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15 17:0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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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黨報集團 融合 環境 分析
互聯網時代，在中國語境下，本文試圖從政治、經濟、文化和技術四個層面對省級黨報集團――中國特定一類區域性主流媒體和傳媒組織進行解讀。筆者認為，省級黨報集團是省一級區域媒體在政治、經濟、文化、技術等環境條件支撐下，從事新聞信息采集、生產、制作、傳輸等活動的組織系統。省級黨報集團處于一個復合型環境系統之中，其融合變革既與其所處的傳媒宏觀環境有關，也受其自身的微觀環境制約。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的發展動因取決于其外部宏觀環境和內部微觀環境兩者之間的平衡與互動，這種發展應能夠能動、適時地適應其內外部環境的變化。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省級黨報集團應主動應對外部宏觀環境因素的變化，同時還應與內部微觀環境因素的協同同步、有機結合，實現整體推進。只有當內部微觀環境因素和外部宏觀環境因素形成的“協同力”為正時，才能對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起促進的協同作用；反之，當“協同力”為負時，其結果是對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起破壞的協同作用。同時，省級黨報集團內部微觀環境因素應與外部宏觀環境因素協同發展，與所處外部宏觀環境因素實現互動與共振。
一、外部宏觀環境分析
筆者認為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的外部宏觀環境因素有：政治環境因素、經濟環境因素、文化環境因素、技術環境因素，這些因素影響并形塑著省級黨報集團的內部管理制度，制約其發展和職業行為、職業理念和職業心態，決定著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的運行機制和運作方式，影響著其媒體競爭力的提升。
（一）政治環境因素――融合變革的實際主導
在體制轉軌方面，國家的上層建筑環境決定了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的政治環境，2014年以來，中國出臺了多份加快媒介融合變革的政策文件，見表1。
省一級黨委、政府對省級黨報集團的融合變革進行著規制管理，形塑著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所處的政治環境。韋伯認為，國家是一種在某個給定地區內對合法使用強制性手段具有壟斷性的制度安排。[1]國家干預可能有效地彌補誘致性制度變遷供給的不足，政治改革實質上政府自我革新的過程，省一級黨委、政府是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的有效推動者，體現著強制性制度變遷的政府規制要求。
政治環境因素對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具有很強的引領和控制作用。省級黨報集團具有兩重屬性，即經濟屬性與政治屬性；具有兩種功能，即產業功能和喉舌功能。省級黨報集團的政治（社會）屬性一直被放在最重要地位，其產業發展必定受政策的限制與保護。比如，意識形態屬性和輿論導向置于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的首要位置，省級宣傳部門在宣傳內容和輿論導向上，制定審稿、閱評、通報等制度。比如，省級黨報集團由于其特殊性質，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國家對其人才、技術、廣告、發行、印刷等方面制定相關政策，確保其正常運轉。
省一級黨委、政府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對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的宏觀管理不斷完善和規范，能夠為省級黨報集團的融合變革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通過制定組織人事、宣傳管理、機構編制、財政、稅收、金融等政策直接管理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的規模、業務范圍和資本籌集運作方式等，強化和彰顯國家的文化，這對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有著重大的影響。具體而言，由省一級黨委組織部門負責管理省級黨報集團領導班子干部隊伍建設及其成員的選拔配備、領導職數的核準；省一級機構編制部門負責管理省級黨報集團的機構編制人數；由省一級黨委宣傳部門負責管理省級黨報集團的宣傳內容和輿論導向；由省一級人社部門對省級黨報集團的崗位設置、公開招聘、聘用制度進行管理；由省一級新聞出版廣電部門負責省級黨報集團所屬報刊的出版管理；由省一級外宣部門（省新聞辦）負責對省級黨報集團所屬網站進行管理。通過制定這些政策來引導省級黨報集團作為經濟主體的行為，為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提供強有力的支持，促進媒體競爭力的提升。
（二）經濟環境因素――融合變革的生長土壤
經濟環境因素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是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的宏觀經濟環境因素，二是微觀經濟環境因素。
在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大背景下，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的經濟環境正在悄然改變。從國家層面來看：1978年，人民日報社等數家報社要求試行“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獲國家批準。1979年，財政部頒發《關于報社試行企業基金的管理辦法》，明確報社是黨的宣傳事業單位，在財務管理上實行企業管理的方式。為省級黨報集團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確定了發展基調。從微觀經濟環境因素來看，1978年以來，省級黨委機關報社實行“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兼有事業、企業單位的雙重屬性，實行自主經營、自收自支、自負盈虧。伴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經濟環境對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省一級行政區域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為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拓展了省級黨報集團經營的生存空間，制約其多元化的經營發展方面，推動著其新媒體技術的使用，影響著媒介融合在內容、渠道、平臺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
（三）文化環境因素――融合變革的間接影響
現代社會是高度信息化社會，也是媒介化社會。信息傳播作為社會系統的黏合劑，作為社會溝通的主渠道，不僅對社會運行發揮著難以替代的作用，而且深入地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社會政治過程的各個環節。[2]當代中國進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要素、越來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文化環境因素對于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起著間接的作用，影響著人們的價值觀和道德觀。省級黨報集團作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部分，理應適應媒介融合的要求，實現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的融合，在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中發揮積極作用。
城市化與人口流動，影響著省級黨報集團經營發展的方向。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的進程不斷推進，城市化的直接結果是人中從鄉村流動到城市，導致城市里的市民數量不斷增加。上世紀90年代，省級黨委機關報社紛紛創辦都市類報紙，這些都市類報紙的產生、發展和繁榮無不得力于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城市化進程為包括都市類報紙在內的省級黨報集團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受眾市場和廣告、發行市場。
文化教育普及程度制約著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的價值標準。一個國家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直接影響著人們的文化需求動機和欲望，最終影響傳媒組織融合變革的能力和水平。省一級教育文化水平的高低，對省級黨報集團的融合變革起著直接的制約作用。
傳播生活方式的變遷，決定著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的重心。在經濟、政治、文化力量全面重組、國際傳播格局劇烈改變的時代，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介技術成為推動社會變遷的重要變量。[3]當下中國的媒體結構呈現多元化，QQ、微博、微信等市場化、社會化媒體呈爆炸式擴張；媒體的功能呈現分化的趨勢，傳統媒體的傳播空間逐漸向新興媒體轉化和延伸。省級黨報集團作為一種特定的媒介組織，當然不能置身于整個傳媒生態圈之外，這種傳播方式變遷的深度和廣度，直接影響到其融合變革的程度和水平。
（四）技術環境因素――融合變革的支撐基石
技術環境因素主要指社會技術總水平及變化趨勢，技術變遷、技術突破對企業影響，以及技術對政治、經濟社會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的表現等。推動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必須以先進技術為支撐。媒介融合根本誘因是數字技術的成熟，如果不存在數字技術，則不可能發生媒介融合，數字技術的成熟是媒介融合的必要條件。[4]對于省級黨報集團而言，數字化技術和網絡技術的要素將對其有效實現融合變革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技術是其有效實現融合變革的直接推動力，決定著其能否有效提升媒體競爭力。
近年來，省級黨報集團的數字化進程明顯加快。報網融合是省級黨報集團實現轉型的有效手段。傳媒形態的多樣化、傳媒業態的多元化，正改變著傳媒的生態環境。省級黨報集團實現融合變革，應適應這種技術環境因素的變化，重點研究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給媒介融合帶來的技術驅動變化。由于新聞傳播具有的特殊性，省級黨報集團對傳播新技術的采用并不是一個純粹的技術問題，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傳播新技術的開發與掌握已越來越重要，但同時在重視與開發傳播新技術的過程中，應避免“技術要素決定媒介融合的一切”、“技術要素至上”的觀念，傳播新技術終究是為新聞傳播服務的，它不能決定新聞的實質。[5]省級黨報集團在融合變革中應適應受眾（用戶）終端發展的趨向，緊緊圍繞傳媒科技發展的方向，積極實現報業的全媒體轉型。
（五）政治、經濟、文化和技術環境因素的互動與共振
一方面，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與政治、經濟、文化、技術環境因素有著密切的聯系，政治、經濟、文化、技術環境因素影響和制約著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另一方面，省一級政治、經濟、文化、技術環境因素之間又是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相互依賴、密不可分的。比如根據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理論，省一級經濟環境因素決定著省一級的政治環境因素，反過來，省一級政治環境因素影響著省一級的經濟環境因素；比如省一級的文化環境影響著省一級的政治和經濟環境因素，省一級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也同時影響文化環境因素；比如省一級的技術環境支撐著省一級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因素，省一級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影響和改變著省一級技術環境因素等。只有政治、經濟、文化、技術環境因素處于一種科學合理的互動和共振之中，才能形成一種合力，助推著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保持一種融合變革的可持續張力與動力。
二、外部產業環境分析
哈佛商學院邁克爾?波特提出“五種競爭力量模型”，即企業最關心的是其所在產業的強度，而競爭強度又由市場上的五種基本力量所決定，一是供應商的討價還價能力；二是購買者的討價還價能力；三是潛在新進入者的威脅；四是替代品的威脅；五是行業內競爭的激烈程度。對于省級黨報集團而言，供給方的壓力、受眾的消費取向、廣告客戶的壓力、替代品的壓力、現有區域傳媒組織間的競爭與合作構成了融合變革的“五力”模型。
（一）供給方的壓力
供給方的壓力主要包括提高省級黨報集團物質資源如印刷紙張、水、電、計算機耗材、辦公用品等的價格，以及與電信、互聯網公司等單位的利潤分成比例。省級黨報集團與供給方存在著控制與反控制的關系，這種博奕取決于供給方所提品的可替代程度、欲購產品對供給方的重要程度、所品對省級黨報集團的重要程度、供給方的重要程度和省級黨報集團產業的集中程度、所品的特色等。為了順利進行融合變革，省級黨報集團與供應商兩者之間將進行討價還價，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求得最大公約數。
（二）受眾的消費取向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受眾對省級黨報集團的壓力主要表現為希望以較少的成本支出來滿足更多的信息需求。受眾對省級黨報集團的壓力與反作用力，主要包括：受眾掌握的信息是否靈通而全面；受眾對省級黨報集團所提供新聞產品的認識程度和認同程度；受眾的收入水平高低；受眾目標市場的集中程度；受眾購買省級黨報集團的新聞產品的花費在其開支成本中所占的比重大小；省級黨報集團的新聞產品對受眾的重要性等。互聯網時代，受眾并不是以前傳統意義上的受眾，受眾在某種意義上成為用戶，因此傳統意義上的受眾對省級黨報集團的壓力十分巨大，如受眾掌握的信息非常靈通而全面，受眾對省級黨報集團所提供的傳統新聞產品可能并不認識和認同等，這需要省級黨報集團研究受眾的消費取向，對傳統意義上的受眾的重視和選擇作為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的一項十分重要的戰略，通過對受眾群體分層及市場細分等手段，對受眾進行選擇和引導，主動為受眾服務。
（三）廣告客戶的壓力
廣告客戶影響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的主要方式表現為壓低廣告價格，或將投放于傳統紙媒的廣告用于商業網站等互聯網公司。目前，廣告收入仍是省級黨報集團獲取利潤的主要來源，因此廣告客戶對省級黨報集團的議價能力將直接決定省級黨報集團的經濟基礎和盈利能力。省級黨報集團為了實現較好的經濟效益，需對廣告客戶進行有針對性的區分，在掌握廣告客戶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積極選擇與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相契合的最有價值的廣告客戶。
（四）替代品的壓力
替代品指在功能上能部分或全部代替某一傳媒產品的產品。對傳媒產業來說，替代品的含義應從多層次理解。一是大眾傳媒產品內不同媒體產品之間的替代或補充，二是大眾傳媒產業與其他生產替代品產業的競爭，三是廣義上凡生產信息類產品的產業和所有傳播載體均可能構成對大眾傳媒產業信息服務的替代。[6]在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中，所生產的新聞產品的盈利能力越強，與之相對應的替代品的盈利能力則顯得越弱，省級黨報集團則在競爭中處于優勢。受眾對省級黨報集團所生產的新聞產品的忠誠度越高，則替代品對省級黨報集團的壓力則越小。因此，省級黨報集團在融合變革中，在保持對替代品高度警惕的同時，應積極發展新媒體產品，提高新媒體產品的盈利能力和受眾對新媒體產品的忠誠度。
（五）現有區域傳媒組織間的競爭與合作
在省一級特定區域內，該區域的傳媒組織在提供新媒體產品、爭取廣告客戶等方面會產生激烈的競爭，這種競爭既有相同性質傳媒的競爭，即報業組織與報業組織之間的競爭，同時也在不同性質傳媒的競爭，如報業組織與廣播電視媒介組織的競爭，競爭的手段包括價格戰、更新新聞產品、廣告戰、增強與改進顧客服務等，這種競爭受競爭者的數量與力量的對比、產業成本構成、產業周期性、市場增長率、生產能力、產品的差異化、退出壁壘等因素影響。[7]因此，省級黨報集團需及時增強其媒體競爭力，不斷更新新聞產品，提高生產能力，合理進行產業布局等，在區域傳媒組織間的競爭中取得優勢。
省級黨報集團在融合變革中，不得不面對產業環境中的五種力量，應正確識別這五種力量，充分考慮供給方、受眾、廣告客戶、替代品和本區域內的傳媒組織等五種力量所帶來的壓力，采取有效策略，積極進行融合變革，在競爭中力爭贏得領先優勢。
三、內部微觀環境分析
傳媒內部環境分析是相對于外部環境而言的，是指傳媒組織在一定的經濟技術條件下，從事生產經營管理活動的資源和能力。對于省級黨報集團而言，作者認為，省級黨報集團內部微觀環境是相對于外部環境而言的，是指省級黨報集團在一定的經濟技術條件下，從事生產經營管理活動的資源和能力，具體包括以下五個方面內容。
（一）新聞內容生產因素――融合變革的立足之本
在任何組織中，產品（或服務）的生產都是整個組織的核心活動。新聞內容生產能力是省級黨報集團媒體競爭力中一個最容易被人忽視、但又無比重要的要素。對于省級黨報集團而言，新聞內容永遠是其媒體競爭力之所在，內容生產永遠是最重要的環節。沒有內容就沒有省級黨報集團的一切，在互聯網等新興媒體的沖擊下，唯有繼續維持高質量、能滿足受眾需求的內容生產，才能提升省級黨報集團的媒體競爭力。
實現新聞內容生產的深度融合已成為目前新聞傳播學術界和業界的共識。省級黨報集團在融合變革的進路中，應始終堅持新聞內容生產，將“內容為王”作為融合變革的根本，進一步提升“提供高質量的產品以滿足受眾需求的”能力，大力發展新媒體產品，加強新聞的內容生產。省級黨報集團應將內容優勢與新媒體品種的有機對接，實現傳統紙質媒體與新媒體的“一體化”發展，加大官方微博、微信、微視頻、手機客戶端APP、手機報、大數據服務平臺、電商平臺等微內容的傳播，實現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共生共榮、共同成長。
（二）新聞流通渠道因素――融合變革的優化環節
流通渠道是指產品或服務在從生產者向消費者轉移的過程，取得這種產品和服務的所有權或幫助所有權轉移的所有企業或個人。對于省級黨報集團而言，流通渠道是一個應當充分利用而且可以優化，從而獲得競爭優勢的環節。伴隨著媒介融合的大趨勢，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迫在眉睫，報紙從單一媒體、單一品種的運作轉為多媒體、全媒體的運作，形成全介質的傳播能力、建立全媒體的生產能力和提高全方位的經營能力，這種新業態必然對流通渠道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流通渠道必將進一步拓展為全方位的信息集成、銷售和多功能的服務平臺。省級黨報集團在網絡和新媒體時代，如想要繼續生存而且獲得更好的發展，就應在報刊發行、網上購物等流通渠道上不斷地創新與優化，因為強大的流通渠道將使傳統報業成為更具親和力的競爭者，通過更加貼近受眾的方式，滿足其個性化的需求，從而使自己能比對手更快速有效地到達受眾。
（三）新聞傳播平臺因素――融合變革的信息進路
媒介融合的新聞傳播平臺離不開技術作為支撐。省級黨報集團需積極利用互聯網技術為新媒體帶來的便利功能，順應互聯網傳播移動化、社交化、視頻化的趨勢，積極利用大數據和云計算技術推進新聞生產，利用移動互聯技術實現彎道超車，把長期積累的內容生產優勢、傳播公信力優勢與新興媒體的數字技術、多媒體傳播、多元交叉等技術優勢充分結合起來，才能取得融合變革最佳效果。對于省級黨報集團而言，融合變革意味著通過技術融合，形成一種全新的顯示終端和媒體系統，建立一種新聞信息生產、加工的全媒體平臺，實現傳統報業集團向綜合性的傳媒集團和全媒體信息服務商的轉變。
（四）媒介融合經營因素――融合變革的經濟基礎
報社由單一經營發展為多種經營，是20世紀世界新聞傳播事業的潮流。當下，省級黨報集團實現多元化經營的可持續發展，是其實現融合變革的重要財力支撐，這種經營要素包括廣告、發行、印刷等多種營銷力要素。對于省級黨報集團而言，一般至少要在兩個方面進行營銷：把內容銷售給受眾，把廣告版面（實質上代表受眾的注意力）銷售給廣告客戶。無論哪一方面，都需要準確把握市場的脈動以及顧客的需求，同時不斷優化自身的產品和品牌價值省級黨報集團能夠用最合適的方式，把最合適的內容傳遞到最合適的人手上，其營銷能力就能達到了最大化。市場營銷是省級黨報集團把媒介融合的產品推向傳媒市場的過程。市場營銷的能力主要包括市場研究、市場銷售、品牌管理、售后服務等幾個方面。對于省級黨報集團而言，則是新聞產品的采編、發行等環節。省級黨報集團新聞產品的市場營銷階段可以說是檢驗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成功與否的關鍵環節。
（五）媒介融合管理因素――融合變革的制衡力量
筆者認為，媒介融合管理因素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人力資源因素；二是企業文化因素。
近年來，隨著媒介融合的深入進行，省級黨報集團對人力資源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對于省級黨報集團而言，核心人才不僅指新聞采編人才，還包括策劃、廣告、發行等經營管理人才。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尤其需要大量的高素質的全媒體復合型人才，既熟悉文字信息的采集，同時對圖片、音頻、視頻信息也能熟練采集，使新聞信息能在第一時間通過手機或網絡出去。因此，建立健全適應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的人力資源管理體制機制，吸納適合融合變革的優秀核心人才，穩定核心人才隊伍，開發核心人才潛能，激勵核心人才創新，形成核心人才優勢，以提升省級黨報集團的媒體競爭力。
企業文化因素是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中的另一管理因素。傳媒文化創新是核心能力提升的基礎。傳媒要具有持久的競爭力，傳媒文化建設是關鍵因素。傳媒文化創新，需要培育先進的企業文化。[8]傳媒的企業文化創新，就是要培育具有創新性的傳媒企業文化。這種創新性文化的培育需要從以下3個方面入手，一是以人為本的價值觀念；二是堅持平衡致效的利益取向；三是營造寬松和諧的工作環境。[9]媒介文化是由許多要素構成的集合體，媒介文化對戰略管理所起的作用也是這些要素共同建構的。比較重要的構成要素是共同價值觀、行為規范、媒介倫理和形象性活動。[10]筆者認為，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提煉傳媒企業文化，對于提升省級黨報集團的媒體競爭力至關重要。企業文化是省級黨報集團媒體競爭力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形塑省級黨報集團的媒體競爭力方面，發揮著潛移默化卻又至關重要的作用。省級黨報集團的企業文化不僅決定了員工的精神面貌，也決定了傳媒的組織氛圍。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省級黨報集團應思考如何有效實施創新文化戰略，減少全媒體人才的職業倦怠，有效促進省級黨報集團的融合變革。
（六）內部微觀環境五大因素的合力作用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省級黨報集團媒體競爭力的形成，是其內部微觀環境因素交融、集成、聚合的過程，是一個系統、動態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發展、演變的過程。媒體競爭力的成長有一個發生、發展、不斷再提升的循環反復的過程，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不斷整合優化的系統過程，媒體競爭力形成后并非保持不變，而是應根據自身的實際適時轉換。某一家省級黨報集團的媒介融合變革不僅僅依賴于某一個內部因素，而是五大內部因素緊密相連、互相支持配合、共享融通的結果。
五大內部因素同時制約著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省級黨報集團所具有的五大內部因素互相關聯、互相支持，呈現出漸進和動態發展的特征，共同組成一套完整的素質能力體系。只有這五大內部因素融匯在一起，形成合力，才能獲得持續的競爭優勢，持久有效地產生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在省級黨報集團媒體競爭力五大內部因素中，新聞內容生產、新聞流通渠道、新聞傳播平臺、媒介融合經營這些硬性因素相對外顯，包括人力資源、企業文化等軟性因素在內的媒介融合管理要素相對內隱，屬于媒介組織中潛在的價值觀、氛圍、能力、人才素質等。新聞傳播學術界和業界對媒體競爭力構成中的硬性和顯性因素關注較多，對隱性和軟性因素則顯得重視不夠。筆者認為，這五大內部因素中最核心的因素是媒介融合管理因素，其中人力資源因素是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中的隱性和軟性因素，卻是省級黨報集團五大內部因素中最核心的一項因素。除人力資源因素之外，本文將企業文化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認為企業文化也是媒體競爭力的隱性和軟性因素，制約和影響著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在省級黨報集團融合變革中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注釋：
[1][美]科斯，阿爾欽，諾斯等：《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頁
[2]張昆：《政治傳播與歷史思維》，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29頁
[3]王庚年：《新媒體國際傳播研究》，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頁
[4]王菲：《媒介大融合――數字新媒體時代的媒介融合論》，南方日報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頁
[5]魏金成：《改革與創新：制度創新論視野下的央視新聞改革》，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第102頁
[6]譚云明：《傳媒經營管理新論（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57頁
[7]譚云明：《傳媒經營管理新論（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58頁
[8]包國強：《傳媒競爭力：中國特色的路徑選擇――一種基于市場的觀念、假設與方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59頁
[9]丁和根：《傳媒競爭力――中國媒體發展核心方略》，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185頁
關鍵詞： 獨立學院 政策 健康發展
在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階段、大力加強高等教育質量工程建設、深化高等教育體制機制改革的歷史新時期，在教育部26號令規定的獨立學院五年過渡期即將結束之際，獨立學院的生存與發展面臨著新的機遇與考驗，也步入了發展的重大轉折期。在此階段，獨立學院辦學過程中面臨的各種具體問題，包括國家宏觀政策環境、法人治理結構、內部管理機制、內涵建設等問題，均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與分析，為獨立學院順利平穩地過渡做好準備。
一、正確把握宏觀政策，抓住機遇促進發展
1.樹立信心、振作精神、謀求發展。
2010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指出：“民辦教育是教育事業發展的重要增長點和促進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各級政府要把發展民辦教育作為重要工作職責，鼓勵出資、捐資辦學，促進社會力量以獨立舉辦、共同舉辦等多種形式興辦教育。完善獨立學院管理和運行機制。”［1］獨立學院是我國民辦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已成為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的排頭兵，獨立學院應認真解讀國家宏觀政策，堅定辦學信心，堅信在我國高等教育后大眾化發展階段，獨立學院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和廣闊的發展前景，應積極謀求長遠發展，不應有回避困難、短期觀望、可進可退的思想。
另外，《綱要》還多處提到大力支持民辦教育事業，實現民辦教育法治化管理，制定和完善促進民辦教育發展的優惠政策，落實民辦學校法人財產權，保障民辦學校、學生及教師的平等地位與權益等。這些政策無疑對解決獨立學院目前的辦學障礙，以及今后的可持續健康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獨立學院應緊跟政策步伐，積極利用政策扶持，針對自身發展問題進行合理有效的分析、判斷和決策，掃清辦學障礙，實現持續、健康、長遠發展。
2.正確把握政策方向，積極尋求自身發展。
2008年教育部令第26號《獨立學院設置與管理辦法》的頒布對于獨立學院規范化辦學、權益保障、健康發展等均起到了極大的推動和促進作用，理清了獨立學院辦學實踐中的各類疑難問題，使獨立學院的發展前景更加清晰。
26號令規定了獨立學院五年過渡整改期，在此期間由獨立學院提出申請，重新接受教育行政部門組織的考察驗收，合格者重新核發辦學許可證。目前正是獨立學院五年過渡期的最后一年，在此重大轉折期，獨立學院將何去何從，現已成為各獨立學院、舉辦高校、投資方及獨立學院教師、學生、家長及社會等共同關注的焦點問題。26號令規定，獨立學院從2012年開始對于符合學士學位授予條件的學生頒發獨立學院的學位證書，不再頒發母體高校的學位證書，這也意味著獨立學院將逐步擺脫對“母體”的依附，走向獨立生存、自主發展的道路。近日，從教育部網站獲悉：“國家對于舉辦獨立學院以及其他層次、類型的民辦學校都是鼓勵和支持的。在貫徹26號令的過程中，現有獨立學院及其舉辦者可以根據自身的條件和實力，選擇不同的未來發展走向。條件好、實力強的，可以繼續舉辦獨立學院或轉設為出資者獨自舉辦的民辦本科學院；條件差、實力弱的，可以轉為高等職業學院或其他層次的民辦學校，也可以并入其他學校或停辦。”［2］從獨立學院的成長歷史及長遠發展來看，對于那些以民間資本為主體的獨立學院，教育部將推動其逐步轉設為獨立建制的民辦普通高校，這既是國家宏觀政策的價值導向，又是多數獨立學院求生存、謀發展的必然選擇。獨立學院具有辦學起點高的明顯優勢，它更應該成為我國民辦普通本科高校的“孵化器”［3］。截至2011年年底，我國已有19所獨立學院轉設為民辦普通本科學校，但是全國絕大多數獨立學院目前由于各種條件不夠成熟，達不到轉設的條件，仍然選擇繼續維持現狀。這些獨立學院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十二五”期間，我國高等教育將面臨著學齡人口不斷降低，校際競爭日趨激烈的局面，而且大多數選擇維持現狀的獨立學院，對母體學校依賴程度較高，雖然大力提倡應用型人才培養的目標，實施錯位競爭、特色發展，但由于師資隊伍的瓶頸問題，真正實現上述目標困難較大，從辦學定位、人才培養方面等容易與母體高校產生同質化傾向。此外，教育部正在起草《民辦教育專題規劃》、《關于進一步促進民辦教育發展的若干意見》，據悉已形成初稿。目的是通過這兩個文件對于民辦教育和獨立學院的健康發展起到引領和促進作用［2］。在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獨立學院應積極順應改革大潮，以質量求生存，以內涵求發展，抓住機遇，大力發展，正確把握國家政策導向，積極尋求自身發展方向。雖然在資產過戶、法人地位、法人財產權等方面還有待進一步完善相關的法律制度來保障實施，但獨立學院不應一味觀望等待、故步自封，對國家政策心存僥幸，抱有法不責眾的思想，應嚴格按照26號令要求，認真剖析自身問題，與主管部門共同研究，制定積極的可持續發展策略，在保證教育“公益性”的前提下，積極構建自身辦學章程、協調理順各利益相關者的關系，保障獨立學院教職工、學生群體的合法權益，確立獨立法人財產權，降低辦學風險，為獨立學院的健康發展掃除障礙，努力在轉折期內實現自身最有效地發展。
3.進一步明確獨立學院法人性質，用積極的政策推動獨立學院健康發展。
關鍵詞：外部性；內部化；排污收費；排污權交易
中圖分類號：X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4161(2007)03-0040-04
過去片面追求增長效率的經濟發展，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已經成為全球普遍關注的焦點。在新的世紀，我國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生態環境的持續惡化依然沒有得到有效遏制。如何借鑒西方經濟理論，結合中國實際，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環境經濟政策，使環境污染這種消極外部性內部化，以落實科學發展觀，建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促進人類的生產和消費活動與自然生態系統協調可持續發展，是我們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本文就排污收費制度和排污權交易制度等環境經濟外部性的內部化路徑的理論淵源、自身特點及在我國的適用性等問題作一探究。
1.外部性及其產生的原因
關于外部性的涵義，有許多學者曾對它作了探討。丹尼爾?史普博（Daniel Spulber）將外部性定義為：“某種外部性是指在兩個當事人缺乏任何相關的經濟交易的情況下，由一個當事人向另一個當事人所提供的物品束。” [1]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認為：“當個人或廠商的一種行為直接影響到他人，卻沒有給予支付或得到補償時，就出現了外部性”，或“未被市場交易所體現的額外成本和額外收益稱為外部性”[2]。按照薩繆爾森（Paul A Samuelson）的理解，“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當有人被強加了非自愿的成本或利潤時，外部性就會產生。更為精確地說，外部性是一個經濟機構對他人福利施加的一種未在市場交易中反映出來的影響”[3]。綜合上述觀點，外部性的涵義是指，在實際經濟活動中，生產者或消費者的活動對其他生產者或消費者帶來的非市場性的影響。這種影響是從私人收益與社會收益、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相比較而言的。正外部性（或稱外部經濟）是指一種經濟行為給外部造成的積極影響，使他人減少成本，增加收益。負外部性（或稱外部不經濟）是指在經濟活動中，由于決策者在自己承擔的成本之外，帶給他人或社會以額外的成本或負擔，從而使社會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現象。與環境問題有關的外部性，主要是生產和消費的外部不經濟性，尤其是生產的外部不經濟性。它會導致低效率的社會資源配置狀態和生態環境污染、惡化的負面影響。
外部不經濟產生的原因比較復雜,但主要包括如下三個方面:
一是“市場缺陷”導致外部不經濟。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市場是一雙看不見的手，引導自利的人們在謀取自身利益的同時，客觀上促進社會福利，自利心對社會不僅沒有壞處,甚至比社會關懷更能促進社會福利。但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是有一定的前提條件，或者說有一定范圍的，那就是產權首先必須是明晰的。在產權不明晰或者是公共產權領域里，由于自利心的作用，“公地悲劇”必然會不斷上演，即出現了大量的把好處留給自己、壞處轉嫁給社會的“搭便車”現象。
在環境領域，企業向環境任意排放“三廢”等行為，是外部不經濟的典型例證。由于污染排放者無需承擔消除對其他人造成的不利影響的成本，其私人成本就小于社會成本。這樣，污染者僅從自己的私人成本或私人收益出發選擇“最優”產量，具有過度生產的動機。這就說明，在存在外部效應的情況下，競爭企業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并不能自動導致有效率的資源配置。它只能使某些私人的福利達到最大，卻無法使社會的福利達到最大。
二是“產權模糊”導致經濟外部性。由于資源環境等屬于公共物品的范疇，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消費的特征，即產權通常是不明晰的，也就是說環境資源領域建立產權和市場的交易成本太高。如對海洋漁業資源，特別是那些洄游性魚類資源，很難建立有效的產權，即使劃定了產權，但監視、保護起來難度很大。這樣的環境資源，私人對其的損耗和破壞帶來的后果皆由社會分擔，因而會刺激單個利益主體對其的過度利用，以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導致經濟消極外部性的產生。
三是“利益分散”下產生外部性問題。無論是在市場經濟還是在計劃經濟中，經濟活動都是分散進行的，各經濟主體在利益上有其相對獨立性。由于有意識地增加外部成本同其私人內部成本的降低緊密相連，或者有時還出于生產過程中某些便利的考慮，因而各個廠商通常只考慮內部成本與效益，忽視了企業的社會責任。即使有個別廠商主觀上愿意努力承擔一些社會責任，試圖減輕經濟活動對社會的負面影響，但是在沒有達到執法的普遍性約束情況下，只要找不到既能減輕外在影響、又不會增加私人成本的辦法，激烈的不規范市場競爭產生的“劣幣驅逐良幣”效應還是會迫使他隨波逐流。
2.環境經濟外部性內部化不同路徑的理論淵源
西方經濟理論由于在關于外部性產生原因認識上的分歧，所提出的解決方案也各不相同。本文著重分析庇古和科斯的基本觀點。
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在其1920年出版的《福利經濟學》一書中指出，在經濟活動中，如果某廠商給其他廠商或整個社會造成不需付出代價的損失，那就是外部不經濟。這時，廠商的邊際私人成本小于邊際社會成本。當出現這種情況時，依靠市場是不能解決這種損害的，即所謂市場失靈，必須通過政府的直接干預手段解決外部性問題。具體來說，就是要在外部性場合通過政府行為使外部成本內部化，使生產穩定在社會最優水平。庇古提出：如果每一種生產要素在生產中的邊際私人凈產值與邊際社會凈產值相等，同時它在各生產用途的邊際社會凈產值都相等，就意味著資源配置達到最佳狀態。在邊際私人凈產值與邊際社會凈產值相背離的情況下，依靠自由競爭是不可能達到社會福利最大。于是就應由政府采取適當的經濟政策，消除這種背離。政府應采取的經濟政策是：對邊際私人凈產值大于邊際社會凈產值的部門實施征稅，以迫使廠商減少產量；對邊際私人凈產值小于邊際社會凈產值的部門實行獎勵和津貼，以鼓勵廠商增加產量。庇古認為，通過這種征稅和補貼，就可以實現外部效應的內部化。這種政策建議后來被稱為“庇古稅（Pigou Tax）”。
1960年，芝加哥大學教授科斯（Ronald Coase）發表了著名的論文《社會成本問題》。他在該文中證明，在交易費用為零的條件下，庇古是完全錯誤的，因為無論初始的權利如何分配，最終資源都會得到最有價值的使用，理性的主體總會將外溢成本和收益考慮在內，社會成本問題從而不復存在。科斯認為，外部性的產生并不是市場制度的必然結果，而是由于產權沒有界定清晰，有效的產權可以降低甚至消除外部性，而且科斯將其進一步發揮成為所謂的科斯定理，即只要產權是明晰的，私人之間的契約同樣可以解決外部性問題，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他通過對“走失的牛損壞鄰近土地的谷物增長”的案例的分析，提出了自己解決外部性問題即損害問題的主要論點：其一，損害問題具有相互性。其二，通過市場自由交易可使權利得到重新安排而達到產值最大化。可見，科斯認為，解決問題的關鍵是，只要交易費用為零和產權界定明晰，私人之間可以達成協議，從而使經濟活動的邊際私人凈產值和邊際社會凈產值相等，導致外部性存在的根源就會消除。
研究科斯與庇古的觀點，可以發現其不同之處在于政府作用范圍是大還是小，干預手段是直接實施抑或間接實施的問題。科斯理論認為政府的作用只是使產權明晰，應該放任私人的市場交易去取得有效率的結果。庇古認為，由于技術原因和交易費用的存在，市場不可能覆蓋整個社會，市場機制的作用范圍有限，在環境外部性問題上應更大程度地依賴政府的作用，政府的直接干預是最有效、最現實的選擇。
3.環境經濟外部性內部化路徑的比較分析
環境經濟手段是國家環境當局從影響成本――收益入手，引導經濟當事人進行選擇，以便最終有利于環境的一種政策手段。由于科斯與庇古在外部性內部化路徑上的分歧，相應的環境問題解決路徑就有了傾向于市場機制作用的和傾向于政府干預作用的區分。經濟學理論界將主要通過政府直接干預解決環境問題的環境經濟手段稱作庇古手段，而將主要通過政府借助市場機制解決環境問題的環境經濟手段稱作科斯手段。庇古手段包括稅收、補貼、押金――退款；科斯手段包括私人合約、排污權交易。
在現代經濟生活中，庇古手段中的排污收費和科斯手段中的排污權交易在污染控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兩種路徑都實行污染物總量控制，但在實際操作中各有其適用條件。在選擇污染控制手段時必須要考慮是否具備這些條件。
3.1 關于排污收費制度的分析
1972年，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提出了污染者付費原則。這一原則的定義是，污染者應當承擔由政府決定的控制污染措施的費用，以保證環境處于可接受的狀態。根據這一原則，OECD國家普遍實行了征收環境稅的政策。目前世界各國基本上都實行了排污收費或環境稅制度來治理污染。
我們首先采用經濟學的圖表來進行理論上的分析。在圖1中，橫坐標W表示某鋼鐵廠生產鋼鐵排放的污染量，縱坐標表示污染造成的邊際成本或降低污染花費的成本。MSC曲線表示污染造成的邊際社會成本。MC曲線表示降低污染所花費的邊際成本。對每一單位污染征收T1數額的排污費可以使污染符合社會最優水平，即達到W1的水平。在單位排污費為T1的情況下，無論污染量超出W1的標準，還是未達到W1的標準，對于鋼鐵廠來說都是不利的。在污染量超出W1標準的情況下，企業降低污染的邊際成本低于排污費T1，企業減少污染是有利的。因為，每減少一單位污染，企業都可以減少T1數額的支出，而增加的降低污染開支小于T1。
在污染量低于W1標準的情況下，企業降低污染的邊際成本高于排污費T1，企業增加污染是有利的。因為，每增加一單位污染，企業所節約的降低污染的開支都大于應交納的排污費T1。因此，企業寧愿上交排污費，也不愿花費巨大的成本去降低污染。只有使污染量達到W1時，才是企業的最優點。所以T1數額排污費率的征收使得企業的產出水平符合社會最優標準。
圖2為庇古稅示意圖。圖中MNPB為企業的邊際私人凈效益，MEC為邊際外部成本。企業為利潤最大化生產所有MNPB＞0的產品，即把產量擴展到Qm。社會最優要求當MEC>MNPB時停止繼續擴大生產，即生產Qs。稅t*使企業在t*＞MNPB時停止擴展生產，即把生產限制在社會最優產量Qs的水平。換句話說，t*把MNPB向左下方移動到MNPB-t*。相應的，稅使污染排放從Wm下降到Ws。圖中，稅率恰好等于最優產量Qs所對應的邊際外部成本MEC，即污染對外部產生的邊際損害。這樣，如果企業的產量超過Qs，所付的稅款就會超過邊際私人凈效益。因此企業愿意把生產限制在Qs水平，從而把污染排放限制在Ws水平。因此，t*是最優稅收，它使最優污染量等于MEC。很明顯，最優庇古稅是在最優污染水平等于邊際外部成本（邊際污染損害）時的排污收費。
排污收費制度是由政府首先給所有產生污染的企業確定一個污染稅率，企業必須按照這一稅率交納排污費。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企業會根據自己的利潤最大化原則來決定自己的污染物排放量和產品產量。實行排污收費有許多優點。第一，實行排污收費制度，企業擁有了一定的自。每個企業可以根據自己的邊際控制成本在減排污治理與排污繳費之間進行選擇，有利于激勵企業實行清潔生產。第二，可以降低政府的監督、管理成本。從政府管理的角度講，政府不再干涉企業具體的生產決策，只是確定企業從事的經濟活動是否會導致污染，污染的量是多少。所以，政府用于環境監督管理的費用降低了。第三，排污收費是國家的財政收入，可以用于清潔生產補貼和建設公共的污染治理設施。
排污收費制度從20世紀70年代沿用至今，在長期使用過程中也暴露出了它的局限性。第一，政府在確定合理的排污費率時，必須借助于邊際凈收益曲線和邊際外部成本線。邊際外部成本線的確定是一個從污染的物理性損害轉換到人們對這種損害的主觀感受，并用貨幣價值來計量的過程。這些轉換過程非常復雜，而且在實際中確定邊際外部成本線十分困難。而企業的邊際凈收益曲線涉及到企業本身的生產規模、生產技術以及污染治理的技術水平。企業自身沒有動力去向政府如實通報這些信息，政府也沒有能力去了解每個企業的邊際凈收益。政府只有在不斷的摸索中去尋找最優稅率。所以，實際的排污費率的確定常常是一個試錯的過程。第二，企業可以將國家征收的部分排污稅費通過產品價格轉嫁給消費者，如果該種產品是生活必需品，缺乏需求彈性，低收入階層就要負擔較多的稅賦。
3.2 關于排污權交易制度的分析
排污權交易的基本思想是把排放廢物的權力通過拍賣或無償分配的手段交給微觀經濟個體，這種污染權的數量是由政府根據國家環境目標確定的。這種權力還可以像普通的商品那樣在市場中進行交易。美、德、澳、英、日本等發達國家相繼進行了排污權交易的實踐，我國最近幾年也在一些城市進行了試點。
我們仍先采用經濟學的圖表來進行分析。圖3橫坐標Q表示某鋼鐵廠的經濟活動水平，W表示某鋼鐵廠在生產產品中污染物的排放量。縱坐標表示污染造成的邊際成本或降低污染給社會帶來的邊際收益。MEC代表邊際外部成本。MNPB代表邊際私人凈效益。政府管制機構必須根據最優污染程度來確定最優污染標準。MNPB的邊際收益曲線與MEC邊際外部成本曲線的交點E是最優污染點。E點之右，污染程度較嚴重，污染所造成的邊際社會成本大于邊際收益。只要降低污染就有利。因此，排污者只要超過了排污標準，政府將處以高額罰款。
政府制定排污標準有限制進入的作用。很明顯，企業就必須把排污量控制在最優污染點E所對應的水平。當然，企業也可以通過對技術的選擇來改變投入品，以進行技術替代。比如，當企業的排污量達到WB 時，它可以安裝一個控制污染的設備，來減少排污量，這樣企業因安裝了控污設備而使排污量達到W*點，從而符合排污標準。顯然，這要以其產品的價格高于因安裝污染控制設備而增加的平均成本為前提。所以，條件好的企業才能進入該行業，并且有利可圖；而對于那些條件差的企業，則不會進入。
實施排污權交易要首先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權力（這種權力通常以排污許可證的形式表現），并允許這種權力像商品那樣被買入或賣出，以此來進行污染物的排放控制。排污權交易的優勢是明顯的：第一，成本最小。治理成本低的企業可以多減排，多余的許可證可以到市場中出售。而治理成本高的企業不減排或者少減排，不足的排污權到市場中去購買，從最后的效果來看，污染的減排總是由治理成本低的企業完成，所以從總體上降低了污染治理的成本。第二，綠色環保組織可以通過購買排污許可證而不賣出，以實現污染物排放總量的減少和環境水平的提高。第三，政府可以根據國家的環境目標賣出或買入排污許可證，從而實現政府對環境總水平的調控。
排污權交易具體在一個地區實施時要求具備相應的條件。第一，排污許可總量的確定要以大量的科學研究為基礎。所以，實施排污許可證制度要受制于技術水平。第二，完善的市場條件。排污權的價格從長期看，呈上升趨勢，為了避免有人通過壟斷排污權市場而牟取暴利，完善的排污權市場是排污權交易的重要條件。第三，排污權交易要取得效果，政府必須擁有先進的技術手段和設備對企業的排污情況進行監測，還要制定地區性的管理規則。
3.3 排污收費制度與排污權交易制度的比較分析
排污收費與排污權交易都是建立在利用市場機制的基礎上。但也離不開政府的作用。排污收費是由政府先確定排污收費的費率，再由市場去決定污染物排放的總量；排污權交易是先由政府確定污染物的排放總量，建立一個排污權的市場，再由市場去決定排放的價格。實踐證明，排污權交易和排污收費都是可行的解決環境問題的基本路徑，但有各自的適用范圍和市場條件。
首先，從所要求的市場條件看，排污權交易制度在充分競爭的市場條件下才能發揮作用。由于壟斷的因素或計劃經濟的殘留，在發展中國家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中在部分領域市場競爭并不充分。因此，有可能阻礙排污權交易的實施，例如，在上海市蘇州河的治理過程中，美國專家竭力推行排污權交易制度，但試行效果不佳。排污收費對市場競爭程度的要求不高，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也可以使用。其次，從兩種環境手段的適用范圍看，排污收費適宜于涉及面廣的污染問題。如溫室氣體排放、空氣二氧化碳及粉塵污染、大氣臭氧層空洞。而排污權交易更適用于局部性、地區性的污染控制，如水污染、固體廢物污染的控制。再次，從兩種手段的使用效果看，兩者都能起到消除生產和消費的外部效應，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的作用。
由于我國傳統經濟體制的影響，長期以來，在環境經濟領域也主要使用傾向于政府干預的環境經濟手段。現在，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解決環境經濟問題的路徑選擇和使用手段也正經歷著重大改革，新的排污收費制度也已經頒布，排污權交易制度正在由試點向全面鋪開的階段過渡。相信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排污權交易制度的應用前景將十分廣闊，而改革后的排污收費制度也將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基金項目：本文是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招標項目（2004）：《西部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重建》（批準號 04JZD00010）成果的一部分。課題負責人：常云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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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斯蒂格利茨.經濟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138,465.
[3][美]保羅?薩繆爾森.經濟學(第16版)［M］.華夏出版社,1999:267.
［作者簡介］ 崔宇明（1967-），男，陜西綏德人，山東大學威海分校商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研究方向：產業經濟、區域經濟。
關鍵詞：環境成本內部化；對外貿易；制度創新；綠色技術
中圖分類號：F7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3544（2008）02－0037－02
環境成本內部化是將環境成本作為生產者成本的一部分計入產品的總成本，從而，環境因素進入生產環節而成為一個新的生產要素，成為同資本、勞動、資源、技術等要素并列、同等重要的生產要素。這樣，產品價格能夠更準確地反映包括環境成本的生產經營活動所造成的全部代價，能夠消除生產對環境的外部性影響。一旦環境成本成為生產成本的一個組成部分并最終得到體現，商品價格就能反映它的全部社會成本。 生產者就會按新的全部社會成本確定最優產量，消費者就得按反映產品全部社會成本的價格進行支付，由市場失靈造成的生產對環
境的外部性影響得以消除，市場、價格重新成為配置資源的有效手段，整個環境、社會又能有效地運轉。
一、國際貿易中環境成本內部化的實施
環境成本內部化論是根據外部經濟(外差效應)理論得出的。環境成本內部化論認為，某些出口生產、營銷活動污染空氣和水，惡化環境資源，甚至造成跨國境或全球性的環境問題（酸雨、河流污染、氣候變暖），然而這些環境資產的價值在出口生產和國際貿易中往往被忽略不計，國際貿易的開展可能加重市場失靈而使環境更加惡化。因此，必須將這種由于市場失靈導致的消極的外部經濟效應“內部化”，即內化到出口商品或勞務的真實成本中，以便促使資源的合理使用和環境的有效保護。具體實施方法有以下幾點:
1． 界定環境資產的所有權。當環境資源的產權未加界定時，無人會主動承擔環境退化所造成的損失，若對自然資源的使用也缺乏調控機制，便會導致資源的過度開發和過度消費。例如，共有河流的上游國家建成一家化工廠，其排放的污水侵蝕了下游鄰國農作物，但由于產權沒有界定，上游國家工廠繼續排放污水而鄰國居民得不到賠償。
2． 對環境資產合理定價。 環境資產有直接的使用價值，如森林、 草地和野生動植物可提供相應商品或提供登山、旅游之類的服務，這些商品、服務均可予以量化。同時，環境資產還有間接的使用價值，如森林和濕地對大氣和氣候有支持功能，但因難以計量常被忽視。只有對這些環境資產全面合理地定價，才能促進資源持續有效地開發利用。需要指出的是，發展中國家環境資產的價值經常被人為低估，致使資源密集型初級產品出口定價偏低，為多掙外匯而競相輸出初級產品，導致農、林、漁、礦諸業的過度開發，加速環境資源的耗竭，甚至在經濟上造成“貧困化增長”。
3． 堅持“排污者付費原則”。1972年經合組織(OECD)環境委員會在《關于環境政策的國際經濟方面的控制》中首先提出這一原則，規定“排污者必須負擔由公共當局決定的減少污染的費用， 以保證環境處于一種可被接受的狀態”。“排污者付費原則”要求污染者承擔治理污染源、消除環境污染和賠償受害人的費用，促使排污者積極主動地治理自身產生的污染物，否則將受到經濟制裁。該原則旨在協調經合組織成員國的環境政策，防范不同的環境條款使比較利益與貿易格局扭曲。此外，為保護環境而支付的費用或成本應予以補償。比如，熱帶雨林國家放棄森林砍伐而付出的機會成本可通過污染者付費的部分加以補償；發達國家每年排放大量二氧化碳惡化環境， 必須多支付改善環境的費用。“排污者付費原則”充分體現了環境成本內在化理論的精髓，在國際貿易中應將這些費用內化到產品的成本中去，由產品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共同負擔。
二、環境成本內部化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
（一）消極影響：對市場準入的影響
環境成本內部化是從貿易角度保護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必要手段，但是，在國際貿易中，它又是一把“雙刃劍”，即它經常會成為發達國采取嚴格的市場準入制度、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借口，成為一種新型的貿易壁壘。具體分析，當來自我國的產品對某一發達國家國內產品形成沖擊，其國內產品逐步失去市場競爭力時， 該國就可能打著環境保護的旗號，采取更為嚴格的市場準入制度和措施，限制甚至禁止對我國產品的進口。這種情形主要有下面幾種：
1. 以我國產品采取的環境標準過低為由實施限制措施。發達國家往往以我國環保標準低為理由，認為來自我國的低成本產品是在進行“生態傾銷”，是在國際市場上不公平地獲取了貿易優勢，嚴重威脅了本國產品的競爭力。為了保持本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并使其國內市場免受沖擊，為產品創造“公平的競賽場地”，實現所謂“公平貿易”，就以環境成本內部化為名，對來自我國的產品征收“生態傾銷”稅或采取其他限制措施，抵消我國產品的比較成本優勢，達到限制甚至禁止對我國產品進口的目的。
2. 以我國產品的環境成本內部化不充分為由實施限制措施。根據國家原則，各國享有根據本國經濟技術發展水平和其他實際情況單獨決定其環境政策、 征收環境稅費、制定環境標準的權利，這就必然導致各國之間的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存在差異，這種差異在目前的國際社會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是無法消除的。但一些發達國家卻從貿易保護主義角度出發， 對這種情形熟視無睹，而一味要求國外產品符合其規定的環保要求，否則就以該產品的環境成本未充分內部化為由限制直至禁止進口。
3. 以我國產品未將消費過程中的環境成本內部化為由實施限制措施。近年來，國際社會出現了“可持續消費”這一先進、人文的理念。所謂可持續消費是指提供服務以及相關的產品以滿足人類的基本需求，提高生活質量，同時使自然資源和有毒材料的使用量減至最低，使服務或產品的生命周期中所產生的廢物和污染物減至最少，從而不危及當代和后代的長久需求。 可持續消費在廣泛的范圍上關注著環保，它包含了從原料提取、處理、制造、產品購買、使用、最終處置等整個連續環節中的所有組成部分，并考慮到了每一個環節中可能產生的多方面的環境影響。顯然，從環保角度而言，改變人類的消費模式已迫在眉睫。消費模式的改變必須通過對具體產品或服務的消費過程的環保要求體現出來，因此，在產品的消費過程中實現環境成本內部化就日益成為發達國家環保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過在對外貿易中，發達國家對我國產品在消費過程中的環境成本內部化要求，卻常常對我國產品的市場準入產生不利的影響，甚至構成針對我國產品的日益嚴重的貿易壁壘。因為發達國家往往要求我國產品在消費過程中產生的污染亦需像當地產品一樣被征稅或予以環境管制，而采取征收環境稅或其他環境管制措施的根據又往往操縱在發達國家的某些生產集團手里，目的是使國外競爭者處于比較劣勢的地位。
（二）積極影響：新的市場機遇
1. 環境管制能夠誘發創新。在環保領域，由于存在信息不完備、科技日新月異、企業經營慣性以及企業內部控制等問題，企業實際上是具有很多創新機會的。創新能夠提高產業競爭力的原因在于它能夠帶來創新補償。創新補償可分為產品補償和加工過程補償。產品補償是指環境管制不僅減少了污染，而且創造了功能更強、質量更好、更安全、更便宜的產品（這可能是由于原材料的替換或減少包裝造成的）；有更高回收價值的產品（這有可能是由于提供了循環回收和拆卸分類方面的便利造成的）； 對消費者來說具有更低的拋棄成本的產品。加工過程補償是指環境管制不僅導致了污染的降低，而且產生了更高的資源生產率，諸如更高的加工產出效率，較少的檢修停工期（由于更仔細的監督和維護），原料的節省（由于原料的替換和對投入品的重新使用和循環利用），對副產品更好的利用，在生產過程中更低的能量消費，原材料倉儲存量以及處置成本的降低，將廢料轉化為更有價值的形式，更安全的工作環境等。
2. 環境標準將為企業提供新的發展契機。如果企業具有敏銳的商業嗅覺， 應當積極地抓住這個機會以獲得先動優勢。多種統計數據表明，世界需求正向環境友善產品加速轉移。所謂環境友善，是指在產品的生產過程中不產生污染或產品進入消費過程后不對環境造成污染或破壞。很多公司已經開發出綠色產品，并獲得了回報和開辟了新的市場。例如德國因早于大部分其他國家制定和執行了廢物回收標準，從而幫助德國企業在發展少包裝或無包裝產品方面獲得了先動優勢；斯堪的那維亞國家的紙和紙漿生產商率先引入了環境友善的生產加工過程，從而使這些國家的紙和紙漿設備生產商在全球新型漂白設備市場上獨具鰲頭，獲得巨大利潤。
三、我國對環境成本內部化應采取的對策
1． 進行制度創新，主要是資源、環境產權制度和環境管理制度的創新。通過明確賦予資源、環境所有權，建立有效的使用、補償和責任承擔機制；逐步完善市場機制，在總量控制的基礎上，建立基于市場的可交易的排污許可證和可交易的資源配額制度，逐步實現環境成本內部化。
2． 支持綠色技術創新。綠色技術創新包括綠色產品創新和綠色工藝創新。當前我國綠色技術采用率很低，綠色技術創新更低，基本上還處于無組織、無意識的自發狀態或被動、被迫狀態。即使采用綠色技術的企業，由于種種條件的限制，通常也只采用末端處理技術并且使用效率很低。從綠色技術創新的資金投入上看，中國的綠色技術創新只占國民收入的0.7％，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也低于企業一般技術創新的投入比例。從另一方面來看，采用綠色技術的環保市場潛力巨大。因此我國的政府應當在財政、稅收、金融方面支持企業的綠色技術創新，建立起合理的市場綠色價格體系，一方面鼓勵消費者使用環保產品，另一方面可以采用傾斜的產業政策和戰略性貿易政策鼓勵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扶持綠色產品和環保產業。
3． 調整出口產業和產品結構。 隨著環境成本的內部化，出口產業和產品的比較成本優勢會發生相應的變化，一些污染嚴重、污染處理技術相對落后，從而環境成本高額內部化的產業的比較成本優勢會弱化甚至喪失。而一些少污染以致無污染的高新技術產業和綠色產業等的成本優勢將得到強化，應根據這種比較成本優勢的變化，以環保為基點培育競爭優勢。在對外貿易中追求出口效益與環境效益的統一，以改善環境質量作為提高出口競爭力的出路， 形成出口產品的環境競爭優勢。當然，競爭優勢的培育不是對傳統產業的全部拋棄，而是對中國具有比較優勢的傳統產業進行技術更新，增強其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例如，中國紡織品在棉布橫檔、印染布緯斜、色差、針織品縮水等方面落后于新的紡織品標準， 所用染料的70％―80％為西方國家禁用的對人體有害的偶氮染料， 通過對紡織業進行環境友好技術的改造，可重構和加強中國紡織品在國外市場的競爭優勢。
4． 加強環保領域的國際協調與合作。要使中國在21世紀的國際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最根本的途徑是使自己成為國際競爭“游戲規則”的制定者，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自己的權益。國際規則制定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各國國家利益和力量的斗爭與協調過程。目前，中國積極參與了世界貿易與環境委員會的會議，密切注視著國際貿易與環境政策的影響。中國還參加了聯合國環境署與聯合國貿發會議聯合組織的貿易與環境問題非正式高級圓桌會議、聯合國環境署與國際商會舉辦的企業環境行為部長級會議、可持續發展委員會關于貿易與環境的討論等。中國應更加積極地參與有關國際環境保護組織和貿易組織的活動和談判，了解世界環境保護發展的新動態及可能對中國對外貿易帶來的潛在影響。擴大中國在一些國際環保立法和貿易立法方面的影響，認真履行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所應承擔的與其能力和水平相適應的責任與義務，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緊密合作，以集體的力量進行斗爭，努力尋求作為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應有的差別待遇，阻止濫用環保法規、濫用貿易協定條款推行貿易保護主義的企圖。及時調整中國有關的環境貿易政策，努力向國際接軌，這對提高中國的國際聲譽，維護發展中國家的權益，減少不必要的損失，都會起到積極的作用。
參考文獻：
［1］胡妍紅，傅京燕. 論環境成本內部化［J］. 生態經濟，2001（4）.
［2］傅京燕，陳紅蕾. 國際貿易中產品環境成本內部化研究［J］. 國際經貿探索，2002（2）.
［3］傅京燕. 綠色壁壘對我國貿易與環境的影響及其對策［J］. 經濟體制改革，2004（2）.
資料與方法
2007～2011年收治陰道脫落細胞檢查結果為ASC-H婦女68例，均接受陰道鏡下宮頸活檢，獲得組織病理學檢查結果，對這68例患者進行回顧性分析。患者年齡20～76歲，平均38歲。臨床資料，見表1。
研究方法：①宮頸細胞學診斷：采用2001年的TBS系統對宮頸人工涂片進行分析。宮頸細胞學診斷分為：高度鱗狀上皮內瘤變(HSLL)，低度鱗狀上皮內瘤變(LSIL)，未能明確意義的不典型鱗狀細胞(ASC-US)，未能除外高度上皮內瘤變的不典型鱗狀細胞(ASC-H)，正常范圍(WNL)。②陰道鏡檢查：全部病例均在陰道鏡下取活檢。檢查前24小時不行任何陰道操作，陰道鏡下在可疑部位即白色上皮、鑲嵌、點狀血管、異性血管、真性糜爛、葡萄狀血管、白斑，腺口周圍白環及明顯突起的部位取活檢。12例陰道鏡檢查不滿意者常規從12點、3點、6點、9點及頸管取活檢送病理檢查。
討論
宮頸癌是女性常見惡性腫瘤之一，發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早婚、早育、多產及性生活紊亂的婦女有較高的患病率。宮頸癌最早初期沒有任何癥狀，也無特殊體征，往往出現最早的癥狀是陰道出血，開始常為少量的接觸性出血，絕經后間斷性出血或白帶量的增多，呈血性或膿性氣味腥臭，晚期可出現大出血、惡病質、消瘦、發熱、貧血，以及癌腫侵犯所造成的周圍壓迫癥狀，如下腹痛、腰痛、尿頻、尿急、墜脹感、里急后重、下肢腫痛，坐骨神經痛等，嚴重時可導致尿毒癥，出現全身衰竭，危及生命。目前治療方案以手術和放射治療為主，亦可采用中西醫綜合治療，但中晚期患者治愈率很低。作為女性要潔身自愛，加強衛生保健，注意按時婦科普查，發現癥狀苗頭，及時就醫。宮頸癌是由人類瘤病毒(HPV)引起的，HPV病毒可直接通過皮膚接觸傳播，有十幾年的潛伏期，故初期沒有任何癥狀，宮頸癌可防可測，按時進行宮頸癌篩查就能有效避免不幸發生。宮頸癌與性生活沒有直接聯系，女性需要對其有正確的認識，由于對宮頸癌致病概念的錯誤理解，給女性帶來很大危害，以至于不愿意正視這個問題導致不幸的發生。
宮頸刮片是篩查早期宮頸癌的重要方法。故又稱“防癌涂片”。報告形式主要為分級診斷及描述性診斷兩種。目前中國多數醫院仍采用分級診斷，臨床常用巴氏分級分類法：①巴氏Ⅰ級：正常。②巴氏Ⅱ級：炎癥，指個別細胞核異質明顯，但不支持惡性，余均為ⅡA。③巴氏Ⅲ級：可疑癌。④巴氏Ⅳ級：重度可疑癌。⑤巴氏Ⅴ級：癌。由于巴氏5級分類法，主觀因素較多，各級之間無嚴格的客觀標準，故目前正逐漸為TBS分類法替代，而后者需專業醫師方可讀懂。故目前國內許多醫院常利用電子陰道鏡局部放大10～40倍的功能，進行宮頸可疑部位的染色，從而重點取材，以提高病變的檢出率。
在宮頸癌的防治中，宮頸、陰道細胞病理學檢查是常規的檢查手段，為了更接近臨床和診斷，2001年TBS系統更新，將ASC進一步分為ASCUS和ASC-H兩個亞型［1］。ASC-H的細胞學特征，包括非典型未成熟化生細胞、非典型成熟化生細胞、非典型小細胞和非典型修復細胞［2］。根據文獻報道ASC-H在細胞學診斷中0.25%～0.6%。研究發現，50%～70% ASC-H在隨訪中升級為高度病變［3～5］。本組資料中，ASC-H的組織活檢病理學陽性率達67.6%。CIN Ⅱ、CIN Ⅲ及宮頸癌36.8%。可見ASC-H宮頸病變檢出率高，且往往提示存在CIN Ⅱ及以上病變的風險。對ASC-H患者應立即行陰道鏡下活檢。利于及早發現宮頸高度病變和早期宮頸癌。
本組資料中，3例患者宮頸光滑，因此宮頸光滑的婦女也應定期進行宮頸涂片檢查。
第一章 關于XX移動內外部環境分析
1.1 關于XX移動內部環境分析
1.1.1 關于XX移動通訊有限公司概況 1.2 關于XX移動外部環境分析 1.2.2 行業政策環境分析 1.2.4 移動通信市場消費需求分析 第二章 關于XX移動新業務的SWOT 分析
2. 1 優勢分析
2.2 劣勢分析
2.3 機會分析
2.4 威脅分析
第三章 關于XX移動新業務營銷策略
3.1 關于XX移動新業務目標市場的確定
3.1.1 新業務市場細分 3.1.3 新業務的市場定位
3.2 關于XX移動新業務產品策略
3.2.1 新業務開發策略
3.2.2 新業務品牌策略
3.3 關于XX移動新業務價格策略
3.3.1 XX移動通信市場價格競爭現狀
3.3.2 新業務定價的考慮因素
3.3.3 新業務定價策略
3.4 關于XX移動新業務渠道策略
3.4.1 XX移動新業務現有渠道
3.4.2 新業務渠道管理
3.4.3 渠道成員激勵
3.5關于XX移動新業務促銷策略
3.5.1 促銷媒體的選擇
3.5.2 具體促銷策略
第四章 結論
致謝
論文說明及要求：
1、論文字數要求在5000字以上
關鍵詞：企業戰略；SWOT分析；對策
一、引言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全球經濟得到進一步回暖，為航運業發展帶來了一定機會。但不可否認的是，整個航運業還存在著運力過剩，加上近期油價高漲，以及人民幣對美元的節節走高，這都為我國航運企業帶來巨大的挑戰。作為國家重點發展的、關系國計民生的航運業，面對這一復雜的經營環境，如何根據內外部環境變化適時調整企業戰略，進而提升競爭優勢，成為航運企業能否經營成功的關鍵。
A公司作為擁有20多年歷史的地處上海的一家地方性國有航運企業，在當前復雜經濟形勢下，如何調整企業戰略，進而增強企業凝聚力，提升企業競爭優勢，成為A公司的當務之急。
二、A公司內外部經營環境分析
A公司是一家上海國有的從事區域性近洋航線的集裝箱運輸的班輪企業，業務經營以集裝箱班輪服務為主，建立以上海為中心和區域總部，輻射至日本、臺灣、東南亞、香港等二十余個港口的集裝箱班輪服務網絡。投資企業涵蓋了船代、貨代、集裝箱運輸和租賃等方面。
當前全球經濟形勢復雜多變，A公司要審時度勢，危中求機，不斷調整以適應內外部環境的變化。文章運用SWOT分析A公司面臨的內外部環境：
（一）外部環境分析
機會：航運業是國家重點發展的支柱產業；2009年經國務院批準，上海已啟動國際航運中心的建設，這對依托上海，擁有資源優勢的A公司而言，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國有這一背景帶來強大的資源優勢，與上海港口企業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系。
挑戰：全球貿易活躍度是航運業繁榮與否的關鍵。2008年底金融危機的爆發及向實體產業滲透至今，全球貿易量復蘇緩慢，近期希臘債務危機、美國信用等級下調帶來世界經濟二次探底的預期在加強，航運業運力過剩問題突出，運價萎靡，步入調整期，面臨巨大的經營壓力；人民幣加速升值，特別是2010年至今，這對以美元為計算基準的A公司來講是巨大的損失；全球油價高漲，作為高能耗的航運企業來講無疑是雪上加霜；國家及上海市出臺的法律法規，如《社會保險法》，以及十二五規劃提高居民收入等，將大幅提高企業的人工成本；區域內航線的進入門檻低、船公司繁多，地方船公司所開辟的航線分布相近、攬貨網絡相似，競爭較為激烈，區域內的航線競爭幾乎是完全競爭。
（二）內部環境分析
優勢：已形成集船代、貨代、集裝箱運輸和租賃、船員勞務服務于一體的產業化管理的競爭優勢；在國際航運市場中贏得了良好的聲譽；擁有一批優秀的人才隊伍，本科以上學歷占到50%，特別是一支高素質的船員隊伍；擁有一批穩定的客戶關系與資源。
不足：企業負擔重、退休人員、內退人員增多；業務模式過于單一，未實現沿海、近洋資源互補；船齡偏大，船況相對較差，船舶準班率低；集裝箱的貨種結構較為簡單，多為較低附加值，貨主單位多、運輸批量小；客戶定位不清晰，服務不突出，高端客戶逐步被競爭對手吸引。
面對這復雜的內外部形勢的變化，A公司應如何調整企業發展戰略，提升競爭優勢成為當務之急。
三、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分析
為了深入分析公司存在的問題，A公司成立工作組進行專項調查研究。工作組通過對航運市場調研，走訪航運企業以及合作單位，認為當前公司存在問題歸結起來如下：
（一）區域性航線布局存在局限性
1.區域內市場相對脆弱，風險較大
盡管亞洲地區港口集裝箱吞吐量可觀，但區域內的運輸市場卻相對脆弱。相對其他地區而言，由于亞洲國家剛從金融危機中走出，經濟復蘇中頻頻出現波動反復，而區域間運輸的貨物均為各國發展經濟所需的原材料，受經濟變化的影響更大，因此亞洲區域內運輸的承運人要面臨更易波動的市場，承受更大的市場風險。
2.進入門檻相對較低，運力供應充足
區域內航線相對運距較短，在船舶大小、經營規模等方面的要求不如遠洋航線高，因此近洋航線的進入門檻相對較低，船公司數量多、規模小，總體上運力供應充足。特別是日本航線，運價戰已多年，虧損嚴重。隨著大型集裝箱船不斷投入市場，原來在干線上運營的中小型船替換下來后，可能會進入區域內近洋航線，從而增加了區域內航線運力供應壓力。
也就是說，A公司選擇的區域性航線是一個近乎完全競爭的市場，面臨著殘酷的市場競爭，這對于一家擁有20多年歷史負擔承重的國有企業來講過于殘酷。
（二）公司市場定位不清晰
A公司是以上海為中心的區域性航運企業，攬貨主要是貨代和境外為主，還有自己開發維護的一部分客戶。貨物基本上是點對點為主，中轉箱較少。由于所在的航線運力過剩，競爭比較激烈。A公司在市場上給客戶的定位非常不清晰。以日本線為例，市場上客戶分位三類，一類是高價值的客戶。他們注重服務品質，需要有穩定的船期和優質的服務做后盾。一類是低運價客戶。這類客戶總是市場上選擇運價最低的船公司，他們不在乎船期和服務。還有一類客戶介于兩者之間，運價要適中，班期相對準，但這一類客戶最不穩定。A公司現在多數服務于這一類的客戶。因此A公司面臨著較大的困境。
四、對策分析
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為了有效應對企業面臨的各項經營壓力，開拓企業業務發展和經營效益，提升企業競爭力，A公司提出如下對策。
[關鍵詞]內外部要素評價矩陣；SWOT矩陣；價值鏈；QSPM定量規劃矩陣
一、內外部要素評價矩陣(IFE矩陣、EFE矩陣)
企業在運用PEST-N和五力模型分析法對外部經營環境進行詳細分析，找出外部戰略環境要素，收集到有關信息，預測到關鍵要素的變化，歸納出外部機遇和威脅之后，可以采用外部要素評價矩陣(EFE矩陣)對企業的外部戰略環境作一個定量評價，以便于幫助企業戰略決策者更為綜合全面地認識所掌握的各種環境信息。開發企業外部要素評價矩陣模型需要企業戰略決策者(或群體)的主觀判斷。對于企業來說，其外部要素評價矩陣模型的綜合加權評價值為正數，表示企業處于一個有吸引力的行業之中，其外部環境中的機會大于威脅，值越大表示外部環境對企業越有利：綜合加權評價值為負數，表示企業處于一個前景不妙的行業中；其外部環境中的威脅大于機會，絕對值越大表示外部環境對企業越不利。
二、SWOT矩陣分析法
所謂SWOT矩陣分析法，即企業環境分析，是綜合考慮企業外部和內部環境的各種因素，找部出組織運作外環境中的機會和威脅及內部的優勢和劣勢，并對其進行分析評價，從而選擇最佳經營戰略方向的方法。SWOT矩陣分析法中的S是指企業內部的優勢(Strengths)，W是指企業內部的劣勢(weaknesses)，O是指企業外部環境的機會(Opportunities)，T是指企業外部環境的威脅(Threats)。
SWOT依據企業的經營目標，列表定出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及發展有著重大影響的內部及外部因素，并且根據所確定的標準，對這些因素進行評價，從中判定出企業的優勢與劣勢、機會和威脅。因素評價最常用的方法是對所列出的因素逐項打分，一般采取4分制，根據企業對外部因素反應能力的大小對外部環境中的機會和威脅等因素打分，根據企業相對于主要競爭對手對企業內部環境中的優勢和劣勢等因素打分，其中外部機遇和內部優勢打正分，外部威脅和內部劣勢打負分，然后按因素的重要程度加權并分別求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的代數和。在實際應用中，具體數據可采用IFE矩陣和EFE矩陣的分析結果。最后分別用內部因素、外部因素作為SWOT矩陣分析圖的橫、縱坐標軸，根據IFE和EFE矩陣的打分結果畫出企業的SWOT分析定位圖，企業根據所處的象限位置選擇相應的經營戰略。
三、價值鏈分析法
1985年美國戰略管理學家波特首次提出了價值鏈理論。他認為企業每項生產經營活動都是其創造價值的經濟活動，企業所有的各不相同但又相互關聯的生產經營活動構成了創造價值的一個動態過程，即價值鏈。企業在價值鏈中創造的價值如果超過其成本便有盈利，如果超過競爭對手的話，便擁有更多的競爭優勢。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可以分成基本活動和支持性活動兩大類。基本活動是指生產經營的實質性活動，一般可以分成原料供應、生產加工、成品儲運、市場營銷和售后服務五種活動。這些活動與商品實體的加工流轉直接有關，是企業的基本增值活動。支持性活動是指用以支持主體活動、內部之間又相互支持的活動，包括企業投入的采購管理、技術開發、人力資源管理和企業基礎結構。支持性活動既是對基本活動的支持，又互相支持，它們是依靠提供外購投入品、技術、人力資源和各種企業范圍內的功能約束進行的。
四、QSPM定量規劃矩陣
關鍵詞：財務管理；公司戰略；戰略型財務管理
財務管理目標要服務于公司戰略目標，公司的戰略目標不止一個，而是若干個目標的合理組合。公司的可持續成長是財務管理追求的基本目標。成長是公司存在和發展追求的基礎和動力，追求成長是財務管理者精神本質的體現。盈利和成長能力是財務能力體系中的核心能力。公司財務能力包括盈利能力、償債能力、營運能力、成長能力與社會貢獻能力等多個方面。可持續盈利成長能力最大化是財務戰略管理目標的現實選擇。公司可持續發展應該是公司盈利的可持續發展。
一、財務管理與公司戰略融合的重要性
財務管理與公司戰略緊密相連，財務管理為公司戰略提供理論基礎，使公司的戰略更加理論化。公司戰略在財務管理理論的基礎上結合自身實際情況，制定適合公司的財務管理戰略，實現公司的經營目標。
戰略管理實施的效果最終由財務指標來體現。公司的戰略關系到公司的興衰與發展，衡量一項戰略方案優劣的最終標準是方案實施取得的效果，而能夠最直觀體現戰略實施效果的便是貫穿于整個戰略實施過程中的財務指標。公司戰略管理的實施過程，實際就是對戰略規劃進行量化的過程，就是實現公司目標的實踐過程，而最終反映戰略管理實施效果優劣的是實施過程中不斷體現出來的財務數據指標。在公司的目標利益上，公司戰略管理和財務管理是一致的，都是為了實現公司價值最大化，因此盡管財務管理在戰略管理中處于從屬和服務的地位，也同樣屬于實現公司目標利益的重要手段。公司戰略思想形成的不科學、沒有經過充分的論證必然導致公司戰略失誤致使公司的資金鏈斷裂等等，加快資金流動保證公司的現金流暢通最終的結果一定體現在財務環節。三鹿的消失、三九的銷聲匿跡、雙匯的風波、安然公司的破產、三株的倒閉、伊利事件的出現等等，無論質量問題、誠信問題、戰略問題最終導致公司的現金流斷裂，無不在警示我們！
在這個思路的指導下。如何保證財務服務于公司的經營管理是財務部門以后的工作重點和方向，加強財務內部管理，轉變財務管理觀念，切實有效的服務于公司經營管理是財務管理工作的基本思路。
二、戰略型財務管理概述
知識經濟的到來，使戰略管理成為現代公司管理的中心。而財務管理是公司戰略管理的核心戰略，在公司戰略管理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就要求公司的財務管理必須具有戰略管理思想，支持和服從于公司戰略管理的要求，從而引入戰略型財務管理的概念。
戰略財務管理的基本特征包括：
（一）全局性
公司由于面臨環境復雜多變，從而涉及的范圍更加廣泛，戰略財務管理既重視有形資產的管理，更重視無形資產的管理；既重視非人力資產的管理，更重視人力資產的管理，而且同時注重現有的活動和將來可能的活動，并且可以提供諸如質量、市場需求量、市場占有率等極為重要的非財務信息。
（二）外向性
戰略財務管理把公司與外部環境融為一體，觀察分析外部環境變化及對公司財務管理活動可能帶來的機會與威脅，增強了公司對外部環境的應變性，從而大大提高了公司市場競爭能力。
（三）長期性
戰略財務管理以戰略管理為導向，要求財務決策者樹立戰略意識，從戰略角度來考慮公司的理財活動，制定財務管理發展的長遠目標，充分發揮財務管理的資源配置和預警功能，以增強公司在復雜環境中的應變能力，不斷提高公司的持續競爭能力。
三、戰略型財務管理的實施要點
（一）緊緊圍繞公司戰略實施財務管理，體現全局性
財務管理首先要緊緊圍繞公司的戰略思想，財務管理前移緊密與公司的經營管理結合，服務于公司的經營管理，進行合理的財務預算、財務管控、財務分析。通過財務預算把公司的戰略經營思路數據化。通過財務管控把公司經營過程中與公司戰略經營、財務預算相左的問題及時解決消化。由事后監督轉變為事前預算、分析，過程監督、發現問題及時上報、解決，首先避免損失出現，轉變事后監督為事后總結，提升財務管理的水平是服務于公司經營管理的關鍵所在。形成財務分析報告，通過財務分析及時發現問題，找出矛盾點，進一步放大問題、舉一反三，制定措施、有效考核、落實獎懲，有效的進行財務風險控制，在進行有效財務監控的同時也為公司決策層及時了解財務狀況和做出正確決策提供科學依據。
（二）重視內外部環境的分析，制定適當的財務戰略
戰略型財務管理要求公司充分考慮外部環境，結合內部環境進行分析，因此制定一個適當的公司財務戰略，要注重對公司內外部環境的分析。內部環境分析包括：資本結構分析、營運資金狀況分析、市場份額分析、生產技術能力分析等，為公司財務戰略的制定和實施提供準確的信息；外部環境分析包括對宏觀經濟環境分析、行業分析、競爭對手分析等。公司面對的環境復雜多變，同時發展的機遇和挑戰也蘊藏在此環境之中，要全面評價公司內部的優勢和劣勢以及外部的機遇和風險，只有對公司內外部環境進行綜合分析才能有效控制系統風險和非系統風險。
（三）建立財務戰略聯盟，加強財務戰略聯盟的管理
隨著公司競爭日趨激烈以及信息的網絡化、科學技術的綜合化和全球經濟的一體化，為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取得先機，以及克服市場不確定性的需要，增強公司自身的核心競爭力就顯得尤為必要，這就要求公司適當選擇自己的合作伙伴或同盟者，建立戰略聯盟。聯盟伙伴的選擇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關鍵是聯盟雙方要能做到取長補短，真正實現優勢互補、協調發展。同時要認識到對財務戰略聯盟的管理要比建立財務戰略聯盟更加重要，一個良好的財務戰略聯盟需要各方共同的努力，建立一種和諧、融洽、平等的關系。
（四）改進成本管理的內容和方法
在知識經濟的今天，出現了信息及時反饋系統、作業流程電腦化、靈活制造、零倉儲管理、網絡經營等一系列新的生產和管理制度及新技術，產品壽命周期也縮短了，成本管理的重心從生產階段向設計開發階段的轉移，戰略型財務管理必須去研究和建立新的成本管理制度和方法與之相適應。
（五）建立預警分析制度
通過預警分析，可以了解公司競爭對手的目標和采取的戰略，知己知彼。同時分析公司內部潛在的危機，以提早采取防范措施，消除隱患，保證公司戰略目標的順利實現，以實現資產的最優化組合。
參考文獻：
[1]彭娟.戰略財務管理[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