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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法學 交通產業法學 研究方法
文章編號1008-5807（2011）02-083-01
一、 前言
交通產業法的研究方法問題在整個交通產業法體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法學的研究方法是法學發展的助推器，甚至是法學流派分野的重要標志之一。交通產業法理論的完善和成熟，很大程度在于研究方法的構建和突破。分析交通產業法學研究方法的性質，從上位經濟法的研究方法以及其他學科研究方法借鑒的角度，尋求符合我國交通產業發展特色的研究方法，豐富交通產業法學理論。
二、交通產業法學研究方法問題的提出
交通產業法學研究方法的落后制約其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拉倫茨在《法學方法論》中亦說“ 法學之成為科學就在于其能發展及應用其固有之方法”。交通產業法學在過去二十年中的興起和繁榮，反映了我國現代交通產業的發展規模和速度。縝密完善的理論無疑是交通產業持續發展的推動力。皮爾遜所言: “ 整個科學的統一僅在于它的方法不在于它的材料”。經濟法學中以往的成就、突破、紛爭和遺憾，都可在研究方法的得失上覓求原因。交通產業法學未來的發展，關鍵也在如何選擇和運用科學的研究方法，有了新穎的研究方法或原有研究方法的新組合，新觀點、新內容會滾滾而來，正所謂得“魚”不若得“漁”。交通產業法學欲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應重視、加強自身方法論的構建。
三、交通產業法學研究方法的學理分析
交通產業法學的深層理解關鍵在于對其研究方法的剖析。正如研究方法論的臺灣學者楊仁壽先生所言“法理學中最為主要者，厥為法學方法論及法目的學二者”。法學研究方法，作為前人學者研究的一種智力成果和文化積淀，具有的強大的影響力，它總在自覺不自覺地影響著后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維。要在碩儒皇皇巨著中得到啟迪，同時勾勒出屬于交通產業法學研究方法的一片天空殊非易事。選擇以法學研究方法為交通產業法學的切入視角，是開啟交通產業法學知識大廈的“鑰匙”。
（一）交通產業法學研究方法與經濟法研究方法的關系
交通產業法是經濟法的組成部分已成定論，其研究方法自然屬于經濟法的研究方法之一。更深一步辨析，交通產業法研究方法與經濟法研究方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部分與整體的關系，而是系統論意義上的部分與整體的關系，即“要素”和“系統”的關系。
（二）交通產業法學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分析
交通產業法自身性質決定了其有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交通產業法是在經濟法蓬勃發展中開出的一朵奇葩，體現著交通產業演進趨勢中出現的新特點，我們應該以變革的眼光看待交通產業法的發展。
1、交通產業法研究方法具有政策性
交通產業法是研究調整提供位移服務的社會關系的產業法，是國民經濟結構穩固與安全的支柱。國家是其中的主體，國家在交通資源的配置，交通投資方向的決定，交通發展布局的規劃等方面的主導作用無不表明交通產業法的國家政策導向性。
2、交通產業法研究方法具有技術性
交通產業法與其他法學相比，更具技術性。交通本身的作用是為克服人、貨物在距離上的困難，人們能夠克服空間位移的能力，有賴于科學技術的進步。科學技術越發達，交通產業就越發達，交通產業越發達，就有求于更完備的法學理論，交通產業法學研究方法的技術性應運而生。
四、交通產業法學的研究方法的法學構想
交通產業法是一門具有實證精神的法，應具有不同視角的研究方法。筆者認為在堅持經濟法的一般研究方法上，用經濟學、社會學和工程學的研究方法描繪交通產業法研究方法的藍圖是切實可行的。
（一）經濟法一般分析方法的本土化
交通產業法學首當其沖應該適用經濟法的一般分析方法。經濟法的一般分析方法多為國外先進理論的引進，這是法律全球化的表現方式之一。現代的交通產業法研究方法不宜靠移植得以創立，應從我國本土資源中演化而來，注重對國情的研究。
（二）借鑒經濟學的分析方法
交通產業法的“產業”源自經濟學，應借鑒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交通產業法的立法理念多在于經濟學，直接吸收經濟學的概念、論斷不勝枚舉，如前所述交通產業法自身的學科特色也需要和經濟學的交叉、融合，形成此中有彼，比中有此的局面，注重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是明智而正確的選擇。經濟學的大量分析方法直接適用于交通產業的研究方法，可以開辟交通產業研究方法的新領域。
五、 結語
交通產業法學的研究方法是認識交通產業法學理論和法律實踐的基本性能、發展規律和社會功能的思維方式，在方興未艾的經濟法學界占有重要一席。了解已有的交通產業法學研究方法，尋智者之步伐，開己之半畝方塘，是每個交通產業法學者的光榮使命。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看到交通產業法的研究方法能得到突破和創新。
參考文獻：
[1]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2]楊仁壽.法學方法論.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
[3]林立. 法學方法論與德沃金.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4]楊紫煊.經濟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4).
那么，智慧經濟與知識經濟的關系是怎樣的呢？我認為，狹義的智慧經濟，是與知識經濟相對等的；但廣義的智慧經濟，則是包含知識經濟而與傳統經濟相對應的。知識經濟的產業載體是咨詢業，智慧經濟的產業載體是策劃業。咨詢策劃業構成了新的經濟產業的重要實體。
可以說，智慧經濟的本質是通過策劃創造經濟價值。智慧經濟是以策劃成果為價值表現的經濟增長過程。研究智慧經濟，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研究策劃學。而目前的策劃學研究還停留在學術研究的初級階段，還只是處于通過簡單的案例分析進行經驗性的總結的初級階段，缺少系統科學的研究。這與策劃實踐的現實需求相差甚遠，有必要進一步深化研究。
因此，策劃學應建立起科學合理的學科體系，在策劃哲學、策劃科學、策劃方法論、策劃技術、策劃工程等不同層面上進行深化細致研究。策劃哲學在一般意義上解決什么是策劃、策劃的本質問題。策劃科學則從策劃的過程性上研究策劃的一般規律。策劃方法論則從結構上建立起針對不同策劃對象的有效策劃的基本方法論原則。策劃技術則以策劃哲學、策劃科學、策劃方法論為指導，針對不同行業的策劃特點，建立起針對性、實用性與可操作性強的策劃技術。策劃工程是策劃實踐層面的具體項目性工程。策劃工程要求國家在產業規劃層面上建立起策劃產業的工程項目制度，國家和部門的發展規劃可以作為一個策劃工程，建設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可以作為一個策劃工程，一個影視節目可以是一個策劃工程。從政治策劃、經濟策劃、文化策劃到社會發展策劃，從產品策劃、廣告策劃、形象策劃到工程策劃，都需要通過一個個具體的策劃工程得以實現。總之，通過策劃工程的產業化規范，建立起策劃行業的經濟規范，是繁榮發展智慧經濟的重要路徑，也是必由之路。
研究發現，發展智慧經濟，至少需要以下幾種能力：發現力、策劃力、執行力。發現力是發現問題的能力，策劃力是構筑方案的能力，執行力是實現目標的能力。發現力是一種問題策劃能力，就是通過研究歷史和現狀，發現問題的策劃能力；策劃力是一種表達策劃能力，任何想法、創意，只有通過策劃文本表達出來，包括口頭表達和書面表達和數字化表達，讓他人得以共享，才成其為真正的策劃；執行力是一種有效策劃能力，不能產生實際效應的策劃、沒有可執行性的策劃不是真正的策劃，而只能算是不成熟的方案，真正的策劃必須是可執行性的。可見，發展智慧經濟需要一種包括發現力、策劃力和執行力的廣義策劃能力。
總之，智慧經濟的基礎是策劃，通過市場調研與分析，確定策劃目標，然后圍繞目標進行創造性的策劃，形成策劃文本，并進行動態執行，構成智慧經濟的基本生產過程。可以說，策劃是智慧經濟的基礎，策劃是智慧經濟的核心，策劃也是智慧經濟的引擎。
關鍵詞：產城融合；系統論；“系統、要素、結構、功能”；城鎮化；產業化
中圖分類號：F127.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9944（2014）02024903
1引言
“產城分離”規劃傾向下，產業和城市功能分離，割裂了要素之間的聯系，在小范圍低程度上實現了要素資源的配置，但在更大范圍上造成產業和城鎮要素聯系上成本的增加，實際上使資源的優化配置和高效利用變得更加困難。
在倡導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大背景下，產城融合成為產業和城鎮發展的主導性規劃思想。究其根本，市場的開放性特征使不關注要素有機聯系和資源高效配置的產業失去競爭力，而失去產業支撐的城市只能日趨衰落，典型案例如美國曾經的“汽車城”底特律。
產城融合概念的提出，說明產業和城鎮要素及其相互關系（結構）開始得到重視。將產城融合概念置于系統分析框架內，一方面有利于對產城融合概念的理解、內涵的把握和理論的運用，另一方面，通過一個更大的分析框架和更成熟的理論體系，將產城融合理論作進一步發展。
2“產城融合”與“系統論”
系統方法論與產城融合概念是理論范式和應用概念的關系。系統方法論已經相當成熟且成體系，而產城融合的概念還處于理念發展和應用探索階段，尚未上升到理論的總結層次。
2.1“產城融合”概念
“產城融合”是指產業[1]與城市融合發展，以城市為基礎，承載產業空間和發展產業經濟，以產業為保障，驅動城市更新和完善服務配套，以達到產業、城市、人口之間有活力、持續向上發展的模式。[2]
產城融合的發展經歷了一個從功能主義到人本主義的轉向回歸。筆者認為，產城融合的基本動力有兩個：第一，產城融合是在市場導向下尋求資源要素最優配置、實現最大經濟效益的驅動；第二，產城融合是在人本主義導向下對人、環境和社會關系的重新認識和合理組合，以實現最大社會效益的驅動。進一步講，“產城融合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反映到空間上的一種表征，是資本積累到一定階段尋求新的空間生產的必然產物，也是資本進入第三重循環提升創新能力、提高人的素質的必然要求。[3]”
產城融合包含功能融合和結構匹配兩大項內容，核心是通過促進居住和就業的融合，實現居住人群和就業人群結構的匹配……產業結構、就業結構、消費結構相互匹配，從而達到真正的產城融合發展。
2.2系統方法論
“一般系統論”由美籍奧地利理論生物學家L. Bertalanffy提出，在一般系統論中，“系統”被定義為“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結構形式聯結構成的具有某種功能的有機整體[4]”。系統論的核心概念有四個：“系統、要素、結構、功能”，其關注要素與要素、要素與系統、系統與環境三個層面的關系。
系統論視角下，所有的系統都具有“整體性、關聯性、等級結構性、動態平衡性、時序性等基本特征”。
3“產城融合”的系統方法解釋
3.1要素層面
產城融合是一個變化的系統，其構成要素包括人、城鎮、產業、環境等實體要素，也包括政策、觀念、社會環境等非實體要素。其中，有些要素在內容和功能上會有部分重合，例如環境要素既包括資源稟賦等實體性要素類型，也包含人文社會環境等非實體性要素類型（圖1）。
當前產城融合及其案例研究中，對人口、城鎮、產業、資源等實體性要素強調很多，對政策、觀念、制度等非實體性要素強調過少。這一現象反映了當前城鎮化快速發展過程中重硬件輕軟件的傾向，最終造成城鎮化的高速度低質量。
3.2結構層面
結構是系統內部組成要素之間的相對穩定的聯系方式、組織秩序及其時空關系的內在表現形式的綜合[5]。產城融合結構是實體性要素和非實體性要素作用于城鎮化和產業化相互影響及融合過程時要素之間形成的關系（圖2）。
2014年2月綠色科技第2期
3.3功能層面
功能是指系統與外部環境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中表現出來的性質、能力和功效[6]。對于產城融合系統來說，主要是指系統的效用和目標（圖3）。
產城融合系統的功能效用是通過系統內要素互動最終實現人口要素的融合、制度要素的融合、空間要素的融合、產業要素的融合以及思想要素的融合，功能效用層各項的融合就是最終的產城融合。
3.4系統層面
產城融合系統包含三個層面的內容：要素子系統、融合子系統和功能效應子系統。產城融合系統的實體性要素和非實體性要素通過互動構成一個子系統，這一子系統的效率高低直接影響到融合子系統的運行；在融合子系統中，要素與要素、要素與融合子系統、融合子系統和環境之間都會產生互動關系，并推動城鎮化、產業化以及產城融合水平的提升；融合子系統運作的結果就是功能效用子系統的結果――人口、制度、空間、產業和思想的融合――產城融合（圖4）。
4.1“產城融合”的內涵再界定
一般意義上，產城融合是產業、城市、人口良性發展的一種模式，相比較而言，系統視角下的產城融合更具體，內涵更豐富：產城融合是一個動態變化的系統，這一系統是實體要素在非實體要素作用下，逐漸實現要素與要素之間、要素與結構之間、結構與系統之間各層次良性互動關系的過程。
系統論視角下，產城融合的目標是：系統內耗最小，產出最大，且呈現出吸聚效應并逐漸擴大的態勢。
系統論視角下，產城融合的具體性和豐富性體現在4個方面：第一，變化性特征，即產城融合是一個發展過程；第二，層次性特征，即系統要素存在多層次上的互動關系；第三，系統優化特征，即目標指向內耗最小，產出最大；第四，空間擴展特征，即系統產生內聚外擴的發展趨勢。
4.2“產城融合”的外延拓展
系統視角下的“產城融合”具有變化性、層次性、系統優化和空間擴展4個特征。
系統論視角下，產城融合不是一個結果，而是一個過程，產城融合永遠處于向最理想狀態前進的發展過程中，沒有終點。
系統論視角下，產城融合實現過程中，各要素之間會產生4個層次的互動關系：一是要素和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如政策作用于投資，觀念作用于具體產業；二是要素和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如信息化作用于第一、二、三產業子系統；三是子系統和子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如第一產業的發展將為第二產業的發展奠定基礎，第二產業的快速發展會推動第一產業的發展；四是系統和環境的相互作用，產城融合子系統會對具體區域的整體環境造成影響，如城鎮化和產業化會改變人們的觀念和生活狀態，產城融合的發展會從結構上改變物質環境和社會環境。
系統論視角下，產城融合是系統從一個不均衡狀態到一個均衡狀態，再從均衡狀態到不均衡狀態，再到均衡狀態……這樣一個循環過程，這種循環過程即是哲學意義上的“發展”，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質變后再經歷量變，并再次實現質變的上升發展過程，即系統的優化過程。
系統論視角下，產城融合是區域融合度不斷提升，且系統范圍在空間上不斷擴展的過程。系統分析視角下，產城融合更注重系統各層次的互動：產城融合是系統內要素和系統外要素、系統內子系統與系統外子系統、系統與系統之間不斷進行信息交流、要素交換、因子互動的過程，即產城融合的空間拓展（或者說開放性）特征。
5結語
產城融合是市場經濟背景下社會全面發展的必然要求。當前產城融合理論大多集中在城鎮化和產業規劃層面的具體案例研究，對基本理論和理念的探討不多。
用系統分析方法，可以對產城融合形成更清晰的認識，可以在“要素、結構、功能、系統”4個層面進行產城融合的具體分析。同時，系統方法分析視角下，筆者將產城融合看做一個無終點的“發展”過程，并試圖將產城融合引到哲學探討的層面。
認識事物一般有3個層次：第一是哲學層面，第二是一般理論層面，第三是具體理論層面。通過“事物變化發展”等哲學理論、系統論等一般理論、城鎮化和產業規劃等具體學科理論三個層次對產城融合進行體系化認知和研究，對指導當前新型城鎮化發展，認識和解決產城融合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問題意義深遠。
參考文獻：
[1] [美]L?貝塔朗菲.一般系統論[M].秋同，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7.
[2] 魏宏森，曾國屏.系統論――系統科學哲學[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5.
[3] 汪應洛.系統工程[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3.
[4] 李喜先.科學系統論[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關鍵詞】城鄉統籌 整體與部分 方法論
一、我國城鄉統籌的現狀及問題
（一）我國城鄉統籌的現狀
我國經濟快速發張的過程中，城市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城鄉發展不協調。表現為，在農村農民的總體生活水平以及農村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社會事業發展明顯滯后于城鎮居民。工農之間、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還存在擴大的趨勢。因此，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差距不斷擴大成為我國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一個嚴峻的挑戰，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我國城鄉統籌存在的問題
1.城鄉失衡比較突出，城鄉收入差距仍在擴大。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城市化和工業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人的平等地位并沒有得到真正的體現。自從20世紀50年代推出的以戶籍制度以來，中國一直通過戶籍來對城鄉居民采取不同就業、保障、醫療、住宅制度。人員、技術、資金等經濟要素主要是在城市中流動，到農村中投資的資金和資源很少，城鄉失衡比較突出。城鄉收入差距仍在擴大，1992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6∶1，2011年達到2.99∶1。從圖1我們可以看出，在1992年城鄉收入差距比較小，2000以后城鄉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到了2011年城鄉收入差距達到了最大，而且還有不斷增大的趨勢。其別是沿海發達城市城鎮和農村居民的絕對收入差距已接近或突破萬元。
表1 1992～2011年城鄉收入水平對比
注：數據來源于中經網統計數據庫
圖1 1992～2011居民城鄉收入水平對比
2.區域城鄉發展非均衡性嚴重，區域城鄉均衡發展難度大。十六大以來，我國城鎮化發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以平均每年1.35個百分點的速度發展，中西部地區近年來城鎮化發展速度較快，但與東部地區的差距仍然較大。至2011年底，城鎮人口比重超過50%的省份已達15個，湖北、山東、海南三省首次超過50%；繼上海市、北京市之后，天津市城鎮人口比重2011年首次超過80%。東部地區城鎮化水平較高，中西部地區城鎮化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省與省之間及省內地區之間差距很大，區域城鄉發展非均衡性嚴重，區域城鄉均衡發展難度大。
表2 2002～2011年全國城鎮化率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網
3.城鄉二元化體制的存在。在城鄉統籌發展中存在著諸多問題，其中最主要也是最關鍵的問題是存在城鄉二元體制。它包括城鄉二元戶籍制度、二元土地制度、二元勞動力就業制度、二元社會保障制度，這些二元體制的存在，與發展市場經濟和建立城鄉統一市場的大方向是相違背的，尤其對城鄉統籌發展形成嚴重的制約。戶籍制度的存在阻礙了農村的發展，阻礙了農業現代化進程。城鄉二元勞動力就業制度導致的城鄉收入分配不均，差距越來越大，這些城鄉二元體制引發了大量的社會問題和社會沖突。
4.鄉村規劃覆蓋面比較小，規劃的科學性和執行力不強。在城鎮化快速推進的過程中，大多數城市在發展過程中存在屢屢突破現存的發展規劃，大量占用土地使得城區面積不斷的外延，存在“攤大餅”和“空心城”現象。與之對比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鄉村規劃進展緩慢，相當數量的縣市，尤其是鄉鎮及村級規劃工作仍未完成，即使完成了規劃但是科學性和執行力都不強。尤其是在新農村建設中，農村一些地區存在明顯的村落空心化，大量舊房及宅基地閑置，鄉村土地利用、功能分區及公共建設規劃也難以有效實施。
5.目前鄉村基礎設施建設較少，資金投入不足。改革開放初期，為了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我國采取了先東部后中西部，先城市后農村的區域不均衡發展戰略。城市的大部分基礎設施建設已經成型，但是廣大農村地區電力、交通和水利等基礎設施等則十分落后，成為農村社會發展的瓶頸。有些地方城鄉人均基本建設投入差超過3倍，加上農村資金管理混亂，使本來就很有限的涉農資金使用非常分散，造成項目資金管理困難，投入效益不高，導致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發展很慢。盡管我國進行了村村通公路等一些基礎建設投資，但其發展仍舊不能滿足需要。隨著經濟發展，中央政策對“三農”的傾斜，目前國家對鄉村的投入力度加大，但實際用到解決“三農”問題方面的資金卻依舊很少。
6.城鄉社會保障方面發展不協調。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農村可用土地數量越來越少，土地的保障功能持續下滑。農村大部分的青壯年外出打工，留守農村的大部分是老人，人口老齡化的程度非常嚴重，以家庭為單位農民投入收入減少，農村家庭的保障功能也日趨降低。雖然目前國家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的向農村傾斜的政策，同時建立了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等，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有了一定發展，但是農村的優撫救濟、養老、醫療保險、福利等社會保障覆蓋率與投入金額與城市存在著巨大差距，城鄉社會保障方面發展不協調。
二、用馬克思方法論看待城鄉分離與對立
馬克思的城鄉關系理論與思想是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認為城鄉分離與對立的根源是人類社會分工導致的，城鄉差別是伴隨著人類社會分工、城市產生和城鄉分離而產生的歷史現象。
唯物史觀認為城鄉分離與對立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生產力是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統一體所形成的生產方式的更替，代表著社會文明形態依次演進的基本形態。我們可以看到，在社會發展一定歷史階段上產生的城鄉分離乃至利益對抗，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產物；城鄉關系的這種分離和對抗正是適應并促進了生產力發展的根本要求和前進方向。首先，城市的出現、城鄉關系的分離，根源于生產力“有所發展但又發展不足”的必然結果和客觀要求，具有歷史的必然性。生產力“有所發展”，是指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已經能夠生產出超過維持農業勞動者所必需的產品，從而為城鄉和工農之間的分離提供了可能。農業勞動生產率制約著農業和工業之間社會分工的發展程度，決定著農業人口向城市和非農產業轉移的速度和規模。“生產力發展不足”，是指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尚不足以避免或杜絕城鄉之間發展的不均衡所引起的利益分化、沖突乃至對抗。城市是生產要素的集中地，是生產與貿易的結合地，是工業人口的聚集地。在這種情況下，城鄉之間的這種分化和對立恰恰適應并推動了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客觀要求。其次，城鄉之間的分離促進了社會生產關系的變革，體現著生產方式的歷史性超越。城市起源并伴生于近代的整個工業化過程，而工業化發展史也就是城市迅速擴張的歷史，是城市不斷發展壯大、并最終戰勝鄉村的歷史，同時也是傳統落后的鄉村社會向現代先進的城市社會轉型的歷史。雖然伴隨著農民利益被犧牲的苦難歷程，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鄉村生活的愚昧狀態，具有合理性。分工使生產力進步，私有制產生，從而有了“代表城市”的利益與“代表鄉村”的利益的分裂，這致使城鄉走向分裂與對立；近現代城市分工的結果——大工業的出現使城市戰勝了農村；當代分工的逐漸均衡即分工向農業部門發展促使農業逐步工業化，從而又使城鄉差距逐漸縮小；最終隨著分工的消除，城鄉對立消失，城鄉走向融合，因此城鄉觀對城鄉統籌有著重大的理論啟發意義。
三、方法論：解決我國城鄉統籌的途徑
（一）推進我國城鄉統籌需要堅持方法論
要運用馬克思哲學整體與部分的關系推進我國城鄉統籌，摒除我國城鄉分離與對立。整體居于主導地位，決定著部分；整體具有部分沒有的功能；當各部分以合理的結構形成整體時，整體就具有全新的功能，整體的功能就會大于各個部分功能之和；當部分以欠佳的結構形成整體時，就會損害整體功能的發揮。二者不可分割，整體有部分組成，部分是整體的部分；二者相互影響，整體的性能狀態及其變化會影響到部分的性能狀態及其變化，反之，部分也制約著整體，甚至在一定條件下，關鍵部分的性能會對整體的性能狀態起決定作用；整體和部分的地位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轉化的。要推進城鄉統籌，必須要處理好整體和部分的關系，把城鄉作為一個有機總體，實現不斷向整體生成和發展的過程。因此應該要樹立全局觀念，辦事情要從整體著眼，尋求最優目標；搞好局部，使整體功能得到最大發揮。同時要借鑒馬克思關于同一——對立——融合的歷史辯證法，摒除城鄉之間的分離和對立，當分工逐漸均衡即分工向農業部門發展促使農業逐步工業化，從而又使城鄉差距逐漸縮小時，分工最終會消除，城鄉對立會消失，城鄉走向融合。
（二）方法論解決城鄉統籌問題
1.注重整體和部分的關系，發展城鄉統籌從全局出發。在解決城鄉統籌問題時，應該注意到經濟因素只是整個社會系統的一個部分。在實現城鄉統籌的過程中，片面強調GDP忽視整體性協調發展的理念會導致城市更加發達，農村更加落后，最終只會離城鄉統籌越來越遠。必須把經濟發展、政治發展、文化發展都放入社會整體發展的視野中，讓其他各個部分的才有所發展，才不會導致任何部分的片面發展；必須將中國視為一個總體，只有通過推動東中西部的城鄉協調發展，才能最終實現其整體推進。城鄉統籌在推進過程中，面臨的最嚴重的難題之一就是的城鄉二元結構。我們要從整體性視角來看待這一問題，要從根本上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就必須大幅提高城鎮化率，實現農村人口向城鎮人口的轉變。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設，從思想意識上實現這一角色的轉變，才能使人們消除對城里人與農村人的身份劃分的偏見，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城鄉和諧發展。
2.充分發揮中心城市輻射擴散功能。要意識學會從同一——對立——融合的辯證方法實現城鄉統籌，看待實現城鄉融合，絕不是要毀滅城市、中斷城市文明以至強制拉平城鄉區別、達到城鄉之間無差別的絕對同一，而是在“揚棄”的基礎上實現城鄉之間的更高級的綜合。因為城鄉對立的消除，同肯定城市的歷史作用和“農村城市化”的過程并不矛盾。由于城市是現代工業、商業、航運和貿易的中心，是生產基本條件包括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樂和需求的空間集結體，是特定區域內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聚集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根本上確立了城市經濟的統治地位，使得城市化和工業化成為現代化社會的一體兩面。城市文明相對于鄉村生產關系而言，是一種社會進步，具有較高的文化勢能，而消滅城鄉對立意味著要擺脫和改變傳統農業社會中形成的農村愚昧和孤立分散狀態。因此，走向城市化是城鄉關系變革的路徑選擇，城市在這里應該起著引領和示范的作用。它在提高勞動者的素質、擺脫鄉村的愚昧落后狀態、促進農業和農村現代化等方面都具有積極的帶動作用和反哺作用。
3.合理布局城鄉生產力和產業結構，促使農業逐步工業化。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農業逐步工業化，實行城鄉產業一體化，才能使城鄉差別逐步消滅，實現城鄉融合。要實現農業逐步工業化、產業一體化就要合理布局城鄉生產力和產業結構，因地制宜的發展主導產業，使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發生密切的內部聯系。主導產業具有發展潛力和需求高、技術進步快、產業關聯強等特點，它的發展能加速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從而帶動需求上漲。政府在這過程中要做到以下兩點：一是明確主導產業，帶動城鄉統籌發展；二是打造產業集群，建立與城鄉一體化發展定位相適應的現代產業體系。交通工具會隨著由此而產生的需要擴充起來，才能使農村人口從他們數千年來幾乎一成不變地棲息在里面的那種孤立和愚昧的狀態中掙脫出來，使城鄉之間的文化和生活條件日益接近起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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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人們愿意為更好的服務付錢。做好視頻業務的體驗，是未來運營商差異化競爭力的關鍵所在。
在以語音業務為主的時代，通過大量的實踐與摸索，運營商逐漸構建了以語音質量（MOS標準）為核心目標，輔助以各種網絡關鍵性能指標的綜合規劃體系。當移動網絡進入數據時代時，已有的評價體系已經不適用。
“如何定義數據時代的網絡體驗？如何去構建并在具體的網絡中實踐這種以體驗為規劃目標的方法論？是運營商面臨的挑戰。”華為無線Marketing副總裁王宇峰在接受《通信產業報》（網）采訪時表示。
為此，華為《以視頻為中心的MBB網絡規劃方法論》白皮書。王宇峰告訴記者，白皮書介紹了視頻體驗評估vMOS標準，同時創新性的引入人因工程研究方法，給出了移動網絡下的視頻MOS基線。
更為重要的是，應對視頻業務能力規劃面臨的挑戰，白皮書提出了Video Coverage――以視頻體驗為核心的移動網絡規劃和建設方法論，助力運營商建立高清視頻無處不在的移動網絡。
視頻成基礎電信業務
面對OTT對語音業務的蠶食，運營商迫切需要一種“殺手級”的業務進行快速填充，享受數據流量的紅利。在此背景下，視頻成為他們的主攻方向。
一方面，用戶對視頻體驗的需要日益提升，運營商擁有無法比擬的帶寬和網絡優勢，相對OTT來說，可以為用戶提供更好的視頻體驗。
另一方面，OTT在視頻體驗和收費模式上的先天缺陷，導致其當前發展遭遇瓶頸，而運營商的優勢恰恰在于成熟的前向收費模式和用戶，通過整合OTT的內容優勢，同時在本地化內容及移動端的發力，運營商將重構內容價值鏈。
目前，全球主流運營商已經搶先布局視頻業務。今年7月，美國監管機構批準了AT&T收購電視服務運營商DirecTV的申請。豪擲485億美元巨資的收購，使得AT&T超過Comcast，一躍成為全美最大的有線電視運營商，尋找新的業務增長空間，彌補無線業務的后繼乏力。
AT&T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蘭達爾?史蒂芬森認為這一收購使得他們能夠滿足消費者未來的娛樂偏好。“無論他們是想要通過移動設備觀看優秀節目以及他們喜歡的內容等傳統的電視服務，還是通過互聯網觀看任何視頻內容，我們都能滿足他們的需求。”
無獨有偶，去年AT&T宣布收購DiercTV不久之后，Verizon便與夢工廠及旗下的Awesomeness TV開展合作，推出視頻服務，同時，Verizon在今年5月并購AOL，打造全球數字媒體平臺及生態，意在移動視頻業務。
在歐洲和韓國市場，同樣如此。沃達豐集團重金投入進行視頻領域并購，先后將德國最大電視公司KDG及西班牙ONO收入囊中，瞄準全業務能力及視頻內容的獲取；西班牙電信集團則高調宣布將轉型成為一家媒體公司；LG U+采用主要套餐包加自營視頻內容捆綁，實現了視頻業務快速上市和盈利。
vMOS定義評價標準
不同于社交網絡、游戲等數據業務，視頻業務由于體驗嚴苛、流量高突發等特點，將對現有的移動網絡提出更大的挑戰。
王宇峰告訴記者，觀看一個清晰度為720p以上的高清視頻，初始緩沖時間不超過2秒，并且整個播放過程沒有卡頓，成為移動視頻用戶對網絡的基本需求。這就需要用戶帶寬是隨時隨地2.5Mbps，端到端網絡時延低于80ms。
此外，由于視頻業務具有流量高突發的特點，如果移動網絡設備性能不足，則容易造成丟包，導致吞吐量下降，就會出現視頻畫面卡頓，用戶體驗變差。
“因此，隨著超高清視頻甚至虛擬現實的出現，視頻將對移動網絡提出更高的要求。”王宇峰表示。
為此，在白皮書中，華為首先定義了視頻的評估標準，其次闡述了在這一標準之下移動網絡應該具備的特征。
王宇峰向記者表示：“華為認為應以用戶體驗為中心建立統一的視頻評估標準，來評價不同網絡、不同屏幕、不同場景應用下的視頻體驗的好壞。”
首先，視頻體驗是可定義的，華為使用視頻vMOS分值來描述視頻業務體驗的好壞。
其次視頻體驗是可衡量的，華為研究了對視頻體驗影響最關鍵的三個指標：視頻分辨率、初始緩沖時延和卡頓，通過對三個指標的測量可以對用戶體驗做出評估。
最后視頻體驗也是可管理的，基于柵格級可視化，華為對網絡的視頻能力進行規劃和優化，使網絡規劃匹配商業目標。
為了讓最終用戶更為直觀地了解視頻質量，華為還開發了一款用戶端的測量APP。王宇峰告訴記者，當用戶測出的MOS值大于4.0時，便是較為理想的視頻體驗。
由于移動網絡需要重新規劃，以承載高清視頻，華為憑借多年的經驗，推出Video Coverage方法論，提出移動網絡規劃和建設主要遵循的三個關鍵步驟。
引 言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中國農民的社會身份由人民公社社員變成了的獨立的個體農戶，從而開啟了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的理論探索和大規模的邏輯漸進性的“摸著石頭過河式”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改革實踐。針對這一時代背景，基于當時的中國農民身份向社會化小農過渡的現實，中國農業推廣學者選擇了德國學者H?阿爾布列希的所謂“組織化的農業推廣框架”（簡稱為“阿氏模型”），啟動了推動落后的中國農業實現農業現代化的艱難歷程。
近40年，無論中國社會發生了什么變化，阿氏模型在中國農業推廣學中的地位與作用卻一直未變。然而，這期間中國農業的發展對農業推廣體系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有學者就開始提出要創新農業推廣體系[1-2]。在認識到農業推廣體系存在的種種問題[3-6]和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不斷發展的基礎上，構建“一主多元”的農業推廣體系已經成為研究的熱點[7-12]。王濟民等人總結了多元推廣體系的四大類型和14種模式[13]，然而我國的多元推廣體系并未完全形成或成熟[14]，仍然處于“懸浮”狀態[15]。農業推廣學界對此也一直糾結在“一元、多元”，“ 主體、主導”，如何“協作、合作、協同”上。推進農業現代化，離不開創新“現代農業推廣體系”[16]。為此，筆者追溯農業推廣體系的理論源頭――阿氏模型，發現阿氏模型并不是什么“組織化的農業推廣框架”，而是一個“推廣服務系統單邊簡單組織化，而目標團體系統農戶松散化的農業推廣框架”。由于“推廣服務組織未能實現多元協作的結構化，從而不能實現協作推廣，更不能合作推廣，也就談不上實現協同推廣”。無疑，創新和構建“一主多元”的現代農業推廣體系對重構“組織化的農業推廣框架”提出了新要求。
一、對阿氏模型的剖析
H?阿爾布列希建構的框架被許無懼[17]率先引入中國，后經張仲威、湯錦如、高啟杰等凝練為圖1所示的“組織化的農業推廣框架模型”[18-20]。該模型一直被農業推廣學界視為農業推廣工作的框架，奠定了中國農業推廣學的假設前提、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
阿氏模型將農業推廣過程抽象為推廣服務系統和目標團體系統之間的溝通和互動關系。其邏輯假設是推廣服務系統是先進的、主動的、教導的，而目標團體系統是落后的、被動的、接受的。
國內眾多學者依據阿氏模型，并在傳承和發揚荷蘭A?W?范登班 、德國H?阿爾布列希等人的教育學、行為學理論體系的基礎上認為：農業推廣就是一種把新的知識、信息、技術等創新成果，通過教育、溝通和干預等方法，傳授、傳遞給農民，使其增進知識，提高技能，轉變觀念與態度，從而自愿改變行為，最終實現增進農業生產，增加農民收入，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活動；而農業推廣學則是研究推廣溝通過程中農民的心理、行為特征及其行為自愿變革規律以及誘導農民行為自愿改變，提高推廣效率的一門應用科學。側重于農民教育及其行為轉變。
遵循阿氏模型，政府、大學科研院所等推廣組織被視為推廣服務系統，且是先進的、主動的、教導的；傳統小農、社會化小農等被視為目標團體系統，且是落后的、被動的、接受的；農業推廣過程也僅僅是這兩類系統之間的溝通和互動關系。基于阿氏模型的農業推廣學是在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時期，中國農民、農業和農村長期處于弱勢地位的客觀產物，適合于傳統農業轉型期以小農戶為對象的農業推廣活動。
毋庸置疑，阿氏模型對這個特定時期中國農業推廣學的形成與發展，對指導中國農業推廣實踐活動起到了積極作用。
二、重構組織化的農業推廣框架模型的原因
在現代農業條件下，一家一戶的傳統小農正由社會化小農逐漸轉變為職業農民。伴隨著土地的合理流轉和適度規模經營，農業正由小規模、分散經營的小生產不斷走向規模化、組織化、社會化的大生產，越來越多的種養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等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逐漸形成。農業推廣的目標團體系統已經由分散的個體轉變為組織化的農民――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而阿氏模型的推廣服務系統是組織化的，目標團體系統卻是沒有組織化的松散的農戶。在我國農業現代化建設的新階段，農業推廣的目標團體系統已經發生了變化，阿氏模型已不能全面反映現代農業條件下的農業推廣框架。因此，必須從方法論的高度來全面分析農業推廣系統的主體、客體和推廣方式，構建與可持續發展的現代農業內涵和特征[21-24]相吻合的組織化農業推廣框架模型。
（一）現代農業推廣的主體分析
1.正在形成協作關系的多元推廣主體。阿氏模型將農業推廣視為對農民的教育，將農民視為推廣的對象，忽視了現代農業推廣最終目的是農業創新的大規模應用和產業化，不可避免地輕視了農民的農業推廣主體地位。?Υ耍?高啟杰已經初步認識到只有從事推廣工作的農民才是推廣主體，而其他接受推廣的農民則是受體[20]。其實，受體也是農業推廣的主體之一。而簡小鷹和于水等則明確提出農民是農業推廣的主體[25-26]。從《農業技術推廣法》中關于“農業技術推廣”的定義來看，推廣的內涵已經不再局限于教育，而且包含研發和應用。從這個角度來說，應用的主體也是推廣的主體。
現代農業條件下的職業農民，即種養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等組織化的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已經不再是阿氏模型所描述的農業推廣末端的推廣對象，只能被動的等待接受農業先進技術和知識的傳播和教育，而是以農業推廣主體的身份主動參與，以滿足農產品市場需求、追求商業利潤為目的，向上下游各類農業推廣主體提出需求，亦或接受政府或非盈利組織的公益性推廣服務，亦或購買通過市場配置的推廣服務。其中，政府公益性推廣服務也將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契約形式來實現。政府、大學科研院所屬的推廣機構等推廣主體也將以滿足這些組織化的新型?r業生產經營主體的需求為導向，提供農業產前、產中和產后全程化的推廣服務。組織化的農民與其他推廣主體之間由被動與主動轉變為主動與被動，由落后與先進的不平等關系轉變為平等的、基于契約的協作關系。
從推廣最終目的來看，正是這些組織化的農民或者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在大規模應用先進農業技術，實現產業化。所以，這些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同樣是農業推廣的主體，是實現推廣目的之最終執行者。各類農業推廣主體之間通過協作，才能最終實現農業先進技術的傳播和產業化，來實現推廣的目的。由此，阿氏模型中的兩類系統的關系其實反映了傳統農業轉型期分散化的農民與其他農業推廣組織這兩類主體之間的關系。而現代農業背景下，重構的組織化農業推廣框架模型必須反映組織化的農民與其他農業推廣組織的協作關系。
總之，現代農業條件下必須明確農業推廣的目的，構建起政府所屬和大學科研院所所屬推廣機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及其推廣機構、其他社會組織組成的推廣機構形成的組織獨立、功能交叉的多元推廣主體協作系統，共同推動農業技術進步。對于此，有學者探討了各類推廣組織合作的動力機制[27]，但對多元推廣主體協作系統及其構建仍缺乏深入研究。
2.其他社會團體亦能成為農業推廣主體。本文中其他社會團體主要指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之外的社會群體，包括分散的個體和組織化的群體。其他社會團體出于公益或者追求利潤的目的，從事農業推廣也非常符合“加強農技推廣發展要充分調動社會力量參與農技推廣活動[28]”的原則。技術的社會形成論（SST）認為，技術本身之外的政治、經濟、文化、組織、政策等社會因素構成了技術設計和技術應用的模式[29]。農業推廣體系改革的目標最終就是要實現社會強有力的需求刺激農業技術向前發展，農業技術的發展與應用要最終服務農民，回饋社會[30]。從終極需求角度來看，包括其他社會團體在內的大眾群體的市場需求是農業科技成果推廣和農業產業化的源頭，農產品價格與質量、食品安全、農業生產污染和可持續發展等大眾群體關注的因素都能成為影響需求的因素，都會引致相關技術的創新和擴散。從供給角度來看，其他社會團體將以分散化的個體或者組織化的形式直接或者間接參與到農業推廣當中。國外的NGO公益性農業推廣組織就是例證。而國內亦有此類組織，比如浙江省農業技術推廣基金會[31]。此外，其他社會團體作為相對獨立的主體，其所匯聚的群眾智慧和意見可以為解決現代農業推廣技術的創新和制度安排等復雜問題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與價值判斷。
（二）現代農業推廣的客體分析
如上所述，阿氏模型將農業推廣視為教育或者傳播與采納，忽視了農業推廣客體的研究。高啟杰曾經指出，農業科技成果推廣客體是指被推廣的具體科學技術成果[20]。其實，農業推廣的客體反映了農民的需求。現代農業條件下，組織化的農民或者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的需求，不僅僅是農業科技成果，還包括市場信息、管理知識和創新能力。這些都是現代農業推廣的客體，而且伴隨著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的發展，以上推廣客體存在遞進的關系。
阿氏模型針對分散化的小農，側重于農業科技成果的教育式推廣，并且暗含了：在此推廣的過程中，農業科技成果的研發、創新、擴散應用的過程彼此分離，參與的主體相互割裂，最終結果就是農業推廣中科技成果轉化效率低[32-33]。現代農業推廣必須重視農業推廣的客體，始終以應用和產業化為導向，樹立全過程的農業推廣理念，并且要促進多元主體協同參與這個全過程。雖然推廣主體側重有所不同，但是多元主體注重協同且不固定死板。農業研發和推廣機構的新成果會主動尋找能夠快速推廣和應用的伙伴或者直接進行大規模應用，而組織化的農民或者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也會主動提出需求、尋找機會、積極學習，甚至參與到研發當中，并且不斷嘗試管理創新和組織變革。以現代農業推廣客體為基礎，各推廣主體在推廣過程中將形成越來越多的產學研一體化組織和“企業+科研院所+農戶”等各種形式的聯盟，同時以市場為導向的各種農業信息平臺不斷建立和農業產業鏈不斷延伸與壯大。
（三）現代農業推廣的方式分析
在農業推廣中，“推”是手段，“廣”是目的，即農業創新的大規模應用和產業化。適應于傳統農業轉型期的阿氏模型側重于通過教育或信息傳播的方式來進行公益性農業推廣，其“推”更多的指對農民的教育、說服乃至強制。這種手段在現代農業的背景下，是不能實現“廣”的。而現代農業的推廣方式應實現高級化、現代化、網絡化、產業化和協同化，將更多的以市場化的、提供服務的形式來實現。其“推”更多的表現為：誘導、追尋、協作。現代農業是三產融合的多領域科技集成的科技密集型產業[23]。在其產業體系中，分工越來越專業，更多的農技服務組織將直接運用先進科技知識和裝備為農業生產經營主體提供專業化服務。他們將直接滿足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對先進農業科技知識的需求，而不單單是教育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使其掌握先進科技知識再進行運用。農業推廣中的教育恐怕將局限在一些無法提供專業服務的領域和對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中的農業工人的培訓。
綜上，適應于傳統農業轉型期的阿氏模型僅描述了農業推廣活動中先進與落后兩類主體之間的關系，僅反映了農業推廣復雜系統中的教育或者信息傳播這一小部分內容。它沒有對農業推廣復雜系統中的多元主體進行展開，特別是已經組織化的農民，忽略了研究農業推廣的客體，既不能反映出現代農業條件下農業推廣的復雜性和方式的變化，也不能反映出現代農業條件下農業推廣多元主體之間的協作創新和自我提高，更不能真實、全面地揭示現代農業條件下農業推廣的客觀規律。基于上述缺陷，必須重構組織化的農業推廣框架模型。
三、重構組織化的農業推廣框架模型的思路
（一）重構框架模型的基本要求
農業推廣領域的眾多專家學者都承認農業推廣過程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其實它更是一個錢學森所定義的“開放的復雜巨系統”[34]。而且農業推廣學本身又是一門多學科交叉的邊緣學科，需要眾多學科理論、概念和方法的支持。因此，作為農業推廣學重要的理論基礎，重構的組織化的農業推廣框架模型既要能全面反映現代農業條件下農業推廣系統的復雜性，又要能體現多學科理論知識的融合，還要能為重新定義農業推廣概念、研究對象和內容奠定基礎。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二）重構框架模型的方法論基礎
綜合集成研究一直是解決開放的復雜巨系統中各種問題的重要研究思路。我國學者提出的WSR方法論恰恰是指導綜合集成研究的重要方法論[35-36]，而且便于多學科理論知識的融合。它對于指導重構組織化的農業推廣框架模型具有重要意義。
趙國杰和王海峰將WSR方法論進一步改進為ZKJ方法論（主體客體交互作用方法論）[37-38]，對重構組織化的農業推廣框架模型更具有普適性指導意義。在ZKJ方法論中：主體（Z）是實踐和認識活動的主體；客體（K）是實踐和認識活動的客體；交互作用（J）是實踐和認識活動，即主客體之間的交互作用（包括過程與結果）；實踐中介是主體作用于客體的工具、手段、程序或方法；實踐就是以主體、客體、中介為基本骨架在一定環境下進行的動態過程[37-38]。
基于ZKJ方法論分析我國現代農業推廣系統，可以得出該系統由農業推廣的環境、主體（Z）、客體（K）和農業推廣的交互作用或實踐（J）構成。農業推廣的環境，即發展現代農業面臨的各種外部環境。農業推廣的主體（Z），即政府、大學科研院所、社會團體和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四類。目前政府的推廣主要通過其所屬的行政型推廣組織來實現，大學科研院所的推廣主要通過其所屬的教育科研型推廣組織來進行，社會團體的推廣主要通過各種社團推廣組織來實現，而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的推廣則通過各種涉農企業、種養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來實現。農業推廣的客體（K）即農民需要的是農業科技成果、市場信息、管理知識和創新能力。農業推廣的交互作用或實踐（J），即各類相關主體相互協作，共同參與各類客體的生成和普及應用的過程，以加速實現農業產業化。
（三）重構的框架模型
基于重構組織化的農業推廣框架模型的基本要求和基于ZKJ方法論的我國現代農業推廣系統，重構的組織化的農業推廣框架模型，具體見圖2。
在重構的模型中，主體系統中的各類主體保持自己組織上的獨立性，在功能上雖然各有側重，但并不分割；既可以獨立發揮各自所側重的功能，又可以兼有其他主體所側重的功能；既可以獨立運作，又可以和其他主體進行協作，實現各種協作組織上的創新，向著圖3所示的四螺旋多元協作推廣主體系統演化。
客體系統在農業科技成果的基礎上，融入更多內容，以滿足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不斷發展的需要。農業推廣的實踐過程系統反映了多元農業推廣主體相互協作實現農業技術進步的具體過程，側重實現農業技術進步過程中的具體方式和手段創新。
反映各推廣主體協作關系的四螺旋多元協作推廣主體系統的理論基礎是亨利?埃茨科威茨提出的三螺旋創新模式[39]。該理論被相關學者高度重視，應用到眾多創新領域中。在農業推廣中，也不乏相關案例。涂俊和吳貴生就以寶雞市農業專家大院為例，用三螺旋模型論證了圖4所示的農業推廣體系制度創新[40]。
現代農業推廣項目的產業化發展帶來了較好的經濟效益，并且往往與對農村地區的扶貧和社會幫扶項目緊密聯系在一起，于是吸引了其他各種社會團體（盈利的和公益的）參與其中。并且這些社會團體在農業推廣中也將發揮越來越顯著的作用。河北農業大學的“太行山道路”建設過程中就出現了許多四螺旋的農業推廣案例。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太行新愚公”李保國教授團隊做出巨大貢獻的“綠嶺模式”。該模式中的四螺旋主體分別為地方政府、河北農業大學、河北綠嶺果業有限公司和河北郵儲銀行。在圖5所示的此四螺旋的運作機制中，政府主體搭建平臺，在大學專家的幫助下制定產業發展規劃，持續進行政策和資金支持，并且進行監管，實行企業準入制度，保護農民利益；農業企業主體組織產業化生產，實行“公司+基地+專業合作社+農戶”的?a業化經營模式，并且成為大學的研發示范基地；大學主體進行產業發展規劃、園區規劃、市場策劃、技術研發、示范培訓、經營管理等全方位幫扶；社會組織主體在地方政府的推動下提供金融支持。并且企業與大學的專家以技術入股方式實現了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利益連接機制。而大學專家不僅提供了主打產品薄皮核桃從種苗到栽培管理的技術指導，而且還提供了市場信息、品牌策劃、企業管理、科技研發等全過程的增值服務。最終幫助企業成為產學研結合的、擁有產前、產中和產后完整產業鏈的薄皮核桃龍頭企業，帶領山區群眾脫貧致富，走出了一條生態、經濟和社會效益協調發展之路。“綠嶺模式”是圍繞農業龍頭企業，成功實現了的四螺旋協作農業推廣，具有代表性。當然，在“太行山道路”中，也出現過其他案例。比如在政府的支持下，有的社會團體主動向大學購買農技推廣服務，免費提供給農民和合作社，并且還幫助其進行農產品的銷售。四螺旋協作推廣系統并不排斥三螺旋推廣系統，它是三螺旋推廣系統的拓展。各地可依據四螺旋協作推廣系統的原理，因地制宜，進行多元協作推廣體系的組織創新和模式創新。
（四）新舊組織化的農業推廣框架模型的對比
圖6在重構的組織化的農業推廣框架模型下展示了適應傳統農業轉型期的阿氏模型所表示的農業推廣。可以發現，阿氏模型中的推廣主體之間缺乏協作，功能割裂，客體單一，推廣手段或者方式上僅側重教育或者傳播的手段。這說明適用于描述農業轉型期的農業推廣的阿氏模型已經不能反映全面現代農業條件下的農業推廣復雜巨系統。
而重構的組織化的農業推廣框架模型揭示了研究現代農業背景下的農業推廣的基本思路，即農業發展環境―農業推廣系統主客體的結構關系―農業推廣系統中主客體的作用過程―農業科技進步和產業化的快速發展。該模型最根本的前提假設是：農民是組織化的農民或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不再是被動的推廣對象，而是農業推廣主體之一。在此前提假設下，農業推廣可以定義為：各類主體相互協作、共同促進農業技術進步、加快實現產業化的過程。各類主體在保持自己組織獨立的前提下，部分具有其他主體的功能，按照“政府、大學、科研院所、社會團體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四螺旋創新模式進行協作，來構建四螺旋多元協作推廣主體系統，實現農業推廣體系的創新。農業推廣學的研究對象既不是側重于研究對農民的教育，也不是側重于研究農業技術的傳播擴散，而是融合二者，研究各類主體如何協作來實現農業科技進步和產業化的機制和過程。農業推廣學的研究內容也將從“農業推廣的環境、農業推廣的主體、農業推廣的客體和農業推廣的實踐過程與結果”4個維度來展開，進而從這4個維度實現多個學科理論知識的融合。
四、結論與展望
關鍵詞：文化資源；現象學；意向性；文化產業
中圖分類號：G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0751（2013）11—0086—05
2009年7月22日，我國第一部文化產業專項規劃——《文化產業振興規劃》由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這是繼鋼鐵、汽車、紡織等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后出臺的又一個重要的產業振興規劃，標志著文化產業已經上升為國家的戰略性產業。作為提升軟實力的國家戰略，隨著市場經濟下的工業生產正在經歷從“物質匱乏型”到“精神匱乏型”的轉變，振興文化產業凸顯出必要性和緊迫性。所謂振興，就是要實現文化產業發展從自發到自覺、從粗放向集約的轉變。我國現在的文化產業標準是國家統計局的《文化及其相關產業分類》，其中包括了新聞、影視、廣告、動漫、網絡游戲、文藝演出、主題公園等諸多領域。以往針對以上這些文化產業領域基本上采取分類研究，新聞、影視、廣告屬于傳播學，動漫、網絡游戲屬于計算機應用與信息科學，文藝演出、主題公園屬于策劃學、營銷學，等等，而且還有其他相近的人文社會科學，比如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等也紛紛浸入這些研究領域。
文化資源是文化產業的生產資料，通過相應的生產方法，最終生產出以媒介為載體的文化產品。生產方法——學術研究稱之為方法論——要實現文化資源從原始形態向媒介形態的過渡，才能最終實現從文化資源到文化產品的生產。文化資源必須轉化為一種文本，才能合理、有效地進行闡釋和定位，讓文化產品的消費者主動地解釋并接受。因此，文化資源的開發要求方法論必須完成“原始形態（過程Ⅰ）——文本形態（過程Ⅱ）——媒介形態”的過程（模式）。
作為一種特殊的歷史存在，以往文化資源的自發性生產，注重歷史事實的還原性和歷史邏輯的連貫性，缺乏對文化資源的創造性解釋，很難進行創造性的生產。當前文化產業的研究方法大多是跨學科的、交叉性的，至今沒有形成一套針對文化資源開發的系統的方法論。在國家政策和市場經濟的雙重作用下，國內文化產業正逐漸形成一個獨立的研究范疇，在已有文化資源的基礎上開發具有創意的文化產品，必須擁有一套屬于自身范疇的合理、有效的方法論。因此，建構出適合文化資源開發的方法論并開發出結合實際生產的應用模式，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一、為何在文化資源開發中引入現象學方法
在自發的生產方法中，從文化資源的原始形態過渡到媒介形態這兩個過程是分割、獨立進行的。前者屬于歷史研究者的工作，力求挖掘出文化資源的歷史本質；后者屬于傳播研究者的工作，生產出能夠被當下消費者接收并解釋的媒介現象。自發的生產方法通常采用實證與批判兩種研究方法。實證的方法主要利用歸納法保證獲得材料是全面的并能夠相互證明，比如當前很多文化產品生產之前都會進行市場調查；批判的方法主要利用演繹法保證生成過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比如生產者都會根據市場調查的消費者分析結果制定相應的產品定位。但是，實證研究在實際操作當中不可能保證完全歸納，而且在將大多數上升為一般性的同時，容易忽略少數的偶然性作用；批判研究設置先驗起點的形而上學方法，在保證過程真理的同時，難以對先驗假設進行有效性論證。同時，作為由來已久的經驗論與唯理論哲學傳統分歧的當代繼承，實證與批判兩種研究方法彼此對立，很難統一起來。自覺的生產方法不僅要統合業已割裂的生產過程，還要力求避免經驗論與唯理論的缺陷與互斥，現象學在某種意義上可以實現對經驗方法和批判方法的超越。
現象學作為20世紀西方最重要的哲學思潮之一，向來以其獨到的方法論著稱。該學派創始人胡塞爾指出：“現象學：它標志著一門科學，一種諸科學學科之間的聯系；但現象學同時并且首先標志著一種方法和態度：典型哲學的思維態度和典型哲學的方法。”①胡塞爾的畢生心愿就是將哲學建設成為一門“嚴格的科學”（胡塞爾稱之為“現象學”），并為各種具體科學奠定絕對可靠的認識論基礎。在胡塞爾看來，哲學家首先需要追問的是認識如何成為可能的，而這一追問的關鍵即在于確認思維具有無可懷疑的絕對的被給予性，或曰不證自明性。在此之前，康德提出的“先天綜合判斷”以及笛卡兒提出的“我思故我在”都意在說明：人類認識需要有第一起點——康德稱之為先驗理性，并通過這種先驗的能力認識世界并形成經驗，最終由感性認識上升為理性認識。這種西方理性主義傳統下認識世界的方法為西方帶來了科學技術與自由民主，但是其中存有的明顯的缺陷也使得西方遭遇了重重危機。胡塞爾一針見血地指出：以經驗論或實證主義為代表的“自然主義是對自然之發現的結果現象，自然在這里指的是一個按照精確的自然規律而在空間、時間存在的統一之意義上的自然”②，不僅將物理世界自然化，而且還將一切理想和規范都自然化了，忽視了作為個體存在的主體性；歷史主義與世界觀哲學同樣不可取，前者“將自己定位于經驗的精神生活的事實領域”③，后者企圖系統地考察關于世界的智慧并賦予它理論的形式，兩者都過于依賴以“事實”為基礎的東西。為了解決近代歐洲的科學危機，胡塞爾創建了現象學這種獨特的方法論，主要體現為現象學的還原法、描述法和意向性三個概念。
文化資源主要表現為符號化的文本形式，在物理媒介的載體上附加了諸多人類文化的“交互主體性”意義。文化資源開發雖然需要從文本形態準確還原到原始形態，找到文化資源存在的歷史本質，但是這種還原的關鍵不在于對文化資源進行“本質的還原”④，而重點在于對文化資源進行狹義的“現象學的還原”⑤。換言之，“本質的還原”追求的是文化資源的必然規定性與邏輯連貫性，“現象學的還原”追求的是主體認識的內在性與純粹性。前者認識的結果是一般性的，而后者認識的結果是創造性的。由于文化資源的文本形態向原始形態還原的最終目的，是要使得重新認識的文本形態轉化為富含創造性的媒介形態。只有創造性的認識才能為文化產品賦予具有創意的文化附加值，并且只有富含創意的文化附加值的媒介產品才會激發消費者的興趣。因此，我們必須重視“現象學的還原”的作用，并將其作為文化資源開發的一種重要方法。
在進行了現象學的還原之后，文化資源實現了文本形態向原始形態的追根溯源，在進行創造性的認識之后需要實現一種創造性的解釋，并最終以能夠被人類理解和市場接受的媒介形態展現給消費者。因此，我們需要借助“意向性”的概念進行“現象學的描述”，使得重新認識的創造性的文本形態轉化為創造性的媒介形態。所謂“意向性”，是指意識活動必然具有的意指功能⑥。在胡塞爾看來，一切意識活動均可被視為意向性活動，其所指向的就是意向對象，它產生于意向活動對感覺材料的“激活”和“統握”。文化資源最終呈現的媒介形態就是消費者的意向對象，后者必將根據自身的主體性特征去直觀把握前者，這種意向性必將產生離散性的、選擇性的、創造性的解釋。在此基礎上進行現象學的描述，只能是一種有選擇的描述，或是一種在確定的廣闊視域中的創造性描述。因為要想窮盡意向對象的全部特征，尤其是關聯性特征，幾乎是不可能的，同時也是沒有必要的。
二、如何在文化資源開發中引入現象學方法
文化產品是文化資源的媒介形態，最終需要被消費者理解并接受，也就是使得生產者的意義與消費者的意義形成一定的“交互主體性”。是否能夠更好地建構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交互主體性”，是文化產品是否具有市場價值的關鍵，也是文化資源開發的第一要義。所謂交互主體性，體現為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認知關系；再關照意向性的概念，生產者對作為意向對象的文化產品的認知，以及消費者對作為意向對象的文化產品的認知，都屬于意向性的過程；其中前者貫穿于“過程Ⅰ”，后者貫穿于“過程Ⅱ”。換句話說，調和生產者的意向性與消費者的意向性是建構交互主體性的主要工作。
1.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意向性
我們首先考察生產者意向。生產者一般將文化產品置于市場化的直觀視域下，受到經濟價值因素的影響。生產者的工作不同于歷史研究者，也不同于傳播研究者，但更傾向于后者。生產者不太關心文化資源的原始形態，總是從已有普遍接受的、一般性的文本形態出發，直接到達媒介形態。因此，很多歷史題材的電影和電視劇雖然有相關的歷史顧問參與，但仍招致很多基于“過程Ⅰ”不足的各種批評。媒介形態過分遷就于現代的生活世界，極大地扭曲了文本的原始形態。不過，從生產者角度來看，生產者以追求經濟價值為最終目的，文化產品只要在消費者那里獲得價值實現就是成功。當下很多經典題材的不斷翻拍——以四大名著為典型代表，雖然有很多來自“過程Ⅰ”的批評，但是偏向于現代生活世界的市場化生產依舊帶來了更多的票房與更高的收視率。
我們再來考察消費者意向。生產者一般將文化產品置于“生活世界”的直觀視域下，受到興趣價值因素的制約。胡塞爾將“生活世界”解釋為自然態度中的世界，是每個個體或每個團體生活于其中的現實而又具體的環境。因此，生活世界是一個日常的、觸手可及的、非抽象的直觀世界，隨著個體自我主觀視域的運動而發生變化。當然，胡塞爾的生活世界是理想型的。消費者對文化產品的意向性不是純粹直觀的，而是基于興趣的。這種興趣只有通過人與人、自我與自我的意義交換才能進行價值實現。生活世界里興趣價值的意義交換受到教育程度、地域文化、民族習慣、群體性格等很多因素的影響，其中尤以意識形態為最重要和最主要。比如像電影《赤壁》這種幾乎完全顛覆文本原始形態的文化產品，雖然少數歷史素養較高的觀眾難以接受，但是當下這種“娛樂至死”儼然成為媒介形態的意識形態。正是由于此，以普遍性與一般性為代表的生產者意向才能有效地統一消費者意向，使得文化產品可以在兩者之間進行價值實現。
文化產業競爭就是文化創意競爭，創意的生產總是體現較多的特殊性與差異性，這既是文化產業發達國家已有的成功經驗，更是在邏輯上不證自明的。反觀國內當下的文化產品市場，幾乎是集體趨向于市場化生產，主要表現為題材單一化，內容同質化。市場與創意是辯證的統一，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在文化產業尚處于國家保護階段，過于注重市場的同質化競爭在短期內還能維持，但是創意的缺失已經危機四伏。電影市場是中國文化產品市場中最為開放的領域，但一部《阿凡達》的票房抵得上當年全部國產電影的總收入。消費者的意向性對象是市場化生產的文化產品，難免受到意識形態的主導；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個體生活世界具有歷史性，僅靠市場化生產的方法難以長期獲益。或者說，“過程Ⅱ”的不合理性就是由于“過程Ⅰ”的缺失，這種缺失就是文化資源開發的缺失，可以通過現象學的基本方法加以解決。我們可以用現象學還原的方法彌補“過程Ⅰ”，用現象學描述的方法彌補“過程Ⅱ”。
2.現象學還原與現象學描述
生活世界的歷史性決定了消費者對文化產品的理解具有歷史性，主要是指理解主體（消費者）所處的不同于理解對象（文化產品）的特定歷史環境、歷史條件和歷史地位決定著理解者對文本的理解。伽達默爾解釋學中有關“有效歷史”的概念告訴我們：只有被主觀個體理解了的歷史才是對其有效的歷史，不存在“集體的歷史”，因為理解是個人行為；只存在當下的歷史，因為過去的歷史總要放在當下來理解。在進行現象學還原與現象學描述時，要注重消費者對文化產品認識的“意向性”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表現在文化資源已經脫離了原始形態的必然規定性與邏輯連貫性，以媒介形態展現在消費者面前的、添加了創造性意義的文化產品是加工過的文化資源。這種加工經過了“過程Ⅰ”與“過程Ⅱ”兩個階段，我們要求加工后的文化產品實現文化資源的歷史本質與文化產品的媒介現象的有效統一。
“過程Ⅰ”是將文化資源進行現象學還原的過程。胡塞爾曾這樣描述現象學的基本態度：我們的“出發點先于所有的立場，即：以直觀的，并且先于所有理論思維的自身被給予之物為出發點，以所有人都可以直接看到的并且可以直接把握到的東西為出發點”⑦。例如“中原文化”是河南具有絕對代表性的文化資源的文本形態，如果問及什么是中原文化，很多人都會馬上想到“武術”、“黃帝”、“少林寺”、“龍門石窟”，等等，這些直觀到的現象都是構成“中原文化”的各種類型的存在，這是一種常見的將文化資源從文本形態向原始形態的還原。但這種非現象學的還原是有局限性的、不徹底的，或者說是含有科學主義和歷史主義殘余的。能夠代表中原文化的文本形態遠不止上述的這些存在，我們只是選出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原文化，而賦予我們思維定勢的這種“代表性”是長期經驗的結果。這種長期經驗源自歷史發展進程中文化中心主義的干擾、市場經濟的自然選擇等，結果是大大縮減了將文化資源從文本形態向原始形態還原的可能性區間。“武術”、“少林寺”等顯性的存在與“燴面”、“河南話”等隱形的存在之間沒有先驗的因果性與優先級，為前者貼上權威與中心標簽的是具有科學主義危機的經驗主義。因此，純粹的現象學的還原應該盡量拋開經驗主義的束縛，這必將大大增加文化資源的開發視域，并拓展文化產業的發展空間。
“過程Ⅱ”是將文化資源進行現象學描述的過程。文本形態如果僅僅停留在概念或者實體層面，是難以被一般消費者接受的，必須將其轉化為某種媒介形態才能變成文化產品。因此，問題的關鍵在于采用什么樣的媒介形態，亦即文化資源的媒介形態應該具有什么樣的形式和什么樣的內容。我們還以“中原文化”為例，在進行了現象學的還原之后，我們擴大了開發視域，下一步應該選擇哪些存在來描述中原文化以及怎樣描述呢？胡塞爾指出，一定要在“意向性”的基礎上進行現象學的描述，“達到對內在心理學的、然后是現象學的被給予性的真正意義的把握，并最后達到所有那些本質關聯”⑧。文化產品的“交互主體性”由生產者與消費者共同決定，偏重于前者將導致“叫好不叫座”，偏重于后者將導致“叫座不叫好”。生產者往往站在專業化角度從文本形態轉化媒介形態，而消費者往往站在市場化角度從媒介形態解釋文本形態，平衡兩者的最好方法是寓“生產者意義”于“消費者意義”之中。“中原文化”在歷史上的權威意義與中心價值應該與一般大眾的“生活世界”⑨相互結合，意向對象（文化資源）要依存于意向主體（消費者）而存在。《禪宗少林》與《少林寺傳奇》采用的就是這種方法，但是前者的描述形式與后者的描述內容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利于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這種向大眾市場投降的方法只是暫時的，純粹的現象學的描述應該通過“意向性”去培養消費者的認知能力和審美情趣，努力培育并提升大眾市場。
三、文化資源開發中現象學未來可能的研究領域
當前，我國文化產業發展中對現象學方法的運用尚處于嘗試階段，還有巨大的拓展空間，未來可能的研究領域主要有：1.直觀與意向性的概念應該如何在文化產業的語境中理解，又應該如何在文化資源開發中應用？2.還原與描述的方法在文化資源開發中應該具有什么樣的操作性？3.當前消費者的生活世界如何定義，文化產業如何應對消費者的生活世界？在今后的研究當中，我們將嘗試一一回答這些問題。
具體來說，研究領域1和研究領域2同屬于經典概念的現實性與可行性改造：直觀、意向性、還原、描述，是胡塞爾現象學的關鍵概念，但是此概念是基于哲學范疇的一般性定義，具有較多形而上的意義；而文化資源是一種特殊的存在，具有較多形而下的要素。因此，文化資源開發中運用現象學的方法，需要充分結合文化產業的特殊屬性。就像法蘭克福學派一樣，從經典理論入手，深入考察了當時西方發達國家的媒介現狀，進行了富有現實性的合理、有效的文化工業批判；后來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化產業快速發展并成熟，正是從批判中汲取了文化產品生產的可行性方法。研究領域3同樣重要，涉及了統一市場與創意的關鍵要素——消費者對文化產品意向性所處的生活世界。可以預設，正是生活世界的歷史性才使得消費者的意向性具有了流變性，使得文化產品的創意性具有了必要性。如何準確描述并定義當前國內消費者的生活世界，成為研究領域1的必須，以及研究領域2的前提。
四、對《大長今》和《盜夢空間》的現象學分析
我們可以2004年在國內熱播的韓國電視劇《大長今》和2010年在國內一上映即火爆的美國大片《盜夢空間》為例，來簡單分析一下現象學方法在文化資源開發中的基本研究思路。
韓國與美國的文化產業有一個共同點，都是文化資源貧乏但是又善于文化資源開發；不同點在于韓國立足于本國文化資源，美國的文化資源開發則放眼全球。《大長今》以一段韓國的真實歷史為基礎，圍繞傳奇人物徐長今的經歷，結合當前女性地位逐漸提高、大量觀眾對宮廷故事十分感興趣的現狀，在故事中著重表現了韓國傳統的醫術、泡菜、禮儀等，使得“韓醫”、“韓餐”、“韓服”迅速風靡。《盜夢空間》幾乎沒有文化資源基礎，僅從弗洛伊德“夢的解析”的基本原理出發，進行了大膽的想象和創造，其中靈活組織了大量的好萊塢元素，使得觀眾看起來既熟悉又驚嘆。
這兩個例子都折射出現象學方法的應用，前者將歷史人物徐長今進行了創造性的現象學的還原，從復雜的原始形態中著重體現其聰明、果敢、自強不息的文本形態，這些正契合了當前生活世界消費者認知的“意向性”；后者對弗洛伊德艱澀的精神分析理論做出完全開放式的演繹，在消費者厭倦了僅僅立足于一般事實的經驗邏輯的大場面、大明星、大制作的好萊塢快餐電影的時候，有關夢的荒誕又新奇的現象學的描述必將引起觀眾的嘆服。兩者都“試圖揭示性地和理解性地去接近無意識的生活體驗，從自己的信念中，從許多人甚至所有人的共同信念中剖析出尚未把握的東西”⑩。
總之，在國內文化產業剛剛起步并迅猛發展的當下，找出科學的方法進行文化資源開發，既任重道遠又大有可為。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reviews and introduces value engineering theory an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enterprise value system methodology， then puts forward the enterpris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alysis method based on enterprise value system methodology， which using the PEST analysis， Porter's five forces model analysis， SWOT analysis and AHP analysis method to carry on environmental analysis， using RWFJ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of key elements for the things and environment， as well as using Boston matrix analysis to analyze and formulate portfolio combin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finally gives the conclusions and precautions.
關鍵詞： 企業價值系統方法論；企業發展戰略分析；方法
Key words： enterprise value system methodology；enterpris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alysis；methods
中圖分類號：F2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4）11-0007-02
1 價值工程理論和企業價值系統方法論簡介
價值工程（Value Engineering，VE）又稱為價值分析（Value Analysis，VA）是一門新興的管理技術，是降低成本提高經濟效益的有效方法，起源于上世紀40年代的美國，麥爾斯（L? D? Miles）是價值工程的創始人。
二戰之后，由于原材料供應短缺，采購工作常常碰到難題，經過實踐探索，麥爾斯發現有一些相對不太短缺的材料可以很好地替代短缺材料的功能。后來，麥爾斯逐漸總結出一套解決采購問題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并且將技術與經濟價值結合起來研究生產和管理的其他問題，這就是早期的價值工程。1955年傳入日本后與全面質量管理相結合，成為一套更加成熟的價值分析方法。麥爾斯發表的專著《價值分析的方法》使價值工程很快在世界范圍內產生巨大影響。
所謂價值工程，指的是通過有組織的活動對產品或服務進行功能分析，使目標以最低的總成本（生命周期成本），可靠地實現產品或服務的必要功能，從而提高產品或服務的價值。價值工程主要思想是通過對選定研究對象的功能及費用分析，提高對象的價值。價值工程的價值理論公式V=F/C（F function：功能重要性系數，C cost：成本系數，V value：功能價值系數）。
價值工程理論被廣泛運用于工程建設、生產發展和經營管理方面，不斷豐富“功能”、“成本”、“價值”的內涵和外延，研究對象拓展到非物理意義的“功能”、非經濟類型的“成本”和社會人文系統的“價值”范疇。在企業發展戰略的價值分析領域，價值工程理論在創新后形成了企業價值系統方法論，提出了RWJFHS-V七要素金字塔模型，即[H， （R，W，F，J）S]V模型。V企業價值有兩個形態，V1代表貨幣表達的價值，V2代表不可用貨幣表達的價值。S事指的是企業價值增減所依附的事項，比如實現價值盈虧的載體（產品、服務、工程、貿易等）。H環境包括政策、競爭、需求、技術等環境，只有S和H耦合，才能夠使依附在S上的價值有較大增長，對于H的認識（現狀、變化趨勢的估計），對企業的戰略發展方向有決定性作用。R指的是參與事的人，R的素質高低會影響對S變化的貢獻，同時組織、激勵、文化、關系等問題也屬于R的范疇。W指物，包括可以反復使用的W1，比如機器、設備等；一次性使用的W2，比如材料、能源等。J資金是獨立于R之外的一種權力，J是連接V1、SWR的樞紐。F方法，是影響S運行手段、方法、技術和策略。企業價值系統模型，如圖1，也稱為七要素金字塔模型，W、R、F、J和H以各種方式影響S，最后改變V。
2 應用企業價值系統方法論分析企業發展戰略的方法
根據企業價值系統方法論，即RWJFHS-V七要素金字塔模型（[H， （R， W， F， J）S]V模型），將企業發展戰略分析分為環境分析、RWFJ分析和業務分析三大部分。其中環境分析分為外部環境分析、競爭環境分析、內部環境分析，分別采用PEST分析法、波特五力模型、SWOT分析法及AHP定量分析法進行分析。RWFJ分析逐一分析人力、物料、方法、資金的現狀和趨勢，與S事、H環境的影響和耦合關系。業務分析采用波士頓矩陣分析法，分析企業內各種業務的市場增長率和相對市場份額的關系，形成最佳的產品組合發展策略，作為企業發展戰略的具體措施。
第一部分：環境分析
①PEST分析法：適用于對宏觀環境的分析，P是政治（Politics），E是經濟（Economics），S是社會（Society），T是技術（Technology）。在分析一個企業所處背景的時候，通常是通過這四個因素來進行分析企業所面臨的狀況。
②波特五力模型分析法：在諸多競爭戰略中，邁克爾?波特（Michael Porter）教授的五種競爭力模型廣為人知，深得認同。五力競爭模型分析專注于決定產業內競爭的五種力量：
1）潛在競爭對手進入的風險；
2）產業內現有企業的競爭強度；
3）購買者討價還價的能力；
4）供應商討價還價的能力；
5）產業替代性產品的相似度。
英特爾公司的前總裁格羅夫認為波特的五種競爭力模型忽略了第六種力量：互補者的能量、活力和能力。互補者指的是銷售能夠增加（互補）產品價值的產品的企業，兩者合在一起可以更好地滿足顧客的需求。當互補者數量增加并且生產的產品具有吸引力時，將會刺激需求，提高產業利潤，提供創造價值的新機會，尤其是當今社會中的IT產業生態系統的例子就充分說明了互補者力量的強大。增加了互補者力量的改進型波特五力模型幫助企業分析產業環境中的競爭力量，找出機會與威脅。
③SWOT分析法即優劣勢分析法：在20世紀80年代初由美國舊金山大學的管理學教授韋里克提出。優劣勢分析主要是著眼于企業自身的實力及其與競爭對手的比較，而機會威脅分析將注意力放在外部環境的變化及對企業的可能影響上。在分析時，應把所有的內部因素（即優勢和劣勢）集中在一起，然后用外部的力量來對這些因素進行評估。
④層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簡稱AHP）：美國運籌學家、匹茲堡大學T. L. Saaty教授在20世紀70年代初期提出，AHP是對定性問題進行定量分析的一種多準則決策方法。它把復雜問題中的各種因素通過劃分為相互聯系的有序層次，根據對一定客觀現實的主觀判斷結構（主要是兩兩比較）把專家意見和分析者的客觀判斷結果直接而有效地結合起來，將一層次元素兩兩比較的重要性進行定量描述，而后利用數學方法計算反映每一層次元素的相對重要性次序的權值，通過所有層次之間的總排序計算所有元素的相對權重并進行排序。SWOT分析方法是一種常用的優劣勢分析方法，但它缺少定量分析的過程。層次分析法（AHP）具有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結合的優勢，可以彌補SWOT分析的不足。通過AHP定量分析，確定企業發展所處的戰略區，從而在開拓型戰略區（實力型、機會型）、爭取型戰略區（進取型、調整型）、保守型戰略區（退卻型、回避型）、抗爭型戰略區（調整型、進取型）中確定戰略類型。
第二部分：RWFJ分析
通過對R人力、W物料、F方法、J資金的分析，重點關注這四個關鍵要素與S事、H環境的制約和耦合關系，形成這四個要素的調整發展策略。
第三部分：業務分析
環境分析和RWFJ分析已經給出了企業發展所屬的戰略區和RWFJ要素的發展策略了，結合到具體企業不同的業務類型，需要形成業務組合發展策略，采用波士頓矩陣分析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波士頓矩陣又稱市場增長率――相對市場份額矩陣，是由波士頓咨詢集團（Boston Consulting Group，即BCG）在上世紀70年代初開發使用的。BCG矩陣將組織的每一個戰略事業單位（SBUs）標在一種二維的矩陣圖上，從而顯示出哪個SBUs提供高額的潛在收益，以及哪個SBUs是組織資源的漏斗。波士頓矩陣分析法認為“公司若要取得成功，就必須擁有增長率和市場分額各不相同的產品組合。組合的構成取決于現金流量的平衡。”
波士頓矩陣區分出如下4種業務組合：
①問題型業務（Question Marks，指高增長、低市場
份額）；
②現金牛業務（Cash Cows，指低增長、高市場份額）；
③明星型業務（Stars，指高增長、高市場份額）；
④瘦狗型業務（Dogs，指低增長、低市場份額）。
3 應用企業價值系統方法論分析企業發展戰略的結論
根據企業價值系統方法論，根據環境分析、RWFJ分析和業務分析結果，企業發展戰略分析應該對公司內外部環境、自身優劣勢和競爭程度有了定性和定量的認識，對于人力、物料、資金、方法等關鍵要素形成了調整發展的策略，對于企業現存的各項業務也制定了發展的策略。因此，企業的整體發展戰略和業務發展策略都形成了共識。這種從外到內、由表及里、自戰略到策略的企業發展戰略分析方法是較為全面，并且切實可以操作執行的，在應用于某一個具體企業時，還需要結合企業自身實際情況，考慮到自身文化基因，根據內外部情況的變化適時作出規劃調整，踐行PDCA理論持續優化，真正做到“實踐出真知”。
參考文獻：
[1]馬慶國.（企業/工程）價值系統與價值系統方法[C].2010價值工程會議論文集，2010.
三股合力推動變革車輪
1987年，太極依托華北計算技術研究所，肩負著振興民族產業的使命而創立。從創立之初開始做小型機產品到1994年變身為系統集成商，再到2000年轉型為綜合IT服務提供商，太極始終在把握著中國IT產業的脈搏中不斷變革。劉淮松精煉地概括說：“太極變革是三股合力的結果: 原動力、外部拉力和內部推力。”
“做中國的大企業，做世界的大企業”是太極人的原動力，20年中太極人從未放棄過“將太極做大做強”的目標。在這種力量驅動下，太極人總是未雨綢繆，率先創新。“我心目中的太極就是要做中國的EDS（美國電子資訊系統公司，全球排名第二的信息服務提供商）!”劉淮松道出了所有太極人的雄心。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市場競爭壓力成了這個老牌國有企業的外部發展拉力。在新世紀來臨之際，太極毅然進行了股份制改革，這劑良藥再一次激活了太極。同時，太極新戰略目標和3個三年發展戰略出臺，太極如虎添翼。在劉淮松看來，“堅定不移地執行公司發展規劃”是太極平穩變革的基礎。
第三種力量是內部推動力，它來自于太極的管理團隊和員工。太極人傳承了華北計算技術研究所因多年服務軍工企業而造就的嚴謹作風和強大的凝聚力，還有一種永不服輸的性格。
三把鑰匙開啟創新大門
IT服務不同于某個單項技術產品的提供，要服務好客戶，必須集成各方面經驗快速形成龐大的知識庫系統，這是一項系統工程，關鍵要靠知識創新。太極2005年成立了技術委員會，做了各業務線的技術和知識整合，今年還將推出太極解決方案中心。
方法論創新是太極創新之路的第二把鑰匙，太極的業務定位是為用戶提供信息化全生命周期服務。目前IT系統的規模越來越大，用戶的需求越來越深入，IT服務團隊的組織也越來越龐雜，這就要求IT服務企業必須建立以科學方法論為支撐的專業服務體系。劉淮松介紹說，“每個企業的特色不同，有些經驗是不可以簡單復制的，必須不斷創新出符合自身特色的方法論。目前，我們已經在IT咨詢、軟件開發和工程實施、IT服務管理等諸多方面都總結出了太極的獨特方法論，尤其是在大型工程項目的實施和管理上。”
第三把鑰匙跟企業的人有關，那就是文化創新。“責任、尊重、卓越”是太極文化的三個關鍵詞。IT服務企業更注重團隊精神，具有很強的客戶導向性，講求責任和團隊協作。對此，劉淮松理解很透徹: “太極不同于其他以產品為中心的企業，我們更講求客戶關懷，我們的目標是要超越客戶的期望，因此我們提出了做IT服務國家隊的目標，要以‘特別能戰斗，特別能奉獻，特別能吃苦’的團隊精神，以最強的綜合技術優勢以及最豐富的建設經驗實現工程質量最優。”
面對騰飛機遇 信心百倍
劉淮松對未來充滿信心，他非常樂觀地描繪了擺在太極面前的市場機遇。“十一五”行業信息化的市場空間仍然很大，而且綜合性的大項目越來越多，市場競爭環境也更加透明和規范，系統整合能力強的IT服務企業優勢將日益凸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