勞動，而是要求每位參與者在適當的時間或者環境下完成分配給自己的任務。如果從這個角度思考，以當代美術為例，一幅畫作背后的勞動分工網除了藝術家本人之外，還應該包括:畫布、畫架、顏料、畫筆的生產商;提供畫展場地和經濟支持的交易商、收藏家、博物館管理者;制定美學理論的評論家和美學家;提供保護和優惠的稅收政策的政府機制;對作品做出回應和反饋的公眾;過去以及同時代的其他畫家，因為一幅畫必須置于他們所創造的傳統背景下才有可能產生意義。④同樣道理，表面上更為獨立自足的詩歌創作實際上也無法脫離出版商、印刷業、詩歌傳統等分工。
然而藝術世界中的諸行動者之間的集體合作行為并不是暫時和隨意地相互配合和制約，而是按照某種彼此一致認同的規范(norms)組織起來的，是什么保證各方在是否合作、如何合作、在何種程度上承擔后果等方面產生默契?這就涉及到貝克藝術世界理論體系中的第二個重要概念———常規(conventions)，⑤常規并非藝術界內在的、先在的結構，而是經過藝術界各方在長期的沖突、妥協、調和中產生的結構性規則，同時又反作用于藝術界，起著整合、凝聚、規范藝術界各方力量的作用。常規的雛形是行動者相互協調后達成的一致性意見和協議，其后逐漸演化為常規。藝術觀念是藝術常規的重要成分，一旦某種藝術觀念隨著藝術界合作行為而逐漸被結構化和體制化，它就能發揮高效合理地整合和控制藝術界資源的作用。正是常規使得藝術生產中形態各異的勞動分工和實踐得以反復地、程式化地、按照既定模式順利進行。貝克將藝術界常規分為非專業和專業常規兩種類型。非專業化常規指的是所有社會化成員都熟知的文化傳統、社會習俗、藝術觀念等，例如我們習慣性地根據不同媒介將藝術分為繪畫、雕塑、音樂、建筑等等，或者自然而然地認定存在藝術和非藝術的領域等等，非專業化常規通常體現為在社會發展中被普遍化、定型化的觀念，這些觀念有些來自于文化傳統，有些源自藝術世界內部或藝術媒介本身。專業化常規主要包括一門藝術的專業知識、美學理論和流派等等，一般要通過專業的藝術機構才能學到，可以說是進入藝術場大門的通行證。另外，非專業和專業化常規并非固定不動的觀念，而是隨社會歷史的變化不斷相互轉換。無論是專業化常規，還是非專業化常規，都屬于藝術觀念，是藝術界公眾共同認可的規則的主要成分，換句話說，貝克關于常規的討論，主要還是圍繞著藝術觀念展開的。作為常規的藝術觀念體現了貝克藝術界理論的優勢:他并不像傳統藝術社會學那樣，僅僅將以物質形式呈現的藝術品放置在社會、歷史背景下以考量諸社會外部因素對藝術生產、傳播的影響，而是借用對藝術世界常規理論的研究，把關于藝術品的審美價值的思考引入了其社會學理論中，即藝術是藝術觀念控制下的藝術，藝術價值是在藝術觀念或常規的運作下的美學判斷。我們甚至可以說，藝術就是一種觀念。在貝克的理論視域下，我們不僅僅思考“什么是藝術”、“某物品是否為藝術”等問題，而是思考“是什么促使我們將某物判定為藝術”，或我們對物品做出的審美價值判斷是在何種藝術觀念的影響下進行的，而這些藝術觀念又是如何形成、變更和產生作用的。
貝克對社會學理論的一大貢獻是標簽理論，《藝術世界》及相關文章雖然沒有直接給予大篇幅的深入討論，但卻處處滲透著標簽論的色彩。在貝克看來，無論是藝術品的價值，還是藝術家的藝術成就和聲譽(reputation)都是通過“藝術世界”獲得的，并非是像傳統美學所宣揚的那樣，藝術品因其本身具有的啟發性的、深邃的等本質屬性被賦予其獨一無二的價值，進而藝術家因其作品的“偉大”而或是其卓越的天賦而獲得聲譽的光環。從貝克的標簽論的角度來重新審視不難發現，藝術家及其作品常常源于藝術世界的集體行為，是藝術界的行動者如策展人、經紀人、拍賣商、藝評人多方生產和綜合作用的結果。這里貝克的目的并不是要徹底解構藝術的審美價值和祛魅藝術家的天才地位，而是要向我們揭示:二者的獲得并非自命的、自然而然或與生俱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藝術家”這個角色本身也是藝術界公眾運用共同的藝術常規對其“標定”而產生的一個稱號，或者說是一種“標簽”。藝術家的聲譽是協作生產的結果，作為一種象征資本，聲譽一經確立以后又會成為藝術品生產流程的一股重要力量，行使其區分和篩選的功能，因此，貝克“標簽”理論對我們重新發現藝術世界中聲譽機制的確立和運作有著至關重要的啟示作用:傳統美學中被神圣化了的“聲譽”在標簽理論的破解下被還原為藝術世界通過集體合作而生產出的一個神話，一種幻象。
“藝術世界”(artworlds)這一技術性定義，是貝克理論體系的基本概念，在宏觀上，它凸顯了藝術生產中的集體協作性;在微觀上，這一概念又將研究觸角伸向了藝術生產網絡中依據共同的“常規性理解”而反復合作的形形的個體，而貝克藝術體制理論的核心概念———常規則進一步向我們揭示了藝術觀念的生成和更迭，以及藝術觀念如何在藝術世界維持相對穩定的結構的同時又在不斷流動和變革中創新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貝克將社會學符號互動論的理論資源拓展到藝術領域，克服了傳統經驗主義過于實證化的局限，他對藝術生產，尤其是藝術分配領域的分析具有結構性框架的特征，從作為常規的藝術觀念的角度向我們揭示了藝術品的審美價值是如何在藝術關系網絡的運作中生成及演變的，而藝術家的“天賦”又是如何經藝術界各行動者的點石成金之手而逐漸被神圣化為“聲譽”甚至是非理性的“信仰”機制，后者作為藝術界體制權威和象征資本又進而投入到藝術再生產中去，有效地行使著篩選和區分功能。可以說，貝克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丹托和迪基之前提出的“某物何以是藝術品”這一問題。從這些層面上來看，貝克的藝術世界體系和兩位分析美學家的理論相比無疑具有更為豐富的內涵和明顯的先進性。有關藝術體制的社會學研究的另一代表人物是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如果說貝克強調的是作為關系網絡的藝術世界中的合作性，布迪厄的藝術場理論則更側重的是藝術世界中的沖突與競爭維度。作為將當代藝術體制理論置于社會學路徑下進行研究的兩位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家，貝克和布迪厄都將關注點放在了藝術世界或藝術場中個體和體制結構之間的關系上，然而二人在研究方法上卻存在著明顯的區別:貝克通過大量的列舉和描述展示了藝術世界的復雜性，有著將藝術生產泛化為文化產品的生產的傾向，然而在藝術觀念的頻頻發生革命性變遷的現當代藝術界，僅僅用合作來解釋新藝術對既有藝術體制的反叛、否定和顛覆顯然是不夠的，而布迪厄的藝術場概念則對理解新舊藝術觀念之間及其相應的人或行動者之間的激烈沖突有著頗有助益的啟發。不同于貝克的是，布迪厄試圖用諸概念搭建起一個理論構架，通過這個構架來分析藝術場內部的運作，他更注重的是復雜藝術世界中的總的結構、法則和機制，他堅信藝術界和其它社會場域一樣，存在著某種具有普遍性的、自主建構的基本秩序，從這一點可以看出結構主義理論對布迪厄的影響。
布迪厄對藝術場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他1992年發表的著作《藝術的法則》(TheRulesofArtGenesisandStructureoftheLiteraryField)中。貝克和布迪厄都將藝術世界定位為一種動態關系網絡，這一關系網在布迪厄的理論體系中被命名為“藝術場”。為了尋找藝術界內部的客觀關系結構，布迪厄引入了幾個重要的概念來分析藝術界內部的沖突與競爭:“場”(field)、“慣習”(habitus)、“位置”(position)和文化資本(capitalofculture)，這四大概念無疑是布迪厄藝術場理論大廈的四座基石。“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network)，或一個構型(configuration)”(布迪厄133)。和貝克的由互動行動者構成的合作關系網相比，布迪厄的場是一個更為結構性的概念，場中的每個行動者(個體或群體)都占據著一定的位置。不同于結構主義者的是，布迪厄對藝術場域的考察滲入了權力的思考。或者說他將文化藝術生產場域放置于權力場這一框架下，而后者可以說是一種“元場”(meta－field)，元場控制著所有場域中的各種資本扮演的角色和占據的位置。和結構主義理論的靜止不變的結構相比，場域中的位置是相對的和動態的，是在各種關系的制衡中生成的，而非預先存在的。攜帶著不同資本的行動者的占位(position－taking)構成了場中結構的不平衡性，是作為權力場的藝術場中各方沖突和斗爭的源動力:行動者為了占據、保持或改變位置而進行著權力爭奪，這種沖突推動了藝術場內的關系結構在保持相對穩定狀態的同時不斷變化。簡單概括，藝術場是一種各個位置之間的關系結構，這些位置被諸行動者所占據，他們攜帶著幾種形式的資本去爭奪特殊的符號資本(權威、聲望、名譽等)。
布迪厄對的資本概念進行了改造和拓展，將資本分為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前者可以直接被轉換成金錢，以財產的形式被制度化，而后兩者則被布迪厄稱為“符號資本”(symbolicformsofcapital)。布迪厄將文化資本描述為一種知識形式，它賦予了社會行動者以一種識別力或競爭力，用以解碼文化關系或解讀文化產品。文化資本的引入的最大意義在于，它使我們認識到現代社會中的等級分化和權力分配不單單依靠物質因素或者說經濟資本，文化資本或曰符號資本這類非經濟力量也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文化資本主要表現為三種形態:具體的狀態(embodiedorincorporatedstate)、客觀的狀態(objectifiedstate)和體制化的狀態(institution-alizedstate)。具體的狀態指的是行動者用以應對文化話語的一系列性情(dispositions)，是在長期的家庭和學校教育中習得的;客觀狀態是指文化資本以物質載體(如書籍、繪畫、歌曲、電影、樂器)等形式出現;而體制狀態下的文化資本包括文憑、頭銜以及各種形式的體制認證。從文憑所帶來的經濟價值(進入職場，獲得收入等)可以看出，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可以相互轉換。以十九世紀法國文學場為例，布迪厄將文化生產場分為兩個次場:有限生產場(restrictedproduction)和大規模生產場(large－scaleproduction)。前者即自主的藝術場，后者則是以消費文化為主導的大眾文化生產場，遵循的是他律原則，以文化產品盡可能被更多的大眾所接受為主旨，藝術品的廣泛認可與更多的經濟利益、經濟資本直接掛鉤。和其它社會領域如經濟場或政治場一樣，作為文化場子系統的藝術場也有著自身的場的邏輯和資本形式，藝術場存在的主要條件是文化資本，它遵循著“為藝術而藝術”的自律原則。然而和大規模生產場的運行模式正好顛倒的是，自主的藝術場以否定經濟利益、“擺脫”功利性為準則，并依托于以少數藝術界專家所構成的精英機制。然而布迪厄卻敏銳地指出，這種“否定”的背后是文化資本以極其隱蔽的方式實現權力操控和統治，將文化等級分層變得神圣化、合法化的過程。換言之，藝術場中文化資本的稀缺使其具有轉化為經濟資本的潛能，這種相互轉換的潛能也更好地解釋了藝術領域中的創新作品如何被最終體制所接受并認可的過程:藝術中介(拍賣商、策展人等)通過發現、展出、闡釋及評估那些不同于常規趣味或傳統學院派風格的藝術品，實現了文化資本的累積，通過培養出新的審美趣味導向，在藝術場內創造了新的位置，從而也完成了經濟資本的增值(收藏、拍賣)。布迪厄關于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合謀的特性的分析也有助于我們理解當代藝術中的一些現象，例如，九十年代初，一些經濟上處于弱勢的中國當代先鋒藝術家在國際雙年展上頻創佳績，掌握了可觀的文化資本(聲譽)，進而通過拍賣行實現了驚人的經濟利潤，從昔日的藝術場的異端和忤逆者變為體制內的主流和強勢占位者。
和貝克從合作和常規的角度出發來分析藝術世界不同，布迪厄是從沖突和競爭的層面來分析藝術場的客觀關系結構。這種考察既涉及藝術場內部人之間的占位爭奪，自律(autonomy)原則與他律(heteronomy)原則、正統(orthodoxy)與異端(heterdoxy)的斗爭，又包括藝術場和大規模文化生產場之間的相互滲透。我們可以將藝術場的自律原則(為藝術而藝術)看成是以專家為代表的知識精英階層(藝術家、美學家、藝評家等等)為了維護或將自己所持有的權威合法化而提出的口號。在藝術自律的主張下，他律原則(經濟、政治)因其“不純性”(undisinter-estedness)而被排斥在藝術場之外;通過制定“正統”的藝術觀念并將其神圣化，權威守護者把不符合其“正統”藝術觀念和美學原則的異己驅除場外或將其邊緣化，從而完成了藝術場權威位置的鞏固。一個藝術場的自律程度越高，其占主導地位的專家階層就越強勢。隨著資本的介入，當代西方藝術界越來越受到他律原則尤其是經濟原則的圍攻，專家所標榜的“純粹的”無功利藝術只是一個美學幻象，藝術從來就不曾真正地脫離過藝術市場。
隨著大規模文化生產場向藝術場的滲透，專家和精英階層的優勢位置已經開始動搖，拍賣行、策展人、出版發行商、藝術經紀人、藝廊、博物館、收藏家、媒介等“不純”因素所發揮的作用讓我們意識到，藝術場內以美學家、藝術理論家等為代表的“權威”階層對位置的壟斷面臨著逐漸勢微的趨勢，任何對藝術場權威位置的獨霸都不再被視為是理所當然和自然而然的。布迪厄指出，“正統和異端的斗爭是每個場中基本的、持續的過程。最重要的斗爭武器之一就是［……］藝術的合法定義，包括藝術的分類和劃界”(轉引自Maanen63)。回顧六七十年代美學界關于藝術定義、區分藝術和非藝術的論爭，其實從權力斗爭的角度來看也是學者階層通過為藝術立法而爭奪藝術場權威位置的過程。布迪厄還深入分析了藝術場中體制化的符號資本———信仰(faith)。信仰和貝克的“聲譽”有著相似性，是聲譽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產物，是作為藝術世界集體認同、集體信念的“常規”的特殊形式，是常規高度體制化后的結果。具體地講，信仰包括藝術場行動者對某些藝術觀念、美學原理、審美價值的認同，對藝術家的技巧、天賦、創造力的信任，也包括對藝術中介人、藝評家、拍賣商擁有發現藝術珍品、正確鑒定、評估藝術品價值的眼光和能力的信任。例如，當人們對一件藝術品缺乏基本的了解卻盲目地跟隨藝評家或“資深”媒體的評價而對藝術品的價值高度認可時，實際上就是信仰的魔力在起作用。聯系文化資本的非物質表現形式，可看出這種似乎是天然的、不容置疑的認可與信任反映了文化資本對藝術場實施控制的隱蔽性。各行動者為維護各自的藝術觀念而進行的權威爭奪和占位，以被神圣化的“信仰”為外衣，掩蓋了權力運作的實質。和聲譽一樣，信仰產生于藝術場的競爭關系結構中，同時也會循環再生產，并反作用于藝術場。
我們所討論的學風特指狹義的學風，主要包括學習基礎、學習態度、學習狀況、學習心理。民族院校學生大多是來自少數民族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少數民族學生，當地經濟發展水平相對不高，教育教學能力相對薄弱，受到文化習俗、語言歷史、生活習慣、民族心理特點等方面的影響，民族院校學風呈現出一定的特點。學習基礎相對薄弱。當前，少數民族人口占全國比例不到10%，而少數民族聚居區的貧困人口比例卻占全國總數的40%1.社會經濟發展條件和家庭經濟條件直接制約了民族地區的教育教學質量和家庭教育經費支出，這就直接導致了來自中西部和民族聚居地區的學生學習基礎相對薄弱，“當地的教育教學水平和中東部地區存在著一定的差異”2，進入大學之后，在一些科目的學習過程中可能會出現“接受慢”、“聽不懂”等情況。學習態度有待提升。學習態度大體上穩定，但是一部分學生由于學習基礎薄弱、家庭經濟條件較差等原因影響，容易受到外界環境的左右，在社會活動和學習時間的分配上，在未來職業規劃上會出現迷茫與困惑，在學習的目的上，部分同學是為了個人更好地發展，呈現出“拜金主義”“個人主義”，個別學生甚至沒有制定職業發展規劃，急功近利。學習積極性不足。部分學生不了解或不喜歡所學專業，這就導致了厭學情緒的產生。一方面在部分學生在選擇專業時，父母家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自己的想法不被重視，或者是以未來就業為取向，對所選專業沒有興趣。另一方面，大學的專業與自己的設想有很大不同，這直接影響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部分同學被迫學習，被動接受知識，“依賴心理嚴重，創新精神不足”3.學習狀況有待加強。大多數學生能夠按時上課，但是一小部分學生自控能力較差，會出現逃課、玩手機等情況，課堂學習效率有待加強。課后復習情況有待提升，大多集中在期末考試前“臨陣磨槍”。調適能力不足。個別學生由于以上原因會產生消極的心理情緒，應付老師、應付家長、應付考試、甚至做出“考試作弊”、“獨往獨行”等行為，如果不及時加以干預，便會出現惡性循環。
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學風建設中的作用
充分挖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科學內涵，特別是其中的“個人”層面，把“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價值觀教育和學風建設相結合，促進學生的成長成才。豐富發展愛國主義教育實踐形式，提升學習態度的崇高性，把“求功求利”的學習目的轉化為愛祖國，愛家鄉，引導學生端正學習態度，樹立遠大的理想目標，堅定學好本領的理想信念，把熱愛偉大祖國，發奮學習，建設美好家園作為學習生活中的動力源泉。挖掘“敬業”的本質意義，加強學生的“責任教育”和“職業教育”，一方面，加強學生的責任教育，幫助學生在社會、家庭、自身三個維度明確所肩負責任，做好一名學生的本質工作。另一方面，在入學之初進一步加強專業教育，幫助學生制定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情況的學習、職業發展規劃，為各層次的學生搭建適合自身的發展平臺。加強對學生的誠信教育，特別是在考核考試中，引導學生正確看待考核考試，嚴肅考風考紀，增強學生的自律能力，幫助學生養成正確的學習科研方式。一方面，引導學生重在平時，在點滴中積累，嚴禁抄襲作業。另一方面，全面提升學生的綜合素質，養成誠信品質，提升學生的個人品德。培育學生團結友善，互幫互助的學習生活氛圍，“積極營造多民族和諧團結的校園文化，形成學生快樂學習氛圍”4，作為學風建設的載體，為學生發展培育良好的外部環境，增強學生的“融入感”，加強對學生的情感支撐，為學生的學習生活提供保證。另一方面，進一步豐富學習互助小組的實踐形式，教師和學生結對子，學生和學生結對子，在學習和生活上相互關心、相互幫助。
三、結語
本研究使用語料庫語言學的定量方法，結合樣本定性分析方法，具體操作步驟如下:(1)收集2008年至2010年3年間來自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和應用語言學4個學科的社科論文30篇，組成字數約30．9萬字的小型語料庫(其中教育學8．09萬字;心理學7．41萬字;社會學7．21萬字;應用語言學8．19萬字)。論文收集主要根據學科內部專家推薦在本學科具有一定國際影響、刊載實證性研究較多的學術刊物。這些論文均為實驗性報告論文，由簡介、方法、結果和討論4部分組成。然后，對論文進行必要的加工，刪除有關作者的信息以及論文的附屬部分，如摘要、致謝、作者簡介、參考文獻、注釋等。另外，用EXPRESSION代替論文中的公式;圖和表用CAP-TION代替。最后將每篇論文中的簡介、方法、結果和討論部分剪貼組成新的語料庫(其中，簡介部分7．31萬字，方法部分5．29萬字，結果部分7．09萬字以及討論部分11．21萬字)。(2)運用軟件AntConc3．2展開詞頻統計，生成出現頻率大于(含等于)60的詞匯(這意味著這些詞匯在每篇論文中出現的次數大約為60/30=2次)，最后所得詞匯總數為401個。(3)對上述詞匯逐條分析，剔除不包含評價意義的詞匯(如一些介詞、代詞和冠詞等)，最后得出含有評價意義詞匯128個。其中主要為形容詞，兼顧其他詞性如名詞、副詞和動詞等，形成了語料庫中出現頻率大于(含等于)60的評價詞匯表。(4)運用評價參數方法，對上述詞匯進行分類，具體情況參見表1。我們重點考察總頻率數最高的4種評價類型，即優劣性、相關性、新穎性和規模性評價。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出于以下兩點考慮:首先，考察所有的評價詞匯既無必要也不可能，因為所涉及的語料庫數據較大;其次，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比較不同學科和論文內部的評價特征，使用出現頻率最高的4種特征也是可行的，因為前4種類型的評價占所有評價頻率的54．46%，超過一半。前4種類型的評價詞匯及其出現頻率參見表2。表2中的詞頻是指該詞在語料庫中出現次數，而“頻率”是指該詞在語料庫中充當評價意義的次數。
(5)對表2中的詞匯進行同義和反義詞轉換或者詞性轉換，生成表3。這里，只需對表2中部分詞匯進行轉換，因為表2中有些詞匯本身具有同根、同義或者反義特征，不需要進行此類轉換。之所以要生成表3，是因為這樣能夠更為全面地收集語料中所包含的4種類型的評價詞匯，而這些詞匯可能沒有出現在表2中。(6)運用語料庫軟件中的語境共現(concor-dance)和搭配(collocation)功能，結合定性分析，對表2和表3中詞匯的上下文進行細讀，刪除評價詞匯的非評價功能的實例，如詞匯new如果出現在NewOrleans中，就不具有評價功能。主要包括:1)專有名詞，如NewJersey，GreatBritain;2)慣用法或固定短語，如oldword，generalmanager，aswellas;3)同(多)義詞，如keytothelock，thisno-vel．所得部分詞匯充當評價功能的頻率，見表中的頻率欄。(7)排除非評價意義詞匯現象之后，逐一統計各種評價類型在不同學科和學科論文內部不同部分(IMRD)中的分布，比較4個學科中評價類型分布上的差異;比較論文內部4個組成部分評價類型分布上的差異。所得結果參見表4和表5。
2結果與討論
我們將表4和表5中4類評價詞匯在學科論文和論文不同部分中所出現的頻率與各個部分的詞匯總數結合起來，得出4類評價詞匯在各個學科和論文各個部分中的萬字比率，參見表4和表5的萬分比欄。然后，我們依據兩個表中的萬分比數據生成圖1和圖。可以看出，4種評價類型在4個學科中出現的頻率各有不同。其中，使用評價最多的是教育學，其次分別是應用語言學、心理學和社會學。這可能與學科本身內在屬性、研究對象和知識結構有關。一般說來，如果一個學科的理論比較成熟，研究范式或者分析方法比較一致、規范，那么該學科的學術論文中使用的評價手段或者說評價詞匯的頻率較低;否則，則相反。如自然科學論文中所使用的評價詞匯和手段要低于社會學或者人文科學，就是因為后者研究對象更為復雜，而且學科內部理論知識尚不穩定，尚存爭議，研究界限尚未完全厘清，仍然存在很多探索性和未知性，作者在寫作過程中不得不通過各種評價手段來達到說服讀者或者同行作者的目的。Cole曾經指出，一個學科內部一致性越強，所使用的評價或者評價詞匯越少(Cole1983)。圖1說明，相對來說，心理學和社會學這兩門學科比教育學和應用語言學更為穩定，也就是說，它們的知識界限更為明晰，研究范式更為成熟穩定，所使用的理論更為成熟。
另外，從這4種類型的評價分布來看，社會科學論文中的相關性評價和優劣性評價要遠遠多于規模和新穎性評價。這表明，社科論文作者更加愿意對于研究的質量和研究的重要性或相關性進行評價，而不是過多地評價研究的規模和研究的新穎性。這體現了學科論文所倡導的價值觀，學者更為看重的是學術中的質量，而不是開展研究的規模。從詞匯出現的頻率看，社會科學中4類評價詞匯的使用頻率大約為每一萬字50個左右，與Giannoni的研究比較，他得出的數據要略大些，可能是因為我們的研究所考察的詞匯數量較少。Grape＆Kaplan認為，“作者在學術論文語篇中使用多種方式來表達禮貌，已經達到說服和評價的目的”。這些不僅可以與學術論文的權威建立穩定關系，而且可以預防來自同行研究者的批評和攻擊。
從學術論文內部看，討論和簡介部分評價詞匯的使用頻率要高于方法和結果部分，這也正好體現出這些次語類本身的交際目的。對于學術論文中這4種次語類的特征，Hyland指出，對簡介部分的研究表明，簡介部分的3個目的分別是建立研究領地，指出研究空白，占領研究領地。這就意味著，學術論文作者將會充分利用各種修辭策略來避免對他人的研究提出挑戰，或者盡力維護語篇社區同行的面子，評價他人研究成果的重要性。對討論部分而言，Hyland也指出，這一部分將對結果部分的數據進行解釋，也是學術論文中最具說服力的部分。討論部分始于對結果的陳述，接下來將會對結果進行評價，其目的是從結果中小心謹慎地提煉出論文的主要觀點，并試圖從其他文獻研究中尋找支持其觀點的證據。至于結果和方法部分，方法部分只是直截了當地描述數據的收集過程、實驗使用的材料以及程序，為的是其他研究者可以復制研究過程。結果部分是論文的核心部分，它主要通過所獲得的數據來說服讀者接受數據的有效性;當然，有時也對數據進行必要的陳述和解釋。因此，這兩個部分在社會科學論文中使用的評價詞匯相對較少，評價特征相對不明顯。用Swales的話說，“對作者來說，簡介和討論部分是論文中最容易產生麻煩的部分，主要原因就是這兩部分所具有的人際特征、所具有的闡釋性特征”。
3結束語
經典實用主義以社會科學介入現實問題的解決，從而形成的社會科學哲學思想的特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實用主義真理觀：為信仰服務。對一個命題的判斷通常有真假兩種結果，實用主義學者的評判標準不再是“符合論“”融貫論”或是“多余論”等，而是一種某種意義上的一致。這就意味著只需要談話諸方在他們共同的信念下認為某一個理論或某一類思想可以達成一致就可以了。在那之后，實用主義被擱置了很久。但最近，甚至是在更早的時候，它又被恢復了它在美國的地位。其實，這是可想而知的。實用主義這次的回歸不僅保持著經典實用主義的傳統，還帶來了新的內容。實用主義的包容性越來越強，可以使用的范圍也越來越大。這就不難解釋它的生命力。新實用主義的思想主要是以羅蒂為主的后哲學思想。他的思想把許多學科都包容了進來，尤其是文學、政治和道德倫理。在這樣的背景下，這些學科有了可以冠以“科學”的合法地位。在很多時候，羅蒂認為文學、政治或是倫理道德比傳統社會科學學科還值得研究。
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實用主義，不僅在美國站穩了腳跟，而且在美國的外交手段中，我們可以不斷地看到他們的實用主義精神。這種精神不僅僅是一種功利的、利己的，同時還是開拓的、探索的。二是實用主義研究方向：以人為本。實用主義的魅力是當你使用這種方法論時候，你會感到很輕松，很有效。它的研究永遠是一種向上的力量，這應該與它的理論淵源有關。在實用主義哲學中我們永遠都抹不掉達爾文的進化論的影子。這樣的理論告訴我們，人類或是其他物種都遵循優勝略汰、適者生存的原則，所以我們的研究就會越來越復雜同時也是向上的。在實用主義的思想中，我們同時還能清晰地看到以人為基礎，尤其以人的興趣和情感為出發點的唯意志論的影子。尼采的非理性主義在實用主義中可以找到。
實用主義很注重的是研究某一問題的興趣，以興趣為出發點，便可以充分調動研究人員的積極性，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更有利于達到有效的目的。同樣來自于唯意志論的觀點，即對人本身的考慮很重視。這點達成共識：“人類是這個世界上唯一可以進行思考的生物。當我們把自己作為研究對象的時候，那些把自然科學作為研究對象的大部分理論原則便不能使用。”因為，研究人類不能僅僅通過對某一個社會背景下的他們進行研究，得出的結論推而廣之。我們需要在特定的時期、背景、文化中判斷他們的行為，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的語言所表達的觀點，而理解這些語言的重點便是語言的環境。因此，對于研究社會科學的學者來說，實用主義是一個不錯的方法。這個方法會讓我們在了解我們自己和周圍環境的同時，變得開心、有趣和更有上進心。實用主義方法論會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美好。三是實用主義的價值取向:實際且多元。實用主義作為一個哲學學派，他們沒有明確的界限，只是有些觀點屬于實用主義的范疇，尤其體現在對社會科學研究中。許多哲學學派一直以來都信奉自然科學研究框架下的社會科學研究。因為他們認為“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都應該模仿自然科學。其實他們贊同了價值中立原則，認為歷史學家或社會科學家應該不帶有個人感情和價值導向來研究社會現象。”
但無論是實用主義學家皮爾士的科學主義、還是詹姆斯的意識流、還是杜威的工具論都充分地證明了社會科學的研究無法做到價值中立或完全客觀。因為，作為研究對象的人類行為、人類的生活習慣或是他們的信仰，都沒有辦法擺脫掉他們所生活的環境和能夠影響他們的信仰。而生活環境和信仰都是有局限性的。因此，很有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一種觀點在某種社會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另一種背景下則是無解的。比如，我們常常看到：一個男孩子在路上看到一個吸引他的女孩子，通常會上下打量一番，然后看著她的眼睛微笑。而對方也會為自己被關注而感到驕傲。如果換個場景，結果就會大相徑庭。假如剛才的行為我們在美國的黑人區做一次，估計那個男孩子就難逃一劫。因為在那里的社會背景下認為盯著不認識的陌生女孩子看是一種不禮貌的行為，甚至是一種輕微的犯行為。因此，我們很難在有限的時間里找到一種通用的社會行為準則。
在使用實用主義的方法論研究社會科學中，有兩位學者起了重要作用。第一個人是庫恩，他的《科學革命的結構》為實用主義這個不能體現嚴格意義上的理論的理論提供了成為科學理論的基礎條件。因為庫恩對那些“反常”的理論提供了自我修正的條件。我們的社會科學理論在不斷地“前進”，但如果僅僅因為他們不符合某種嚴格的邏輯框架就剝奪了他們生存的權利，顯然是不公平的。只有當他們的理論內核真正的“壞掉了”，我們才可以宣判這些理論的不可存在性。而在這里，我們認為的內核不能再使用的標準是：實用主義的理論無法讓我們的問題變得更加容易解決。就像各大學派一直在爭執的主觀與客觀的區別。第二個人是羅蒂，他的種族中心主義為我們研究社會科學提供了切實有效的方法。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例子，這樣的現象在社會實際中比比皆是，還有很多奇怪的、我們無法理解的、可能與某種有關的現象。當我們面對這樣一群與我們生活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相差很遠的人并與之交往時，又該怎么辦？羅蒂的辦法是以自己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為出發點，與對方溝通。我認為，這個辦法可能不是最快的溝通方式，但一定是最有效的溝通方式。我們的信仰和觀念不一定要強加于對方，只需要找到可以達成共識的信仰和觀點即可。找到共同點會對我們進一步了解對方的行為和語言有幫助。
這樣的理論和實踐框架更有理由讓我們相信實用主義在研究社會科學的問題上并不在意理論是否與客觀事實相符合，而是否能有效地成為行動的向導、是否能有效地解決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難、是否可以使我們的生活變得更美好。實用主義學家們不在意社會本身是什么樣的、應該是什么樣的，他們更關注的是現在的生活環境是否是居住在這里的人類想要的，如果不是就聽從內心的呼喚，向著自己喜歡的方向努力改造。他們信奉的是這樣的信仰，就像愛因斯坦說的“：有很多時候想象力比知識重要，想象力無限而知識有限。”按照實用主義的思想這句話是真的，因為他們還信奉另外一句話，就像皮爾士所說的：“每一個真值的句子都是為某一種信仰服務的。”而在這里，人類的興趣就是他們的想象力的向導，他們在這樣的想象力的條件下探索社會科學，就像經典實用主義哲學家所認為的那樣：實用主義哲學剖析社會科學是需要我們以人類需求為本，以興趣為出發點，以效率為落腳點。在這個問題上羅蒂———新實用主義的代表，延續了實用主義探索社會科學的精神，在新時期展現出他與前輩和同時期社會科學研究的哲學家不同的新特點。
二、新實用主義中的社會科學哲學：為社會科學哲學發展
20世紀中后期，隨著社會經濟與政治的發展，實證主義和分析哲學似乎越來越不能很好地處理實際問題。一種繼承并發揚經典實用主義的新實用主義油然而生。新實用主義繼承了經典實用主義的主要精神，即以人類需求為出發點、以興趣為研究起點、以信仰為真理的判斷標準、以效果為檢驗理論的最終標準。在我們可以找到的參考文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實用主義有它特有的理論觀點。而新實用主義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當屬羅蒂。羅蒂的實用主義思想與經典實用主義思想的聯系和區別是清晰可見的，尤其他提出的后現代哲學思想在國內外引起很大反響。他的后現代哲學思想不僅顛覆了我們對哲學基礎地位的認識，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論給了我們新的視野。所以我們選擇對他的觀點進行說明和解釋，后現代哲學的思想可以基本代表新實用主義的理論特點。后現代哲學思想主要強調語言哲學的重要性。他不太重視經驗對哲學的重要影響，而是注重我們的語言在哲學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正像他自己贊同哈貝馬斯那樣：“交談理性代替了主體核心理性”。交談、互動的研究方式，不僅表現出對杜威和詹姆斯的思想的繼承，同時也看到羅蒂把研究重點放到了溝通的語言中來。羅蒂的后現代哲學思想在社會科學方面的應用，可以歸納為四個方面。
一是個人主義與整體論的完美結合。研究社會科學哲學的學者對研究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問題并不陌生。尤其在方法論的個人主義還是整體主義的問題上多少都有分歧。社會學家涂爾干堅決支持方法論整體論。堅持整體論的哲學家必然會忽視個體在整個社會中的影響力；而很多經典實用主義哲學家都偏向方法論的個人主義，非常注重個體在社會中的影響力，忽視整體的作用。但對于社會科學研究，我們需要找到的是社會背景下的社會規律或是較為普遍的特征。但鑒于社會環境的多變性和復雜性，我們在此討論方法論的個人主義或是整體論就十分不妥。羅蒂在他的后現代哲學中認為：“把個人的自我創造和社會的團結同等對待，是同等有效的。”[5](P47)在這里我們可以說他把這個問題的界限弱化了，也可以說他把個人主義的研究方法和整體論的研究方法分別做了限制性的解釋，即社會的發展是由個人做的，但個人的才能和價值需要有社會的發展來體現，在不同范圍討論不同的內容。
二是實用主義真理觀的進一步發展。在上文我們已經對實用主義真理觀有所討論。對于一個句子的真值的判斷通常以是否符合某種信念作為標準。因為不同的社會背景和文化結構會帶來不同的信念，雖說這個會隨著該地區的人類的不斷認識的變化而變化，但信念還是有較強的穩定性。信念來自于我們對一個事物的習慣性認識或習慣。這種習慣性的行為有時候會帶來一定的惰性，習慣于這樣認識和行為的人不再會為更先進的發展而勞煩。羅蒂在這里指出了他的有所改進的真理觀：真理便是可以指導我們成功的與世界打交道的那些句子所支持的信仰。“成功的”為我們的信仰提出了檢驗性的標準。較以往來說是不同的，按照他的思想我們需要與世界打交道，每個社會背景和文化結構下的人類是另一處人類需要打交道的對象。打交道時雖然要以自己的信念為出發點，但只有那些可以與對方達成共識的信念才能算是“成功的”。
三是大哲學的概念。實用主義在研究社會科學時候都很清楚他們的研究對象是社會、經濟、心理學等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的學科。但其實這些學科都有較為嚴密的邏輯、嚴謹的思想和他們獨有的名詞及屬性。他們同樣是由被系統化了的、抽象化了的概念和定義組成。比如《社會學原理》《經濟學原理》《心理學原理》這類的書籍，它們包含了作為這一學科共同的、普遍的、較為一致的內容。因此，這些學科知識內容與研究方法不同，但它們同樣來自于理性的總結和概括。它們的研究對象相對穩定。相比較而言文化、藝術、倫理和政治中人的主觀意識參與的較多，對于文化、藝術、倫理和政治的研究理論性更為弱，但地域性和社會背景的限制會更多，這樣的研究更加符合實用主義的精神。當然，羅蒂并不局限于對哲學認識論的擴充，還有對方法論的豐富。他更加欣賞用文學批判的方法來與世界和不同的人類打交道。他認為：“實用主義的復興超過了哲學的界限，還涉及文學的批判、社會政治問題而較少地關注自然科學。”這個思想與羅蒂反基礎主義的思想，在逐步瓦解哲學的基礎地位，從而更加突出人類情感和交流的重要性，最終側重于文化及政治的研究。
四是以語言作為研究的邏輯起點。正如之前所提到的，羅蒂所強烈支持的交流方式和溝通手段都是為了了解不同社會背景和文化結構下的人類生活，從而可以有效地解決發生在那里的社會矛盾，最終促使社會進步、生活幸福。因此，語言在他的研究中是關鍵性的研究對象。這個特點也是新實用主義與經典實用主義標志性的區別。正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經典實用主義與新實用主義最大的區別是前者最重要的是經驗；后者最重要的是語言。”這與他的反本質主義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羅蒂的研究目的并不是要找出實際與應該的區別、本質與現象的區別，最終找到實際和本質，而是忽略此問題，找到對話中我們要表達的意思是否是我們的語言所表達出來的意思。
如果想了解對方語言中的真正含義，就要了解表達人的社會背景和文化結構。對于研究人員而言便是要了解這其中的差異，為我們的語言環境提供這種差異。找到了差異就找到了沖突，找到了沖突就找到了矛盾。當我們解決矛盾之時就是我們達到共識之日。這樣我們即可順理成章地找到對話中的共同點，進行有效的溝通。不難看出，羅蒂的后哲學文化思想其實就是用文化的思想來豐富哲學的內涵。按照這樣的發展趨勢，實用主義方法論下的社會科學哲學的發展一定會在保持中心思想不變的情況下豐富并蓬勃發展。實用主義方法論下的社會科學哲學承載著歷史使命比其他哲學學派對社會科學哲學的使命要豐富、多樣并且有效。因為實用主義的方法論基調就是為解決與人類生活有關的實際問題的。他的檢驗標準并不是理論的嚴謹性和思維的邏輯性，而是能為我們的生活帶來多少可以采用的方法。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實用主義的社會科學哲學就像是一本生活百科，它是一種工具書，更是一本洗滌心靈的書籍，它會為我們帶來陽光般的色彩。
三、未來實用主義中的社會科學哲學：為社會科學哲學升華保障
基于對經典的和新的實用主義社會科學特征及其哲學思想的概括總結，筆者認為，作為一種實用主義的社會科學哲學，其研究和發展趨勢主要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探討。
第一，實用主義社會科學哲學研究內容極為豐富。實用主義本來就是一個包含范圍十分廣泛的方法論，用它來研究社會科學不難想到它的范圍會擴大。這里不僅僅體現在研究內容的擴大，還有研究方法的擴大。從研究的學科內容上來說，經典實用主義對社會科學的研究局限在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心理學、教育學等學科方面。但新實用主義的社會研究已經拓展到文學、倫理學、政治學等方面。可以說在以后的研究中還有可能拓展到其他領域。只要社會中存在行為和思想的地方，都會是實用主義方法論下所要研究的社會科學學科。以后的發展趨勢勢必會向著更加注重人的情緒、欲望、夢想等人類特有的方向發展。這與所談的中國夢是一脈相承的。“夢”就是實現民族復興、增強民族自信的夢，這個夢是現實的，是可以實現的，推而廣之，世界的“夢”也會實現的，關鍵要立足于“人”。在對這些學科的觀點上可能會產生更多的并行觀點。這些觀點可能是相互交織并保持相對獨立性的。因為這是由社會科學的特點所決定的。我們可能會認定某種理論是正確的，因為它的確為我們的社會問題帶來解決方案；但我們很難說哪個理論是錯誤的，因為不同的社會背景為那些在其他一些社會背景下無法解決問題的理論提供了生存的空間。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只要它存在，就有生存的權利。”從研究學科的方法論上來說，實用主義的理論淵源非常豐富，這就不難看出它的方法論是開放性的。用實用主義研究社會科學的哲學家們都兼有另外的“身份”，因此，其他的研究方法也為實用主義研究社會科學注入了活力。不僅如此。同樣是由于社會學科的特殊性，筆者不難看到研究各個學科的學者們同樣具有研究他們那個學科領域的方法：比如，教育學方法論、法學方法論、經濟學方法論。自然科學也有這一特點，但是社會學科在這個問題上體現得幾乎是淋漓盡致。
第二“，對話模式”的社會科學哲學理論的研究方法。實用主義方法論下的社會科學哲學是靈活的、豐富的并且是包容性極強的哲學，所研究得出的理論也是開放的。一種“對話模式”的社會科學哲學研究方法來源于詹姆斯意識流原理，發展于杜威的生物體間的互動理論，在羅蒂這里演變成為較為具有文化特色的“文學批判”模式。但無論是什么樣的表現形式，什么樣的載體，最終都呈現出一種“行為———反饋”的模式。與其說是一種對話，不如說是一種思想的碰撞，來自不同社會背景和文化結構下的思想碰撞。這種碰撞是明顯的、最直接的交流。有了最直接的碰撞，才能有最深刻的解決方式，解決后我們在不同的情境下，就會達成最有效的共識。這種共識是有益于對社會科學研究的。當然，這樣的對話不僅僅體現一種思想的碰撞，還顯示出語言對我們研究社會科學的重要性。語言是人類特有的表達方式，我們要通過語言研究人類的思想和行為。但同樣也是由于社會環境的復雜性，對于語言的研究還會有較大的困難。在蘇格拉底時期，我們認為“：如果語詞能夠完全模仿事物的本性，我們就得到完善的語言，然而世界語言卻總是由約定來加以補充。”
洛克對詞語的認識給了我們新的啟示，他認為“：一個詞語的意義不是要表達這個事物本身，而是要表達說話人的觀念”。這樣的描述對我們是有利的，因為對話交流的意義本身就在于要有效溝通，達到基本共識，在有限的范圍內找到社會的基本規律和內在本質。而洛克這樣的解釋與新實用主義的“詞語的意義僅限于對話范圍內”的觀點是一致的。很顯然，這樣的研究方法將會成為我們今后研究社會科學的主要指導思想。“科學”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神秘的詞語。很多非專業人士感覺它離人類生活和日常活動很遠，因為，當我們一提到“科學”一詞時，首先想到的都是難懂、生澀的專業名詞，嚴謹的理論思維和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那些只有為數極少的人才有天賦碰觸到的神秘領域。其實，這是很容易理解的。按照實用主義的思路分析，首先，很少有人對那些領域感興趣；其次，那些領域的專有名詞當下記得，因為不常用所以隨后就忘記；再次，能夠有嚴謹的邏輯一定不與繁雜的生活打交道。但實用主義方法論下的社會科學哲學便不再讓“科學”神秘，他們會使得“科學”親民化。
“科學”知識本應該為人類生活服務，很多人認為“在大部分的時間里，科學家們通常會把精力放在理論的爭辯中，至于可行性的問題，他們考慮的略微少。”實用主義則不同。他們并不對“現象是否反映本質”的問題爭論、也不為“當一個人說話時候牽動了多少塊肌肉”這樣的問題而煩憂。當他們研究孩子的教育應該著手于他們感興趣話題的時候，就奠定了這樣的基礎：要想使孩子們做出卓有成效的事情，興趣是起點，當他們找到一個感興趣的話題時，他們自然會為成功找到最有效的路徑，而這個路徑就是“對話”，對話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這樣的方法論理念把“科學”帶到了生活中，而隨著實用主義方法論在研究社會科學的道路上廣泛運用“，科學”就會俯下身子與他的“子民”親密接觸。綜上所述，實用主義方法論下的社會科學哲學是一個十分有活力的分支學科。它不僅為我們解決實際問題提供最有效的“工具”，進而改善我們的生活環境；同時也為我們的思想提供養分，讓我們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盡可能多地拓展視野。
四、實用主義社會科學哲學與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在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再也不是以生命為代價的有聲戰爭，而是以市場和國民生活水平為主的無聲無息、無硝煙的戰爭。在這個戰爭中所有的國家都在奮力保衛自己的經濟領地并以此為依托對其他國家進行經濟掠奪。這是經濟實力的比拼，更是綜合國力的體現。實用主義的方法論其實就是在告訴我們，就算沒有戰火，也要知道戰爭其實已經悄然開始。這個現實讓我們明白，在處理與別國之間關系時候一定要從實際出發，立足于我國的經濟基礎，對他國的實力有準確的分析和判斷。從另一個方面來講，生活在本國的百姓對經濟的發展體會最深。因為，經濟的發展會給國民帶來快樂。怎樣能夠使國民生活得快樂，同樣也是實用主義解決社會問題的課題。在當今社會，國與國之間也需要“對話”，但首先我們要站在同一個對話的平臺上。那么，平臺的高低取決于我們的經濟實力。具體而言，涉及到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兩個方面。然而，怎樣才能做到那只“看不見的手”對市場自身發展既有約束又有自由，也就是宏觀調控怎樣才能做到不對市場自行發展進行過多干預。只有這樣，才能使得國民幸福和快樂。
我們的經濟理論研究也應該朝著這樣的方向發展。無論是《國富論》還是《經濟學原理》都體現著這一研究目的。而我們的經濟理論指導經濟政策的制定，經濟實踐來完善經濟理論。無論怎樣，經濟理論是一種方法，它告訴我們要切實發展，以國民生活的幸福感為一切理論研究和政策的出發點也是落腳點。發展即開放，我們同樣要抱以開放的態度來發展經濟。例如，區域經濟的發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我國很多地方都有大量的資源，而這些資源從來都是國家嚴控的范疇。但是我們很清楚，多種方法的比較才能為資源開發選擇到價值最大化的方法。這就需要政府抱以開放的態度來接受私人或團體優秀的經營理念。與此同時，我們深知資源是有限的，重商主義不能完全流入資源領域，這就需要宏觀調控這只看不見的手對該行業進行調控。無論用怎樣的方式，我們都要在科學的經濟理論指導下努力發展經濟，國家的另一個重要作用就是保證經濟體系健康快速的運行、其實我們都已經體會到這樣的好處。在這種既有外界壓力，又有內在需求的環境下，深入研究經濟理論更加有必要。
體驗式教學的系統構建
陳亮根據體驗式教學的特點，將體驗式教學設計為四大系統：目標系統、內容系統、過程系統和組織系統。目標系統主要解決體驗式教學要達到的目標；內容系統關注體驗式教學的學習任務；過程系統則是體驗式教學的教學程式；組織系統是體驗式教學過程中的師生關系、教學策略，以及教學評價對達成目標的保證。
1．目標系統：突顯實踐性思維
實踐性思維是“以自己的需要、價值取向、認知結構、情感結構、已有的經歷等完整的‘自我’去理解、去感受、去建構，從而生成自己對事物的獨特的情感感受、領悟和意義”。它有助于學生有目的、有意識地內化書本知識，獲取獨特的生命感受和知識經驗，體驗生命的成長與發展，真切感受到學習的意義與自身的價值。以實踐性思維為核心的體驗式教學目標系統的構建主要從以下兩個層面入手：
第一，實踐性思維內部的目標系統。實踐性思維的核心成分是問題意識、信息統整力、思維發散力和思維情境化。在此基礎上，實踐性思維的內部目標系統建構為：第一，發現和提出實踐性問題的能力；第二，有效搜集資料、分析資料、整合資料的能力；第三，個體基于已有經驗與獨特感受、綜合已知信息并從不同角度構建不同解決方案的能力；第四，個體得出符合現實生活中真實情境的結論的能力。
第二，實踐性思維外部的目標系統。通過實踐思維的訓練，提升實踐能力僅僅是實踐性思維訓練的初級價值，更重要的是實踐性思維的訓練與發展可以連結個體體驗知識的內在意涵，體悟知識的生命意義與價值，實現完整精神與生命的成長這一高級價值。因此，實踐性思維的外部目標主要圍繞兩個方面：一是引導學生學會知識，將知識經驗有效內化，體悟知識的生命意義與價值；二是幫助學生完整發展，在尊重現實生命與個體差異的基礎上發展理性與認知能力，成為理性與情感有機統一與和諧發展的完整生命體。
2．內容系統：訓練與發展實踐性思維
實踐性問題設計是體驗式教學內容設計的核心，應體現問題理解的多元性、問題情境的現實性和問題目標的真實性。
第一，針對實踐性思維發展階段的問題系統。一是提問型實踐性問題，訓練問題意識。要求學生不僅能夠對當前情境和信息進行深入分析，還能將新信息與已有的知識經驗進行反復關聯，關鍵在于為學生提供較為熟悉或感興趣的問題情境。二是條件型實踐性問題，訓練信息統整力。使學生認識到一個真實的問題情境常常是條件模糊的，需要根據問題情境、智慧與感受去搜集、整合各方信息，才能有效地解決問題，關鍵在于對條件開放性程度的把握。三是方法型實踐性問題，訓練思維發散力。訓練學生從不同角度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使解決方案更符合現實情境，關鍵在于從學生的發展水平與生活感受出發去建構具有多種解決方案的實踐性問題。第四，結論型實踐性問題，訓練思維情境化。將問題結果與現實情境不斷對比，最終得出符合現實情境的問題答案，關鍵在于把握邏輯性答案與情境性答案的異同。
第二，針對實踐性問題相關知識的問題系統。一是單元型實踐性問題，整合單元內知識。以實踐性問題的解決為主線，使學生將本單元所學的知識內容與已有的知識經驗整合起來，讓學生把知識優化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二是學科型實踐性問題，整合單元間知識。突破單個單元的界限，將知識點之間的聯系擴展到整個學科內部，將學科內的知識邏輯拓展為以實踐性問題解決為中心的知識網絡。三是綜合型實踐性問題，整合學科間知識。將被分割為多個不同知識體系的知識整體重新融為一體，使學生所學的各個學科領域的知識體系優化與整合。
3．過程系統：關注實踐性問題的解決
第一，教材內容情境問題化。即將教材內容與生活情境關聯起來，從中引發出具有“實踐性”和“不確定性”的實踐性問題。一方面，要將教材內容植入生活情境，將書本知識嵌入或還原到現實情境中；另一方面，要從實踐情境中引發出實踐性問題。
第二，問題內容多元表征化。為學生創設寬容、積極的氛圍并給予指導，促使學生將已有的知識經驗與生命感受活化，與問題解決情境反復關聯，生成獨特的問題理解與問題表征。
第三，表征內容方案構想化。即對各種解決方案比較、評判，從中選擇出最具說服力的優良方案，關鍵在于引導學生選擇某一立場去分析問題，構建方案，并為構建的方案尋找辯護理由，同時對比自己與他人的方案，生成一個較為合適的優良方案。
第四，構想內容有效實施化。學生將經過比較、辯護與評判而生成的優良方案加以操作化、實施化。
第五，實施內容全面評價化。要在方案實施中與實施后對整個前期的問題解決方案與過程進行反思與評價，診斷方案本身及方案實施中存在的問題或經驗。
第六，評價內容表征重述化。要對實施內容全面評價化所獲取的知識經驗在個體頭腦中重新表征。第七，重述內容遷移實踐化。要將表征重述所獲得的概念化、遷移性強的知識用于解決其他實踐性問題。
4．組織系統：促使學習體驗生成
第一，教學目標向學習期望轉化。通過問題情境的設計將剛性與抽象的教學目標轉化為學生具體的學習期望，先將教學目標轉化為教學期望，再將教學期望轉化為學習期望，最后監控學習期望。
第二，教學內容向學習內容內化。教學內容的學習要讓學生以自我去理解、感受而生成情感與意義。首先進行經驗活化，再開展教學對話，最后再將內化的知識經驗有效運用于生活實踐。
第三，教學傳授向教學對話轉變。在教學活動中提倡對話，會使學生心靈舒展，首先需要激活對話意識，再選擇適宜的對話方式，最后進行對話指導，糾正對話中的偏差。
第四，創設真實的物質環境。營造的物質環境并不要求絕對真實，而要注重學生是否能從環境中體會到真實的意境，可以實境再現，實現“形真”，也可以意境營造，實現“神似”。
第五，設計開放動態的教學時空。目的是要改變教師講授學生接受的傳統師生角色，促使師生展開多種類型的教學互動。教學內容的實踐性與開放性、師生及學生之間的雙向交流與互動、學習內容的不斷拓展與深化以及實踐性問題的有效解決都可以實現教學時空的不斷延伸與拓展。
體驗式社會學教學的模式設計
根據體驗式教學的基本構想和社會學教學的特點，本文選取“社會學概論”教學中社會分層的教學安排來說明如何構建促進學生實踐性思維發展的社會學體驗式教學模式。
1．教學目標
該節課的教學目標總體來說是通過社會分層的學習，訓練學生的實踐性思維，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領悟學習的樂趣與價值。具體來說，先要在掌握社會分層基本理論的基礎上發現和提出實踐性問題；然后，搜集國內外社會分層的相關資料，并分析資料、整合資料；接著，運用已有知識經驗與獨特感受從不同的角度對社會分層案例中的問題進行分析并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最后在提出眾多問題解決方案后，能從中選取最符合真實情境的方案。
2．教學過程
第一，課前實踐性問題準備。選取與社會分層相關的材料，用圖片、視頻等多媒體手段再現真實情境，將社會分層的相關知識植入生活情境，再從實踐情境中引發出實踐性問題。例如，剪輯電影《泰坦尼克號》中沉船后乘客逃生的片段，讓學生在觀看后調動已有的知識經驗，從社會分層的角度思考并提出疑問，訓練學生的問題意識；然后，準備材料解釋歷史上和現今社會的社會分層形式，即奴隸制、種姓制和等級制。要求學生比較這三種社會分層形式的相同之處，得出社會分層的含義，訓練學生的信息統整力再讓學生運用社會分層理論結合自身的生活感受分析目前社會上關于“屌絲和高帥富”的討論，訓練學生的思維發散力。同時，要求學生聯系社會流動的基本知識，思考如何使個體由社會底層向更高的社會層級流動，以此促使學生將本章知識優化為一個有機整體。
第二，課堂上的體驗式教學。首先是創設真實的問題情境。教師運用圖片、視頻等多媒體手段，將教材內容與生活情境關聯起來，為學生創建一個真實的物質環境。例如，教師選取電影《泰坦尼克號》中沉船后乘客逃生的片段，在學生觀看影片時激活學生已有的認知經驗和生命感受。鼓勵他們思考為什么不同等級艙位的乘客逃生率不同，婦女和兒童優先逃生的原則是否適用于所有乘客。然后是實踐性問題的解決。鼓勵學生從多種角度、立場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通過親身參與實現實踐性思維的不斷發展。例如，讓學生運用社會結構和社會分層的知識，分組討論中國的社會階層固化現象，并提出解決方案。每組學生經過充分討論，對各種解決方案比較、評判，從中選出最具說服力、最符合真實情境的方案。最后，總結評價。經過前期的體驗和實踐后，每個學生對體驗式教學活動有不同的認識和體會。讓學生進行自評與互評，促使學生總結自己的長處與不足。最終由教師評價，客觀公正地指出問題，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喚起學生更大的學習熱情。
第三，課后的教學延伸。為了不斷深化學習內容，拓展教學時空，要求學生圍繞“‘中國夢’還會夢想成真嗎？”這一主題，運用社會分層和社會流動理論分析當代中國的社會流動困境，尋找社會底層向上流動困難的原因，并思考中國未來社會流動的發展方向。為學生推薦陸學藝的《中國社會流動》、邊燕杰的《市場轉型與社會分層：美國社會學者分析中國》和李培林的《社會流動與中國夢》，學生也可搜集其他相關的資料。要求學生以小組為單位，搜集、整合、分析各方信息，在小組討論的基礎上形成觀點。
（1）以人為本原則。確切地說，這里的“以人為本”是指以“勞動者為本”。眾所周知，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本質區別之一是立場不同。政治經濟學根本方法論是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它強調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強調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強調在階級社會，人總是從屬于一定階級的人。因此，經濟學認為，在經濟關系中不存在孤立的、抽象的人，而是從屬于一定階級利益的人。政治經濟學的起點是人的勞動不斷生產和再生產出供人類消費的物質資料，終點是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物質資料極大豐富的前提下，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勞動者在不同生產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始終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動力源泉。西方經濟學則是以“經濟人”假設作為出發點形成的理論邏輯，這一理論體系的邏輯實質上就是資本發展的邏輯。所以，在西方經濟學邏輯中存在悖論：一方面把人假設為可以按照最大化原則進行理性選擇的“經濟人”，另一方面又把勞動者僅僅視為與資本、土地相同的生產要素，根本無視與其他生產要素相比，勞動者具有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這一事實本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更是強調以人為本，以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為本，理應成為它的首要原則。我國實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涉及多方面深層矛盾和利益關系的調整，這種調整甚至會帶來社會陣痛。我們的各項改革措施如何最大程度地減少陣痛、保證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應該成為深化改革堅守的重要理念。
（2）滿足需要原則。在政治經濟學中，“需要”（need或want）和“需求”（demand）有重要區別。“需要”通常是指人的生存和發展對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的客觀要求。馬克思在分析勞動力商品的價值構成時指出，勞動力商品的價值是由生活資料的價值表示的，而勞動者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構成具有層次性，包括勞動者自己和家屬所需要的“生存資料”，如衣、食、住、行等，也包括教育、文化、健康保健等“發展資料”。因此，“需要”是以使用價值來衡量的。而“需求”概念則不同，它用以描述市場中的交換行為，只要有貨幣、有購買力，就形成“需求”，“需求”是從價值實現角度分析的。“需求”不一定是客觀“需要”，比如市場上有1萬套商品房，從客觀需要即使用價值角度來說，可以滿足1萬個家庭的需要，但也許由于房價過高，1000個家庭購買了這1萬套商品房，從市場的角度看，商品房的價值得到了實現，也就形成了市場“需求”，但顯然這些買房者不是為了“需要”，而是為了資本的價值增殖，其后果必然是房價虛高，一方面是需要房子的人買不起房，另一方面是不需要房子的人囤積大量房源。類似的問題還存在于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其他公共產品中。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表明，我們的生產是以“滿足需要”為根本目的的。當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還要利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借助價值規律來滿足需要，但這不妨礙“滿足需要”理應成為指導我們各項經濟工作的重大原則。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說，化解產能過剩，可以以“滿足需要”為原則制定相應政策，比如化解商品房過剩，可以采取政府購買、百姓廉租的形式；化解鋼鐵、水泥等過剩，可以考慮增加基礎設施尤其是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產業轉型、結構升級，可以考慮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不同消費群體的消費能力、消費需求差異性問題；等等。
（3）共享發展原則。共享發展理念是我們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五大理念之一。十三五規劃建議中指出，“共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這表明共享發展已經屬于社會制度深層內容。共享是政治經濟學追求的理念，這一理念與以勞動者為本理念一脈相承。馬克思在科學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運動規律基礎上，指出了共享是未來社會的重要制度特征。我們黨從強調“共同富裕”到強調“共享發展”，在理念上是一個新發展。共同富裕的實現途徑強調先富帶動后富，這在一定歷史時期有其必然性，但今天，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到了新階段，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有了較好的經濟實力，強調“共享發展”有利于縮小收入差距，增強發展動力，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提到共享發展，人們往往想到勞動成果分配方面的問題。其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的共享發展包含的內容很豐富，從微觀領域看，企業層面的共享既包括分配領域的共享，如提高工資，也包括生產領域的共享，如勞動條件、勞動資料、勞動保護、勞動管理等。在宏觀領域，不僅包括基礎設施、公共資源的共享，還包括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的共享；在消費層次上，不僅包括生存資料的共享，還包括發展資料的共享等。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言，共享發展意味著在微觀企業領域，不能一味把降低工人工資作為提高企業效率的口實。影響企業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技術高低、生產資料的性能好壞、企業管理的先進與否、工人積極性創造性的高低等。盡管政治經濟學認為新創造的價值是V＋M，二者之間存在此消彼漲的關系，降低工資就可以提高利潤。這是一種靜態認識，馬克思這一公式揭示了勞資之間的對立關系。但利潤和工資之間的關系要復雜得多，因此不能用線性思維套用馬克思這一思想，認為降低工資就能提高利潤，即提高企業效益。
（4）公有主體原則。“公有”是指公有制，“主體”是指主體地位，即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原則。眾所周知，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研究對象上有根本區別。西方經濟學是把資本主義私有制作為理論前提，認為市場經濟與私有制是孿生兄弟，并把二者看作是人類社會永恒的制度，整個理論體系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源配置問題。而政治經濟學則是把資本主義所有制以及由其決定的社會生產關系作為研究對象，認為資本主義所有制只是人類社會發展特定階段的產物。政治經濟學認為市場經濟作為資源配置方式，可以與不同所有制相結合。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特征是公有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則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在資源配置方式上，也是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結合，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不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特征，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原則，它是堅持以人為本原則、滿足需要原則和共享發展的制度保障和物質基礎。同時，堅持公有制主體性原則，也就堅持了市場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
1.尊重并滿足大學生的利益訴求“一種意識形態是否具備吸引力和凝聚力，取決于該意識形態所代表的利益訴求。”④這啟示我們，大學生的利益訴求不容忽視。他們在校園中的關注點不僅僅限于學習成就這一傳統利益。對國內外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生活的關注，容易引發他們關注社會現實，關注自身權益。我們對他們施行核心價值觀教育，要充分尊重和滿足他們的利益需求，將他們的社會利益與個體利益、長遠利益和當前利益結合起來，努力提升他們對核心價值觀的認同度。
2.激發并堅定大學生的情感歸屬情感歸屬問題在當代青年大學生群體中是一個突出又普遍的問題。大學生情感熾熱、飽滿，但缺點是容易沖動和喪失理智。如果處理不好情感歸屬問題，將會對其個人甚至是社會都會造成一定的困擾。我們希望通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激發他們的精神力量，形成飽滿的熱情和堅強的信念，從而推動他們對認知的踐行。具體到激發大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情感認同，可以培養他們的民族自豪感、愛國熱情，也可以培養他們向往自由、平等，喚起他們對核心價值觀的深層次情感。
3.接受并幫助形成大學生的價值共鳴“人們能接受某種意識形態而不是其他意識形態，并不是隨心所欲或者是隨機偶然的，而是因為這種意識形態正好能夠表達人們心目中的價值期盼，并且給予人們的價值企盼合法性或者合理性論證。這就使人們很自然地接受這種思想觀念和社會主張。”⑤這就表明，任何一種意識形態要想獲得大學生的普遍認同，就必須立足于符合大學生心目中的價值期盼這一目標。大學生正處于價值觀形成發展階段，并不具備成熟穩定的價值觀，接受并幫助對大學生形成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價值共鳴，要切實考慮到這一問題。只有充分反映大學生群體的意志，才能激發大學生的思想和價值共鳴，進而增強大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同。
二、外化于行提升大學生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行為自覺
1.協調課外實踐與課堂實踐多樣統一目前高校的實踐模式主要包括兩種：一種是課外實踐模式，主要包括參加社會兼職、校園社團、勤工儉學崗位等活動形式；一種是課堂實踐形式，包括師生之間的互動討論、專題辯論、學生自主授課等形式。這兩種形式各有千秋，都表現出一定的優缺點。大學生課外實踐的目的相對來說比較傾向于賺取一定的勞動報酬，鍛煉自己的工作能力，優點是自主性強、獨立自由，缺點在于花費時間太長，隨意性大。課堂實踐則需要在老師主導下，鼓勵學生參與，優點是不受時空、經費、人數等條件限制，缺點在于學生參與度低，甚至被動參與、主動性不夠。二者各有優缺點，只有將二者有機結合、相互補充才能取得較好的教學效果。對于課外實踐，學校可以適當地加強參與度，配合學生，并為其量身打造能夠提升其價值觀認同的實踐機會。不少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仍然停留在自發的實踐活動這一層面，沒有站在教育意義上去理解。我們要改變這種固有的觀點，以實踐課程規律為指導，盡可能科學詳盡地設計實踐教學的內容和方法，建立適合大學自身特點的實踐方式。重要的是，學校要對實踐基地的創設和選擇做出指導，可以與政府、學校等單位合作，提供帶薪實踐，在吃苦耐勞中體會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踐行，提高敬業、誠信、友善等思想品德水平。對于課堂實踐，學校要重點增強課堂內容的吸引力，并輔之以核心價值觀教育，加強師生互動。在內容的選擇上，最好選擇與大學生生活貼近的一些話題。例如，之前的中央電視臺舉行的“家風”討論，發生在大學校園中的消防安全事故，都可以作為與學生互動的話題，學生在參與中不知不覺地加深了對我國愛國觀念和法制觀念的了解，也就在潛移默化中提高了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識。教師可采用不同的互動方式，例如提問或討論，學生自主授課，研究性教學等等。
2.平衡職業教育與專業教育互有側重職業能力素質拓展是近年來迫于就業壓力而備受大學生歡迎的項目。各個高校也鼓勵大學生在學習期間考取各種職業資格證書，為將來的就業提前做好準備。但是，如果學校的鼓勵過于強烈的話，則會給大學生“就業比學習重要，考證比學習重要”的錯覺。同時，還會助長實用主義、金錢主義等不良作風，給大學生的價值觀和人生觀產生不良影響。因此，高校大學生職業教育和專業教育要各有側重，不應過分偏頗。在職業教育中，不能只教授大學生職業技能，還要給予他們價值觀和人生觀的適當引導。可以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個人層面“敬業”的職業道德培養和良好行為習慣養成作為重點，通過個人層面價值觀的培養來提升大學生的道德素養、約束大學生的道德行為。2）在專業教育中，也不能只是以專業課教育為主，要適當地輔助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在具體操作中，我們可以將思想道德教育與專業課教育將結合，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思想指導和踐行目標，去指導大學生的專業課學習；同時在專業課的學習過程中，也要注意認真加強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現實踐行。
三、結語
一、醫學類大學生社會實踐與志愿服務工作的內容和模式分析
（一）醫學類大學生社會實踐與志愿服務工作的內容
社會實踐與志愿服務工作主要是根據學生所學醫學專業的特點，為醫院患者或者社區群眾開展衛生宣傳教育和衛生診療服務等，從而提高學生將自身的專業知識運用到實踐的能力，以便為社會和群眾提供更多的服務。社會實踐與志愿服務工作的內容主要為圍繞醫學知識宣講和醫療服務等方面開展。
（二）醫學類大學生社會實踐與志愿服務工作的模式
1.參觀教育模式。學校組織醫學生到一些大型的醫院中進行參觀，主要包括醫生的診治過程、手術過程等觀察，讓醫學生充分認識到醫療工作的重要性，切實提高廣大醫學生的敬業精神。
2.服務奉獻模式。組織廣大醫學生深入敬老院、福利院、孤兒院、兒童聾啞學校等社會福利組織中，為這些人群開展各項醫療和衛生服務工作，從而幫助他們切身感受到這些特殊人群生活的疾苦，不斷提高醫學生的道德素養。
3.專題調研模式。在導師的帶領下，將醫學生劃分成若干專題研究小組，主要進行對醫學的研討和社會調查活動等等，主要是為了培養廣大醫學生社會認知能力和科學研究能力[1]。4.其他模式。醫學類大學生開展社會實踐與志愿服務的模式還包括送藥、送醫以及送衛生知識下鄉等。
二、醫學類大學生社會實踐和志愿服務工作模式存在的問題
（一）社會實踐和志愿服務工作模式單一
當前醫學類大學生社會實踐和志愿服務工作模式相對單一，主要是以下兩個原因：一是個別學生參與社會實踐和志愿服務的積極性不高；二是個別醫學院還不能充分意識到社會實踐和志愿服務工作的重要性，并缺乏針對社會實踐和志愿服務考核體系，不能在醫學生中產生較大的教育意義。
（二）社會實踐和志愿服務脫離實際
從當前個別醫學院開展的社會實踐和志愿服務工作來看，很多都是根據教學課程安排的需要，缺乏將社會實踐和志愿服務跟實際有效結合起來。
（三）社會實踐和志愿服務專業性不強
個別醫學院的組織者在開展社會實踐和志愿服務過程中不能有效將活動內容跟學生的專業、社會熱點的話題充分結合起來。
三、提高醫學類大學生社會實踐和志愿服務區的效果的重要途徑
（一）加強社會實踐和志愿服務的宣傳工作
作為醫學院，要充分利用社會媒體加強對醫學生社會實踐和志愿服務的宣傳力度，從而幫助社會及時了解醫學生參與社會實踐和志愿服務的重要性，進一步為學生參與社會實踐和志愿服務創造良好的氛圍。另外，醫學院還應該充分利用自身的校園網、宣傳欄、廣播等宣傳在社會實踐和志愿服務表現突出的團體和個人，從而充分調動學生參與社會實踐和志愿服務的積極性和熱情。
（二）豐富社會實踐和志愿服務的模式
由于低年級的醫學生自身的專業知識有限，業余時間少，學校在組織這部分學生參與社會實踐和志愿服務時應該進一步創新社會實踐和志愿服務的模式，在充分整合社會和校園的各方資源的基礎上，為其創造一個相對穩定的醫學生實踐基地，并建立起具有醫學生社會實踐和志愿服務特色的創新機制，充分培養醫學生的組織、協調以及溝通能力[2]。
（三）加強社會實踐和志愿服務制度建設
組織廣大醫學類大學生參與社會實踐和志愿服務不但可以幫其深入基層、了解社會，還可以提高他們的專業知識。因此醫學院應該進一步加強醫學類大學生社會實踐和志愿服務工作的制度建設，爭取從動員——申報立項——時間團隊資料審批——實踐團長安全教育整個過程能夠得到有效的監督和指導，提高醫學生社會實踐和志愿服務工作的效果。
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