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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進入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后,西方翻譯開始轉向對翻譯文本的譯者和接受者(讀者和譯語文化的接受環境)的研究，因此，如何描述和解釋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成為翻譯理論的根本問題之一。起步于2001年的生態翻譯學是在翻譯適應選擇論研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譯者主導、譯者中心是其核心理念，并取向于譯者與翻譯生態環境相互關系的研究,特別是譯者在翻譯生態中的生存境遇和能力發展研究。
生態翻譯學認為，翻譯是‘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1],它確立了譯者的中心地位和譯者的主導作用。這里的譯者具有動態的“雙重”身份:一方面接受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與制約,另一方面又以翻譯生態環境的身份實施對譯文的選擇與操縱。譯者的這種“雙重”身份可以表述成譯者既是原文的“讀者”、又是譯文的“作者”。
回顧20世紀以來國內古典詩歌英譯研究狀況，爭論的焦點之一就是“應該譯成韻體還是散體”[3]。或重聲韻，用傳統英語詩律翻譯唐詩，以求再現唐詩的整體美；或重意象，用自由的散體譯詩，以求傳達唐詩藝術的真質。這兩種方向，既有其成功之處，又有其遺憾不足。詩律有礙達意英語專業畢業論文，“因形害義”；而達意又要丟棄唐詩本身的形式美，以致損害了唐詩本貌。
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態翻譯學理論對唐詩的翻譯具有很強的說服力。從胡庚申教授提出的“原文一譯者一譯文”三元關系視角看[4]，我們從譯者居中的位置向兩端審視，由此演繹出來的譯論構架也有可能相對‘中和”穩定。基于這個理論視角，筆者認為唐詩英譯的過程是譯者適應與譯者選擇交替進行的循環過程，其實質是譯者適應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譯者在其過程中起著主導作用。本文運用“生態翻譯學”來分析著名唐詩《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雙譯本的異同，探討唐詩翻譯中譯者的雙重身份。
二．《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英譯對生態翻譯學的體現
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包括了翻譯活動的不同階段、不同層次、不同維度的譯者適應與譯者選擇。生態翻譯學認為:“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只有真正地做到‘多維’地適應特定的翻譯生態環境和至少‘三維’的選擇轉換，才有可能產生恰當的譯文”[5]。從這個意義上說，許淵沖和龐德在英譯《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過程中適應原文和譯語文化生態環境、繼而做出對原文的主題思想“取便發揮”，這種做法又可以解釋為是兩位譯者適應其生存境遇的一種選擇。
2.1 譯者是原文的“讀者”對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
譯者作為原文的“讀者”具體表現為對“能力”的適應。譯文產生過程的第一階段即“翻譯生態環境”選擇譯者，“重點是以原文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對譯者的選擇”[2]翻譯生態環境中的原文是一首李白的送別詩《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那么,以原文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要選中的,可以說應當是詩人譯者,或者是對中國古典詩詞有一定造詣的譯者論文格式模板。許淵沖先生是“詩譯英法惟一人”,他用韻文來譯,顯示出了中國翻譯家力求保持中國古詩詞民族特色的訴求。美國詩人龐德改譯的《華夏集》包括《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等中國古典詩詞十九首，其譯文語言簡練、流暢而不浮華，遣詞造句富于現代氣息。艾略特為此稱贊龐德為“中國詩歌之發明者”[6]。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的英譯本中許淵沖和龐德這兩位文學大師的譯文得到廣泛流傳，說明兩位譯者不僅沒有被“翻譯生態環境”給淘汰掉(比如或審稿者“未通過”、或出版商“不出版”、或讀者“不愿看”、或譯評者“不認可”等等)，而且其譯作也做到了“適者生存”。
2.2 譯者是翻譯過程的“作者”實施對譯文的選擇
譯者不僅要適應翻譯生態環境，還要接受翻譯生態環境的支配。因此，在譯文的產生過程的第二階段即生態環境選擇譯文，“重點是以譯者為典型要件的翻譯生態環境對譯文的選擇”[2]。這時的譯者是翻譯過程的“作者”，是真正的“主宰”。“譯者以翻譯生態環境的‘身份’實施對譯文選擇”[2]。這種選擇性適應集中體現在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三個維度上。評判譯品的“整合適應選擇度”,首先要看譯者是否多維度地適應了特定的翻譯生態環境,尤其要看是否做到了“三維”轉換。本文從這三方面看唐詩《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兩譯本的異同。
2.2.1 譯者對語言維的選擇轉換
“語言維層面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即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對語言形式的適應性選擇轉換。這種語言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層次上進行的”[7]。
在形式上，唐詩整齊、簡練,信息載量豐富；英文詩中冠詞、介詞、連詞常常是不可缺少的，這就使得在行數方面保持形似十分困難。作為七言絕句，《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只有四行，每行七字，充分體現了唐詩布局合理，排列整齊，富于建筑美的特點。在兩篇譯文中英語專業畢業論文，許淵沖先生的譯文保存了原詩的這一特點，也是四行，而在音節數上是呈遞減趨勢，從形式上反映出帆影漸漸遠去，消失在天際的畫面，從詩的形式上與情境遙相呼應。而龐德采用了現代自由詩體譯成了散文詩，他認為，翻譯不應該受原語句法的限制，應該根據譯語的表達需要，采用自然的、符合譯語表達習慣的句法表達思想。筆者認為，唐詩乃中華文化之瑰寶，有其特定的形式與內涵，所以譯者在適應譯語生態環境的同時，需要發揮譯者的主體性，選擇和原文較為一致的形式來傳達詩意。因而，就形式方面筆者認為，兩篇譯文中，許的譯文較為突出。
在韻式方面，詩人頗具匠心地選擇了/樓/州/流三個聲調悠揚的韻腳,吟誦起來余音裊裊。這與孤帆遠去、江流天際的景象以及詩人目送友人、以及對友人無窮無盡的思念十分切合。在這兩種譯文中,許淵沖的譯文保持了唐詩的音韻美，采用了aabb式的韻腳的轉換,并在句數上采用了絕句的四行式排列。而龐德譯這首詩時運用現代自由詩體。可見，由于兩名譯者的體會、判斷和選擇的不同，即使是對同一首詩，也會產生不同的譯作。
2.2.2 譯者對文化維的選擇轉換
“由于原語文化和譯語文化在性質上和內容上往往存在著差異,為了避免從譯語文化觀點出發解原文,譯者不僅需要注重原語的語言轉換,還需要適應該語言所屬的整個文化系統,并在翻譯過程中關注雙語文化內涵的傳遞”[1]。
首句“故人西辭黃鶴樓” 在“黃鶴樓”送行富有文化內涵。許譯的第一句“My old friend has leftthe west where the Yellow Crane towers”，既交代了友人是自西向東而行，又傳達出了黃鶴樓的文化內涵：黃鶴樓既是傳說中仙人飛上天空去的地方，也是千古登覽圣地和中國詩人經常留下詩句的地方。龐德在此句的譯文中保留了古風和異國情調，例如英語專業畢業論文，他選取“Ko-jin”代替“故人”，“ko-kahu-ro”代替“黃鶴樓”原因在于這兩個詞作為名字好聽，和“故人”的漢音有點類似，帶有一點恰當的異國情調，放在詩歌的開頭和首句末顯得親切、自然，對整體意境傳達起著一定的作用。
次句“煙花三月下揚州。開元盛世的“揚州”是當時整個東南地區最繁華的都會,象征著欣欣向榮,充滿希望。通過對詩人寫作背景的研究,可以考證當時的揚州確實是李白心之所向。許譯用River Town向譯文讀者點出了揚州的水鄉特征,有助于譯文讀者產生有益的聯想。龐德的譯文舍棄了表示目的地的“揚州”，而換成了一個新的意象：The smoke-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 似煙如霧的花叢隨著孤舟漸行漸遠，慢慢地變得模糊不清。這一意象凸現了一個動的過程，孤舟的遠去，花叢的逐漸模糊與送別之人的心情交相輝映，送別之人的情感由此得到升華。
文化傳遞本來就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對詩歌而言尤為如此。兩位大師在文化維的選擇轉換都是在翻譯過程中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和創生性,應用他們各自的語言來體現兩種文化的轉換,都選擇盡量把文化內涵傳達到位, 可謂都是較為好地適應了翻譯生態環境而做出的翻譯。
2.2.3 譯者對交際維的選擇轉換
“翻譯過程中交際意圖的適應性選擇轉換,是說譯者關注原文中的交際意圖是否在譯文中得以體現”[1]論文格式模板。詩歌在交際維層面的轉換體現為原文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互動。通過譯者的橋梁作用，讀者與作者在情感、思想等各方面產生共鳴，促成原文作者與譯文讀者間交際目的的實現。因此，譯文中意境的傳達也是不可或缺的，它是詩意賴以飛翔的翅膀，是一種軟信息的傳達。
詩的第三、四句”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從表面上看,這兩句詩全是寫景,實際卻描寫的是李白送別詩友時的惜別深情。許譯文用“theboundless azure sky”表明天空的無窮無盡，這種空間上的延續也能表明詩人送友人時的悵惘情懷。原文中的“流”這個意象，許譯為“rolling”，表示的是長江的氣勢和浩蕩，與詩人感傷的情緒形成了對比，襯托出詩人對友人的無盡思念。龐德對兩個意象的英譯仍然沒有逐字對譯，而是用“lone sail”，“blots”和“thefar sky”，將一葉白帆遠去消失在天邊的畫面清晰地呈現在讀者面前，用“reaching heaven”將“天際流”的意境和美感白描了出來，構成了一幅動靜結合的山水畫英語專業畢業論文，這一方面充分表現了中國詩歌的特色――詩中有畫，畫中有情，另一方面讓西方讀者可以透過詩中突出的語言意象了解到異域文化，潛移默化地領會到詩中所蘊含的情感意味。這樣的譯詩,經過內容和形式上的“轉述、改寫、變形”后,在當時客觀的時代文化氛圍中大獲成功,這是譯者龐德的成功,然后才是李白詩歌的成功“出訪”。在這部分譯文中,兩位譯者對原文的處理增減恰當,將原詩中的“詩眼”和美的意境一覽無余地展現在讀者的眼前。從翻譯創生性來看，兩位譯者是發揮其主導作用，在適應翻譯生態環境下實現了交際目的，堪稱最佳翻譯。
三．結語
綜觀兩篇譯文，通過從生態翻譯學視角分析，兩篇譯文各有千秋。為了形成“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譯文，各自都盡可能地跟原詩保持一致，都在不同程度上傳達了原詩的意境和形象。基于此，譯者需要克服巨大的時空差距和文化差異，從各自的審美視角出發，通過譯作竭力將壯麗的畫卷忠實地再現在譯語讀者面前。生態翻譯學認為,翻譯是一種以“譯者為中心”的活動。譯者作為原文的“讀者”不僅要忠實于原作,對原者負責;同時是譯文“作者”，要服務于讀者,對讀者負責。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雙重”身份表明譯者是翻譯成功的根本因素。因此譯者是翻譯的真正主人,翻譯的過程就是譯者在翻譯生態環境中的適應選擇過程。譯者的素質越高,他在翻譯的過程中“適應”與“選擇’才會完成得更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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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庚申.翻譯適應選擇論的哲學理據[J]. 上海科技翻譯,2004(4):1-5.
[3]王海艷，劉秀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淺析中詩英譯現狀[J]. 遼寧工業大學學報,2009(3):48-50.
[4]胡庚申.從“譯者主體”到“譯者中心”[J]. 中國翻譯,2004(5):10-16.
[5]束惠娟.生態翻譯學視角下的公示語翻譯———以上海世博會主題標語為例[J]. 上海翻譯,2010(2):39-42.
[6]吳其堯.龐德和中國文化[M].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6: 111.
[7]胡庚申.從術語看譯論［J］.上海翻譯，2008，（2）：1-5.
關鍵詞：生態翻譯學；翻譯生態環境；口譯質量評價
（本文是河北省教育廳青年基金項目成果 項目編號：s2011228)
1、 引言
影響口譯質量的因素眾多，既有人的因素，如譯員自身的口譯表現，口譯交際活動的其他參與者，如發言人、聽眾、活動主辦方、其他在場譯員、譯員雇傭方等不同的視角和期望，還包括交際活動中非人的因素，如交際背景、目的、內容、方式等。也就是說評價口譯的質量要從這些眾多因素的角度來評價，因此盧信朝老師認為，口譯質量標準可以從兩個方面討論：一是口譯的基本標準，即以譯員為主要觀測點的口譯的一般質量標準；二是口譯標準的多重視角，即口譯交際活動所有參與者不同的質量視角以及交際中非人因素影響下的質量視角。但是就一個標準的可操作性來講，這樣的兩重標準操作起來也許就不那么方便了。胡庚申先生認為：“翻譯生態環境”即原文、原語和譯語所呈現的“世界”，即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托者等互聯互動的整體。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理念與口譯的動態性特征不謀而合。
2、生態翻譯學與口譯
（1）生態翻譯學簡介
生態翻譯學就是近年來興起的一種嶄新的翻譯研究范式。2004年，胡庚申在《翻譯適應選擇論》中首次闡述了“生態翻譯學”研究的基本內涵、產生背景、目前研究的狀況等，隨后發表的一系列論文對生態翻譯學的理論與應用做了進一步的探索和擴展。所謂生態翻譯學，就是以翻譯生態與自然生態的關聯性、類似性和同構性為基礎，以生態學的整體觀為方法論，以譯者與翻譯生態環境的相互關系為研究對象，以生態翻譯學的敘事方式，對翻譯的本質、過程、標準、原則和方法、以及翻譯現象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釋。
（2）生態翻譯學對口譯標準的啟示
翻譯活動從本質上來講是一種跨文化交際行為，首要的作用就在于實現交際目的。這一點也意味著忠實不應該成為口譯譯員的首要標準，最終評價口譯也應該看雙方最終溝通的效果是否達到了期望中的交際目的。為了實現交際目的，口譯員需要適應口譯環境，最終生成一個與現場口譯環境匹配的譯文。
生態翻譯學視角下的口譯過程就是口譯員為了適應口譯生態環境在口譯過程中的選擇與適應，口譯結果就是譯者通過適應特定的口譯生態環境并且在選擇適應的過程而生成的最終口譯文本
口譯的生態環境指的是原文、原語和譯語所呈現的“世界”，即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托者等互聯互動的整體。（The eco-environment of interpreting refers to the worlds of the source discourse and the source and target languages, comprising the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social aspects, and the physical setting of interpreting, including the speaker, the listener(s), and the client. ）
這一解釋與口譯的動態性特征是吻合的。那么從生態翻譯學的視角下來評價現場口譯員的譯文將會是一個更加合理的評價方法。
負責工程翻譯的口譯員面臨的口譯現場生態環境除了口譯現場上的心理壓力外，還會碰到許多專有名詞，如煉膠工藝中的“炭黑”（carbon black）,“塑煉（plastication）,硫化(vulcanization), 靜電除塵器（electrostatic precipitator）等晦澀難記的專業詞匯, 給現場口譯增加了難度，對于這一問題，口譯員是怎樣適應這樣的口譯生態環境，順利實現交際目的呢？
一位為現場負責施工、安裝、調試的工程技術人員做口譯的口譯員，在工作中遇到了這樣的問題：在檢測供電設施時，中方人員問外籍人員：“你是否已經檢測過所有的瓦斯繼電器了？”譯員熟悉“繼電器(relay)” 這個詞，但“瓦斯”英語怎樣說一時怎么也想不起來了。雙方都在等待翻譯，情急之中譯員給出了這樣的譯文：
Have you inspected and tested all the gas relays? I am sorry I’m not sure whether the term ‘gas relay’ is correct. By ‘gas’ I mean a kind of explosive gas.
回譯文本：你是否檢測過所有的瓦斯繼電器？抱歉對‘gas relay’這個術語我不敢肯定。我說的‘gas’是指一種爆炸性氣體。
黑色字體的譯文從翻譯角度看是不忠實的表現，但是這個譯文符合了當時的口譯現場的口譯生態環境，譯員對自己翻譯的gas relay這個說法不是很確定，很怕翻譯錯了會造成更大的誤會，于是對個人的譯文加以解釋，對于這個譯文，外籍人員聽后回答說“y e s ”，那么交際成功。
口譯員在口譯過程中的適應與選擇包括適應性重述(Adaptive replication)，適應性刪減（Adaptive reduction），適應性增詞（Adaptive addition）。
關鍵詞：許淵沖翻譯思想；生態翻譯學；適應與選擇
許淵沖先生將中國古典詩詞譯成英法韻文，被稱為詩歌翻譯方面著名的專家。許先生從其大量的翻譯實踐經驗中，將文學翻譯概括為“美化之藝術，創優似競賽”這十個字，形成了自成一派的翻譯理論。
清華大學學者胡庚申提出了“翻譯即適應與選擇”的生態翻譯學理論。生態翻譯學是關于譯者與翻譯生態環境互動的生態學視角的翻譯研究，是一種全新的生態學的翻譯觀，它使譯學界從嶄新的視角解讀翻譯思想，對翻譯界有很大的幫助。為了更深入地探尋和挖掘許淵沖翻譯思想，本文擬對其從生態翻譯學視角進行探討。
一、許淵沖“和諧統一”的生態翻譯思想
生態翻譯系統包括了許多子系統，不但每個子系統是和諧統一的，而且整個系統也是一個整體。許淵沖先生把《詩經》和《楚辭》直到黃興、等人的詩詞，將中國3000年來的文學名著，擇要一一譯成英語韻文及法語韻文出版，他的翻譯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理論來源于翻譯實踐，又通過翻譯實踐得到驗證，已初步勾畫出中國文學史中韻文的發展脈絡。其翻譯思想所涵蓋的翻譯動機、目的、態度、原則和策略都體現了各個系統統一的翻譯整體。
二、譯者追求的“譯有所為”
生態翻譯學者們追求的這個觀點既有主觀能動性又講求客觀效果。許淵沖教授在把外國的先進文學作品譯成中文的同時也很注重把具有幾千年輝煌歷史的中國文化翻譯成英文。在《翻譯的藝術》前言中許教授寫道：中國文學翻譯工作者對世界文化應盡的責任就是把一部分中國文化的血液灌輸到世界文化中去，使世界文化愈來愈豐富，愈來愈光輝燦爛。他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佳作連篇，贏得世人贊許。正是以這樣的目的與追求，他把追求藝術美作為自己人生的奮斗目標，把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作為自己的追求，不僅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了溝通的橋梁作用，更為中國翻譯理論的豐富和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這就是許先生的“譯有所為”！
三、譯者的適應與選擇
生態翻譯學認為，翻譯是一種語際轉化活動，但又不是純粹的語言活動，它還牽扯到各種非語言因素，是一種跨越文化的信息轉化過程，在這個轉化過程中，譯者要不斷適應原作及譯作等各種環境，不斷做出各種選擇。許先生的一生都在做著這種適應和選擇。
（一）譯者對“翻譯生態環境”的多維適應
翻譯生態的環境包含了原語、原文和譯語系統，是譯者和譯文生存狀態的總體環境。譯者對“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指譯者圍繞原文這個主線，對和原文有關的周圍的各種環境相適應的翻譯活動。
1.許先生認為中國古典文學的精粹是中國古詩，他認為中國文學翻譯工作者對世界文化應盡的責任之一是向世界介紹中國古詩。一些中國古詩名篇從19世紀末至20世紀70年代由英美文學家翻譯成英文，但無論其內容、形式，或者意境，都不能完全展現原詩的風貌。因此，許先生一生筆耕不輟，翻譯了3000余首古詩，向世界文化灌輸了新的血液。許先生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即20世紀70至80年代大量翻譯中國古詩，寬松的文化氛圍與世界交流的迫切需要使他將中國古典詩歌推向世界的信心和決心更加堅定。這正是他適應了“翻譯生態環境”——當時國內的文化氛圍和世界對中國文化精粹的渴求所作出的選擇。
2.許淵沖對中國古詩有著極其濃厚的興趣，他不但精通英文和法文，而且具有豐厚的文學功底和美學修養，常常用他的生花妙筆將中國古典文學中的美妙精髓用譯文再創造出來。比如，《詩經·采薇》里面有個“楊柳依依”的詩句，許教授譯為“Willows shed tears”，西方人本來就稱垂柳為“weeping willow”，這完全體現了中西文化交融的韻味，何等精彩！“……分離時，如柳的眼里飽含淚花，從腮邊滾滾流下”，許教授發揮了譯語優勢，創造了如此美的意境。可以說，這是譯者對原文、原語、譯語及自身能力所作出的適應。
3.許淵沖對翻譯生態環境中重要元素中的讀者層也有深刻獨到的見解。許先生從孔子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中選了一個“之”字，提出了“三之論”，即“知之，好之和樂之”。意思是譯作對讀者一定要有吸引力。“知之”，就是譯者所譯的文字應該讓讀者完全理解；“好之”，就是譯者所譯的文字會讓讀者喜歡讀；所謂“樂之”，就是讓讀者愉快，而“樂之”是翻譯的最高境界。許先生的翻譯實踐都是在適應讀者群的需求和特點的基礎上，以“三之”為目的，力求選擇“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譯文。
（二）譯者的能動選擇
生態翻譯學角度的翻譯的概念是“譯者選擇性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活動”，譯者的身份便從接受選擇接受制約到自己對譯文的選擇和操縱。作為當代中國中外著作交叉互譯的杰出開拓者，在其翻譯實踐中，許淵沖的翻譯理論是指在翻譯生態環境中譯者能夠從不同層次和不同方面作出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
1.對翻譯文本的選擇。對于提高譯品的“整合適應選擇度”，生態翻譯學認為，譯者總是選擇適應自己能力的作品去翻譯。譯者的能力即雙語、雙文化能力，譯者的個人閱歷、認知水平、接受能力、思維的深度和廣度等。許淵沖對翻譯的選擇之一體現為對翻譯文本的選擇。他在中譯英方面成果最豐富、最突出。先后翻譯了26部作品，包括唐宋元明清和當代的詩詞名作，有《中國古詩六百首》《唐詩三百首》《詩詞選》等。在法譯中方面，許先生選譯了世界經典名著：司湯達的《紅與黑》、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夫》等。英譯中作品有：德萊頓的《埃及艷后》、司各特的《昆廷·杜沃德》，亨利·泰勒的《飛馬騰空》。許先生的諸多翻譯作品都是多維度適應翻譯生態環境所創造的“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譯品。
2.對翻譯策略的選擇。“從翻譯即適應與選擇視角來解釋，不論是歸化還是異化，也不論是直譯還是意譯，都可以看作是譯者為了適應翻譯生態環境所做出的一種翻譯策略的選擇。”即譯者對無論是直譯還是意譯，都是譯者對翻譯生態環境適應度的選擇，而為了適應動態的、不斷變化的翻譯生態環境，譯者能動地選擇與翻譯生態環境相適應的翻譯策略，包括社會、文化、讀者等因素在內。
在翻譯策略上，為了盡量傳遞中國古詩的“意美”，許教授提出了把古詩譯成英文的“三化”方法論，也就是把原詩深化、譯文和原文等化及把原詩淺化。他認為“意美”是詩歌的深層結構，“意似”是詩歌的表層結構。當詩歌的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一致時，翻譯時就采用“等化”的翻譯方法；當表層和深層不一致時，“深化”“淺化”的譯法就比較合適。這是譯者在適應翻譯生態環境時所作出的靈活的選擇。
四、結語
許淵沖的翻譯思想對傳統譯論既有繼承又有發展，給中國翻譯理論帶來了第二次飛躍。他提出的翻譯十字論，涵蓋了文學翻譯的各個方面，還包括了翻譯中具體操作的描寫與分析。許先生獨到的翻譯思想體現了高度和諧統一的生態境界，使我們學到了生態翻譯過程是譯者的多維動態適應與自然本能選擇的過程。本文是受到胡庚申教授的《傅雷翻譯思想的生態翻譯學詮釋》一文的啟發，結合生態翻譯學的核心理念對許淵沖翻譯思想進行解讀和探討，從新的視角研究許淵沖的翻譯思想，使翻譯批評變得更加多元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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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陵十二釵判詞是《紅樓夢》語言藝術的代表，它是曹雪芹借警幻仙子之口對金陵女子的地位、身份及命運結局做的高度暗示，對塑造人物的性格，揭示人物的命運起了畫龍點睛的作用。近年來，清華大學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態翻譯學，由于其視角新穎且具有時代意義，日益受到學者的關注。因此，本文嘗試從生態翻譯學角度來解讀霍克斯與楊憲益譯本中的金陵判詞，探討兩位譯者如何運用生態翻譯學“適應/選擇”理論來再現《紅樓夢》這一經典著作的精髓。
關鍵詞：《紅樓夢》；金陵十二釵判詞；生態翻譯學
《紅樓夢》不僅體現了封建社會文學的最高峰，而且綜合體現了中國優秀的文化傳統。小說收納了大量的詩、詞、曲、賦等，真正做到了“文備眾體”。而詩歌則是“文備眾體”重要形式之一。金陵十二釵判詞出現在小說第五章，對書中人物性格及命運有著強烈的暗示，被認為是整部小說的“文眼”，因此受到眾多學者的青睞。本文以霍克斯和楊憲益的全譯本為研究對象，從生態翻譯學角度來解讀，探討兩位譯者是如何處理三個維度的適應與轉換來展現《紅樓夢》這一經典著作的精髓。
一、生態翻譯學三維轉換與金陵判詞
生態翻譯學是社會文明轉型在譯學方面的一種反映，是時代的產物。生態翻譯學涉及了生態學和翻譯學，因此，它又是一項具有跨學科性質的交叉研究。生態翻譯學以達爾文“適應隨擇”學說的基礎原理和思想為指導，以“譯者為中心”的翻譯理念為核心，是一種全新的翻譯理論模式。在生態翻譯學的視角下，翻譯被定義為“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翻譯過程被描述為“有譯者主導的適應與選擇的交替循環過程”；翻譯原則指的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在翻譯生態環境的不同層次、不同方面上力求多維度的適應，繼而依此作出適應性地選擇轉換。翻譯方法簡括為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的“三維”轉換。因此，筆者以此為討論基礎，從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三個方面來對比分析兩位譯者的金陵十二釵英譯本。
（一）、語言維的適應與選擇
語言維的適應性轉換是指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對語言形式的適應性轉換，這種轉換體現在不同方面，不同層次。不同方面、不同層次的轉換是基于源文原語的多樣性進行的。首先讓我們來看原詩的語言藝術。
金陵石判詞共十四首，包括金陵十二釵正冊，副冊和又副冊，刻畫了金陵十五位女子的性格、身世和命運。在描寫晴雯、襲人和湘云時，曹雪芹采用長短詞來刻畫。而其他十一首則采用中國詩歌傳統形式絕句，包括7首七言絕句和4首五言絕句。中國古典詩歌通過格律的押韻來展現其獨特的韻律美。以探春判詞為例。
筆者單就這首判詞的韻律作分析。在漢語中，一字一音節，兩對音節形成頓。在七言絕句中，一般有四頓，每頓的音節為二二二一或者為二二一二。這首判詞可以這樣劃分“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運/偏消；清明/涕泣/江邊/望，千里/東風/一夢/遙。”這樣的處理使詩歌讀起來朗朗上口，平仄交替，押韻整齊，富有音律美。為了再現原判詞的藝術特色，霍克斯處理時采用了英詩中傳統的方式五步抑揚格，使譯文抑揚頓挫，錯落有致，勻稱而和諧。在判詞中頷聯和尾聯中的“消”和“遙”，押韻-ao.讀來氣韻悠長。霍克斯也看到了這一點，最后一個詞用“decay”和“away”來押韻，把“ei”這個長元音產生的聲音綿長而低沉的音樂效果發揮的淋漓盡致。楊譯文雖也采用押韻等來體現音樂美，但與霍相比略遜一籌。因此霍克斯在處理韻律時，選擇性地適應原文，適應原文的藝術特征，體會中國古典詩歌的語言美，后在適應性選擇過程中實現譯出語與譯入語語言維度的最佳轉換。
關于格律詩的翻譯，馮慶華在《文體翻譯論》中說：“若能以格律詩譯格律詩，既講究格律又無損原意，仍當屬上乘”1（2002：217）生態翻譯學認為，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既要對原文的風格進行適應性轉換，又要選擇性地適應譯入語生態環境。通過以上對比，我們不難發現：楊譯雖然在韻律上有一定的規范，但是綜合其他方面來看，算不上一首格律詩；霍譯基本上是五步抑揚格、英雄雙韻體，產生出了與原詩效果相當的形式風格美。而且此譯詩更能適應英語生態環境。
（二）、文化維的適應與選擇
生態翻譯觀認為，文化維層面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即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要有文化意識，認識到翻譯是跨越語言、跨越文化的交流過程，注意克服由于文化差異造成的障礙，以保證信息交流的順利實現。（胡庚申，2004：136-137）即文化維度的轉換成功與否取決于原語與譯語之間的文化障礙能否得到有效地處理。在這些文化障礙中，尤以中國典故為最難克服的障礙之一。典故意義隱晦但內涵豐富，因此，就出現了原文作者、原文讀者與譯出語讀者之間“文化空白”。因此，筆者從金陵判詞中選取典故來管窺楊與霍對“文化空白”的處理。
迎春判詞中有一個典故，即“子系中山狼”中“中山狼”，這個典故出自明朝馬中錫《中山狼傳》，以此暗示迎春的丈夫是一個殘暴而又忘恩負義的人。楊憲益把中山狼翻譯為“a mountain wolf”，而霍克斯則翻譯為“the wolf in the old tale”，兩種譯本都將狼的形象翻譯了出來。但是楊譯避實就虛，采取直譯的方法，淡化了中山狼文化含義的解讀，那么譯出語讀者不免會問，何為mountain wolf？這是狼的產地還是狼的一個品種？所以就文化意象的轉換方面有所欠缺。而霍雖然把“中山狼”僅僅翻譯一個英語單詞“wolf”，但“old tale”使狼置身于寓言童話這一環境下，突出了狼背后殘忍貪婪的本性，把中山狼典故背后警醒世人的意義明確表達了出來。
下面是“金閨花柳枝”這一句，以花柳來形容女子是中文詩歌中常用的表達方式，而“金閨”二字更是點出了迎春的出生高貴，這兩種表達都帶有中國文化殊的意象。楊譯如實翻譯出，雖意象完整但不同文化讀者可能一頭霧水，而霍譯則采用意譯，雖達意卻不傳神，無法表達原文文筆風采。所以，就文化內涵的轉換傳遞方面，霍譯在此比楊譯略顯高明。
（二）、交際維的適應與選擇
“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即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關注雙語交際意圖的適應性選擇轉換。要求譯者除語言信息的轉換和文化內涵的轉遞之外，把選擇轉換的側重點放在交際的層面上，關注原文中的交際意圖是否在譯文中得以體現。
從交際的層面上來看，也就是說從讀者更能讀懂哪個譯文所傳達信息的角度，及傳遞信息的完整度方面，霍譯本略高一籌。在晴雯的判詞中有一句“霽月難逢，彩云易散”，霽月，天凈月朗的景色，舊時以風光霽月來比喻人品質高潔。彩云，即有紋彩的霞，古稱雯，點出了晴雯名字中的雯字。晴雯自小被賣入賈府的奴仆賴大役使，可謂是奴中奴，但其反叛意識最強。曹雪芹寫這兩句詩的目的是一方面贊揚晴雯品質高潔、剛直；另一方面用“難逢”、“易散”暗示了她命運多舛、壽命不長。這兩句詩霍譯為“Seldom the moon shines in a cloudless sky，And days of brightness all too soon pass by，”楊譯為“A clear moon is rarely met with，Bright clouds are easily scuttered.”在霍克斯的譯本中，晴雯的名字被譯為Skybright，而在這兩句詩中也出現了sky，brightness，這很容易使譯入語讀者聯系到晴雯這一人物形象。第一句中“Seldom”也點出了晴雯品質高貴及其難得，第二句則用“days of brightness”“too soon pass by”暗示了晴雯豆蔻年紀香消玉殞的悲劇。在楊譯本中，意象“moon”“clouds”使用也暗含了晴雯的名字，但就突出其品質和命運方面欠缺。從這兩句詩的處理上可以看出霍克斯想要向譯入語讀者傳遞的信息與曹雪芹所表達的信息基本吻合，因此就信息完整度方面，霍克斯更加適應性的轉換原語的交際維度。
二、結語
生態翻譯學認為，“外部環境”要求譯者須適應翻譯生態環境，而事實上“內部因素”決定譯者的自我選擇。譯者對外部環境的適應是一種“選擇性”的適應，譯文的產生，是一種“適應性”的選擇，而無論是適應還是選擇，“皆是由譯者做出的選擇”。而這種選擇是多維度的，主要集中于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生態翻譯學關照下的譯文評判標準，不再只是忠于原文或是迎合讀者，而是要實現譯文能在新的語言、文化、交際生態中生存或長存。譯者在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三個方面整合適應選擇度，不是單獨強調某一維度或是把某一維度放在第一位的位置。所以，從“整合適應選擇度”方面來考量，霍克斯接受了原文生態環境的選擇，通過自己能動地融入原文生態環境，并在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上與譯品進行了互動，產生出了更適應于譯入語生態環境的譯作。（作者單位：天津財經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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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庚申.翻譯適應選擇論初探[P].國際譯聯第三屆亞洲翻譯家論壇宣讀論文，香港，2001.
[關鍵詞]中醫； 生態翻譯學； 解構； 建構
[中圖分類號]H31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4）18-0160-02
國內學者胡庚申教授早在2001年就發表了名為“翻譯適應選擇論初探”的論文，并在2004年出版的專著《翻譯適應選擇論》中詳盡論述了該觀點。近年，他又分別在《中國翻譯》、《上海翻譯》等刊物上相繼發表了“生態翻譯學解讀”（胡庚申，2008a），“適應與選擇：翻譯過程新解” （胡庚申，2008b），“生態翻譯學：譯學研究的‘跨科際整合’”（胡庚申，2009），“生態翻譯學的研究焦點與理論視角”（胡庚申，2011）等文章，在生態翻譯學研究領域引發了系列學術共鳴或爭論。
1中醫英譯的現實生態：“關聯序鏈”理論
胡庚申教授在生態翻譯研究中提出了“關聯序鏈理論”。目前，我國醫學翻譯在內容上主要包括西醫和中醫兩個部分，西醫翻譯主要涉及西醫的英漢互譯，就是英語和漢語均可以作為源語和目標語的雙向度翻譯，而中醫翻譯則主要是從以漢語為源語向以英語為目標語的轉化。無論是從已發表的翻譯作品，已確立的翻譯范式，還是從備受關注的翻譯理論研究情況來看，對西醫翻譯研究的關注度要高于中醫翻譯研究，這就導致了醫學翻譯研究在內容上的生態性相對失衡。舉個例子說，西醫教育中的教材大都是從歐美引進的原版教材或者是歐美名家經典的中文譯本，中國的醫生或醫科學者要想在學術上得到國際認可，取得公認的學術地位，必須在世界頂尖醫學雜志上，而這些雜志的刊發語言都是英文。與西醫形成鮮明對照，中醫的海外傳播之路歷久行艱，因為中醫經典著作很難成功地被翻譯成英文。雖然近年以《黃帝內經》為代表的英文譯著不斷走向海外，但是優秀的中醫英譯本仍是寥若晨星。從語言哲學上講，翻譯實質是一種文化傳遞活動，以英語為主的歐美強勢文化大量被譯成用其他語言表征的弱勢文化，而其他語言所表征的弱勢文化卻很少成功地被譯成英語為主的強勢文化。這就是中醫英譯的現實生態。在這種翻譯生態中，強勢文化“控制著弱勢語言的使用者和譯者，該譯什么，什么時候譯，怎么譯” （Cronin，2003：167），而這終究會導致兩種語言地位和文化交流的失衡。
2中醫英譯的翻譯策略：“適應選擇”理論
“翻譯適應選擇論”認為，譯者既要適應，又要選擇。彼得?紐馬克在其成名作《翻譯研究途徑》中指出，翻譯理論關心的就是“選擇與決定”的問題（Newmark，1982：19）。 巴塞爾? 哈提姆在《翻譯教學與研究》一書中也指出，譯者要么讓讀者去適應作者，要么讓作者去適應讀者（Hatim，2001：46）。可見，“適應選擇理論”的主體是譯者。在這里，譯者身份具有雙重性，一方面要接受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和制約，另一方面又要在該環境中對譯文進行選擇與操縱（胡庚申，2011）。在翻譯過程中，譯者需要結合具體情境在語言、文化、交際等不同層面做出適應和選擇（胡庚申，2008b）。這就引出了翻譯研究中長期爭論的有關譯者身份的另一個問題：翻譯實踐是否以譯者為中心。在中醫英譯實踐中，“譯者為中心”的身份定位被以“關聯序鏈”方式存在的翻譯生態觀所解構。一方面，中醫英譯譯者身份確定具有特定的要求。由于中醫體現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醫學經驗的結合，所以中醫文本的譯者既要有相應的中華傳統文化底蘊，又要對中醫的專業經驗有所了解，更要具有專業翻譯應具備的語言功底。然而事實上，三方面要求均具備的譯者數量并不多，多數從業譯者都是由不具中醫專業背景的人半路出家而來。另一方面，中醫譯者對文本的操縱并不是完全主觀的，而是受生態序鏈中目標語語言習慣和社會文化的制約。因此，“譯者為中心”的觀念被生態翻譯學中的“關聯序鏈”理論無情地解構了。在中醫英譯實踐中，“適應選擇”策略運用不當會出現令人費解的情況。比如，有些譯者把“帶下醫”譯為“doctor under the skirt”或“doctor underneath the skirt”，將“室女”譯成“home girl”或“room girl”，這是對其字面意義直接翻譯的結果。事實上，在中醫術語里，“帶下醫”意為“婦科醫生”，而“室女”意為“未婚女子”，如果譯者知曉中醫術語的文化內涵，就不難做出正確的英譯選擇：“gynecologist”和“virgin”（李永安，2002）。
3中醫英譯的翻譯方法：“三維轉換”理論
在生態翻譯學中，胡庚申教授主張采用“三維轉換”的翻譯方法，他把此“三維”定義為“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并認為實踐中的翻譯方法就是在“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不同層面上進行適應性選擇轉換（胡庚申，2011）。根據這個觀點，翻譯就是在特定社會文化背景下，通過語言的動態對等轉換，實現不同文化有效交流的活動。“翻譯的內容來源于文化”（劉法公，2000）。任何一種語言都是根植于特定的文化中。西醫的“influenza”、“infantile malnutrition”和“visceroptosis”在意義上正好與之對應，這時就可以用“歸化法”處理（李永安，2002）。而中醫的“五行”以及五行與五臟關系的術語如“脾土”、“肝木”等在英語中極難找到對應詞，在翻譯實踐中，結合中國哲學和中醫文化，約定俗成地將“五行”英譯為“five elements”，將“脾土”和“ 肝木”英譯為“earthy attribute of the spleen”和“woody attribute of the liver”。再如，中醫術語“脾土被肝木克制”可譯為“The woody attribute of the liver is checked by the earthy attribute of the spleen”（何敏，2013）。這里采用的就是“異化法”，成功地實現了中醫英譯中“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4中醫英譯的理想生態：“生態理性”觀
胡庚申教授把翻譯“生態理性”觀歸納為：“注重整體/關聯、 講求動態/平衡、 體現生態美學、關照‘翻譯群落’以及提倡多樣/統一。”（胡庚申，2011）這種“生態理性”觀在思維方式上體現整體性、關聯性和過程性，追求“譯者”、“文本”和“環境”的有機整合，最終達到和諧統一的應然狀態。目前，中醫英譯的現實生態是：英語國家日益重視中醫在臨床上的療效并逐漸開始研究中醫理論；我國把中醫視為傳統文化瑰寶并通過傳播中醫技術來弘揚中華文化；中醫譯者對中國傳統文化和中醫專業知識的不甚了解；翻譯實踐中缺少對中醫術語和醫理表達的統一規范；知識性和文化性都過硬的中醫譯作為數不多；中醫在國際醫學界的學術話語權很小。總之，醫學翻譯生態總體上不平衡。在生態翻譯觀指引下，中醫翻譯界要根據現實、適應形勢做出適當的改變：重新審視中醫英譯的學術和現實意義；建立相關的中醫翻譯標準和術語規范；加強對譯者的中醫專業知識培訓；鼓勵和資助中醫譯著的出版以實現中醫在國際上的學術話語權，最終迎來醫學翻譯多元共生、和諧統一的理性生態。
5結論
本文以中醫英譯為研究對象，在“關聯序鏈”理論的基礎上重新定義了醫學翻譯的現實生態，即哲學意義上的實然狀態，使生態翻譯學理論既具有解構性又具有建構性，消解了傳統的“譯者中心”的身份定式。
參考文獻：
[1]Cronin，Michael.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2831（2015）11-0209-4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5.04.059
全球范圍內對生態的關注，引起了生態相關學科的研究。中國改革開放之后要求與世界接軌，加之高校翻譯理論改革的趨勢要求，生態翻譯學應運而生。以此為研究對象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方興未艾。然而，生態翻譯理論剛剛進入英語翻譯教學研究之中，其理論和模式距離成熟尚有不短的距離。本文試圖從生態翻譯理論這個全新的視角和思維方法入手，注重生態翻譯系統中學生的主體地位和整體性關聯活動，通過“適應選擇”和“汰弱留強”，創造以學生為主體，統籌整個翻譯生態系統的英語翻譯教學生態系統和環境。
1 . 生態翻譯學和英語翻譯教學
胡庚申以生物學家達爾文生物進化論中的適應選擇學說為理論依據，提出了“翻譯適應選擇論”。翻譯適應選擇論明確了翻譯的定義即“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胡庚申，2004：38），通過“選擇性適應”和“適應性選擇”，可以達到“汰弱留強、適者生存”的翻譯目的。生態學注重整體和關聯，強調個體對整個環境的依賴（胡庚申，2011：96-100）。生態環境是有機的統一體，任何因素都會對整體的生態系統產生影響，極有可能出現“蝴蝶效應”。而翻譯生態系統也不例外，各相關利益者都存在關聯活動，進而使翻譯行為成為一個極其復雜的整體性活動。其中，關聯序鏈（the sequence chain）是翻譯生態和自然生態之間的內在聯系。翻譯是語言活動的一部分，語言屬于文化，而文化屬于人類，同時人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翻譯和自然界之間存在這種聯系被稱為“關聯序鏈”（胡庚申，2010a：62-67）。因此，研究翻譯活動不能分開割裂看待任何現象，需要把其放入整個生態系統中。
同時，翻譯課一直是英語專業教育教學的核心課程，不僅對學生的語言基本功要求甚高，而且還要結合百科知識和一定的翻譯技巧。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對高質量外語翻譯人才的不斷需求促進了翻譯教學的進一步發展。同時隨著英語專業由熱門專業逐漸走向衰落，學生對單純語言技巧的狂熱追求開始逐步落實到更為實際的語言運用能力的需求，翻譯課成為外語學習成果責無旁貸的承擔者。然而傳統翻譯教學方法一直以來以單純的技巧訓練為主，教學內容與實際應用脫節，因此其效果備受質詬。本文以生態翻譯學為方法論，全面動態地理解翻譯生態系統，把翻譯教學系統中學生、教師、語言、文化、交際和整個翻譯系統和諧統一，最大限度地發揮每一生態要素在整個生態系統中的作用，使之協調共生，希望可以提高翻譯教學的有效性，同時促進英語翻譯教學的整體和諧發展，進而為社會培養更多優秀的英語翻譯人才。
2 . 英語翻譯教學生態模式中生態要素簡析
從生態翻譯學來看，英語翻譯教學生態系統是一個動態復雜的生態系統，其主要生態因素包括學生、教師、課程、學習、軟硬環境等幾個方面。其中英語翻譯的學習是該動態過程的核心，在英語翻譯教學過程中扮演著主要作用。其他動態要素作用于該過程，融合整體性關聯活動，通過適應選擇和汰弱留強，促進英語翻譯教學系統和諧發展。
英語翻譯教學系統的生態因素相互作用，互相影響，整個系統的和諧統一依賴于各個生態因素作用的正常發揮。學生是教學生態的主體部分，在翻譯教學生態系統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學生的表現直接影響整個生態系統的穩定發展。同時，教師的指導也是整個生態系統的重要環節，直接關系著學生生態主體的表現。傳統的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必須改變成教師為學生輔助者的角色，對學生加以引導，同時監控學生之間的學習和合作模式，配以練習布置、評價等環節，促進學生和老師之間的生態關系平衡。
課程是教學生態系統中又一生態因素。翻譯是高等學校英語專業的必修課，課程設置是學生能否獲得更多翻譯知識的重要因素。合理的課程設置可以最大限度地挖掘學生的潛力，使生態主體作用得到發揮，有利于整個生態系統的發展。
軟硬件環境也是構成翻譯教學生態系統的重要成分。軟件指的是有利于整個翻譯教學生態的組成部分，包括良好的學習氛圍，文化的熏陶以及翻譯團隊合作精神等，而硬件指的是促進學生翻譯水平提高的先進語音實驗設備，合格的師資等。
3 . 生態翻譯學指導下的英語翻譯教學現狀分析
傳統翻譯教學多以教師講解基本翻譯技巧和學生翻譯練習為主要模式，教師和學生的互動通常局限于教師提問和學生回答。這種情況下，學生只是獲得了該部分內容的翻譯知識，而相應的翻譯能力和水平提高并不明顯。所以很多學生感覺上了一學期或者一年的翻譯課之后，并沒有取得很多實質性的進展。以前的翻譯教學論文大多是從翻譯理論和教學方面進行實證研究，而本篇論文嘗試著從生態翻譯學來分析目前英語翻譯教學當中存在的問題。通過對所在大學翻譯課堂的觀察比較，發現主要問題有生態群落主體意識模糊，多維角度失衡和關聯序鏈斷裂等三方面的問題。
3 . 1 生態群落主體意識模糊
胡庚申（2011：96-100）認為，翻譯群落指的是翻譯活動當中涉及的人，包括譯者、讀者、作者、出版者、評論者等，其中以譯者為代表。胡庚申這里指的譯者是相對成熟的譯者，而筆者認為譯者培訓系統當中的翻譯學習者同樣屬于這里的譯者范疇，是翻譯教學生態系統當中的主體。目前的英語翻譯教學課堂中，翻譯學習者的生態主體意識相對薄弱，過度依賴于輔助者的作用。他們課上聽取教師對翻譯技巧的講解，完成相應的翻譯練習之后，很少主動思考翻譯實踐中自己遇到的問題，不能夠針對自己的弱項進行有意識鍛煉，進而提升翻譯實踐能力。
3 . 2 多維角度失衡
生態翻譯學生態系統當中的“多維整合”原則是為了使譯文在新的語言、文化和交際生態當中“生存”和“長存”所追求的譯文整合選擇適應度（胡庚申，2011：98）。這種適應選擇要求譯文產生時，在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等方面做到適應性選擇，統籌所有生態因素，綜合考量各方面條件，盡量產生選擇性適應和適應性選擇程度較高的譯文，即產生“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譯文。
在翻譯教學生態系統當中，生態主體學生譯文的選擇適應度關系著整個生態系統的動態平衡和可持續發展。在課堂實踐翻譯中，學生譯文會出現諸多問題。除了最常見的語言問題之外，忽略文化維和交際維傳達的情況時有發生。如某高校宣傳冊上用“大學之道”作大標題，統領學校介紹各方面，課堂上有學生將其翻譯為“The University Avenue”，從字面上“大學”對應“university”，“道”對應“avenue”。但是這樣的譯文含義跟源語相去甚遠，三維表達都失妥當。也有學生將之翻譯為“The Principle of Great Learning”。從字面上看這里的大學兼顧了古代“大學”的博學之意，而“道”的本意是道路，可以引申為原則或規律。這樣的譯文看上去似乎也未嘗不可。但是翻譯當中最重要的是語境，“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中的“大學”和上文提到的“大學”的高等教育學府的含義迥然不同，學生的翻譯忽略了文化維和交際維層面的需求。
在課堂翻譯實踐當中，過分注重語言維，缺乏對另外兩種維度的關照，導致三維角度失衡的情況不斷發生，這也是目前翻譯生態課堂不平衡的現狀。
3 . 3 關聯序鏈斷裂
胡庚申（2010b：1-5）把“翻譯”到“自然界”的內在邏輯聯系的認知視野延展的鏈條稱為“關聯序鏈”（the sequence chain）。翻譯通過語言、文化、人類活動和自然界相關聯，同樣，翻譯教學生態系統培養的生態主體是潛在的合格譯員，譯員通過翻譯作品接受社會檢驗，社會檢驗反作用于譯員使其進行調整適應社會要求。翻譯教學生態環境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可以表示如下：
這個鏈條可以很好地反映教學生態系統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只有社會的不斷檢驗才能促進翻譯教學生態系統當中學生的良好發展。
目前的英語翻譯教學課堂更多的是閉門造車。教師傳授課本的翻譯理論和技巧，學生按照教師的思路進行課堂練習，所有的活動都處于封閉的翻譯教學系統之內，沒有和外界建立良好的交流評價體系。如此，學生的成果只是憑借教師的一家之言，沒有競爭機制，沒有外界刺激因素，從而造成學生和整個翻譯的大生態系統相脫節，造成關聯序鏈斷裂，整個翻譯教學生態失衡。
4 . 生態翻譯學指導下的英語翻譯教學系統建構
在生態型的翻譯課堂當中，學生無疑是整個生態系統的中心。其他各項要素綜合作用于學生這個中心，以期獲得良好的教學效果。
4 . 1 促進翻譯教學生態主體間的互利合作
教學生態系統當中，兩個最大的生態因素是學生和教師。教師和學生之間只有互動，相互影響，才能相互調整，互相適應。因此，課堂生態主體，即教師和學生的辯證關系可以用如下詞語概括：平等共生、相互競爭、協同進化（鄧海燕，2012：165-166）。
生態教學系統當中雖然全面強調學生的主體地位，但是離開教師，學生活動就會陷入無規則運動之中。當然，教師也不再是課堂的主宰者，而是整個生態系統當中的一分子，可以和學生平等交流，共同進步。此外，學生和學生之間，學生和教師之間存在著競爭。學生之間的良性競爭可以促進學生資源共享，相互監督，共同進步。學生和教師之間的競爭關系在于任何一方的過度強勢都會造成生態系統的傾斜，過度夸大任何一方的力量將會造成生物鏈的斷裂，進而影響整個生態健康。最后，教學生態系統中學生和教師當中任何一方的變化都會引起對方發生相應的變化。雙方主體的協同合作，將會促進教師不斷改進教學方法，也有助于學生提高相應水平。
4 . 2 發揮英語翻譯教學生態系統下教師的作用
教師是生態翻譯教學中的“分解者”（周芬芬，2013：434-435），在翻譯素材和社會信息方面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目前的翻譯教學當中，教師大多主要引導學生按照翻譯技巧進行翻譯練習，作用較為局限。在生態翻譯教學系統下，教師要統籌全局，用整體觀照的眼光發揮多方面作用。首先，教師應該選擇與時俱進的教材，根據學生個體特色，進行材料補充，充分發揮教材選擇的主動性，摒棄一本教材多年不變的習慣。教學內容方面可以融合文學、商務、教育等多方面題材，激發學生興趣的同時可以提高翻譯的實用性。其次，教師需要靈敏捕捉到翻譯研究領域的最新動態，結合學生的實際情況，調整教學內容，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第三，利用多種模式的教學方法激發學生興趣，通過任務型教學、討論會等方法使課堂形式多樣，增加學生輸入量的同時鼓勵學生輸出。
4 . 3 注重與翻譯生態系統的整體性關聯活動
生態學重視個體對環境的依賴，各個系統組成成分相互關聯和相互作用，使得系統成為一個統一的相互關聯的整體（胡庚申，2011：96-100）。自然生態系統當中每個成分的改動必然會引起其他成分功能的改變，而且各個成分的有效統一作用會大于各個成分的簡單相加。翻譯生態系統也不例外。
在目前的翻譯教學生態系統當中，翻譯教學活動多投放精力于課堂的雙語對比，技巧講解和理論剖析，再輔助以翻譯實踐練習。這樣的模式在短時間內可能會有一定的效果，提高學生基本的雙語互譯能力，然欲使學生的整個水平再上新臺階卻難上加難。筆者認為，究其原因是目前的翻譯教學生態失去了和整個生態系統的整體性關聯活動造成的。即應把目前斷裂掉的翻譯教學生態系統和其他有效成分連接起來形成一個循環的良性發展系統。這個外界刺激性因素可以由教師負責選拔相對優秀的學生組成“翻譯隊”，并由教師牽頭和市場翻譯公司聯系，通過翻譯稿件的測試，承接一定的翻譯任務，教師負責嚴把質量關，逐步促進其正常運行。這樣學生既可以很好地鍛煉自己的翻譯能力，又能獲得一定的經濟報酬。在經濟改善和能力提高雙因素刺激下，學生會積極提高語言水平和翻譯水平，努力加入學校的“翻譯隊”，進而形成良性的循環體系。這樣的循環體系的建立補充了原本斷裂的生態鏈，形成了翻譯教學生態系統和整個生態系統的整體關聯。
4 . 4 完善生態翻譯教學系統評價體系
注重過程和翻譯主體取向的考核評價體系是生態翻譯教學系統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宋志平，2012：84-90）。目前的翻譯教學主要以學生翻譯練習和教師課后批改和課堂評價為主要形式。學生對翻譯的認知處在被動的基礎上，而生態翻譯教學系統要發揮學生更為積極主動的態度。翻譯就是在互相討論中產生的（Peter， 1995），學生可以小組為單位，對譯文進行相互評判，并分析反思采用某翻譯技巧的原因，因為客觀的角度反思有利于提高翻譯者的翻譯能力（Paul， 1995），評選出“三維”角度整合程度最高的譯文，實現譯文的“優勝劣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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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編寫以培養學生綜合應用能力為宗旨
傳統效度理論的缺陷與發展
關鍵詞： 生態翻譯學 “三維”轉換觀 實用文本 實用性翻譯一、生態翻譯學概述
生態翻譯學是清華大學胡庚申教授提出的一套系統的翻譯理論。該項理論依據達爾文生物進化論中的適應/選擇學說，提出在“翻譯生態環境”中，譯者從“適應”與“選擇”的視角，對翻譯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釋，構建一個以譯者為中心的“翻譯適應選擇論”①。
從漢英翻譯本質來看，翻譯實質上是語言的轉換，文化是通過語言形式呈現的，文化是大自然界所有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可以把整個翻譯過程看成是一個與自然生態諸多方面具有類似性和同構性的翻譯生態系統。在翻譯生態環境里，同樣存在大量的選擇、適應、生存、淘汰等自然現象，自然生態環境中的“適者生存”、“優勝劣汰”、“互利共生”等生態平衡現象。在此前提下，胡庚申教授提出了“翻譯即適應與選擇”的主題理念，據此，生態翻譯學提出了“三維轉換”的翻譯觀點，即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也就是說，我們在翻譯時需要綜合考慮語言的“三維”轉換觀，進行多維度的選擇性適應與適應性選擇，使譯文能夠達到多維的轉化，生成選擇適應度最高的譯文②。
二、關于實用文本的翻譯
近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地球村的形成，實用文本的翻譯實用性日益凸顯。實用文本是一種用途非常廣泛的文體，從語言極其規范的政府要件、科技論文等到語言相對簡明的產品說明書、旅游指南等，都屬于實用文體的范疇。在對實用文本的翻譯研究中，學者們對實用文本的翻譯界定發表了不同的看法，其中賈文波將實用文本的翻譯定義為：一種以傳遞信息為主，又注重信息傳遞效果，實用性強，應用面廣，其體裁范圍幾乎涵蓋當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活的各個領域，大多具有現實的甚至功利的目的的文本翻譯③。
實用文本的根本特點是其實用性，基本功能是荷載人類社會的規約信息。實用文本的翻譯是一個可調節的動態信息傳遞過程，與文學作品相比，實用文本的翻譯本質在于信息的傳遞，強調真實性，重視信息的傳達效度。然而，信息的傳達效度取決于民族語言文化中的傳統模式、價值觀念、心理期待、認知能力、社會關系及文本類型等制約因素。在翻譯時，只有全部或部分滿足這些制約因素時，才能達到信息傳遞效度的最優化。
目前，從國內的研究現狀來看，對于實用文本的實用性翻譯研究，多數僅僅基于譯者對自身翻譯經驗的總結，沒有對實用文本翻譯的獨到見解，并且缺乏針對性和系統性。生態翻譯學理論認為：譯者要以源語文本的生態環境為基礎，將文本中要傳遞的信息功能，通過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適應性選擇轉換的形式再現到目的語之中，并使這些信息在目的語的生態環境中得以實現。也就是說，譯者在翻譯實用文本時，不僅要做到語言層面上和文化層面上的“適應與選擇”，還要處理在交際意圖層面上的“適應與選擇”，最終實現“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實用性譯文。
本文擬用生態翻譯學理論來解讀闡釋實用文本的實用性翻譯，以河南省洛陽市欒川縣老君山風景區一則“乘客須知”的英譯為例進行評析，以此闡述實用文本的實用性翻譯，更好地開拓生態翻譯學理論的闡釋力。
三、實用文本的實用性翻譯――以一則“乘客須知”的英譯為例
洛陽老君山風景名勝區位于河南省欒川縣城東區，是伏牛山世界地質公園核心園區，國家AAAAA級旅游景區，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其因道教始祖老子歸隱修煉于此而得名，自古被尊為天下名山、道教圣地，有“中州地區天然動植物種質基因庫”之美譽，號稱洛陽的“避暑山莊”，所以吸引了大量的中外游客。為了滿足需求，游客必經之地都配備了中英雙語的實用文本――旅游指南，因此旅游指南英譯質量格外引人注目。這則旅游指南中的“乘客須知”矗立在老君山風景名勝區索道入口處，下面就從“三維”轉換的視角評析上則“乘客須知”的實用性翻譯。
（一）語言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語言維適應性選擇轉換指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對語言形式的適應性選擇轉換，這種“適應性選擇轉換”涉及語言書寫、用詞、語法、省略等各方面。由于漢英思維方式不同，漢英實用文本在語言表達層面存在諸多差異，在翻譯時應充分考慮翻譯的整體生態環境。然而，這則“乘客須知”在翻譯時忽視了翻譯生態環境，沒有能夠在語言維上進行適度轉換，錯誤重重。
1.書寫不規范
在譯文第三項的末尾When the，根據整體的翻譯環境，應為下面第四項“索道運行時”的翻譯，出現了斷句的錯誤；在譯文最后，把“洛陽老君山旅游索道公司”譯為Luoyang Laojun Traveling Rope way Company，漏掉了“山”的翻譯。這些典型的低級錯誤，可能是翻譯人員本身或制作公司人員的粗心造成的。
2.用詞不確切
此類錯誤占有較大比例，例如：
“嚴禁攜帶易燃、易爆和有腐蝕性，刺激性氣味的物品上車”譯文中，“corrosiveness”為名詞，而原文的語境中實需形容詞“corrosive”。
“患有高血壓”的譯文“Contract hypertension”更是讓人不得其解，contract意為“簽合同，訂立契約”，讓國外游客覺得得病還需簽訂合同或訂立契約嗎？在英語中，“患有……疾病”的常用固定句式“Suffer from...”。
“嚴禁乘客在吊廂內搖擺伸頭探望……”中“吊廂”譯為“hang the theater box”，其實際意義為“在戲院的包廂里上吊”，與原文傳遞的信息相差甚遠，讓國外游客難以理解，根據實際的翻譯環境“the carriage”更貼切；“伸頭”譯為“raises one’s head”，極為不恰當，raise意為“提升；增加；高處；舉起”，與原文含義不符，建議譯為“get one’s head out”。
“……向外拋撒廢棄物”中“廢棄物”譯為“abandons the goods”，很明顯，漢語的名詞被譯為英語的動賓結構，與原文的意義不匹配，用一個詞“wastes”即可。這樣既符合實用文本語言精準簡潔的特點，又符合英文表達習慣，很容易讓國外游客理解。
“嚴禁從出口上進口下”中的“出口和進口”譯為export和import，二詞的原意是指貨物的進出口或輸入和輸出，并非通道出入口，原文指索道的進出口，exit和entrance比較準確。
“不準硬擠和搶座”譯文“push hardly and to snatch the place”中，hardly的英語原意是“幾乎不”，而非“硬”的意思，在此文的語境中，“硬擠”有擠過去之義，譯為congest更能傳遞原詞的語言涵義。
3.語法漏洞百出
語法是這則“乘客須知”翻譯的最大敗筆，例如：
“患有高血壓，心臟病的患者建議不要乘坐索道”譯文“Contract hypertension，heart disease’s patient suggested that do not ride the rope way”，無論是從時態還是從句子結構上都不正確。從這句話的整體翻譯原意看，“患有高血壓，心臟病的”是形容詞短語作定語，修飾“患者”，而譯文“Contract hypertension，heart disease’s”是以動詞Contract開頭的祈使句，不能做定語；還有heart disease’s的所有格形式作定語，也不符合英語的表達習慣；再者“建議”譯為過去時suggested，在整體生態環境中沒有做到最佳“適應與選擇”，這個“建議”是時時的，并沒有時間限制，所以應為一般現在時；suggest后面的賓語從句不應為祈使句。
“未經站長簽字特別批準”譯文“Sign without stationmaster authorizes specially”中without是介詞，后面常用名詞性短語，而“stationmaster authorizes specially”為完整句子，是錯誤表達，最好譯為“Without the approval of stationmaster”。
“嚴禁攜帶……”譯文“Refuses to carry”；“不準硬擠和搶座”譯為“does not permit to push hardly and to snatch the place”；“依次進站上車”譯文“Enters the station”。英語的祈使句構成形式：動詞原形開頭，否定形式是在整個結構之前加do not，don’t或never，因此只能用動詞原形refuse，do和enter。在“乘客不得擅自進入驅動機和控制室”譯文“the passenger do not enter the drive and the control room arbitraily”中，do作為一般現在時第三人稱單數的否定助詞，卻沒有加-es。
4.英漢表達不一
在同一個牌子里，翻譯表達不一。“乘客須知”四個大字用漢語拼音，并且大寫翻譯為CHENG KE XU ZHI，而下面的條款則用英語表達，極為不妥。
5.按照漢語字對字或語序直譯
我們仔細觀察這則“乘客須知”就會發現，幾乎每個句子的翻譯都是漢語的語序，是逐字翻譯的，完全是字字對譯，譯文反映出典型的中國人思維，譯文的內容不符合英文表達習慣或不符合國際慣例，使得譯文胡譯亂譯。比如：“有腐蝕性，刺激性氣味的物品”被譯為“has corrosiveness， the irritant smell’s goods”； “嚴禁從出口上進口下”的翻譯“Refuse from the export under the import”；“自覺遵守公共秩序服從工作人員指揮。依次進站上車，不準硬擠和搶座”譯為”On own initiative observe the public peace staff to direct. Enters the station in turn boards， does not permit to push hardly and to snatch the place”。這些譯文在翻譯時幾乎沒有做任何“整合適應選擇”，讓人一看就知道是逐字直譯的，外國人看不懂，就連中國人也迷惑不已、不知所云。
實用文本的內容必須用準確的語言“適應和轉換”，語言的準確選擇和轉換，取決于思路的清晰，同時取決于對字、詞、句的精心選擇和反復的“汰弱留強”。每個詞每句話都必須有明確的含義，即用詞要準確無誤，造句要合乎語法和邏輯，還要善于辨析詞義，區別詞的感彩，根據特定的語言環境，選用最恰當的詞語。避免用詞含混，歧義迭出；或用語不慎，前后矛盾；或概念不清，留有漏洞；或判斷不當，結論模糊。以上這些例子在譯成英語的過程中，問題都出現在語言維的轉換上，沒有能夠在語言維進行適度的轉換，使得譯文的意思與原文大相徑庭，嚴重影響了實用文體“乘客須知”的實用性。
（二）文化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語言不僅是交際和思維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載體，不同地域之間的文化有共性，更有差異，這些差異帶來了全球文化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實用文本的翻譯和各種文化也有著復雜的交錯聯系。這則“乘客須知”在翻譯過程中，沒有透徹地理解文字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忽視了中西方不同文化觀念和差異，沒有很好地實現文化維的選擇轉換。例如：
“乘客不得擅自進入驅動機和控制室”譯文“the passenger do not enter the drive and the control room arbitraily”中arbitraily，意思是“任意地；武斷地；反復無常地；肆意地”。 Arbitraily是貶義詞，給人不守規矩之感，用在此語境里，會破壞外國人的旅游好心情，所以有文化差異的詞語誤用會破壞旅游景區的良好形象。這句話我們不妨翻譯為：Passengers are not allowed to enter the drive and control room.這樣的翻譯能夠反映出我們對外國人的尊重，同時照顧到英語文化的習慣。
“……向外拋撒廢棄物”和“不準硬擠和搶座”等這些不文明行為，坦白地說，在國內各種公共場所隨處可見，甚至某些不文明之舉似乎已經成為一些公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些實用文本的出現純粹是給中國人看的，所以沒有必要條條都翻譯成英語。這些不符合西方人文化的錯誤譯文會讓外國友人感覺，我們認為他們連最基本的禮貌和文明都不懂，這樣不但對他們沒有實質作用，反而會傷害彼此的感情，甚至會損壞國民的國際形象。
對于這樣的實用文本，譯者一定要考慮到原語與譯語不同文化呈現的翻譯生態環境，做出文化維的正確“適應與選擇”。只有實用文本的翻譯符合譯語的生態環境，較好地實現了文化維的轉換，真實地傳遞了原語的語用意義，翻譯的實用性才能達到信息傳遞效度的最優化。
（三）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就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為了實現目的語的交際意圖而做出的適應性選擇轉換。這種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要求譯者除語言信息的轉換和文化內涵的傳遞之外，把選擇轉換的側重點放在交際的層面上，關注原文中的交際意圖是否在譯文中得以體現④。
實用文本的功能屬于呼喚型，其交際意圖是要達到警示和告知的效果。在翻譯時，除了要注重語言信息的轉換和文化內涵的傳遞之外，還要注重交際意圖的實現。但從“乘客須知”來看，其忽視了實用文本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例如：
“乘客須知”譯為漢語拼音CHENG KE XU ZHI，對外國游客來說，等于沒有翻譯，標題就失去傳遞信息的功能。這樣的實用文本譯文不僅違背了語言維，更違背了交際維，無疑影響了提醒乘客注意的實用際意圖，最好譯為英語“Notice for Riding about the Cableway”。
西方人針對一些起警示和告知作用的實用文本，在翻譯時更偏向于使用“暖”色調的詞匯。“嚴禁……”譯文都選擇“refuse”一詞，這個詞本來是“冷”色調的詞匯，語氣比較生硬，給人高高在上的感覺。我們可以根據實際的翻譯生態環境，換用成一些較中性柔和的詞匯，或語氣較平緩的結構，或采用以 No+n.或No+v-ing的結構，較完整地轉換原文的內容和實用意義，達到交際目的。如“嚴禁攜帶易燃、易爆和有腐蝕性，刺激性氣味的物品上車”，可以選擇Flammable， explosive， corrosive and pungent cargoes are prohibited to carry；“嚴禁在站臺上照相和逗留”，建議譯為“No photos and stay in the platform”。這些譯文顯得更加禮貌和貼近人心，與原文的傳遞信息最接近、最適應，屬于“整合適應選擇度”最高的譯文。
“患有高血壓，心臟病的患者建議不要乘坐索道”，仔細體會這句漢語的含義，中國人都會產生歧義。“患有高血壓，心臟病的患者”是本句的主體，提出了建議“不要乘坐索道”，而非洛陽老君山旅游索道公司建議“患有高血壓，心臟病的患者不要乘坐索道”。漢語本身就失去了交際意圖，更何況譯文“Contract hypertension，heart disease’s patient suggested that do not ride the rope way”，顯然，這則按字面意思機械地對等翻譯，根本沒有照顧到英語的表達習慣，外國游客沒法理解，建議譯為“The passengers who suffer from hypertension and heart disease are not allowed to ride the cableway”。“嚴禁從出口上進口下”的譯文“Refuse from the export under the import”，這個翻譯在交際過程中外國游客根本無法理解，不知所謂的“進口”還是“出口”，更不知從哪里上哪里下。根據“乘客須知”的翻譯語境，可譯為“Please lift up and down in the correct access”。這樣的翻譯既簡明恰當地轉換了原意，又準確地達到了交際目的。
由此可見，在翻譯過程中，一定要重視交際維的受眾接受度和理解度，除了考慮到原語與譯語在語言維上不同思維方式、表達習慣和文化維上文化背景外，還要為了實現交際意圖考慮到交際維的最佳“適應與轉換”，甚至更“多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四、結語
從生態翻譯學“三維”轉換觀研究實用文本的實用性翻譯，就是把原文本放到“翻譯生態環境”中去分析和探討，實現實用文本譯文在“適應與轉換”上的得體性和準確性，以便充分發揮其各項功能，準確達到交際目的。
注釋：
①胡庚申.從術語看譯論――翻譯適應選擇論概觀[J].上海翻譯，2008，（2）.
②同上.
③朱敏.翻譯功能理論關照下的實用文本的翻譯[J].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5）.
④譚碧華.生態翻譯學視域下的公示語翻譯新探[J].蕪湖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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