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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本文根據1994—2005年我國股市融資和產業結構有關經濟數據，利用協整理論，從股融資規模效應視角，對股市融資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發現股市融資不但沒能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反而阻礙了產業結構優化，而出現這種理論和實踐差異的核心原因在于漸進式改革下國家主導型制度變遷對股票市場的定位和制度設計。
一引言
從1993年開始，上市資源的分配一直采取中央政府按行政條塊切塊下達上市指標和額度，并對申請公開發行股票企業的產業政策進行了規定，如中國證監會《關于1993年申請公開發行股票企業產業政策問題的通知》明確規定，鼓勵能源、交通、通訊等基礎產業企業，暫不受理金融企業，控制房地產企業，商業企業則各省不能超過一家；1994年l0月了《上市公司辦理配股申請和信息披露的暫行規定》，文件除對配股時限、數量等加以限定外，還強調配股募集資金的用途必須符合國家的產業政策；國家計委2002年1月《“十五”期間加快發展服務業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提出鼓勵符合條件的服務業企業進人資本市場融資；國家經貿委、財政部、科技部和國家稅務局2002年7月聯合《國家產業技術政策》，支持高新技術企業在證券市場融資；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土資源部、商務部、環保總局和銀監會2003年12月關于制止鋼鐵、水泥、電解鋁行業盲目投資的若干意見，《意見》特別指出證監會不能核準含有此類項目公司的首次公開發行和再融資的申請；2004年1月國務院簽發《國務院關于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的若干意見》，認為資本市場發展有利于國民經濟的經濟結構調整和戰略性重組。中國股市中這種特有的上市機制以及各項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使股市的資本配置朝著既定的地區和產業傾斜。
另外，西方主要工業化國家的經濟發展史也表明，股票市場的發展過程往往就是其產業結構高度化的演進過程。比如在1870年至1920年間，西方主要工業化國家(如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的股票市場處于發展初期階段，其金融資產證券率僅為12％，國民生產總值證券率僅為8％，與此相適應，其產業結構則表現為農業國向工業國過渡時期的特征——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高達50％以上，第二產業產值比重僅占25％以上，第三產業極不發達；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上述國家的股票市場已經高度發達，這些國家的金融資產證券率已經高達50％以上，國民生產總值證券率也達到了較高水平，比如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證券率高達l13％，與此同時，這些國家的產業結構也達到了后工業化的水平——無論從就業比重還是從產值比重來看，第一產業迅速下降，第二產業略有上升，第三產業后來居上躍居首位。
綜上所述，無論是我國特有的上市機制，還是西方國家的發展經驗都表明，股市融資具有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但是通過對我國股市目前的發展狀況和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分析，我們不得不提出一個疑問：我國股市融資對產業結構升級的這促進作用是否實際存在?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本文根據我國股市融資和產業結構有關經濟數據，利用資金流量法和協整理論，對股市融資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最后對理論上應該而實際上沒有起到促進作用的原因進行了深入探討。
二文獻綜述
關于股票市場發展與產業增長關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以Levine和Allen等人為代表的新金融發展理論，但是它只是將資本市場納入研究體系，對于經濟增長的研究則始終停留在宏觀數據層面，尚沒有導人產業和企業層面。Rajan和Zingales(1998)在Levine等人的研究基礎上，將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范圍深入到金融與行業增長率的層面，并通過41個國家、36個行業數據，從一個國家內不同行業對外源融資的依賴程度考察了金融與行業成長率的關系，研究發現金融市場的發揮降低了外源融資的成本，從而把企業從內源融資的束縛中解放出來。ThorstenBeck和Levine(2002)在Rajah和Zingales的方法基礎上，首先運用跨行業、跨國家的面板數據檢驗金融結構與產業增長的相關性，針對銀行主導和資本市場主導兩種金融體系，檢驗嚴重依賴外部融資的產業在哪種體系中增長更快，主要評價金融機構是否促進資本流向了外部融資依賴性強的產業。Fisman和Love(2003)引人了行業增長機會概念，并認為導致金融發展效應差異的因素與其說是行業外部融資依賴度，不如說是行業增長機會。他們的實證過程表明，在單獨引入金融發展與增長機會的乘積項或單獨引入金融發展與外部融資依賴度的乘積項時，其系數都是顯著的。JefreyWurgler(2000)提出了一個新方法：以資本形成對于盈利能力的敏感性(即彈性)來衡量資本配置效率，并運用包括28個制造業部門、跨時33年的面板數據，對65個國家進行了實證分析和比較研究。
與國外利用多個國家宏觀數據研究不同，國內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論研究和以國內中觀數據為主的實證研究，研究結論充滿爭議。歸納起來，關于股票市場與產業升級的關系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股市融資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升級，如朱建民和馮登艷(2000)、王軍和王忠(2002)、王蘭軍(2003)、楊德勇和董左卉子(2007)；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股市融資與產業結構升級弱相關或不相關。殷醒民(1997)通過對1996年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的制造業結構分析發現上市公司通過資本市場發行股票來募集資金的實際效果是加劇了制造業資金的分散化，并且認為股票市場與國家的產業政策基本上沒有聯系，蔡紅艷和閻慶民(2004)度量了行業成長性，研究發現我國產業結構調整中各行業成長性的此消彼長并未在資本市場中得到體現。
上述研究多以理論研究為主，實證方面的研究主要采取了兩種方法。一種是以徐炳勝(2006)為代表的多元統計方法，他主要通過我國資本市場于產業結構有關的經濟數據對股市融資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進行了回歸分析。另一種方法是基于JeffreyWurgler(2000)的資本配置效率模型，這個模型的出發點是以市場作為配置主體，而且該模型因為缺乏理論依據、關鍵變量的內涵無法做嚴格界定，而遭到研究者們的質疑。基于此，本文將根據1994—2005年我國股市融資和產業結構有關經濟數據，利用資金流量法和協整理論，從股市融資規模效應視角，對股市融資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
三股市融資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實證分析
(一)評價指標體系選取與數據說明
股市融資指標：為了克服異方差和誤差項序列相關，本文采用股票市場各年度籌資額分別與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進行衡量。即：股票融資率SR=股票融資額／GDP。產業結構升級指標：衡量一國產業結構升級的程度，可以通過計算和比較不同年代第二產業增加值／GDP、第三產業增加值／GDP、(第二產業增加值+第三產業增加值)／GDP等指標來衡量。本文選取當年第二、三產業增加值的和與當年國民生產總值之比進行衡量。即：產業結構優化率IR=(第二產業增加值+第三產業增加值)／GDP。
產業績效指標：產業結構理論中的“黑箱理論”即“投入——產業結構——產出”，產業結構在這里實質是承擔一種產業轉換器作用，而關于產業結構升級問題研究的核心，同樣是如何促進高效率(績效好)行業比重的提高和低效率(績效差)行業比重的下降，從而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實現產業整體績效的提高。而產業績效定義是基于企業集合體的角度，因此，本文選擇產業利潤率來評價，但是由于上市公司多數為各地區的骨干企業或者高新技術企業，因此在稅收政策方面往往較非上市公司具有明顯的優惠優勢，所以以稅前凈資產利潤率IP來評價，即：產業績效指標IP=(稅前利潤總額／凈資產X100)。考慮到數據的完整性，樣本期間選取1991—2005年。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歷年統計年鑒和CCER數據分析系統。論文下載
(二)序列平穩性檢驗
在實際經濟活動中，多數時間序列都是非平穩的，這些序列的矩隨時間而變化，然而某些非平穩的經濟時間序列的某種線性組合卻可能不隨時間變化，表現出平穩性。20世紀80年代初Engle與Granger提出的協整理論就是解決非平穩時間序列之間協整關系的有效方法。但是協整理論并不是對所有非平穩數據都能處理，它所解決的是某些單整序列的關系問題。根據E—G兩步發，為防止偽回歸產生，在進行協整分析前，必須檢驗序列平穩性，即序列單整性檢驗。單整性是指，如果一個序列經過n階差分后才能平穩，則稱此序列為n階單整，記為I(n)。同階單整序列的某種線性組合如果是平穩的，稱之為協整。常用的檢驗方法是ADF法和PP法，本文使用ADF法，采用Eviews5．0計量軟件進行實證分析。
首先，作變量SR、GR、IP時序圖，初步判斷序列平穩性，識別變量截距、趨勢特征。從可以看出，各變量可能不平衡，且都有截距項.
然后，采用ADF方法對各變量進行單整檢驗，得到的結果見。從表3可以看出，GR、SR、IP的檢驗統計值大于臨界值，說明它們是非平穩序列。而它們的差分序列AGR和ASR以95％的置信度通過檢驗，AIP以90％的置信度通過檢驗，說明AGR、ASR、AIP為平穩序列。顯然，可以判定GR、SR、IP各變量都是一階單整的，即I(1)序列。
(三)資本市場融資規模與產業結構優化關系的協整檢驗根據上述單整檢驗結果，SR、GR和IP這些時間序列雖然自身非平穩，但其某種線形組合卻可能平穩。如果存在平穩的線形組合，這個線形組合則反映了變量之間長期穩定的比例關系，即協整關系。以產業結構優化率GR、產業績效指標IP為被解釋變量，資本市場融資率sR為解釋變量，建立計量模型：，其中1、為隨機擾動項，表示GR、IP中sR無法解釋的其他因素，對GR和sR、IP和sR分別進行回歸，得到模型(1)和模型(2)：
從回歸結果看，模型1的截距項和系數顯著，R=0．560618，調整的R=0．516680，F值=12．75923，P值=0．005079；模型2的截距項顯著，而系數不顯著，其R=0．246154，調整的R=0．151923，F值=2．612246，P值=0．144704。為了檢驗模型1中GR和sR是否協整，必須進一步對模型的殘差平穩性進行檢驗。提取模型1殘差，記為e，對其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見表3。殘差e以95％的置信度通過檢驗，是平穩的。說明GR和SR是協整的，股票市場融資率和產業結構優化率具有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股票市場融資率每增長1個百分點，產業結構優化率降低5．523358個百分點，可見我國股票市場融資對產業結構升級不但沒有起到推動作用，反而阻礙了產業結構的優化。
為了進一步確定股票市場融資率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長期均衡和短期影響的關系，建立誤差修正模型(ECM)，誤差修正模型基本形式是由Davison、Hendry、Srba和Yeo于1978年提出的，該模型能解釋因變量的短期波動是如何被決定的，一方面，它受到自變量短期波動的影響，另一方面取決于誤差修正項(ecm)，即回歸模型1的殘差序列e。將ecm滯后一階，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如下：
上述修正誤差模型中ecm(一1)系數為負，說明在短期內或因為政策因素影響，或其他隨機干擾影響，導致股票市場融資率與產業結構優化可能偏離均衡值，但這種偏離是暫時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偏離將因誤差的修正回到均衡狀態。
四結論
εP=需求變動%/價格變動%=ΔQ/ΔP·P/Q=LimΔQ/ΔP·P/Q=dQ/dP·P/Q
ΔPo
糧食如果漲價，人們對它們的需求量不會減少很多，如果降價，人們對它們的需求也不會增加多少。糧食的價格比較低，即使上漲一倍，人們對需求量也不會有多大的影響。因為這筆支出在人們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很小，漲價不會影響個人總的經濟狀況。糧食保護價格在一定時期可以促進糧食經濟的發展，一些國家使用這個政策也起到了作用，但它只能是一種一定時期的經濟政策。
糧食支出在人們收入中所占比重比較小，價格彈性就小。糧食作為商品，從長期看，其價格彈性就大；如果是短期，價格彈性就小。糧食漲價，短期看，人們會注意節約糧食，但不會節約得太多，從長期看，這種節約對糧食需求量可以進一步減少。時間長，消費者就有可能有足夠的時間來改變他們的愛好和技術條件去使用替代品，其價格彈性就大。反之其價格彈性就小。
2.糧食定價時必須考慮產品的價格彈性
不能把價格定在非價格彈性需求上，如果定在非價格彈性需求上，就不能實現企業利潤最大，這個時候應當提高價格，提價不僅不能增加總收入，還能因產量減少總成本支出，從而使企業的支出相對穩定。糧價連百價，糧食價格每漲0.01元，全社會商品價格漲0.20~0.26元，導致糧食經濟的馬太效應。
恩格爾系數的研究告訴我們：當社會人均達到2000美元時，人們對糧食和食品的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變化，已趨近等于零，糧食和食品的支出相對穩定。
糧食行業的社會特征和壟斷方式，決定了完全壟斷的行業和企業的弊端：高價格。完全競爭企業只能獲得正常利潤，完全壟斷價格高于平均成本，傷害了消費者的利益；產量不足。完全競爭的企業，它的產量從社會資源合理配置的角度來說，是最優的，在壟斷的行業和企業，產量未達到最優，企業產量不足，再增加產量還可以為社會提供更多的福利；生產效率低。企業利潤最大化，產量并不在長期平均成本曲線的最低點，規模經濟未被充分利用，缺乏競爭，缺乏技術創新和強化企業管理，資源浪費。
糧食壟斷市場結構的特點：一是行業中的企業數量比較多；二是進入這個行業是自由的，長期看，企業的經濟利潤會趨于消失；三是各個企業生產同種產品是有差別的。
3.市場結構的主要類型
市場結構是影響糧食流通效率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所謂市場結構，是指由于市場主體（在微觀經濟學中稱為廠商）數量的多寡和行為的差異而導致競爭程度不同的市場類型。在不同的市場結構下，由于需求曲線的差異，市場供求均衡點與價格的決定是不同的。
微觀經濟學按照競爭程度這一標準，從廠商數量、產品差異程度、進入市場的難易程度以及廠商對產量和價格的控制程度等方面將市場劃分為四種結構類型：完全競爭、純粹壟斷、壟斷競爭和寡頭壟斷競爭市場結構，我們假定廠商是以追求最大利潤為目的的獨立生產或經營單位。廠商對自己的決策承擔風險和享有利潤。我們將會發現，在不同的市場結構下，廠商行為和市場均衡點是不同的。
完全壟斷寡頭壟斷壟斷競爭完全競爭
強控制價格的能力弱
少賣者的數量多
大產品差異程度小
大進入市場的障礙小
3.1完全競爭市場。現代經濟學規定，具有以下特征的市場為完全競爭市場：①市場上存在著大量的買者和賣者，由于他們單個的交易量在供求總量中占很小的比重，因而任何單個的買者和賣者都不能影響市場價格，而只能是既定價格的接受者；②任何廠商都可以自由地并且非常容易地進入市場；③所有賣者向市場提供的產品或服務都是同質的，對買者來說沒有任何差別；④生產和經營某種商品的所有資源都可以自由進入或退出市場。
3.2純粹壟斷市場。微觀經濟學將壟斷定義為一個廠商控制一個全部供給的市場結構。在壟斷市場下，不存在產品相近的代替品的競爭，也就是說，市場上只有一個賣者，而又沒有其他替代品的競爭對手在純粹壟斷市場結構下，廠商與行業（或市場）是完全重合的兩個概念，行業中唯一的廠商就是壟斷企業，這個壟斷企業也就構成了一個行業或市場。
3.3壟斷競爭市場。完全競爭和純粹壟斷是兩種極端情況，現實中普遍存在的是所謂壟斷競爭市場。壟斷競爭又叫不完全競爭，是指一種既有壟斷因素又有競爭因素的市場結構。微觀經濟學對壟斷競爭市場有如下的假設：①市場上存在著大量的賣者和買者，以致于某一賣者（或買者）可以忽視其他賣者（或買者）的行為對自己利益的影響；②賣者（廠商）的產品存在著差異，但同屬一類產品，相互間有著密切的技術替代關系（指它們都滿足同樣的需求）和經濟替代關系（指它們有類似的價格）；③一個生產集團中各個廠商具有相同的需求曲線和成本曲線；④廠商能夠比較容易地進入或退出市場（生產集團）。
當壟斷競爭廠商和其生產集團在短期內獲得超額利潤時，除了原來的廠商會擴大生產規模外，新廠商也會進入市場。競爭的結果使價格下降。價格從短期內大于平均成本下降到長期內等于平均成本。同們當廠商在短期內出現虧損時，價格會因為廠商縮減生產規模或退出市場而提高，一直到價格等于平均成本為止。
4.市場結構與經濟效率
微觀經濟學認為，不同市場結構，經濟效率是不同的。這種經濟效率上的差別，源于市場競爭程度的不同。競爭程度越高，經濟效率越高；競爭程度越低，經濟效率也就越低。因此經濟效率最高的是完全競爭市場，其次是壟斷競爭市場，再次是寡頭市場，效率最低的是壟斷市場。
一個行業到底適合何種市場結構，取決于對如下兩個方面的考慮：一是由產品的自然屬性決定的行業對社會化程度的要求。有些產業或行業，如鋼鐵、汽車工業等，對經濟規模的要求較高。在這些行業，保持一定的產量規模是企業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前提，一些達不到社會平均規模的企業在競爭中被淘汰或兼并，而新企業的進入往往因為資金、技術、人才等方面的約束而成為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因此這些行業適合于壟斷或寡頭壟斷的市場結構。相反，對另外一些行業（如服裝、食品加工業等）來講，對經濟規模的要求較低，社會需求變化較快且呈現多樣性特征，企業進入的障礙較少，因此適合于競爭程度較高的市場結構。二是社會經濟制度。社會制度的不同最終體現為產權關系以及由此決定的分配關系的差異。顯然，在一個倡導公平與效率兼顧或共同富裕的社會里，不會允許壟斷者對大部分行業的支配。而在一個單純強調效率及允許收分配差距無限擴大的社會里，壟斷者對經濟生活的支配則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我國糧食市場選擇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現實的。首先，完全競爭市場的長期均衡是純粹依靠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來實現的，在這一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頻繁而劇烈的市場波動。糧食生產周期較長以及糧食消費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質，決定了社會無法容忍糧食市場過于劇烈的波動。其次，市場交換關系在我國糧食流通中尚未完全建立起來，糧食市場的發育尚處在較低層次，在這種情況下，完全放任市場對糧食流通的調節，必然會引發過度的市場投機行為，其結果是少數人從中漁利，而廣大的生產者、消費者和經營者則深受其害。1993年糧食經營和價格放開后糧食市場出現的混亂局面足以說明這個問題。第三，完全競爭市場對經營者（廠商）行為和市場信息的傳播等方面有極其嚴格的假設和要求。當這些要求得不到滿足時，市場的效率將大打折扣。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這些要求現在達不到，恐怕將來也達不到。即使是在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里也不存在完全競爭的市場。
糧食市場選擇純粹壟斷結構也是不可取的。首先，壟斷必然會導致低效率。壟斷者的供求均衡點往往較大幅度地偏離最佳交易規模，從而無法協調糧食的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目前我國國有糧食企業主宰糧食市場的狀況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被視為壟斷市場結構。多年來的實踐證明，處于壟斷地位的國有糧食企業很難靈敏地適應市場供求的變化，無法使糧食市場達到平衡狀態。其次，壟斷者會通過調整壟斷價格，占有一部分消費者剩余，獲得高額利潤，從而侵犯消費者利益。我國糧食的消費者價格與生產者價格之間差額（即購銷差價）在大多數情況下超過了一般的商業利潤。近年來在糧食定購價上升的同時，銷價上升幅度更大，農民認為“吃虧”，消費者感到“不劃算”，而財政負擔過重未能從根本上扭轉，其主要原因在于市場壟斷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流通不暢和低效率。
糧食市場結構的現實選擇應該是壟斷競爭市場。壟斷競爭市場從效率上講，介于完全競爭與純粹壟斷之間，可以發揮競爭和壟斷兩個方面的優勢。一方面，通過適度的競爭，可以使糧食市場充滿生機和活力，從而最大限度地滿足消費者的多樣化需求，發揮市場機制對糧食生產、流通和消費的調節作用。另一方面，市場上數量有限的糧食經營者以及對進入糧食市場設置一定的條件或障礙，可以避免市場過于劇烈的起伏動蕩和過度投機。壟斷競爭市場效率的高低取決于經營者數量的多少以及政府對進入糧食市場的管制程度。政府往往需要根據一定時期的糧食安全形勢和市場發育狀況在效率與公平或穩定之間做出某種權衡。但從改革的方向看，“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或市場穩定”應該成為確定市場結構的基本原則。基于這樣的一種認識，并充分考慮到壟斷競爭市場的運行特點和我國糧食生產、消費的特點我們認為，作為改革取向的中國糧食市場結構的雛形，應該具備如下基本特征：一是市場上存在較多的經營者，且經營者之間公平競爭。但為避免過度競爭和壟斷，經營的數量和每個經營者的規模要受到一定的限制。二是每個經營者都是獨立的經營實體都對自己的盈虧負責。政府對每個經營者實行同樣的待遇和政策，經營者效率的高低唯一地取決于其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的質量。三是價格唯一地由市場決定，政府對價格的影響是通過對市場的干預而不是通過直接的價格管制來實現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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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徐時忠.《淺談糧食市場化與糧食市場建設》［J］長沙：糧食科技與經濟，2002(07)摘要：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核心，是廢除“雙軌制”，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益，用市場化的手段實現對糧食生產的支持和對糧食消費的保障。在市場主體、市場體系、市場結構、市場規則、企業戰略、政府職能等方面進行體制性和機制性的改革，建立企業完全市場經營，政府適當調控的運行體制；建立自主經營，自我約束的國有糧食企業經營機制；并配套建立市場化的農民利益保護機制，糧食安全保障機制；糧食產業化引導機制和糧食企業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機制。我國糧食市場選擇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現實的，糧食市場結構的現實選擇應該是壟斷競爭市場，壟斷競爭市場從效率上講，介于完全競爭與純粹壟斷之間，可以發揮競爭和壟斷兩個方面的優勢。
關鍵詞：糧食經濟市場結構糧食流通體制
一、關于銀行市場結構的爭論
1.壟斷性的銀行市場結構對經濟產生的負面影響。Pagano（1993）在一個經濟增長模型中，展示了在壟斷性的銀行結構中，銀行會向借款人索取較高的貸款利率，向儲戶支付較低的儲蓄利率，從而減少了市場中可用信貸資金的均衡數量。并且當政府出臺促進經濟增長的利率政策時，壟斷性的銀行市場結構還會阻止利率的下降，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Guzman（2000）在關于資本積累的一般均衡模型中，通過假定存在兩個同樣的經濟體，其中一個經濟體的銀行處在壟斷性的市場結構下，另一個則處在競爭性的市場結構下，證實了壟斷力量的負面影響。Guzman認為在信貸配給存在的條件下，壟斷性的銀行會比競爭性的銀行更多采用配給的方式來貸款，從而得出壟斷性的銀行市場結構會對資本積累產生壓制效應的結論。他指出，在沒有信貸配給的情況下，由于壟斷勢力的作用，企業的貸款利率會更高，考慮到道德風險的存在，企業違約的可能性也相應提高了。壟斷性的銀行不得不維持監督企業的高額費用，浪費了本可以被用于借貸的資源，銀行的壟斷能力導致了銀行業的無效率。
Shaffer（1998）分析了1979—1989年間美國各大城鎮家庭收入增長的統計數據，發現在排除了對收入增長起作用的其他因素后，在擁有較多銀行的城市中，家庭收入的增長速度也較快，從而暗示了壟斷性的銀行市場結構會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Black和Strahan（2000）調查了銀行市場結構對企業活躍程度的影響，通過對美國跨州以及跨行業數據的分析，發現在銀行集中度較高、銀行壟斷勢力較高的州，新興企業和新商業社團的數量較少。Jayaratne和Stranhan（1996）估計了美國廢除限制銀行分支機構的規定對各州收入增長的影響，一般認為，廢除此類限制應該被視為增強競爭。發現該規定實施后，各州個人收入以及產量均呈現加速增長的現象，由此預示壟斷性的銀行市場結構會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但是Collender和Shaffer（2000）發現，美國大都市地區，壟斷性的銀行市場結構對家庭收入的影響在1973—1984年間為負，而在1984—1996年間卻轉變為正，這一結果顯示壟斷性的銀行市場結構對經濟的影響尚無定論。
2.壟斷性的銀行市場結構對經濟產生的正面影響。關于壟斷性的銀行市場結構在新興企業融資中所起的積極作用方面，Petersen和Rajan（1995）所進行的開創性研究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他們的研究表明，在一個壟斷性的銀行市場結構中，沒有以往借貸記錄的新生企業實際上可能會以更低的利率獲得更多的信貸：具有壟斷力量的銀行可以通過“試銷性”（introductory）的低貸款利率來吸引新生企業，并在新生企業獲得成功后索取較高的貸款利率，以此抽取租金。由于具有壟斷市場的能力，銀行不用擔心會有其他競爭性銀行與之搶奪企業資源，因此，這種“先補貼新生企業，后分享成功企業利潤”的策略是可行的。反之，在一個競爭性的市場中，銀行不能指望日后能夠對成功的企業收取較高的貸款利率，因而也就不會在新生企業的初創階段通過降低貸款利率來促進其發展。所以，在沒有銀行壟斷的競爭性市場環境下，新生企業的貸款利率較高并且其信貸額度被部分配給。
Shaffer（1998）則從篩選的角度論述了壟斷性銀行市場結構的益處，反駁了銀行競爭會對經濟產生正面影響的觀點。現代商業銀行的主要功能之一是甄別的功能，通過對那些具有不同品質的借貸企業加以篩選，來鑒別那些具有潛質的企業。Shaffer發現美國金融市場中，隨著市場中銀行數量的增加，銀行借款人的總體質量反而會下降這一有趣的現象。認為銀行的篩選技術還不足以準確揭示借款人真實特性，當銀行不能完全甄別借款人的類型時，會有某些高品質的企業被鑒定成低品質企業，反之亦然。考慮到銀行很難區別信貸申請是屬于已被其他金融機構拒絕的信貸申請，還是屬于客戶新的貸款申請，被一家或多家銀行拒絕的申請人可以繼續向其他銀行申請。這類曾被拒絕的申請人既可能是高品質的企業，也可能是低品質的企業。如果市場中存在較多數量的銀行，且借款人頻繁的貸款申請是無成本或低成本，低品質企業獲得貸款的可能性就會大幅提高。這種“逆選擇”的存在，會導致銀行貸款質量下降，貸款銀行陷入“勝利者的禍害”（Winner‘sCurse）而喪失利潤。Cao和Shi（2000）進行了類似的研究，也得出競爭性的銀行市場結構反而會使貸款利率更高、信貸數量更少的結論。Manove，Padilla和Pagano（2000）通過觀察銀行的借貸策略，考慮了不同市場結構下銀行在采用篩選還是作為篩選替代的抵押之間的權衡。銀行通過篩選來鑒別高品質的企業，并減少低品質企業的違約風險。因為篩選是耗費成本的活動，如果一家企業提供足額抵押，企業一般不會發生違約并損害到銀行的利益，銀行就不會有進行費時費力篩選的動機。考慮在高品質企業和低品質企業同時存在的現實世界，高品質企業雖然有更高的概率從事好的投資項目，但是由于信息不對稱，只有企業家知道自己是高品質的還是低品質的企業，而銀行卻并不知情，它只有通過篩選才能鑒別出項目的好壞。在競爭性的銀行市場結構中，銀行將給兩類企業提供貸款，一類是那些愿意提供足額抵押品的企業：由于高品質企業從事好項目的概率更高，因項目失敗而失去抵押品的概率較低，所以愿意提供足額抵押品；低品質企業從事好項目的概率較低，如果低品質企業模仿高品質企業的做法，也給銀行提供抵押品，因項目失敗而失去抵押品的概率就很高，這將給低品質企業造成更大的損失。因此，“提供抵押品以顯示自己是高品質企業”這一顯示信號，是低品質企業無法模仿的信號。愿意提供足額抵押品的企業將被銀行視為是高品質企業；另一類是不愿意提供抵押品，需要經過精心篩選才能給予貸款的企業。為了彌補篩選費用，向通過篩選的企業所要求的信貸利率要高于向提供抵押品企業所要求的信貸利率。此時，提供抵押品的企業會有部分項目失敗，雖然通過抵押品，銀行本身并沒有損失，但項目的失敗會對社會資源造成一定的浪費。在壟斷性的信貸市場中，由于能夠分享項目成功后的剩余，所以銀行并沒有接受高品質企業抵押品的意愿，而偏好于對所有項目都進行篩選。與接受抵押相比，篩選排除了向部分企業的失敗項目分配資源的可能，將能給銀行帶來更高的信貸回報。從這一點上來看，壟斷性的銀行結構更有利于避免社會資源的浪費，對經濟的影響也更為積極。
Dell‘Ariccia（2000）研究了銀行對企業篩選的情況，發現隨著銀行數量的增加，銀行篩選企業的可能性降低了。這可能是由于篩選的過程將耗費大量時間，企業會在此期間失去獲取利潤的機會；或是由于企業并不愿意暴露項目的真實信貸價格，所導致的被觀察企業不情愿被篩選。在銀行競爭的格局下，銀行有可能會遷就企業不愿被篩選的意愿。在經濟衰退期或緩慢增長期，申請信貸的企業很可能是低品質的企業且其信貸申請曾經被其他銀行拒絕過，此時銀行對企業進行篩選是較佳的策略。然而，在經濟擴張時期，由于存在著較多高品質且未經甄別的新生企業，基于獲取市場份額角度考慮，銀行可能會向未經篩選的企業提供貸款。銀行在經濟循環周期的上升階段承擔了較高的風險，一旦經濟循環周期落人不景氣階段，銀行就有可能陷入貸款難以收回的困境。反之，在壟斷性的銀行市場結構中，壟斷銀行一般不會遷就企業的意愿，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銀行信貸隨經濟周期波動的風險。
Petersen和Rajah（1995）在對美國處于具有不同銀行集中程度的市場中，代表性的小型商業企業信貸可獲得性的實證分析中發現，在銀行集中度較高的市場中，小型商業企業的信貸較易獲得；并且，較為年輕的企業在具有更高銀行集中度的市場中，支付的貸款利率更為低廉。Shaffer（1998）也發現在銀行數量相對較多的大城市中，銀行能夠索取更高的貸款利率。Bonaccorsi和Dell‘Ariccia（2000）分析了意大利各省以及各行業數據，發現在銀行集中度較高的省份，新企業的誕生率也較高。對那些信息更為不透明產業中的新興企業來講，銀行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才能篩選甄別企業的品質，銀行集中度與新企業誕生率的正相關性尤為顯著。
二、對銀行市場結構的權衡
鑒于銀行市場結構對經濟可能產生正負兩方面影響，Cetorelli和Peretto（2000）針對兩者之間的權衡進行了研究。他們通過一個古諾模型，來說明N家銀行在個人儲蓄以及向企業借貸資金等方面的相互競爭對經濟的影響。假定那些擁有篩選技術的銀行，能夠花費一定的成本區分開高品質及低品質企業。雖然銀行甄別的結果不會被第三者所觀察到，但其他銀行作為競爭者，能夠通過觀察這家銀行是否會擴大或否決貸款來獲取被篩選企業的信息。信息的外溢產生了搭便車問題，導致銀行篩選成本的上升，削弱了銀行以信息為基礎的有效借貸策略。Cetorelli和Peretto進而把他們的模型從論證肩負著甄別企業成功率任務的銀行最佳借貸策略問題，擴展到既有被篩選過的“安全”貸款，又有未被篩選過的“風險”貸款時銀行借貸最佳策略。在此模型下，信貸市場是內生分割的：一部分低品質的企業一直被篩選且信貸僅向那些高品質的企業擴展，而其他剩余的企業則無視其品質特性，不予區別地實施信貸配給政策。信貸市場中這兩部分相對規模的發展變化，反映著經濟發展的路徑。在這一理論框架中，銀行市場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有兩種：一方面，銀行數量越少，信貸市場中的總體信貸規模也越少；另一方面，銀行數量越少，對于銀行來說甄別項目的激勵越大，更多的資金因而能夠被有效地分配給高品質的企業，銀行資金的使用效率將得到提高。
所以，銀行的數量決定了信貸市場總體信貸規模及其效率間的權衡。反過來，信貸市場的規模和效率又決定了資本積累的回報，進而決定了儲蓄。由于這種權衡的存在，銀行市場結構與單位資本的穩態收入間可能不會是單調的關系。換言之，最有利于經濟發展的銀行市場結構既不是壟斷的市場，也并非完全競爭的市場，而是一個對信貸存在著過度需求的市場。由此可得出以下建議，由于政府政策會影響到銀行市場結構，作為監管者的政府可以通過控制銀行間的競爭程度來促進經濟的發展。
三、政府直接控制的銀行對經濟的影響
在現實世界中，各個國家的金融市場中普遍存在著由政府控制的銀行。LaPortaetal.（2000）調查發現，在信貸市場中，國有銀行壟斷程度越高的國家，人均資本收入和生產率的增長速度也越低，從而證實了國有銀行的效率較低，難以實現資本的最佳配置。此外，他還發現國有銀行壟斷程度高的國家金融市場發展也較為緩慢。Cetorelli和Gambera（2001）對政府控制銀行的強弱程度能否影響銀行在產業增長中的作用進行了檢驗后發現，在銀行集中度較高且政府對銀行控制程度較高的國家，銀行高集中度對于高度依賴于外部融資產業的發展所起到的積極作用消失了。實證結果顯示，由政府所控制的銀行市場壟斷只能導致銀行效率的降低。他們也沒有發現國有銀行對市場的壟斷力量能夠導致銀行更有效地篩選企業，并且國有銀行也不存在與貸款企業建立并保持良好借貸關系的意愿。他們認為，這種政府高度控制的壟斷性銀行之所以沒有對經濟起到其應有的積極作用，主要是因為國有銀行更樂于從事政治目標最大化活動，偏離了銀行利潤最大化的目標。
四、銀行業結構對其他行業結構的影響
產業組織理論認為在決定行業市場結構的因素中，銀行的市場結構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企業外部融資的可獲得性，起到了進入壁壘的作用，從而對其他產業的市場結構會產生影響。然而，無論銀行壟斷程度的增加會導致各行業部門壟斷程度的增加或是減少，即不管它是提高或是降低了進入壁壘，都無法事先得知。
從實證上看，一方面，更具有壟斷性的銀行能夠提高企業早期的發展速度。隨著企業的成熟，它會產生向那些潛在的新進入企業借貸的偏好。這與。Petersen和Raian（1995）所描述的銀行理是一致的。驅使壟斷性銀行向新興企業融資的動力，在于獲得企業成長后從企業利潤流中抽取租金的機會。考慮到在行業發育更為成熟的階段，新企業的進入會增加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而這將削弱原先銀行所扶持企業的利潤。因此，在成熟的產業部門，銀行也會有限制新企業獲得信貸的激勵。此外，銀行也會考慮它在其他方面的某些既得利益：維持銀行在市場的高集中度，會有助于銀行參與到現有客戶的經營中去，從而與現有客戶建立更為密切的關系；銀行還可能會通過犧牲從新的進入者身上所獲取的利益，來換取現有企業的信任，從而引導這些企業的戰略決策。此時，銀行的目標就不僅僅只是其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是社會利益的最大化了。另一方面，也有學者認為銀行利潤最大化的目標會導致銀行偏好新的市場進入者，因為新興企業一般都具有更高回報的項目以及更為新穎的技術，能夠保證銀行更高的利潤。在這種情況下，銀行業的集中將導致競爭性的產業結構，不利于形成具有市場壟斷能力的大型企業。
總之，新興企業在壟斷性銀行市場結構下信貸的可獲得性，對新興企業所在行業未來的成長性影響較大。在某種程度上，銀行將面臨著新企業進入引發企業競爭對銀行原有收益的影響與新企業進入給銀行所帶入的新的利潤之間的權衡，銀行最終的權衡結果將影響到該行業的市場結構。
Cetorelli（2001）使用從17個OECD國家中所獲取的包括35個制造行業的數據，對上述觀點加以判斷。發現在企業規模高度依賴于外部融資的部門中，銀行業更為集中的國家，企業規模確實更大。他同時根據已有的實證結果考察了外部融資規模對行業的影響，發現無論銀行集中對行業壟斷的影響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對于更依賴于銀行融資的企業來說，影響程度更深。
五、對中國銀行業的啟迪
1.關于發展金融機構。長期以來，中國的銀行市場是四大銀行壟斷絕大多數市場份額及金融資源的市場結構。但由于經營管理中存在的大量問題，四大銀行并不能有效解決關于中小企業項目融資方面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從而限制了向中小企業的貸款。根據本文的分析，大量金融機構的存在，會導致有貸款意愿的企業之間缺乏競爭，而眾多銀行在激烈競爭中，貸款質量難免下降。如果完全放開銀行業的準入限制，銀行數量會快速增加，這將導致借款人總體質量的下降，反而會使信貸市場陷入貸款利率升高和信貸數量減少的惡性循環之中，不利于銀行資金的有效分配。因此，政府應該適當控制信貸市場中金融機構的數量，適度發展民營銀行。
旅游目的地的選擇是旅游需求與供給雙方互動的過程，必須從旅游目的地屬性與旅游市場屬性兩個方面予以考察。從旅游系統特性和消費者的消費能力、情感、偏好和旅行行為選擇之間的關系來看，將有多種因素影響旅游者的旅游行為。傳統的需求模型對這些問題做了簡化處理，因此已有的旅游需求模型用來描述旅游市場結構不精確，用來激發或改變消費者旅行行為的策略不敏感，不能滿意解釋旅游流的時空特性[1]。
在旅游規劃和研究工作中，經常用到的市場圈層結構來源于引力模型。引力模型最早誕生于物理學，后來被廣泛運用于社會科學中各種人類相互作用聚集流的研究，如人口遷移、旅行、通訊、商品運送、城市內部交通等[2]。
克朗蓬（CramponLJ）首先證明引力模型在旅游研究中的作用，沃爾夫（WolfeRI）、愛德華茲（EdwardsSL）和切薩里諾（CesarioFJ）等在隨后幾年中對旅游市場的引力模型做了進一步調整和完善。在中國，保繼剛等學者將這一模型和理論在中國的研究中做了運用和討論[3]。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是：
式中：T為客源旅行強度的某種量度，P為客源地人口與經濟規模的某種量度，A為目的地吸引力的某種量度，D為以距離為主的旅行成本的某種量度，G為經驗常數。當然各個變量上面一般還有經驗指數。根據這一模型，誕生了今天旅游規劃和研究工作中常用的旅游市場圈層結構。旅游市場根據距離遠近被分為一級市場（基本市場、核心市場）、二級市場（次要市場、一般市場）和三級市場（機會市場）。
然而在許多具體研究對象面前，我們發現，旅游市場的空間結構常常發生變異。一些時候，這種變異是顯著和至關重要的，有必要對這種變異的影響因素和變異模式做認真的探討。
2旅游市場圈層結構變異的因素
2.1均質條件的破壞
旅游市場圈層結構理論的假設——均質環境于現實中原本不存在，地理、經濟、文化等條件的非均質分布勢必要影響圈層結構的面貌。
例如人口的非均質分布，使得大城市總會比小城市和鄉村在同等幾何空間內蘊藏了更大的旅游市場。因而，在區域旅游發展規劃中，我們通常首先將市場定位的目光投向附近的大城市。河南信陽市旅游業將武漢市作為首要目標市場，而不是距離更近的駐馬店、漯河等城市，就是這一道理①。
除了人口，由于經濟條件的非均質分布，一些城市和地區的出游率更高，在相同的人口和距離條件下，它們會成為更為重要的市場。根據2000年山東省泰安市旅游局進行的調查，北京游客與河北游客數量相當②。而到達遼寧葫蘆島市的北京游客顯著多于河北游客③。這些狀況與單純考察距離和人口總量因素的結論顯然不符。
2.2交通線路的影響
交通線路是游客進入的通道，它的分布直接影響游客進入的便捷程度和成本。因而，在最為重要的交通線路方向上，旅游市場圈層結構將出現“突起”，這與城市和產業的空間生長有些類似[3]。
位于遼西走廊葫蘆島和河西走廊的酒泉市，旅游市場都存在沿交通大通道伸展的情況④。但是，由于重要交通線路的布局與重要城鎮的分布通常存在互為因果的關系，因而交通線路對旅游市場結構的影響可能被前述人口與經濟分布的影響所疊加遮蔽。同時，交通線路的布局也與地理因素有關，例如，山西省中部的交通動脈多沿汾河谷地縱向分布，這也導致臨汾市旅游市場的圈層結構沿谷地縱向“突起”⑤。
2.3消費門檻的影響
對于旅游區和具體的旅游產品，一些非大眾化的高端旅游產品會形成明顯的消費門檻。例如對于高檔次的溫泉度假村，臨近鄉村和一般城鎮居民不具備消費能力，這些旅游產品勢必跳出臨近空間，直接投放高端客源聚集地。通俗地說，它們就不是為本地客人準備的。
例如旅游，由于交通成本等方面的原因，長期以來成為高端旅游消費。根據2002年的統計，在其國內旅游市場格局中，占據前五位的是北京（20.2％）、四川（16.3％）、廣東（9.1％）、上海（8.1％）、福建（4.2％），這其中恐怕只有四川憑借的是距離優勢，而人口眾多、地域廣闊的華中一帶游客所占比例僅有5％。而且，在旅游客源構成中，海外游客比例很大，有大約一半的旅游收入來自海外游客⑥。在這里，消費門檻的影響表現得很突出。
對于特定的高端旅游產品，它的市場圈層可能受到嚴重扭曲，甚至成為一些互不相聯的“市場島”，這些“市場島”是達到消費門檻的城市和人群，而周邊大范圍的區域則不在市場區內。
同時，“基本客源市場”概念可能由此遭到挑戰。由本地或周邊市民構成的所謂“基本市場”可能不復存在。一個旅游產品和一個地區的旅游業是否應當首先要滿足本地居民需求成為疑問。
2.4消費偏好的影響
如同一般商品和服務的市場特征，不同地域的旅游者也有著不同的消費偏好，例如歐洲游客希望放松和享受，喜歡自助游。美國游客以休閑為主，探險和生態旅游都很喜歡。日本游客喜歡休閑和觀光度假，對登山、滑雪、沖浪和療養等專題旅游也很感興趣，同時對佛教等歷史文化很感興趣。根據不同的產品類型，旅游市場結構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例如旅游和敦煌旅游，日本游客占據特別重要的位置，就與他們的文化淵源導致的消費偏好有關⑦。在湖北黃岡白潭湖景區的開發中，考慮到黃石市工業污染嚴重，市民游憩空間不足，將黃石市確定為最重要的目標市場，也是基于消費偏好的考慮⑧。一些特殊的專業型旅游資源，例如考古研修型資源，只對個別城市中的特殊人群有吸引力，消費偏好將成為市場研究的主要考慮因素。
2.5“反向旅游”消費傾向的影響
在旅游這一特殊消費活動中，消費偏好往往產生“反向旅游”的傾向。我們把旅游目的地景觀（物質景觀和文化景觀等。下同）與游客原住地景觀、已經感知過的景觀之間的“極端差異”稱作“反向”，如城市與鄉村、沿海與內陸、山區與平原、干旱地區與濕潤地區（雨季與旱季）、東方與西方、盛夏與隆冬、發達國家（地區）與發展中國家（地區）、安全舒適環境與緊張刺激經歷……，把“追求景觀差異極大化”的旅游行為稱作“反向旅游”。如城里人到鄉下尋求自然野趣，現代人到窮鄉僻壤體驗簡樸生活，西方人到東方古都訪問胡同、四合院，內陸人到大海邊欣賞波濤洶涌的浪花等等，都是“反向旅游”。
根據我們所作北京市居民郊游意象程度調查，越是靠近城市中心區的居民，郊游愿望越強，而海南島冬季旅游大受北方人歡迎也是“反向旅游”消費傾向的體現。
關于“反向旅游”的研究不多，但是它對于“基本市場”概念的擯棄，對于旅游市場圈層結構的破壞最為徹底，值得今后加強研究。
2.6特殊因素的影響
親緣關系、工作和商務關系以及其他政治經濟因素，也可能成為影響旅游市場空間結構的重要因素。
在山東乳山市的銀灘景區，大慶石油部門由單位組織建房，形成了數個大型生活小區，大量退休職工舉家遷居與此。由此，在相距遙遠的兩座城市中建立起了緊密的親緣關系，大慶成為乳山旅游重要的客源市場地⑨。
在，由于關系的確定，一些內地省市與相關地市的人員交流相對頻繁。2002年，來自15個對口省市的游客占到國內游客總數的81.6％。而將人次排列，前五位的分別是北京、上海、廣東、四川和福建，恰恰是國內市場前五位的省區⑥。2003年，廣東省國際旅游接待人數占到全國的四成⑩，這恐怕與粵港間的經貿聯系（也有親緣關系）密不可分。可見工作和商務關系也對旅游市場的分布有重要影響。
行政區界，特別是國界對于旅游成本的增加作用是毋庸置疑的。過去，中國西南地區與印度之間，東北地區與朝鮮之間的旅游往來受到了很大的政治影響。世界上尚有一些國家不能成為另一些國家的旅游目的地。這些因素極大地改變了理論上的圈層結構。
3旅游市場圈層結構變異的模式
3.1變異模式一：場空間變形
由旅游目的地或吸引點構成的“引力場”——市場圈層，在“導體、絕緣體”——地理、經濟、文化等非均質因素的影響下發生變形，如同電場等勢線的變形一般。由于非均質的狀況是普遍的，這一空間結構更為接近一般旅游目的地的市場狀況（圖1）。
圖1旅游市場圈層變異的場空間變形模式
Fig.1Modeoftransmogrificationoffieldspace
3.2變異模式二：軸向拉伸
由交通條件導致市場圈層沿主要交通通道生長“突起”，如同城市地理學和經濟地理學中的城市與產業拓展模式[3]。如河北玉田、遼寧葫蘆島等受重要交通通道影響強烈的旅游目的地將產生此類的市場空間結構(11)。
圖2旅游市場圈層變異的軸向拉伸模式
Fig.2Modeofextendingalongaxes
圖3旅游市場圈層變異的市場孤島與群島模式
Fig.3Modeofmarketislandandarchipelago
3.3變異模式三：市場孤島與群島
高端旅游產品受到消費門檻因素的影響強烈，只有少數城市的部分居民能夠消費，其市場空間結構將呈現市場島（群島）形式。對于消費偏好極為顯著或者消費門檻極高，或者有極為特殊的社會文化關系的旅游目的地，市場指向將非常集中，其營銷策略也相應的為“集中突破”，這類旅游市場將呈現極端的市場孤島形式。
4旅游市場空間結構的確定過程
4.1多因素的綜合影響
旅游產品與旅游目的地所處的環境是復雜的，影響旅游市場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這些因素綜合作用，共同塑造旅游市場的空間結構。
旅游市場的圈層結構是研究的一個基礎，它依循吸引力距離遞減的原理，符合產品供給和需求的基本關系，符合經濟學、地理學和物理學的一般規律。但是，多種因素對這一空間結構的影響是普遍存在的，這在旅游發展的實踐中已經得到證實。在將來的旅游規劃和經營過程中，理應對文中討論的各種影響因素加以研究，特別是對多種因素要做綜合考查。
4.2多模式的綜合運用
旅游產品與旅游目的地究竟更接近于一般的圈層結構模式，還是場空間變形模式，軸向拉伸模式，或是市場孤島與群島模式，不能簡單搬用在研究對象上。由于各個旅游產品和旅游目的地條件千差萬別，所受影響復雜且不同，應當綜合運用多種模式，結合各自條件做具體分析。
4.3動態變化與平衡
由于旅游產品和旅游目的地的變化，由于影響市場空間結構諸多因素的變化，市場空間結構的變化是必然的。一種空間結構的表現，是在這一過程中的動態平衡。關注和把握市場的動態變化，是旅游經營者、管理者和研究人員所必須做到的。
例如政治和文化環境的變化，中國內地游客到越南、香港等地的旅游成本已經大大降低，加之中國游客消費水平的變化，對于越南、香港和將來的臺灣地區，中國內地在其旅游市場空間中的地位勢必發生重大變化。
近年來，交通條件和收入水平的變化在中國內地地區十分明顯，中國游客消費能力明顯提高，高速公路、鐵路升級和私家車的普及將一些目的地的市場空間大大延伸了。青藏鐵路的修建，將徹底改變旅游的交通條件，也將降低旅游消費門檻，對于旅游市場的影響將十分顯著。
在旅游產品的不同開發階段，產品不同，面對的消費對象也會不同，市場空間將相應變化。對于微觀的旅游經營者，由于不同階段企業內部的具體情況不同，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營銷策略和方向，它們的市場空間結構可能經歷由主攻一個目標市場（孤島形）向多向展開（群島形或圈層形）的過程。
4.4嘗試：一個更符合現實意義的市場空間結構分析模型
將全部空間劃分為若干面積相等的空間元，從中任意選取空間元S[,i]，建立市場空間結構分析模型：
選取一個標準空間元（通常是經驗判斷的最重要市場）S，計算其市場規模指數：
將各空間元的市場規模指數與其比較得出它們的市場等級指數：
市場等級指數的分布情況可作為劃分市場等級的依據。實際研究中，并不需要將全部空間劃分空間元，可以根據基本經驗，選取若干有研究意義的空間元。由于最終得到的是與標準空間元的比較值，一些指標變量的數值可以采用比較值，大大簡化了實際處理過程。
以信陽雞公山景區的國內市場分析來示意此方法。選取武漢市區為標準空間元，各空間元的市場等級指數如表2所示。總之，在我們的研究和實踐工作中，應當本著實事求是的研究態度，客觀、全面和動態的把握市場規律。文章所做分析和初步結論應當在今后做進一步討論和完善。
注釋：
①信陽市旅游業發展總體提升策劃（征求意見稿）．課題組，2005。
②山東省泰安市旅游發展總體規劃（征求意見稿）．課題組，2003。
③葫蘆島市旅游業發展總體規劃（2006—020年）（征求意見稿）．課題組，2006。
④酒泉市旅游業發展總體規劃．課題組，2003。
⑤臨汾市旅游業發展總體規劃．課題組，2004。
⑥自治區旅游業發展總體規劃（初稿）．課題組，2003。
⑦酒泉市旅游業發展總體規劃．課題組，2003。
⑧湖北省白潭湖景區總體規劃．課題組，2001。
⑨山東省乳山市旅游業發展總體規劃（征求意見稿）．課題組，2005。
論文摘要：本文根據1994—2005年我國股市融資和產業結構有關經濟數據，利用協整理論，從股市融資規模效應視角，對股市融資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發現股市融資不但沒能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反而阻礙了產業結構優化，而出現這種理論和實踐差異的核心原因在于漸進式改革下國家主導型制度變遷對股票市場的定位和制度設計。
一引言
從1993年開始，上市資源的分配一直采取中央政府按行政條塊切塊下達上市指標和額度，并對申請公開發行股票企業的產業政策進行了規定，如中國證監會《關于1993年申請公開發行股票企業產業政策問題的通知》明確規定，鼓勵能源、交通、通訊等基礎產業企業，暫不受理金融企業，控制房地產企業，商業企業則各省不能超過一家；1994年l0月了《上市公司辦理配股申請和信息披露的暫行規定》，文件除對配股時限、數量等加以限定外，還強調配股募集資金的用途必須符合國家的產業政策；國家計委2002年1月《“十五”期間加快發展服務業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提出鼓勵符合條件的服務業企業進人資本市場融資；國家經貿委、財政部、科技部和國家稅務局2002年7月聯合《國家產業技術政策》，支持高新技術企業在證券市場融資；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土資源部、商務部、環保總局和銀監會2003年12月關于制止鋼鐵、水泥、電解鋁行業盲目投資的若干意見，《意見》特別指出證監會不能核準含有此類項目公司的首次公開發行和再融資的申請；2004年1月國務院簽發《國務院關于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和穩定發展的若干意見》，認為資本市場發展有利于國民經濟的經濟結構調整和戰略性重組。中國股市中這種特有的上市機制以及各項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使股市的資本配置朝著既定的地區和產業傾斜。
另外，西方主要工業化國家的經濟發展史也表明，股票市場的發展過程往往就是其產業結構高度化的演進過程。比如在1870年至1920年間，西方主要工業化國家(如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的股票市場處于發展初期階段，其金融資產證券率僅為12％，國民生產總值證券率僅為8％，與此相適應，其產業結構則表現為農業國向工業國過渡時期的特征——第一產業的就業比重高達50％以上，第二產業產值比重僅占25％以上，第三產業極不發達；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上述國家的股票市場已經高度發達，這些國家的金融資產證券率已經高達50％以上，國民生產總值證券率也達到了較高水平，比如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證券率高達l13％，與此同時，這些國家的產業結構也達到了后工業化的水平——無論從就業比重還是從產值比重來看，第一產業迅速下降，第二產業略有上升，第三產業后來居上躍居首位。
綜上所述，無論是我國特有的上市機制，還是西方國家的發展經驗都表明，股市融資具有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但是通過對我國股市目前的發展狀況和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分析，我們不得不提出一個疑問：我國股市融資對產業結構升級的這促進作用是否實際存在?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本文根據我國股市融資和產業結構有關經濟數據，利用資金流量法和協整理論，對股市融資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最后對理論上應該而實際上沒有起到促進作用的原因進行了深入探討。
二文獻綜述
關于股票市場發展與產業增長關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以Levine和Allen等人為代表的新金融發展理論，但是它只是將資本市場納入研究體系，對于經濟增長的研究則始終停留在宏觀數據層面，尚沒有導人產業和企業層面。Rajan和Zingales(1998)在Levine等人的研究基礎上，將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范圍深入到金融與行業增長率的層面，并通過41個國家、36個行業數據，從一個國家內不同行業對外源融資的依賴程度考察了金融與行業成長率的關系，研究發現金融市場的發揮降低了外源融資的成本，從而把企業從內源融資的束縛中解放出來。ThorstenBeck和Levine(2002)在Rajah和Zingales的方法基礎上，首先運用跨行業、跨國家的面板數據檢驗金融結構與產業增長的相關性，針對銀行主導和資本市場主導兩種金融體系，檢驗嚴重依賴外部融資的產業在哪種體系中增長更快，主要評價金融機構是否促進資本流向了外部融資依賴性強的產業。Fisman和Love(2003)引人了行業增長機會概念，并認為導致金融發展效應差異的因素與其說是行業外部融資依賴度，不如說是行業增長機會。他們的實證過程表明，在單獨引入金融發展與增長機會的乘積項或單獨引入金融發展與外部融資依賴度的乘積項時，其系數都是顯著的。JefreyWurgler(2000)提出了一個新方法：以資本形成對于盈利能力的敏感性(即彈性)來衡量資本配置效率，并運用包括28個制造業部門、跨時33年的面板數據，對65個國家進行了實證分析和比較研究。
與國外利用多個國家宏觀數據研究不同，國內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論研究和以國內中觀數據為主的實證研究，研究結論充滿爭議。歸納起來，關于股票市場與產業升級的關系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股市融資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升級，如朱建民和馮登艷(2000)、王軍和王忠(2002)、王蘭軍(2003)、楊德勇和董左卉子(2007)；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股市融資與產業結構升級弱相關或不相關。殷醒民(1997)通過對1996年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的制造業結構分析發現上市公司通過資本市場發行股票來募集資金的實際效果是加劇了制造業資金的分散化，并且認為股票市場與國家的產業政策基本上沒有聯系，蔡紅艷和閻慶民(2004)度量了行業成長性，研究發現我國產業結構調整中各行業成長性的此消彼長并未在資本市場中得到體現。
上述研究多以理論研究為主，實證方面的研究主要采取了兩種方法。一種是以徐炳勝(2006)為代表的多元統計方法，他主要通過我國資本市場于產業結構有關的經濟數據對股市融資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進行了回歸分析。另一種方法是基于JeffreyWurgler(2000)的資本配置效率模型，這個模型的出發點是以市場作為配置主體，而且該模型因為缺乏理論依據、關鍵變量的內涵無法做嚴格界定，而遭到研究者們的質疑。基于此，本文將根據1994—2005年我國股市融資和產業結構有關經濟數據，利用資金流量法和協整理論，從股市融資規模效應視角，對股市融資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
三股市融資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實證分析
(一)評價指標體系選取與數據說明股市融資指標：為了克服異方差和誤差項序列相關，本文采用股票市場各年度籌資額分別與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進行衡量。即：股票融資率SR=股票融資額／GDP。產業結構升級指標：衡量一國產業結構升級的程度，可以通過計算和比較不同年代第二產業增加值／GDP、第三產業增加值／GDP、(第二產業增加值+第三產業增加值)／GDP等指標來衡量。本文選取當年第二、三產業增加值的和與當年國民生產總值之比進行衡量。即：產業結構優化率IR=(第二產業增加值+第三產業增加值)／GDP。
產業績效指標：產業結構理論中的“黑箱理論”即“投入——產業結構——產出”，產業結構在這里實質是承擔一種產業轉換器作用，而關于產業結構升級問題研究的核心，同樣是如何促進高效率(績效好)行業比重的提高和低效率(績效差)行業比重的下降，從而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實現產業整體績效的提高。而產業績效定義是基于企業集合體的角度，因此，本文選擇產業利潤率來評價，但是由于上市公司多數為各地區的骨干企業或者高新技術企業，因此在稅收政策方面往往較非上市公司具有明顯的優惠優勢，所以以稅前凈資產利潤率IP來評價，即：產業績效指標IP=(稅前利潤總額／凈資產X100)。考慮到數據的完整性，樣本期間選取1991—2005年。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歷年統計年鑒和CCER數據分析系統。
(二)序列平穩性檢驗在實際經濟活動中，多數時間序列都是非平穩的，這些序列的矩隨時間而變化，然而某些非平穩的經濟時間序列的某種線性組合卻可能不隨時間變化，表現出平穩性。20世紀80年代初Engle與Granger提出的協整理論就是解決非平穩時間序列之間協整關系的有效方法。但是協整理論并不是對所有非平穩數據都能處理，它所解決的是某些單整序列的關系問題。根據E—G兩步發，為防止偽回歸產生，在進行協整分析前，必須檢驗序列平穩性，即序列單整性檢驗。單整性是指，如果一個序列經過n階差分后才能平穩，則稱此序列為n階單整，記為I(n)。同階單整序列的某種線性組合如果是平穩的，稱之為協整。常用的檢驗方法是ADF法和PP法，本文使用ADF法，采用Eviews5．0計量軟件進行實證分析。
首先，作變量SR、GR、IP時序圖(見圖1)，初步判斷序列平穩性，識別變量截距、趨勢特征。從圖1可以看出，各變量可能不平衡，且都有截距項。然后，采用ADF方法對各變量進行單整檢驗，得到的結果見表3。從表3可以看出，GR、SR、IP的檢驗統計值大于臨界值，說明它們是非平穩序列。而它們的差分序列AGR和ASR以95％的置信度通過檢驗，AIP以90％的置信度通過檢驗，說明AGR、ASR、AIP為平穩序列。顯然，可以判定GR、SR、IP各變量都是一階單整的，即I(1)序列。
(三)資本市場融資規模與產業結構優化關系的協整檢驗根據上述單整檢驗結果，SR、GR和IP這些時間序列雖然自身非平穩，但其某種線形組合卻可能平穩。如果存在平穩的線形組合，這個線形組合則反映了變量之間長期穩定的比例關系，即協整關系。以產業結構優化率GR、產業績效指標IP為被解釋變量，資本市場融資率sR為解釋變量，建立計量模型：，其中1、為隨機擾動項，表示GR、IP中sR無法解釋的其他因素，對GR和sR、IP和sR分別進行回歸，得到模型(1)和模型(2)：
從回歸結果看，模型1的截距項和系數顯著，R=0．560618，調整的R=0．516680，F值=12．75923，P值=0．005079；模型2的截距項顯著，而系數不顯著，其R=0．246154，調整的R=0．151923，F值=2．612246，P值=0．144704。為了檢驗模型1中GR和sR是否協整，必須進一步對模型的殘差平穩性進行檢驗。提取模型1殘差，記為e，對其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見表3。殘差e以95％的置信度通過檢驗，是平穩的。說明GR和SR是協整的，股票市場融資率和產業結構優化率具有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股票市場融資率每增長1個百分點，產業結構優化率降低5．523358個百分點，可見我國股票市場融資對產業結構升級不但沒有起到推動作用，反而阻礙了產業結構的優化。
為了進一步確定股票市場融資率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長期均衡和短期影響的關系，建立誤差修正模型(ECM)，誤差修正模型基本形式是由Davison、Hendry、Srba和Yeo于1978年提出的，該模型能解釋因變量的短期波動是如何被決定的，一方面，它受到自變量短期波動的影響，另一方面取決于誤差修正項(ecm)，即回歸模型1的殘差序列e。將ecm滯后一階，建立誤差修正模型，修正誤差模型中ecm(一1)系數為負，說明在短期內或因為政策因素影響，或其他隨機干擾影響，導致股票市場融資率與產業結構優化可能偏離均衡值，但這種偏離是暫時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偏離將因誤差的修正回到均衡狀態。:
四結論
宏觀匯率決定理論模型假設交易者是同質的，信息對匯率的作用是相同。但是外匯市場微觀結構理論認為這種假設同現實是不符的，他們認為交易者是異質的，匯率基本面的信息是分散的，市場必須花費一定的時間來吸收這些分散信息。外匯市場微觀結構理論最初關注的主要變量是交易者的異質性、私人信息和交易制度，隨著各種微觀結構理論模型的涌現，該理論的主要變量變化為指令流，即帶符號的交易量(Kyle，1985)。客戶買進為正的指令流，客戶賣出為負的指令流。作為信息的加總器，指令流最基本的作用是信息的中介，它成為連接宏觀基本面信息和匯率的橋梁，也是連接微觀交易主體和匯率的樞紐。
外匯市場微觀結構的方法證明：做市商間指令流能夠解釋現匯匯率報價的60%左右(Evans&lyons，2002)，其實證結果遠遠好于宏觀匯率決定理論模型，而且微觀結構方法能夠對國際金融學中匯率決定的三大謎團做出解釋(Evans&lyons，2004)。外匯市場分散的信息通過客戶指令流傳遞給做市商，再通過做市商之間的交易加總這些信息，影響到現匯匯率。客戶指令流是客戶投資組合調整的結果(Evans&lyons，2002)，如果客戶對外國基本面的預期好于做市商，客戶就會增加外幣的持有，帶來正向的外幣客戶指令流，反之亦然(Evans&lyons，2007)。做市商是風險的規避者，他通過在外匯市場頻繁交易出清頭寸，從而帶來外匯市場巨大的交易量(lyons，1997)。宏觀基本面信息既可以直接傳遞影響到匯率，也可以通過指令流的渠道傳遞影響到匯率，因而投資組合調整模型認為，利率差和做市商間指令流的變化是現匯匯率變化的主要決定因素(Evans&lyons，2002)。客戶指令流也是現匯匯率的主要決定因素之一，因為決定客戶指令流變化的信息結構和決定現匯匯率變化的信息結構是相同(Evans&lyons，2006)。
二、國際外匯市場和中國外匯市場的交易規模
按照國際清算銀行的分類，外匯市場按照交易工具可以分為傳統的外匯市場和外匯衍生品市場。前者包括現匯交易、遠期交易和外匯掉期交易(foreignexchangeswaps)。后者包括貨幣互換(currencyswaps)交易、外匯期權交易以及其他涉及外匯的衍生品交易。
1.傳統外匯市場
從表1可以看出，傳統外匯市場日均交易量在逐年大幅攀升，在12年時間中日均交易量翻了將近3倍。僅以2007年為例，傳統外匯市場日均交易規模達到3.2萬億美元，2004年為1.95萬億美元，增長率為71%。2007年，現匯日均交易規模為1.005萬億美元，遠期的日均交易規模為0.362萬億美元，外匯掉期日均為1.714萬億美元。增長率最大的是外匯掉期交易，2007年比2004年增長了近95%。
從表2中可以看出，在1995～2007年中，處于前五位的交易幣種始終是美元、歐元(或者德國馬克)、日元、英鎊和瑞士法郎，占比高于160%；而且貨幣對主要是美元和以上幾種貨幣的貨幣對，占比高于55%。僅以2007年為例，在傳統的外匯市場中主要的交易貨幣包括美元(86.3%)、歐元(37%)、日元(16.5%)、英鎊(15%)、瑞士法郎(6.8%)、澳元(6.7%)、加元(4.2%)、瑞典克朗(2.8%)、港元(2.8%)、挪威克朗(2.2%)。在交易的貨幣對中，美元貨幣對占比86%，歐元貨幣對占比僅為10%，其他貨幣對占比僅為4%。美元貨幣對主要包括美元/歐元(27%)、美元/日元(13%)、美元/英鎊(12%)；歐元對主要包括歐元/日元(2%)、歐元/英鎊(2%)、歐元/瑞郎(2%)。
2.外匯衍生品市場
OTC外匯衍生品市場的日均交易規模為0.29萬億美元，2004年為0.14萬億美元，增長率為110%。2007年，貨幣互換交易日均規模為0.08萬億美元，外匯期權為0.212萬億美元，其中增長率最大的是貨幣互換，2007年比2004年增長了近300%。
在外匯衍生品市場，主要的貨幣對為美元貨幣對和歐元貨幣對。2007年，美元貨幣對的日均交易規模為0.233萬億美元，較2004年增長110%，其中貨幣互換0.076萬億美元，外匯期權0.158萬億美元；歐元貨幣對的交易規模為0.041萬億美元，較2004年增長95%。
3.中國外匯市場的交易規模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統計，2007年，中國內地的日均交易量占國際外匯市場的比重，在傳統外匯市場上為0.2%，在衍生品市場的占比為0；香港特別行政區占比分別為4.4%，0.9%；臺灣的占比分別為0.4%，0.1%。在所有的交易貨幣中，中國人民幣占比僅為0.5%，港元占比2.8%，臺幣占比為0.4%。
如表3所示，在銀行間外匯市場中，2007年總的交易額超過了2萬億美元，同比提高了近90%；外幣掉期，2007年交易總量達到0.3萬億美元；遠期交易量，2007年交易總量僅為0.02萬億美元。相對于國際外匯市場日均3.2萬億美元的交易量來講，中國外匯市場的交易規模極為有限。
在銀行間市場總交易量中，做市商的交易量占比極高，2006年做市商間交易占比達到了93%，2007年為90%。
三、2005年7月以來，中國外匯市場的發展總結
2005年7月21日，中國的匯率制度改革，同時加強了中國外匯市場的發展。2005年8月8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了《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加快發展外匯市場有關問題的通知》。通知中提到了加強中國外匯市場發展的四個方面的措施：擴大交易主體(符合條件的非金融機構和非銀行金融機構可以成為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交易會員)；增加詢價交易方式(在銀行間市場引入了詢價交易系統，詢價交易是一種實行雙邊授信，雙邊清算和風險自擔的交易方式)；豐富市場的交易品種(在銀行間市場開辦遠期外匯交易，銀行間市場的會員都可以參與遠期交易，而且遠期交易都是詢價交易，可以實行本金全額交割或者是軋差交割)；加強外匯市場監管(外管局管理即期和遠期外匯市場)。
在外幣兌外幣和人民幣兌外幣兩個市場都引入了做市商制度。2005年5月18日，銀行間外匯市場外幣交易系統上線后，銀行間外幣對外幣的做市商市場逐步形成。2005年末，會員銀行30家，10家做市商(中資行3家，外資行7家)。2006年年初開始在人民幣外幣市場引入做市商制度，提供雙邊的買賣報價，增加市場的流動性。當時，共有13家做市商，中資銀行8家，外資銀行5家。
交易方式方面的發展：引入詢價交易，延長交易時間。2006年初，即期外匯市場推出了詢價交易，詢價交易的結束時間為下午17∶30，交易成本僅為競價交易的1/30，而且人民幣遠期市場也僅實行詢價交易方式。詢價交易推出之后，詢價交易的規模遠遠超過了競價的交易規模。2006年年末，銀行間外匯市場即期詢價交易量與競價交易量之比為18.3∶1。2007年上半年，該比值變為170∶1。2007年全年，該比值為130∶1。2006年10月9日，統一了詢價交易和競價交易的結束時間，閉市時間統一調整為17∶30。
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確定方式的變化：從前一交易日的收盤價作為中間價變化為通過詢價和加權平均的方式確定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中間價。2005年6月末，以前一交易日即期交易的加權平均匯率，作為下一工作日人民幣對外幣交易中間價；2005年7月21日以后，以前一交易日的收盤價，作為下一個工作日該貨幣對人民幣交易的中間價格；2006年1月3日，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在每個交易日銀行間外匯市場開盤前向所有銀行間外匯市場做市商詢價，并將全部做市商報價作為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的計算樣本，去掉最高和最低報價后加權平均，得到當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權重由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根據報價方在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交易量及報價情況等指標綜合確定。其他幣種中間價確定方式：通過人民幣兌美元的中間價和國際外匯市場各幣種當時的匯率套算得到。
擴大了交易主體：非銀行金融機構和非金融公司可以申請成為銀行間市場的會員。2005年8月以來，增加了2家非銀行金融機構和1家非金融公司。1家信托投資公司在2005年下半年成為會員，中化財務在2007年4月成為會員，中化集團在2005年10月成為會員。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變動區間擴大：從0.3%變化為0.5%。2005年7月20日，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人民幣兌美元交易價浮動幅度為0.3%，2007年5月21日，浮動幅度由0.3%變為0.5%。
增加外匯市場的交易產品：增加遠期交易、外幣掉期和貨幣掉期交易。2005年8月15日，銀行間市場正式推出遠期人民幣外匯交易業務。2006年4月24日銀行間外匯市場推出人民幣與外幣掉期業務。2007年8月，人民銀行推出了貨幣掉期交易。2007年12月10日，人民幣外匯貨幣掉期交易正式在銀行間市場上線。
交易系統方面的發展：從多系統發展到統一的集合系統。2005年5月18日，銀行間外幣對外幣的買賣系統上線，2005年8月15，銀行間人民幣外匯遠期交易正式上線，遠期交易實行雙邊授信、雙邊清算的詢價交易方式。2007年4月9日，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新一代外匯交易系統上線，該系統集合以前的各種交易系統，各種外幣交易在這一個系統上都能夠完成。新系統支持了人民幣外匯即期、遠期和掉期交易，同時支持人民幣對外幣和外幣對外幣兩個市場，以及競價和詢價兩種交易模式。
豐富了即期外匯市場交易的貨幣對：2006年8月1日，即期外匯市場增加了人民幣兌英鎊，至此即期外匯市場共有5個交易貨幣對：人民幣兌美元、港幣、日元、歐元和英鎊。
隨著我國銀行間外匯市場快速發展，參與主體不斷擴大，產品序列繼續豐富，市場基礎設施日趨健全，成交量大幅增長，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得到了進一步提高。隨著外匯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品種不斷豐富。外匯市場在價格發現、資源配置和風險防范中的作用日益增強。
四、中國外匯市場微觀結構分析
1994年，中國開始發展真正意義上的外匯市場，尤其是銀行間外匯市場得到充分的發展。2005年7月之前，中國外匯交易系統共有366個會員，主要成員是政策性銀行和商業銀行。2005年7月以后，非銀行金融機構以及非金融公司基于本身的外匯實際需求在滿足中國人民銀行要求的前提下，都可以作為銀行間市場的會員參與市場交易。2007年7月末，銀行間外匯市場共有263家會員(經過重新登記以后的數量)，其中做市商22家，非做市商的銀行會員238家，其他金融機構只有2家(1家信托投資公司，1家財務公司)，企業會員只有一家。2007年年末，會員數增加到268家。
2006年1月4日，中國在銀行間外匯市場全面正式引入人民幣對外幣的做市商制度。2005年年末，共有13家做市商(中資銀行8家，外資銀行5家)。2006年年末，增加到21家(中資銀行13家，外資銀行8家)。2007年年末，達到22家(中銀資行13家，外銀資行9家)。
1.1994～2005年12月，中國外匯市場微觀結構分析
在一般情況下，外匯市場微觀結構是指包括做市商的交易結構，客戶同做市商交易，做市商再同其他做市商交易。在2005年7月以前，在中國的銀行間外匯市場沒有實行做市商制度。1994年到2005年年末，在中國的外匯市場中不存在外匯市場的這種包括一個定價中心的市場微觀結構。
在此期間，中國實行的匯率制度類似于固定匯率制度。1994年我國確定了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是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中國政府加強了外匯市場的管制，維持人民幣匯率保持在1美元兌8.2765人民幣的水平。1999年，IMF重新核定中國的匯率制度，認為中國的匯率制度已經從1987年核定的浮動匯率制度轉變為目前的傳統釘住匯率制度(GuijunLin，ect，2003)。同時，中國實行強制結售匯制度，中國人民幣銀行在外匯市場中投放本幣，買進外幣或者是賣出外幣，回籠人民幣，保持匯率的穩定。由于中國的貿易收支順差持續多年，國家累積了大量的外匯儲備。在這種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中，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匯率水平基本上不能反映基本面的變化，自然同市場微觀結構也沒有任何關系。
GuijunLin，etc(2003)提出在1994～2003年，中國的銀行間外匯市場是中國銀行——中央銀行的雙寡頭的壟斷市場結構。中國銀行作為客戶的經紀人，買進客戶的外匯，中央銀行買進中國銀行賣出的全部外匯。在這種市場結構下，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可以基本保持不變。在這段時期，中國人民銀行就相當于外匯市場的做市商，而銀行間外匯市場的成員都是客戶。在這種類似的外匯市場微觀結構中，中央銀行在銀行間外匯市場的干預活動帶來的指令流平滑了外匯市場其他交易主體帶來的人民幣匯率的上漲壓力。Salih.N，etc(2006)認為，國際外匯市場主要以場外市場為主，是無形的市場，但是中國外匯市場是一個有形和無形并存的市場，主要以銀行間外匯市場為主，仍然保留著集成交易的形式，外匯市場的這種特點保證政府能夠對外匯市場實行有效控制。
2.2006年以后的中國外匯市場微觀結構分析
2005年7月21日，中國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之后，中國銀行間外匯市場得到了充分的發展，改變了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的確定方式，引入了詢價交易方式和做市商制度，增加了外幣遠期、外幣掉期和貨幣掉期交易。外匯市場的交易規模大幅提高，人民幣匯率兌美元匯率出現了雙向的波動，人民幣匯率彈性擴大。在2007年上半年的117個交易日內，人民幣匯率升值日期為74天，貶值日期為43天。
(1)人民幣外幣市場的做市商定價中心的作用日趨強化
在匯率市場化改革過程中，中國加快發展做市商市場。因為做市商集中了市場上供求信息，是主要的定價中心。2006年1月4日，銀行間人民幣外幣市場引入做市商制度。由于人民幣匯率的波幅在擴大，交易量快速提高，做市商利潤空間增大，主要的國際銀行踴躍地爭取成為做市商，做市商的數量不斷增加。2007年年底，人民幣外幣市場共有22家做市商。盡管人民幣外幣做市商市場仍處于起步階段，但是中國已經具備了一般意義上的外匯市場微觀結構的制度基礎。
做市商市場作為定價中心的作用在日趨強化。人民幣短期匯率的變動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中間價和波動區間，而做市商在這兩個部分中都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人民幣外幣市場做市商在匯率決定中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人民幣對美元的中間價確定方式的變化強化了做市商在中間價確定中的作用。2006年1月3日以后，中間價由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向所有的做市商詢價后，去掉最高和最低價再加權平均得到。做市商的報價決定了人民幣外幣的中間價。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的進一步完善反映了市場在決定人民幣匯率中的基礎性作用進一步提高(SAFE，2006)。其二，做市商間的交易指令流決定了日內匯率在既定區間內變化。客戶指令流傳遞和集合了市場供求的基本信息，做市商再從客戶指令流中提煉出有價值的信息決定做市商間的交易報價。2007年全年，做市商間交易量占比達到90%，這表明，由于做市商市場中利潤豐厚，做市商間交易頻繁。做市商在尋找人民幣匯率的限定性均衡報價中引導人民幣匯率在既定區間內變化。基于以上的分析得出結論：人民幣短期匯率市場化程度相當高，做事商定價功能日趨強化，匯率變動主要由做市商來決定。
(2)銀行間外匯市場客戶結構單一
Lyon(2001)提出，在外匯市場中，交易分為交易商間直接交易、交易商間的間接交易以及交易商和客戶的交易，其中各自占比為1/3。交易商和客戶間的交易又包括交易商和其他金融機構間的交易(其他金融機構是指：除了做市商以外的金融機構)以及交易商和非金融機構間的交易。由于金融機構的杠桿比率不同，其他金融機構又區別為杠桿金融機構(例如：規避基金)和非杠桿金融機構(例如：保險公司、養老基金等)。按照BIS的分類(見表4)，交易被分為交易商間的交易、交易商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交易、交易商和非金融機構的交易。
據BIS的統計數據顯示：在傳統外匯市場的全部日均交易量中，交易商之間的交易占比40%～60%，但是在逐年下降；而交易商和客戶間的交易規模占比明顯在逐年提高，尤其是交易商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交易規模占比大幅增加。以2007年為例，交易商之間的交易占比下降為43%，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交易占比提高到40%，同非金融機構的交易占比提高到17%。
我國外匯經紀公司剛剛開始出現，所以做市商間的交易都為直接交易。從銀行間外匯市場的客戶結構來看，做市商的客戶幾乎都是非做市商會員銀行。例如，2007年上半年，銀行間外匯市場的會員共有263家，其中做市商22家，非做市商的銀行會員238家，其他金融機構只有2家(1家信托投資公司，1家財務公司)，企業會員只有1家。99%的客戶都是銀行金融機構，非銀行類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的數量過少，杠桿類和非桿杠類金融機構為零。這種同質的客戶結構在兩年內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所以按照Lyons(2001)的分類，中國外匯市場做市商的客戶完全同質，結構單一。按照BIS的分類，中國外匯市場的交易幾乎都是交易商之間的交易，即做市商銀行和非做市商會員銀行間的交易。
客戶結構方面的差別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國的金融體系是市場主導性的，外匯市場以場外市場為主，90%的交易商是做市商，做市商同外匯最終使用者的距離很近；但是中國的金融體系是銀行主導型的，外匯市場以銀行間外匯市場為主，不到10%的交易商(即會員銀行)是做市商，做市商僅同部分的外匯最終使用者有直接的聯系。
同質的客戶結構確保了市場穩定，但是卻不能及時而充分地傳遞關于經濟基本面的信息和市場各種需求變化信息，不利于完善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
綜上所述，在2006年以前，中國的銀行間外匯市場是雙寡頭壟斷的市場結構，在這種市場結構中，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但是2006年以后，中國的外匯市場引入做市商制度，但是做市商的客戶結構完全同質，在這種外匯市場的微觀結構中，人民幣短期匯率主要由做市商來決定。
五、中國外匯市場微觀結構同發達國家的差別
中國作為一個主要的新興市場國家，外匯市場的發展同主要的發達國家自然存在差別。中國外匯市場具有新興市場國家外匯市場的一般性特點，同時也具備其特殊性。
1.新興市場國家外匯市場微觀結構的特殊性
新興市場國家的外匯市場微觀結構同發達國家不同，這些差別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其一，新興市場國家外匯市場中做市商制度引入較晚，匯率形成機制亟待完善。例如，中國在2006年年初才在銀行間外匯市場引入了做市商制度。其二，中央銀行干預更加頻繁，央行干預指令流對匯率有決定性作用(例如：印度、中國、克羅地亞等)。中央銀行也可以通過設定貨幣匯率波動率區間的方式來間接地管理外匯市場。例如，克羅地亞庫納/美元波幅為+(-)15%(Galacetc，2006)，中國人民幣/美元波幅為0.5%(中國人民銀行，2007)。其三，外匯市場的交易成本較大，交易量較小。其四，宏觀變量(利率差)可以解釋匯率變動的78%(例如印度)(Bhanumurthy，2000)；其五，客戶指令流異質性的含義不同。在發達國家，金融機構的客戶指令流對匯率的影響比非金融機構的影響更大、更加顯著(Lyons，2001)，杠桿金融機構的指令流和非杠桿金融機構的指令流對匯率的作用力不同(Evans&Lyons，2006)。但是在新興市場國家主要的差別是外國客戶的指令流和本國客戶的指令流包括的信息量不同。外國客戶指令流包括更多的信息，而本國客戶只是流動性的提供者，指令流不包含信息(例如匈牙利)。其六，本外幣資產不是完全的替代品。發達國家本外幣資產是完全的替代品，只是收益率上有差別；但是新興市場國家，本外幣資產不是完全的替代品。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賬戶沒有完全開放，外匯市場是不完全的市場，匯率是在不完全市場中決定的。但是發達國家外匯市場是完全的市場，貨幣匯率是在完全市場中決定的。
2.中國外匯市場微觀結構的特殊性
(1)信息傳遞的過程不同
發達國家(主要指美國和英國)的金融體系是市場主導型的，從而外匯市場以場外市場為主。信息傳遞和處理的過程如圖1所示。其中指令流只包括客戶指令流和交易商間指令流。
中國的金融體系是銀行主導型的金融體系，外匯市場是有形和無形并存的市場，而且主要以銀行間外匯市場為主。部分希望成為銀行間會員的機構，考慮到成為中國銀行間外匯市場會員資格的高成本，或者是考慮到會員身份的高壟斷性，他們會紛紛放棄申請成為銀行間會員，轉而通過各自的賬戶銀行(賬戶銀行一般都是銀行間會員)來完成外匯交易，而賬戶銀行再通過同做市商的交易將這種信息傳達給做市商，最后做市商之間再進行交易，通過做市商間的指令流將場外市場中客戶(客戶市場外匯的最終使用者)投機或者套利的需求體現在了人民幣匯率的變化上。
由于中國是銀行主導型的金融系統，金融市場發展不完善，外匯市場又以銀行間市場為主，這種制度框架導致場外市場客戶指令流通過會員銀行的指令流來傳達宏觀基本面和市場供求信息。這種交易機制的差別導致了信息傳遞和處理過程如圖2所示。其中指令流包括場外市場客戶指令流、場內會員銀行客戶指令流以及交易商間的指令流。
區別概括為兩點：其一，增加了場內會員銀行客戶指令流；其二，做市商通過場內會員銀行客戶指令流來提取場外市場客戶指令流，獲得基本面的信息。
(2)中央銀行指令流對匯率變化有決定性作用
筆者認為，目前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處于政府逐步緩慢退出、市場逐步進入的階段。當中國外匯市場具備了合理的定價能力后，政府退出的速度會加快，市場定價的決定權會提高。如上文所述，在2005年7月以前，中國人民銀行在銀行間外匯市場買進和賣出外匯從而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2005年7月匯率制度改革以后，人民幣/美元匯率在既定的幅度內波動，這說明市場具有了一定的定價權，但是由于波幅較窄，這種權利非常有限。但是在2007年5月21日，人民幣/美元波幅從0.3%提高到0.5%，市場的定價能力逐步放大。波幅限制其實就相當于中央銀行的指令流仍然在人民幣匯率決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就目前來講，人民幣匯率形成處于過渡階段，市場定價的力量在日益提高，政府力量在慢慢的削減。由于銀行間外匯市場的會員結構相對單一，無需對客戶的指令流進行再分解。但是中央銀行同做市商交易形成的指令流包含的信息同一般客戶的指令流包含的信息是完全不同的，對匯率的影響也完全不同，所以如果對做市商的客戶指令流進行分解的話，最好分為中央銀行的客戶指令流和一般的客戶指令流，而且需高度重視中央銀行的客戶指令流信息量。
物業管理市場容量小,供給關系不順暢是影響物業管理市場化進程的一個重要問題,說供給不足并不是說我們的房屋建筑存量小,而是由于城市規劃建設的零散性和一些開發商大而全、小而全的計劃體制、觀念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物業管理企業數量不斷膨脹所帶來的。
現實中,與一些管理規模大、管理效果好的大型住宅區、工業區和大廈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一些零星分散的物業。以及一些在一定規劃區域內分塊建設并實行多頭管理的物業項目。這類物業原本就缺乏在規劃和規模等方面的先天優勢,再加上多頭管理的高成本,以及相互間的不協調,從而一方面影響了服務質量,降低了服務標準,甚至帶來一些社會問題,另一方面使物業管理企業不能形成良性運作和產生有效利潤,嚴重地影響到物業管理市場發育及行業的發展。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途徑為:
(一)政府協調
區分不同情況和類型,一方面對于政府統一規劃的、由多家開發商分別開發的小區、工業區和特殊功能園區的物業管理最好應由政府出面直接協調或由政府牽頭,通過業主的參與進行公開招投標。深圳已有成功的經驗,如對深圳市住宅局一個20萬平方米規劃完整,但由12個開發商建設和12家管理單位管理的小區實行了整合,通過公開招投標在12家管理單位中選出了一家管理能力、服務水準和經濟實力都較強的甲級物業公司進行統一管理,接管后該公司在小區內拆除了隔障,進行了環境整冶,統一了區內形象,提高了服務質量和管理標準,理順收費標準和行為,受到了業主的好評,同時也降低了這家公司在這個小區的管理成本,形成了效益回報。另一方面,對于一些原本元統一規劃、無規則小區環境的老舊小區,政府可在進行區域整治或老區改造的過程中,統一規劃定區域的物業管理,進行物業管理的規模整合。另外,還可以結合房管所的轉制,本著少設機構,擴大規模,方便管理,提高效益的原則,將區房管所的管轄區域按照定的規模或區劃進行劃分,形成房管所轉,制后的高效、低耗、適應市場的良性局面
(二)市場調整
一方面,使開發商尤其是一些小開發商和只有單項開發權的開發商認識到物業管理并不一定能成為開發商項目開發后的利潤來源點。嚴格說,開發商如果沒有相應的自有物業留給物業管理公司,而物業管理公司又沒有其它的經營項目和能力的話,單憑某一項目的物業管理所收取的管理費是與開發商一點關系都沒有的,按現行規定在管理費中可提取不超過一定比例的傭金,也只是由管理處一級上交給物業管理公司一級。而且當一個項目的管理費總額(由于是政府訂價和政府指導價標準)尚不足以完成運作成本所需時,這個傭金實際上是空頭的。現在有的開發商不交給專業物業管理公司,也不成立物業管理公司而成立個管理部,實質是統管物業管理費用,使管理費該用的用不到位,物業管理該維護的維護不到位,而盡量使管理費剩余形成利潤,這是嚴重侵害業主利益的情況。如果開發商能明白這種關系,知曉不能長期侵占業主利益時,很多小型物業管理公司和大量非公司的管理機構就沒有存在的必要而進入合并和重組行列。另一方面,使業主認識到,有的小區雖然小環境不錯,但由于管理規模小,管理成本高,必然要使業主的支出增加,同時也會使管理服務水準下降。那么有效的辦法就是通過促進與周邊小區的整合,尤其是在業主大會成立后重新聘請物業管理企業時,要把能否進行區域整合和在周邊區域范圍內挑選比較好的物業管理企業做為主要內容來考慮,實現完全市場化的整合小區和選擇物業管理企業的模式。此外,隨著物業管理企業認識的提高,物業管理企業最應明白的就是規模、成本和效益的關系,在目前很多物業管理企業還依附在開發商膝下的時候,要看到市場經濟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成本的最小化和利潤的最大化。開發商,尤其是小開發商和單項開發商是不會永遠給業主補貼的。那么小型物業管理企業的生存前景到底如何,要有一個充分的心理準備,盡早向聯合、重組或并購的市場化道路上靠攏。
總之,從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角度來看,市場或是任何事物的發生發展都是從出現、增長到調整、優化這樣一個循環過程。我們再做一個比較,以深圳為例,目前物業管理企業的數量為數近500,形成規模的公司不足100家,最大的公司本地管理面積不足500平方米,而從事物業管理的各類機構達700多家,深圳市的總人口只有400萬。相比較、香港物業管理公司總數亦為500家,形成規模的公司也是100家,而管理面積最多的可達1-2千萬平方米,香港基本沒有什么公司的管理機構,人口將近700。比較之下,深圳的物業管理企業或機構減掉3-5百家是一點都不多的。
二、物業管理規模擴張和專業化細分,是調整物業管理市場份額和重新劃分市場的必然。
時下,有一種認識認為,物業管理的市場化就是物業管理企業能否對外承接別人的項目或有否到外地去承接項目為標志。這是由于人們人為的把物業管理市場視為以管理面積為主的意識造成的,認為有了管理面積就有了物業管理市場的一切。同時,又在傳統計劃體制影響下,堅守大而全,小而全的做法,似乎要把計劃體制下的后勤管理改革需要推向社會的內容一古腦地全盤接收,把物業管理的社會化變成了物業管理的小社會。當然,物業管理發展過程中的這種全面的綜合發展也不能一概否定。比如,在90年代初社會上清潔公司的運作水平和能力不能滿足我們有些大物業公司的管理標準。到90年代中期一些物業公司又紛紛把包給專業公司的清潔工作收回來,自已重新成立清潔隊,但當清潔行業做為一個新興的專業類型市場形成后,其專業化、低成本、高標準的優勢一定會在這個市場中立足,現在又有很多物業公司采用了分包方式,有條件和能力的公司亦有組建專業公司的,將清潔工作在自己的具體操作內容中分離出
去。從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肯定物業管理的大而全、小而全或叫綜合一體化所起到的歷史作用。問題是:很多個原屬于物業管理大市場或相關市場的新興類型市場己經出現,我們如何抓住這樣的機遇,在新一輪類型市場劃分中占有一席之地,可以從以下途徑進行思考和實踐。
(一)、在物業管理的微觀范圍尋找市場
目前,一些有一定規模和有某些方面專業能力特長的公司已組建了一些獨立核算的如電梯公司、機電公司、綠化公司、清潔公司等,這些公司成立的基礎大都是原物業公司自有業務,能滿足專業公司的基本運作,再根據其經驗特長,向社會承擔相關業務。這個途徑并不是說讓大家都去一哄而上搞專業公司,搞了專業公司不走向市場沒有意義,走向市場,競爭不過別人就更沒有意義,所以搞不了專業公司的可以請專業公司來替我們打工。向專業公司分包具體操作項目,從理論上講,管理成本是會降低的。同時由于專業化公司形成了規模化和標準化的管理,也可使管理效果大大提升,在物業管理費標準不能輕易變動的情況下,效益應該是明顯的。
(二)、在物業管理的中觀范圍尋找市場
在上述物業管理直接操作的內容上再向探尋一下,不難發現,還有很多商機存在,我們沒有很好的介入和開辟新市場領域,比如大型商業物業的經營、會所的經營、幼兒園的經營等,如果說大型商業物業有時受開發商出售和直接出租的影響,我們介入不上,幼兒園也都直接租或交給相關部門去經營的話,會所可是大都交給了物業管理公司經營和管理,可現實是95%-98%以上會所都不能盈利甚至不能很好地開展活動。造成了有效資源的浪費。而包括幼兒園、大型商業物業的經營,如果能在我們物業管理范圍內進行有效開發,甚至投資或參股組建專業物業經營公司,并不是削弱了物業管理的實力和縮小了物業管理的范圍,而洽洽是擴大了物業管理的領域,開發出了新興的物業管理類型市場。其實,對物業的經營原本就是物業管理概念和內容中的主要組成部分,物業管理企業最有條件成為這一市場類型細分的主力。
(三)、從物業管理的宏觀范圍尋找市場
物業管理能不能參與高科技領域,能不能進入城市管理的市政領域,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在深圳,除了早已有了專門為物業管理開發電腦軟件的高科技公司,也有物業管理企業開辦高科技實物產品--外墻清洗劑的專業化公司,最近更有高科技上市公司參股物業管理公司的事例。如果說物業管理介入高科技領域存在高、難、遠的問題的話,那么物業管理發展到今天已經成了城市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物業管理與城市管理的具體操作內容也僅僅是一墻(圍墻)之隔,一線(紅線)相連,其很多市政管理如馬路清潔、市政設施的維護,市政綠化的管理等,都可以通過市場競爭的方式介入政府撥款管理的領域,而從市政管理的角度看,通過市場選擇管理者也必將成為城市管理體制改革的必然。但是,如果說城管體制改革亦需過程的話。那么,物業管理利用自我優勢和物業的便利,介入餐飲、娛樂業領域則早已有了成功的償試。
當我們看到香港的物業管理只用很少的人,而大部分業務都通過專業分包,把管理責任轉移到社會上去,美國的一個20多萬平方米的小區只有一名管理人員而驚嘆不已的時候,我們所能反應出來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真正的社會化不是把后勤體制的內容轉移到物業管理企業;真正的專業化也不是在物業公司內部擁有多少個職稱的專業人才;真正的規模化更不是不計成本和效益的元限擴大;而真正的市場化經營是在主營項目不斷擴大的同時,使專業項目和輔助配套項目形成新的分工,使市場成為由很多類似"納米"技術一樣的社會最小單位所構成。要知道波音飛機公司的最終產品是由成千上萬個獨立的"納米"性質的小公司的產品所構成的。
三、物業管理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適應市場經濟和物業管理市場調整的需要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我國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所面臨的重大體制改革的課題,也是國有企業必須經歷的一場廣泛而深刻的變革,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決議指出"當前國有企業的體制轉換和結構調整進入攻堅階段,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集中暴露出來"。由于我國物業管理企業絕大部分都是國有企業,也同樣受到傳統體制的影響,相當一部分物業管理企業還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經營機制不活,管理水平落后,服務意識不強,技術創新能力差,虧損經營或上級補貼經營普遍,甚至沒有經濟上的獨立自和決策權,較嚴重地制約了企業走向市場和在市場上求生存、求發展的直路,也阻礙了物業管理市場的健康發展和物業管理市場化的發展進程。所以,物業管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勢在必行,其主要途徑有以下3個方面:
(一)建立真正的以資產為紐帶的有限責任公司,明晰企業資產結構,明確各股東的責任、權利和義務,弱化上級對下級公司的指揮和支配權,強化物業管理企業在市場上的獨立決策和運作的能力,使物業管理企業具備市場準入的基本條件。
論文關鍵詞：市場體系;資本結構;生產組織的創新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要加強農業基礎地位，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保護和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健全農產品質量安全體系，增強農業的市場競爭力。”當前，面臨世界經濟結構新變化，我們要密切關注世界農業發展新趨勢，在農業結構調整中逐步明確今后農業發展的方向和重點，以發展的思路優化農業結構，促進農業發展戰略目標的實現。
一、當前農業結構調整中市場體系存在的問題
1.市場關系的發育。農業結構調整的最大主體是農戶，我國農戶的基本特征是:①土地經營規模小。1999年底，戶均耕地面積.794畝，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相當突出。②農業人口過多。目前，農村勞動力近5億，富余勞動力大約在1.5-2億。大量的農業勞動力導致人均資源占有量少，加之資本、技術投人少和農業基礎條件薄弱，造成農業勞動生產率低，農產品商品率低下。③農民收人低，經濟實力弱，在市場交易中常常處于不利地位。農戶在與其他市場主體進行交易和博弈時，常常處在明顯的弱者地位，不利于市場關系的發育。④就總體而言，農民的市場經濟意識還不強，對市場信號反應不夠靈敏，出現比較明顯的盲目性和地區趨同性，增大了農業生產的市場風險。
2農產品市場。我國目前農產品市場體系還很不完善，主要表現在:①層次結構不完善。在整個市場體系中，城鄉集貿市場占相當比重，批發市場建設不足，期貨市場的建設還處于起步階段。②農產品批發市場布局不完善。有的地方建設嚴重滯后，有的地方卻重復建設，出現”有場無市”的現象。③農產品市場運作體系不完善，各個層次的市場之間的聯系有待加強，目前還沒有形成農產品集貿市場、批發市場、期貨市場全國性的有機網絡。
3生產要素市場。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市場體系，不僅包括發達的商品市場.還包括發達的生產要素市場。與農產品市場相比，我國農村要素市場尤其是土地市場的發育相對滯后。①資金市場。農業結構調整、發展經濟作物和畜牧業、農產品加工業、農業產業化經營、鄉鎮企業改制改造和產業升級以及發展小城鎮等，均需要資金支持，然而多年來，農村資金大量流人城市，目前還看不到緩解的趨勢。②勞動力市場。20世紀90年代以來，各級政府在小城鎮的戶籍管理政策上有所調整和松動，但不少大中城市迫于下崗職工的就業壓力，或者以社會治安為借口，對農民進城從業設置了更高的門檻。如何實現城鄉互通，形成統一的勞動力市場，促進競爭和勞動力素質的提高，以利于農民與城鎮下崗職工的有序流動，需要統籌規劃，作出進一步的政策調整。③土地市場。目前，我國人多地少的狀況在短時間內難以改變，不探索有效的土地流轉機制，土地經營規模不斷細小化將不可避免。如何完善土地制度，建立健全土地使用權的流動市場，需要進一步摸索。④技術市場。進行農業結構調整需要技術支撐，因而興辦各類農業技術交易市場、加強農業結構調整的技術支持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二、解決途徑
(一)調整農業的資本結構
市場經濟的一大特點是資本的多元化，這種多元化表現為不同性質的資本對資源的配置發揮著不同的作用。沒有資本的多元化，市場經濟將不復存在。而某產業若想進人市場并獲得順利發展，也同樣必須有不同的資本在同一產業中發揮不同作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也充分證明，任何行業要想在市場經濟中獲得迅速發展，都必須有不同的資本參與。而我們的農業資本卻一直非常單一，這從根本上制約了農業的發展。
就目前的情況看，我國農業資本存在以下問題:
1農業資本弱小。現在農村集體經濟很薄弱，很難有新的資本注入到農業生產中來，再加上我國現在的農業資本主要是靠農戶自身積累(大型水利設施除外)，農業生產所必須的種子、化肥、農藥、農機具、水電等全部由農戶負擔，而且鄉村公路、橋梁、小型水庫等的建設也由農民負擔，還有子女上學、各種統籌提留等稅費負擔，已使農民不堪重負，加之主要農產品的價格已基本無提升空間，農民的積累也相當有限不可能更多地投人大量的資本于農業生產，能維持簡單再生產也就不錯了，所以農業資本的弱小就成為首要的問題。
2農村資本市場發育嚴重滯后。在我國的四大專業銀行中，唯一與農業掛鉤的是農發行，但農發行的投資對象卻不是眾多的農戶，而是農產品收購、加工、儲運企業或一些政府組織的大型農業項目，也就是銀行資本還沒有真正投入到農業生產的環節中。現在農村的民間信貸由于不規范、甚至非法運作，也不可能成為未來農業運作的主要來源。農村信用合作社的作用由于本身規模小，很難在農業生產中發揮更大作用。由于農業資本嚴重不足，且結構單一，使農業的轉型面臨很大的困難，廣大農戶只能維持簡單地再生產，并且一旦遇到較大的自然災害，農戶將連續多年喘不過氣來。如果農業資本結構調整得以實現，則農業生產的單一的所有制結構將從根本上打破，以種養業為基礎的農業產業鏈才有可能得以拉長，綜合農業效益才能夠提高，農業的轉型與農民收人的增長才有可能順利實現。
對此，我們應當分析市場潛力，更新思想觀念，確立利用資本市場推進農業產業化的經營理念。在中國的投資領域中，農業是最大、最后的有待開發的市場，投資的空白領域也很多。如名優特新農副產品生產和經營項目，高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精品農業、高科技含量的集約化設施農業等，正在逐步成長為市場份額大、投資回報快的跨行業產業。據相關專家分析，如果按從基礎生產到最終消費的產業化綜合效益計算，農業是最有前途、獲利較高的投資產業之一，同時農業和農村經濟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始終發揮著重要的支撐作用。因此，支持結構優、規模大、素質高的農業類企業上市是依托資本市場、發展大農業，使農業走向科技化、產業化的正確抉擇。農業“綠色板塊”的迅速倔起，將進一步證實中國農業產業化經營是證券市場、乃至整個資本市場最具開發潛力的新增長點，是應當予以積極支持、重點傾斜、加速培育的產業領域。
(二)農業生產組織的創新是農業結構調整的必然選擇
我們過去談農業結構調整，似乎只局限在經營品種上下功夫，過多地用行政手段代替市場，利用行政權力在轄區內要求農民種這種那，結果是產品銷不出去，農民怨聲載道。盡管我們通過實行農村，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解決了全國人民的溫飽問題，取得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但依然是一種小農經濟的模式，或者說它依舊屬于小農經濟的范疇。在生產力水平相對落后，溫飽問題尚未解決之前，這種生產組織形式的確是一種明智的選擇。但當溫飽問題解決，農民開始追求小康與富裕生活后，這種生產組織模式顯然已很難擔當這一重任。
1.規模過小，勢必導致生產成本過高，使得產品在市場上無競爭力。我國加人WTO后，這種情形將更加嚴重。我國現有人均耕地大概只有1.5畝左右，加之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動，把農民限制在有限且逐年減少的土地上，使得有限的土地上聚集了過多的勞動力，一方面是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不斷上漲，另一方面是主要農產品的價格已無上漲空間，這樣農業生產就陷人減產減收而不增收的尷尬境地。
2.由于農民的資本有限且大量的文盲和半文盲都集中在農村，使得農業科技推廣變得異常困難，如果要靠國家的投人來解決農業生產中的科技資金不足的問題，顯然是不現實的。
不同的市場結構，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會產生不同的作用，關于市場結構和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不同的理論學者對這一問題有著不同的認識。較為典型的，主要是以下三種觀點。
1.新古典經濟學的相關觀點
這種觀點認為，只有在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形態下，整個社會經濟才能創造出最大的價值和效率。它的理論根據是，在開放型的完全依賴市場競爭的環境下，參與競爭的主體都是通過在市場中通過市場行為來實現自身利潤的最大化，這種對利潤的渴望會驅使他們對各種生產資料、社會資源進行最為科學有效的配置，以此來實現企業福利的最大化。對于企業福利的最大化，不是指企業單純經濟效益的最大化，這種福利是綜合企業主體與社會兩個方面來考慮，既要求企業利潤的最大化，同時也要求社會所取得收益最大化。這是這項理論學說的主要觀點。
2.熊彼特觀點
與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不同，熊彼特認為“壟斷性的市場結構更加有利于整個市場環境下的技術創新工作”。他的觀點基于以下幾個方面來予以展開。首先，技術創新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一種具有潛在風險的工作，它需要資金、人力等方面大量的投入，成本高，收益不穩定，這是技術創新工作不可避免的特質。其次，壟斷會加強經營主體對技術創新的渴望，處于壟斷地位的經營主體并不會因為自己的優勢地位放棄對技術的創新，反而是基于自己優勢的地位，通過技術創新能夠幫助自己獲得更多的利潤。其次，弱勢地位的經營主體即沒有能力進行技術創新，也缺乏覺悟進行技術創新。綜合以上原因，熊彼特認為只有在壟斷性的市場結構下，才能更加有效地實現市場技術創新。
3.可競爭市場理論
這種理論產生于上個世紀80年代，該理論認為，在開放性的市場環境下，即使存在具有壟斷地位的優勢企業，只要整個市場允許有新企業的進入，那么壟斷企業能夠獲得的收益也要低于完全市場競爭結構下的市場收益。只要有競爭對手的存在，那么任何壟斷企業渴望高于正常收益的行為，都會引來其他行業主體的競爭。在這種生存環境下，無論企業是否具有壟斷地位，都會選擇通過不斷的技術創新來提升自己在市場競爭中的地位，通過技術的創新來實現市場的均衡。可競爭市場的顯著特點是它是以實現福利最優化為主要目標。
上述三種理論，是不同的學者根據不同的分析方式作出的解釋，但是，對于市場結構與技術創新之間究竟存在著何種關系，在那一種市場結構下能夠更好地實現技術創新，我們難以從中得出結論。無論哪一種理論，都告訴我們，技術創新與市場發展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二、市場結構的影響因素
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已經對市場結構與技術創新的相關理論有了一定的了解。為了更好地分析市場結構對于市場經濟所產生的影響，我們要對市場結構的影響因素進行全面的解析。除了繼續使用相關的理論知識以外，我們結合長吉圖地區的客觀情況對這一問題進行分析。
長吉圖是圖們江區域的核心領域，它的范圍主要涉及到吉林省的長春、吉林市和延邊州的部分地區。在2009年，國務院正式批準了《圖們江區域合作開發規劃綱要——以長吉圖為開發開放先導區》，確立了長吉圖地區新一輪的經濟發展方案，工業的發展，是整個經濟方案發展的重中之重。長吉圖地區的工業發展，在綱要正式確立之前，已經經歷了一段時間的發展。這一區域的工業發展現狀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特征。“首先，整體實力在不斷進步，經過21世紀頭十年的發展，長吉圖地區的工業化水平和經濟發展有了明顯的進步。其次，產業結構和工業內部結構正在不斷的優化，長吉圖地區的特殊地理位置，決定了其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產業結構的進步缺乏有效的完善。經過多年的發展，無論是整體的產業結構還是工業內部結構，都有了很大的進步。”這是當前長吉圖地區工業發展的市場結構現狀，下面我們從理論的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解析。
1.競爭程度
競爭程度，是影響市場結構的重要因素。如何衡量一個市場現有的競爭激烈程度，我們需要采用多個具體的指標來進行分析。從理論分析的角度來看，當一個市場的競爭效果尚未完全體現，市場競爭表現并不激烈時，一個典型的特點就是，工業主體在數量上應該較少，但是在整個市場中的資產貢獻率卻很高。所以如何衡量一個市場的競爭程度，可以以工業企業的數量和工業企業的資產貢獻率兩個因素作為研究指標，通過這項分析，了解當前長吉圖地區的市場結構。
2.企業規模
企業規模如何作用于市場結構，在研究領域主要是通過企業規模對技術創新產生的影響進行分析。不同的企業規模，在促進工業主體的技術創新上發揮著不同的作用。一種觀點認為，大型企業更有利于進行技術的創新，特別是壟斷性企業，在技術創新上有著獨特的優勢。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在競爭的市場結構中能夠更加有利于技術的創新進步，企業規模不需要過大，適度的中小企業能夠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做出更好的應對，能夠更加自主地進行各項技術的創新。
3.行政壟斷
壟斷作為經濟運行的一種特殊形式，不僅存在于資本主義國家中，在社會主義國家同樣存在。“按照壟斷的不同形態或者產生的原因來分，主要有以下三種形式：市場壟斷、自然壟斷，以及行政壟斷。”我國雖然缺乏由于生產力進步和科學技術創新帶來的市場壟斷地位，但是行政壟斷現象卻大量存在。在一些行業中，由于市場的集中程度不高，市場競爭的特性表現的還不明顯，政府或者國家是這些行業的壟斷經營主體。行政壟斷的出現，影響了市場經濟規模化的形成，阻礙了行業技術的創新，對市場結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長吉圖地區，也存在著政府壟斷經營的行業，通過比較分析，我們能夠更加明確行政壟斷對于市場結構產生的重要影響。
4.具有特殊優勢的市場主體
市場上，存在一些市場主體具有特殊市場地位和優勢，從而具有影響市場結構的能力。例如，具有免稅優勢的企業能夠以較低成本獲得市場優勢；具有資金優勢、渠道優勢的企業能夠迅速拓展市場覆蓋范圍，阻止競爭者進入；具有技術專利的企業能夠利用法律保護創造利于自己的市場結構等等。外資企業多來自于經濟發達國家，在中國當前的市場中具有資金、管理、技術等多方面的綜合優勢，能夠對市場結構產生較大的影響。我國曾經大力扶持各種外資企業的進入，企圖通過“用市場換技術”這一方式，來實現工業的發展。外資企業的大量進入的確給我國的工業發展帶來了許多動力，但是并沒有在技術領域有很大的進展。許多外資跨國公司，利用他們強勢的市場地位，在我國不斷地擴大市場規模，對我國的市場結構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在長吉圖地區，同樣不乏外資企業的進入，通過協整分析和面板分析的方法，我們可以對外資企業對長吉圖地區的工業市場結構產生的影響進行全面的分析，有利于未來這一地區的工業發展路線和發展規劃的確定。
三、市場結構對區域工業技術創新的影響
市場結構對技術創新產生的影響，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分析能夠得到不同的結果。本文主要以長吉圖地區的工業發展為藍本，了解市場結構對于區域工業技術創新產生的影響。
1.沉沒成本影響
沉沒成本，是指某一個企業在退出之前發展經營的產業時，其必須面臨的在設備、技術、資產等方面的成本損失。“具體的來講，就是一個企業如果發展的規模越大，在一個產業中發展的時間越長，資源積累的越雄厚，那么它在放棄原產業進入新產業的時候，它的沉沒成本也就越大。”這種沉沒成本的出現，主要是通過已進入企業和新進入企業之間的對比來分析的。已進入某項產業的企業，無論是生產技術、設備、還是組織生產方式，都與產業形態密切相關，如果這些企業要進入一個全新的產業，那么他們就必須面臨重新研發技術、重新購買設備、重新組織生產的問題，原有的技術、設備、資產將會隨著新產業的進入成為沉沒成本。相反，新進入企業則不需要面臨沉沒成本的問題。所以，通過這項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對于一些規模大的企業而言，他們在進行技術創新時受到沉沒成本因素的干擾。并且在原產業中積累的經驗也不再使用，雙重損失的情況下使得大企業對于技術創新的要求更為嚴格。而新進入的小企業，雖然缺乏一定的實力，但是不需要面臨沉沒成本與經驗損失的威脅，在技術創新工作上更具有活力，技術創新更有動力。所以，從這個角度看，并非企業規模越大，其技術創新的動力就越強。
2.壟斷與競爭性市場結構
壟斷與競爭是兩種對立的市場形態，對于工業技術創新的影響，我們從壟斷與競爭比較的角度來進行分析。壟斷市場結構，按照威脅地位和程度的不同，又分為，威脅的壟斷和不受到威脅的壟斷。處于壟斷地位的主體，會隨著地位的變化對于技術創新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一種觀點認為“在穩定的市場環境中，如果技術的創新與進步處于平穩的隨著生產力進步而演進的狀態，壟斷者的地位不會因為這種平穩的技術進步使自身的壟斷地位受到威脅。”在這種情形下，壟斷與競爭兩種市場結構，對于技術的創新進步影響并不大。但是，一旦技術的進步處于快速發展的狀態，新產品的出現對壟斷主體的地位造成了威脅，在這種情形下，壟斷市場機構將會比競爭市場結果在技術創新方面爆發出更大的實力。所以在當前開發性的市場競爭環境下，壟斷形態的市場結構，仍然在技術創新方面有著獨特的優勢，這是一些理論學家的觀點。
3.產業集中度影響
對于產業集中度與工業技術創新之間存在著何種關系，在理論界有著不同的觀點。第一種理論認為，產業的集中程度越高，那么這個產業的技術創新就會表現的越活躍。任何一種技術創新，都是為了追求更多的利潤，集中程度越高，代表著這個產業的競爭越激烈，企業通過技術革新獲得高于一般剩余價值的渴望就越強烈。第二種觀點認為，產業集中對技術創新的影響，存在著階段性，也就是，在產品的技術開發潛力較大，處于大規模的創新階段時，競爭性的環境能夠有利于創新。當產業的可開發潛力變小，創新難度增大時，需要高集中程度的壟斷企業來進行創新。
4.產業規模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