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01 10: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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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一個時期可以被稱為社會語言學的學科開拓時期。除原有的三大領域外，社會語言學又開拓了其它領域的研究，其中以互動社會語言學、言語社區、言語接觸等領域的研究發展最快。
1．互動社會語言學互動社會語言學成形于20世紀80年代初。甘柏茲的《話語策略》［4］的出版，標志著互動社會語言學作為社會語言的一個分支正式建立。互動社會語言學重在研究如何用語言學的知識解釋人際交流的過程和結果，其理論的核心是“互動”，認為具有交際功能的言語互動才是語言的本質所在，一切語音、語法規則的價值只存在于具體的交際活動之中，通過言語互動產生交際效果的語言形式才是語言事實。甘柏茲在他的論著中提出了會話策略、語境提示、會話推斷等一系列核心概念。會話策略是指會話參與者能夠維持會話繼續、增進雙方相互理解的能力。會話推斷即話語理解的情景化或語境化過程，其基本功能是在評估交際參與者雙方目的的基礎上作出相應的反應。語境化提示即提示有關交際知識，尤其是語境的語言信號，包括語碼轉換、超新段標記等，其基本功能是在交際互動中引導指示話語、預測行為情景。此外，Goffman、Brown、Levinson、Tannen等的研究也對互動社會語言學理論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Goff-man進一步補充完善了Gumperz的語境推理，強調社會互動的作用［5］;Brown和Levinson提出了具有普遍性影響力的禮貌原則;Tannen則將研究中心轉向異性之間的言語互動，特別強調談話的節奏性。
2．言語社區社會語言學研究的是不同說話人群體內部或群體之間的語言使用狀況，因而對這個群體的界定是十分必要的。社會語言學沿用Bloomfield的speechcommunity的叫法以及他的言語互動觀［6］，摒棄結構主義的“理想”同質狀態，朝著“真實”的言語社區的方向不斷前進。Hockett、Lyons認為言語社區具有單語性，即某一語言社區內只流通某一特定語言(方言)。甘柏茲對言語社區單語性的論斷提出質疑，提出言語社區也可以是多語的，為避免“以語定區”帶來的單語限制，提出把“共同使用的言語符號”和“共知的社會規范”作為言語社區的兩條主要標準，整合了共同準則的變異遵守等觀點，指出言語社區是由共同規范和愿望結合在一起的、組織起來的講話人的多樣化的系統，進而強調了言語社區的系統性和規范性。隨著言語社區界定的不斷深化，言語社區第一、語言第二的原則越來越明確，并占據主流。此外，個人認同在言語社區的界定中同樣備受關注。LePage指出言語社區中個人認同的重要性，每個人都是許多不同言語社區的成員，在不同的情況下認同不同的言語社區。此后，Preston、Rosen、Saville－Troi-ke、Meyerhoff等都對個人認同問題作了研究。
3．語言接觸19世紀史密斯、特魯別茨柯依對施萊格爾“譜系樹”理論的“同構”和“對應”提出質疑之后，語言接觸逐漸成為備受關注的研究領域。早期語言接觸研究主要從語言內部結構因素的角度研究語言接觸，直至Kipar-sky提出社會因素決定語言接觸深度的觀點，語言接觸的研究才逐漸成為社會語言學的一部分。此后，這一觀點被大批學者認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Thomason的語言材料及觀點。語言接觸研究可根據研究對象的不同，分為語言結構的研究和語言使用的研究。語言結構的研究，即以接觸中一種語言為基本視角，研究其在詞匯、語音、語法三個層面受到其他語言的影響情況，主要關注的是語言借用和語言干擾。語言使用的研究涉及面較廣，主要關注語言轉用、語言混合和語碼轉換。語言接觸可以導致社會雙語的形成，而社會雙語現象又可分為穩定和競爭兩種情況。對于穩定的社會雙語現象的理論研究，主要歸功于Fishman。Fishman在Ferguson研究的基礎上完善了“雙言制”理論，認為不同的語言變體有著嚴格的社會分工;同時，提出“語域”理論，用以分析語言變體在缺乏社會規范時的使用情況［9］。
二、國內的社會語言學研究
(一)引進期社會語言學自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傳入中國。直至80年代末，國內語言學界才開始接觸西方社會語言學理論，此時以理論及研究方法的引進為主，尚未展開結合漢語實際的深入研究，主要表現在理論譯作和通論性著作的出版。因此，將這一時期稱為社會語言學的引進期。理論譯介方面，大批國外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成果通過翻譯的形式被引入國內語言學界。1980年到1982年，特魯基爾的《社會語言學導論》(林書武等譯)在《國外語言學》連載。1987年，《社會語言學譯文集》(祝畹瑾編)和什維策爾的《現代社會語言學》(衛志強譯)出版。通論性著作有陳原《語言與社會生活———社會語言學札記》(1980)、《社會語言學》(1983)，陳松岑《社會語言學導論》(1985)，游汝杰、周振鶴《方言與中國文化》(1986)。
(二)模仿期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西方的社會語言學理論的引進仍在繼續。較上一時期而言，運用社會語言學理論及方法解決中國的社會語言學問題已成為這一時期的研究主流，故而將這一時期稱為模仿時期，即模仿西方社會語言學研究的時期。專題研究成果集中在語言變異、語言接觸、互動社會語言學、言語社區理論等幾個領域。1．語言變異研究研究內容涉及語言變異的重要性、具體語用中的語言變異、語音詞匯句法變異、特定地區語言變異等。具體語用中的語言變異居多，包括廣告中語言的變異現象、教學及詞典編纂領域的語言變異現象、網絡語言中的變異現象等。學者對語音、詞匯、語法的語言變異研究都有涉獵。語音變異方面，以個體音變研究為主。趙一農［10］從語音變異研究出發，論述語言的自我調節機制。詞匯變異方面，王立、程祥徽、蘇金智等研究的是人體動作詞語、新詞、詞語差異方面的詞匯變異;蘇金智則從詞匯變異角度研究語言變異與多樣文化的關系。句法變異方面的研究較少。2．語言接觸研究國內的語言接觸研究已涉及語言接觸的多個領域。趙杰從語言接觸引發語音干擾的角度，研究北京話受滿語和旗人話影響所產生的“融合式音變”現象。蘇金智從語言接觸引發借詞的角度，研究漢語借詞，提出借詞演變的基本模式。吳雅萍從語言接觸導致語法滲透的角度，研究漢語語序對少數民族語言語言的同化作用。羅美珍從語言接觸導致語言替換、語言影響、語言混合和融合三種現象出發，對五色話、白話、五屯話、干河灘保安語的語言質變進行考察。綜上所述，國內的語言接觸研究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論體系，仍處在具體例證階段，即運用西方語言接觸理論及方法，例證中國的語言接觸問題。3．互動社會語言學研究劉煥輝的《言語交際學》是國內言語交際研究的開山之作。此外，具有較大影響的還有姚亞平的《人際關系語言學》和劉煥輝、陳建民主編的《言語交際與交際語言》等。20世紀末，孫維張、呂明臣的《社會交際語言學》著重理論闡述，強調言語交際的社會性，試圖從宏觀角度建立交際語言學的基本框架。岑運強從人類學史、語言學史及言語語言學的視角，追溯言語交際語言學在東西方的源頭，首次從結構上分出說服學、回答學、語境學、語言變異學，從功能上分出一般社交學、演講學、辯論學、談判學、推銷學、廣告學。4．言語社區研究言語社區理論是近年來剛剛引入中國社會語言學界的新理論，鄭海翠、張邁增、張紅燕簡要探討了言語社區的相關理論。楊曉黎對構成言語社區的基本要素問題展開討論，對言語社區理論中的“設施”要素提出了質疑［15］。夏歷依據在京農民工的資料，質疑言語社區的“地域”要素［16］。但言語社區方面較有影響力的重要理論尚未建立，仍處在萌芽階段。國內學者的關注點仍集中在運用此理論的實證性調查方面周剛對海外華人、校園、網絡等社區內的群體言語進行了實證性的研究［17］。
[鍵詞]和諧社會：主流文化；科學發展
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強調：“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愿望”。在我國的社會轉型過程中，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現代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各個民族之間、地區之間的文化聯系和交流日益增多。文化與經濟、政治相互交融。與科技的結合也日益緊密，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越來越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尺度之一。當前，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核心的主流文化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文化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
一、什么是社會主義主流文化
任何一個社會的文化都有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之分，沒有一個社會能夠例外。主流文化就是在一個社會中占統治地位或能夠在諸多文化中起到主導地位，并能整合和引領其他文化的文化。在當今社會，我國的社會主義主流文化就是以為指導，吸取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和世界優秀文化遺產的、具有先進性并體現時代精神，為人民服務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包括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建設和諧文化的根本，同時也更加集中、簡潔地表達了我國當今社會主義主流文化的科學內涵。
二、社會主義主流文化的主導地位
構建和諧社會要大力發展先進文化，使先進文化占據社會文化的主導地位，成為主流文化，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思想保證、精神支持、道德基礎和文化條件。在當代中國發展先進文化就是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不斷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增強人民的精神力量，滿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使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突出表現其人本性，先進性和時代性。先進的主流文化是先進政黨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幟，堅持什么樣的文化方向，推動什么樣的文化建設反映了一個政黨的思想境界和精神追求。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堅持以先進主流文化為指導。確保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的文化方向：要發展和諧文化，確保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的思想基礎。從而確立社會主義主流文化的主導地位。
三、堅持主流文化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
當今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典型特征是我國正面臨著“全球化背景下的轉型”。這一特征使得我國在文化和社會發展的現狀上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次序的重建》一書中指出，中國的崛起將“在21世紀初給世界的穩定造成巨大的壓力”，將中華文明看做“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競爭者”。足以說明中華巨大的精神內涵和發展潛力。中國的崛起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漢語也成了世界了解中國的重要工具。貼在巴黎街頭的一則醒目的海報這樣寫著：“學漢語吧，那意味著你未來幾十年內的機會和財富。”中國文化已經走向全球。然而中國并沒有與之相適應的完善體系。比如在兒童語言教育方面，所謂的“雙語”教育正在打壓、矮化漢語教育，更有甚者某些地方教委竟然明令禁止幼兒園推行幼兒識字教學。數典忘祖、破壞民族文化傳承的舉動在復興本土文明、珍惜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民族信念的大潮前，多么愚昧可怕!民族的復興首先是文化的復興，文字是文化傳承的載體，不理解我們的文字，談不上教育進步，更談不上發揚民族精神!要改變這種狀況，首先就需要構建中華民族的主流文化并堅持其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
四、科學發展社會主義主流文化
中國文化的缺失導致西方文化日益侵蝕，我們所經歷的種種困境無不在呼喚中國文化的崛起，中國主流文化的崛起!但如何科學發展社會主義主流文化呢?
首先要堅持以為指導核心，指導思想是社會主義主流文化的靈魂。只有堅持貫徹指導思想的指導地位，才能保證社會主義主流文化的科學性與先進性。以馬列主義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的社會主義主流文化既是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的延續，又是中國化在意識形態領域占主導地位的結果。貫徹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堅持走群眾路線，堅持文化改革，注重法制、效率、公平，成為中國社會主義主流文化的主旋律。
其次要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繼承本土文化，發揚民族精神。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是由這個民族的傳統文化積淀而成的。如果沒有傳統文化支撐，而一味地鼓動崇尚“崇洋之風”，那這個民族就是一個沒有靈魂的民族，而喪失了靈魂的民族必然會日漸衰亡，走向沒落。總書記曾指出，一個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著這個民族對世界和生命的歷史認知和現實感受，也積淀著這個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和行為準則。
再次要充分發揮政府職能，占領網絡陣地。網絡社會作為對現實社會生活的一種延伸，形成了“虛擬世界”中多種文化并融交錯的格局。在網絡文化空間中，從直接涉及社會文化價值層面的高層次的理論論戰到低層次“娛樂至死”的消費文化甚至黃、毒、賭等丑惡社會現象，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有。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應充分利用網絡優勢。通過建立和完善政府網站開展優質的政府公眾信息服務，積極宣傳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組織優秀的傳統文化信息資源上網，把中國博大深厚的優秀傳統文化資源和當代文化成果轉制成數字化的包括中文和外文界面的信息文化產品，拓展先進文化信息的輻射空間，提高中華文明在互聯網上的文化地位。
最后要批判的接受外來文化，使之與本土文化相輔相成。和諧共存。當今文化的全球化發展使我國面臨著文化多元化的挑戰，在吸收外來文化的同時，必然要驗證其可借鑒性。每一個民族都有其可貴的民族文化，而每一種民族文化都旗幟鮮明地張揚著本民族的精神。這種獨特的民族文化是基于本國的民族精神而形成的，是歷史傳承的，是長期發展過程中積淀總結的。所以。對外來民族文化的借鑒與吸收要經歷一個辯證揚棄和自覺內化的過程。不能不加選擇地生搬硬套，要有選擇地使兩者達到辯證統一，內化為適用于我國實際情況的文化繼承。
一、科學發展觀教育蘊涵人的內心和諧的構建
總書記在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理論。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第一要義是發展，這是構建人的內心和諧的前提準備。發展是硬道理，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取得的寶貴經驗，這個經驗要求我們要用發展來解決遇到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人民熱切呼吁和諧社會的到來，但隨發展而來的貧富差距大、教育不公平、就業問題嚴峻等不和諧因素的凸顯，打破了人們內心的平衡，引發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科學發展觀教育我們發展中遇到的問題仍需在發展中解決，只有通過發展徹底改變歷史留下來的貧窮落后的面貌，通過發展實現人均生活水平整體明顯改善后，發展不均、發展不公等問題就會自然消除，人的內心和諧才得以構建。核心是以人為本，這是構建人的內心和諧的理論支撐。以人為本就是以人民的利益為根本，人民的利益至上，一切為了人民的理念。隨著當前經濟社會的發展，在人們強烈呼吁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取得新發展的背景下，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空前提高，人的精神世界也亟待邁上新臺階。人的內心和諧是人生命的寫照，是人的生活質量的真實反應。內心和諧的構建需要有正確的人生態度、寬廣的胸懷，崇高的人生境界。內心和諧的人能善待自己，包容他人；能知足常樂，朝氣蓬勃；能淡泊名利，平心靜氣，能創造并感知生活的美好、生命的美妙之處。科學發展觀教育我們要做到以人為本必然要推動人的內心和諧的構建，在提高人的物質生活條件的同時改造人的精神世界。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這是構建人的內心和諧的有利保障。科學發展觀強調在發展的方式方法上要全面協調可持續，統籌兼顧，這是基于我國當前發展不平衡、不持續等現實提出的符合我國目前國情和發展趨勢的發展方式，有利于打破不公平、有差距、不平衡、不持續等現象，有利于構建人的內心和諧，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二、科學發展觀教育視域下人的內心和諧構建的途徑
科學發展觀的內容內在地蘊涵著人的內心和諧的構建，構建人的內心和諧就要以科學發展觀的內容為指導，堅持以人為本，在科學發展觀教育視域下找尋解決和構建人的內心和諧的途徑。總理曾在與季羨林先生關于“和諧”話題的交談中說到：“人內心和諧，就是主觀與客觀、個人與集體、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都要和諧。個人要能夠正確對待困難、挫折、榮譽。”可見，人的內心和諧是多方面的和諧，要做到內心和諧也需從多方面努力。全面發展自我。科學發展觀強調第一要義是發展，發展的方式要全面協調可持續，要統籌兼顧。實現人的內心和諧也要盡可能最大程度地實現個人的全面發展，人是哲學的核心概念，馬克思關注現實生活，關注人的生存和發展，為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而奮斗終生。全面發展自我，使人的各方面才能都得以彰顯，人生的價值才得以實現，人的內心才會感到滿足、安寧、快樂。端正人生態度。發展并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在曲折中發展。人人都向往美好幸福的生活，而發展途中往往有失落、不如意、挫折、苦惱、生活拮據等種種問題的困惑，勢必會造成人的內心失衡，造成人內心的不和諧。加強自我修養。內心和諧需要不斷加強自我修養，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優點和缺點，我們應該在自我發展過程中不斷取他人之長補己之短，不斷地完善自我，盡量地使自己能與他人和諧友好相處提升思想境界。科學發展觀追尋的是一種協調的發展方式，個人要想內心和諧也需要協調的發展方式，我們生活在人類社會中，始終處在一張社會關系的大網里，內心和諧就需要不斷提升思想境界，處理好個人與他人、個人與集體、個人與社會、個人與自然的關系。在物質利益的引誘下不能唯利是圖，要以集體和社會的利益為重，積極地為社會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美國一位環保學家的話：即使明天就會死去，今天我也要種我的小蘋果樹。這就是內心和諧，我們也應懷有這樣的心態，感恩他人、感恩社會、無愧于人、無愧于己，積極地推動和諧社會的到來。
作者：李艷軍單位：白城師范學院
把語言當作社會現象來研究由來已久，研究語言符號的社會性是社會語言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緣起。研究語言必須聯系社會實際，這是社會語言學的基本出發點。在二語習得領域，1970年代以來，心理語言學理論占有重要地位。主流研究把語言當作心理現象，關注學習者的個人心理特質，而忽略了語言產生和使用的社會環境的作用。1990年代以來，推崇Vygotsky社會認知發展理論的學者則強烈反對把語言和語言習得與社會環境相分離，開始探索該理論在二語習得發展過程和教育中的應用，由此開創了從社會文化視角探索語言習得的認知過程。作為一種研究高級心理機能發展的理論，Vygotsky社會認知發展理論強調社會活動在心理發展中的作用。語言是聯結個體與外界之間關系的主要工具，在高級認知中起著中介作用。語言具有雙重屬性，對外是社會互動的單位，對內是思維的單位，通過對話活動來協調社會活動和高層次的心理發展。語言作為符號工具使用包含著間接經驗，與帶有獨特社會特征和文化信息的社會情境緊密相連、無法分割，言語能力的形成是在社會支持系統下通過認知過程實現的。語言學習就是社會活動與認知過程聯系在一起的社會文化現象［3］。語言社會化在二語習得的社會化路徑中占據重要一席。語言社會化理論和社會文化理論雖均受到Vygotsky心理學的影響，在研究目標上卻不盡一致。社會文化理論關注的是認知能力及語言能力的發展，而語言社會化理論則關注的是文化知識與語言使用能力的共同發展。語言社會化理論最早由人類學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提出，他們將其定義為兒童或初學者通過語言形式的學習實現其社會化的過程，其間包括接受相應的價值觀、行為方式和社會習俗。這方面的研究表明，語言與社會環境之間相互依存、難以分割，語言習得的過程也可以看作是其與社會文化相適應的過程，即個體的社會化過程。
特定的語言和其生存的社會文化環境是一個整體，各個組成部分相互依賴、相互作用。在社會語言學領域，圍繞結合社會因素探索語言問題這一觀念，Firth繼承和發揚了Malinowski關于語言是一種行為方式、具有社會功能的觀點，強調要把語言放到整個社會環境中去研究，提出了言語情景的概念，創立了語言學研究中的語境學說，認為語言的意義就在于其在語境中的可能。隨后陸續發表的語境和語域理論領域的研究成果充分說明，在人使用語言認知和交流的過程中，肯定會程度不一地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當然環境中也包含歷史文化風俗等因素。正因為如此，社會文化理論認為，人的高級層次的認知取決于社會文化因素。最新的二語習得研究成果已經證明，語境的各個方面都影響著語言學習的過程。如Norton從身份構建這一切入點出發，揭示了社會文化語境形成的二語習得者與目標語之間的權勢關系，以及這種關系對二語習得過程的影響。［5］正因為語言具有社會性，所以語言習得（即語言知識的構建）很難與語言產生和使用的社會文化割裂開來。從社會語言學的視角來看，二語習得的社會學轉向肯定了語言的社會性，認同語言是社會現象而非心理現象，語言知識和能力的構建與學習者的環境體驗和社會交際密切相關。從二語習得的社會文化派的角度來看，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成果充分肯定了語言與社會環境之間的內在聯系，將二語學習的社會因素理論化，并且通過這個寬泛的框架，為二語研究注入了社會化理論。
二、研究視角的靠攏：對交際互動的重視
二語習得研究領域當前較為活躍的社會文化派與認知派理論上的最大分歧在于，社會文化派不贊同學習發生在個體內部，而認為人的高級認知來源于社會交往活動，因此特別強調交際和互動在認知及語言發展過程中的作用。由于交際本身是通過語言來實現的，這樣，身心、內外或思維和交際活動就通過語言符號得到了統一，即交際活動中的語言運用在心智功能發展中起著核心作用。但交流不僅僅只是語言學習的工具，按照Hymes的看法，交際本身也是一種能力。語言交際能力問題涉及很多因素，除了語言結構、語境文體、跨文化言語行為意識等方面外，還有文化心理方面的因素。1960年代，受人權運動時代的影響，語言問題成了突出的社會問題。基于Fishman對移民語言狀況的考察，Bernstein對不同階層成員，特別是兒童語言的考察，以及Labov對黑人英語的調查，社會語言學在興起之初已發現三條重要的原理：語言與社會是相互作用的；人們有可能掌握幾種結構各異的語言或變體；語言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可以通過語言規劃和社會規劃加以改變。也就是說，在社會語言學研究者看來，社會中的語言使用者具備使用變體的能力，對變體存有主觀態度，可以在交際中加以選擇使用。語言系統是異質性的，充滿內部變異。語言作為社會現象，與社會結構和社會價值系統聯系在一起，從心理學角度考察語言使用者對語言變體的主觀認識和態度，以及上述帶有社會性質的評判對語言使用者言語行為的影響，是社會語言學主流之一語言社會心理學的中心課題。社會是由個人組成的，因此從個人角度研究說話人對語言的態度是可行且必要的。語言態度歸根結蒂反映了對語言使用者和用法的態度。對社會心理的考察，主要是通過心理實驗的方法獲取研究素材，如配對變語法測試受試者對操某種語言或語言變體的態度，并且經常結合使用語義微分尺度，使說話人的特點得到更確切的分析。語言社會心理學對語言態度的研究，大大加深了人們對語言與社會的關系、語言在社會交流中的作用的理解。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對二語習得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Lambert和Gardner的二語習得中的態度與動機理論，其研究重心主要放在第二語言學習者的態度、動機對他們最終的成功所具有的影響之上。研究結果表明，二語學習者對所學語言的態度會影響其習得效果。Giles的言語適應理論是繼Lambert方法后該領域在理論上的新進展，也是從社會心理學角度研究語境中交際者的心態和言語選擇行為。語言使用者趨同或趨異的言語選擇，突出強調了社會交流中語言使用者對對方的認同或不認同的態度和行為，解釋了言語交際中風格變化的策略背后的主觀情感和動機。［6］言語適應理論為語言變體研究增添了動態的角度，體現了社會語言學自身從典型描寫到解釋預測的研究發展路徑。這種解釋性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Labov對語言變異描繪精細但局限于靜態的不足。另外，這方面的研究也凸現了個人是如何通過語言選擇來顯示自己的社會文化價值的。在社會建構主義影響下，社會語言學認為，語言與社會因素可以被視為是相互建構的：身份影響語言的使用；語言的使用也是塑造身份的過程。總的來講，社會語言學的發展與二語習得的社會文化派注重真實語境、身份和體驗，這與多種語言互動的主張不謀而合。從理論上講，當前社會語言學理論框架中語言變異研究的成果，如語言變體的辨識、語域的認知等，為交際能力的培養和評價提供了系統的、受社會條件影響的二語變體數據，對二語學習具有指導意義。語碼混合、語碼轉換及言語適應策略等交流中的言語選擇，使交際語言運用能力目標得以形象化地表達。對交際中的語言行為，如道歉、贊美、邀請、拒絕、請求等的研究，為二語習得跨文化言語行為意識的培養勾畫了發展目標。
三、學習觀的認同：基于使用的學習
如前所述，二語習得的社會文化派主張學習是一個內化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始于人際交往的。對于二語學習者而言，最重要的是與人交往，在交往互動中進行意義的建構。比如，學習者很容易注意到詞匯的習得伴隨著對一定社會文化情境的深入了解，在不同的語境中，詞匯意義可能會發生改變，語言形式與意義之間的關系并不固定。對范疇的掌握意味著根據交流需要對語言規范遵從或背離。事實上，語言的習得和使用并沒有一個明確的界限，語言是人際交流、社會活動的中介，而言語交流總是發生在一定的社會語境中，因此語言學習即語言使用。反過來，語境中對于語言使用也可以鞏固和加強語言學習。由此可見，社會文化派的語言習得理論認為習得過程即語言的使用過程，認為真實世界中使用的語言對學習來說是根本性的而不是輔的，使用不是習得的結果，也不是手段。正因為社會文化派堅持在語言習得和語言使用間劃等號，如此強硬的立場招致了認知派主張二語習得研究的對象是二語習得而不是語言的使用的激烈批評，反對把二語習得研究的范圍擴大到二語在真實語境中的運用［7］。在習得即使用這一點上，社會文化派完全可以從社會語言學領域中的最新流派———認知社會語言學那里找到強有力的理論支撐。認知社會語言學是認知語言學的體驗哲學觀和經典社會語言學理論相結合的產物。認知語言學關注語言的普遍原則與人的認知之間的關系，但由于語言意義并非孤立存在，是在人類互動中產生及傳遞的，因此認知語言學所理解的語言概念及其基本結構也關系到社會和文化情境下的認知。隨著認知語言學的不斷發展，近年來學界開始關注從話語和功能的角度研究語言，越來越關注語言的社會性。基于用法的主張本來就是認知語言學的基本理論立場，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知識來源于使用，說話者為了交際和社會交互的目的識解自身體驗，而聽話者也為同樣的目的識解說話者的話語，因此認知語言學渴望對語言的社會交互性做出自己的貢獻［8］。上述原因將認知語言學引向社會變體研究。對于在基于用法的方法論體系中該如何理解語言系統、為什么變體研究具有重要性的問題，認知社會語言學家Geeraerts認為，由于語言使用的行為是語言學的最基本事實，語言系統只被看作是對語言行為中出現的模式進行抽象和概括。他談到，“Thereisusage，thereistheinteractionbetweenpeople，theinteractionissociallystructured，andthelinguisticsystemisanabstractionoverthatsocialstructure……”［。可見，語言使用者學習語言的過程并不是將自己與所謂的系統進行校正的過程，而是在社會互動中與其他語言使用者相互調整的過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Geeraerts認為，由于每個人的接觸范圍有限，這些調整都是不完全的，并具有各自的社會結構。因此，在基于用法的方法論里，語言變體研究是語言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互動影響了語言使用者的個體語言知識系統。綜上，結合語言習得，可以有如下理解。第一，任何語言的使用者都是學習者；第二，習得不能簡單地被看作是結果，更應將其看作是一個永遠的、不間斷的過程；第三，應重視真實的語境、不同的參與者、不同的身份，應重視不同的社會語境、交際者、社會群體導致的隱喻變異，重視隱喻背后的文化模式，其重要性可能不次于教室語境。
四、對學習對象的共識：關于規范和標準
語言的變異性和標準化都是社會語言學的重要研究內容。面對語言內部變異和動態發展的事實，有必要編撰一整套言語社會遵循的統一規范，來對上述情況有意識地壓制，以便服務于國家化進程、國家象征、社會統一、實際需求與學校教育的開展等。這就是標準語產生的緣由。其本質也是一種發生在一定社會和歷史空間中的語言變異現象。按照社會語言學的觀點，語言變體沒有優劣之分。從功能的角度看，語言形式對應社會功能，社會語言學關注的是交際功能和交際任務的完成及其效應。在這個意義上，雖然標準語具有較高的社會威望，能滿足適應較高語體的功能需要，但不能由此認為標準語就比其他變體更為優越。從學校教育角度上來講，課堂教學也需要一套規范，因而標準語是很好的選擇。由于學校教育的強化，學習者傾向于認為標準語形式是正確的，而其他方言和變體形式是錯誤的、不規范的、聽起來是不對的。事實上，在交際者感情不認同的場合，如團結模式中，由下而上的力量有可能出現對標準語的趨異和背離，比如，標準語顯然難以適應較為低端的語體。另外，標準語雖然保守，其變化雖然緩慢，但是它仍然是有變化的。標準語在語言的各個層面上的標準化程度是不一致的，其程度最高的是書面形式，較低的可能是它的語音。特別是在當今語言國際化、多元化、多文化、多變體的形勢下，從語言使用的角度來看，二語學習者應盡量了解語境和身份的多樣性，盡可能地增長變體的知識和使用變體的體驗，以有利于二語學習。
五、結語
關鍵詞：維果茨基；中介；語言；最近發展區
一、社會文化理論
以Vygotsky為代表的社會文化理論認為知識的建構應在社會和文化的環境下，以語言和社會活動為中介，強調社會環境在人心理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并闡明認知與發展的關系。Vygotsky（1994）用文化歷史發展觀研究人的心理，開創性地揭示了心理發展的兩條基本規律：其一是人所特有的被中介的心理機能不是從內部自發產生的，而只能產生于人們的協同活動和人與人的交往之中；其二是人所特有的新的心理過程結構最初必須在人的外部活動中形成，隨后才可能轉移至內部，成為人的內部心理過程結構，即內化的過程。
二、社會文化理論下認知發展的理論基礎
2.1 中介。中介是社會文化理論中最核心的概念。維果茨基認為，在兒童成長的過程中，由生物因素決定的低級心理機能（包括聽覺、視覺、自然記憶等）會被保持并發展成更復雜的由社會文化因素決定的高級心理機能（包括邏輯記憶、有意識的注意、概念思維等）。在高級心理機能發展的過程中，社會文化環境是首要的、起決定作用的因素。低級心理機能向高級心理機能的轉化是通過高級文化工具（語言、計算和邏輯等）的中介作用來實現的。符號中最重要的是語言，語言是人類擁有的最普遍、最強大的工具。它是人類用來連接世界、彼此以及自身的中介。通過符號工具人類調節和有意識地控制生物因素所賦予的心理機能。
2.2 內化。維果茨基認為，在兒童的發展中，這種從社會的、集體的、合作的活動向個體的、獨立的活動形式的轉換，從外部的、心理間的活動形式向內部的心理過程的轉化，其實質就是人的心理發展的一般機制――內化。內化是個人之間以及個人與環境之間交互的形成，并改造內部心理機能的過程。正是通過內化，人與人之間的活動以及人與文化產品間的活動才轉化為大腦內部的活動。
2.3 語言和思維。維果茨基（1962）指出，語言對認知發展具有兩大功能：其一是在文化傳承中成人將生活經驗和思維，解決問題的方法經由語言傳遞給兒童；其二是兒童以學得的語言為工具，用于適應環境和解決問題。基于此義，他認為，語言與思維的關系是前者為因，后者為果，即語言具有促進兒童認知發展的功能。從社會文化的觀點來看，思維源于合作性的對話，當這些對話被內化為“內在的語言”時，即從外部的活動向內部的心理過程轉化，學習者就能夠用“言語思維”獨立地去表達那些起先只能在成人或知識更豐富的同伴幫助下才能表達出來的意義。通過與他人的交往和對話，學習者獲得新的處理知識和解決問題的模式。
2.4 最近發展區。維果茨基認為，兒童存在兩種發展水平：“實際發展水平”與“潛在發展水平”，前者由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而定，后者則指在成人指導下或與能力較強的同伴合作時兒童能夠解決問題的能力。根據這兩個發展水平的界說，維果茨基提出了“最近發展區”這一概念。其意指認知發展真實水平與認知發展的潛在水平這兩者之間的距離。維果茨基認為教學不要面向兒童的昨天，而要面向兒童的明天，也就是說教學應當走在發展前面，引導發展。
三、社會文化理論在教學中的應用
維果茨基的社會文化理論從不同的視角解釋語言的習得與發展，打破了傳統的第二語言習得的局面，為外語教學帶來了種種啟示，對在課堂上培養學生通過使用語言來學習語言的能力以及交際能力有著深遠的知道意義。
3.1社會文化環境與外語教學相結合
教師應把語言課堂看成是外語教學的社會環境，努力營造與現實世界相吻合的課堂氛圍，為學生提供使用語言的情景和機會。鼓勵學生積極地參與到目的語的文化環境中，在語言的交流中學習和使用語言。通過社會情境的營造，學習者帶著不同的先前經驗，進入所處的文化和社會情境進行互動，通過學習者之間的合作、交流、相互啟發、相互補充，增進對知識的理解。
3.2 發揮中介的作用
社會文化理論的核心概念是人類的高級心理機能通過中介來實現，語言是最重要的中介工具，第二語言習得也是一個中介參與的過程。因此，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利用中介概念可以研究如何提供搭手架。此外，學習者之間的對話與學習者和教師之間的對話一樣有效果。通過同伴調節學習，學生從與同伴的交流中有效地為彼此提供幫助。而有些非語言的文化產品，如學生檔案袋也可以作為中介工具，促使學生建立學習目標，選擇有效的策略。
3.3 采用交際教學法
交際法強調語言的意義和運用，置語言的流暢運用于首位，要求學生在學習初期就流暢的表達思想，重視言語活動而非語言練習，重視言語的流暢而非語言的準確，語言練習和背誦等從掌握語言形式進而使用語言表達思想，并不等于己經發展了聽說能力，尤其是口語能力。而且在交際之中，習得語言可以實現言語活動與思維活動的直接聯系，從而實現活用式掌握外語。
3.4 教學中實施動態評價
根據“最近發展區”理論，最近發展區存在個別差異和情境差異，即不同個體之間最近發展區有所不同；在不同情境中，同一個體也可能有不同的最近發展區。過去人們把學生發展水平僅僅看作靜態的“點”，而最近發展區概念的引入，把學生的潛在水平和現實水平之間的距離作為評價的對象，現在學生發展水平是一個變動的“區段”。因此，對學生學習能力的充分了解需要教師用發展的觀點，了解每個學生所處的發展階段，評估出學生成績的可修正度，采取持續動態的測量方法，讓學生發揮潛力，更好地促進學生對知識的內化，取得更好地教學效果。
社會文化理論與其他心理語言學及二語習得理論的根本區別是社會環境和心理語言過程不再被看成是兩個分開的現象，考慮社會交互和語言發展的關系，對二語習得者來說，語言發展產生于社會交往的過程中，在社會交往中二語學習者積極參與意義建構，并通過該過程習得第二語言。因此，在日常的教學中應引入社會文化理論，有效的促進學習者第二語言的習得。
參考文獻
[1]Lantolf，J.P.& Thorne，S.（2006）Sociocultural Theory and the Genesis of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102.
關鍵詞：文化系統；非物質性社會事實；行動系統理論；啟蒙現代性；多元文化
中圖分類號：C91-0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1-862X（2017）03-0145-006
當把“文化”與“系統”結合起來認知的時候，人們發現，文化系統理論一面成為“文化”事業的國王，一面成為“系統”科學的臣民。文化的自足屬性，被文化對系統科學、系統方法的依賴所消解。那么，在社會學視域下，“文化系統”范疇是否有效，成為值得探討的問題。
一
“文化系統”是否真實存在，一直被人拷問著。比如，文化人類學奠基人泰勒認為：“同一種族的人使用同一語言，信奉同一宗教，遵守同一習俗，以及在藝術和知識上處于同一總水平。”[1]7他把文化或文明定義為“一個復雜的整體”，其中蘊含的單線發展觀點，含有文化達爾文主義的傾向，不能認識和發現“文化整體”的層次、結構和演進動力，缺乏系統研究的特質。歷史社會學派代表人物博厄斯則認為：“像文化這樣復雜的現象是不可能有絕對體系的。”[2]216泰勒的線性思考，博厄斯的否定性見解都說明，主觀評價性地研究文化理論，是以對邊緣性或地方性的忽視，對不可評價之物的過濾為代價，文化因此會成為程序化的拼盤，文化多樣性不再有，有的只是“我們的文化”。這恰如后現代文化相對主義者認為的那樣，文化研究標準的差異，是文化多樣性的體現，是社會存在差異的體現，“因此，各種不同的文化實際上是不可通約的。”[3]46由此導出的結論就是，文化難于形成系統。
可以看到，懷疑論者的見解還是相當有深度的。從早期到后現代，文化研究領域對體系性的忽略、懷疑和有意排斥，一直伴隨著研究史的始終。的確，系統研究的內容過于空泛，對系統結構、功能的過分強調，讓文化系統理論被認為是結構功能主義的翻版；一邊使用還原主義的態度，一邊反對還原主義的立場，又讓該理論的研究方法自相矛盾；對現實世界存在著系統的先行假定，實際上只是實證主義的方案優化，只是沿著幾條路徑進行綜合評估，最終得出最優方案，通達既定目標。人們看到了文化體系理論建設的困境：堅持文化具有體系性主張的人，如果無法找到理論得以成立的客觀公正立場，這種笛卡爾式的文化理性主義預設，隱含著文化優越論和種族中心主義的潛臺詞，必然會導致懷疑立場的存在。
二
但是，也有人堅持有文化系統的真實存在。稍后于泰勒的法國人杜爾克姆（又名杜爾克海姆、涂爾干），親歷普法戰爭失敗陰霾，生活在“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盛行的第三共和國，看到了社會秩序的失范。他因此主張以社會分工為基礎，建立“道德式的個人主義”。在杜爾克姆時代，“文化研究”主要表現為道德研究，因為，“現在社會學家所謂的標準、價值觀，或更通常稱之為文化的，是杜爾克姆所謂的非物質性的社會事實的很好例證。”[4]79在杜爾克姆看來，社會學應該以“社會事實”為研究對象，而其中的非物質性的社會事實，包括四項內容：（1）道德；（2）集體意識；（3）集體表象；（4）社會潮流。[4]80-84
首先，讓我們分析道德。在最寬泛的意義上，杜爾克姆可以被稱作道德論的社會學家。這是因為，其一，道德是社會事實。這即是說，在杜爾克姆那里，道德是拿來實踐的。在《社會分工論》中，杜爾克姆把社會團結看成是整體上的道德現象，無論是機械團結還是有機團結，都打上了“整體”道德的烙印。與研究道德問題相聯系，他對古方文明中的律法精神、對該精神背后的道德觀念做了系統的解讀。在《社會學研究方法論》、《自殺論》、《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以及其他著作中，杜爾克姆一直精耕不輟的主題，就是社會事實及其背后的道德體系問題。其二，杜爾克姆一直關注社會的道德健康。基于建立“道德式的個人主義”的社會分工要求，杜爾克姆認為：“道德意識的強制性在今天應該采取這樣一種形式：即各為其用，各盡所能。”[5]6在社會需要分工的時代，做一個完美的人，已經成為不切實際的構想，把最完美的文明集于一身的念頭，擁有普遍文化的想法，仿佛是癡人說夢。人需要不斷地自我完善，社會必須道德健康，這與道德體系必須日益健全遙相呼應。
性 別： 男
民 族： 漢族
政治面貌： 團員
出生日期： 1985年11月
戶 口： 蘭州
婚姻狀況： 未婚
學 歷： 本科
畢業院校： 蘭州大學
畢業時間： 20xx年07月
所學專業： 社會學
外語水平： 英語 (CET-4)
電腦水平： 熟練
聯系方式：
求職意向
工作類型： 全職
單位性質： 不限
期望行業： 批發、零售（商場、專賣店、百貨、超市）、紡織品業（服飾鞋帽、家紡用品、皮具）、市場、廣告、公關
期望職位： 業務拓展專員/助理、客戶服務專員/助理、市場專員/助理、市場調研與分析、業務跟單
工作地點： 杭州市
期望月薪： 20xx-4000
教育經歷
[20xx年9月至20xx年6月] 蘭州大學 社會政治類 社會學專業：培養社會學理論體系、科學方法和實證研究三大領域有機結合的應用型專門人才。主要課程有：社會學概論、西方社會學原理、社會調查方法、經濟社會學、發展社會學、環境社會學、網絡社會學等。就業方向：適合在企業從事人事管理、市場營銷、策劃等工作。
培訓經歷
20xx/7--20xx/8：在浙江錦陽人力資源發展有限公司接受人力資源相關業務的專業培訓。
工作經驗
20xx/7---20xx/11:在浙江錦陽人力資源發展有限公司上班，先后擔任項目部專員職務,熟悉相關業務流程，能獨立操作相關業務。
20xx/10--20xx/3： 愛心活動 | 長期輔助孤寡老人；組織“心靈有約”獻愛心活動；策劃并參與了“師生共建哲社林”大型植樹活動
20xx/6--20xx/9： 畢業實習 | 組織實施了蘭州大學20xx級畢業生社會學專業畢業實習項目——《社會學視角下的西北地區高中生家庭陪讀現象研究》
20xx/5--20xx/6： 市場調研 | 策劃并組織了《蘭州大學學生收入與消費狀況調查》項目
20xx/6--20xx/8： 暑期實踐 | 申請策劃并具體負責實施了蘭州大學大學生創新創業項目計劃——《西北鄉村家庭中子代夫妻關系對老年人生活質量影響的研究》
專業技能
熟悉spss社會統計分析軟件的操作
能熟練操作word.wps.ppt等專業辦公文件
熟練掌握了office.excel等專業辦公軟件
工作業績
20xx/6--20xx/10 申請策劃并具體負責實施了蘭州大學大學生創新創業項目計劃——《西北鄉村家庭中子代夫妻關系對老年人生活質量影響的研究》，獨立完成了該項目的調查報告，獲得了學校20xx元的資助獎勵金，而后撰寫的調查論文被收入學院的優秀學術論文集
20xx/6--20xx/9： 組織實施了蘭州大學20xx級畢業生實習計劃社會學專業畢業實習項目——《社會學視角下的西北地區高中生家庭陪讀現象研究》，獨立撰寫了實習報告，被評為本學院優秀實習報告
20xx/11--20xx/5 自己獨立設計并獨立完成的蘭州大學畢業生論文被評為全校優秀畢業論文
自我評價
1、品行端正，吃苦耐勞，適應能力強，具備良好的團隊溝通協作能力，能及時完成組織規定的目標任務；
關鍵詞： 社會學 人才培養方案 探索實踐
為貫徹落實《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和《教育部關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若干意見》（教高[2012]4號）文件精神，按照中南民族大學的總體部署，全面推進社會學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與創新，實現“厚基礎、寬口徑、高素質、強能力、重應用”的高級應用型專門人才的培養總目標，我校社會學教研室組織專家完成了2013版社會學本科學分制人才培養方案的修訂工作，現將成果與經驗總結如下。
一、大類培養，夯實基礎
大類培養模式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充分考慮了社會發展對人才的需求。[1]考慮到我校擁有社會學、社會工作兩個本科專業，為了使學生夯實專業基礎，增強可持續發展的后勁，提高畢業后的核心競爭力，我們采取了大類統一招生、低年級統一培養、高年級專業分流的做法，新生進校后按社會學大類培養，專業選擇在第二學年由學生結合自身的專業興趣、知識結構和能力特長自主確定。在專業分流的過程中，學生可根據個人的興趣愛好、職業期望和能力特長填報專業方向，學校在可能的情況下，盡量滿足學生的個人志愿。
根據《中南民族大學關于制定2013版本科學分制人才培養方案的指導性意見》的文件精神，社會學專業課程設置分為通識課程平臺（必修、選修）、學科基礎課程平臺（必修、選修）、專業課程平臺（必修、選修）和實踐教學平臺（必修、選修）。大類培養的課程設置主要體現在學科基礎課程平臺，開設了9門學科基礎必修課和8門學科基礎選修課。課程設置的基本導向是要求社會學類人才的基礎理論厚實、知識口徑寬廣，具有較強的專業綜合素質和復合能力，能夠體現對學生全面素質和基本技能的培養。為了突出學科基礎課程的重要性，《社會學概論》由多名教師以講座形式共同授課，介紹本學科專業的發展歷史和學術前沿。
二、廣泛借鑒，融入主流
為了保證培養方案的科學性、先進性、適用性和權威性，修訂工作廣泛發動全體教師積極參與，認真借鑒國內外一流大學社會學專業人才培養的成功經驗和最新成果，充分聽取畢業生和高年級學生代表的反饋意見。經過多方努力，我們廣泛借鑒和參考了哈佛大學社會學系、波士頓大學城市學院、牛津大學社會學系、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武漢大學社會學系、華中師范大學社會學系、中南大學社會學系、中央民族大學社會學系等10多所高校的培養方案。在廣泛借鑒的基礎上，增補和新開設了“社會調查”類、“數據分析”類、“政策評估”類、“社會治理”類、“綜合能力”類、“學科前沿”類、“民族特色”類7大類20多門課程。
培養方案的修訂要求學生掌握社會學學科的基本理論、基本知識，了解社會學學科的發展動態；要求掌握社會調查和社會研究的基本方法，能熟練運用社會統計分析軟件，做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為此，根據2012年9月由教育部正式頒布實施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和專業介紹（2012年）》的新要求，在核心課程的設置上，將《社會學概論》、《社會學理論》、《社會研究方法》、《中國社會思想史》、《發展社會學》、《組織社會學》、《社會分層理論》、《社會統計學》、《社會心理學》、《社會工作概論》10門課程全部納入培養方案。
三、順應潮流，關注前沿
社會學起源于19世紀末期，是從社會事實出發，利用經驗考察與批判分析，研究人類社會結構及其運行的學科。“社會學的研究對象范圍廣泛，小到幾個人面對面的日常互動，大到全球化的社會趨勢及潮流”[2]。就世界范圍而言，社會學是當代社會科學中最重要、最有影響力的學科之一。就當前的經濟發展和社會形勢而言，經濟發展、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較為突出，教育難、養老難、住房難等問題比較嚴重。這些問題不僅要從經濟上解決，還必須通過社會政策的調整來解決，用社會學的視角、社會學的理論來解決。為此，必須積極順應社會潮流，提高本科人才培養質量。
在課程設置上，不僅要求學生具有運用社會學理論和方法分析、研究與解決問題的能力，還必須熟悉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特別是關于社會建設與社會治理方面的方針、政策和法規，了解我國國情。為此，依據培養方案開設了《社會項目評估與管理》、《社會政策》、《社會服務機構管理》、《社會事務管理》等順應社會發展潮流的選修課程。與此同時，還開設了《社會學前沿講座》、《社會博弈論》等學科前沿性課程。
四、立足院情，體現特色
社會學系所在的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是學校特色鮮明的科研教學型二級學院，現有民族學、歷史學、社會學和社會工作4個本科專業，有民族學（一級學科）、民族理論與政策、中國少數民族史、歷史文獻學、專門史、中國古代史、社會學、宗教學及社會工作（專業碩士）9個碩士學位授權點和民族學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其中，民族學專業是國家教育部高等學校特色專業、國家民委重點學科、湖北省高校優勢學科和重點學科。湖北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的重點研究基地“南方少數民族研究中心”也設在本學院。
為了堅持“面向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為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社會發展服務”的辦學方針，積極配合學校“建設特色鮮明、人民更加滿意的高水平民族大學”的總體目標，必須構建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人才培養模式。考慮到學院的辦學特色和優勢，在培養方案的修訂中，先后開設了《民俗學》、《民族社會學》、《民族社會工作》、《民族事務管理》、《當代中國民族問題研究》等“民族特色”類專業選修課，供高年級學生選修。
五、強化技能，突出應用
社會學專業有三大優勢：一是“理論”的優勢，社會學最為獨到的地方就在于其理論建樹和思想啟迪，可以說是“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二是“技術”的優勢，社會學會開設《社會調查研究方法》、《社會統計學》、《社會統計軟件應用》等課程，系統訓練大家的實務操作技能，提高動手能力；三是“人文關懷”的優勢，社會學始終關心和關注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問題，尤其關心和關注弱勢群體的生存與發展問題。學好了社會學，就可以成為一個有思想、有技術、有人文關懷精神的新型知識分子。
在2005版和2009版學分制人才培養方案中，“理論”和“人文”類課程的學時學分占了較大比重，存在“理論課時偏重，實踐課時偏少，技能訓練不足”的弊端。為了強化技能訓練，突出應用能力的培養，新版培養方案開設了“社會調查”類、“數據分析”類和“綜合能力”類的課程，包括《社會調查研究方法》、《社會統計學》、《社會統計軟件應用》、《數據分析》、《開源軟件應用》、《社會網絡分析法》、《質性研究方法》、《定量分析技術與操作練習》、《學術論文寫作技巧》、《信息檢索與利用》等課程群。
六、循序漸進，遵循規律
根據教學環節科學性、系統性、綜合性和連續性的要求，課程設置采取平臺與模塊相結合的方式，將所有課程分為通識教育、學科基礎教育、專業教育、實踐教育共四個課程平臺。每個平臺包括若干模塊，模塊下又包括若干課程。課程按性質分必修和選修兩類。考慮到學科知識體系的縱向結構關系，按照“循序漸進”的課程設計模式，基本采用當前大學普遍采用的“二二分段”組織模式，即大學低年級教學通識教育課程，在高年級設置專業教育課程。
七、結語
綜上所述，2013版社會學本科學分制人才培養方案的修訂在教務處和學院領導的直接指導下，廣泛發動全體教師和高年級學生積極參與，認真借鑒國內外一流大學社會學專業人才培養的成功經驗，全面優化整合課程資源，合理設計課程模塊，形成了較完善的人才培養方案。我們相信，新版培養方案符合民族院校的辦學定位和現代教育理念的要求，有助于夯實學生的理論基礎，提高學生的專業綜合素質和復合能力。
參考文獻：
[1]姜艷.高校社會學、社會工作人才本科教育實施大類培養模式的思考[J].產業與科技論壇，2012（07）：129.
關鍵詞：發展廣告學；廣告產業；
2011年，發展廣告學在大陸悄然興起。一群學者以學術沙龍的方式，多次聚集作專題研討。參與討論的學者，已涉及大陸的近10所高校。從已發表的相關研究論文來看，意見尚見仁見智。發展廣告學的學科內涵究竟是什么？應建構起何種科學的研究框架與分析框架？應采取何種科學的研究路徑？概言之，發展廣告學的研究目標是什么？又應如何努力達成這一目標？
一、發展廣告學的學科內涵與研究目標
在既往關于發展廣告學的討論中，學者多以為發展廣告學是建立在“發展”概念的基礎之上的，重點是研究廣告與廣告學發展的問題。而筆者常為此疑惑。“發展”是一個包容性極廣的概念，如此理解發展廣告學似乎過于抽象。廣告與廣告學發展問題的研究，本就是廣告學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又何以再提出發展廣告學這一問題。因此，關于發展廣告學的學科內涵與研究目標的確定顯得十分重要。
(一)發展經濟學及其他“發展學”的學科內涵與研究目標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全球大部分地區迎來了久違的和平。這時，諸多新興的獨立國家和落后國家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如何快速實現國家經濟發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此，“發展”這一詞進入了學者們的視野。
在諸種“發展××學”中，發展經濟學創立在先。20世紀40年代，羅森斯坦·羅丹發表的論文《東南歐工業化問題》和曼德爾鮑姆的著作《落后地區的工業化》使發展經濟學登上歷史舞臺。發展經濟學是“西方經濟學體系中一門綜合性、邊緣性的分支學科”(1)。它是在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背景下誕生的，“是一門研究經濟落后國家或農業國家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實現經濟起飛和經濟發展的學問”(2)。發展經濟學的創立，旨在研究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并尋求解決之道。因此經濟落后的發展中國家自然成為它的主要研究對象。
隨后，“發展”理論范式和更多的具體學科發生了結合，于上世紀50年代起，先后在不同學科領域內部形成如發展社會學、發展傳播學，發展新聞學等學科，都是借鑒了發展經濟學“發展”這一學術概念而嘗試建立的。如：發展社會學就是在總結和借鑒發達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給發展中國家在其現代化道路上予以指引(3)；發展傳媒學關注了傳媒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4)，主要研究發展中國家如何利用傳媒手段，有效地幫助改變貧窮落后的現狀，從而促進社會發展的問題；發展新聞學則關注于新聞傳播與國家發展間的問題。
它們的問題我們可以置而勿論。但就發展廣告學而言，毫無疑問，所借鑒的依然是發展經濟學“發展”這一特定學術術語。
(二)關于發展廣告學的學科內涵與研究目標的思考
發展經濟學里的“發展”不是抽象的、無邊界的，更不是泛化的，而是針對發達國家和后發達國家所共同面臨的現實問題的一種關照(5)。我們有必要明確，當某一概念作為學術概念來使用，并上升為學術術語時，必然有其特定學術范疇與學術內涵的規范。
當我們使用發展經濟學“發展”這一特定學術術語，在當今世界廣告發展不平衡的大背景下，來討論發展廣告學問題時，我們是否可以指認：發展廣告學的特定學術內涵，就是討論世界廣告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所力圖解決的也是世界廣告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二、發展廣告學的研究框架與分析框架
對發展廣告學及其研究與分析框架的思考，我們依然可以回到發展經濟學的問題上來。
(一)發展經濟學的研究框架與分析框架
從20世紀40年代起至今，發展經濟學主要經歷了兩個大的發展階段：
1.關注資源與資源配置問題
在發展經濟學初始階段，經濟學家們將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更多歸于資源問題。資源占用的不平衡，造成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是這一時期發展經濟學的基本研究假設和基本研究結論。資金、基礎設備、人力資源等資源的占用不足，被認為是經濟欠發達的重要原因。研究強調了經濟發展中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投入的驅動與經濟增長間的關系問題，認為只要占有充分的資源，經濟就會快速發展。
但隨著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成長，經濟學家發現資源的占有并沒有帶來經濟的快速、可持續增長。在取得資源的占有后，資源配置問題進入了學者們的研究視角。通過研究，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最致命的要害是沒有效率，因此，如何提高經濟效率水平，成為發展經濟學家廣泛注意的問題。
針對這一問題，新古典經濟發展理論認為，只要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機制能充分發揮作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就能穩定均衡發展。新古典經濟發展理論假設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特征是理性經濟行為，其資源要素是流動的，供給曲線富有彈性，而制度的影響是有限的。它將資源沒有優化配置的原因，歸結為競爭的不充分，以及政府對市場干預過多；而結構主義經濟發展理論認為，由于發展中國家經濟存在“多結構”性，因此政府有必要通過計劃去干預經濟，應加大制定發展計劃，提倡由政府進行社會資源配置，以避免市場失效。他們認為經濟起飛最重要的前提是政治方面，而市場機制的均衡力量不會自動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政府應在經濟發展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值得一提的是，結構主義所強調的，是政府制定的“計劃”，政府通過行政手段干預市場，制度層面的問題還未受到學者注意。
但隨著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進入20世紀80年代，發展經濟學家們認識到，在發展中國家存在“信息不完全、高交易成本、市場不完善、外部經濟的不確定性、規模報酬遞增、多重均衡和路徑依賴等現象”(6)，市場失靈的范圍超出了之前認為市場可自動調節或通過政府干預的程度。因此，這一基本研究結論并不能完全解釋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狀。于是，發展經濟學進而關注制度問題，力圖從制度層面來解讀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2.關注制度問題
對制度問題的關注，是發展經濟學發展的第二階段，也是目前正經歷著的一個階段。經濟增長的實踐和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教訓表明，發展中國家存在許多結構性矛盾和制度上的缺陷。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市場機制、政治體制、土地制度、金融機制等存在不完善的問題。
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發展經濟學家一直認為發展中國家只要按照工業化、城市化等模式推進，就能實現充分的市場化，從而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以及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但由于“制度性”的缺陷和不足的存在，它們成為了制約發展中國家發展的關鍵問題。
制度經濟學的興起讓發展經濟學從中得到借鑒。在這一階段，發展經濟學家以制度要素、知識要素為核心，借用各種技術性分析工具對發展中國家的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分析。雖然資本積累、技術引進和創新、產業結構變化、人力資本投資等資源因素仍應得到關注，但研究發現，同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制度要素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這些制度要素包括：“政府的組織與運營能力、社會的政治適應性、公平分配與再分配制度、規范與非規范的交換協議、激勵機制的設計等等”(7)。經濟上成功的國家往往擁有一個有效的、穩定連貫的制度，因此發展中國家更需要制度創新、設計來滿足它們相當大的制度需求彈性。
資源與制度，是發展經濟學研究框架與分析框架的兩個核心基點。
(二)關于發展廣告學的研究框架與分析框架的思考
發展經濟學的研究與分析框架可成為發展廣告學研究框架建立的重要借鑒。
1.資源問題的分析
同為資源問題，但經濟發展資源與廣告發展資源的資源要素卻是不同的。發展經濟學關注的資源問題，重在傳統經濟學重點關注的土地、人力、資本等重要的生產資源要素。然而就廣告發展而言，最基本的資源要素卻是經濟資源和市場資源，即經濟總量與經濟潛量，市場總量與市場潛量。其他還有企業資源、媒介資源和人力資源等。正是上述各重要資源要素占有的差異，造成世界各國各地區廣告業發展的不平衡。
其實，世界范圍的廣告研究，早已開始關注類似的問題，諸如各國各地區廣告業發展核心競爭力問題的研究，所涉及的就是諸多資源占有的問題，以及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競爭優勢與比較優勢。資源問題的分析，毫無疑問應成為發展廣告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維度。
2.制度問題的分析
正如發展經濟學研究所經歷的一樣，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資源占有優勢，并不必然形成發展優勢與競爭優勢，這里有一個資源創新與資源優勢轉化的問題，這就涉及到制度。廣告發展同樣如此。西方發達國家，除美、德、法等國外，以英國為代表的廣告業的發展，日、韓包括臺灣廣告業的發展，印度、巴西、俄羅斯廣告業的發展，都值得我們從制度層面去思考。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廣告制度造成了不同的廣告產業發展現狀。制度經濟學以為，制度也是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制度安排的好壞，同樣直接影響生產效率。制度問題的分析，同樣應成為發展廣告學研究的又一重要維度。
資源與制度，同樣是發展廣告學研究框架與分析框架建立的兩大基點。發展廣告學諸多問題的討論，都應置于此研究框架與分析框架之中。
三、發展廣告學的國家案例研究
在梳理發展經濟學的研究歷程時我們發現，國家或地區案例研究是發展經濟學研究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的最基本的研究路徑。
(一)發展經濟學的國家案例研究
發展是一個錯綜復雜的過程，當我們在解讀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問題時，涉及到了國家與國家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發展差異，以及對這種差異的解釋。由于各國的自然資源稟賦、歷史文化傳統、社會經濟結構以及外部環境條件都有所區別，因此很難把全部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納入到一個統一的理論框架和模型結構中討論。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發展經濟學家就開始注重所謂“類型學”分析，即：“對不同的發展中國家進行分門別類的研究，根據它們的具體情況，尋求不同的發展道路”(8)。發展經濟學家試圖在國家或地區案例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綜合比較分析、歸納整理和理論抽象，以此來修正過去研究存在的缺陷。
這樣的研究就是要求經濟理論更加密切地與實踐相結合，實證的案例研究，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市場功能、市場與政府失靈和發展的政策效果研究將成為今后發展經濟學研究的主流。這種描述性與闡釋性的研究，都是宏觀層面的。需要指出的是，當經濟學從微觀走向中觀、宏觀時，經濟學依然遵循和謹守其實證研究的傳統。發展經濟學中的國家案例研究，在實踐和理論兩方面實現著傳統經濟學實證研究傳統在發展經濟學中的延續。
(二)發展廣告學的國家案例研究思考
如前文所提，發展廣告學重點研究的是世界廣告發展不平靜的問題。假如這一前提成立，世界廣告發展中的國家或地區的案例研究，似乎也應成為發展廣告學研究的基本方法與研究路徑。唯其如此，方能有效規避如此宏觀問題的研究過于空疏化，方能有效實現宏觀問題研究中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的互動，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的對接，理論研究與實證研究的對話。
在中國內地發展廣告學問題正式提出之前，諸多內地學者就已開始著手于世界廣告發展的國家或地區案例研究，譬如：美國廣告業發展路徑與發展模式研究，日、韓廣告業發展路徑與發展模式研究，港、臺廣告業發展路徑與發展模式研究，等(9)。這些典型國家或地區的案例研究，將成為今后發展廣告學研究繼續深入、拓展的基礎。當然，這些問題的研究，在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上都還存在諸多缺陷和不足，但內地學者在此方面的努力，卻是值得高度關注和重視的。
四、發展廣告學的中國問題研究
中國問題研究，自然是發展廣告學的題中應有之義，但并非像有學者所主張的只應注重中國問題的研究。一個學科的建立，自應有世界普適意義。如果發展廣告學只專注于本國問題研究，那就失卻其本應具有的更廣泛的學術價值。
發展廣告學的中國問題研究，是發展廣告學典型的國家案例研究。只有各國學者都重視本國經驗的研究，才可能為發展廣告學的研究提供更為豐富的實證資源與實證經驗。遺憾的是，迄今為止的世界廣告研究，較少有學者展開本國廣告業的發展研究，在這一領域，中國大陸學者可以說是走在了世界前列。
歐美的廣告研究，引領著世界廣告研究，但在研究內容上，僅局限于“廣告本體”，對廣告進行“產業”層面的研究，至今闕如。中國學者近年的廣告研究，從“廣告本體”推進到“廣告產業”，并在全球視域下，在國家經濟發展戰略框架下，著重中國廣告產業的發展模式與發展路徑的研究，此應視為中國廣告學者對世界廣告研究的一大貢獻。中國廣告產業研究起步于2004年，通過對廣告產業相關研究論文整理后發現，至2011年底，中國廣告學者就此問題在廣告學、傳播學的重要期刊上達413篇。武漢大學、北京大學、上海大學、西北大學、中國傳媒大學等研究機構的廣告學者對此關注最盛(10)。學者的關注視角主要集中在廣告產業發展升級、產業結構、產業制度、產業競爭力以及廣告市場研究這幾方面(11)。廣告產業的研究既回應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也極大地拓展了世界廣告研究的范疇，豐富了世界廣告研究的內容。
1979年，大陸廣告市場重開，30多年來持續高速增長，至2010年，大陸廣告市場已居世界廣告市場第三位。2012年，中國廣告市場營業額同比增長了30%以上，突破4000億元(12)。然而大陸廣告產業卻存在低集中度和外資化傾向等嚴重問題。大陸廣告產業的現狀是：高度分散、高度弱小的本土廣告公司面對著強勢的外資廣告公司的競爭。經計算，大陸2010年廣告業行業集中度CR4=15%，CR8=22.41%，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HHI=113，這些數值都表明大陸廣告市場是低集中度的競爭型市場。
這樣的產業現狀為學者們多從制度安排的層面來檢討問題，并著力探求大陸如何發揮自身的后發優勢，選擇合理的發展模式與發展路徑，以期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超越提供了研究背景。廣告產業的研究既回應著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需求，也極大地拓展了世界廣告研究的范疇，豐富了世界廣告研究的內容。大陸學者此一領域的研究努力及其成果，堪稱世界廣告研究的一大重要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