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06 18:4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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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信息技術在教育領域深入應用與推廣，各個領域的研究者分別從各個不同領域開始探究智慧教育的內涵。祝智庭教授認為智慧教育的基本內涵：通過構建智慧學習環境（SmartLearningEnvi-ronments），運用智慧教學法（SmartPedagogy），促進學習者進行智慧學習（SmartLearning），從而提升成才期望，即培養具有高智能（HighIntelligence）和創造力（Productivity）的人，利用適當的技術智慧地參與各種實踐活動并不斷地創造制品和價值，實現對學習環境、生活環境和工作環境靈巧機敏的適應、塑造和選擇。相關智慧教育公司以技術視角認為智慧教育是以云概念為基礎，以物聯網為支撐，網絡技術作為基礎方向，建立基礎教育的智能化校園管理系統，可以促進優質教育資源共建共享和應用、資源整合，融入到教學、學習、管理等工作領域，實現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質量目標，推動教育教學改革的發展。智慧教育是在云計算、物聯網、泛在網絡、人工智能技術支持下，合理設計并開發智慧學習環境，促進學生智慧學習。筆者認為智慧教育以學生為中心，通過信息技術構建并創新有效的智慧教學環境，實現個性化、智能化和體驗化學習環境，形成優質教學內容共享、合理資源推送和自我評估功能，培養并提高學習者信息技術應用能力和問題解決能力，促進學習者知識智慧建構。
二、智慧教育現狀
在信息技術的融合下，各個國家已經意識到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同時把智慧教育作為變革國家教育系統的戰略選擇。目前國內外在智慧教育設計和建設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經驗，對于我國發展智慧教育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一）重視基礎設施的建設，加強軟實力的發展
國內外現階段的智慧教育中，非常重視硬件基礎設施建設，如高速寬帶接入、云計算存儲、移動終端的開發等，這些對促進學生進行隨時隨地學習提供了條件。IBM根據智慧教育五大變革，提出智慧教育框架：數據收集、存儲與分析；個性化學習體驗和優化教育管理。在IBM智慧教育核心就是利用信息技術，為學習者創設智慧學習情境。國內華東師大與華為公司合作的華東師大教育云、寧波智慧教育，架設高帶寬校園網，創建了高智能實驗室和新教學設施。這些基礎設計的建設為后期智慧教育資源的開發與應用提供了很好地保障。
（二）實現跨學科、跨部門整合，促進全員參與智慧教育建設
在新加坡智慧教育系統中，通過整合公眾學校、私人部門/企業、公共部門政府合作模式，與各地方教育技術研究團體、信息通信研究人員、企業以及知名海外教育技術機構建立合作關系。學校與教師在電子教材、其他教育資源與教育應用的開發上具有一定的話語權，通過多方合作交流，從而獲得有利的實時反饋，實現活躍的思想與合作交流，保證產品和服務的質量。
（三）消除信息孤島，促進各個系統融合共享
韓國智慧教育系統是結構化的插件式智慧教育系統，該系統由智慧內容子系統和家校學習子系統組成，通過學校和家庭聯接，形成一個學習空間，促進正式和非正式學習，各個系統功能相互融合，全面實現數據共享和服務，有效提高學習和教學工作的效率。我國教育信息化建設經歷了網絡教育、數字教育。在數字教育中，我們基本實現了校園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對教學系統、學習系統、管理系統等系統進行了開發，但這些系統是相互孤立的。在智慧教育未來發展過程中，整合各個子系統，實現數據共享和服務是我們智慧教育發展的重要目標。
（四）重視智慧教育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
我國先后頒發了《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和《教育信息化十年發展規劃（2011-2020年）》等綱領性文件，這些對我國智慧教育的發展提供了政策上支持，同時為智慧教育發展指明了方向。然而智慧教育有條不紊地持續發展還需要國家立法機關建立更完善的法律法規，通過立法為智慧教育的發展提供有力保障。我國智慧教育建設在各個學校側重點各不相同，有側重硬件基礎設施、側重網絡帶寬、數字化教材開發、教學系統軟件開發等。如何更有效的發展我國智慧教育，更需要上層理論指導。筆者以學習科學為理論，促進智慧教育合理、個性、針對性建設，讓學習者獲得更高水平的創造性思維。
三、學習科學內涵
智慧教育建設圍繞“以學習者為中心”，設計學習中的硬件、資源、環境和社會因素，根據所收集到的實時或非實時的數據，對設計進行適應性調整。而學習科學的理論與方法則可以指導這一設計過程和具體技術的實現。根據學習科學理念，對學習情境中學習者的具體學習行為、感知信息的方式和態度，進行設計。
四、智慧學習環境設計
本文結合學習科學內涵，根據馮銳經驗學習環境模型，利用物聯網、云計算、互聯網和智能技術，全面感知學習情境信息、識別學習者特性，靈活生成最佳適配的學習任務和活動，結合技術支撐下的智慧教學法，構建學生的知識意義，從而使學生的創造性和創新思維得到大大提高，設計智慧學習環境模型（如圖1）。圖1智慧學習環境設計模型在本模型中，“以學習者為中心”，把學習活動鑲嵌在真實情境中，學習者通過體驗解決真實問題的過程，再檢索、分析、解決和驗證問題，通過廣泛參與、自由探索、合作共享，獲得知識的意義建構。主要有以下功能：
（一）學習情境自動感知
情境感知主要表征智慧環境對物理環境和學習行為的感知能力。一方面傳感器感知環境的物理因素，系統自動調節物理環境，促進學生適應性學習。第二方面傳感器獲取學習者的位置、姿勢、學習終端、操作、學習方式、情感等學習行為方面數據，結合學習行為分析，了解學生的學習需求，提供適應性支持，促進學習者個性化、自我導向的學習。
（二）學習資源自動推送
在智慧學習平臺，結合學習分析呈現學習者特征、學習內容、處理信息的方式等數據，為學習者自動推送相關學習資源，促進學習個性化學習。同時智慧學習平臺還根據學習結果數據分析采取干預措施，通過迭代循環過程，更好實現個性化服務，從而達到提高學習和教學成效的目的。
（三）智慧評價
評價促進教學改進。在智慧學習環境中從評價主體的多元性、評價內容的多元性、評價方式的多元性進行綜合性評價學生的學習效果。評價主體有學生、同學、教師和學習共同體。評價內容有學生在線學習時間、發帖數據、參與討論頻率和測驗分數等。評價方式有調查、項目設計、考試等。
（四）智慧教學模式
據文獻分析，目前國內關于教學模式的研究非常多。然而目前如何選擇恰當的教學模式，卻沒有相關原則和技術。在智慧學習環境中，我們充分利用技術的“智慧性”，靈活地選擇智慧學習平臺社交媒體，利用各種交互方式和媒體工具，設計與自己學科相適合的教學模式。同時還可通過教學助手的設計，如在線求助策略，促進學生進行高效的合作學習。在科學實驗課中我們可結合認知科學仿真技術，建立3D情境館，如博物館、圖書館和生活館，實現學習者真實的學習環境沉浸式學習，提高學習者的問題解決能力和技巧。
（五）正式學習與非正式學習相結合
在智慧教育系統，我們結合正式學習和非正式學習環境特點，主要是了解和改善家庭、工作場所，課堂等實現虛擬的共同體與現實共同體中的學習環境，針對教學設計的認知、社會和技術方面都給予跨學科的研究，從而達到利用創新的技術來改變學習方式。
五、總結
目前，信息技術與教育在不斷地融合，教育信息化持續良好的發展勢在必行，十分迫切。現階段我國關于技術支持深度學習的學習環境設計與開發還處于初級階段，本文結合學習科學理論，從理論上設計智慧教育學習環境模型，創建具有智慧特性的學習環境，促進智慧教育的研究更好地發展。
作者:張亞珍 單位:九江學院信息科學與技術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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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文化理論;大學英語;“類母語”;課堂環境
一、引言
大學英語的學習目標應該與英語語言文化的學習緊密聯系在一起，對此國內諸多外語教育研究者看法頗為一致。如束定芳等（1998）認為扎實的語言基礎，較強的語言運用技能和較高的文化素養將最終體現在大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上。這種能力的培養和形成涉及學習者本身的語言知識、認知能力、文化知識、文體知識、其他知識和情感因素。文秋芳（2002）認為大學英語教學目標要求學習者在多元文化環境中，不僅能用英語與他人交流，同時要做“言之有物”和“言之有理”。夏紀梅（2002）認為這種能力的本質是在不同的環境中進行語言的創造與再創造的活動能力。可見語言習得離不開社會文化這個載體。文秋芳（2010）提出要相信人與社會，語言與文化是不可分割的、融為一體的。那么，人與其所處社會環境之間是怎樣融為一體的呢？
二、基于社會文化理論的二語習得理論
維果茨基用社會文化理論辯證地解釋了學習者所處的社會環境與其思維過程之間的關系。他認為，人由生物決定的心理系統包括記憶、注意等，一旦遇到文化物品、活動就被重新組織成了一個新的、人類所特有的心理系統。這個心理系統是生物因素與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產物，生物因素提供必要的功能，文化因素則使得人類有能力從外部有意識地協調這些功能。因此，外在社會影響并改變人的思維過程，思維過程反過來影響并改變外在社會環境，二者是辯證地結合在一起的。對語言學習而言，社會環境不僅是學習者語言輸入的來源，而且是學習者認知能力發展的來源。同時，語言作為人類認知能力發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語言能力的發展與認知能力的發展是相互交織在一起的。人的語言、認知和社會發展都是社會文化構建的，所以學習與發展不僅是認知過程，更是社會過程。與認知理論指導下的語言習得觀念不同，社會文化理論認為語言能力的來源既不是語言習得裝置，又不是其他機制，而是來源于真實社會環境中語言的使用。由于社會環境具有很強的區域性，語言能力應當反映某一特定社會環境的特征，所以它沒有置于學習者的大腦中，而是置于多維的社會環境及學習者接觸到的各種話語實踐中。并且社會文化理論認為語言不應被視為抽象的形態、句法規則和結構，而應被看成各種社會環境下的話語（speech）。對于二語習得者而言，他們需要體驗、吸收、輸出目標語社會文化中的新話語。其中，新話語的輸出需要在類似母語環境的真實生活中發生，發生在與他人交往與互動中。維果茨基認為與他人交流使得學習者能夠獲得無論是環境或內在語言機制都不能單獨提供的語言知識。然而，學習者并不是一開始就能獨立完成交流的，為此他提出了“搭建腳手架”和“最近發展區”這兩個概念。交流過程中學習者需要他人協助或自我協助作為腳手架促進“最近發展區”的產生。學習者首先在與他人交互中接觸并展現新的語言形式與功能，隨后將這些形式與功能內化，使自己能獨立使用語言完成交互任務。由于語言能力置于學習者接觸的話語實踐中，因此習得發生在交互過程中，而不是交互的結果。交互中他人協助或自我協助發揮腳手架作用，幫助學習者完成自己所不能獨立完成的任務，即實現一個“最近發展區”的目標，向下一個“最近發展區”前進。就交互形式而言，口頭交互是基本手段，以對話式交互最為常見。
三、“類母語”課堂教學環境的構建
1.對二語教師的要求
如何基于社會文化理論構建“類母語”的大學英語課堂教學環境呢？與教師而言，首先要對課堂環境有一個全新的認識。長期以來教師、教材、知識點一直被認為是課堂的三大要素。授課模式基本是教師按照教材上的知識點對學生進行知識傳授。但當我們從社會文化理論視角看待二語習得時，則需要把課堂看成一個社會文化環境，并在這個環境下培養學生積極參與到目標語言文化里；另外，課堂要盡可能反映外在社會文化的現實，我們不能創造一個與外在真實世界不一致的人造環境；第三，在課堂上教師要盡量為每個學生創造屬于個人的最近發展區，然后通過對話式交互幫助學生實現各種體裁話語的輸出。其次，教師對課堂上的交互要有新的認識。在講座、教師提問等一些形式的交互中，參與者的權力是不對等的，而Vanlier認為保證對話中參與者權利對等很重要，即每個參與者擁有平等的權利和責任，決定談什么，談多久，和誰談，以及什么時候結束談話。因此，保證每個學生在對話交互中擁有平等的權利和責任是教師需要遵循的一個基本原則。其二，交互形式可以多種多樣，如協作式對話、知識構建型對話等。日常對話通常具有區域性、未計劃性和后果不確定性等特征。因為這些特征，VanLier（1996）指出課堂上的對話交互不能局限于和教師之間的協作型對話，還應包括和實際發展水平相當的學習者之間的交互，并且能力相當的學習者之間的交互更為有效。其三，教師要避免對交互結果進行刻意的引導，接納并鼓勵對同一問題的多種理解。另外，教師還要充分利用學生的最近發展區幫助他們學習。最近發展區不僅指社會支持，還是關于意義的社會協商的場地。因此，最近發展區是認知發生變化的地方。課堂是教師和學生可以表達相互理解的場所。既然有著不同目標、資源的人互動時，認知會發生變化，那么二語教師就可以大膽地創造各種互動的可能，理解的不同正好為新知識的構建提供機會。二語教師要盡可能多地創造互動活動讓學生實踐，學生的母語背景和二語能力都不盡相同，正是這種差異讓學生獲得對同一現實的不同理解，而這才是社會的真實狀況。最后，教師要盡可能地對每個學生的學習過程全面記錄，定期分析記錄內容，然后再反饋給學生，協助學生尋找個性化的語言能力發展獨特性。
2.對學生的要求
對于語言習得主體學生來說，課堂是他們對二語社會性使用的主要場所。他們要利用好各種形式的協助實現話語的輸出。首先，教師的教學話語屬于他人協助中的專家協助。教師與學生之間的話語不僅是可理解性輸入，本質上更是他們進行協助的社會表現，在師生交互中構建，進而影響學生的學習。為了使學生有機會親身體驗語言在課堂之外的使用方式，將語言學習在一定程度上社會化，教師需要減少獨白式話語的使用，利用交互式話語創造豐富多樣的、類似真實生活的語用環境。其次，學生之間的協助屬于他人協助中的同伴協助，起到互為腳手架的作用，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的學習狀況，有助于培養表達的流利性。另外，還有與他人協助相對應的自我協助，語言學習中自我協助與他人協助同樣重要。學生通過心理排練等自我語言協助新的語言形式從心理間向心理內層面轉化，從而掌握新的語言形式。除了利用好各種形式的協助外，學生的另一項任務是自我記錄，對自己的學習過程詳細記錄并配以相關音頻視頻錄制材料，然后結合教師記錄，探尋自己的語言發展特性。
四、結語
教師和學生首先要充分認識文化在語言習得中的重要作用，然后盡可能地在課堂上創造類似母語交流的真實情景。以此激發學生的學習動力，調動其主觀能動性，幫助他們逐步成為目標語言文化的積極參與者。
參考文獻：
［1］MarysiaJohnson.APhilosophyof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M］.NewHaven&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2004.
［2］VanLier，L.InteractioninLanguageCurriculum:Awareness，Autonomy，andAuthenticity［M］.Harlow:Long-manPress，1996.
性 別：
民 族： 漢族
政治面貌： 團員
出生日期： 1985年11月
戶 口： 蘭州
婚姻狀況： 未婚
學 歷： 本科
畢業院校： 蘭州大學
畢業時間： 2008年07月
所學專業： 社會學
外語水平： 英語 (CET-4)
電腦水平： 熟練
聯系方式： 求職意向 工作類型： 全職
單位性質： 不限
期望行業： 批發、零售（商場、專賣店、百貨、超市）、紡織品業（服飾鞋帽、家紡用品、皮具）、市場、廣告、公關
期望職位： 業務拓展專員/助理、客戶服務專員/助理、市場專員/助理、市場調研與分析、業務跟單
工作地點： 杭州市
期望月薪： 2000-4000 教育經歷 [2004年9月至2008年6月] 蘭州大學社會政治類社會學專業：培養社會學理論體系、科學方法和實證研究三大領域有機結合的應用型專門人才。主要課程有：社會學概論、西方社會學原理、社會調查方法、經濟社會學、發展社會學、環境社會學、網絡社會學等。就業方向：適合在企業從事人事管理、市場營銷、策劃等工作。 培訓經歷 2008/7--2008/8：在浙江錦陽人力資源發展有限公司接受人力資源相關業務的專業培訓。 工作經驗 2008/7---2008/11:在浙江錦陽人力資源發展有限公司上班，先后擔任項目部專員職務,熟悉相關業務流程，能獨立操作相關業務。 2007/6--2007/9： 畢業實習 | 組織實施了蘭州大學2004級畢業生社會學專業畢業實習項目《社會學視角下的西北地區高中生家庭陪讀現象研究》
2007/5--2007/6： 市場調研 | 策劃并組織了《蘭州大學學生收入與消費狀況調查》項目
2006/6--2006/8： 暑期實踐 | 申請策劃并具體負責實施了蘭州大學大學生創新創業項目計劃《西北鄉村家庭中子代夫妻關系對老年人生活質量影響的研究》 專業技能 熟悉spss社會統計分析軟件的操作
能熟練操作word.wps.ppt等專業辦公文件
熟練掌握了office.excel等專業辦公軟件 工作業績 2006/6--2006/10 申請策劃并具體負責實施了蘭州大學大學生創新創業項目計劃《西北鄉村家庭中子代夫妻關系對老年人生活質量影響的研究》，獨立完成了該項目的調查報告，獲得了學校2000元的資助獎勵金，而后撰寫的調查論文被收入學院的優秀學術論文集
2007/6--2007/9：組織實施了蘭州大學2004級畢業生實習計劃社會學專業畢業實習項目《社會學視角下的西北地區高中生家庭陪讀現象研究》，獨立撰寫了實習報告，被評為本學院優秀實習報告畢業論文 自我評價 1、品行端正，吃苦耐勞，適應能力強，具備良好的團隊溝通協作能力，能及時完成組織規定的目標任務；
《南京林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為季刊，是由江蘇省教育廳主管、南京林業大學主辦的人文社會科學類綜合性學術期刊，旨在反映哲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學、經濟學、法學、管理學、歷史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體現環境與發展領域的研究特色，促進校內外和國內外的學術交流。本刊2012年起重點開設“國外環境哲學前沿”、“環境倫理學研究”、“環境社會學研究”、“環境經濟學研究”、“環境美學研究”等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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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研究我國體育社會學界與國際同行之間的相互聯系，指出我國體育社會學界與國際體育社會學界之間的互動。國際體育社會學界給予我國體育社會學的創建與發展許多啟迪和借鑒，為中國體育社會學培養了專業人才，為國內更好更快地了解學科動態提供了方便，為我國體育社會學進入國際先進行列莫定基礎;我國體育社會學界豐富了國際學術界的理論成果，為issa的刊物出版發揮了作用，為各國學者的交流提供了平臺和便利，為發展中國家學者贏得了權利，為跨國合作研究發揮了力量。
在世界各國學術交流日益頻繁和密切的時代背景下，探索我國體育社會學界與國際同行之間的聯系，研究我國體育社會學與國際體育社會學之間的互動，既可以為今后我國體育社會學史研究提供素材，又可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的對外交流提供理論參考和決策依據。
1中外體育社會學界的聯系與交往
國際間的學術交流與合作，對任何一門學科的發展和進步都是至關重要的。對于我國體育社會學來說更是如此，這是因為:第一，我國體育社會學起步較晚，國際上體育社會學的發展水平和成熟程度都高于我國;第二，國外同行的研究和經驗可以直接給予我們啟迪和借鑒。
1.1成果交流
1.1.1成果引進
我國體育社會學創建之初，引進借鑒國外的研究成果是一項重要工作。1981年，北京大學林啟武開始翻譯體育社會學方面的資料，成為第一個向國內介紹體育社會學知識的學者。之后，蔡俊伍、劉德佩、牛興華、王蘋、李樹怡等人也發表了介紹了體育社會學的文章。上世紀90年代初，劉德佩引進了奧地利格拉茲大學體育系g ·bernhard教授的問卷調查法，并向國內介紹了日本學者金崎良三設計的研究課題樣本，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研究產生了較大影響。21世紀初，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美國杰·科克利(jay ·coakley)的《體育社會學一議題與爭議》( sport in society : issues and controversies )，使我國體育社會學界對美國體育社會學有了較為完整和清晰的認識。
從引進成果的來源看，有日本、美國、前蘇聯、加拿大、波蘭、奧地利、保加利亞等國家，其中以日本、北美和前蘇聯為主。這是因為:第一，這些國家一直處于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前列;第二，早先我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多集中在日本、北美和前蘇聯等國，熟悉這些國家的研究進展，具有引進這些國家成果的便利條件。
1.1.2成呆輸出
自上世紀80年代末，我國學者開始將體育社會學的研究成果介紹給國外同行。1988年《國際體育社會學評論》( ass)發表了我國王真、陳安愧和錢躍庭的論文《中國紡織女工的體育態度和參與狀況》，標志著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開始進人國際學術界;1989年，加拿大出版的《社會與閑暇》(l& s)又刊登了劉德佩的研究《體育與中國城市居民的閑暇生活》。翌年，孔祥安和牛興華等人在《國際體育社會學評論》(irss)上向國際同行介紹了我國體育社會學十年間的學科進展和主要研究。截止2008年底，我國學者在國際學術會議和刊物上發表體育社會學論文60余篇。這些成果引起了國際體育社會學界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界的極大興趣。
1.2學者互訪
體育社會學在我國起步較晚，在創建初期，為了更好地向國際同行學習，我國曾多次邀請國外學者來華講授體育社會學。日本的影山健、近藤義忠，英國的j ·a ·mangan，韓國的林繁藏和金佰昌等學者都曾來我國傳授過體育社會學知識。
自1984年起，我國向日本、美國和前蘇聯等國派出進修體育社會學專業的訪問學者和留學生。僅“1985-1990年期間，我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在國外進修體育社會學專業的有7人之多”。1990年以后，我國又陸續派出顧淵彥、蘇連勇、金育強、張文健、董進霞、寶勇武等人到國外進修體育社會學。他們回國后，大大增強了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力量。 隨著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水平的不斷提高，國際影響逐漸擴大，進人上世紀90年代后，國際體育社會學術會議中開始出現我國學者的身影，一些國家前來邀請我國學者講學。目前我國已有蘇連勇、熊斗寅、劉德佩和盧元鎮4位體育社會學者應邀到國外講學和在國際會議上作報告。
1.3組織聯系
1964年6月，在日內瓦正式成立了國際體育社會學委員會(icss)(1994年，更名為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 issa) )。目前，issa擁有團體會員和個人會員260多個，分布在世界48個國家中。在issa成立的40多年間，對規劃和推動體育社會學的進步和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89年，我國學者劉德佩在前蘇聯學者h.. и.巴諾馬廖夫的推薦下，成為issa組織的會員，也成為我國最早加人issa的學者。隨后，我國呂樹庭、李小英、金育強等人也陸續成為issa組織的會員。截止到2008年，我國已有10余位學者加人了issa組織。鑒于我國學者的學術成就和對國際體育社會學的杰出貢獻，1994年icss破例增補我國劉德佩為icss執委會委員，2005年又批準沈陽師范大學體育科學學院為該組織的團體會員，成為我國在issa中的第一個團體會員。
1.4會議聯系
學術會議是學者們近距離交流和展示研究成果的舞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體育社會學也積極地參與國際學術交流活動。1984和1986年，我國學者出席了日本體育社會學學會的年會，結識了著名學者營原禮以及其他一些日本同行。1987年，我國學者分別與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和格拉茲大學的同行舉行了座談會，為后來的合作研究奠定了基礎。2001年起，issa舉辦的4屆世界體育社會學大學，都有我國學者積極參加的身影。第1屆世界體育社會學大會，我國就有8人參加(其中1人來自臺灣師范大學)。借助國際會議這個平臺，各國同行相互交流切磋，增加了解，增進了友誼。
1.5合作研究
由于文化制度、習俗、環境等方面的差異，研究者往往能更深刻更敏銳地發現自己不熟悉的國度和環境中的問題。國際體育社會學界認識到跨國合作研究是一種研究問題的捷徑。早在1987年，我國學者便與奧地利格拉茲大學體育科學院達成了合作研究協議。據不完全統計，我國體育社會學界分別同奧地利、日本、前蘇聯、美國、芬蘭等國家的同行完成跨國合作研究課題有12項之多。
2國際體育社會學界對中國體育社會學界的影響
2.1國際體育社會學界對中國體育社會學界的幫助與促進
2.1.1國外成果給予我國體育社會學的創建與發展許多啟迪
80年代初，體育社會學在國際上已有相當的發展，但對于國人來說卻是比較陌生的，除少數學者在國外接觸過體育社會學外，國內大部分學者對體育社會學不了解。因此，學習和借鑒國外的研究成果，對于創建自己的體育社會學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國林啟武、劉德佩、呂樹庭、黃漢升、金育強等許多學者為國外資料的引進發揮了作用。國外研究成果和資料不僅在學科創建初期帶來很多啟示，在我國體育社會學30年的發展進程中也同樣給予了諸多的啟迪和借鑒。引進的前蘇聯、日本、美國、加拿大等國家的體育社會學成果，對于我們了解國外的學科進展和經驗教訓，促進我國體育社會學的學科建設和科學研究方面都發揮了較大作用。
2.1.2國外學者為中國體育社會學培養了專業人才
跨越國界的交流可以更好地促進學術的發展，專業人才隊伍的培養也是如此。在我國體育社會學發展初期，黨和政府為提高體育社會學的學科建設和研究力量，從1984起陸續向日本、美國、前蘇聯、加拿大、英國、波蘭等國家派出學者進修體育社會學。到2008年底，我國已向國外派出10多位專門進修體育社會學專業的訪問學者和留學生。國際上一些著名的體育社會學家，像h．и．巴諾馬廖夫、影山健、近藤義忠、金崎良山、john loy、klau、hiaus heinemann等學者都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的人才培養和學者成長做出過貢獻。
2.2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issa)為國內更好更快地了解學科動態提供了方便
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issa )是體育社會學領域權威學術組織。到目前為止，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 issa)已吸收我國10余位學者為個人會員，沈陽師范大學為團體會員。這些學者架起了國內外體育社會學界更為廣泛的聯系和溝通渠道，使國內同仁更好更快地了解體育社會學在國際上的最新發展動態和學科進展。
2.3承辦和主持國際會議，為我國體育社會學進入國際先進行列奠定基礎
隨著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壯大，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issa)和其他學術組織多次交由我國體育社會學界承辦學術會議，體現出國際同行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界的信任和支持。會議以嚴密的組織、周到的服務和良好的環境為國際同行提供了展示成果、交流切磋的舞臺，體現出我國體育社會學界的整體實力，大大引起了國際同行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的關注和興趣。除承辦國際性的學術會議外，我國學者還在多個體育社會學的國際會議中擔任領導職務，組織、籌備和主持會議。通過舉辦和主持國際性的學術會議，大大提升了我國體育社會學界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擴大了在國際同行中的影響，為我國體育社會學進人國際先進行列奠定了堅實基礎。
3中國體育社會學界對國際學術界的貢獻與作用
3.1豐富了國際學術界的理論成果
在30年的對外聯系過程中，我國體育社會學界向國際同行展示了研究成果。這些成果的理論和觀點不僅達到世界先進水平，而且很具針對性，對世界上一些與我國具有相同社會體制和背景的國家的體育社會學研究很具借鑒作用。其中關于體育社會流動和分層的論述、關于發展中國家體育經驗的論述、關于小城鎮體育的社會學研究、關于體育社會學研究對象的觀點、體育社會問題的研究、關于體育人口的觀點、關于體育價值觀念的表述、關于體育游戲對兒童社會化作用的探討、關于體育社會的理論、關于體育工作者的觀點等，已成為國際體育社會學大家庭中的共享資源。這些理論成果豐富了國際學術界的學術觀點和理論體系，為國際體育社會學的成果積淀和學術創新發揮了作用。
3.2力爭issa增設漢語為副工作語言，為世界使用漢語的學者提供了方便
《國際體育社會學評論》( irss)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資助出版的學術季刊，是國際體育社會學學科領域最高權威性學術刊物。該刊物在用英文全文的同時，另外以德文、法文、俄文、日文、韓文、西班牙文和中文7種語言刊登論文的摘要。
1995年以前，irss是沒有用漢語發表的論文摘要。經過我國學者劉德佩長達4年的不懈努力，終于使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issa)在1994年末將漢語增設為該組織的副工作語言。從1995年第1期開始irss開始出現用漢語發表的論文摘要。漢語成為國際體育社會學委員會(icss)的副工作語言，不僅有利于我國學者更好更快地了解到國際體育社會學的學術動態和最新進展，而且也為世界上華語地區使用漢語的體育社會學工作者帶來了便利。自issa增設漢語為副工作語言起，我國體育社會學學者一直義務承擔著《irss))中文摘要的翻譯和編輯任務。這項工作最初是由沈陽體育學院體育社會學教研室承擔，i9%年后移至解放軍體育學院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完成。截至到2008年，累計義務翻譯審校中譯文論文摘要25萬多字，編輯10多萬字，為issa的刊物出版做出大量工作。
《國際體育社會學年刊》( issa bulletin )是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的機關通訊刊物。該刊物對各國學者了解issa的工作進展、學科新聞等起到了重要作用。自1995年以來，我國沈陽體育學院體育社會學教研室和解放軍體育學院體育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學者們還一直義務承擔著issa bulletin的專欄撰稿工作，為issa的通訊工作也發揮著自己的作用。
4中國體育社會學界在跨國合作研究中的作用
跨國合作研究是國際體育社會學界進行課題研究與相互合作的重要模式之一。自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我國曾與日本、奧地利、前蘇聯、美國等國家共同完成多項體育社會學研究課題。
4.1多次承辦學術會議，積極參與組織管理，為各國學者的交流提供了平臺和便利
作為國際體育社會學大家庭中的一員，我國體育社會學界在享受成果和便利的同時，也積極承擔國際義務。1997年，中國社會學學會體育社會學專業委員會主辦了“國際大眾體育學術研討會”。共有來自9個國家和地區的100多名學者參加，與會學者圍繞大眾體育的法制建設、大眾體育中存在的社會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對推動國際大眾體育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同年11月，中國體育科學學會體育社會科學分會在我國北京舉辦了“亞洲體育社會學學術研討會”。本次會議共有來自日本、韓國、美國、澳大利亞和國內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80名學者參加。與會學者以“21世紀亞洲的社會發展與體育的關系”為主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并就體育社會學界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會上展示了一批體育社會學領域的最新成果，反映了近年來亞洲體育社會學發展的水平。2006年5月，在我國沈陽師范大學體育科學學院召開了“2006國際體育社會學研討會”，來自國內外100余名專家、學者出席了研討會。學者們圍繞發展中國家的奧林匹克運動、體育構建和諧社會的作用、體育與民族文化等問題，展開了深人的交流與探討。
除承辦國際學術會議外，我國學者還多次在國際體育社會學學術會議中擔任技術領導工作，履行相應的國際義務與責任。
4.2促使issa下調會費，為發展中國家的學者爭取了權利
聯合國中規定，聯合國成員國需根據各自的發展水平和經濟實力承擔不同的義務。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學者的經濟承受能力不一樣，在issa中須交納的會費也不應相同。可是，在1998年之前，無論是發展中國家學者，還是發達國家學者，加人issa組織的會員每年都須交納100美元會費(個人會員)。
1998年，在issa執委會擴大會議上，我國劉德佩提出會員的“義務與權利”提案。通過艱苦交涉，該提案終于被issa組織采納，并調整了會費標準。從此，個人會員會費的標準被分為三個等級，分別為100美元、40美元和20美元(發展中國家學者為20美元)。1998年issa會章的修改，結束了發展中國家學者受不公正待遇的境況，使先前一些因經濟條件不能人會的學者，從此不再因經濟原因而與issa無緣。我國學者的正義行為，減輕了發展中國家學者的經濟負擔，為他(她)們爭取了更多人會的機會。
5結語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體育社會學經過30年的艱苦創業，從不知體育社會學為何物，到出版自己的體育社會學專著;從引進借鑒國外的體育社會學資料，到向國外輸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從派人到國外學習體育社會學知識，到培養自己的博士研究生。這些都表明我國體育社會學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取得了不菲的成績，也為國際體育社會學的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體育社會學理論體系研究
一門學科的建立、發展與成熟離不開對其理論體系的探討與爭辯，體育社會學自70年代在我國發端以來，一直有部分專家專注于該學科理論體系的探討，并取得了豐厚的研究成果。專家學者們就體育社會學理論基礎問題長期、深入的探討對該學科在我國的發展與成熟起到非常重要的鋪墊與推動作用。關于體育社會學的學科性質，早期的觀點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爾后部分社會學領域和體育學領域學者認為它是社會學下的一門應用社會學。近年來，有的觀點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介于體育科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一門綜合性學科，即它既具有社會學分支學科的屬性，又是體育科學的一門基礎學科，也有學者提出了體育社會學只有一個學科屬性，即社會學的分支學科的觀點。孰是孰非，還需學界的進一步討論與爭辯。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學界形成了較為一致的觀點，即體育社會現象是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并就什么是體育社會現象、構成體育社會現象的前提條件、什么樣的體育社會現象才有研究價值等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討論。
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認為“范式(para-digm)”是在科學實踐活動中某些被公認的范例，包括概念、定律、理論、觀點、應用等在內的范例，范式可以用來揭示科學發展和科學革命的結構，為某一科學研究傳統的出現提供模型。［1］有人認為“范式”這一學術詞語已逐漸替代社會科學中的“方法論”。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范式，學界大致持這一觀點，即實證與思辨研究是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基本范式。如仇軍認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經歷了初始階段注重解釋主義(思辨)研究范式，發展階段具有實證主義研究范式色彩，現階段實證主義研究方法與解釋主義研究方法相互滲透和融合幾個階段。［2］吳貽剛等認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范式較單一，主要以結構功能主義為主，雖然也有一些使用了沖突理論的范式，還有一些運用了后現代主義范式，但總招來結構功能主義者的激烈批判。［3］目前，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理論與框架主要援引自社會學與其他相關學科，包括結構功能理論、角色規范理論、符號互動論、女性主義論、社會越軌理論、社會轉型理論、非政府組織理論、公共服務理論、社會排斥理論等。比如運用結構功能主義分析不同時代體育應完成的歷史任務和承擔的歷史責任，運用符號互動論分析體育群體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人與組織之間的互動以及組織與組織間的互動，運用角色規范理論解釋體育游戲與運動競技對參與者的社會影響，運用社會越軌理論解釋競技體育異化問題，運用社會排斥理論探討體育中弱勢群體體育、體育權利與公平問題等等。其中，運用結構功能主義來解釋體育現象的研究居多，其他理論應用較少。
研究方法是衡量一個學科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志。近年來，問卷調查法在體育社會學研究中應用越來越普遍，有學者就體育社會學中與問卷調查方法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陳海燕對6種體育期刊1999－2003年間以調查研究為主要研究方法的論文進行分析后認為，多數研究者忽視了對研究方法的介紹，在抽樣調查中，抽樣方式介紹不明的占20．6%，在調查資料的處理、分析和表達方面，多數研究停留在以百分比的直觀解釋和說明上。［4］楊威的研究也表明，目前體育社會學研究中問卷調查方法的使用，在問卷統計處理和分析上，多采用百分比分類統計分析，注重對現狀的描述;但從整體發展來看，呈現出由常規統計、單變量統計分析向多元統計分析發展，由描述研究向解釋研究發展的趨勢。［5］斯迪虎認為體育社會學因果關系的本質存在于決定論與人的自由意志之中，數理統計是關于體育社會現象之間量的相關分析，任何具體的量都有質的規定性，如果不了解量背后的質的規定性以及數量關系背后的社會背景情況，就可能做出膚淺、錯誤的解釋。因此，體育社會學的數理統計中，即使兩個變量之間具有較高的相關系數，并且具有統計意義，也不能因此作出兩個變量間存在因果關系的結論，而應遵循數理統計與邏輯實證相結合的原則。［6］楊威的研究也贊成上述觀點，建議應注重信度與效度問題、抽樣方法問題(隨機不等于隨意)、統計分析問題(過于相信兩個變量間的統計結果分析，忽略體育社會現象間的復雜性)、結果的理論解釋問題(厚于資料收集與現狀描述，薄于理論分析與解釋)，并介紹了目前體育統計教材中鮮有論及的定類、定序變量回歸分析方法，有利于充實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并有利于提高研究結果的可信度，從而提高研究成果質量。［7］除傳統的文獻調研法、問卷調查法、專家訪談法等外，一些學者逐步開始采用定量分析和計算機技術相結合、典型調查、個案研究、田野調查等方法來研究體育運動中的社會問題，使體育社會學中實證主義研究范式的運用向前邁出一步。
總體而言，關于體育社會學理論體系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發展，但仍停留在借鑒與援引母學科與其他相關學科理論與方法階段。盡管近年來有學者介紹了西方國家體育社會學的研究理論、視角、范式和研究方法，如“從一元走向多元:西方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流變”、“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范式的形成與發展”、“西方體育社會學新流派述評”等，但具體應用還不多見，并且在應用過程中還需對援引的理論與方法進行本土化的考量。
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的主要內容
隨時間與政策變化而有所側重。20世紀80年代，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體育運動的社會功能、體育改革、體育娛樂理論、體育與大眾傳播媒介等主題上。90年代，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體育群體及其互動、體育與生活方式、體育人口、假球與黑哨等社會問題、社區體育、競技體育異化、體育產業、中國體育事業發展問題、全民健身理論和實踐、體育體制改革等主題上。近10年來，體育社會學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民與農村體育、體育公共服務問題、北京奧運會、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等主題上。
農民與農村體育隨著黨和政府對“三農問題”的日益關注以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號召的提出，農民與農村問題逐漸進入學者們視野，農民與農村體育問題也一躍成為體育領域的研究熱點，與此相關的課題立項、成果發表數量劇升。以體育學人最為看重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課題立項為例，2001年至2004年該基金沒有與“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相關立項，但從2005年開始，與“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相關的立項呈現出波浪式上升趨勢。這一研究熱點在整個社科基金中所占比例越來越高，特別是最近兩年，學者們對農村體育和農民體育傾注了更多熱情，社科立項也向“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的相關研究作了較大傾斜(如圖3)。2001年至2011年10月，收錄于中國知網核心期刊以“農民、農村體育”為命題的文章共262篇，其中2001年至2005年47篇，2006年至2011年215篇。一些學者運用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就以下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對不同地域農民體質與體育鍛煉現狀的調查分析與對策探討;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或和諧社會建設為語境的農民、農村體育發展問題的探討;農民、農村體育需求問題的探討;不同地域農村體育項目與文化的傳承、發展、出路、困境等，農村體育公共服務問題，農村體育發展對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的影響等內容。總體來說，這些問題的探討豐富了體育社會學研究的主題，對農村體育的發展也頗有指導意義，但從理論上來看，采用問卷調查對現狀進行量的描述與分析偏多，通過實地調查與訪談結合量的分析闡釋現象背后的質的研究較少;研究對象不全面，研究方法較單一;宏觀研究偏多微觀研究較少;從實踐上來看，對指導農村體育發展又缺乏可操作性。
體育公共服務問題隨著我國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型，公共服務問題受到政府、學術界和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體育公共服務問題也隨之受到體育界的關注而成為近年來繼“農村體育”以后的又一研究熱點。2001年至2011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一般項目，與“體育公共服務”相關的立項頗多，2001年0項、2002年1項、2003年5項、2004年2項、2005年0項、2007至2008年各一項、2009年2項、2010年6項、2011年7項。2001－2011年中國知網核心期刊與“體育公共服務”相關的論文共計74篇，其中2007－2011年6月70篇，占10年間總數的94.6%。這些研究成果主要就體育公共服務的內涵、現狀、困境、影響因素，體育公共政策供給主體、供給方式、供給模式、供給制度與制度創新，體育公共服務體系、運行與評價等內容進行研究。不少研究或采用了體育社會學的理論，或采用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或從社會學的視角分析目前我國建立體育公共服務體系存在的問題。應該肯定這些研究成果為促進我國體育公共服務理論研究與實踐發展做了重要的鋪墊。但目前我國體育公共服務體系的研究在理論上尚未完全納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的理論框架，在實踐上尚未使得這一“體系”規范、有序的運行。［8］甚至可以說體育公共服務體系還未建立起來。因此，還需要體育社會學者們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精力作進一步的研究。
北京奧運會研究2001年北京獲得2008年北京奧運會舉辦權，引起國人的振奮，舉國上下為之歡慶，體育界更是如此。此后關于北京奧運會的報道不絕于耳，同時，學界對北京奧運會的相關研究也越來越多，從內容上看，涉及奧運理念，奧運會場館、設備，運動隊的備戰，奧運會對城市與社會的影響等問題，從時間上看，奧運會前的研究成功主要涉及技術、條件等的準備性研究，奧運會后主要注重對奧運會各方面的分析總結和對我國體育事業發展方向的思考等問題。其中不乏從社會學的視角去研究與這一主題相關的問題，如“影響我國女性2008年奧運會成績的社會學因素分析”、“2008年奧運會與北京的流動人口問題”等等，這些研究對我國成功舉辦奧運會具有較大的借鑒意義。2008年北京奧運會結束后，這一研究熱點逐漸淡出多數學者們的視線。
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與退役運動員保障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一直備受學界關注，從90年代初討論的高校辦高水平運動隊到“體教結合”，再到以學校、家庭、社會多元化培養的討論不曾停止過。由于退役運動員不再安排就業，沒有退役后的保障，越來越多的人不愿意選擇從事體育運動訓練，特別是北京奧運會后，公眾的金牌意識逐漸淡化，競技體育后備人才的培養面臨更大困境，體育界不得不再思考這一問題。主要集中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現狀調查、問題總結、對策分析、模式探討上，也有關于美國、日本等國家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的介紹與比較研究。其中也有部分采用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或者視角來分析問題，如“美國學校培養競技體育人才的社會學歸因”、“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中不同層次利益整合的機制”等。通過對相關文章的梳理不難發現，對該問題的研究大多數學者都傾向于宏觀層面或中觀層面，對微觀層面的研究極少，比如通過個案研究，深層次追蹤不同年齡段的運動員對從事運動訓練的看法，隨著社會變遷與政策變化，家長對子女從事運動訓練的態度變化，從微觀層面探尋因果關系。
有關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進展介紹與比較研究除了上述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問題外，值得一提的是，近10年來有關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進展成果介紹與比較研究頗多，這可能與早期的學者們呼吁應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加強體育社會學譯著與成果介紹相關。在著作方面，國內有關學者翻譯了部分國外著作，如盧元鎮主持了《美國體育社會學》的譯介、清華大學組織翻譯了美國學者JayJ•Coakley的《體育社會學:議題與爭議》、金季春主持翻譯了《體育科學指南》等等;［9］在論文方面，有的探討了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理論、視角等理論問題，［10］［11］［12］［13］［14］［15］［16］有的分析了近年來國際或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熱點問題與發展趨勢，［17］［18］［19］有的對中西體育社會學研究內容與熱點進行了比較研究，［20］［21］還有的專門探討了中國體育社會學發展進程中的對外聯系。［22］這些成果使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者們了解了國外同行們的研究現狀、研究取向、研究方式、研究成果，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與參考，同時也有專家指出在借鑒與參考的過程中應考慮本土化的問題。
近十年來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特點
重宏觀研究輕微觀研究通過對近10年來相關研究成果的閱覽和梳理可以看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往往重宏觀研究輕微觀研究。不管是課題、畢業論文還是期刊論文，都熱衷于選擇大而難的課題，也傾向于選擇思辨性的課題而非實證性課題，似乎有功利性之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國處于社會急劇變革時期，體制改革需要更多宏觀視野的研究予以支持;另一方面，我國現行體育學各級課題規劃和評審導向中，微觀研究課題得不到重視，難于立項。此外，體育學各級課題資助金額小，難以完成以長期田野調查、訪談、觀察等方法為手段的資料收集與分析論證的微觀研究也是原因之一。
濃厚的政策導向色彩從對近10年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幾個主題的逐年成果數量來看，具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國家提出“三農”問題、提倡新農村建設、倡導和諧社會建設，則以此為背景的和與此相關的論文相繼涌現，并成倍增長，爾后逐漸冷卻。關于“北京奧運會”論題的情況如此，關于“陽光體育運動”論題的情況亦如此。北京奧運會后主席提出“向體育強國邁進”的戰略方針，則以“體育強國”為題名的論文不久便見于各刊物，中國知網以“體育強國”為篇名檢索2001－2011年論文共計145篇，其中2009－2011年120篇，占10年來總篇數的82．8%。以上充分表明，我們的體育社會學研究緊跟政策，亦步亦趨，這雖體現了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問題意識。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體育社會學研究的任務應以社會學視角分析體育中的社會問題，揭示現象背后的規律，進而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與方法，以供政府部門決策參考;而不是在政府部門做出某一決策后，再一窩蜂地去解讀某一策略的內涵，討論對與錯、可行性等等問題。
[連論文摘要]殷頓的知識社會學范式代表了20世紀中期美國知識社會學界對知識社會學的標準解讀。其內容包括知識的存在基礎、知識的類型、知識生產與存在基礎的關系、知識的功能等。
一、知識社會學的發展歷程
知識社會學是社會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學科，是19世紀初期社會學一般理論轉向專門研究后出現的學科，總體上與哲學有著密切的聯系。知識社會學的出發點是把知識當作一種精神現象(知識生產)、認識活動、思想方式來研究。它把精神活動及其成果(思想范疇與知識體系)歸結為某種社會因素的影響。最早將社會發展的階段與知識發展的階段對應起來加以考察，開辟知識與社會關系研究之先河的是社會學家孔德。縱觀科學發展的歷史，科學體系中每一門學科的發展既依照一定的邏輯順序，也與歷史的順序相對應。到19世紀中、后期，創立了唯物史觀，區分了知識類型，研究了知識的社會功能，對知識社會學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馬克思是知識社會學研究的先行者，其觀點直接影響了舍勒和曼海姆建構的知識社會學。
二、默頓知識社會學范式形成的背景
默頓(Robert King Merton，1910年一2003年)是美國著名的知識社會學家。在默頓生活的時代，知識社會學的研究角度、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發生了快速的轉變。
從知識論角度來看，科學與知識的內涵逐步走向具體。知識完成了從追求確定性的不懈努力到不確定性不斷凸顯的過程。“在知識‘不確定性’凸顯的歷史過程中，我們所看到的是從邏輯上排除錯誤而尋求不容置疑的確定性知識形式的越來越不可能性，它實質上揭示了人的思維能力建構確定性知識的主觀性和片面性”。從哲學領域中分化出的科學哲學研究逐漸擺脫傳統的哲學思維而步入社會學領域。
從社會學角度來看，社會學對知識問題的研究和解釋已經有相當長的歷史，知識社會學伴隨著社會學的產生而產生。知識社會學理論經歷了不同的范式轉換的曲折過程。盡管作為一門學科它還在不斷探索自身的發展方向，但與知識社會學相關的基礎環境卻在悄然發生變化:知識、科學與科學知識范疇分化，社會學分析方法的思辨性與經驗性分野。知識社會學經歷了哲學和社會學的探討及反思之后，呈現出現展的局面。
三、默頓知識社會學范式的主要內容
1945年，默頓發表了《知識社會學范式》一文。這篇論文是默頓知識社會學思想的理論總結。論文對當時知識社會學在美國得到發展的社會基礎進行了回顧，歸納了知識社會學的研究范式，分析了知識社會學發展的未來走向。
默頓在對各種知識社會學研究問題進行綜合分析后指出，知識社會學研究領域存在諸多不利因素，研究基本上處于雜亂無章的狀態。他發現，馬克思、舍勒、曼海姆、迪爾凱姆、索羅金等學者對知識的分類存在巨大差異，各種理論的闡述不盡相同，學科概念以及研究變量急劇增加，研究方法也多種多樣。這無疑給知識社會學的研究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對此，“為了給出現在這一領域中雜亂無章的種種研究的可比性提供一個基礎，我們必須采取某種分析圖式”。于是，默頓形成了他的知識社會學范式，其主要內容包括:
1.知識的存在基礎。默頓分析了馬克思、舍勒、曼海姆、迪爾凱姆、索羅金等不同理論家的觀點后，將知識的存在基礎概括為兩種:社會基礎與文化基礎。社會基礎包括社會地位、階級、職業角色、生產方式、群體結構等，文化基礎則囊括了價值觀、精神特質、輿論趨向、時代精神、世界觀等。默頓認為這是社會學的中心命題。討論各種理論的存在基礎是為了使對知識社會學的研究有一個共同的出發點，形成共識。由于各種理論對這種存在基礎的論述有很大差異，一旦涉及存在基礎的本質時，各種理論的本質訴求便顯示出多樣化。“存在對知識的影響相對于知識的認識論地位的意義這個持續多年的問題，從一開始就引起了熱烈的爭論”。
2.知識的類型。社會學對知識領域的分析涉及諸多方面，默頓認為，涉及“道德信仰、意識形態、觀念、思想范疇、哲學、宗教、社會規范、實證科學、技術等等”。不同的知識社會學家對知識分類問題有不同的看法。默頓認為，知識社會學者對知識分類的多樣化劃分，是建立在其不同的社會學基礎之上的。他依據不同學者的著述，分別對馬克思和恩格斯、曼海姆、舍勒、迪爾凱姆、格拉內、索羅金等人的知識類型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分析內容包括各種理論關注的焦點、抽象化程度、概念的基本內容、驗證方式、思維活動的對象等。雖然在分析家看來，各種理論都有一定的破綻，但是要真正否定其中之一二，從客觀上來說，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默頓對各種知識觀偏重綜述，僅對其中個別類型的劃分方式表達了個人看法。
默頓特別重視馬克思的知識社會學理論，認為“是知識社會學風暴的中心”。他分析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知識類型的劃分。馬克思“明確地將自然科學與其他意識形態區別開來”，把知識劃分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兩大類型。其中，自然科學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形式，它是人對自然界的客觀反映。在默頓看來，自然科學與經濟基礎的關系，是不同于其他知識領域和信仰領域與經濟基礎的關系的。
舍勒是較早提出知識社會學名稱的思想家之一。“他提出了關于知識社會學的廣泛的綱領計劃，既從內部的邏輯關系考察思想知識，又從外部的社會功能與條件的角度考察思想知識”。舍勒在對世界觀進行體察和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他的知識類型學說。舍勒認為，知識“按照人為的程度”可以分為7類:“(1)神話與傳說;(2)隱含在自然的民間語言中的知識;(3)宗教知識(從模糊的情感直覺到一個教會固定的教義);(4)各種類型的基本的神秘知識;(5)哲學—形而上學知識;(6)數學、自然科學與文化科學的實證知識;(7)技術知識。”舍勒區分了各種各樣的知識。但默頓認為他并沒有提出知識劃分的標準問題。因此，這種假設的收獲并不大。 3.知識生產與存在基礎的關系。在知識與存在基礎的關系問題上，知識社會學家的見解更是各具特色，而其結論卻讓后來者無所適從。因為在同樣的問題上，馬克思主要探討的是“觀念與經濟基礎之間的某種因果關系”;舍勒探討的是“觀念與存在因素之間的互動關系”;曼海姆是在知識社會學領域中論述最多的學者，但是他的論述卻集中在“思想與社會的聯系”上;索羅金構造的是“社會與主導文化的有意義的整合”，并將其研究的可信度建立在量化分析的基礎上。
因此，默頓認為，要描述知識社會學的范式，必須從細節人手，重新采用一種分析圖式。他認為，知識生產與存在基礎相關聯的方式或途徑有兩種:一是確定因果關系或功能關系。如決定、原因、對應、必要條件、制約、功能上的相互依存、互動、依賴性，等等。二是明確符號關系、有機關系或意義關系。這是由知識的功能決定的。
4.知識的功能。默頓認為，知識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如“維護權力、促進穩定、確定取向、剝削、掩蓋現實的社會關系、提供動力、引導行為、回避批評、轉移敵意、提供保險、控制性格、協調社會關系”等。他認為，“這些功能大概可以用來說明知識的持久性。盡管默頓沒有花太多的筆墨去論述具體的功能涵義，但是他認為這種分析將是很有意義的，他說:“功能分析并不旨在說明一個社會中的特定的范疇系統，而是要說明存在這個社會所公有的范疇系統。在知識社會學學者中，馬克思、迪爾凱姆對知識的功能研究較為用心。馬克思沒有把知識的功能歸結為整體的社會，而是歸結于社會中獨特的階層。迪爾凱姆則認為，范疇是社會的產物，有社會功能。
當然，默頓也認為以上幾點并不能完全概括知識社會學范式中的內容，要使分析研究得到深化，還需要另外一些范疇。
四、知識社會學的局限性及發展趨向
通過對1945年左右知識社會學研究的狀況進行系統分析和深入考察，默頓對知識社會學的特點進行了歸納，梳理了不同學者的基本觀點，評介了知識社會學諸理論之間的異同，指出了知識社會學的局限性，特別是其研究范圍上的缺陷。默頓指出:以往的知識社會學側重利益與經驗在知識形成過程中的作用，“把暫時性假說與無可置疑的教條相混淆，標志著它的早期階段的十足的思辨見識現在正受到日益嚴格的檢驗。
關鍵詞：貴州；旅游業可持續發展
前言
在當前全球化的趨勢下，我們的經濟環境出現了非常大的變化，這使得我們許多行業都面臨一個新的機遇和挑戰。旅游資源在開發和建設中的破壞，旅游區環境質量的下降等等問題日益引起了各地專家學者的熱切關注，這些問題直接影響了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省內有不少旅游專家和學者圍繞旅游可持續發展這一主題積極進行了探討和分析，有力地促進了我省旅游可持續發展的研究和實踐。筆者在自己視野能夠觸及的范圍內，對近幾十年來貴州旅游可持續發展研究領域的文獻進行檢索、分類、總結，得出以下結論。
一、研究時間起步較晚，近年來有所增加；
從公開發表的形式來看，經濟、歷史和地理、農業科學和宗教等其他相關期刊、雜志上刊登的有關旅游可持續發展研究的論文，這種類型的研究成果最多。我們對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維普數據庫和萬方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進行檢索，通過篩選，共統計有效論文36篇，由于視野范圍有限，統計論文的數目并不能涵蓋所有。針對所能涉及的，對查詢結果進行了分析、歸類，得出從97年才開始有相關公開發表的關于貴州旅游可持續發展的研究，而一直到近五年之內其研究成果才呈現出明顯的增勢，各種相關論文、著作不斷涌現。貴州旅游可持續發展研究的相關著作，主要是貴州省中華文化研究會和貴州省旅游局編的《貴州旅游的可持續發展2005年“貴州旅游文化論壇”論文選》，該書收錄了40多篇論文，于2006年9月出版。
二、研究內容呈現多元化趨勢，偏向于生態和文化；
總的看來，研究者們主要從生態、文化、開發、管理等角度去揭示旅游要堅持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但多從生態和文化的角度出發。近年來，生態旅游是國內旅游可持續發展研究中最熱的一個課題。1995 年，云南西雙版納首屆“全國生態旅游研討會”的召開極大地推動了國內生態旅游研究的進展。針對貴州旅游業加快發展面臨的生態環境問題，專家們強調應該樹立生態旅游價值觀；構建旅游環境承載力的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完善的生態旅游認證體系，遵循生態學原則，合理解決發展與保護、利益分配等矛盾。從文化的角度，指出貴州喀斯特地貌應該與當地的民族傳統文化聯系起來，從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出發，在旅游發展中堅持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應協調發展的原則。從開發的角度，我們應對旅游資源進行合理的開發和有效的保護。在保護的前提下突出天然和本味特色，同時注意區域間的合作和共同發展。從社會方向研究旅游可持續發展問題是近幾年興起的趨勢。葉春等人選擇以貴州省雷山縣上郎德苗寨為例，探討了社區村民參與村寨旅游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構建的程序和可行性。
三、 研究方法多側重于定性研究，偏向于理論分析
縱觀省內已公開發表的相關論文來看，大多集中于定性研究的層面上，對于定量研究則少有探究者。根據對文獻的統計，理論研究占了總數的三分之二多，有個案分析的實證研究不足總數的三分之一。定性和定量，理論和實證研究都只是不同的研究方法，各有優缺點，應互為補充，相互支持，來完善我們的研究。依靠單一的研究方法，無法捕捉研究對象的所有變化隨著社會科學研究的范圍日益延伸，跨學科、跨領域的合作研究越來越多，為兩個研究范式的相互借鑒與合作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電腦計算和定量分析能力的不斷提升，定性研究范式的日益成熟，都為不同范式的相互結合提供了方法論的可能性。
四、 關于貴州旅游可持續發展研究有待進一步深入
從全國范圍來看，旅游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旅游學科關注的前沿領域之一，其研究已表現出顯著的多學科、跨學科共同參與的特點，而我省旅游可持續發展研究還有待進一步的深入，尤其在經濟學方向和社會學方向仍是一個薄弱環節。國內外專家學者先后基于不同的研究角度，對旅游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做過不盡相同的界定。1990 年加拿大Globe’90 對旅游可持續發展概念所做的闡述在國內應用最為廣泛、影響最大，伴隨著以挖掘和弘揚傳統文化內涵為主要內容的旅游文化產業的悄然興起，導致了在實際研究方向的進展中，許多研究者把著眼點主要放在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和文化的影響以及變遷上，甚而將旅游可持續發展單純理解為如何實現旅游的生態或者文化可持續發展。從整體觀之，我們的研究還比較缺乏全面，系統的觀念。國內外各地專家學者從環境學、生態學、文化學、旅游學、社會學、經濟學等等不同的學科角度，提出了旅游環境容量、旅游容量、旅游增長極限、旅游閾限理論等等新概念，還運用了大量的研究方法，如體驗性評價發，綜合性層次分析法，SWOT分析法等等。其研究成果有個案研究，也有專題研究。而省內在理論總結上缺乏吸引人的地方，有實際應用價值的還比較少。
結語
現有研究成果表明，貴州省的旅游可持續發展研究盡管在近幾年內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研究內容，研究方法仍存在明顯不足，尤其理論分析和方法運用上還比較缺乏創新，這使得整體的研究進展比較慢，成果比較少。作為研究者的我們更應該加強關注，作進一步的努力探索和研究。
參考文獻：
[1]文曉晉.貴州生態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對策研究.綠色大世界.2007年第9期.
[2]李秀建.淺議貴州省森林生態旅游可持續發展.現代經濟.2009年第8卷第1期.
書之前，曾遂今就已經于1997年出版了引音樂學界紛紛關注的《音樂社會學概論》。而自《音樂社會學概論》面世以后，社會發生了變化。在音樂領域，市場經濟所導致的音樂商品化進程，消費社會所帶來的音樂消費新方式，大眾文化所引發的音樂審美新趣味，網絡技術所產生的音樂傳播新方式……這一切都要求人們要對當前的社會音樂進行實時的觀察與思考。在這樣的背景下，著者在《音樂社會學概論》一書的基礎上進行適當的刪減，并補充入最新的音樂社會學觀點和大量的富含闡釋意義的圖片，于2004年出版了《音樂社會學》一書。該書一經出版，便在國內音樂社會學界引起了較大反響，凡寫音樂社會學、音樂傳播學等相關學科的學術論文，幾乎都直接或間接從該書中引用相關理論；而包括中國傳媒大學、南京藝術學院等眾多藝術類、音樂類專業院校，則更是將其作為指定教材。
筆者重點就該書的體系完整性、理論創新性和形式生動性等方面談一些讀后感。
一、體系完整
作為中國音樂社會學的奠基之作，體系完整是首要條件。全書思維開闊、邏輯嚴密、敘事宏大。從古今中外的音樂社會觀描述到比較國外音樂社會學研究之異同，作者都在緒論以及第一章“音樂社會學的學科認識”中詳加闡述。
接著，作者從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學科職能、學科結構四個方面詳細地論述了他對中國音樂社會學的學科建設之思考，這些思考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緊緊圍繞“中國當前的社會音樂”這個主題展開。在筆者看來，與其他音樂學科如音樂史學相比較而言，音樂社會學是一門“當前”重于“過去”的學科。因此，曾遂今的這本專著，在內容與時代的結合度上的確是具有真切的“與時俱進”的品格的；而其中的學科建設論層次之分明，邏輯之嚴明，操作之簡易，更為當前中國音樂社會學的研究提供了切實可行的體系框架。
曾遂今采取了根據社會音樂活動要素來分解剖析的方法。這些主要的要素亦即章節的分類為：一、社會音樂活動的主體構成――人，這里包括“音樂聽眾”和“音樂職業”人員等兩大主體；二、社會音樂活動的客體構成――物，這里的物專指音樂，而在當前中國的市場經濟環境下，這里的音樂主要以“音樂商品”的形式呈現；三、社會音樂系統的內部運動機制構成――從社會音樂生產到音樂傳播再到音樂流行最后到音樂批評，系統觀始終貫穿于全書的體系構成。本書在體系上做到了宏觀與微觀結合，本土化與系統化的結合，為我國音樂社會學的研究在整個體系結構上形成了一個良好的基礎和規范。
二、理論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