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19 16:2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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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閩南手機游戲美術的概念
手機游戲美工是指手機游戲畫面中的美術組成部分，我們在游戲中所能看到的一切畫面都屬于游戲美工的工作范疇，其中包括了建筑、地形、人物、動物、植物、動畫、特效、界面等等的制作。由于游戲美術的工作量龐大和種類繁多，通常游戲公司會對游戲美術部分再進行細分為：原畫設定、場景制作、角色制作、動作制作、特效制作、等不同的工作崗位[1]。游戲畫面能否長時間吸引游戲玩家的眼球，讓玩家愛不釋手，手機游戲美術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手機游戲美術是一款游戲在制作前期所要進行的一項重要工作，這個過程將提供游戲項目所需要的全部美術設計方案，主要包括概念類原畫設計，制作類原畫設計兩種，為后期的游戲美術制作提供標準和依據。隨著現在游戲行業的發展，畫面越來越接近電影級的畫面表現效果。在眾多的手機游戲玩家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都是以貌取“戲”的，根據游戲的畫面來選擇是否進行體驗，游戲美術的重要性自然就不言而喻了。
二、閩南手機游戲的構思
任何一款手機游戲在開發制作前都要有一個明確的游戲主題，游戲主題的創新與表達在整個手機游戲設計中占重要的地位。游戲中的所有元素都是是圍繞游戲的主題展開的，那么手機游戲的設計思路就應該按照所表達的主題來設計[2]。本論文的手機游戲主題思想和設計思路是通過數字繪圖軟件來繪制經過矢量化的游戲角色、場景、道具在數字無紙中的游戲動作表現，表現不同質量的物體在手繪游戲動作中的運動表現，同時展示用數字繪圖軟件制作手機游戲美術的優越性。
游戲主題：從小生活在泉州這個閩南文化古都中，受閩南文化的長時期熏陶，一直想為閩南文化宣傳做一點貢獻，所以利用自己工作職業之便構思了一款真正具有閩南特色的游戲。此次的閩南手機游戲創想的故事背景與情節剛好可以利用與地方特色文化的結合，達到對手機游戲創新的一大亮點，讓所有的閩南人玩這一款游戲自豪感會由然而生。也可以借助這款手機游戲把閩南特殊的文化傳統發楊光大，為閩南文化宣傳上出點力。
三、閩南手機游戲創意設計
1.閩南手機游戲焦點：它是一款具有一定故事性、融合了角色扮演元素的類冒險類游戲。在游戲中，玩家可以任意選擇一個比較有個性的閩南特色人物（例：惠安女、拍胸舞者等）做為游戲的角色，在游戲中玩家必需不停的對兩邊出現的變種基因怪進行攻擊，才能獲得相應的金幣，換不同的武器繼續攻擊。游戲只有一個關卡，怪物會從游戲界面兩端源源不斷的出現，怪物等級不同，需要用打怪獲得的金幣購買不同級別的武器才能消滅不同級別的怪物，直到把所有的怪物消滅了游戲就通關了。而該游戲不一樣的探險環境以及里面特有的閩南風土人情，給玩家帶來非常不一樣的體驗。玩家可以在游戲中一邊玩一邊了解與欣賞泉州閩南風俗文化，這樣也起到了宣傳閩南文化的目的。
2.手機游戲手繪風格：根據本游戲的選材特點以及現有制作技術限制，確定了做單純的二維動畫，平面感強，色彩鮮明易于吸引人。在游戲風格還沒有完全確定之前，當然得先做一些準備功課那就是游戲素材收集，特別是對泉州閩南文化特色材料的收集，甚至還對拍胸舞的起源發展，舞蹈動作做專門的研究，繪制了不少關于拍胸舞的草圖。
3.閩南手機游戲角色設定：在閩南手機游戲當中，游戲的故事背景與劇情對游戲來說顯得更為重要，所以我們把角色的設計依賴于游戲的劇情，在設計角色形象之前，先考慮角色的背景故事，再根據故事的特點來確定角色的形象風格。劇情驅動的角色設計要求設計者真正地理解角色，然后將他們形象化[3]。這種角色設計方法能夠使角色形象更加有血有肉。參照閩南民俗舞蹈拍胸舞作為游戲角色造型的研究基礎，可以把閩南手機游戲角色設計成簡單的卡通造型，使玩家置身于一個充滿閩南風土人情的游戲世界中，這樣讓玩家在邊玩的時候還可以順便熟識閩南文化，對于閩南文化的推廣將會有很大的幫助。手機游戲的故事情節跟風格已經確定下來，那就可以著手對手機游戲的角色進行設計。
4.游戲場景設定：游戲的場景是指運行在游戲中的主控角色可以到達的場地[4]。在游戲中，主角置身其中的場景、以及場景內一切除游戲元素之外的物品，構成了游戲的場景。游戲的場景制作，根據對游戲故事情節的定位，游戲場景設計應該也是具有閩南特色的。閩南有什么特色可以做場景，閩南地帶文化歷史悠久，至今還保留著很多古建筑物，所以游戲的場景就先以閩南（泉州）古建筑特為背景繪制。
四、閩南手機游戲相關動畫制作
在傳統手繪動畫中，角色的連貫動作需要使用大量的動畫定位紙來進行手工繪制，在這期間產生了大量的紙張成本投入，繪畫工作量巨大與圖像的檢查和修改的條件限制決定著這樣的工作方式的逐漸淘汰。當然依然喜歡傳統手繪制作動畫方式的動畫設計師，還是會使用動畫定位紙來繪制動畫。而對于接觸過電腦的新生代大學生來說，大家更熱衷于直接用軟件繪制動畫，如今市面上比較流行的動畫制作軟件有Flash，閩南手機游戲動畫當然也是直接用軟件繪制動畫。
五、小結
如今手機游戲已經向有故事情節方向發展，游戲大都是來自一個童話故事或者電影電視改編過來的，很少有那種具體體現一個地方文化特色的游戲出現。都知道閩南很有特色，也知道一些有關閩南的游戲比如閩南人喜歡斗地主，例如斗地主也只是在游戲當中添加了閩南語進去。這樣是遠遠不夠的，現在泉州被評為東亞文化之都，很多媒體看好這點，都拿這個當點子對各自的產品進行包裝宣傳，絕不放過任何一個可以制作或宣傳閩南文化的環節。把手機游戲制作的故事情節設定在閩南文化特色這個大背景下，再對手機游戲的制作與設計過程進行研究。本文通過具體的手繪案例直觀的向讀者初步了介紹了閩南手機游戲中文化元素的制作與創意方法，主要是通過游戲美術設定一方面來推廣閩南手機游戲產業。當然這個手機游戲創意還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希望在以后的實施與創作過程中能不斷的對閩南手機游戲進行改善與提高。
參考文獻
[1] 龐鎮.論游戲美術崗位的技術特點――兼論游戲美術在教學中的重要性[J].青年文學家.2012年15期.
[2]豆丁網..游戲策劃培訓筆記之設定游戲故事[Z]
[3] 宋華燮.游戲角色設計[M].人民郵電出.2011-1-1.
都市文化研究是世界性的前沿學科，當代城市化浪潮不斷升溫、迅速擴張，是它得以形成的現實基礎，而前沿性和世界性則是它的兩個基本特點。2005年12月初在上海召開的“都市文化學科建設論壇”，是國內外首次對都市文化的學科性質、研究對象與范圍、理論框架與范疇體系、價值理念等基本問題進行的學術探討，對于中國的都市文化研究的確立與建設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在西方，特別是在20世紀40年代就已進入都市化時代的美國，對都市與都市文化的研究主要由城市社會學來承擔。在中國，由于社會學研究長期以來關注的主要對象是農村或小城鎮，“這直接影響了城市社會學等知識譜系與理論工具的傳播與應用”，使都市文化研究成為一個急需加以填補的理論空白。目前，中國都市文化的研究者主要集中在中國文學學科中，而其重要的研究成果也主要是在有關刊物的文學、美學、文藝學欄目中體現。
文化生態學最初由美國人類學家斯圖爾德（Steweardm J ? H ， 1902 — 1972 ）在《文化進化和過程》一書中提出。按斯氏的設想，文化生態學旨在“解釋具有地域性差別的一些特別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的來源”。從1999年起，文化生態學研究進入了“大文化”研究的視野，研究取向集中在城市社會學、傳播學以及倫理學等領域。國內文化生態學研究方興未艾，帶有強烈的區域性特征，體現了當代國內學術界的現實關懷。本文將都市文化的研究延伸至社會語言學，立足閩南文化建設，關注閩南都市群的發展，從語言文化這一微觀角度入手，以廈門為個案，對閩南都市語言文化的生態環境構建做嘗試性探討。
二、廈門都市社會的語言文化生態
廈門是一座富有閩南文化底蘊同時又日趨國際化的都市，外來文化和閩南文化的融合使其具有豐富的文化多樣性。良好的閩南都市語言文化生態環境應該是閩南都市社會發展所必須的三種語言文化，即閩南語文化、普通話以及英語文化共存共生、平衡發展的語言環境。據此，本研究圍繞這三種語言的發展現狀調查展開：
（一）閩南話的生存現狀
閩南都市文化具有開放性、移民化以及文化多樣性特征。這三個特征是互相關聯、相輔相成的。閩南都市群在福建政治、經濟的地位和發展決定了其文化的多樣性，文化多樣性和地方文化特色同時為閩南都市文化增添了魅力。然而，文化多樣性和地方文化特色的持續發展需要語言多樣性和方言文化的支撐。本文通過問卷調查，對在廈門工作和學習的各類人員，包括學生及其他各類人群，共計200 名進行了調查。通過調查和分析，了解了受訪者普通話和閩南話的使用情況。問卷共設計50道選擇題, 全面了解廈門閩南話與閩南文化生存現狀。調查數據見表1。
表1 閩南話的生存現狀
中小學生
（7-15歲）
大學生
（18-22歲）
在職人員及社會人員
（30歲以上）
閩南話
43%
65%
70%
普通話
100%
100%
100%
注：（1）參與調查的中小學生為70 名；
（2）參與調查的大學生為70 名；
（3）參與調查的在職人員及社會人員為60 名。
上述調查表明，在廈門這個迅速發展的著名的閩南都市中，只要掌握普通話，日常交流沒有任何困難。雖然成年的當地居民通常能夠使用閩南話相互交流，但在15歲以下的少年兒童中閩南話的掌握與交流卻存在一定困難。其主要原因是普通話的普及和普遍使用，使得閩南話的使用場合非常有限。這種發展狀況不由得使人對閩南語言文化的留存產生一定的擔憂。如何正確處理好普通話與閩南話的關系，保持閩南話的活力與閩南文化特色是亟待研究的問題。本文認為，普通話現在不應該是急于去覆蓋方言。在普通話日益擴大使用場合的同時，地方方言也應深入使用到各地群眾的生活領域中去，鼓勵市民主動大量地去吸收方言中的好的有用的活詞語。
（二）閩南都市社會英語語言文化教育的現狀
閩南都市群的地理位置決定其國際化的發展趨勢。英語作為國際通用語言，英語語言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實踐證明，閩南市民的英語教育程度與北京、上海、廣州、深圳以及海峽對岸的臺灣還有一定的差距，為了閩南的富強，英語教育的強調不是太過了，而是遠遠不及。本文通過廣泛調研、抽樣調查和統計分析等語言學、社會學綜合的研究方法對廈門的英語教育現狀做出評估，調查結果如表2。
表2 英語教育的現狀
中小學生
（7-15歲）
大學生
（18-22歲）
在職人員及社會人員
（30歲以上）
受過英語教育
95%
100%
75%
英語表達流利
16%
30%
20%
注：（1）參與調查的中小學生為70 名；
（2）參與調查的大學生為70 名；
（3）參與調查的在職人員及社會人員為60 名。
從以上調查可以看出，目前廈門中小學校和大學的英語教育普及較廣，各類在職人員及社會人員中受過英語教育或者相關培訓的比例較高，但真正能用英語流利交流的比例則都比較低。究其原因，一方面英語教育在大中小學得到普及，受英語教育的學生比例達95%以上，但仍舊以應試教育為主，較少注重實際交際能力的培養；此外，廈門作為正大步邁向國際化的都市，其國際化氛圍仍顯不足，英語的使用場合較為有限，使得英語的使用主要局限在學校課堂。
三、 閩南都市社會的語言文化生態環境的構建
（一） 政府部門的重視
閩南都市社會的語言文化生態環境的構建，需要政府部門的重視和相應舉措。2007年6月9日，文化部批準設立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這是中國第一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實驗區包括泉州、漳州、廈門三個城市，成立后主要保護閩南方言文學、閩南民間音樂、閩南戲曲、閩南民間舞蹈、閩南民間美術、閩南民間手工技藝、閩南民俗、閩南傳統體育競技、閩南民間信仰、閩南消費習俗等十類項目。福建省非常重視閩南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制定了《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區規劃綱要》，以加強對閩南地區文化生態的整體性保護。以上種種舉措說明政府已經將大力保護閩南文化生態提到了議事日程，將極大地促進閩南都市社會的語言文化生態環境的構建。
（二）2+1模式的語言教育政策
本文認為，閩南都市文化區應借鑒在我國少數民族地區實施的雙語教育機制，在小學課堂教學中可以采用閩南話和普通話想結合的“雙語教學”，激發小學生學習閩南文化的熱情。應鼓勵并加強2+1模式（普通話、英語加閩南話）的語言教育政策，在中學和大學除了開設語文、英語課程之外，還可開設形式多樣的閩南話課程，如閩南話短期培訓班、閩南話選修 課等。2+1模式的語言教育，既提高市民的跨文化語言交際能力和跨文化意識，又保障地方語言文化特色的持續發展，繁榮閩南都市群的語言文化多樣性，構建閩南都市社會的良性的語言文化生態環境。
（三）加強閩臺文化交流
閩南地區地理位置得天獨厚，與臺灣一衣帶水，具有地緣近、血緣親、文緣深、商緣廣、法緣久的“五緣”優勢。閩南文化與臺灣文化 一脈相承、相互交融。近年來的“閩南文化熱”吸引了兩岸各界關注。海西文化論壇、閩南文化節、閩南語歌曲大賽、兩岸姓氏譜諜展牒學術研討會等文化活動和學術活動層出不窮，推動了以“閩南文化”為主題的閩臺文化交流。隨著閩南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的設立和政府部門的重視， “五緣”優勢將得到充分發揮，有利于傳承以閩南文化為主的優秀民族文化，以及閩南都市社會語言文化生態環境的構建。
（四）促進閩南文化的傳播和文化產業的發展
可充分利用各種媒體促進閩南文化的傳播，開設閩南語電視頻道和廣播，宣傳閩南文化；在校園文化活動中，可以舉辦閩南話歌唱比賽及演講活動，創設校園閩南文化的氛圍；還可以在校園推廣閩南戲曲，如歌仔戲的培訓和演出活動，使閩南文化成為大學校園文化的一道獨特的風景。在閩南文化傳播的基礎上，以文化引領產業轉型升級，探索文化與產業、城市、環境、社會融合發展，使文化產業成為閩南都市社會語言文化生態環境的亮點。
四、結語
國內都市文化研究方興未艾，學科理論構建、研究方法、研究對象和范疇等方面的問題都有待更深入的研究。閩南特殊的地理位置決定閩南都市群的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依據閩南都市文化開放性、移民化、文化多樣性的特點，致力于閩南都市語言文化生態環境的構建，對于都市社會語言文化的健康發展和地方政府語言政策的制定具有實際意義和參考價值。
參考文獻:
一、閩南童謠概述
閩南童謠是指以閩南方言進行創作和傳唱的兒童歌謠，其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以下特點。（1）內容龐雜。閩南童謠經過千百年的發展，其內容已突破了兒童文學的限制，涉及人類社會的各個方面，如《西北雨直直落》體現了氣候的變化、《臺灣出甜@》說的是地域特產、《阿媽的話》記錄的是溫暖的親情。除了以上內容，閩南童謠還包括時政、育兒、游戲、動物、植物、知識、幻想、民俗、趣味等內容，這些內容利用最質樸、最有趣的語言對兒童進行啟蒙教育。（2）體裁豐富。閩南童謠的不同內容體現著不同功能，例如“一鼠賊仔名，二牛駛犁兄。三虎爬山坪，四兔游東京。五龍皇帝命，六蛇予人驚。七馬走兵營，八羊食草嶺。九猴爬樹頭，十雞啼三聲。十一狗仔顧門埕，十二豬是菜刀命。”是敘事式的《十二生肖歌》；“嬰仔搖，搖到內山去挽茄，挽偌多，挽夠一布袋，也好呷，也好賣，也好趁錢給嬰仔作度碎。”是搖籃曲式的《嬰仔搖》，這些童謠由于功能的不同，形成了多種體裁，目前常見的有敘述式、問答歌、連鎖調、謎謠、繞口令等。（3）表演形式多樣。閩南童謠不僅在兒童之間進行傳唱，它還是閩南文化娛樂的一種普遍形式，因此其在表演上相較于其他地區的童謠更為多樣，如以敘述為主的念謠，以演唱為主的唱謠、戲謠及與舞蹈相結合的舞謠等。（4）集趣味、哲理、實用性于一體。如《天烏烏》：“天烏烏欲落雨，阿公仔舉鋤頭欲掘芋，掘呀掘掘呀掘，掘著一尾旋留鼓，依喲嘿嘟真正趣味；阿公仔要煮咸，阿嬤要煮淡，兩個相撲弄破鼎，依喲嘿嘟隆咚戚咚嗆。”它用趣味性的語言描述生活中的平淡小事，一方面實現了敘述、記錄的功能，另一方面也體現了閩南人趣味盎然、樂觀向上的生活態度。（5）時代性。閩南童謠從出現開始就與時代的發展緊密相連，從閩南童謠的起源《月光光》開始，我們就可以感受到閩南童謠與古代農業生產之間的聯系。而進入新時期，閩南童謠也始終秉持著與時俱進的精神，在編創的過程中，將現代生活真實地記錄了下來，如《計算機》：“講到伊，鎮趣味，四四角角像電視。會寫字、會念詩，會唱歌、會扮戲，嘛會曉得ABC。”正是閩南童謠這樣的時代性，使其在傳承過程中對民眾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同時也為其不斷的創新發展提供了動力。
二、將閩南童謠融入到小學音樂課堂中的重要性
隨著我國新課程改革的不斷推進，素質教育越來越重視課程資源的開發和利用，而課程資源與當地的鄉土文化密不可分，因此，在閩南地區，將極具地域特色的閩南童謠融入到小學音樂課堂教學中來，不論是從提高學生綜合素質、提高課堂質量，還是傳承閩南文化方面都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將閩南童謠融入到小學音樂課堂中，有利于促進小學生綜合素質的全面發展。（1）小學生尤其是低年級的小學生正處于語言發展的關鍵時期，而閩南童謠不僅內容豐富，形式多樣，其在語言、音韻和節奏上也簡單易懂，朗朗上口。學生通過誦讀、演唱可以鍛煉口語，提高咬字、吐字的清晰度以及拿腔、用調的準確性。（2）小學生由于生活經驗有限，其知識視野不足，而閩南童謠涉及的內容非常廣泛，教師通過童謠教學，可以讓學生突破知識界限，對生活現象、地方風俗、時令節氣、倫理道德等形成初步認識。（3）美育是素質教育的重要內容，而如何提高學生的審美能力也是小學音樂教師的主要職責之一，在教學中，教師利用童謠，一方面可以讓學生通過看、聽、說、唱等方式，欣賞和感悟閩南語言文化中的對稱美、韻律美，另一方面還能從童謠所包含的自然美景、中華美德以及生活情趣中體會美、感受美，提高其審美能力。（4）德育滲透是小學音樂教學的基本職責，教師在課堂上融入閩南童謠，不僅可以拉近課堂教學與學生的距離，還可以讓學生在潛移默化中，了解和熱愛自己的家鄉以及家鄉文化。
其次，將閩南童謠融入到小學音樂課堂中，有利于提高課堂教學質量。在新課程改革的推動下，現有的小學音樂課堂改革實效性不佳，其教學質量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而在小學音樂課堂中融入閩南童謠則是創新教學模式、提高課堂教學質量的重要途徑，教師在課堂上引入童謠一方面可以為學生營造一個熟悉的教學環境，激發學生參與音樂學習的熱情和信心，另一方面還可以將相關的小學音樂知識與童謠相結合，降低知識難度，提高學生接受知識的能力。
最后，將閩南童謠融入到小學音樂課堂中，有利于閩南文化的傳承與發展。閩南文化是我國傳統文化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閩南話也已經成為地球60種主要語言的代表之一，因此如何傳承閩南語及其蘊含的文化內容，并不斷擴大世界影響已經成為我國文化傳承的重要內容。對于文化傳承要從小抓起，只有在基礎教育階段利用童謠讓學生了解、熟悉閩南文化，并形成文化自豪感以及傳承文化的責任感，才能保證閩南文化被一代又一代地延續下去。
三、如何在小學音樂課堂中有效地融入閩南童謠
（一）合理選擇教材
系統的音樂教材是把閩南童謠引進音樂教學的前提，根據我國《音樂課程標準》的要求：“地方和學校應結合當地人文地理環境和民族文化傳統，開發具有地區、民族和學校特色的音樂課程”，閩南地區也加強了對音樂教材的編寫，一些包含著閩南童謠的音樂教材相繼出現，學校、教師在選擇這些教材時應重視教材與學生實際情況的契合度：首先，通常情況下，閩南童謠的引入適合低年級學生的年齡和心理特點，因此，教師應從小學生的年齡特點出發選擇教材；其次，重視童謠的趣味性，即對于小學生而言，童謠的主要作用就是利用富有濃厚生活氣息的語言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如一些與動物相關的童謠《一只鳥仔》《兔仔甲貓仔》等，可以有效地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因此教師在選擇教材時應盡量保證童謠的生動有趣。
（二）加強教材內容研究
現代教育強調個性化，因此小學音樂教師在引入閩南童謠時，應深入研究教學內容，從不同類型童謠的特點出發，確定不同的教學方法，避免采用僵化的教學方式，例如《新年歌》是以時間為線索，對閩南地區過新年的景象進行了詳細描述，其中包含了豐富的宴請禮節以及閩南特色食物；《一年仔倥倥》說的是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各個年齡段的突出特點以及所發生的事件，語言凝練，富含哲理。因此教師在教材研究中應分析和掌握不同種類童謠的思想內容、藝術內容、藝術特色，并設計不同的教學手段加以呈現，以提高學生對童謠的接受程度。
（三）豐富閩南童謠教學方法
由于小學生的自控能力低，因此為保證音樂課堂的教學效果，教師應該靈活采用多種教學方法，創新課堂教學模式。常見的教學方法有以下幾種。（1）情境教學法，即教師根據童謠的內容，為學生創設一個合理生動的教學情境，并吸引學生主動參與到音樂學習中來。如在《西北雨直直落》的教學中，教師不僅可以利用多媒體設備播放音樂為學生營造下雨的氛圍，還可佩戴頭飾，讓學生扮演童謠中的不同小動物，學生融入教學實踐中來。（2）表演教學法，即在教學中，教師將童謠與肢體動作結合起來，讓學生一邊唱一邊做出動作，如在《放雞鴨》的教學中，教師應指導學生分別作出相疊、搭胸、拍手、圍墻、摸鼻、扭耳等動作，這不僅可以促進學生動作的協調發展，還可以增強學生對童謠的理解。（3）游戲教學法。好動是小學生的天性，而游戲則是小學生最容易接受的一種教學方式。在教學中，教師可根據童謠內容設計相應的游戲，增加學生學習的樂趣。如在《老鼠仔鉆壁洞》的教學中，教師可以利用教具設計“壁洞”，并讓學生戴上頭飾進行角色扮演，在“貓和老鼠”的游戲中學習知識，真正做到寓教于樂。（4）互動教學，即在課堂上，教師通過教學指導，讓學生通過互動、交流、合作等方式，共同完成學習任務。如在《猜猜在哪頭》的教學中，教師可根據童謠內容，將學生結成合作小組。選擇一個學生分別將公雞和母雞的卡片貼在兩只手上，并將一塊橡皮放在手中，讓各個小組猜一猜橡皮到底在哪頭。這樣的教學設計在提高課堂教學效率的同時，也提高了學生的合作意識。
（四）開展閩南童謠課外活動
課外活動是音樂課堂教學的延伸，在實踐活動中，學生不僅可以鞏固課堂知識，還能拓展知識，因此，小學音樂教師在將閩南童謠融入課堂教學中時，應重視課外活動的組織與開發。例如教師可以以班級為單位舉辦童謠比賽，采用小組或個人參與的方式，讓學生比一比誰掌握的童謠多，誰表演的童謠最生動，最大限度地調動學生學習童謠的熱情；為了解決不同地區學生學習閩南童謠中的方言問題，教師可以發揮學生的優勢，調動當地學生輪流當小老師，為學生示范朗讀，激發學生的自信心，同時讓學生在互教互學中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學校還可以在校園文化節期間，插入閩南童謠，并通過活動主題的引導，讓更多學生認識到閩南童謠在教學中的意義，從而挖掘更廣泛的教學資源，并在校園內營造濃厚的鄉土文化氛圍，為實現閩南文化的滲透與傳承奠定基礎。
四、結語
德國哥廷根大學的韓可龍（Henning Klter）、意大利卡塔尼亞大學的馬諾（Emanuele Raini）等外國學者，熟練地援引400多年前的閩南話，讓人深感歷史因果之妙。晚明方塊字與西洋楔形文字的一次碰撞，造就了今日一個奇妙的論題。
大航海時代拉開了全球化的序幕，中國以被發現的姿勢進入全球化，中西文化以平等的姿態進行第一次的親密接觸。語言是文化接觸中的重要接觸層面，且是首當其沖的一面。早在我們通常所了解的強勢外語英語與強勢方言粵語發生接觸之前，是西班牙語與閩南話的接觸。從漳州到馬尼拉，閩南話成為區域性國際語言。傳教士用羅馬字記錄下當時閩南話、南京官話等讀音，使“古人云”不僅可視，而且可聽。
就中西語言接觸、方言與普通話、新詞匯的產生等話題，《瞭望東方周刊》日前專訪了復旦大學特聘資深教授周振鶴先生。
中歐語言的接觸始于晚明
《瞭望東方周刊》：怎么會想起專門為西班牙語與閩南話的接觸開一個研討會？人們往往了解英語與粵語、上海話的接觸，但是對于前者了解不多。前者在歷史上的地位如何，有何研究意義？
周振鶴：漢語與域外語言的接觸中，日語與漢語的接觸大家比較熟悉，日語借用很多漢字，很多漢語詞匯就輸入到日語中，日語中創造的很多新詞，也會反饋到漢語中。
中國語言與歐洲語言接觸的具體過程，研究的人不太多。我在1980、1990年代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寫過《十九二十世紀之際中日歐語言接觸研究—以歷史、經濟、封建三譯語為說》這樣的文章。
中國語言與歐洲語言的接觸，最初發生于晚明。一方面是歐洲語言與中國的通用語（官話）接觸，另一容易被忽視的方面是歐洲語言與某一種漢語方言的接觸。此兩方面為中歐語言接觸之始，這是我的看法。
在這語言接觸之始，東南亞的位置非常特殊。傳教士于晚晴前來及于晚清再來，都是先抵東南亞再到中國，因為中國閉關鎖國，他們一時還進不了中國，就先在東南亞的華人中傳教，傳教過程中就發生語言接觸。他們必須學中國人講的話，才能傳教。歐洲殖民者最早亦是于晚明來到東方，通商、定居過程中也發生了語言接觸。
非常湊巧的是，明朝政府原來一直實行海禁政策，直到隆慶元年（1567）才弛禁，允許中國人合法進行航海貿易，大量閩南人來往于馬尼拉與漳州的月港之間，進行獲利頗豐的合法貿易，有的甚至長期居住于馬尼拉，組成一個規模不小的華人社會。西班牙殖民者以及商人與傳教士都必須經常與這些華人打交道，以維持統治和進行貿易與傳教活動，于是在西班牙語與閩南語之間發生接觸，后來就形成了極為珍貴的一些兩種語言對照的辭書與語法書。
十幾年后，利瑪竇、羅明堅等傳教士到澳門、肇慶、韶關等地，與中國的知識分子接觸，習得官話，編成《葡漢字典》。知道《葡漢字典》的人較多，對于西班牙語與閩南話的接觸，知道的人較少。
《瞭望東方周刊》：西班牙語與閩南話接觸所存留下來的史料如何，其中有哪些重要的信息？
周振鶴：從目錄上看存有十幾、二十種閩南語與西班牙語接觸的材料，實際能找到的可能只有四五種，至多五六種。這些史料使我們見到400年前的閩南話是什么樣子的，當時的閩南話與現在的閩南話有所區別—現在的閩南話已經向普通話靠近了。
16世紀西洋人來了以后，漢語才有羅馬字的記音，才能較確切地知道被標注的字怎樣讀。古代常用一個漢字標示另一個漢字的讀音，但是，后人又怎么知道用以標音的字在當時讀什么音？
比如，“龜茲”絕對不能念成今音gui zi，那就要被人笑話，而似乎應該讀作qiu ci。最早給“龜茲”注音的是東漢人應劭，他在《漢書·地理志》龜茲縣下注：“龜茲音丘慈。”五百年后，中唐的李賢注《后漢書·西域傳》云：“龜茲讀曰丘慈。”
然而問題正出在這里：漢字不是表音文字，而古今字音的變化又很大，我們又有什么根據把現在“丘慈”的讀音（qiu ci）當成漢唐時期的“丘慈”的讀音呢？
《瞭望東方周刊》：像閩南話這樣對于歷史研究有特殊重要性的方言還有哪些？
周振鶴：每一種方言都有研究的重要性。方言是一種很好的語言資料。在所有漢語方言里頭，閩南話的保存形式是最為古老的。我們要看漢語的古老形式，在閩南語中可以看出來很多，所以意義很大。
漢語非常強勢
《瞭望東方周刊》：大航海時代以來，歐洲語言被輸往了世界各地，但在中國，即便是在澳門，漢語的主體地位也從未被動搖，語言接觸的結果也只是出現了澳門番語、廣東英語、洋涇浜英語等，原因是什么？在同樣歷史悠久的印度，葡萄牙語一度在果阿很流行，葡語與這兩個古老文明的接觸為何呈現迥異的形態？
周振鶴：因為漢語非常強勢，背靠幾千年的歷史，是發展很充分的語言，中國人口又多，地域又廣，不大容易被同化掉。
印度次大陸從未自主形成統一的國家，統一的印度多半是外來勢力進入后促成的，如蒙古人在印度建立的莫臥兒帝國。在英國人進入印度以前，印度是分裂的各個土邦，語言是分散的，各土邦的語言都不一樣。
加之印度人不像中國人這么重歷史，印度人的思維是在邏輯、冥想上面，他們認為一個問題、一個事件，最重要的就是這個事件本身到底是怎么樣的，至于這個時間到底發生在500年前還是1000年前，并不重要。所以，可以看到佛教教義的影響很高深。印度的歷史則年代極其模糊，很少有可考的準確紀年。文化就是這樣，各有所長、各有所短。
中國文化底蘊很好，中國文字歷史就很悠久，商朝的甲骨文有3000多年的歷史，甲骨文已經是很成熟的文字了，在甲骨文之前肯定還有其他文字，只是沒有留存下來。
新詞匯的誕生
《瞭望東方周刊》：從歷史上，新詞匯被大量注入體現了一種怎樣的時代征兆？
周振鶴：新詞匯一般出現在與外來文化發生深度交匯的時候，自身發展中亦會有新詞匯生成，比如單音節詞，后來就變成多音節詞，有雙音節、三音節詞，甚至四字成語。因為社會向前發展，社會現象越來越復雜、事物越來越豐富，要描述它，語言本身就會發展，舊的、不適應的就會死掉，新的不斷產生。
大量新詞匯的出現及語法上的變遷，經常是語言接觸的結果，研究語言接觸的重要性就體現在這里。比如，佛教進入中土，大量的印度詞匯亦隨之而來。我們過去只有“宇宙”，沒有“世界”，佛教來了，也就有了“世界”；過去關于數的概念里我們最重的是“九”，佛教進來以后，就變成“十”，上古天下分為九州，唐代時天下就分為十道，“九”代表著還可以再發展，三多九如，“十”則代表完備，十全十美，“九”與“十”代表著兩種文化，“九”是本土的，“十”是外來的。
晚明以來，新詞匯也大量出現，有很多詞，我們覺得是晚清出現的，其實晚明已經有了。像“邏輯”這個詞的譯名最后是民國初年定下來的，從其首譯“名理”開始，經歷了三百多年的各種譯語歷程，才終于定為音譯這個結果。
保留方言是有價值的
《瞭望東方周刊》：對于方言，持主動保護的態度較好，還是任其自由發展較好？
周振鶴：方言需要保護，不然的話，就會慢慢消亡。有的人說，講話就是為了交流，交流用普通話就夠了，方言消失就由它去，這是一種不聰明的說法。
每一種方言就代表一種文化，大文化、小文化都代表了。方言里頭還有土語，土語后頭亦有土語文化。所以，保留方言是有價值的。
大家都需用共同語交流，方言成分就會慢慢變少，尤其吳方言和閩方言—我指的是閩方言中的一部分，比如，福州方言，若不保護，就沒有了，因為福州方言沒有后盾。閩南話有臺灣這個后盾，粵語有港澳的后盾，沒有生存之虞。
弱勢的是上海方言。吳方言區的人比較溫和，雖然上海人對講上海話有優越感，但是，不會為了保護自己的方言而有過分舉止。在廣東做粵語的節目很自然，在上海推滬語的節目就很敏感。公共汽車上完全可以用上海話報站，對幼兒園的小孩在教講普通話的同時也允許他們講上海話。
一個人完全有能力同時接受幾種語言的，為什么要把方言消滅掉呢？更沒有必要大家都模仿中央電視臺的播音腔。語言只是為了交流，蘭銀官話只有三聲，外地人在蘭州聽當地人講話完全聽得懂的，只是覺得發音有點奇怪，并不妨礙交流。
《瞭望東方周刊》：方言有優劣嗎？有上海本土作家也在反思上海話的表達力不足。
周振鶴：方言沒有優劣，認為某種方言低檔的人是很滑稽的。覺得上海話的表達力不夠，只是因為吳方言有時候表達不了現代的東西。
關于方言的產生，可以由兩個比喻來闡釋。一個是“禮失求諸野”，中心不斷出新，古老成分的就推到；另一個是一塊布不斷地洗會褪色，古老語言的味道就越來越淡，越洗越白，越來越靠近通用語，邊緣沒有洗到，就保持原色。中間部分還有一些地方沒有洗到，會保持著一些紅點點。這樣，邊緣與中央的部分，亦即北方個別地點和南方可能會存在相同的紅色。
比如說小孩調皮，閩南話叫“賤”，山東有個地方也是這樣講的。照理說山東話不應該與閩南話一樣，但因為古語中普遍使用“賤”來指小孩調皮，后來其他地方都改變了，只有閩南與山東某個偏僻地方留下了這種用法。
“普通話”與首都
《瞭望東方周刊》：傳教士留下的晚明清初的文獻表明，明清時的“普通話”與首都沒有必然聯系，這顛覆了很多人認為首都在哪里，“普通話”就應該是哪里方言的想象。
周振鶴：我們現在普通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大家會認為因為北京已經做了600多年的首都，通用語就應該以首都音為標準，其實，這是誤會。
明朝是用南京官話作為標準音的，清朝也是這樣。直至19世紀以后，北京官話才慢慢占優勢，這與外國人到來有一定關系，外國人到北京多了，跟宮廷里講北京話的人打交道。
再有就是滿洲人入關漢化后，我估計講的就是北京話，不太可能千里迢迢去學南京官話，但是，北京話依然沒成為統治語言，因為長期以來標準方言都是南京官話。我的推測，是雍正讓這個局面開始起了變化。雍正六年，圣諭，稱福建、廣東這兩省人，“仍系鄉音，不可通曉”，官員上朝匯報工作，皇聽不懂，便在這兩處設立了正音書院以訓練讀書人講普通話。
孔子學院和網絡造詞
《瞭望東方周刊》：對于設立孔子學院等形式的官方推動的語言接觸，有人批評辦成了語言培訓班，也有人認為把語言教好就夠了，語言和文化是否可以適度地分離，先進行較純粹的語言培訓，再由個人去自發地領略文化？
周振鶴：我一直主張孔子學院不要急于傳播文化，重點在教語言，熱愛不熱愛中國文化是他們自己的事。教外國人“二人轉”、包餃子沒什么大意思，甚至還會產生誤導，讓外國人以為這些就是中國文化。文化不能教的，認同某種文化應該出于個人意愿。教好外國人怎樣講中國話、怎樣看中國書、怎樣寫漢字，怎樣在中國賺到錢，這就很好。人家為利而來，不要一廂情愿地認為中國的文化底蘊吸引了其他國家的人——我們的文化底蘊一直就有，何以過去沒有人這么熱衷漢語？教人家無利可得的東西不會有積極的回響。在當前以利益為主導的世界中，經濟永遠是漢語熱最重要的動力。
《瞭望東方周刊》：互聯網體現出很強的造詞能力，其中大部分新造詞只是體現了數字時代的亂碼感，但也有小部分詞，比如“人艱不拆”（人生已經如此艱難，有些事就不要拆穿）、“累覺不愛”（很累，感覺自己不會再愛了）、“細思恐極”（仔細一想恐怖至極）之類，略顯不正經之外，確實也描摹了一種接縫處的或稍縱即逝的情感體驗，這類新造詞是否能存留下來？
周振鶴：這類的詞有些會留下來，包括一些很粗俗的像“吐槽”、“屌絲”這樣的詞好像就走不了了。俗語驅逐雅語，全世界都是這樣的，雅文化在走下坡路，俗文化占上風，大家爭相以沒有文化為榮。所謂“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所以媚俗才會成為一些知識分子討好公眾的一個有效途徑。
目標——三大議程設置，強化廈門衛視的引導力
大陸的經濟文化發展強勁為兩岸交流合作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優越的條件。廈門衛視制作、錄播《歡喜大圍爐——兩岸閩南話春節晚會》的目的，就是讓兩岸文化水融，共同發展。從2008年除夕之夜起，《歡喜大圍爐》作為在海峽兩岸同步播出的唯一綜藝晚會，成為春節期間，臺灣綜藝娛樂界最為關注的一大盛會。
凸顯“圍爐傳統，歡喜內涵”的議程設置。春節晚會是所有中國人在新春佳節都期待和關注的熒屏大餐，由于臺灣當局的阻擾和限制，兩岸文化交流一直無法正常進行。經過精心策劃，廈門衛視把實現海外傳播的目標，化作“圍爐傳統，歡喜內涵”的議程設置，牢牢鎖定臺灣民眾的欣賞口味，自2008年起連續五年聯合臺灣主流電視媒體，打造出一個全球閩南語華人都期盼的春節晚會。五年來的除夕夜，《歡喜大圍爐》借助臺灣電視同行的各種傳播渠道，突破限制，實現在黃金時段的重磅傳播，填補了臺灣電視臺從未播出大陸主流媒體春節晚會節目的空白。臺灣權威收視調查機構尼爾森的反饋數據表明，兩岸閩南話春節晚會在臺灣播出收視表現突出，其中2009《歡喜大圍爐》為臺灣衛星頻道同類型節目中收視率最高。
突出“兩岸同根，文化同源”的議程設置。閩南文化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海峽兩岸都有著廣泛的影響力，但由于臺灣當局的封鎖，造成同屬于閩南文化圈的臺灣民眾，被迫割裂自身和中華文化的血脈傳承。《歡喜大圍爐》突出“兩岸同根，文化同源”的議程設置，以共同的文化背景吸引了兩岸受眾的關注，引發受眾思考，強調閩南文化在身份認同中的重要作用。《歡喜大圍爐》吸引了許多臺灣民眾，并將收看視作寄托思念和尋求認同的最好方式：“我們說著同一種方言，都聽歌仔戲，都‘哈’同樣的明星，我們本來就是一家人。”《歡喜大圍爐》散發著傳統芬芳的閩南原創節目經過時尚化的包裝和明星化的演繹，使臺灣民眾真切地感受到，淺淺海峽阻隔不了中華民族相同的情感皈依。
堅持“以我為主，精誠合作”的議程設置。在兩岸合作的理念下，《歡喜大圍爐》節目制作堅持“以我為主，精誠合作”的議程設置，將兩岸文化交流的議程、廈門衛視作為主流媒體的報道議程、海峽兩岸公眾關注的公共議程有機結合起來。從2008年起，在兩岸閩南話春節晚會的舞臺上，兩岸合作的理念也貫穿晚會始終。晚會中大陸詞、臺灣曲，大陸舞、臺灣歌，海峽兩岸要素被無縫結構在許多節目當中。節目制作在合作理念下，堅持以我為主導的議程設置，確保《歡喜大圍爐》切合臺灣民眾的欣賞口味，同時又堅持了以我方為主導的宗旨。
路徑——三大傳播策略，提升廈門衛視的傳播力
《歡喜大圍爐》的實踐證明，加強兩岸文化的交流合作，增進海峽兩岸同胞福祉，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2008年的《歡喜大圍爐》于除夕夜的19:30通過廈門衛視、臺灣中天電視臺和馬來西亞Astro頻道同步放送，春節期間又在印尼、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播出，這既是海峽兩岸第一次聯手制作的春節晚會，又是全球第一臺閩南話春節晚會。
細節化有效傳播策略。兩岸文化交流的宣傳媒介在大陸機構眾多，廈門并不具有壟斷的優勢，但廈門衛視的策劃團隊采用細節化有效傳播策略，極富創意地開展兩岸文化交流工作，并得到臺灣電視同仁的認可。例如2009年，閩南傳統拍胸舞與現代啦啦操相結合的《拍胸啪啦舞》、民間習俗與LED相映生輝的《跳火群》、新編歌仔戲《唐伯虎點秋香》、古詩吟誦與原創閩南歌謠相串聯的《閩南童謠串燒》等出現在《歡喜大圍爐》。此外，晚會有許多別出心裁的表演，諸如林志玲的上菜秀、新編歌仔戲、歌曲《美麗廈門你真水》等節目都讓臺灣的觀眾耳目一新。如今《歡喜大圍爐》在整個泛閩南文化圈的民眾當中產生了持續升溫的期待，這一獨享資源不僅成為廈門衛視參與媒體競爭的利器，更是廈門衛視充分掌握話語權的關鍵前提。
異地新聞本土化傳播策略。廈門地域不大，而且又不是國內的娛樂重鎮，但廈門衛視的策劃團隊采用異地新聞本土化的傳播策略，緊扣時代主題，使《歡喜大圍爐》實現了兩岸文化交流的新突破。《歡喜大圍爐——2009兩岸閩南話春晚》通過把一系列感動中國的符號，將北京奧運會、“神七”、汶川地震、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兩岸聯手面對金融危機等事件藝術性地融入晚會，為2008年留下溫暖的記憶。為了滿足兩岸觀眾一睹“神七”航天員風采的愿望，節目組策劃由臺灣小朋友代表臺灣民眾采訪航天員的活動。當臺灣小學生演講比賽一等獎獲得者杜菲比采訪“神七”宇航員，以及三位航天員用新學的閩南話向臺灣同胞和閩南觀眾拜年的畫面出現在電視屏幕時，立刻拉近了兩岸民眾的距離，使得臺灣觀眾對大陸電視媒介產生了強烈的認同感。
圍繞主題動態編排傳播策略。《歡喜大圍爐》從籌備、錄制直至最后播出，往往需要長達數月的精心籌劃和準備。廈門衛視根據晚會進程不斷拋出各種議題，晚會亮點、明星熱點、節目看點等全方位內容在臺灣各種主流大報上不斷曝光，使得《歡喜大圍爐》在臺灣民眾當中持續升溫。2011年《歡喜大圍爐》錄制期間，臺灣主流媒體《中國時報》《蘋果日報》《now news》和臺灣華視、臺灣東森電視臺等媒體特派記者來現場采訪，廈門衛視實現了橫向帶狀覆蓋，使《歡喜大圍爐》持續熱度不減，留住了增量受眾，創造了收視高點，已然牢牢占據臺灣新年輿論的焦點。越來越多的臺灣主流媒體由最初接受廈門衛視邀請參與報道，轉為現在主動申請來廈門進行實地報道，同時參與報道的媒體類型也不斷拓寬。
方法——三大運營機制，鑄就廈門衛視的影響力
《歡喜大圍爐》在實踐中不斷地創新宣傳手法，充分發揮兩岸文化交流地緣近、血緣親、文緣深、商緣廣、法緣久的“五緣”優勢，加深了兩岸民眾的感情，凝聚了兩岸民眾的認同。
以創新機制明確品牌定位。《歡喜大圍爐》在文化認同、時代主題等方面不斷創新，不但把兩岸時尚概念運用到晚會中，還在架構、內容、舞美等節目形式上進行了創新。《歡喜大圍爐—2011兩岸閩南話春晚》就以動車穿行為脈絡，來自以及馬來西亞的明星藝人，角色化、情節化地融入其中，營造了“幸福小火車、歡喜大圍爐”的節慶氛圍。此外，閩南民間習俗也是兩岸民眾文化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如用RAP音樂包裝的電音三太子，由明星演繹的閩南經典歌仔戲《三家福》，使傳統節目生發時代活力。節目在突出閩南特色的同時，積極拓展中華文明的傳播內涵和外延，許多臺灣民眾感興趣的雜技、民間藝術絕活等大陸各地節目在《歡喜大圍爐》中大量呈現。實踐證明，加強兩岸人民溝通、相互認同的重要性，經濟固然重要，文化更重要。
閩南人常常親切地稱紅龜粿為“紅龜”， 是把染成紅色、包有餡料的糯米團壓上壽龜紋樣，蒸熟所得的一種粿。粿，音同“果”，在閩南泛指米漿脫水蒸熟而成的食品，它在閩南有著豐富的形態：甜、咸年糕在這里被稱作甜粿和咸粿，不同于北方年糕，閩南年糕更加松軟粘糯，可以不加熱而直接吃。甜粿拌著紅糖，通體褐色，而咸粿則摻上了蘿卜、油蔥、豬肉等，類似廣東的蘿卜糕。把糯米漿放入碗中，加入各種配料蒸熟，就是質地細膩、口味豐富的碗粿。若把糯米漿倒在簸箕上，晾到凝固成薄片，再蒸熟并切成條，即得粿條，如河粉般可煮可炒。要是將米漿發酵，混入紅糖，裝入碗中長時間蒸，即得膨脹得松松軟軟的發糕——也是一種粿。
紅龜粿不僅是一種好吃的甜食，更是閩南人過年過節時祭拜神明，以及孩童滿月、家居喬遷等人生大事儀典之必備。閩南過年時，紅龜主要被用在三種儀式場合。其一，臘月二十四灶神去往天國向玉帝稟報這一年這家人的表現，人們為了討好灶神，用紅龜粿甜他的嘴。其二，是正月初九天公玉帝誕辰的祭供；其三，正月十五上元節（元宵節）對道教神明天官的祭供。對自古崇神好祀的閩南人來說，后兩個節日的重要性，甚至高過春節本身。
在“敬天公”和上元節的祭供中，供桌上最靠近神位的第一排擺放的是“五果”，常見的有紅柑、楊桃、香梨、蘋果、香瓜等；第二排就是紅龜粿、年糕和發糕三種粿類，以紅龜粿最為重要；第三排是“六齋”，金針菇、木耳、香菇、菜心、豆腐葉等，并無定式；最后是“五牲”或“三牲”，常有雞、魚和豬。閩南民間信仰通常認為主要的神明吃素，尤愛甜食，所以前三排是供奉給主神的，而最后排的葷菜則是供奉主神的侍衛仆從，反倒是次要的。
紅龜粿、年糕和發糕這三種“粿”在供桌上的優越地位，或許反映了閩南人與諸多稻作民族共有的稻米崇拜——對稻米的耕種和收獲讓先民充滿存在感和正能量，以致認為稻米可以辟邪。在閩南道教和民間信仰的儀軌中，糯米在辟邪驅鬼上扮演著重要角色。而龜粿，則體現了閩南文化中對龜這種古代中原圖騰的崇拜。
廈門民間文史研究者韓林認為：雖然普遍認為漢民族的圖騰是龍，但閩南卻有一種崇龜文化，這是因為古代中原以龜為圖騰的文化在閩南最好地被保留了下來。
根據史書記載和民間故事，閩南人口據說主要源自從東漢開始從北方大規模遷入的漢民。由于中原文化崇高地位，無論是真實還是建構，閩南人普遍標榜家族來自于中原。古代中原的崇龜習俗也因此被保留在閩南文化中。
在中國遠古神話中，龜在人類的存續繁衍和文明發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女媧和伏羲是在龜腹中躲過滔天洪水；倉頡造字受到了龜紋的啟發；堯帝抄錄神龜背上蝌蚪文，得記錄開天辟地以來大事的《龜歷》；大禹根據洛水神龜背上的一至九的數點，演繹出《九疇》；商湯舉兵伐夏桀，據說是因為看到河中龜背上的文字 “夏桀無道，湯當伐之”。殷墟甲骨文的存在，也證明中原人自古以來就已經建立了“靈龜”的觀念，可以通過龜來獲知自然和政治的未來。先秦時期，龜也常被作為君權神授的象征。
如此吉祥和崇高，因此龜總是出現在閩南人諸種人生大事的場合。根據韓林的整理，這包括：嬰兒滿月時，家里要做“豬母奶龜”，即在龜粿中間捏出一個“”，以求母親奶水充足；嬰兒四個月時，要用朱砂在孩子額頭“點龜”，以消除“四”與“死”諧音的不吉；孩子周歲時，還要做“四腳龜”，送給親朋好友，表示孩子開始學習走路了；人到50歲，每年要過“大生日”，出嫁的女兒、孫女要帶“壽龜”祝壽，家中還會把壽面盤成龜形；老人預制壽材，出嫁的女兒也要送紅龜粿……
Q在唇齒的粿
但是對閩南人來說，紅龜粿的生命周期絕不止于供桌。完成供奉后的龜粿立即成為人們愛吃的糕點——粘糯的外殼和香甜的芝麻、花生餡料，既可以直接吃、蒸著吃，也可以像閩南人吃年糕那樣，裹一層蛋清煎著吃。
家住廈門湖里區后坑村的周伯在每年的敬天公、上元節和三月二十八本村村廟主神“地公”誕辰，都會自己在家做紅龜粿。通常敬神只需十二或二十四枚紅龜，但是親戚鄰居在他開始做粿之前就都會來打招呼，請他順便多做些，好在儀式后分給大家吃，結果還是常常不夠分。
現年50多歲的周伯小時候問他父親：“老爸，紅龜吃起來QQ的，這個‘Q’字怎么寫？”父親說：“這字嘴上有說，但書里沒寫。”后來臺灣的食品企業在小食品的廣告里，用“Q”這個英文字母來替代這個閩南語中固有的表示口感有彈性的字，其源頭的體驗來自閩南紅龜粿這些傳統米面食品。
經典的紅龜粿是紅殼甜餡，但也有著一些變體。比如漳州市龍海縣海澄鎮有一種叫做“油拉包”的龜粿，餡料有油蔥、肉糜、冬瓜糖等，無論咸甜，外殼都會摻上紅糖而呈棕色，因而也被稱為“紅龜粿”。廈門任何販賣紅龜粿的鋪子也同時會賣外形和餡料與紅龜粿一致，只是外殼不同的“草龜粿”。其外殼是在糯米漿中搗入鼠麹草而呈綠色。據龜粿店家說，平時草龜粿要比紅龜粿更好賣，因為人們更愛吃，而且鼠麹草具有藥用價值，對胃潰瘍、慢性氣管炎、咳嗽、風濕有好處，只是它的儀式用途不在春節或喜慶的場合，而在清明。
周伯說，近年來不少人因為對色素心存芥蒂，不太愿意吃紅色的龜粿。和很多廈門的人家一樣，他們家多年來做的紅龜已經不是全紅，而是做“草龜”再在其背上從頭到尾點上三個紅點，將其“轉化”成紅龜。
由幾條老街組成的廈門八市如同一個永遠喧囂的露天博物館，這里不僅有數以千計、常人難以辨全的水族海鮮，讓人大開眼界的以傳統方法烹制的小吃、熟食，還夾雜著大量服務于閩南多神、多儀軌的信仰世界的佛具、法器商店，以及專門制售紅龜粿、年糕、發糕等傳統糕點和供品的傳統糕餅鋪。
位于開禾路16號的紅發食品店已經在八市開了十五年，店主林向夫婦與弟媳、侄子一起照料生意，店里賣的是十幾種傳統糕點，紅龜粿是其中的主打產品。據林向介紹，平日里紅龜粿每天能賣出一兩百個，到了臘月二十七、二十八，是紅龜大賣的日子，每天能銷一兩千個。到了初七初八，臨近敬天公，又是一番大賣，為此賣粿的店家都得加班加點，顧客則得排隊。無論什么時候賣，價格都是兩元一個。
不像別處的傳統節慶糕點，比如江浙皖一帶的青團，已經進入大規模工業化生產的階段，閩南市面上賣的紅龜粿的生產仍為小型作坊主導。由于紅龜粿被用于供奉祭拜，帶有“封建迷信”色彩，所以國營食品企業早年不予生產。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逐漸發展起來的家庭糕點作坊在確認生產龜粿沒有政治風險后，開始制售。紅發林家就是在那時在廈門翔安開辦作坊，制售龜粿等傳統糕點，1995年來到廈門開店。
手工制作，是家庭小作坊的特點。據林向介紹，紅龜粿的制作包括如下步驟和要點，基本可以代表廈門本地的紅龜粿的制作方法：先將制作龜粿外殼的糯米洗好并浸泡兩個小時；再用磨漿機（古早的方式當然是石磨）將米研磨成漿；將流入布袋的米漿扎緊，壓重物放置一晚（十到十二小時）壓干；次日將干米漿加入白糖攪拌，攪拌完成后搓成米團包餡、放在龜印上壓型，最后在扁平的龜粿坯子底部加一張粽葉，刷一層油，放入籠屜蒸十分鐘，然后即告制成。
餡料有兩種：芝麻和花生。分別磨碎，并摻入白糖。物料的選取上，林家選擇大粒而飽滿的芝麻，為此常要去泉州市安溪縣的官橋鎮采購芝麻。而花生，傳統上本地人偏好采用本地產的紅衣小粒花生，因為這才夠香甜。但是由于本地花生近年常用機器脫殼，常常導致顆粒破碎，影響品質，所以紅發還是使用外地大粒花生。
糯米，林向和海澄的制粿人都特意說明要選用出自晚稻、最好放滿一年的陳米。因為晚稻和陳米兩個因素，都會讓糯米不太粘軟，這樣龜粿才不至于太軟趴，其上的龜印才可清晰可辨。
林向的紅發位于八市開禾路熱鬧的市口，整個店賣的都是閩南傳統糕點，而沒有西點，其中多數品種都既是本地人平時愛吃的糕點，也是節慶的祭供品。在西餅日趨主流的中國大中小城市，這座閩南城市的消費習慣能夠足以支撐這樣的家庭小店和傳統生活方式的存續，讓人欣喜。問林老板：怎樣的紅龜粿才好？他說，一般顧客都會選擇軟而Q的龜粿，但最根本的一點是：你得假設大家把紅龜粿買回家不止是為了祭拜，拜完是要吃的，所以從外殼到餡料都好吃是必須的，不能只做個外形。
龜印雕刻之藝
閩南人用于祭拜的糕粿為數眾多——紅龜粿、年糕、發糕、寸棗、紅圓、炸酥餃、炸棗……不一而足，但惟有紅龜粿因其壓制龜紋，而與手工藝結緣。壓制龜紋的器具叫龜印，龜印的刻制是門專門的手藝。
從八市出來，沿著大同路往東走不遠，就能拐進狹窄曲折的南轎巷。家傳五代的龜印雕刻者潘海員在此居住，每天在家旁邊五平米的斗室里刻制龜印和糕餅模具。潘海員的爺爺上世紀40年代把家從安溪遷到廈門。潘海員五六歲時，爺爺就把他帶在身邊，用糖哄他，讓他跟著耳濡目染，學習雕刻技藝。1979年，潘海員高中畢業，身有小兒麻痹導致的腿部殘疾，但又向往外面的世界，他選擇了去一家福利工廠工作，每月工資21元。當時潘父在中山路開了一個前店后作坊的木器合作社，給兒子開出每月100元的高薪，把兒子留在家業里傳承手藝。
父親晚年對潘海員的囑咐是：永遠都不要用電來工作。因為電動工具太危險，有些工匠就因為用電動工具而致傷致殘，工匠應該懂得保護自己。雖是一種現實的考慮，但約束著兒子傳承著全手工的雕刻技藝。至今潘海員仍然獨自在自己的斗室里從鋸木材開始直到打磨拋光，完全“不插電”完成。一本書尺寸的龜印往往需要花一到兩天，大的還得更費工費時。
龜粿是流散在世界各地的閩南人共有的文化遺產，承載著濃重的鄉愁和溫暖的家庭記憶。臺灣年輕人說到紅龜粿，常把它與阿公（爺爺或外公）阿嬤（奶奶或外婆）聯系在一起，常要聯想到全球化消費景觀到來前的庶民街巷。龜粿和龜印有時甚至被作為閩南人身份的象征。家里有把龜印，會顯得是更地道的閩南家庭。在這樣的背景下，對傳統技藝刻制的龜印有著一定的市場需求。曾有一位新加坡商人找到潘海員談合作，問他是否有可能每個季度刻出三分之一個集裝箱的產品。這讓潘海員十分無奈。手工藝與資本的遭遇，常是如此尷尬。
潘師傅那間五平米工作室的一整面墻掛滿了各種尺寸的龜印。小的就一包煙大，大的如同一個上菜的托盤。潘海員說，上了紅漆的是用來做擺設的，沒上漆的是用來做粿的。一眼望去，大多數都上了紅漆，說明如今絕大多數向潘海員購買龜印的人，都是把它們作為工藝品收藏陳列。
一、推動文化建設進步
在群眾文化志愿者團體中，各行各業的人都很多。能夠積極投入到文化建設中，都是熱心的，有理想，有追求的人。在這個團體中，不乏很多專業人事。比如專業的文化工作人員、專業的書法人員、專業的音樂人員等等，組成了群眾文化志愿者團體。這樣的團體可以讓文化實踐活動舉辦的豐富多彩，形式多樣化。更有利于推進文化的傳播。比如，在團體中有一位語言專家，那么在閩南地區舉行語言文化比賽和活動，就可以讓這位專家進行輔導和跟進活動，提出意見。或是有專業的戲劇表演者，就可以在他的指導下排練戲劇節目，而且是有閩南特色的戲劇節目。
在閩南地區，由于其文化的特殊性，可以開展的文化活動很多。閩南地區的很多，戲劇劇種多樣并存，文化兼容性大，可以看到阿拉伯文和漢字并排的春聯等等。因此在閩南地區，可以開展戲曲文化實踐的活動。由唱不同戲曲的群眾組成一個團隊，在閩南地區進行匯演，比如在社區、在鄉鎮等。當然，這些工作需要政府有關部門的支持和幫助。同時還可以根據閩南地區的語言文化，進行寫春聯文化大比拼。用不同的語言形式，寫出不同內容的春聯。讓群眾感受到文化就在身邊，從而推進文化的傳播。
二、發揮道德示范作用
我國經濟在不斷的發展，社會正在不斷的變革，這個時刻是群眾的道德水平考核的關鍵時刻。但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群眾文化志愿者的出現，為我國群眾的道德水平提供了保障。群眾文化志愿者，承擔起了傳播文化的重擔，在群民文化實踐過程中，感化群眾，舒緩緊張的、陌生的人際關系，維持了群眾心中的道德水平，甚至在某些方面，還把社會的道德標準都提高了。
志愿者是自愿的、不求回報、不求報酬、免費為人們社會做貢獻的人。群眾文化志愿者，同樣是一群不求回報的，無私奉獻，傳播文化正能量的人群。他們是一個團體，不是專業的文化傳播者，但是他們卻熱愛傳播文化，熱愛為別人做貢獻，作服務。群眾文化志愿者，犧牲自己的個人時間，為缺少文化關懷的地方推進群眾文化。比如，群眾文化志愿者，可以利用閑暇時間，進入到養老院，為老人傳播文化。這種傳播并不是要教給老人多少知識，而是讓老人也能接受文化的熏陶，給他們的生活帶來一絲改變，一些樂趣。群眾文化志愿者形成的團體，還可以到比較封閉的地區，傳播文化。這樣的團體有助于文化傳播氛圍的形成。目前我國各相關部門已經重視起群眾文化志愿者團隊的組建，在其傳播文化的過程中，也給予一定的幫助，讓其發展的更壯大。
三、提升群眾精神生活
居民在物質上得到滿足之后，就會要求精神上的滿足。因此，人們參與文化活動都是自愿的、自覺的。文化活動的管理是知識文化傳播的一部分，群眾文化志愿者如何在現有的條件下，組織開展高效、有意義、有內容的活動，是需要思考的問題。群眾文化實踐就是為了為了推行文化活動，因此，每一位群眾都在活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管是為了鍛煉身體，還是為了滿足精神要求，推行文化活動都是具有重要意義。
群眾文化志愿者在傳播文化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和價值。首先，群眾文化志愿者在推行文化活動中，可以讓群眾的人際關系更和諧，推動了創造和諧社會的進程。讓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感和陌生感降低，讓人與人更容易相處。其次，群眾文化志愿者在推行文化活動的同時，對自身以及參加活動的群眾是有要求和標準的。參加活動的群眾都是自覺遵守法律法規，遵守社會道德標準要求的。這樣有助于促進社會道德水平的提高，能夠更好的傳播志愿者文化，使得每一個公民都能自覺遵守道德要求。最后，群眾文化志愿者傳播的文化精神，是國家發展的內在要素。一個國家只有群眾擁有自己的精神文明，才能推動國家和社會的精神文明的發展，促進一個國家文化的傳承的。
四、改良社會文化環境
我國經濟發展迅速，我國居民的經濟收入也越來越高，生活水平的提高，讓居民在物質豐富的同時，也要求精神上的豐富。群眾文化志愿者把文化活動帶入了居民平時的生活中，在群眾文化實踐中具有重要意義。通過志愿者的推動，文化活動的傳播越來越受到居民的喜愛。當居民受到感染和引導，把時間投入到文化活動中，不僅可以提升自身的文化素養，還可以營造濃厚的社會文化氛圍，改良社會文化環境，讓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文化活動中。
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通過群眾志愿者組織的文化實踐活動，可以促進文化之間的交流，能夠讓不同文化之間碰撞出火花。比如閩南地區的文化和東北地區文化的碰撞，過年多使用的春聯，由于兩者之間的文化差異巨大，寫春聯的格式和內容都不相同，這就展現出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性。因此，在群眾文化志愿者中，需要選擇對兩個地區文化都了解的專業人士，幫助組織活動，交流文化之間的不同，這樣才能提升社會文化的層次和深度。
五、結語
群眾文化志愿者是推行群眾文化實踐活動的重要環節，不但推動我國的文化建設，還有利于提高社會道德水平，同時還可以加強各地區的文化交流，對封閉地區進行文化宣導。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征程中，群眾文化志愿者任重道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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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僑批 閩南僑批 文獻學 檔案文獻遺產 征集
中圖分類號:K85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8705(2012)02-121-126
文獻學就是以文獻和文獻發展規律為研究對象的科學；開展文獻學研究，對于文獻資源的收集、整理、管理和利用，都有重要的價值。因此，文獻學被認為是治學的基礎、資料的源頭、深入研究的門徑。而就僑批而言，其本身就是一檔華僑史的珍貴歷史文獻，因此，加強僑批文獻的收集與研究，就應該引入文獻學的收集、整理、研究和利用的科學方法，使僑批的收集與研究上升為一門學科的研究，只有這樣，僑批才有可能變純民間收藏愛好而為嚴謹治學的一門科學。
僑:當指華僑；
批：閩語，就是書信之“信”。
僑批之“批”字作“信”解，據考乃源于唐、宋時期，閩語方言則完好地保留了唐宋時期的這種音讀與字義。在福建的方言中，閩東一帶是以福州話為代表，而福州話是將書信的“信”字，讀作【piē】，音同“撇”字；在閩南的方言里則讀作了【puē】，而漳屬的少數地方如詔安縣等地，則有讀作了【pēi】，音同“胚”字，其實所指的都是書信的“信”字。這種方言的音讀及字義，迄今為止仍然還為當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繼續沿用著。
但是，海外的閩南人卻將這種“批”孵化、發展成為一種融合了海內外交流的書信與金融匯兌兩種功能的特殊載體，并經由海商及水客驛遞之分散、單獨的作業，逐漸演繹、發展為了一種行郊作業——批郊。及至清末（大約是在清光緒中期），這種全新的商業模式終于發育成熟，成為了海外華人世界中的一種全新的商業業態——僑批業，扮演了匯通國內外僑胞與僑親之間書信往來與金融匯兌的重要角色。“閩南僑批”，實際上就是伴隨著歷代閩南人出洋拓殖與創業而產生的這種特殊郵傳載體，而伴隨著僑批業的日漸興盛與發展，“批”字于是被海內外華人華僑賦予了銀、信合一的新概念、新內涵。
由于閩商在東南亞一帶的地位和影響均比較大，因而“閩南僑批”還可以納入閩商歷史文化的研究范疇。
一、“閩南僑批”的發端較早
隨著福建華僑歷史文化研究的深入，更多的歷史文獻被納入了發掘、研究的范疇，其中很重要的一類文獻，就是福建省民間的家族譜牒。迄今為止，據所發現的民間譜牒中，就有石獅大侖《蔡氏族譜》載有明代閩僑匯款的記錄：
明嘉靖年丁卯四十六年，景思秩也，周夫為兄，均有骨肉厚愛……娶婦后，遂往呂宋求貲，迭寄潤于兄弟，二兄超全家賴之，修理舊宇，俾有寧居。
顯然，這段文字是迄今所發現最早的有關華僑匯款的記錄，也是我們研究早期僑批發生、發展歷程的重要文獻記錄。
因此，有關華僑史記錄的民間家族譜牒，還應當繼續深入發掘和仔細排查。
迄今為止，閩南僑批的存世品種表明，無論其是在海內外，其商業業態均比較飽滿、涉及的商業范圍更為寬廣：
1、有證據表明，閩南僑批在清末就已經是規范化、成規模地運作，“批郊”作業就是這種商業運作的成熟表現；
2、閩南僑批較好地承續了明末清初以來國內錢莊、民信業的經營風格與傳統，并且還能夠結合國際時勢變化，推陳出新，顯示出其商業謀略與發展皆與時具進；
3、閩南僑批各信局較好地保持著與國內繼興之銀行、郵政等機構的合作，并且還能夠在復雜的競爭環境中，凸顯自己熟稔的商業運作手段及特色—即誠信經營、服務僑客（眷）；
4、僑批之載體形式更為豐富：除了傳統的信匯形式，閩南僑批還有大量的票匯、電匯等文獻載體，其服務內容與載體形式均較為繁富。
我們從現有的福建僑批存世量與其分布情況來看，綜合考察各地的各種文獻記錄、歷史影響以及研究成果，閩南僑批、尤其是泉州的僑批，都占有較大的優勢，因而福建僑批的收藏研究中心與重心皆在閩南。
現在所發現的存世閩南僑批實物（包括海外來批及國內僑眷之回批），粗略估計約有3萬余帖；如果再將帶有僑批信局作業時鈐記的有關匯票、支票等金融票據，以及歷代信局經匯作業時給具的票根、信局作業之幫單、信局的賬本等等相關的文獻形式，總數當不少于5萬件；此外，還有各信局的牌匾、營業執照、印鑒，以及信局和批腳作業時所用的其它實物，如稱銀兩時應用的衡器，盛裝銀、信用的各種行頭，批腳的證件等等，那么，有關僑批的實物文獻載體，其內涵與外延都得到了相應的浚深和擴展，傳統的僑批文獻就不再局限于批信實物一種單一的類型，而是涵括了以上各類載體。
目前，閩南一帶的僑批實物文獻最為豐富，基本上涵蓋了以上的各類文獻形制，同時，閩南還保留了泉州的王順興信局舊址、漳州的天一總局舊址及廈門鼓浪嶼的“海天堂構”，之三者，濃縮了閩南僑批的歷史發展與輝煌成就，可以說已然就是閩南僑批的歷史豐碑！
二、閩南僑批文獻遺產的收集和整理
閩南僑批之于檔案文獻遺產，主要有以下幾點的意義：
可以藉此對華僑的歷史貢獻予以高度評價，對僑批的歷史作用給予正面和積極的肯定，這對今后僑資的態度與作用，必將起到正面和積極的影響；
僑批的文史釋讀與文化弘揚，擴大、浚深了華僑史學的研究范疇，使得僑批作為僑史文獻的載體形式之一，得到了最廣泛的認可與借鑒，大大地豐富了華僑歷史文獻的內涵與外延；
僑批可以憑藉自身的僑史文獻功用和價值，積極申報成為“中國檔案文獻遺產”，進而申報“世界記憶遺產”，使之成為中國的、乃至于世界的文化遺產；
因此，閩南僑批已越來越受到了社會各界的極大關注與重視，將其視為閩商文化的載體形式之一，并及閩南文化暨華僑史之重要歷史文獻。
1、僑批文獻的收集
以往的僑批收集、研究，注重其郵政信息，主要途徑即通過競技集郵的平臺來展示僑批文獻；如今強調的則是僑批的檔案文獻典藏與文史研讀，因而對僑批文獻的系統性、完整性就有了很高的要求，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是單個僑批的完整，也就是批封與批信要求完整，不要人為地舍棄掉批信（箋），不要嫌棄批箋給集藏所帶來的諸多不便；二是爭取完整地收集一個家族的全部批信，這樣就可以完整地保留了一個族系的歷代往來批信，這既包括了海外寄回來的批件，也包括了國內寄往海外的回批。
還有一點，那就是我們在收集僑批的過程中，也應該講究各個僑批信局的系統性收集，例如著名的“天一（銀）信局”，關于該信局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所使用的印鑒和誡戳，其形式和內容上也都是有所區別的，因此，能夠力爭收集到天一信局的不同戳記的僑批，也是每一位集藏愛好者一直在努力的；我們也可以將這種同一信局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使用的戳記僑批，視作該信局的不同“版本”，如天一廈（門）局、天一安海局、天一菲（律賓）局、天一新（加坡）局等等，這不僅有助于我們對其在郵政史上的考察，同時也是針對該信局歷史概貌的揭示與綜覽。
以上只是針對實物僑批而言，但是在僑批文獻的具體品種方面，還有幾個要點值得注意：
1）來、回批都要重視，特別是回批；
2）信局制用的支票、匯票，以及有信局作業印跡的銀行匯票；
3）海內外信局給發的收銀信單據（憑證）；
4）信局的流水賬簿、印鑒、證照、牌匾及工作證、員工名冊等檔案資料等；
5）信局的各類廣告；
6）考慮到僑史文獻的整體保護與研究，有必要完整地起獲某一個家族系列的僑批暨僑信，使其內容得以互相參證；
7）僑批業主的家族譜牒：這是進行文史研究的重要歷史典籍！
8）充分考慮到實物文獻資源的局限性，故而有必要盡可能地攝錄歷代僑批史遺存，如信局的舊址等等。
僑批研究，一定是要先擁有相當規模的實物僑批藏品，以及藏品有著較好的完整性與系統性，否則研究工作必將難以為繼；而大量與系統地收集僑批，則是今后開展僑批研究、交流及學術探討的重要基礎。我們注意到，廣東省汕頭市的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已經在這方面做出了新的表率，帶了個好頭，他們采集到了大量的潮汕地區實物僑批（總量達3萬多帖，其中亦包括了僑批的影像光碟資料），從而為學術研究與文化闡揚奠定了厚實的文獻基礎。
2、僑批文獻的采集渠道和方法
我們完全可以借鑒潮汕的做法，在現代條件下，將僑批資料的收集分為實物收集與影像收集兩類，而兩者都要予以重視。
實物僑批是必需的，是一個研究機構所必需葆有的學術資源，而且還需要一定的收藏規模；而影像資料則需要認真審視和科學地取舍，首先是要審定所需圖錄存檔的僑批資料的真實性，判定其史料的價值，然后才決定收藏并圖錄，以補充自有資料的缺或，作為另一種載體形式而予以借鑒、參研。將目前已經發掘出來、且經過了甄別和整理的實物僑批資料，應是我們首先要去做的學術準備工作，畢竟資料的匯集也是文化研究的基礎性工作之一。
關于實物僑批文獻的采集，具體來看，有下面幾種可操作的方法：
①征購
市場化征購，這是如今文獻征購的一條必由之路，也是一道常規的文獻采集方法。
僑批的載體形態，也可以歸之于民間文書一類，故而也受到了公藏機構的關注，例如福建省圖書館等，但他們主要是從大文獻的視角出發，只是將僑批納入民間文書的大體系中，構建民間文書的文獻建設，而不是單一地為僑批收藏而收藏僑批。但是，對于專業的僑批文史研究來說，則遵照一定的體系、成規模地開展僑批文獻資源建設，那就一定是將僑批文獻作為了主要的征購對象，而且是系列化、規模化地開展此項專項文獻的建設。
要想規模化、系列化地建構僑批文獻專業資料庫，自然是離不開征購一途，根據各公藏機構以往的文獻采集策略與方法，有兩個征購的途徑，一是走向市場，在各地收藏交流市場開展征購；而是通過各地的渠道，向已知的存留有此類文獻的家戶協商征集，這兩種方法可以同時或交互著進行，但必須保持連續性，只有這樣，才可以保證文獻建設的持續建構，也才能保證系列化、規模化的文獻建設要求。
② 圖錄
有償征集固然是一套可資為用的策略或方法，雖則行之有效，但也無法保證專藏機構得以實現完全架構僑批文獻的理想。
就僑批來看，自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集郵人士早已經介入了僑批的收集、研究，并且許多人的僑批集藏已經達到了一定的規模，同時在集郵領域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績，在國內外的集郵競技平臺上屢獲大獎，極大地提振了僑批的社會知名度與影響力。因此，僑批收藏研究已經成為了這部分集郵人士的人生追求與感情寄托，輕易不會出脫自己的藏品，但是他們的藏品都是經過了市場考驗與競技集郵的洗禮，其間不乏珍品、孤品級的僑批實物文獻，對于這樣的情形，則應該要有一套相應的文獻采集策略，圖錄、出版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手段，只有這樣才能夠充分地利用已有的文獻資源，以實現其文史研讀的功用。
我們還可以文獻學為樣板。如今，中國傳統古籍已經漸次引進了數字化手段和技術，開始了古籍的數字化建設，這對于浩瀚的中國文化典籍而言，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大好事，畢竟古籍傳承到了今天，由于種種原因，版籍的傳統保護方法已受到了很大的挑戰，而數字化建設則無形中開拓了這些版籍的保存方式，延伸了版籍的生命周期，從而使得這些文化載體的生命得以繼續傳承，并且還能逐漸光大與闡揚。
目前，全國性的古籍普查工作已經展開了，其主要工作就是在傳統古籍的保存、保管方式中，新增加了文物化和檔案化的管理方法，其中很突出、也很重要的一個步驟，就是為古籍定級，包括了文物性的版本定級與檔案化管理的破損定級，制定了古籍保護的一整套科學保護措施，并形成了制度化的管理方法。僅僅從文獻學的角度來看，古籍保護中的許多舉措，很多都是可以直接導入到我們的僑批文獻收集和保護中來，例如古籍特藏破損定級的標準，修復建議，藏品的保護，書影的制作，等等，這應該也是我們從事僑批收集、研究和文化釋讀的每一位參與者應該考慮的另一個重要課題了。
除了實物僑批資料之外，還有許多僑批文獻載體形式較為獨特，比如舊時信局的牌匾，信局使用的印鑒、戳記，信局員工常用的分發批信的運載工具、證明文件，現存老僑批工作者的家訪影音錄像資料，歷代僑批信局的遺址（跡），諸如此類史信，就更有必要采用現代科技手段來加以收集、保存了。在這里有必要強調一下的是，那些歷史上曾經從事過僑批經營活動的老人，是僑批史的參與者與見證人，很有必要加強對他們的訪談工作，應該對訪談內容進行全面的記錄，包括其影音的全程記錄，這事應該要盡早去做，要與時間賽跑，畢竟這些老人，個個可都是些寶貴的“活文獻”。
除了這些資料以外，其它還有可資為用的文獻形式，舉如舊時僑批信局的老照片，批信局兼營或混業經營的一些廣告宣傳單，涉及到僑批經營者的家族譜諜，各時期報刊等媒介的有關報道，批信局合作、合伙經營的股份證書或契約，等等，都應當納入我們的收集與研究的范疇，有實物的就收集實物資料，沒有實物而有其它影像信息者，就采用復制的方法來收集，極力擴大僑批文獻的資料來源，使得僑批的釋讀不僅僅局限于僑批的批信載體本身，還將擴展到了僑批文物上去，這才是文化的僑批所應具備的全面素養。
這些實物僑批資料，還只是民間的存在形態，但這種民間存留的文獻，一直都是處于分散化的狀態，更缺乏專業的保管，有很多已經發生了霉蝕、蟲蛀等破損情形，其文獻的存留生態可稱“堪憂”，因此，這也從另一個角度提請有志于該項藏事的專業機構，要加緊、加速民藏狀態的實物僑批文獻的征集。除此之外，還有另一類僑批文獻處于相對沉睡狀態中，這就是各地各級檔案館所珍藏的歷代郵政檔案和海關檔案資料，其間記錄、附著有大量的僑批業原始檔案信息，甚至是各地信局的原始文案、印鑒及其它歷史信息，這些歷史信息及文獻載體，有很多都是以往僑批研究者所未曾見識過的，這也導致了以往對僑批的釋讀存在著諸多的分歧，甚至是誤解、誤判及誤讀。如何讓開發利用這些珍貴的檔案資料，也是我們需要認真思索和積極面對的一顆重要課題：在政策法規允許的條件下，圖錄并出版這類僑批史的檔案文獻，則對目前積極開展的僑批史研究與僑批文化釋讀來講，善莫大焉！
3、僑批文獻的鑒定
僑批文獻難以鑒定，主要有以下幾種情形：
一是年代不好判定。許多早期的僑批，其目的就是驛遞功用，并不是要刻意為后人留下什么可資紀念或懷念的信物，也沒有一定的遞解程序和規則，這在批封與批信上，都可以看得出講究簡潔、實用，并且還出于運作與保密的考量，有意掩飾一些遞解方式和程序上的信息，時過境遷了之后，這些信息就變得晦澀難解了，尤其是具體年代的識判；
二是具體承解的信局。早期的水客批封，還有后來特殊時期的信局作業，都沒有留下遞解責任者的詳細信息，這也就要求我們要做更多的排查與檢索識別工作，方才有益于作進一步的解讀；
三則是一些僑眷在解讀海外寄來的批信時，由于存在多次拆讀和保管的緣故，有許多的僑批封和批信裝錯了，出現了批封與批信不符的現象，這就需要我們要有足夠的耐心來比照與復原，這當然是離不開廣泛的原始資料的集藏；
第四點就是有很多僑批的相關資料，如僑批信局的印鑒、圖章和證件（書），信局作業的賬本（簿）、單據，還有批信局之間、批信局與銀行、郵電部門之間的往來信札、電文及公函等，這類有助于僑批研究的資料，都是需要研究者們認真收集與審視的，其間所涉及的政治、法律、金融、郵政等等素材，無一不是需要做過細的文史整理工作，這些都是今后在僑批的研究中亟需加強的重要內容，而鑒定工作的主要任務，就是沙汰謬誤，去偽存真。
第五點就涉及到了作偽的問題，這主要是在僑批收藏的市場化經營與運作過程中，有許多的僑批被少數經營者篡改了，這方面的偽作，具體表現形式就有加蓋著名信局的印戳，刻意偽作信局的文字宣傳誡戳，以及偽造時間、地名戳記等等，種種不端，導致了收藏交易市場上流通的僑批與僑批資料，都需要我們去仔細地予以甄別。
所以，為了保障資料的真實性與可靠性，專業研究機構還應當聘請社會各界有識之士，如文史學者，民俗專家，特別是在僑批的收藏研究上已經取得實績的集郵界人士，等等，充任僑批研究的專家委員會之中，集思廣益、群策群力來闡揚僑批文化，“閩南僑批”的文化研究與闡揚，自然也當如此。僑批實物的圖錄工作，是一項基礎性的收集與研究課題，也是一項必須進行的學術文化準備工作，否則，學術交流將會陷于“重要性”與“意義重大”一類的空泛之談，這就有違其申報“世界記憶遺產”的最終目標，而流于一種泛議或口號，這對提振僑批文化不僅無益，而且還是有害的；同時，圖錄并長期地保存這些珍貴歷史文獻，也是對歷史負責之舉，是對歷代華人華僑及僑批之于閩南、之于福建歷史貢獻的肯定，海外華人、華僑也是翹首以待與熱切期盼的。
只有經過大量的、系列化的實物文獻采集，并及經過仔細的甄別和整理，僑批資料才可以成為可資為用的文獻資源。作為傳統意義上的紙質文獻載體，僑批也只是外在形式與使用功能上，有別于圖書版籍的，但是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應用、流傳及遞嬗方面，僑批文獻雖然是后起的一個門類，但是它前承了中國歷代文書的歷史發展，后啟了中國近現代海內外交通之端，特別是海內外郵電發展、金融匯兌、文化交流等等諸多方面，還是一種客觀的促進作用，因而這一檔珍貴歷史文獻，我們應該倍加珍重，有人譽稱其為“中國近現代的敦煌文書”，溢美之詞及于言表。
我們完全可以了冷靜與客觀地看待僑批文獻，更由于它是我們家鄉的一檔珍貴文書，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從容一些，淡靜一些，就先把僑批視作鄉賢們的一檔歷史文獻來珍惜，來愛護，來收藏，來研究，那么，多做一些博大與寬泛的收集、深入及縝密的考證工作，畢竟這也正是我們發揚尊重歷史、敬仰先賢、愛護文物、闡揚地域文明的精神。
四、綜述
在僑批收藏和研究的實際操作過程中，上述的這些理念或方式方法，還有許多需要根據僑批的特性，做出因地制宜、因具體品類而重新定義的問題，這就是相關理論與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實踐進程了。
除了上面所談的集中文獻采集渠道與方法，還有在文史研讀、文獻披閱過程中的新發現，這就不是僑批實物征集的范疇，而是隨著研究的深入而逐步鉤沉、發掘出來的，例如：
其一，除了實物僑批之外，還有很多文獻資料也都記載了有關僑批的史實，有的盡管只有零星、片斷的記錄，但是，對它們的收集整理與綜合研讀，就能夠發現許多對僑批研究極為有價值的線索，舉如民間宗族譜諜中就有其族裔出洋，并往來溝通的重要信息；民間錢莊的私鈔上，也會留有信局的印章或印鑒；早期海內外報刊對于華人生活的一些報道，也都有或多或少地介紹僑匯的情形；國內的許多統計年鑒，對于海外華人、華僑匯入的款項，也有一定的統計數據報告，等等，這些資訊，對于僑批史的研究是很有幫助的，特別是對早期的僑批信局作跟蹤與觀察，常常讓人感到有關史料的嚴重不足，這已經嚴重影響到了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因此，我們把僑批的收集與研究范疇拓展到相關的文史資料上去，這樣才能更為廣泛地獲取更多及有效的信息。現在我們重視僑批文化，重視僑批的收集與研究，那就不應該僅僅局限在僑批實物一個方面，而是要將所有涉及到僑批的歷史資料，今后都必須納入到收集、整理與研究的范疇中來。
第二，我們現在還很難判定一個地域的歷代僑批經營者有多少家，目前所讀到的一些僑批研究著作，已經列舉了不少的各有關信局名稱，但是近來的實物發掘，還有其它的文獻載體，諸如信局賬本、銀行的單據等，就不斷有新的信局名稱出現，可見，每一個歷史階段、每一個關注者都是有其局限性的。我們完全可以建立一個相對集中的收藏研究平臺，盡可能多地匯集所有的僑批史料，分門別類，厘清條目，這樣就能夠通過系統而專業的研讀，輯出那些以往不見著錄的一些僑批史信息，當然也包括了僑批信局的名稱，等等。
一個區域的服飾文化可以從側面反映出該區域的整體文化，而文化又是經濟、政治等因素的綜合反映，文化的繁榮與發展，必定可以帶動經濟政治的繁榮與發展，海西女性服飾文化具有多樣和復雜的特征，是海西地區整體文化的一個縮影。隨著海西經濟區的建設發展，尤其是這一地域與臺灣有著特殊的地理與文化關系，對增強海峽兩岸文化認同起著重要作用，所以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其地域傳統文化。在服飾文化研究方面，對畬族、惠安、客家服飾研究已經形成了較豐富的研究成果，對其形制、色彩、工藝、裝飾等方面進行了較全面的論述，但這些研究大都從服裝學科、藝術學角度對服飾外在表現進行探討，缺乏對其文化傳承與保護方面的研究。本研究首次將整個海西地區作為一個整體，探討其區域文化背景下的服飾文化的現狀與保護，希望為整個海西地區的服飾文化傳承盡綿薄之力。
1海西女性服飾概況
海西是一個比較廣的區域概念，不僅僅指福建，它還涵蓋了臺灣海峽西岸，包括了浙江南部、廣東北部、江西部分地區。海西地區民族民系較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屬閩南、客家民系和畬族，它們共同構筑了海西地區復雜而多樣的文化特征，海西女性服飾文化主要以此三者為研究對象。
1.1閩南女性服飾概況
閩南女性傳統服飾帶有典型的海洋文化烙印，服裝款式、圖案和色彩與環境自然和諧，融民間性、地方性、民族性為一體。近代以前閩南服飾，女性均為衫裙或衫褲，上下分開，上裝被稱為“大裾衫”，下裝中的裙又有多種形式，有布裙、綢裙、百褶裙等[1]。在款式和材質上閩南人得益于生活在魚米之鄉的優勢，服飾用料都較好，以絲綢為主，且服飾的裝飾性較強，金屬鈕扣和繡花滾邊的使用大大增強了服飾的美觀效果。閩南年輕女性的服飾顏色變化多端、不拘一格，年老女性則較為單調，多為黑、藍、褐三色。肚兜和云肩也是閩南女性服飾的重要特色。在閩南女性服飾之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惠安女服飾，“封建頭，民主肚，節約衣，浪費褲”成為惠安女服飾特征的真實寫照。
1.2客家女性服飾概況
勤勞、儉樸、吃苦這三大特點是客家婦女精神內涵的最有力概括，與之相對應的客家婦女服飾的總體風格為簡潔、舒適、大方、純樸、耐穿。客家婦女的上裝主要是大襟衫[2]，在臺灣被稱為藍衫，這種大襟衫不分年齡，無論老少都可穿用，受中原保守思想的影響，大襟衫的穿著以遮住臀部為宜，有“行不露臀，坐不露股”之說。客家婦女的下裝則為大襠褲。在材質上，客家婦女多穿用棉或葛麻制成的家機布縫制而成的衣物，此種材質的衣物結實耐用。客家服飾的顏色較少，常服基本保持本色，一般為黑、灰、藍、白四種[2]，且裝飾較少，就連客家婦女的常服也只是在衣襟處加幾個緄邊兒，這也符合客家人樸素自然的風格。
1.3畬族女性服飾概況
海西地域畬族女性服飾呈現較強的地域特征，樣式也較多，僅福建閩東地區的福鼎、福安、霞浦、羅源一帶的畬族女性服飾就大相徑庭。雖然如此，畬族女性服飾還是具有其共性，即上衣布滿刺繡圖案[3]。畬族女性服裝被稱為“鳳凰裝”，基本形制可概括為衣多為黑色，衣領、衣襟、袖口邊繡有彩色花紋圖案且鑲花邊，在衣裳和圍裙上刺繡各種花鳥和幾何紋樣，構成特殊風格的圖案。在材質上，麻布和棉布成為主要用布。
2海西女性服飾文化現狀與保護
2.1海西女性服飾的現狀
海西地區女性服飾的形成是海西地區長期經濟和文化相互交融作用的結果。[4]客家人和閩南人都是南遷的漢族，由于遷徙的時代和定居的生活環境不同，才形成了各自獨特的民系。它們是海西地區歷史形態的延續和積淀。它們代表了海西地區獨特的大陸文化和海洋文化的碰撞與交融，很好地體現了海西地區文化的多元性特征。筆者通過田野調查了解海西女性服飾的現狀，田野調查區域包括福建長汀的羊牯、四都、河田，惠安的崇武、山霞、小祚、東橋，漳浦的赤嶺、湖西等鄉鎮。經過調研總結如下：一是傳統女性服飾基本消失殆盡。在長汀三鎮，百分之八十的20到30歲的客家人表示從出生至今未見過真正的客家女性服飾，只有極少部分的高齡婦女擁有客家服飾，但幾乎不穿用，或者壽衣還保留傳統服飾形制；漳浦的兩個畬族鄉的畬族女性日常穿戴民族服飾的情況也已經完全消失，除了在重大節日，如三月三歌會，其他時日都很少穿戴。
據被調查者稱即便是重大節日穿著的民族服飾也不是沿襲正宗的“鳳凰裝”，而是改良版的畬族服飾；相比之下，惠安女性服飾文化的情況會比客家和畬族樂觀一點，在惠安的小祚、崇武等鎮時常還可看到一些穿著惠安女服飾的女性，不過穿著者的年齡層次偏大，一般都是在三十五歲以上。有人預測，再過十五年惠安女服飾也會和現在的客家服飾、畬族服飾一樣難得一見。二是當地人不理解傳統服飾的內涵，缺乏對民族服飾的認同感。很多海西女性都不能坦然地穿著民族服飾外出，此現象在年輕女性中尤為顯著，她們認為穿著海西女性服飾是落后、封建的象征，對海西女性服飾文化不夠自信。三是海西地區傳統服飾制作工藝瀕臨失傳。除了在惠安的小祚、崇武等地還有少量惠安女服飾的民間作坊之外，其他的民族地區已經沒有專門制作其民族服飾的地方，且會做老式民族服裝的裁縫師傅也很少（都是60歲以上的老師傅），海西女性服飾的制作后繼乏人。
2.2海西女性服飾文化危機的成因
上述海西女性服飾文化的現狀反映了一種發展態勢，包括惠安女、客家、畬族在內的所有海西女性服飾文化正在弱化，甚至消失。在大力推進海西經濟建設的同時不得不面對海西女性服飾文化的危機這一現實，那么，是什么使富有海西特色的女性服飾文化面臨如此窘境？最重要的原因是現今社會經濟生活的不斷發展，不同文化間的碰撞交流頻繁，這些都在不斷地影響和改變作為海西女性服飾文化主體的客家、惠安、畬族女性的審美心理和生活方式。加上人們對傳統服飾文化的內涵不了解，這些都使作為文化主體的民族群體對自己的文化產生了疏離，甚至產生了對其民族文化的不認同感。第二，地方政府對服飾文化的的關注、宣傳和保護不到位。地方政府在針對這些民族服飾文化問題時，更多的是關注其經濟效益而忽略它的社會效益，以至于這些服飾文化被商品化，被表淺化，使服飾文化被“打造”得不古不今，如在很多地方可以見到的伴餐的民族服飾。加上地方政府在服飾文化上的財物投入偏少，以至于服飾文化保護經費缺乏。第三，海西女性服飾文化的傳承機制脆弱，許多民族古老管理機構已自然消失[5]，傳統服裝的裁縫師傅很少且年齡偏大，傳統服裝的用料，輔料也很難買到。
2.3海西女性傳統服飾文化的保護措施
首先，應該讓公眾特別是作為服飾文化主體的民族群體充分理解其民族服飾文化的真正內涵，正確地認識其服飾文化的重要性和深遠意義。加大宣傳海西女性服飾文化的力度，使海西女性認識到其服飾文化的重要作用，增強海西女性對服飾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其次，要發揮地方政府行為在保護服飾文化方面的作用。政府除了制定相應的規章制度保護海西女性服飾文化外，還應該在經費上也給予更多的支持。在地方政府財力物力的支持下，可以建設專門保護服飾文化的博物館（有條件的還可以建設網上博物館），多渠道、多方位地收集和保護與海西女性服飾文化相關資源。
再次，在服飾文化上要加強立法保護。筆者查閱了相關資料，發現目前我國還未有一部法律法規對服飾文化這一領域有專門的保護條列，只有少數法律法規有涉及一些服飾領域的問題，如《傳統工藝美術保護條例》中有針對傳統工藝美術品的保護，但條列規定的不具體，保護范圍也不明確，《條列》在服飾文化保護這一領域還有待完善。其它的如《著作權法》、《專利法》等法律法規對服飾文化的適用性相比于《條列》就更弱了。因此，對海西乃至全國服飾文化保護的立法乃是當務之急。
最后，要加強對年輕一代的教育引導，使弘揚海西女性服飾文化工作后繼有人。現有掌握海西女性服飾制作工藝的藝人已偏向高齡化，只有培養新一代的接班人，海西女性服飾才有出路。例如，在海西地區的高等院校的服裝等相關專業開設海西女性服飾文化課程，在保留服飾文化精髓的同時，又鼓勵在校學生踴躍探索、積極創新，這樣既可以使傳統工藝后繼有人，又可以打造具有海西特色的服裝院校，最關鍵的是可以使海西服飾順應時展，經久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