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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 扁平苔蘚；精神因素；應激；抑郁；焦慮；神經生物學

［中圖分類號］ r781.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3- 1634（2008）01- 0056- 03

     近年來，精神因素與扁平苔蘚（lichen planus，lp）發病間的聯系及其作用機制有了越來越多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大量的臨床病例分析發現lp 患者常伴有精神創傷史及焦慮、抑郁等情緒障礙，并且一系列的神經生物學研究不僅發現了精神因素引起的體內血管活性腸肽、熱休克蛋白、皮質醇等的改變，而且闡述了可能的應激作用機制。本文對相關的神經生物學研究資料以及焦慮、抑郁和應激的神經生物學研究進展進行回顧和總結，以期進一步了解精神因素在lp 發病中的作用機制，為探索lp 預防和治療的新手段提供啟示。

    1 lp 精神因素的神經生物學研究

精神因素在lp 發病中的作用機制目前尚難以闡明。可能與應激反應有關，但也不能排除患者的情緒波動加強了其他因素的致病過程[1]。目前關于這方面的神經生物學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3 點：

    1.1 血管活性腸肽（vasoactive intestinal peptide，vip）vip 是皮膚中存在的多種神經肽之一，與許多皮膚病有關，如銀屑病、異位性皮炎、白癜風等。在皮膚組織中，神經纖維多分布于真皮、真皮深層的血管、汗腺及毛囊周圍[2]。許多研究者認為，lp的發病與神經精神因素有關，vip 作為重要的神經遞質，與精神壓力有關，當受到更多的壓力時，人的唾液會分泌更多的vip[3]。有人對20 例lp 病變組織中vip 的表達進行檢測，結果顯示，20例皮損中有16 例標本染色陽性，彌漫分布在表皮各層的細胞質，與正常皮膚僅見于基底層有所不同。有精神創傷組陽性表達例數顯著高于無精神創傷組。因此推測，lp 組織中vip 表達增高可能與精神因素有關，可能通過啟動精神免疫網絡參與lp 的發病[4]。vip 可能通過以下機制在lp 發病中起作用：①促進t 細胞表面的黏附分子與血管內皮細胞的相互作用，促進淋巴細胞降解胞外基質成分，實現在組織中游走，進而形成淋巴細胞浸潤。②角質形成細胞表面表達vip 受體，vip 由神經釋放后到達表皮，通過與vip 受體間的相互作用，誘導角質形成細胞產生細胞因子，進而通過刺激角質形成細胞內dna 合成的增加，有絲分裂的加快使角質形成細胞增殖。③促進肥大細胞脫粒，參與炎癥反應[4]。

     1.2 熱休克蛋白（heat shock protein，hsp）hsp 又稱應激蛋白，是一類分布廣泛的高保守蛋白，作為重要的分子伴侶，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與感染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腫瘤等研究領域關系密切。近年的研究表明hsps 參與口腔扁平苔蘚（olp）的發生，特別是hsp60 和hsp70，olp 的hsp60 陽性表達率與正常黏膜相比存在顯著差異性。chaiyarit 等研究發現，hsp60 在olp 病損區以上皮層細胞強陽性表達為主，固有層浸潤的淋巴細胞有弱陽性表達，血管為陰性。正常口腔黏膜hsp70 為弱陽性表達，說明正常口腔黏膜也有輕度刺激因素存在，起到了恰當的保護作用。糜爛型olp 的hsp70 下調，說明其細胞保護機制受損，缺乏必要的細胞保護作用[5]。bayramgürler 等研究發現，hsp60 在lp 皮損中的表達比在正常皮膚中高，與銀屑病皮損中的表達沒有顯著性差異，hsp70 在lp 基底層中的表達比正常皮膚中低；在浸潤的淋巴細胞中，hsp60 在lp 中的表達比在銀屑病中高，而hsp70 的表達在lp 和銀屑病中均比正常皮膚中低。因此認為，hsps 在lp 的發病機制中發揮重要作用[6]。hsps 參與olp 的發生可能由于hsp 的高度保守性，人體t細胞在識別、攻擊外來抗原的同時將過度表達hsp60 的上皮角質形成細胞也作為靶細胞，造成上皮基底細胞的破壞[7]。

      1.3 下丘腦- 垂體- 腎上腺皮質（hpa）軸的作用研究發現，伴抑郁癥狀的olp 患者，尤其是糜爛型olp 患者的nk 細胞水平下降[8]。ivanovski 研究發現，olp 患者具有明顯的疑病、抑郁、癔癥傾向，其中糜爛型olp 患者的血清皮質醇水平、cd4、cd8 水平顯著升高，而cd16 水平顯著下降；白紋型olp 患者的cd8 水扁平苔蘚精神因素相關的神經生物學研究進展臨床口腔醫學雜志2008 年1 月第24 卷第1 期j clin stomatol, jan,2008,vol.24.no.1平顯著升高。以上由抑郁等精神因素引起的olp 患者內分泌及免疫系統的變化被認為是通過hpa 軸的作用達成的。hpa 軸是主要的神經內分泌應激軸。hpa 軸的功能亢進可能是抑郁癥的神經生物學基礎。在應激過程中，血清中的類皮質激素濃度顯著升高，它對單核細胞和前炎癥細胞因子的生成起到負性調節作用，從而導致了免疫抑制。ivanovski 等的研究表明糜爛型olp 患者血清皮質醇水平升高，并且和臨床疑病、抑郁、癔癥癥狀密切相關，反映了hpa 軸代償性功能亢進，以調控免疫和炎癥反應。糖皮質激素的作用是有選擇性的，依賴于免疫應答的階段和類型[9]。一般認為糖皮質激素主要抑制介導細胞免疫的th1，因此實際上它起了放大介導體液免疫的th2 的作用[10]。另一方面，抑郁癥與炎癥反應的激活密切相關，而其中前炎癥細胞因子是hpa 軸的有力的催化劑。尤其il- 6 刺激了促腎上腺皮質釋放激素的生成，增強了hpa的活性，因此增加了腎上腺皮質激素和皮質醇水平。然而，在慢性應激和抑郁狀態下，盡管糖皮質激素過度分泌，前炎癥細胞因子的水平仍舊增長，提示此時免疫細胞上的糖皮質激素受體功能紊亂，無法對這些細胞免疫的關鍵組分發揮抑制作用。低敏感

性糖皮質激素受體的功能在經過有效治療后可恢復正常。kubera研究發現抗抑郁藥物，如米帕明、氟西汀等可以增加il- 10等抗炎癥細胞因子的生成，顯著減小ifn- γ／il- 10 比值，導致負性t 細胞免疫調節[9]。另有研究發現，olp 患者的焦慮水平和唾液中的皮質醇水平顯著高于正常對照組[11]。這些資料均提示，皮質醇和情緒障礙在olp，特別是糜爛型olp 的發病機制中發揮作用。在lp 的發生、發展過程中，個體的心理狀態可能影響了免疫系統的自身穩定性。

     2 應激、抑郁、焦慮的神經生物學研究

各種測定受體的方法都證實，免疫細胞表面和細胞內都存在神經遞質和激素受體。神經系統和內分泌系統正是通過這些受體作用于免疫細胞，而對免疫應答進行正向或負向調節[10]。由于已有的研究已證實lp 患者多伴有焦慮、抑郁等情緒障礙，認為精神因素對lp 發病的作用機制可能與應激反應有關，故對于焦慮、抑郁及應激反應時的神經生物學變化的研究可能有助于進一步探究精神因素在lp 這一自身免疫性疾病發生、發展中的神經- 內分泌- 免疫機制。

      2.1 應激研究表明，在急性或慢性應激狀態下，產生生理反應的核心是hpa 軸和交感神經- 腎上腺髓質軸（sas）。sas 軸主要涉及兒茶酚胺，包括去甲腎上腺素和腎上腺素的分泌。在腦內去甲腎上腺素能神經元主要分布于腦干藍斑核內。應激反應發生時，腦內去甲腎上腺素分泌增加，外周則通過交感神經刺激腎上腺髓質分泌去甲腎上腺素和腎上腺素，其作用于靶器官，產生一系列生理反應，使機體調節和適應應激狀態。在應激狀態下，甲狀腺、胰腺也有相應的變化[12]。

     2.2 抑郁

     2.2.1 神經遞質抑郁癥的發生可能與中樞去甲腎上腺素、5- 羥色胺、多巴胺、乙酰膽堿、γ- 氨基丁酸、神經肽能系統及其受體的功能紊亂有關。可能與抑郁癥有關的神經肽有：促甲狀腺激素釋放激素、生長抑制激素、生長激素釋放激素、催產素、神經肽y、血管升壓素、阿片肽、促皮質激素釋放激素、p 物質等[13]。

     2.2.2 神經內分泌因素①.hpa。地塞米松抑制試驗能反映hpa 功能。研究顯示，近40%～50%的抑郁癥患者地塞米松抑制試驗脫抑制，往往隨臨床癥狀緩解而恢復正常。②.下丘腦- 垂體- 甲狀腺軸（hpt）。steiner 等研究發現，大約有1／3 的抑郁癥患者促甲狀腺激素對促甲狀腺素釋放激素的反應遲鈍，而小部分患者表現為反應過度[14]。③.下丘腦- 垂體- 生長激素軸（hpgh）。研究發現，抑郁癥患者生長激素對α2 腎上腺素拮抗劑可樂定的分泌反應減弱。另有研究發現抑郁癥患者腦脊液中生長抑素含量較正常人低。推測抑郁癥患者生長抑素能低下可能與去甲腎上腺素能及5- 羥色胺能低下有關[15]。

     2.2.3 免疫系統異常有證據顯示抑郁癥時可同時存在免疫激活（巨噬細胞活性升高，急性反應蛋白升高）和免疫抑制（自然殺傷細胞活性降低）現象。抑郁癥病人存在il- 1、il- 6、tnf 增加。這3 種細胞因子均對hpa 軸有激活作[15]。

    2.3 焦慮。

    2.3.1 神經生化學①.乳酸學說。認為乳酸鹽可能引起代謝性堿中毒、低鈣血癥、有氧代謝異常、β- 腎上腺素能活動亢進、外周兒茶酚胺過度釋放、中樞化學感受器敏感性增高，使有焦慮傾向者產生焦慮表現。②.神經遞質。中樞去甲腎上腺素能系統、多巴胺能系統、5- 羥色胺和γ- 氨基丁酸等4 種神經遞質系統可能與焦慮癥的發病機制有關[16]。

第2篇

關鍵詞：兒童孤獨癥；發病因素

1943 年Leo kanner 首次報道了11名自閉癥兒童，其主要表現是交流障礙、語言障礙、和刻板行為，又稱kanner三聯征[1]。在隨后的半個世紀以來，兒童自閉癥作為廣泛性發展障礙（Pervasive Development Disorder ，簡稱PDD） 的典型代表，受到了世界范圍的普遍關注和重視[2]。兒童孤獨癥是起病于嬰幼兒時期的一種嚴重的廣泛性發育障礙。特征為社會交往障礙、語言交流障礙和興趣范圍狹窄、重復或刻板動作為主要臨床表現的一組行為綜合征[3]。是一種嚴重的、廣泛的社會影響和溝通技能損害。孤獨癥起病于嬰幼兒時期，癥狀通常在患兒12～18個月時就有表現[4]，但確診卻要在患兒24～36個月時才能做出，有個別的患者甚至到成人時才被診斷患有自閉癥[5]。

本癥多見于男孩，男女發病比例為4：1。根據全世界的統計，孤獨癥的發病率大約為萬分之五。近年來，各方面報道提示該病的發病率有上升的趨勢。該病起病早，病因復雜，癥狀特殊，目前該病尚無特效治療方法，但行為、營養、藥物、臍血單個核細胞移植[6]等等治療取得了較好的療效。

1 病因

兒童孤獨癥的病因目前尚無定論，可能是生物學因素與環境非生物學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前者包括遺傳、神經生物學、免疫、圍產期異常等因素。后者包括生化、飲食等因素。

1.1 生物學因素

1.1.1 遺傳因素 家系研究證實該病有家族聚集性.孤獨癥父母本身即為精神障礙的易患人群[7]。男性患者明顯多于女性。男；女約4：1。孤獨癥同卵雙生共患率在60%～92%范圍；異卵雙生共患率0%～10%；同胞再患概率3%～5%，較之普通人群高25～60倍，說明孤獨癥與遺傳因素密切相關。迄今為止的研究發現，孤獨癥的發病與130多個基因相關，且分布于lO多條染色體[3]。

1.1.2 神經生物學因素 生物學研究手段主要是基因研究。歸納有關孤獨癥眾多相關基因，主要在五個方面顯示出異常。較突出的是，突觸功能基因及突觸形成相關的基因，以及與突觸相關的一些細胞黏附分子基因。其中相當部分與精神分裂癥、雙項情感障礙涉及的基因相同，提示這幾種疾病可能是一種與突觸發育、功能異常有關的一類疾病。有學者甚至對這幾種疾病的傳統界定提出了質疑，認為這些疾病不過是基于同一發病通路上的幾個不同層面。生物分子層面的分型將可能是一個新的趨勢。研究還提示，孤獨癥還和發育過程中神經元遷移異常、神經細胞內信號轉導異常、神經遞質紊亂以及神經細胞離子轉運異常相關。這幾方面的分子機制還相互交叉，相互作用和影響來致病，即這些易感基因之間的關系并不是孤立的，而是錯綜復雜的，是多個微效基因共同作用導致的病變。

1.1.3 免疫學因素 有人指出慢性病毒感染學說，認為免疫缺失的個體，在胎兒或新生兒期增加病毒感染的幾率，易感染病毒引起中樞神經系統的損害，導致嬰兒孤獨癥。

1.1.4 圍產期異常因素 本癥患兒較多有圍生期腦損害史、腦電圖異常、神經系統軟體征以及癲癇發作等。近年來的研究發現，本癥患兒較多見腦室左顳角擴大.提示患兒有顳葉內側結構的病變，磁共振影像檢查還可見部分患兒腦蚓部發育不全，故認為本癥可能與中樞神經系統異常所致的功能障礙有關。

1.2 非生物學因素

1.2.1 生化因素 有人發現孤獨癥患者可能與金屬代謝有關，有的患兒嚴重缺鋅，血漿內內啡呔水平與刻板運動有關。

1，2.2 飲食因素 科學家研究發現，兒童孤獨癥的發生和發展過程還與患兒過量食用酸性食物密切相關。正常情況下.幼兒的血液呈弱堿性，幼兒如過多食用酸性食品（高糖、高脂肪和動物性蛋白食物等），其血液就會隨之酸化，使其機體內環境平衡發生紊亂.呈現酸性體質，并會漸進性地出現一系列癥狀--手足發涼，易感冒，免疫力降低，常哭鬧不止，皮膚易過敏和出濕疹，嚴重者則可因機體缺乏鉀、鈣、鎂、鋅等元素而影響大腦的發育及功能，導致記憶力和思維能力減退，甚至思維紊亂，以致產生輕微的精神異常表現。

1.2.3 環境因素 有人認為孤獨癥患兒的成長環境中缺乏豐富和適當的刺激，沒有被教以社會行為，是該病發病的重要因素。長期處在單調環境中的兒童，會用重復動作來進行自我刺激，對外界環境就不感興趣。

2 診斷標準

依據美國嬰幼兒自閉癥診斷標準DSM-IV診斷。該標準根據自閉癥的3大主要臨床表現分為3項，其中社會交往項至少有2條，語言交流和行為活動、興趣項至少各1條，相加后大于或等于6項者即可確診。

3 治療方法

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目前提倡對孤獨癥應及早綜合干預，以教育訓練和行為矯正為主，輔助藥物治療，且這種治療須持續終生[8～10]。

當前常用的治療方法有：藥物治療、行為治療、教育訓練、行為干預

感覺統合訓練、音樂療法、游戲治療、臍血單個核細胞移植治療、耳穴貼壓配合頭針治療、醒神開竅頭針療法、高壓氧治療、綜合干預等。

由于父母對嬰兒心理行為發育知識缺乏，使孤獨癥患兒不易早期發現，延誤早診斷，早治療。其實對自閉癥患兒來講，2～3歲的早期干預對預后影響十分顯著。但治療不及時，則會導致終生殘疾連自理能力都沒有。因此，如果懷疑存在自閉癥或其他發育問題的兒童，主動出擊是制勝的重要法寶，家長應積極尋求早期治療干預。且兒童自閉癥是一種慢性的終生疾病，它的癥狀不會隨年齡增長而消失，康復治療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家長和醫護人員要有愛心、耐心和信心，接受有效的綜合治療和教育訓練是完全可以改善預后的，千萬不可輕易中途放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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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英文名稱：Anatomy Research

主管單位：廣東省科學技術協會

主辦單位：中山醫科大學;中國解剖學會;廣東解剖學會

出版周期：雙月刊

出版地址：廣東省廣州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671-0770

國內刊號：44-1485/R

郵發代號：46-269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79

期刊收錄：

CA 化學文摘(美)(2009)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榮譽：

聯系方式

第4篇

關鍵詞：  七情學說 怒致病 心理應激 綜述

1  七情學說與心理應激的相似性

1.1  中醫學的基本特點就是整體觀念，認為人是一個有機整體，重視人體內部以及人與外界環境之間的協調統一。七情學說強調情志與臟腑之間依靠氣機正常升降而產生的統一協調，認識到情志與臟腑氣機之間任何一個方面出現異常，均可以導致疾病的發生。應激理論則適應了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需要而迅速發展起來，神經、內分泌、免疫系統構成的應激中介機制將應激源（生活事件）與最終的心理生理反應聯系在一起。

1.2  七情學說與應激理論均認同七情與應激具有積極與消極兩方面的作用。七情是人們對外界刺激產生的正常情緒體驗，能夠促進臟腑功能協調和機體對外界環境的適應；當情志過于強烈持久，超過了人體心理生理的承受能力時，則會損傷機體，造成陰陽失衡、臟腑精氣虛衰而產生病變。應激則是個體對變化著的內外環境所做的一種適應，是機體提高警覺系統以應付可能的威脅與挑戰的防御反應。適度應激可以提高機體的適應及應對能力，而積極應激，強烈、持久的應激則會使體內的穩態打破，形成消極應激，波及多個系統及易感內臟，導致疾病。可見七情與應激都強調一個內環境的平衡。

2  怒致病與心理應激的相關性

   

盡管中醫學中沒有“心理應激”這一概念，但中醫藏象及七情學說很早就認識到不良的環境或精神刺激與疾病的發生發展密切相關。心理應激理論與中醫情志內傷理論在理論框架與對發病原理的認識上存在一致性［1］，周萍等［2］認為中醫情志致病與現代心理應激理論在認識方法上有很大的相同之處，其扼要模式S-R(S：外界刺激，R：人體心理性的、生理性的多層次的反應)是一致的；從中醫角度而言，機體調節應激反應的核心臟腑是肝［3］。嚴燦等［4］則認為應激理論與中醫學陰陽氣血、臟腑機能平衡的整體觀高度一致，肝主疏泄的功能更是在機體心理應激中起決定作用。肝在志為怒，負性生活事件是怒致病的始發因素，所以怒致病與心理應激之間必然存在一定的相關性。

2.1  病理機制的相通性  怒致病的病理機制。現代醫學認為怒主要是通過引起神經—內分泌—免疫網絡系統的失調而致病的。憤怒情緒發生時，激活交感神經系統，引起交感腎上腺髓質系統興奮；內分泌系統被激活，血中腎上腺皮質激素、腎素血管緊張素、甲狀腺素、胰高血糖素、垂體后葉激素分泌增加，這些激素對肝臟和其它一些器官都有影響［5］，從而引發了一系列的病癥。

   

心理應激的生物學機制。Vuitton等學者［6］提出心理應激與疾病的關系是一系列連鎖的過程——緊張性刺激、對應激刺激的反應、神經內分泌的改變、免疫應答失調、疾病的發生。嚴燦等［7］結合中醫基礎理論及相關研究進展，將現代心理應激理論引入中醫理論的研究中，從臟腑學說提出，任何形式的應激首先是影響了機體的正常氣機。肝失疏泄所致生理病理改變的發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種病理性的心理應激反應。所謂“疏泄”與調節心理應激反應過程中的中樞與外周多種神經遞質、神經肽、激素以及酪氨酸羥化酶的變化有關。心理應激的物質基礎是神經一內分泌-免疫調節（NIM）網絡，有學者通過對中醫肝臟象及證候的有關研究得出：肝的實證和虛證都表現出不同程度的神經內分泌功能紊亂［4］,肝的疏泄功能也存在著一定的NIM網絡調節機制，其中樞神經生物學機制在整體上與調節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有關,具體而言,可能與調節慢性心理應激反應(情志活動異常)過程中中樞多種神經遞質及其合成酶、神經肽、激素、環核苷酸系統以及即刻早期基因los蛋白表達等的變化有關［8］。因此，心理應激反應已成為研究怒致病生物學機制的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2.2  怒致病動物模型的制備  基于怒致病和心理應激的相關性，運用心理應激制作怒的動物模型已是現代模型的發展趨勢，并且目前此領域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如劉曉偉等［9］參考了Breuer［10］的方法，對成年雄性大鼠利用入侵成功制作怒的動物模型。岳文浩［11］使用刺激貓怒吼中樞的方法誘發貓的怒反應，對怒傷肝機制進行研究。陳小野等［18］用自制的頸部枷鎖模具影響大鼠日間理毛、撓癢等活動，從而引起大鼠情志變化；而喬明琦等［13］用“擇時擠壓造模法”制作以急躁易怒、月經前加重的經前期綜合征肝氣逆證獼猴模型，利用和人類情緒變化極其相似、具有豐富表情和行為的靈長類動物進行造模，為中醫情志研究提供更為理想的動物模型。

   

運用心理應激方法研制中醫證候動物模型具有創傷性少的優點，既克服了之前中醫證候動物中過多使用化學藥物導致的偏差，又能與中醫傳統的情志、勞倦、飲食等致病因素相吻合，特別是情志病本身的特點決定了其動物模型的復制是很困難的，再加上中醫學的證候特點要求就更加困難。因此，借助現代醫學的應激理論和方法復制情志動物模型已是現代模型的發展趨勢。

3  問題與展望

   

從現代應激理論入手，結合中醫的臟象理論和七情學說，研究“氣”和“氣機”的內涵，探討中醫證候及臟象的本質［1］。同時要考慮不同的應激反應會有不同的神經內分泌的改變和不同的病理變化，在明確所采用的應激模型的基本生理病理變化的基礎上進行中醫藥的研究，促進中醫對怒所致疾病的辨證及治療的量化、標準化。采用循證醫學的理論和臨床流行病學的研究方法，對處于心理應激狀態的人群或具有精神性障礙的人群中進行屬于中醫肝病證候的調查，尋找中醫肝病證候在此類病癥中的分布規律，并借助于中醫體質理論，在細胞、分子等不同層次上揭示證候形成的物質基礎，從而為進一步揭示肝主疏泄，調暢情志功能的神經生物學機制提供科學的依據。在動物模型方面，可病證結合制備模型，并建立量化評價標準。同時由于情緒反應是復雜的，導致應激反應的因素不可能像中醫七情致病理論那樣對七情與五臟的相關性作出嚴密的區分，所以如何在實驗動物身上體現出某一具體情緒改變所致的特定病理變化，還是具有相當難度的，這一領域還需要進一步的突破與創新。

   

怒致病與心理應激的研究顯示了中西醫學在神經——精神這一高層次領域中的密切溝通合作和優勢互補，它不僅為中醫不同臟腑功能本質和證候機理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技術方法，而且符合醫學模式的轉變及社會發展對健康的新的要求，具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和良好的發展前景。

【參考文獻】

第5篇

【關鍵詞】牽拉運動；保健；功用

在運動實踐中，人們發現牽拉運動后對快速進入工作狀態，緩解運動后肌肉酸痛及消除疲勞有很大的功用。由于牽拉運動具有很多的保健功用，其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我國很多學者開始大量翻譯國外的牽拉運動的相關書籍，以期對我們的運動訓練以及大眾健身起到指導作用。

1.牽拉運動概述

牽拉運動就是拉長肌肉和結締組織的練習，一般可以分為快速爆發式牽拉（動力牽拉）和緩慢牽拉（靜力牽拉）練習，動力牽拉時會有疼痛感，并且在準備活動不充分的時候容易拉傷肌肉，例如“踢腿”和“擺腿”等練習；靜力牽拉是使相關部位的肌肉、韌帶慢慢拉長至一定的程度（有輕微的疼痛感），一般不會超過關節伸展的限度，不易引起組織損傷，因此這種鍛煉效果較動力牽拉好，如“壓腿”和“拉韌帶”等練習 [1]。

1.1牽拉運動的神經生物學基礎

骨骼肌主要由肌腹和肌腱構成。在骨骼肌中存在著本體感受器，肌梭和腱器官，能夠感受肌肉長度和張力的變化。

肌梭呈梭形，位于肌纖維之間并與肌纖維平行排列。肌梭內含6～12根肌纖維，稱為梭內肌；肌梭外的肌纖維稱為梭外肌。分別接受γ神經元和α神經元支配。肌梭能夠感受肌肉長度變化或牽拉刺激。當肌肉被拉長時，肌梭受刺激而產生興奮，沖動經感覺神經傳到中樞，反射性的引起被牽拉的肌肉產生收縮。當肌肉收縮時，肌纖維長度縮短，肌梭隨之縮短，于是消除了對肌梭的刺激，使傳入沖動終止，肌肉舒張。腱器官分布在腱膠原纖維之間，與梭外肌纖維間呈串聯方式連接，是一種張力感受器。當肌肉收縮張力增加時，腱器官受刺激發生興奮，反射性的引起肌肉舒張[2]。

肌梭和腱器官在機體進行牽張運動的過程中起著重要的調節作用，并且使得肌有內部保護機制，能夠避免人體超出運動的極限[3]。

1.2牽拉運動的發展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有人提出牽拉運動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其與運動成績每有明顯的聯系，一直沒有引起重視。隨著體育運動的發展，牽拉運動的機理研究更加深入，人們也越來越對牽拉運動的保健功用產生重視。并有學者翻譯外文文獻以及自己研究編寫相關的圖書，如黃強民的《自我牽張》一書。

2.牽拉運動的保健功效

2.1運動前熱身避免運動損傷

研究表明在進行了充分的運動前熱身后進行牽拉練習的準備活動能夠有效地預防運動損傷[4-5]。在充分的熱身運動后，肌肉的粘滯性下降，再進行牽拉練習不容易使得肌肉拉傷。在進行了肌肉的牽拉練習以后，相關的神經元被調動起來，能夠使得機體更快地進入工作狀態，有效地預防了運動中肌肉的拉傷。

2.2運動后預防肌肉酸痛與減緩疲勞

研究表明在運動結束以后進行一定的牽拉練習可以有效地預防肌肉酸痛與減緩疲勞[6]。在運動結束以后，體內會有一定的代謝產物的堆積，以機會產生一些肌肉細微的損傷，通過牽拉練習，可以加快代謝產物運輸以及使得肌肉細微損傷不會產生粘連，從而對運動后的預防肌肉酸痛以及減緩疲勞有很大的作用。

2.3提高人體的柔韌素質

柔韌素質是指用力做動作時擴大動作幅度的能力。良好的柔韌素質對于人體完成一些體育動作有很大的幫助作用。發展柔韌素質能夠使得人體的運動能力得到更大的發揮。牽拉練習是提高人體柔韌素質最有效的方法。目前主要有動力性牽拉法、靜力性牽拉法以及PNF牽拉法。PNF牽拉法即本體感覺神經肌肉促進法，在康復方面的文獻也譯為促通療法。

2.4有益于青少年骨骼生長

高麗[7]，通過利用牽拉運動為主的運動處方對大學生進行長期干預發現，牽拉運動對大學生身高、坐高、小腿長度均有一定的影響，對矮小身材大學生的身高增長具有實際意義，能夠切實改善大學生的身高狀況。通過牽拉運動可以刺激骨骼的發育，是的骨產生一系列的生理變化，從而長粗長長。

2.5對青少年體型產生影響

王紅梅等[8]，通過實驗研究發現動靜力拉伸運動對大學生體型的三成分值具有影響，對男生的中胚層體型值、外胚層體型值有影響，使他們變大，但并不顯著：對女大學生的內外胚層影響十分明顯，具有顯著性，使內胚層值下降，外胚層值變高，也就是脂肪的相對含量變小，身體相對瘦高程度增加。

2.6對青少年體質產生影響

王紅梅，劉堯[9]，通過采用動靜力牽拉運動實驗研究發現其對改善男女大學生的柔韌和力量素質效果明顯：動靜力牽拉運動對改變女生體型的作用較大，增加了瘦體重，減少了體脂和身體各部位的放松維度。而且停止運動后也能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3.總結

由以上牽拉運動的廣泛應用可以看出，其保健功用受到了人們廣泛的關注。牽拉運動通過直接的提高人體的柔韌素質，進而產生很多有利于人們身體健康的保健作用。隨著人們對牽拉運動廣泛深入的研究，相信牽拉運動的更多的保健功用會被我們所發現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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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

摘　要　與神經突起生長相關的神經系統特異性蛋白質是指神經系統特有的在發育或再生中能夠促進神經突起生長，或能夠決定和誘導神經突起沿正確方向生長的蛋白質因子。該文對已知的該類蛋白質進行了綜述。

關鍵詞：神經系統特異性蛋白質；神經再生；神經發育；神經生長

神經細胞是一類分化程度最高的細胞，具有神經系統特殊的功能。執行這些功能的蛋白質可能是酶、受體以及酶和受體的調控子或其他一些蛋白質因子。因此把僅在神經系統中出現而其他組織中沒有或含量甚微，并且擔負神經組織特異性功能的蛋白質稱為神經系統特異性蛋白質。神經系統特異性蛋白質在神經組織中分布廣泛，種類較多，功能各異。這些蛋白質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在特異的神經組織中含量一般較低；分布在膠質細胞及神經元兩大部位；擔負同一或相近功能的往往是具有很大的保守性的一類家族性蛋白質；通常是在神經系統發育的某一階段或某一病理狀態下才表達出來。

1　發展概況

對與神經損傷修復有關的特異性蛋白質的探索一直是神經科學研究的重要課題。尤其是在20世紀50年代神經生長因子（nerve growth factor，NGF）的發現成為這一探索中的里程碑。近20年來，隨著分子生物學技術的廣泛應用，很多相關的蛋白質被相繼克隆和表達，并進行了功能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兩類蛋白質：一類是在神經損傷中促進神經突起生長的蛋白質，如圍繞被切斷的神經突起遠端的雪旺細胞內發現的促神經生長的蛋白質——神經損傷誘導蛋白質（nerve injury-induced protein，Ninjurin）［1］；另一類是在神經系統發育中決定神經突起沿正確方向生長的蛋白質，又可以分為誘導性蛋白質或抑制性蛋白質，如哺乳動物發育中誘導聯合神經元生長錐突起向脊髓腹側線的底板生長這一現象中起作用的netrins蛋白［2］等。

這些發現提示，在神經系統內存在這樣一些蛋白質，它們在神經再生中能夠促進神經突起生長，或在發育中能夠決定和誘導神經突起向靶的方向生長。由于神經再生與神經發育過程有其相似的一面，因而它們的功能既可能是雙重的，也可能是單向的。目前認為對神經生長錐的定向生長至少有4種不同的機制存在：接觸介導的誘導（contact-mediated attraction）、化學性誘導（chemoattraction）、接觸介導的排斥（contact-mediated repulsion）、化學性排斥（chemorepulsion）。而擔負這些機制的特異性蛋白質因子既可以為正性作用（促進或誘導），也可以是負性作用（抑制或排斥）。它們存在于細胞表面或細胞外膠質，共同構成了一個長距離的梯度性的外部環境，使神經生長錐能夠通過特異信號的傳遞，沿既定的正確方向延伸［3］。以下將按功能的差異對神經系統中與生長相關的蛋白質分類進行綜述。

2　與神經生長相關的蛋白質

2.1　誘導性蛋白質

在這一大類蛋白質中，發現最早作用最為廣泛的便是神經細胞粘附分子（neural cell adhesion molecule， NCAM）［4］。這些糖蛋白廣泛存在于發育或成熟的神經系統。并通過自身所帶的大糖分子結構多唾液酸(polysialic acid，PSA，PSA+和PSA)，減弱NCAM和相鄰的其他細胞粘附分子之間的粘附性來介導細胞之間的粘附，從而參與控制神經元發育的一系列過程，包括細胞的遷移、神經突起的生長、選擇性的軸突成束、對靶的識別和突觸的可塑性。新近在蚱蜢和果蠅中發現的軸突成束蛋白Ⅱ(fasciclinⅡ)［5］，也是神經細胞粘附分子的一員，它主要在胚胎中樞神經的軸突和外周神經的運動神經元中，FasⅡ可作為一種誘導分子控制特定的軸突選擇性成束。

另外，還存在著一類免疫球蛋白超家族(immunoglobulin superfamily)成員，它們共同的特點是：對特定的神經元突觸具有誘向作用，與相關的神經環路形成有關，結構上都是糖蛋白，粘附在細胞膜上，且有Ig樣區，通過糖基磷脂酰肌醇(glycosylphosphatidylinositol，GPI)錨定在膜上。如相對分子質量為51000的小腦Purkinje神經元蛋白(cerebellar Purkinje neuron protein，CEPU-1)，它與neurotrimin、阿片肽聯結的細胞粘附分子(opioid-binding cell adhesion molecule，OBCAM)、邊緣系統相關膜蛋白(limbic system-associated membrane protein，LAMP)等有分別為78%、68%和54%的同源性［6］。CEPU在發育小腦Purkinje神經元的胞體、軸突、樹突中有強烈表達，被認為是發育中Purkinje神經元的特異性識別蛋白質。而neurotrimin［7］則在發育的丘腦、前腦的皮層板、后腦的Purkinje細胞及腦橋核、小腦顆粒細胞嗅球、背根節、脊髓中有高表達，它可能是與家族的其他成員一起決定不同的神經元群體表面的差異性，從而形成特異性的神經元連接。LAMP［8］是相對分子質量為64000～68 000的糖蛋白，LAMP主要表達在發育前腦中與邊緣系統相關的皮層及皮層下的神經元。其功能為邊緣系統的誘向分子，在邊緣系統特異性神經環路的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

另一類調控神經元發育，并與神經突起定向生長有關的家族性蛋白質便是同源盒蛋白［9］。它是指脊椎動物中含同源盒結構的基因（homeobox gene），即同源盒基因所編碼的蛋白質。它們是神經系統的主控發育基因。同源盒基因目前有Hox，Pax和LIM同源盒基因等幾大類。其中Hox同源盒基因有4個基因簇，主要表達在脊髓，少量表達在后腦。目前認為Hox基因的表達與中樞神經在發育中的分區有關，為不同神經元的發育提供位置特征。Pax為配對盒基因（paired-type homeobox）。現在已成功篩選分離到9種不同的小鼠Pax基因（Pax1-9）。研究表明，Pax基因的早期表達與神經系統發育中空間和時間的局限性有密切關系，提示Pax基因在某些誘導過程，特殊細胞的分化及神經發育過程中各種解剖界限的建立等方面有著重要作用。Lim同源盒基因家族的成員多達十多種，它們絕大多數在特定的神經元亞群中表達，參與特定神經元的發育，如Lhx4和Lhx3可共同參與調控運動神經元的發育，軸突尋路及特異性聯結的形成。考慮到神經的再生往往是個體發育的重演，因此推測同源盒蛋白可能在神經再生中也有作用。

另外，如相對分子質量為18 000的分泌型蛋白質——肝素結合的生長相關分子(heparin-binding growth-associated molecule， HB-GAM)［10］，它在胚胎后期和出生后早期對外周神經系統神經纖維的發育，腦室表層的上行神經纖維和神經皮層及邊緣區的神經突起生長具有促進作用，并指引腦神經元軸突的遷移方向，而且這種作用是通過與神經元表面肝素樣分子的結合而實現的。在胚胎發生期軸突聯合形成期間，中樞神經系統中線膠質的COMM基因（無連合基因，commissureless gene）的表達產物為一個370個氨基酸長度的跨膜蛋白質（沒有信號肽），它是指引聯合生長錐跨越中樞神經系統中線的誘向信號機制中必不可少的一個分子［11］。

2.2　抑制性蛋白質

神經系統抑制性蛋白質是指在神經系統發育過程中阻止非相關神經元的突觸進入特定的靶區，防止形成非特異的聯結。其中神經細胞粘附分子家族的成員便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如相對分子質量55000的糖蛋白（GP55）［12］，從成年小鼠腦中分離出來的GP55至少有兩種類型，都具有阻止雞背根節神經元的軸突生長的作用。GP55的表達水平從胚胎期10 d開始逐步增高，孵育后充分表達，能夠作為一種細胞粘附分子阻止神經突起的生長。再如家族性的semaphorins蛋白［13］，是結構異常保守的細胞表面分泌蛋白。長約750個氨基酸，細胞外是約500個氨基酸的異常保守的semaphorins區。semaphorins種類繁多。在發育的機體中，能夠阻止神經突起的分叉，影響神經突起的方向，阻止軸突進入一定的靶區，阻止突觸終末的形成。

另一類家族性的抑制性蛋白質是OBCAM［14］，它是對一些神經突起的生長具有抑制作用的特異分子。小鼠腦的OBCAM為相對分子質量58000或51 000的蛋白質，是一種N端高度糖基化的蛋白質。58 000和51000的蛋白質在牛腦中的紋狀體和大腦皮層中都有高表達，而51000的蛋白質在小腦中也可檢測到。

其他還有新近發現的腦衰蛋白（collapsin）［15］，髓鞘相關糖蛋白(myelin-associated glycoprotein， MAG)［16］和相對分子質量35000的神經阻抑蛋白(neural inhibitor，NI-35)［17］等。腦衰蛋白為雞胚胎腦中相對分子質量為100 000的糖蛋白。它的生物學作用是作為一種誘向分子在雞發育的中樞神經系統中阻斷損害的軸突再生。重組的腦衰蛋白可以導致感覺神經節生長錐的崩解，但對視網膜神經節生長錐則沒有明顯的作用。MAG是中樞和外周神經髓鞘組織中一種對各種神經元軸突再生有抑制作用的蛋白質，它是一種雙功能的分子；可促進新生的背根神經節神經元軸突的生長，阻止成年動物背根神經節神經突起的生長（包括生后視網膜、脊髓、下丘腦、頸上神經節神經元的生長）。NI-35也是一種中樞神經的髓鞘蛋白質，對神經突起的生長具有抑制作用。部分純化的NI-35可以導致背根節神經生長錐的塌陷。

2.3　與神經損傷修復相關的因子

在這些蛋白質中，研究較早的多是外周神經中的神經膠質或髓鞘蛋白。它們多是細胞外間質或細胞表面的粘附分子。這也與外周神經組織有較強的再生能力有關。其表達和功能詳見表1［3］。

表1　與外周神經再生有關的細胞外間質及細胞表面分子

類別

表達部位

功

能 L1粘附分子 正在髓鞘化的雪旺細胞；再生的神經突起 促進軸突的再生;已再生的軸突髓鞘化 神經細胞粘附

分子(NCAM)

正在髓鞘化的雪旺細胞；再生的神經突起及連接遠　端和近端神經殘根的成纖維細胞 促進軸突的再生 髓鞘相關蛋白(MAG) 重新出現在再生神經突起髓鞘化的軸突 容許或促進軸突在再生的早期沿著已進行髓鞘化　的雪旺細胞生長，并參與再生軸突的髓鞘化 P0髓鞘蛋白 重新出現在再生神經突起髓鞘化的軸突 容許或促進軸突在再生的早期沿著已進行髓鞘化　的雪旺細胞生長，參與已再生軸突的髓鞘化 層連蛋白

(laminin)

雪旺細胞的基質及表面 促進軸突的再生 生腱蛋白

(tenascin)

聚集在雪旺細胞的基底層與橋接近端和遠端的膠　原纖維相連 促進軸突的再生

近期發現的與神經生長有關的神經系統特異性蛋白質有Ninjurin、外周髓鞘蛋白-22（peripheral myelin protein，PMP-22）、乙酰膽堿受體活性誘導蛋白（acetylcholine receptor inducing activity protein，ARIA）等。Ninjurin［18］為一種新的神經損傷誘導蛋白質，被認為能夠介導同源性或異源性的粘附，在體外能夠促進背根節神經元突起的延伸。小鼠Ninjurin的cDNA編碼一個152個氨基酸長度的蛋白質，相對分子質量約為16300。Ninjurin多出現在圍繞被切斷的神經突起遠段的雪旺細胞內，但在神經切斷后的背根神經節（DRG）神經元內表達增加，也可在損傷后形成的神經瘤中及頸上交感節（SCG）神經元中檢測到它的活性。PMP-22［19］是神經擠壓傷后出現的cDNA所表達的一個22000大小的蛋白質。其mRNA主要由雪旺細胞產生，蛋白質完全表達在外周神經系統，并且是髓鞘的主要組分。現已證實在培養的鳥或哺乳類動物的肌肉組織中加入ARIA可以增加乙酰膽堿受體的合成率，這種增加伴隨著乙酰膽堿受體亞單位mRNA的選擇性表達增加［20］。胚胎和成年動物的神經組織和神經肌肉接頭表達各種不同的ARIA異構體，并在神經損傷后的缺失、再生中受到調控。

3　研究技術及展望

近年來，對于新的神經特異性蛋白或基因的探索已成為神經科學領域的熱點。隨著分子生物學技術在神經科學領域的廣泛應用，神經系統特異性蛋白質的研究在技術上已有很大突破。該研究的思路及方法大致為：(1)從特定的神經組織中分離特異性的蛋白質。這種方法是在體外觀察到某種神經生物學現象，然后推測到特定組織中蛋白質因子的作用，采用各種電泳和色譜等生化技術來提純蛋白質。這種方法最大的缺點是費時、費錢、費力，但一旦獲得特異的蛋白質分子，便功能明確。(2)利用分子生物學的方法從cDNA序列推知蛋白質的一級結構：如差異顯示逆轉錄技術（differential display reverse transcription-PCR，DDRT-PCR）、mRNA指紋分析技術、篩選cDNA文庫和基因組文庫、基因陣列和基因芯片等技術的應用。這些技術雖然有著快速、高效率克隆特異性基因的優點，但進行功能鑒定則是一個難題。(3)隨著人類基因組計劃工作的完成和蛋白質組計劃的逐漸展開，現在已經大范圍開展對神經系統的各種基因和蛋白質的搜索和破譯研究，各種生物學數據庫的建立也為研究提供了方便。

可以預測，隨著對新的神經發育或再生相關基因及蛋白質研究的日益深入，將有助于對神經元在分子和細胞水平的發生、發育及其在疾病或損傷狀態下的變化過程的深入了解，有助于進一步認識神經系統在發生、發育和損傷、再生之間的相互聯系及影響，同時也會極大地促進對神經再生和修復等疑難問題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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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

【關鍵詞】 癲癇； 抑郁癥； 進展

中圖分類號 R74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6805（2016）9-0163-02

doi：10.14033/ki.cfmr.2016.9.091

癲癇是一種常見的、多發的神經系統疾病，患者常受到不定期癲癇發作痛苦的折磨，同時大量研究表明，抑郁、注意力缺陷和精神病等情緒障礙常會伴隨癲癇出現[1-2]。其中，抑郁癥是最常見的伴發癥，癲癇控制較好的患者抑郁癥發生率為10%～20%，控制不好的的患者發生率為20%～60%，且癲癇患者的自殺率是普通人的10倍[3-4]。抑郁癥不僅僅會嚴重降低患者的生活質量，同時會引起癲癇發作頻率的增加，從而降低癲癇預后狀況[5]。故本文筆者將從發病機制、診斷和治療等多方面介紹該病的研究進展。

1 癲癇和抑郁的發病機制

1.1 神經遞質活性改變學說

臨床研究表明，癲癇和抑郁具有相同的發病機制，且存在一種雙向關系，即癲癇患者易出現抑郁癥，抑郁患者出現癲癇癥狀的概率也較大[6]。目前認為，誘發抑郁的主要因素是5-羥色胺（5-HT）、多巴胺（DA）和去甲腎上腺素（NE）等神經遞質的受體功能異常及其數量減少[7-8]。對于癲癇伴抑郁的發生機制尚無統一認可的解釋，但部分癲癇動物模型表明，神經遞質功能低下易引發致癇灶的點燃，同時會加重癲癇病情，增加癲癇發作的易感性[9-10]。PET技術的應用發現，抑郁患者、伴或者不伴有抑郁的癲癇患者海馬區中的5HT1A受體均減少且結合力下降，且癲癇伴抑郁患者海馬區中的5HT1A受體減少和結合力下降更明顯。顳葉癲癇患者病灶側和對側的海馬、島葉、前扣帶回、外側顳葉新皮質、中縫核與病側的杏仁核等部位5HT1A的結合力明顯降低，且前扣帶回部位的5HT1A與抑郁分級量表的評分有關[11-12]。

1.2 腦功能改變

大腦是人類情緒的控制中樞，研究表明，抑郁患者的異常部位涉及到顳葉、額葉，以及相關的丘腦、紋狀體和皮質[13-14]。靜息狀態下抑郁癥患者部分腦區出現功能異常，如左前扣帶回、右后扣帶回、右顳上回、額中回、右額下回、右腦島、基底核等[15-16]。靜息狀態磁共振研究發現，雙側丘腦、島葉、尾核及右側前扣帶回與顳葉癲癇患者的抑郁發生相關。此外，在額、顳葉癲癇發作時，SPECT的證據顯示，相應腦葉部位血流灌注增加，額、顳葉功能異常與癲癇、抑郁的發生密切相關[17-18]。

1.3 心理與神經生物學

癲癇及緩解期患者均出現不同程度的心理異常，然而對這種異常與抑郁進行系統評估的并不多。Hermann等用樂觀/悲觀量表、CES-D和BDI對癲癇并發抑郁的歸因方式與自覺無助感的理論相關性進行研究，發現它們之間的相關性較強，當對顳葉癲癇的偏利性、性別、發病年齡和年齡等模糊變量進行控制后，相關性則更加顯著。Schmitz等[19]對無抑郁和伴抑郁的癲癇患者的社會心理和臨床參數進行比較發現，癲癇伴抑郁患者平均年齡偏大，但社會職能并無顯著差異。

2 癲癇伴抑郁的診斷現狀

癲癇患者抑郁癥狀的診斷和及時有效的治療，對于改善患者生活質量至關重要。在調查癲癇伴抑郁的診斷狀況中，發現大多數醫生對患者的精神障礙不夠關注，且80%的神經內科醫生對抑郁癥的常規篩查不夠了解。癲癇伴抑郁的診斷應該由專業資格的神經內科醫生按照診斷標準進行。現有的診斷標準有《國際疾病分類》第10版和《精神障礙疾病的診斷和統計手冊》第4版，這兩個標準中均將其定義為一種持續的抑郁心境，其主要癥狀包括喪失樂趣、情緒低落和缺乏興趣，抑郁患者的診斷具備不少于1條以上癥狀[20-21]。

3 癲癇伴發抑郁的相關因素

（1）致癇灶位置：對癲癇伴抑郁患者進行功能影像學檢查結果表明左側大腦半球的代謝和血流量低于右側大腦半球。顳葉癲癇等患者反復的癲癇發作容易引起前額葉功能錯亂，而前額葉邊緣系統和皮質等位置葡萄糖代謝降低以及血液循環異常均會顯著影響患者表達感情，最終會更容易罹患抑郁癥。（2）癲癇手術：大部分患者在行癲癇患側顳葉切除術后的一個半月內發生抑郁，且術前有過抑郁癥狀的患者，術后發病率更高。美國弗吉尼亞州大學研究認為對癲癇患者行右大腦半球術，抑郁發生率更高。（3）發作頻率：抑郁發生率隨著患者癲癇發作頻率的加大逐漸升高。（4）性別和發病年齡：根據國內外統計發現，女性癲癇患者和晚發型癲癇患者抑郁發生率均較高[22-24]。（5）社會心理：比較早發和晚發癲癇伴抑郁的兩組患者，后者社會心理學事件較早發者多。（6）精神病家族史：據調查，50%以上的癲癇伴抑郁患者有精神病家族史，且抑郁是最常見的。

4 治療

早期診斷發現以及及時治療癲癇伴發的抑郁癥，可以降低癲癇發作頻率，提高患者生活質量。

4.1 抗癲癇治療

治療癲癇藥物種類繁多，作用機理相當復雜，且部分藥物之間存在相互作用，如去氧巴比妥、苯妥英鈉、苯巴比妥和卡馬西平等藥物可以強效誘導肝藥酶，從而對其他藥物產生影響，如抗抑郁藥的作用[25-26]。所以，對癲癇伴發抑郁的患者應當使用對肝藥酶作用微弱的藥物，如左乙拉西坦、氨己烯酸、托吡酯和加巴噴丁等。同時不同的藥物對患者認知能力的損害也不相同，如：乙琥胺對患者行為、情感和智能均有不良影響；苯二氮類藥物對患者注意力和短期記憶均會造成不良影響；苯巴比妥會引起患者出現注意力缺乏、記憶障礙和精神遲緩等現象；而丙戊酸鈉對認知功能可能有改善作用。同時某些藥物，如γ氨基丁酸能類，劑量使用過大會引起患者抑郁，如巴比妥、噻加賓、托吡酯和氨己烯酸類。因此在治療癲癇時需注意藥物間的相互作用、用量以及給患者造成的不良影響[27]。

4.2 抗抑郁治療

抗抑郁藥物使用不當會引起患者癲癇病情惡化，因此臨床醫生在使用抗抑郁藥物時，應注意藥物劑量，把對癲癇的影響降至最低。其中三環類藥物對肝藥酶的抑制作用較強，進而降低抗癲癇藥的代謝速度，導致血藥濃度升高，同時會降低癲癇發作閾值，應謹慎使用。

目前大多數學者將SSRI類抗抑郁藥物作為治療癲癇伴抑郁的首選藥物，其具有耐受性好、安全性高等顯著優勢，同時西酞普蘭是目前治療癲癇伴抑郁的唯一一種不抑制肝藥酶的SSRI類藥物，且類SSRI藥物與認知行為療法聯合治療癲癇伴抑郁效果顯著。

癲癇和抑郁有著相同的神經生物學發病機制，癲癇患者普遍存在生活質量差以及明顯的抑郁心境，因此在治療癲癇的同時，應加強對患者的抑郁癥進行針對性治療，進一步探求該病可能的發病機制及合理的治療，并把抑郁的處理納入整個治療方案的核心內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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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

【關鍵詞】 抑郁癥； 神經內分泌； 細胞因子； 研究進展

【Abstract】 Depression is a common and frequently-occurring disease in psychiatry，it involves multiple mechanisms.Clinical studies agree that the onset of depression involves the neuroendocrine changes，and the changing of some neurotransmitters can be used as the symbol of neurobiology in depression.Cytokines are becoming a hot spot of research at present，most of the researches have show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ytokines and depression，but the specific mechanism needs further research.This paper review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neuroendocrine and cytokines in depression.

【Key words】 Depression； Neuroendocrine； Cytokines； Research progress

First-author’s address：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00，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6.34.043

隨著現代生活節奏的加快及激烈的市場競爭，罹患抑郁癥的人群日漸增多。抑郁癥是一種常見的心境障礙，不僅表現為情緒低落、興趣缺乏和缺失，還可伴有許多不適軀體癥狀。具有高患病率、高復l率、高致殘率，低識別率、低治療率等特點。因其治愈難，反復發作，為社會及家庭帶來了沉重的負擔。北京的一項調查數據顯示，北京社區15歲以上的人群當中，抑郁癥終身患病率為6.87%，調查時點患病率3.31%，以此推算，北京地區正在患抑郁癥的人數可能達到30萬[1]。且患病率不斷上升，有年輕化傾向，目前青少年因自殺死亡率占第一位。而且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調查，世界上10%～15%的人會經歷一次抑郁發作。目前抑郁癥造成的經濟負擔已經位于世界重大疾病的第四位，預測到2020年可能上升為僅次于心臟病的第二大負擔疾患[2-3]。因此有效根治抑郁癥，并對高風險人群早識別、早干預迫在眉睫。研究抑郁癥的發病機制則成為當前心身醫學界的熱點，為此取得了不少成果。研究表明抑郁癥涉及多系統、多機制發病，包括遺傳、環境、心理社會因素、生物化學、神經遞質、內分泌、免疫等諸多方面，但其具體發病機制目前尚未完全明確。本文針對抑郁癥神經內分泌及細胞因子的研究做一綜述。

1 神經內分泌的研究

1.1 非單胺神經遞質與抑郁癥 20世紀下半葉的研究發現，抑郁癥是由神經遞質降低而導致的，公認的說法是，單胺類遞質系統是誘發抑郁癥的重要影響因素[4]。大量研究發現單胺類神經遞質主要包括五-羥色胺（5-HT）、去甲腎上腺素（NE）及其受體[5]。許大劍等[6]通過中樞神經遞質分析系統對302例抑郁癥患者腦內單胺類神經遞質進行研究分析，發現五-羥色胺（5-HT）和多巴胺（DA）、乙酰膽堿（Ach）與去甲腎上腺素（NE）均顯著正相關，推斷抑郁癥患者存在著腦內神經遞質對平衡的失調，而不僅僅是某種或某些神經遞質的低下或亢進。因此，目前臨床上所應用的大多數抗抑郁藥是通過減少中樞神經系統內單胺類遞質的破壞，增加突觸間隙內的濃度，從而調整神經遞質平衡的方式來提高情緒的。

單胺假說及受體假說的提出對抑郁癥發病機理具有一定的臨床意義，而且對此的研究也較多，然而單胺遞質的功能失調難以解釋全部抑郁癥的發病機制，例如有些抗抑郁劑并不作用于單胺能神經系統。目前研究最關注的是非單胺神經遞質，主要的非單胺神經遞質有氨基酸、神經肽、神經激肽等。受關注的氨基酸有谷氨酸（Glu）、γ-氨基丁酸（GABA）、活性甲硫氨酸等。

谷氨酸（Glu）是中樞神經的興奮性氨基酸，在腦組織的含量很高，與其谷氨酸N-甲基-D-天冬氨酸受體在抑郁癥發生中起重要作用。Sanacora等[7]中提到大量的模型數據表明，不同類型的環境壓力能夠增強大腦邊緣或皮質區域谷氨酸的釋放或傳遞，從而通過誘導樹突，減少突觸等結構效應產生抑郁。國內學者對先前的大量研究總結出抑郁癥是一慢性疾病，長期的應激刺激會引起繼發性的谷氨酸堆積，導致神經元興奮性死亡，并且相應腦區神經元的損傷、死亡必然導致情感、認知、記憶功能障礙[8]。

γ-氨基丁酸（GABA）為腦內主要的抑制性神經遞質，其在神經元細胞質內濃度很高，可直接從胞質釋放到突觸間隙發揮作用。Sanacora等[9]早期研究表明GABA缺陷會產生抑郁相關表現，他用磁共振質子波譜測定了抑郁癥患者腦內GABA濃度，顯示患者組枕葉皮質GABA濃度較正常人明顯偏低，經過5-HT再攝取抑制劑治療后枕葉皮質GABA濃度明顯上升。M?hler[10]通過總結大量的研究也證明了這一觀點，并提出GABAA和GABAB將會利用γ-氨基丁酸在形成抑郁過程中發揮的病理生理機制成為新一代抗抑郁藥。

神經肽Y（NPY）是一種廣泛存在于中樞和外周并維持內環境穩態的激素，與神經內分泌、情緒、行為、減壓等多種生理功能的調節息息相關。Ozsoy等[11]學者研究40例門診抑郁、焦慮患者及正常人群治療前后血清神經肽Y的水平，結果顯示患者組治療前血清神經肽Y水平較低，經過抗抑郁治療后水平升高或恢復正常。這一發現說明了應用抗抑郁藥物干預治療能夠逆轉NYP舛鵲謀浠，說明了神經肽Y參與了抑郁癥的病理生理過程。然而在此研究卻發現應用氟西汀和舍曲林的患者組NPY無明顯變化，西酞普蘭和文拉法辛組NPY明顯升高。而且只有抑郁組患者在治療后NPY升高，焦慮組無明顯變化，因此這一結論仍需進一步研究證實。

神經激肽（包括p物質）最初被認為參與了疼痛的調節，近年來研究得知p物質（SP）是受體內源激動劑，給予SP可導致動物應激反應，且可被NK1受體拮抗劑所拮抗。Blier等[12]發現SP能引起正常人產生與抑郁癥病人相似的情緒，導致睡眠和神經內分泌的改變。在臨床上重癥抑郁癥患者血漿SP的循環水平升高，抗抑郁劑治療會使之含量恢復正常。其他學者通過對抑郁癥患者抗抑郁治療前后得出血漿P物質的變化與HAMD總分值的減分率呈顯著正相關，得出血漿P物質水平改變可能是抑郁癥病理生理的環節之一[13]，以上研究說明神經肽系統也可能成為新的抗抑郁治療的靶點。

1.2 內分泌與抑郁癥 神經內分泌功能主要包括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HPA）、下丘腦-垂體-甲狀腺軸（HPT）、下丘腦-垂體-性腺軸（HPG）。三大下丘腦-垂體-終末器官系統的功能失調就會引起抑郁癥狀。主要表現在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HPA）功能亢進，這與HPA軸負反饋調節障礙有關[14]。Pariante等[15]對此作出了相關研究，抑郁癥患者CRH過度分泌，使血液、腦脊液及代謝物中CRH增高，導致CRH受體下調，從而造成分泌過多的CRH失去了作用位點，致使CRH在體內惡性循環地持續升高，最終產生抑郁癥狀。是抑郁癥導致了HPA軸功能亢進還是HPA軸亢進產生抑郁癥，該學者對此作出解釋：HPA軸亢進不是抑郁癥的發展結果，這一持久的神經生物學表現將會易感抑郁。同時也就解釋了在長期的過早的生活壓力下的人群容易罹患抑郁癥的原因。此外相關研究發現抑郁癥下丘腦-垂體-甲狀腺軸同樣存在功能失調，表現為促甲狀腺激素（TSH）對促甲狀腺激素釋放激素（TRH）的反饋不敏感，而并非甲狀腺功能異常導致甲狀腺激素的分泌不足。甲狀腺功能與情緒密切相關，甲狀腺功能低下可出現情緒低落等與抑郁癥相似的癥狀，還有學者研究抑郁癥患者下丘腦-垂體-性腺軸的活性是下降的[15-16]。目前認為雌激素可能是通過5-HT系統發揮抗抑郁作用的，雌激素與中樞受體結合可增強突觸后5-HT能效應，增加5-HT受體數量和神經遞質的轉運及吸收。雌激素水平的下降會引起中樞神經內5-HT濃度及活性下降，從而產生抑郁。

另外國內外一些研究得出血脂代謝異常與抑郁癥的發生及嚴重程度密切相關。Lehto等[17]發現抑郁癥患者血清總膽固醇及高密度脂蛋白下降，且下降水平與自殺行為有關。后續的研究還發現低血清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水平與抑郁癥發病時間負相關，發病時間越長血清高密度脂蛋白水平越低，而且罹患冠心病的風險越高[18]。國內學者王相蘭等[19]研究得出低血清總膽固醇水平可能是抑郁癥患者出現自殺行為的危險因素。但國外學者Fiedorowicz等[20]認為低血清膽固醇水平和抑郁癥自殺風險無關，研究結果尚存在爭議，這需要筆者在以后的研究中進一步證實。

2 細胞因子的研究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抑郁癥的發生與免疫因素存在著密切的聯系，抑郁癥往往伴隨有免疫功能的失調和炎癥應答系統的激活。免疫反應包括高水平的促炎細胞因子、急性期蛋白、趨化因子和細胞粘附分子[21]，而細胞因子成為了目前研究的熱點。

細胞因子是免疫細胞和某些非免疫細胞分泌的生物活性蛋白，在創傷、炎癥、感染和免疫改變時激活，參與受損組織的修復和體內平衡的恢復。它們充當細胞之間的信息傳遞者，可被分為白介素（IL）、干擾素（IFN）、腫瘤壞死因子（TNF）、生長因子（GF）等幾類，根據它們在炎癥反應中功能的不同又分為促炎細胞因子（如IL-1、IL-6、IFNα、IFNγ、TNFα、TNFβ等）和抗炎性細胞因子（如IL-4、IL-10、IL-13等）。促炎細胞因子的重要性不僅僅在于參與炎癥應答，更重要的是在于神經形成和神經保護的作用。持續的壓力及其引起的促炎細胞因子的持續釋放導致慢性的神經炎癥，損傷神經，最終發展成抑郁。Young等[22]研究發現抑郁癥患者血清中IL-1、IL-6、TNFα濃度升高，對其進行抗炎治療后促炎細胞因子水平下降，進而抑郁癥狀得以緩解，這說明了炎癥過程影響抑郁癥的形成與發展，同樣較多學者的研究證明了這一觀點。Dahl等[23]通過對50例抑郁癥患者與34例健康人群為期12周的追蹤調查，發現未經治療的抑郁組人群（IL）-1b、IL-1Ra、IL-5、IL-6、IL-7、IL-8、IL-10、G-CSF、IFNg較健康人群顯著增高。經過12周的抗抑郁治療后上述細胞因子水平顯著降低到基線水平，與正常對照組無顯著差異，且抑郁癥狀也得到了顯著緩解。Kim等[24]研究中抑郁癥患者IL-6、TNF-弧TGF-β以及IFN-γ/IL-4升高的同時伴有IFN-γ、IL-2、IL-4的降低，治療后IL-6和TGF-β較治療前降低，從而得出單核細胞促炎細胞因子的激活，Th1、Th2細胞因子的抑制可能與抑郁癥的免疫失調相關的結論。然而Dowlati等[21]在薈萃分析中發現患有抑郁癥的人群只有TNF-α和IL-6的水平較健康對照組高，然而其他的細胞因子：IL-1β、IL-2、IL-4、IL-10、IFN-γ無顯著變化。Liu等[25]薈萃分析得出抑郁癥人群血中除TNF-α和IL-6較正常人高外，還發現sIL-2R也較正常人群高。另有國外學者Schmidt等[26]通過對30例患者組與健康組治療前后細胞因子的研究得出細胞因子不僅是能導致抑郁，而且能更好的評價抑郁嚴重程度，以上研究及分析均支持炎癥細胞因子在抑郁癥的發生、發展及預后中的相關作用，進一步為細胞因子能夠作為抑郁癥的生物學標志物提供證據。

一些學者為了證實炎癥因子與抑郁癥的相關性，同樣研究了炎癥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癌癥和病毒感染等。他們發現這類人群除了軀體不適外常伴隨抑郁癥狀（包括疲勞、認知功能障礙），因此進一步說明了細胞因子在抑郁癥的發生及發展中起著相關作用[27]。細胞因子通過多種途徑引起抑郁癥狀，相關研究總結出細胞因子通過直接或間接途徑作用于大腦，影突觸內單胺遞質的濃度及更新，或影響單胺受體的數量及功能，或作用于單胺轉運體而引起單胺遞質功能下降[28-29]。Kim等[30]后續的研究通過抑制海馬區糖皮質受體的功能，使其對糖皮質激素的反應下降，從而導致一定濃度的糖皮質激素增加促炎細胞因子的水平，降低抗炎細胞因子的水平，使炎性反應得不到抑制，反過來加重促炎細胞因子的激活，加重慢性炎癥。另外有報道稱糖皮質激素表觀遺傳的改變也能增加抑郁的易感性，通過損傷情緒中樞的神經可塑性等方面引起抑郁癥的發生。由此可以推斷出抑制細胞因子的持續激活、細胞因子缺失或其受體缺失將會產生抗抑郁作用，這又為抗抑郁治療提出新觀點。

由以上綜述可總結出在抑郁癥發病過程中，神經內分泌及細胞因子間互相影響，互相促進。但目前研究仍局限于單一因素，對多因素間的關聯研究鮮有報道，而且樣本量較小，研究結果不一致，今后的研究方向應從不同發病年齡、不同發病時間、多因素等方面探索抑郁癥的發病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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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

【關鍵詞】細胞生物學；教學；改革

21世紀是生命科學的世紀，生物產業的開發需要生物學的發展。我國在基礎科學發展規劃中， 把細胞生物學、分子生物學、神經生物學和生態學并列為生命科學的四大基礎學科，反映了細胞生物學在生命科學中的重要性[1]。細胞生物學目前已經成為現代生命科學的一個前沿領域，隨著新方法、新技術的建立，更促使該學科取得日新月異的快速發展，并且已經成為生命科學相關專業的一門必修課程[2-3]。為適應新形勢下的教學要求，圍繞大學生實踐和創新能力的培養，結合自己多年的《細胞生物學》課程的教學實踐與經驗，對細胞生物學課程教學內容、教學方法及課程考核方法進行了合理的改革，并取得了明顯成效，為進一步提高大學生教學質量和人才培養水平提供參考。

1 教學內容的改革

突出教學主線。《細胞生物學》課程內容多，教學過程中容易出現主線不清晰，使得學生感到內容多而亂，不容易系統地理解。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讓學生熟練掌握該課程的原理和方法并能應用到實踐中去，成為本課程改革的關鍵。比如我校生物技術專業選用了翟中和主編的《細胞生物學》第三版作為主要參考教材，全書分為15章，內容較多。我們在講解的時候，從課程的體系出發，以真核細胞三大體系為主線。將所有部分分為膜系統（第一章到第八章及第十五章內容）、骨架系統（第九章內容）和遺傳系統（第十章到第十四章內容）三大系統。

整合教學內容。《細胞生物學》課程內容多且與其它學科的交叉廣，教學過程中容易出現內容重復、輕重不分的情況。針對這些特點，細胞生物學老師在講解過程中必須合理整合教學內容，如前八章的內容可以從膜系統相關性來講，不管是物質代謝、能量轉換、還是信號傳導都是發生在細胞的膜上，這樣聯系地講解起來便于學生更好的理解和接受。另外，《細胞生物學》課程與其它課程，如微生物學、生物化學、遺傳學、分子生物學等課程的內容相互聯系、相互滲透。因此，在該課程的講解過程要合理整合教學內容，避免與先行課中某些內容重復，又要為后續課程留有余地，在學生頭腦中形成細胞生物學的聯系性、統一性和辯證的學習方法。實踐證明，這種承前啟后的教學方式，既保持了細胞生物學課程的完整性、系統性，又解決相關課程間的重復教學問題，對提高單位時間內的教學效果，激發學生的興趣具有積極作用[4]。

追蹤學科前沿。《細胞生物學》課程發展快，因此，教學內容是否新穎，對提高教學質量具有重要影響。《細胞生物學》的教師需要站在該學科領域的前沿，不斷更新自己的知識，并及時把該領域的發展趨勢、研究熱點和應用價值歸納總結后在相關的章節中進行講授，從而來提高學生對該課程重要性的認識、產生濃厚的學習興趣、激發起學生對該課程的學習積極性。

2 教學方法的改革

全面推行“問題式”教學法，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與主動性。強調以培養學生發現、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為主要目的。“問題式”教學方法的正確使用對于提高學生的素質，強化學生學習的興趣，調動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有積極作用。課堂教學是教學過程的主要環節，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濃厚的興趣可以轉化為強烈的學習動力和創造性。在教學過程中，我們要自始至終都圍繞問題而展開教學活動，激發學生自覺思考、和主動探索，引導學生不斷發現現象、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并最終解決問題，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

課后小論文，提高學生的綜合應用能力。可以一個學習小組或一個宿舍集體為單位，進行課后小論文。在一些重要章節講解介紹后，為了鞏固學生的理論知識和培養學生的知識應用能力，課后布置一些相關的論文題目，通過學生的查閱文獻、設計方案、過程操作、結果分析和論文寫作等環節。同時，可以提高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對以后的科研訓練和畢業設計的文獻綜述寫作大有幫助。

加強課程實踐環節。細胞生物學是一門試驗性很強的學科，光是“聽”和“讀”是不夠的，在努力提高課堂教學的同時，必須加強實踐環節，開設一些綜合性實驗。實踐教學是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基本科研能力和創新能力的重要手段。找出與本課程的實踐結合點，培養對知識應用的能力，在設計實驗的時候、一改以往有的單純的、驗證性的實驗，開設一些具有設計性的綜合實驗，使得學生在實驗設計、過程操作和結果觀察與分析中了解該課程的內容，并對整個研究內容有一個全面的、深入的學習，培養綜合應用能力和創新意識。對于有科學研究的教師，要鼓勵一些對科研感興趣的學生參與自己的一些課題。一般到大三時候，學生完全可以利用他們學過的一些專業基礎理論設計一些他們感興趣的小實驗，通過他們的收集資料、設計方案、實驗過程和結果分析的全過程，大大提高其科研創新能力。

3 考核體系的改革

樹立科學的考核觀，使課程考核過程化。課程考核不僅要檢驗學生對理論知識的掌握，更應該評價學生綜合應用知識的能力。課程最后成績包括考試成績（50%）、實驗成績（30%）和平時成績（20%）。課程考核過程化不僅有助于理論知識的掌握，還能起到引導學生勤于思考、善于發現問題、啟迪學生創新思維的作用；實施多元化的考核方式，把考核有機融入教學的全過程，促使“教、學、考”有機結合，形成“教、學、考”互動，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和創造性，消除部分學生平時松懈、考前背誦、考試作弊、考后遺忘的不良現象。

通過對細胞生物學課程教學體系的研究與探索，我們對細胞生物學課程的教學內容、教學方法、課程考核方法進行了合理的改革，優化改革后新教學體系已在生物技術專業的細胞生物學教學中應用，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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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余曉麗，楊珂金，高宛麗，陶愛麗，吳紅.高師院英語專業創新人才培養與新課程設置研究[J].南陽師范學院學報，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