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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生態是借用生態學的概念對金融外部運行環境的形象描述,而其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金融生態環境是指與金融業生存發展具有互動關系的社會、自然因素總和,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地理、人口等一切要素與金融業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方面,是金融業生存發展的基礎。狹義金融生態環境是指微觀層面的金融環境,包括法律、信用體系、會計與審計準則、中介服務體系、企業改革的進展及銀企關系等方面以及金融體系內部各要素如金融市場、金融機構、金融工具、金融產品,通過資金媒介和信用鏈條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系統。
良好金融生態環境主要包括:穩定的經濟環境、完善的法制環境、良好的信用環境、協調的市場環境和規范的制度環境。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可以促進金融資源合理配置和保值增值,促使社會創造更多財富,并且可以有效防止金融主體的機會主義行為,促使其將各種成本內在化到自己的治理結構中。加強金融生態環境的建設具有重要戰略意義。金融生態環境中各因素相互連接、相互依賴、相互作用,共同構成一個有機整體,即金融生態鏈。金融生態主要是組成金融生態系統的各部分之間的相互關系,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金融要素的優化配置。
金融生態圈中的任何一個環節功能不暢,都會影響整個金融生態圈的良性循環或金融業的運行效率。重視和加強金融生態環境的建設,無論是對金融業的發展還是對經濟的發展都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首先,加強金融生態環境建設是金融業發展的基本條件。只有加強金融生態環境建設,才能對經濟社會各方面有宏觀、透徹、準確的掌握,能帶動整個金融業的可持續發展。金融業控制著國家的信貸資源,只有加強對金融生態環境建設,把個體微觀經營行為與整體宏觀經濟發展要求相結合,才能提高信貸資源配置效率,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強有力的資金支持。而改善金融生態環境就是要推動金融業與其外部環境之間的和諧發展,通過金融生態環境的優化,可以更好地發揮金融融通資金、優化資源配置的功能作用,推動經濟快速健康發展。
其次,加強金融生態環境建設是維護金融穩定和完善公司債券市場的重要保障。從金融生態的角度看,政府、公司屬于環境因素,但從政府、公司等角度看,金融業則是它們的環境因素。金融風險的累積不但削弱了金融職能,而且也影響到金融業的正常發展。更嚴重的是金融風險的累積最終可能引發金融危機,這將對整個國民經濟產生巨大的破壞作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起源于美國的次貸危機,而這場次貸危機的影響愈演愈烈,形成一種“蝴蝶”效應,引發了國際金融風暴,導致全球鬧股災,從而使很多國家的金融生態環境惡化,市場對這些國家的金融體系、乃至整個經濟體系失去了信心。因此,建設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不僅是金融業健康發展的前提條件,也是維護國家穩定的重要保障。
最后,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是社會誠信的重要載體,是對債權人的保護。金融業是建立在信用基礎上的特殊行業,金融生態狀況折射了社會誠信水平,金融生態環境建設是構建誠信社會的強大動力。金融生態建設和金融業的穩健、可持續發展將為自身和社會誠信建設創造條件。同時,金融生態狀況的改善需要在全社會范圍內建立良好的誠信機制。在公司債券市場上,無論是信息披露還是信用評級,如果缺乏誠信基礎,那么就不具有存在的價值。尤其是投資者在債券市場獲取信息方面不占優勢,其權益無法得到保障。只有誠信才能構筑公司債券市場發展所需的生命線,讓投資者和融資者在公司債券市場上能夠進行理性的博弈。此外,良好的金融生態是促進社會充滿活力的重要力量,還能實現動態平衡,有效控制金融波動,降低不確定性,有利于推動金融市場和社會經濟持續發展。
二、海南省金融生態環境分析
目前,海南的金融生態環境在金融產業體系的外部和內部都存在諸多問題。
一方面海南省的金融產業體系的外部環境沒有形成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依據金融生態環境內涵的界定,金融產業體系外部環境主要包括法律環境、地方政府和區域經濟發展基礎三個方面。在區域法律環境方面,盡管改革開放已進行了很多年,但海南計劃經濟時期的行政權力至上、以權代法的做法仍隨處可見。我國的法律基本上是以粗線條為主,這為執法者在具體操作中留有很大的自由度。基層地區的許多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此原因造成的。有關金融業運作的全過程,如產權、進退出制、創新、整合、監管、重要業務、自律、保護、破產等方面尚存在許多法律空白。在地區層面,配合國家已頒布法規的地方性法規及結合地區特點制定的法規還很欠缺。在地方政府方面,海南省地方政府的觀念既表現為仍較保守,又表現為急功近利,即對新事物、新體制、新做法吸收較慢,且不能將之與地區區情有機結合,眼光短淺、圖省事、圖政績、擺花架子,缺少長遠打算。在經濟基礎方面,海南在經濟體制改革的較長一段時期內,由于歷史包袱拖累造成了改制緩慢、改革滯后,其經濟、社會的發展均較慢,這在相當程度上阻滯了金融產業的正常發展和金融業創新成果的出現。
另一方面海南省金融產業體系內部環境也阻礙了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的形成。在區域信用環境方面存在的主要問題表現在:信用體制不完善和信用意識淡薄。海南省信貸征信體系的建設基本上不能成為銀行系統對貸款風險進行有效評估的基本支持和重要依據,這使海南省對其內部資金不能進行有效利用,從而形成內部資金通過總行一級的資金池流向其他地區,嚴重阻礙了其他地區的資金向海南的正常流動和授信程度,從而總體上導致海南省在經濟振興過程中的資金“瓶頸”。
另外,由于海南省信用環境欠完善,銀行無法對貸款風險做出合理評價,騙貸、三角債、逃債、虛報、隱瞞等事件屢屢發生,從而導致海南省金融業的發展非常滯后。在區域金融產權方面,以國有銀行制度為主是我國金融環境的一個重要特征,在建制、運行和管理監督等方面,滲入了較濃厚的國有銀行管制的色彩,這是在新時期金融體制改革中出現的新的金融產權制度不明晰問題。由于金融產權不明晰導致產權關系不清,進而引發風險承擔責任人不明確和自擔風險、自負盈虧等市場化運作機制不能有效落實。在區域金融機構方面,海南省的金融機構主要仍然以國有獨資四大銀行及其分支機構為主,支撐經濟、社會事業的運行,缺少引領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地區性銀行機構。在區域金融中介方面,海南省為銀行提供服務或與其業務相匹配的信托公司、金融租賃公司、財務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及會計師、律師、財務師、審計師事務所不僅數量有限,而且整體水準和工作人員素質不高。
三、海南省金融生態環境缺失對經濟金融發展的影響
海南省金融生態環境在20世紀九十年代初遭到嚴重破壞,金融體系失去平衡,金融機構、司法環境、執法環境、信用環境等不同程度惡化,導致地方金融有效供給嚴重不足,信貸供求缺口問題突出,地方經濟在嚴重“缺血”的狀態下低效運轉,金融生態系統的效能難以正常發揮,嚴重制約了經濟增長,導致了海南經濟在沿海開放城市中一直處在欠發達狀態,各項經濟指標一直在沿海開放城市中排名靠后。金融生態環境的缺失主要通過以下方式對海南省經濟形成制約:一是地方企業獲取貸款困難,成長完全靠自身積累,以致企業規模小,發展速度慢,始終達不到規模效益;二是基礎設施建設缺乏資金來源,招商引資受阻,無力承受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全球產業鏈的轉移,海南省外資投入在20世紀九十年代后期顯著減少就是很好的證明;三是產業結構調整滯后,缺乏金融支持,就缺乏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改造所需要的資金投入;四是投資環境退化,難以吸引外部投資者進入。以上這些制約因素,使海南省經濟金融生態鏈陷入“金融生態環境惡化金融業嚴格控制信貸金融業務和盈利水平低下金融機構收縮業務和網點地方企業成長受阻金融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的惡性循環。這種“累積性惡性循環”使得海南省經濟增長一直受到金融生態環境缺陷和金融生態效能弱化的制約。雖然九十年代后期以來,海南省政府盡最大努力重樹沿海開放地區經濟金融形象,但信用重建需要時間積累,地方經濟的恢復卻時不我待,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金融生態環境被破壞之后的重建成本是非常高昂的。
四、構建和諧區域金融生態環境,促進海南經濟金融協調發展
(一)落實科學發展觀,適時增加有效信貸投放。要全面理解國家宏觀調控政策,準確把握市域經濟運行的
特點。正確處理防范風險、發展業務和支持地方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在著力搞好信貸結構調整的同時,適度增加有效信貸投放,建立起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良性互動機制。首先,要在繼續保持貫徹落實國家宏觀調控政策成果的基礎上,正確審視經濟發展相對滯后,過熱跡象不明顯的地域特征,在加強調控的同時,要注重引導支持,防止信貸的過度萎縮;其次,應增強宏觀意識,跟進研究經濟金融形勢的發展變化趨勢,準確把握銀行業運行情況和風險狀況,指導銀行業金融機構加強市場分析,避免貸款投放的盲目性,傾力防范和化解各種風險;最后,應繼續調整與優化信貸結構,支持地方經濟快速健康發展。各銀行業金融機構要適時、適度地調整和優化信貸投向,積極向上爭取授信額度,適當放寬對企業的評信標準和限制,降低門檻,進一步擴大信貸投放,在調整和改造過程中尋找新的利潤增長點,發現和培育新的經濟“亮點”和“綠洲”,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
(二)優化經濟金融發展環境,促進經濟和金融的可持續發展。實踐證明,一個金融生態環境良好的地區,必然是最吸引資金的“洼地”。構建和優化區域金融生態環境,一是要建設一個良好的信用環境,要培養信用意識和風險防范意識,提高全社會的金融意識和誠信意識。重塑新型銀企關系,對改制后中小企業、私營企業進行規范化管理的同時,要樹立起新的、長期、互信的銀企關系,對惡意逃廢債務的企業進行嚴厲制裁,從根本上杜絕逃、廢、賴債劣跡的發生,維護銀行債權;二是要建設良好的政策環境。將銀行業作為地方的一個優勢行業,把支持銀行業的發展作為擴大招商引資的一項重要舉措,支持銀行業提高資產經營質量和經營效益,為金融機構向上級行爭取更多的信貸規模,開辟信貸投放綠色通道提供政策環境;三是要建設良好的法制環境。嚴厲打擊涉及金融領域的各類違法行為,加大案件執行力度,為銀行業金融機構提供良好的法制環境。四是建設良好的輿論環境,充分利用新聞部門的輿論宣傳優勢,堅持從正面宣傳報道金融政策、金融環境和金融經營管理情況,為金融業的發展營造良好的社會輿論環境。
(三)加強政府、銀行、企業三方合作,共同創建寬松的融資環境。可以由政府牽頭做大、做強現有的擔保公司,完善擔保機制,健全貸款擔保制度,積極引導和推進形式多樣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建設,鼓勵具備條件的社會法人,特別是那些有一定規模、生產經營活動正常,負債率低的民營企業之間成立信用擔保機構和發展擔保業務,發揮對民營經濟融資的橋梁紐帶作用,鼓勵解決民營企業貸款擔保難的問題。要督促有關部門簡化抵押評估、登記、公證等手續,降低收費標準,努力解決民營企業抵押難的問題。同時,政府應協調各經濟管理、司法、新聞宣傳和金融等部門,扎實開展創建金融安全區工作,教育企業強化信用意識,重諾守信,在全社會努力營造“誠實守信”的良好氛圍。還應建立民營企業信用評價機構,根據全市民營企業信用信息,對民營企業做出綜合評價,實現信用信息共享,逐步完善信用登記、信用評估、風險預警、風險管理等企業信用評價功能。對于通過國企改制來的民營企業,要將改制后的民營企業與改制前的信用區別開來,注重考察新企業的信用。另外,政府還應加強對民營企業的管理,鼓勵組建行業自律性組織,如行業協會或行業商會等,對民營企業自身行政管理、財務管理等進行培訓。要監督和管理民營企業,注重增加積累,提升技術含量和產品檔次,切實提高產品的市場競爭力。要幫助民營企業努力提高自身素質,增強駕馭市場經濟的本領,從經營機制、經營策略、組織管理、自身素質等多方面進行提高,技術改造和產品更新,提高市場競爭力,加強行業協會內部企業的聯保作用,從根本上改善區域融資環境。
(四)強化銀行業經營管理,提高風險防化能力。一是要緊緊抓住海南省目前良好的機遇,用好、用足、用活中央已給政策,采取超常規手段加快處置不良資產,消化歷史包袱。要拓寬信息渠道,抓住政策導向,及時向上級行反映實際情況和風險程度,積極爭取核呆指標,最大限度處置不良貸款;二是在國家政策允許的范圍內,采取轉讓、打折出售、打包處理、租賃、招標、拍賣等方式直接處置不良貸款。同時,加強與地方政府合作,推動區域性資產重組和置換,盤活不良資產;三是各銀行業金融機構要加強組織領導,落實相關責任,堅持常規手段“抓降”,加大不良貸款清收力度;四是加強貸款分類監管,要真實反映資產質量,既要敢于亮底,又要積極處置,要進一步加大對惡意隱瞞不良貸款行為的處罰力度,切實防范不良貸款反映失實造成的風險。
(五)采取有效措施,支持中小企業和縣域經濟發展。海南省應針對中小企業規模小、數量多、發展快、資金需求量大的實際,建立與之相適應的信貸管理機制。首先,各銀行業金融機構要明確中小企業信貸職能部門,培養中小企業信貸專門人才,完善適合中小企業信貸人員的業績考評和績效掛鉤體系;其次,建立適合中小企業的資信評估標準,對中小企業的評估和信用評級應以定性為主、定量為輔,注重對成長性指標考核,突出對業主個人的信用評級以及對其所處經濟環境、市場環境和信用環境的評價;第三,應完善授權授信制度,改變目前從建立信貸關系到每筆融資都要上級行審批的辦法,根據各基層行的決策、管理水平和所在地區經濟結構及企業融資狀況,分層次明確融資審批權限,減少貸款審批環節,提高辦事效率;第四,應推進信貸融資產品創新,拓寬擔保渠道,探索新的貸款擔保形式,解決中小企業抵押資產不足的問題;最后,可以適當擴大對中小企業的貸款利率浮動幅度,減少中小企業貸款融資的高成本和高風險代價。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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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逢明.公司治理是改善金融生態的基礎[N].金融時報,2005.8.22.
(一)從實證研究來看
全球化的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環境資源的永續利用和經濟發展產生沖突，讓誰優先發展是值得深思的問題人類以自己的需要作為價值標準來衡量其他萬物的有用性，對自然大肆開發，對自然資源的掠奪式利用，資源日漸匱乏和生態系統的功能被忽略，社會發展大量消耗自然資源，威脅著生物多樣性系統，自然生態結構遭到破壞。生態主義者認為，環境污染和資源破壞直接源于自認為可以征服萬物的人類主體性和中心性。環境問題是全球性的難題，對于我國西部貧困地區更面臨這樣的困境，中國西部貧困地區一般屬于自然環境較差和資源短缺較嚴重的地區。為了經濟社會的發展，過度地向自然索取，如草原的過度使用、水資源濫用，森林濫砍濫伐，植被退化、草場沙化、石漠化等。人們不以生態為本的掠奪式經濟開發，導致經濟發展的欲速不達，形成環境破壞、資源銳減，而經濟發展停滯不前或畸形發展的惡性循環。環境問題暴露出一個內在的原因，人們為了經濟發展客觀上犧牲了資源與環境。現象背后明顯地看出有和環境法相一致的價值導向———人類中心主義。
(二)從學理上看
對環境法立法本位的探討觀點各異，但都離不開環境與資源的可持續發展生態本位法律價值觀應是現代環境法的法哲學基礎。環境法的基本理念體系應該是建立在環境與資源的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面對生態危機，人類應該審視現有的環境價值觀和利益觀，從人類中心、非人類中心向生態主義的轉變，在此基礎上深入研究環境法的倫理基礎。學理界關于環境法本位的探討主要觀點有幾種:環境法以社會利益為本位，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是環境法教授呂忠梅。這種觀點認為維護環境的代內公平，代際公平要依靠資源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這種觀點是較為溫和的人類中心主義。但他們的觀點是立足于現實社會發展階段的，認為現在用法律來調整人和環境的關系還為時過早。環境法的本位是社會責任，主張任何環境主體包括國家、法人、非法人組織、個人都要承擔環境義務，這是環境主體應承擔的社會責任，任何活動都應考慮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這種觀點是具有進步性的，對資源和環境的保護是有積極的意義的，但實質上還是以人類中心為理性思考基點的。環境法是以義務為本位的，這種觀點的代表是環境法教授徐祥民。傳統法律的模式是授予公民權利，權利人提出主張，國家機關加以救濟。非人類中心論的學界代表有鄭少華主張的環境法的自然本位學說和以陳泉生教授為代表的環境法生態本位學說，這兩種觀點是超越傳統人類中心論的思考模式，開創性提出環境法倫理基點不應只建立在人類的利益上，還應該兼顧后代人、自然和有生命的其他物種，在資源開發和環境保護上考慮自然的利益，生物的利益、生態權利和后代人的利益。比較各種學說，學者們雖觀點各異，但都是立足于環境與資源的可持續發展，把當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作為思考的倫理基礎。對比來看，將環境法主體拓展最寬的是自然本位學說和生態本位學說，這兩種學說不僅考慮各代人的利益，又擴展了主體范圍，從環境資源永續利用和人類長遠發展來看，自然本位和生態本位學說則更可取，這兩種觀點是非人類中心的典型代表學說。
(三)從立法來看
我國現行環境法立法以人類中心為出發點需要改變環境保護法確立了我國環境與資源法的基本原則經濟社會發展和環境資源保護的協調發展原則，協調發展原則是符合人類社會的理性認識的，但不能否認這項原則是標準的以人類為中心的思維方式，環境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附屬。協調發展原則雖然明確了環境與資源的重要性，卻沒有將環境和資源的保護置于社會發展的核心位置，在人類趨利避害的本能驅使下，環境與資源保護必然淪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手段。可持續發展包括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更重視以代際的觀點審視本代人的發展，和關注后代人的生存發展需要。當代人在追求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不應讓不斷惡化的環境反過來制約經濟社會發展，而剝奪后代人享受的良好的自然環境的權益。
二、生態本位的法哲學價值觀的學理發展
(一)的生態主義觀
馬克思經典著作中并沒有明確提出生態一詞，但并不意味著缺乏明確的自然生態觀，馬克思多次論述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馬克思提到“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中提到，人們必須保持與自然的和諧關系，人類違背自然規律，不保持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必將受到自然的懲罰。人是“站在穩固平衡的地球上呼吸著一切自然力的人。”“不以偉大的自然規律為依據的人類計劃，只會帶來災難。”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人類常常忘記自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類以征服者、支配者的角色出現，在觀念上將人類與自然界對立起來。馬克思恩格斯承認自然界的優先地位，又強調人要了解自然界，人作為社會的存在要對自然界進行統治，但同時強調對自然掠奪式開發，會造成難以察覺到的間接影響和長遠利益，要求人在處理與自然的關系中要斗爭又要合作。馬克思恩格斯生態觀雖然是以人類為中心展開論述的，但卻是人類文明轉向生態文明重要的理論基礎。
(二)生態本位的環境價值觀
隨著工業化發展，全球性的環境問題加劇，人口急劇膨脹，科學技術迅速發展，出現的環境問題由區域性向全球性擴展，資源短缺現象出現，環境污染加重，生態平衡被打破，直接影響到自然的可持續發展。隨著人類自然理性的提高，人們從地球科學，生態系統與人類關系，生態倫理等不同角度對環境問題的思想根源進行深入的學術探討，反省和批判以人類為中心的環境倫理觀，應該確立以自然生態為基礎的環境倫理理論。生態主義的環境法律觀念要求人類發展不能只考慮人類自身的利益和權利，同時考慮其他動物植物的權益。我們思考人和自然關系時，應該秉著兩條原則既要促進人類的生存發展又要有利于環境可持續發展、資源永續利用和生態平衡。不能將經濟社會的發展置于其他物種的生存、資源可持續利用、生態平衡等之上。生態主義的環境法律觀念還要求承認人類價值，也要承認其他物種的價值，尊重其他物種的生存和發展的權利，倡導注重人類的環境資源責任和代際間的公平，充分考慮其他物種對于維護生態平衡的作用，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
三、生態主義對環境立法的要求
1推行雙語的必要性
一方面，在我國這樣包含很多民族的國家中，所有少數民族的獨有語言都是客觀現實，是民族歷史長期發展形成的，是構成少數民族特征的重要標志。各少數民族群體十分熱愛自己的母語，都有維護自己母語、捍衛母語使用權利的與生俱來的感情。盡管有的民族人口極少，其母語的功能嚴重受限，語言活力急劇下降，正處于瀕危或走向衰亡的邊緣，但這些少數民族群體依然對自己的母語感情深厚，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語言從此走向衰亡，這是一種固有的內在的語言感情。另一方面，在我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的統一國家里，少數民族除了使用自己的母語外，還兼用國家通用語———漢語普通話。少數民族如果不兼用通用語，就無法與外族溝通交流，無法參與經濟建設，民族的發展就會受到限制。正因為如此，目前各少數民族群體都有著學習和使用漢語的自覺的普遍要求，而且這種要求的呼聲越來越高。結合以上兩方面的客觀事實可以看出，在我國推行雙語是有著客觀依據的，是有助于民族團結發展，適應民族全體成員共同意愿的，因而也是必要的。
2推行雙語的優越性
無數事實與人類語言技能分析證明，雙語是適應人類自然天性與社會需求的一種現象。人類大腦的自然天性讓人可以同時具備很多種語言的學習與使用能力。從古代開始，人們就為了拓寬交際領域，在多民族多語言的環境中自然而然地發揮著這個天生的能力。在當今科學技術的推動之下，差異化文化與語言之間的碰撞比任何歷史時期都更加廣泛且深入，全球化發展進程也持續加快。在這種發展形勢之下，地域通用性語言在國際交流中發揮著更強大的作用，這讓雙語技能在人類交流活動中日益重要，獲取雙語技能已然成了發展與進步的必經之路，是適應當今社會發展的語言使用的未來發展方向。多掌握一種語言，就好比多了一只看到更廣泛世界的眼睛，也好比走入了更加廣闊的天地，就能擴大交流的范圍，就能更加便利地學到新知識和新文明成果。正如2008年，Emerson所說的，語言掌握的越多就意味著朋友越多，就意味著藝術與貿易越多，就意味著人的價值就會提升很多。法國有句格言說的好，懂得兩種語言的人相當于兩個人。雖然越來越多的族群需要使用國際通用語、地區或國家通用語，但并不意味著他們要放棄自己的母語。在通過通用語投入到經濟發展、文化交融的時展洪流中的同時，還需要保護和留存具有族群特色的語言文化，保存歷史積淀形成的經驗與記憶，構造包含特色民族文化的知識框架。本族語是少數民族族群整體和個體的寶貴財富，是在現代化進程中絕不應該丟棄和遺忘的瑰寶。如果本族語消亡，那么它所承載的傳統知識、文化、習俗等一切表明本民族身份和特性的東西都一去不復返，這將會是人類付出的慘重代價。因此，推行雙語是既能夠開闊眼界、吸納先進科技進而尋求共同發展，也可以維持并繼承民族特色的傳統語言文化的兩全之策。
3推行雙語的重要性
語言和語言的區別并不在于構造系統方面，所有語言都是能夠適應社會現實的獨立系統。當然，不同語言之間是有生命力旺盛和衰弱之分以及使用功能的區分的，同時每種語言的政治地位與官方維護力度也有所不同。作為通用語的漢語文在中國是應用性最強、最利于提高發展潛力的語言，各民族群體之間的溝通交流、現代化進程中新知識新信息的獲取、經濟建設的參與和投入等無一例外都離不開漢語這一通用語。因此，少數民族在留存自己母語的同時加強國家通用語的學習是符合現實需要的。首先，國家通用語的學習是提升國家認同感、中華民族認同感的重要表現。在我國當代社會生活中，漢語文已成了我國政治領域、文化領域、經濟領域、傳媒領域、服務領域、信息領域的唯一指定標準。少數民族學習漢語文的訴求或希望持續提升，他們習得漢語的同時也將漢語使用推入了更加規范、更加標準的地位，是強化對國家通用語言的認同的過程，是中華民族認同感的重要體現（周珊，2012：131-132）。其次，國家通用語的學習和掌握是少數民族群體參加國家建設的重要途徑。少數民族語言或方言具有維持族群傳統文化和地域交流的社會功能，但是一旦少數民族成員成為國家建設、社會發展的重要參與者時，就必然會選擇國家通用語。再次，國家通用語是少數民族群體學習現代科學技術、進行現代信息交換的重要工具。我國頒布的通用語言文字法要求，出版書籍、學校、傳媒方式、信息產品等都應當使用通用的語言文字。所以，少數民族成員唯有學習并掌握通用語言才可以獲得大量社會資源，進而學習掌握現代科技，更快地進行現代信息交換。最后，國家通用語是各民族之間溝通和交往的紐帶。國家通用語的普及是各民族交往的聯絡紐帶，也是現代社會中協調人際行為的重要手段。然而，對于國家通用語的學習和掌握并不是要以犧牲本族語為代價的。雙語和本族語言的保留并非處于對立狀態，它并不是讓本族語言逐步走向衰弱的決定性影響因素。因此有必要在全社會尤其是多數人群體中普及和增強雙語觀念，提高他們對雙語現象的正確認識，這對少數民族群體在雙語狀態下維護和留存本族語起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多數人群體的語言觀念與瀕危語言的生態環境有著微妙的關系：經歷了很長時間形成的主流文化的多數成員的族群，已然習慣了其他族群成員學習其語言但他們并不用接觸其他族群的語言這種思維，因而他們常常無意識間忽略了雙語能力的培養，進而影響其對其它民族語言文化的理解與接受，同時他們也不會在乎其它民族語言的消亡問題，無法體會語言族群處在強勢語言包圍中的弱勢遭遇，甚至部分強勢語言族群還會以言語增強弱勢語言族群的語言壓力。相反，若是雙語現象能夠成為一種更加普遍的現象，那么少數成員的族群就不會輕易在語言選擇上被迫丟棄自己本族的語言；同時，若是語言文化占據主流地位的族群，其成員可以掌握現代化水平較低的少數成員的族群的語言，讓語言達到一個平衡發展的狀態，所有語言都能經常在各個場合中使用，那么語言就不會輕易陷入瀕危的境地。
二推行雙語要樹立的正確觀念
和諧發展基于我國少數民族兼用母語和漢語這個客觀存在的現實基礎，戴慶廈（2013）提出解決國內少數民族雙語問題的絕佳方式是共同發展，也就是不僅要大力維護其本族語言的延續，同時也要給他們提供更加廣泛的機會接觸漢語這種通用語言，一定要讓其本族語言與通用語在社會交際過程中形成互補，共同繁榮。具體來說就是要樹立科學的雙語理念，正確認識少數民族語言活力和語言功能的變化以及安排好母語與通用語的和諧關系。
1堅持科學的雙語理念
雙語理念是對待民族語與通用語的基礎性觀點與手段，是民族理念以及語言理念的關鍵成分。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多語言的統一國家，雙語現象在我國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正確認識少數民族的雙語問題，形成正確的雙語理念對發展少數民族、促進多民族團結、推動國家穩步發展十分關鍵。正確的雙語理念的核心內容是始終遵循雙語之間的平等。各少數民族語言，不管使用成員數目與使用功能怎樣，都應當具備和普通話相同的語言地位，都應當受到足夠的語言尊重。我國憲法規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語言文字的自由”。如果由于少數民族語言使用成員較少、使用領域較小，就忽略其存在價值，任由其逐漸消亡，就會威脅到我國的語言生態環境。至于通用語，少數民族已理解和認識到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也應該充分尊重他們學習通用語的愿望和要求。另外，不能把族群語言只是當成漢語學習的輔助手段，雖然很多時候，進行漢語教學都將少數民族語言視為輔工具，但這并不是保護少數民族母語的唯一目的。除此之外，保護少數民族語言還有傳承少數民族文化、滿足少數民族的感情需求和發展少數民族教育等重要作用。
2正確認識少數民族語言生機與語言使用功能的改變
語言生機是動態化成長過程，所有語言使用領域與功能都在持續改變著。在同一個社會里的不同語言由于客觀存在的差異，在語言活力、使用功能、使用范圍等方面必然會出現相互排斥和競爭的局面。尤其是在現代化進程不斷深入的當今時代，在這樣的競爭當中，那些使用人口較少、使用范圍受限的弱勢語言往往處于不利的地位，隨之而來的是語言功能不斷衰退，語言活力急劇下降，有的甚至走到了瀕危和消亡的邊緣。這是中國乃至全世界都面臨的一個客觀事實。但這個客觀事實并不意味著人們對此束手無策，更不代表著可以熟視無睹，聽之任之。大部分的少數民族仍然以自己的母語為日常交際工具，并且他們對自己的母語感情深厚，有著割舍不斷的情懷。少數民族母語既是本民族的標志性特征，同時也是推動民族文化教育發展的必然性輔助工具。因此，不能任由少數民族語言自然消亡，而應該盡最大的努力去保護和搶救它們，應該幫助少數民族群體使用和發展自己的母語。
3科學安排好母語與通用語的關系
所有語言都有特定的使用功能以及一定范圍的使用領域。各語言之間使用功能必然會有強弱的區別，使用領域的大小也不盡相同，然而任何語言的作用都是其它語言難以取代的。少數民族母語和通用語各自具備不同的作用與功能，在各不相同的使用領域與范圍內，能夠發揮其本身的優勢。少數民族母語在族群成員家庭或成員內部，能夠傳遞獨特的情感，發揮增強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是族群文化背景的獨有標志；在部分傳統領域內，例如民間藝術、地方文化、傳統儀式等，族群語言的使用包含豐富且獨特的語言內涵和歷史傳承，尤其是缺乏文字記載的族群語言，口語中的很多內容都是其族群歷史文化的寶貴財富；族群語言的留存讓那些適應自然環境的生產與生活經驗順利傳承下來，特有的文化歷史與傳統特征也能夠繼續弘揚下去，上述功能是其它語言無法替代的。在當今經濟迅速發展，文化廣泛交融，社會不斷開放的進程中，通用語言能夠讓少數民族族群拓寬視線，強化和外界的交流溝通，便于吸納先進科技，從而為其提供更廣闊的發展途徑，這也是任何一種其他語言無法取代的功能。由此可見，少數民族母語與通用語是功能互補、相輔相成、并行不悖的關系。
三結束語
優化了吉林省品牌生態環境的規模結構外資進入國際市場的方式之一就是采用兼并收購的方式。大量外資進入吉林省市場促使市場集中度低，中小企業多的行業出現行業整合，通過規模整合提升了整體實力。中大型企業采取了一體化發展策略，通過橫向一體化再造了企業組織形式，將分散的中小企業整合起來，實現規模經營，提高了組織化程度；通過縱向一體化，使部分有能力和資源的大中型企業形成了產銷一體化的經營模式，實現了集團化、規模化的經營業態。
提升了吉林省品牌生態環境的國際競爭力外資進入吉林市場后，必然會帶動吉林省優質品牌產品進入全球分銷體系。吉林省部分品牌產品在國際市場獲得了一定的市場知名度，被國際市場認可，使吉林省品牌產品出口量連年增加。這無形中提升了吉林省品牌生態環境的國際競爭力，為以后拓展國際市場奠定了一定的市場基礎。
影響了吉林省品牌生態環境的穩定性外資多數選擇與吉林省內的大中型企業建立合作關系，確定投資項目。外資企業勞動生產率高、技術先進、優秀的管理理念，與中小企業相比具有先天優勢。外資的進入加速了市場競爭力度，部分中小企業自由資金不足、經營成本過高、經營規模過小使其處于市場劣勢，受到了市場競爭的嚴重壓力。伴隨著外資所占市場份額的進一步擴大，勢必導致中小企業生存環境的惡化，中小企業虧損甚至倒閉數量增加，嚴重影響了吉林省品牌生態環境的穩定性。
導致吉林省品牌生態環境結構部分失衡外資進入吉林省市場多數選擇優勢產業進入，且多進入經濟發達區域，這必然會導致吉林省品牌生態環境結構出現一定程度的失衡，使行業間的差距和區域間的差異越來越大，生態環境的結構調整變得尤為困難，這不利于吉林省品牌生態環境的綜合平衡和協調發展。
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基礎設施的建設是吉林省品牌生態環境實體承載。為了迎合未來發展的需要，應富有前瞻性的角度建立吉林省品牌生態環境發展的基礎設施，為吉林省各個產業的發展和知名品牌體系的發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充分發揮外資的溢出效應外資對吉林省品牌生態環境的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整個產業發展的縱向拉動作用和企業間的橫向借鑒學習，充分發揮外資的溢出效應能夠有效地實現整個吉林省品牌生態環境的協同發展，促進吉林省品牌種群的進化和發展。
1.1對地表環境的污染
1.1.1占用土地資源
礦產資源的開發過程中，本身就會占用大量的土地資源，而且會對土地資源造成破壞。在開發礦產資源時，會對地下水系統造成一定影響，導致地下水水
位下降，礦產開發區及其周圍土壤的水分和營養物質流失，地表植被破壞，導致土地貧瘠，造成土地沙化。目前，我國對部分礦產開采和實用的技術相對落后，導致礦產開采中產生大量固體廢棄物。這些固體廢棄物經過長期的風吹日曬雨淋，逐漸滲入土壤，造成土壤污染。同時，部分金屬礦產的開采過程中，原本儲存于地下的礦產物質逐漸暴露在地表，導致其化學性質發生改變，金屬污染物加大了對土壤的污染。
1.1.2對地表植物造成破壞
露天開采和地下開采分別為礦產資源開采的兩種方式，露天開采主要用于開采埋于地球表層的礦產資源，相對地下開采而言，成本更低，但會對地表造成更大范圍的影響。不僅地表植被會被破壞，其堆放在外的尾礦等也會對地表造成較大污染。地下開采的主要用于開采地下深層的礦產資源，大量的地下采礦作業，會使得地表失去支撐，進而導致坍塌等事故，也會對地表植被造成破壞。礦山開采前一般為森林或草地等，在開山采礦之后，往往森林被砍伐、草地被破壞，礦產廢棄垃圾堆置嚴重，導致地表的自然景觀破壞嚴重，其環境服務功能降低甚至消失。
1.2對水資源的破壞
礦產資源開采過程中，礦區塌裂等現象，導致礦區的儲水結構發生變化，地下水水位下降。另外，采礦過程中對植被的破壞，也會導致地表涵養水源能力下降，造成地表水流失加速。同時，地下采礦的行為還有可能改變地下水的水流方向，甚至出現河流斷流的現象，導致原有的水利設施失去原本的功效，對農業耕種造成直接影響。
1.3對大氣的影響
礦物開采的過程中產生大量粉塵，導致礦山區空氣污染。尾礦和采礦后遺留的廢石，在受到風力等外力的影響，也會產生粉末和揚塵，導致空氣污染。事實上，礦山開采過程中產生的揚塵不僅會污染環境，還會對農業造成破壞。礦產資源開采過程中，會導致土壤板結，破壞土壤結構，影響農作物生長。
1.4導致生物的多樣性受到破壞
植被被破壞、水質污染、土壤污染、人類的入侵等都會對礦區的生物多樣性都會造成破壞，并且這種破壞往往是不可逆的。礦區生物多樣性若受破壞嚴重，其恢復工作將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即使在被破壞后，再采用人工技術恢復，其質量也將大大下降。
1.5誘發地質災害
礦產資源開采導致植被破壞、水系統破壞等，造成水土流失，進而誘發嚴重的自然災害，例如山洪、泥石流等，還會加速土地沙漠化。據相關調查顯示，礦山的開采和礦石的運輸，是導致近些年來城市沙塵暴日益嚴重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礦產資源的地下開采方式，形成地下采空區，容易導致地表的坍塌和沉陷，甚至可能誘發地震等嚴重的地質災害。在礦產資源開采的過程中，產生大量的采礦垃圾，不僅污染環境，而且由于其堆放的位置常位于山坡，在風雨的作用下，也容易產生泥石流等自然災害，對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造成威脅。瓦斯突出和爆炸也是礦區常發生的地質災害之一，另外，礦床頂板冒落、尾礦巖變形等也是威脅著礦區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2預防礦山生態環境問題的措施
2.1加強礦區環境監督和管理體系建設
目前，我國雖然意識到了礦山生態環境管理制度建立的重要性，但是關于礦山環境保護的法規存在“法多難治”的現象。政府部門應當對礦山的環境保護和管理中的經驗和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堅持科學發展觀，加強法制建設。同時，要做好礦山環境監測和預報制度，做好礦山環境監測和預報制度，是做好礦山環境保護的重要措施。在不斷擴大礦山環境監督范圍的同時，對礦山生態環境存在的問題，采取有效預防和整治措施，建立健全礦山環境監督體系。
2.2加強輿論監督和宣傳教育
加強輿論監督和宣傳教育，一方面媒體曝光反面典型，可現實政府環境保護的覺醒，也對采礦企業起到督促作用，同時也可以提高礦區民眾的環境保護意識，維護自身合法利益。
2.3提高礦山開采市場準入條件
提高礦山開采市場準入條件是做好礦山地質環境保護的重要措施。政府相關部門在建礦審批的環節中，應當嚴格按照審批標準進行，并設立環境問題產生的準入條件，提高容易產生環境問題礦產的準入門檻。
2.4加強對礦山生態環境保護的執法力度
近些年來，礦山生態環境破壞嚴重，這與執法不嚴有著一定的關系。企業作為盈利主體，不會主動履行礦山環境保護的責任。因此，政府部門就需要加強執法和監督，迫使礦山開采企業能夠嚴格按照法律法規辦事，確保礦山生態環境得到有效保護。
3結語
1.1水源地保護區生態補償的主體與客體按照“誰受益、誰補償”原則，水源地保護區的補償主體有兩類：當地政府。由于水源地生態環境問題的社會性和環境保護的公益性，政府有義務調整保護區生態建設者的生產發展權和受益者的自由權；水源地生態環境的受益者。包括水源地資源的開發利用者、水資源消費者及其它生態效益的享用者。水源地保護生態補償的客體應包括為環境保護、涵養水源、水質保證而付出代價的區內全部相關者。具體包括失去發展機會的相關企業和各城鎮居民，以犧牲經濟發展為代價的保護區相關政府，保護區內水源涵養林的種植者，各項保護、恢復工程的建設者和相應管理者，及生態保護宣傳者。
1.2水源地保護區生態補償標準的確定
1.2.1面向上游的水源地保護區生態建設補償將水庫上游水源涵養區各項生態建設的投入作為水源地生態補償，上游水源地地區既是生態貢獻區又是生態受益區，下游地區是單純生態受益區，應共同分擔上游地區的生態建設成本。
1.2.2面向下游的基于上游發展權限損失的補償水源地保護區為了整個流域的生態環境建設而放棄一部分產業的發展，從而失去了獲得相應效益的機會，下游受益地區必須對上游水源地保護區人民的發展權損失予以一定補償，可選擇不同補償方式進行補償。生態補償核定方法采用機會成本法，
2汾河水庫生態補償實例分析
2.1汾河水庫概況汾河水庫位于山西省太原市婁煩縣境內，距省城太原市83km。壩址以上控制流域范圍包括山西省忻州市寧武縣、靜樂縣，呂梁市嵐縣和太原市婁煩縣四縣，流域面積為5268km2，占四縣總面積92.5%。汾河水庫庫區水域面積32km2，總庫容7.2×108m3。此外，自2003年山西省引黃工程南干線開通以來，平均每年引黃河水約9000×104m3，并向省城太原市供水，汾河水庫作為引黃入并工程的調蓄水庫，已成為山西省最大的飲用水水源地。
2.2汾河水庫生態補償的主體和對象汾河水庫生態補償的主體應當是太原市主城區的300×104多個市民、企業事業單位等用水主體及市政府。而補償對象包括因保護水質、涵養水源付出成本及影響經濟發展的水源地農民、水源管理部門和當地政府。
2.3汾河水庫生態補償額度和核定方式生態補償核定方法確立可從兩方面衡量。水源地相應主體為保護生態環境所付出的成本。包括直接投入成本（即環境整治、生態建設、污染治理等工程項目所需資金）和機會成本（即由于保護生態而導致的發展機會喪失）兩部分。投入成本可準確測算，而且機會成本可用水源地居民收入與全市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測定；通過保護水源所產生效益。包括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兩部分。其中，經濟效益可根據輸送水資源量按不同價格（包括政府補貼部分）扣除輸水成本及加工成本而帶來的效益；生態效益一般依據水資源的娛樂、旅游、休憩和調節水量、水土保持、水源涵養、廢物凈化等生態服務功能等方面測定其生態效益。確定補償核定方法要綜合考慮水資源保護成本和效益兩方面因素，實現補償效果與補償意愿相協調。
2.4汾河水庫生態補償計算方法
2.4.1汾河水庫水源地保護的直接成本核算按照婁煩縣“十二五”期間省城水源地汾河水庫環境治理保護規劃，“十二五”期間全縣規劃實施水保造林、污染治理、基礎設施改善、發展及民生保障、循環經濟五大工程。水保造林工程。新增林地200km2；配套建設林地節水灌溉工程31處；占地補償15.3km2；汾河水庫庫周塌岸治理21.4km；汾河濕地公園建設32×104m2；污染治理工程。建設生活垃圾處理廠1座，實行村收集、鄉轉運、縣處理；建設小型生活污水處理站22座；河道治理新筑堤壩122.6km，清淤疏浚98km；澗河源頭治理4km；基礎設施改善工程。縣城舊城改造安置4033戶17844人，庫周小城鎮建設安置4992戶19444人；建設公路58km；產業發展及民生保障工程。興建養殖小區100個；發展日光節能溫室3000棟、溫室大棚6000棟；開發生態公益性就業10116人。以上項目每年需生態保護資金10.84×108元。
2.4.2汾河水庫周邊地區保護水源經濟發展損失補償根據太原市、婁煩縣2010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水平測算。機會成本=（參照地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源地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源地城鎮居民人口+（參照地農民人均純收入-水源地農民人均純收入）×水源地農業人口＝（17258-10667）×27589＋（7611-3109）×97538＝620955175≈6.21×108元。綜上所述，依據水源地生態涵養成本－效益測算生態補償核定方法模式，對汾河水庫生態保護區總體補償額應確定為每年17.05×108元。
3結語
兩論在對學派稱謂的辨析中，也辨析了各自的學術緣起，在學理資源的“認祖歸宗”中進一步厘清了兩者的不同。媒介環境論論者批評媒介生態論者并不是一種對于北美學派的繼承與推介，在引入MediaEcology（媒介環境學）概念之時，就沒有真正地對其進行全面地介紹與闡釋，而是根據自己的理解對媒介生態進行了中國式的闡釋和發揮。其對于北美媒介環境學派的理論闡述及其在中國的確立，沒有起到真正廓清認識并加以推廣的作用，并且在此后的研究與發展中，也并未與北美媒介環境學派進行更深層次的交流與融通。而媒介環境論本身則是從譯介出發，在對北美媒介環境學派理論的梳理中確立的學派。媒介環境學派的貢獻在于，集中而大量地引入并譯介了相關著作，從學派的歷史、理論、應用三個領域，全面地介紹其發生發展的過程，從而讓學界重新認識了北美媒介環境學派的相關理論。媒介環境學派是正宗的北美學派的中國代言。他們汲取北美學派有益的學術思想，開拓思維，為中國學界提供新的研究范式與角度。媒介生態論論者早就對自己的學術緣起有清醒的認識，崔保國在2003年就提出“媒介生態學研究在我國的展開，來自于我國傳播學者的自覺，不同于傳播學研究那樣是從海外引進。盡管美國學者開展媒介生態研究和日本學者開展媒介環境研究要比我們早很多年，但似乎國內的媒介生態研究最初的展開與他們并沒有什么淵源。中國學者的媒介生態研究意識是原發的，而不是引進的，從一開始學者的關心就側重在媒介的發展生存環境研究方面。”在后來與媒介環境學派的厘清中，媒介生態論論者一直堅持認為，中國的媒介生態學是在傳播學、生物學和生態學基礎上逐漸發展而來的學科，并不是對北美MediaEcology的簡單繼承和推介，其研究意識是原發的，這是中國媒介生態論論者獨樹一幟所在。3.對于研究向度的辨析。在對“環境”與“生態”二詞的常規理解與表述中，兩者常常會互為解釋和相互融入，這也是最初造成兩論難以厘清的原因所在。兩論以“環境”與“生態”名號加以區別后，便各自在自己的名號下強調著研究向度上的側重和差異。媒介生態學從一開始就直接汲取生態學原理，將其與傳播學的相關理論結合。從邵培仁早期的相關論文和著作的闡述上來看，媒介生存是中國媒介生態學主要研究向度，媒介生存即媒介所處的生存狀態，包括媒介與人的生存關系狀態、媒介與自然環境的生存關系狀態、媒介與社會環境的生存關系狀態。讓中國的媒介能夠熟悉和了解自己所處的媒介生態，進而保存自身并求得發展，是中國媒介生態學派展開理論拓展與研討的動力和起點。在與媒介環境論的爭辯中，他們對自己的研究向度越加明晰，更加關注媒介在所處生態中如何自處與如何他處的相關策略研究、媒介與社會間的子母系統互動研究，他們提出“這些互動不僅僅有媒介系統的內部要素互動，還有人與媒介、媒介與媒介、媒介與社會、國家與國家之間的互動，這些紛繁復雜的整體互動關系會導致信息、能量、資源的交換、交流與共享，還有相互影響和相互建構。”2006年以后的研究中，中國的媒介生態學派在原有的研究基礎上繼續向外拓展，除了大量采用了實證研究與調查實驗等方式與方法，邵培仁又在媒介地理與媒介時間方面進行了相關的研究，這種研究的拓展大大擴展了中國媒介生態學派關注的領域與范疇。北美媒介環境學派對于“生態”或者“環境”的闡釋則與媒介生態學不同。在與媒介生態學的爭辯中，媒介環境學派強調指出，媒介本身即構成環境，媒介環境的變化（主要是指媒介技術的變化與提升，使得由媒介構成的環境不斷地發生變化）必將對環境中的人產生影響。因此，媒介變化、媒介所構成的環境及其變化對人產生的種種影響及人在媒介環境中的自處與他處，是媒介環境學越來越明晰的研究向度。他們對此深入地分析與探討，力圖明白有力地指出媒介作為環境對于環境中的人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力，其現實意義在于讓研究重新回歸到人的邏輯起點，從人的角度去審視所處環境因媒介的衍生與演進帶來的變化，人當如何正視洶涌而來的媒介技術大潮的裹挾與沖擊。其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及對當下人類生活的貼近性的闡釋具有深遠的意義。
二、媒介生態學與媒介環境學的差異
中國媒介生態論與北美媒介環境論的碰撞，使我們得到了兩種研究范式和方法，這對于拓展學術研究的思路，拓寬研究視野是大有益處的。但有必要從學理上對其差異進一步分析。從詞義上分析，“生態”指主體（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任何研究對象）與其所生存的環境之間所形成的關系狀態，“生態”概念中包括主體，由主體與其生存的環境共同構成，是兩者關系狀態的表述。所以，1866年德國生物學家恩斯特•海克爾（ErnstHaeckel）首次提出這一詞匯時，將其描述為：研究生物體與其周圍環境（包括非生物環境和生物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在媒介生態學這里，主體指媒介，它是研究媒介與其所生存的環境之間所形成的關系狀態，它包括如前所述的媒介與人、媒介與自然環境、媒介與社會環境的關系狀態，是研究兩者間的互為與互動，是關系研究；“環境”是相對于主體而言的外界事物“，環境”概念中不包括主體。在媒介環境學這里，主體指人，媒介是構成主體人所生存的外在環境的重要因素。媒介環境學將媒介作為一個環境構成的要素來研究，研究其在技術的迅猛發展作用下所帶來的環境變化及其對人產生的影響，所以它立足于人，重在研究媒介。但無論哪一學派都必然研究媒介與環境，而環境包括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所以我們可以進一步從媒介與人、媒介與社會、媒介與自然的三個向度上來觀照兩論之間的差異。
（一）關于媒介與人
媒介環境學重在研究媒介對人的影響，屬于影響研究。他們以媒介技術越來越多地介入到人類的生活，從而造成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結構性的變化入手，試圖辨明這其中隱含的結構，并試著探明這種由媒介變化而導致的環境改變，對人的感知、理解和情緒的影響。波茲曼曾有過如下表述“：媒介環境學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訊息及訊息系統。具體地說，媒介環境學研究傳播媒介如何影響人的感知、感情、認識和價值。它試圖說明我們對媒介的預設，試圖發現各種媒介迫使我們扮演的角色，并解釋媒介如何給我們所見所為的東西提供結構”〔7〕。媒介生態學重在研究兩者的關系，是在兩者共在互存的認識下的兩者間性研究。媒介生態學更為關注媒介與社會系統間的互動，它對于人的關注，體現在對于人與媒介間互動的關注。因為在媒介生態學論者看來，人與媒介間的互動會導致信息、能量、資源等的相互傳遞、溝通與共享，其中也必然體現出影響與建構的交互性。“媒介生態學是人類在處理‘人—媒介—社會—自然系統’相互關系的生態智慧的結晶。它既反映了人類對媒介生態現象和媒介生態規律的漫長認識過程，也反映了人類對媒介生態經驗和媒介生態知識的逐步積累和系統建構。”〔8〕媒介生態學中的人僅僅作為人與媒介、社會、自然系統中的一環，對于其觀察主要體現在對于人與其他范疇發生相互關系時的認識與體悟。媒介生態學所觀照的是作為生態的整體中的人與媒介、自然及社會的關系，而不是以人類為關注焦點展開的研究。
（二）關于媒介與社會環境或社會生態
媒介環境學鮮明地提出“媒介即環境，環境即媒介”的觀點。從自然媒介到社會媒介的變遷過程，不難得出如下認識：媒介已日益深入地介入到人類的生活中，媒介與自然、媒介與社會的關系越來越難分彼此。媒介環境論者發現我們與世界交流的媒介傳播手段，即我們使用的符號系統和媒介技術，恰恰是參與現實構建的基本因素，并在建構現實的過程中持續地發揮著影響。口語文化的社會、書面文化的社會、印刷文化的社會和電子文化的社會，其經濟、政治、文化的特征也因為在不同的符號系統和媒介技術的參與下各有不同，這種媒介環境對于社會所產生的影響正是結構性的。在觀照媒介與社會的關系時，媒介生態論認為媒介系統與社會系統已然構成一種彼此平等且共生的關系。媒介猶如一個獨立的生命體和生態系統，從屬于社會生態系統，是其子系統之一，在與其他社會子系統相互作用時，甚至還會與其他子系統產生競爭的關系，而媒介要生存于社會大系統中，就要促使自己內外兼修，要適應社會的大生態，還要維系自己內部的小生態，同時還要適應媒介行業內部的中觀生態，試圖在各種關系的適應與掌控中達到生存、平衡與和諧。
（三）關于媒介與自然環境或自然生態
媒介環境學很少討論媒介與自然環境的話題，兩者關系基本不在其關注的題域。但是在媒介環境論者對媒介環境學起源的梳理時，曾經提及對芒福德（LewisMumford）啟發頗深的帕特里克•格迪斯（GeddesPatrick），格迪斯是英國生物學家、社會學家，也是城市規劃和區域規劃理論先驅之一。他對于自然環境和人造環境以及人類文化間的相互關系的研究，給了芒福德深刻的影響。他提出的“人類生態”概念，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和探索的方向。格迪斯的著作，證明了生物學原理能夠給人類文化研究提供信息。作為媒介環境學公認的早期思想奠基人，芒福德的論著得以從城市這樣的人造環境入手闡述其對于人和人類文明的影響，從而為媒介環境學的興起奠定基礎。但在此后的研究中，媒介環境學已經完全進入社會文化研究的領域。在林文剛《媒介環境學在北美之學術起源簡史》一文的結尾處提到“：從媒介環境學的角度來看，我們所處的傳播研究領域并不是在研究什么自然現象（如天體或相對論）的規律。媒介環境學者探尋的是人類社會文化,它們牽涉到很多難以捉摸和不可預知的變量（variables），例如各種各樣的人類情緒、感覺以及動機,而這些變量由于時空或背景的遷異而千變萬化。因此,媒介環境學是一個社會文化研究領域。”媒介生態學則特別強調媒介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在媒介生態論者看來，人與媒介不僅存在于社會系統之中，也存在于自然系統之中，必然會與其產生相互關聯與影響。媒介的生存與發展離不開媒介所根植的自然地點，所在區域的自然狀況是媒介生存與發展不可回避的必要條件。有相當一部分研究是基于媒介生存與發展所在地點的自然狀況，并探討自然環境與媒介發展間的關聯而進行。事實上，自然環境狀況與媒介生存發展，以及社會文化的形成有著毋庸置疑的關聯性和必然聯系。這種地理、氣候、歷史、文化間潛在的關系是不能在研究中回避的。媒介生態學對這個領域的關注和研究的拓展，是媒介生態學能夠生發出最為直接和切近現實的指導作用的所在。
三、媒介生態學與媒介環境學的同一與涵容
作為同為媒介研究的兩個學派，在相互碰撞中實際上又相互啟示，從學科研究的同門、學科研究對象的相同與相近來說，兩個學派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同一與融合。
（一）媒介生態論與媒介環境論的同一
兩論雖然在差異中各自成長，但其在研究方面的同一性也愈加明顯。其一，兩論汲取的理論資源具有某種程度的同一性。誰也不能否認，20世紀初期技術的迅速進步給環境帶來的后果，對于生態意識的崛起以及在學界也隨之刮起一陣生態學范式及思維方式的旋風所產生的強大推動力。人們開始關注和思考生活中事物之間的相互關系。正如媒介環境論者沃爾特•翁（WalterOng）所指出的那樣“：我們對宇宙的整體聯系和演化史有了深刻而精細的知識，我們的確生活在名副其實的生態的時代。我們時代的特征是事物的相互聯系，至少就人類的感知能力而言是這樣的。”〔10〕無論是媒介生態論者還是媒介環境論者，他們受生態學的影響，都汲取了生態學意義上的“環境中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的養分。媒介生態論者駐足于媒介彼此之間以及媒介子系統與社會大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媒介環境論者則從肯定人在環境中的主體地位出發，更為關注人類同媒介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這種關系對社會結構所產生的深遠的影響。其二，兩論研究目的的同一性。無論是媒介生態學，還是媒介環境學，其研究目的都是為了謀求人與其所生存環境的平衡良性的互動與發展。生態論論者是在承認人與媒介共生的前提下，具體而微地關注媒介一方的發生與發展，并對此種狀況進行相應地描述及對策研究。其研究根本旨在尋求媒介與媒介所在環境的平衡，根本上說是媒介與人生存環境的平衡。媒介環境學則更多地從批判的眼光指出現代社會的媒介本質，越來越多的媒介構成了人生存的環境。媒介構成了人生活的生態。媒介如何構成了這樣的環境，這樣的媒介環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人，或者改變了人，人又當如何應對，如何尋找到媒介現實下的人與媒介環境間的平衡。探尋人與媒介間的關系，在批判中尋找人與媒介間的平衡與和諧的良性互動，這正是同一稱謂下的兩論研究的共通之處。
（二）媒介生態論與媒介環境論的涵容
作為同為媒介研究的兩個學派，媒介生態學與媒介環境學兩者必然存在著交叉和涵容。首先，都以媒介為研究對象。無論是媒介生態學還是媒介環境學都是在媒介發展迅猛的當下，對于媒介的一種關注與研究。兩派都強烈地意識到媒介與人、媒介與社會、媒介彼此之間的這樣一種共生的關系。媒介已然是世界構成中的一部分，是人類交往不可規避的手段，并且彼此間交融互生。媒介生態學對媒介及其生態關系的研究，往往具體而實際，致力于為業界提供策略方面的指引與指導。而媒介環境學對于媒介的研究，則以人為關切對象，致力于媒介技術的宏觀視野，力圖指明媒介技術對于社會文化的重要影響。但無論是微觀還是宏觀，無論是具體而微的媒介，還是線條粗獷的技術分野，媒介始終在兩論共同關注的視野之中。不論是出于傳播研究的考量，還是文化研究的思索，兩論都承認媒介業已成為構建當下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研究對象的同一關注，必然帶來研究內容的涵容。其次，都以生態環境為研究題域。媒介生態學所關注的環境，是以媒介為中心，媒介所在生態圈層的其他因素的綜合。在媒介生態學的有關研究中，媒介生存脫離不了媒介所在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諸多外部環境的作用，研究這些外部環境與因素，才能夠為媒介的生存與發展提出因地制宜的策略。媒介環境學所指向的環境，則直指媒介技術本身。口語、文字、印刷、電子媒介為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容器”（芒福德語）。這種環境論，既提供給媒介研究與文化研究以新的視野，但也并未脫離具體的媒介而成為虛無的想象。媒介環境論者往往植根于某一媒介形式，但也必須結合這種媒介形式所存在的時代、文化、社會、政治、經濟等其他具體因素。換句話說，媒介環境學的研究中也必然考慮到媒介與其他文化因素間的相互關系及作用，也即媒介構成的生態與媒介間的相互影響。對于共生關系的肯定和強調，正是兩論的共同認識，也必然會因此在研究中出現相互涵容。第三，都研究媒介與環境的關系。兩論從不同的向度出發，但關注的卻都是媒介與環境間的關系。媒介環境學關注的是媒介形式構成環境，進而構建社會，形成文化，產生影響。如伊麗莎白•愛森斯坦（ElizabethEisenstein）的《作為變革動因的印刷機：早期近代歐洲的傳播與文化變革》。該書用較大的篇幅闡述了印刷技術媒介產生的時間與背景，及由此產生的印刷文化，并進一步闡釋印刷技術對于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以及近代科學的影響，從而導引出媒介技術與社會發展存在必然關聯的宏大主題。而媒介生態學也關注媒介所在的社會文化環境對媒介生存的影響，從而實現為媒介生存提供最佳策略的研究目的。如許多媒介生態學視角下的對具體媒介及媒介現象的觀察，像《媒介生態學視閾下作為空間的華萊塢電影》《從媒介生態看城市臺民生新聞的困境》等媒介生態學領域的研究往往針對具體的媒介或者媒介形式，分析媒介與所在環境間的關系，有的放矢地找到媒介生存與發展的規律，并提出相應的策略或辦法。顯然，兩論都承認媒介對社會的參與作用，并從媒介的角度重新審視社會與文化，對于政治、經濟因素所起到的作用皆持肯定并審慎的態度。這種共識指引下的研究，雖因目的不同，但在研究的過程中，也必然出現彼此涵容。
四、結語
制度建設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先導和基礎。一方面，生態文明建設不能僅僅依靠人們意識的提高和革命自覺，而必須依賴一個有效的制度體系的支撐，特別是一個科學而有效實施的法律制度體系的支撐。另一方面，生態文明對法律制度的建設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標準，需要從生態文明的角度重新審視和評估我國的法律制度，特別是環境資源法律制度。我國需要用可持續發展理念替展理念，需要把生態理性納入法治運行軌道，確立與生態文明相適應的法治系統。從生態文明的角度重新審視和評估我國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兩個層面:首先，根據生態文明的精神和要求評估與審視我國的環境資源法律體系，再根據這種評估修訂現有的環境資源立法，同時提出新的立法規劃以適應生態文明建設的需求。其次，由于生態文明建設是一個體系性、整體性的事業，還需要對其他相關的立法進行可持續發展評估，并根據評估進行相應的修改和解釋來實現其他法律的生態化改造。法律責任制度是法律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是一項立法能否得到實施，能否最終實現其目標的關鍵要素，特別是對于環境立法這種帶有強烈政策性特征的立法而言，法律責任條款是一項立法有效性的關鍵決定因素。出于這一考慮，本文從生態文明的角度，對我國環境立法中的法律責任進行評估和審視，并根據這種評估和審視提出未來中國環境責任立法的完善建議。
二、我國目前環境法律責任制度不能適應生態文明要求的突出問題
(一)環境違法的成本過低，導致企業缺乏環境守法的動力
決定企業是否進行環境守法的因素很多，包括守法保障管理、守法促進措施的有效性、守法監測和評估等因素。而其中不可忽視的因素是環境違法成本。所謂環境違法成本，指企業違反環境法律所應承擔的負擔和損失。環境違法成本=違法的責任后果×違法責任承擔的概率(查處概率)。從法律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企業作為一個以盈利為目的的市場組織，決定其選擇環境違法還是環境守法的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是環境違法成本和環境守法成本之間的對比關系。當違法成本大于守法成本時，企業守法才有利可圖，環境法的執行和實施才有可能是有效的。而當環境守法成本大于環境違法成本時，環境違法成為了有利可圖的行為，環境法的實施必然會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我國企業環境守法意識淡薄、企業環境守法信用不高的特殊國情決定了提高企業的環境違法成本的重要意義。通過分析我國環境法律中的法律責任可以發現這么一個現象:我國目前環境違法的責任后果總體偏輕;污染治理設施的運行成本大大高于罰款數額的現實促使企業寧可違法排污繳納罰款，也不愿意運行污染治理設施。以大氣污染治理為例，根據《大氣污染防治法》的規定，對不使用污染治理設施進行排污的行政處罰的最高金額只能達到10萬元，這種罰款額度對一些小型的污染治理設施有一定作用，但對那些每天的污染治理設施運行費用都遠遠超過10萬元的大中型污染源則不能發揮引導企業遵守環境法律法規的正向激勵功能。
(二)承擔環境法律責任的主體過于狹窄
生態文明理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觀察環境資源問題的新視角，也為解決生態環境問題提供了思路和方法。生態文明建設是一個體系性、整體性的事業，因此需要具有整體性和體系性的解決方案。正是居于生態環境問題的體系性和整體性的特征，十報告要求把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各方面和全過程，這就要求包括技術轉型、經濟轉型、政治轉型、文化轉型和社會轉型在內的體系性和整體性的轉型。從法律和政策的角度看，以下兩點原則對貫徹整體性和體系性的轉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第一，應當加強政策之間的整合，經濟增長、環境保護、社會公平等是相互依賴和相互加強的，達到這些目標的政策應當整合;第二，由于轉型是整體性的，不僅僅私人機構需要根本性地改變其行為模式，而且政府、個人等其他主體也需要改變其行為模式;在私人機構中，不僅直接的污染源主體需要改變其行為模式，投資者、銷售商等相關主體也需要改變其行為模式。我國目前的環境法律責任是以規制污染源企業為核心的，針對作為排污主體的企業的法律責任的條款很多，而規定政府的法律責任的條款相對較少，規定消費者、銀行、證券公司、銷售商等其他相關主體的法律責任的條款幾乎是空白。這種以污染源主體為核心的、其他主體法律責任條款薄弱甚至空白的法律責任結構與生態文明建設所要求的整體性和體系性的模式轉型是不相適應的。環境保護責任的承擔主體不應當限于企業、公司等經濟組織，還應當包括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等其他組織和個體。
三、擴張環境法律責任的主體
(一)確立和強化消費者的環境法律責任
建構于傳統經濟理論和模式之上的消費者權利話語，是一種對消費主義迷醉的表達，這種話語以經濟發展觀上的盲目自信和對科學技術的盲目樂觀主義為基礎，認為經濟和科技的發展沒有止境，不會受到生態、資源和環境的約束。這種傳統的經濟模式和理論正在把人類及其生存的家園引向危險的邊緣。生態和環境危機的應對不可能在“經營者義務———消費者權利”這一傳統的理論模型下得以破解，而是需要對生產和消費進行聯動的規制，需要用正確的社會生態義務來調整消費者的消費行為，使之符合生態環境保護的要求。消費者生態義務的理論在此背景下破土而出。所謂消費者的生態義務，是指消費者在消費活動中為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達成生態消費模式、實現良好的消費秩序而承擔的法律義務，具體包括適度節約消費的義務、依法處置消費廢棄物的義務等。適度和節約消費的義務并不是直接禁止人民進行奢侈性消費，而是要求進行奢侈性消費的人對其所占用的其他人排放空間和資源付費，以確保總體的排放總量和資源消費在生態環境的容納總量范圍之內。通過住房空置稅收制度、高額消費稅收制度、階梯資源價格制度、垃圾分類制度等制度確立消費者的義務和法律責任，對推動消費者行為模式的轉型，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政府環境法律責任的強化
在英美國家，“公共信托”理論是支撐政府環境義務和責任的主要理論學說。這一學說認為，政府作為環境資源這一全體共有人的受托人而享有管理的權力，同時也必須承擔相應的義務和責任。在大陸法系國家，政府的環境義務及責任理論可以從國家義務理論推導出來，具體而言，這種義務包括國家的積極保護義務、消極不作為義務和給付義務。為推動和保障義務的實現，相應的法律責任制度的建構就具有重要的意義。近年來，政府環境責任問題在我國被廣泛討論，如何通過具體的立法確立起政府環境責任被認為是中國環境法制完善的一個關鍵問題。近年來，政府的環境法律責任立法取得了一些實質性的進展。例如，2007年新修訂的我國《水污染防治法》第69條規定:“環境保護主管部門或者其他依照本法規定行使監督管理權的部門，不依法做出行政許可或者辦理批準文件的，發現違法行為或者接到對違法行為的舉報后不予查處的，或者有其他未依照本法規定履行職責行為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然而，我國的環境立法過分強調政府的環境管理權力而缺乏追究政府環境責任的有效機制。政府環境責任的缺失被認為是中國環境法治最重要的問題。從國外的法制經驗來看，政府承擔生態環境義務及相應的法律及政治責任是推動生態環境保護的必不可少的法律路徑。以目前國內討論得最為熱烈的環境公益訴訟為例，在國外，環境公益訴訟最重要的目的和功能就是通過訴訟督促政府依法履行其保護生態環境的義務。因此，在國外，第一位序的公益訴訟啟動者是公民與社會組織。美國的《清潔水法》關于公民訴訟的規定是環境公益訴訟立法中的最著名的規定之一。根據其規定，任何公民可以以違反該法為由，針對任何人———包括美國政府和其他政府部門和機構提訟。該法對可能被控的人的定義為:個體、企業、合伙者、協會、州、市鎮、委員會，一個州內更細分的政治組成部分，或者任何州際間的實體。通過公益訴訟的特別規定，賦予公民通過訴訟監督政府部門依法履行其生態環境保護的義務，是環境公益訴訟制度最重要的目的和功能。中國的環境立法和司法需要在公民和社會團體監督政府行為這方面做出突破，通過公益訴訟撤銷政府損害環境的違法行為和促使政府積極履行其環保職責。具體而言，完善政府的法律責任制度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第一，進一步強化環境生態質量的政治責任制度，建立環境保護一票否決制度。
以霧霾防治為例，《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明確要求構建以環境質量改善為核心的目標責任考核體系，并將考核和評估結果作為對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綜合考核評價的重要依據，這可謂是對片面追求GDP政績觀的一次糾正。但是，目前考核結果與領導干部的任職和升遷沒有直接掛鉤，其對領導干部的約束效果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在我國的大氣污染形勢亟待徹底改變的背景下，必須拿出壯士斷腕的決心和勇氣，建立空氣質量考核一票否決機制，對未能完成大氣污染防治目標任務的領導干部績效考核實行一票否決;唯有如此，才能徹底改變各級政府官員片面追求GDP的政績觀，為強力推進大氣污染防治工作奠定堅實的基礎，霧霾難題也才能得以根本解決。
第二，建立對不履行環境治理職責或治理不達標的地方政府的經濟罰款制度。
運用經濟罰款制度來懲罰地方政府在環境治理中的違法行為。目前我國在污染治理方面的行政罰款主要是針對行政相對人的，在國家層面還沒有建立起針對地方政府的經濟罰款制度。而在污染治理的實踐中，一些地方政府為了發展經濟不惜以違反環境法為代價，成為環境污染治理法律和政策實施的主要障礙，因此，有必要建立起針對地方政府的經濟罰款制度來預防和糾正其違法行為。在這一方面，西方的經驗可為我國的制度建構提供借鑒。例如，在歐盟，針對成員國在環境保護方面違反歐盟法的行為，歐委會在對成員國違規現象提出通報批評或警告后，相關成員國須及時回復，并在歐委會書面警告之后兩個月內準備應訴。如果成員國的回復和整改不能達到法律的要求，歐委會有權訴諸法律程序，對違規國家進行經濟處罰。
第三，建立環境治理達標與中央財政投資聯動的制度。
單純的經濟處罰在威懾和預防地方政府在環境保護方面的違法行為的功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為，即使建立起了針對地方政府的罰款制度，罰款的數額相比項目給地方帶來的巨大利益還是無法比擬，因此，針對地方政府的經濟處罰制度不應當僅僅限于罰款，還應當使環境治理和中央的相關投資掛鉤，倒逼地方政府選擇發展與環保的雙贏道路。美國為了制裁地方政府的環境違法行為，設計了一系列督促地方執行聯邦法律政策的懲罰機制，例如，對環保不力的地方，國家環保局可將其環境管理權收歸聯邦，該地方也將失去獲得高速公路基金或建設新排放源的權利。在這方面，我國的區域限批制度已經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下一步應當探索大氣污染防治及環保達標與中央的發展投資聯動的制度。
第四，完善政府的大氣污染防治信息公開法律責任制度。
我國應當通過法律明確政府大氣污染信息公開的義務，擴大政府大氣污染防治信息公開的范圍，并賦予公民和社會團體在政府未履行信息公開義務時請求法院判決強制其公開的法律責任。政府應當在已經制度化的空氣質量信息公開、空氣質量預警信息等制度的基礎上，進一步將信息公開擴大到適時重點污染源在線監測數據、日常監管信息、公布企業污染物排放數據等方面，通過信息公開的力量，來監督企業守法和政府依法監管。
第五，完善現有的政府法律責任制度的相關制度。
現有的撤銷違法的行政許可的法律制度、行政不作為制度、行政賠償制度等追究政府法律責任的制度，在霧霾治理中具有重要的使用價值。但是，由于霧霾治理是一個涉及公眾利益的事業，需要通過行政公益訴訟制度的建立來促成這些傳統的政府法律責任制度在霧霾治理中的實施。
(三)股東、信貸機構、環境專業中介機構等相關主體環境法律責任的確立和強化
環境法律責任的擴張，不僅僅涉及消費者和政府，股東、信貸機構、銷售商、環境專業中介機構等其他主體也要承擔起環境保護的相關法律責任。
1．股東的環境法律責任
企業的環境污染主要發生在生產環節，但是，要從根本上預防環境風險，需要將環境風險的預防盡可能地提前，對投資環節也進行有效的規制。股東的資金是企業生產的重要資金來源，一直以來，傳統的法律理論只要求股東承擔公司法上的股東有限責任，而對投資機構所投資的項目所造成的環境破壞后果則無需承擔任何環境責任。這導致一些惡意的股東利用公司的人格來從事損害環境的項目以謀取暴利，待獲得利益后又注銷公司從事新項目，其造成的環境和生態破壞最終由受害人和國家買單。針對此種不公正的現象，需要確立股東在特定條件下對公司的環境責任承擔連帶責任的相應制度和機制。
2．信貸機構的環境法律責任
當信貸機構的信貸資金為了追逐利潤而大量流入嚴重破壞環境的項目時，信貸機構也成為一個隱形的污染者，成為污染行為的有力幫手，因而，信貸機構承擔相應的環境法律義務和責任對生態文明的建設具有毋庸置疑的意義。目前，我國出臺了一系列有關綠色信貸的政策性文件和規范，規定了信貸機構的綠色信貸義務，但這些義務都是一些倡導性的政策性義務，其實施的效果非常有限。綠色信貸要得到真正的推行，離不開法律的支持。法律一方面要規定倡導性的義務并配置稅收優惠、貼息優惠等措施的支持，另一方面，法律也需要為信貸機構設置強制性的、“底線防御”類型的綠色信貸義務，并針對違反此類強制性義務的信貸機構規定相應的法律責任，例如禁止向未通過環境影響評價的項目進行貸款的義務，中止對環境具有重大破壞性的項目貸款的義務等，如果違反這些強制性的法律義務，法律應規定信貸機構承擔信貸合同無效的法律責任。
3．環境專業中介機構的環境法律責任
節能服務公司、環境監測機構、環評機構、環境設施專業運營機構、環境審計機構也應當承擔相應的環境法律責任。以環評機構為例，由于環評機構是接受項目單位的委托而進行的環境影響評價，而委托本身又是一種收費式的商業行為，因此當環評機構為了商業利益而出現信用風險時，就需要通過有效的法律責任機制來進行治理。除了承擔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外，和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主體承擔連帶的賠償責任也是一種有力的手段，這種責任屬于專家對第三人的民事責任。新修訂的我國《環境保護法》第65條規定:“環境影響評價機構、環境監測機構以及從事環境監測設備和防治污染設施維護、運營的機構，在有關環境服務活動中弄虛作假，對造成的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負有責任的，除依照有關法律法規規定予以處罰外，還應當與造成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其他責任者承擔連帶責任。”這在法律上明確了環境影響評價機構、環境監測機構以及從事環境監測設備和防治污染設施維護、運營的機構的連帶民事責任。將來需要通過其他法律法規來進一步確認節能服務公司、環境審計機構等專業中介機構的法律責任。
四、提高環境違法的成本
(一)近年來提高環境違法成本的立法進展
提高環境違法成本已經成為我國環境法學理論和實務界的共識，在立法上也取得了一系列的進展，比較重要的進展如下:
第一，增大了行政罰款力度。
2008年修訂的我國《水污染防治法》第73條規定，對不正常使用水污染處理設施的違法行為，環保部門可以處以應繳排污費數額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罰款;而修訂前的罰款數額是10萬元以下。2014年最新修訂的我國《環境保護法》第59條規定了針對違法排污的按日計罰制度，并明確規定了依照有關法律法規按照防治污染設施的運行成本、違法行為造成的直接損失或者違法所得等因素來確定罰款數額。
第二，規定了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行政拘留的法律責任。
根據2014年最新修訂的我國《環境保護法》第63條的規定，針對拒不改正違法行為和通過暗管、滲井、滲坑、灌注或者篡改、偽造監測數據，或者不正常運行防治污染設施等逃避監管的方式違法排放污染物的行為，公安部門可以對直接負責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實施行政拘留等行政處罰。
第三，明確了應當對環境監管人員進行相應行政處分的具體情形，并規定了引咎辭職制度。
2014年最新修訂的我國《環境保護法》第68條具體列舉了對環境監管人員應當進行行政處分的九種情形，并規定對造成嚴重后果的，對直接主管的責任人員和其他責任人員給予撤職或者開除處分，在此種情形下，主要負責人引咎辭職。
第四，賦予了環境行政主管部門更多的行政處罰和行政強制權力。
例如，2008年修訂的我國《水污染防治法》第74條把限期治理的決策權賦予了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而修訂前是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才能做出限期治理的決定)。2014年最新修訂的我國《環境保護法》第60條賦予了環境行政主管部門責令限制生產、責令停產整頓的權力，第25條賦予了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查封、扣押的權力，第61條賦予了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針對未通過環評開工建設的項目責令恢復原狀的權力。
第五，降低了環境刑事責任的門檻。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將第338條規定的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構成要件進行了兩處修改:其一，將“危險廢物”修改為“有害物質”;其二，將“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的”修改為“嚴重污染環境的”。201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的《關于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進一步細化了環境刑事犯罪的構成標準。
第六，規定了環境信用評價和環境信息公開制度。
將企業環境違法的信息公開會對企業的公眾形象及商譽造成影響，這也是提高企業環境違法成本的重要途徑之一。美國聯邦環境總署通過執法與守法在線數據庫公布全部執法和守法記錄，這一做法在守法促進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新修訂的我國《環境保護法》第54條第1款規定，“國務院環境保護主管部門統一國家環境質量、重點污染源監測信息及其他重大環境信息。”第55條規定:“重點排污單位應當如實向社會公開其主要污染物的名稱、排放方式、排放濃度和總量、超標排放情況，以及防治污染設施的建設和運行情況，接受社會監督。”第54條第3款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和其他負有環境保護監督管理職責的部門，應當將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生產經營者的環境違法信息記入社會誠信檔案，及時向社會公布違法者名單。”我國新《環境保護法》不僅運用信息公開的方法來提高環境違法成本，而且把信息公開和環境信用評價結合起來，對企業環境方面的行為進行長期的跟蹤評價。
(二)提高環境違法成本的未來走向
第一，完善環境行政罰款制度，進一步提高環境行政罰款的力度。
首先，改革數值封頂式罰款中的不合理的數值限制和倍率封頂式罰款中的不合理的基數設定。針對許多環境行政處罰的數值封頂式罰款中的數值限定遠遠低于守法成本的情形，需要及時提高封頂的數值或者將數值封頂式罰款變更為倍率封頂式罰款。針對倍率封頂式罰款不能與守法成本和所造成的損害相匹配的情形，改革賠率封頂式罰款中的基數設定。例如，針對超標排放和超過總量限制排放的企業，可以以采取污染治理措施所需費用作為罰款的基數，這樣處理才能夠滿足違法成本大于守法成本的條件。其次，設計科學合理的行政罰款額度確定標準和程序。科學合理的環境行政罰款制度設計要最終落實以實現其制度目標，還有賴于科學的罰款額度的計算標準和程序。加拿大為了推動環境執法和罰款的統一性和科學性，專門制定了《環境執行法案》。這方面，美國聯邦環境總署的做法也值得我國借鑒。其頒布的《民事處罰政策》(GM－21)和《處罰實施的具體法令措施框架》(GM－22)，不僅奠定了科學設定環境違法處罰的框架，還設計了具體的罰款額度計算標準、模型和程序。環境行政處罰的基點是違法收益，并設計了專門的計算機程序模型(BEN模型)進行計算，以剝奪違法者的違法收益，消除違法者由此獲得的相對競爭優勢。BEN模型所計算的違法收益包括兩個部分:一是機會成本，即違法者沒有按時購買處理設施并運行維護所節省的費用用于其他方面可獲取的收益;二是貨幣的時間價值，即貨幣的貼現。通過計算機模型的使用，將違法者的收益盡量量化，提供了處罰的明確依據和清晰的計算過程，另外，法律還要求將所有內容和計算方式通過聽證會的方式予以公開并接受質疑。計算機模型和公開程序的雙重約束，保障了環境違法成本不低于環境守法成本，保障了環境行政處罰額度確定的科學和公正。借鑒美國的經驗，我國的環境行政罰款也要通過計算機模型的開發來限制自由裁量權，避免行政罰款在實施中被打折扣。
第二，完善企業環境信用評價制度，賦予環境信用評價結果特定的法律效力。
許多企業很善于鉆法律的空子，雖然其很少實施造成環境污染事故的行為，然而輕微的違法行為卻總是不斷。針對這種“精明的”違法者，環境行政處罰的轉換制度和企業環境行為信用評價制度能夠有效提高其環境違法的成本，例如，可以把違法者每次受到的警告處罰記錄在案，累積到一定次數便可以向更高一級處罰形式轉化。目前，我國新《環境保護法》作出了將企業環境違法行為記入社會誠信檔案的規定。一些省市已經在試點企業環境行為信用評價制度。然而，信用評價的結果的運用范圍非常有限，使得這一制度沒有發揮出其在提高環境違法成本上應有的功效。將來的制度改革應建立每個企業的環境守法和違法行為的信用檔案并定期進行信用評級，而且，對那些信用評級差的企業在環保資金補貼、政府采購、銀行信貸、證券上市及增股融資等方面進行限制甚至直接剝奪其資格。
第三，建立生態修復法律責任制度。
目前，我國污染環境的損害賠償責任主要是依據《侵權責任法》賠償相關受害人的人身及財產權益的損害。而對環境本身的損害的污染治理和生態恢復的責任一直由政府承擔，這是一種既不公平也不合理的現象。因此，應當建立污染者的環境修復法律責任。
第四，完善公益訴訟制度。
(一)情感趨勢
社會生活的快節奏給人們帶來了極大的物質資源的同時，也給人們帶來了很大的壓力。在鋼筋水泥城市中生活的工作人員，他們承受的壓力與日俱增。這些壓力需要得到適當的派遣，負責會給人們的心理和生理帶來損害。大多數人希望在承受巨大的工作壓力的時候能夠有個釋放壓力的環境，希望能夠有一個舒適的環境調節緊張的心情。生態型的環境技術設計，就是在人們的這種希望下生成的。由于生態型環境藝術設計是人性化的，人們在這種環境中可以感受到人與自然的融合，在這種環境中不良情緒得到釋放，所以生態環境藝術設計的發展是遵循社會潮流的。
(二)藝術趨勢
藝術本就來源于生活這種生活是指最原始和最本質的人與自然相處的生活。生態性藝術設計可以最大的還原生活本質，這是環境藝術設計的追求。
(三)社會趨勢
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不僅是發展和諧社會的要求，而且是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同時這也是環境藝術設計的追求，他們有著共同的目標。現在的城市儼然就是一副鋼筋水凝的世界，我們社會的發展要求我們轉變這種生活方式，人類對自然也從改造發展到了保護。生態型環境藝術滿足和諧社會的發展要求，發展生態環境藝術設計符合我國社會發展的趨勢。生態理念在環境藝術設計中的基本特性環境藝術設計分為兩個部分，即外部環境設計和空間環境設計。在外部環境方面，生態環境藝術設計主要是將外部環境與人們生活能夠相互融合，在滿足人們生活需要的同時最大限度的保護環境。在空間環境設計方面，生態環境藝術設計主要是要保證人們有一個健康舒適的生活環境，必備的生活設施可以正常使用，資源能夠合理的利用。生態性環境藝術設計主要有:高效性、持續性、多樣性和可循環性。生態性環境藝術設計的高效性，主要體現在對資源的合理利用，盡量使用可再生資源，對于非再生資源做到使用率最大化，減少浪費，并且實現用最少的資源實現最大的收益;生態性環境藝術設計的持續性主要體現在，設計的布局以及使用的材料能夠滿足人們的長期使用;生態性環境藝術設計的多樣性，主要體現在產品設計的多樣化上，以滿足不同消費的需求，給消費者更多的選擇;生態性環境藝術設計的循環性，主要體現在對使用的材料的循環利用上，在設計中使用的材料可以通過一些物理或化學方法分解再利用，提高資源的可持續發展。
二、環境藝術設計的生態性策略
(一)社會性設計策略
環境藝術設計的社會性設計策略，是指設計人員在作品設計中，要遵從社會性和生態性，不要盲目地追求藝術化。目前環境狀況不容樂觀，考慮到當前的環境情況，設計者在設計作品使更多的應該從目前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這個層面出發，創造符合環境情況的能夠滿足人們現實需要的作品，而不是一味地追求藝術拿環境作為犧牲品。現代社會中，一些設計人員為了追求藝術效果對環境狀況置之不顧，雖然作品的藝術效果讓人們欽佩，但是對環境的破壞是不可彌補的。設計者追求藝術性無可厚非，但是不顧環境的盲目追求藝術是不可取的，也不符合現在社會的發展趨勢。當今社會人們更追求一種人與自然平衡和諧的藝術形式，而且從長遠來看，追求一種人與自然平衡的藝術不僅能夠實現設計者的設計目標，而且對環境也起到了保護的作用。如果我們的設計師能夠將設計融入于環境當中，那么這種設計比起以犧牲環境為前提的設計，將更能得到人們的喜愛。現在一些企業或電臺在舉辦活動時為了追求活動效果，使用大量彩燈作秀，漂亮的燈光效果是得到了人們的贊嘆，但是對電力資源的浪費是不能忽視的。
(二)安全性設計策略
生態性環境藝術設計的安全性設計策略，需要設計者考慮到人的安全和自然安全這兩方面的內容。人的安全這方面來說，環境藝術設計是為了滿足人們的需求，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所以在設計時，人的安全要放在第一位，如果設計中有安全漏洞，那么這種作品不能成為一件合格的作品。例如，在對噴泉等水景設計時，應該充分考慮到人的安全，在噴泉的旁邊應該設置有護欄和警示牌，防止孩子由于貪玩而落水。同時噴泉等水景的深度不易過深，以防有人不幸落水被淹。自然安全這方面來說，設計者在設計時應該考慮到周圍環境適當造型，而且還應該考慮到材料的選擇，選擇適合周圍環境的建筑材料。造型方面在融入環境的前提下，適當造型以牢固為主;在材料選擇時應該使用方便回收和拆卸的材料。例如，在小區環境設計中，由于空間限制，一些景觀設計與車輛停靠場所有所重疊，這樣很容易對在景觀處玩耍的小朋友的安全造成威脅。還有在設計時沒有考慮到具體的情況遺留下安全隱患。設計者不僅肩負設計的責任還肩負觀賞者的安全的這份責任，所以在設計作品之處就應該考慮到作品的安全性。
(三)舒適性設計策略
環境設計的出發點是為了人類創造更加舒適的生活環境，滿足人們的需要。好的環境藝術設計在物質方面設計中的采光，照明等要高于日常的生活質量;在精神需求的滿足方面，能夠使人們的心情得到放松，情趣得到陶冶，并能豐富人們的審美觀。世界上很多生態村的成立正驗證著以上觀點。例如位于蘇格蘭最北邊的芬德霍恩生態村，設計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護環境和舒適生活相融合。設計師在住宅設計上多使用玻璃等，保證無能光照充足，屋頂上有太陽能發電裝置。在房屋的建筑材料上使用的是完全無毒的材料。在屋頂和墻壁上采取加厚處理的方式，這樣在夏天由于室內可以儲存冷氣而不至于過渡使用空調等，在冬季保暖的同時又可以節約煤炭等資源。同時還建立了風力發電的裝置，在設計上不僅滿足人們的藝術追求而且最大限度的滿足對資源的利用。在這樣的環境中居住不僅能夠滿足人們對生活舒適的度的要求，還能最大的保護環境，將社會建設與環境保護融合起來。
三、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