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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保賠保險保賠協會立法完善
一、我國保賠保險的立法現狀及其存在問題
保賠保險是保障與賠償保險的簡稱，主要承保船東在營運過程中因意外事故所引起的損失，以及因此引起的費用和船東承擔的損害賠償責任，這主要包括船舶侵權責任如污染責任、碰撞責任等，合同責任如貨物責任、拖帶責任、對海上旅客人身傷亡的責任等。其中，海上污染損害賠償責任已成為其最重要的承保對象之一。
我國現行立法中對于保賠保險并沒有明確的規定。雖然中國船東互保協會(以下簡稱中船保)作為經中國政府批準的船東互相保險的組織，是依照國務院頒布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的規定，在國家民政部注冊登記為全國性社會團體并由此依法享有社團法人資格的，但是依據現行法它卻不具有保險組織資格。因為我國《保險法》作為一部商業保險法，僅僅承認股份有限公司和國有獨資公司兩種保險組織形式，而保險公司以外的其它保險組織也只有農村保險合作社被獲得承認，因此依據現行法中船保尚不具有保險組織資格。
由此可見，盡管在理論上保賠保險屬于海上責任保險，但是依照我國現行法律規定它無法適用《保險法》和《海商法》相關規定。因為一方面，《保險法》明確規定只適用于商業保險行為，但保賠保險并非商業保險行為；另一方面，海上保險作為財產保險的一種類型，理論上屬于商業保險范疇，因此《海商法》關于海上保險的規定同樣無法適用于保賠保險。所以，盡管保賠保險在理論上被當作保險尤其是海上保險的一種類型，但是它卻無法適用《保險法》和《海商法》，而只能被當作是一項合同從而適用關于合同的法律規范。
由于保賠保險無法適用《保險法》和《海商法》的相關規定，因此保賠保險只能適用《合同法》、《民法通則》等關于合同的一般規定。但是，保賠保險作為海上責任保險合同，與一般意義上的合同有著許多重要的區別，因此單純適用《合同法》、《民法通則》等的規定不僅可能無法解決問題，也可能不夠妥當、合理。因此，現行法關于保賠保險的立法存在漏洞，有予以補充和完善的必要。
二、我國保賠保險法律制度的理論完善
對于保賠保險的立法漏洞可以通過法學理論和法律解釋的方法來解決。法學上關于漏洞補充的方法有很多，如習慣、法理或判例等。[1]由于我國并不承認判例的效力，因此我們只從習慣和法理兩方面探討這一問題。
首先，依習慣，保賠保險是作為海上保險尤其是海上責任保險來處理的，這無論是在我國保賠保險的實踐中還是在國際保賠保險實踐中都是如此，因此保賠保險應當適用海上保險的一般規定。
其次，由于現行法關于保賠保險的立法漏洞為一公開的漏洞，因此依法理進行漏洞補充時應主要采用類推適用的方法進行。依據“相類似案件應為相同之處理”基本原理，對于保賠保險應適用與其最為類似的事物的規范，由于在現行法律體系中與保賠保險最相似的類型是海上商業責任險，因此保賠保險可以類推適用上述關于海上商業責任險的規定。
不過，由于保賠保險所具有的特殊性及其會員封閉性，類推適用關于海上商業責任險的規定可能并不完全符合保賠保險的本質要求。例如，保賠保險中關于會費的約定與商業責任險的保險費的確定不同，因而關于海上商業責任險保險費的規定不能適用于保賠保險。另外，保賠保險當事人還可以依約定來排除相關法律的適用。因此，在不違反強行性規定的情況下，保賠保險首先應依據保賠保險合同的約定來處理，接著是《合同法》、《民法通則》等關于合同的一般規定；如果不能解決的，則應類推海上商業責任險適用《保險法》和《海商法》的相關規定。
三、我國保賠保險法律制度的立法完善
通過理論的方式并不能徹底解決保賠保險的立法漏洞，因此必須通過立法完善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保賠保險的立法完善應該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關于保賠協會的立法，另一個則是關于保賠保險合同的立法。保賠協會的目的在于提供保賠保險保障，保賠保險是由保賠協會而不是其他的保險人來承保的，因此二者是相輔相成、合二為一的，必須將兩者聯系起來進行探討。
從理論上來說，通過立法來解決上述問題可以有許多選擇。有學者認為，目前至少有四種方法：一是借鑒英國立法例，修改《公司法》、將中船保這類擔保／保證有限公司規定于《公司法》中；二是借我國《海商法》修改之機，增補海上保險合同的種類，明確保賠保險合同的內容；三是按照《保險法》的規定單獨立法，另行規定中船保這類相互保險組織；四是將中船保界定為互益型經濟團體，以區別于普通的社團，賦予其獨立的公司法人地位。[2]
上述觀點中，第一種和第四種方法在目前是行不通的，因為我國與英國對于公司的定義和要求并不一致。在英國，通常認為法人與有限責任是公司最本質的屬性，公司一般是指負有限責任的法人，因而英美法所指的公司不僅包括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法人，還包括非盈利性的公司，保賠協會登記的保證有限公司即屬于此類。[3]但是，依據大陸法的理論，公司必須以營利為目的，相互保險公司并不構成真正意義上的公司。[4]我國現行《公司法》對此雖然并沒有直接規定，但是從《公司法》第5條的規定中完全可以看出其對公司應具有營利性目的的肯定。[5]因此，除非是對現行公司法體制甚至是整個法律制度做根本改變，否則我國《公司法》是不會規范非營利性的社團組織的。這樣，中船保作為非營利性團體，就不可能取得我國公司法人的地位和資格。因此說，第一種和第四種方法在我國根本行不通。
相對來說，第二種和第三種方法在理論上是比較切實可行的，而且兩種方法結合起來效果會更好：
1.保賠協會的立法完善
按照《保險法》第156條的規定，采取單獨立法方式來賦予中船保以保險組織地位和資格是目前較為妥善的方法。
首先，通過國務院行政立法的方式來賦予中船保以保險組織的地位和資格較為可行。一方面，法律的制定程序比較復雜，另一方面現行法關于保險合作社的規定即是由國務院采用行政法規的方式訂立的，因此以行政法規的方式來賦予中船保以保險組織的地位和資格更加可行。
其次，應該賦予中船保以相互保險的組織形式，而不是保險合作社的組織形式。雖然學者們對于相互保險與合作保險之間有無區別的態度并不一致，但從國際慣例來看，保賠協會通常采用相互保險這一組織形式。采取相互保險的組織形式既可以借鑒國外先進的立法和經驗，也便于對外的交流與合作，增強我國保賠協會的國際競爭力。
2.保賠保險合同的立法完善
通過單獨立法的方式可以賦予保賠協會以保險從業的資格和能力，但這并不足以解決保賠保險的立法規范問題，因此還必須通過對《海商法》的修訂，在“海上保險合同”一章中加入有關保賠保險的內容。有人認為應該在《海商法》第12章“海上保險合同”中加入“第7節：保障與賠償責任保險”，規定保賠保險合同的定義，保賠協會的法律地位、入會、合同的主要內容，會費的支付，第三人直接訴訟以及協會內部關系協調等內容。[6]筆者以為上述做法是可行的，但是規定如此之多的內容則值得商榷。因為保賠保險除了是一種保險合同外，它還是一種會員合同，保賠協會所具有的會員封閉性決定了它的排他適用性。因此，法律應該給保賠保險以更多的自由，就像英國1906年《海上保險法》第85條所做的一樣。過多的條文和規定限制只會與保賠保險和保賠協會的性質相抵觸，從而限制保賠保險的正常發展。因此對保賠保險的立法必須既考慮到對其進行規范和約束的必要，又要考慮到它的特性和發展要求。
基于上述考慮，采用英國的做法仍是目前較為合理的選擇，不過這并不意味著照搬英國1906年《海上保險法》的規定。一方面，以現在的眼光來看，該條規定有些過于原則性和簡單，難以適應新的形勢的需要；另一方面，該條關于相互保險的定義也有些過時，因為盡管在實質上仍然是一種相互保險的經營模式，但保賠協會已經取得了獨立的法人資格，保險是由保賠協會提供的，會員的保險索賠等事項是向協會提出而不是向會員提出的。
因此，我國保賠保險的立法應該在英國1906年《海上保險法》規定的基礎之上做進一步的完善。首先，應該對保賠保險的定義做一科學合理的描述，以確定保賠保險的范圍及其法律適用。其次，鑒于保賠協會的會員封閉性，對于有關會員的入會、保賠保險合同的主要內容、對會費的支付方式等內容則法律不予規定，而是由當事人自己解決，除了強行性法律規定外，可以排除相關法律的適用；但是為了解決其間可能存在的糾紛，還應該賦予協會和成員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內部糾紛的權利。最后，在涉及到第三人利益方面，例如通過先付條款、仲裁條款等禁止第三人的直接訴訟時，法律應規定上述條款不得對抗第三人依法享有的直接請求權。
參考文獻
[1]梁慧星著：《民法解釋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頁。
[2]安豐明：《船東保賠協會法律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學2004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82~186頁。
[3]梁建達編著：《外國民商法原理》，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20頁。
[4]［日］末永敏和著：《現代日本公司法》，金洪玉譯，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頁。
關鍵詞物流物流責任保險立法完善
物流業是一個新興的產業，我國政府在“第十一個五年規劃”中把物流列入要大力發展的現代服務業之一。但是在這樣一個美麗的前景下，我們還必須注意到，物流業同時還是一個高風險的產業，在物流的每一個環節：運輸、倉儲、包裝、配送、裝卸、流通加工、信息提供等無一不充滿了給客戶或他人帶來財產毀損和人身傷害的風險，而由此造成的損失往往使物流企業承受著巨大的經濟壓力。由此可見，物流業的發展離不開保險業的支持。不過，我國目前物流保險尤其是物流責任保險的現狀不容樂觀，物流責任保險發展比較緩慢，這對我國物流業的發展是相當不利的。
一、物流責任風險與保險保障
由于物流涉及到非常多的環節，而每個環節又都充滿了意外和風險，因此物流服務中的責任風險也非常復雜。一般說來，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
1.1從損害的性質上來看，物流責任保險是物流保險中的一種類型，是對物流責任風險的保險保障
物流企業在提供物流服務過程中往往會產生以下幾方面的損失，一是自己的財產損失，例如自己的貨倉、車輛、集裝箱等倉儲、運輸工具的毀損丟失；二是由于自己的過錯給客戶或他人造成財產損失或人身傷亡而產生的損害賠償責任，即責任風險；再就是商業風險，例如因為政策原因、行市匯率變化或者由于客戶破產、清算等帶來的商業上的損失等。通常情況下，第一種屬于物流財產保險的承保范圍；第二種則由物流責任保險予以承保；而對于物流企業的商業風險，一般無法通過保險的方式得到補償。由此可見，物流責任保險是對物流責任風險的保險保障，是物流保險中最重要的類型之一。
1.2從物流服務的階段來看，物流公司的責任風險主要來自以下幾個過程
（1）運輸過程。物流公司由于自身工作的失誤造成貨物的毀損丟失或者錯發錯運、錯誤交貨等是運輸中最主要的責任風險。如果物流公司交由其他的承運人進行運輸，那么由于其他承運人的過失造成貨物的毀損丟失或者錯發錯運、錯誤交貨，物流公司同樣要承擔責任。此外，如果物流公司在自行運輸過程中造成他人的財產損害或人身傷亡的，還要承擔對第三人的損害賠償責任。
（2）裝卸搬運過程。裝卸搬運活動往往是造成客戶貨物毀損丟失的重要原因。此外，在裝卸搬運過程中造成他人財產損失或人身傷亡的，物流公司也要承擔責任。
（3）倉儲過程。由于倉庫損壞、進水、通風不良、沒有定期整理和維護等過失，都可能使物流公司對客戶承擔責任。
（4）流通加工、包裝配送過程。此過程中發生的財產損失或人身傷亡，物流公司要承擔責任。
（5）信息服務過程。由于信息錯誤或者延誤，造成貨物發貨、配送、運輸等出現差錯的，物流公司便可能會承擔責任。
（6）從責任的對象來看，物流責任保險既包括對客戶（即物流合同相對方）的法律責任，也包括對第三方的法律責任。例如，物流公司由于失誤造成貨物的毀損丟失或者錯發錯運、錯誤交貨的，屬于對客戶的法律責任；而物流公司在運輸過程中造成他人的財產損害或人身傷亡的，則屬于對第三人的損害賠償責任。狹義上的物流責任險僅指對第三人的損害賠償責任的保險。
二、物流責任保險的現狀及其存在問題
2.1我國目前物流責任保險的現狀
與物流業的快速發展相比，我國的物流保險尤其是物流責任保險要滯后得多。由于缺乏統一的保險險種，物流企業和客戶只能在各個物流環節里面分別投保責任險，致使有的環節重復投保，而有的環節則得不到保險的保障。這一境況在2004年得到了明顯的改善。
2004年，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正式推出了“物流責任保險”條款。“物流責任保險”是指被保險人在經營物流業務過程中，對由于列明原因造成的物流貨物損失，依法應由被保險人承擔賠償責任的，由保險人根據保險合同的約定負責賠償。除物流責任基本險外，還有“附加盜竊責任保險”、“附加提貨不著責任保險”、“附加冷藏貨物責任保險”、“附加錯發錯運費用損失保險”、“附加流通加工、包裝責任保險”以及“附加危險貨物第三者責任保險”等附加險供物流企業選擇投保。
上述物流責任基本險及附加險的出現，為廣大物流企業通過保險方式分散、轉嫁責任風險創造了條件。上述條款具有以下積極意義：首先，它填補了我國物流企業綜合責任保險的空白；其次，它覆蓋了物流服務的各個環節，初步滿足了我國物流企業的基本責任保險需求；第三，它簡化了物流企業投保責任保險的手續，節約了保險費用，減少了索賠理賠的環節和成本；最后，它豐富了保險產品品種，有利于我國物流保險市場的開拓和發展。
2.2我國目前物流責任保險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雖然物流責任保險條款的推出為我國物流責任保險的發展邁出了堅實的一步，但是物流責任保險市場并沒有因此突飛猛進。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整個市場環境的影響，物流企業認識不足等，但是“物流責任保險”條款存在著許多顯而易見的缺陷卻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首先，相對于物流企業的責任風險而言，物流責任保險條款的范圍顯得過小，不能充分滿足市場需求。根據該保險條款，物流責任保險只承保物流企業提供運輸、儲存、裝卸、搬運、配送服務過程中造成物流貨物損失的五種情形，提供包裝、流通加工、信息處理服務過程中造成的貨物損失只有在投保相應附加險種的情況下才予以承保；除了可以附加投保“危險貨物第三者責任險”外，物流服務過程中給第三者造成的人身傷亡或其他財產損失也不屬于保險的范圍。此外，該條款還對發生在我國境外的財產或費用損失不負責賠償，這更無法滿足物流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的需要。
其次，保費的計算不夠科學合理。物流責任保險條款并沒有依照責任保險的傳統做法，按照保險風險的類型與范圍、保險人的累計賠償限額和單次事故賠償限額等來確定保險費用，而是按照被保險人的營業收入來計收保費。一方面，這種方法不符合責任保險的通常做法，因為物流企業的收入與其責任風險之間并沒有必然的聯系；另一方面，這種方式也會阻礙物流企業的投保，因為越是大的、經營得好的物流企業，其保費就越高，而不管其風險控制的好壞。這種不合理的收費方式使得保險費用過于高昂，增加了物流企業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該險種的推廣。
三、物流責任保險發展與完善的幾點建議
3.1物流企業方面
物流企業必須端正思想、認清形勢，認識到物流責任保險的重要性。物流責任保險不僅能夠轉移、分散物流企業的責任風險，減少虧損、增加盈利，還能夠通過保險公司的介入，增強企業風險分散、控制的理念和能力，從而從源頭上減少自己的責任風險和支出，從而形成良好的經營和運行模式。
此外，各級物流主管部門、物流企業自治組織等也要加強對物流企業的指導協調工作，通過傳授知識、交流經驗、業務培訓等手段，指導物流企業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投保適合的保險險種，在遭受保險事故時，指導物流企業正確索賠，以減少損失，同時獲得應有的賠償。
3.2保險公司方面
首先，保險公司應當加大對物流責任保險的推廣宣傳工作。許多物流企業對物流責任保險知之甚少，甚至許多人根本不知道有物流責任保險這一回事。因此，擴大對物流企業的宣傳與交流是物流責任保險市場發展的重要前提條件。
其次，保險公司應適當擴大物流責任保險的承保范圍，以滿足市場需求。目前的物流責任保險覆蓋面較小，難以滿足物流企業風險防范的需求。所以保險公司應審時度勢，認真研究現代物流業務的流程，適當擴大物流責任保險的承保范圍。
最后，保險公司應合理確定物流責任保險的費率。物流責任保險費率的制訂，應根據保險業務的風險大小及損失率的高低來確定。這應當包括：①發生意外損害賠償責任可能性的大小，這是制訂物流責任保險費率的基礎；②現行法律制度對損害賠償范圍及數額的規定，法律規定的范圍越寬、數額越高，表明風險愈大，費率也應愈高，反之亦然；③保險公司賠償責任限額的高低，賠償責任限額與免賠額的高低對物流責任保險的費率有客觀影響；④第三方物流企業的信用和風險等級，針對物流企業的不同信用等級，其發生風險和賠付的幾率等可以設定不同的保險費率。
3.3法制完善方面
物流責任保險的發展離不開法律的支持，當前我國調整物流責任保險方面的立法主要有：
（1）《保險法》：物流責任保險合同作為保險合同的一種，首先應該受到《保險法》的調整和規范，《保險法》第50~51條對責任保險作了專門規定，這正是物流責任保險以及其他責任保險得以承認和發展的堅實基礎；
（2）《海商法》及其他運輸法規：《海商法》是調整海上保險關系的重要法律文件，海上運輸責任保險應該首先適用《海商法》的規定，《海商法》沒有規定的則適用《保險法》的規定。除《海商法》外，《鐵路法》、《民用航空法》等也是開展物流責任保險的重要依據。此外，《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也是海事法院審理海上運輸責任保險案件的重要程序法。
（3）《民法通則》與《合同法》：《民法通則》是調整平等主體間民事關系的重要法律，物流責任保險關系作為民事關系的一種，應該受到該法的規范；此外，物流企業與客戶之間是一種物流服務合同關系，物流企業與保險公司之間是一種保險合同關系，《合同法》的規定同樣適用于物流服務合同和物流責任保險合同。
綜上可見，我國已初步形成了物流責任保險的法制環境，但到目前為止我國還沒有一部專門的、統一的物流法或物流保險法。而且現行物流責任保險立法還存在許多問題，例如現行法律的規定過于籠統，不能滿足物流保險活動的需要；物流保險法律法規的發展參差不齊，阻礙了物流保險活動的開展等。所以，目前的物流責任保險法律制度已不能適應現代物流發展的需要，需要進一步完善。
關于我國物流責任保險的立法完善，在理論上有以下幾種可能性：首先，制定一部單獨的物流責任保險法規；其次，制定一部單獨的物流保險法規，在其中規定物流責任保險的內容；最后，制定一部單獨的物流法，并在物流法中明確規定物流保險以及物流責任保險的有關問題。筆者贊同最后一種觀點，其理由如下：首先，我國已有一部《保險法》，物流保險及物流責任保險雖然有其特殊性，但在基本原則和具體制度規則方面與其他保險沒有實質區別，所以沒有必要制定單獨的物流保險法規；其次，物流責任保險是以物流為基礎的，在物流法中規定物流保險以及物流責任保險的相關法律問題，更有利于兩者的協調。所以我國應在制定物流法的同時，解決物流責任保險法的完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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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范圍
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是基于環境污染賠償責任的一種商業保險行為，是以排污單位發生的事故對第三者造成的損害依法應負的賠償責任為標的的保險。在這種保險機制中，排污單位作為投保人，向保險公司預先繳納一定數額的保險費，保險公司則根據約定收取保險費，并承擔賠償責任，即對于排污單位的事故給第三人造成的損害，直接向第三人賠償或者支付保險金。隨著現代工業的蓬勃發展和科學技術存在的局限性，即使是正常的生產作業也可能對環境造成嚴重污染，給人民的生命財產帶來巨大的損失。而環境污染責任的認定實行的是無過錯責任原則，就形成了污染企業對受害人的侵權之債。但由于環境污染損害往往會造成近天文數字的賠償金，侵權企業常常無力負擔，為了適當轉移和分散這種污染賠償責任，從而既使污染受害人能夠得到補償，也確保生產單位的經營活動能夠繼續進行，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機制應運而生。
一、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構建的理論支持
1.環境污染侵害由私法救濟到社會化救濟
由于當代社會環境侵權行為的特殊性，不論是侵權行為法遇到的理論困境還是現實問題，都導致在解決糾紛、填補利益的過程中面臨諸多問題，要擺脫上述困境，就必須超出“損害要么由加害者承擔，要么由受害人自擔”的狹隘眼界，構筑環境損害賠償社會化制度，即環境侵權所產生的賠償責任不再由加害人獨自承擔，而是還要由國家、社會、法人組織或者社會上不特定的多數人來分擔賠償責任，使“傳統的自己責任、個人責任原則下的損失轉移轉化為現代的社會責任原則下的損失分配、損失分散”，將環境侵權行為所生損害與責任保險、社會安全體制等密切銜接，從而使環境侵權損害的填補不再是單純的私法救濟，既及時、充分地救助環境受害人，又避免環境加害人因賠償負擔過重而破產。
2.可持續發展理念的貫徹
可持續發展實際上需要有效地解決經濟效益、生態效益與社會效益之間的沖突。國家通過環境法來為環境污染或環境破壞設定可以容忍的限度，其目的即是為了滿足整個社會對經濟效益的追求。然而在追求經濟、促進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環境污染的發生不僅頻繁而且后果嚴重。單個污染企業承擔責任的能力有限，致使污染受害者和公共環境損害往往得不到應有的賠償。為分散企業環境污染賠償責任，最大限度地保護受害者。盡量減少社會和國家的損失，有必要探索建立我國的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從而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實現更加抽象的社會正義。
3.和諧社會實現的保障
發展保險業是完善社會保障體制，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也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諧社會的構建著眼于方方面面，對于民生的基本保障和實現是其追求基本價值之一。如前所述，環境責任保險制度就是對復雜的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損失進行賠償的一種合理機制。這一制度的構建不僅可以分攤污染者的賠償責任，避免他們因無力賠償而即將面臨的悲慘命運，而且可以使被害人在損害一發生時就及時向保險人提出請求，迅速獲得理賠，以填補其遭受的損失。這樣既節省時間和金錢，又避免了求償無門的情形，還能減輕司法訴訟量，及時解決法律糾紛，從而實現高效訴訟的價值目標，最終達到雙贏的局面。
二、中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承保范圍需明確的問題
（一）關于持續性環境污染事故能否納入承保范圍
目前在各國理論和實務中，對于突發性環境污染事故屬于承保范圍已成定論。難點在于對于漸進性或累積性污染事故是否應該承保的問題。
1.從理論上探討對于持續性污染是否屬于可保風險的問題。
依照我國保險法律和保險實務，“可保風險”以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偶然性和不確定性為其根本特征。持續性污染，從無限制的長期來講，污染積累到一定程度，污染事故必然爆發，但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合同與一般的保險合同一樣，保險人和被保險人會在合同中約定保險責任期間。在該期間保險事故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危險的發生并非保險人和投保人在訂立合同時完全可以確認的必然事情，因此，符合“危險的發生存在可能”的特征。同時，累積性污染事故發生的時間也是不確定的、事故造成的后果嚴重性程度也是不確定的，這符合可保風險的偶然性特征。
2.實務中將累積性污染事故納入中國環境責任保險的范疇是否可行
當然，將所有的環境侵權行為都納入責任保險的范疇無疑是最理想的。但一項法律制度的實際效果，既與其法律規范的完善程度有關，更與其滿足社會生活的需要程度，以及在程序上的可執行程度有關。考慮到中國目前環境責任保險所依托的相關法律規范并不完善，而環境責任保險制度的實施和完善也需要一定的進程，再加之中國保險業特別是責任保險還很不發達的情況下，將累積性污染事故納入環境責任保險的范疇條件尚不具備。
（二）關于生態損失是否應納入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所涉及的損失賠付范圍
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所涉及的損失賠付范圍有以下幾種：第一，因環境污染而造成的第三人人身傷亡或財產損壞、滅失而產生的損失；第二，因環境污染事故而產生的救助費用和訴訟支出，以及為查明和確定保險事故的性質、原因和保險標的的損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費用；第三，由于環境污染而導致被保險人的財物損失；第四，因環境污染而導致的生態破壞而引起的損失。一般來說，對于第一種損失列入損失賠付的范圍是毫無疑義的。從我國保險法的相關規定來看，對于第二種損失列入損失賠付范圍也是有法律依據的。我國《保險法》第42條第2款規定：保險事故發生后，被保險人為防止或者減少保險標的的損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費用，由保險人承擔……。”該法第49條規定：“保險人、被保險人為查明和確定保險事故的性質、原因和保險標的的損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費用，由保險人承擔。”該法第51條還規定：“責任保險的被保險人因給第三者造成損害的保險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訴訟的，除合同另有約定外，由被保險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訴訟費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費用，由保險人承擔。”但是，對于第三、第四中損失是非應當乃如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的范圍呢，目前尚未有定論。
三、中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范圍的思考
（一）中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的承保范圍的思考
環境污染的發生形態有突發性和持續型兩種。突發性的環境污染在發生前沒有明顯的征兆，一旦發生損害立刻顯現，受害人的受損程度的認定也較為容易。持續性環境污染事故侵權持續時間長，侵權原因復雜，往往是多種因素復合累積的結果。受害人對侵權行為的存在往往缺乏深刻的認識，以至對侵權行為何時發生、侵權人為何人都不知曉。因此，對持續性的環境污染事故造成的損害進行救濟是較為困難的。
環境責任保險作為對環境污染損害的救濟方式，將所有環境污染損害都納入環境責任保險的承保范圍，無疑是最為理想的。但鑒于我國保險業的發展水平、環境污染的現狀及相關民事法律的完善程度，目前僅將突發性的環境污染事故納入環境責任保險的承保范圍是較為適宜可行的。待條件成熟后，再將持續性的環境污染事故納入承保范圍。這類似于法國“分步走”的做法。當然，擴大承保范圍是大勢所趨。但這勢必會增加保險公司的風險，使它們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而有可能不愿承保。所以為了避免和鼓勵保險公司承保持續性的環境污染事故，就需要政府在政策上予以扶持，對此中國在借鑒國外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可以采取以下幾種做法：（1）注入保險基金；（2）由政府主持成立由多家保險公司組成環境責任保險集團以分擔承保的風險；（3）效仿法國的做法，成立一個專門負責環境責任保險的機構；（4）建立一個法定的環保監測部門，專門從事對有關環境責任保險承保范圍內的環境侵權行為的監測，分擔保險公司在辨別、確定理賠范圍時所花費的時間、費用及人力等資源，減輕保險公司的業務負擔，使其成為保險公司的一個隸屬部門專為環境責任保險這項保險業務服務，發揮其良好的補充減負之功效。
（二）中國環境污染責任保險賠付范圍的思考
對于前面所提到的“第三種損失”，筆者認為，根據責任保險的特征原則上應該屬于除外責任，比如因污染而引起的被保險人自己所有或照管的財物損失，以及由于環境事故而導致工廠全部或部分停產而引起的損失，被保險人自己的損失不是我們這里所要討論的問題，可以從企業財產保險的險種設計上尋找解決問題的途徑。但對于自有場地污染應該借鑒發達國家的立法實踐及其環境責任保險的發展歷程納入到損失賠付范圍之內。美國的判例一般認為公眾的健康與安全較保險單的任何明示約定更為重要，當被保險人污染了場地而又無力治理時，損害的又會是公眾環境權益了，所以從環境法的公益性出發應該將自有場地污染納入到環境責任的賠付范圍當中。
至于生態損失，筆者認為目前尚不宜納入損失賠付范疇。當然，隨著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理念在法律體系的滲透，以及人類對于生物多樣性、環境權的日益關注，生態損失的賠付將會成為法律所無法回避的一個難題。當然考慮到我國目前環境責任保險才剛剛起步，不顧及實際情況將所有損失不加區分都納入賠付范圍很容易引發保險人因資金缺乏而無力支付巨額賠款的支付機制惡化，這不僅使環境責任保險無以為序，而且也極容易引起保險市場乃至整個金融市場的混亂。所以對于生態損失的保險賠付要依托于相關理論的進展，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高度發達的保險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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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民工;養老保險;問題;對策
將農民工納入社會養老保險體系,是保障其基本權益的措施之一。近年來我國每年進城農民工一般保持在1.5億左右,由于農民工以中青年為主,大部分都還沒有達到養老年齡,農民工養老問題目前還不突出,沒有成為社會問題。但若現在不重視,在不久的將來,大規模的農民工年老體衰后的養老問題將發展為十分復雜的社會問題。農民工年老后在哪里養老,城市還是農村?誰將承擔養老義務,是農民工自身、是其子女還是國家和社會?這些問題不解決,將給社會穩定和構建和諧社會帶來巨大的沖擊,因此,解決好農民工的養老問題刻不容緩。
一、當前農民工養老保險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
1997年國務院頒發《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標志著我國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確立。到目前為止,全國已有2億人被納入該制度的覆蓋范圍。現行的養老保險制度的實施范圍包括各類企業及其全部職工,明確規定包括1年以下的農民工,而且農民工對于養老保險有強烈的需求。但從現實情況看農民工參加養老保險的情況并不樂觀,存在許多障礙。
(一)制度有缺陷
目前實行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規定,參保農民工只要累計繳費滿15年,達到了規定年齡就可領取退休金。但農民工從事的多數是體力活,多數是靈活就業,也很少有單位會這么長時間雇傭他們。由于農民工養老保險關系轉移難,造成農民工大量退保的現象。農民工養老保險關系轉移難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統籌層次低。二是轉移辦法滯后。三是省際之間缺乏協調機制。農民工養老保險關系轉移遇到問題,遷出地省社保機構解決不了,遷入地省社保機構也不管,農民工不知找誰才能解決問題。
(二)立法滯后,執法不嚴
近年對農民工的權益保護國家和地方都制定了許多政策、措施,但在實際工作中存在立法不足、執法不嚴和行政管理不到位的現象。我國勞動力市場長期處于嚴重供大于求的狀況,勞動者必須依靠法律的武器來保障自身的合法權益。而我國現階段法律法規的缺失和低“硬度”使維權工作缺乏力度,其存在的不少漏洞和操作性不強,以及缺乏明確的責任追究條款等問題,使該部法律在維護勞動者權益的問題上顯得軟弱無力。對于涉及農民工報酬、勞動保護、社會保險等問題,大多都是出現了問題或投訴舉報才進行檢查處罰,主動監督不足。由于我國相關法律立法滯后、行政管理和執法的缺位,導致企業在為農民工繳納養老保險等社保費用時,是逃費的多,納費的少,主動納費的更是微乎其微。
(三)企業不愿參保
農民工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企業、城市臟、累、差的體力活和高危行業,這些企業人工費用所占比例較高,參加養老保險對企業的壓力較大,大多數企業缺乏為農民工繳納保費的積極性、主動性。企業從自身利益出發,采取不給農民工參加養老保險,農民工在就業市場上是弱者,只要能找到一份活干就行,幾乎沒有可能考慮是否參加養老保險等事項,農民工生存壓力大,他們只能考慮當前的生存問題,因而產生部分收入低的農民工愿意企業不參加養老保險而給予一定的補貼,導致許多企業根本不給農民工參加任何社會保險。
(四)農民工自身缺乏保障意識
農民工自身方面存在四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認識問題。雖然農民工普遍意識到以后養老是一個存在的問題,但認為自己現在還年輕養老是幾十年以后的事抱著“車到山前必有路”的想法。二是生存壓力。目前農民工工資收入一般不足1000元,在西部地區只有600元。三是就業壓力。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務工,勞動力供大于求,農民工為生計滿足于有活干,只能放棄養老保險等權力。四是法律意識淡薄。對不簽勞動合同,克扣拖欠工資,不繳納社會保險費等侵權行為,往往持克制,忍耐的態度,沒有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這也是養老保險制度在農民工中推行不力的原因之一。
二、建立農民工社會保險制度的措施
建立平等、統一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社會發展目標和當前的城鄉差異現實,決定了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必須具備與城鎮職工養老保險、農村養老保險的可銜接性,才能有助于逐漸消除人身差異,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才能提高國家、社會在老齡化高峰來臨時承受風險的能力。
(一)加快立法、建立全國統一的養老保險體系
我國現行的社會保險資金的籌集、管理與使用缺乏應有的法律保障,至今尚未頒布《社會保險法》,制約了社會保險制度的發展。加快《社會保險法》、《職工養老保險法》的立法工作,已成為社會保險制度改革的首要任務和迫切要求。目前,農民工參保率在低位徘徊與參保后其利益得不到保障有直接關系。由于農民工流動頻繁,單位和農民工參保繳費后,社會保險關系難以轉移和接續。要吸引更多的農民工參保,就要設計適應農民工高流動性的養老保險制度。
(二)制定全國統一的農民工養老保險關系異地轉移與接續辦法
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要求勞動保障部門抓緊制定農民工養老保險關系異地轉移與接續辦法。2010年1月1日新施行的《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暫行辦法》規定,農民工中斷就業或返鄉沒有繼續繳費的,由原參保地社保經辦機構保留其基本養老保險關系,保存其全部參保繳費記錄及個人賬戶,個人賬戶儲存額繼續按規定計息。農民工返回城鎮就業并繼續參保繳費的,無論其回到原參保地就業還是到其他城鎮就業,均按前述規定累計計算其繳費年限,合并計算其個人賬戶儲存額,符合待遇領取條件的,與城鎮職工同樣享受基本養老保險待遇;農民工不再返回城鎮就業的,其在城鎮參保繳費記錄及個人賬戶全部有效,并根據農民工的實際情況,或在其達到規定領取條件時享受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待遇,或轉入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暫行辦法》的出臺實施,一有利于維護參保人員特別是廣大農民工的養老保險權益。二有利于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隨著全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統一,特別是2009年全面實現了省級統籌,勞動者在省內流動就業轉移接續養老保險關系,有了制度和體制的基礎。三是有利于促進城鄉統籌。《暫行辦法》規定,農民工在城鎮之間流動就業或間斷性在城鎮就業,只要參保繳費并達到規定條件,與城鎮職工享受同樣的養老保險待遇。這對統籌城鄉和區域發展,引導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有序轉移就業,推動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具有深遠影響。
(三)強化監督和管理,切實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
當前要認真貫徹執行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嚴格查處各類侵犯農民工權益的現象。對于農民工權益的保護工作,要走綜合整理的道路,從用人單位這個源頭抓起,從簽訂勞動合同入手,對侵犯農民工合法權益的事件,特別是不給農民工參加養老保險的企業要進行嚴肅查處,杜絕企業不給農民工參加養老保險現象的發生,將在企業打工的農民工全部納入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
(四)加強社會保險知識的宣傳培訓,切實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
「關鍵詞存款保險，存款機構，法律環境
所謂存款保險制度是指由經營存款業務的金融機構（以下簡稱存款機構）按照所吸收存款的一定比例向特定的保險機構繳納保險金，當投保金融機構出現支付危機、破產倒閉或者其他經營危機時，由特定的保險機構通過資金援助、賠償保險金等方式保證其清償能力、保護存款人利益的一種特殊的保險制度。存款保險制度始于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當時為了挽救在經濟危機的沖擊下已瀕臨崩潰的銀行體系，美國國會在1933年通過《格拉期—斯蒂格爾法》（Glass—steagallAct）設立了聯邦存款保險公司。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金融業的自由化、國際化使金融風險明顯上升，絕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相繼在本國金融體系中引入存款保險制度，部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也進行了這方面的有益嘗試。本文無意對存款保險制度的具體內容與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經濟、社會條件作出探討，只對我國是否具備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法律環境做出分析。
一、建立存款保險制度需要具備的法律環境
存款保險制度作為保護存款人利益的一項法律制度，其作用的發揮具有一定的被動性、事后性，即在一般情況下只發揮其穩定存款人對存款機構信心的消極作用，只有當投保存款機構出現支付危機、破產倒閉或者其他經營危機時，存款保險制度保護存款人利益的積極作用才能充分發揮。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采用以下方法保護存款人：1、存款承擔。即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為瀕臨倒閉的銀行找到買主或合并者，使其并入穩健的銀行。由合并者承擔倒閉銀行的全部負債，存款人（包括大額存款人）不會遭受任何損失。在使用這種方法時，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常常給合并者提供一定的資助金。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經常使用存款承擔方法處理瀕臨倒閉的銀行。2、賠償存款。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索性讓銀行倒閉，由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賠償存款人存款，每一帳戶最高賠償限額不超過10萬美元。這種方法不利于大額存款人（存款超過10萬美元）。1986年，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宣布，目前一般要避免使用支付存款方法，多采用銀行合并方法，以便保護所有的存款。3、對瀕臨倒閉的銀行提供資金，幫助其恢復營業，聯邦存款公司很少使用這種方法（出處一）。日本存款保險公司主要運用兩種方法來處理銀行倒閉問題。第一種是償付法，日本存款保險公司在最高限額內賠付存款金給存款人；第二種稱為購買和接管法，日本存款保險公司找到一家愿意兼并倒閉銀行的合作者來對銀行進行重組，并由它接管倒閉銀行的良性存款，日本存款保險公司通過對合作者提供資金援助來幫助倒閉銀行順利破產或者被兼并。這基本上也能夠代表其他各國的存款保險制度對保護存款人利益所提供的措施。
存款保險制度作為一項特殊的財產保險制度，其確立和運作需要通過制定專門的《存款保險法》或《存款保險條例》來規范。本文所說建立存款保險制度需要具備的法律環境是指為使存款保險制度能通過《存款保險法》或《存款保險條例》來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需要具備的法律條件，包括存款保險制度發生作用的法律前提、存款保險制度對存款人保護措施運作的法律支撐。從存款保險制度發揮其積極作用的前提、存款保險法律關系的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對保護存款人利益所提供的措施來看，存款保險制度設立與運作所需要具備的法律環境包括：1、存款機構具有破產能力，這是存款保險制度發揮作用的前提；2、存款機構的市場退出法治化，存款機構市場退出法治化是存款保險制度主要價值之一，若存款機構市場退出采取行政方法處理，則沒有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必要；3、其他相關法律制度，主要是為存款保險制度實際運作提供法律支撐，比如財產保險的法律制度，法人合并相關法律制度，包括合并所產生的必然后果債權債務的概括承受制度等。
二、關于存款機構的破產能力
存款機構是依法可以經營存款業務的法人組織，我國的存款機構包括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合作銀行也稱為城市合作商業銀行、城市信用合作社、企業集團財務公司、城市信用合作社聯合社、農村信用合作社、農村信用社縣聯社、金融信托投資機構、外資銀行、外國銀行分行、合資銀行、農村合作商業銀行等，其中企業集團財務公司職能吸收其成員的存款，金融信托投資機構吸收的是信托存款，外國銀行分行不具有法人資格，另外郵政企業也可以依法開展郵政儲蓄、匯款業務。破產常常被用來指稱在債務人無力償債的情況下依其財產對債務人進行公平清償的法律順序。在傳統破產法上，破產意味著一種法律上的地位，它必然伴隨著倒閉清算的結果。按照現代破產法的概念，破產指債務人處于無力償債的事實狀態，債權人和債務人即可選擇再建型程序也可選擇破產清算型程序。現代法上的破產也稱為廣義的破產，傳統意義上的破產也稱為狹義的破產程序（出處二）。本文所說的破產采取狹義之說。
存款保險制度的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保護存款者的存款利益，只有存款利益有損失的風險，保護存款利益才有必要。存款機構和存款者依法成立存款法律關系后，存款機構就負有向存款者支付利息并及時滿足存款者在存款余額范圍內提取本金和利息要求的義務，存款機構的義務保障著存款者存款利益的實現。若一國金融主管當局對出現經營危機或支付危機的存款機構總是采取財政資金援助或者通過行政主導型兼并等辦法處理，不允許存款機構破產即所謂的存款機構無破產能力，則總有相應的存款機構保障著存款者的存款利益，存款者的利益不會有損害的風險。只有當存款機構破產清算時，由于存款機構無能力承擔所負的全部義務，存款者的存款利益才有受到損失的風險，存款保險才具有“保險”的意義，這也是本文采取狹義破產說的原因。因此，存款機構具有破產能力是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必備法律要件之一。當然這里并不是說存款保險制度發揮其積極作用時必然伴隨著存款機構的破產，存款保險機構可以針對具體情況對“問題存款機構”采取對其扶持、尋找合并者、讓其破產等多種措施。
從《金融機構管理條例》、《商業銀行法》、《城市信用合作社管理規定》等法律法規的規定來看，我國存款機構的破產要經過中國人民銀行同意或者批準，但誰有權利向中國人民銀行提起并沒做出規定。但總的來說，從法律規定層面上看，我國的存款機構是可以破產的，也就是我國的存款機構是具有破產能力的，經濟學界更是發出了降低我國陷入困境銀行的退出壁壘的呼聲（出處三）。
三、關于存款機構市場退出法治化
根據市場主體的市場退出后是否有其他主體來承受其權利義務，市場退出可分為有承受者的市場退出和無承受者的市場退出，前者例如法人的合并與分立，后者例如法人的破產。這里所說的市場退出指無承受者的市場退出。存款機構具有破產能力只是表明存款者存款利益有損失風險的可能性，真正實現存款機構市場退出法治化，徹底擺脫政府包辦型存款機構市場退出，是存款者存款利益的損失風險從可能性變成必然性的關鍵環節。由于金融機構在現代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各國對金融機構雖把他們作為法人對待，但無不把它們作為特殊的法人來進行規范，尤其存款機構的破產清算因對社會經濟秩序影響較大，更是作為特殊對待。
在《金融機構撤銷條例》（以下簡稱《條例》）頒布之前，我國對金融機構的市場準入制度作了大量的規定，但對金融機構的市場退出方面的規定卻是很少，并且極其粗略籠統，原則性規定占據了很大比重，常常引發實踐中各種變通辦法的相繼出臺，而且這些規定中有許多是與法律的基本原則和價值取向相背（出處四）.從95年央行接管中銀信托投資公司第一案到99年底關閉接管重組破產案共11起，大部分支付不能，除廣東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外，都是由國家保證個人的存款，但實際上是由股東和政府出資填補，對個人存款以外的負債，采取的措施是任意的，這就是所謂的政府主導型的市場退出。這種行政式的做法使得個人存款者的利益有了相當可靠的保障，使得存款保險制度沒有了生存的土壤。筆者認為，這樣實際上就是等于銀行在經營中把營利留給自己，把風險交給國家來承擔，這比存款保險制度帶來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問題的負面效應更壞，也是商業銀行不良資產一直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總的來說，《條例》對撤銷條件、清算組組成、清算職責、清算事務委托、債權申報、清算財產、債務清償等做出了規定，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從維護金融秩序、保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眾利益的角度出發，《條例》吸收了實踐中優先保證個人存款者的利益的做法，其第二十三條規定：“被撤銷的金融機構清算財產，應當先支付個人儲蓄存款的本金和合法利息。”此規定對保護個人存款者利益、穩定社會經濟秩序甚為有用，但筆者認為這樣的規定缺乏足夠的法理依據，因為在法律上所有的存款者與存款機構之間都是一樣的存款法律關系，無論存款者轉移給存款機構的時使用權還是所有權（注釋一），并不會因為存款者是個人或者法人與其他組織而有區別，因此在金融機構清算時，個人存款者和法人或其他組織存款者應該處于相同的法律地位，應在同一順序得到清償。個人存款者優先受償的規定在實際上等于賦予個人存款者一個特權，這與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消滅特權”為宗旨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是背道而馳的。存款機構市場退出沒能實現法治化，由此產生的特權使個人存款者的利益仍然幾乎沒有損失的風險，這是我國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一大障礙。
真正實現存款機構市場退出法治化，使得個人存款者和法人或其他組織存款者處于相同的法律地位，用設有最高賠償限額的存款保險制度來保護個人存款者的利益，才是實現社會主義法治的正確道路。之所以這樣說，原因如下：首先，通過存款保險制度，能夠使得個人存款者的利益達到相當的保障，利于經濟秩序的穩定；其次，在個人存款者利益有保障的前提下，當存款機構清算時，在法律制度上就可以對在存款法律關系中處于相同地位的存款者給與同樣的待遇，避開了與社會主義法治精神相背離的特權安排；再次，因設有最高賠償限額，即完整地保護了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的個人存款者，又能使經濟實力相對較強的個人存款者和其他存款者對存款機構的選擇承擔一定的責任，減少因存款保險制度產生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負面效應。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5）05-102-01
一、我國工傷保險法律制度概述
工傷保險，是指勞動者在生產經營過程中，或者由于工作原因而受到的的意外傷害，職業病等，以及由于上述情形而給企業職工帶來的重大損失，企業職工本人以及近親屬從國家或社會有關部門所獲得的傷殘醫療服務，康復服務，傷殘賠付撫恤等方而的待遇。我國在九十年代進行了工傷保險改革試點，并在2003年4月制定了《工傷保險條例》，2004年1月1日正式實施，之后進行過數次修改完善，當前實施的是經2010年12月修訂后的制度。
二、煤炭行業工傷保險法律制度存在問題的探究
（一）工傷預防與工傷康復制度不完善
1.工傷預防不夠，沒有形成一個有效的工傷事故和職業病的預防機制。其一是在工傷保險基金中工傷預防基金投入不足，將基金絕大部分投入到工傷賠償之中，形成了重賠償輕預防的局而。其二是眾多的煤炭企業為了降低運營成本，從而在犧牲企業職工的生命健康的情況下進行運營。這一情況產生工傷事故發生率高，患有職業病的職工數量大，工傷保險經費不足這一惡性循環。
2.沒有專門設立用于工傷治療和工傷康復的部門，企業職工一旦發生了工傷事故，只能到普通的醫院救治，由于缺乏專業性的手術，因此在工傷康復上而臨諸多困難，這就引起受傷職工生活以及重返社會的重重困難，難以實現工傷保險的目的。
（二）工傷認定及鑒定環節復雜，持續時間長
1.關于時效的問題：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發生工傷后需要進行工傷認定的申請，通過正當程序才能享受工傷保險待遇。然而許多企業沒有及時進行申請，職工自己也沒有進行申請，待受理時效過后才四處上訪，費時費力。
2.用工合同不齊備：享受工傷保險待遇的一個前提條件就是職工同用人單位存在著用工關系，而在現實當中，往往是以書面上的勞動合同為準。因此有些中下煤炭企業為逃避責任，不按法律規定甚至不簽訂勞動合同。一旦發生工傷事故或者職業病就很難通過法律途徑來追究用人單位責任，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3.維權耗時過長：上述工傷認定及勞動能力鑒定的程序是最理想的程序，在現實中往往并非那么簡單，根據有關部門的統計，走完所有程序大概需要3年9個月的時間，最長時間可長達6年7個月之久。因此，如果存在用人單位惡意使用程序，那么職工維權的難度可想而知。
三、解決煤炭行業工傷保險法律制度問題的建議與對策
（一）完善“工傷預防工傷補償工傷康復’三位一體的工傷保險體系
1.加強工傷預防工作，盡可能的減少工傷事故和職業病。第一，在工傷保險基金當中抽取一部分資金專門用于工傷預防的經費，成立工傷預防基金，用于工傷預防的建設，以降低工傷事故和職業病的發生率，從而形成一種良性的循環。第二，可以建立相關的獎勵機制，將用于工傷預防的專項資金設立一個獎勵基金，用于對在安全生產和工傷預防上有貢獻的單位和集體進行獎勵。
2.加強工傷康復制度與機構的建設，解決工傷職工的再就業問題。在工傷多發地區建立工傷康復培訓基地，進行試點研究。通過對典型案例的研究，來推廣和實施適合全國的的工傷康復制度和機構。同時，加強傷殘再就業的培訓。工傷保險管理機構應當采用靈活多樣的方式開展受傷職工的技能培訓，一方而鼓勵傷殘職工通過康復培訓來自謀職業，另一方而鼓勵用人單位積極吸納傷殘人員并安排適合他們的工作。
（二）解決工傷認定及鑒定環節復雜，持續時間長等較為突出問題的思路
1.進一步完善“無過錯責任”原則在工傷保險的運用，所謂“無過錯責任”是指雇員在工作中受到傷害，無論雇主有沒有過錯，均對雇員所受傷害承擔責任。在煤炭等行業中，雇主為了推脫責任，對于各類工傷事故編造各種事實和原因，減輕或者完全不承擔責任。并且由于雇主和雇員在地位上的差異，因此賠償難度非常大。只有進一步的完善“無過錯責任”原則，加重企業的責任才能夠減少企業員工受到工傷傷害時得不到合理待遇的困境。
論文題目：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的法律規制問題研究
一.文獻綜述
1、蔡印霞撰寫的碩士論文《機動車第三者責任險法律問題研究》，對機動車第三者責任險的法律價值定位、功能、法律性質、存在的法律問題以及法律適用等問題進行了比較全面的研究，對本文結構的構建提供了參考依據。
2、于敏在《機動車損害賠償責任保險的定位與實務探討》中對機動車損害賠償責任保險的定位以及實務中的若干問題進行了分析，對本文的寫作有一定的參考作用。
3、于敏在《海峽兩岸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律制度比較研究》中闡述了機動車損害賠償責任保險的法理，在考察機動車損害賠償責任保險發展趨勢的基礎之上，對兩岸機動車損害賠償責任保險法律制度進行比較，分析了大陸機動車損害賠償責任保險中的問題及其解決途徑，對本文的寫作有參考價值。
4、楊先旺在《修改《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中對《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中存在弊端進行簡要的分析，為本文的寫作提供了參考依據。
5、徐明水在《汽車交通事故損害賠償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交錯》中對臺灣地區現行汽車交通事故損害賠償體系及采行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制度的立法論及實務運用論上所衍生問題進行了探討，對本文的寫作有較大的幫助。
二.選題背景及意義
隨著交通事故的頻繁發生，對于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的呼聲越來越強，但我國現行法律對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的立法效力等級偏低，法律規定過于粗疏，許多具體制度缺乏可操作性，存在許多問題。如責任主體不明確、保險費率比較混亂、缺乏監督制度等等，這些問題的存在嚴重阻礙我國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發展，有必要進行規制之。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本課題的研究。
意義在于：基于上述背景的考慮，研究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的法律規制問題對于建立健全的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制度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首先，只有結合我國的具體實際來研究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的法律規制體系，明確其存在的問題，在此基礎上才能正確確定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的法律性質，從而為我國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的法律規制提供正確的方向。其次，只有全面考察我國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的現狀，發現其存在的主要問題，才能正確認識到規制我國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從而為我國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的法律規定提供理論上和實踐上的依據，對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的立法有所裨益。
三.研究的主要內容
第一部分 相關理論分析
一、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的法律概念分析
(一)交通事故的法律定義分析
(二)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的法律性質分析
二、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的法律特征分析
(一)基本法律特征
(二)與相關概念的區別
第二部分 我國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法律規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必要性
(一)通過考察現狀，發現問題來分析必要性
(二)通過分析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的法律價值來予以考察
二、可行性
第三部分 國外立法和借鑒
一、立法比較
二、借鑒經驗
第四部分 規制我國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的若干建議
一、提高立法位階，建立專門的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法律
二、完善現行的法律規定
三、協調好相關制度
四、完善相關的監管制度
四.工作的重點與難點，擬采取的解決方案
工作的重點與難點在于對我國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法律規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分析以及完善建議上，擬采取的解決方案有：(1)采用文獻檢索搜集的方法。檢索、搜集與我國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有關的法律問題、國內外相關著作、學術期刊和網絡的學術論文，進行整理、篩選、歸納、分類，為本工作重點與難點的研究奠定基礎。(2)調查研究。調查研究我國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法律制度中運行中存在的法律問題，通過充實論文的應用價值來予以解決該難點。(3)比較借鑒。通過比較研究國內外的立法規定，借鑒國外成功的立法經驗，立足于本國實踐，提出構想。
五.論文工作量及進度
(1)查找、搜集有關文獻資料，初步確定選題;(2)根據掌握的文獻資料正式確定選題，撰寫開題報告;(3)到相關機構調查研究，總結經驗，發現問題;(4)撰寫論文初稿，在導師指導下修改論文;(5)聽取有關專家和專業人士意見，完善論文，最后定稿。
六.論文預期成果及創新點
本文以我國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的法律規制為研究對象，采用對比分析、綜合分析、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對我國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制度進行了深層次的剖析，并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提出了完善的建議。本文的創新之處正在于此。考察法學界對我國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的立法缺陷等理論問題上，很少有學者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對我國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全面的研究。由于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本身包含著眾多內容，如果單一研究某一個內容或者其中幾個內容，顯然不能挖掘其問題的根源。因此，本文首先從理論上分析了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的法律性質以及法律特征，以此為基礎，對我國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的現狀進行了考察，目的在于全面發現我國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運行中的主要問題，然后針對這些問題，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試圖尋找若干規制我國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的對策，從而為完善我國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的立法提供有力的理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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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保險合同；解除權主體；被保險人；解除權制度
中圖分類號：D92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號：1008-4428（2017）01-106 -02
保險合同是投保人和保險人約定保險權利義務關系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而被保險人、受益人作為享有保險金請求權的一方，對保險合同解除均有重要影響和作用，是保險合同解除權制度需要平衡的利益訴求者。如何妥善處理保險合同解除中出現的問題和矛盾，也成為保險業不得不認真面對的問題之一。
一、我國保險合同解除權的主體和情形
我國《保險法》第15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或者保險合同另有約定外，保險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險人不得解除合同。”由此可見，我國保險法確立了“以投保人任意解除合同為一般，以不得解除保險合同為例外”的基本原則。以該原則為基礎，我國保險法建立了保險合同解除的基本法律制度。我國保險合同法定的解除權主體為投保人和保險人，主要情形包括投保人解除保險合同的處理規則和保險人解除保險合同的法定情形。
其一，投保人解除保險合同的處理規則。我國保險法原則上對投保人享有任意的合同解除權，按人身保險合同和財產保險合同分別作了規定。對于人身保險合同，投保人解除合同的，保險人應當自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之日起30日內，按照合同約定退還保險單的現金價值。對于財產保險合同，保險責任開始前，投保人要求解除合同的，應當按照合同約定向保險人支付手續費，保險人應當退還保險費。保險責任開始后，投保人要求解除合同的，保險人應當將已收取的保險費，按照合同約定扣除自保險責任開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應收的部分后，退還投保人。我國保險法在賦予投保人解除保險合同自由的同時，在例外情況下，也對投保人解除合同的權利進行限制，如貨物運輸保險合同和運輸工具航程保險合同，保險責任開始后，合同當事人不得解除合同。
其二，保險人解除保險合同的法定情形。我國保險法對保險人的解除權則有相關限制，規定了保險人解除保險合同的法定情形，即保險人在特殊情況下的法定解除權，主要包括以下情形：一是，訂立合同時，投保人違反如實告知義務，但保險人明知且收取保費等情形除外；二是，投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的保險欺詐行為；三是，人身保險未按時繳納保費，導致合同效力中止起滿2年，雙方未達成協議的；四是，財產保險合同保險標的轉讓導致危險程度顯著增加；五是，財產保險合同投保人、被保險人未按照約定履行其對保險標的安全應盡責任；六是，財產保險合同保險標的危險程度顯著增加；七是，財產保險合同保險標的發生部分損失等。
二、被保險人及受益人在保險合同中的地位及利益分析
就被保險人和被保險人或受益人角度而言，保險合同訂立初衷即是保護被保險人的利益，雖然被保險人不是保險合同當事人，但又區別于合同第三人，而是對保險合同產生重要影響的關系人。而我國保險法著重于保險合同當事人：即投保人和保險公司的權利義務；相對忽視保險合同關系人：即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利益關注甚少。
其一，被保險人的地位及利益分析。被保險人在保險合同中扮演重要角色，享有廣泛權利與義務。保險合同解除對被保險人具有特殊意義，提高被保險人在投保方解除合同中的地位，加強被保險人權利保護已經達成共識。一方面，保險合同實質上是一種經濟利益上的風險轉移，將被保險人財產或人身上的經濟利益風險轉移給保險人，而整個保險過程中真正承擔事實上風險的是被保險人。另一方面，保險合同訂立過程中，要求人身保險的投保人對被保險人具有保險利益，保險事故發生時，財產保險的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具有保險利益；保險合同成立后，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注意義務直接影響到保險的危險程度和風險大小，進而影響整個保險合同的具體內容；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人補償被保險人受到的損失，保險合同利益最終歸屬于被保險人。
其二，受益人的地位和權利探討。受益人是根據投保人或被保險人指定，在保險事故發生后，享有請求保險人給付保險金權利的人。受益人享有受益權。受益權的性質決定了受益人在保險合同中的地位。一方面，受益人非保險合同當事人，不承擔交付保險費的義務，亦非被保險人一樣成為保險合同的標的，承擔身體或生命的危險。受益權不因保險合同中的法律關系變化而變化，不因保險合同具體內容變化而變化，受益人是純受益的。另一方面，我國保險法規定，投保人或被保險人指定受益人，受益人的確定須由被保險人同意，即受益人的存在或變更都不是出于自身意愿，而由他人意志決定。受益人在保險合同關系中是沒有實際影響的存在。受益權不同于被保險人的權利和地位，受益人是獨特的、具有獨立性質的權利。因此，受益權的獨立屬性決定了法律不應過多干涉受益人在保險合同關系中的“自由狀態”。
三、保險合同解除權制度的國外借鑒
其一，德國保險合同解除權制度。關于保險合同解除權的規定，在德國主要分布于《德國民法典》和2008年修改后的《德國保險合同法》。德國關于保險合同解除權的限制主要有：一是，投保人只有在保險合同簽訂之日起 14 日可無理由地以書面形式解除；二是，詳細規定了不得行使解除權的保險合同類型，主要為保險剩余期限不足1個月的合同、暫保合同、基于雇傭產生的養老金保險合同、大額風險合同以及已完全履行的保險合同。這些限制都在于平衡投保人、保險人、被保險人和受益人間的基于保險合同產生的權利義務關系。
其二，英國保險合同解除權制度。英國對于保險的法律規定多散落于各個保險判例中，成文的保險類法律為《1982年保險公司法》、《1774年人壽保險法》、《1906年海上保險法》和《1982年保險公司法》等。這些保險類法律均未對保險合同解除權作出明確規定，所以，對于保險合同的解除權可適用于其他相關合同法對合同當事人解除權的規定。英國相關法律法規對于保險合同中當事人在解除或變更合同使第三人應獲得利益消滅的，只要第三人對此利益表示同意并加以信賴，則應當取得第三人同意，除非合同另行約定。
其三，日本保險合同解除權制度。在 2008 年之前，日本關于保險合同解除權的規定主要在日本《商法》中。但自2010年4月1日起，日本《保險法》實施后，“日本《商法》中有關保險法的規定，已經于新法實施時，從《商法》中刪除”。日本保險法律法規賦予了投保人一般情形下的保U合同解除權，但是也規定被保險人在一定情形下有保險合同解除請求權以對抗投保人法定解除權的行使，從而保護被保險人的利益。
其四，韓國保險合同解除權制度。與我國有專門性的保險法不同，韓國沒有專門的保險法，其關于保險的法律規范主要在1962年制定并頒布的《大韓民國商法》之保險篇中，經歷了1991年修訂，現今仍適用。韓國保險篇共分三章，分別是“通則、財產保險（包括通則、火災保險、海上保險和機動車保險等）和人身保險（包括通則、生命保險和傷害保險）”。韓國保險合同解除權制度主要包括：一是，在保險事故發生前，投保人可任意解除全部或部分保險合同；二是，在投保人以外的第三人作為保險合同的被保險人或受益人的保險合同中，未經被保險人的同意，不得解除保險合同。
四、對完善我國保險合同解除權制度的建議
我國保險法以投保人和保險人為保險合同當事人建立的基本架構和相關法律制度，基本是合理的。但以投保人為核心所建立的保險合同解除權制度，還存在忽視被保險人利益的問題，仍需需要進一步完善。完善我國保險合同解除權制度，應在堅持投保人是保險合同的當事人這一前提下，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同時對投保人的保險合同解除權進行限制，兼顧被保險人利益的保護，達到投保人和被保險人利益的均衡。
其一，適時規定投保人的通知義務。我國保險法確立了投保人任意解除保險合同的法律制度，在任何情況下，除非法律另有規定或者保險合同另有約定，投保人合同解除權的行使不以被保險人同意為要件。該種制度設計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了被保險人的利益，甚至有可能對被保險人的利益造成損害。為此，建議我國保險法應規定保險合同解除前通知被保險人的義務。該義務產生的理論根據應為誠實信用原則所產生的信賴利益。從保險合同訂立時投保人要對被保險人具有保險利益這個角度來說，保險合同解除前通知被保險人的義務人應為投保人，當然保險人也負有提示投保人應通知被保險人的義務。若投保人和保險人未履行相應的義務造成被保險人信賴利益的損失，被保險人有權要求賠償損失。
其二，設立被保險人的異議權和參與權。我國保險法賦予的投保人保險合同的任意解除權，若不加以任何限制，在某些情況下，會對被保險人的利益造成損害。為此，建議我國保險解除權制度應設立被保險人的異議權和參與權。即在被保險人主張解約而投保人不同意解約的情況下，應參照國外保險立法的規定，創設被保險人的協議解除請求權。該協議解除請求權在性質上不同于解約權，不能直接導致保險合同終止，僅賦予被保險人請求投保人解除保險合同的權利。
可見，隨著被保險人中心理論的成熟完善，被保險人的保護和救濟將成為關注的熱點，解除權制度對保險合同的當事人的影響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也和被保險人、受益人切身利益密切相關。因此，建立有效、完善的保險合同解除權制度是解決我國目前保險合同解除中出現的問題和困擾的當務之急，也是對我國被保險人、受益人保護的一項重要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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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保賠保險保賠協會立法完善
一、我國保賠保險的立法現狀及其存在問題
保賠保險是保障與賠償保險的簡稱，主要承保船東在營運過程中因意外事故所引起的損失，以及因此引起的費用和船東承擔的損害賠償責任，這主要包括船舶侵權責任如污染責任、碰撞責任等，合同責任如貨物責任、拖帶責任、對海上旅客人身傷亡的責任等。其中，海上污染損害賠償責任已成為其最重要的承保對象之一。
我國現行立法中對于保賠保險并沒有明確的規定。雖然中國船東互保協會(以下簡稱中船保)作為經中國政府批準的船東互相保險的組織，是依照國務院頒布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的規定，在國家民政部注冊登記為全國性社會團體并由此依法享有社團法人資格的，但是依據現行法它卻不具有保險組織資格。因為我國《保險法》作為一部商業保險法，僅僅承認股份有限公司和國有獨資公司兩種保險組織形式，而保險公司以外的其它保險組織也只有農村保險合作社被獲得承認，因此依據現行法中船保尚不具有保險組織資格。
由此可見，盡管在理論上保賠保險屬于海上責任保險，但是依照我國現行法律規定它無法適用《保險法》和《海商法》相關規定。因為一方面，《保險法》明確規定只適用于商業保險行為，但保賠保險并非商業保險行為；另一方面，海上保險作為財產保險的一種類型，理論上屬于商業保險范疇，因此《海商法》關于海上保險的規定同樣無法適用于保賠保險。所以，盡管保賠保險在理論上被當作保險尤其是海上保險的一種類型，但是它卻無法適用《保險法》和《海商法》，而只能被當作是一項合同從而適用關于合同的法律規范。
由于保賠保險無法適用《保險法》和《海商法》的相關規定，因此保賠保險只能適用《合同法》、《民法通則》等關于合同的一般規定。但是，保賠保險作為海上責任保險合同，與一般意義上的合同有著許多重要的區別，因此單純適用《合同法》、《民法通則》等的規定不僅可能無法解決問題，也可能不夠妥當、合理。因此，現行法關于保賠保險的立法存在漏洞，有予以補充和完善的必要。
二、我國保賠保險法律制度的理論完善
對于保賠保險的立法漏洞可以通過法學理論和法律解釋的方法來解決。法學上關于漏洞補充的方法有很多，如習慣、法理或判例等。[1]由于我國并不承認判例的效力，因此我們只從習慣和法理兩方面探討這一問題。
首先，依習慣，保賠保險是作為海上保險尤其是海上責任保險來處理的，這無論是在我國保賠保險的實踐中還是在國際保賠保險實踐中都是如此，因此保賠保險應當適用海上保險的一般規定。
其次，由于現行法關于保賠保險的立法漏洞為一公開的漏洞，因此依法理進行漏洞補充時應主要采用類推適用的方法進行。依據“相類似案件應為相同之處理”基本原理，對于保賠保險應適用與其最為類似的事物的規范，由于在現行法律體系中與保賠保險最相似的類型是海上商業責任險，因此保賠保險可以類推適用上述關于海上商業責任險的規定。
不過，由于保賠保險所具有的特殊性及其會員封閉性，類推適用關于海上商業責任險的規定可能并不完全符合保賠保險的本質要求。例如，保賠保險中關于會費的約定與商業責任險的保險費的確定不同，因而關于海上商業責任險保險費的規定不能適用于保賠保險。另外，保賠保險當事人還可以依約定來排除相關法律的適用。因此，在不違反強行性規定的情況下，保賠保險首先應依據保賠保險合同的約定來處理，接著是《合同法》、《民法通則》等關于合同的一般規定；如果不能解決的，則應類推海上商業責任險適用《保險法》和《海商法》的相關規定。
三、我國保賠保險法律制度的立法完善
通過理論的方式并不能徹底解決保賠保險的立法漏洞，因此必須通過立法完善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保賠保險的立法完善應該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關于保賠協會的立法，另一個則是關于保賠保險合同的立法。保賠協會的目的在于提供保賠保險保障，保賠保險是由保賠協會而不是其他的保險人來承保的，因此二者是相輔相成、合二為一的，必須將兩者聯系起來進行探討。
從理論上來說，通過立法來解決上述問題可以有許多選擇。有學者認為，目前至少有四種方法：一是借鑒英國立法例，修改《公司法》、將中船保這類擔保／保證有限公司規定于《公司法》中；二是借我國《海商法》修改之機，增補海上保險合同的種類，明確保賠保險合同的內容；三是按照《保險法》的規定單獨立法，另行規定中船保這類相互保險組織；四是將中船保界定為互益型經濟團體，以區別于普通的社團，賦予其獨立的公司法人地位。[2]上述觀點中，第一種和第四種方法在目前是行不通的，因為我國與英國對于公司的定義和要求并不一致。在英國，通常認為法人與有限責任是公司最本質的屬性，公司一般是指負有限責任的法人，因而英美法所指的公司不僅包括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法人，還包括非盈利性的公司，保賠協會登記的保證有限公司即屬于此類。[3]但是，依據大陸法的理論，公司必須以營利為目的，相互保險公司并不構成真正意義上的公司。[4]我國現行《公司法》對此雖然并沒有直接規定，但是從《公司法》第5條的規定中完全可以看出其對公司應具有營利性目的的肯定。[5]因此，除非是對現行公司法體制甚至是整個法律制度做根本改變，否則我國《公司法》是不會規范非營利性的社團組織的。這樣，中船保作為非營利性團體，就不可能取得我國公司法人的地位和資格。因此說，第一種和第四種方法在我國根本行不通。
相對來說，第二種和第三種方法在理論上是比較切實可行的，而且兩種方法結合起來效果會更好：
1.保賠協會的立法完善
按照《保險法》第156條的規定，采取單獨立法方式來賦予中船保以保險組織地位和資格是目前較為妥善的方法。
首先，通過國務院行政立法的方式來賦予中船保以保險組織的地位和資格較為可行。一方面，法律的制定程序比較復雜，另一方面現行法關于保險合作社的規定即是由國務院采用行政法規的方式訂立的，因此以行政法規的方式來賦予中船保以保險組織的地位和資格更加可行。
其次，應該賦予中船保以相互保險的組織形式，而不是保險合作社的組織形式。雖然學者們對于相互保險與合作保險之間有無區別的態度并不一致，但從國際慣例來看，保賠協會通常采用相互保險這一組織形式。采取相互保險的組織形式既可以借鑒國外先進的立法和經驗，也便于對外的交流與合作，增強我國保賠協會的國際競爭力。
2.保賠保險合同的立法完善
通過單獨立法的方式可以賦予保賠協會以保險從業的資格和能力，但這并不足以解決保賠保險的立法規范問題，因此還必須通過對《海商法》的修訂，在“海上保險合同”一章中加入有關保賠保險的內容。有人認為應該在《海商法》第12章“海上保險合同”中加入“第7節：保障與賠償責任保險”，規定保賠保險合同的定義，保賠協會的法律地位、入會、合同的主要內容，會費的支付，第三人直接訴訟以及協會內部關系協調等內容。[6]筆者以為上述做法是可行的，但是規定如此之多的內容則值得商榷。因為保賠保險除了是一種保險合同外，它還是一種會員合同，保賠協會所具有的會員封閉性決定了它的排他適用性。因此，法律應該給保賠保險以更多的自由，就像英國1906年《海上保險法》第85條所做的一樣。過多的條文和規定限制只會與保賠保險和保賠協會的性質相抵觸，從而限制保賠保險的正常發展。因此對保賠保險的立法必須既考慮到對其進行規范和約束的必要，又要考慮到它的特性和發展要求。
基于上述考慮，采用英國的做法仍是目前較為合理的選擇，不過這并不意味著照搬英國1906年《海上保險法》的規定。一方面，以現在的眼光來看，該條規定有些過于原則性和簡單，難以適應新的形勢的需要；另一方面，該條關于相互保險的定義也有些過時，因為盡管在實質上仍然是一種相互保險的經營模式，但保賠協會已經取得了獨立的法人資格，保險是由保賠協會提供的，會員的保險索賠等事項是向協會提出而不是向會員提出的。
因此，我國保賠保險的立法應該在英國1906年《海上保險法》規定的基礎之上做進一步的完善。首先，應該對保賠保險的定義做一科學合理的描述，以確定保賠保險的范圍及其法律適用。其次，鑒于保賠協會的會員封閉性，對于有關會員的入會、保賠保險合同的主要內容、對會費的支付方式等內容則法律不予規定，而是由當事人自己解決，除了強行性法律規定外，可以排除相關法律的適用；但是為了解決其間可能存在的糾紛，還應該賦予協會和成員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內部糾紛的權利。最后，在涉及到第三人利益方面，例如通過先付條款、仲裁條款等禁止第三人的直接訴訟時，法律應規定上述條款不得對抗第三人依法享有的直接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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