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8-03 04: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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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況
1、參與問卷調查居民基本情況。參與問卷調查的男女人數比例相差不大，而接受問卷的人群中，婚姻狀況的分化較為明顯，其中已婚占比86%，未婚占比14%。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對此類問卷感興趣的人多為已婚人群，未婚人群參與問卷的積極性較低。
2、了解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的方式。調查顯示，通過當地政府宣傳了解到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的分別在對未領取養老金人群問卷調查中和在對已領取養老金人群調查中占比40%、64%，都是在了解城鎮居民養老保險方式中占比最高的?？芍?，山東省金鄉縣對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的宣傳工作很是重視，達到了較好的宣傳效果。
（二）調查結果分析
1、山東省金鄉縣城鎮居民養老收支現狀
（1）城鎮居民收入水平。據調查資料顯示：2014年山東省金鄉縣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048元。本次調查數據也顯示，月收入在1，000～2，000元之間占比最高為38%，其次是2，000～3，000元和1，000元以下，分別占比24%、20%，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者只有18%。由此可知，山東省金鄉縣作為傳統的農業大縣，著名的大蒜之鄉，主要經濟來源還是農業領域，所以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居民收入水平偏低。
（2）城鎮居民每月滿足基本生活需求所需養老金情況。在對已經領取養老金人群進行調查中發現，34%被調查者反映每月滿足基本生活需求需要養老金401～600元，其次是每月需要養老金201～400元和101～200元之間的各占比26%、22%。需要養老金600元以上者只占10%。這是由于山東省金鄉縣屬于北方縣域城鎮，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物價也比較低，所以老人每月滿足基本生活需求所需養老金水平主要在401～600元之間。
2、金鄉縣城鎮居民養老保險運行狀況
（1）參保情況。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末山東省金鄉縣人口數為65萬。而至2014年12月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全縣已有38.3萬人參保，約占總人口數的58.92%。在對沒有參加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的主要原因調查中，52%的被調查者表示主要原因是想等年齡大些再參加，有29%的被調查者是由于費用太高，繳不起費，還有19%的被調查者是覺得養老金太少，作用不大，所以沒有參保。根據以上調查可知，大多數尚未參保者還是打算將來參加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的，只是考慮到現在還年輕，想等到年齡大一些再參保。
（2）繳費情況。調查顯示，大多數居民選擇的每年繳費標準在100～300元之間，這部分人群占比38%，其次是選擇301～500元的繳費標準，占比21%。根據官方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12月，城鄉居民養老保險人均繳費達到了315元。另外，對選擇居民養老保險投保檔次主要考慮的因素調查中，41%的被調查者表示主要考慮自身經濟情況，31%的被調查者表示主要考慮政府補貼標準，其次有28%的被調查者表示主要考慮將來養老金數額。由此可見，雖然政府建立了多繳多得的繳費補助政策，但是并沒有達到很好的激勵作用，大多數居民在考慮自身經濟情況下，仍是選擇了較低的繳費標準。
二、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實施中的主要問題
通過對山東省金鄉縣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現狀的調查研究發現，我國“城居保”制度的實施使城鎮非從業居民的養老問題得到了解決，使他們享受到了改革發展的成果，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維護了社會的和諧和穩定，但同時在制度實施的過程中也出現了許多問題需要我們予以重視并解決。
（一）缺乏激勵機制，居民繳費水平低。
由于城鎮居民養老保險釆取自愿參保的方式，所以通過制度激勵來引導居民參保就顯得尤為重要。但是根據調查顯示，在山東省金鄉縣城鎮居民養老保險激勵政策的力度不夠，沒有充分起到鼓勵居民參加養老保險的作用。
1、在制度設計時應注意鼓勵和引導不同年齡段的參保對象。按《金鄉縣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實施方案》規定，年滿60周歲，繳費滿15年即可領取基礎養老金。對連續繳費年限滿16年不滿20年、滿20年不滿25年、滿25年及以上（不包括補繳年限）的參保人員，到60周歲領取養老金時，每人每月分別增發基礎養老金20元、30元、40元。通過問卷調查以及個案訪談我們了解到，由于這一補助水平太低，對中青年居民吸引力不強。而且大部分年輕人并沒有過早養老的意識，認為有閑置資金可以做理財投資，收益會更高于繳納養老保險金。只要到了59周歲一次性補繳，即可得到一筆可觀的收益。另外，貨幣具有時間價值，同樣的錢，晚年再補繳明顯比每年按時繳費獲得微薄的政府對連續繳費的居民的補貼更“劃算”。
2、地方政府補貼較少，并未達到相應的激勵作用。已知縣財政對參保人繳費給予適當補貼，補貼標準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繳費即補。參保人員選擇500～1，500元5個繳費檔次的，每提高一個繳費檔次增加不低于3元的繳費補貼；選擇1，500元以上繳費檔次的，按照1，500元繳費檔次給予繳費補貼。但是調查顯示，居民普遍認為這些微薄的補貼會因物價上漲、利率調整等影響而削弱了保障力度，使得參保者選擇高檔繳費的動力不足，普遍選擇財政補貼比率高的低檔繳費。所以，政府補貼并不能達到激勵居民選擇高繳費標準的目的，正如問卷調查顯示，被調查者選擇100～500元繳費標準的占比59%。
（二）養老金水平偏低，保障作用弱。
問卷調查顯示，64%的已經領取養老金者反映城鎮居民養老保險主要存在的問題是養老金待遇低。另外，52%的未領取養老金者表示擔心物價上漲，養老金貶值。根據山東省金鄉縣城鄉居民養老保險養老金測算辦法，一位參保人按照300元的年繳費標準繳納養老保險費，繳費年限15年，他每月領取的養老金待遇為（按照現時銀行1年期利率3.25%計算，每年結算一次）：75+（15×300+15×30+1183.05）÷139=119.12元。如果是按1，000元的年繳費標準計算，可得每月可領取養老金215.82元。而問卷調查顯示，60%的居民滿足基本生活需求所需養老金為201～600元之間，只有22%的在101～200元之間。也就是說至少繳費標準在1，000元以上即每月領取215.82元以上的養老金才能滿足大多數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但是根據官方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12月，山東省金鄉縣城鄉居民養老保險人均繳費達到了315元。問卷調查也顯示，大多數居民在考慮自身經濟情況下，選擇每年繳費標準為100～300元之間，這部分人群占比38%，選擇301～500元的繳費標準的占比21%，選擇501～1000元繳費標準的僅占17%。所以大多數居民每月能領取的養老金金額是119.12元左右。而且在個案訪談中，居民普遍反映隨著物價不斷上漲，再加上老年人有可能出現重大疾病等狀況，這些養老金是遠遠不夠滿足基本生活需求的。
（三）險種之間的銜接不配套。
目前，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銜接問題已經基本解決，但是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與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之間的銜接還存在一些問題。一是重復參保現象難以避免。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主要是不同制度的實施強度以及參保繳費的具體規定都有所不同；二是跨省轉移接續不便利。通過個案訪談了解到，目前山東省金鄉縣每年有大量外出務工人員，且多為跨省務工，每年也有很多人從外省轉回社保。由于我國各省市目前社會養老保險政策不統一，保障水平不一致，當在外務工并在當地參加了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人員返鄉辦理省外養老保險轉移時，只能轉移個人賬戶金額，不能轉移統籌基金，從而影響了其待遇的發放水平。
三、完善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制度的對策
（一）完善參保激勵機制，提升繳費檔次。
統計資料顯示，截至2014年12月，山東省金鄉縣城鄉居民養老保險人均繳費達到了315元。在我們的問卷調查中也顯示，有59%的被調查者選擇了100～500元的繳費檔次。由此可知，山東省金鄉縣城鎮居民普遍傾向于選擇較低的城鎮居民養老保險檔次。對于低繳費檔次的存在，從短期看，可能會減少政府財政的補貼支出，減輕政府財政的負擔，但是從長遠看，城鄉居民繳費水平過低，則其年老后領取的養老保險金額同樣較低，較低的養老金若不能保障其基本的養老需求，仍然會影響到社會的穩定，需要政府財政進行埋單支付。所以，一方面要通過政府輿論宣傳等方式，讓居民深入了解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的重要性，鼓勵有條件的城鎮居民選擇較高的繳費檔次、多繳費，以便參保人年老后領取的養老金能保障其基本的養老需求；另一方面可加大對“多繳多補”“、長繳多補”政策的實施，目前山東省金鄉縣已經實施了這兩種政策，但是根據調查顯示，大多數居民反映補貼太少，不能起到實質性的幫補作用。因此，這樣的補助力度還應該加大，鼓勵城鄉居民選擇較高的繳費檔次，多繳費，從而實現參保人年老后領取的養老金能基本滿足其基本養老需求。
（二）加強對養老基金的監管，提高支付水平。
城鎮居民養老保險資金來源是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的核心，而養老基金的保值增值則是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健康、有序、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一是基金資金來源方面，山東省金鄉縣可以在城鎮居民養老保險與其他社會保障良好銜接以后，引導社會資金、商業資金注入到養老保險的個人賬戶基金中，讓個人賬戶基金組成多元化，從而更好地參與市場運行，應該在保證基金收入在通貨膨脹率以上的情況下，最大化基金的實際收益率；二是基金監督方面，可以以法律監督與社會監督的形式從養老保險基金的繳納—資金進入個人賬戶—資金操作運營—養老基金發放等各方面多環節的進行監督管理，從而保證基金的正常運行；三是在養老保險資金的管理方面，可以有規劃、多層次的管理，一方面以社會招標的方式競選基金管理公司，讓基金公司幫忙管理一部分的養老資金，一部分資金交由專業的投資公司操作，進而保證基金增值；另一方面政府可以發行與城鎮居民養老基金相關的債券，供地方養老保險購買，也可以將一部分資金投資穩健的股票。以多個方式將養老資金分流，通過多種渠道保證了城鎮居民養老保險金的保值增值。
（三）做好與其他制度的銜接。
(一)養老保險制度參與的可持續性
養老保險基金具有儲蓄性質，是勞動者必須在年輕時繳納養老保險費，年老后享受的一種制度。按國家養老保險制度規定，參保者必須至少繳費15年，年老后才可以享受養老保險待遇。如果不足15年，年老后不能享受養老保險待遇，一次性支付個人賬戶存儲金額。所以，當養老保險參保并不具有強制性時，勞動者在選擇是否參與養老保險制度時，將考慮是否能持續參保的問題，如果不能，參保的積極性將大打折扣。養老保險制度參與的可持續性是指勞動者參與某一養老保險制度，能夠持續的參保足夠年老后享受養老保險待遇的年限。養老保險參與的可持續性由兩方面決定的，一方面是勞動者在特定區域工作或居住的年限，即勞動者在某地工作或居住年限在15年以上，就可以在這一地區持續的參與相應的養老保險制度;另一方面是，養老保險關系可轉移接續性或轉移接續的便捷性，即養老關系隨著勞動者的流動而不受損失的便捷的轉移。農民工在決定是否參保時將考慮這兩個因素，如果該農民工決定在某地長期工作或居住，他可能具有參保的積極性;或者該農民工參與的養老保險關系能夠不受損失的便捷的隨著他流動而轉移，他也可能具有參保的積極性。也就是說，農民工參與的養老保險制度，只要具有其中的某一方面的條件，他的參保動力將會加強，參保的積極性也將上升。反之，參保的動力不足，積極性下降，即使農民工參與了相應的養老保險制度，當其工作變動或返鄉時將進行退保，這也是農民工退?，F象嚴重的主要原因。因此，養老保險參與的持續性是決定農民工參與養老保險制度的關鍵因素。
(二)工作的穩定性
農民工的一個典型特點是工作具有很高的流動性，穩定性很差，農民工在工廠、餐飲等服務行業的平均工作周期是4－6年;從事建筑業等體力工作的農民工在一個地方的平均工作周期僅為2－3年。養老保險需要勞動者穩定持續的參保，即參保者最低的繳費年限為15年，年老后才可以享受養老保險待遇。因此農民工工作的不穩定性極大的限制了農民工參與養老保險制度。農民工工作的不穩定主要表現有三個方面，一方面是農民工居住在固定的地區或城市，但工作在不同的單位間流動，甚至經常存在失業的現象。由于這種原因，農民工自身與單位都沒有參與養老保險的積極性;另一方面是農民工在不同的城市間流動，為了尋找工作或尋找更好的工作，在不同的城市或不同的省間流動，我國養老保險統籌層次還沒有實現全國統籌，而且缺乏合理便捷的轉移接續辦法，如果農民工參與了相關的養老保險制度，可能隨著工作的流動，養老保險的參與將不能持續，因此農民工參保的積極性不高;最后，有部分農民工并不是常年在外打工，而是在農閑時外出打工，農忙時回家務農，這部分農民工的工作更不具有穩定性，而且工作時間極短，因此更不具有參與農民工養老保險的條件。由此可見，農民工工作的流動性、短期性與養老保險的長期性、持續性、地域性存在很大的矛盾，致使不管是農民工自身，還是單位都不具有參保的積極性。農民工工作的不穩定性，極大的限制了農民工參與養老保險的動力。
(三)經濟承擔能力
養老保險能否持續參保，經濟承擔能力具有決定性因素，養老保險需要持續的繳費，且繳費水平較高。農民工一般從事城市較底層的工作，收入水平有限，在參保能力方面受到制約。農民工參與養老保險經濟能力的限制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方面是農民工工資水平普遍較低，繳費能力有限;另一方面是，農民工工作不穩定，因此農民工的收入也不穩定，甚至當農民工沒有工作時將暫時性失去收入，所以農民工由于收入的不穩定性與養老保險需要持續穩定的繳費要求相矛盾，限制了農民工參與養老保險制度;另外，農民工當期對金錢的需求比較高，有很多農民工外出打工是因為子女上學、就醫等需要大量的現金。因此，對于這部分農民工由于當期的經濟壓力，參與養老保險的積極性不高。農民工收入水平的不高并且不穩定，而且當期消費需求高，極大的限制了農民工參與養老保險的能力，成為制約農民工參與養老保險的重要因素。
(四)參與養老保險的觀念
我國傳統的養老模式是家庭養老，養兒防老，農村一直持有這樣的觀點，雖然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后，農村傳統養老模式受到了一定的挑戰，但農村養兒防老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因此對養老保險的參與積極性不高。另外，農民工對養老保險制度本身存在質疑的態度，養老保險不像醫療保險制度，繳費后就可以享受醫療保險待遇，而是持續繳費直到年老后才可以享受養老保險待遇，時間間隔存在很大的差距，再加上農民工本身的流動性，對養老保險存在不信任的現象。最后，大多數農民工沒有養老保險相關的意識，沒有認識到養老保險是每一位公民應有的權利，因此對參不參與養老保險持有無所謂的態度，如果單位許諾不參與養老保險，可以提高工資水平，農民工將放棄參與養老保險的權利。由此可見，農民工對養老保險持有什么樣的觀點，直接影響其是否參與養老保險。
二、農民工參與養老保險制度的方案選擇
農民工參保率不高與退保率較高的主要原因是農民工參與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不具有持續性，由于我國現有養老保險制度統籌層次低與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辦法的不完善，隨著農民工工作的流動或者返鄉，致使農民工養老保險的參與中斷。因此，要提高農民工的參保率，降低農民工的退保率，必須保證農民工養老保險參與的可持續性。而現有的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對于很多農民工來說不具有參與的可持續性，而且為農民工這一群體專門制定養老保險制度更加加劇了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碎片化，與我國目前進行養老保險制度的統籌相違背，并且與我國城鄉統籌，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市的目標相違背，建立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本身就是把農民工與城鎮居民進行隱性區分，不利于農民工融入城市，不利于城鄉統籌。因此，對于如何解決農民工持續參保的問題，應該根據農民工不同的特征，在現有養老保險制度的基礎上，選擇合適的、農民工可持續參保的養老保險制度，減少養老保險制度的再次分化，隨著城鄉統籌的發展，使農民工真正的融入城市，從而取消農民工這一稱呼，真正成為城市居民。
(一)農民工的分類與特征
農民工是具有農村戶籍，在城鎮工作的徘徊在城鄉間或各城市間的居民，他們具有雙重的身份，從戶籍上看，他們屬于農民，但是從工作上看又屬于工人。因此具有雙重身份的農民工在參與養老保險制度的選擇時可能面臨尷尬的局面，不管把農民工納入哪種養老保險制度中，總有部分農民工不可能持續的參與養老保險制度。因此應該把農民工進行合理的分類，把不同種類的農民工納入與之相適應的養老保險制度中。按照不同的標準，可以把農民工劃分為不同的種類，不同類型的農民工又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按照農民工是否外出可以把農民工分為本地農民工與外出農民工;按照農民工是否具有較為穩定的工作，可以把農民工分為穩定性農民工與流動性農民工;按照農民工流動的區域劃分，可以把農民工分為區域內流動農民工與跨區域流動農民工;按照農民工與農業結合程度劃分，可以把農民工分為季節性農民工與長期性農民工。
1.本地農民工
本地農民工是指并沒有外出，而是在戶籍所在地進行打工的農民工。在本地農民工中有部分農民工工作較為穩定，這部分農民工基本脫離了土地，在固定的工廠或單位上班，或者是個人自主經營者，總之這類農民工有較為有穩定的收入;有部分工作流動性較大，但也是在本地區流動，這部分農民工也基本脫離了土地，但工作并不穩定，流動性較大，例如一些油漆工，屬于哪兒有活在哪兒上班，如果沒有活，就處于失業狀態;還有部分農民工屬于季節性的農民工，這類農民工純屬于農民，只是在農閑時或者在用工忙時，抽部分時間用來打工，掙些外快，例如在北方黃河兩岸，每年在紅棗成熟的季節，有大量的撿棗工，還比如陜北一些地區的摘蘋果工人，這些大多都屬于季節性的農民工。
2.外出農民工
外出農民工是指離開戶籍所在地，在外地打工的農民工。在外出農民工中有部分農民工工作較為穩定，有穩定的單位，收入穩定。他們基本脫離了故土，并且可能長期定居于某地，但戶籍還在農村。有部分農民工屬于季節性農民工，這類農民工只有在農閑時，例如秋收之后，有許多農民外出打工，他們這是短時期內外出打工，農忙或一項工作完成之后就會回到農村。最后一部分屬于流動性較大的農民工，這部分農民工常年在外打工，但工作并不固定，經常變動工作，例如一些建筑工地的農民工。這類農民工有部分流動只是在同一區域或城市內流動，但有部分是在不同的城市、省之間流動，哪兒有工作到那兒工作。這類農民工的特點是流動性大、工作具有短期性、沒有穩定的收入。在不同城市、省間流動的農民工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家人幾乎都在農村，大多農民工在外打工幾年后都會返回農村，或者有的農民工是居住在某一固定的城市，只是為了工作而再次外出，當所做工作完工之后再返回這一城市，也屬于這一城市的常住居民。
(二)農民工可選擇的養老保險制度
我國目前主要的養老保險制度有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與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因此根據我國目前現有的養老保險制度，農民工可以選擇參與的養老保險制度有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與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各類農民工可以根據自身工作或居住的特點，選擇合適自己的可以持續參與的養老保險制度。
(三)農民工參與養老保險制度的可選方案
1.本地農民工參與養老保險制度的選擇方案
本地農民工主要有工作穩定的農民工、流動性較大的農民工與季節性的農民工三類。工作穩定的農民工，基本脫離了土地，具有穩定持續的收入，除了戶籍之外，與城鎮職工幾乎無異，因此這類農民工可以納入或者選擇參與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年老后享受與城鎮企業職工同樣的養老保險待遇水平。流動性較大的農民工也幾乎脫離了土地，但這類農民工工作不穩定，甚至有時處于失業狀態，從而使他們收入也不穩定，因此流動性較大的農民工如果參與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制度，在經濟承擔能力方面存在不足的問題，進而導致其不能持續參保。在制度設計上，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與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三種養老保險制度的繳費都是按年繳費，并且劃分了不同的繳費檔次，參保者可以根據自己的經濟承擔能力選擇合適自己的繳費檔次。所以，從繳費方面看，流動性的農民工選擇這三種養老保險制度都比較合適，都具有參保的可持續性。但從這類農民工的居住地來說，流動性的農民工基本脫離的土地，幾乎生活在城鎮，因此他們參與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較為合適，如果構建了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的地區，應該參與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季節性農民工還生活在農村，收入還主要來源于土地，打工只是農閑或當地用工需求緊缺時，才充當臨時性的農民工，因此這類農民工應該參與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或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
2.外出農民工參與養老保險制度的方案選擇
外出農民工包括工作穩定的農民工、季節性農民工、流動性較大的農民工。工作穩定的農民工基本離開了家鄉，定居于城市，他們有穩定的收入，甚至有房產，唯一與當地職工不同的是沒有當地城鎮的戶口。這類農民工完全可以納入或參與當地的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不管是從參保的持續性還是從參保的經濟承擔能力看，他們已經具備相應的條件。外出的季節性農民工與沒有外出的季節性農民工相同，都是在農閑時打工，當農忙時都會返回農村，并不會脫離農村，因此這部分農民工并不需參與打工地的任何養老保險制度，因為即使參與也一定會發生退保現象，致使其利益受損，甚至可能導致重復參保，使農民工利益更加受損。外出性的季節性農民工應該選擇參與戶籍所在地的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或者是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這樣才能保證農民工的參保的持續性與保障農民工的養老保險權益。外出流動性農民工是最為復雜的一類農民工，他們沒有固定的工作地點，甚至是沒有固定的居住地，經常在城鄉間，城市間流動。因此這類農民工的養老保險是最難以解決的一類人群。這部分農民工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參與相應的養老保險制度，如果在外打工幾年之后，最終會返回農村，即在農村參與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或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如果不返回農村，并且工作流動也是在固定的城市，則可以參與該地的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制度或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如果雖然工作在不斷流動，但居住地不變，則可參與居住地的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制度或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如果工作地與居住地都不確定，則選擇戶籍所在地的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或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這對于他們來說，只有戶籍具有穩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確保參保的可持續性?？傊r民工應該根據自身特點選擇合適的養老保險制度。從制度選擇上看，農民工選擇參與的養老保險制度，能夠實現參與的可持續性，但是否真正實現養老保險的可持續參與，必須有相關的制度保障，例如，要減低各種養老保險制度的準入門檻，特別是戶籍制度;完善養老保險關系的轉移接續辦法等。
三、農民工持續參與養老保險制度的保障
農民工根據自身特點選擇合適的養老保險制度，從制度選擇上看，農民工選擇參與的養老保險制度，能夠實現參與的可持續性。但是否真正實現養老保險的可持續必須有相關的責任的分擔與實現，才能真正使農民工持續的參與養老保險制度，保證農民工的養老保險權益。農民工持續參保的責任主要是政府、企業與個人分別承擔自身的責任。
(一)政府在農民工持續參與養老保險制度中的責任
政府是養老保險制度的制定者，政府有義務確保每一位公民的養老保險權益得到保障，保證每一位公民年老后老有所養、老有所樂。因此政府在農民工持續參與養老保險制度的中承擔著非常重大的責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降低各種養老保險制度的準入門檻
農民工參與養老保險制度政府必須要降低準入門檻，尤其是對戶籍的限制。農民工參與戶籍所在的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或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不存在能不能參保的問題，但是對于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制度與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制度，大多都存在戶籍的限制，農民工基本被排斥在這些制度之外。特別是對外出農民工參與工作地或居住地的相關養老保險制度，更應該降低參與的準入門檻，減少對戶籍的限制或者實現農轉非的相關政策，使農民工能夠與當地的居民享有同等參與享受養老保險的權利。
2.建立合理快捷的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辦法
勞動力流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條件，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現象。隨著勞動力的流動，勞動關系必然轉移。因為在我國還沒實現養老保險的全面統籌，必須建立合理快捷的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的措施，以保證養老保險關系隨著勞動力的流動而便捷的流動，并能保證勞動者的養老保險權益在轉移過程中不受到損失。農民工雖然選擇了使自己能夠可持續參與的養老保險制度，但農民工畢竟是流動性非常大的群體，流動是不可能避免的現象。因此，政府有責任制定合理便捷的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辦法，確保農民工參保的可持續性。
3.明確各級政府承擔的養老保險費的責任
確保農民工養老保險關系的權益除了政府降低農民工參保的準入門檻與構建健全的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外，還必須承擔養老保險繳費的責任，并且必須明確各級政府的承擔的繳費比例或者額度。政府在承擔農民工養老保險繳費責任方面，主要承擔參與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或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的農民工。這部分農民工收入不穩定，收入水平不高，在經濟承擔能力方面不足，且單位繳費的部分也幾乎缺失，因此，政府必須承擔起這部分農民工的繳費責任，確保他們的養老保險權益得以實現。
(二)企業在農民工持續參與養老保險制度中的責任
我國養老保險基金的籌資來源主要有企業、個人和國家，企業作為養老保險基金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其責任就是為每一位員工繳納養老保險費用。企業對其雇傭的農民工也必須負起養老保險繳費的責任，但是由于農民工的特殊性，企業必須對不同的農民工進行區別對待。如果農民工參與的是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制度，企業必須按照國家規定標準為農民工繳納養老保險費;如果農民工參與的是企業所在地的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制度或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企業必須按照農民工所參保選擇的繳費檔次，繳納相應額度或比例的養老保險費;如果農民工參與的養老保險制度不在企業所在地，則企業應該按照基本工資的一定比例補發給農民工，讓農民工用來繳納養老保險費。
(三)農民工在持續參與養老保險制度中的責任
維護農民工的養老保障權益，保證農民工享有與其他公民均等的養老保障水平，除了政府、企業承擔的相應的責任外，農民工自身也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首先，農民工必須選擇可持續參加的養老保險制度，進行參保。雖然每一位公民都有享受養老保險的權力，但我國針對農民工參與養老保險還沒有實現強制參保，因此要享受養老保障權益，農民工有責任參與相應的養老保險制度。其次，農民工必須履行繳納養老保險費的義務，享受養老保障待遇的權利，就必須履行繳納養老保險費的義務。最后，農民工有維護自身養老保險權利的責任，當農民工的權益受到侵害時，農民工有尋求正當的途徑，維護自己權利不受侵害的責任。
四、結語
1.1相關概念界定
按照國務院指導意見,城鎮居民是指年滿16周歲(不含在校學生)的不符合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參保條件的城鎮非從業居民。養老保險參與態度是指城鎮居民對參與社會養老保險的一種內在心理結構,包括認知、情感評價和行為取向三個方面。
1.2測量指標
本研究選取城鎮居民對養老保險的認知、情感評價和行為取向三個維度進行測量。具體指標如下:認知方面,從了解程度、了解途徑進行測量;情感評價方面,從認可程度、參保意愿、滿意度進行測量;行為取向方面,從參保的外顯行為和行為傾向進行測量。2.3資料來源及特征描述本研究的數據主要來源于筆者2012年在湖北省黃岡市黃州區進行的問卷調查。此次調查一方面采取概率抽樣的方法,向城鎮非從業居民發放150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136份,有效回收率為90.7%;另一方面也做了部分個案訪談。樣本的基本情況:年齡構成方面,最小的為20歲,最大的為78歲,其中各年齡階段均有分布,以中年人為主,占47.8%;在性別比例方面,男性占40.4%,女性占59.6%;在學歷構成方面,低學歷者(初中及以下)占58.5%,中等學歷者(高中或中專)占30.1%,高等學歷者(大專及以上)占11.4%;在家庭經濟狀況方面,狀況好者(非常寬裕或比較寬裕)的占24.3%,一般者占56.6%,狀況差者(比較緊張或非常緊張)占19.1%。
2統計結果與分析
根據調查數據,下面從城鎮居民參與養老保險的態度及其影響因素兩個方面進行探索性分析。
2.1城鎮居民參與養老保險的態度
2.1.1城鎮居民對參與養老保險的認知
(1)城鎮居民對養老保險的了解程度。調查結果顯示,有83.2%的被調查者聽說過城鎮居民養老保險,但其中僅有10.5%的被調查者非常了解或比較了解,另外16.8%的被調查者完全不了解。這表明,即使是在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的試點城市,居民對養老保險制度的了解程度還普遍偏低。個案訪談的資料也表明,多數居民只是知道有這項制度,但是對制度的主要內容都不甚了解,特別是關于繳費標準和計發標準更是知之甚少。(2)城鎮居民了解養老保險的途徑。當問及城鎮居民了解養老保險的途徑時,54.8%的人表示是親友告知,24.6%是從電視、互聯網、報紙等了解,11%是從相關部門的通知了解,9.6%是從基層干部宣講了解?？梢娋用裰g信息的相互傳遞是最主要的傳播途徑;新聞媒體的宣傳則是當前城鎮居民了解該制度的另一個主要途徑;相關部門的通知和基層干部宣講發揮的作用不明顯,這表明政府在宣傳推廣工作方面的力度還很不夠。
2.1.2城鎮居民對參與養老保險的情感評價
(1)城鎮居民對養老保險的認可程度。在養老責任的主要承擔者的問題上,86%的被調查者認為應該由政府、社會主要來負責,僅有9.4%認為應由家庭主要負責,4.6%認為由個人負責。同時,91.9%的被調查者認為參與城鎮居民養老保險是有必要的,是對老年生活的一種很好的保障。這表明,隨著家庭規模不斷縮小,家庭功能不斷弱化,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在城鎮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小,養老問題日趨社會化,人們更愿意從政府和社會層面尋求養老問題的解決。(2)城鎮居民參與養老保險的意愿。在問及參保意愿時,63.2%的被調查者表示有參保意愿,其中97.8%的人都是出于養老考慮,僅有2.2%是出于投資考慮。這說明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在養老方面給人的信心比較充足,但是作為保值增值方式還不被認可。另外36.8%的沒有參保意愿的被調查者,其原因分別是:養老保險繳費過高(62%)、對政策不了解(23%)、繳費年限過長(9%)、對養老保險不信任(3%)、已參加其他保險(3%)。(3)城鎮居民對養老保險的滿意度。城鎮居民對養老保險的滿意度可以用來描述居民共享價值觀和養老保險制度化之間的差距。數據表明,僅有14.7%的被調查者認為該項制度發揮的作用比較好,36%的被調查者認為不好。他們的評價主要是從保險費中政府財政補貼和個人繳費的比例、個人繳費標準、養老金金額、領取養老金的年齡等方面來考慮的:在繳費比例方面,90.4%的人認為個人承擔繳費比例高,66.9%的人認為政府財政補貼的比例低;在關于養老保險金是否能夠滿足居民日常開銷方面,93.4%的人認為不太能滿足或完全不能滿足;只有在養老金的領取年齡方面,56%的人認為是比較適中的。這表明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在繳費比例和計發標準上與居民的理想狀態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城鎮居民希望這項制度能夠以低費用獲得高保障,但這種共享價值觀與目前的制度化的養老保險之間存在著矛盾,導致居民的滿意度比較低。
2.1.3城鎮居民參與養老保險的行為取向
城鎮居民參與養老保險的行為取向主要是通過城鎮居民參與養老保險的外顯行為以及在一定情況下是否有參保的行為傾向來顯示。(1)城鎮居民參與養老保險的外顯行為。外顯行為是指已經采取的實際行為,在本研究中體現為居民是否已經實際參保。調查顯示,僅有31.6%的人參加了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參保比例非常低。69.4%的人未參保,其原因如下:資金不充足(59.4%)、認為待遇太低(22.9%)、對政策不了解(15.3%)、已購買其他保險(1.4%)。在訪談中還發現部分年輕人認為考慮養老問題過早而未參保。(2)城鎮居民參與養老保險的行為傾向。行為傾向是針對外顯行為而言的。調查顯示,僅有14%的人近期有參保打算,在86%的沒有參保打算的被調查者中,37.6%表示若資金充足則有參保打算,21.7%表示若政策宣傳更清楚則有參保打算,14.4%表示若養老保險待遇有所提高則有參保打算。這表明資金短缺、政策宣傳不到位和養老保險待遇不如人意都可能制約居民參保行為傾向。
2.2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參與態度的影響因素
勒溫的場論思想認為,人類行為取向是個體和環境二者的函數。根據這一觀點,城鎮居民無論是作為個體還是群體,其參與態度不僅與其年齡、性別、學歷、收入等個人特征有關,同時又受到家庭結構、家庭經濟狀況等家庭環境以及社會環境的影響。本研究從個人因素、家庭因素、社會因素三個方面進行分析,探討其對城鎮居民參與養老保險態度的影響。
2.2.1影響城鎮居民參與養老保險認知的因素
城鎮居民在認知程度上的差異比較明顯,在認知途徑上差異較小。在10.5%的非常了解或比較了解該項制度的被調查者中,67.4%為女性,47.8%年齡在41—60歲之間。這些居民在日常生活中與人接觸、交談的可能性比較大,了解的信息量大,對該制度認知的程度高。有子女的被調查者對制度認知的程度比沒有子女的被調查者高,隨著 計劃生育政策的長期推行,城鎮居民子女數量維持在1~2個之間,子女為了減輕贍養老人的負擔,鼓勵老人參加養老保險,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老人對該制度的認知。家庭經濟狀況一般的被調查者對制度認知的程度比經濟狀況好和差的被調查者都高,這部分居民有意愿參保并有一定能力負擔養老保險的費用,所以他們會積極去了解相關政策。通過相關部門通知和基層干部宣講了解該保險制度的居民對制度認知的程度比通過親友告知了解的居民更高,這表明規范全面的政策信息有利于提高居民的制度認知程度。
2.2.2影響城鎮居民參與養老保險情感評價的因素
以“是否愿意參加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為因變量,建立二項logistic回歸分析模型,運用向后條件法將自變量納入模型,建立的模型卡方值為23.747,對其檢驗的P值為0.000,小于0.05,解釋變量全體與logit(p)之間的線性關系顯著,表明模型可以建立,模型中有三個變量(性別、學歷、家庭經濟狀況)通過了回歸系數的檢驗。建立的回歸模型方程為:logit(p)=-1.013×性別-0.475×學歷+0.571×家庭經濟狀況+2.473比較三者的Wald統計量(Wals)發現,性別的Wald統計量更大,說明性別的作用更加顯著。通過發生比率Exp(B)可以具體解釋自變量對參保意愿的影響:女性的參保意愿是男性的2.75倍;低學歷的居民的參保意愿是高學歷居民的1.6倍;家庭經濟狀況差的居民的參保意愿是家庭經濟狀況好的居民的1.77倍。這些居民因為勞動能力比較差或收入比較少,沒有或很少有積蓄,難以靠自身的能力抵御年邁、疾病等風險,為滿足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他們更希望以一種有政府支持的養老方式來度過老年期。在這里社會因素的影響不明顯,居民的參保意愿作為心理層面的取向,受個人、家庭因素的影響較大。
2.2.3影響城鎮居民參與養老保險行為取向的因素
以“是否參加了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為因變量,建立二項logistic回歸分析模型,運用向后條件法將自變量納入模型,建立的模型卡方值為9.198,對其檢驗的P值為0.010,小于0.05,解釋變量全體與logit(p)之間的線性關系顯著,表明模型可以建立,模型中有兩個變量(家庭經濟狀況、對制度的了解程度)通過了回歸系數的檢驗(見表2)。建立的回歸模型方程為:logit(p)=-0.306×家庭經濟狀況+0.539×對制度的了解程度-0.199比較二者的Wald統計量(Wals)發現,了解程度的Wald統計量更大,說明居民對政策了解程度的影響更加顯著。通過發生比率Exp(B)可以具體解釋自變量對參保行為取向的影響:對制度了解程度高的居民的參保行為取向是了解程度低的居民的1.72倍;家庭經濟狀況好的居民的參保行為取向是家庭經濟狀況差的居民的1.36倍。對養老保險制度了解程度高的居民,對相關的制度內容了解得更多,包括繳費比例、計發標準等,這就加深了他們對制度的信任程度,在一定的程度上會對其參保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家庭經濟狀況好的居民在制度認知程度上不是最深的,在參保意愿上不是最強的,但他們的經濟能力強,完全可以支付養老保險的個人繳費部分,以微小的代價換取穩定的養老保險收入,而參保意愿強烈但經濟狀況差的那部分居民卻因為資金限制,無法參保。
一、湖北省合并城鄉居民社會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具體內容
《意見》將參保對象設定為具有湖北省城鄉居民戶籍、年滿16周歲（不含在校學生）、未參加其他社會養老保險的城鄉居民。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基金主要由個人繳費和政府補貼構成：個人繳費每年從100元至1000元共設10個檔次，各地人民政府可以根據當地實際增設繳費檔次；政府對符合待遇領取條件的參保人全額支付基礎養老金，地方政府對參保人員繳費給予補貼，補貼標準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其中省級財政負擔20元、統籌地區負擔10元。養老金的給付由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養老金構成，參保者在年滿60周歲時可按月領取養老金。中央確定的基礎養老金標準為每人每月55元。個人賬戶養老金的月計發標準為個人賬戶儲存額除以139。
二、政策實施前的環境
（一）全國碎片化的基本社會養老保險制度
我國各地政府為了擴大覆蓋面，通過降低費率、根據不同群體建立小制度的方式，將養老保險制度覆蓋了當地的城鎮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務農農民、失地農民等不同群體，而這使得我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逐漸呈現出城鄉分割，私人部門與公共部門分立，多種養老保險制度并存的“碎片化”狀況。
（二）“城居保”制度和“新農保”制度并存
在城鄉居民社會基本養老保險合并之前，未納入城鎮職工基本社會養老保險的群體中農村居民參加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城鎮居民參加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2009年開始實施的“新農保”采用“個人繳費、集體補助、政府補貼”的籌資模式，建立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分100至500元五個年繳費檔次，繳滿15年，每月可領取養老金分別為69.03、79.82、91.15、103.48、113.81元 。2011年7月1日，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在全國試點推行，這項制度和城鎮職工養老保險體系、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共同構成我國社會養老保險體系。
（三）湖北省的情況
2009年湖北省開展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截至2011年8月底，全省已參保人數達580萬人，綜合參保率達到94%，其中135萬名60歲以上的老年人已按時足額領取了養老金待遇。基礎養老金方面，在國家確定的每人每月55元的基礎上，湖北部分試點地區適當提高了基礎養老金標準，如武漢市的基礎養老金為100元，加發部分的資金由當地政府承擔。
2007年起，湖北省獲國務院批準建立武漢“1+8”城市圈，為了配合城市圈的建立，湖北省政府在社會保障方面提出“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增強社會保障能力”的要求，確定要建立和完善不同人群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解決農民工和被征地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同時，要建立社會保險轉移接續制度、建立不同群體之間社會保險制度政策的銜接辦法。
三、政策實施效果
2011年7月國家啟動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后，湖北省政府率先出臺的《意見》，從制度設計上實現了繳費、政府補貼和對特殊群體的優惠的“三個統一”：將個人年繳費檔次統一為100元至1000元10個繳費檔次；政府的繳費補貼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重度殘疾人均由政府代繳全部最低標準的養老保險費，并對湖北省原自行探索的村主職干部養老保險制度并軌，將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覆蓋到了所有農民和沒有固定收入來源的城鎮居民。
在實踐中，湖北省根據政策實施中出現的新問題，制定出臺了《關于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有關問題的處理意見》和《湖北省村主職干部基本養老保險和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并軌實施意見》，對老農保和省原自行探索的村主職干部養老保險制度進行了并軌，對相關政策進行了進一步的規范和完善。全省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政策基本實現了城鄉公平。
2012年和2013年，湖北省城鄉居民參保率均達98%以上，養老金發放率達100%，截至2013年底，全省2224萬人參加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其中，610萬60周歲以上居民按時領取養老金待遇，是全國第一個基本實現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全覆蓋的省份。
四、政策評價
（一）該政策的成功之處
1.政策制定比較科學合理
該政策考慮到新農保和城居保都是由個人繳費政府補貼構成、在保險給付上都是采取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的給付方式的特點，參考了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計發上將個人賬戶總額除以139個月的方式，比較好地利用各政策原有特征進行融合，使政策執行過程中沒有出現較大的轉制成本，政策設計得比較易于理解，不會引起參保者的反感。
2.有利于流動性參保者的解決轉移接續
由于政策的制定考慮了原有政策的群體的流動性問題，湖北省城鄉居民社會基本養老保險又與湖北省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資金來源、運營和給付比較相似，有利于解決參保者的在流動過程中的轉移接續問題。
（二）該政策的不足之處
1.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基礎養老金水平過低、繳費激勵機制不足
當前湖北省城鄉居保基礎養老金保障水平偏低，大都為55元/人?月，并且自2009年試點到現在已經4年未實現調整，無法滿足城鄉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另外，目前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的制度設計激勵機制不足，一方面導致16至44歲的中青年城鄉居民參保積極性不足；另一方面又導致人部分城鄉居民都選擇最低繳費檔次，使得城鄉居民個人賬戶基金積累不足，進而致使未來領取的養老金水平不足。
2.“碎片化”問題仍然沒有完全解決
在合并了城鄉居明社會基本養老保險之后，湖北省社會保障制度中養老保險體系由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被征地農民社會養老保險等組成，這種針對不同人群出臺不同的社會保險辦法帶來了制度的“碎片化”，引起制度管理上的混亂，社會保障項目進行制度整合仍然任重而道遠。
3.統籌層次過低
在目前的社會保險項目中，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已基本實現省級統籌，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實行縣級統籌。由于統籌層次過低，使得風險只能在很小的范圍內進行分散，不利于基金的安全，也不利于參保人社會保險關系的轉移接續。
五、政策建議
（一）完善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的繳費激勵機制
針對中青年城鄉居民參保積極性不高的問題，可以采用加大政策宣傳、加強行政推動、落實長繳多補政策等措施來解決。對于長繳多補政策，建議對于繳費年限在15年以下的參保者同樣給予補貼，并且隨著繳費年限的增加實行累進制的補助辦法。同時在補助上，通過多繳多補的政策鼓勵參保居民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選擇不同的繳費檔次參保。
養老保險制度由于歷史原因存在制度性斷裂，這種制度性斷裂影響到了收入分配效應及公平性。本文使用參保率、待遇給付水平、替代率、隨經濟增長率等政策傳導工具，探討養老保險“多軌制”的收入分配效應。研究表明無論是覆蓋面還是養老金待遇水平，亦或是養老保險替代率，都使機關事業單位職工養老保險大于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大于新農保。
關鍵詞：
養老保險；收入分配效應；公平性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成就，以效率為導向的發展戰略使得不同群體之間的收入分配存在巨大不平衡性。中國已成為中等收入國家，社會保障的功能定位應該從維護社會安定和補救國民生計的工具轉為調節收入分配與促進制度公平。養老保險制度作為社會保障體系最為核心的組成部分，其建設的好壞直接影響著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成效和是否有利于社會公平發展（何文炯，2011）。中國養老保險制度從20世紀50年代初開始建立，與城鄉二元社會經濟結構伴隨，中國養老保險制度在之后的改革與發展中也一直呈現出城鄉二元結構，存在明顯的制度性斷裂（王思斌，2009），并延續至今。中國現行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碎片化”嚴重，據“單位”而劃、依“身份”而設，條塊林立、人群分割，具體包括：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機關事業單位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制度等。之前，國內外學者大都估算了養老保險制度內人群的收入再分配效應，而缺乏對包括制度外人群的全體國民的宏觀收入分配效應的研究，以及不同養老保險制度間即養老保險“多軌制”（如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機關事業單位職工養老保險以及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制度之間）收入分配效應的分析。事實上，養老保險制度的問題僅從制度內部本身的角度研究是不夠的，還需要通過制度內外以及制度間的比較分析作更深入的探討。因此，本文基于不同群體現行養老保險制度結構模式的差異，根據參保率、待遇給付水平、替代率、隨經濟增長率等政策傳導工具，探討養老保險“多軌制”的收入分配效應。
二、比較對象
中國現行養老保險制度“碎片化”嚴重，具有明顯的“身份”特征（楊燕綏，2012），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單位制，即不同工作單位的職工參加不同的養老保險制度，如公務員與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參加機關事業單位職工養老保險制度，企業職工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也就形成了人們通常所說的機關事業單位與企業單位的“退休雙軌制”；二是戶籍制，即城鎮戶籍人員與農村戶籍人員參與不同的養老保險制度，城鎮職工依單位不同可參與上述兩種養老保險制度，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自2011年起也可分別參加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和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以下簡稱“新農保”）。當然，有不少地方還專門為農民工等靈活就業人員建立了農民工養老保險制度，所以實際上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并非僅僅是所謂的“雙軌制”那么簡單，而是“多軌制”，且每種制度的制度模式并不相同，各群體享受的養老保險待遇給付水平不同，從而不同制度的收入分配效應有所差異。由于農民工養老保險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且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制度從2011年才開始進行試點，相關數據不足，因此，以下著重比較分析中國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機關事業單位職工養老保險制度與新農保的收入分配效應。
三、不同養老保險制度覆蓋面比較分析
社會基本養老保險在籌資模式上屬于部分積累制，資金來源于企業和個人繳費；機關事業單位既未實行社會統籌，也未建立個人賬戶，而仍實行的是福利性質的退休養老制度，個人并不用繳費，其養老保險待遇給付水平與本人退休前的工資收入掛鉤，屬于現收現付制；新農保實行完全積累制，個人繳費完全進入其個人賬戶進行積累，且地方政府根據其繳費檔次的不同給予相應水平的財政補貼，這部分也納入個人賬戶，在此基礎之上，為了體現養老保險的“保障”作用及再分配功能，中央政府還給符合條件的農村老人發給基礎養老金。養老保險制度覆蓋面是決定其收入分配調節效應的基石，一般而言，覆蓋面越廣，調節效應越好，制度公平性越強；反之，收入分配調節效應越差，制度公平性越弱。我國機關事業單位職工參加養老保險的人數近幾年增長非常緩慢，基本維持在2100萬人左右，這主要是因為機關事業單位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早已成型，參保人群比較穩定，且覆蓋率已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基本實現了全覆蓋；城鎮企業職工參保人數呈現出明顯的逐年上漲趨勢，這主要是因為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正處于逐步完善階段，也從側面反映了仍有很大一部分企業職工未被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所覆蓋，擴面工作還將任重道遠；新農保參保人數大幅增加，遠遠高于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主要源于新農保于2009年才開始試點，同時也說明了新農保制度受到了很多農民的歡迎，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也說明了目前覆蓋率還相當有限，有較大的上升空間。由此可見，現行養老保險的覆蓋率從大到小依次為機關事業單位職工養老保險制度、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和新農保。換言之，由于“身份”不同導致養老保險制度覆蓋面的差異，且進入制度覆蓋范圍的時間存在先后，這實際上造成了不公平，形成了不同人群參加養老保險制度的起點不公。
四、不同群體養老保險待遇水平比較分析
在2000-2004年5年期間，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年均養老金水平呈現出明顯的上升趨勢，從2000年的9481元增加至2004年的14374元，年均增幅高達11.71%；城鎮企業退休人員年均養老金雖然也呈上升趨勢，但僅從2000年的6531元增加至2004年的8030元，年均增幅僅為5.38%。因此，在這期間，機關事業單位與企業退休人員之間的養老金水平差距越來越大，到2004年高達1.79倍。為了抑制差距的進一步擴大，自2005年以來，國務院每年都大幅上調企業職工的基本養老保險待遇給付水平，企業退休人員的年均養老金水平從2005年的8727元上升至2013年21281元，年增幅高達11.78%，而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的年均養老金水平從2005年的15043元上升至2013年28493元，年增幅為8.31%，盡管低于企業退休人員的年均養老金增幅，但兩者的養老金差額依然呈逐漸拉大趨勢，從2005年的6316元上升至2013年的7212元，不過這種差距拉大的幅度較之前明顯放緩了，2000-2004年間兩者差距的年均增幅為25.03%，而2005-2013年間兩者差距的年均增幅僅為1.67%?？梢?，國務院通過對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待遇給付水平的連續上調，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業退休人員的生活水平，有效減緩了機關事業單位與企業退休人員之間的養老金差距拉大的幅度，從而使兩者的年均養老金比值從2004年的1.79下降至2013年的1.34。盡管如此，但并沒有完全實現養老金待遇調整的目標，即縮小不同群體之間的養老金差距。而且，隨著機關事業單位績效工資改革逐步推進，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待遇也可能會大幅度提高，從而致使養老金差距再次被拉大，形成新的不公。因此，僅僅從養老保險待遇調整政策入手無法從根本上縮小不同群體之間的養老金差距，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亟需改革優化養老保險制度，消除制度“碎片化”。實際上，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不平衡性不僅僅體現在城鎮企業與機關事業單位之間，更表現為城鄉之間的養老金待遇差距。在中國，農民基本養老保險長期得不到重視，新農保于2009年才開始試點，這也標志著農民養老保險問題從2009年開始受到國家的高度重視。然而，新農保的保障水平遠不如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水平，就更不能和機關事業單位職工的養老金水平相比了。2013年，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水平為新農保水平的36.8倍，與城鎮企業職工養老金待遇上調幅度基本相當。當然不可否認的是，這種差異源于城鄉參保者的繳費差異，但這僅是部分事實。財政對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大量補貼遠遠高于新農保，從而進一步拉大了城鄉之間的差距。這些情況都反映出中國養老保險不僅未能給高風險的農村居民提供應有的保障，反而拉大了他們與城鎮居民的差距，形成了逆向再分配。
五、不同群體養老金替代率比較分析
養老金替代率指勞動者退休后所獲得的養老金待遇給付水平與其在職時工資收入的比值，是比較勞動者退休前后生活保障水平的重要指標，根據國際經驗，養老金替代率大于70%，則可維持退休前生活水平；在60%-70%之間，則可維持基本生活水平；若低于50%，則生活水平較退休前會有大幅下降（唐小飛，2010）。由于個體養老金替代率有所差異，所以這里研究的為平均替代率，即退休勞動者人均基本養老金與當期在崗職工平均工資收入的比值。在2000-2013年期間，城鎮企業離退休人員養老金替代率呈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從2000年的69.69%下降為2013年的43.02%，而且從2004年以后就一直位于50%以下，也就是說，城鎮企業職工退休后的生活水平較退休前有大幅度的下降。機關事業單位離退休人員養老金替代率雖然也呈下降趨勢，但是遠遠高于企業職工，且一直維持在55%以上，足以維持其基本的生活水平。由此可見，機關事業單位與城鎮企業職工離退休人員養老金替代率雖然都在下降，兩者之間的差距有所收窄，但即便如此，2013年仍相差近13個百分點。此外，機關事業單位職工在職期間并不需要繳納養老保險費，且其工資收入顯著高于企業職工。換言之，工資收入越高的機關事業單位職工，不僅無需繳納養老保險費，而且其養老金替代率遠遠高于工資收入相對較低，且需要個人繳費的企業職工，這明顯有違養老保險制度的公平屬性，反而造成了養老保險的逆向收入分配。新農保于2009年才開始試點，所以這里只能測算其2010和2013年的替代率。即便是農民以最高的繳費檔次（每年繳納500元）進行參保，其2013年的養老金替代率也僅僅為29.92%，與城鎮企業離退休人員養老金替代率還有14多個百分點的差距。更何況由于我國大部分農民收入水平偏低，所以基本都按最低的繳費檔次（每年繳納100元）進行參保，這樣城鄉之間的養老保險待遇給付水平差距就更大了。可見，中國現行養老保險制度間的公平性嚴重缺失。此外，從表4中可以看出，在2001-2013年期間，我國養老金支出水平年均增長率普遍低于其工資收入與GDP年均增長率，尤其是農村居民。可見，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退休人員尤其是農村老人并沒有完全享受到其發展帶來的成果?？偠灾B老保險制度并非僅僅呈現出人們通常所謂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與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二元”局面，而更應該是加上新農保的“三元”局面，無論是覆蓋面還是養老金待遇水平，亦或是養老保險替代率，都是機關事業單位職工養老保險大于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大于新農保。造成這一局面的根源在于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的碎片化，當然我們不可否認，這樣的制度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已步入中等偏高收入國家行列，其養老保險制度的主要職能是調節收入分配，縮小不同群體尤其是城鄉之間的養老金待遇差距并使其維持在一個合理的水平，使全體社會全員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果，而不應在縮小城鎮內部群體養老金待遇差距的同時，反而擴大了城鄉之間的養老金待遇差距。因此，當前不僅需要上調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待遇，更需要大幅提高農村居民的養老保障水平，而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則亟需改革優化養老保險制度，消除制度“碎片化”。
六、政策思路與對策建議
（一）政策思路
在現階段和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要全面發揮養老保險的收入分配調節功能，必須明確指導思想，理清思路。第一，要用公平、正義、共享的價值理念指導建設中國養老保險制。消除群體歧視，將群體之間的養老保險待遇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要求相關利益主體充分參與到養老保險制度的監管過程；要求養老保險待遇與經濟增長相掛鉤。第二，明確養老保險目標定位：一是免除所有國民老年后顧之憂，滿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二是追求并維持社會公平（許志濤，2004）。
（二）對策建議
統籌城鄉養老保險，推動不同人群的各類養老保險制度的整合與銜接，實現養老保險制度體系的一體化發展，防止制度分割帶來的起點不公。建議加快落實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與企業養老保險制度并軌，實現全國統一的籌資模式、繳費標準和給付水平，加強不同制度資源的整合，平衡機關事業單位與企業之間的分配關系。當務之急需要規范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的工資制度，取消各種“小金庫”，實現其收入陽光化、透明化，使其履行相應的繳費義務，逐漸實現工作年限相同、職稱等級相近的企業職工與機關事業單位職工養老金水平保持基本一致（鄭功成，2011）。統籌城鄉養老保險，在全國實現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可銜接，養老保險關系易轉移的制度平臺、資金平臺和技術平臺，逐步實現城鄉居民進入城鎮職工養老保險，按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分別轉入，通過地方養老金調節差異，最終實現養老保險制度體系的一體化發展。
作者：蔡璨 單位：重慶青年職業技術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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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唐小飛.重慶市基本養老保險替代率問題研究[D].重慶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養老保險；支付能力
一、引言
養老保險作為主要的社會保險制度之一，對社會安定和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設計良好的養老保險制度有利于社會的安定團結，協調代際關系，保持社會的健康發展；養老保險為勞動者提供了規避老年風險的最有效手段，免除了勞動者的后顧之憂，促進充分就業的實現，進而促進經濟增長。然而，目前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較為嚴重，老年人口基數大、發展速度較快，預計2050年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達到31%，略低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33%），這勢必會對養老保險制度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在人口老齡化背景下考察養老保險制度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國內外學者對人口老齡化和養老保險制度做了大量研究，國外學者對老齡化的研究始于生育率問題，加里•貝克爾發展了關于生育率的經濟學理論，他認為孩子是“耐用消費品”，父母的需求更多地受孩子質量的影響，因此，他從孩子的數量需求與質量需求兩個方面研究了家庭對孩子的需求。此外，其他人口學家還提出了“代際財富轉移”理論、“性別角色”理論、“家庭合同”假說、臨界值假說等學說研究生育率問題對人口結構變化的影響。國內學者對老齡化問題的研究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研究內容主要包括人口老齡化的原因，如鮑思頓等（2005）；[1]人口老齡化的經濟影響效應，如李軍（2006）；[2]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如杜鵬等（2005）。[3]對于養老保險制度而言，國內外學者的研究主要包括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理論依據及養老保險制度形式的選擇。系統地闡述養老保險制度存在的必要性的理論是通過生命周期理論、風險理論、市場失靈理論、世代交疊模型展開的，例如David（2001）[4]通過世代交疊模型論證了養老保險制度有助于實現帕累托最優。就養老保險制度的形式而言，目前主要有現收現付制、基金累積制及包含現收現付和基金累積的部分累積制?，F收現付制是各國最初采用的形式，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出現，現收現付制養老體系出現收支難以平衡的問題，各國的養老保險制度開始由現收現付制向基金累積制轉變，對于這種改革是否合理，學界展開了激烈的討論，支持改革的研究包括Feldstein（1996）、[5]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2000）[6]等，反對改革的包括Verbon（1988）、[7]巴爾（2003）[8]等。通過文獻回顧可知，目前關于人口老齡化和養老保險制度的研究有很多，但是，現有文獻很少在人口老齡化背景下考察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蔡昉等（2003）[9]直接將人口老齡化與養老保險聯系起來進行研究，康傳坤等（2014）[10]考察了人口老齡化對最優養老金繳費率的影響，因此，本文將在人口老齡化背景下考察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同時總結世界主要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經驗，以期為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提供借鑒。
二、中國養老保險制度現狀描述
目前，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是由基本養老保險、補充性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三部分構成的。其中，2015年以前，基本養老保險由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和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三部分組成；城鎮居民養老保險是2009年開始實行的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2011年開始的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合并而來的；2015年《關于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頒布后，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與企業工作人員實行相同的養老保險制度；至此，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由城鎮居民養老保險和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組成。在補充性養老保險方面，我國企業年金制度始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正式文件中首次被提及是2000年國務院頒布的《關于完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試點方案》。就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而言，雖然起步較晚，但隨著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對于商業養老保險認識的加深，其發展十分迅速，到2013年，我國壽險保費收入達到9425.14億元。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實行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方式，其中，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的資金來源于個人繳費，政府補貼，其他經濟組織、社會組織和個人為參保人提供的資助，“國家為每個參保人員建立終身記錄的養老保險個人賬戶。個人繳費、地方人民政府對參保人的繳費補貼及其他來源的繳費資助，全部計入個人賬戶。個人賬戶儲存額目前每年參考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金融機構人民幣一年期存款利率利息?！背擎偮毠ゐB老保險費由企業和職工按工資的一定比例繳納，并分別納入社會統籌賬戶和個人賬戶進行管理。2005年12月，國務院出臺《關于完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國發[2005]38號），規定在職職工的繳費率為8%，企業繳費率為20%，合計繳費率為28%。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經過近30年的改革，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對社會經濟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依舊存在很多問題，主要表現為以下兩點：其一，養老金虧空問題嚴重，根據財政部2014年的全國社會保險基金預算情況，2014年養老保險費收入17554億元，支出19117億元，結余為負1563億元，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嚴重的虧空，一方面是因為歷史欠賬問題嚴重，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人口老齡化使得繳納養老保險的年輕人越來越少；其二，養老保險基金管理水平低、管理效率差，基本養老保險中個人賬戶部分的資金應該進行有效的投資，并且其收益率要高于通貨膨脹，但是目前我國的金融市場發展尚不成熟，很難保證養老保險基金有較為穩定的較高的收益率。
三、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制度的影響
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雖然已經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很多問題，人口老齡化使得本就不夠完善的養老保險制度更加脆弱，那么，人口老齡化究竟會對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產生怎樣的影響呢？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制度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其一，養老金支付壓力增大，老齡化意味著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增加，需要支付養老金的老年人口基數增加，養老金的需求增加；其二，養老金供給相對減少，老齡化也意味著年輕人相對于老年人來說越來越少，繳費人數也會越來越少，養老金的供給減少；其三，原有的養老保險制度難以為繼，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一方面直接增加了養老金支付的數額，另一方面又減少了養老金的供給，對原有的養老保險制度構成了雙重壓力，使其難以為繼，由此引發了世界范圍內的養老保險體制大變革。然而，不幸的是，已有的改革實踐證明，尚無一種養老保險制度可以成功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那么，世界各國究竟為應對人口老齡化做出了哪些努力、哪些經驗是值得我們借鑒的呢？這都是值得研究、了解的問題。
四、主要國家人口老齡化與養老保險制度比較分析
21世紀可以說是人口老齡化的世紀，世界主要國家幾乎都面臨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養老保險制度作為老年人的保障制度，在人口老齡化背景下顯得尤為重要，本文接下來的部分將對主要國家人口老齡化情況及養老保險制度進行簡要介紹。人口老齡化現象最早出現于發達國家，法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出現人口老齡化的國家，1850年歐洲工業革命即將結束時，法國60歲以上人口已經占總人口的10%，此后，歐美各國陸續進入老齡化社會，北歐國家瑞典于1882年、挪威于189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1930年英國、德國幾乎同時邁入老齡化的門檻，美國也于194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此時，65歲以上老年人占總人口比重超過7%的國家還包括瑞士、荷蘭、奧地利、比利時、丹麥等十幾個國家。1960年，世界人口中65歲以上的老年人占5.6%，而發達國家人口中65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8.5%，人口老齡化已成發達國家的普遍現象。與發達國家不同，發展中國家的人口老齡化現象出現較晚，但是發展十分迅速，以中國為例，2000年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為10.3%，正式進入老齡化社會，2015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已經達到16.1%，預計2050年將達到31%。面對人口老齡化壓力，主要國家采取了相應措施，李通屏對此做出了歸納總結，主要措施如下：其一，開源節流，改革傳統的養老金計劃；其二，延遲退休，鼓勵更多的老年人工作；其三，鼓勵遷移，增加移民勞動力供給；其四，鼓勵生育，增加未來的勞動力供給；其五，積極老齡化，減輕老年照顧的壓力。與人口老齡化現象相同，養老保險制度也是最早出現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歐美發達國家，其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建立階段（1889年德國建立《養老、殘廢、死亡保險法》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二是擴張與發展階段（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20世紀60年代）；三是調整與改革階段（20世紀70年代至今）。目前，按照國家主導的程度與方式不同，養老保險模式可以分為社會保障型（如德國、法國、美國、日本等）、福利國家型（如英聯邦國家和瑞典、挪威等西北歐國家）、部分儲蓄型（如新加坡、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和完全儲蓄型（如智利等南美國家）。養老保險的上述四種模式各有利弊，尚無一種模式可以成功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更多的國家采用多支柱式的養老保險框架，以更多地發揮各種模式的優點，盡量地減少其弊端。通過對世界主要國家人口老齡化和養老保險制度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出，人口老齡化問題已經對各國造成了較為嚴重的困擾，各國都試圖改革養老保險制度以期可以成功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然而不幸的是，目前尚無一種模式被實踐證明是完全成功的，可以說，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養老保險制度仍在探索當中。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關鍵詞：養老保險；公平性；基尼系數；變異系數
中圖分類號：F840.6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3291（2016）01-0099-07
一、問題背景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國內生產總值由1978年3645.2萬元迅速增加到568,845億元，生產力飛速提升，人民生活條件得到極大改善。然而，伴隨著這一成就，我國的貧富差距卻在逐步拉大，其中全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在2012年為0.474，已經連續十年超過國際公認警戒線〔1〕。此外，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指出，1995年我國財產的基尼系數為0.45，到2002年增加為0.55，2012年家庭凈財產的基尼系數則達到0.73，財產最多的1%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而最底端的25%的家庭則僅擁有財產總量的1%。在城鄉居民之間、在不同行業職工之間的收入和財富持有量差距持續擴大的情況既不利于維持社會的穩定，也不利于擴大居民消費需求以促進經濟增長。另外一方面，中國正在面臨愈發嚴峻的老齡化挑戰。截至2014年，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數量已超過2億，占總人口的14.9%，明顯高于10%的老齡社會國際標準。中國老齡委辦公室消息稱，到2050年，老年人口將達到全國人口的三分之一，重度人口老齡化和高齡化將日益突出〔2〕。眾所周知，社會保障制度是國家第二次分配來調節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一項覆蓋廣泛并體現出公平性的重要公共政策。而作為調節收入差距、保障勞動者安度晚年的社會養老保險更加需要良好的頂層設計來發揮其自身作用。然而我國目前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按照參保繳納和待遇享受等要求的不同，基本上可分為面對四大類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城鎮事業單位職工養老保險、城鎮企業單位職工養老保險、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包括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新型農村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公務員養老保險。其中公務員和全額事業單位由財政直接負擔養老金，不納入社保基金，其保障的水平大致低于在職工資的90%；差額撥款和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職工則參加城鎮事業單位職工養老保險。根據城市情況不同，城鎮事業單位養老保險的情況各不相同，城鄉養老保險的基礎養老金數額也有所不同。由此可知，養老保險體系的雙軌制由于將參保群體劃分為不同種類參保對象，實行區別對待的方案，不僅不利于勞動力市場流動，而且人為地制造了更為嚴重的不公平。2013年事業單位退休人員月均養老金是企業退休職工的1.8倍，而機關退休人員月均養老金水平是企業退休職工的2.1倍。各方學者都在研究雙軌制并行方案，以望打破利益固化的制度，更大程度上實現社會公平。然而，有關社會養老保險不公平性的研究更多側重于理論推演和定性描述，即使是定量考察公平性的研究也僅僅限于某一特定群體的養老保險范圍內，比如對某省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考察又或對農民工群體養老保險制度公平性的考察，缺乏基于全局的動態衡量養老金制度公平性程度及變化情況的整體性研究，也就因而無法客觀準確地評價政策改革過程中的效果，無法為養老金雙軌制并行方案的論證與實行提供反饋。另外，由于目前養老保險尚未實現全國統籌，各地方還止步于省市一級，而具體到不同地方相應的制度規定又有所不同，因此缺少基于某一固定地區社會養老保險公平性情況的研究。本文基于學術界前期研究的缺憾，對相關問題加以進一步研究。東北老工業基地曾在共和國的建設中發揮巨大作用，制造業企業的大量員工均已步入老年，使得東北地區的養老保險制度一直受到較多的挑戰和關注。也是基于此種考慮，中央的做實個人賬戶重要試點也曾選址東北地區。本文則基于遼寧省省會城市沈陽的社會養老保險近年數據統計情況進行定量分析并展開討論。
二、沈陽市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情況
沈陽市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主要由企業養老保險、事業養老保險、個體養老保險、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四大部分組成。公務員和一部分退出養老保險的事業單位作為單獨門類的退休金制度，與以上四個部分共同構成了沈陽市養老金收繳支付的組合。沈陽市企業基本養老保險自2002年10月1日后，當月繳納養老保險費，由地稅部門核定征收；補繳由社會養老和工傷保險管理局核定，地稅征收。凡納入養老保險統籌范圍的企業，按照本單位上月工資總額的20%按月繳納，作為統籌部分；從業人員按本人上月工資收入的8%按月繳納，劃入個人賬戶。沈陽市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收繳方式是沈陽市社會養老和工傷保險管理局核定繳費，地稅部門征繳。其覆蓋群體為獨立核算的自收自支事業單位和差額撥款的事業單位職工，而全額撥款事業單位從2005年2月22日起退出事業養老保險參保范圍。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國家沒有統一的政策，由各地根據實際情況制定繳費比例。目前沈陽市事業單位養老保險費實行“雙基數、雙比例”征繳政策，即：個人按在職職工應發工資總額的8%，單位統籌部分按18%和離退休統籌項目養老金總額的40%繳納養老保險費，退休人員實行“即繳即撥”政策。沈陽市個體養老保險由銀行部門帶扣交，個體工商戶及其從業人員、未與用人單位建立勞動關系或聘用關系的城市居民、外埠在沈從業人員、符合條件的被征地農民等均可以按照意愿選擇參加。繳費基數為上一年度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的60%、70%、80%、90%、100%五個不同檔次，按20%繳納養老保險費，其中12%納入社會統籌、8%計入個人賬戶。這里由于實際上企業養老保險和個體養老保險存在相互兼容的地方，很多人在企業工作時由企業繳納部分，不在企業時自己繼續交，并且個人賬戶都是8%，到了退休的時候企業和個人養老保險就混淆了。因此，本文將企業和個體養老保險合并考慮。城鄉居民養老保險是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和城鎮居民養老保險的統稱，各地情況基本相同，其參保范圍為未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農村居民和城鎮不符合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非從業居民。也就是說，對于部分不符合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居民，可以在個體養老保險和城鄉居民養老保險中選擇一個參加。城鄉居民養老保險有兩個主要特點：一是資金來源除了個人繳費外，還有政府對參保人繳費給予的補貼，個人繳費越多，政府補貼越多，且個人繳費和政府補貼全部計入參保人的個人賬戶；二是養老金由個人賬戶養老金和基礎養老金兩部分組成，個人賬戶養老金水平由賬戶儲存額決定，基礎養老金由政府全額支付。具體來說，繳費方面：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簡稱為“城鄉保制度”，在本文中為分析方便，又具體分為城居保、新農保兩項制度）個人繳費標準為100元~1000元不等的十個檔次外，另加1500元、2000元，共十二個檔次。按年繳納。現行政府補貼標準農村每人每年70元，城市每人每年90元。其次，待遇計發方面：新農保和城居保待遇由個人賬戶養老金和基礎養老金兩項構成，個人賬戶養老金等于個人賬戶全部儲存額除以計發月數139，基礎養老金則目前為農村每月70元，城市每月90元。公務員退休金制度全部由國家財政撥付，不走養老保險共濟基金。按照國發文件規定，在考慮到職務工資、界別工資和各種福利補貼在退休前后差距的基礎上，公務員的退休金領取在80%-90%退休前工資總額的范圍內變化。劃入公務員退休金養老體系的全額撥款事業單位計發標準基本相同，但享受的待遇水平稍低。2014年則是養老金雙軌制的破題之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養老金并軌方案已經進入論證階段，幾年后將進入具體實施階段。并軌方案的核心內容之一是根據公務員現有工齡，經過計算補齊相應的養老保險和職業年金，以便成功并入到社會養老保險中。
三、養老金公平性研究的理論維度與方法
（一）目前我國養老金公平性研究現狀
目前，我國關于養老金制度公平性的研究大體上可分為三種思路：第一種思路從制度不公平的現狀入手進行論述，對于城鄉間、區域間、不同覆蓋群體間的不公平，結合倫理學對起點、過程、結果的公平性進行了總體上的定性論述。由于在現狀和影響因素上相對缺乏定量的研究，因此談及的解決對策大部分止步于打破碎片化的總體原則，對于在碎片化分割化狀態結束之前的過渡階段可以采取的政策微調卻沒有研究。第二種思路是基于現行養老保險制度覆蓋群體不同的子項目選擇特定一種進行深入研究。由于不同覆蓋群體的子項目都處于改革之中，而收入再分配效應是體現公平性的重要方面，公平性是衡量改革效果的重要方面，因而這一類型的研究通?？梢栽u估特定子項目的現狀、改革前后的效果以及可改革的發展方向。然而能夠做到既深入到子項目中明晰其公平性現狀及發展方向，又不忘結合養老保險的整體銜接打破碎片化方針戰略的研究不多。大部分研究就單一制度論單一制度，甚至會提出長期以來可能加重整體制度碎片化的建議。比如申曙光、咼玉紅（2009）提出，盡快為農民工單獨設立一個養老保險制度，將其納入社會養老保險體系，是實現我國養老保險公平的一個重要方面。第三種思路是基于養老保險的收入再分配效應的實證研究，主要由部分有精算或數理背景的學者進行研究，存在較大的空白領域。其中養老保險制度不同覆蓋群體之間、同一覆蓋群體的不同個體之間、同一覆蓋群體的不同區域之間的收入分配效應的量化衡量是比較制度公平性的一個重要方向。利用經濟學指標和計量經濟學模型對制度運行中的保費補償、繳納、參保群體需求等實證數據進行計算，縱向上可以比對制度改革前后的公平性變化趨勢，橫向上可以比對制度的不同子項目間、區域間、乃至于國家間的公平性程度。
（二）養老金公平性的評價維度
公平性是現代社會和公共政策領域的重要概念和原則，按照Brockner和Wiesenfeld（2009）的定義，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則主要由收入差距、個體權利、收入分配設計體系等一系列項目來考量〔3〕。本文中，我們將公平定義為個體享有一種公正無歧視的社會地位，其反應在養老金制度中即養老金的繳納與享受情況的公正合理。在這里我們不局限于某一類型群體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內部彼此間的不公平程度，來改善具體制度方案的細節；而是集中精力，將城鎮企業職工、城鎮失業單位、個體、城鄉居民四部分養老保險制度與公務員退休金制度共同放在一起比較，來考察不同類型群體之間的養老金公平性情況。此外，退休前后的收入水平（收入替代率）不應差距過大也是本文考量制度公平性的標準之一。本文分析的指標包括，養老金待遇給付、養老金費用繳納，以及養老金水平退休前后差異。1.養老金待遇給付（P）。享受社會養老保險金或退休金的老年群體每月收入的錢數（不包括來自于家庭成員或者其他渠道的收入），其中企事業單位和個體社會養老保險金由個人賬戶和社會統籌兩部分計發、城鄉保制度由個人賬戶和基礎養老金兩部分計發、公務員等退休金由國家財政專門撥款支付。2.養老金費用繳納（F）?？梢院饬繀⒈Ｈ藢τ谏鐣B老保險制度的貢獻水平?？紤]到“老人”和“中人”雖然曾經并未繳納社會保險費用，但是其為國家所做出的貢獻已經以固定資產等形式凝結進國有資產里，而現行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實際支付機制仍然依靠現收現付，我們用目前繳費群體對于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繳費情況衡量相同群體老年人口對于養老保險的貢獻水平。而公務員群體由于隸屬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之外，無須在職人員繳納費用來實際支付老年人口的待遇，因此認為其貢獻水平為0。3.養老金水平退休前后差異（G）。由于通貨膨脹等系列原因，以及養老保險的現收現付實際計況，本文用繳費群體的工資等收入與領取群體的養老金收入的差距來衡量養老金水平退休前后差異，具體來說養老金的替代比率即為養老金水平退休前后差異〔4〕。
（三）養老金公平性的衡量方法
1.基于養老金待遇給付的衡量。收入不公的一個較為常見的衡量方式是基尼系數的大小。本文依照洛侖茲曲線和基尼系數理論衡量我國現有的面向不同群體的養老金制度的基尼系數。Pe、Pp、Pu、Pr、Pc分別代表沈陽市企業養老保險、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城鎮居民養老保險、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公務員及全額撥款事業單位退休金的人均年待遇領取金額；Le、Lp、Lu、Lr、Lc分別代表沈陽市企業養老保險、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城鎮居民養老保險、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公務員及全額撥款事業單位退休金的領取待遇人數。我們首先計算Le、Lp、Lu、Lr、Lc各自在領取待遇總人數中所占比例，以及PexLe、PpxLp、PuxLu、PrxLr及PcxLc各自在其總和中所占的比例。然后，通過計算得出洛侖茲曲線的形狀和基尼系數Sp。2.基于養老金待遇給付和繳納兩方面的衡量。方差、標準差和平均數都可以用作為反映數據分布情況的標準，但本文考慮到其受原始變量數量和單位的影響較大并未選用。而標準差與平均數的比值，即變異系數，則能夠更好地衡量不同單位下變量的分布情況。本文中我們通過計算養老金繳納與養老金待遇給付比例的變異系數SF，來從待遇給付和費用繳納兩方面綜合衡量不同群體養老金公平性差異。其中Fe、Fp、Fu、Fr、Fc分別代表沈陽市企業養老保險、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城鎮居民養老保險、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公務員及全額撥款事業單位退休金的人均年費用交納金額〔5-6〕。3.基于養老金待遇給付和退休前后養老金代際際差兩方面衡量。本文用Ge、Gp、Gu、Gr、Gc分別代表沈陽市企業養老保險、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城鎮居民養老保險、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公務員及全額撥款事業單位群體的平均在崗收入，則養老金待遇領取年平均金額與平均在崗收入的比例的變異系數SG可作為衡量養老金公平性的一個指標。具體計算公式同SF。
四、數據搜集與計算結果
表1中的基本數據來源于沈陽市統計年鑒、沈陽市社會養老和工傷保險局網站、沈陽市社會養老和工傷保險局內部財務資料。部分難以獲得的數據采用相關估算方法加以確定，均在說明中加以了標注。說明：1.事業單位年領取金額與人數來源于社會養老和工傷保險局網站數據；2.鑒于參保者在工作過程中出現的在企業工作時企業負責繳費，不在企業時自己全權繳費，且個人賬戶比例均為8%，退休后兩類群體無法區分等現實情況，一般將兩類群體合并考慮；3.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可選擇參加的養老保險目前除具體細節有所區別外其余基本相同，且2014年底遼寧省預計實現全省范圍內的城鄉保統一。這里由于本文無法獲得待遇領取方面的全市數據，因此采用的是城鄉參保人數最多的沈北新區的領取水平對全市水平進行估算；4.公務員由于部分信息無法獲得，因此采用2013年年鑒中對2012年沈陽市公務員系統人數和在崗工資的數據，并按照已有研究中指出替代率在80%~90%的情況，選取在崗工資的80%作為其年平均領取退休金的數值；5.人均年收入即特定群體整體的平均每人每年收入金額，由沈陽市2013年統計年鑒整理而得，由于2014年年鑒尚無法獲得，因此這一數據整體上可能略存偏差。
（一）養老金待遇給付基尼系數S
養老金領取基尼系數為0.214138，范圍介于0.2到0.3之間，遠低于0.4的警戒線，因此僅從待遇領取金額這一角度來說，沈陽市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相對公平的。
（二）養老金繳納與養老金待遇給付的比例的變異系數SF首先，由于公務員系統退休金的領取不以繳納為前提，而是劃歸為社會養老保險基金之外由國家財政負責支付，因此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從理論上講是絕對不公平的。這里我們將公務員相關的數據剔除，進一步探討其他四種子類型的公平程度。利用公式（1）、（2）計算，可得如下結論：養老金繳納與養老金待遇給付的比例的變異系數SF為0.502，從這一角度來說，沈陽市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相當不公平的。然而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就剩余4小類養老保險來說，這個不公平的程度是由于目前對城鄉保的政府補貼而引起的，也就是說僅從收入繳納比來看，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將近6倍，城鎮居民養老保險超過4倍，企事業單位則均不足2倍。考慮到曾經農業與工業的剪刀差和農村地區欠發達的實際情況，政府對城鄉居民養老保險予以補貼是合情合理的，甚至于考慮到享受待遇群體的基本生活需要，補貼的力度還應當繼續增加。
（三）養老金待遇領取年平均金額與平均在崗收入的比例的變異系數SG沈陽市社會養老保險待遇領取年平均金額與平均在崗收入的比例可以很好地衡量養老金替代率，因此用來判定養老金的給付水平是否能夠滿足待遇享受者退休后的基本生活，以及多大程度能夠避免達到退休前后生活質量的落差。就養老保險制度的公平性而言，本文主要關注不同群體其替代率的差別到底有多大。這里由于難以找到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群體在領取養老金之前的人均年收入，因此用城市家庭總收入中人均工資性收入和農村人均全年總收入代替，數據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經計算可得結論為：企事業單位的比例大致為0.3，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比例在0.06上下，公務員相關則高達0.8。因此，基本上可以初步推測，最大的不公平性來自于公務員群體，其次則源于城鄉居民過低的比例?；诠剑?）、（2），可得如下結論：養老金待遇領取年平均金額與平均在崗收入的比例的變異系數SG為0.86，從這一角度來說，沈陽市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絕對不公平的。五、沈陽市養老金制度公平性評估結果在衡量養老金制度公平性的三個維度中，第一個維度的養老金領取額基尼系數為0.214，可以認為沈陽市養老金制度相對公平，這主要是由于領取水平位于平均檔的企業單位領取待遇者占總數的超過70%；第二個維度的養老金領取額與養老金待遇比例的變異系數為0.502，可以認為養老金制度相當不公平，但是單純變異系數較大并不能說明制度的不公平性，因為這一不公平性是由于政府對于城鄉保的補貼造成的。鑒于公務員無須繳納保費因而被計算排除在外，因此從這一維度出發本身就已經表明了制度的不公平性；第三個維度的養老金待遇領取額與在崗收入比例的變異系數為0.86，可以認為養老金制度絕對不公平。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主要有公務員的收入替代率遠高于其他群組以及城鄉保制度的替代率過低兩方面。由以上分析可知，在細分不同群體的碎片化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中，造成嚴重不公平性的原因主要在于公務員相關群體脫離于社會養老保險基金之外，并且在退休后得到保障程度遠高于其他群體。此外，城鄉保制度的參保者在開始領取待遇后得到的保障程度遠遠低于其他群組也是目前公平性亟待解決的另一個重大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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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制度的形成看，我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一個分割化、碎片化的制度，該制度具有對不同身份、職業等的排斥性，如機關事業單位仍沿用傳統的退休金制度，退休金的發放為財政全額支付；企業人員必須參加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從事農業的農村居民只能參加農村居民基本養老保險，進入城鎮的農民工可以在自愿參加農村居民基本養老保險的同時，根據務工常住地的有關要求，參加當地的職工或個體從業人員的基本養老保險。不同群體間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不同差異，使不同職業、不同身份的人享受到不同的再分配方式和再分配結果。Samuelson(1958)認為當人們對其未來的效用賦予一定的權重，而非十分短視，那么一定水平的社會保障是必要的，而且這種代際轉移的最優規模隨著工資增長率和人口增長率的增加而提高，每一代人都能從中得到比前一代人更大的收益，這是社會保障可以維持的基礎。Diamond(1965)更是建立了世代交疊模型，分析收入的代際再分配。此后，Feldstein(1974)指出，養老保險具有收入再分配性質才能實現其作為國家正式制度安排的核心價值訴求，即：追求社會的公平與正義。養老保險在一定程度上對財富在不同的收入階層和代際之間再分配(Hurd&Shoven，1985；Nelissen，1987)。其中，Steuerleetal.(1994)、Feldstein&Liebman(2002)實證研究了美國不同社會階層在養老金收益方面的狀況，發現養老保險制度具有很明顯的代際收入再分配功能。Borelia(2004)估計了意大利公共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益。Bankset.al(2005)利用微觀調查數據分析了英國養老金財產的作用，認為公共養老金財產比私人養老金財產更加具有均等效應。對于中國社會養老保險公平性的研究，一些學者著眼于養老保險制度的不公平。王曉軍(2006)認為，由于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目前仍處于地區統籌，繳費負擔與制度結構的不同，地區間存在嚴重的不公平。胡巧紅等(2009)認為，我國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制度存在著制度內與制度外兩方面的不公平問題：制度內的不公平主要表現在養老金繳費率、替代率等方面；制度外的不公平主要表現在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與城鎮職工養老保險之間的不公平問題。肖艷(2008)指出，我國養老保險制度再分配功能的缺失導致了養老保險收入的不公平，在職者之間的收入差距延伸到老齡人口中，造成再分配的累退效應。一些學者對養老保險制度收入分配效應進行了測算。何立新(2007)利用國家統計局2002年的城市住戶調查數據，分別估計城鎮參保職工在新舊養老保險制度下的終生養老金純受益，發現舊制度下逆向收入轉移效果明顯，而新制度下的代際不平衡得到改善。王亞柯(2011)利用2008年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ARLS)數據，基于精算估計方法測算了居民的各種養老金財產及其對家庭財產分布的影響，發現在養老保險制度范圍內存在較大的正向再分配效應，大幅度降低了居民財產分布的不平等程度，但由于我國較低的養老保險覆蓋范圍，社會養老保險財產并沒有明顯改變居民財產的分布差異。這些研究為文章評價中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公平性提供了理論基礎。但是，由于我國社會養老保險體系中不同的制度有不同的養老金繳費和待遇辦法設計，不同的目標人群界定，以及參與不同社會養老保險人群的工資收入水平和增長率都有所不同，因此，社會養老保險的收入再分配效應也存在很大的區別。文章著重比較我國社會養老保險體系中不同制度類型的收入再分配效應，從而對該制度公平性進行評價。
二、不同類型養老保險制度的比較
我國目前設立有不同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主要針對不同的目標群體。而這些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繳費率、替代率設計也是不同的。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機關事業單位的退休工資都由國家財政負擔，個人不用繳費，退休金水平以退休前工資為基礎，以工齡長短為計發依據。由于和企業職工養老金的計算方法不同，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的退休待遇遠遠高于企業退休人員。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1997年7月，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建立統一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決定》確定了我國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基本框架。2005年國務院調整了養老金計發辦法，對該制度進行了完善。制度將所有參保人員分為三類：“老人”，即在此決定實施前已經退休的人員；“中人”，即在此決定實施前參加養老金計劃、實施后退休的人員；“新人”，即在此決定實施后參加養老金計劃的職工。對于“新人”而言，個人繳費滿15年的人員，養老金由兩部分構成：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養老金。“中人”在發給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養老金的基礎上，再發給過渡性養老金。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被設計成“統賬結合”、“繳費與工資掛鉤”的模式，此項社會養老保險中基礎養老金部分可以實現代際和代內的收入再分配。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我國從2009年起針對農村居民開展此項保險制度的試點，建立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社會保險模式。此項養老保險制度雖然也是“統賬結合”，但是繳費檔次可由參保者自行選擇，因此，其制度設計更側重于農村老年人基本生活保障的實現。城鎮居民基本養老保險。我國從2011年起開展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試點。繳費及養老金待遇類似于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該保險面對城鎮戶籍的非從業人員，因此參加該保險的主要是個體戶及其他一些自由職業者。不過這類人群也可選擇參加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表1從養老保險繳費辦法和待遇計發辦法兩個方面比較了這幾種社會養老保險保障制度，由于城鎮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設計與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相類似，并且剛剛開展，因此文章沒有列入比較范圍內。
三、我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再分配效應比較
1.再分配效應測量公式
養老保險制度的再分配是通過終生的再分配機制產生出終生的再分配效應，因此，對養老保險制度再分配效應的研究應以終生的再分配為主。由于養老保險再分配效應的長期性，一個人一生養老金的費用和待遇會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比如：預期壽命、市場利息率、通貨膨脹水平、工資增長率等，因此，為了控制種種不確定因素對養老保險的影響，就需要建立精算模型來測量養老金的繳費和給付。如果養老金繳費累計精算現值小于領取的精算現值，那么就存在養老金收入的轉入；如果大于領取的精算現值，那么就存在養老金收入的轉出。終生繳費額和終生領取額的差就是養老金受益額。
2.不同人群的工資收入比較
由于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是按照從業人員的工資比例來進行繳納，而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個人可自主選擇繳費標準，農民會參照其純收入水平進行選擇。比較城鎮企業職工、機關事業單位職工的人均工資發現，機關事業單位人均工資水平最高，工資增長速度也最快，人均工資11年間的平均增長率達到了0.1519；企業職工的人均工資水平最低，工資的增長速度也是最慢的，人均工資的平均增長率為0.1433。而農村居民的人均純收入則不到城鎮居民人均工資的1/3，增長速度相比較也很慢，人均純收入的平均增長率僅為0.0883（見表2）。
3.測算結果
（1）基于2009年工資收入水平，1999-2009年平均工資增長率進行模擬
基于2009年工資收入水平，以及1999-2009年期間的平均工資收入增長率作為工資變動數據，然后分別根據不同的假設條件，對投資回報率、貼現率、繳費年限三個主要經濟變量對不同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下的收入再分配效應進行模擬分析。根據我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規定，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高收入者的繳費工資為當年在職職工平均工資的300%，低收入者的繳費工資為當年在職職工平均工資的60%。因此，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測算按照高收入者、低收入者和平均工資的企業職工來測算。新型農村養老保險選擇繳費為最低檔次100和最高檔次500進行測算。如表3所示，假設貼現率為2.5%，繳費年限15年的條件下，由于機關事業單位退休職工養老金由財政給付，給付標準由職工退休前一個年度的工資水平決定，因此，養老金收益額與投資回報率無關。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中低收入者是受益的，且受益程度隨著投資回報率的提高而增加；高收入者終生受益則為負，即為養老保險利益受損的人群，不過隨著投資回報率的提高受損的程度有所緩解。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選擇100元繳費檔次的受益要大于選擇500元的受益，不過無論選擇什么繳費檔次，受益都會隨著投資回報率的提高而緩慢減少。如表4所示，假設投資報酬率為2.5%，繳費年限為15年不變的情況，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收益額會隨著貼現率的提高逐漸減少；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中低收入者的終生受益額是正的，并且會隨著貼現率的提高而增加；平均工資水平的人群在貼現率水平為1%時，終生受益額是負的，在貼現率水平為2%時，終生受益額才轉變為正的，并且也會隨著貼現率的提高而增加；高收入者則成為終生虧損者，隨著貼現率的提高，其虧損程度會減少。新型農村養老保險繳費檔次越高，獲得的終生凈收益則較少，隨著貼現率的提高，凈收益會相應減少；當貼現率水平為5%時，選擇繳費檔次為500元的農村居民將會出現終生繳費多于終生給付，即出現了養老保險的終生虧損。
（2）基于2009年工資收入水平，假設不同工資增長率進行模擬
經過統計部門測算，一般我國各年的工資增長率在8%~15%的范圍內，因此上文選用的14%的工資增長率相對是比較高的。而且未來的工資增長率也很難說會一直維持在這個水平上，接下來在投資報酬率為2.5%，貼現率為3%，繳費年限為15年的假設水平下，模擬不同的工資增長率對各種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下不同人群的終生受益（如表6所示）。工資增長率越高，機關事業單位職工的養老保險終生受益額也越高；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中低收入者和處于平均工資水平的職工的終生受益額也會隨著增加，如果工資增長率比較低時，平均工資水平的職工終生給付額會不抵終生繳費額，而出現養老保險的終生虧損，工資增長率只有比較高時，即達到12%時，才可能出現終生受益；高收入人群的終生虧損會隨著工資增長率的提高而加劇。由于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并不是按收入進行繳納，所以工資收入的變化不會影響到農村居民的養老保險終生受益。
四、結論與啟示
(一)養老保險制度區域化
由于各區域的經濟發展情況不平衡，使得各區域的企業利潤和繳費能力也出現了很大差異，導致我國城鎮養老保險制度難以實現全國性統籌。一般情況下，經濟發達地區的企業利潤比較高，企業繳費能力則強；而經濟落后地區的企業利潤相對較低，企業繳費能力則弱。這種不同的繳費能力差異給我國實現養老保險費率的統一帶來了很大困難，從而嚴重的阻礙了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全國性統籌進程。
(二)城鄉分割化的二元經濟結構及二元戶籍制度
城鄉的二元經濟結構，使我國產生了城鄉分割化的二元保險體制。這種制度導致在城鎮生活的農民很難參與城鎮養老保險。一方面，我國城鄉的二元經濟結構及二元戶籍制度將我國的居民劃分為“農業戶籍”的農村居民和“非農業戶籍”的城鎮居民。在實際生活中，大量在城鎮生活和工作的人口仍然是農業戶籍，這一現狀對城鄉養老保險制度實現并軌產生了很大阻礙。另一方面，城鄉的二元經濟結構使城鄉居民的收入產生了很大差距。當前，農村居民的收入遠遠低于城鎮居民。農村養老保障主要依托于土地和新農保，參保成本較低；而城鎮的養老保險制度是由企業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共同打造的較高水平的養老平臺。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解除了戶籍限制，大多數農民因受財力的影響仍然很難參加城鎮的養老保險。
(三)國家的歷史責任存在缺位
我國在計劃經濟及改革開放的初期，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表現為勞動者在職時領取較低的工資，退休后則由國家負責養老。相當于這些勞動者以“低工資”的方式已經向國家繳納過養老保險費。因此，國家應該對這部分勞動者負有養老責任。在養老保險由“現收現付制”向“部分積累制”變革以后，政府并沒有將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前的勞動者的養老金支出重新加入到政府的支出計劃中，而是挪用企業在職職工賬戶來彌補舊制度時的缺失賬戶。舊的養老體制使政府對退休職工產生了隱性的養老金負債，這種隱性的養老金負債隨著時間的推移逐年擴大。而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國政府能否切實地履行養老責任。如果政府任由這種歷史責任缺失下去，將會不斷擴大我國養老保險隱性債務及個人賬戶“空賬”的額度，這對為國家經濟建設做出貢獻和犧牲的勞動者和在職職工甚至是未來職工都是不公平的。這種隱性負債的持續后移，將給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和諧發展帶來隱患。
(四)國家對養老保險制度的“基本消費需求”標準落后
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實行“保基本”的目標，在養老待遇的分配方面，公平原則應該是使已經履行繳費義務的參保人在退休后得到基本生活消費保障。基本消費需求，應該根據我國當前的物價水平來滿足居民的衣、食、住、行等最基本的生活消費需求。而不能以參保人退休前的工資收入情況作為基準的“替代率”指標來衡量。此外，在同一縣份地區內，城鎮之間、農村之間的基本生活消費水平基本差不多。但是，不同的縣份地區之間的基本生活消費水平則有差距甚至懸殊很大。因此，應采用以縣域作為單位，農村和城鎮區別對待的方式分析判定退休人員的基本生活保障公平情況。
二、結束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