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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哲學史》雜志主要刊登中國哲學最新研究成果，它順應時展的要求，與中國哲學一起共同成長發展，見證了中國哲學由偏重儒學研究轉向密切關注多種哲學派別、現實社會領域、中西文化交流等的發展態勢。中國哲學發展既受外在社會條件的影響又有其內在自身演化的獨特邏輯進程。
一、大力發展和弘揚中國傳統文化
《中國哲學史》雜志中最為穩定且刊發比率較大的就是對儒家哲學和道家哲學等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
首先，儒家哲學仍占主流。從儒道兩家的橫向比較中可知處在世紀之交的儒學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儒學是中華民族的主流意識形態和文化基石，經過長達2000多年的積淀與傳播，已深深根植于每個中國人的血液中。儒家所提倡的“仁政”、“民本”等思想及注重道德修養的主張更是當今時展的迫切需要，特別是我國提出“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更是很好的繼承和發展了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文化。所以，步入新世紀儒學思想仍然保持著一貫性的優勢發展。
其次，道家地位逐漸上升。2000年，《中國哲學史》上討論道家道教的文章16篇，而同期關于儒學的論文28篇，打破了儒家一手遮天下的局面，二者差值為12篇，2001年差值縮小為5篇，2006年的差值為8篇，2007年差值為7篇，總的來說儒道兩家平穩的保持著較小的差距。當前，自然資源對經濟發展的意義日益凸顯，若想實現經濟的良性循環必須實行可持續發展戰略，而道家著力倡導的“天人合一”觀，就是人與自然和諧發展觀，是科學發展觀的應有之義；傳統道家思想對現代科學思想具有重要的啟發性，當代新道家又與新科學有著深刻的聯系。[2]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今天，于道家思想中尋求寶貴的思想資源成為現實的選擇。
再次，大量高價值的出土文獻的研究也引發了新的傳統文化研究熱潮。《中國哲學史》大量刊登了郭店竹簡和上博楚簡的最新研究成果。2001年02期有3篇論文進行了針對郭店竹簡的學術爭鳴，2001年03期幾乎用了整個版面來安排“出土文獻與中國哲學思想史專輯”，共17篇文章涉及出土文獻研究，而且研究內容不再以單一的儒家學說為主，而是關涉“五行、道家、宗教、儒家”等諸多內容，并且就研究出土簡帛文獻的方法論進行了思考、總結。大量出土文獻的研究拓展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視野，加大了對先秦諸子的研究力度，特別是為早期儒家研究開辟了新的境地。
無論道家還是儒家哲學研究都在不斷創新，屏棄不合時宜的封建社會的思想糟粕，更加關注現實，不斷地吐故納新來完善與提高自身，不斷探索新的問題，老問題也有了新思路。
二、中國現代哲學和現實問題研究得到長足發展
2000年“經濟全球化與中華文化走向”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加強了中國哲學與現實經濟社會的密切聯系，《中國哲學史》雜志進行了報道，并加大了傳統哲學與現實相結合的研究力度，而且這一重要角度也成為期刊導向之一。
（一）現代哲學研究逐漸呈上升趨勢。中國現代哲學研究從“五四”一直延伸至今，有著非常強的現實感。2000年以來中國哲學的研究領域不斷拓展，呈多專題發展，人們將目光鎖定于對現代哲學的反思上，這一類型論文的刊文數量在2007年達到近7年以來的新高。時代的發展要求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斷創新現代哲學。馮友蘭、張岱年等現代哲學巨匠的思想精華既是對傳統哲學的創新和發展，又為我們確立新的思想體系指引了正確方向，是溝通傳統哲學與現時代的橋梁。為了適應國內外客觀現實的變化《中國哲學史》對中國哲學進行了現代性探索，開始注重哲學研究方法的探討，不斷創新適應當代社會發展的新的哲學概念、觀點和原理，數量由2000年的3篇上升到2007年的9篇，增長了近3倍。（二）中國哲學與現實聯系增強，正在逐步構筑新的哲學體系。中國哲學與現實的聯系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2006年探討儒學與和諧社會建構、環境保護及生態平衡關系方面的文章達到6篇。經濟社會飛速發展為中國哲學與現實的密切結合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另外，儒學為了適應新的社會歷史發展狀況，也在不斷地進行內部思想資源的整合及與外部社會思潮的融合，不斷創新思想形態與理論內容。儒家所倡導的以“仁”為核心的和諧思想對和平與發展這一時代主題有著重要的價值和意義。2000年04期發表了湯一介的《孔子思想與“全球倫理”問題》，認為孔子時代存在著嚴重的“道德危機”，如今的人類社會面臨著更多、更復雜的文化道德問題。孔子思想能夠為建立“全球倫理”提供極其重要的資源，成為不同國家和民族能夠共同接受的倫理準則。[3]《中國哲學史》期刊也更多的關注儒學與生態問題。儒學對宇宙和人生關注較多，深入探討了人與生命、人與自然的關系，可成為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實踐的指導思想。當前，時代對中國哲學提出了新的挑戰，面對新的現實它需要其進一步反思和創新，2007年討論社會現實問題的文章有所下降，可能是新的哲學思想正在醞釀。
三、邁向中西交融---中國哲學的國際化
自2000年起中西哲學交流一直保持著明顯的遞增趨勢。進入新世紀，中國哲學全球性發展意識增強，拓展了國際視野。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的對話、溝通和交流日趨加強。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文化思想也伴隨著經濟全球化而開始了國際化的進程，中國哲學要應對這一新的趨勢，并將自己的研究成果積極推向世界。中西哲學交流內容涉及倫理、環境保護、生態平衡、哲學研究方法論等諸多內容，逐步構建起交流與融合的大平臺。
《中國哲學史》雜志大力介紹中國哲學在國外的研究情況。2000年04期，介紹了德國漢學界的中國哲學研究狀況，德國的中國哲學研究涉及哲學理論的諸多方面，但研究重點為儒學與現代化，中德之間的哲學交流和比較是倍受學者們關注的熱點。2000年6月，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了“東亞哲學與21世紀”學術研討會，同年7月，第十二界國際中國哲學會議在北京舉行，這些會議使中西哲學進一步走向了多元對話。《中國哲學史》雜志對這兩次會議都作了報導，足見它的辦刊宗旨和發展動向。2007年03期與2007年04期分別開設了“東亞思想中的道學”和“域外儒學研究”專欄，主要論述了中國哲學在朝鮮、韓國等國家的傳播和發展。這些研究打破了封閉保守的地域界限，開始關注其他國家和民族如何評判中國哲學文化，用一種創新、開放和包容的眼光來從另一個角度審視中國傳統文化。
中西哲學的融匯與貫通，不是對西方哲學的簡單效仿和搬用，而是在以中國哲學為主體和中心的前提下采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拿來主義”原則。《中國哲學史》正是以對中國哲學的研究為中心課題，將中國哲學推向世界，并推進中國哲學的創新與發展。未來世界的文化呈現出多元化與多極化的趨勢，中國哲學必將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參考文獻
[1]孫立真，從三大期刊看我國科學技術哲學的發展趨向，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06年
論文關鍵詞：自然環境，依賴性，發展
自然環境是和社會環境相對的一個概念，有著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的自然環境是指與人所處的地理位置相聯系的各種自然條件的總和，包括地理位置、氣候、土壤、山脈、河流、植物、動物、礦藏等。廣義的自然環境指除了人類社會之外的各種自然物質、能量、信息的因素所構成的一個整體系統。人總是生活在一定的自然環境之中，人的生活和發展與自然環境息息相聯，都要受到自然環境的影響和制約，離開了自然環境，個人乃至整個類將失去生存和發展的根基，人也將不復存在。因此，自然環境對人的發展來說是一個基礎、一個前提。
一、自然環境是人生理發展不可或缺的自然條件
人作為自然存在物，有其自然屬性，人是自然界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人源于自然。這一事實決定了人永遠不能割斷自身同自然之間的聯系。人從自然中輸入物質、能量和信息，經過加工、處理和轉化來滿足自身的需要，形成自己的體力和智力；同時人也向自然界輸出物質和信息，影響和改變自然界。這個輸入和輸出關系，就是人和自然的實際聯系。它說明人只是在與自然的相互聯系中依靠自身的智慧和勞動，從自然界那里獲得物質、能量和信息借以維持自身的生存和發展。承認人的肉體存在的客觀性就必然承認維持這種存在、滿足這種生物組織生理需要的合理性。因此，人有自然需要。自然需要簡言之也就是維持人的生命存在的生物需要、生理需要。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提到，“在一定意義上，吃、喝、性行為等等，也是真正的人的機能；男女之間的關系，是人和人之間最自然的關系。”[1](P87)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哲學論文，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2](P31)恩格斯在談到馬克思生前的偉大貢獻時強調：“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規律，即歷來為繁茂復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必須首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3](P574)
人的這些生理需要的滿足最終需要通過物質資料生產的形式來滿足雜志網。而自然環境是包括在物質資料生產其中的，是物質資料生產賴以發展的基礎。作為物質資料生產賴以發展的基礎，自然環境在其中發揮著怎樣的作用呢？恩格斯曾指出“經濟學家說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其實勞動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為勞動提供材料，勞動把材料變成財富。”[4](P77)馬克思則進一步指明勞動過程所具有的三個要素，即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馬克思這里所說的勞動對象，指的即是自然環境中的森林、土地、礦藏、河流等因素。在馬克思看來，自然環境是作為生產力要素之一的勞動材料或勞動對象而進入人類社會的物質生產活動的。作為生產力的要素之一，自然環境首先對人類社會的物質生產活動產生直接的影響，并進而通過物質生產活動間接地影響人類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正因為如此，馬克思強調“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指人們的生理特征和人們所遇到的各種自然條件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于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5](P220)
其實，人和自然之間具有原始的內在一致性，從人的生命存在看，人依靠自然界而生活；從肉體方面來說，人和動物一樣，靠無機界生活；從人的生命活動看，人的生命活動以自然界為基石，人的生命活動的能力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以自然界為第一資源，自然界不僅是人的直接的生活資料，而且是人的生命活動的材料、對象和工具。人類的勞動對象如土地、樹木、礦石等，都是自然界提供。“沒有自然界，沒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創造。”[1](P53)馬克思繼而寫道：“自然界一方面在這樣的意義上給勞動提供生活資料，即沒有勞動加工的對象，勞動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狹隘的意義上提供生活資料，即維持工人本身的肉體生存的手段。”[1](P36)自然環境是自然的有機整體，它為人生理的發展提供物質基礎。因此，我們在談論人的發展時不能漠視自然環境的作用，塑造良好的自然環境成了促進人全面發展的必備物質條件。
二、自然環境為人的精神文化發展提供重要保證
人的發展是現實的、具體的、全面的和動態的發展過程，是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中展開和完成的，這既是一個歷史形成和發展的過程，又是一個在現實的自然環境中形成和發展的過程。良好的自然環境在人的精神文化的發展中發揮著十分巨大的價值功能，它是人類實踐活動的產物，打上了人類實踐活動的印記，是人類文明的凝聚和體現，反過來又為人的發展提供重要保證。
首先，自然環境滿足人享受自然美的精神需求。愛美是人的本性哲學論文，按照美的原則和規律塑造人，是人的全面發展的重要內容。自然之美并不是人主動建構起來的，更不是自然中的事物觸發人的審美“細胞”而產生的“幻覺”，自然之美是某種自然的存在，是大自然的一些屬性，諸如它的顏色、味道、棱角、線條等，它們是直接地呈現自己。良好的自然環境為人提供了客觀的審美對象，喚起了人們的審美情趣和美感，給人營造了美的氛圍，以美的氣息凈化著人的心靈世界。
其次，自然環境還是科學活動的對象，作為人類生產活動對象的自然，同樣存在于人類的科學活動之中。“從理論領域來說，植物、動物、空氣、光等等，一方面作為自然科學的對象，一方面作為藝術的對象，都是人的意識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無機界，是人必須事先進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糧。”[1](P56)克思把“科學活動”看作人類的一種活動，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科學活動的首要內容是認識自然，從“精神上掌握自然”，然后在生產活動過程中“驅使自然力”為人類服務。
最后，建構良好的自然環境還會引發人們在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消費方式等一系列領域發生革命性的變革，有助于人形成文明、健康、科學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良好的自然環境的建設會使人領略到大自然本身的美，人在審美活動中又會自覺意識到自然環境對于人的發展的意義，將維護自然美內化為自身的價值理念，從而對自然環境給以呵護，用美的原則塑造自然環境，使自然環境更美，使人與自然更加和諧。正是在這種人與自然、主體與客體、感性與理性和諧統一的自由自覺的審美活動中，人與自然環境始終保持著良性互動，兩者在交互作用中都能得到全面的發展。在今天自然資源已經十分有限的情況下，工業化時代的奢侈浪費的生活方式，不僅超越了自然界的支付能力，造成生態平衡被破壞，而且也給人自身形成很大壓力，打破了人自身發展的平衡狀態，出現了不少難以治愈的“文明病”。人的全面發展并不意味著對物欲過分追求。人并不是庸俗的經濟動物，不能為滿足貪得無厭的物質欲望不惜掠奪自然資源，置自然資源枯竭和環境退化而不顧。作為具有理性的個體應該朝著既有利于自然發展，又有利于人的身心發展的目標努力，重視良好的自然環境的建構，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三、保護自然環境，為人的發展營造條件
從某種意義上講哲學論文，自然環境因素就是人發展的基礎因素。這就好比個人的發展是粒種子，那么“環境”就是土壤。種子很重要，土壤更重要。沒有好的土壤，再好的種子也是白搭。要想種子茁壯成長，就必須有塊肥沃的土壤雜志網。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我們要實現人的全面發展，首先也必須要打造這樣一塊肥沃的最適宜“種子”生長的“土壤”，這就要保護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大環境。
近些年來，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大環境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空氣污染嚴重、世界性水源危機、森林慘遭毀滅、物種不斷減少、臭氧層變薄等等，表面是天災，在這天災的背后是人禍，特別是傳統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和掠奪式的資源開發超過了自然環境合理的承載能力，使得空氣、水、土地、生物等環境要素遭到嚴重的破環，生態系統維持生命的功能退化，資源支撐能力下降。所有這一切已經說明，人類的破壞行為正在將自然界驅趕到一種生態死亡的絕境中，同時也使自己陷入一種十分危險的境地。人與自然的對抗，不僅直接關系到整個類的發展，而且也關系到我們每一個人的身心健康，所以必須走出當前人與自然緊張的狀態，保護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大環境，努力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
（一）樹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自然觀
人與自然對抗，源于極端的人類中心主義，是將人與自然的對立絕對化和極端化的結果。人類的許多災難最深層的原因就在于人與自然相互對抗的自然觀。這種對抗既是社會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的結果，同時又是社會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程度不夠的結果，因為這種人與自然對抗的自然觀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必將為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自然觀所代替。走出極端的人類中心主義，強化環境倫理意識，既承認自然工具價值，同時又要承認其內在的價值，這既是當今人類減少種種災難的基本途徑，又是人全面發展的必然之路。
（二）改變傳統的經濟發展觀
要從根本上使人與自然的關系從沖突走向和諧，必須放棄傳統的經濟發展觀，積極發展經濟，努力實現經濟生態化。所謂經濟生態化是指人類經濟活動日趨符合生態規律要求，日益實現在生態上合理的過程，其本質和核心內容是：使基于勞動過程引發的人與自然之間物質代謝及其產物，逐步比較均衡、和諧，順暢與平穩地融入自然生態系統自身的物質代謝之中的過程。因此，只有發展生態經濟，才能徹底克服人與自然的尖銳對抗狀態，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為人更好的發展提供基礎條件。
（三）樹立科學文明的消費觀
盡管非典、禽流感等繼續威脅著人類，然而野生動物的口腹之欲仍未杜絕。因此，倡導文明飲食文化哲學論文，樹立科學健康的消費觀，有利于人與自然的和諧，有利于個人發展，同時也利于子孫后代。
（四）加強環境立法，增強環境執法力度
協調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保護自然大環境，除了依靠經濟手段，建立新的可持續經濟發展模式發展生態經濟，樹立新的可持續消費觀，倡導綠色消費等等，還必須借助于法制手段，建立和健全環境法制機制，使自然環境的保護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五）加強生態教育，提高人們的生態意識
人們在對工業文明的反思中，認識到要對工業文明中人與自然的關系進行撥亂反正，把人與自然的尖銳對抗轉變為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還必須實施和推行教育改革，發展生態教育事業，提高人們的生態意識和環境意識，這才是保護自然環境的根本長遠之計。生態化教育是和構建未來生態文明相一致的新型教育體系，它可以分為學校生態教育和公眾生態教育。對于學校而言，要以生態文明觀為指導，致力于解決教育過程中人類與自為自然之間的時代性矛盾，從而致力于培養具有生態文明素質的新人。對于公眾教育而言，要致力于提高公眾的綠色意識和參與生態環保的自覺性，積極參與解決人類與自然之間產生的生態危機，從而推動生態文明的形成和發展。
參考文獻：
[1]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關鍵詞中國管理哲學；高校教育，傳統文化
所謂的中國管理哲學是指以中國傳統文化為理論背景而形成的管理模式。它既包括對他人的管理，更包括管理者自我的塑造。日本管理學家廉田勝先指出：“企業成功與否，經營管理占80％的作用，尤其是管理思想、思維方式又是重中之重。”可見，管理者自身思想境界的高低是企業成敗的關鍵。參照中國管理哲學的這一準則，我們可以很好地反思一下我國高校教育模式的現狀以及未來的發展。但在敘述這些內容之前，我們必須從中國管理哲學的特點說起。
一中國管理哲學的特點
西方定義人的本性是邪惡的，中國定義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所以西方管理重法制，即以法制人。中國管理用道德，即以德服人。因而，中國管理哲學的特點是鮮明的，即重視管理者的個人修養。西漢劉歆在《七略·諸子略》提出中國的“九流十家”，即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陰陽家、名家、農家、縱橫家和雜家。“九流”在加上屬于文學范疇的小說家，合稱為“十家”。中國管理哲學對這些流派的思想大多有所涉及。其原因在于，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凝聚了諸多“何以為人”的精華。也就是說，中國管理哲學極為重視人格的塑造和自我的完善。又由于我國現在大力提倡素質教育，顯然這一特點是值得我國高等教育借鑒的。可令人遺憾的是，我國高校就培養大學生“如何作人”這點來講卻是差強人意。
二、我國高校教育的現狀
隨著我國物質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物質的追求遠勝于精神。這種表象影響無疑是巨大的，以至于我國高等教育也會因此而“隨波逐流”。就目前的狀況看，高校課程設置已經出現“重經濟實用”而輕“內在修養”的傾向。關于這一狀況美學大師朱光潛早有洞察，他就曾指出：“教育必須以發展全人為宗旨，德育、智育、美育、體育、群育五項應同時注重。就目前實際狀況說，德育在一般學校等于具文，師生的精力都集中于上課，專圖授受知識，對以做人的道理壘不講究。”結合現在來說就是，高校教育過于重視應用學科的傳授(如經濟學、計算機、藝術設計等)，而對人文學科(哲學、美學、倫理學、中國傳統文化)卻置若罔聞。
對于上述狀況加以分析，我們認為原因有二。第一，在今日物質高度發達的社會中，人們更加看重經濟。在高考填報志愿時，考生更青睞選擇與經濟利益密切相關的專業。第二，由于考生的此種需求，各個高校也相繼迎合考生的“品味”，將經濟，營銷、管理等專業視為學校招生的王牌，以此來吸引更多的生源。這一現狀在我國的民辦高校中表現的最為突出。例如，我們經常可以見到各個民辦高校的招生簡章列舉經濟、管理、財會、市場營銷、計算機、藝術設計等實用性較強的專業。但通過我們的調查，似乎國內還沒有一家民辦高校開設哲學(或中國傳統文化)專業。我想這種情形的原因不證白明。由于哲學是經濟實用性不強的專業(但哲學是一個生活實用性很強的專業)，因此從這一學科中很難看到直接的經濟利益，為此遭到多方排斥。
其實，從我國目前的大學生就業現狀來看，專業對口的就業幾率并沒有想象的那樣樂觀。也就是說，相當一部分的大學生將從事與本專業不相關或是間接相關的工作。這樣一來也就造成了大學(特別是本科階段)的專業無用武之地。然而，我們現在也不能否認，很多學科在大學中的學習效率要遠低于社會。以市場營銷為例，毋庸置疑，四年的大學生涯對本專業的幫助要遠遠低于四年的社會實踐所帶來的專業感悟。所以，高校教育的重點不應該過于偏向(注意這里說的是不要過于偏向)專業本身的教學，而應付諸于大學生人格的培養和價值觀的建立。也就是說，“師者，傳道受業解惑也”，一切皆以傳道為先。因為，個人自身修養的完善是從事任何一種職業的基礎，也是社會和諧的根本。高校學子畢業后，也許會放棄自己的專業(無論是專科、本科、碩士或是博士)，但他們不會丟掉自身的作人原則。所以從持久性上看，對學生“如何作人”的培養益處也更為長久，甚至一生。鑒于此種情況，下面規劃一下我國高校教育的未來發展就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三、我國高校教育的未來發展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對高校學生“如何作人”的培養比專業技能的傳授更有意義。但值得追問的是，應如何加強這方面的教育呢?中國管理哲學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看重再次為我們的困惑提供了答案。
摘要：在新課程理念的指導下，數學教師必須從傳統的45分鐘的傳授角色向教育過程的指導者、組織者、參與者的角色轉變，教師不再是單純的傳遞者，而有可能同時作為學生的同伴，活動的組織者，學生學習過程的支持者和幫助者等，教師的角色越來越向多元化發展。
關鍵詞：數學教師角色組織者引導者參與者
在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洪流中，我走進了新課程，了解了新課程。新課程與舊課程的根本區別在于理念。只有準確地理解和把握新課程所蘊涵的理念，我們才能認清新課程改革的方向，才能明確新課程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然而，從理念到實踐還有一個艱難的轉化歷程，如果“課程標準是新的，教材是新的，而課堂教學依然是濤聲依舊”，那么，我們的新課程改革就只能是紙上談兵。為了使自己在這場變革中實現新的蛻變，新的跨越，我認真深入地研究了數學課堂教學中教師的角色定位，在鮮活的課堂教學中對新理念有了些許感悟。
21世紀隨著社會信息化和知識經濟的發展，對我們的教育提出強烈的變革要求，這就要求我們教師用新課程的理念對曾經視為經驗的觀點進行重新審視，必須從傳統的局限課堂45分鐘傳授角色向教育過程的指導者、組織者、參與者的角色轉變，教師要有更大的適應性和靈活性來面對自己的工作。社會發展到今天，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社會急劇變革，計算機及信息技術也廣泛地應用到教學中來，師生之間已經不完全是單純的傳遞和接受關系了，學生可以從其他渠道獲取知識，有時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教師知道的還多，教師的權威地位受到了威脅，教師和學生的關系不那么單一了，教師的角色也多元化了，在現代社會，教師作為文化傳承的執行者的基本職能并沒有變，但他卻不再直接以權威的身份向學生傳遞經驗，而是通過見接的方式實現文化傳遞，以各種方式調動和引導學生參與學習活動，引導學生在自己精心設計的環境中進行探索，教師不再是單純的傳遞者，而有可能同時作為學生的同伴，活動的組織者、學生學習的過程的支持者和幫助者等，教師的角色越來越向多元化方向發展。
在新課程標準下的數學課堂教學中，評價標準也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過去的課堂教學評價重教師“教”的過程，現在重學生“學”的過程和體驗，過去關注教師的行為，現在關注學生的“創造”，過去是有條不紊的程式化模式，現在是注重個體差異，突出學生個性的特點。這樣，面對新課程，教師首先要轉變角色，確認自己新的教學身份，美國課程專家多爾認為，在現代課程中，教師是“平等中的首席”，作為“平等中的首席”，教師要成為學生學習活動的組織者、引導者、參與者。在這些理論的指導下，我在課堂教學中做到以下幾點：
一、注重學生的全面發展。傳統教學中注重知識的傳授，新課程改革要求教師以人為本，在課堂上我們突出培養學生的創新和實踐能力，收集處理信息的能力，獲取新知識的能力，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交流協作的能力，發展學生對自然和社會的責任感，另外還要求每位學生都擁有健康的身心，優良的品質和終身學習的能力和愿望，養成健康的審美情趣和生活方式，從而實現學生的全面發展。
二、教師和學生共同承擔責任。過去的數學教學在學生眼里，就是老師的事，課堂是教師的，學生只負責接受，充當知識的存儲器。現在，教師就要將課堂的主陣地還給學生，讓他們明白，他們才是課堂的主人。因此，在教學中，我們有意識地讓學生參與教學，比如，當我們上課需要實物模型時，我們就可以告訴學生，準備這些模型也是他們自己的事，老師會與他們合作一起準備，那樣就可以讓學生參與到教學中來，從而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三、教師為學生提供盡可能多的“學習資源”。學生畢竟是個學習者，在教學中，教師要有“一切為了學生的”服務意識，要為學生提供課堂學習所需要的“資源”。比如，為學生提供實物材料和設備供學生開展實踐活動；向學生介紹電視中與數學相關的欄目，組織學生對某些內容進行交流；向學生提供數學課外書籍等等。
四、教師幫助學生選擇自己的學習目標和內容。課堂上每位學生已有的知識水平，思維能力，創新能力各不相同。因此，在課堂教學中，教師在切實了解每個學生的具體情況后幫助學生選擇適合自己的學習目標和內容，那樣就可以讓每個學生都學到有意義的數學，讓每個學生都學有所獲。課堂上，我總是用欣賞的眼光看待每一個學生，善于發現學生的閃光點，及時肯定每一個學生的成績，讓我的每一個學生都體驗到成功。
五、創設豐富的教學情景。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盡可能地從學生已有的知識經驗出發，創設學生所熟悉的教學情景，以激發學生探究的欲望。同時，也讓學生明白，數學來源于生活，又服務于生活；我們學習數學的目的是為了學會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并用于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問題。
六、教師引導學生探究。教師引導學生設計恰當的學習活動，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向學生提供充分從事數學活動的機會，當學生迷路時，引導他辯明方向，當學生登山畏懼時，點起他內在的精神力量，鼓勵他不斷的向上攀登。幫助他們在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的過程中，真正理解和掌握基礎知識、基本技能。
七、教師參與學習。課堂上，我們真正拋開“師道尊嚴”走下神壇，和學生一道學習，教師和學生一樣，再也不是絕對權威，學生也允許教師出錯，真正做到了教學相長。因為在這個信息瞬息萬變，知識更新日益加快的時代，教師更不是萬能的了。因此，師生共同學習的時代已經到來。
新課程標準下的數學課堂教學，師生是一個“學習的共同體”，教師和學生在課堂上溝通、交流、分享各種學習資源，共同完成學習任務，通過各種廣泛的信息交流，實現師生互動，相互溝通，相互影響，相互補充。因此，課堂上，我們教師在徹底轉變角色的同時，也特別突出了學生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六個方面。
1、課堂上，教師總是用心關注每個學生的反映，注重學生的“全人”發展。
2、借助筆談從學生眼中審視自己，讓自己不僅是學生的老師，更是學生的朋友。所謂“親其師方能信其道”，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不斷地完善自己，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去影響學生，去教育學生。
3、尊重學生人格，建立平等的師生關系，這樣就可以在課堂營造一個寬松和諧的學習氛圍，讓學生在自主探索，合作交流中愉快學習。
4、為學生提供交流發展的空間，并允許學生在課堂中暢所欲言，異口異聲。
5、在課堂中設計一些富有趣味性，挑戰性的活動，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論文摘要:哲學課作為“兩課‘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整個課程體系的理論墓勸，其地位至美重要.本文就如何提高哲學教學的實效性這一主題，從認識和實踐兩個方面對哲學教學的定位問題、哲學教師的地位與作為的關系問題，哲學教學的內容、方法的改革問題進行了思考.
“兩課.教學如何走出困境，真正發揮“兩課”的作用，使它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大背景下既有地位又有作為，無疑是每個從事“兩課，教學的教師乃至高校黨委領導必須高度重視且認真對待的間題.本文試對哲學課教學改革進行一些思考。
作為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哲學是整個課程體系的理論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增強哲學教學的實效性對于整個理論教學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提高哲學教學的有效性從根本上說是個認識和實踐的問題。就認識而言。主要有兩方面:
首先是哲學教學的定位問題。哲學學科的性質是教學定位的內在根據。從哲學的本性看，它是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以人類思維的最高形式來把握世界的一種方式。古希臘一些哲人就把哲學定義為“智慧之學’。是使人聰明的學問.中國的先哲說，作為“愛智，的哲學就是“究天下之際，通古今之變”.因此哲學不同于一般的知識陳述，而是要啟發人的思維。對于一個民族而言，哲學思維代表民族發展成熟的程度和水平，正如恩格斯所說，一個沒有辯證思維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對于個人而言，哲學水平體現著人的素質，境界和思維能力，大凡有成就，有作為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史學家，科學家，無不具有很高的哲學思維水平。愛因斯坦曾對人說:“與其說我是物理學家，側不如說我是哲學家’.既然哲學是一種智慧，能夠塑造人的整體思維素質.因此哲學教育應當成為大學生綜合素質教育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起著其他教育所不能取代的作用。從哲學的功能看.主要表現為教育和應用.以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引導人是哲學教育功能最本質的特征.只有在正確的哲學理念指導下，人們才有可能從本質而不是現象上形成對自然、社會、人生等諸多復雜問題的正確認識，進而樹立起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理想，并內化為信念.當它最終凝聚成民族的靈魂和精神時，哲學教育也就達到了最高的境界。以科學的方法論指導實踐是哲學應用功能的顯著特征.真正的哲學既不是教條式的理論說教，也不提供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而是一種教給人們如何面對現實世界去思索、批判和創新的方法。正如馬克思所說，哲學并不要求信仰它的結論，而只要栓臉疑團.如果我們的哲學教學能在這樣的層面上展開與學生的對話、交流，讓他們經受哲學思維的訓練，無疑既可以開拓學生的視野又能增長其悟性和創新意識。
在哲學教學定位的問題上還有一個必須解決的重要的認識問題就是哲學與政治的關系。二者作為不同的學科各有其特定的性質和功能。哲學在人的整體思維素質的訓練中，注重人的創新精神的培養，而創新正是拼證法的批判和革命精神的體現.新世紀社會需要的首先是一種具有很強創新能力的人才，只有擁有持續創新能力的大t高素質人力資源的國家才有強大的競爭力，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有26次提到創新，教育部在《21世紀教育行動目標》中明確地把提高人的素質、培養創新精神和創造力作為教育行動目標.就此而言，哲學的教育功能起到了其他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與哲學的目標指向不同，政治是出于維護階級利益、階級關系而采取的直接的策略、手段和組織形式，顯然二者分屬于不同的層次。因此簡單地把哲學與政治、哲學課與政怡課等同起來，必然會影響哲學教學的效果，甚至在某種特殊的社會背景下會嚴重破壞哲學的聲譽.當然消除把哲學課與政課簡單等同起來的認識和傲法，并不是要完全否認二者的有機聯系.事實上在哲學為政治理論思想形成和實施政治行為提供指導作用的同時，政治也會以自身的方式影響著哲學.
哲學的本質和功能表明，在哲學教學中我們需要讓學生掌握的，應該是作為智憊的哲學，而不是一些抽象的關于哲學的名詞和術語的堆砌;需要培養學生的，應該是哲學的思維能力，一種批判的、富有創造力的創新精神，而不是僅僅作為政治的淦釋或教條化的說教。這就是對哲學教學的定位，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探索哲學教學的手段、方法和途徑才可能是有成效的.
其次是哲學課教師對自身的地位與作為的正確認識。哲學課教師擔負著與其他教師同等重要甚至更艱巨的教育任務，理應得到社會的承認和重視.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事實上存在著對‘兩課’的不重視和‘兩課’教師地位不高的狀況.究其原因既有客觀的又有主觀的。從客觀上說，一是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使得人們更加關注直接的經濟效益，偏重實務應用而輕視作為“形而上.的哲學.我們可以看到同樣是社會科學的經濟學，其地位與哲學形成的鮮明反差;二是傳統的哲學理論本身的問題，由于它與現實社會發展的某些不相適應，因而有時還不能為實踐提供有效的理論指導:三是受政治因素的影響，使它在一定程度、范圍上成為政治讓釋的工具.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哲學的聲譽，也必然影響到哲學教學的地位。從主觀上說，一是教學本身缺乏針對性，由于理論失去現實的支撐變成空洞乏力的說教.事實上只有不斷的追蹤社會發展的軌跡，才能使教學內容具有時代的氣息，具有生命力;二是教育者本身缺乏信心.外部環境的影響使越來越多的教師“轉軌.，選擇更有“前途.的職業以改變自己的地位.師資隊伍的不穩定對哲學教學無疑是雪上加霜.
筆者認為“地位’與“作為.是不可分割的聯系在一起的。提高“地位”關鍵在內因，在于教師主體性的覺醒，在于對自己所選擇事業的追求與執著.如果沒有這種強烈的自我意識，哲學教師就無法擺脫‘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有所作為才能東得自己的地位。因而我們需要在兩塊陣地上充分發揮作用:一是教學陣地，調整教學內容和改進教學方法，努力體現哲學的本質特征和功能，使它具有特色，特點，從而增強哲學課的吸引力;二是學術陣地，通過學術研究將成果引人教學之中，這是提高教學質量的重要途徑，也是最需要重視和最需要化功夫的.只要我們對自己從事的事業充滿自信心，堅持改革與探索，堅持對現實社會諸熱點、難點問題的研究思考，通過自己的作為改變哲學教學的現狀，我們的努力首先會得到學生的承認，進而得到社會的承認，這時也就獲得了自己應有的地位.由此可見，對于哲學教師本身而言，·作為’是“地位’的前提條件，“地位’是“作為’的必然結果.當然，從外部環境看，‘兩課’教師同樣需要得到學術乃至全社會、學術界的支持和關心，這種關心不應該僅僅停留在口頭、形式上，而應名實相符.
提高哲學課的有效性更是一個實踐問題.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如何使哲學教學植根于世界經濟一體化和中國社會主義改革與建設的現實之中，如何引導學生用辯證的思維反思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和人生，如何訓練學生的哲學思辨能力和創新精神，這是一個重大實踐性課題，需要在哲學教學改革中深人探索。
首先是對教學內容進行改革和探索.一是注重哲學教材的改革和教師知識結構的更新.從現狀看，哲學教材相對滯后.改革開放2f?多年來，哲學界的研究成果是豐碩的，但這些成果主要是以專著和論文的形式存在，而將它們引人哲學教科書和哲學教學的程度和層次則非常有限，再加上教師個體之間的學術水準和教學能力差異，又有所不同.這些情況必然制約哲學教學.重視哲學教科書及教學內容的更新，重視教師知識結構調整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是摘好哲學教學的重要基礎.
二是注重理論與實際的聯系.理論的魅力就在于它植根于實踐，來源于實踐.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縱觀哲學發展史，任何哲學理論的發展都得益于社會實踐的變革，哲學也同樣如此.因此我們教給學生的不應該僅僅是一些原理，而應該是方法;還要回到現實社會，用唯物辯證方法對現實社會問翅進行分析，用理性來思考和探究事件的本質，在批判中建立新的認識.這樣。理論就不會是抽象的教條，而具有實際的內容;對實際間翅的認識也不是就攀論事，而可以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在教學中實現理論與實際的結合。可以采取專尼化亦即‘問理化翔的形式教學，這些間翅包括學生的思想實際和杜會主義建設中的現實間翅.這種教學可以改變傳統的按章。節、目服本宜科式的教學方法。克服教學中普遭存在的“脫節’現象。增強現實感和針對性.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內容是很多的:，如聯系經濟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城市職工分流下崗的間瓜以及社會貧富差距問胭等;聯系精神文明建設，妙及經濟倫理道裕、精神生產力可持續發展間翅等;聯系政治體韶改革，涉及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的經臉教訓，還有中國當前.突出的社會矛盾—法制不健全帶來的各種“設租’。‘尋租”現象，不受制約的權力導致腐敗，特權導致的兩極分化等:聯系哲學的發展，涉及如何對待中國傳統哲學和現代西方哲學思潮，如何進一步實現哲學本土化、中國化等.對上述學生感興趣的熱點間翅分析得透徹，且有理有據，必然會產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三是合理安排教學的總學時.對哲學授課學時的安排。既要突出哲學理論的科學性和嚴密的邏輯性。又要體現其與現實結合的時代性.我們嘗試著用總學時的70%作為哲學墓本原理的理論教學，30%的學時用于專皿化教學.在進行理論教學時。既要避免與中學政治課教學的重復性，又要適應大學生以后多加研究生人學考試的搖要，對現行的教材進行恰當處理。在進行專瓜化教學時，注憊從歷史和現實的視角。讓學生認識在中國發展的歷史軌跡;讓學生將哲學智慧運用于生活的各個領域，以理性認識人生的目的和憊義，以理性確定自己的行為方式和價值取向，讓學生認識全球化的世界。中國改革與發雇的本質以及自身的地位與貴任等.
其次是對考核方式進行改革和探索.考核是整個教學過程的重要環節。規的考核方式主要是筆試，其中包括大的死記硬背的成份.這種長期以來形成的考核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學生的思維能動性、創造性，是使教學過程始終處于被動狀態的重要因素.因此對考核方式進行積極的改革探索，既是教學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歡質教育的應有之義.在實踐中我們采取了小組論文和小組答辯相結合的方式。對學生的學習效果進行評價.具體過程為:教師設計論翅。學生以4--5人為一組選擇論題;小組成員槍索資料;通過小組集體討論擬出論文提綱;教師逐一聽取每個小組的代表對論文所作的思考并進行交流;形成近5000字的論文，并注明所引用的參考資料、文獻‘小組論文答辯;綜合小組成員的課堂表現、論文寫作態度、論文的質里和答辨的情況給出成績;選擇優秀論文由學生自行排版設計成冊.
關鍵詞：哲學專業;人才培養模式;國際比較
2009年以來，南京大學施行“三三制”本科教學改革，努力創建世界一流的大學教育，這使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的優化升級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為此，南京大學哲學系積極開展國際比較研究，深入分析歐洲和美國6個世界一流哲學系的本科人才培養方案，對哲學專業人才培養國際發展趨勢、國內大學哲學系存在的差距和不足等有了較為充分的認識，進而通過有針對性的改革，努力縮小差距、彌補不足，在進一步優化完善哲學專業人才培養模式方面積累了一些有益的經驗。
一、世界一流哲學系的人才培養理念與舉措
在此次國際比較研究中，南京大學哲學系收集、分析了歐洲、北美和東亞十余所大學哲學系的本科生培養方案，重點是歐美6個世界一流哲學系：柏林洪堡大學哲學系、海德堡大學哲學系、劍橋大學哲學系、牛津大學哲學系以及哈佛大學哲學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哲學系。這6個哲學系所擁有的哲學傳統迥然不同，但研究表明，它們在人才培養的基本理念和舉措方面卻高度趨同。
1. 不過分強調哲學的專業性，鼓勵哲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復合
牛津大學哲學系明確指出，“在本科生層次上，把哲學作為唯一的學位對象進行學習是不可能的”。雖然沒有同樣的文字表述，但其他5個哲學系都認同這一理念，并結合自身的傳統與實際進行相應的制度安排，鼓勵哲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復合，提高本科生的跨學科競爭力。比較普遍的做法是在單獨的哲學專業之外，與其他學科相結合，設立若干哲學輔修專業。在這個方面，牛津大學的“哲學、政治學與經濟學”（PPE）項目、哈佛大學的“心腦與行為軌跡”（Mind， Brain and Behavior Track）項目非常有代表性。海德堡大學哲學系則堅持德語世界的悠久傳統，要求本科生必須選修兩個專業，其中哲學專業所占比重最多不能超過75%。雖然劍橋大學哲學系明確不提供類似的輔修專業，但它要求哲學專業本科生在第三學年選做古典學專業或神學專業的論文，從而在事實上進行了學科交叉。
2. 以能力培養為核心，重視論文寫作
以重要的哲學問題及其答案為主體的哲學知識，當然是哲學系本科生需要掌握的學習內容。不過，與系統完整的知識掌握相比，這6個哲學系顯然更加看重學生能力的養成和提高。這些能力包括：理解哲學著作和復雜現實問題的能力;符合特定哲學傳統的分析能力和論證能力;口頭表達和文字表達能力。作為注重能力培養的一個集中體現，它們都高度重視（學位）論文寫作：都有輔導論文寫作的制度安排，英語世界的4個哲學系主要依靠導師輔導，而德語世界的2個哲學系則有專門的寫作與論證課程;英語世界的4個哲學系把高質量的畢業論文或競賽獲獎論文作為以優等生畢業的必要條件，而德語世界的2個哲學系則為學士學位論文賦予更高的學分，柏林洪堡大學哲學系主修哲學畢業需修滿120學分，學士學位論文計10學分，海德堡大學哲學系需修滿180學分，學士學位論文計12學分。
3. 以模塊化的課程群設計滿足學生多樣化的學習需求
鼓勵哲學專業本科生進行跨專業的交叉復合培養，必然導致學生學習需求的多樣化。那么，如何在學生多樣化的學習需求與相對有限的課程資源之間達成某種平衡呢？這6個哲學系的共同選擇是模塊化的課程群設計，即將部分或者全部專業課程劃分為若干課程群模塊，每個課程群模塊包含1門或多門相關課程，以供學生根據自己的學習需要和學業規劃進行模塊選擇。柏林洪堡大學和海德堡大學哲學系將所有專業課程都劃分進特定模塊（分為必修和選修兩種），其中選修模塊主要根據研究方向（相當于國內的一個二級學科或若干相近二級學科）進行設計;每個模塊都有自己特定的課程形式和考試形式，并且是按照模塊而非課程進行總體考核。英語世界的4個哲學系則主要是對高年級的選修課程進行模塊化設計。
4. 以高強度的課程研討激發學生的學習主體性
就課堂教學的形式而言，這6個哲學系的專業課程都分為兩類：以教師講授為主的講座課（Lecture/Vorlesung）和研討課（Seminar Discussion）。在德國，后者還會細分為初級研討課（Proseminar）和專業研討課（Hauptseminar）。兩類課程的分布規律是：研討課多于講座課;越到高年級，研討課的比例越高。不僅如此，6個哲學系都對研討課作出了非常完整細致的安排，學生只有完成大量的課前準備和后續工作（其所用學習時間通常是上課時間的2～3倍甚至以上），才能跟上課程進度，進而修完課程，獲得學分。因此，盡管6個哲學系對學生的專業學分要求都不高（略低于國內哲學系要求），但學生的學習壓力卻很高，課堂表現也更積極主動，其學習主體性得到了很好的激發。
5. 完善的導學機制助力學生成長
由于對學生入學不設置任何專業門檻，所以，這6個哲學系都設立了完善的導學機制，幫助學生盡快進入專業學習狀態。低年級的導論課、高年級的輔導課和某種形式的導師制是它們的共同選擇。一提到導師制，人們就會想起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哈佛大學，似乎只有它們才有導師制。其實，除了實行學院寄宿制的前述三所大學哲學系外，其他3個哲學系也都實行某種形式的導師制，安排專門的導師為學生提供學業和人生指導。此外，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還把參加專業學術俱樂部作為導學機制的一個補充部分。
6. 多樣化的考核方式引導學生提升能力
培養目標決定考核方式。這6個哲學系都以能力培養為核心，均采取了靈活多樣的考核方式，以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促進學生的能力掌握與提升。傳統的閉卷考試依舊存在，但主要是寫小論文，以考察學生對特定哲學問題的理解、分析和論證能力。在德語世界，這主要用于模塊結業考試;在劍橋大學哲學系，這主要用于每年春夏季的學年（階段）結業（升級）考試。對于大多數課程，6個哲學系采取的都是綜合評價方式，即對平時表現（出勤率和課堂發言情況）、課程報告、作業或課程論文等分別賦分，然后按照比例合成最終分數，以對學生的學習態度、知識掌握、能力掌握等形成綜合評價。在綜合評價中，一個學生要想獲得高分，就必須全程參與、積極思考、主動表現。
二、國內哲學系與世界一流哲學系之間的差距和不足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國內哲學系即開始新一輪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與探索。經過近20年的不懈努力，教育部所屬重點大學哲學系已經基本實現“破舊立新”：“破舊”就是破除1952年院系調整以來前蘇聯模式對國內哲學專業人才培養的消極影響;“立新”就是以英美世界一流大學哲學系為主要參考對象，初步確立了新的、與國際發展趨勢相一致的哲學專業人才培養模式。通過此次國際比較研究，我們發現，盡管在人才培養模式方面已經取得重大進展，但國內一流哲學系與世界一流哲學系之間依舊存在不容忽視的差距和不足。
1. 僵化封閉的哲學專業觀念破而未除
在蘇聯模式的影響下，國內哲學系的傳統人才培養模式具有十分明確的專業觀念，即強調哲學是一個與其他專業不同的、具有獨立性的思想學說體系，因此，在實際的培養模式設計中，總是習慣于各自為政，畫地為牢，在哲學與其他專業之間樹立起了一道人為的、難以逾越的“藩籬”。此前幾十年走的彎路已經充分說明，哲學是一個具有獨立性的專業，但它絕不是一種可以脫離思想知識體系其他部分的孤立存在。經過近20年的反思，這種僵化封閉的哲學專業觀念已經被打破，但并未被徹底根除，其突出表現是：哲學至多愿意與文學、歷史學這兩個相關學科進行有限的交叉融合，這連古典時代“文史哲不分家”的水平都沒有超過！就更不用說與其他社會科學，以及計算機科學、生物醫學、認識科學等自然科學的交叉融合了。而與后兩者的交叉融合恰恰是當代哲學發展的重要策源地。
2. 以學生發展為中心未能完全落到實處
任何好的人才培養模式都是以培養符合社會需求的高素質專業人才為目的的。這就要求人才培養模式不僅要把學生發展放在中心位置，更要落到實處。國內哲學系現有的人才培養模式無疑都承認以學生發展為中心的重要性，但關鍵在于落實不夠到位：只是在方案中承認能力培養的重要性，但并未能夠制定出切實有效的措施，為學生能力的培養和提高提供保障;對論文寫作在哲學專業人才培養中的重要作用估計不足，因而未能為學生的論文寫作提供專門的幫助與輔導;教學方式依舊以教師的課堂講授為主，研討性、互動性不足，未能充分激發學生的學習主體性;未能制定完善的導學機制，為學生的學業發展和人生發展提供全程、全方位的幫助，等等。
3. 課程設計的觀念依舊落后，課程體系落后于教學改革和學生發展的需要
世界一流哲學系更多地是根據人才培養的需要進行模塊化的課程群設計。相比之下，國內哲學系的課程設計考慮更多的還是教師教學的需要和便利，而非人才培養的需要，更多還停留在單一課程的層面上，而沒有上升到課程群的高度。如此設計出來的課程體系，自然與教學改革的需要以及學生日益多樣化的學習需求之間存在明顯的距離。
4. 考核評價方式還比較傳統單一
近年來，國內哲學系也在積極引進、推行綜合評價方式，但往往因為教師缺乏足夠的培訓，未能熟練有效地運用這種評價方式，或導致評價流于形式，或導致評價不夠客觀準確，引發學生不滿，其結果要么是無法繼續推行，要么是變成形式主義。因此，國內哲學系目前的考核評價方式還是以傳統的閉卷考試為主。于是，學生的學業情況還是依賴期末的幾張試卷進行評價，而占據學分成績榜首的也還是那些善于記憶的學生（特別是女生）。這顯然與哲學學習評價的實際不相符合。
三、關于進一步推動國內哲學專業人才培養模式改革的若干思考
2009年以來，南京大學哲學系順應南京大學“三三制”本科教學改革大勢，比學趕超世界一流哲學系，在進一步優化完善哲學專業人才培養模式方面積累了一些有益的經驗。我們特將這些經驗與思考簡要匯報如下，以供國內同行參考。
第一，只有在學校層面人才培養模式整體改革的條件下，哲學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才是可能的。對于具體的哲學系而言，哲學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總是相應學校總的人才培養模式在哲學專業中的體現。對它的改革必將涉及到總的人才培養模式的一些基本理念和基本制度安排。事實上，如果南京大學不推行全面的“三三制”本科教學改革，提出要徹底改革人才培養模式，我們的哲學專業人才培養模式改革是不可能啟動的;即使我們有非常強烈的改革意愿，自發強行啟動改革，改革也不可能持久，更不可能徹底。
第二，哲學專業人才培養模式改革要從培養什么樣的人這個基本理念的改變入手。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不管從社會需要的角度看，還是從哲學專業學生畢業后的職業發展看，除了專業的哲學研究工作者外，哲學專業還應當培養那些具有較高理論思維能力、能夠從事復雜現實問題分析或理論宣傳工作的交叉復合型人才。一旦在這種基本理念上實現徹底改變，綱舉目張，我們就能在順利實現一系列重要觀念的調整，把交叉復合人才的培養、學生的能力培養等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來。
第三，哲學專業人才培養模式改革應把新型課程建設作為主要抓手。近年來，慕課、微課、翻轉課堂、新生研討課等一系列新型課程形態被陸續引入國內，在教師和學生中產生了很大反響，客觀上激發出了改革熱情。在南京大學整體推進這些新型課程建設的進程中，我們順勢而為，因勢利導，積極引導、推動教師進行新型課程建設。通過推出一批新課程，淘汰了一批老舊課程，以循序漸進的方式穩定地實現了課程體系的優化和升級。
(一)確立科學的論文寫作理念
馬哲認為，矛盾既是事物變化發展的源泉，也是事物變化發展的動力。這就啟示人們，論文寫作作為一個針對社會生活中存在的矛盾或問題而試圖對其給出科學認識或合理解決問題的活動，無疑須將“及時發現問題、深刻揭示問題和完美解決問題”視為寫作者應該確立的寫作理念。該理念表明，論文寫作既要正視和分析問題，更應探索問題的妥善解決方式，因為任何不能在及時發現和揭示問題的基礎上去完美解決問題的論文寫作，即使它創造性地揭示了問題的本質及規律，但如果此寫作活動只是片面地追求合規律性的科技價值而不追求合目的性的人文價值，該寫作活動就會因背離了“在發現和解決問題中促進人類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需要”這一寫作的真實追求，而難以成為人們普遍認可和欣賞的高質量論文。
(二)提供必要的論文寫作方法
論文寫作方法是為完成論文寫作目標所采用的方式或程序。在論文寫作中，盡管寫作者會采用一些具體的寫作方法譬如分析與綜合、想象等，但由于一些作者受形而上學思維的影響，這些方法在寫作中的運用往往呈現出單一化或固定化的傾向。而馬哲思維強調用整體、聯系、系統和變化發展的視野來對待寫作，可以為寫作者提供必要的寫作方法。
(三)指明具體的論文寫作路徑
首先，馬哲的唯實思維和辯證思維為論文寫作指明了寫作的前提和基礎──實事求是，也指明了寫作的根本方法——辯證思維方法。唯實思維提醒人們，論文寫作只有在尊重論文創作基本條件的基礎上，才能得以順利展開。辯證思維則告訴人們，論文寫作只有運用辯證思維，突破單一性，實現多樣性，突破孤立性，實現整體性，才能達到寫作目的。其次，馬哲的實踐思維為人們標識出了一條“在寫作實踐與寫作計劃辯證關系的展開中完成寫作”的路徑。論文寫作是一個“寫作實踐—寫作計劃—寫作實踐”多次反復的過程，人們只有沿著這一寫作路徑，才能逐漸接近寫作目標。
(四)激發積極的論文寫作精神
首先，馬哲的實踐思維和唯實思維，能夠讓論文寫作者在尊重實踐的基礎上擁有求真務實、實事求是的寫作精神，使寫作者避免陷入不切實際的空想和臆想之中。其次，馬哲的矛盾思維能讓論文寫作者在承認、分析和解決矛盾的過程中擁有尋根究底、勇對困難的開拓精神，使寫作者能夠把那些人們不大追究的問題作為“問題”進行大膽的懷疑和追問，為設計新的寫作方案找到突破口。最后，馬哲的批判思維和反思思維能讓寫作者擁有對其寫作的前提、基礎、方法、過程或結論等進行批判和反思的精神，而這種精神正是寫作者以獨立思考取代人云亦云、以自主建構取代依葫蘆畫瓢所必需的。
(五)促成有獨創的論文寫作成果
馬哲本質上是一種創新哲學，其思維特征與致力于形成獨創性學術理論成果的論文寫作，在尊重實踐、注重批判及反思等方面是一致的，這使得馬哲思維一旦融入論文寫作中，就會讓寫作者在立足實踐的同時，一方面能夠展現自覺進取的意識和追求卓越的價值取向，將自己置于寫作主體的地位，另一方面能夠以實事求是、批判反思的態度去盡力發揮其作為寫作主體的創新能動性，使論文寫作目標由可能變為現實。這對于提升論文寫作者的能動性并促其形成富有獨創性的論文成果，無疑具有現實的積極影響。
大學生論文寫作中的哲學思維缺失狀況分析
為了解大學生在論文寫作中的馬哲思維運用狀況，筆者經過對湖南理工學院365名大學生的論文分析及問卷調查，發現大學生在論文寫作中存在“馬哲思維貧困”的現象，馬哲思維的缺失狀況令人擔憂。
(一)大學生論文寫作中馬哲思維的缺失種類較多、缺失程度較大
實踐思維、唯實思維、辯證思維、批判思維和反思思維是五種常見的馬哲思維。為測定大學生在論文寫作中運用這五種思維的程度，筆者將它們被運用的程度設定為四個可參考的項，即“運用很充分”“運用比較充分”“運用不大充分”“運用毫不充分”，并分別記4、3、2、1分。按照這種方法對大學生論文進行分析，結果表明，這五種馬哲思維在論文中運用程度的平均數值分別為2.89、2.90、3.08、1.10、1.00，其均值大多處于1分至3分之間。這說明大學生論文寫作中馬哲思維的缺失種類較多，而且馬哲思維的運用程度都欠充分。
(二)大學生論文寫作中馬哲思維缺失的根本原因是缺少有效的馬哲思維教育
筆者在問卷調查中給每一個影響馬哲思維教育的因素子項列出了四個可選答的項“很認可”“比較認可”“有點認可”“不認可”，并分別記4、3、2、1分。調查結果顯示，影響馬哲思維有效教育的因素按程度大小排列，依次體現為：(1)教師因素，包括馬哲思維教育內容缺乏，馬哲思維教育方法不當，馬哲思維教育與論文寫作教育脫節等，影響均值為3.54分；(2)學生因素，包括學習馬哲思維無興趣，不用心把握馬哲思維，不主動在論文寫作中運用馬哲思維等，影響均值為3.52分；(3)學校因素，如不重視馬哲思維教育在論文寫作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影響均值為3.39分。如果各因素分值在3分以上的為影響大，4分以上的為影響很大，那么可以看出，這三大影響因素的均值都處于影響大和影響很大之間，說明教師、學生、學校都是影響馬哲思維教育有效性的重要因素。這就告訴我們，如果馬哲教師只是一味強化其教育的德育功能而疏忽其論文寫作的教育功能，或者大學生學習馬哲思維態度不積極，或者高校不善于處理馬哲思維教育與論文寫作教育之間的關系，那么都將極大削弱馬哲思維教育培養大學生論文寫作能力的功效。
以提升大學生論文寫作能力為導向的培養對策
上述調查結果表明，培養大學生的馬哲思維以提升其論文寫作能力，對于高校來說，已迫在眉睫。恩格斯曾經告誡人們：“哲學思維必須加以發展和鍛煉，而為了這種鍛煉，除了學習以往的哲學，直到現在還沒有別的手段。”[2]465問題是，我們在加強馬哲思維教學的同時，切忌泛泛而談，而須在培養內容和培養方法上采取切實可行的對策。
(一)有針對性地安排馬哲思維培養內容
這主要是針對一些大學生在論文寫作中存在的諸如自以為是、探究問題能力不足、滿足于即時求解等問題，借助相關的馬哲思維教學，讓大學生把握論文寫作的技巧。其一，學會對論文寫作的正本清源。馬哲的唯實思維和實踐思維主張人的思維必須與客觀實際保持一致，并且強調實踐是認識產生和發展的唯一活水源頭，為人們寫作論文給出了“本”“源”問題上的答案。所以，在馬哲教學中，教師要注重揭示唯實思維和實踐思維的科學性、客觀基礎和必要性，引導大學生在論文寫作中尊重客觀實際和實踐，自覺摒棄神秘主義、先驗主義和經驗主義，以確保自己的寫作活動能夠立于可靠之本、始于本來之源。其二，擅長對論文寫作對象的窮根究底，即將寫作對象所涉及的問題及其產生的根本原因或第一原因發掘出來，以促進問題的有效解決。為此，教師可以運用馬哲的辯證思維，如整體思維、聯系思維和矛盾思維啟發學生。其三，在論文寫作中展示具體理性。為了幫助大學生揭示論文寫作對象的本質和規律，教師應特別向大學生闡明馬哲在揭示自然界、人的認識、人類社會的本質和規律時是如何運用“從抽象到具體”這一辯證邏輯思維的，使大學生面對論文寫作對象時能夠從對該對象的感性認識出發，經抽象思維，形成對其某一特性的簡單理性認識，再通過拓展和深化，達到對該對象諸多特性乃至本質或規律的復雜理性認識。實踐證明，大學生只有經常接受辯證邏輯思維的訓練，其在論文寫作中才能不為細枝末節所惑，而在反復的思維訓練中求解出寫作對象的本質與規律。其四，精于對論文參考文獻的理性批判。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教育學生敢于對參考文獻予以理性的質疑和評判，既善于發現其不足，又要確保其合理性，使大學生自覺擺脫落后觀念的束縛，培養其運用參考文獻的能力。而為了培養大學生的這一能力，教師有必要向他們闡釋馬哲是如何運用實踐的武器對唯心主義、舊唯物主義等哲學思想進行深刻批判的，使他們在領悟馬哲的卓越批判能力之后，也能精于對參考文獻的理性批判。其五，反思。對基于批判他人文獻而形成的論文，作者要進行合規律與合目的的自我批判，自我反思，以進一步完善論文思想。
關鍵詞：游牧文化；烏桓；鮮卑；研究索引
中圖分類號：K28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5）08-0273-03
一、論著類（含博士、碩士畢業論文）
成永娜，《烏桓民族關系探析》，煙臺大學碩士生論文，2009年。
郭鵬，《十六國時期慕容燕集團文化述論》，西北師大碩士畢業論文，2009年。
閔海霞，《匈奴發展史研究》，蘭州大學博士生論文，2010年。
吳松巖，《早期鮮卑墓葬研究》，吉林大學博士生論文，2010年。
蔣東明，《慕容鮮卑興衰原因探析》，內蒙古大學碩士生論文，2012年。
李莎，《論烏桓、鮮卑的南遷及其對漢匈關系的影響》，渤海大學碩士生論文，2012年。
陶麗根，《拓跋鮮卑早期史地綜考》，內蒙古大學碩士生論文，2013年。
郝燕妮，《慕容鮮卑對“中國”認同問題研究》，吉林大學碩士生論文，2013年。
劉洋，《東漢王朝東北地區治理政策研究――以東漢王朝與鮮卑的關系為重心》，廣西師范大學碩士生論文，2013年。
梁云，《拓跋鮮卑早期歷史若干問題研究》，內蒙古大學博士生論文，2013年。
周劉備，《唐代詩人眼中的漢代邊疆問題》，華中師范大學碩士生論文，2014年。
李洪波，《兩漢時期的馬政與邊疆安全》，東北師范大學碩士生論文，2014年。
李煥清，《古代北方少數民族名號與崇山習俗考論》，東北師范大學博士生論文，2014年。
李路《漢代東北邊疆民族文化與漢文化交流研究》，東北師范大學博士生論文2014年6月
張婷婷，《鮮卑族民間美術造型》，哈爾濱師范大學碩士生論文，2014年。
高建國，《鮮卑族裔府州折氏研究》，內蒙古大學博士生論文，2014年。
二、論文類
理論研究綜述
傅新民，《融合、消亡、新生――北魏拓跋鮮卑文化改革沉思》，《網絡財富》2009年01期。
閆祥云、馬成軍，《拓跋鮮卑史學自覺與北朝史學編纂》，《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2009年02期。
姚勝，《甘英出使大秦原因考》，《塔里木大學學報》2009年03期。
李煥清、王彥輝，《匈奴“甌脫”考辯》，《史學理論研究》2009年04期。
王平、陳文，《簡述東漢前期對北匈奴的政策》，《白城師范學院學報》2009年04期。
薛海波，《試論漢魏之際東北各民族的政治發展形態――以部落酋豪為中心》，《東北史地》2009年08期。
閔海霞、崔明德，《試析南匈奴未能實現統一的原因》，《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10期。
李治亭，《論邊疆問題與歷代王朝的盛衰》，《東北史地》2009年11期。
陳得芝，《秦漢時期的北疆》，《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2009年12期。
焦應達，《古代北方民族法律起源探析》，《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05期。
程尼娜，《漢代東北亞封貢體制初探》，《學習與探索》2010年05期。
梁云，《內蒙古地區鮮卑歷史的研究意義》，《呼倫貝爾學院學報》2010年06期。
秦樹才、梁初陽，《〈后漢書〉中國民族史史料概說》，《西南古籍研究》2011年06期。
楊春奮，《中國古代北方少數民族男子發式微探》，《雞西大學學報》2011年07期。
梁云，《早期拓跋鮮卑研究回顧》，《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01期。
王冉，《論早期鮮卑和東胡的淵源》，《劍南文學（經典教苑）》2012年02期。
付開鏡，《魏晉南北朝鮮卑民族性觀念的儒家化》，《史林》2012年06期。
周麗莎，《魏晉時期鮮卑之崛起及其被打壓》，《呼倫貝爾學院學報》2012年12期。
尹波濤，《略論馬長壽先生的北魏史研究――以〈烏桓與鮮卑〉為中心》，《西北民族論叢》2013年08期。
李曉標，《區域旅游開發中的文脈分析研究――以拓跋鮮卑民族文化園為例》，《現代營銷（學苑版）》2013年10期。
李昆、李建鳳，《知網所見鮮卑族族源研究綜述》，《青春歲月》2014年01期。
高然，《民族歷程與慕容改姓》，《西華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014年07期。
戴光宇，《試論鮮卑語、契丹語和滿語的關系》，《滿語研究》2014年12期。
趙紅梅，《漢代邊疆民族管理機構比較研究――以度遼將軍、護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將為中心》，《黑龍江社會科學》2014年09期。
起源與發展史
李海葉，《北魏時期的慕容與鮮卑》，《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03期。
黃河，《3-4世紀昌黎鮮卑胡姓群體初探》，《東北史地》2010年01期。
趙學政，《詩歌（詞）中的北疆游牧史考――以匈奴、鮮卑為例》，《前沿》2010年01期。
殷憲，《拓跋代與平城》，《學習與探索》2010年03期。
李書吉，《拓跋魏代北史實拾遺》，《學習與探索》2010年05期。
曹永年，《關于拓跋鮮卑的發祥地問題――與李志敏先生商榷》，《中國史研究》2010年08期。
潘玲，《西漢時期烏桓歷史辨析》，《史學集刊》2011年01期。
劉軍，《論鮮卑拓跋氏族群結構的演變》，《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1年01期。
趙紅梅，《慕容鮮卑早期歷史談論――關于慕容氏的起源及其對華夏文化的認同問題》，《學習與探索》2011年05期。
梁云，《拓跋鮮卑西遷大澤、匈奴故地原因探析》，《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1年07期。
楊軍，《烏桓山與鮮卑山新考》，《歐亞學刊（國際版）》2011年10期。
倪瑞安，《拓跋南遷匈奴故地研究述評》，《東北史地》2012年01期。
穆臣，《慕容鮮卑民族共同體形成考論》，《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07期。
溫玉成，《論拓跋部源自索離》，《新疆師范大學（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11期。
丁柏峰，《簡論吐谷渾西遷之后與慕容鮮卑的歷史分野》，《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01期。
崔向東，《論慕容在慕容鮮卑崛起中的作用》，《社會科學戰線》2013年02期。
王鵬，《鮮卑人覬覦中原慕容世家的“皇帝夢”》，《國家人文歷史》2013年02期。
劉宗銘，《簡述鮮卑族的起源及發展演變史》，《學理論》2013年03期。
王天蛟，《嫩江流域是鮮卑入主中原的必由之路》，《理論觀察》2013年04期。
魏俊杰，《論鮮卑段部的源流和興衰》，《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06期。
高然，《慕容鮮卑早期歷史考論》，《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08期。
文化、社會生活與習俗
高恒天、趙金國，《秦漢時代鮮卑族的道德生活及影響》，《陜西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02期。
徐海晶，《從北朝上層女子看鮮卑族的貞潔觀》，《白城師范學院學報》2010年04期。
孫險峰，《北魏鮮卑人的宇宙觀――從鮮卑人的祭天禮制看宇宙觀的變遷》，《自然辯證法研究》2010年11期。
莊鴻雁，《鮮卑薩滿文化三論》，《學術交流》2012年09期。
王永平，《北魏后期遷洛鮮卑皇族集團之雅化――以其學術文化積累的提升為中心》，《河北學刊》2012年11期。
陳鵬，《拓跋鮮卑七分國人時間異說形成考》，《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2012年12期。
呂凈植，《鮮卑非瑞獸辨》，《北方文物》2013年02期。
艾蔭范，《尾音節為“隗”的古鮮卑人名音讀和意涵初判》，《北方文物》2013年04期。
王春紅，《北魏鮮卑八姓之嵇、奚辨》，《許昌學院學報》2014年04期。
趙和平，《于闐尉遲氏源出鮮卑考――中古尉遲氏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14年06期。
肖永明，《青海魏晉十六國墓葬的鮮卑文化因素》，《青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05期。
曾順崗、張宏斌，《鮮卑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儒士命運――對北魏崔浩被誅的深層解讀》，《天府新論》2014年05期。
孫楠，《鮮卑族口傳文學的史料價值》，《通化師范學院學報》2014年09期。
陸剛，《東漢鮮卑立體造型藝術發展脈絡研究》，《雕塑》2014年09期。
宋丙玲，《從文本和考古材料探析早期鮮卑服飾反映的漢人意象》，《中國美術研究》2014年09期。
陸剛，《鮮卑立體造型藝術作品構成形式解析》，《美術教育研究》2014年10期。
政治、制度與軍事
薛宗正，《關于慕容氏集成制度的探討》，《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03期。
李俊方、魏舶，《漢晉護烏桓校尉職官性質演變探析》，《北方文物》2009年11期。
李大龍，《簡論曹魏王朝的鮮卑政策――以王雄刺殺軻比能為中心》，《黑龍江民族叢刊》2010年10期。
李瑾明，《游牧社會領導者的作用考――以鮮卑君主的地位為中心》，《宋史研究論叢》2010年12期。
金洪培，《淝水之戰與慕容垂復燕》，《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04期。
林永強，《漢朝針對降附烏桓的軍政管理措施考論》，《黑龍江民族叢刊》2012年04期。
曹晉，《克里孟古城：檀石槐鮮卑軍事大聯盟的指揮中心》，《集寧師范學院學報》2012年06期。
毋有江，《拓跋鮮卑政治發展的地理空間》，《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2012年12期。
趙紅梅，《鮮卑朝貢制度構建的歷史軌跡――1―4世紀鮮卑朝貢中原王朝特征述略》，《學習與探索》2014年04期。
程尼娜，《漢魏晉時期東部鮮卑朝貢制度研究》，《學習與探索》2014年04期。
民族交往與融合
王華權，《漢語親屬稱謂前綴“阿”成因再探――兼說鮮卑等北方少數民族語對中古漢語的影響》，《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04期。
崔明德、成永娜，《烏桓調整與周邊民族關系的原因及其影響》，《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07期。
周惠泉，《宇文虛中新探》，《文學評論》2009年09期。
孫玉景，《古代渾河地區民族族系嬗變及其文化特征》，《民族論壇》2010年03期。
汪錫鵬，《由太和五銖到北周三品――從錢幣上看北朝鮮卑統治者的漢化進程》，《中國城市金融》2010年03期。
羊瑜，《從六鎮鮮卑看拓跋鮮卑的漢化過程》，《浙江工商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0年06期。
趙秀文、金鋒、包福存，《鮮卑族漢化與諾曼底貴族盎格魯化比較》，《牡丹江大學學報》2010年08期。
莊金秋，《略論段部鮮卑與兩晉的關系》，《東北史地》2010年09期。
束霞平，《芻議鮮卑族服飾對南北朝戎服的影響》，《絲綢》2010年10期。
沈波，《對鮮卑族種屬的多角度探析》，《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11期。
金洪培，《叛服不常――略論慕容鮮卑與西晉的關系》，《黑龍江民族叢刊》2010年12期。
高然，《鮮卑豆盧氏世系補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0年12期。
趙紅梅，《烏桓朝貢東漢王朝探微》，《社會科學輯刊》2011年11期。
胡玉春，《鐵弗匈奴與拓跋鮮卑關系考略》，《黑龍江史志》2012年01期。
王荔，《慕容鮮卑漢化過程淺析》，《劍南文學（經典教苑）》2012年03期。
李春梅，《匈奴與烏桓的關系考述》，《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2年03期。
李莎，《論兩漢時期烏桓、鮮卑南遷的原因及對漢匈奴關系的影響》，《咸陽師范學院學報》2012年05期。
管芙蓉，《鮮卑族入主中原的意義》，《山西大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06期。
潘慧，《淺析拓跋鮮卑和中原文化的融合與沖突》，《絲綢之路》2012年08期。
趙紅梅，《政治中心的移徙與民族文化的交融――慕容鮮卑傳統教育淵源解析》，《學習與探索》2013年02期。
孫泓，《慕容鮮卑遷入朝鮮半島及其影響》，《朝鮮、韓國歷史研究》2013年03期。
鄭亮，《試論東漢與鮮卑的和戰關系》，《劍南文學（經典教苑）》2013年09期。
劉彥坤，《淺析鮮卑文化在南北朝時期對民族大融合推動作用》，《商》2014年04期。
孫顥，《高句麗與慕容鮮卑關系解讀――以陶器為視角》，《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06期。
崔向東，《烏桓、鮮卑南遷西進與北方民族關系演變》，《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4年07期。
楊懿，《華裔理殊：永嘉之亂前的慕容鮮卑及其改革動因》，《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07期。
苗霖霖，《黨項鮮卑關系再探討》，《黑龍江民族叢刊》2014年08期。
考古研究
吳松巖，《早期鮮卑考古學主要發現與研究述評》，《東北史地》2009年01期。
韋正，《鮮卑墓葬研究》，《考古學報》2009年07期。
倪瑞安，《拓跋―北魏墓葬研究的學科背景與核心問題》，《內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01期。
吉平、劉海文、馬婧，《內蒙古南寶力皋吐鮮卑墓地發掘簡報》，《華夏考古》2010年06期。
陳孔壇，《“北周三品”錢幣是鮮卑宇文部漢化的物證》，《東方收藏》2010年11期。
李懷順，《河西魏晉墓壁畫少數民族形象初探》，《華夏考古》2010年12期。
潘玲，《東漢至魏晉早期鮮卑墓葬的特征與演變分析―以性別和年齡差異為例》，《草原文物》2012年03期。
范恩實，《論西岔溝古墓群的族屬――兼及烏桓、鮮卑考古文化的探索問題》，《社會科學戰線》2012年04期。
吳葒、王策毛、瑞林，《河西墓葬中的鮮卑因素》，《考古與文物》2012年04期。
潘玲，《長城地帶早期鮮卑遺存文化因素來源分析》，《邊疆考古研究》2012年08期。
吳松巖，《拓跋鮮卑一種特殊的合葬類型―二次疊葬墓》，《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2年09期。
謝洪波，《北朝鎮墓獸造型與鮮卑族漢化的關系解析》，《貴州民族研究》2013年04期。
林林、馮雷、郭松雪，《慕容鮮卑早期落腳點“棘城之北”考》，《草原文物》2013年09期。
范兆飛，《北魏鮮卑喪葬習俗考論》，《學術月刊》2013年09期。
張景明，《鮮卑金銀器與草原絲綢之路》，《邊疆考古研究》2013年12期。
最新本科畢業論文致謝詞
彈指一揮間，大學四年已經接近了尾聲。當自己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完成這篇畢業論文的時候，自己也從當年一個從山里走出的懵懂孩子變成了一個成熟青年，回想自己的十幾年的求學生涯，雖然只是一個本科畢業，但也實屬不容易。首先，從小學到大學的學費和生活費就不是一個小數目，這當然要感謝我的爸爸媽媽，他們都是農民，沒有他們的勤勤懇懇和細心安排，我是無論如何也完成不了我的大學生活。沒有他們的支持和鼓勵，我也不可能完成我經濟學第二專業的學習。當然，一個農民家庭要同時供兩個大學生上學，沒有別人的幫助和接濟是相當困難的。因此我要感謝那些在我求學時對我經濟和精神上幫助的親戚、朋友、老師和同學們，我的生活因你們而精彩和充實。
華中科技大學，這里嚴謹的學風、優美的校園環境使我大學四年過的很充實和愉快。我第一學期是在哲學系度過的。在這短短的半年時間里，我有幸和許多優秀的同學一起學習，聽睿智的哲學老師講授哲學。后來由于一些本可抗拒但一時沖動的原因，我依依不舍的離開了哲學系，離開了親愛的哲學系的老師和同學們。雖然只有短短的半年時光，但我確實學到了很多有用的知識，尤其是對我思想和方法上的指導。這些有用的東西一直對我大學的學習和生活有很重要的指導作用，我相信，這些東西將伴隨我走完整個人生的道路。現在回想起在哲學班的日子，還是那么的溫馨和愜意，我不能不感謝當時哲學班的每一位同學和老師，跟你們在一起學習、生活，那真是其樂融融，妙不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