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17 17:5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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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數據均來源于巨靈金融平臺及國泰安（CSMAR）數據庫，樣本選用2002—2012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由于CSMAR數據庫從2002年開始披露成本費用粘性計算中所需使用的收入及費用季度數據，另外，考慮到宏觀經濟波動的研究需要，為了保證恰當的時間跨度，本文選用了2002—2012年的數據進行研究分析。在研究過程中，本文剔除了金融業上市公司及同一年度中四個季度銷售額連續上升或連續下降的樣本。最終，本文的樣本包含了961家上市公司，共11351個觀測值。
二、變量定義及回歸模型設定
(一)宏觀經濟波動的計量已有研究在考察宏觀經濟因素對成本粘性的影響時，通常選用的是GDP增長率（Lev&Thiagarajan,1993；ABJ,2003；Bankeretal.,2010；孫錚，2004等），沒有考慮到宏觀經濟波動對成本粘性的影響。本文選用產出缺口對宏觀經濟的波動進行計量。
(二)成本費用粘性的計量借鑒DanWeiss(2010)的方法，本文利用企業收入、費用的季度數據，通過下列算式，對各企業每一年度的成本費用粘性水平進行了計算。上式通過測量銷售額每下降一個單位時的費用變動額和銷售額每上漲一個單位時的費用變動額之間的差值，來衡量企業的費用粘性水平。若Sticky<0，說明企業存在成本費用粘性；反之，若Sticky>0，則說明企業存在成本費用反粘性。
(三)管理者未來預期的計量行為經濟學相關研究表明，管理者會依據企業前期的業績表現來推測企業未來的發展狀況（Barberisetal.，1998;LantandHurley，1999），當前期銷售額增長時，管理者往往會更加的樂觀；反之，會更加的悲觀（曹歌，2012；Bankeretal.，2014）。因此，本文設置了一個關于管理者預期的虛擬變量，并將前期銷售額變動方向作為管理者預期的判斷標準：當第t-1期銷售額大于第t-2期銷售額時，我們認為管理者對第t期銷售額將持有樂觀預期；否則，將持悲觀態度。
(四)回歸方程的設定為了檢驗假設一，即觀察宏觀經濟波動是否會對費用粘性產生影響影響，我們使用了如下方程。在這里，我們用管理者未來預期與產出缺口的交乘來研究宏觀經濟波動與管理者未來預期共同對費用粘性產生的影響，并以此考察管理者未來預期在宏觀經濟波動對費用粘性的影響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這個方程的回歸結果中，我們主要觀察該交乘項的符號和顯著性，以此檢驗假設二、三、四。
三、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在表1中，我們隊全體樣本進行了描述性統計。我們可以看到，費用粘性的均值和中值分別為-0.1393、-0.1171，均小于零，說明我國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著費用粘性的現象；管理者預期的均值為0.7477，大于0.5，說明上市公司高管更容易對企業未來的發展持有樂觀預期，這與上市公司的費用粘性現象相互對應；第一大股東持股比率的均值約為38%，兩職分離情況的均值約為0.9，說明我國上市公司中并沒有很嚴重的問題。在表2中，我們將樣本按照企業性質劃分為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并對子樣本進行了雙重差分檢驗。從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國有企業的平均費用粘性為-0.0855，非國有企業的為-0.1783，非國有企業費用粘性程度顯著高于國有企業的費用粘性程度，并且，就均值而言，國有企業管理者的樂觀程度顯著高于非國有企業高管的樂觀程度，說明國有企業的治理效率更低，當經濟發生波動時，對于成本的調整也更加隨意，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們的假設三和假設四。此外，無論是均值還是中值，國有企業第一大股東持股比率都要顯著高于非國有企業，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加重國有企業的問題，導致國企的治理效率低下。
(二)實證回歸結果利用模型1和模型2對假設H1-H4的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在模型1的回歸中我們可以看到，產出缺口與費用粘性水平顯著正相關，說明當產出缺口大于零，即宏觀經濟上行時，企業的費用粘性水平會隨之上升，印證了假設1。另外，資本密集度與成本粘性顯著負相關，說明企業的資本密集度越高，當收入出現波動時的調整成本越高，企業的費用粘性就會越強，這與前人的研究相一致；相反，勞動密集度的系數顯著為正，這是由于在計量過程中，我們為了控制異方差對勞動密集度取了對數，導致勞動密集度的樣本值小于零導致的，就本質而言，勞動密集度的系數說明當企業的勞動密集度高時，企業的費用粘性也會更強。為了驗證假設2，即管理者未來預期在宏觀經濟波動對費用粘性影響機制中的作用，我們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了管理者預期的變量及其與產出缺口的交乘項，得到模型2。模型2的回歸結果顯示，管理者未來預期的樂觀程度與企業的費用粘性顯著正相關，說明當管理者對企業的未來發展持有一種樂觀態度時，往往會更不愿意調整企業的現有資源，以防未來期間調整成本的發生，這與曹歌（2012）、Bankeretal（.2014）的結論是一致的；管理者未來預期與產出缺口的交乘項也與企業費用粘性水平顯著正相關，說明當管理者對未來持有樂觀預期時，宏觀經濟上行對費用粘性的促進作用就會加劇；反之，當管理者對未來持有悲觀預期時，宏觀經濟下行對費用粘性的抑制作用也會加劇，假設二得到數據支持。模型3和模型4是在將全樣本劃分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基礎上，用子樣本對模型2進行的重新回歸，其中模型3是對非國有企業樣本的回歸，模型4是對國有企業樣本進行的回歸。從回歸結果上我們可以看到，在國有企業樣本的回歸中，管理者未來預期與產出缺口的交乘項與費用粘性水平并無顯著的相關關系，說明當國有企業管理者持有樂觀預期時，宏觀經濟波動對費用粘性水平并不存在著顯著影響，這可能是由于國有企業的治理效率低下，管理者并沒有很強烈的把企業做大做強的動機，并且國企的所發生的費用多少也不會對企業的生存產生實際的影響，在做出成本決策時，管理者并不會很認真的考慮調整成本的問題，更多的考慮的是利潤最大化和個人利益的問題。與國有企業相反，在非國有企業贗本的回歸中，管理者未來預期與產出缺口的交乘項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在非國有企業中，管理者未來預期會加劇宏觀經濟波動對費用粘性的影響，這可能是由于非國有企業管理者的“帝國建設主義思想”更強，在作出成本成本決策的過程中也就會更加細致的考慮宏觀經濟的波動等一系列因素導致的。由此，假設3和假設4得到證明。
四、結論
(一)實證方法傳統的經濟計量方法往往以經濟理論為基礎來描述變量間的關系，然而經濟理論通常并不足以對變量之間的動態聯系提供一個嚴密的說明，而且內生變量既可以出現在方程的左端也可以出現在方程的右端，從而使得估計和推斷變得更加復雜，向量自回歸(VAR)較好的解決了以上問題。在研究貨幣政策傳導及其影響的過程中，向量自回歸模型已經成為最重要的實證方法之一。因此本文也采取向量自回歸模型進行實證研究。
(二)變量選取本文基于貿易渠道和金融渠道選擇變量，選取中國的經濟增速、物價、貨幣供應量增速、貿易余額增速、股價、匯率以及美國的貨幣供應量增速進行研究。對于中國的經濟增速，由于國家統計局公布的GDP數據為季度數據，數據量較少，而工業增加值與國內生產總值、第三產業增加值存在非常相似的變化態勢，因此采用工業增加值增速(cgdg)作為經濟增速的變量。對于物價，因為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cppi)市場敏感度非常高，通常可作為通貨膨脹的先行指標，因此將其作為指標。關于貨幣供應量增速，以M2增速(cm2g)為研究對象。對于貿易余額增速(ceig)，選擇出口當期值與進口當期值之差的同比增速來衡量。以上證收盤綜合指數作為股價(csti)的衡量變量。對于匯率，基于目前中國實行參考一籃子貨幣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政策，將其確定為實際有效匯率(cexr)。對于美國的貨幣供應量增速，以M3可能更好的衡量流動性，然而IMF統計數據庫的M3統計時期截至2005年第四季度，此外目前中國的資本市場開放度相對較低，美國M3對中國的影響有限，因此以美國的M2增速(um2g)作為變量。數據來源于中國國家統計局、IMF統計數據庫和國際清算銀行。
(三)數據說明及其統計特征在樣本選擇期方面，由于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為世貿組織成員，2008年11月25日美聯儲開始啟動首輪量化寬松政策;此外2008年量化寬松政策開啟至目前的季度數據跨度較短，實證結果難以說明問題;因此選取2002年1月至2013年12月作為實證研究的樣本區間。為進一步對比量化寬松政策實施前后中國經濟指標響應的變化，以量化寬松政策開啟時點為界限，將樣本選擇期劃分為兩個子區間:第一階段為2002年1月至2008年11月，第二階段為2008年12月至2013年12月，對這兩個子區間再分別進行研究。各序列的統計特征如表1所示。中國的經濟增速(cgdg)、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cppi)、M2增速(cm2g)、貿易余額增速(ceig)、實際有效匯率(cexr)和美國M2增速(um2g)均為I(0)序列，而中國的上證收盤綜合指數(csti)為I(1)序列。這樣，如果要利用回歸模型研究各序列之間的關系，就要求各序列之間存在協整性，為此本文利用Johanson協整性檢驗方法對其進行檢驗。如表2所示，七個序列中存在兩個協整關系。
二、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量化寬松政策之前的估計結果根據AIC統計量可得向量自回歸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為二階，利用脈沖響應函數方法，求取美國M2增速對中國的經濟增速(cgdg)、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cppi)、M2增速(cm2g)、貿易余額增速(ceig)、上證收盤綜合指數(csti)、實際有效匯率(cexr)六個指標的沖擊。量化寬松政策實施之前即以2002年1月至2008年11月的樣本為研究對象。美國M2增速提高1個百分點，長期來看，美國M2增速對中國經濟增速、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中國M2增速具有正向的沖擊;對貿易余額增速、實際有效匯率具有反向的沖擊;上證收盤綜合指數基本不受影響。各經濟指標具有較強的波動性，呈現明顯的周期性變化。表3是中國經濟指標波動的方差分解結果。以第36期即3年的時期來看，美國M2增速對中國各指標的貢獻度分別為6.58%、4.17%、5.12%、4.93%、1.32%和1.76%，國內因素對各對應指標的貢獻度分別為93.42%、95.83%、94.88%、95.07%、98.68%和98.24%。
(二)量化寬松政策之后的估計結果量化寬松政策實施之后即以2008年12月至2013年12月為樣本區間進行研究。美國M2增速提高1個百分點，中國的經濟增速、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M2增速、上證收盤綜合指數呈現正向的變化;貿易余額增速和實際有效匯率呈現反向的變化。如表4所示，以第36期即3年的時期來看，美國M2增速對中國各指標的貢獻度分別為8.14%、19.29%、14.22%、4.52%、9.51%和8.09%，國內因素對各相應指標的貢獻度分別為91.86%、80.71%、85.78%、95.48%、90.49%和91.91%。總體而言，美國M2增速發生一個正向沖擊，對于中國各經濟指標，量化寬松政策實施之前具有明顯的周期性變化;之后，其變化具有明確的方向性。對于上證收盤綜合指數，量化寬松政策實施之前的結果顯示基本不受影響，而之后的結果呈現正向的響應。量化寬松政策之后的美國M2增速對中國各經濟指標變化的影響程度大于量化寬松政策之前。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基于2002年至2013年這一新的樣本選擇期，分析了美國量化寬松政策對中國宏觀經濟的影響，為進一步使得研究具有對比性，將樣本期劃分為兩個階段分別加以檢驗，研究結論總體如下。首先，無論量化寬松政策實施之前還是之后，美國M2增速對中國宏觀經濟影響的貢獻度僅占很小的比例，中國宏觀經濟指標變化絕大部分由其自身解釋。因為自2005年7月起，中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而是按照中國對外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選擇若干種主要貨幣，賦予相應的權重，組成一個貨幣籃子，在此基礎上測算人民幣多邊匯率水平的變化;因此中國的貨幣政策呈現一定的獨立性。其次，量化寬松政策實施之前，中國宏觀經濟指標對美國貨幣政策的響應具有明顯的波動性，各宏觀經濟指標變化具有一定的周期性;量化寬松政策實施之后，中國宏觀經濟指標變化呈現明顯的方向性。量化寬松政策實施之后的美國M2增速對中國各經濟指標變化的解釋程度大于量化寬松政策實施之前。最后，量化寬松政策實施之后，長期來看，中國的經濟增速、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M2增速、上證收盤綜合指數呈現正向的響應;這是因為美國量化寬松政策的實施會導致其需求增加，基于中美經濟的互補性，同時由于中國寬松貨幣政策的實施，從而引起中國M2增速、中國經濟增速和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上升，中國的流動性增加會引起股價指數上漲。貿易余額增速和實際有效匯率呈現反向的響應，因為美國量化寬松政策的實施，導致美元貶值，人民幣升值，所以實際有效匯率表現為反向變化，這進一步會引起貿易余額增速呈現反向變動。
自20世紀末以來，系統耦合理論逐漸成為人們研究的熱點。系統耦合理論對交叉領域的深入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此理論的指導下，人們構架了不同地域、不同領域以及不同學科之間相互關聯和影響的橋梁。“耦合”一詞系借用物理學的概念。《辭海》關于耦合的解釋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體系或運動形式之間，通過各種相互作用而彼此影響的現象。例如，兩個單擺中間連一根線或一根彈簧，它們的振動就是此起彼伏;原子內部電子的總角動量就是自旋角動量和軌道角動量的耦合;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電路組成一個網絡時，其中一個電路中的電流或電壓發生變化，能影響到其他電路也發生相應的變化，這種現象叫電路的耦合。電路之間的耦合方式包括電感耦合、電阻耦合、互感耦合、電容耦合、電阻電容耦合等。在化學反應領域有耦合反應，將兩個化學反應聯合后，其中一個化學勢大于零的反應，可以帶動另一個化學勢小于零，單獨存在不能進行的反應能夠進行。生物系統中許多反應就是靠這一原理實現了由不可能變成可能。在生物、生態、農學、地理學等領域，都有人們引用耦合的思路來分析和解決問題。兩個或兩個以上性質相近的生態系統具有互相親和的趨勢。當條件成熟時，它們可以結合為一個新的、高一級的結構———功能體，這就是系統耦合，屬于一種動態的相對平衡的狀態，任何系統，其非平衡態是絕對的，平衡態是相對的、偶存的。系統自由能的積累可使系統進入非平衡狀態。通常人們說“能量是系統的驅動力”，無疑也適用于系統耦合。當條件和參量適當時，系統勢能延伸，可以使不同系統實現結構功能的結合，產生新的且高一層的系統。它不是原系統量的增大，而是新功能體———具有新質的較高層次的系統。它聯通了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系統，發生系統耦合，由此產生的新系統稱之為耦合系統。系統耦合的相關因子主要包括:耦合的關聯性、耦合的整體性、耦合的多樣性以及耦合的協調性等等。系統耦合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的紐帶，其理論意義在于充分發揮生態系統所固有的開放性帶來的外延特性(自由能的積累)，導致系統進化和生產潛力的解放。系統耦合的生產潛力源于其催化潛勢、位差潛勢、多穩定潛勢和管理潛勢。耦合的關鍵是要打破原有系統的界限，破除原有系統的束縛，以構成要素的自然關聯和信息的自由流動為原則，將關聯要素進行重新組合，形成具有自組織結構的、系統內各要素具有能動性的新主體聯合系統。例如人們關注的環境保護系統與經濟發展系統的耦合關系(如圖2所示)，兩者存在催化潛勢、位差潛勢、多穩定潛勢和管理潛勢等等，將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關聯起來，建立暢通的信息通道，建立新的自組結構體系，使各要素之間充分發揮能動性，相互促進、相互協調，從而構建新的動態平衡系統，找出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共同協調發展的最佳途徑。
二、耦合經濟概念的提出
在工業經濟發展過程中，衍生出很多經濟問題，例如個別的如污染物排放總量與環境容量不相容的矛盾，有望在已經立法促進的循環經濟階段解決。其他的矛盾，通過實施循環經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緩解，但不可能得到徹底解決，這是因為按照物理中熱力學第二定律的規定，能量是單向滑向退質劣化以至于徹底失去做功能力的。因此能量的消耗是持續的。再比如，現行的市場經濟中的供求定律與生態系統的供求定律是相悖的，例如市場上海鮮魚類的供給量減少，則價格上漲，從而刺激捕撈量增加，而海鮮魚類的保有量則會下降。使這種相悖的規律通過耦合協同起來，扭轉向耗竭方向惡性發展的局面，是可持續發展必須解決的問題。實現馬克思所指出的:“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必須靠機制創新才能做到。繼循環經濟之后，人類社會進一步解決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經濟形態是“耦合經濟”。所謂的耦合經濟，是指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在充分發揮循環經濟的基礎上，通過當今人類社會經濟活動與自然界的生產活動相互耦合，人造財富生產能力、自然資源消耗能力與自然資產生產能力相和諧，經濟活動中排放氧化物的規模與自然生態系統的還原規模相和諧;人類社會所依賴的能源在依靠工程技術使能量得到梯級充分利用的基礎上，工程科學突破了對物理學中熱力學第二定律限制性的理解，以耦合作為創新的主要手段，在地球環境條件下，發展能夠把賦存于地球環境中的能量聚集起來，使之成為新能源的可持續能源技術，最終實現由可持續能源支撐的人與自然共生共榮和諧發展的科學技術體系，使經濟形態符合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安排。簡而言之，耦合經濟就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和生產活動以及自然生產要素相耦合，經濟(Economic)、環境(Environment)、可持續社會(Ecotopia)三者(3E)協調、和諧、共同發展，構筑“三生”(生產、生活、生態)友好復合型社會體系.
三、耦合經濟的制度創新設計
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在其代表著作《國富論》中提出來的“看不見的手”原理，其含義是:社會中的每個人都在力圖追求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即消費者追求滿足程度(效用)最大化，生產者追求利潤最大化，一般說他們并不企圖增加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們所增加的公共福利有多少，但是在這樣做時，有一只看不見的手正引導他們去促進社會利益，并且其效果要比他們真心想促進社會利益時所產生的效果好。后來經過后世經濟學家A•馬歇爾等人的不斷完善和演進，這只“看不見的手”已經成為今天市場經濟理論中關于市場可以有效率地實現稀缺資源合理配置的機制。現在我們嘗試移植這一原理，把它應用到自然資產的生產和消費領域中來。我們把這一原理中市場參與者的個人追求定義為明確目的，把在不經意中達到的目的定義為伴生目的。把這只新的看不見的手的原理描述為復合社會(包括自然界在內)的每個人都在力圖追求個人滿足。一般來說，他們并不企圖改善生態環境，發展生態資產，也不知道他們所作的貢獻有多大，但是他們這樣做的時候，有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們去達到伴生目的，并且其效果要比他們真心想的效果好。很顯然，如果在實踐中做到了這樣，那就是將人類社會活動與自然生態系統活動耦合起來，在人們追求個人幸福的努力過程中，同時達到了生態友好、環境友好、氣候友好的伴生目的。這只新的看不見的手，將是有效果的。作者構思了一個關于“空氣資產”生產消費等行為中新的看不見的手起引導作用的模型(如圖4所示)，它初步顯示，經過努力這條路是可行的.假如我們每時每刻呼吸的空氣資產為某個擁有者所有，消費者不按市場價格付費，就無法取得呼吸用的空氣，就像哺育嬰兒需要牛奶，嬰兒沒有付費購買牛奶的能力，而是由其撫養人代付的。由此我們建立這樣的市場關系:空氣資源擁有者依靠出賣自己的空氣取得收入而生存發展，他會按照市場競爭決定的價格向消費者收取費用。由于排污者對空氣產生污染，降低了空氣的效用，進而降低了擁有者出售空氣的價格，并因此受到損失。在法律的保護下，擁有者向排污者收取賠償金而加大了排污者的行為成本。空氣擁有者為了永續經營下去，會將出售空氣得到的資金和向排污者收取的賠償金用于根據消費者需要、維持和擴大生產者的生產量的投資，如用于清除污染從而提高銷售價格的投入。一個非常淺顯的道理:排污者向大氣環境排放污染物使空氣受到污染的過程，是一個自發的擴散過程，而擁有者要治理污染物的時候，首先是一個把污染物富集起來、分離出來的不能自發的過程，其后才是把污染物無毒、無害化轉化的過程。較之排污者在排放之前污染物尚處于“濃相”時治理，至少是多出了把污染物富集起來、分離出來的成本。排污者終究會發現，賠償損失比自己治理的花費要大，從自身利益考慮，他最終會選擇自己治理而不是向空氣排放污染物。這個很簡單的模型告訴我們，通過導入一只新的看不見的手，使現行市場經濟體系參與自然系統的運行耦合起來，最終實現建立在自然系統上的良性發展，自然資產保值增值基礎上的經濟繁榮、社會財富增長，是能夠做到的。
四、耦合經濟解決問題的思路
耦合作為解決問題的一種方式，本質上是一種創新，因為它符合創新的最本質特征，即把一切不可能變為一切皆有可能。從系統科學的角度來看，耦合是構造一個新系統的手段。由于新系統的新結構，決定了新系統的新功能。新系統能夠涌現出新的特性或功能，包括把過去的不可能或把在其他存在形式下的不可能變成新系統下的可能。
(一)人類活動與自然活動的耦合如今作為地球村的村民，我們欣喜地看到經世界各國政治家、科學家以及社會名流的大聲疾呼和國際組織的不懈努力，各國政治家在遏制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取得了越來越廣泛的共識，并且列入國家議程。在有關制度驅動下的主要行動包括發展循環經濟、深入的節能減排、清潔發展機制、低碳經濟、可持續能源的開發和利用、植被恢復與荒漠化治理等。目前，全球人類活動排放的CO2數量遠遠多于全球自然生態系統還原的CO2數量，處于大氣中CO2含量因為總量積累而上升的階段，且CO2含量處于對氣候不友好的、使全球氣候變暖的水平。通過把人類活動與自然活動耦合起來，先期要達到遏制住大氣中CO2濃度繼續增長的勢頭。這要靠發展、繁榮地球自然生態系統，擴大其還原CO2的總規模與人類社會經濟活動依靠發展低碳經濟，使全球CO2排放總規模下降。兩者相向運動至規模相當。其后一個階段，是低碳、非碳可持續能源在能源消費結構中占主導，CO2排放總規模小于還原總規模，大氣中CO2總水平因負積累而下降。最后一個階段是使CO2排放總規模與還原總規模達到一個動態平衡階段，此時的平衡使大氣中CO2的濃度處于氣候友好、生態友好的水平。這將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在這里要呼吁的是，我們要把大氣層中的CO2看作全球共享的資源。誰把它更多地轉化成碳質能源，誰就多了一份競爭優勢、生存發展優勢。為此，應該制定國家發展耦合經濟戰略。
(二)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系統的耦合我們今天遇到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原因是人類社會在以自我為中心的社會屬性上走的太遠，因此，我們要跳出現今的社會屬性回歸自然屬性，但這絕不是要解體社會，重新以個體的形式實現人的自然屬性，而是要通過創新破除目前這種游離于自然界之外的社會，建立一個包括自然界在內的復合社會。按照擴充后的復合社會去理解，認識論就要豐富和完善其內容。例如，除了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外，要增加自然資產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除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外，要增加自然資產生產力與人造財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正確地解決這些矛盾才能構建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復合社會。建立這樣的復合社會最重要的制度創新在于明確生態資產的產權歸屬，確立并實現生態資產的價值。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的很多問題，看到和想到遠遠不等于做到，而往往是穩定的利益結構、心智結構、群體的博弈結構在起決定作用。尤其是要實現可持續發展，要放棄無回報地索取自然資源的行為，拿出人類勞動成果的相當一部分回饋于自然，這將面臨整個價值體系的改變，是極為不易的。構建復合社會涉及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調整與完善問題。首先，構建復合社會要解決的問題是明晰生態資產的產權歸屬，使生態資產受到有效保護，避免歷史上一再發生、被經濟學家稱為“公地悲劇”的事件;其次，承認自然資產的價值和生態服務的價值并實現它們的價值，最終要在復合社會的框架結構之下，形成價格機制。這將是極為復雜、深刻的問題，不會在短時間內解決。為了不至于拖延時間，快捷而有效的辦法是向自然資產的采掘、耗用和享受生態服務征收稅金，提高現行市場經濟成本和價格總水平。然后將征收的稅金，以公共財政投入的方式，一方面用于支持耦合經濟產業技術開發;另一方面用于扶持生態產業及生態資產所有者，矯正因為價值被忽視的參與市場競爭的先天畸形。因此，我們才能迎來一個生態逐步繁榮，環境容量相應增大，生態系統產出持續提高，生態服務逐步增強，自然資產充分保證的前提下、人造財富最大化得以實現，人與環境系統和諧共榮的未來世界。
(三)自然生產要素之間的耦合由于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即使是在科技水平高度發達的今天，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界的知識和能力都是有限的，人類歷史上無論哪個階段，由于認識能力的局限，所積累的關于自然的知識，都是有錯誤的，仔細推敲下來，對人類社會曾經有過的對征服自然產生的狂熱情緒的批評中，有一種聲音是“出于人類的無知”。其實，人們對于征服自然產生的狂熱情緒并不是完全沒有知識的無知，而是基于一些錯誤的無知。但是，在汲取因為基于偏頗甚至錯誤的知識而發生不適當的征服自然的行為招致自然報復的教訓時，我們也要切實防止消極看待人類對自然進行干預甚至是改造的作用，防止犯以偏概全的錯誤。事實上，就自然的生產力而言，完全自然的狀態中，往往蘊藏著巨大的潛力，但因為自然生產所需要素耦合不完善，而始終發揮不出來。其中的“玄機”一旦被人類看破并對其進行適當的干預甚至是改造，往往能夠快速而有效地把這種潛力釋放出來。古往今來，此類成功的實踐不勝枚舉。尤其是在當代科學技術飛速發展而又面臨可持續發展難題的今天，運用人類知識作用下的勞動，把自然生產要素耦合起來，形成高的自然生產力，服務于人類社會物質財富的創造，理應成為耦合經濟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也必將在耦合經濟的實踐中得到更加理智地看待和應用，并因為創造出難以估量的自然生產力而推動可持續發展。2000多年前建造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至今仍發揮著巨大作用，成就了四川“天府之國”的美譽，是中國古代先人運用自然規律的正確知識，用勞動改造自然、使自然生產力得到大幅度提升的杰作，它發揮作用的本質可以理解為:通過都江堰水利工程改變有限水資源(自然生產力的一個要素)的時空配置格局，使得整個成都平原都能及時得到水資源以與其他各項自然生產要素偶合起來，使自然的生產力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在當代，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特別是人工材料提供的支持，人們通過干預和改造自然，形成了能夠大幅度提高自然生產力的人工環境。例如，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北方農民發明并廣泛應用的塑料大棚溫室種植技術，改變了自然狀態下整個漫長冬季因溫度和熱量水平不足以支持其他要素耦合并轉化為生物質的狀態，改善了城鄉人民生活水平，富裕了一方農民。總而言之，在很多豐富而又具有說服力的成功案例的啟發下，我們確實該自覺地、能動地、清醒地認識“運用人類知識作用下的勞動，把自然生產要素耦合起來，形成高的自然生產力”這一命題了。
1.（1）后向關聯效應后向關聯是從投入角度考慮流通服務業與其他產業部門的關聯影響，指該產業（作為下游產業部門）對那些向其供應產品作為其中間消耗的產業或部門（作為上游產業部門）的影響。后向關聯指標包括直接后向關聯指標（用直接消耗系數表示）和完全后向關聯指標（用間接消耗系數表示）。①直接消耗系數：又叫投入系數，記為aij，其經濟含義為生產單位j產品所直接消耗的i產品的數量，它反映了該產業和其他產業之間存在的相互提品的技術依賴關系。其中，xij指第j產業對第i產業的消耗量；Xj指第j產業的總投入。全部直接消耗系數aij所組成的矩陣，稱為直接消耗系數矩陣，記為A。直接消耗系數反映了某產業對其他產業產品的依賴程度。流通業對其他產業的直接消耗是指其他產業為流通業服務的生產所提供的各種原材料、燃料、動力和各種服務等；其他產業對流通業的直接消耗是指流通業通過批發或零售服務活動，以支持這些產業的正常運行，這是專業化分工和市場經濟發展的結果。②完全消耗系數：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除了直接消耗方面外，同時還存在著由于產業之間的關聯導致的間接消耗方面的聯系。第j產品部門每提供一個單位最終使用時，對第i產品部門貨物或服務的直接消耗和間接消耗之和，稱為完全消耗系數，記為bij。利用直接消耗系數矩陣A計算完全消耗系數矩陣B的公式為：其中，(I-A)-1稱為里昂惕夫逆矩陣，它表示生產一個單位的最終產品，除了直接消耗和間接消耗各部門的產品外，還包括本部門的一個單位最終產品在內，反映了生產一個單位最終產品的完全需求。完全消耗系數能更全面地反映產業之間的經濟技術聯系。（2）前向關聯效應前向關聯是從產出角度來說明流通服務業與其他產業部門的關聯影響，是某產業對那些將本產業的產品或服務作為中間投入的部門的影響。前向關聯指標也包括直接前向關聯指標（用直接分配系數表示）和完全前向關聯指標（用完全分配系數表示）。①直接分配系數：直接分配系數是第i部門產品分配給j部門作為中間產品使用的數量占該產品總產出量的比，記為hij。用公示表示為。其中，xij指第j產業對第i產業的消耗量；Xi指第i產業的總產出。全部直接分配系數hij所組成的矩陣，稱為直接消耗系數矩陣，記為H。直接分配系數反映了流通業對其他產業的支撐程度，直接分配系數越大，說明其他產業對流通業的直接需求越大，流通業的支撐作用越明顯。②完全分配系數：完全分配系數是i部門單位總產出直接分配和全部間接分配給j部門的數量，是i部門對j部門的直接分配系數和全部間接分配系數之和，它反應i部門對j部門直接和通過別的部門間接的全部貢獻程度。（3）中間需求率和中間投入率中間需求率Gi是指第i產業對某產業的中間需求量（中間產品或者中間使用）與該產品的總需求（中間需求量與最終需求量和）之比。中間投入率Fj是指第j產業的中間投入與總投入之比。中間需求率反映了各產業部門的產品有多少作為中間投入為其他產業所需求，由于任何產品不是作為中間產品（生產資料），就是作為最終產品（消費資料），故有中間需求率+最終需求率=1，一個產業的中間需求率越低，則最終需求率越高，從而這個產業就越具有提供最終產品的性質，反之，則該產業具有原料產業的性質。中間投入率反映該產業的總產值中外購的實物產品和服務產品（即中間產品之和）所占的比重，由于中間投入率+附加值率=1，因此，中間投入率越高，則該產業的附加值率就越低，反之則反是。根據錢納里、渡邊等經濟學家的產業劃分方法，按照中間投入率和中間需求率的差異，以高于或低于50%為標準，把產業部門劃分為4個不同的產業類型，見表1。（4）感應度系數和影響力系數感應度系數是指國民經濟各個部門每增加一個單位最終產品，某產業因此而受到的需求感應程度，也就是需要該產業部門為其他部門生產而提供的產出量，它量化地表示了某產業部門與其他產業部門間的后向關聯。當感應度系數大于l時，我們認為該部門所受到的感應程度高于社會平均感應程度，其對國民經濟各部門生產的提供作用就越大，后向關聯就比較強。影響力系數是指當某產業增加一個單位最終產品的使用時，對國民經濟各個產業部門所產生的生產需求的波及程度，是衡量某產業與各后續生產部門的關聯程度的指標，體現產業的前向關聯。當影響力系數大于1時，表明該部門生產對其他部門所產生的波及與影響程度超過社會平均的影響力水平，也就是說該部門對國民經濟各部門產出的拉動作用很大，對社會生產的輻射能力也就越大。
2.宏觀經濟效應分析投入產出模型不僅深刻揭示了產業之間的技術關聯關系，而且通過投入產出表，還可以反映各個產業對整個宏觀經濟的不同影響。文章在揭示甘肅商貿流通業與其他產業之間的關聯關系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甘肅商貿流通業的宏觀經濟效應。（1）就業效應就業效應衡量產業發展對就業的帶動作用，也說明該產業的勞動密集型程度，以一個部門的總投入中勞動投入所占的比重來衡量，該比重越高說明該行業對于勞動力需求越大，就業效果也就越明顯。測量就業效果具體指標包括直接勞動報酬系數和完全勞動報酬系數，直接勞動報酬系數的計算公式為.其中，avj為第j部門的直接勞動報酬系數，vj為第j部門的勞動者報酬，Xj為生產第j部門產品的各部門的總投入。完全勞動者報酬系數矩陣為：BV=AV(I-A)-1(10)其中AV為直接勞動報酬系數矩陣。（2）出口和消費效應消費和出口效應分別衡量產業對消費、出口的影響程度，用最終消費系數、出口系數來表示。最終消費系數的計算公式為：ei表示第i部門的出口系數，Ei表示第i部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為國外消費者所消費的部分，Yi表示第i部門的總產品。該系數越大，表明總產品用于出口的部分越多。
二、實證分析
1.數據預處理為了有利于揭示流通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借鑒前人研究方法[15]，文章將商貿流通業從傳統的第三產業中獨立出來，將第一、二產業各細分產業進行歸并，從而對原始的投入產出表進行了調整。調整遵循兩個原則：重點突出原則和三次產業劃分原則。根據流通經濟學理論，判定一個行業（企業）是否屬于流通產業，一是看其是否專門從事商品流通；二是看其是否專門為商品流通服務。根據這一劃分，文章中計算的商貿流通業數據包括交通運輸及倉儲業、郵政業、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第一產業為廣義農業部門，包括農業、林業、畜牧業、漁業以及農林牧漁服務業5個部門；第二產業包括工業各部門和建筑業；其他第三產業為除上述流通業所含部門以外的其余部門。基于上述劃分，文章把2002年和2007年的甘肅省投入產出表分別歸并為四部門投入產出表。調整后的投入產出表包括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商貿流通業、其他第三產業（簡稱其他三產），如表2、表3所示（數據均按當年價格計算）。
2.甘肅商貿流通業產業關聯度測算及比較（1）后向關聯效應表4為商貿流通業作為產出對其他各產業的直接和間接消耗情況。由表4可以看出，2002年甘肅省流通業對第一產業、第二產業、流通業本身和除流通業以外的第三產業的直接消耗系數分別是0.04149、0.22453、0.13984、0.12809，表明流通業每產出1萬元產品，需要直接消耗上述五大產業部門產品414.9元、2245.3元、1398.4元、1280.9元，流通業對第二產業的依賴程度最高，其次是流通業本身和其他第三產業，受農業的影響很小。2007年上述數據分別為457.2元、2150.3元、708.4元、904.9元，流通業對農業直接消耗有所上升，對第二產業、流通業本身和其他第三產業的直接消耗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盡管如此，制造業仍然是流通業的主要投入要素，其次是其他第三產業和流通業本身。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甘肅流通業發展主要依靠制造業的產品和原材料投入，以及倉儲運輸、餐飲住宿和其他服務業的消費需求，這反映出甘肅流通業正處于資本與技術大量“數量擴張”的發展階段，同時也表明流通業發展與包括金融保險、社會公共服務等在內的其它服務業密不可分。當考慮不同產業間的間接消耗時，2002年流通業每增加一個單位最終使用對第二產業帶動作用最大，其次為流通業本身和其他第三產業，對農業的依賴最弱。2007年這一順序依次為第二產業、其他第三產業、流通業、農業。流通業發展對第二產業的帶動作用有上升趨勢（2002年為0.77171，2007年增加到0.80392），而對流通業自身、其他第三產業和農業的帶動作用有所下降，分別從2002年的0.26138、0.22532、0.69694，下降到2007年的0.10642、0.14514、0.07710。說明隨著經濟的發展，流通業對上游產業，尤其是第二產業的拉動作用越明顯。（2）前向關聯效應表5為商貿流通業作為中間投入對其他產業部門的支撐情況。結果顯示2002年第一產業、第二產業、流通業、其他第三產業每生產1萬元產品需要直接消耗流通業產品（服務）375.5部門感應度系數影響力系數2002年2007年2002年2007年第一產業0.636340.545550.86420.81906第二產業1.897962.286571.217521.34367商貿流通業0.767630.551250.984480.88637其他三產0.698070.616630.93380.8509表7各產業的感應度系數和影響力系數部門直接消耗系數完全消耗系數2002年2007年2002年2007年第一產業0.037550.005980.113770.03406第二產業0.068190.021120.219560.07760流通業0.139840.070840.261350.10642其他三產0.127380.073020.241820.10821表5甘肅各產業對商貿流通業的消耗系數元、681.9元、1398.4元、1273.8元，流通業作為中間投入，與流通業本身的關聯最緊，其次是其他第三產業、第二產業、與農業的關聯最弱。2007年這一數據分別為59.4元、211.2元、708.4元、730.2元，與2002年相比，各產業對流通業的直接消耗均有所減少。這一現象表明其他產業的發展并沒有帶來對流通業更多的消耗，其他三次產業對流通業的依賴程度有所下降，作為社會生產與消費的媒介，流通服務投入量理應隨社會生產力的提高而增加，當前出現的此種狀況充分揭示出甘肅商貿流通業發展不足，流通力已日益成為制約當地經濟發展的瓶頸，尤其是流通業對農業發展支持不足，農產品流通渠道不暢。考慮產業之間的間接消耗，則每增加一個單位的最終使用，2002年對流通業消耗最多的是流通業本身(0.26135)，接下來依次是其他第三產業(0.24182)、第二產業(0.21956)、農業(0.11378)；2007年這一排序分別為其他第三產業(0.10821)、流通業本身(0.10642)、第二產業(0.07760)和農業(0.03406)，均體現為不同程度的下降。（3）中間需求率和中間投入率比較表6為甘肅商貿流通業和其他產業的中間需求率和中間投入率，基于此我們可以判定甘肅商貿流通業的產業屬性。結果顯示，甘肅流通業的中間需求率在2002年為57.50%，低于第二產業，高于農業和其他第三產業。2007年中間需求率下降為30.36%，僅次于第一產業，而高于第二產業和其他第三產業。這一變化表明甘肅商貿流通業從生產業性質在逐漸向最終消費功能轉變。從產業的中間投入率指標來看，2002年甘肅流通業中間投入率為53.40%，2007下降為42.21%，表明經過幾年的發展，甘肅流通產業的增加值率有所提高，流通產業的宏觀績效有所改善，商貿流通業的基礎性產業特性凸顯。由此，可以得出結論：甘肅流通產業由中間產品型產業正逐步轉變為最終需求型基礎產業，其功能由主要服務于生產者向服務于最終消費需求轉變，產業增加值率提高，產業績效獲得改善。（4）感應度系數和影響力系數比較表7顯示了甘肅商貿流通業和其他產業的感應度系數和影響力系數。可以看出，第二產業的感應度系數在兩個時點上都較大，且高于社會平均水平（數值大于1），表明國民經濟增長受到來自第二產業的制約最大，這一結論再次證明了工業化是實現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商貿流通業的感應度系數在兩個時點上均低于社會平均水平，分別為2002年的0.76763，2007年的0.55125。這一結果表明商貿流通業對甘肅經濟發展很敏感，或者說在經濟發展中，流通產業通過后向關聯作用對經濟的貢獻較大，雖低于社會平均水平，但遠高于農業和其他第三產業對國民經濟的貢獻。但應該看到的是，這一影響水平在2007年有所降低，表明近幾年甘肅商貿流通業發展不足，流通產業的戰略性地位正受到挑戰。影響力系數的分析可以得到類似的結論：第二產業仍然是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且主導地位有所增強，流通業對國民經濟的波及影響程度弱于第二產業，但高于其他第三產業和農業。因此，可以看出甘肅省目前仍處于工業化的過程中，流通業對國民經濟的推動作用尚不及工業那么明顯，但從發展趨勢和發展潛力來看，隨著流通產業的快速發展，其影響力也必然增強。因此，可以考慮作為先導產業來大力推進。
3.甘肅商貿流通業的宏觀效應分析（1）就業效應表8為甘肅商貿流通業及其他各產業的就業效應測算結果。直接勞動報酬系數指標顯示：2002年商貿流通業的勞動投入占總投入中比例為28.03%，2007年這一比重為14.5%，分別位于其他第三產業和第一產業之后，高于第二產業，表明甘肅商貿流通業的勞動密集型程度比較高，對就業的帶動作用相對較強，但是勞動投入的占比有下降趨勢，這說明當前甘肅商貿流通業的就業吸納能力還有待增強。相比較而言，由于考慮到產業間的間接聯系，完全勞動報酬系數比各產業相應年份的直接勞動報酬系數要高，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商貿流通業的就業帶動作用下降很快，相對位次也從2002年的第三位下降到2007年的第四位（甚至低于第二產業）。（2）出口和消費效應由表9可以看出，同其他部門相比，2002年商貿流通業最終消費系數為0.2926，即每10000元總產品中有2926元用于消費，這一比例高于第二產業，與第一產業接近，但是遠低于其他第三產業；2007年商貿流通業的最終消費系數為0.179，比2002年有所下降，僅高于第二產業，遠遠低于第三產業和第一產業。這一研究結果表明，第三產業是拉動消費的最重要部門，擴大內需，刺激消費要以第三產業為著力點，表明甘肅商貿流通業在促進消費方面仍有待進一步加強。由于2002年投入產出表沒有單獨列出出口一欄，因此出口系數指標缺失。2007年的出口系數顯示甘肅商貿流通業的出口值為零，表明甘肅服務業發展仍以國內市場為主，服務貿易極度匱乏。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1.結論第一，產業關聯分析結果表明：首先，甘肅商貿流通業發展與其他經濟部門具有較強的聯系，其中對第二產業的依賴度最高，對農業的依賴度最低。從商貿流通業的支持服務對象來看，流通業主要為工業和第三產業服務，對農業的支持很弱。其次，甘肅商貿流通業服務于生產的中間需求功能有弱化趨勢，正逐漸向消費者服務轉化；流通產業的增加值率有所提高，流通產業的宏觀績效有所改善。最后，流通產業的感應度和影響力系數表明，商貿流通業發展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影響力系數）大于國民經濟對流通業的推動作用（感應度系數），因此，應通過主動發展流通業來帶動國民經濟的發展，并考慮在制定產業政策時把商業作為一個先導產業來發展。第二，產業的宏觀經濟效應表明：商貿流通業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對就業具有較強帶動作用，但當前甘肅商貿流通業的就業吸納能力不足，有待增強。商貿流通業對消費的促進作用與其他第三產業相比還有較大差距，有待進一步加強；其出口效應不明顯，表明甘肅商貿流通業開放度比較低，仍以內向型發展為主。
宏觀經濟學論文3000字(一)：西方宏觀經濟學的中國化改造評析論文
[摘要]如今，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西方宏觀經濟學不僅對世界的經濟理論產生影響，同時也對中國化改造產生著重大的影響。對于西方宏觀經濟學來說，主要需要解決三個問題，分別為就業問題、經濟增長問題以及通貨問題。西方宏觀經濟學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非常巨大，在將其引入到中國的過程中，經歷了否定、批判、部分吸收以及選擇性借鑒的曲折過程。基于此，文章主要評價西方宏觀經濟學的中國化改造，以供參考。
[關鍵詞]西方宏觀經濟學；中國化改造；發展；理論建構
[DOI]10.13939/j.cnki.zgsc.2020.20.112
1前言
對于現代西方經濟學而言，根據不同的研究視角和領域，通常被分為兩個分支學科，分別為研究經濟資源最佳配置的微觀經濟學以及研究經濟資源最佳利用的宏觀經濟學。在宏觀經濟學中，其將整個國民經濟活動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并將國民的收入作為核心決定理論。因為宏觀經濟學的視角為整體化的經濟運行，所以，其具體的研究領域主要包括就業問題、長期經濟穩定與增長相關問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經濟來往以及匯率問題和國際收支問題等。同時，因為宏觀經濟學主要考察與國民的生產總值、總投資和收入、國民收入以及物價水平等在國民經濟中的變動法則相關的內容，故也將其稱作為總量分析，其主要解決資源有效利用方面的問題。所以，為了能夠更好地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應該對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的運行規則、理論構成以及其影響進行分析，確保其可以在中國化改造中得到正確的借鑒，期望能夠為中國當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宏觀經濟理論的完善與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2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含義
對于經濟學來說，其產生的目的就是為更好地解決與研究人們自身的無限性需求與資源稀缺性之間的矛盾和沖突而形成的一種理論學說。在經濟學中，其主要面臨兩個方面的問題，人類無上限的需求和資源的稀缺。對于人們的無上限需求而言，及時不斷地更替和變化，需求和欲望也分輕重緩急，稀缺資源也具有被選擇的特點。在經濟學的研究中，主要的研究內容不是資源稀缺的原因，而是針對因資源稀缺所引發的對資源選擇、利用與合理配置的相關問題[1]，換句話說，就是正確選擇、配置與利用有限的經濟資源，從而更好地滿足人類社會發展的需求。因此，所謂經濟學，其主要是從資源稀缺性的視角進行研究，如何對稀缺資源進行更加有效、合理的利用，在這種情況下，也就將經濟學分為資源利用與資源配置兩個獨立的學科，分別為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指的就是資源的充分利用，而微觀經濟學指的則是資源的合理配置。
3西方宏觀經濟學下的中國化改造
如今，西方宏觀經濟學已經被充分的引入到中國的經濟市場中，在此過程中，其也經歷了否定、批判、部分吸收以及有選擇借鑒的曲折歷程。對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進行深入分析后不難看出：首先，因為中國國內的經濟學均以政治經濟學作為基本理論和指導思想，而西方宏觀經濟學作為“后來者”，其若想得到整個經濟學界的接受，則必須要經歷一個漫長的過程。其次，在中國，長時間以來實行的都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計劃經濟體制，這與西方的私有制市場經濟體制之間存在很大的區別。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雖然已經實行了經濟體制的改革與轉型發展，但是這種經濟體制的成熟運行還需要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最后，西方經濟學自身具有雙重性質，也就是對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性進行宣揚，又對市場經濟運行規律進行客觀性總結。總體來說，其本質就是對私有制的維護。另外，因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中具有比較大的相同點，根據西方經濟學對市場經濟運行的規律性進行客觀總結，也反映出了經濟社會中所客觀存在的事實，這也是值得我國借鑒與吸收的地方。因此，對西方宏觀經濟學的態度應該是在吸納的基礎上，嚴格把握分寸，不能照搬照抄，應消化與學習其有用的部分，實現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適當、合理的將西方宏觀經濟學引入到中國化改造中。
對于政府行為，其往往表現為經濟管理和宏觀調控，市場功能往往表現為供求、價格自發調節和自由競爭，兩者緊密關聯、相互交織、缺一不可。因為政府行為不可能完美無缺，市場功能也不可能完全有效，兩者都有弱點，都存在局限性，需要協調互補。這就需要以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問題為核心，圍繞更加尊重市場規律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統籌推進經濟體制改革。要鞏固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健全現代市場體系，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加快改革財稅體制、金融體制，使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和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能夠揚長避短、有機結合，都得到有效發揮，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
立足于市場經濟運行的性質進行分析，無論是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還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下的宏觀經濟調控理論，都是對現代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一種總結，兩者的目的都是通過采用有效、合理的宏觀調控政策、宏觀調控方法和措施確保整個國民經濟的總量能夠保持平衡，從而優化經濟結構，使國民經濟可以得到平衡、持續、健康、快速以及穩定的發展，進一步推動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也正是因為如此，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下，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接軌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無論是中國的宏觀經濟學或者是西方的宏觀經濟學，其手段和措施也越來越趨向于一致化。那么有效的借鑒與引入西方宏觀經濟學中的成功經驗，可以促進我國市場經濟健康、穩定發展。
就宏觀經濟學的理論與實踐的相關研究而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對其進行建設與完善是首要任務。所以，應該在宏觀經濟政策的基礎上，將市場與政府之間的辯證關系進行正確的處理。對于中國的市場經濟來說，其需要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相關經濟制度進行有機融合，確保國家干預力度的一種現代化市場經濟。一方面，政府應該在一些特殊領域內避免對市場經濟的運行進行過多干擾；另一方面，政府應正確的調控市場的自由度，避免市場經濟發展失控。為了實現這一局面，必須將政府宏觀調控手段與市場手段進行融合，體現其優越性，只有確保政府宏觀調控政策的順利落實，才可以確保我國市場經濟得到健康、均衡、可持續的發展。
總之，我國在經歷了多年的實踐與探索后，宏觀經濟調控和管理已經基本上實現了四個轉變：一是由國家對企業進行直接調控和直接的資源配置轉向為調控市場，從而直接調控對市場產生影響的主體，實現宏觀調控的基本目標；二是在總需求和總供給平衡方面，從原先的供給調節，轉變成為需求調節；三是在調節需求的方法和措施方面，從直接對市場需求進行調控轉變成為利用經濟杠桿對市場需求的規模進行調節；四是從原本借助國家計劃進行調控轉變成為國家計劃、財政政策以及金融政策三者相互配合和協調的新機制。
4結論
總而言之，在世界經濟風云變幻的今天，中國與整個世界的經濟聯系也越來越密切，這也標志著中國已經融入到全球化的經濟市場中，同時也表明了中西方經濟理論互補與交融的必然趨勢。因此，應將西方宏觀經濟學中的精華與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結合，從而探索更加完善、健全的具有中國市場經濟特色的宏觀調控手段，積極參與世界各個國家的經濟技術，實現合作共贏，從而更好地抵御經濟危機，在促進中國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為世界經濟發展提供可借鑒經驗，樹立我國經濟強國的形象。
宏觀經濟學畢業論文范文模板(二)：現代宏觀經濟學中的投資理論及其最新發展論文
摘要：宏觀經濟學關注經濟的整體結構、行為和表現。宏觀經濟學家關注的是分析商品和服務的總生產（GDP）、失業、通貨膨脹以及與國際貿易相關的一般經濟動向的基本決定因素，更重要的是，通過宏觀經濟分析GDP短期波動（經濟周期）的原因和影響，并長期預測GDP趨勢（經濟增長）。宏觀經濟事件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活和福利，因此宏觀經濟問題非常重要。在宏觀經濟管理上取得成功的經濟體，必須有低失業率、低通脹、穩定而持續的經濟增長等特性。現代宏觀經濟投資理論主要分為三個階段：新古典投資理論、q理論、不可逆向投資理論。本文將對現代宏觀經濟學中三個投資理論的具體內容以及優缺點進行闡述和比較，并對其最新發展進行探究。
關鍵詞：宏觀經濟學；投資理論；理論發展
一、引言
新古典投資理論、q理論、不可逆投資理論是現在宏觀經濟理論發展的三大階段。第一階段的新古典投資理論以產出和資本的使用成本為主要變量，揭示了理想資本水平在穩定狀態下與其決定因素之間的關系。Tobin提出的q理論是第二階段的形成標志，q理論將對未來的預期作為投資依據，并且這一理論將對未來預期收益的評價與金融股市的估價聯系了起來，所以相較于前一階段的新古典理論，它更具有一般性。第三階段的形成標志是不可逆投資理論。經濟學中的投資主要指的是投資工廠的規劃設置與設備安裝成本，這些投資含有沉淀性成本，即未來改變計劃或決定時無法收回的投資，這就是投資不可逆性。這三大理論的具體內容將在下文進行詳述。
二、新古典投資理論
新古典學派包括劍橋學派（馬歇爾學派）、洛桑學派（巴拉學派、帕雷托學派）和奧地利學派（mengel學派）。邊際效用遞減規律是理解經濟現象的基礎，它用于解釋各種經濟問題，如購買者的購買行為在面對不同價格時，市場參與者的反應價格和各種資源在不同用途上的優化配置。新古典主義學派深化了古典主義學派的投資理論。其貢獻是新古典主義學派把邊際原理和數學方法引入投資分析，運用數學函數、機械平衡和原理，把邊際成本、邊際收益和機會成本的概念量化。
是否投資、何時投資、投資多少是投資理論最基本的問題，此外，當市場情況惡化時，還要考慮何時停產。所以，產業均衡、總體均衡、均衡的動態性質、總體波動是經濟學對個體優化行為研究的主要內容。馬歇爾的長期與短期均衡分析回答了傳統投資理論中是否投資和何時投資的問題。要回答是否投資和何時投資問題，就要對價格和長期平均成本進行比較，當價格高于長期平均成本時，企業為了擴大生產，就會開始投資；要回答何時停產退產問題，就要將價格和平均可變成本進行比較，當價格低于平均可變成本時，企業就會暫停生產甚至退出這一產業。但是，現實與理論之間存在較大差異。有的企業常常用折現值來估計一個項目的現期價值，企業為這項投資所投入的成本遠遠小于對這一項投資所預期的長期收益；還有的企業在長期處于虧損的狀態下仍繼續營運。這些現實的問題使傳統的投資理論陷入困境，下文的不可逆投資理論將解決這些難題。
三、q理論
新古典理論解釋的是穩定狀態下的一個特殊情況，為了從更廣義的角度來研究投資問題，經濟學家創立了q理論。q理論可以描述投資決策的可塑性過程。q理論引入了投資的調整成本函數，在理論模型上實現了逐步調整固定資本水平的思想，彌補了申報前理論中關于投資調整過程的簡單假設所造成的理論缺陷。
根據數學模型的q理論的一般推導：假設企業的生產函數或收入函數為資本kt和勞動Lt，表示為yt=F（kt，Lt），F是連續可微分的凹函數。假設Pt為投資商品的實際價格，wt為實際工資水平，C（It，kt）是固定資產的調整成本，那么C（It，kt）是二次公式中對It可微的嚴格上升的凸函數，也就是說，投資額的上升會導致邊際調整成本的上升。所以可以在短期內進行大額投資，隨著投資量的增加，投資的調節成本也會劇增，所以分階段調節可能是最好的選擇。企業投資的最好辦法是投資物品的價格加上投資的邊際調整成本，等于資本的最低價格。
q理論的核心方程表明，固定資產凈投資，即不含折舊，是資本的基本價格qt的嚴格遞增函數。投資量與qt正相關，而且股票和債券市場將提供評估企業資本價值和未來潛在收益的直接依據，否則很難想出其他客觀評價不同行業、不同企業價值的方法，尤其是潛在的未來收益。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Tobin定義的qt被稱為“平均q”，因為他定義了qt=Vt/（Ptkt），即在t時刻，企業的價值Vt除以固定資產的價值，這是研究實證中常用的q。其中的q值顯然可以從實際數據（如金融市場數據等）觀察和測試中得到。但是，q理論的q是“邊際q”，也就是一個邊際投資單位在當前時間內能夠產生的所有未來邊際收益的現值，這個變量連金融市場也難以觀察和推算出來。因此，在q理論和其他相關實證研究的測試中，經濟學家常常使用平均q（或根據需要）替換邊際q。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問題是探究平均q和邊際q相等的條件。已有研究給出了更一般性的條件：F（kt，Lt）和C（It，kt）都是齊次線性函數，Pt、wt和D（t，s）都是外生變量，企業值Vt和kt呈線性正相關。因此，dVt/dkt=Vt/kt，或一個單位的邊際的價值qt=dVt/（Ptdkt）=Vt/（Ptkt），即邊際q等于平均q。
在經驗統計調查中，使用平均q來替換或近似邊際q是非常普遍的，但測試結果并不令人滿意。事實上，平均q說明投資的能力非常有限。關于這個狀況的理由有很多爭論。更普遍的討論是強調平均q和邊際q的區別。也就是說，上文設想的條件實際上有可能得不到滿足。因此，平均q不能代替邊際q。更有力的論點是財政會受到健康的財政制約。例如，用內部資金投資要比籌集外部資金容易得多，成本也要低得多。另一方面，資本市場上各企業的融資能力也有很大差異。因此，平均q與警戒線q沒有什么不同，即使企業通過金融市場評價的平均q高，也可能得不到相應的投資。
最后，讓我們看一下q理論和新古典投資理論的關系。第一，新古典主義中不能調整成本。也就是說，C（I，k）=0。第二，如果生產函數為y=F（k，L）=kαL1-α），0<α<1，那對k的偏導數為F’k（k，L）=αkα-1L1-α=αy/k。因此，新古典主義投資理論是在穩定狀態下確定理想資本水平的方程式，這也是q理論的一個特例。
四、不可逆投資理論
生產和投資的產業特性決定了投資的不可逆性。形成特定生產的投資，難以轉化為其他行業的生產和投資。如果不得不進行改變，原有的投資就會失去意義。不可逆投資理論強調固定資產投資決策的不確定性。把不可逆和不確定性結合起來，就可以創造出比傳統的投資理論更具有現實意義的投資理論。
在傳統的投資理論中，馬歇爾的理論回答了兩個問題：是否投資、什么時候投資。但是，由于現實和理論的差別，馬歇爾的理論沒有很好地解決投資問題。馬歇爾認為，如果一個產品的價格高于其長期平均成本，或者投資預期總收益的貼現價值大于投資成本，則應立即進行投資。但實際上，企業不會馬上進行投資，而是保持觀望和等待。我們假定政策制定者可以通過一次性成本為k的投資來構建一個生產系統，假設一旦構建，該系統將永遠維持下去。Rt表示單位當期投資收益，假定Rt為一個時間單位內從該項投資中得到的收益，計算未來預期收益時用1/（1+ρ）來表示折現率，那么在t時間內未來預期總收益的折現值為Rt/ρ。根據馬歇爾的理論，一旦Rt/ρ>k，或者凈利潤Rt-ρk>0，就要立即開始投資，我們稱ρk為馬歇爾投資的觸發值。因此，當Rt略高于ρk時，等待率高于0，仍然具有價值，它將大于預期純利潤的直接投資化為時間t，因此，馬歇爾的投資原則Rt-k>0不是投資者的最好選擇。
為了找出投資的最優原則，我們采用隨機優化的方法進行研究討論。以一次性投資為模型建立一個投資系統，假設投資過程有三個基本特征：需要沉淀性成本、未來收益不確定并且具有風險性、投資必須立即進行。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果用成本k進行一次性投資，何時投資最優。用V0（R）來表示還沒有投資的價值，用V1（R）來表示投資后這項投資的價值。從本期價值V0（R）出發，如果決策者繼續等待，給定現期收益為R，下一期價值函數的預期折現值為E[V0（R′）|R]/（1+ρ）；如果決策者立即投入k，并得到價值V1（R）-k=R/ρ-k，決策者只需要將這兩個值進行比較即可。我們在前文已猜測，最優解應是一個高于馬歇爾投資觸發值的另一個觸發值，即T>ρk。現期收益R>T時，決策者將開始進行投資。在R=T時，投資與等待的價值是相等的，通過條件限制和函數計算可確定T值。假定R服從一種最簡單、無趨勢的幾何布朗運動，可以求出V0（R）。當RT，決策者將進行投資。
關鍵詞：封建社會；經濟思想；宏觀經濟；經濟調節；政府干預
雖然從表面上看現在我們采用的經濟調控政策十分的西式化，實際上很多地方都體現出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影子。中國在漫長的兩千多年封建社會歷史階段中孕育出了非常豐富的宏觀經濟管理思想，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國封建經濟并不是像西方社會那樣完全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體系，而是一個商品經濟體系。西方歷史上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特征表現在其最小經濟單元為領主莊園，在這個最基本的經濟單元中可以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自給自足，不需或很少與外界發生商品交換。中國封建經濟體系中最小經濟單元是個體農戶，所謂男耕女織，大量手工業產品及非自產消費品都需要通過商品交換從外界取得，因此中國封建經濟體系中歷來都具有商品生產和流通因素。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國封建社會之所以持續時間長，原因除了通常所說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超穩定性，還在于具備與之相適應的商品生產和交換體系。由于中國政治上大一統政治體系的存在，它在經濟領域形成了與之相配套的經濟管理方式，即國家以直接參與經濟的方式管理和干預經濟。第二方面的原因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始終存在巨大的沖突和矛盾，這些沖突和矛盾每當積累到達一個頂點，就以社會組織崩潰，也就是改朝換代的方式予以暫時緩解，然后進入下一個循環，矛盾因素重新開始積累。盡管封建社會進程中眾多參與者最終沒有能夠徹底解決這些矛盾，歷朝歷代的當政者還是做出了自己的嘗試和努力，因而為后世留下了卓越的經濟思想。歷史不會以斷裂的方式向前演進，作為歷史的后來者不應該忽視這些經濟思想和歷史經驗。現代社會經濟與封建社會經濟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有必要對這些經濟思想和歷史經驗仔細分析，加以利用。
本文試圖引入現代經濟理論分析工具，分析歷代當政者的經濟管理思想，從中梳理出中國封建社會宏觀經濟管理思想的大致脈絡。研究方法基本上采用實證分析方法。研究對象包括管子[1]、桑弘羊、王莽、劉晏、王安石和丘浚，之所以選取當政者的經濟思想作為分析對象，是因為他們都是直接分析和解決社會現實經濟問題，其對策和措施都具有可操作性，同時有切實的經濟運行結果或效果可以比較，這些都使得研究者更容易看清楚經濟事物內在的相互關聯關系。
一、封建社會宏觀經濟管理的指導原則
宏觀經濟管理指導原則是經濟管理者在制定經濟政策和措施時所采取的出發點和基本思路。封建社會生產力低下，人們認識水平不高，但經濟管理者通過觀察實踐總結出不少有益的指導原則。這些指導原則總體上表達了生活富裕、國泰民安的良好愿望。管子把國家的“德”具體化為政府要做好的六件事，“德有六興。……所謂六興者何？曰：辟田疇，利壇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墻屋，此謂厚其生。發伏利，輸（土帶）積，修道途，便關市，慎將宿，此謂輸之以財。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潰泥滯，通郁閉，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薄征斂，輕征賦，馳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吊禍喪，此謂匡其急。衣凍寒，食饑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此謂振其窮。”[2]管子在這里給我們描述了理想社會的各種經濟特征，發展生產、興修道路和水利、低稅賦、解決社會保障等等，同時我們也清楚地看到政府在這個理想社會模型中所占據的控制和主導的地位。
1．國家視角
歷代當政者經濟管理思想的一大特點是其國家視角，即最終目標是要使國家里的所有人都能夠“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不能使某一階級或階層過于貧窮而處于危險的邊緣，同時有著“治大國，若烹小鮮”的自我心理感受。一方面，這與和諧中庸的中國傳統哲學理念一脈相承，理想社會的標準是“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統治者的任務正如明代文淵閣大學士丘浚所言：“為天下王者，惟省力役，薄賦斂，平物價，使富者安其富，貧者不至于貧，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3]另一方面，這也是當政者在處理社會經濟問題時所必須采取的現實態度，因為社會中任何一部分人過貧或過富，都會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直接威脅到統治者政權的穩定性。管子在國蓄篇中就表達了這樣的觀點：“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4]
在國富和民富的相對關系認識上，封建社會經濟管理者前后發生了很大的轉折。早期的經濟思想中是將二者對立起來，管子從維護統治秩序的角度出發，提出人君對民眾財富要做到“富而能奪，貧而能予”[5]。商鞅從實施農戰政策，增強國家軍事實力的角度出發，提出強兵就必須使民弱、民愚，“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國強”[6]，表明當時的管理者只看到這個問題統治者強勢的一面，片面地強調國家對經濟的控制和索取。到封建社會后期，經濟管理者已認識到二者是相輔相成的，民富是國富的基礎和前提，丘浚指出：“善于富國者，必先理民之財，而為國理財者次之”[7]。通過促進生產，增加全社會財富總量，進而增加政府財政收入，“有以生之而財之源生生不窮，有以理之而財之流陳陳相因，如是則在于民也無不足，而用于君也恒有余矣。”這較之孔子“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的簡單論斷有了很大進步。
此外，國家視角還有一重含義在君主對天下自然之物的所有權，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經濟體現。桑弘羊說：“山海之利，廣澤之畜，天下之藏也，皆宜屬少府。”[8]而到封建社會后期丘浚提出：“天生物以養人，非專為君也，而君專其利，已違天意矣。”[9]可以看到，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人們認識水平在提高，自身經濟權利意識不斷增強，君主所有權觀念在不斷淡化和減弱。
2．國家占據經濟管理優勢地位
在國家調節經濟過程中，當政者認識到自身必須在市場中處于優勢地位才有利于調節措施的進行，管子輕重論是典型代表。他指出：“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10]“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策也。”[11]管子充分利用“物以稀為貴”的經濟原理，順勢而為，非常靈活地調節經濟。當市場流通中有較多的谷物時，國家控制貨幣，則貨幣的相對價格高，當國家收購谷物后，市場流通中的貨幣較多，則谷物相對價格高，這樣在貨幣與谷物的相對價值運動過程中，因國家占據壟斷地位而總能夠保持經濟調節的優勢地位。在這一經濟調節過程中，國家事實上扮演著一個大壟斷商人的角色。在對外貿易交換中，這一原則相應演變為保持對外貿易優勢地位。“天下輕，我重”[12]，“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而下不吾泄矣……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13]也就是說管子認為一個國家在對外貿易中要出口相對價格高的商品，進口相對價格低的商品，借此達到在對外貿易中占據優勢地位的目的。
3．經濟信息的重要性
封建社會經濟管理者很早就非常清楚地意識到掌握經濟信息的重要性，對經濟進行宏觀調節，必須是在充分占有經濟信息的基礎上，而這恰恰是自由競爭市場調節下單個市場參與者所無法做到的。經濟信息的迅速流動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國家和政府借助自身天然優勢可以促進經濟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傳播。管子說：“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于軌數而欲為國，不可。”同時，“國軌布于未形，據于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于民，謂之國軌。”[14]“國軌”是管子制定的國民經濟發展規劃，一旦規劃形成，宏觀經濟調節便依此展開，絕非隨意而為。另外，《管子》中問篇、八觀及入國等篇列明了對國民經濟狀況進行調查的詳細問題，其設計非常細致周密[1]362－364，反映出管子作為一國經濟管理者對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了然于胸。
到唐代，著名理財家劉晏第一次建立了全國商業價格情報系統。《舊唐書·劉晏傳》載：自諸道巡院距京師，重價募疾足，置遞相望。四方物價之上下，雖極遠不四五日知。故食貨之重輕，盡權在掌握。朝廷獲美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得其術矣[15]。可見政府為獲得即時信息不惜花費大量開支，在實踐中價格信息在政府調控經濟時發揮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成功。
明代，丘浚建議：“在內，俾坊市逐月報米價于朝廷；在外，則閭里以日上于邑，邑以月上于府，府以季上于藩服，藩服上于戶部。使上之人知錢谷之數，用是而驗民食之足否，以為通融轉移之法，務必使錢常不多余，谷常不至于不給，其價常平。”[16]由此，在政府內部建立起一個商業信息報告體系，使得政府能夠及時掌握市場動態信息，相機制定決策，調節供需，平抑物價。
二、國家宏觀經濟調節的必要性
國家和政府是否有必要對經濟進行干預，以及如何干預，在經濟學發展史上始終存在分歧，直到現在仍是一個沒有達成統一認識的問題。經濟實踐表明單獨實行某一方面政策也是各有利弊。在我國封建社會歷史階段中，國家干預是主基調，封建社會管理者是在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之后才推行這一國策。
在理論層面，管子最早以樸素的方式提出了“經濟人”的概念，他認為人之本性是“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17]然而，與西方同樣是經濟人的微觀基礎，但引出的結論卻很不相同。亞當·斯密由經濟人假設得出的結論是自由競爭、市場調節原則，管子得出的卻是國家干預的結論，“好惡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異焉，然后賢不肖之形見也”，而且“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18]，故必須有政治權力（在管子看來，這是超階級的）出而為之指導，使其避害而就利[1]303。由此我們似乎可以做一個假設，在抽象的經濟人概念掩蓋之下，中西方經濟體系中作為經濟主體的個人，存在很大的差異，導致其經濟行為和社會發展模式出現明顯的差異。
此外，管子還從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出發說明國家宏觀調節的必要性，“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兇，則糴釜十鏹，而道有饑民”，“物適賤，則助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19]表明在年景好與年景差時糧食價格相差十倍之多。《管子》中還有一些不同地區糧食價格差異的記載，如《輕重乙》所載：“昔狄諸侯，畝鐘之國也，故粟十鐘而錙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20]，表明糧食高產區和低產區糧價相差約二十倍。從以上記述中可以看出，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人們生產生活過分信賴自然條件，外界自然環境變化會對商品生產和商品價格造成巨大沖擊，導致經濟劇烈波動。在這種情況下，商品流通服務變得格外迫切。由政府出面組織調劑，本著安定百姓生活的社會公共性目標（而不是純粹以贏利為目的），在谷物豐收時收購存貯，到谷物歉收時投放市場，或將谷物從高產地區運往低產地區，以調劑余缺，為社會經濟穩定和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商人似乎不能起到穩定經濟和價格的作用，他們會在商品豐裕時故意壓低市場價格而后收購，或在市場商品短缺時囤積居奇，使得短缺現象更加嚴重，從而提高商品價格，以期在拋售時獲取更多利潤，這樣做無疑會使商品價格波動更加劇烈，不利于生產發展和百姓生活。王安石在其市易法建議中說：“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貴賤相傾或倍本數。富人大姓皆得乘伺緩急，擅開闔斂散之權。當其商旅并至，而物來于非時則明抑其價，使極賤而后爭出私蓄以收之。及舟車不繼而京師物乏，民有所取，則往往閉塞其蓄藏，待其價昂貴而后售，至取數倍之息。”[21]
另外同等重要的是，不論是在農業還是在工商業領域，兼并始終是經濟發展的阻礙，更是社會不穩定的直接誘因，各朝經濟管理者普遍持打擊態度。漢代桑弘羊在主張國家經營鹽鐵時，指出專賣政策是為了抑制兼并，防止“豪民擅其用而專其利”[22]，“令意總一鹽鐵，非獨為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侈、絕并兼之路也。”[23]王莽認為，對壟斷性商品應該全面管制，防止豪民富商從中牟取暴利，剝削普通勞動人民。他說：“夫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臧；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卬以給澹；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24]宋代王安石把抑制兼并由自然壟斷行業推廣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他指出：“有財而不理，則阡陌閭巷之，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后能如是。”[29]也就是說如果國家放棄對經濟活動的管制，采取放任的政策，必然產生兼并壟斷，而不一定要有富豪大家存在才會產生兼并，因此他把摧抑兼并看成是封建國家的重要職能，其變法措施充分體現了這一點。
摧抑兼并同時也與鞏固封建統治直接相關聯，這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分析。一是商業交易的核心原則在于交易雙方地位的平等性，一旦商人經濟實力過強，必定會對封建社會等級秩序提出挑戰，從而危及統治安全性。二是富商大賈所經營事業一般規模較大，如鹽鐵業，必然聚眾獨處，時間一長難免產生脫離朝廷統治的傾向，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桑弘羊對此就曾提到：“豪強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鐵石鼓鑄，煮海為鹽，一家聚眾或至千余人”[25]，并指出：“鼓金煮鹽，其勢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奸滑交通，山海之際，恐生大奸，乘利驕溢，散樸滋偽，則人之貴本者寡。”[26]
在討論兼并產生的原因時，經濟管理者也認識到由經濟個體自身素質的高低差異帶來的經濟后果，桑弘羊說：“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有不更本之事”[27]，“道懸于天，物布于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28]以后也有多人論及此點，因此，摧抑兼并也暗含了追求絕對平均的社會理想。
三、封建社會宏觀經濟調節的措施和目標
在中國封建社會大一統的政治格局下，經濟管理方式的獨特性在于政府作為經濟經營主體直接參與到經濟運行過程之中，因為這樣做可以將政府調節經濟的公共性目標、維護政權穩定性目標和自身財政收入最大化目標三者有機結合起來，是當政者的最佳選擇。而一般意義上的重農抑商國策，所要限制的是民營工商業，官營工商業則不在其列。隨著朝代更迭，具體調節措施包括名稱多有變化，但宏觀經濟調節思想和政策的核心一直沒有發生改變。在封建社會中，農業占據國家經濟大部分比重，因此調節政策主要圍繞農業領域展開。一般常見的政策是，對農產品價格實行常平，對手工業產品實行專賣，在農業信貸方面實行政府專營。
管子提出由國家掌握生產及生活資料，貸或租與農民，同時運用價格政策，防止富豪大戶兼并壓榨農民。“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余。夫民有余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擴可得而平也。”[29]由此可以看出，在管子的經濟調節政策措施里，國家在市場豐裕、物價較低時購進，在市場短缺、物價高起時賣出，一則平抑物價，二則增加政府財政收入，三則打擊富豪大戶，一舉三得。
漢代桑弘羊推出的經濟政策中平準政策與管子類似，明顯有變化而且直接發揮巨大作用的是鹽鐵酒的專賣。因為鹽鐵行業具有壟斷性質，能夠產生豐厚利潤，以往富豪也多經營鹽鐵業。在桑弘羊實行專賣后，政府獲得了巨額財政收入[30]，同時打擊富商大賈，抑制兼并，鞏固了封建統治。王莽所推行管制工商業經濟活動的措施是六管政策，其范圍非常廣泛，幾乎包含了當時社會經濟活動的方方面面，包括鹽鐵酒專賣、貨幣統一鑄造、工商業征稅和五均賒貸，其中五均賒貸是王莽經濟管制措施中最突出的一部分。五均是指政府根據商品市場價格變動情況評定物價，并以“市平”價格作為標準采取相應調節措施，如購買和拋售商品，來穩定市場價格。賒貸則是由政府組織資金進行貸放。在這里，“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是實現了摧抑兼并，“公家有余”是擴大了財政收入，而“恩及小民”則是穩定市場價格，維護市場秩序，保護普通勞動人民利益，同樣是一項政策同時實現了三項目標。
王安石在農業方面最有影響的是青苗法。青苗法是由政府拿出資金貸放于農民，其政策目標在穩定糧價和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的同時，摧抑兼并，他還要求三等以上人戶擔負四分利息，而這些富戶實際上不需要貸款，由此青苗法在摧抑兼并這一目標上走得更遠。
明代丘浚非常重視商品市場價格的穩定，把“平物價”與省力役、薄賦斂并列作為“王者”的重要任務。丘浚所提穩定價格與前朝歷代相同，不同之處在于他淡化了抑制兼并和擴大政府收入兩項目標，表明他意識到政府干預經濟的行為應當停留在保持經濟體系和商品市場的穩定這一層面上，而對參與市場的經濟個體不加干涉，而且政府不應當在干預經濟的過程中謀取自身利益。
丘浚可謂封建社會經濟調節政策的集大成者，觀察論述面廣，對歷朝歷代的各種經濟政策措施悉數進行了整理，更加難能可貴的是他做出了方向性的轉變，提出減少政府干預經濟，只保留了“平物價”一項，同時在貨幣制度、財政預算、海外貿易、漕運、常平等方面提出諸多更加科學的政策主張，頗有新意，充分體現了現代社會經濟管理的發展方向。在丘浚身上我們又一次看到了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生生不息、推陳出新的發展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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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大學衍義補卷一一三，戒濫縱之失
[10]管子·國蓄篇
[11]管子·山權數篇
[12]管子·輕重乙篇
[13]管子·山至數篇
[14]管子·山國軌篇
[15]舊唐書·劉晏傳
[16]大學衍義補卷二六，銅楮之幣上
[17]管子·禁藏篇
[18]管子·禁藏篇
[19]管子·國蓄篇
[20]管子·輕重乙篇
[21]續通鑒長編卷二三一
[22]鹽鐵論·禁耕
[23]鹽鐵論·復古
[24]漢書·食貨志
[25]王臨川集卷八二
[26]鹽鐵論·復古
[27]鹽鐵論·刺權
[28]鹽鐵論·錯幣
我國在進行經濟管理的過程中施行的是有形手和無形手相結合的形式，其中市場經濟是主要的管理手段，而宏觀調控手段予以配合，起到的是總領全局，引導方向的作用。宏觀經濟管理就是我國應用宏觀調控手段對社會經濟進行管理的具體體現。在社會經濟運營的過程中應用宏觀調控管理可以有效地避免社會經濟發展的失衡，能夠把握住社會經濟發展的大方向，并且起到了一定的規范作用，可以為社會經濟發展營造出良好的經濟環境。宏觀經濟管理在實際應用的過程中，其針對的是社會整體，從全局的角度出發對社會經濟進行調整。
二、經濟信息在宏觀經濟管理中的應用
(一)注重信息搜集，規范信息應用
要想強化經濟信息在宏觀經濟管理中的應用，關鍵是要搞好經濟信息的搜集和管理工作，使得宏觀經濟管理在進行的過程中可以快速高效的接收到準確全面的經濟信息。就現階段而言經濟信息的搜集工作存在著缺乏系統性和規范性的特點，因此搜集到的經濟信息經常會在準確性上存在不足，而且由于搜集渠道受到限制，因此搜集的經濟信息在全面性和時效性上也難以滿足宏觀經濟管理的需要。不僅不會提升宏觀經濟管理的質量，有時還會起到一定的反面效果。所以，我國政府應建立起完善的經濟信息搜集系統，并且要注重信息搜集的科學合理，做好經濟信息的篩選驗證工作，避免虛假信息造成宏觀經濟管理的失誤。同時，隨著現代技術的不斷發展，互聯網絡應成為經濟信息搜集的主要途徑，通過互聯網絡的應用可以提升經濟信息搜集的速度。
(二)加強信息管理，完善應用系統
宏觀經濟管理與經濟信息的結合應為宏觀經濟信息管理，為了有效地對宏觀經濟信息管理進行落實，相關部門應建立起完善的宏觀經濟信息管理系統，通過健全系統的運作，提升宏觀經濟管理的質量和效率。具體來說在進行系統建設的過程中，相關部門首先應明確系統建設的意義，并對系統運作的工作目標進行設定，使得系統在進行應用的過程中可以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其次，要保障系統可以快速高效的進行運作，滿足宏觀經濟信息管理對時效性的需要。不僅如此，政府在將經濟信息應用到宏觀經濟管理的過程中，還應注重政策上的調整，為宏觀經濟信息管理的應用打好基礎。具體來說政府應減少國有企業的數量，鼓勵民營經濟的發展，促進金融體制的完善，保障國家經濟發展的先進性和科學性。
(三)發揮導向作用，實現科學管理
宏觀經濟管理無論應用何種手段，采取何種方法，其最終都是為了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實現國家經濟的建設。因此在應用宏觀經濟管理的過程中，其應一直堅持這一最終目標，避免管理方向出現偏差而造成目標實現的困難。在沒有應用經濟信息之前，國家宏觀經濟管理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缺乏足夠的了解，因此一些管理方法的制定有時會帶有著一定的盲目性和片面性，難以真正的解決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問題，使得宏觀經濟管理作用難以發揮出來。因此在應用經濟信息的過程中，相關部門應充分發揮經濟信息的優勢，將其作為宏觀經濟管理的導向，通過分析經濟信息加深對社會經濟發展實際的了解，進而可以從實際的角度出發，制定出符合經濟發展的管理策略，使得宏觀經濟管理更加的科學合理，更容易達成最終的管理目標。
三、總結
我國的現代旅游經濟是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走上了規模經營、產業化發展的道路，也成為了國家大力推動和發展的服務性支柱產業。從始至今，我國的現代旅游經濟的管理，都是在積極地尋求、借鑒、吸取歐美日先進旅游經濟管理學的科學經驗、運作模式、市場操作和工商企業管理，并結合我國的旅游資源、人文文化和民族特色來提高旅游服務產業的品牌質量和旅游服務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
旅游經濟管理就是國家為發展旅游經濟產業，有序地、引導性地、宏觀地進行有計劃、有系統、有法規、有調節和有監督的規范適法的管理活動。它具有多層級管理、多構成管理以及多方面管理的內容，始終貫穿于現代旅游經濟活動的管理事業中。通過對旅游產業經濟的過程管理，發展壯大國家第三產業的旅游經濟規模、完善民生民計、提高民眾幸福指數、推進和諧社會的發展。其中通過確立國家旅游產業發展目標，建立旅游經濟產業管理體系，完善旅游經濟事業發展戰略，合理開發和利用旅游資源，制定旅游事業發展計劃以及完備旅游事業發展的預測、決策和監督職能等方式，達到實現經濟轉型、產業升級和綠色環保的國家戰略發展大計。
國家旅游管理機關和地方政府管理部門,按照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結合我國經濟產業發展需要和社會發展的要求，制定并規劃現代旅游經濟的總體目標,運用宏觀旅游經濟產業調控、組織發展旅游經濟產業規劃、協調并監督旅游經濟產業運營、服務旅游經濟產業社會職能等方式,統一規劃、組織引導現代旅游經濟發展中旅游消費群體、旅游企業、國家、地方旅游經濟管理之間的關系,通過現代旅游經濟的調控運營與協調發展,提高現代旅游經濟的規模效益、服務社會和諧發展效益和生態環保的綠色效益,促進整個旅游經濟的良性發展。
二、現代旅游經濟管理的發展戰略
1.現代旅游經濟管理的專業化產業戰略專業化產業戰略是通過政策導向、法律規章、金融運作和組織扶植等方式，引導和培育從事符合自身資源條件的專業產業與產業資本相結合，創造出在旅游經濟領域的專業化產業，利用其自身的專業優勢和資源優勢，使其不斷地做大做強，蓬勃發展，形成整個現代旅游經濟的規模，支持國民生產總值GDP的穩定和提高。專業化產業經營的戰略優勢就是:整合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和人文傳承，集中各種專業資源致力于最優勢的業務領域，從而開發和培育出優質的現代旅游經濟實體和品牌。例如陜西旅游集團公司傾力打造的大型水上實景歌舞《長恨歌》，就是利用了華清池這個不可再生的文化歷史資源，集中各種專業力量，成功開發的一個集文化與歷史于一體的優質品牌項目，通過幾年的不斷打磨，實景歌舞《長恨歌》不僅是陜西旅游集團的一張耀眼名片，更成為國內乃至走向國際的一個金字招牌，這可以說是我們在不斷探索中打造出的將歷史與文化有機結合的一個優質旅游項目品牌。
2.現代旅游經濟管理的集團化規模戰略作為國家第三支柱產業的現代旅游經濟管理的集團化,是通過產業規模的集聚形式，依靠產業資源、產業資本的合力,使得產業規模化經營,逐步建成集體化管理戰略聯盟,構建現代旅游經濟的戰略航母。通過產業集聚的集體化規模經營,調整、提高旅游經濟的規模體量，更好地服務民生大計,使產業經濟規模的特性與生產、消費高度一致,從而提升國家、地區旅游經濟的規模和質量,促進現代旅游經濟的長足發展。現代旅游經濟管理的集團化規模發展,隨著宏觀調控和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旅游經濟產業通過提升、整合和集聚必將呈現出不同程度的一體化態勢,實現合縱連橫的資源整合和跨區域旅游經濟規模的戰略發展。3.現代旅游經濟管理的信息化經營戰略隨著網絡和電子商務的興起，現代旅游經濟與以互聯網--電子商務為代表的新興產業結合，發展現代旅游經濟管理的信息化經營戰略，是未來現代旅游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厲以寧，1930年生，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中國金融學會常務理事。
本文的中心論點是：我國現階段，在運用金融手段對宏觀經濟進行調節中，利息率作用是不大的。這既有體制方面的原因，也與當前條件下利息率與投資，儲蓄，與消費三者之間的關系的特點緊密相連。本文不準備討論體制方面的原因，而專就利息率投資、儲蓄、消費的關系作一些分析。
一
在現代凱恩斯主義的某些代表人物有關宏觀經濟調節的理論中，假定投資有較大的利息彈性，而消費(連同儲蓄)則缺乏利息彈性或只有低的利息彈性。這些假定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現代資本主義國家通過中央銀行調整利息率對經濟的調節，也往往以這些假定作為制定具體措施的出發點。然而在當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中，卻很可能與此相反，即投資缺乏利息彈性或只有低的利息彈性，而消費（連同儲蓄)卻有較大的利息彈性。如果投資缺乏利息彈性或投資的利息彈性較低，那么銀行提高對生產單位放款的利息率，就不大可能起到緊縮投資，從而使總需求減少的作用；或者，想要通過利息率的調整來調整投資額，就要使利息率有較大幅度的升降。利息率升降的幅度與投資調整的幅度是不相稱的。如果消費(連同儲蓄)有較大的利息彈性，那么銀行想要通過利息率的調整來刺激總需求或壓縮總需求的話，就可以通過居民儲蓄存款利息率的升降來做到這一點。因此，很有必要對我國投資缺乏利息彈性(或投資只有低利息彈性)和消費(連同儲蓄)有較大利息彈性的主要原因進行探討。
投資之所以缺乏利息彈性，無疑有經濟體制方面的原因。假定企業并未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企業不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那么利息率的調整和企業的利息費用的變動不可能成為調節企業投資額的重要因素。但我在這里不準備就體制方面的問題展開論述。我想要探討的是體制以外的原因。比如說，如果實行體制改革以后全民所有制企業成了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投資是否不再缺乏利息彈性或投資的利息彈性就會立即變得較大了呢?看來未必如此。這是因為，在一個可供信貸的資金總量有限，而企業又幾乎普遍地迫切需要增加投資，以改造舊技術、舊設備，購買新技術、新設備的環境中，對企業來說，首先考慮的是能不能取得銀行的貸款。至于需要為這些貸款支付多少利息，以及由此而付出的利息費用是否會成為企業的過重的負擔等等，則是次要的問題。假定企業認識到利息率的上升會使企業成本增大，從而會影響企業產品的銷售的話，那么企業很可能主要采取這樣的對策，即加速企業資金的周轉，降低生產資源偽消耗，改進產品的質量，增加產品的花色品種等等；但企業是不愿放棄可以取得信貸的機會，而減少投資的。這種情形在集體所有制企業，個體工商業戶、農村專業戶等自負盈虧的單位對待銀行貸款和利息率的態度上，則反映得比較明顯。所以說，在我國現階段，即使通過體制改革，使全民所有制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但全民所有制企業的投資仍然可能缺乏利息彈性或只有較低的利息彈性。沒有理由認為投資的利息彈性會發生重大的變化。當然，這是把全民所有制企業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的，并不排斥這一現象的存在，即少數全民所有制企業會把利息率的變動當作企業投資決策中的首要，因素，或比較重視企業的利息費用的增減。
根據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這佯的看法：
第一，如果企業迫切需要增加投資，而投資資金的供給總量卻是有限的，那么企業認為更為重要的是資金的籌集，而不在于取得資金的代價。因此，投資將缺乏利息彈性或只有低利息彈性。
第二，如果企業在降低生產成本和提高經濟效益方面存在著較大的潛力，而只要增加投資就能夠使這種潛力發揮出來，使降低生產成本和提高經濟效益由可能變為現實，那么企業認為更為重要的是投資以后的實際收益，而不在于取得資金的代價，因為前者將大大超過后者。這種情況也會使投資缺乏利息彈性或只有較低的利息彈性。
正由于上述情況在我國現階段確實存在著，而且短期內不會消失，所以即使我們想通過利息率調整來調整社會的投資總量，那么效果也不會如某些同志原來預料的那樣顯著。經濟體制改革之后，情況可能稍好一些，但仍不宜寄以較大的希望。
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們不必注意發揮利息率調節投資的作用呢?不是這樣。對不同類別的工商貸款實行差別利息率政策是必要的，加收逾期貸款利息和對擠占挪用銀行貸款實行罰息的做法也會起一定的作用。但它們的主要作用在于促進企業加強經濟核算，提高經濟效益，而不在于調節社會的投資總量。這就是說，在我國現階段，對生產單位的貸款的利息率調整，主要的作用表現于微觀經濟領域內，然后通過生產經營單位經濟效益的提高面間接地影響宏觀經濟，而不是直接表現于宏觀經濟領域內對投資總量的調節，并通過對投資總量的調節而影響總需求。我認為，這是我國在利息率與投資之間的關系方面不同于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個不容忽視的特點。對這一特點的認識是有政策意義的。
那么，我國的中央銀行主要應當采取什么方式來影響投資總量的變動以控制投資總量呢?我的看法是：就現階段而言，在投資缺乏利息彈性或者只有低利息彈性的情況下，中央銀行應把直接控制投資信貸額及其增長率作為調節投資總量的主要金融手段。下一階段，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上述有利于發揮利息率調整在影響投資總量變動方面的作用的條件的形成，也就是隨著投資的利息彈性的逐漸增大，中央銀行可以把直接控制投資信貸額及其增長率和調整利息率二者并重，使它們共同成為控制投資總量的有效手段。再下一個階段，投資的利息彈性更大一些了，我們才有可能把利息率調整作為控制投資總量的主要手段。在討論中央銀行對投資總量的影響及其措施時，應當考慮上述的階段性。這一點正是從我國經濟的實際情況出發的。
需要說明的是：為什么中央銀行用直接控制投資信貸額及其增長率的方式來影響投資總量的變動，是現階段可供選擇的較好方式呢?這是因為，在投資缺乏利息彈性或投資低利息彈性的情況下，對投資信貸額增長率的直接控制與利息率調整方式相比，不僅在影響投資總量的變動方面有它的優點，而且在影響部門，地區、企業之間的投資分配比例方面，投資信貸額及其增長部分的分配比例的直接規定也將會優于差別利息率的政策。再以投資信貸額增長率的控制與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控制比較，盡管前者涉及的是流量分析，后者涉及的是存量分析，后者可能是一個比前者更能廣泛地反映國民經濟狀況的指標，但前者卻明顯地具有以下兩個優點：
第一，投資信貸額及其增長部分定義比較清晰，計算起來比較簡便，而貨幣供應量及其增長部分在定義上還不是十分明確的，例如對社會主義條件下貨幣的不同含義（M1，M2，M3……）還需要探討；相應地，貨幣供應量的計算也比較復雜，因為這也涉及貨幣的不同含義問題，不宜簡單地套用西方經濟學中關于Ml，M2，M3……的解釋和計算方法。
第二，由于這里所論述的是對投資總量的調節，也就是通過對投資總量的調節而對總需求進行調節，所以對投資信貸額增長率的控制要比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控制更能收到這方面的效果。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在任何場合下投資信貸額增長率的控制都比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控制有效。關于這一點，下面在分析對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的調節時，將會加以闡釋。
二
讓我們接著考察我國現階段利息率與儲蓄、消費之間的關系。
消費(連同儲蓄)之所以有較大的利息彈性，是與我國現階段消費和儲蓄的特點有關的。我們不妨先對儲蓄進行分析。要知道，假定居民的儲蓄存款是準備用于養老、生活保障、子女未來受教育等方面的，那么這一部分儲蓄存款對于利息率變動的反應是不敏感的。因為儲蓄者在這種情況下一般不會由于利息率的上升或下降而立即相應地改變自己儲蓄的目的和變更儲蓄存款的數量。另一方面，假定居民的消費習慣已經形成，消費結構已經定型，或者居民對生活需要的一些耐用消費品的持有量已經接近于飽和狀態，而把手頭的貨幣作為消費后的真正余額而存入銀行，并不因利息率的變動而在消費與儲蓄之間重新作出選擇，那么這一部分儲蓄存款也是缺乏利息彈性或只有較低的利息彈性的。此外，還應當考慮到這樣一種情況，即假定儲蓄存款的持有人或現金的持有人對經濟失去信心或對吸收儲蓄存款的銀行不再具有信任感，那么在這種極端的條件下，利息率的變動也不可能使儲蓄存款的持有人繼續保持其儲蓄存款，也不可能使現金持有人將手頭的現金存入銀行。盡管上述這些只是純理論的考察，但對我國現階段利息率與儲蓄、消費之間關系的分析仍是有用的。
目前我國居民的儲蓄，不論是來自勞動的收入，繼承性的收入還是其他收入(利息、股息、房租收入等)，其中確有一部分是準備用于養老，生活保障，子女未來受教育等方面的。利息率變動對這一部分儲蓄存款調整的作用不會很大，對這一點，我們應當有所了解。但主要問題不在這里，而在于這部分以外的儲蓄存款的預定用途，在于居民的消費現狀。正如上面已經指出的，作為消費后的真正余額的貨幣存入銀行后可能不受利息率變動的影響或只有較低的利息彈性。那么，并非作為消費后的真正余額，而只不過是作為消費的暫時替代形式的儲蓄存款，對于利息率的變動又將有什么樣的反應呢?這一部分儲蓄存款顯然會有較大的利息彈性。特別是在我國當前的情況下，這一點尤為突出。這是因為，隨著近幾年來經濟的增長和居民平均收入的上升，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經濟開放程度的提高，居民的消費結構正處于變動的過程中，居民的舊的消費習慣正在逐漸讓位于新的消費習慣，而居民所愛好的，愿意購買的耐用消費品仍然供應不足，居民對這些耐用消費品的持有量遠沒有接近飽和。因此，作為儲蓄存款的貨幣中有相當一部分并不是消費后的真正余額，而只是一種對未能及時滿足的消費的暫時的替代。對儲蓄存款者來說，這種性質的儲蓄存款就是一種暫時被延期的消費支出。即使我們也可以把準備用于養老、生活保障、子女受教育費用等方面的儲蓄存款看成是一種延期的消費，但它們是正常的延期消費，而上述性質的延期的消費則是暫時的，只要利息率有所變動，這種儲蓄存款就會相應地發生變動。
暫時延期的消費或者轉化為儲蓄存款，或者變為現期消費，或者以現金的形式保存在居民手中。它們究竟以哪一種形式出現，取決于以下三個因素：
第一，居民對經濟的信心和對吸收儲蓄存款的銀行的信任程度。這種信心或信任程度將使居民決定是否把手頭的現金轉化為儲蓄存款或變為商品，是否把儲蓄存款變為商品或現金。這里所說的對經濟的信心實際上包括了對價格的預期，對市場上商品供給數量的預期，對個人持久性收入的預期等。這里所說的對銀行的信任程度，除了也包括對價格的預期而外，還包括對銀行儲蓄和利率政策的預期等。如果居民缺乏信心或信任程度不足，那么他們必然減少儲蓄存款，甚至減少手頭的現金，而增加對商品(包括暫時不需要的或并非稱心如意的商品)的購買。
第二，市場上受消費者歡迎并且與消費者的支付能力相稱的消費品(尤其是耐用消費品，包括商品化的住宅)供給數量的增長率。如果這些消費品的供給迅速增長，那么居民將在手頭保存較大數額的現金，準備隨時購買；反之，如果其增長率較小，居民則傾向于把手頭的現金轉化為儲蓄存款，也就是把現期消費變為暫時延期的消費。但只要居民認為這些消費品供給數量是會持續增長的，而且認為它們的價格不會出現較大幅度的上升，那么居民手頭的現金持有與儲蓄存款二者之間的轉化將依市場上消費品供給數量的增長情況而定。
第三，儲蓄存款的利息率。儲蓄存款利息率能否起到調節社會消費支出的作用，與上面提到的兩個因素有密切的關系。如果居民對經濟失去信心，對銀行缺乏信任，或市場上受消費者歡迎的消費品供給數量迅速增長，那么儲蓄存款利息率在現金持有與儲蓄存款之間的轉化，現金持有與消費支出之間的轉化中所起的作用就會減弱；反之，居民對經濟有信心，對銀行有信任，而市場上受消費者歡迎的消費品的供給數量雖然在持續增長，但增長率較小，那么居民仍會把手頭的現金轉化為儲蓄存款，這時，儲蓄存款利息率就能在這一轉化中起到較明顯的作用。不僅如此，由于儲蓄存款和取款需要現金持有者和儲蓄者付出一些時間和精力，所以在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下，儲蓄存款利息率必須保持一定的水平，才能吸收居民的儲蓄存款。如果儲蓄存款利息率低于這一水平，它就起不到這方面的作用了。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在調節社會的消費支出方面，儲蓄存款利息率的調整是可以起作用的。如果在儲蓄存款方面實行差別利息率政策，那么這一作用還可以得到進一步的發揮。但即使沒有利息率的差別，只要在居民手頭的現金持有額較大時提高儲蓄存款利息率，仍然可以促使居民把手頭的現金轉化為儲蓄存款，即把現期的消費轉化為暫時延期的消費，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消費(連同儲蓄)有較大的利息彈性。
三
關于利息率與消費和儲蓄之間的關系，還有必要作進一步的分析。根據上面所談到的，儲蓄存款利息率的升降可以調節現期的社會消費支出。但這里仍然有一個問題沒有得到回答，這就是：通過儲蓄存款利息率的調整而對消費支出的調節，不等于對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的調節。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增長過快，是宏觀經濟不協調的顯著標志。如果要改變這種情形，利息率的調整究竟能起多大作用呢?
要知道，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可以分解為居民的消費支出、居民的儲蓄存款和居民手頭的現金持有額三大部分。上面所談的通過儲蓄存款利息率的升降而進行的調節，是指對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內部三個組成部分(即消費、儲蓄存款，現金持有額)之間的比例關系的調節。這種調節雖然是宏觀經濟調節的一個方面，但它不等于對這三個組成部分的總和(即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的調節。而對其總和的調節應當被認為更加重要，因為宏觀經濟中的消費基金失控，首先指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的失控。在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為既定的前提下，我們才有必要去調節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內部各個組成部分的比例關系。所以現在要探討的問題是，利息率能否調節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如果能起作用的話，那么它將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
我的看法是：就我國現階段的實際情況而言，利息率調整可以影響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但這種影響是有限的。為什么這么說?我們知道，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確有一部分來自居民的儲蓄存款利息收入。儲蓄存款利息率的升降可以使居民的利息收入增減，從而可以影響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總量。但利息收入在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中所占比例是很小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中遠有一部分來自居民的經營收入，例如個體工商戶、專業戶等的經營收入。其中有一些經營者從銀行得到貸款，如果銀行調整對他們的放款的利息率，可以影響他們的經營收入，從而也可以影響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總量。不過，這方面的影響也有限。至于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占相當大比重的工資和獎金收入、退休金和其它社會福利性的收入等，則很難認為與利息率的調整有直接的或明顯的聯系，因此也就難以運用調整利息率的方式來調節。
正如對社會的投資總量的調節既可采取財政手段，也可采取金融手段一樣，對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的調節同樣可以采取財政與金融兩種手段。就金融手段而言，前面在分析對投資總量的調節時已經提到，直接控制投資信貸額及其增長率應是現階段的主要手段，利息率的調整是次要的。只有隨著投資的利息彈性的逐漸增長，利息率的調整才會變得日益重要。我認為，在調節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時，除了運用財政手段以外，就金融手段而言，現階段的有效手段是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率。雖然對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控制也可以影響投資總量，但我在這里所要強調的是它對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的影響。
對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控制?以國民產品的凈增長率為依據。把貨幣供應量增長與國民產品凈增長直接聯系在一起，并由后者來決定前者，可以使貨幣供應量的變動有一個可靠的物質基礎。盡管在現實經濟生活中，這二者的增長并不十分一致，存在著貨幣供應量變動的滯后問題，但只要事前考慮到這種滯后性、并且不一定按照長期不變的固定比率來確定國民產品凈增長基礎上的貨幣供應量的增長，而是根據國民產品的不同構成情況來確定國民產品凈增長率與貨幣供應量增長率之間的不同比率，那么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控制仍然是有根據的，而不是隨意性的。
為了使職工工資和獎金收入的增長不至于過度，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看，除了需要運用財政手段而外，對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控制將發揮其作用。這就是說，職工工資和獎金收入的增長必須以國民產品的凈增長為先決條件，而且必須被嚴格限制在國民產品凈增長水平以下。如果職工工資和獎金收入的增長超出了這一預定的范圍，那就意味著超出了貨幣供應量增長所容許的限界，從而國民經濟中就會出現貨幣供應不足的情況。即使國民經濟中貨幣供應的不足并不直接影響發放職工工資和獎金的生產單位關于增加工資和獎金的決策，但就整個經濟來說，由于貨幣供應量的增長受到了限制，經濟趨于緊縮，這就有可能防止消費基金的繼續增長及其繼續給予市場以壓力。反之，如果不實行以國民產品凈增長為基礎的對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控制，那么一旦職工工資和獎金收入的增長超出了上述國民產品凈增長的限界，消費基金的失控將會加劇，由此造成的需求膨脹也必將引起通貨膨脹。這正是控制貨幣供應量增長率這一調節方式的優點。
控制貨幣供應量增長率在國民經濟運行過程中的作用并不到此為止。由于對貨幣供應量增長率的控制是以國民產品凈增長率為依據的，所以在職工工資和獎金收入的增長超出國民產品凈增長所容許的限界之后，貨幣供應不足將不可避免。國民經濟中的貨幣供應不足不僅會增加產品實現的困難，而且還會影響投資信貸額及其增長，這些情況都有可能促使生產單位對生產、銷售和成本進行調整和重新安排，至少可以防止經濟中繼續發生職工工資和獎金收入超出國民產品凈增長所容許的限界的現象。換言之，只要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只要企業之間的競爭真正給予企業以壓力，那么每一個使本單位職工工資和獎金過度增長的企業都會感受到國民經濟中貨幣供應不足條件下自己的相對不利的處境。而在需求膨脹和通貨膨脹的環境中，企業卻不易察覺這一點，或者，即使能察覺，它們也很有可能利用需求膨脹和通貨膨脹的客觀形勢來擺脫職工工資和獎金收入過度增長所帶來的成本提高等等困難。
按照國民產品增長率控制貨幣供應增長率，在居民叮支配收入總量的其他組成部分不變的前提下，工人工資和獎金收入的過度增長，就會因國民經濟中貨幣供應的不足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這種收入過度增長的現象逐漸消失后，假定其他條件不變，以國民產品凈增長為基礎的貨幣供應量的增長也將使國民經濟中貨幣供應不足的狀態不再存在。利息率的變動是起不到這種作用的。
四
可以把現階段我國宏觀經濟調節中的有效的金融手段歸結如下：
第一，鑒于投資缺乏利息彈性或只有較低的利息彈性，應當把直接控制投資信貸額及其增長率作為投資總量調節的主要金融手段。
第二，鑒于消費基金的失控主要來自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資和獎金部分的增長超出了國民產品凈增長所容許的限界，在金融方面應當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參照國民產品凈增長率來控制貨幣供應量增長率。
第三，鑒于消費(連同儲蓄)有較大的利息彈性，可以采取調整儲蓄存款利息率的方式來調節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各個部分(消費支出，儲蓄存款、現金持有)之間的比例。這表明存款利息率的調整是可以起到某種作用的。但應該注意到，這僅僅指影響消費支出，儲蓄存款，現金持有之間的比例而言。它還不可能直接影響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量的增長，從而也不可能直接影響消費基金總量的增長。這一點又表明了利息率在宏觀調節方面的作用的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