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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抑制理論論文優選九篇

時間:2023-04-20 18: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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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抑制理論論文

第1篇

論文關鍵詞:金融深化,金融抑制,金融制度

一、金融抑制理論以及金融深化理論

金融抑制理論與金融深化理論是由美國經濟學家羅納德.麥金農和愛德華.肖在1973年提出的。他們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重點探討發展中國家金融與經濟發展之間相互作用諸如金融市場體系不健全、政府對金融業的管制以及外匯市場管制等抑制經濟停滯不前的問題。金融深化理論核心觀點即是要全面推行金融自由化,取消政府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一切管制與干預,放松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限制,增強國內的籌資功能以改變對外資的過分依賴,放松對利率和匯率的管制使之市場化,最終達到抑制通貨膨脹、刺激經濟增長的目的。

二、我國金融深化進程

(一)我國金融抑制現狀

麥金農認為發展中國家都存在程度不同的金融抑制現象。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同樣存在金融抑制現象,這種金融抑制的存在阻礙了金融業的發展也放慢經濟發展進程。具體體現如下:

1.利率管制

近幾年,除了2007年央行為應對流動性過剩、抑制通貨膨脹等原因對利率實行加息政策外,一直實行低利率政策,2002年一年期利率曾低到1.98%,目前利率一直保持2.25%。低利率降低儲蓄的愿望,降低投資的貨幣供給,導致有效投資不足;低利率刺激低收益投資的增加,降低社會平均投資收益率;根據國民收入恒等式,儲蓄與投資缺口又會引起國際收支順差。

表1:我國儲蓄率與投資率狀況(2000-2009年)

消費率

儲蓄率

投資率

儲蓄率-投資率

2000

62.3

37.7

35.3

2.4

2001

61.4

38.6

36.5

2.1

2002

59.6

40.4

37.9

2.5

2003

56.8

43.2

41.0

2.2

2004

54.3

45.7

43.2

2.5

2005

51.9

48.1

42.6

5.5

2006

49.9

50.1

42.5

7.6

2007

49.7

50.3

40.7

9.6

 

2008

49.2

50.8

41.7

9.1

第2篇

論文關鍵詞:金融抑制,金融深化,金融控制,綜述

一、相關金融學理論簡述

在詳細闡述金融控制理論之前,我們先了解另外兩種金融學理論——金融抑制理論和金融深化理論,通過對這兩種金融學理論的了解我們可以更深入的了解金融控制理論。

(一)金融抑制理論

20世紀50年代,格利和肖開始關注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并得出結論——當一國的政府對本國金融實行嚴格的控制時,就容易出現抑制金融發展,進而抑制經濟發展的現象。20世紀70年代,麥金農和肖調查了大量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狀況,發現很多國家存在金融與經濟相互抑制的惡性循環現象,他們稱為金融抑制。金融抑制可以概括為:一國政府對金融業制定了政策,人為的降低利率,實行歧視性的信貸政策,以此促進經濟發展,但卻制約了金融業的發展,使金融業處于一個沒有效率的狀態,反而制約了經濟的發展,從而形成惡性循環的一種狀況。金融抑制有幾個特征:一是金融市場上的價格不能反映實際價格水平;二是金融市場是分割的;三是高存款準備金率。雖然金融抑制有很多缺陷,發展中國家的政府也意識到這些問題,但很多政府依然采取金融抑制政策。因為他們的金融體系和稅收制度還不健全,只有增強對金融的控制才能保持政府的財政能力,才有力量對宏觀經濟進行調節,這樣雖然造成了資金配置上的低效率,但是卻能掌控經濟的發展。

(二)金融深化理論

1973年,麥金農和肖各自系統地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論,其核心觀點是政府要放松對利率的控制,鼓勵銀行間競爭,以此最終實現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可以概括為政府放松對利率的控制,加深資產金融化的程度,逐漸形成一個發達的金融體系,使金融業具有充分的競爭性,從而使金融業在經濟的發展中占據主導地位,最終形成金融與經濟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的一種狀態。金融深化的標志有三個:一是推進利率市場化;二是發展正規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三是構建一個有效的中央銀行系統。雖然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分析了發展中國家的一系列問題,但對金融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沒有足夠重視。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系不完善,信息傳遞效率差,存在著較為嚴重的道德風險和信息不對稱,如果單純鼓勵銀行間競爭,可能會引起惡性競爭,不利于金融業的發展與穩定。政府放棄干預推行利率市場化也會使發展中國家失去調控金融活動的能力。2007年美國發生次貸危機,進而波及全球,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過度的推行了金融自由化,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過度的金融深化并不一定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二、金融控制文獻綜述

(一)金融控制的內涵

寬泛的講,控制是政府對經濟的所有干預,政府實行金融控制政策是指在經濟市場化的進程中,政府采取有利的貨幣政策和外匯政策等政策工具,對經濟市場化進程的速度進行控制,而不是在條件還不成熟的情況下實行過度的市場化措施,并最終在不出現嚴重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實現金融的和經濟的發展。政府對金融進行控制的時,由于執行力度、對象和步驟的不同,金融控制的效率也不同。本文認為金融控制是政府對金融領域的控制,即政府為了促進金融業發展、彌補金融市場失靈和維護金融市場穩定,以出臺法律法規為主要手段對金融主體進行扶持、引導、規范和約束的總和。

(二)國外金融控制文獻綜述

金融控制一詞,最早由麥金農提出,他指出財政控制應優先于金融自由化。麥金農的金融控制理論是一種財政和貨幣控制理論,該理論指出轉軌時期的政府靠發行貨幣取得資源將導致通貨膨脹,而不會實現經濟增長,因此必須實行財政控制,并建立完善的稅收機制。

1、金融控制內涵的界定

維斯卡西認為,政府控制是政府以法律手段,以限制經濟主體的決策為目的而運用的一種強制力。丹尼爾·史普博對控制的界定結合了經濟學、法學等對控制的定義,他指出,盡管市場是控制政策存在的理由和前提,但以往對控制的界定都傾向于把市場忽略掉,因此他把行政決策和市場機制統一了起來,認為控制是行政機構制定并執行的直接干預市場機制或間接改變企業和消費者供需政策的一種規則或特殊行為。

第3篇

[摘要]操作風險和信用風險、市場風險一起被巴塞爾協議界定為金融機構面臨的三大主要風險。本文從行為科學的角度對商業銀行員工操作風險進行了分析,并相應地提出了改善員工操作風險管理的建議。

[關鍵詞]行為科學員工操作風險風險管理

一、銀行操作風險概述

操作風險是指在金融機構內由于工作人員的行為錯誤、不完善的內部控制、系統錯誤,以及不可控制的事件所引起的收入或者現金流的波動。操作風險可以分內部操作風險和外部操作風險。內部操作風險分為員工風險、流程風險和系統風險。員工風險又分為操作失誤、員工內部欺詐和內外勾結、越權行為、違反用工法、關鍵人員流失。本文所研究的操作風險指的是員工操作風險。員工操作風險是我國商業銀行面臨的主要風險之一,其在商業銀行風險中的比重遠大于國際同行的水平。近幾年我國的商業銀行員工操作損失頻發,已經引起了我國金融界高度重視。因此,員工操作風險管理的研究在我國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基于行為科學的商業銀行員工操作風險管理分析

1.組織價值觀在商業銀行員工操作風險管理中的應用

現代行為科學理論認為組織價值觀是規范和管理人員行為的核心。根據行為科學理論,人的一切行為都出自于人的心理活動,即人的動機、態度,而動機、態度又受制于人的需求和環境的刺激這兩大因素。環境是一種客觀事物,人無法選擇,而需求則是主觀的東西。因此為了控制人的行為,就要對人的需求進行調節。由于價值觀對人的需求具有巨大的作用,因此就可以成為行為的控制器,也自然成為了員工操作風險管理的核心內容。所以要對員工行為進行有效的約束,使得員工按照銀行的規章制度進行規范的業務操作,使得員工時刻保持以銀行利益最大化的自覺性,就必須從員工的職業觀、價值觀著手,努力營造全體員工團結一致、共創銀行業績的氛圍。同時,對員工操作風險的管理不是通過強迫命令、硬性服從來統一員工的行為,而是用柔性化的手段對人的心理進行改造。通過樹立正確的價值觀,使它內化為員工的意識、觀念、態度和習慣,自覺地將自己的行為與組織的目標保持一致,使員工有歸屬感和價值認同感,進而使得銀行員工始終按照銀行的規則和程序來操作,減少操作失誤。這還可以減少監督成本,提高銀行業績。

2.行為激勵功能在商業銀行員工操作風險管理的作用

由誘因觸發動機,再由動機到達目標的過程就稱為激勵過程。根據行為科學理論,銀行員工風險的激勵功能可以從以下方面解釋。從“目標理論”看,目標是引發人的動機誘因,是一種極其有效的激勵因素,缺乏目標激勵的行為將是低效率的。應該將員工的理想追求與銀行的目標結合起來,使雙方為了共同的目標奮斗。這種共同目標的形成不能只是對員工進行價值觀培養,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整套的規章制度,在制度中實現二者目標的統一。在銀行內部設置完善的獎懲制度,使員工受到激勵,這樣可以使員工盡量減少操作失誤,從根本上降低員工操作風險。同時銀行良好的激勵機制,使得員工增加自我意識,使得員工更加認真工作以爭取獎勵,盡量減少操作失誤以避免懲罰,透明的獎懲制度還可以減少關鍵員工的流失風險。

三、從行為科學的角度對加強商業銀行員工操作風險管理的研究

根據行為科學理論,可以從價值觀和激勵功能角度來加強員工操作風險管理。具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加強員工操作風險的管理。

1.在銀行內構建全體員工與銀行共同發展的價值觀。行為科學告訴我們,共同的價值觀能很好地團結全體員工為銀行的利潤和聲譽共同努力。首先,要構建商業銀行內部的企業文化,形成一種為抑制操作風險共同努力的氛圍。其次,要在平時的工作中加強團隊建設,員工之間形成一種分工協作的關系。再次,要把這種共同的價值觀體現在銀行的規章制度中。這種共同價值觀會增加員工的責任感,降低操作風險。

2.完善銀行風險管理規章制度。首先,銀行內部要建立一個全面的、系統的操作風險管理的規章制度,員工要按照此規章的要求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金融業務操作。其次,對于一些難以規定、時效性較強的金融業務要有一個大致的應急方案。再次,要提高員工的業務素質,面對一些特殊情況能隨機應變,做出最合適的選擇。風險管理規章制度可以使員工進行金融業務時有據可依,降低操作風險。

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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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強實踐教學, 突出職教特色。實踐教學, 是中等職業學校教學的重要內容, 也是職業教育的特色。但就目前的教學安排看, 實踐課的課時太少, 一學期不超過4 周。現在中等職業學校的學生多數都喜歡上實習課, 而厭倦上理論課。

【關鍵詞】加強實踐教學, 突出職教特色。實踐教學 中等職業學校教學的重要內容

【本頁關鍵詞】歡迎論文投稿 省級期刊征稿 國家級期刊征稿

【正文】五、深化教學改革, 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1、加強實踐教學, 突出職教特色。實踐教學, 是中等職業學校教學的重要內容, 也是職業教育的特色。但就目前的教學安排看, 實踐課的課時太少, 一學期不超過4 周。現在中等職業學校的學生多數都喜歡上實習課, 而厭倦上理論課。究其原因是實習課具有直觀性的特點, 不僅能為學生提供了自主參與的機會, 更重要的是能讓學生體驗自我發揮,創造成果的勞動享受。實習課堂教學體現了以學生為主體的境界, 更是提高學生自學能力和實踐能力、創造能力的重要途徑。增加實習課的課時數, 強化實踐教學, 突出動手能力的培養, 對培養中職學生主體意識和主動發展的能力非常重要。我校對職業中專計算機專業的課時, 比照技工教育調整為理論: 實習= 1:1, 收到了良好的教學效果。2、深化改革理論教學內容, 強化實驗課。理論教學的內容不要過于系統化、體系化, 要根據專業性質和社會用工需求, 以實用為主, 能力為本, 夠用為度, 刪繁就簡,突出實用。課程要充分靈活, 適應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 適應學生的個性發展需要。要改變課程結構過于強調學科本位、科目過多和缺乏整合的現象。在理論教學中, 要重視實驗課教學, 完善實驗條件, 保證實驗開出率。讓學生在實驗中戰鍛煉之目的, 從而有利于良好心理素質的形成。4. 2 比賽過程中的心理訓練4. 2. 1 積極的暗示。保持積極肯定的自我暗示和提示語, 可能使人產生積極的行為。運動員可不斷重復:“鎮靜, 鎮靜, 鎮靜就是勝利。我相信自己的力量, 我一定能成功。”在1991 年第41 屆乒乓球錦標賽女團決賽上, 世界冠軍我國一號選手鄧亞萍開局連輸4 分, 沉穩的她難免心煩意亂, 最后輸掉了比賽。賽后回憶說:“當時我的腦子里一片空白, 光想著三個字‘不要輸’不知道怎么打的, 稀里糊涂的就輸掉了下來。”實際上是消極暗示產生的負面影響。如果當時她一心想著“一定會贏”的積極暗示語, 也不致于緊張急躁, 動作變形, 技戰術水平不能很好的發揮。運動員心中要保持一個信念:“真金不怕烈火煉! 以我平時的訓練成績, 就可輕松過關”等。從而放下思想包袱以平常心投入比賽, 反而有利于發揮優異的成績。4. 2. 2 對考試過程中的突況, 保持沉著冷靜。考試過程中常常會出現許多意想不到的情況, 比如裁判錯判、漏判、天氣突變、運動員受傷等事件發生。這時運動員要保持冷靜, 保持頭腦清醒。不要有“一切都完了, 我的美好前程完了”等悲觀的想法和念頭。而應該摔倒了爬起來去正視困難, 解決困難。4. 2. 3 掌握和運用呼吸調節法。在考試中, 運動員在一定程度內的緊張是符合身心活動規律的, 有利于集中注意力, 增長肌肉的力量和提高反應能力。但過度的緊張, 就會導致動作僵硬、恐懼、情緒低落, 興奮抑制, 喪失斗志等。所以運動員要學會用嘆氣、深呼吸、放慢呼吸頻率等調整情緒、消除緊張, 面對考試。4. 2. 4 比賽間隙的情緒控制訓練。由于種種原因, 考場一般不準教練員進場輔導, 一切困難一般只有靠運動員自己解決。在等待下一項考試時, 常常會因上一項考試而影響情緒, 有過分激動狀態、淡漠狀態、盲目自信狀態等。這時運動員可有意的改變表情動作、不同節奏的呼吸練習,逐級肌肉放松練習, 積極正面的語言暗示練習等查找影響自己情緒的原因, 不與別人比, 而與自己過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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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現代商業》 論我國金融改革及其未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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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

論文摘要:金融學科建設的研究與實踐說明,我國金融專業的教學改革需要建立金融資源意識,其研究范式與研究方法可以基于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研究視角進行必要轉換。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引起了學界對金融可持續發展問題的不斷關注。金融發展理論的演進和發展,對比說明了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所具有的質性發展觀。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基礎是金融資源觀,其研究基軸是金融功能的不斷擴展與提升。

Discuss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consciousness \ financial function and improve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ZhouDan GuoWanShan liaon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The paper keywords: financial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financial resources consciousness financial function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Abstract: financial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of research and practice shows that our country financial professional teaching reform needs to establish a financial resources consciousness, its research model and research method can be based on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perspective necessary conversio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roused on the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roblems are constant attention. The theory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contrast that the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is the qualitative development. Finan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is the basis of financial resource view, the research basic shaft is financial function unceasing expansion and ascension.

一、金融專業的教學改革研究及其存在的問題

20世紀90年代末,曾康霖(1998)就針對金融專業的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進行過較全面的論述。世紀之交,教育部設立了“面向21世紀金融學專業系列課程主要教學內容改革研究與實踐”這一研究項目,項目(張亦春、蔣峰,2000,2001)比較了我國和西方在金融學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的差距,在培養目標、專業課程設置、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等方面給出了概括性的設想[1]。以中央財經大學、廈門大學、復旦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為成員學校的“21 世紀中國金融學專業教育教學改革與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給出了我國金融專業發展的學科定位,制定了從本科到博士研究生的金融專業人才的培養模式(王廣謙、張亦春、姜波克、陳雨露,2005),項目更強調了素質教育和教學質量的提升[2]。

在西方,投資組合理論(Markowitz,1952),分離理論(Tobin,1958),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Sharpe, 1964; Lintner,1965; Mossin,1966),金融工程科學(John Fonnerty, 1988; Hayne Leland,1989),行為金融理論(Debondt and Thaler,1985;Statman,1995;Bernstein,1996;Shiller,2000)的不斷提出和擴展,使得我國學者開始更多的關注金融專業教學內容的擴充、轉變,更多的考慮教學與實際的銜接,學科發展和國際的接軌。王廣謙(2001)[3]、張新(2003)[4]、封思賢(2005)[5]和張文穎(2006)等在各自的文獻中都特別強調了這一問題及其發展趨勢。另外,李芒環(2007)、佘德容等(2008)和梁玉等(2006)結合各自所處學校的特點,對金融專業的目標定位和課程設置等進行了整體性設計,提供了個案經驗。張亦春、蔣峰(2001)[6],何嵬(2009)專門針對金融專業和金融類課程的教學方法、教學手段進行了研究,給出了改進的思路、方法、經驗,為金融教學改革的這一重要問題提供了一些借鑒手段。

我國現有針對金融專業的教學改革研究多是尋找差距,模仿和學習西方金融學的研究范式、學科體系和教學方法。然而對于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來說,這并不完全符合金融發展規律,而且容易受制于人,甚至嚴重的會造成金融資源流失,金融喪失,危及我國的金融安全。黃達(2000)[7]、白欽先(2007)關于金融學科建設、中國經濟學金融學理論與教育工作者的歷史任務等進行了思考與論述,他們的論述從思想方面提出了獨到觀點,這為我們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研究視角。

二、國際金融危機的啟示與金融發展理論的視角

1. 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思考

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至今已兩年多時間,其造成的影響嚴重、持久和深遠。這場危機不僅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較大影響,更是給我國的金融從業者提出了挑戰和質問:即金融的本質是什么?怎樣認識金融的結構、金融的功能和金融的發展?目前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多局限于技術的層面,且爭論頗多,莫衷一是。

要正確、準確地認識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需要掌握和理解包括公司金融、金融工程等知識在內的微觀金融體系;而要抓住危機爆發的根源和本質,以及日后最大限度的防止金融危機的發生,又要求我們不能拘泥于微觀金融的觀察視角,要有金融資源的意識,大金融的意識和具備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研究思路。

2. 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研究視角

自20世紀70年代始,以Black-Scholes公式為代表的數理金融理論的創立,西方的金融專業逐步形成了以金融工程為代表的微觀金融的理論體系。金融學科逐漸數學化、模型化和微觀化,而且往往將金融專業設在管理類學科之下,這與我國傳統的以貨幣、銀行為代表的金融專業形成了較大反差。

與此同時經濟金融學家(以我國學者白欽先(1998、2001)等為代表)提出了金融資源、金融安全與等基本概念,形成了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理論框架。契合金融危機的爆發,我們可藉以對金融本質進行更深化的認識。在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研究視角下,我們能更清楚的知道,對各類金融資源的運用應以金融功能的擴展和提升為基軸,以金融效率、金融安全的實現為歸宿,避免簡單的金融量性發展觀。如果我們從金融發展理論的演進歷程及其研究視角來審視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的金融(市場)發展,我們可能會發現我們對危機的理解及對金融學科教學改革的推進會更加具有指導和針對性。

三、從金融發展理論到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框架形成

1. 金融發展理論的形成

金融發展問題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Goldsmith(1969),其最早給出了金融

發展的定義,即金融發展是指一國金融結構的變化,并采用金融相關比率(FIR)對金融發展進行了量性描述。作為對Goldsmith金融發展觀念的深化,Shaw(1973)和Mckinnon(1973)分別提出了“金融抑制論”和“金融深化論”。由于兩個理論從不同角度論述了同一問題,故一般可簡稱為“金融深化論”。Mckinnon和Shaw所提出的“金融深化論”的理論背景是:他們發現發展中國家存在明顯的金融抑制現象,即政府過分干預金融市場,實行管制的金融政策,同時存在著較高的隱形或顯性的通貨膨脹,使得國內金融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發生扭曲,致使利率、匯率不足以反映資本的稀缺程度。金融抑制在發展中國家的表現形式主要有:嚴格的利率管制、高額存款準備金、信貸配給、高估本幣匯率等。發展中國家要使其金融和經濟不斷發展,就應該放棄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實行金融深化改革。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包括六個方面:提高或放開利率、放寬對金融機構的管制、建立與發展國內統一的資本市場、抑制通貨膨脹、財政和外貿配套改革。

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論的提出,標志著金融發展理論的正式形成。但其在體系上比較粗糙,分析模型過于簡單,包括因素較少,不具有動態特征,很多觀點還停留在經驗水平上,理論分析尚顯不足。更重要的是,根據Mckinnon和Shaw的理論框架,其認為金融部門并不創造財富,金融的發展也只能影響資本的形成,并不影響全要素生產力,這些也都較大地削弱了金融發展理論的解釋力度。

2. 20世紀90年代的金融發展理論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金融自由化的進程,一些經濟學家汲取了內生增長理論的重要成果,在其金融發展理論模型中引入不確定性、信息不對稱、不完全競爭、外部性等因素,對金融發展理論進行了修正和發展。

(1)“金融供給論”和“金融需求論”。Patrick(1966)研究了金融深化對國民財富的構成及使用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貨幣供給帶動下的金融發展戰略。他強調,貧窮國家應當采取金融優先發展的貨幣供給帶動政策,在需求產生以前率先發展金融。這種戰略要求政府在短期無明顯效益的情況下,堅持對金融進行投資和重點發展(陳岱孫、厲以寧,1991)。1996年,帕特里克提出了金融發展中“供給導向法”和“需求導向法”之間的區別。“需求導向”的金融發展是實際經濟部門發展的結果,這意味著市場的拓展和產品的增長必須更有效地分散風險以及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因此,金融發展在經濟增長過程中起了一個更好地推動作用。此外,“供給導向”的金融發展先于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因而對經濟增長有著自主的積極影響,對動員那些阻滯在傳統部門的資源,使之轉移到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現代部門,并確保投資于最有活力的項目方面可以起到基礎性的作用。后者對早期的經濟發展有著支配作用,一旦經濟發展成熟,前者便發生作用。

(2)金融約束論。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理論界在反思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認識到:對發展中經濟或轉軌型經濟而言,金融抑制將導致經濟發展的停滯和落后。而推行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由于受到客觀條件的制約,不僅很難收到預期效果,甚至會導致金融動蕩,因此有必要尋找另外一條道路,這便是由Herman, Murdock and Stiglitz等人提出的金融約束理論。

金融約束論運用信息經濟學理論,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進行了研究。他們認為金融深化的假定前提為瓦爾拉斯均衡的市場條件,這在現實中難以成立。同時,即使現實中存在這些條件,由于普遍存在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以及行為等因素,這些因素會引起金融市場的失靈。金融約束論認為,金融市場失靈本質上是信息失靈,它導致了金融市場交易制度難以有效運行,必須由政府供給有正式約束力的權威制度來保證市場制度的充分發揮。政府可通過金融約束政策為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機會”,并通過“租金效應”和“激勵作用”有效解決信息不完全問題。也就是說,政府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觀經濟穩定、可預測的低通貨膨脹率,正的實際利率),通過對存貸款利率加以控制、對市場準入及競爭加以限制以及對資產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為金融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并提高金融體系運行的效率。這一理論為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過程中政府如何實施干預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政策框架。

金融約束是發展中國家從金融抑制狀態走向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性政策。它針對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轉軌過程中存在的信息不暢、金融監管不力的缺陷,充分發揮政府在市場失靈情況下的作用。因而它并不是與金融深化完全對立的政策,而是對金融深化理論的豐富與發展。

(3)內生金融發展理論。內生金融理論把金融因素作為內生增長理論模型的重要變量,研究金融在經濟增長中的效用與作用機制。內生金融理論認為,資金融通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和信息不對稱等因素產生金融交易成本。隨著經濟發展,這種交易成本對經濟運行的影響越來越大。為了降低交易成本,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內生地要求金融

體系形成和發展。內生金融發展理論從效用函數入手,建立各種具有微觀基礎的模型、引入了諸如不確定性(流動性沖擊、偏好沖擊)、不對稱信息(逆向選擇、道德風險)和監督成本之類的與完全競爭相悖的因素,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形成作了規范性解釋。

內生金融發展理論既放棄了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傳統,又堅持了從金融與經濟關系角度來研究金融發展問題的立場,金融學家們試圖建立一個一般金融發展理論。它帶來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轉變,使有關金融發展的研究取得了長足進展,令金融發展理論在沉寂了20多年以后重返主流學術界。但是,他們有意無意地堅持了金融發展研究的機構觀,即從現有的機構出發來研究金融功能,導出其產生、發展和作用于經濟的機制,依然具有一定局限性。[8][9]

3. 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呈現經濟全球化、經濟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態勢,金融與經濟越來越密不可分,金融越來越成為現代社會經濟的核心性和主導性要素。這一切要求人們重新認識金融的本質以及金融與經濟的關系。有學者認識到金融發展的現實效應與主流理論不符,提出了以金融資源論為基礎的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是面向21世紀新的金融發展觀,是可持續發展思想和金融理論的融合與升華,是對傳統金融發展理論的揚棄與創新。

國內學者對金融發展作了比較全面、深刻論述的代表人物是白欽先教授。在其《論金融可持續發展》(1998)中,白欽先教授首先提出了金融資源、金融安全與等基本概念,并提出了金融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理論框架。發展金融理論認為,金融可持續發展是在遵循金融發展的內在客觀規律和未來發展的前提下,建立和健全金融體制,發展和完善金融體制,提高和改善金融效率,合理有效地動員和配置金融資源,從而達到經濟金融在長期內的有效運行和健康發展。在其他文獻(白欽先等,2001)中,白欽先教授及其合作者以金融資源論為基礎,從經濟與金融的關系切入,從金融發展的一般性出發,對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作了更系統的闡述: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既不是孤立研究金融的發展和金融發展的一般規律,也不是孤立研究經濟的發展和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而是在金融與經濟的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相互影響,即在兩者彼此互動的意義上來研究金融與經濟的發展。

在這一領域,白欽先教授一直關注并持續不斷地研究金融結構和金融功能的演進和金融總體效應(功能)兩個方面同時展開,針對西方學者只包含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兩大要素的特指金融結構理論,提出“金融相關要素的組成、相互關系及其量的比例”的一般金融結構理論;針對戈德史密斯“金融結構變遷即是金融發展”的量性發展觀,提出“金融結構演進(質性與量性發展相統一)即金融發展”及“金融功能演進(擴展與提升)即金融發展”的金融發展理論;并在發展金融學的整體框架內,梳理整合了“發展金融學是以金融功能為研究金融與經濟關系的聯結點,以金融功能的擴展與提升為其研究的基軸,而以金融效率為研究的歸宿”。[10]

四、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內涵

現代金融已成為包括宏觀金融與微觀金融、理論金融與實務金融、金融理論與政策、金融風險與金融危機、金融觀念與金融意識等眾多因素,并直接涉及經濟與社會、財富與資源、實質經濟與虛擬經濟及經濟風險與經濟危機等眾多因素的龐大的復雜巨系統。我們在研究金融,進行金融學科建設的時候需要始終具有這樣的大金融意識,始終將金融問題與金融的功能提升緊密聯系起來。

第一,強化金融資源意識,樹立金融與金融安全意識,實現金融的可持續發展。在經濟金融化、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況下,發展中的經濟體尤其需要有這樣一些意識,并形成相應的對策措施。傳統的金融發展理論對這些問題沒有給出直接回答。而金融發展首先也是一國的金融發展,在金融市場聯系日益緊密的今天,發展中經濟體往往處于被動和被掠奪的地位,發展金融和金融發展,就必須給與它充分的重視和保護。

第二,對于我們國家這樣正處于發展成熟中的金融體系來說,仍應進一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在逐步推進金融領域市場化改革的同時,我們要形成適合我們自身發展狀況的合理的金融結構,在某些市場化改革不利或行不通的行業與部門,我們仍應充分發揮金融機構的職能。金融傾斜并非是惟一正確的金融改革方向,其關鍵是要看改革能否充分的發揮出金融相應的功能性作用,是否實現了經濟金融協調可持續的發展。金融體制改革應鼓勵創新,鼓勵對外開放,但我們要有自己的時間表,要與健全國家的宏觀調控體系和完善金融的監管體系同步。

第三,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范式需要適當轉變,凸顯人文價值觀的認同。包括金融發展理論在內的現代金融學科體系和大多數經濟類學科一樣,呈現出研究方法數學化、模型化的現象,這本無可厚非。但在金融這樣一個充滿風險因素的領域,在金融虛擬化程度不斷強化的時代,我們應該,而且也不得不轉變我們認識、發

展金融理論及其實踐的思路,重新審視金融的本來目的到底是什么?金融的人文價值觀又是什么?這對維持金融的可持續發展,對我們防止危機的發生都不無裨益。對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來講,在能夠與國內外同行交流的基礎上,也應發展起具有我們自身特色的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范式,這不是簡單的中國特色,而是金融發展理論的中國化。[11]

當代金融學繼續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是貨幣非中性基礎上的金融非中性,將“可持續發展”的哲學理念引人金融學研究,拓寬了金融學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思路;這一研究范式確立了金融學的最終研究目標,在最高層面上給出了我們進行金融學科建設和發展的金融發展觀;在方法論上,這一研究方法注重了理論實證與經驗實證的有機結合,并突出了金融學的社會科學屬性,實現從貨幣分析到金融分析的真正變革。[1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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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白欽先. 金融結構、金融功能演進和金融發展理論研究的歷程[J]. 經濟評論,2005(3):39-45.

第6篇

論文摘要:本文從理論和實證研究兩個角度出發,對近年來國內外諸多學者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相關關系研究的文章進行了歸納和總結,綜述過程中筆者給出了適當的述評,并在文章末尾提出了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

當前的中國出現了一種奇特的宏觀經濟景觀:一方面是貨幣過量供應,流動性泛濫,一些商業銀行因為存差過大而發愁;另一方面是企業借錢難、籌資難,許多很有發展潛力的企業因為資金不足而得不到充分的發展(吳敬璉,2006)。他認為問題癥結在于,由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機構組成的金融體系發展嚴重滯后,使富裕的資金無法流入最有效率的產業和企業,資金流通不暢的必然會阻礙經濟的發展。綜觀各個發達國家,幾乎毫無例外的擁有發達的金融市場,而且似乎經濟程度與金融市場的深度、廣度也呈現出一定的正相關關系。究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怎樣的一種關系呢?關于這個問題,國內外的諸多學者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理論研究綜述

1.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相關關系

對于貨幣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西方古典經濟學家根據薩伊定律提出了貨幣中性和信用媒介論,該理論認為貨幣供給量的變化不影響產出、就業等實際的經濟變量。后來的一些經濟學家如K.Wicksell,雖然認識到了貨幣在經濟增長中具有重大的、實質性的影響,但主要強調的是消除貨幣對經濟的不利影響。貨幣學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認為“貨幣至關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長期中貨幣供給的變化只會引起物價水平的變動,而不會影響實際產出。JoanRobinson也認為金融體系的出現和發展僅僅是對經濟增長的被動反應。

2.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動關系

20世紀70年代,Mckinnon和Shaw以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問題為研究對象,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嚴重的金融約束和金融壓抑現象。這既削弱了金融體系聚集金融資源的能力,又使金融體系發展陷于停滯甚至倒退的局面。1973年,他們分別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淺化理論和金融自由化理論。他們分別從“金融抑制”與“金融深化”這兩個不同角度,將貨幣金融理論與發展理論結合起來,全面論證了貨幣金融與經濟發展的辯證關系。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資金短缺,并不是因為缺乏能用于積累的資金,而是因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資渠道堵塞和資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條件下,發展中國家經濟建設資金不足問題可以緩解。

二、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綜述

1.國外方面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中,國外學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開創了實證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體資產的價值與GNP的比率作為一國金融發展指標,通過檢驗35個國家在103年間(1860年~1963年)的數據,發現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一般是同時發生的,經濟增長迅速的時期總是伴隨著金融的快速發展。但是不足的是,他并沒有能夠指明兩者何為因果。

King和Levine針對Goldsmith研究不足,采樣80個國家30年的數據,系統地控制影響增長的因素,表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存在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正相關,即擁有發達金融系統的國家經濟增長較快,反之亦然。Levine的研究也自此引發了尋找金融發展影響經濟增長證據的。

Levine和Zervos(1996)通過在回歸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場發展狀況的指標,擴展了和對金融中介體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分析。其研究結果是銀行發展、股票市場流動性,不但都與同時期的經濟增長率、生產率增長率,以及資本積累率有著很強的正相關關系,而且都是經濟增長率、生產率增長率以及資本積累率的很好預測指標。

2.國內方面

國內理論研究起步較晚,相對不足。然而,通過借鑒學習國外既有相關理論研究成果,國內學者也進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大量定量研究。前人的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國外既有理論成果,同時考慮了我國現實經濟狀況,運用了國外成熟的實證分析方法,得出符合中國具體情況的很有價值的結論。

韓延春(2001)采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聯機制的計量模型,運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有關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技術進步與制度創新是經濟增長的最為關鍵因素,而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極其有限。

史永東(2003)利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和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框架下的計量分析,對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結論我國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在格蘭杰意義上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同時得出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具體數值。

三、小結

從以上的綜述可見,目前為止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仍然處于發展之中。可能存在的主要問題有:其一,“金融”這個概念到現在為止也沒有誰能夠給出一個完整而準確的定義,特別是隨著經濟和金融創新的不斷發展,金融總是處于變化發展當中。因此,關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鍵影響因素就不好確定,基于此之前研究中的數據的可靠性和分析結果的有效性也就值得商榷。其二,技術手段的局限性。計量經濟學誕生到現在為止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在科研領域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它仍然還是一門發展中的學科,隨著計量經濟技術的不斷進步,新的更先進的技術手段必將隨之出現,未必現在認可的東西就永遠正確。

參考文獻:

[1]吳敬璉:借助金融創新.實現經濟增長[J].農村金融研究,2006年12期

第7篇

關鍵詞:盈余管理,盈余動機,信息有效

 

一、引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上市公司會計虛假信息問題連續暴露出來,一些上市公司因為虛假報告或者會計信息造假遭到證監會的處罰和停牌。這可能只是會計造假的冰山一角,但是足以說明盈余管理的普遍性。而我國的會計報告使用者的專業素質、識別能力往往不夠,通過盈余信息判斷公司經營狀況和前景成為影響中小股東決策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正確地把握盈余管理的概念,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為進行研究,不僅能使投資者更深刻地理解其披露的盈余信息的內涵,做出正確的投資決策,有效地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同時豐富了我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基本理論,完善了公司治理結構,對解決績效評估與報酬計劃、證券市場監管等一系列理論與實務問題提供了重要的依據。筆者正是基于此選擇這一命題,希望通過本文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相關問題進行的探討,能對治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為、解決我國會計信息失真問題有所益處。

二、文獻回顧

(一)盈余管理動機方面

佟巖、王化成(2007)認為控股股東通常使用關聯交易追求控制權收益(包括私有收益和共享收益)。研究發現,當控股股東持股在50%及以下時,更多的通過關聯交易追求控制權私有收益,結果降低了盈余質量。而當控股股東持股超過50%時,結果恰好相反。

陸正飛、魏濤(2006)通過實證研究表明,配股公司在配股前存在盈余管理行為,無后續融資行為公司配股后業績下滑且操縱性應計利潤在配股后發生反轉,這為配股前盈余管理機會主義提供了直接證據;有后續融資行為公司在配股后仍進行盈余管理以繼續盡可能維持較高業績。

孟焰、張秀梅(2006)選取了2001-2004年147家因關聯交易獲得非標準審計意見的上市公司作為樣本,建立模型實證上市公司關聯交易盈余管理與關聯方利益轉移的關系。發現關聯交易盈余管理的主要目的和結果是關聯方從上市公司轉移利益;股權集中度與關聯方利益轉移的關系較為復雜;資產規模越大的關聯方利益轉移的程度越高。

趙春光(2006)研究了上市公司的資產減值與盈余管理之間的關系,發現減值前虧損的公司存在以轉回和計提資產減值進行盈余管理的行為,一方面是為了避免虧頓,另一方面是為了進行“大洗澡”。

楊旭東、莫小鵬(2006)研究了新配股政策出臺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現象。他們認為,第一,配股政策對盈余管理具有一定的導向作用。第二,不管配股政策如何變化,上市公司始終存在著通過盈余管理來避免虧損的動機。論文參考。

代冰彬、陸正飛、張然(2007)研究了我國上市公司資產減值的計提動機。很多研究已發現減值準備的兩種計提動機:經濟因素和盈余管理因素,但本文發現,穩健性因素也能影響資產減值準備的計提。

張昕(2008)對中國A股上市公司是否在第四季度進行盈余管理以避免當年虧損或下一年虧損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上市公司的確會在第四季度進行盈余管理來實現當年扭虧為盈或調低利潤,為下一年度扭虧做好準備。因此審計師與投資者對上市公司第四季度的財務數據應該高度關注,并提高對會計信息質量的鑒別能力。

(二)新會計準則下的盈余管理

葉建芳、周蘭、李丹蒙等(2009)對新會計準則下上市公司金融資產的分類進行了實證研究。實證研究發現,當上市公司持有的金融資產比例較高時,管理層會將較大比例的金融資產確認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但為了避免利潤的下滑,管理層往往違背最初的持有意圖,將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在短期內進行處置。因此,在初始劃分時,公司傾向于將金融資產劃分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以獲得更多的選擇空間,為盈余管理和收益平滑提供“蓄水池”。

于李勝(2007)通過研究發現,新準則中禁止長期資產減值準備轉回的做法有利于提高會計信息的相關性和穩健性,并且由于財政部在準則銜接期政策實施得當,抑制了上市公司在新準則實施前突擊轉回已計提的長期資產減值準備的動機,從而未出現上市公司“趕集”轉回長期資產減值準備的現象。

吳戰篪、羅紹德、王偉(2009)檢驗了2007年新會計準則下上市公司證券投資收益的價值相關性與盈余管理現象,建議交易性金融資產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均確認為損益,并對其進行及時、透明的表外信息披露。

(三)盈余管理本質探究

寧亞平(2005)研究了盈余管理本質,他認為“盈余管理”一直受到證券監管部門和學術界的廣泛批判的原因主要有三個:第一,盈余管理活動是欺詐性行為,它使得財務報表反映管理層期望的盈余水平而非企業真實業績表現,從而損害財務報表的可信度;第二,由于盈余管理旨在欺騙誤導財務報表使用者,它又是一種不道德的行動;第三,盈余管理具有使財富在利益相關方重新分配的作用或效果。論文參考。

吳聯生(2005)認為,會計規則的制定與執行是兩個相互影響的環節,會計域秩序是會計信息質量的基本評價標準。盈余管理研究的目的之一是為會計規則的制定提供依據,它除了關注會計規則的執行行為以外,還應將會計規則的制定作為一個重要的變量,即研究在采用不同原則、方式和程序所制定而成的會計規則下的不同盈余管理行為。

周鐵、羅燕雯、荊嫻(2006)通過分析兩種廣泛采用的應計利潤計量方法發現,在我國現行會計制度下,這些方法產生的計量結果與因權責發生制而產生的應計利潤不存在完全的相關性。他們探討了由此而產生的計量偏差及對判斷盈余管理行為的影響。

三、簡要評述

以上《會計研究》論文文獻主要是從盈余管理動機、盈余管理本質、新舊會計準則銜接下會計政策選擇等對盈余管理進行了系統的闡述。縱觀上述文獻,可以得出盈余管理作為公司的一種財務管理手段越來越受到理論界的重視。但是,主要是對于盈余管理動機的闡述以及就某一會計政策的選擇對盈余質量影響的研究,并沒有深入探討出避免企業進行過度盈余管理的政策建議,以此提高信息質量,樹立投資者信心。論文參考。為此,筆者認為在以后研究盈余管理時,應注重對盈余質量的研究,探討出更多更好提高盈余質量的建議和政策,尋求出滿足市場和利益相關者需求的盈余管理衡量標準,避免企業將盈余管理轉變成調控利潤的手段,以此推動我國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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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雷、張杰.公司治理、機構投資者與盈余管理.會計研究.2008(9)

[3]寧亞平.盈余管理本質探析.會計研究.2005(6)

[4]陸正飛、魏濤.配股后業績下降:盈余管理后果與真實業績滑坡.會計研究.2006(8)

[5]孟焰、張秀梅.上市公司關聯方交易盈余管理與關聯方利益轉移關系研究.會計研究.2006(4)

[6]佟巖、王化成.關聯交易、控制權收益與盈余質量.會計研究.2007(4)

[7]吳戰篪、羅紹德、王偉.證券投資收益的價值相關性與盈余管理研究.會計研究.2009(6)

[8]楊旭東、莫小鵬.新配股政策出臺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現象的實證研究.會計研究.2006(8)

第8篇

到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有關金融體系,即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在社會經濟中作用和建立最優的金融機構體系和金融政策組合一直是金融領域的學者們研究的重要課題。本文以期對金融發展理論進行梳理。

一、早期的金融發展理論

伴隨著銀行的誕生,學者已經開始思考金融在經濟中的作用,但受限于當時結構主義,使金融問題無法被單獨作為一個專門的分支進行研究,而是將金融作為發展經濟學的分支來研究,金融的地位一直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最先就金融發展理論進行系統性研究始于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早期的金融發展理論代表人物主要有格里、肖、帕克里克、戈德史密斯等。西方早期的貨幣金融思想研究的變量大多集中于貨幣、信貸等和商業銀行等這些常見的金融變量,研究者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與經濟的相互聯系,也就金融在經濟社會中的重要性給予肯定。

亞當斯密在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到銀行的活動可以促進一個國家的產業,但是這種增長體現在是本無所利的資本變得有利可圖。隨后經濟學家開始把金融理論放在一個更為重要的位置上開始研究,瑞典經濟學家魏克塞爾首次系統對貨幣經濟理論進行研究,還提出了貨幣金融對實體經濟活動具有重要實質性的影響。不過他只是初步研究了貨幣金融對短期經濟的影響,而并沒有進一步分析對長期經濟的影響,因此,他的觀點不能作為嚴格意義的金融發展理論。

雖然不少學者已經注意到金融對經濟的作用,但是真正對其進行系統性研究的學者是熊皮特,他在1912年《經濟發展理論》中明確系統的分析了貨幣、信貸和利息等金融經濟變量對經濟發展重要促進作用。此外,熊皮特還將經濟發展的根源在于持續不斷的創新,銀行信用在經濟中所發揮的作用體現在為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提供必要的購買力,銀行的信用創造了這種購買力,而信用創造的能力正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他認為銀行家在經濟發展中扮演主要關鍵的角色。在這之后,西方學者開始重視研究其他金融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哈羅德多馬的經濟增長模型中強調資本、儲蓄等金融變量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索洛?米德在對哈羅德――多馬模型基礎上,經過改進建立了資本積累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模型。該階段的研究雖然已經開始涉及到金融因素在經濟發展中的定性分析,但是很少有學者關注到單個金融因素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大小。

格利(Gurley)和肖(Shaw)在1955年發表的《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方面》和1956年的《金融中介與儲蓄―投資》兩篇論文中試圖建立一個從初步到逐漸深化的金融發展模型,用來解釋“經濟發展水平跟金融在經濟作用成正比例”這個論斷。隨后,兩人還從專業化和勞動分工的角度去論斷了金融因素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這兩篇論文開創了從采用基本模型論述金融對經濟發揮作用的新模式。隨后的1960年,格利和肖發表了《金融理論中的貨幣》還提出了在某種程度上,一個國家的經濟資源運作效率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金融制度的運行效率等觀點。與此同時,金融結構理論的創始人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也在1955年發表了《發達國家的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關于金融形態的比較實驗》文章開啟了金融結構研究的歷程,為后來的金融結構研究奠定了基礎。

格利和肖雖然只是在金融增長的層次上進行了分析,但是已經初步涉及到金融制度變革等金融發展過程中的深層次制度性因素,為后來學者進行相關研究指明了研究方向。在此后的1962-1969年間,眾多學者對此類領域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他在此書中首次明確了定義了金融發展的概念,即金融發展就是金融結構的變化。此外,戈德史密斯在此概念基礎上首次對金融結構的概念和內涵進行了界定,構建了金融結構理論研究的總體框架和金融相關率、各類主要金融中介機構的相對規模指標等衡量一國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水平的基本指標FIR和其他若干重要指標,同時他還綜合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國際橫向比較和歷史縱向來論述FIR值與經濟發展水平正相關的基本結論,提出了金融發展在不同國家經濟發展的12條定律。

格利和肖為金融發展理論研究啟蒙后來相關研究者,而戈德史密斯的研究成果又進一步推動了后續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但遺憾的是,這些研究成果雖在不少發展中國家得到驗證,但卻沒有就金融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形成的運行機制做進一步擴展和研究,僅在實證研究中則僅限于35個國家,研究對象相對狹隘,也沒有指出金融與經濟發展之間因果關系。

二、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抑制論”和“金融深化論”

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興起的發展經濟學的影響,一些新獨立的國家在其經濟發展進程中遇到國內儲蓄積累少和資本不足,這些因素制約了戰后這些國家的經濟恢復。探究其深層次的原因其實是這些國家金融體系效率低下和金融發展滯后。所以以麥金農(Mckinnon)和蕭(Shaw)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在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將研究重點放在金融與經濟之間的關系。并先后出版了一系列與之研究成果相關的著作。隨著受關注程度的加大,人們也越來越注重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并且新古典主義發展思路已經取代了結構主義思路,成為當時的主導經濟理論。不少學者開始將研究的重點領域從發達國家的金融系統轉變為發展中國家的金融系統。這些很大程度上為金融發展理論的發展提供了適宜的發展土壤。

20世紀70年代,金融發展理論產生的標志是麥金農的《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和蕭的《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兩本書的問世。他們都是以落后地區和后發展國家作為研究對象,他們提出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金融發展和其經濟之間的關系被學術界稱為“金融抑制論”和“金融深化論”。這兩個理論的精辟見解和獨到研究被認為是發展經濟學和貨幣金融的一個重大突破,在當時的學術界引發一股熱潮。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中,他們的理論都成為這些國家和地區制定本國或本地區金融政策和確定本國貨幣改革的理論基礎。

麥金農和蕭的核心思想認為,對于那些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其內部的金融結構和經濟發展一般缺少良性循環的運動。這些國家要想獲得更大發展,必須取消金融抑制政策和思維,通過市場化改革,使利率和匯率及資源的配置隨市場供求關系變動。市場化改革的措施可以通過采取取消利率、匯率的人為管制,減少政府對金融活動的過度干預,并且鼓勵私營金融機構的創立和發展,充分利用國內資本來降低對外資過度依賴的不利局面,運行貿易自由化、稅率合理化和政府支出體制機制的改革。

三、赫爾曼、默爾多克和斯蒂格利茨的“金融約束論”

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抑制論”和“金融深化論”出現之后,很多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盲目跟風進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因此并未獲成功。究其失敗的原因,有學者《金融約束:一個新的分析框架》一書中指明:信息經濟學的發展為金融發展理論構筑了微觀基礎,金融約束的理論框架是在信息經濟學基礎上對金融體制中的政府管制程度進行分析,政府的適時適當干預,而不是完全對利率和匯率“毫無作為”可以有效地促進金融深化和經濟發展,證明了金融約束也是金融自由化的必經階段。

上個世紀90年代,赫爾曼、默爾多克和斯蒂格利茨(1997)為代表的新一代研究者,從不完全信息的角度,將之前的金融發展理論模型重新增加一些不確定的因素,提出了“金融約束論”。這個理論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金融約束論”與其國內的實際發展規劃、經濟社會制度有更好的兼容性,理論也為重新審視金融體系中的政府管制力度問題。他們認為經濟中信息不對稱、道德風險等問題導致瓦爾拉斯均衡在現實中難以成立,麥金農和肖在這方面的觀點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石,因此政府對金融活動的管理和規范是有必要存在的。金融約束本質上是政府方面通過對存款監管、市場準入限制和其他政策讓銀行擁有“特許權價值”,并因此獲得租金。通過租金效應和激勵作用對租金在生產部分、企業和政府之間分配,從而有效降低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出現機率,起到鼓勵創新,維護整個金融系統的穩定,從而對經濟發展起到正向促進效應。兩人還同時指出,金融約束在發展中國家要想取得預期的效果,必須在通貨膨脹率較低、實際利率為正和良好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條件下才可實施。金融約束論是針對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轉軌進程中所常見的信息不對稱和金融監管功能缺失,采用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來彌補市場失靈。進一步分析了政府適時適當干預有助于金融發展,在理論上更強調政府干預的重要要作用。因此它并不是否認金融深化,而是對金融深化的進一步豐富發展和補充。

進入上個世紀末,發展中國家在金融改革中不斷涌現出新的問題,經濟學家們嘗試將各理論,如博弈論、內生增長理論、交易成本理論等結合金融發展理論為出現的新問題進行解釋。他們利用內生增長理論模型對金融體系的構成要素和金融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進行了分許,同時還將金融因素引進內生增長理論模型,將其視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決定因素,以便更好論述金融對經濟增長和效率影響。可以說,內生金融發展理論進一步深化和發展金融發展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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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

關鍵詞:高新技術產業;創新效率;隨機前沿分析

一、 引言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我國“十三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了要強化創新的引領作用,把創新發展提到一個更高的位置。當前我國處于經濟結構調整的攻堅時期,加快經濟轉型升級最關鍵的是提升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而高新技術產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先導性、戰略性產業,加快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是轉變經濟結構、提升經濟發展水平的必然選擇。中關村科技園是我國第一個國家級自主創新示范區,也是全國的科技創新中心,研究園內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效率及影響因素不僅可以為提升示范區創新競爭力提供科學理論支持,對全國其他地區的高新技術園區的發展壯大也有較強的借鑒意義。

目前已有針對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創新效率的研究,如張等(2012)利用29個省份的數據研究金融市場對高新技術產業創新效率的影響,結果顯示欠發達地區金融市場對高新技術產業創新效率的促進作用更為顯著;胡振華和楊瓊(2015)把中國分成東中西三大區域,研究各區域內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效率,提出了針對不同區域運用各自的資源優勢發展相應高新技術產業的策略;劉偉(2015)利用三階段DEA模型測算了我國高新技術行業的研發效率,研究認為未對企業規模和市場結構等環境因素進行控制前存在低估純技術效率的問題。

已有研究多從行業或區域經濟等宏觀層面對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各行業的創新效率分析,而較少基于企業或科技園等微觀視角測算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效率并探索其驅動因素的作用機制。本文基于中關村科技園2011年~2014高新技術產業的全樣本調查數據,將知識生產函數與隨機前沿分析方法相結合,測度高新技術產業不同技術領域的創新效率并分析其影響因素的作用方式;在此基礎上提出相關政策建議,以期為有效提高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效率、促進我國創新競爭力水平的提升提供參考依據。

三、 實證分析

1. 數據與變量說明。本文使用數據為2011年~2014年北京市中關村海淀科技園的全樣本調查數據,涵蓋了科技、財務、人力等多項微觀信息,根據《高新技術領域代碼》的四位碼分類標準,中關村海淀園高新技術產業內共包含59個技術領域,數據來源為北京市海淀區統計局。因變量高新技術企業創新產出使用專利授權數來表示,記為Y。自變量的選取中,R&D存量用擁有有效專利數表示,記為A;研發人員數采用R&D全時人員數表示,記為L;其他對高新技術產業創新效率具有影響的變量從金融支持、政府扶持、產業集中度和規模等方面考慮,選取的具體變量包括:以銀行貸款及各種社會融資總額反映金融支持水平(Fin);以補貼收入和稅收優惠反映政府扶持情況(Sup);計算59類高新技術企業的赫芬達爾-赫希曼指數反映產業集中度(HHI);以產業整體收入水映產業發展規模(Size)。

2. 模型結果。模型估計結果見表1,方程一測度了高新技術產業總體創新投入與產出之間的影響作用,方程二測度了高新技術產業技術非效率項與其影響因素的關系。計算得到的γ為0.99,顯著不為0,證實了使用隨機前沿模型方法的合理性。由模型構建部分可知,方程一中產業技術創新非效率項系數為負,因而若方程二中的影響系數為負,這說明該變量對技術創新非效率的影響為負,從而對創新產出的影響為正。可見:

(1)R&D資本存量、研發人員投入和產業發展年限對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產出都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R&D存量水平提高1%,創新產出相對提高0.23%;研發人員規模提高1%,創新產出水平提高0.27%;發展年限對中關村高新技術產業總體創新產出的影響系數為0.49。

(2)金融支持,政府扶持和發展年限對技術創新非效率項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說明這些因素可以有效驅動中關村高新技術產業創新效率的提高;產業規模對技術創新非效率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從而對創新效率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產業集中度對高新技術產業非創新非效率不具有顯著影響。具體而言,金融支持和政府扶持水平每提高1%,創新效率會提升0.12%;產業規模每增加1%,創新效率會提高0.64%。

究其原因,隨著R&D資本存量和研發人員數量的增加,高新技術企業的創新能力有所提升,從而促進了企業自身和產業整體創新產出水平的增加;外部的銀行貸款等金融支持和政府相關財稅扶持,有效降低了高新技術企業的研發成本,緩解了創新過程中的高風險和信息不對稱等問題,促進了企業創新積極性的提高,從而產業整體的創新效率和創新產出水平也有所提升;發展年限的增加對創新效率和產生水平的正向影響可以理解為研發和管理經驗累積及能力提升帶來的促進作用;而隨著產業規模的擴大,企業通過技術創新開拓市場的內在動力相對于新興企業可能有所減弱,從而創新效率也會受到一定影響。

3. 創新效率分析。根據式(8)計算中關村海淀科技園高新技術產業創新效率,高新技術產業總體創新效率均值2011年~2014年分別為0.27,0.29,0.30,0.35,呈平穩增長趨勢,從數值上看,該指標與最優生產效率差距較大,說明高新技術產業的整體創新效率水平仍有較大的上升空間。

2011年~2014年間,創新效率均值排名前10的四位碼高新技術領域見表2。可見,計算機軟件技術領域的創新效率均值最高,4年間均值為0.69,且呈穩定上升趨勢;排名2到5位的技術領域分別是其他電子信息技術領域、微電子電子元器件、計算機及相關產品、信息處理設備。排名前5的技術領域在二位碼分類下均屬于電子與信息產業,這說明近年來在中關村海淀科技園高新技術產業中電子與信息業的創新效率最高,也印證了電子與信息業作為中關村龍頭行業的重要地位。排名6到10位的高新技術領域分別為中藥、生物農藥及生物防治產品、設施農業工程與設備、航天器、人工智能產品。從數值上看,排名前10的高新技術領域中僅前2名創新效率超過0.50,說明中關村科技園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潛力仍待進一步釋放。

四、 結論

本文基于Rome-Jones知識生產函數和隨機前沿模型方法,測度了中關村科技園的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效率并就其影響因素進行了詳細分析,實證結果表明:R&D資本存量和研發人員投入對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產出都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彈性系數分別為0.23%和0.27%;金融支持、政府扶持對中關村高新技術產業創新效率有顯著的正向提升作用;產業規模的擴大對創新效率的提高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產業集中度對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效率不具有顯著影響;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效率仍然較低,但呈現逐年提高的態勢,到2014年總體創新效率均值為0.35;對不同技術領域的創新效率進行排名,整體創新效率偏低,排名前5的技術領域均屬于電子與信息產業,中關村科技園高新技術產業仍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為充分釋放高新技術產業的創新潛能,提高創新效率,現提出幾點政策建議:①協助高新技術產業拓寬銀行貸款、股權投資等多種融資渠道,增強外部投資者對產業發展的信心,緩解高新技術產業由于研發成本大、風險高導致的融資難問題;②為高新技術產業進行創新研發活動提供良好的財稅支持環境,制定注重創新型人才的培養和激勵,充分發揮企業孵化器的培育作用;③借鑒近年來創新效率排名領先的技術領域發展經驗,并結合不同產業的發展經驗和未來規劃,給予創新動力不足、效率偏低的產業有針對性的政策引導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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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項目號:11ZD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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