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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認知框架 《聲聲慢》 認知美
一、引言
在中國古典文學領域中，宋詞語言精練，內涵深遠，它就像一面鏡子，可以折射出不同的文化與人生，反映詩人深邃的思想和情感。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稱的女詞人李清照是宋詞的代表人物之一，她的詞委婉而深沉，韻律感強，表現了作者所獨有的內心世界和女性的柔和細膩情感，被譽為“婉約派”。《聲聲慢》作為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以其獨特的魅力受到了國內外學者的青睞，出現了多種英譯本。本文將從框架理論視角對其進行認知賞析。
二、認知框架理論簡介
框架語義學，又稱“場景-框架語義學”（scenes-and-frames semantics）是上世紀70年代由美國語言學家Charles J.Fillmore在早期格語法理論的基礎上提出的。基于語言學的語境概念、認知心理學的原型概念、心理學及人工智能研究中的框架概念，Fillmore（1992：76）認為意義的確定必須參照一定的背景知識體系，該體系反映理解者的經歷、信念和實踐。在Fillmore的理論中，意義的參照體系被稱為“場景”（scene），后又改稱為“框架”。
Martin（1997：57）認為，框架是一種多維的概念結構，由一系列概括性概念組合而成，他把概括性概念范疇稱為“概念槽”，詳細說明稱為“填充項”。“概念槽”和“填充項”都具有可變性。一個框架內的不同概念槽凸顯程度不同，相應地就會引起同一框架的不同視角。
框架與語言理解是密不可分的。了解一種語言就意味著要“了解和識別大量的框架，以及了解哪些語言選擇與它們相關聯”（Fillmore，1976：25）。換句話說則是，若要把握某種語言中的某一概念，首先要了解這一概念所處的框架。人類認知處于一種不斷發展的過程，已有的舊知識結構有助于新知識的汲取，隨之又不斷豐富現有的知識結構，同時相應地增強認知能力。與此同時，認知語言學認為認知框架是儲存在人腦中的經驗和知識的認知結構，或“根據經驗建立的概念與概念之間的相對固定的關系模式”（沈家煊，1999），是“思考過程中的心理結構”。（Lakoff，2003）
三、從框架理論角度賞析《聲聲慢》的認知美
宋詞作為一門特殊的語言形式，言短意長，高度凝練，在中國古典文學中猶如一顆璀璨的明珠般耀眼奪目。這一高度的文學藝術必然要求詞人在創作過程中選擇最具代表性的概念詞來表達自己意欲透過語言表面來體現的內心深處的思維和情感。《聲聲慢》是宋代婉約派主要代表詞人李清照的一首膾炙人口的著名詞章，通過了詞人晚年流落江南時對殘秋的所見所聞來抒發內心孤寂落寞、悲涼愁苦的情感。原文如下：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該詞大意為：我到處尋找，尋到的只有冷清，十分凄慘。乍暖還寒的季節，最難忍受。兩杯淡酒，怎能壓住心頭的悲傷？大雁飛過，我正傷心，卻發現它正是我在故鄉認識的那只。滿地黃花堆積著，十分憔悴，有誰忍心去摘！我守著窗，獨自一人，一個人怎么才能熬到天黑？細雨敲打著梧桐，此刻正是黃昏，一點一滴落著。這種場景，這種愁又怎是一句話能說得清的呢？
（一）框架與框定
Fillmore（1982）認為，框架至少應該符合兩點要求：1.能體現情景或事物狀態的特征；2.原則上獨立于語言表達（verbalization），就如由買賣一系列事件構成的商業框架。他還指出，在同一個框架內，對一個概念的意義進行闡釋，一定會涉及到這個框架內的其他的一些相關的概念。在微觀認知框架中，概念是一個隨處可見的因素，我們在表達或描述某些字詞句乃至更大的語言篇章結構時，必然會涉及到或多或少的概念以及概念所產生的概念場。在一定的概念場中，不同的概念意義表達過程，會產生概念隱喻。李天賢（2012）指出，如果一個概念場的概念能夠使人聯想到另外一個概念場的概念，則會產生隱喻，其語言單位的意義就會隱喻化。在框架的大理論下，朱永生（2005）指出，所謂框定，就是把某人某事看作是一個框架中的成分，并由此設定這個成分與其他成分之間的關系。
《聲聲慢》一開始用了十四個疊字框定了整首詞的角色，即詞人自己。從“尋尋覓覓”開始，可以看出她想要尋找點什么，但尋找的結果卻是“冷冷清清”，緊接而來的是“凄凄慘慘戚戚”。僅此三句，詞人這一角色在一個事件框架中出現并將“愁慘”的基調定好。進入到具體的框架事件中，“乍暖還寒”詞人難以將息，于是起身飲酒，借酒澆愁。此刻高空風送雁聲，想起這正是以往在北方故地所見，更增加了思鄉的惆悵。在寫完高空遠景之后，開始轉入近處所住庭院的景色。院中開滿了“黃花”，秋意正濃。（原文中的“黃花”指的是）“花”這一概念在李清照的詩詞中有著特殊的意義。讀者在讀到“黃花”這一意象概念時，腦中勢必會產生“傷懷、祭奠、懷念、故人、離別”等子框架概念。詞人寫堆積的“黃花”“憔悴損”，更證實了讀者腦海中在的概念上所確立的傷懷情感。本是無情卻有情，如人般憔悴枯萎凋謝了。這一概念隱喻使讀者由此通過對滿地黃花的感觸，聯想到金秋盛開卻又凋謝，進而再聚焦到詞人。這一過程完成了從“花”到“人”的情感表征即“傷愁”的映射，使其獲得概念隱喻義。
從喝“淡酒”、見到的“雁”以及滿地堆積的“黃花”這些概念框架，一步一步地激活了讀者背景知識框架中與酒、雁、“借酒消愁愁更愁”“鴻雁傳情”等相關的子框架背景知識。這為整首詞定好了一個宏觀的悲愁框架基調。詞人以自身為主要框架里的人物中軸，將“淡酒、雁、黃花、梧桐、細雨”等意象作為子概念框架陪襯。這首詞是婉約派的代表作之一，而婉約派最大的特點就是通過圓潤清麗的語言來表達柔婉含蓄的情感。這樣的風格特點對于有著宋詞背景知識框架的讀者而言是完全能夠理解和接受的。所以說，框定了這一系列的語境之后，我們就能夠喚起與詞人共同的情感，進而能體會到詞人在國破家亡之后凄苦悲涼的心緒。
（二）框架與框架的文化結構
Fillmore對框架的社會文化特性給予高度的重視，即肯定許多框架是所有文化共有的，同時又承認在不同的文化之間，有些框架可能在某些方面存在不同之處。Lee（2001）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指出，框架概念既包括傳統語義學概念的“隱含意義”（connotation），也包括社會文化意義。
李清照《聲聲慢》這首詞之所以能夠成為“千古絕唱”，是因為詞人所寫的不僅僅只是兒女情長的閨怨閑愁，還寫出了詞人在國土淪喪后客居異鄉的悲痛離愁。《聲聲慢》正是詞人連遭國破、家亡、夫死之痛的連環打擊之下所寫。在解讀這首詞的過程中，如果脫離李清照當時所生活的環境這一大的社會框架背景，將無法激活讀者對詞中所抒發的這一家國喪失的悲痛情懷的共鳴。正是在這樣的大框架背景之下，這首詞的感彩才有了一個時代的依托，也就有了一定的現實性和社會意義。
李清照作為宋代詞人，其時代背景與讀者已知的歷史背景知識框架是相吻合的，因而能夠自然激活類似“戰亂、家國之痛、流離失所、朝敗”等一系列框架結構。由于每個國家的社會歷史存在差異，每個國家民族的認知框架也就各不相同。所以，在認知之外，在對宋詞賞析過程中，勢必要考慮到目標語讀者的文化框架知識，只有以激活目標語讀者的歷史文化框架為重要標尺，才能達到認知的最佳效果。
四、結語
從以上分析來看，宋詞解讀可以涉及到多種認知框架理論下的知識，讀者在賞析過程中既要激活自己大腦中已有的與宋詞這一特殊文體的框架，又要激活詞人自身以及她所處的時代大文化背景下的認知框架。與此同時，還要結合讀者的情感認知框架，對宋詞框架結構中的角色進行轉換來達到更好地理解詞人意欲表達的深層情感內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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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波動對國際收支的影響是全方位的。一國的國際收支能否處于平衡狀態，一方面取決于該國的產業結構層級以及與此關聯的技術梯度和產品進出口數量，另一方面則取決于匯率波動對進出口產品價格的傳遞效應。廠商能在多大程度上將匯率對價格的影響轉嫁到出口產品價格上，或能在多大程度上通過價格變動吸收匯率的影響，這是我們通常所理解的匯率傳遞效應。匯率傳遞效應既是廠商應對匯率波動的效用體現，也是廠商決策行為的結果。對于這些效用或結果，可以從不同角度或側面進行分析。以基礎理論的分析而言，我們可以聯系廠商的決策動機、偏好和效用函數來展開。經濟學界針對匯率傳遞問題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大體上是在以下兩種基本假設下進行的：一是完全市場競爭、價格充分反映匯率從而購買力平價在任一時期都成立；二是不完全市場競爭、價格不完全反映匯率傳遞從而購買力平價并不是在任一時期都成立。這兩種假設的差異，是傳統宏觀經濟學與開放宏觀經濟學在分析前提上的區別。當經濟學家針對某一分析參照系（如國際貿易和國際收支）來研究特定的經濟現象時（如匯率傳遞效應），這一分析前提的區別，不僅會導致經濟學家對特定研究對象的分析方法和分析結論的區別，而且會引致經濟學家對廠商具體活動的基本行為方式的研究有著不同的側重點。
或許是因為廠商決策行為決定匯率傳遞效應的顯現過程并不具有直接性，經濟學家對匯率傳遞效應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匯率傳遞的決定因素、進出口產品的價格指數、對外貿易開放程度、廠商的定價策略等方面。①誠然，這些分析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匯率波動對出口產品的傳遞效應，但沒有在廠商基本行為方式的層次上對匯率傳遞效應作出分析。針對人民幣升值背景下的中國進出口產品定價的匯率傳遞效應，有影響的研究文獻則主要集中于匯率對出口產品價格的影響機制、人民幣匯率波動對國內物價水平的影響、進出口產品價格的相互作用、出口產品價格的地理分布特征等方面。②在筆者看來，無論是以傳統宏觀經濟學還是以開放宏觀經濟學為假設前提的有關匯率變動之于出口產品傳遞效應的現有研究，基本上是以主流經濟學的理性決策理論為依據的，這樣的分析框架容易忽視廠商在出口產品定價中的某些偏離理性決策的行為，難以從基礎理論角度對匯率傳遞效應作出關聯于廠商決策行為的描述。
其實，人民幣升值背景下廠商的出口產品定價，可以在理論上看成是受匯率波動驅動而關聯于物價水平、產品結構、技術梯度、國際收支平衡等的函數，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以廠商行為決策的屬性而言，出口產品的定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廠商的行為決策是理性與非理性的融合③。當從以上函數來認識廠商的定價決策時，我們就會注重在現實操作層面上來分析人民幣升值對廠商出口產品定價的作用機理；當從廠商的決策動機、偏好和效用期望來研究人民幣升值之于廠商出口產品的定價時，就有必要在基礎理論的層次上關注廠商決策行為對出口產品價格形成的作用過程。就基礎理論分析與現實操作層面分析的聯系而論，對廠商決策行為基礎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更好地在現實層面上理解匯率波動對出口產品定價的傳遞效應。現代主流經濟學對行為決策的分析和研究，仍然是以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決策理論為底蘊的，它們通過自利假設來定性決策動機和演繹偏好的內在一致性，把追求效用（利潤）最大化看成是廠商理性決策的主要乃至于唯一依據。新古典經濟學有關偏好內在一致性的不確定條件下選擇的二元關系的理論描述，假定廠商在可供選擇的全部子集中，具有能尋找到選擇X子集比選擇Y子集更受偏好的理性化能力；在自利動機驅動下具有這種理性化能力的廠商，會在全部子集中選擇特定子集，而這個特定子集正好由選擇X比選擇Y更受偏好時的最大化元素組成（Richter，1971）。當我們將自利與效用最大化聯系在一起，并依據偏好的內在一致性來分析行為決策時，追求自利就會使偏好成為效用的函數。這種分析方法和分析視角對于人民幣升值下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決策的理解有以下解讀：只要廠商追求自利，他們就會產生將匯率波動有可能造成的損失轉嫁到出口產品價格上的偏好，并通過這一偏好和出口產品價格變動來說明匯率傳遞效應。從基礎理論的角度來考察，出口產品價格變動能在多大程度上產生匯率傳遞效應，屬于廠商的效用函數問題。人民幣升值背景下的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決策所涉及的效用函數，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1）如果廠商可以把匯率波動所造成的損失百分之百轉嫁到出口產品價格上以至于能夠實現期望的利潤值，那么，相對于匯率傳遞效應而言，廠商的效用函數達到了最大化；（2）在人民幣升值背景下，如果出口產品價格變動只是部分產生匯率傳遞效應，亦即以美元或其他主要外幣計量的出口產品價格變動導致廠商按人民幣計量會出現利潤損失時，廠商的效用函數不僅難以實現最大化甚至會出現較低的期望值，但根據筆者所接觸的文獻，有關效用函數負值的討論比較少見，或許因為如此，經濟學者在有關匯率傳遞效應的分析中，通常把廠商對出口產品定價的決策看成是理。盡管傳統宏觀經濟學與開放宏觀經濟學在匯率傳遞效應的基本假設上存在區別，但對廠商出口產品定價的決策動機、偏好和效用函數之于行為理性的理解，兩者并不存在分歧。作為對匯率傳遞效應與廠商決策行為的一種分析性探討，有必要從決策動機、偏好和效用函數的角度來分析廠商在出口產品定價上的行為決策屬性，從而在基礎理論上解說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時有可能存在的非理性決策。
二、廠商在出口產品定價中的決策動機、偏好和效用函數
廠商的選擇偏好與決策動機、效用函數有著直接的關聯，這不僅表現為決策動機會影響選擇偏好，而且表現為選擇偏好會影響廠商的效用函數，即廠商在不同選擇偏好支配下的決策會出現不同的效用函數值。從廠商決策行為與匯率傳遞效應的聯系來看，由于廠商面對匯率波動是在自利動機和轉嫁利潤損失的偏好下進行決策的，因而，可以將廠商轉嫁利潤損失的這種微觀層次的匯率傳遞效應，看成是廠商決策行為的效用函數的體現。另一方面，由于在匯率波動的情況下，廠商追求利潤所期望的主要路徑，通常是將匯率波動有可能造成的損失轉嫁到出口產品價格上，因而，可以把廠商的這種行為過程看成是廠商效用函數的實現過程。一國貨幣的升值或貶值所產生的在宏觀層次上的匯率傳遞效應，主要反映在國際貿易的順差和逆差上，這種宏觀層次上的匯率傳遞效應是全體廠商行為決策的結果。也就是說，貿易的順差和逆差可以看成是全體廠商行為決策之集合的效用函數。
從效用函數的視角來分析廠商的選擇偏好，如果我們在理論上只是把追求自利看成是廠商決策的唯一動機，那么，便會局限在效用最大化的理念下理解和討論廠商的選擇偏好。誠然，廠商理性決策的動機和目的是追求效用，但效用的寬泛內容絕不是僅僅指利潤最大化。例如，廠商選擇某一投資項目，或以未來利潤預期，或以公共福利，或以幫助親朋好友，或以完成祖父輩心愿，或以愛國主義，甚至是以上述因素的某種組合為動機。①也就是說，廠商的決策動機并不僅僅是追求自利而是包括利他、互惠和公平等，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廠商的決策過程是在信息不對稱條件下做出的，即便廠商完全是追求自利，也需要對影響決策的信息和環境等復雜因素進行整合、加工和處理，以至于產生特定的思考和認知，這些思考和認知是與廠商的決策動機、選擇偏好和效用函數聯系在一起的。在現實中，廠商的決策動機是多重的，并不是新古典經濟學描述的那種以直線方程表征的線性函數，而是應該刻畫為一個具有多維變量（多重動機）的線性函數。與此相對應，廠商的選擇偏好也應該是一個多元的系列，并不僅僅是新古典經濟學以二元系列作為考察對象時所描繪的具有內在一致性特征的一般圖景。在信息不完全的條件下，廠商多重決策動機會致使選擇偏好具有明顯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的選擇偏好必然會導致廠商不確定的效用函數。我們可依據以上的理解來認識廠商在出口產品定價中的決策動機、選擇偏好和效用函數。
在匯率波動的背景下，廠商出口產品的定價決策是在與外商討價還價的博弈中進行的。廠商面對短期、中期和長期產品訂單的定價決策，要分幾種情況來理解，當廠商預期本幣升值呈趨勢化時，通常偏好于短期產品訂單的定價選擇；當預期本幣幣值穩定或波動不大時，廠商有可能偏好于中期或長期產品訂單的定價選擇。撇開廠商與外商博弈的具體過程，這里有以下幾個問題需要討論：（1）廠商的決策動機主要有哪些因素構成？（2）為什么廠商的選擇偏好是不確定的？（3）針對廠商某種具體的決策行為（如出口產品定價），如何評說其效用函數？（4）當廠商某種具體決策行為的效用函數確定后，如何界定廠商的行為理性屬性？顯然，回答這些問題是對人民幣升值背景下廠商出口產品定價及其決策進行研究的理論分析基點。關于第一個問題。廠商的決策動機是追求自利并期望達到效用（利潤）最大化，這是曾被“理性經濟人”范式充分刻畫的。現代經濟學越來越傾向于認為，除自利動機外，廠商行為還兼有利他、互惠和公平等決策動機，這種認識已在非主流經濟學的論著中形成了一種有待于進一步確立的一般分析假設。利他、互惠和公平等之所以會成為廠商（包括個人或其他團體）行為決策的動機，乃是因為經濟決策行為與社會活動息息相關。以廠商出口產品定價的決策而言，追求自利和利潤最大化是廠商行為決策的主要動機，但完全排除或否定其他決策動機則是不符合現實的。廠商在與外商的出口產品訂單的價格談判中，有時處于談判博弈的有利方，有時是處于談判博弈的不利方，如匯率的大幅波動、原材料價格的漲跌或國際市場供求巨大變動等都會影響廠商的博弈地位。現實中一個不可回避的事實是：無論廠商或外商處于有利方還是處于不利方，他們在價格談判的博弈過程中通常會遵守“考慮對方適度利潤空間”的原則，這實際上是利他、互惠和公平的決策動機，同時，我們也可將其理解為是廠商在與外商出口產品訂單的價格談判中的一種非正式制度安排。關于第二個問題。廠商的選擇偏好是否以自利追求和效用最大化為唯一理論依據，一直是行為決策理論關注的問題。馮•紐曼、摩根斯坦（VonNeu－mannandMorgenstern，1947）與阿羅和德布魯（Ar－rowandDebreu，1954），運用邏輯和數學工具所證明的以偏好一致性為核心內容的期望效用理論，曾被行為經濟學代表人物丹尼爾•卡尼曼和阿莫斯•特維斯基（KahnemanandTversky，1979，1973）及實驗經濟學代表人物弗農•史密斯（Simth，1994），通過行為實驗予以質疑性的批評。行為經濟學通過確定性效應、代表性法則、易得性法則、錨定效應、確定偏差、情景依賴，揭示了偏好的不確定；實驗經濟學則運用復制和控制為手段的實驗分析來證明偏好的不確定。非主流經濟學的這些行為決策理論，實際上是主張不應以假設穩定性偏好的某種數學程式來設定選擇函數。客觀地說，非主流經濟學的行為決策理論在很大程度和范圍內是符合現實的，決策的多重性會影響到偏好的不確定，而將選擇放置于非此即彼的二元框架內的內在一致性理論，簡化了偏好與效用的關系，這是分析廠商決策行為所必須正視的。
關于第三個問題。效用函數是針對決策行為有可能產生的各種效用值的一種理論描述，評判效用數值的大小或高低，一方面取決于決策者的決策期望，另一方面取決于效用函數的變量設置（這里的討論與第四個問題有關）。既然以函數來描述效用，其數值就不僅包括正值而且應包括負值。從效用函數應包括正負值的角度來分析出口產品定價的決策行為，匯率劇烈波動下廠商效用函數的取值區間，應該落在反映自然數的數軸上。基于匯率劇烈波動下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決策的行為效用，通常以在多大程度和范圍內轉嫁或吸收匯率風險的出口產品定價來表示，可以用匯率傳遞效應作為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決策行為的效用函數。顯然，相對于廠商出口產品定價，匯率傳遞效應是直接結果，相對于廠商的利潤收益，匯率傳遞效應是間接結果，但這不影響用匯率傳遞效應作為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決策的效用函數。關于第四個問題。當我們把匯率傳遞效應作為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決策的效用函數時，有必要在理論上說明這個效用函數的變量設置。在主流經濟學行為決策理論的分析框架中，理性決策的效用函數的變量設置主要以最大化為核心內容的，“理性經濟人”范式提供的有關理性決策的一般圖景是：偏好一致性＋效用最大化。其實，效用函數應當包含效用損失、行為準則等①。這個問題的深入研究涉及決策者的行為理性屬性。廠商的行為理性屬性的界定，不能只依據決策者追求自利的動機和實現效用最大化的結果，而是要考慮到決策有可能產生的效用損失。廠商決策出現了效用損失，這種決策究竟具不具有行為理性屬性，要點在于廠商在決策前有沒有對影響決策的信息進行整合、加工和處理，有沒有形成有關這項決策的特定認知，也就是說，行為理性屬性的界定，不僅要考慮行為動機和決策結果，而且要關注決策過程。當匯率出現大幅波動時，廠商出口產品定價的各種決策行為，有可能通過產品定價吸收了匯率風險，但也有可能難以把匯率風險轉嫁到產品價格上。此時，匯率傳遞效應的函數值就有可能出現正值或負值。廠商行為決策動機的多重性、選擇偏好的不確定性以及效用函數會出現正值或負值的現實性，給我們研究人民幣升值背景下廠商出口產品的定價決策提供了一種分析基礎。在理論上，運用這樣的分析基礎來考察現實中廠商的決策行為，或許能對廠商決策行為的效用函數作出符合實際的解釋。
三、人民幣升值背景下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決策的理論分析
人民幣相對于美元或其他國際貨幣的升值，會削弱出口產品價格在國際競爭中的優勢，成本與收益之間的利潤空間會支配廠商出口產品的定價決策。以貨幣傳遞效應作為廠商出口產品定價的效用函數，主要是基于它反映了廠商出口產品的定價決策會通過轉嫁價格損失來彌補利潤的考慮。廠商作為理性經濟人，出口產品定價的行為決策動機是追求利潤最大化，但在人民幣升值的約束下，廠商決策時會產生利他、互惠或公平等選擇偏好，這種多維的選擇偏好所導致的決策，有可能降低廠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效用值，用我們劃定的廠商產品出口定價的效用函數來講，匯率傳遞效應就有可能出現較低值。針對人民幣升值背景下某一行業出口產品定價所作出的有關匯率傳遞效應的實證分析（畢玉江，朱鐘棣，2007；王菁，張鵬，2009），如果這些分析能夠結合廠商決策的多維選擇偏好來展開，則對匯率傳遞效應或許會有深層次的符合現實的理論認識。在人民幣升值趨勢化的國際金融環境中，受多維選擇偏好影響的廠商出口產品定價的效用函數是非線性的，它不同于主流經濟學描述的那種線性的效用函數；對非線性的效用函數的數理模型刻畫，存在著很多一時還難以逾越的困難，需要考慮到多重決策動機和多維選擇偏好及其組合。我們先運用定性分析來描述這一非線性的效用函數，具體方法是把行為準則、效用損失等引入效用函數。事實上，人民幣升值所導致的成本與收益之間利潤空間的縮小，會驅動出口產品的提價，而產品提價會壓縮外商的利潤空間，這就是說，價格博弈中的廠商效用函數值是不確定的。
通過效用函數值的不確定性來揭示效用損失，是可以用大量現實來證明的，但解釋效用函數應該包含行為準則，需要某種迂回的說明。在廠商與外商的價格談判協商、契約制定和修改的過程中，出口產品的定價客觀上有著一些非正式制度安排的行為準則。在行為理性的范圍內來認識廠商出口產品定價的行為決策，可以將客戶關系維系、利潤分享等行為準則看成是影響廠商決策從而影響效用函數的變量。擺在廠商面前的一個基本事實是：人民幣升值對于中外廠商來說，要求重新確定出口產品的價格體系。換言之，中外廠商要實現自己期望的效用函數值，他們的行為決策動機、偏好就不像主流經濟學所描述的那樣單一和具有內在一致性，而是要發生相應的調整，這種調整不僅涉及對效用函數的真實世界的認識，而且要求對廠商理性決策的行為過程作出解說。在信息不對稱的背景下，廠商很難掌握未來人民幣升值幅度的充分信息，很難獲悉交易伙伴未來的行為對策及其他的環境因素變化，很難擺脫有限理性約束而準確預知出口產品價格調整后的效用函數。人民幣匯率波動對廠商調整出口產品價格的決策行為是顯而易見的。一般來講，當人民幣在某一階段升值幅度較大時，提高出口產品價格是廠商取得期望的匯率傳遞效應的最佳路徑；反之，當人民幣在某一階段貶值幅度較大時，廠商則希望維持前期的出口產品價格或通過適當的降價來取得期望的匯率傳遞效應。但對應于以上兩種情形的提價或維持價格不變（包括不到位的降價），通常會封殺國外市場的有效需求，于是，廠商在出口產品定價的決策中，就不得不遵循利潤分享和客戶關系維系等行為準則。以廠商的行為決策過程而言，廠商會搜集、整合、加工和處理影響匯率傳遞效應（效用函數）的信息，力圖在遵守交易行為準則的基礎上探尋并形成對出口產品定價的適時適度的認知，然后再作出調整價格的決策。
廠商出口產品的定價決策有時會出現不滿意的匯率傳遞效應，即效用函數較低甚至出現負值，但針對這種情況，不能武斷地將這一結果歸結為是廠商的非理性決策。從理性決策的行為過程來考察，只要廠商對信息和環境等復雜因素進行了思考并形成認知，即便效用函數較低甚至出現負值，也屬于理性決策。廠商出現非理性決策，是沒有對影響匯率傳遞效應的信息進行搜集、整合、加工和處理，沒有對人民幣升值所導致的各種環境因素變化進行思考，以至于沒有對出口產品如何定價形成特定的認知，而只是簡單地依據人民幣升值幅度來調整出口產品的定價幅度并作出決策。理解行為理性決策的屬性，是解說匯率傳遞效應與廠商行為決策相互關系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廠商的行為偏好受決策動機和效用的制約，但特定事件（人民幣升值）會在一定程度和范圍內改變或重塑廠商原有的偏好系列。這一帶有結論式的理解，是從行為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等非主流學派有關行為決策的論著中得到啟發的。
人民幣升值的趨勢化，并不改變廠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決策動機，但它會強化廠商出口產品定價的行為準則，這種強化或多或少會使廠商的選擇偏好不同于人民幣升值趨勢化之前的選擇偏好。這種偏好變化最明顯的幾個不同點，是廠商考慮到國外市場的需求會把效用函數的期望值從最優降至次優，把原來通過維持一定價格基準的模式轉化為通過降價式的數量擴張以獲取最大利潤的模式，把原先主要依賴于出口補貼轉化為對降低產品成本的關注，等等。匯率傳遞效應作為出口產品定價的效用函數，說到底，是能否通過價格轉嫁以回避匯率波動風險，從而實現廠商的利潤期望問題，我們可以在理論上認為，廠商利潤期望的調整會改變廠商的偏好，從而改變廠商的行為決策。假如我們以Y表示匯率傳遞效應，以X1、X2、X3、X4依次表示動機、偏好、匯率和出口產品價格，在人民幣升值趨勢化的情況下，可以將函數Y＝F（X1，X2，X3，X4）理解成是一個復合函數。其中，X1至少可以看成是自利追求（A1）、互惠（A2）、利他（A3）和公平（A4）的函數，即X1＝f1（A1，A2，A3，A4）；X2至少可以看成是收益最大化（B1）、客戶關系（B2）和利潤分享（B3）的函數，即X2＝f2（B1，B2，B3，）；X3至少可以看成是利率（C1）、經濟周期（C2）的函數，即X3＝f3（C1，C2）；X4至少可以看成是國際產品供求（D1）、價格（D2）的函數，即X4＝f4（D1，D2）。于是，匯率傳遞效應函數的復合形式為：Y＝F（f1，f2，f3，f4）。這一復合函數的理論描述包含著廠商決策時的信息、環境等極其復雜的內容，在計算機統計和測算功能達到很高的水平時，我們可否更一般性地通過Y＝af1＋bf2＋cf3＋df4＋ε進行回歸計量呢？這一分析思路值得進一步研究。函數Y給廠商出口產品的定價決策展現了一幅極其復雜的圖景，但實際的定價決策并沒有那么復雜。概括而言，廠商對X1＝f1（A1，A2，A3，A4）中的決策動機會作出理智的選擇，會在X2＝f2（B1，B2，B3，）中確定出有利于提高效用的偏好，并依據X3＝f3（C1，C2）和X4＝f4（D1，D2）所含括的信息和環境等變量進行思考、認知和決策。
相對而言，廠商在理性決策的范圍內思考和認知X1和X2的時間要短、程度要淺，而思考和認知X3和X4的時間要長、程度要深。廠商思考和認知的時間越長和程度越深，他們的有限理性的實現程度就越高，但這并非意味著效用就越高①。廠商受有限理性約束是一回事，但決策能否實現較高的效用是另一回事。準確地說，只有當廠商對信息和環境等復雜因素進行了正確的搜集、整合、加工和處理時，才能產生較高的效用。換言之，只有當廠商對X3和X4中影響定價決策的主要變量進行深刻思考并形成正確的認知時，匯率傳遞效應才能出現較高的效用。世界經濟運行所顯現的經濟周期的階段性，國際市場產品供求關系及價格變動，是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時必須提前預測和始終要深入跟蹤研究的重要因素。一般來講，廠商會搜集、加工和處理與自己生產的產品相關聯的經濟周期資料，在產品定價時，不僅充分考慮產品的國際供求關系及價格波動，而且關注替代品的國際供求關系及價格波動；在不同經濟周期階段和不同國際市場的產品供求格局及價格體系下，廠商會對出口產品的價格決定采取不同的決策。聯系匯率波動來看問題，當人民幣升值幅度較大時，為了維持產品的國際市場份額，廠商通常會采取降價決策并輔之擴大出口數量來提高或維持效用；當人民幣升值幅度不明顯時，廠商通常傾向于采取維持出口產品價格不變的決策。當然，如果產品具有很高的科技含量并且其在國際市場中占有率極高，廠商也會采取提價的決策把匯率波動的損失乃至于增加的生產成本轉嫁到產品價格上。此時，匯率傳遞效應便取得非常高的效用值。匯率波動影響出口產品價格的過程，通常是與利率波動交織在一起的。國際金融市場的運行狀況及其與物質資本的聯系，在相當大的范圍內集中體現在各國的利率之中。廠商會把人民幣升值幅度與產品進口國的匯率波動和利率波動進行比較，以決定采取什么樣的定價策略。一個最簡明的比較分析方法，是把產品進口國的匯率和利率上升、下降、不變的三種不同情形，分別對應于人民幣的升值幅度，在結合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基礎上，分別考察這三種不同情形下外商得到期望利潤的價格接受區間，以在保證外商能夠得到期望利潤的前提上決定出口產品價格。廠商依據這樣的定價原則所采取的決策，不僅在維系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體現了利他、互惠和公平的決策動機，而且實施了維系客戶關系和利潤分享的行為準則，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行為選擇偏好。當然，匯率與利率交織在一起的波動對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決策的影響遠非這樣簡單，但就廠商的決策動機、偏好和效用函數的理論分析而論，沿著這樣的思路，可以依據實際對廠商出口產品定價的匯率傳遞效應展開討論。
函數Y＝F（f1，f2，f3，f4）之于廠商出口產品定價決策所顯現的匯率傳遞效應，從結果來看，會引導經濟學者注重對現實問題展開實證分析，但從過程來看，則會引導經濟學者從效用函數角度關注廠商的決策動機、偏好和效用值。總之，在決策動機和偏好選擇既定的情況下，匯率傳遞效應所反映的效用值的大小和正負，是廠商在出口產品定價中理智思考、形成認知和決策的結果。這一點，可以作為我們理解和認識人民幣升值背景下“匯率傳遞效應與廠商決策行為”這一專題研究的理論基礎。
四、分析性結語
1、要認真學習，要學習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學會用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去分析問題、解決矛盾；
2、要認真進行思想改造，除認真學習外，最重要的是要經常進行自我改造，要想認真地自我改造，就要以世界觀為標準，不斷檢視自己的思想和行為，進行必要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克服任性和偏私；
3、要善于區分觀念的正確與否，把握好自己的言行，對所有事物和觀念和說法，必須要有一個正確的區分，對錯誤的東西必須要堅決抵制。
（來源：文章屋網 ）
論文內容摘要：與國際企業相比，國內零售企業在價格、管理水平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這更要求國內企業努力提升顧客感知價值。面臨跨國公司的巨大挑戰，國內零售企業需要培育自身核心競爭力。隨著以顧客為中心的市場理念的形成，顧客感知價值已成為零售企業的生命線和獲取競爭優勢的新來源。
零售業作為商品流通的中間環節，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伴隨著國外零售業巨頭大規模進軍我國零售市場，國內零售企業的生存能力受到了嚴重挑戰，市場份額不斷喪失，業務毛利率不斷降低，管理費用居高不下等。因此，如何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是企業未來發展的關鍵。顧客感知價值是現代營銷學的新興分析視角，是連接顧客與產品的關鍵因素。從顧客感知價值的視角探討如何提升零售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顧客感知價值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作用途徑
（一）顧客感知價值的內涵與特點
所謂顧客感知價值（CPV），Zeithaml（1988）指出企業在為顧客設計、創造、提品和服務的過程中應該從顧客為導向，把顧客對價值的感知作為決定因素，而顧客所感知價值主要包括四個方面：低廉的價格、預期獲取的效用、產品的真實質量和顧客的付出與得到的權衡。Monroe（1991）將顧客感知價值定義為“感知利得（PerceivedBenefits）與感知利失（PerceivedSacrifice）之間的比例”，認為“購買者的價值感知體現了對產品感知質量或感知利益與因支付而產生的感知利失之間的權衡”。
綜上所述，顧客感知價值的根本是“以顧客為導向”的營銷模式，顧客具有主觀性、動態性、層次性等特點，導致顧客感知價值也具有主觀性、動態性、層次性。這主要表現為：顧客感知的利得與損失與單個顧客的特定個性和獨特需求緊密相關；顧客的個性與需求隨著時間和環境的變化會產生明顯的差異；需求的層次與顧客的生活狀況息息相關，不同顧客所在乎的價值利得與價值損失有顯著的層次性。顧客感知價值的過程是一個不斷權衡的過程，基于自身特定情況不斷地尋求產品價值與產品成本均衡的決策過程。
（二）零售企業核心競爭力的界定
核心競爭力的概念是美國密西根大學商學院普拉哈拉德教授和倫敦商學院哈默教授于1990年首次提出，認為“企業核心競爭力是指在一個組織內部經過整合了的知識和技能，尤其是關于如何協調多種生產技能和整合不同技術的知識和能”。核心競爭力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根本，是企業擴大經營的能力基礎。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為了實現公司的價值最大化，它必須以顧客為中心，以企業的長期利益為落腳點，幫助實現顧客最為關注的、核心的、根本的利益。
零售企業是向顧客轉售商品的中間企業，是連接制造商和消費者的分銷渠道。零售企業處于生產制造商和消費者的連接環節，直接面對最終的消費者，是消費信息的終端，能夠最直接反饋和引導消費的行業。零售企業無一例外地會尋找自己的業態形式以及在整個零售市場中的競爭優勢，而構建競爭優勢的關鍵在于塑造核心競爭力。應該認識到，零售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零售企業能夠及時掌握并且適應消費者需求變化的趨勢，經過長期精心培育而建立起來的能給企業帶來競爭優勢的資源和能力。它是零售企業開展競爭的根源及源泉，企業的資源應當緊緊圍繞核心競爭力來進行配置。零售企業核心競爭力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完善的產品服務體系。作為商品流轉的中介機構，零售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更多地體現在商品服務上，能夠有效地為顧客提供所需的商品與服務。為顧客所創造的價值更多地表現在優惠的商品價格、舒適的購物環境、購買商品的便利性、支付款項的時間間隔和售后服務等方面。
優秀的組織管理能力。保證商品快速流轉是零售企業獲取利潤的重要因素。企業組織管理能力是實現商品快速流轉，完成企業經營目標的基礎。優秀的管理能力包括企業經營方針的確定、企業信息化的建設與維護、企業文化的構建等。
差異化的經營戰略框架。商品流通包括流通的商品和商品流通的渠道。零售企業的競爭優勢在于吸引顧客在本商場購買所需要的商品。為顧客提供差異化的產品和服務，以及利用更具優勢的購物環境都能幫助企業實現這一競爭優勢，吸引和留住顧客資源。
（三）顧客感知價值與零售業核心競爭力構建
零售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主要體現在能夠為目標客戶提供持續的、有差異的價值，是企業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生存的根本。基于零售業直接與客戶聯系的特性，顧客感知價值直接制約了商品價值在企業與顧客之間的流轉，是企業核心競爭力構建的基礎。兩者相互聯系，具有非常緊密的關系。如圖1所示。
1.顧客感知價值是零售企業核心競爭力構建的基礎。顧客是企業實現價值的根本來源，提升顧客的感知價值才能保證企業經營目標的完成，因此，零售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培育應以顧客感知價值為導向，其核心競爭力體系應該主要由企業對顧客需求的預測和反應能力、適應不同的經營環境的能力以及其相互作用為基礎進行構建。顧客感知價值是一個動態的、有層次的協調過程。企業在構建競爭優勢的過程中，應當綜合考慮目標客戶的特點和消費習慣，分析目標顧客的感知利得和感知損失，力求增大利得而減小損失。并且根據市場行為的變化進行持續的修正和調整。
2.企業核心競爭力是企業挖掘顧客感知價值的保障。顧客感知價值戰略的實現是個長期過程，需要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作保證。核心競爭力是戰略形成中層次最高、最持久的單位，其不僅決定了企業有效的戰略活動領域，還體現出了企業經營的文化導向。將顧客感知價值放置于核心競爭力這一基石上，就能帶動企業方方面面的工作圍繞它展開。具有核心競爭力的企業能夠在較長時期內保持超過同行業平均水平的投資回報率，能夠保證企業用于提供給顧客更高價值的產品或服務。
國內零售業的競爭現狀
（一）產品價格不具優勢
價格是消費者購買過程中最為看重的因素之一，也是選擇購物場所的重要指標。中外零售企業在產品定價方面存在較大差距。沃爾瑪提出了“天天低價”的競爭策略，其成功實施的關鍵在于直接訂貨采購模式。沃爾瑪利用其全球采購系統，成功切斷了商品流通過程中的中間商，直接向制造商訂貨，節約了中間的傭金費用，大大降低了商品的采購價格。但是絕大部分零售企業（廣大的農村市場）受到規模和管理水平、資金等限制，還無法直接從制造商直接訂貨，中間商、商環節加重了商品成本，導致企業在商品定價方面缺乏優勢。
（二）購物環境有待提高
寬敞舒適的購物環境是消費者選擇購物場所的另一關鍵因素。購物環境主要是指購物過程中的精神滿足和物質上的實惠。大多國外零售企業能夠為顧客提供寬敞明亮舒適休閑的購物環境，配備熱情周到的導購員，設立快速、便捷的結款通道，為顧客贏得寶貴的休閑時間，開辟寬闊的停車場所，保證購前、購后的出行方便。此外，對購買一些大件商品可提供送貨上門等一系列售后服務。這些措施極大地降低了顧客的感知利失。而國內很多零售企業往往只顧及到短期收益，不會考慮購物環境、購物過程中的各種配套服務等對顧客感知價值的影響，從而導致顧客嚴重流失，企業效益直線下降，最終破產倒閉。
（三）企業信息化水平比較落后
物流分銷對零售企業至關重要，一個好的物流分銷系統不僅能夠保證商品及時、準確地傳遞到顧客手中，而且可以為企業贏得足夠多的價格優勢。物流分銷的效率直接受企業信息化水平的制約。國內眾多零售企業的物流分銷系統并不健全，從而導致企業只能局限于某一狹小的范圍內，無法擴大自己的企業規模。同時在選址方面也過于草率，導致企業競爭力不高，根本無法與外資零售企業抗衡。
（四）企業文化與管理水平有待加強
企業文化是企業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逐漸為大家認可并自覺地變成自已行為的共同理念、價值準則，對企業的凝聚力起著重要的作用。許多零售巨頭都非常注重自己的文化建設，例如“顧客第一”是沃爾瑪的重要經營理念。這些理念的提出，不僅給顧客帶來了物質價值的滿足，更重要的是給顧客帶來特殊的體驗價值，增加顧客的總體效用。而國內很多零售企業盡管也提出過“顧客是上帝“顧客至上”等口號，但不少企業做的不到位，其原因在于僅僅停留在口號表面，沒有深化到文化層面，結果既沒能給顧客帶來價值，也沒能提升顧客對企業的忠實度。
基于顧客感知價值的企業核心競爭力構建
（一）樹立“客戶至上”的經營理念，加強關系營銷
影響顧客感知價值的重要因素是顧客在購物環境中的感受。國內外賣場最大的差別就在于服務質量的迥異。雖然，國內大多數賣場提出了“顧客第一”的口號，但是真正能夠有效實施的企業寥寥無幾，這在顧客心中形成了強烈的心理落差。企業通過加強顧客與企業的情感聯系，以及口碑推薦的附加利益和聯誼活動等可提升顧客感知價值。要做好顧客關系管理，零售企業必須非常清楚顧客對產品或服務的價值得失是如何衡量的，這樣就清楚了顧客的選擇動機和價值觀。企業真正懂得去理解顧客是如何與之建立起購買關系的，將更有助于企業去創建適合自身的核心競爭力。
（二）追求合理化規模，提升競爭優勢
目前國內零售業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怎樣與國際大集團進行競爭。我國的零售企業要想在市場中站穩腳跟，乃至參與國際分工，就必須要走集約化、規模化的道路，取得規模效益。我國零售企業間可以采取多種分工合作模式，比如橫向一體化，即同業態的企業采取連鎖經營、并購重組等方式組成集團，或強強聯手提高市場競爭能力。還可以采取縱向一體化的合作模式，零售企業與相關的上下游企業形成產業鏈，加強零售商與供應商和客戶的合作，使他們之間形成整體，可以迅速擴大規模。另外還可以采取與外資合作的方式，開展合資或合作經營，借助外資的優勢，取得利潤，增強自己的實力。
（三）通過營銷創新，加強客戶期望管理
零售企業要通過外部營銷手段，有效影響顧客期望。根據自己的產品定位，企業可以利用傳統的營銷活動向顧客作出明確的功能、情感和社會價值承諾。同時，企業還可以通過工作人員、營業設施的設計和布置以及服務過程本身來影響顧客期望。例如，企業可以通過高檔的建筑裝修，向顧客傳遞高功能價值和高社會價值的信號；通過禮貌的工作態度和溫馨的營業環境，向顧客傳遞高情感價值的信息。企業要避免過度宣傳，以免使顧客產生超過企業績效的心理預期。顧客期望對顧客感知價值有著很大的影響。如果企業承諾過度，顧客期望就會被抬得過高，所感知的顧客價值就會下降。即使客觀來說，顧客體驗到的價值可能很高，但由于他們的期望更高，兩者間就形成差距，從而降低了顧客感知價值，更有可能造成顧客的不滿意。過度承諾、過早承諾，都會使企業為提升顧客感知價值所做的努力大打折扣。因此，企業要避免做出不切實際的承諾。就實踐而言，將顧客期望控制在相對較低、但足以吸引顧客的水平，也有利于企業游刃有余地處理顧客關系，從而提升顧客感知價值。
（四）加強零售企業的品牌建設，強化“民族品牌”
品牌戰略是培育零售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支撐，沒有品牌戰略，零售企業就難以形成持久的核心競爭力。塑造良好的品牌，有利于降低顧客的購買風險，增強購買信心，有利于保證商品的質量，形成企業經營特色；有利于培養顧客認店購買的忠誠，有利于降低流通成本，取得規模效應。而且，個性鮮明的品牌可以使顧客獲得超出產品功能之外的社會和心理利益，增進顧客對產品購買的信任感，消減顧客購前難以估測的金錢、社會和安全的感知風險，甚至顧客感知的價值就是企業品牌本身。因此，優良的品牌有助于提升顧客的感知價值。
參考文獻：
1.梁海紅.基于顧客價值的服務企業競爭優勢分析[J].商業研究，2006(3)
2.孫曉偉.基于顧客價值視角的企業競爭力分析[J].經濟師，2006(3)
關鍵詞：生命科技 生命倫理 人文價值 融合
縱觀人類社會的發展，社會進步和發展需要科技的推動，但也離不開倫理的支撐和維系。我們看到，在生命科技發展的過程中，生命倫理日益受到世人的關注，人們試圖從不同的角度去解讀科技與生命的價值。事實上，從器官移植、生殖技術、安樂死、醫學實驗到基因、克隆技術等等，生命科技的發展給社會倫理帶來一次又一次的困惑和沖擊。筆者認為，生命科技和生命倫理之間其實并沒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生命科技與生命倫理在發展中有著共同的人文價值追求，我們應探索并把握生命科技與生命倫理人文價值新的平衡點，并促成其合力的發揮。
一、生命科技人文價值的歷史反思
縱觀生命科技發展的發展，我們看到其有著厚重的社會背景。馬克思認為:“科學是現代生命科技的倫理問題研究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 20世紀中葉以來，現代科技得到全方位迅猛發展。在這種背景下，科學技術已經成為發展的第一要素，科技實力實際上成了決定各國未來發展的關鍵因素。美國一位科學家所說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哪個科學領域在為人類謀福利和在基本知識的積累上有像目前生命科學那樣的廣闊前景”。[2] “基因工程、人體基因組計劃、克隆技術”成功實現了生命科學的三大突破，預示出二十一世紀生物學革命和生命科學世紀的到來。但在相當長的時期里，科技的價值取向被定位于探索未知與求利，從而人們不得不把思維的視角從科技認知與實用價值集中到科學技術的人文社會價值本身上來。
長期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與科學技術一樣，“科學是一種強有力的工具。怎樣用它，究竟是給人帶來幸福還是帶來災難，全取決于自己，而不取決于工具。刀子在人類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于殺人。”[3]從本質上講，生命科技不斷被人類所拓展、運用，其根本目的是為人服務，其價值貫穿并體現著“關心人、愛護人，為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創造盡可能的良好條件”的人本主義終極關懷的人文精神。當然，我們也應當看到，生命科技的進步必然引發人們傳統生命倫理的重構。人的存在是一種完全不同于其它物體的“自為的存在”，而自為的存在總是表現為主動的和積極的存在，它要不斷地否定和超越自己，總是在變化，沒有停息。”[4]因此筆者認為，生命科技的研究和運用的人文價值應是追求真與善的統一，生命科技活動的好奇心必須服從責任心，求真是手段，求善才是生命科技追求的終極目標。
二、生命科技與生命倫理在碰撞中豐富內涵
生命科學的發展催生生命倫理內涵的不斷豐富。愛因斯坦說:“單靠知識和技巧并不能使人類走向幸福和高尚的生活”，因為，“關于真理的知識本身雖然是了不起的”，但是，“它卻很少能起指導作用，它甚至不能證明向往這種真理知識的志向是正當的和有價值的” [5]。在人類新開辟的各種活動領域，其各種關系的調整需要成了相應倫理產生的邏輯必然，現代應用倫理學中的生命倫理學正是在這種歷史邏輯下產生、發展，并不斷得到完善。我們可以說生命倫理的研究是隨著分子生物學、生物醫學技術的飛速發展，對于人類基因組計劃、輔助生殖和克隆技術等的研究和實施，需要做出理性的思考和道德判斷而產生的。生命科學的研究和實踐使得醫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法學家、政府決策機構和公眾匯聚于生命倫理學的研究領域，共同探尋生命科學研究的規范措施和對策。
生命倫理強調的是生命的價值，它認為，人的生命具有至高無上的價值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權利。因此生命倫理要遵循的基本原則應包括：有利、尊重、公正和互助。生命倫理的價值精神首先應體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人的生命本身是珍貴的。二是任何一個享有生命的人，他們的生命都是同等寶貴的，都是應當受到尊重和珍視的。第三，保存生命、尊重生命的原則，在次序上是最優先的，優先于所有其他的道德原則。生命價值的普遍性和優先權，基本是人們的共識。目前，對生命科技與生命倫理的價值沖突存在不同的認識，原因是當代生命科學的理論研究和技術實踐，在輔助生殖中的人工授精、胚胎移植、代孕及克隆技術等方面產生了形形的倫理道德難題。所以，生命倫理在探討生命的價值問題時，著眼點不應僅僅放在對生命價值的方方面面進行最終論證上，而應在維護人類共同幸福這一主導思想下，生命科技與生命倫理的結合是歷史的必然。
三、生命科技與生命倫理在和諧社會追求中融合
首先，追求人文價值是生命科技發展的原動力。J.M.斯托登梅爾認為，“脫離了人文背景，技術就不可能得到完整意義上的理解。人類社會并不是一個裝有文化上中性的人造物的容器。那些設計、接受和維持技術的人的價值與世界觀、聰明與愚蠢、傾向與既得利益都必將體現在技術的身上。”[6]馬克思指出，人性是人與其它動物區別的重要表征，其包括了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兩個方面，人不是固有的抽象物，其根本屬性是現實性上社會關系的總和。我們在研究分析人性的需要時就應該用歷史的、發展的思維，在特定的時空中加以界定。因此，對生命質量的關注達到了新的層次，人們開始習慣從定性和定量的角度思考生命的倫理意義。在生命面前，科技必須尋求更加人性化的發展方式，必須符合人類的長遠利益，必須警惕生命科技可能引發的對人性需要的扼殺。
其次，生命科技的人文價值是社會文化完善的現實需要。人們對科學技術在認識上有一個誤區，有一部分人試圖將科學技術與人文精神相分離。其實，科學首先是作為文化而存在的，生命科技亦是如此。人在自然中生存，人解釋自然，為自然尋找秩序，為自己制定行為規范，這就形成了文化。社會文化是對人性的反映，人性方方面面的需要自然也會反映到文化中。 “人之所以在其它生物面前有優先權是因為人是有道德行為、道德意識的主體，是有自我意識的理性之人，因而認為只有具有理性之人才談得上擁有作為社會心理過程的一種結果的完全道義上的生命權利。”[7 ]康德指出，一個理性的存在者產生能自行選擇目的的能力（從而其在自由中），就是文化。因此，至于人類種族，我們有理由歸于自然的最終目的的，只能是文化……。可見，人類文化的核心和生命力就是對人類價值的追求，體現了典型的人文終極關懷。社會越發展，社會文化越進步，生命科技的人文價值也必將更加彰顯。
再次，在人文價值引領社會前行中實現生命科技與生命倫理的和合。堅持生命科技研究為人類的生存、幸福和發展服務的宗旨，堅持行善避惡、趨利避害、公正的恒久道義，不但有利于促進生命科技的健康發展，而且對和諧社會的重構，促進生命科技與道德文化協調發展，提高人類生存質量有著積極的意義。中國著名的哲學史家、北京大學湯一介教授指出，在當今科技高度發展的信息時代，人類要生存和發展下去，就要建立起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系，建立起一種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系。因此，生命科技的研究本身對其成果的運用有直接導向作用，在項目研究以前和過程中就應當有文化價值的正確導向。總之，在生命科技發展中必然與自由的把握應該是循序漸進的，其中和諧與高質量的生命、生活是其基本表征。生命科技的運用應該為人服務，生命倫理也是更好體現人文關懷，而不是相反。正如學者沈銘賢在《科學哲學與生命倫理》一書中指出：在當前經濟長足發展，人們致力于構建和諧社會的征程中，我們應該同時舉起兩面旗幟――科學的旗幟和科學與人文交匯的旗幟，不能只呼吸一種文化空氣，促進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良性互動。在科學技術成為強勢文化的今天，生命倫理學更必須對生命科學給予深刻仁愛社會文化的關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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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ohn M. Staudenmaier，S.J:《Technology’s Storytellers: Rew eaving the Human Fabric》，Cambridge，Mass: MIT Press，P.165。
論文摘要：經濟學發展的歷史說明:經濟人假定是經濟學體系得以建立的基礎，在經濟分析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很設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因此，家庭的生育行為也是經濟人作出的理性選擇，通過子女的生育、撫養以實現生育利益的最大化。基于此，面對農村較高的生育率及嚴重的性別比失調，政府也應從經濟人的視角制仃相應的政策，以實現生育行為與社會發展相協調。
一、生育行為是一種理性經濟人的行為
“經濟人”(home occonomicus，或economic man)，簡單地說指人是自私自利的，其經濟行為的原始驅動力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個人追求的利益與社會利益是一致的，那么就能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然而，在很多情況下，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并不一致;因而，個人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時，并不能使社會得到最大利益，有時甚至會導致社會利益的損失。
家庭的育齡夫妻作為經濟生活的理性人，其所進行的生育行為是一種經濟人的行為，從經濟學角度看，我國(特別是農村)的多胎生育以及男孩偏好正是經濟人假說的表現。在傳統社會里，為了實現經濟利益與非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家庭希望多生育小孩。從經濟利益的角度看:(1)在低下的生產力水平下，子女.的多少代表勞動力水平的強弱，子女多(特別是男孩多)，勞動力足，在平時的生產中，就能擔負起更重的體力的投人，因而就能有更多的產出，家庭的經濟收人也得到增加;(2)成年子女不但能增加勞動力的投人，同時，也是父母養老的保障。一般來說，一個人的生命周期長度要大大長于其工作時間，工作時間只是其生命周期的一個階段，為了在失去勞動能力后仍然能維持生活需要，人們必須將勞動時期獲得的收人的一部分積蓄起來，而適于積蓄的物資財物是土地、房產、貴金屬和珠寶等商品，在傳統的農業社會，有能力進行這種物資財物積蓄的人僅僅是少數，對于絕大多數的人而言，消費的剩余可能很少，因此，其終身的資源分配就難以利用財富或貨幣進行儲蓄，而只能用人力儲蓄的方式，即生育子女。子女及其勞動能力具有永久積蓄的特點，因而成為重要的養老資源。同時，土地、房產、貴金屬和珠寶等商品的價格不穩定，保值增值的不確定性因素多，而子女卻能給家庭帶來永久的收益期望。多子女與獨生子女相比，在勞動力投入與增殖保值方面，具有更大的優勢。另一方面，從非經濟利益的角度，也即是效用最大化:(1)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多子多福”，兒孫滿堂，子女多，幸福感強;(2)“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生育子女特別是男孩，也滿足了孝文化的需要。所以，多育以及男孩偏好，能實現經濟人假說的效用最大化的要求。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子女多，老年人從子女處得到的養老保障費用也多。
假設2:子女多，老年人從子女處得到的精神安慰高。
二、數據收集
本次采用整群隨機抽樣調查的方法，先在湖南新邵縣新田鋪鎮下轄的29個行政村中抽出5個行政村，然后在被抽取的行政村中普查60歲以上的老年人養老方面的基本狀況。除少數老年人遷居外地或因其他原因未能被調查外，共回收有效資料310份。由于農村60歲以上老年人文化程度一般較低，因而均以問卷訪談的方法來取得資料，即筆者對每一位老年人進行直接入戶訪問，由筆者親自填寫問卷。問卷內容除了關于老年人的年齡、性別、文化水平、身體狀況、婚姻狀況、經濟狀況、居住狀況等基本情況外，還包括老年人贍養的各方面狀況，包括老年人自我養老狀況、子女供養狀況及對養老狀況的滿意度和養老中的主要問題與困難等。
三、子女及計劃生育戶養老保障狀況
1.為了本文的研究需要，我們從以下幾方面來說明調查數據:(1)生育狀況:在樣本中，有31位老年人沒有子女，其中巧人完全沒有子女，而16人通過過繼的方式續絕，從而擁有一個兒子。有279人育有子女，占90. 6%，平均生育4.45個子女。從性別來看，平均生育兒子數為2.39個，女兒數為2.05個，其中育有兒子最多為7個，女兒最多為4個。在樣本中，有子女老人289人，約占樣本總數的93.22% o ( 2)在樣本中，286位老年人無固定收人，依靠自己的勞動投人或子女供給獲得經濟來源，占總人數的68.39%(表1)。
2.老年人的養老狀況:(1)老年人自我養老狀況:在此次調查中，大部分老年人沒有固定的收人來源，在獨居或與配偶共居的310位老人中，有138人自己參加生產勞動獲得部分必需的生活資料，在與未婚子女共居的69位老年人中，他們由于還要撫養尚未成年的子女，因而全都參加家庭勞動，甚至外出打工，他們與子女之間的代際經濟流動可以概括為撫養型，因而他們在經濟上同樣是以自我養老為主。在問及是否參加家庭生產勞動時，回答為經常參加、偶爾參加和幾乎不參加的分別為198人、82人、30人，所占比例分別為63.87%;26.45%,9.67%;有65% (201人)的老年人或多或少地參加了家庭生產勞動，他們通過自己的勞動為家庭生產做出了貢獻，因而也可以算作自我養老。(2)老年人子女供養狀況:農村老年人養老主要依賴家庭成員，特別是配偶和兒女，這在此次調查中也表現得相當明顯。一是經濟供養在獨居、與配偶共居和與未婚子女共居的182位老年人中，有55.6%的老年人的已婚子女經常給分居的老年人提供現金資助，數額從每月平均10元到100元不等，均值為42元。提供方式既有定期提供，也有不定期提供，提供者除了老年人的兒子外，女兒女婿也或多或少會補貼一些。
二是生活照料:在獨居、與配偶共居和與未婚子女共居的182位老年人中，有63位老人的成年已婚子女能夠經常給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占33.8% ;“位老人的已婚子女不定期提供一些生活服務，占32,6%;其他的63位老人的子女偶爾為老人提供一些生活上的照料，占36.6%。在與一個已婚子女共居的老年人家庭中，相當一部分老年人承擔了一些家務勞動。(3)老年人對養老狀況的感受:老年人對目前自身養老狀況的感受，主要涉及老年人對經濟供養水平、對生活受照料程度的感受、精神生活上的感受等幾個方面以及總體上的幸福感。有49. 5%有子女老年人對目前的物質生活水平感到滿意;感到物質生活條件較艱苦的有45人，占16. 6%;其余的86位老年人基本上處于溫飽線左右，占34.1%。而對于受照料程度，約1l3強的老年人感到滿意，感到不滿意的老人有25位，占9.2%，137位老人對于是否受子女照料及子女照料程度感到無所謂，占52.9%(見表2)。老年人對于精神生活的滿意度不僅與老年人的精神安慰有關，而且也關系到老年人的日常娛樂及社會參與。相比在家庭中得到的精神安慰，老年人在家庭外的精神生活非常單調乏味。
黨校的學習快接近尾聲了，回顧這短暫的學習歷程。心中感慨許多，學習的時間雖短，卻在其中受益匪淺。就拿昨天的主題來說吧，***員的人生價值觀。
首先，我們要清楚什么是價值和價值觀。根據的觀點，價值是指主客體關系中客體對主體的積極意義。事物、人或某種現象，對社會、階級、他人有積極意義，成為人們的追求對象，就具有價值。價值觀就是人們關于價值的根本看法，是人們頭腦中有關價值追求、價值判斷、價值選擇等內容的系統的觀點。
其次， ***員必須端正人生價值觀才能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員是人類歷史上最進步的階級即工人階級的先進分子。***的目標和宗旨要求***員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這就要求每一個***員要把實現****偉大理想作為自己的精神支柱，以為黨和人民的事業無私奉獻、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推動人類社會歷史不斷進步，作為自己人生最崇高的追求和最大的價值。一個***員，只有真正具有了這樣的人生價值觀，才能變得精神高尚，眼界開闊，胸懷坦蕩；才能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科學地觀察事物、判斷形勢、分析問題，在勝利和順境時不驕不躁，在困難和挫折面前不消沉不動搖，經受住各種風浪的考驗；也只有如此，才會徹底沖破一己私利的精神牢籠，在億萬人民創造歷史的廣闊天地里找準自己的位置，為國家為社會為集體的利益奮不顧身地工作，毫無保留地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和畢生精力。無數革命先烈和眾多先進模范人物的人生軌跡，都證明了這一點。因此，***員要無愧于***員的光榮稱號，真正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一定要在端正人生價值觀這個關鍵問題上多下功夫。
再次，作為一名積極分子，我們要明確新時期***員應有的人生價值觀系統。 第一，以為價值觀的理論基礎。***員必須以作為自己人生價值觀的理論基礎。這就要求***員以理論而不是以別的什么理論為基礎去觀察、分析和處理人生價值問題。 第二，以實現****為最高價值目標。****是人類最進步、最崇高的社會理想，***人把****理想作為自己的最高價值目標。***員只有始終不渝地堅持以實現****為最高價值目標，才能在社會實踐中產生正確的價值追求，在人生道路上保持明確的方向和不竭的動力 第三，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價值取向。***員是具有****覺悟的工人階級先鋒戰士，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員都必須堅持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的根本價值取向，以為社會做出最大貢獻為崇高價值追求，把人生價值定位在為他人、為社會做貢獻上。對人類社會的進步，對真理和正義，越是有所追求，越是目標遠大，就越是會變得堅強、自信、豁達、大度，不易被外界的誘惑所侵蝕和眼前的困境所挫敗。這樣，實現的人生價值就越大。 最后，以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的高度統一為價值實現途徑。***員要在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高度統一中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要認清自我的位置，在此基礎上找到自我的歸宿，置身于階級、民族、國家和人類的進步事業之中，成為一個“大我”。這樣，就如涓涓細流匯入大海，能獲得不竭的生命源泉、無窮的力量，從而使自己的人生價值得到充分的實現
通過這次的學習，我覺得我們現在這些積極分子能做的，就是要努力學習，勤于實踐，爭取能早日成為一名光榮的***員，早日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關 鍵 詞： 人生價值； 人生價值觀； 自命價值； 他命價值
一
人活著一般都有自己的生活欲求和人生看法，人的生活欲求和人生看法不僅實實在在地普遍存在，而且還因人而異或因時而異而有不同的內容。在人生理論里，我們把具有穩定性、綜合性、持續性的，表現為非“沖動”之形式的，人在人生方向上對自身意義的價值定位稱為“人生價值觀”或“人生價值取向”。通俗地說，“人生價值觀”或“人生價值取向”就是人對人生價值的最一般看法或取向。每個人對自己的人生都會有自己的價值定位和實際追求，人們會在縱橫紛紜的社會利益關系中作出自己的選擇——盡管這種選擇不一定一旦完成就一成不變。這，就是人生價值①的擇定。
當然，人在選擇自己的人生價值定位時，也往往會對別人的人生價值定位作出期望和預設。也就是說，人們一般不僅會對自己的人生應怎樣作出心理期望和預設，而且往往會對他人尤其是對其親近的人的人生應怎樣作出心理期望和預設。這，也是人生價值的一種擇定。因為人的存在是處在社會關系中的，人的人生價值定位的擇定必定既具有自我性，又具有非自我性。
人的人生價值定位的擇定，其基本原則是利傾性原則。從個人角度說，人選擇什么樣的人生價值定位是圍繞著人自己心理認定的利益進行的——既是以個人為中心的利益，也包括以社會為中心并內化為自身需求的利益，它都直接或非直接、直觀或非直觀、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價值主體的利益傾向。
人生價值定位的擇定依擇定主體劃分，可以分為自為和他為兩種，即自命價值和他命價值兩種。自命價值就是自己心理擇定的價值定位或價值期望；他命價值就是他者擇定而賦予個人的價值定位或價值期望。按價值擇定主體的實際狀況分，他命價值又可以分為三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我謂之“單性他命價值”。“單性他命價值”是指特定的社會個體對某一社會成員即對真正價值主體所期望的人生價值定位。其擇定主體通常指一兩個數的親屬、老師、朋友、同學、同事等。單性他命價值的擇定主體一般與真正的價值主體關系較親近，對價值主體的心理和行為具有較強的影響力。第二種類型我謂之“合性他命價值”。“合性他命價值”是指一定范圍內的社會群體對某一社會成員所期望的人生價值定位，如某一單位、某一村莊、某一城市社區對某人的價值期望。這種社會群體和真正的價值主體在空間上較接近，能通過社會言論等對價值主體的價值定位之選擇發生較直接的影響。第三種類型我謂之“復性他命價值”。“復性他命價值”是指整個社會尤其一個國家內的社會整體對價值主體所期望的人生價值定位。這種價值期望一般通過社會的主導性道德價值觀和社會的主導性輿論傾向對價值主體的人生價值定位之選擇發生相關的影響。
單性他命價值、合性他命價值、復性他命價值因擇定主體與真正的價值主體的親近性不同，而一般情況下呈現出具體性、直接性遞減和抽象性、間接性遞增的排列趨勢。特別是復性他命價值，因為它是整個主流性社會文化對價值主體的一種最普遍、最一般的價值期望，所以它往往是符合大多數人利益要求，符合一般社會歷史進程的價值期望——這里假定主流性的社會文化就是最合理的社會文化。當然，應當說明的是：文中把他命價值分為單性、合性、復性三種類型，是為了分析相對于價值主體的他者對價值主體自我價值定位的不同影響力，即為了分析非自我價值期望的多樣性。實際上，三者是相互包含、相互滲透、相互作用的，并且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二
為了深入地認清人生價值觀尤其是“人活著究竟為了什么”的問題，下面再來詳細分析人生價值觀中的自命價值這一內容。
人對人生價值的自我定位和追求，一般來說可以歸納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把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定位于實現對物利的享有，第二個層次是把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定位于實現對名位的享有，第三個層次是把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定位于實現對道義的享有。鑒于從最一般意義上講名譽追求、地位追求和道義追求也是一種利益追求，我們為討論的需要就把這三個層次分別簡稱為“物利實現”、“名利實現”、“義利實現”，并把其價值定位的對象性體現分別稱為“物利”（物質之利益）、“名利”（名位之利益）、“義利”（道義之利益）。
物利實現的人生價值取向就是把人生的價值、意義定位于最大限度地對物質利益的享有；名利實現的人生價值取向就是把人生的價值、意義定位于最大限度地對社會名譽、社會地位、社會尊嚴的享有；義利實現的人生價值取向就是把人生的價值、意義定位于最大限度地對社會道義的享有。而社會名譽、社會地位、社會尊嚴和社會道義的特殊地位決定了對社會名譽、社會地位、社會尊嚴和社會道義的追求一般也就是對他人或社會實際利益的增長的推進。換句話說，具體的實際利益一般情況下的非共享性和非共生性，決定了對他人、對社會實際利益的增長的推進，往往同時就也是對自我實際利益（尤其是非精神之實際利益）的付出。當然，這里的“義利實現”是泛指一切自覺地把實現他人或社會的實際福祉作為自我人生價值追求的價值實現。
在現實生活中，要實現他人或社會給予的榮譽、地位、尊嚴等精神性利益，一般就必須為他人或社會的實際福祉作出貢獻，作出自己的付出；要實現自我認可也是社會認可的社會道義，一般也必須為他人或社會的實際福祉作出貢獻，作自己的付出，甚至是自己的生命付出。可見，名利實現的層次是對物利實現的層次的一種超越；義利實現的層次呢，也是對名利實現的層次的一種超越。物利實現為享有直接的物利，名利實現為享有外在的名譽、地位，義利實現則為享有社會道義及他人、社會實際福祉的增進。每一種層次的超越，都是對自我物利的相對否定和對他者物利的相對肯定，都是精神境界的提升和道德人格的完善。實際上，在進步而合理的社會道德觀和社會評價下，要獲得他人、社會的巨大承認，要獲得外予的名譽、地位、尊嚴，則他必須為他人或社會作出更多的工作，更多的創造，更多的成就，更多的付出。如果說名利實現的人生價值定位還不是一種真正高尚、自覺的人生價值取向，那么義利實現的人生價值定位則是一種主要為他人、為社會謀福祉的高尚而自覺的人生價值取向了。
轉貼于 義利實現的追求是對自我能力實現的追求，是對他人或社會實際福祉的增長的追求，它已經提升到了有較高的社會責任感，有較高的人生境界，而把人生的價值和生命的意義定位于最大限度地實現自我的潛能并以此來推進他人、社會實際福祉的增長。這種義利實現的追求的最重要目的，不是為了自身物質利益，也不是為了社會名位，而是為了他人的福祉，為了社會的福祉，為了自我認可的一種道義或事業。可以說，借用馬斯洛需要層次理論的概念，本文所論及的義利實現之追求就是一種合乎社會道義的自我實現之追求，就是一種人生的利益指向和社會道義的利益指向相吻合的人生價值追求。
把自命價值分為三個層次，也是為了討論的需要。現實生活中單個的人往往既有名利實現的追求，也有物利實現的追求，甚至還有義利實現的追求。但我們認為一般一個人只有一種主導性的價值定位和價值追求，并且這種主導性的價值定位和價值追求在人的一生中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物利、名利、義利實現的歸納與分類，也不能完全包括所有的人生價值取向類型，比如某些藝術的、宗教的人生追求，其主導性的人生價值定位往往既不在于物利實現，也不在于名利實現，更與所謂的社會道義的實現相距甚遠。也就是說，有些人的人生價值定位及實際追求可能浮于這三種類型之間，也可能浮于這三種類型之外，也可能是這三種類型中的一種。
總之，從整個社會來看，自命人生價值是多種多樣的，但主要有層次相關的上述三種基本類型。而從社會個體來看，自命價值也不是唯一的和不變的，自命人生價值和他命人生價值一樣，都具有多樣性和變化性。
三
很明顯，自命人生價值和他命人生價值是來自不同方向的人生價值定位或人生價值期望，兩者往往是不一致而有沖突的。自命人生價值最能體現社會個體的自我利益要求，最能體現社會個體對自我人生的模式預設和價值追求；而他命人生價值最能體現他人、社會的利益要求，最能體現他人、社會對個體人生的模式預設和價值期望。各種人生價值觀的矛盾和困惑，往往恰恰發生在自命價值和他命價值的沖突中，發生在自命價值和單性他命價值、合性他命價值、復性他命價值的各種沖突甚至是他命價值的內部的各種沖突中（如下圖）。特別是他命價值中的復性他命價值，是社會整體對個人人生的最一般的模式預設和價值期望，它與自命人生價值的內容往往具有最大的差異和距離。自命價值最具有個體性、直接性、具體性，而他命價值中的復性他命價值最具有非個體性、非直接性、非具體性，自命價值與復性他命價值往往也就存在最大的矛盾和沖突。——本文的“復性他命價值”這一概念與傳統人生理論中的“社會價值”這一概念含義基本上是一致的。 人生價值矛盾關系圖②③
A：自命價值
B：他命價值
B1：單性他命價值
B2 ：合性他命價值
B3：復性他命價值
在承認人生價值觀和人生價值事實是兩回事的前提下，通過對人生價值定位的自命和他命的區別，通過對自命人生價值和他命人生價值各自內容的分析和相互關系的考察，我可以看到他命人生價值的多樣性和變動性，也可以看到自命人生價值的多樣性和變動性。而一個人人生價值觀的實際矛盾和心理困惑，就存在于自命價值和他命價值的沖突中，存在于具體的自命價值之內容和具體的他命價值之內容在排列組合上可能構成的種種關系中。依據我們現有社會的主導性道德價值觀和社會的主導性利益傾向，則人的人生價值取向應不斷地從低層次向高層次超越，從物利實現向義利實現發展，從而不斷地與他命價值中的最高價值類型——“復性他命價值”趨于吻合，也即與主流社會賦予的價值期望趨于吻合。只有自命價值和他命價值尤其自命價值和復性他命價值雙向運動，特別是自命價值向復性他命價值趨向運動，自命價值與他命價值的實際緊張關系才能得以緩和或消除，自我和他人、社會的多維關系才能得以協調和統一。
【 注 釋 】
① 本文文中的“人生價值”是“人生意義”意義上的人生價值，而不是“人生功過”意義的人生價值。前者屬于人生觀，后者屬于人生事實；前者指向人生的未來，后指向人生的過去；前者存在于人的主觀心理中，后者存在于人的客觀事實中。本文的討論，都是在人生觀的層面上展開，而不是在人生的實際功過層面上展開。
另外，人生價值（人生意義）的心理擇定和現實追求與人生目標的心理擇定和現實追求是不盡相同的。人生價值（人生意義）的認定和追求固然也是一種人生目標的認定和追求，但人生價值（人生意義）的認定和追求是一種抽象的目標認定和目標追求，它與具體的人生目標的認定和追求是有差異的。抽象的這種目標認定和目標追求，高于具體的目標認定和目標追求；但具體的目標認定和目標追求又對象化地體現抽象的目標認定和目標追求，體現在直觀、具體的人生目標上，甚至更直觀、更具體的一些生活目標上。
當代中學生人生觀、價值觀的特點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從人生目的看，當代中學生有理想、有追求，但羨慕實惠
人生觀，簡單地說，就是人們對人生目的和意義的根本看法。人生目的、人生態度和人生價值構成了人生觀的基本內容，人生目的是人生觀的核心內容。
當代中學生大部分能根據社會的需要確立自己的理想，但在確立理想時。主要集中在職業理想和生活理想上。“講實惠”的思想在中學生中有一定市場，甚至有同學認為“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在對未來職業工作類別的選擇中，大部分同學一方面希望能發揮自己的專長。一方面又希望工作比較輕松，收入比較高，缺乏吃苦耐勞精神。對個人生活方面追求考慮得比較多，但對做^標準和道德境界的向往追求考慮得比較少。”一個人不一定要有高貴的氣質。但一定要有高尚的品質。”作為當代中學生，既要有正確的生活理想、職業理想，更應有崇高的道德理想和遠大的社會理想。
二、從價值取向上看，中學生形成了公私兼顧、貢獻與索取并重，又比較重視自我的多種形式并存的人生價值觀
人生價值是指人們對各種人生目的和社會行為所具有的意義的認識，人生價值也是人生觀的核心內容。而人生價值觀則是人們在認識和評價人生目的、人生意義后所持的基本觀點。人生價值觀既是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和生產關系中形成的，又是在人們對自己和對他人的人生活動的認識和評價中逐步形成的。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學生處在發展商品經濟和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矛盾交織點上，處在個人成才與社會需要、正確的理性認識與社會上出現的消極現象的矛盾沖突中。一方面，由于社會的進步發展對中學生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他們自我意識增強，促進了他們奮發向上；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消極影響，使得他們對個體現實功利價值的追求超過了對道德、社會理想價值的追求，導致了某些中學生片面追求個人利益的傾向。
在人生價值取向上，極端的利己主義觀念，如“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人生在世，吃穿二字”、“金錢就是一切”以及擺脫社會、脫離現實、盲目自我奮斗的觀點并不為多數中學生接受；另一方面，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人生價值在于奉獻”等觀點的，也不是很多；而“自我與社會融合”、“人生的價值在于奉獻，也在于索取”、“既要為人民服務，也要為自己謀利益”等帶有融合色彩的觀點，成為相當多中學生價值取向的主導。而且這種“公私兼顧”、“索取與奉獻”并重的人生價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追求個人幸福、滿足個人需要、實現自我價值為出發點的。
三、從人生態度上看。中學生注重效益。勇于參加競爭，創新意識強。但也存在著眼高手低、不能腳踏實地、耐挫折能力差、自律品質弱等缺點
人生態度是人們在一定社會環境中，經過個人的生活體驗，表現出的對人生問題的行為傾向，它是人生觀由理論向實踐轉化的橋梁。人生觀問題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重要的是一個實踐問題。如果一個人明確人生理想、人生目的和人生價值之后，并不付諸于實踐，那是毫無意義的。人生既要有崇高的理想、正確的人生價值取向，更要有腳踏實地的精神。
當代中學生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下，競爭意識不斷增強，大部分學生在各方面都不甘示弱、爭做強者，但同時也存在著集體觀念淡薄、協調能力差等弱點。有的學生只抓自己的學習、不關心集體、不熱愛勞動、嫉妒心強，有時甚至采取損人利己的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有的學生雖然樹立了崇高的理想，但缺乏腳踏實地的艱苦奮斗精神，缺乏堅強的毅力和持之以恒的精神，具體表現為：存在著一定的投機心理，不知刻苦學習，而希望靠耍小聰明、考試作弊等行為來取得好成績；自律品質弱。對自己要求不嚴，對別人要求不低，“嚴以律人。寬以待已”；耐挫折能力差，擺不正順境與逆境、榮與辱、名與利的關系。昕得進表揚。聽不了批評，心理承受力差，碰到挫折就灰心失望等。
針對以上特點，當代中學生應該如何理論聯系實際，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呢?
一、把個人理想和社會理想、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緊密聯系起來
個人理想要服從社會理想，正確認識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的關系，“你若喜歡你自己的價值，你就得給世界創造價值。”一個人只有竭誠地為社會、為人民作貢獻。才能使自己的人格和才能得到完善和提高，使個人的自我價值得以體現。
二、強化自我教育。加強實踐教育
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和發展一方面有賴于社會學校特別是學校的系統教育，但是離開中學生積極主動地接受外界影響。自覺進行思想轉化和行為控制，最終將流于形式。中學生自我意識、自主意識部不斷增強，接下來應啟發自覺意識，如在人生目標上樹立遠大、崇高的理想；在人生價值上把社會價值放在首位；在人生態度上腳踏實地、奮斗進取、樂觀向上等。
針對中學生接受理論較多，而社會實踐較少的特點，還應加強實踐教育，引導學生在實踐中認識社會、了解國情、驗證所學知識、陶冶思想情操，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
三、充分發揮社會、家庭、學校的作用，形成教育合力。使當代中學生成為具有當想人格的社會主義合格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