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18 18:09:27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直接投資論文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一）貿易全球化的發展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新的動力
首先，貿易自由化的發展使跨國公司能更好地將其所有權優勢與東道國的區位優勢相結合，為跨國公司調整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和增加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動力。隨著各國關稅水平不斷降低，非關稅壁壘不斷減少，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在東道國的中間投入品進口也越來越自由。這一方面，使跨國公司能通過內部貿易，為一些子公司解決因東道國難以提供足夠符合其要求的中間投入品而帶來的質量控制問題；另一方面，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還可以使跨國公司根據不同東道國的區位優勢，通過直接投資實行區域性專業化生產，從而獲取規模經濟利益。此外，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還為跨國公司通過轉移定價獲取額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貿易自由化的發展加劇了東道國國內市場競爭，促進了東道國整體市場環境的改善和勞動力市場彈性的增強，為子公司降低在東道國的生產成本、提高經營效益創造了更好的條件。最后，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特別是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
（二）金融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
首先，金融市場全球化從兩個方面降低了美國跨國公司的籌資成本。第一，隨著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發展，套匯、套利活動加劇，全球利率水平進一步趨同，并趨于下降，這降低了跨國公司間接融資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企業在金融市場上進行直接融資的成本。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原因：其一，金融市場全球化大大改變了資本供應人和企業之間的關系。金融市場全球化的發展使企業的潛在投資者大大增加，而潛在投資者之間的競爭以及金融中介機構（主要是投資銀行）之間的競爭，大大降低了企業進行直接融資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場全球化使爭奪企業控制權的競爭更加激烈，從而強化了對企業管理人員的監督，降低了企業直接融資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場的全球化給企業管理人員帶來了強大壓力：如果他們經營管理不善，企業就很可能成為被兼并的目標。相反，企業經營狀況良好就會使企業現有投資者受益，潛在的投資者也會隨之增加，這有利于企業降低進一步融資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證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間接地降低了企業直接融資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斷發展的背景下，證券經紀人、投資銀行的內部競爭及彼此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它們為爭奪客戶而不得不降低服務價格，從而降低了企業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證券交易成本。同時，企業也可通過選擇效率高的證券交易所，降低證券交易的成本，進而降低籌資成本。另外，進入國際金融市場融資的企業對信息的披露必須遵循嚴格的規定，因而通過得到有價值的內部消息進行內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這樣，從事該企業證券交易的投資人和證券經紀人將會增加，該企業證券的流動性也會增強，從而籌資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業能有效利用各種不同的籌資工具，特別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術，以降低風險和籌資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所帶來的籌資成本降低正是美國跨國公司增加從國際資本市場籌資以擴大其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動力和基礎。
其次，由于金融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金融市場有機地聯系在一起，金融市場連續24小時運營，這大大便利了美國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管理其公司體系的籌資和資金分配，促進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迅速擴大。
最后，金融市場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更好地規避金融風險提供了更好的條件。
（三）投資全球化的發展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必要條件
從本質上講，投資全球化是資本及其相關要素（技術、管理技能等）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合理地流動，它主要表現為投資自由化、規范化以及資本大規模跨國流動。投資自由化和規范化的發展，一方面擴大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空間，另一方面也減少了其對外直接投資所面臨的不確定因素，大大促進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變化
長期以來，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占領國際市場一直是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目標，因此，東道國市場的規模和開放程度是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兩個最重要的決定因素。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向發達國家傾斜，此后，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不斷下降。60年代后半期、70年代和80年代，這一比重都保持在25%左右的較低水平。雖然美國對發達國家投資占主導地位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格局在90年代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但90年代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力度明顯加大。1990～1999年，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總額約2625.7億美元，相當于80年代的5.7倍，約占90年代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33.1%，比80年代高近7個百分點。90年代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較大幅度增長，與80年代末以來經濟全球化的大規模、全方位推進有著緊密的聯系。
（一）貿易全球化的迅速發展為美國跨國公司調整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帶來了壓力
貿易全球化的不斷發展，一方面使國際貿易渠道越來越通暢，但另一方面也使國際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由于國際貿易環境越來越自由，突破市場壁壘，就地生產、就地銷售作為傳統的影響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因素，其重要性大大減弱。而降低生產和研發成本，提高企業的技術實力和產品的競爭力，以適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國際競爭顯得更重要。獲取發展中國家廉價的自然資源、勞動力以及知識、技術、技術人才等“創造資產”(CreatedAssets)，正是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從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員人數及勞動力成本變化的情況看，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也確實降低了其總體勞動力成本。1983年，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員總數為638.3萬人，1989年增至662.2萬人，雇員年均增長率僅為0.6%。與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雇員數增長快得多，由1990年的683.4萬人上升至1999年的890.7萬人，（注：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年均增長率高達3.4%。而且，海外子公司雇員人數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國跨國公司將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大量轉移至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所致，其海外子公司僅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尼、韓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10個發展中國家的雇員人數就從1983年的124.9萬人增加到1999年的211.2萬人，在這10個發展中國家的雇員數占其跨國公司體系雇員總數（母公司與海外子公司雇員之和）的比重也相應地由1983年的5.0%上升至1999年的7.3%。在海外子公司雇員人數迅速增加的同時，美國跨國公司總體勞動力成本上升幅度卻大大下降。1990～1999年，海外子公司雇員數占跨國公司體系雇員總數的比重由1983～1989年的年均25.7%上升至29.4%，海外子公司雇員工資年均增長率由1983～1989年的7.9%降至1990～1999年的2.7%，相應地，美國跨國公司總體勞動力成本年均增長率則由1983～1989年的4.5%降至1990～1999年3.0%。（注：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整理。）由此可見，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大量增加確實降低了其總體勞動力成本。另外，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發投入，利用發展中國家廉價的科學技術人才進行研究開發，對降低其研發成本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投資全球化的發展使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在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成為可能
80年代以來，特別是80年代中期以來，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開始從限制外商直接投資向歡迎和鼓勵外商直接投資轉變。劇變后，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在其市場化改革進程中也向國際資本敞開了大門，這樣，80年代末以來，投資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圍內蓬勃興起。投資自由化可以分為單邊、雙邊和多邊三個層次。從單邊層次上看，投資自由化主要表現為東道國外資政策自由化和投資硬環境的改善。從各國外資政策和法規變化來看，僅1991～1999年，東道國（絕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對外商直接投資管理政策和法規的調整多達1035項，其中94%（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6.）對外商直接投資有利。在實行外商直接投資管理政策自由化的同時，發展中國家自80年代中期以來在交通、電力、通訊等方面進行了大規模的投資，大大改善了投資硬環境。從雙邊和多邊層次上看，投資自由化主要表現在雙邊和多邊投資保護協定的不斷增加。1999年，雙邊投資保護協定達1856個，避免雙重征稅協定達1982個，（注：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分別是1980年的10.3倍和2.8倍。另外，世貿組織多邊協定中的《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以及《服務貿易總協定》也大大促進了國際直接投資管理的自由化。
在不斷趨向自由化的同時，國際直接投資管理也在向規范化方向發展。這種規范化主要體現在區域和多邊兩個層次上的國際直接投資協調。區域層次的協調主要是區域一體化協議中包含的關于投資問題的條款。這些包含在一體化協議中的條款多是具有強制性的，例如歐盟成員國間資本自由流動的協議、1987年《東盟投資協定》、南方共同市場投資議定書、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等。區域層次上國際直接投資政策協調的主要內容往往在于放松對國際直接投資進入和開業的限制，進而取消歧視性經營條件以及進行投資保護等。這一層次投資協調的目的一方面是鼓勵國際直接投資，但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規范和引導投資，促進國際直接投資的有序化。在區域層次的國際直接投資協調不斷發展的同時，80年代中期以來，多邊層次的國際直接投資協調也在不斷加強。作為烏拉圭回合談判成果的“一攬子”協議中包含了三個與國際直接投資有關的法律文件：《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服務貿易總協定》。盡管這三個文件涉及的只是外國直接投資待遇的個別方面，但具有較強的約束性。如《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對知識產權保護以及其他兩個協定對最惠國待遇和國民待遇問題提出了總原則。特別是《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其核心內容就是取消所有與關貿總協定“國民待遇條款”和“取消數量限制條款”不一致的投資措施。這三個法律文件一方面將會推動國際直接投資的進一步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它們也將推動國際直接投資向規范化方向發展。另外，旨在規范國際直接投資的雙邊、多邊及區域內談判越來越多。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和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組織和主持下，一些關于國際直接投資管理的多邊談判或討論正在進行。在1998年6月舉行的美洲自由貿易區談判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談判各方同意由投資談判小組制定一個包含廣泛權利和義務的投資管理體制框架。南部非洲發展委員會、非洲國家組織也在就區內投資管理進行討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內進行的關于多邊投資協定(MAI)的談判在1998年已告一段落，MAI的草案已經公布。MAI規定了透明度、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等原則，并對沒收外資資產、對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業績要求及爭端解決等方面做出了明確的規定。盡管由于美、歐之間利益的嚴重沖突而導致MAI未能達成最終協議，但MAI談判表達了發達國家試圖推動國際直接投資進一步自由化和規范化的愿望，而且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新加坡等也不同程度地表示愿意加入MAI，這表明國際直接投資的規范化有向更廣泛、更深入方向發展的趨勢。
全球范圍內投資管理的自由化和規范化，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外資政策的自由化和投資硬環境的改善，增強了發展中國家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吸引力，這正是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
（三）金融全球化為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進作用
這種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金融市場全球化降低了美國跨國公司的籌資成本，增強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包括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的能力。
第二，金融市場全球化也為美國跨國公司轉移在發展中國家投資的風險提供了良好的條件。80年代中期以來，在金融自由化改革不斷推進的同時，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市場也迅速發展。從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情況看，199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新加坡、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別為2.3%、3.5%、45%、12.5%、93.6%、7.1%、13.4%、113.6%和28%，1998年分別上升至15.2%、20.7%、65.9%、23.3%、112%、23.5%、54.2%、136%和31.4%。（注：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0，表5.2,。）發展中國家股市的發展一方面為美國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子公司就地進行直接融資提供了條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過貸款和發行債券給公司帶來的金融風險；另一方面，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發展中國家資本市場成為全球金融市場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一旦有風吹草動，跨國公司也可通過資本市場迅速抽逃資金。另外，隨著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金融全球化進程，其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和金融衍生產品市場與國際接軌，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子公司在進行對外經濟交易中能更好地利用國際金融市場有效降低匯率、利率風險。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流向變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在將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由發展中國家轉向發達國家的同時，其對外直接投資的部門結構也日益高級化。其主要表現是礦業、石油業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不斷下降，制造業所占比重基本穩定，服務業的比重迅速提高。1970～1989年的20年中，礦業、石油業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比重下降了20.2個百分點，服務業所占比重上升了26.4個百分點，制造業所占比重幾乎沒有改變，但制造業始終是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最多的行業。與70年代和80年代相比，90年代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配置發生了更深刻的變化：1990～1999年，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額高達4255.6億美元，（注：根據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整理。）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53.7%，大大超過制造業所占比重31.2%，首次取代制造業，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最多的行業。
與制造業相比，美國服務業所擁有的更明顯的相對優勢及世界各國經濟服務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是90年代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快速發展的實體基礎，而8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以來，服務貿易自由化的迅速發展則是90年代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大幅度增長的直接原因。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始于80年代中期，它分為單邊、區域性和多邊三個層次。單邊層次的自由化主要表現在各國對服務業的市場準入放寬限制；區域貿易自由化主要體現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協議中關于服務貿易自由化的有關條款及區域經濟集團與周邊國家簽訂的服務貿易協定，這些區域集團包括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澳新自由貿易區及南方共同市場等；而世貿組織《服務貿易總協定》則是多邊層次上服務貿易自由化的集中體現。首先，《服務貿易總協定》作為世貿組織多邊協議之一，所有成員方都必須接受，這使服務貿易自由化真正具有全球意義。其次，《服務貿易總協定》規定了以無條件多邊最惠國待遇為核心，包括保持透明度、對提供服務所需資格相互承認、實行自由化等一系列成員方所必須履行的一般性義務，為服務貿易的發展提供了更為自由的環境；再次，就市場準入條款而言，盡管《服務貿易總協定》沒有給市場準入下定義，但其明確規定了禁止使用的6個方面的限制措施（除非成員在其承諾表中明確列出），這六大被禁止使用的限制措施十分清楚，操作性強，能有效減少糾紛并且便于監督。最后，《服務貿易總協定》要求世貿組織成員將服務貿易開放的承諾列入承諾表，承諾涵蓋12個部門和155個分部門，而且對于每一個分部門，承諾又根據服務貿易的4種方式進行了細分，因此，《服務貿易總協定》所要求的服務貿易自由化，其廣度和深度是史無前例的。
從世貿組織成立以來成員方在服務貿易方面的承諾來看，服務貿易自由化已取得重大實質性進展。以保險業和銀行業自由化為例，發達國家已對直接保險服務的70%（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以及銀行存貸業務的75%承諾實行自由化。發展中成員及經濟轉型成員承諾開放直接保險服務的50%，銀行存貸業務的53%。（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而且，商業存在作為對這兩個行業影響最大的貿易形式，19個發展中成員及經濟轉型成員承諾在直接保險服務貿易中，除了對建立當地企業實體保留一定限制外，不再對商業存在這種形式采取其他限制措施，26個成員承諾對銀行存貸業務實行完全自由化。
8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以來的服務貿易自由化極大地促進了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1990～1999年，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量是1982～1989年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5.4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額是1990～1994年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2.2倍，超過了1983～1994年12年間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總和。由此可見，90年代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迅猛增長與服務貿易自由化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
經濟全球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的變化
長期以來，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自80年代后半期開始，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出現加速上升的趨勢。進入90年代，美國跨國公司的跨國兼并活動風起云涌，一浪高過一浪。90年代，美國半數年份對外直接投資主要以跨國并購方式進行，特別是90年代后4年，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都在60%以上，1998年甚至超過90%。整個90年代，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約為57%。盡管由于跨國并購案的成交金額存在跨期支付問題（一起跨國并購案的成交金額可能分幾年支付），跨國并購當年的實際支付金額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實際上并沒有那么高，但從90年代的總體情況看，跨國并購無疑已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
90年代跨國并購取代綠地投資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與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所帶來的企業經營環境的巨大變化有直接關系。
第一，隨著貿易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各國經濟開放程度越來越高，各國市場與全球大市場的聯系越來越緊密，這一方面為企業發展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另一方面也迫使企業直接面對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因此，企業對經營環境變化的敏感程度和反應速度快慢成為企業生死攸關的問題，而跨國并購正是企業對經營環境變化做出反應及提高企業反應速度的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首先，跨國并購是企業開展國際化經營，爭奪國際市場最快、最有效的手段。一方面，跨國并購能省掉綠地投資方式下進行固定資產投資所需的時間，使企業在東道國更迅速地建立商業存在；另一方面，跨國并購能使并購企業通過被并購企業迅速了解當地市場情況，獲取企業經營決策所需的市場信息和客戶信息，而且并購企業還可以通過被并購企業的銷售渠道迅速搶占當地市場乃至全球市場，這比通過綠地投資或出口，逐步建立自己的銷售網絡占領市場的速度更快。
其次，在全球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企業規模的大小比過去具有更重要的意義。一方面，企業通過跨國并購迅速擴大經營規模，既可以降低被兼并的風險，又可以通過規模經營，降低生產成本，提高收益；另一方面，通過跨國并購擴大企業規模，企業可以更好地應付生產經營中的不確定因素，降低經營風險。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原因：其一，通過并購一些有長期業務往來的企業，使以往的企業外部交易內部化，從而降低企業的交易風險；其二，通過并購擴大經營規模，企業對市場環境的控制能力增強，至少可以降低對市場環境的依賴程度，這可以有效減少企業生產經營中的不確定因素；其三，通過跨行業并購，并購企業可以快速開展多樣化經營，有效分散經營風險。
最后，跨國并購有利于企業鞏固和迅速增強其核心競爭力。企業所擁有的技術及技術創新能力可以說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核心。80年代末以來高新技術的不斷涌現和應用，是經濟全球化加速推進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又加劇了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導致產品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因此，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反過來又對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術創新能力有限的企業生存空間越來越小。為了生存和發展，企業不得不設法改進技術，提高技術創新能力，以適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更激烈的市場競爭。對一個企業而言，提高技術水平主要有三種途徑：加大本身的研究開發投入、謀求戰略技術聯盟及并購其他企業以獲取被并購企業的技術和技術開發力量。不斷地大量增加研究開發投入進行研究開發不僅風險大、周期長，而且研究開發所需的巨額資金即使是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也難以承擔。因此，自80年代中期以來，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在增加研究開發投入的同時，更多地通過與其他企業建立戰略技術聯盟和并購（包括跨國并購）相關企業來提高技術水平和技術創新能力。但戰略技術聯盟這種獲取外部技術資源的方式也存在一些問題：其一，在聯合研究開發的過程中，由于聯盟各方技術的可保密性不同，因此，可能會出現一些聯盟成員不愿意看到技術泄密的問題；其二，在戰略技術聯盟中，聯盟一方很難獲得聯盟其他成員的現有技術，戰略協作的規模和范圍都會受到限制。但是，通過并購方式獲取外部技術資源，一方面可以避免在戰略技術聯盟中可能出現的泄密問題，另一方面，并購企業還可以獲得利用被并購企業的資金和技術力量進行研究開發的動態效益，以及獲得被并購企業現有技術的靜態效益。通過跨國并購，獲取國外企業技術及技術開發力量，正是90年代美國企業大規模開展跨國并購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FDI與市場結構相互影響的理論回顧
（一）市場結構的決定理論
在產業經濟理論中，一般將市場結構的決定因素概括為：規模經濟、產品差異、進入壁壘、企業合并和市場集中度、政府政策等（楊沐，1989）。貝恩是產業組織理論的先驅者之一，1959年，他最早系統化地提出了進入壁壘的概念，并將進入壁壘的形式概括為三大類：絕對成本優勢、產品差異優勢、規模經濟優勢（Bain，1956）。斯蒂格勒認為，進入壁壘就是指在每一產量或部分產量中，必須由尋求進入的廠商承受而已有廠商不必承擔的生產成本。即已有廠商相對于新進入廠商所擁有的優勢（如在市場需求、成本條件等方面）就是進入壁壘的表現形式，且是已有廠商擁有長期壟斷性收益的基礎。所以，如果沒有這種市場條件的不對稱，已有廠商和新進入廠商所面臨的需求和經營成本都相同，那么就也就不會存在行業的進入壁壘（Stigler，1968）。
德姆賽茲則將進入壁壘的存在與政府的行為、勢力相聯系。他認為，結果導致生產成本增加的政府對自由市場經濟的任何限制都會產生進入壁壘，或換句話說，凡不是由市場自然產生的政府限制活動所造成的經營成本的額外增加，就表明存在進入壁壘（Demsets，1982）。德姆賽茲還提出“所有權進入壁壘”的概念。按照這一概念，只要產權存在，壁壘就存在，壁壘的撤除有可能損害原有廠商，而這一損害并不是天然正當的，德姆賽茲認為“所有權進入壁壘”不是保護原有廠商，就是保護新進入廠商，問題不在于是否應該有這種保護，而在于以總效率提高為標準，判斷給予哪一方以什么樣的保護。以泰勒爾《產業組織理論》教科書的出版為標志，產業組織理論在方法上引入了博弈論（Tirole，1988）。新產業組織理論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博弈論，尤其是非合作博弈在經濟學中的應用。作為以相互獨立但又相互依存的個體間競爭和沖突為基本分析對象的數學理論，博弈論為研究廠商的市場行為提供了良好的模型背景，特別對寡占行業尤為合適。近年來，博弈論模型已幾乎觸及到了市場研究的各個方面，如市場卡特爾和價格聯盟、價格歧視、一體比、產品差異、不完全信息、技術創新競爭和市場出清機制等，并取得了實質性成果。
（二）FDI與市場結構相互關系
隨著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FDI的發展，產業組織理論的應用研究領域更加廣泛。以產業組織理論為指導，探索FDI和市場結構相互關系的研究逐漸增加，相關研究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FDI與市場集中。普遍的實證研究發現，國外直接投資進入與東道國的目標產業市場集中度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相關關系。在發展中國家這種跡象更為明顯。從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比較看，在同樣的FDI進入下，發達國家市場集中度要略弱于發展中國家（張紀康，1998）。
2.直接投資與進入壁壘。進入壁壘在產業組織理論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FDI的進入壁壘方面研究還比較新。鄧寧（J.Dunning）1975年首先將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進入效應分成了兩個部分：直接投資進入對廠商數量、規模格局、進入壁壘的影響；進入之后導致的國際競爭對手的反應（包括在母國市場的反饋效應和東道國的前饋效應）。1993年，鄧寧就直接投資與進入壁壘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等問題進行了總結和歸納。
3.伴隨FDI的市場結構跨國傳導。凱夫斯認為，由于投資國與東道國通過投資而建立起來的雙邊相互依賴使投資國的寡頭市場結構有向東道國傳導的趨勢（Caves，1974）。即高度集中市場中寡頭間的相互依賴格局隨著寡頭們向相同行業對外直接投資而跨越了國界。
4.FDI進入后的東道國市場結構變遷。弗農按照其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提出了一個直接投資在東道國的產業市場結構動態轉換模型（Vernon，1977）。即跨國公司進入東道國后憑借各種優勢建立起來的最初壟斷地位，將隨著跟隨者的進入（包括其他國外廠商及較晚進入的當地廠商）而會轉為寡頭壟斷或競爭；然后再隨著當地廠商的工藝模仿、走向成熟而使東道國市場最后形成有效競爭的市場格局。
5.直接投資進入的階段特征及其對東道國市場結構的影響。東道國產業市場結構的變化，在有國外直接投資的情況下主要取決于外資進入的方式和東道國原有的產業市場結構。外資進入方式包括新建投資或兼并收購進入、初次進入或第二階段進入。就初次進入而言，弗農認為，東道國原有廠商的市場份額將隨著來自國外的進入發生而下降，但勞爾卻有不盡相同的觀點。勞爾認為，跨國公司的進入，不管是初次進入還是第二階段進入，都將因其擁有的更大規模、資本密集程度更高的技術、工藝、更多樣化的產品及在融資、技術、營銷等方面的優勢使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市場占更高份額的可能性更大（Lall，1979）。
二、FDI對中國市場結構的影響
貝爾曼和鄧寧等列舉了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四種目的：尋求自然資源、占領當地市場、尋求經營的高效率、競爭策略的考慮（Behrman，1972；Dunning，1993）。引進外資是中國開放經濟的一項重要內容。然而，一國能否有效引進外資，除了取決于該國的政局穩定程度、資源豐裕程度、勞動力價格、市場規模等因素之外，東道國市場結構的影響不可低估。另一方面，隨著中國開放步伐的加快，以壟斷為特征的FDI進入必然對我國相關行業的市場結構產生重要影響。
（一）FDI對規模經濟的影響
達到有效的規模經濟所要求的水平會推動市場集中，政策決策者的目標是既要利用規模經濟，又要保持市場的充分競爭。
在市場需求規模不變的情況下，隨著FDI的進入，行業內在位企業數量增加，平均的企業規模就有下降的可能。
然而，市場開放除了帶來外來的直接投資之外，也帶來了更新的技術和更大的市場需求。更新的技術使生產可能性曲線有了外移的可能、更大的需求則從需求方面為擴大規模提供了條件。因此，FDI對國內規模經濟的影響可能是積極的。
關于FDI對規模經濟影響的典型案例是汽車產業。據有關資料，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國內汽車制造企業達200多家，平均生產規模為二百多輛/年，最小企業的僅為年產十多輛，規模經濟效應根本無法體現。隨著德國大眾、美國通用等跨國公司的進入，中國的汽車制造業發生了本質性變化。經過一段時期的競爭，國內汽車制造業優勝劣汰，存活企業的生產規模普遍擴大。如美國通用在上海的投資10多億美元生產別克轎車，年設計生產能力15萬輛，基本接近了最小有效規模。
（二）FDI對市場集中度的影響
改革開放初期，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方式主要是新建投資。由于我國的經濟結構完整、部門比較齊全，FDI進入之初一般都會使國內市場集中度降低，從而促進市場競爭。
同時，在我國有兩種情況導致跨國公司在華新建投資提高了市場集中度：一是跨國公司的產量超過國內廠商所生產的數量，二是因為跨國公司所生產的產品在國內是全新的產品。其中，后者更加普遍。以計算機產業為例，90年代初國內廠商還無力進行自主開發，結果國外產品迅速搶占了我國計算機市場，跨國公司大有壟斷我國計算機市場的趨勢。這種狀況直到90年代中后期國內聯想等廠商引進和自主開發之后才開始改觀。另外，我國的汽車工業也是一個典型的幼稚行業，FDI所帶來的產品一般都是國內空白的產品，如80年代德國大眾進入我國汽車市場之時，基本上壟斷了我國的中檔轎車市場，90年代末，三資企業實現的銷售收入約占整個行業的65％，創造的利潤占整個汽車行業的80％以上（王洛林，2000）。
90年代中期以后，跨國公司以并購方式進入中國市場的案例增加，而且跨國公司把目標主要集中在處于困境中的國有企業。在外資并購過程中，這些企業大量讓渡股權，低價甚至無償出讓品牌、商業信譽、原材料、供貨渠道、產品銷售網絡等無形資產，大大降低了外商投資的進入門坎，在極短的時間內在同行業的國內其他企業面前樹起了競爭巨人。如柯達進入中國市場時，對我國除樂凱之外的感光材料實行了全行業的兼并，從而很快占據了大量的市場份額，而且我國政府承諾在4年內不批準其他國外廠商在中國的投資。柯達在中國的市場占有率大幅度提高，1998年達到了37.4％，超過了富士（25.6％），整個行業的市場集中度也隨之提高。
隨著時間的推移，FDI對東道國市場集中度的影響還取決于一系列因素：跨國公司在當地的規模以及持續增長的能力、跨國公司的市場績效以及對當地廠商長期的生存競爭能力的影響、是否有更多的FDI或貿易品的進入、東道國本地廠商對FDI的反應以及本地廠商的技術開發和模仿學習的能力、東道國市場其他競爭者的數量和規模。
由于中國市場的特殊重要性，往往是一家跨國公司來華投資之后，其他跨國公司也會采取跟進策略。因此，只要政府沒有賦予跨國公司獨占權，單一的跨國公司不可能長期控制我國的某一行業或產品的市場。如通訊行業，國際著名程控交換機廠商紛紛加盟中國市場的競爭，如AT&T、愛立信、北方電信、西門子、NEC、三星、阿爾卡特、諾基亞等國外廠商都在中國搶占灘頭陣地，到1995年底這些企業的年生產能力占到了全國程控交換機生產能力的70％，市場占有率達到了90％以上。跨國公司在我國市場上競爭的同時，民族企業奮力抗爭，積極利用跨國公司之間殘酷競爭所產生的技術外溢效應，在政策的扶持下，我國的通信設備制造企業實力不斷增強。在程控交換機行業，國內技術最早實現突破，發展最為成熟。大唐、華為、金鵬、中興、巨龍等公司具備了一定的自主開發能力，不斷推出新產品。1998年以后，國內廠商不斷從國外廠商手中攻城掠地，市場份額開始大幅提高，國外廠商壟斷我國程控交換機市場的局面開始被突破。
在跨國公司剛剛開始進入，我國一個行業中只有一兩家跨國投資企業時，的確存在跨國公司的市場集中度很高的問題。例如上海大眾汽車公司，在較長時間內幾乎是我國中檔轎車的唯一生產企業，產品價格也處于相對高位，但是隨著眾多跨國公司來華投資，它們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一汽捷達、二汽富康都與上海桑塔納展開競爭，桑塔納的市場占有率開始下降。
從彩電業看，在大屏幕彩電上國外品牌市場占有率曾經達到60％以上。但是，以長虹為首的國內彩電廠商不斷提高技術開發能力，努力推出新產品、提高質量、完善營銷網絡和售后服務體系，提高了產品的競爭力，奪回了市場。到1998年，我國彩電市場集中度CR4達到63.3％，國外品牌的市場占有率只有10.5％左右，而且前5位基本都由國產品牌占領。
（三）FDI對進入壁壘的影響
市場進入壁壘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來自政府的政策性壁壘，另一方面是來自在位企業的經濟性壁壘。
隨著FDI大量增加，來自各方的力量會促使我國不斷地降低對外商的政策性壁壘，減少對外商進入的限制，從而大大促進市場的競爭程度。另一方面，市場進入壁壘也會同時隨著FDI增加而提高。
1.FDI進入提高與成本有關的進入壁壘
先期進入的跨國公司憑借其龐大的自有資本優勢和多渠道的融資渠道在中國進行大規模的投資，提高了行業的平均必要資本規模，對于潛在的進入者要想達到在位廠商相同的成本，其資本必要規模至少要達到在位者的規模。這種大規模的投資對于國內廠商來說，如果沒有其他渠道的支持幾乎是不可能的，國內廠商要想進入高檔轎車市場必須達到通用生產規模，否則會面臨成本的競爭劣勢。與跨國公司大規模進入中國市場之前相比，這同樣也提高了國外廠商進入我國高檔轎車市場的進入壁壘，雖然相對于國內廠商來說，具有壟斷優勢和雄厚資金實力的跨國公司更易于跨越這些壁壘。
跨國公司的全球化生產以及高度垂直一體化程度，可能掌握了某些關鍵的資源，可以利用跨國公司的內部分工優勢在供應資源上享有價格優勢，FDI可以提高絕對成本壁壘。如我國計算機產業關鍵部件長期依賴進口，而在我國進行生產的跨國公司幾乎都在全球市場上進行電子產品的垂直一體化生產，因而在我國生產計算機的跨國公司可以利用公司內部的分工取得廉價的中間產品，對于在國際市場采購關鍵中間產品的國內廠商來說必然在這些中間產品上存在成本劣勢。
2.FDI提高了國內市場的產品差別化壁壘
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跨國公司全產品系列化的投資在產品空間上構筑起了對潛在進入者的高進入壁壘。一是因為進入者進入時難以找到足夠的產品空間，擠入已有的產品空間必須付出比在位廠商更高的成本；二是因為在位廠商的多樣化產品可以進行風險成本的轉移，在競爭對手進入之時可以采取靈活的競爭手段以阻止進入者的進入。比如漢高公司在華建立了11家企業生產金屬化學品、民用粘合劑、家用洗滌品、化妝美容品和工業用油脂化學品，漢高的6大系列產品5個已來到中國。
（2）FDI進入我國市場之后實行多品牌的戰略提高了產品差別化壁壘。以我國的洗發護發用品市場為例，自從美國寶潔公司在1988年進入我國市場之后，很長時期處于市場主導地位，占據了最大的市場份額。造成這種狀況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寶潔公司利用多品牌的戰略形成了產品差別化壁壘。“海飛絲”、“飄柔”、“潘婷”、“沙宣”等，這幾大品牌占據了洗發護發用品一定的特性空間，品牌之間既有競爭又有自己的特色，并具有協同保護的功能。潛在進入者要想在這已有多種品牌占據的特性空間找到能獲利的需求空間難度非常大，多品牌相互交織地對特性空間的占有使進入者的滲透成本很高。
（3）FDI因為消費者的偏好忠誠而提高了產品差別化壁壘，對于潛在進入者來說必然花費更多的廣告推廣費用才能把消費者從跨國公司吸引過來。如可口可樂進入我國之后的碳酸飲料市場。
3.FDI提高研發、廣告上的進入壁壘
跨國公司研發的成果可以低成本地復制和在跨國公司內部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在國外子公司中可以共享，因而在研發上具有規模經濟的特點，跨國公司可以利用在全球一體化生產、網絡化銷售中分散研發的成本。同樣，在廣告上也具有這樣的特點，對于某些標準化的產品，廣告可以向子公司的產品延伸。因此，跨國公司不僅本來在研發實力上強于國內廠商，而且進入我國市場時可以利用研發和廣告上的規模經濟在我國市場上構筑進入壁壘，在相同條件下，潛在進入者要以更高的研發和廣告支出才能在市場上站穩腳跟。
三、結論
已有的研究表明，市場結構與國際直接投資之間具有雙重影響的關系。一方面，市場結構的構成要素（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度、交易成本等）是決定貿易流和外國直接投資的動力機制，另一方面，FDI的進入也對東道國市場結構產生重要的影響。至于具體影響的程度，則有賴于進一步以數據來進行更深入的實證，限于篇幅本文未能作詳細的研究。
現代產業組織理論十分注重其理論的政策含義的研究。宏觀政策的制定，需要考慮維護有效競爭的市場環境。一方面，促進國內市場結構合理化，從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國際直接投資；另一方面，由于國際直接投資企業與本土企業的競爭條件（規模、技術、成本、信息、資本獲得性等）不同，導致的福利效果也不一樣。為了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條件，防止部分企業濫用壟斷勢力，必須設計一套適合WTO要求和中國國情的競爭政策。
【參考文獻】
[1]李太勇：《跨國公司投資對我國市場結構的影響》.[北京]《中國工業經濟》1999年第11期。
[2]王洛林：《2000中國外商投資報告——大型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年版。
[3]楊沐：《產業政策研究》.上海三聯出版社1989年版。
[4]張紀康：《國際直接投資：壁壘.進入.效應》.[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
[5]Bain.J.，1956：BarrierstoNeuCompetition.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
[6]Behrman.J.N.，1972：TheRoleofInternationalCompaniesinLatin.America：AutosandPetro-Chemicals.Lexington.MA：LexingtonBooks.
[7]Caves.R.E.，1974：IndustrialOrganization.inJ.H.Dunning，ed.，EconomicAnalysisandtheMultinationalEnterprise.NewYork.Praeger.
[8]Demsets.H.，1982：BarrierstoEntry.AmericanEconomicReview.72：47-57.
[9]Dunning.J.H.，1993：MultinationalEnterprisesahatheGlobalEconomy.Workingham：Addison-WesleyPublishingCo.
[10]Lall.S.，1979：MultinationalsandStructureinonOpenDevelopingEconomy：TheCaseofMalaysia.WeltwirtSchaftlichesArchir，115.
[11]Stigler.G.J.，1968：TheOrganizationofIndustry.Homewood；Ⅲ：RichardD.Irwin.
20世紀是一個高速發展的世紀，在這一百年里，世界發生了巨大變化，科技日新月異，經濟快速發展，國際環境日益穩定，正是在這樣的狀況下，各國的對外直接投資（FDI）迅速發展起來。
一、世界直接投資的現狀
進入21世紀后，FDI繼續發展，2007年全球國際直接投資達到18333.24億美元，遠遠高于2000年創下的歷史最高水平。
2007年發達國家的流入量達到12476.35億美元，比2006年增長了32%，美國仍然是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接受國，歐盟是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最大的地區，幾乎占發達國家總流入量的三分之二。
發展中國家FDI流入量在2007年達到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4997.47億美元，具體來看，所有發展中地區的FDI流入流量幾乎均有所上升。
二、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方式分析
FDI有兩種進入方式：綠地投資和跨國并購。20世紀90年代之后，隨著科技進步加快和各國經濟自由化加強，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FDI存量和流量規模日趨龐大，成為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重要推動力。聯合國貿發會議《2001年世界投資報告》指出，2000年，全球跨國并購總價值達到1.1萬億美元，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中所占的份額超過五分之四。一般情況下，外國直接投資較容易受跨國并購的影響，因此，這段時期跨國并購比新建的外國直接投資下降得更多。
2003年跨國的企業購并投資件數4500多起，在發達國家方面，美國是首位的跨國企業并購投資對象國。而在發展中國家方面，中國列首位，但在全世界則列于第四位。2003年跨國企業并購投資額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經濟私有化進程的延緩或終結。
2005年跨國并購的交易額和交易量均有所增加:金額增至7160億美元；交易量增至6134宗，已接近1999年跨國并購達到第一次高峰時的水平。這樣高水平的并購盡管是跨國公司戰略選擇的結果，但也確實受到全球證券市場復蘇的推動。
2006年，并購仍在外國直接投資流量中占很高比例，但綠地投資也有所增長，特別是在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期經濟體。由于公司盈利的增長，利潤再投資已成為內向外國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們大約占2006年全世界外資流入總量的30%，單在發展中國家就占到了一半。
2007年，跨國并購交易的金額達到1.637萬億美元，比2000年創記錄的水平增長了21%。因此，從整體上看，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對2007年全球跨國并購沒有產生明顯影響。
三、對中國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啟示
1、中國應增加對外直接投資，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體水平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改革開放后，經濟實力不斷增長，現在中國的外匯儲備也相當豐富，中國有條件有能力增加對外直接投資，特別是增加跨國并購，從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這些年在世界范圍內，跨國并購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中國要進一步發展本國經濟，就要順應世界發展潮流，采取并購的方式可以利用別人原有的銷售渠道，與新建相比，節約成本。
2、培養跨國管理人才。從整體上看，我國派往境外企業工作人員的綜合素質較低，缺少從事跨國經營所必備的，既有專門的生產技術和管理技能，又通曉國際商務慣例，國際營銷知識和外語水平的跨國經營的高級管理人才。我國企業缺乏一整套適應國際市場競爭需要的人力資源管理機制，許多從事跨國經營的企業還沒有建立起現代人力資本觀念，對人才資源管理的認識仍舊停留在人事制度管理的層次上，導致外派人員專業能力和積極性都不高，遠遠不能適應跨國經營對人才需求的競爭需要。因此，我國要大力開發和培養符合國際化要求的復合型人才，在目前國內比較缺乏熟悉國際規則和東道國的市場法律的人才的情況下，還可以通過招聘優秀的國際人才來彌補靠自身培養的不足。同時，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可以通過公開招募人才、建立培訓中心或者委托專業機構從事相關活動等方式，加強對人才的培養。
【參考文獻】
[1]李東陽,對外直接投資的實現途徑及其選擇[J].東北財經大學學報,2002,(06).
（一）商業舉世化的生長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新的動力
首先，商業自由化的生長使跨國公司能更好地將其全部權上風與東道國的區位上風相團結，為跨國公司調解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域散布和增長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動力。隨著列國關稅水平不停低落，非關稅壁壘不停淘汰，跨國公司海良人公司在東道國的中心投入品入口也越來越自由。這一方面，使跨國公司能議決內部商業，為一些子公司管理因東道國難以提供富足切合其要求的中心投入品而帶來的質量控制題目；另一方面，公司內部商業的生長還可以使跨國公司憑據差異東道國的區位上風，議決直接投資實驗地域性專業化生產，從而獲取范圍經濟優點。另外，公司內部商業的生長還為跨國公司議決轉移定價獲取特別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商業自由化的生長加劇了東道國國內市場競爭，促進了東道國團體市場情況的革新和勞動力市場彈性的增強，為子公司低落在東道國的生產資本、前進謀劃效益創造了更好的條件。著末，商業自由化的生長，特別是服務商業自由化的生長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更遼闊的空間。
（二）金融舉世化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
首先，金融市場舉世化從兩個方面低落了美國跨國公司的籌資資本。第一，隨著金融市場舉世化的生長，套匯、套利活動加劇，舉世利率水平進一步趨同，并趨于降落，這低落了跨國公司間接融資的利息資本。第二，金融市場舉世化低落了企業在金融市場上舉行直接融資的資本。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緣故原由：其一，金融市場舉世化大大轉變了資本提供人和企業之間的關連。金融市場舉世化的生長使企業的潛伏投資者大大增長，而潛伏投資者之間的競爭以及金融中介機構（主要是投資銀行）之間的競爭，大大低落了企業舉行直接融資的利息資本和交易資本。其二，金融市場舉世化使爭取企業控制權的競爭越發猛烈，從而強化了對企業管理職員的監視，低落了企業直接融資的利息資本。金融市場的舉世化給企業管理職員帶來了壯大壓力：要是他們謀劃管理不善，企業就很大概成為被吞并的目的。相反，企業謀劃狀態良好就會使企業現有投資者受益，潛伏的投資者也會隨之增長，這有利于企業低落進一步融資的資本。其三，金融市場舉世化低落了證券交易的資本，直接和間接地低落了企業直接融資的資本。在金融舉世化不停生長的配景下，證券掮客人、投資銀行的內部競爭及相互之間的競爭日趨猛烈，它們為爭取客戶而不得不低落服務價錢，從而低落了企業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證券交易資本。同時，企業也可議決選擇屈從高的證券交易所，低落證券交易的資本，進而低落籌資資本。另外，進入國際金融市場融資的企業對信息的表露必須遵照嚴酷的劃定，因而議決得到有價錢的內部消息舉行內部交易的大概性大大低落，這樣，從事該企業證券交易的投資人和證券掮客人將會增長，該企業證券的活動性也會增強，從而籌資資本低落。其四，金融舉世化使企業能有用使用種種差異的籌資工具，特別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能，以低落危害和籌資資本。
金融舉世化的生長所帶來的籌資資本低落正是美國跨國公司增長從國際資本市場籌資以擴大其對外直接投資范圍的動力和基礎。
其次，由于金融舉世化的不停生長，列國金融市場有機地討論在一起，金融市場連續24小時運營，這大大方便了美國跨國公司在舉世領域內管理其公司體系的籌資和資金分配，促進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范圍的迅速擴大。
著末，金融市場舉世化為美國跨國公司更好地躲避金融危害提供了更好的條件。
（三）投資舉世化的生長為美國跨國公司擴大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須要條件
從素質上講，投資舉世化是資本及其相干要素（技能、管理技能等）在舉世領域內的自由、公正地活動，它主要體現為投資自由化、范例化以及資本大范圍跨國活動。投資自由化和范例化的生長，一方面擴大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空間，另一方面也淘汰了其對外直接投資所面臨的不確定因素，大大促進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生長。
經濟舉世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厘革
恒久以來，議決對外直接投資攻克國際市場不停是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戰略目的，因此，東道國市場的范圍和開放水平是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兩個最緊張的決定因素。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從20世紀50年月初開始向發達國家傾斜，以后，美國對生長中國家的直接投資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不停降落。60年月后半期、70年月和80年月，這一比重都連結在25%左右的較低水平。雖然美國對發達國家投資占主導職位地方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款式在90年月沒有孕育發生基礎厘革，但90年月美國對生長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力度顯著加大。1990～1999年，美國對生長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總額約2625.7億美元，相當于80年月的5.7倍，約占90年月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33.1%，比80年月高近7個百分點。90年月美國對生長中國家直接投資的較大幅度增長，與80年月末以來經濟舉世化的大范圍、全方位推進有著細密的討論。
（一）商業舉世化的迅速生長為美國跨國公司調解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帶來了壓力
商業舉世化的不停生長，一方面使國際商業渠道越來越通行，但另一方面也使國際市場競爭越來越猛烈。由于國際商業情況越來越自由，突破市場壁壘，就地生產、就地販賣作為傳統的影響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的因素，其緊張性大大削弱。而低落生產和研發資本，前進企業的技能氣力和產物的競爭力，以順應經濟舉世化配景下更猛烈的國際競爭顯得更緊張。獲取生長中國家自制的自然資源、勞動力以及知識、技能、技能人才等“創造資產”(CreatedAssets)，正是90年月美國跨國公司對生長中國家直接投資大量增長的緊張緣故原由。從90年月美國跨國公司海良人公司雇員人數及勞動力資本厘革的情況看，90年月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長對生長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也確實低落了其總體勞動力資本。1983年，美國跨國公司海良人公司雇員總數為638.3萬人，1989年增至662.2萬人，雇員年均增長率僅為0.6%。與80年月相比，90年月美國跨國公司海良人公司雇員數增長快得多，由1990年的683.4萬人上升至1999年的890.7萬人，（注：美國商務部經濟闡發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年均增長率高達3.4%。而且，海良人公司雇員人數的增長，在很大水平上是由于美國跨國公司將勞動麋集型生產要害大量轉移至勞動力資本相對較低的生長中國家所致，其海良人公司僅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印尼、韓國、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等10個生長中國家的雇員人數就從1983年的124.9萬人增長到1999年的211.2萬人，在這10個生長中國家的雇員數占其跨國公司體系雇員總數（母公司與海良人公司雇員之和）的比重也相應地由1983年的5.0%上升至1999年的7.3%。在海良人公司雇員人數迅速增長的同時，美國跨國公司總體勞動力資本上升幅度卻大大降落。1990～1999年，海良人公司雇員數占跨國公司體系雇員總數的比重由1983～1989年的年均25.7%上升至29.4%，海良人公司雇員人為年均增長率由1983～1989年的7.9%降至1990～1999年的2.7%，相應地，美國跨國公司總體勞動力資本年均增長率則由1983～1989年的4.5%降至1990～1999年3.0%。（注：憑據美國商務部經濟闡發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整理。）由此可見，90年月美國跨國公司對生長中國家直接投資的大量增長確實低落了其總體勞動力資本。另外，90年月美國跨國公司增長對生長中國家的研發投入，使用生長中國家自制的科學技能人才舉行研究開發，對低落其研發資本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二）投資舉世化的生長使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長在生長中國家的直接投資成為大概
80年月以來，特別是80年月中期以來，越來越多的生長中國家開始從限定外商直接投資向接待和勉勵外商直接投資變化。劇變后，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在其市場化革新進程中也向國際資本洞開了大門，這樣，80年月末以來，投資自由化浪潮在舉世領域內發達興起。投資自由化可以分為單邊、雙邊和多邊三個條理。從單邊條理上看，投資自由化主要體現為東道外洋資政策自由化和投資硬情況的革新。從列外洋資政策和規則厘革來看，僅1991～1999年，東道國（絕大多數是生長中國家）對外商直接投資管理政策和規則的調解多達1035項，其中94%（注：UNCTAD:WorldInvestmentReport,2000,p.6.）對外商直接投資有利。在實驗外商直接投資管理政策自由化的同時，生長中國家自80年月中期以來在交通、電力、通訊等方面舉行了大范圍的投資，大大革新了投資硬情況。從雙邊和多邊條理上看，投資自由化主要表如今雙邊和多邊投資掩護協定的不停增長。1999年，雙邊投資掩護協定達1856個，制止雙重征稅協定達1982個，（注：美國商務部經濟闡發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分別是1980年的10.3倍和2.8倍。另外，世貿構造多邊協定中的《與商業有關的投資步伐協定》、《與商業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以及《服務商業總協定》也大大促進了國際直接投資管理的自由化。
在不停趨向自由化的同時，國際直接投資管理也在向范例化偏向生長。這種范例化主要表如今地域和多邊兩個條理上的國際直接投資和諧。地域條理的和諧主要是地域一體化協議中包羅的關于投資題目的條款。這些包羅在一體化協議中的條款多是具有欺壓性的，比喻歐盟成員國間資本自由活動的協議、1987年《東盟投資協定》、南方配合市場投資議定書、北美自由商業協定等。地域條理上國際直接投資政策和諧的主要內容通常在于放松對國際直接投資進入和開業的限定，進而取消藐視性謀劃條件以及舉行投資掩護等。這一條理投資和諧的目的一方面是勉勵國際直接投資，但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范例和引導投資，促進國際直接投資的有序化。在地域條理的國際直接投資和諧不停生長的同時，80年月中期以來，多邊條理的國際直接投資和諧也在不停增強。作為烏拉圭回合討論效果的“一攬子”協議中包羅了三個與國際直接投資有關的執法文件：《與商業有關的投資步伐協定》、《與商業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服務商業總協定》。只管這三個文件涉及的只是外國直接投資人為的個體方面，但具有較強的束縛性。如《與商業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對知識產權掩護以及其他兩個協定對最惠國人為和黎民人為題目提出了總原則。特別是《與商業有關的投資步伐協定》，其焦點內容即是取消全部與關貿總協定“黎民人為條款”和“取消數目限定條款”紛歧致的投資步伐。這三個執法文件一方面將會推動國際直接投資的進一步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它們也將推動國際直接投資向范例化偏向生長。另外，旨在范例國際直接投資的雙邊、多邊及地域內討論越來越多。在世界商業構造(WTO)和團結國商業和生長集會(UNCTAD)的構造和主持下，一些關于國際直接投資管理的多邊討論或討論正在舉行。在1998年6月舉行的美洲自由商業區討論委員會第一次集會上，討論各方同意由投資討論小組擬訂一個包羅普遍權利和使命的投資管理體制框架。南部非洲生長委員會、非洲國家構造也在就區內投資管理舉行討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經濟相助與生長構造(OECD)內舉行的關于多邊投資協定(MAI)的討論在1998年已告一段落，MAI的草案已經發表。MAI劃定了透明度、黎民人為、最惠國人為等原則，并對沒收外資資產、對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業績要求及爭端管理等方面做出了明確的劃定。只管由于美、歐之間優點的緊張辯說而導致MAI未能告竣終極協議，但MAI討論表達了發達國家試圖推動國際直接投資進一步自由化和范例化的愿望，而且一些生長中國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新加坡等也差異水平地體現樂意加入MAI，這評釋國際直接投資的范例化有向更普遍、更深入偏向生長的趨向。
舉世領域內投資管理的自由化和范例化，特別是生長中國家外資政策的自由化和投資硬情況的革新，增強了生長中國家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吸引力，這正是90年月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長對生長中國家直接投資的緊張緣故原由。
（三）金融舉世化為美國跨國公司大量增長對生長中國家的直接投資起到了非常緊張的促進作用
這種促進作用主要表如今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金融市場舉世化低落了美國跨國公司的籌資資本，增強了美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包羅對生長中國家的直接投資）的本事。
第二，金融市場舉世化也為美國跨國公司轉移在生長中國家投資的危害提供了良好的條件。80年月中期以來，在金融自由化革新不停推進的同時，生長中國家，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的資本市場也迅速生長。從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情況看，1990年，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新加坡、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分別為2.3%、3.5%、45%、12.5%、93.6%、7.1%、13.4%、113.6%和28%，1998年分別上升至15.2%、20.7%、65.9%、23.3%、112%、23.5%、54.2%、136%和31.4%。（注：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00，表5.2,。）生長中國家股市的生長一方面為美國跨國公司在生長中國家的子公司就地舉行直接融資提供了條件，肯定水平上低落了議決貸款和刊行債券給公司帶來的金融危害；另一方面，隨著金融舉世化的生長，生長中國家資本市場成為舉世金融市場的一個有機組成部門，一旦有風吹草動，跨國公司也可議決資本市場迅速抽逃資金。另外，隨著生長中國家積極參與金融舉世化進程，其錢幣市場、資本市場、外匯市場和金融衍生產物市場與國際接軌，跨國公司在生長中國家的子公司在舉行對外經濟交易中能更好地使用國際金融市場有用低落匯率、利率危害。
經濟舉世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流向厘革
第二次天下大戰后，美國在將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由生長中國家轉向發達國家的同時，其對外直接投資的部門結構也日益高級化。其主要體現是礦業、煤油業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不停降落，制造業所占比重基本穩固，服務業的比重迅速前進。1970～1989年的20年中，礦業、煤油業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比重降落了20.2個百分點，服務業所占比重上升了26.4個百分點，制造業所占比重險些沒有轉變，但制造業始終是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最多的行業。與70年月和80年月相比，90年月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配置孕育發生了更深刻的厘革：1990～1999年，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額高達4255.6億美元，（注：憑據美國商務部經濟闡發局(bea.doc.gov)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整理。）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53.7%，大大凌駕制造業所占比重31.2%，首次取代制造業，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最多的行業。
與制造業相比，美國服務業所擁有的更顯著的相對上風及天下列國經濟服務化水平的進一步前進，是90年月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快速生長的實體基礎，而80年月中期以來，特別是天下商業構造建立以來，服務商業自由化的迅速生長則是90年月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大幅度增長的直接緣故原由。服務商業的自由化始于80年月中期，它分為單邊、地域性和多邊三個條理。單邊條理的自由化主要表如今列國對服務業的市場準入放脫期制；地域商業自由化主要表如今地域經濟一體化協議中關于服務商業自由化的有關條款及地域經濟團體與周邊國家簽署的服務商業協定，這些地域團體包羅北美自由商業區、歐盟、澳新自由商業區及南方配合市場等；而世貿構造《服務商業總協定》則是多邊條理上服務商業自由化的會團體現。首先，《服務商業總協定》作為世貿構造多邊協議之一，全部成員方都必須繼承，這使服務商業自由化真正具有舉世意義。其次，《服務商業總協定》劃定了以無條件多邊最惠國人為為焦點，包羅連結透明度、對提供服務所需資格相互認可、實驗自由化等一系列成員方所必須推行的一樣平常性使命，為服務商業的生長提供了更為自由的情況；再次，就市場準入條款而言，只管《服務商業總協定》沒有給市場準入下界說，但其明確劃定了克制使用的6個方面的限定步伐（除非成員在其答應表中明確列出），這六大被克制使用的限定步伐非常明確，使用性強，能有用淘汰糾紛而且便于監視。著末，《服務商業總協定》要求世貿構造成員將服務商業開放的答應加入答應表，答應涵蓋12個部門和155個分部門，而且搪塞每一個分部門，答應又憑據服務商業的4種要領舉行了細分，因此，《服務商業總協定》所要求的服務商業自由化，其廣度和深度是空前未有的。
從世貿構造建立以來成員方在服務商業方面的答應來看，服務商業自由化已取得重大實質性希望。以保險業和銀行業自由化為例，發達國家已對直接保險服務的70%（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以及銀行存貸業務的75%答應實驗自由化。生長中成員及經濟轉型成員答應開放直接保險服務的50%，銀行存貸業務的53%。（注：AadityaMattoo,"FinancialServicesandtheWTO:LiberalizationCommitmentsoftheDevelopingandTransitionEconomies,"TheWorldEconomy,Vol.23,No.3,2000,p.361.）而且，商業存在作為對這兩個行業影響最大的商業情勢，19個生長中成員及經濟轉型成員答應在直接保險服務商業中，除了對創建當地企業實體生存肯定限定外，不再對商業存在這種情勢接納其他限定步伐，26個成員答應對銀行存貸業務實驗完全自由化。
80年月中期以來，特別是天下商業構造建立以來的服務商業自由化極大地促進了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生長。1990～1999年，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量是1982～1989年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5.4倍，1995～1999年5年中，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總額是1990～1994年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2.2倍，凌駕了1983～1994年12年間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總和。由此可見，90年月美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迅猛增長與服務商業自由化有著非常細密的討論。
經濟舉世化與美國對外直接投資要領的厘革
恒久以來，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占據相當緊張的職位地方，自80年月后半期開始，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出現加速上升的趨向。進入90年月，美國跨國公司的跨國吞并活動洶涌澎拜，一浪高過一浪。90年月，美國對折年份對外直接投資主要以跨國并購要領舉行，特別是90年月后4年，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都在60%以上，1998年乃至凌駕90%。整個90年月，跨國并購在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的比重約為57%。只管由于跨國并購案的成交金額存在跨期支付題目（一起跨國并購案的成交金額大概分幾年支付），跨國并購當年的現實支付金額在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的比重現實上并沒有那么高，但從90年月的總體情況看，跨國并購無疑已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要領。
90年月跨國并購取代綠地投資成為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要領，與經濟舉世化迅速生長所帶來的企業謀劃情況的巨大厘革有直接關連。
第一，隨著商業舉世化的不停生長，列國經濟開放水平越來越高，列國市場與舉世大市場的討論越來越細密，這一方面為企業生長提供了更遼闊的空間，另一方面也迫使企業直接面臨國際市場的猛烈競爭，因此，企業對謀劃情況厘革的敏感水溫和應聲速率快慢成為企業生死攸關的題目，而跨國并購正是企業對謀劃情況厘革做出應聲及前進企業應聲速率的最快、最有用的手段之一。
首先，跨國并購是企業開展國際化謀劃，爭取國際市場最快、最有用的手段。一方面，跨國并購能省掉綠地投資要領下舉行牢固資產投資所需的時間，使企業在東道國更迅速地創建商業存在；另一方面，跨國并購能使并購企業議決被并購企業迅速相識當地市場情況，獲取企業謀劃決策所需的市場信息和客戶信息，而且并購企業還可以議決被并購企業的販賣渠道迅速搶占當地市場乃至舉世市場，這比議決綠地投資或出口，漸漸創建自己的販賣網絡攻克市場的速率更快。
其次，在舉世競爭日趨猛烈的配景下，企業范圍的巨細比已往具有更緊張的意義。一方面，企業議決跨國并購迅速擴大謀劃范圍，既可以低落被吞并的危害，又可以議決范圍謀劃，低落生產資本，前進收益；另一方面，議決跨國并購擴大企業范圍，企業可以更好地應付生產謀劃中的不確定因素，低落謀劃危害。這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緣故原由：其一，議決并購一些有恒久業務往來的企業，使以往的企業外部交易內部化，從而低落企業的交易危害；其二，議決并購擴大謀劃范圍，企業對市場情況的控制本事增強，至少可以低落對市場情況的依賴水平，這可以有用淘汰企業生產謀劃中的不確定因素；其三，議決跨行業并購，并購企業可以快速開展多樣化謀劃，有用疏散謀劃危害。
著末，跨國并購有利于企業牢固和迅速增強其焦點競爭力。企業所擁有的技能及技能創新本事可以說是企業焦點競爭力的焦點。80年月末以來高新技能的不停涌現和應用，是經濟舉世化加速推進的緊張緣故原由之一，而經濟舉世化的迅速生長又加劇了市場競爭的猛烈水平，導致產物生命周期不停收縮。因此，經濟舉世化的生長反過來又對企業的技能創新本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技能創新本事有限的企業生存空間越來越小。為了生存和生長，企業不得不想法革新技能，前進技能創新本事，以順應經濟舉世化配景下更猛烈的市場競爭。對一個企業而言，前進技能水平主要有三種途徑：加大自己的研究開發投入、鉆營戰略技能同盟及并購其他企業以獲取被并購企業的技能和技能開發氣力。不停地大量增長研究開發投入舉行研究開發不光危害大、周期長，而且研究開發所需的巨額資金縱然是氣力富厚的跨國公司也難以負擔。因此，自80年月中期以來，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在增長研究開發投入的同時，更多地議決與其他企業創建戰略技能同盟和并購（包羅跨國并購）相干企業來前進技能水溫和技能創新本事。但戰略技能同盟這種獲取外部技能資源的要領也存在一些題目：其一，在團結研究開發的歷程中，由于同盟各方技能的可保密性差異，因此，大概會出現一些同盟成員不樂意看到技能泄密的題目；其二，在戰略技能同盟中，同盟一方很難過到同盟其他成員的現有技能，戰略協作的范圍和領域都市受到限定。但是，議決并購要領獲取外部技能資源，一方面可以制止在戰略技能同盟中大概出現的泄密題目，另一方面，并購企業還可以得到使用被并購企業的資金和技能氣力舉行研究開發的動態效益，以及得到被并購企業現有技能的靜態效益。議決跨國并購，獲取外洋企業技能及技能開發氣力，正是90年月美國企業大范圍開展跨國并購的緊張緣故原由之一。
(一)越南是外商直接投資的熱點地區
1.政治社會穩定，發展后勁十足。越南保持著政治社會的持續、穩定和經濟的快速增長，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提供了良好的經濟、政治環境。越南已成功實施革新開放政策20余年，社會主義定向的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形成和完善，政治體制改革正在加快推進。2006年4月召開的越共十大更使越南進入全面推動革新開放的新時期。1991年以來，越南GDP年均增長約7.5%，遠高于東盟其他國家。2005年，越南GDP增長率達到8.4%，人均GDP已從革新開放初期的約200美元增至640美元。越共十大確定越南2006—2010年實現年均GDP增長率為8.0%的目標，表明了其繼續加快發展的決心。越南順應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趨勢，積極參與區域合作，大力吸引外商投資。隨著加入WTO，越南將進一步加強同全球和地區經濟的融合。1988—2005年，越南全國共批準外商直接投資項目6880個，合同金額646億美元，實際到位269億美元。2005年越南全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達58億美元，比2004年增長25%，吸引外資為1998年以來最高水平。其中，新增項目合同金額為40億美元，原項目追加投資金額為18億美元。現有74個國家和地區對越直接投資，外資經濟占越南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15%。
2.地理位置優越，成本較為低廉。優越的地理位置使越南具備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有利區位條件和交通條件。越南地處中南半島東部，位于重要的國際交通線上，有3200多公里長的海岸線；在全國64個省市中，有半數以上的省市臨海，具有明顯的沿海優勢。越南海港較多，陸路直達中南半島其他國家，交通相當便捷，國際航線直通世界上57個國家和地區的首都或城市。越南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大幅度降低了外商投資成本。越南的石油、天然氣、煤炭、水等能源資源和鐵、銅、鋁釩土等礦產資源都十分豐富。投資商在投資優惠的領域和地區投資，可根據土地法和稅法的規定，減免土地租金、土地使用費、土地使用稅。越南勞動力資源豐富，現擁有8400多萬人口，65歲以上人口只占5.6%，勞動力人數占總人口的60%，平均年齡只有24.5歲。全國人口識字率已經達到了94%，大多數人完成高中教育，是東盟國家中人口識字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勞動力具有較好的文化教育基礎，經過培訓后能較快地掌握科學與技藝。同時，勞動力成本低廉，月平均工資約55美元，河內和胡志明市勞動力月平均工資為120～136美元。
3.政策日趨完備，環境不斷優化。越南不斷完善外商投資政策，改善投資環境。越南于1987年制定了《外商投資法》，歷經1990年、1992年、1996年、2000年、2003年五次修訂和補充。為適應加入WTO的需要，越南國會于2005年11月通過了調整內外資統一的《投資法》，并于2006年7月1日生效。新頒布的《投資法》與原法相比，具有投資商自主投資權限擴大、給予外商的投資形式擴大、各項鼓勵和優惠投資政策一并適用于國內外投資商等特點，保障了外商的合法權益。越南采取措施放寬外商投資項目審批權限，提高政府辦事效率。自2006年以來，在新批的越南外資項目中，由越南中央政府各部門審批和頒發投資許可證的項目占63%，各地方政府審批和發證的占13.3%，各工業區和出口加工區管委會審批和發證的占23.6%。新的《投資法》對投資的行政審批手續進行較大幅度調整，進一步簡化手續程序，給予地方更大的審批權限。為給外商創造便捷、舒適的投資環境，越南正加緊建設、完善基礎設施。2006年起5年內，越南政府預計在公路、機場、海港和賓館、通信、水電等基礎設施建設上投資1150億美元。
(二)中國對越直接投資潛力巨大
1.中國對越直接投資優勢獨特。中國開展對越直接投資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中越兩國山水相連，交通往來便捷，文化習俗相近，社會制度相同。近年來，中越睦鄰友好、全面合作關系深入發展，達成兩國和兩國人民永做“好鄰居、好同志、好朋友、好伙伴”的共識。兩國高層互訪頻繁，政治互信日益深化，妥善解決邊界領土問題取得了積極進展。經貿及各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全面加強。2005年中國人均GDP已達1703美元，一些發達地區如上海、深圳已超過5000美元，高于越南的發展水平，對越南投資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和比較優勢。通過參與越南資源的開發投資，轉移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能促進中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減輕資源和環境壓力；能規避貿易壁壘，減少貿易摩擦，開拓國際市場。
2.中國對越直接投資亟待拓展。1991年中越兩國關系實現正常化以后，中國企業陸續走出國門，開始在越南投資辦廠。近年來，在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的推動下，一系列區域投資便利化措施逐步被落實，中國對越直接投資發展較快。中國企業通過對越直接投資，帶動機電產品、原材料和勞務出口，有效拓展了越南和東盟市場。據越南計劃投資部統計，2005年，中國對越直接投資金額突破1億美元，達1.08億美元，比2004年增長32.21%。其中，新增投資項目41個，協議投資額6770萬美元；追加投資項目17個，追加投資協議金額4032萬美元。由此可見，中國對越直接投資數量偏少，規模偏小，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顯然要緩慢許多，與中國擁有對越的投資優勢很不相稱。據越南計劃投資部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5年12月31日，中國臺灣省對越直接投資項目1408個，協議投資總額達79億美元，實際到位資金29.4億美元，居世界各國和地區對越直接投資的第一位，項目數、合同資金、到位資金分別占23.8%、15.7%和11%。其余依次為新加坡、日本、韓國和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國累計對越直接投資的有效項目352個，協議投資總額為7.31億美元，實際到位金額為1.81億美元，僅列世界各國和地區對越投資的第15位，項目數、合同資金、到位資金分別僅占6%、1.4%和0.7%。中國對越直接投資遠未達到規模效益，平均每個項目為200多萬美元，協議投資額在500萬美元以上的僅有9家。
二、中國對越直接投資的路徑選擇
1.熟悉投資環境。認識越南、研究越南、了解越南是中國對越直接投資路徑的起點。中國投資者要充分認識到，到越直接投資雖然潛力巨大，但仍要認真對待一些困難和風險：土地供應雖然充足，但交通等基礎設施仍較為落后，全國無一條符合國際標準的高速公路，鐵路只是米軌，無法重載，速度也很慢；缺乏理想的合作伙伴，產業配套能力較差；官僚作風、腐敗現象較為嚴重，制度不夠完善，行政效率不佳；技術工人及管理人才不足，人員素質有待提高；短期行為較為普遍，政策缺乏連續性。如果對越南投資環境有深入了解，就能避開風險，利用優勢，贏得商機。要扎實地進行前期準備和投資論證，妥善應對項目實施過程中存在和遇到的突出問題。通過實地考察、深入調研，熟悉越南的國情、商情和風俗民情，使投資活動符合越南市場需求和經貿政策，盡可能融入當地社會。重點研究、掌握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相關投資規則、越南新的投資法及其實施細則、各種優惠政策及政策限制。處理好與合作方以及當地有關部門的關系，對越方合作伙伴進行深入了解，尋求信譽好的合作伙伴。選派能力強、素質高、外語好(越語或英語)的業務人員來越開展工作。樹立以質取勝的經營理念，提高產品質量，注重品牌效應，搞好售后服務，提升中國企業在越南乃至東盟市場的無形資產價值。加強對投資風險的防范，按規定辦理國內外投資報批許可手續。建立信息咨詢系統，為中國對越直接投資提供市場調查、項目評估等咨詢業務。健全金融服務體系，為中國對越直接投資提供優惠貸款、擔保、保險等金融業務。改變我國對外投資審批手續繁瑣、外匯管理過嚴的現狀，切實為對越投資提供政策支持。保持與我駐越使館經商處的聯系，定期向經商處匯報企業生產經營和管理情況，遇到重大問題及時向使館報告。2.優選投資領域。中國早期的對越直接投資主要是加工、裝配和生產性的小型項目。此后，中國企業已涉及越南的能源開發、電子、建材、建筑、農林漁業及服務業等行業，投資領域非常廣泛。據越南計劃投資部統計，2005年，在中國對越直接投資新增41個投資項目、6770萬美元的協議投資額中，投資工業領域的有29個項目，協議投資額6223萬美元；投資農林漁業8個項目，協議投資額456萬美元；服務業4個項目，協議投資額91萬美元。截至2005年底，中國對越直接投資中，投資最多的是工業和建筑業生產經營領域，達252個項目，協議投資額4.5億美.元，分別占項目總數和投資總額的71.6%和61.6%。其次是投資服務業，為44個項目，協議投資額1.89億美元，分別占項目總數和投資總額的12.5%和25.85%。投資最少的是農林漁業，為56個項目，協議投資額9698萬美元，分別占項目總數和投資總額的15.9%和13.25%。
中國對越直接投資要優選有市場潛力、效益好、見效快且符合越南產業鼓勵導向的行業作為重點投資領域，既充分利用當地資源優勢，又有利于發揮我國在設備和技術上的比較優勢。越南工業部已確定2006—2010年著力發展四大工業主導產業，加工制造業(紡織、皮革鞋類、農林水產加工)，工業生產資料(化工、機電、電力、煤炭)，高新技術工業(電子及通信工程)等三大產業，對中國企業來說，對越直接投資大有可為。結合越南經濟發展和市場需求的實際情況，可考慮在以下重點領域進行投資，從事生產和加工。一是家電生產。越南家電普及率較低，需求不斷擴大，市場潛力較大。中國家電企業擁有先進的技術和雄厚的研發實力，積累了不少開拓國際市場的經驗，可在越南投資辦廠。二是摩托車發動機生產。越南政府將摩托車列為工業發展的重點，但由于資金和技術原因，迄今未能生產發動機等主要部件。我國摩托車工業技術工藝已相當成熟，具備開拓國際市場的實力，可考慮在越南投資生產摩托車發動機。三是農機生產。越南是農業國，農業耕作以人力和牲畜為主，發動機、拖拉機、水泵、收割機、脫谷機、烘干機等農業機械市場需求較大。中國企業在積極擴大出口的同時，可考慮在越南投資生產或組裝農業機械，以鞏固和擴大市場。四是礦產開采。越南礦產資源豐富，種類較多，但礦產開采和加工能力較弱。中國企業可考慮在越南投資采礦和加工，利用便利的運輸條件，將產品返銷國內，緩解國內資源的不足。此外，中成藥生產、水果加工、服裝和面料加工、煙草加工等產業均是可供選取的對越直接投資領域。
3.優選投資區域。外商對越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很不平衡。截至2005年底，交通等基礎設施較好的南部重點經濟區(胡志明市、同奈省、平陽省、巴地一頭頓省、西寧省、平福省、隆安省和前江省8省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占全國的一半以上。其中，合同資金占全國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58%，項目數占投資項目總數的50%。北部重點經濟區(河內市、海防市、海陽省、永福、廣寧省、興安省、河西省、北寧省8個省市)吸引合同資金占全國的26%，項目數占28.7%。各工業區和加工出口區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項目數占外商直接投資項目總數的33.4%，合同資金占投資總額的33.8%。北部山區、中部、西原地區和九龍江平原地區的一些省份全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項目數僅2～3個，金額不超過700萬美元。
中國對越直接投資的區域選擇應集中于基礎設施較為完備的胡志明市、河內市、海防市、廣寧省、同奈省等5省市。特別是隨著中越合作建設“兩廊一圈”的加快推進，中國對越直接投資將更多地投向河內市、海防市、廣寧省等發展較快的越南東北地區。按照越南新的《投資法》規定，工業區、出口加工區、高科技區、經濟區屬投資優惠地區，可作為對越直接投資的重點區域。越南也將北部山區、中部等社會經濟條件困難或特別困難的地區，列為投資優惠地區。由于這些地區基礎設施十分薄弱，經濟發展嚴重滯后，增加了投資風險，是否投資需謹慎考慮。可在“兩廊一圈”的越南北部區域內，選取高平、諒山等資源豐富的部分省市，著重進行資源開發和農業的直接投資。
4.優選投資方式。中國對越投資采取了獨資、合資和合作經營等多種方式，獨資和合資項目各占近一半。2005年，在中國對越直接投資中，中方獨資項目30個，協議投資額3247萬美元；中越合資項目9個，協議投資額3452萬美元；合作經營2個項目，協議投資額72萬美元。截至2005年底，在中國對越直接投資中，中方獨資項目201個，協議投資金額3.3億美元，分別占項目總數和投資總額的57.1%和45.14%；中越合資項目120個，投資金額3.55億美元，分別占34%和48.56%；中越合作經營項目31個，投資金額4628萬美元，分別占8.8%和6.3%。
優選投資方式是中國對越直接投資的重要方面。要結合企業自身情況及投資領域、投資項目的特點來優選投資方式。考慮到我國大部分對越投資企業實力不濟，同時合資方式有利于拓展銷售渠道，降低投資成本，符合越南還不夠成熟的投資環境，選擇合資方式較為合適。在合資企業中，中方所占股份最好超過50%，以使經營決策時不受制肘。有足夠跨國經營經驗的，或擁有特有技術需要保密的，也可選擇獨資方式。按照越南新的《投資法》規定，對越直接投資方式還有：按BCC、BOT、BTO和BT合同方式的投資，即合作經營；投資發展經營，包括兩種形式，即擴大規模，提高生產能力和經營能力，以及更新技術，提高產品質量，減少環境污染；通過購買股份或融資方式參加投資活動的管理；通過合并、并購企業的方式投資。這些投資方式均可作為中國對越直接投資方式的重要補充。
不少學者認識到東道國開放程度會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產生重要影響。通常而言，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大小是隨著該國開放度的提高而增加的。這是因為外資比重越大，當地企業與其接觸的機會就越多，示范-模仿效應發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而且，較高的開放程度意味著國內企業本身的技術能力達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同跨國公司在海外市場進行競爭（蔣殿春、張宇，2006）。此外，出口的擴大可以使國內企業獲得較多的利潤，從而為國內企業的技術革新和技術設備的引進提供資金來源（何潔、許羅丹，1999）。但蔣殿春和張宇（2006）還指出，如果行業中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過高，跨國公司就會對行業內的東道國企業形成強有力的沖擊，從而使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外溢效果往往不理想。
盡管上述研究從不同側面討論了對外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但是還沒有人詳細闡述這種影響的具體機制，相關的實證研究也缺乏理論基礎。所以，本文首先對東道國開放度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具體機制進行了描述，然后又以趙奇偉等人（2007）所建立的一個包含制度因素的內生增長模型為基礎，建立計量模型，就東道國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進行實證檢驗。最后，根據計量分析的結果做出結論，并提出政策建議。
一、東道國開放程度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機制分析
在進行實證分析之前，我們有必要解釋東道國對外開放度是如何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實現途徑的。
1.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實現途徑
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包括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和負向的競爭效應。首先，跨國公司在東道國實施外商直接投資可以引起當地技術進步，帶來積極的技術外溢效應。張誠等人（2001）認為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主要通過以下途徑實現：第一，跨國公司采用先進技術對當地企業產生示范作用，或者通過增加競爭壓力，迫使國內競爭對手謀求提高技術水平，并引起當地企業的模仿；第二，通過跨國公司的員工流向本地企業而實現技術溢出；第三，跨國公司子公司會以供應商、顧客、合作伙伴等身份與當地企業建立起業務聯系網絡，從而通過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帶來技術溢出。其次，跨國公司也會擠占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引致負的溢出效應。在進入初期，跨國公司通常會帶來激烈競爭，改變當地市場的供求狀況。在這種情況下，雖然當地企業受益于積極的溢出效應而降低平均成本曲線，但因為跨國公司擴大市場份額或將需求從當地企業轉到其他企業，從而使當地企業維持低成本所需要的生產規模無法實現，結果是企業實際生產點只能沿其平均成本曲線向上移動，其實際生產的單位成本仍很高，甚至高于跨國公司進入以前的成本(Markusen&Venables,1999)。此外，如果東道國的勞動力市場低估人才的真實價值，跨國公司的進入就會從當地企業吸引大量人才，造成負向的溢出效應。
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模型來描述外商直接投資積極的技術外溢效應和負的競爭效應（Aitken&Harrison,1999）。假定在一個完全競爭的本地市場中存在若干面臨固定生產成本的企業。由于邊際成本較低，跨國公司通常會選擇更大的生產規模，而為本地市場生產時跨國公司就將會擠占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迫使其削減產量。如圖1所示，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使得本地企業的平均成本曲線由AC0下移至AC1，但額外的競爭迫使當地企業的產量從Q0削減至Q1。由于現在當地企業只能在一個更小的產量上平攤固定成本，所以平均成本沿AC1上移至C點，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效應是提高了當地企業的平均成本(由最初的OA′提高至OC′)。可見，如果競爭效應B′C′足夠大，則即使存在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A′B′，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A′C′也會為負。
2.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
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可以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產生重要影響。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使得當地企業可以從全球范圍內進行融資和招募人才，當地企業就更有機會利用新技術，經由示范模仿、人員流動和產業關聯等途徑獲取積極的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同時，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使得當地企業面臨更為廣闊的全球市場，所以當地企業可以在不斷擴大生產規模中獲取規模經濟，降低生產成本，縮小內外資企業的能力差距，使得當地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取更為有利的位置。相反，如果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很低，當地企業就難以達到最優的生產規模，內外資企業的能力差距就會加大，限制了東道國企業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正溢出效應。
東道國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可以用圖1來說明。如上所述，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和負的競爭效應分別取決于A′B′和B′C′的大小，而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則由A′C′表示。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會影響到企業的平均成本。如果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很高，當地企業不僅更容易獲取所需生產要素，還可以面臨更廣闊的市場，從而比封閉國家的企業更容易形成最優生產規模，在圖1中AC1必然是該期內較低的一條平均成本曲線，當地企業充分獲取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同時，由于內外資企業的競爭能力更為接近，跨國公司就難以大幅度擠占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所以當地企業產量削減不會太多，Q0和Q1比較接近，故而競爭效應B′C′較小。這樣的話，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就會為正，在圖形上體現為C′落入A′B′線段上。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越高，當地企業獲取所需生產要素就越便利，企業的生產規模越趨于最優規模，正的外商直接投資凈溢出效應就會越大，C′就會越接近于B′點①。相反，在相對封閉的國家，當地企業就很難獲取所需生產要素，技術溢出效應不會使AC0下移到最低的平均成本曲線，而競爭效應則會使產量削減的幅度足夠大，結果使得C′就會落在A′點之上，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為負。所以，外商直接投資凈溢出效應的大小取決于東道國對外開放的程度。
二、東道國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
溢出效應影響的實證分析
趙奇偉、張誠（2007）建立了一個包含金融制度在內的內生增長模型，在模型中，金融深化程度通過影響國內研發部門的知識積累對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的途徑產生影響。我們可以把他們的理論模型進一步擴展，可以理解為包含對外開放程度等因素在內的制度變量對溢出效應的影響。所以，在他們理論模型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構建計量模型如下：
γYit=β0+β1FDIit+β2Hit+β3θit+β4openit+β5openit×FDIit+uit，i=1、2、......31；t=1、2、......8（設1997年為時刻1）。
其中，被解釋變量γYit為我國1997～2004年31個省市中第i地區第t年的工業總產值增長率。工業總產值用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1991=100）調整為實際值，單位為億元，數據取自1997～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
類似地，Hit為i地區第t年的人力資本存量，由各地區受教育年限的加權平均值來刻畫。具體計算時，我們把小學、初中、高中和大專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別記為6年、9年、12年和16年，則各地人力資本存量的計算公式為：小學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專及以上學歷比重×16①。所使用數據來自1998～2005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
θit為內外資企業的技術差距，計算方法為外資企業勞動生產率與內資企業勞動生產率之比減去1。其中，勞動生產率表示為工業增加值與就業人員的比值。在這里，外商投資工業企業工業增加值單位為億元，外企就業人數單位為萬人，兩類數據均來自《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內資企業工業增加值缺乏直接數據，由各地區工業增加值扣除掉外商投資工業企業工業增加值得到。其中，各地區工業增加值單位為億元，數據取自國家統計局網站②。
openit是對外開放度。一國的對外開放度可以用外資依存度③來表示。外資比重越大，當地企業與其接觸的機會就越多，示范-模仿效應發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開放度還可以用一國的貿易依存度來表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發展報告課題組，1995），發展對外貿易一方面可以加速世界先進科學技術的知識和人力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的傳遞，使知識和專業化人力資本能夠在貿易伙伴國內迅速積累；另一方面，由于知識傳播與人力資本的外部效應，各國之間開展貿易還可以節約一部分研究與開發費用，避免重復勞動。這些都為東道國獲取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創造了更多條件；此外，也有人綜合考慮前面兩個因素，用外資依存度和貿易依存度之和來表示對外開放度（蘭宜生，2002）。本文中選取的指標是貿易依存度，即進出口貿易總額與GDP之比來表示open，這主要是為了避免回歸分析中的多重共線性。其中，進出口總額根據各年度匯率中間價調整為人民幣計價,以和GDP單位相統一。進出口貿易總額、匯率中間價和各地區GDP數據均來自1998～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
在把openit和FDIit作為控制變量后，我們就可以用openit×FDIit來衡量受東道國開放程度制約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為了更準確地衡量外資的技術溢出效應，我們分別用兩個指標來刻畫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在中國經濟中的存在水平。一是用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GDP和的比值FGDP，另一個是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之比AFDI。所用數據均來自1998～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我們約定，使用FGDP時的計量模型為模型1，使用AFDI時為模型2。
根據表1的回歸結果，開放度所決定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在1997～2004年期間為負，即開放度相對于外資規模來講相對較低。這個結論可能和很多人的判斷不一致，因為他們覺得中國的對外開放度已經很高了。這需要從兩方面來解釋：第一，為了避免多重共線性，我們采用外貿依存度而不是外資依存度和外貿依存度之和來表示開放度，這顯然會低估開放度的值；第二，蘭宜生（2003）指出，盡管我國目前的名義貿易依存度已達到較高水平，但綜合考慮經濟規模、貿易形式差異、匯率和通貨膨脹率等因素的影響，我國的實際貿易依存度并不高，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及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只略高于印度和巴西；第三，國內許多產業雖然貿易依存度很高，但沒有形成較強的前后向聯系，不能起到結構進步的“出口導向”作用。為了觀測我國對外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動態影響，我們分1997～2000，2001～2004年再做計量分析。如表2所示，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在1997～2000，2001～2004年兩個階段都為負，但是在第二個階段負效應更為明顯。這說明，開放度在第一個階段相對于外資規模已經較低，到了2001年，隨著外資累計規模的進一步增大，開放度相對更低了。
三、結論
根據上述理論模型及實證檢驗結果，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是決定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的重要因素。由于開放度高的國家可以為當地企業提供融資、獲取人才、以及接觸外資企業上的便利，所以開放程度高的國家或地區可以獲取正的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而開放程度低的國家或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不明顯甚至為負。
第二，我們所提及的開放程度是個相對的概念，當開放程度相對于外資規模較高時，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就為正；而當開放程度等制度因素的發展比外資規模相對滯后時，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就為負。于是，這就出現了一國或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在不同時間段上的變化。就我國的情況來看，開放程度相對于現有的外資規模一直是滯后的。因此，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在近兩年已經全部為負。
因此，一方面我們應該有選擇地進一步開放某些產業，特別是增加生產行業的開放度。另一方面，對某些外資比重過高的行業要對引資規模加以限制，保持適度的內外資比例，給內資企業以成長的空間。
[參考文獻]
[1]何潔,許羅丹.中國工業部門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外溢效應的實證研究[J].世界經濟文匯，1999,(2):16-21.
[2]蔣殿春,張宇.行業特征與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基于高新技術產業的經驗分析[J].世界經濟，2006,(10):21-29.
[3]蘭宜生.對外開放度與地區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J].統計研究，2002,(2):19-22.
[4]蘭宜生.我國實際貿易依存度的評估與國際比較[J].經濟學動態，2003,(8):17-20.
[5]張誠，張艷蕾，張健敏.跨國公司的技術溢出效應及其制約因素[J].南開經濟研究，2001,(3):3-5.
[6]趙奇偉,張誠.金融深化、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與區域經濟增長:基于1997～2004年省際面板數據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7(6):74-82.
[7]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發展報告課題組（朱立南執筆），中國經濟的對外開放度與適度外債規模[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5,(5):1-11.
[8]Aitken,BrianJ.andHarrison,AnnE.DoDomesticFirmsBenefitfromDirectForeignInvestment?EvidencefromVenezuela[J].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9.No.3,June1999,pp.605-618.
眾所周知，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一直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力，中國足吸收fdi的世界大國，占了流向發展屮國家fdi總量的三分之-。但另-方面，巾國也是世界資本的-大供給源，雖然口前巾國流出的對外直接投資(ofdi)相比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資(ifdi)規模還較小，但其增長速度不容小視。僅2017年一年，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幅就達到了 32%，中國的很多跨國大企業在國際商務中開始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2017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額達到746.5億美元1，創歷史最高紀錄，位居全球第五。
在全國各省市中，廣東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量位列第一，達到了 116.3億美元。上海位第二，對外直接投資累計額達到60. 43億美元。上海和廣東作為中_經濟的領頭羊，許多行業都是處于全w領先地位，尤其是制造業，而且在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中，也還是以制造業為主。
影響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很多，有目的國的環境因素、政策因素、中國的市場因素、政策性因素等等。但以上分析都是基于宏觀層而的，這些h益增長的對外宵接投資究竟是由什么樣的企業貢獻的?剔除相同的宏觀經濟環境、不同的行業因素和不同的冃的國的影響，什么樣的企業更容易選擇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生產效率與企業的對外投資行為乂有什么樣的關系?對企業層面的復雜差昇很難由一個籠統的調查闡釋清楚，因此只有通過對企業層面進行嚴謹的分析，才能回答上面的問題。
在國際貿易理論研究中，很長一段時間企業在貿易中的作用是被忽視的。
傳統貿易理論關于企業的描述僅有企業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新貿易理論中雖然將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引入國際貿易分析中，但企業還是同質的(homogeneous)典型企業，即所有企業都從事出u。然而，近十幾年的貿場理論研究表明，企業是異質的(heterogeneous),為什么一辟企業從事出口而另-些企業不從事出口?為什么有些企業選擇通過出口進入海外市場，而有些企業選擇fdi?對上述兩個問題，異質性企業理論從新的角度給予了解釋。
melitz首次通過異質企業模型將上述研究規范化，出現了以企業異質性為特征的新-新貿易理論(new-new trade theory)。
新-新貿易理論是同際貿場理論的前沿，能夠很好的解釋當前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的現實情況，代表了未來的發展思路和研究方向。該理論主要分為兩個研究方向，以melitz (XX)為主導的方向主要探索企業的國際化路徑選擇，又稱為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heterogeneous-firms trade，簡稱hft);以antras (XX)為主導的方向主要研究企業全球組織生產抉擇，又被稱為企業內生邊界理論(endogenous boundary theory of the firm)。而從現有文獻來看，該理論還處于發展初期，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證方面都還不夠成熟和完善，關于異質企業的理論假設需要更加詳細的企業面的數據來進行檢驗。
本文將沿著melitz的研究方向，從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山發，就企業生產率與出口、對外直接投資之問的關系等問題進行分析，通過采用上海和廣東制造業上市公司的企業層而數據，來重點考察企業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本文為我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微觀層面的經驗證據，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方面研究的空白。
1.2本文的研究內容
本文首先闡述了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的產生及其主要研究內容，為本文的研究奠足了理論基礎。接著論文結合上海和廣東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與特點，進一步探討對外直接投資與企業生產率之間的關系。本文將通過實證分析給出相對明確的結論，為我國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提供決策上的支持和指導。
第1章為緒論，主要闡述了研究異質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背景和意義、研究方法、難點及解決辦法，并對本文的框架和結構做出相關的說明。
第2章是文獻綜述部分，是對相關文獻的梳理和總結，首先簡單介紹了不同文獻對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研究假設、理論框架等相關內容的分析，為本論文提供相應的理論基礎。接著對有關異質性企業生產率與出口、對外直接投資之間關系的論證，進行相應的回顧和總結，在此基礎上提出本論文的實證假設。
第3章是分別對上海和廣東省的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做出了分析，通過對這兩個典型區域的相關研究，來發現這兩地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劣之處，從而為我國企業今后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
第4章是本文的實證研究部分，首先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分別對兩地出口企業與fdi企業的生產率進行比較，從而來驗證hmy模型的相關結論，即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然后在此基礎上，重點分析fdi企業的生產率，即為什么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ik，是自我選擇效應還是學效應的結果。
第5章根據實證分析結果，進行相應的分析，對企業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做出總結，并對我國企業制定走出去戰略提出針對性的建議。
1.3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1、文獻研究法第1章的研究動態和第2章的文獻綜述，對相關文獻進行了梳理和總結。
在前期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對企業異質性在主要貿易理論中的體現進行了回顧和歸納，為本文的實證分析提供理論支持。
2、定性分析法
第3章主要運用了定性分析法，通過對相應數據的整理和分析，來說明上海和廣東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現狀及其存在的一些不同之處。
3、實證分析法
第4章是本文的實證分析部分，從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度出發，在己有的研究基礎上，對企業異質性與企業國際化經營選擇的關系進行了相關的實證分析。首先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來驗證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
然后通過回歸分析，解釋為什么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是自我選擇效應還是學習效應的結果。
以下是論文的研究框架：
1.從其作用來看,FDI和FPI各有所長,具有互補性。FDI對東道國的正面作用一般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引進資金,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引進先進技術(即技術溢出效應);借鑒先進的管理經驗;提高勞動生產率,帶動產業發展(主要是通過競爭及企業間的縱向或橫向聯系來帶動;提高東道國的國際競爭力。其負面的影響是外商直接投資往往會背離東道國的產業及戰略規劃。以1997年～2002年外商在華實際直接投資數據看,外商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占到了70%左右,且呈上升趨勢,其中制造業接近70%,而且大都投資在勞動密集型和資金密集型產業。而對國家扶持的第一產業,則不到2%,對大力發展的第三產業,則僅占22%多一點,且呈下降趨勢,從投資地域來說,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其中,2001年和2002年東部六省市(注:上海、江蘇、浙江、山東、福建、廣東)外商直接投資份額為70.72%和71.36%。而西部十省市(注: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外商直接投資份額分別為3.09%和2.69%。可見外商投資也不考慮中國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還容易造成壟斷及技術依賴性等缺點。
FPI包含對外借款和證券投資,前者作用主要在于可以利用國外資金,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其優點是資金可以自由使用,有利于國家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戰略的實施。其缺點是造成一定的債務負擔,且其使用成本一般也比國內資金高,對國際收支平衡也有較大的影響。后者的發展則不僅有利于利用外資,而且有助于完善我國的證券市場和公司治理制度,促進經濟增長如Summers(2000)認為,證券市場的對外開放有助于降低資本成本、增加投資和提高產出。另一方面,作為發展中國家,證券市場若開放不當,又會增加其金融脆弱性,容易造成一國金融危機。
2.FDI和FPI二者互相促進。FDI對FPI的促進作用主要在于:FDI需要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大量配套設施,客觀上刺激東道國對FPI的需求;FDI有助于提高東道國的競爭力,促進東道國制度的不完善和與國際接軌的程度,使外商投資更加安全,有利于大量FPI的流入;跨國公司等FDI本身需要在國際貨幣市場上籌集大量的資金,這從實質上來說增加了國間接投資的流量。而FPI對FDI的拉動作用則在于:大量FPI的流入,有助于受資國籌集大量資金,改善本國的投資環境(如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等),提高吸引FDI的競爭力。
二、對利用外資的政策建議
1.政府要加深對國際投資的認識,轉變觀念。國際投資既有積極的作用,也有消極的作用,許多政府官員只看到其積極作用的一面,而忽視其消極作用的一面,認為吸引外資多多益善,盲目吸引,更有甚者把吸引外資的數量當作自己的政績來看待。政府應該從根本上轉變觀念,首先必須認識到引進外資只是我們發展的經濟的一種手段,而不是根本目的。因此,外資的引進必須有利于中國經濟的發展,有利于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有利于民族工業的發展和科學技術創新。同樣,對政府官員吸引外資的考核也應該以此為標準,重在引資質量,而不是單純地看其引資數量。
2.吸引FDI與FPI并舉,重點在吸引直接投資。FDI和FPI二者各有優點,也各有缺點,二者存在一定的互補性,因此,應該把二者結合起來使用。一方面,西部大開發戰略提高基礎設施,需要大量的資金,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也需要巨額資金,另一方面,我國外匯儲備充足,目前的負債率并不高,有較大的引資空間。因此,可吸收FPI來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
3.轉變引資措施,從稅賦減免等優惠措施向改善投資環境轉移。我國利用外資的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主要以對外資實行稅賦減免等優惠措施來吸引外資的,使外資稅賦很低。而中國內資企業所得稅率為33%,稅賦極不平等。這造成了國內企業和外資企業的不公平競爭,使本來就弱小的國內企業在競爭上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同時也剌激了假外資的盛行,這實質上和引進外資的根本目標(發展中國經濟的一種手段)是背道而馳的。一國吸引外資的因素很多,主要在于投資環境,包括基礎設施、人力資源、政策法規、經濟運行狀況和社會及政治狀況等軟硬環境。我國吸引外資的競爭力并不強,我國作為亞洲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東道國,主要是由于地緣、文化、和民族關系,即許多外商直接投資來源于華人。據統計,截至2003年底,我國實際利用港澳臺華商直接投資份額占52.7%;合同金額占全國的52.7%。從地域來看,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來源主要在亞洲,而在亞洲的投資來源中,中國港澳臺地區在大陸的投資占較大比重。而港澳臺的投資中,近一半投資在廣東和福建兩省,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這兩個省與港澳臺有較近的地緣及文化習俗等密不可分(其商喜歡在廣東投資,而臺商則更愿意在福建投資),而并非僅僅因為優惠政策。
4.由對外資優惠轉向對產業、地域優惠,并對某些行業的外資進行必要的限制,以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保護民族工業的發展。由于對外資的稅賦優惠,給予外資的超國民待遇使國內企業處于不平等的競爭地位,同時也刺激了假外資的盛行。另一方面,這本身也不合理,也不利于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民族工業的發展。因此,應把對外資的優惠轉移到對產業、對地區的優惠,給予內外資同等待遇,把引資的優惠政策同國家的產業政策和宏觀發展戰略聯系起來,真正達到利用外資增強國力,發展本國經濟的目的。同時,對有關國家安全的產業,也禁止外資的涉入,如航空、通訊、軍事等。對民族工業沖擊應適當限制,對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技術含量、或者本國已經發展得很成熟的產業要限制。
參考文獻:
[1]于永達:國際間接投資超前發展論析[J].世界經濟,2000(6),pp57
[2]馬全軍:國際間接投資:對東道國的影響[J].世界貿易,1996(7),pp31
[3]楊丹輝:第五次并購浪潮的回顧:特征、成因與影響[J].世界經濟研究,2004(4),pp18
[4]王桂芝李丁:對利用外資的幾點看法[J].中國流通經濟,1999(3)
關鍵詞：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地域結構；戰略
二戰后，由于國際形勢的變化和科技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異軍突起，成為改革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國際經濟秩序的重要力量。特別是2O世紀8O年代之后，隨著全球化的加強，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在國際直接投資中的比重不斷上升，改變了世界對外直接投資格局，也證明了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已經成為國家參與國際分工、推行全球戰略的重要手段和動用全球資源、啟用全球投資回報最高區位、獲得國際經濟競爭能力、控制能力的關鍵。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可分為貿易性和非貿易性兩種，其中非貿易性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最主要的對外投資形式，也是企業大力推行R＆D、開發新產品和新技術、驅動企業發展的最根本的動力源泉。
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1979年8月13日，國務院提出“出國辦企業”，第一次把發展對外投資作為國家政策，從而拉開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序幕。20世紀90年代以來，企業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發展速度加快，但仍顯不足。根據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遵循世界對外直接投資規律，適度發展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是中國廣泛參與國際競爭，增強國際競爭力的有效途徑。而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區位是企業投資階段的重要表征和取得投資成功的關鍵，加強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在全球空間分布和變化趨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一、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域結構特點
1.地區集中性。中國企業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在區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北美（僅指墨西哥以北的美洲，下同）、大洋洲、亞洲等地區。截止1997年，累計在上述三洲的投資分別占總投資的22.08％、31.45％、18.05％，共計71.58％；而在拉美、非洲、歐洲分別僅為10％、11.07％和7.35％。從國別分布看，投資主要集中在一些發達國家和新興的工業國及少數石油、鐵礦等自然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如到1997年底，我國企業在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累計投資超過2000萬美元的有19個，累計存量投資占到總投資的90％。
2.資源指向性。中國自然資源種類相對齊全，總量大；但人均量少，開發成本高，有些資源還比較短缺。因此，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資源導向性明顯。1988年，中國17家最大的跨國經營企業中，有10家屬資源開發型。1985年以來，中國一些企業在摩洛哥、尼日利亞、美國、印尼、阿根廷、加蓬等20多個海洋資源豐富的國家投資漁業開發，已經運回數十萬噸漁貨；中信等公司在北美、拉美、非洲、南太平洋地區開發林業資源取得了很大的成效，運回了大量的木材；上海輪胎橡膠集團在泰國南部的合艾橡膠園附近開辦合作公司，累計已向母公司運回1萬多噸天然橡膠，滿足了母公司的需要；中國治金進出口公司在澳大利亞總投資2.8億澳元開發鐵礦，在以后30年內將運回2億噸高質量的礦砂。
3.發達國家占主導。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在發達國家占有主導地位。1979—1990年，其投資總額在發達國家占67.09％，在發展中國家占32.91％；其中企業平均投資規模在發達國家為576.95萬美元，在發展中國家128.91萬美元。當然，近年來，中國企業在發達國家的投資比重趨于下降，企業平均投資規模減小；而在發展中國家的比重趨于上升，企業平均投資規模增大；但從總體存量投資看，發達國家依然占優勢。如1979—1997年，上述兩項指標在發達國家分別為51.61％和428.49萬美元，在發展中國家分別為48.39％和138.43萬美元天元。
4.形成三大核心投資區。中國企業累計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形成三大核心區：（香）港澳（門）、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1979—1990年，在這三個核心區的企業數和投資額比重分別為17.48％、18.47％、5.99％和11.15％、33.18％、30.26％，三者合計分別占41.96％和74.51％。1991—1997年分別為5.16％、13.99％、4.41％和15.09％、29.19％、3.83％，三者合計分別占23.56％和48.11％。1979—1997年分別為8.76％、15.6％、5.22％和11.28％、30.95％、15.88％，三者合計分別占28.61％和58.01％。
5.投資重心呈階段性轉移。中國企業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明顯的階段性：（1）1979—1984年為自發探索階段。此階段興辦企業113家，年均不到20家；投資1.27億美元，年均2100萬美元；主要分布在港澳和發展中國家。（2）1985—1991年為起步階段。1985年，對外貿易合作部制訂了海外開辦非貿易企業審批辦法，1987年國務院批準中國化工進出口公司跨國經營試點，促進了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迅速發展。僅1987年就興辦海外企業124家，投資4.1億美元，為前8年的1.7倍，出現了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第一次。到1991年底，累計興辦企業1008家，投資13.95億美元，主要分布在美國、澳大利亞、德國、日本、巴西、新加坡、原蘇聯等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比重大大降低。（3）1992年后進入快速發展期。1992年國務院批準首鋼擴大海外投資和經營權，標志著中國海外投資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1992—1998年，開辦企業1288家，投資12.02億美元，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比例分別為25.56％、49.39％和74.44％、50.61％，呈現出發展中國家投資所占比例上升，發達國家所占比例下降，投資重心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發展態勢。
6.投資行業和存量增長的空間分異日益明顯，投資地區不斷趨向多元化。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中國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多以專業貿易公司為主，地區多選擇在出口市場集中的東南亞和少數發達國家，且主要投資餐飲、服務業。這是由投資主體的實力有限所決定的。80年代后期，投資主體從專業貿易公司發展到大中型工業企業，由鄰近發展中國家向亞非拉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歐美等發達國家輻射，投資結構轉向資源開發、機械制造、交通運輸等。1992年小平南巡講話后，投資進一步向東歐和韓國等國家拓展，地區、行業亦更加多樣化。在發達國家主要投資機電、高新技術研發；在發展中國家以資源開發和紡織、玩具、摩托車、自行車、電視機等行業為主。從投資增量上看，亞洲持續走強，非洲、拉美等投資日益加速，歐洲、北美緩慢提升，澳大利亞及若干國家近年則呈現存量投資遞減的趨勢。1979—1990年，在亞洲、北美、大洋洲的累計投資分別占總投資的33.72％、31.23％、19.30％；在拉美、非洲、歐洲的投資分別占5.10％、4.90％、5.66％。1991—1997年，在亞洲、非洲、拉美、歐洲的累積投資分別占24.21％、15.59％、13.88％、8.69％，比1990年的累計投資分別增加4.91、10.60、8.22和3.03個百分點；北美、大洋洲的累計投資占29.64％和7.63％，比1990年分別減少4.08和23.60個百分點。1998年對亞洲和非洲的投資分別達0.68億美元和0.9億美元，占總投資的22.4％和34.6％。在智利、日本、澳大利亞等8個國家的存量投資比上年凈減221.4億美元。從國別分布看，1979年開始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到1990年投資國家和地區達106個，美國、加拿大、香港等8個國家和地區累計存量投資比重為82.42％。到1997年擴展到146個，香港、美國、加拿大等前8個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占總投資的68.3％。
二、成因分析
1.地緣政治和歷史文化因素。地緣政治和歷史文化因素對投資影響很大。美、日、歐洲諸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都選擇地理上接近或歷史文化聯系密切的地區，中國亦不例外。港澳及東南亞在地域上與祖國大陸或我國毗鄰，華人、華僑集聚，對中國文化有很深的認同感，歷史上同中國的經濟往來就十分頻繁。因此，中國許多跨國經營企業對港澳和東南亞地區的投資環境較熟悉，在對外直接投資初級階段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不十分明顯的情況下，在此投資有利于回避風險、積累經驗，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提高投資績效。所以中國對外投資初始階段的首選區位在該區。同時，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員，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外交關系融洽，投資的制約因素較少。因此，對外投資最初多選擇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
2.經濟技術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戰略因素。對外直接投資的結構與國家經濟、技術發展水平密切相關。中國并非資本剩余國，經濟結構層次和技術水平不高，僅有少量的OIL優勢，處于對外直接投資的初級階段，投資量不大，且囿于信息和便于管理與調控等因素，呈現不平衡的集聚狀態。同時，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在國際形勢趨于緩和的情況下，中國為實現趕超戰略，開始注重向發達國家投資，來學習和借鑒國外技術，因此投向發達國家的資金大量增加；而隨著經濟不斷發展而引發的資源環境壓力逐步增大，大量利用國外自然資源，強化對豐富的發展中國家投資成為中國企業的重要選擇。所有這些都促進了中國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格局的形成。
3.目標國外資政策、市場及開發潛力。外資政策對外資的進人至關重要，中國對外投資存量分布和與中國簽訂了經濟貿易協定、雙邊投資保護協議的國家和地區基本一致，也說明了這一點。發展中國家一般資源比較豐富，且資金、技術短缺，多處于賣方市場，外資政策寬松，歡迎有利于增加就業的資源開發等勞動密集型投資，這正符合我國的投資特點。發達國家的投資環境穩定，技術先進，市場廣闊，對外資開放領域有嚴格限定，資金需求主要在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領域。因此，隨著各國產業結構升級、市場需求轉變、外資政策調整及中國投資實力增強，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不斷進行地域分化和整合，投資歐美的產業，技術含量日益提高；勞動、資源密集型投資轉向發展中國家，并隨著對外直接投資增多，呈現地區多元化和布局趨向平衡的特點。這是適應全球一體化和國際政治經濟結構轉化的重要舉措。
三、區域戰略分析
1.投資區位選擇的戰略目標取向。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認為在產品的成熟階段，對外投資主要通過開拓市場，擴大規模來降低成本，應選擇收入和消費水平接近的東道國；到標準化階段為進一步降低成本，應選擇勞力成本較低的東道國。小島清的比較優勢理論則認為，對外投資應選擇邊際產業，向具有比較優勢和貿易帶動優勢的地區投資來促進出口和產業結構優化。折衷理論首次提出了區位優勢是跨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關鍵因素，企業應充分利用東道國的資源、技術、資金、優惠政策，發揮比較優勢，獲取收益。上述理論從發揮和尋求比較優勢的動因上解釋了對外直接投資的目標取向。因此，中國企業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的布局亦應基于多重目標：（1）增加企業綜合競爭能力。投資于自然資源豐富、勞動力廉價、市場廣闊的東道國，擴大生產規模，提高效益，培育企業與世界跨國公司抗衡的能力。（2）帶動出口。我國是一個貿易大國，今后出口對國民經濟增長的作用將會繼續增大，對外投資應選擇能帶動本國設備、半成品出口的國家，并繞過貿易壁壘，減少貿易摩擦。（3）促進產業結構優化。遵循“投舊引新”的原理，把輕紡、傳統化工、機械等“邊際產業”投向一些發展中國家，重新獲得發展優勢；同時，立足長遠，向發達國家投資，學習、引進先進技術，突破各種限制獲得資金和市場，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促進經濟結構優化。（4）增加可持續發展能力。我國人均礦產資源折值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許多礦產資源已經或者即將制約經濟發展，環境壓力日益增大，應投資于國外資源豐富區，以獲取資源，減輕國內環境污染，贏得新的發展空間，促進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
2.總體戰略。對外投資按投資方向可分為向發達國家的上行投資和向發展中國家的下行投資。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在區位選擇上應以下行投資為主，兼顧上行投資。這由對外直接投資可能對生產和貿易的經濟效果產生的影響所決定。發達國家有完備的市場體系，經濟發展水平高，投資環境優越，投資于發達國家可以獲得先進的技術、管理、信息。但發達國家產業結構層次高，我國的相對技術優勢和管理優勢難以發揮，在市場上尚難同它們直接競爭。廣大發展中國家與我國有良好的政治關系，經濟結構相似，文化環境接近。它們工業化水平較低，從生產原料、工具到成套設備都需要進口。我國擁有的小規模優勢、適用技術與發展中國家現有的廉價勞動力資源與優惠政策相結合，有利于拓展多元化市場。同時，對發展中國家投資還可以旁敲側擊，利用東道國的配額和優惠政策主攻歐美市場。如通過投向一些非洲國家，利用它們享受西歐的特惠關稅，主攻西歐市場；對拉美直接投資，可利用北美對該區的優惠政策，廣泛利用北美的資金、技術和市場。
3.不同區域的投資戰略。（1）穩定提高亞洲的投資。如前所述，中國在亞洲的對外投資具有地緣政治、經濟、文化等有利因素，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削弱了大多數亞洲國家的經濟競爭力，但增加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優勢。亞洲豐富的自然資源，如東南亞的森林資源，西亞、中亞的石油、鐵、鉀鹽等對我國有著巨大的吸引力。而且無論是中國的小規模優勢、適用技術優勢還是特色技術優勢，如陶瓷、刺繡、園林、中醫中藥等都適合于在本區投資。同時在本區投資也易于推行“投舊引新”的戰略，優化我國的產業結構，突破因產業結構趨同導致的貿易壁壘和摩擦。本區的港澳臺和東南亞人口眾多，市場潛力大；該區各國和地區為吸引外資制定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投資環境較好。東南亞地區的國際合作開發不斷推進，瀾滄江一眉公河流域的共同開發得到了沿河各國和聯合國開發署的高度重視；中亞地區的經濟開發已收到了一定的成效，這都有利于中國拓寬對亞洲的投資領域。因此，亞洲不僅是中國過去和現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陣地，還將是今后加強投資的重要地區。
（2）有重點的發展對歐美、大洋洲等發達國家的投資。歐美一直是全球科技創新的領導者。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和新興的市場經濟國家注重對歐美的投資，目的是追求美國高技術，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以求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取得領先地位。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世紀，中國跨國公司更應在這方面有所作為。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市場容量大，資源豐富，投資環境優越，與我國經濟聯系強，是中國重要的貿易伙伴和順差的來源國，在本區投資有利于沖破貿易壁壘，廣泛利用外資，學習先進技術、管理方式，獲得豐富的信息，增強我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提高國民經濟素質。目前，我國在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投資主要以開發資源、低水平加工業居多，無法發揮中國企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今后應改善投資結構，以長遠利益為主。由于中國發展階段和水平的限制，對上述地區投資規模不大，因此必須突出重點，有所為，有所不為。
（3）積極發展對拉美、非洲、中東歐國家的投資。這些地區不僅有我國緊缺的若干自然資源，而且我國產品和服務在這些地區也比較適銷對路，市場前景較好。我國的家電、服裝、紡織、皮鞋、絲綢等輕工產品和餐飲業在中東歐很受歡迎，而該區豐富的石油、天然氣等資源對我國企業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拉美的巴西、墨西哥、智利、委內瑞拉、秘魯等國的石油、鐵、鉻、銅和森林資源豐富，投資基礎良好，市場潛力大，易于發揮我國企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非洲總體上經濟落后，工業化水平低，但利比亞、尼日利亞、南非、扎伊爾、贊比亞等石油、銅、鉻、鐵等礦產資源和森林資源豐富，與我國的經濟互補性強，前景廣闊。當然，該區一些國家政治動蕩，經濟混亂，但大部分國家投資環境較好，整體的潛力較大。
（4）加強對區域經濟組織內部的投資。目前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等緊密性區域組織已經形成，它們的貿易活動以經濟區域和經濟實體內部循環為主，外部循環為輔，實行嚴格的有差別的內外政策：區域內實現了商品、資本、勞務自由流動，取消關稅和貿易壁壘，統一工業和產品標準，而對區外進口則缺乏優惠條件。這些區域性組織的對華貿易保護日益加強，如1990年代以來，歐盟對華反傾銷愈演愈烈，截止2000年1月，歐盟對華反傾銷達20多種，覆蓋了從日用品到家電到工業品，北美自由貿易區對華反傾銷也不斷增多。因此，傳統出口很難進入。但中國企業在歐、美仍有很大市場空間。應通過強化投資，繞過關稅壁壘，將貿易摩擦變成跨國公司內部的交易，分享經濟集團內部企業的優惠待遇，開發這一廣闊的市場。另外，還要注意在更深、更廣的層次上對環太平洋國家投資，深化與本區的貿易、金融關系，繼續以港澳為依托構建21世紀的對外直接投資格局，防止被排除在亞太圈外。
四、建議與對策
1.加強宏觀調控。政府支持十分關鍵。首先，要制定優惠的稅收、信貸政策，并加快人世為企業的非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創造條件，還要通過制定海外直接投資法、產業引導法等，輔以有效的匯率、還貸能力管制，加強區域性和全球性的戰略管理，規范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行為；其次，實施技術情報支持政策，設立專門機構對重點投資目標的政治前景、市場潛力、制度、勞動力市場進行及時分析，引導對外直接投資布局；第三，制訂區域和產業相協調的對外直接投資政策，強化支持重點投資區的重點企業，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的區域戰略。對中小企業和“邊際產業”主要強化信息支持和投資方向引導，使其發揮最大的比較優勢，獲得投資收益。
2.加快培育跨國公司和專門人才。大跨國公司多施行全球戰略，力求區域和產業投資最優化。加快組建中國的跨國公司，形成一批強大的投資主體，是改善對外直接投資結構的重要舉措。同時，人才是企業實行對外非貿易直接投資的關鍵，世界上許多一流的跨國公司都確定了以人為本的制勝戰略，如英特爾、西門子、松下等。我國應加強人才戰略，培育出更適應于不同地區發展創業的專門人才。這些人應了解當地政治、經濟、文化及其瞬息變化的市場、金融、政局，科學決策，及時規避風險，推動投資布局合理化。
3.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華商網絡的“窗口”優勢。根據我國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不同的產業和不同類型的企業集團，選擇最優的東道國。力求產業結構和地區結構協調，并隨著經濟發展階段和行業優勢的轉變，使投資重點向經濟增長速度快、潛力大、綜合投資環境好的地區轉移。注重利用基于“親、地、神、業、文”五緣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華商網絡，發揮它熟知當地工商界狀況、法律、經營習慣等“世界”優勢，選擇經濟效益高、投資風險小的行業和國家，促進海外投資的地域結構優化。
參考文獻：
[1]張紀康。國際直接投資[M].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1998.33-57.
[2]魏后凱。區位決策[M].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1998.143—1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