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21 09: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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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題】信息專業教育
【正 文】
1 中外情報學研究生教育發展的總體趨勢分析
隨著社會的發展，世界圖書情報學領域都在極大地關注情報學研究生教育。雖然各個地域各個學校的實際情況有著諸多不同，但它的發展趨勢卻有著共同性。
1.1 信息技術的主導性
信息技術在情報學課程中的比例越來越大，主要是由于知識經濟時代信息已成為社會發展的命脈，信息技術在各行各業逐步滲透，作為情報學研究主體的信息成為信息業發展的基礎。情報學以信息為研究對象，而信息管理本身就需要信息技術的依托。社會上需要信息管理的高級人才，便于對信息管理學科進行更為深入更為全面的研究。
1.2 知識管理的傾向性
世界圖書情報界的專業人士都在孜孜不倦地探尋知識管理的新思路和新方法，這方面的論著相當多。這表明圖書情報領域逐步認識到知識管理與知識導航是情報學教育發展的基礎和使命。國外很多研究生課程都新增了知識管理方面的內容，美國伊利諾多明尼哥大學還設置了知識管理研究中心，這些都反映了目前社會對情報學學科的一種需求。
1.3 實際應用的社會性
情報學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社會發展的反映，情報學課程的社會適應性和應用性在網絡時代更加明顯?，F代的圖書情報學院都是更多地從信息管理角度來進行學科構建和課程設置。
1.4 研究發展的綜合性
信息是一個涵蓋廣泛的概念，有自然科學信息、社會科學信息、經濟信息、醫學信息等不勝枚舉的類型，對于信息管理，設計技術處理問題和內容處理問題，其研究綜合性趨勢非常明顯。從情報學課程建設可以發現，有的學校側重于信息技術、信息經濟與管理，如南京大學信息管理系和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等；有的側重于宏觀調控、咨詢決策，如北京大學和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美國匹茲堡大學信息管理學院等。
2 國外情報學專業人才培養情況
2.1 美國
美國在圖書情報學領域發展起步較早，其發展模式也更趨于成熟，一直是我們借鑒和學習的對象。鑒于此，筆者對美國7所圖書情報學院的碩士研究生培養目標進行分析，發現為了使學生在畢業后能夠更好地適應圖書情報行業中的工作，在制定教學計劃時重點強調了以下幾種能力的培養。
（1）總體能力：掌握關于圖書情報行業的機構、規劃及其社會歷史情況的知識；理解圖書情報專業的性質，包括圖書館的類型、媒體中心、情報中心及其它們的相似之處和不同點，它們在社會中的不同作用；理解行業規范、發展趨勢、專職人員所面臨的問題以及各種職業要求；了解專職機構的作用和功能，以及工作人員的職責。
（2）情報組織能力：理解主題分析及表示法的經典理論和體系，理解信息組織、存儲和檢索；能夠使用主題分析的各種工具、標準和方法，具有信息組織、存儲和檢索的技能。
（3）信息服務能力：理解服務于大眾的專職人員的任務和職責，能夠在各種機構和環境中以恰當合理的方式承擔這一工作；能夠了解各種用戶群體的需求，提供有效信息；既要了解適用于各種信息環境的標準參考來源信息又要熟悉具體用戶群或專業領域來源信息；具有為特定領域或用戶群查找、評估和選擇適當信息源和資料的能力；有能力為特定用戶群提供計劃、設計、提交、評估以及作出相應決策的信息服務。
（4）管理能力：了解有關圖書情報科學的基本管理哲學、方法和技術；認識管理的功能，例如：計劃編制、人員配置、預算和監督等；有效地進行群體參與和領導。
（5）研究分析能力：理解研究步驟和方法；在圖書情報學領域進行分析和精確評估研究，即智能用戶研究；對圖書情報學專業問題進行嚴密思考和分析。
（6）信息技術能力：理解各種有關信息主題分析、信息組織、存儲、檢索的技術；了解將技術應用于信息管理的知識和實踐經驗；熟悉現有信息系統，具有選擇信息系統的能力；具有實施設計和評估信息系統的能力；了解當前信息技術發展狀況。
仔細研究不難發現，美國大學的圖書情報學院其課程設置都有這樣一個特點，即除去很少幾門核心課程之外，其余全為選修課。課程覆蓋面廣，實用性強，課程具有明顯的模塊化和體系化特點，為培養實用型、高能力人才奠定了基礎。學生可以根據自身的情況在導師的指導下為自己量身制定出修業計劃，相當靈活。有些學校的課程設置中每門課程均附有說明，要求學生在修這門課之前應具有哪些基礎知識或已經修完某門課程。例如：學生若想選修《高等情報源與情報服務》這門課，其前提是修完《情報檢索》、《參考文獻和情報服務》這兩門課。這種形式有效避免了學生選課時的盲目性，而且有益于學生知識體系的形成。
2.2 英國
開展模塊化教育是英國圖書情報專業教育課程體系的基本思想。模塊化教學是依一定的標準劃定幾個教學單元，每一個單元由不同的小專題和課題組成，一個單元即一個模塊，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不同的模塊組合。這種模塊化教學可以根據具體學生的基礎知識的儲備來進行有針對性的教育。它可以使學校因材施教和從學生的愛好出發，選擇不同教學模塊組成各種教學大綱。
但是由于模塊課程都是根據具體需要而設定的，更新速度快，所以模塊課程每年都有所不同，這給學校帶來了一定困難。為改變這種狀況，英國很多學院采用核心模塊+選修模塊的方式，在核心模塊保持不變的同時，根據專業的發展需要以及專業發展趨勢，不斷變化選修模塊的設計，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同時也維持了模塊化教學的穩定。
英國政府、教育部對圖書情報學教育的政策傾向于工商管理，注意與經濟、管理、技術、信息類的聯系，從而脫離了以前片面拘泥于圖書館館員教育，向多層次、多目標發展。圖書情報學教育的教學內容也逐步實現基礎與專業的結合、技術應用與研究的協調、專業研究與方向課程的兼顧。
2.3 日本
20世紀90年代以后，日本開設的情報學研究生學院有5所，慶應義塾大學、東京大學、京都大學、愛知淑德大學和圖書情報大學，前4所大學都設有博士課程，有從教育到研究一整套完備的教育體制。課程設置方面依據大學基準協會指定的基準設置教學內容。如圖書情報大學，它的專業設置可分5大類：（1）圖書館情報學的基礎理論；（2）情報與社會的關系；（3）情報的內容、形態論；（4）情報組織、處理技術；（5）情報系統的理論與技術。一般來說，日本情報學研究生教育的相關科目很廣，從人文科學、自然科學到各種各樣的應用科學，學生有從中選擇興趣科目的自由。
由于網絡時代的到來，情報教育呈高度普及和多樣化趨勢，日本情報學研究生教育的革新也在不斷地發展和創新。特別是關于畢業生的就業問題，越來越多的畢業生將會在一些公司企業任職，因此，日本的情報學教育在課程設置上特別注重加強經濟商業情報知識和技術教育，這也逐步成為許多國家情報學研究生教育發展的一種趨勢。
3 我國情報學專業研究生教育的現狀
我國的情報學研究生教育起步晚，博士學位授予點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建立，高級專業人才的缺乏使得該學科師資力量薄弱。另外，我國研究生的生源狀況不理想，研究生管理規范性差，研究生教育質量監督保障尚不盡如人意，研究生教育激勵機制不夠完善。在研究生培養上，過分重視傳授知識為核心的知識型教育而忽視創造能力的培養；過分強調專業對口，忽視了人文綜合素質培養等等。雖然如此，現代環境和技術環境的突飛猛進又使得我國情報學研究生教育具有較高的發展點，因而在發展中可以避免圖書情報學專業與經濟信息管理等相關專業長期脫離的局面，也正因為如此，我國的情報學研究生教育比較容易實現高層次上的有效整合。
4 我國尚存在的差距
對我國圖書情報學研究生專業設置情況與發展趨勢和國外知名院校圖書情報學專業設置的比較研究，可以看出我們在這一領域還存在一定差距：
（1）我國將研究生教育定位在培養教學與研究的高層次人才，而國外則側重培養信息資源開發和利用的應用型人才。這樣培養出來的研究生不僅具有理論修養，而且具有很強的實際工作能力。而我國研究生教育存在著重理論輕實踐的弊端，難以學以致用。
（2）我們的專業課程設置過于僵化，從學生入學基本就確定了要修的課程，而國外院校的課程設置非常靈活且模塊化，學生的自主選擇程度很大。變革不停留在學院名稱或者院系名稱的變化，主要表現在課程的設置上，進行實質性的調整，停開過時科目，新增時效科目。只有嶄新的教學內容才能賦予學科新的生命，才能達到最終的調整目的。
（3）我國院校在這一學科上的專業設置過雜，從而看出圖書情報學在我國的發展還有很大距離。國外院校專業設置的概念并不是很強，學生偏重于哪一方面的研究完全可以從其修課情況反映出來。
（4）我國與國外院校相比師資力量也是非常懸殊的。例如在計算機應用技術方面，由于我們師資力量有限而在某種程度上難以滿足課程設置的需要。
5 我國情報學研究生教育制度的深化與體系拓展的設想
不同的國家由于社會、文化、經濟狀況不同，圖書館學情報學的發展過程及教育體制、內容也有所不同。因此建立、發展和完善具有中國特色的情報學研究生教育，進行課程更新，適應社會大環境需求是我國從事情報學教育及研究的所有人員的共同職責和任務。
由于受到信息化環境的影響，現在我國情報學研究生教育正逐步從面向情報業務部門和專業結構的模式向社會開發模式轉化，原有的按照專業方向設置的學位課程已經越來越不能適應信息化對人才的需求。從國外借鑒的經驗也表明，只有形成既重視基礎教育又適應社會多樣化需求的情報學高層次人才培養體系，才能實現基礎教育與專業的結合、技術應用與研究的協調、專業方向與課程方向的兼顧，這也是培養創新型應用研究人才的關鍵所在，其中的核心問題就是研究生課程內容的深化與拓展。課程體系的變化，要求將“工作環節”為基礎的課程設置，轉變為情報學基礎、信息管理技術和管理研究為軸心的學科課程結構體系，唯有如此，才能深化學科基礎、應用技術和管理研究方面的核心課程內容，達到真正意義上的知識結構拓展。
由上述原則，對我國圖書情報專業學位課程作出如下設想：（1）基礎理論與背景知識模塊：情報學原理、經濟學原理、運籌學等；（2）信息技術模塊：信息系統分析與設計、多媒體技術、網絡資源開發、電子商務、人工智能等；（3）信息管理、組織、方法模塊：信息存貯與檢索、信息服務與用戶研究、信息政策與法規等；（4）實踐模塊：為學生提供在圖書情報機構進行實際工作的機會，或者參與導師的課題研究。4個模塊的課程學分比例約為1∶2∶2∶5。各學校根據本專業的特色具體設置這4個模塊的課程，允許學生從每個模塊中選擇一至兩門課，形成自己感興趣的研究方向。
【參考文獻】
1 詹德優.論我國圖書情報人員繼續教育的現狀.要求與對策，http：//www5.nlc.gov.cn
2 胡昌平.情報學研究生學位課程內容的深化與體系的拓展.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01（7，8）
3 張德.美國圖書情報學研究生的培養.中國信息導報，2002（11）
[關鍵詞]情報學 多學科研究 范式 方法論
[分類號]G350
借鑒其他學科的研究范式，開展情報學的多學科研究，是當前情報學研究的主流模式。眾多研究者根據自己的學科背景和他們對于情報學的理解，各自從不同的學科范式(如圖書館學、社會學、交流學、信息論等)出發，開展情報學研究。在此過程中，這些被用作情報學研究工具的諸學科范式可以看作為情報學的研究視角。在伯頓?克拉克(Burton R.Clark)看來，特定的研究視角有如“戲院里的聚光燈，當用強烈光線照射舞臺前方的某些動作時，就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這些動作，同時把其他特征降到背景和邊緣的地位。”研究視角并不能全面反映研究對象的總體特征，它追求的是“片面的深刻”，因而只是一種富有啟發意義的“偏見”。這種以“偏見”為基本特征的研究視角之所以必要，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
1.1選擇、確定特定的研究視角有利于準確設定話語環境
語境的設定能使同一研究領域中的不同研究者遵循共同的“語言游戲”規則，提高不同研究成果之間交流和共享的可能性，避免多種研究活動之間的簡單重復。反觀學術界中近年來的某些學術爭論，人們之所以會對同一問題爭論不休，誠然與當時學者們的認識能力，與問題本身的表露程度密切相關，但是更為常見的原因卻存在于學者們本身，即：爭論者們較少深入思考和仔細分析雙方針對研究客體所選定的研究視角的異同，也較少對比權衡雙方在闡發自己的思想觀點時所預設的隱性語境之間的差別。因此，爭論雙方的觀點看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實則有如平行的鐵軌，產生不了嚴肅而有力的理性撞擊。這種狀況從反面給予我們以重要的啟示：要想使學者們的研究探索成果不但有能力保持“自明性”，而且可以保持“他明性”和多元理論之間的“親和力”，必須在研究視角的選擇和話語環境的界定上保持各自的明確和彼此之間的一致。
1.2選擇、確定特定的研究視角有利于明智圈定研究視域
研究對象的復雜性與研究者認識能力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與反差，決定了研究者只能從特定學科視角出發，選擇、圈定一定視域中的部分問題進行研究。而且，研究對象往往是有爭議的、自成系統的“問題”性存在。作為系統化的“問題”，它在學科不斷分化，學術研究領域不斷細化的今天，常常被具有不同學科背景的專業人士肢解和劃定為不同學科體系的研究對象，從而形成問題研究的原發性視角，即學科性研究視角。選擇特定的研究視角，圈定特定的問題論域，實質上就是不同學科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進行初步分工，使各門學科在“有所為”和“有所不為”之同保持平衡，防止“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勉強。
1.3選擇、確定特定的研究視角有利于不斷拓展研究深度
對于特定研究領域的學術問題而言，可供選擇的研究視角是多元的，而且各種研究視角之間也是相互交叉、各有優劣且需彼此借鑒的。但是，由于學科研究對象的特殊性及其內在矛盾運動和內部規律的獨特性，它必然能從根本上選擇、決定最能契合自身本質和規律的獨特研究視角。選擇不同視角研究同一研究客體的不同問題，它能夠最直接，也最有可能深入地挖掘出問題的本質以及規律。從這個意義上講，人類認識不斷進化和深化的歷史，同時也是一部人類研究視角不斷更新、不斷優化的歷史；而惟有具有理性的人類，才會不斷更新和持續優化同一研究對象的研究視角。也惟其如此，“人的思想由現象到本質，由所謂初級的本質到二級的本質，這樣不斷地加深下去，以至于無窮?！?/p>
2 情報學多學科研究視角的效用及其限度
情報活動存在的歷史雖不算短，但是以情報活動為問題對象的學術研究史，特別是情報學的研究史卻不太長，大規模的情報學研究與二戰后情報學大發展的實踐基本同步。在這短暫研究史中，情報學研究的學科范式并未得到充分發展。情報學的研究者們，要么借鑒甚至照搬其他相關學科的概念范疇和理論命題，要么向哲學、社會學等伸手求援。這正如迪爾凱姆所說的，“毫無疑問，當一門學科正在產生的時候，要想取得進步，必須借鑒所有現成的科學，將這些學科中寶貴的經驗棄之不用，顯然是很不明智的”。于是，情報學研究的元范式特征在事實上導致了多學科研究視角的客觀后果。
薩拉切維奇(T.Saracevic)深刻地認識到了情報學研究在理論上不成熟、方法論上不獨立的現狀，并非常贊賞情報學的多學科研究。他強調：“沒有一種研究方法能夠揭示一切；寬闊的論述必須是多學科的，所有的燈光都照射，眼睛往整個舞臺前后漫游。但是學科的觀點是非用不可的，因為我們正是在專家們所發展形成的研究方法和思想的力量中找到利刃。情報學的研究也是這樣。如果我們手邊沒有進行這種研究的各種不同的分析觀點，沒有圖書館學、交流學、信息論等所提供的觀察方法，我們將不得不發明它們……而且多學科的視角都各自抓住了情報學的某一方面或某些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以此認識為基礎，他又撰寫了一系列頗具影響力的有關情報學特性的論文。勿容置疑，無論是多學科的研究視角，還是由此而形成的諸多研究成果，都將成為我們進一步提升情報學研究的理論品位、拓展情報學的研究視域、深化情報學的研究深度的有益借鑒和必要基礎。
但是，彼此分散的多學科研究及由此所形成的多元化研究視角也面臨著以下四大難題。
?難題之一是，多學科研究視角仍然無力打破分散、多元的學科性研究視角之間的“坑道視界”。不同學科之間的話語溝壑和“坑道視界”，使同屬情報學研究領域中的不同研究者之間難以互相對話、相互借鑒。對此，Holland也指出，不同學科之間的“專家們有不同的詞匯，難于了解彼此的語言……多元、分立的多學科視角使研究者們在更有知識的同時卻更加無知……那些分裂知識的人有責任把知識整合起來”，并提出這樣一種解決之道――組建由分屬不同學科領域的成員所組成的研究小組，針對情報學開展集體性的多學科研究。
?難題之二是，在情報學多學科研究的挾裹下，如何保持情報學學科本身的學術獨立性。在研究界普遍存在著這樣一種憂慮：情報學如果沒有“嚴格地保持自身的概念”，沒有建立起自身獨特、獨立的學術規范體系和理論研究范式，它不但有可能成為“別的學科領地”，甚至還有可能面臨著“終結”的危險。面對這些憂慮，有學者曾對情報學的研究提出如是一種對情報學研究同樣適用的希望：“假如情報學希望盡可能嚴格
地保持自身的概念，并進而培植出獨立的思想，從而可能成為研究范圍的中心。”也正是由于多學科研究視角效用的有限性，甚至還在學界引起了這樣一些誤解：即認為情報學并沒有也無必要擁有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認為情報學學科“主要借用了相關學科的研究方法，也借用了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以及某些自然科學研究方法”；還造成了這樣的認識誤區：認為這些學科根本不是以某種特定的方法來建立的。
?難題之三是，如何提高情報學作為獨立學科所必需的理論嚴密性。有學者曾概括了這種不足：“應當特別注意的是，情報學研究并沒有專門的方法論，因為情報學的研究方案可以對大量的學科和運用各種不同方法的研究者開放，而使之不局限于任何一種方法論上的傳統做法。但這種邊緣性的研究領域缺乏方法或科學上的嚴密性，從而使人無法‘提供’精確的概括”。
?難題之四是，如何統合多學科視角對于情報學的研究興趣的多元性，并將這些多元化的研究興趣整合成一股彼此協調的整體力量，共同探討、理清并深刻把握情報學的內在邏輯和特殊矛盾關系。
3 超越之道：構筑情報學研究的獨特學科
情報學研究在思想方法上的不統一，部分地決定了目前的情報學研究只能算是一個研究領域，還沒有發展成為一種獨立的學科研究，還沒有形成成熟的情報學研究。
學科主要有兩種涵義：一是指“學術的分類”，即一定科學領域或一門科學的分支；二是指“教學科目”。在現代教育體系中，作為“教學科目”的學科，有利于傳播作為“學術分類”的學科，并推進它的發展和成熟，而作為“學術分類”的學科的成熟程度和理論水平，表征學科學術研究水平之高低，決定學科能否成為獨立的“學術分類”的概念是學科研究的“范式”。
在庫恩看來，學科研究的獨立范式，存在于前規范時期和科學革命時期之間，是常規科學時期用以規訓、指導研究者的主要手段；而且，它能成功地排除前范式時期的多范式紊亂，多方面地促進知識的增長，不斷豐富知識基礎。學科范式不但有助于知識的增長和精細化，更為重要的是，它能為本領域的初級學者提供基本的知識框架，促使他們自覺運用特定的思維方式和解難規則。因此，對于情報學研究而言，為了不斷推進學科研究的水平，提高學科研究的成熟程度，必須致力于特定學科研究范式的構筑。
在情報學多學科研究已取得大量碩果的今天，之所以較具信心地提出構筑情報學特定學科研究范式的任務，并把它作為未來情報學研究的重要目標，是因為已具有了如下必備的有利條件。
首先，情報學的多學科研究已為之積累了必要的思想操作素材。當然，為了使情報學研究的思想操作素材進一步豐厚，還有必要從兩個方面進一步加強積累：一是借助于外國情報學的理論和實踐情況；二是加強本土資源的研究和開發。
其次，情報學理論和實踐的初步發展已為之培養了一支實力較強的學術專業隊伍，這正是構建情報學獨特研究范式所必需的思想操作主體。我國情報學的快速發展，特別是自恢復學位制度以來眾多情報學類碩士點、博士點的建立和幾十年來情報學專門研究人才的培養，使得情報學研究逐漸成長為一個獨立的學術專業。
第三，最為值得注意的是，在情報學研究隊伍的人才培養系統中，逐漸構建、形成了一套自成體系的學科規訓制度。對于情報學研究這一學科而言，特定規訓制度的建成，能夠使之借助于書寫、考試、評分等教育實踐方式的綜合作用，培養既能按照學科規訓要求進行自我規訓，從而使情報學研究具有了不斷擴張的繁衍一發展機制。
綜上所述，現在我們已面臨著將“嘗試構建情報學研究的獨特學科范式”這一重任提上日程的成熟時機。為此，應該在情報學多學科研究的基礎上，厘定并圍繞情報學的內在邏輯和特殊矛盾關系，從整體和根本上反思情報學研究獨特的學科范式，全力完善情報學研究的學科邏輯體系。
第一，嘗試構筑情報學研究的學科理論結構。學科的理論結構在邏輯上開始于基本的概念范疇；在遵循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的原則的基礎上，概念范疇將構建成眾多層次各異的理論命題，最終共同形成完整的學科邏輯體系。情報學研究學科范式的構筑，應立足于并加強基本概念范疇的辨析，加強基本理論命題的概括和提煉。
第二，逐漸形成情報學的學科研究方法論體系。由于各門學科在方法論上的滲透和借鑒正在不斷加強，任何一門學科的研究方法都不是單一和純粹的，它們都是多樣性和統一性、普通性和特殊性的有機結合。
關鍵詞：情報學；問題與對策
自1956年我國第一個國防科技情報機構成立，情報學研究至今已走過近六十個年頭，從專攻科技情報擴展到經濟、社會、文化、資源等多領域的情報，再到對信息咨詢與服務、信息資源開發與利用等角度的多維拓寬，情報研究似乎已呈現出“百花齊放”的美景。然而，學界卻多年來一直被情報學研究的定位和發展方向所困擾，從情報與信息的聯系和區別，到情報學與相關學科的關系，再到情報學的未來發展等問題一直是學界熱議的內容。
一、存在的問題
筆者選取目前情報學研究領域具有代表性的五種核心期刊――《情報雜志》、《現代情報》、《情報科學》、《情報理論與實踐》與《情報學報》，主要對2006-2011年其中所刊文章進行研究和統計分析。
1、對期刊名稱的分析 上述五種核心期刊的中文名稱均有“情報”一詞，而期刊的英文名稱中，只有《情報雜志》將“情報”譯為“intelligence”，其它均為“information”?！癷nformation”與“intelligence”的意義雖有重合點，但又存在本質區別，前者是對消息接受者來說預先不知道的報導，是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而后者是經過加工整理后的有用信息，是分析研究判斷后的成果。因此，“information” 比“intelligence”的涵蓋范圍要廣。況且，1992年國家科委科技信息司在全國科技情報工作會議上已將“情報”改稱“信息”，如果雜志所含議題更貼近“情報”研究，理應采用“intelligence”的譯法，以符合國家賦予情報部門“耳目”、“尖兵”和“參謀”職責的要求。
2、對期刊所設置欄目的分析 從雜志開設欄目來看，《情報雜志》包括情報研究、知識管理、信息技術與信息服務等；《現代情報》包括理論探索、信息資源開發與利用、信息技術與網絡、信息咨詢與服務等；《情報科學》包括理論研究和業務研究等；《情報理論與實踐》定位于圖書館學情報學專業的理論、技術和方法研究。以上四種期刊雖定位為“情報”研究，但比例略顯不足。《情報學報》主要刊登信息收集、加工、分析、傳遞、存儲理論與方法，信息工作的組織管理和政策研究等方面的論文和研究報告，可以看出，該期刊側重于信息學科的研究。
3、對期刊所刊登學術文章的分析 筆者主要對2006-2011年上述五種核心期刊所刊載的篇名中含有“情報”一詞的文章進行了統計（具體數據見表1）。由于并非所有被統計文章篇名中的“情報”有“intelligence”的含義，所以這種統計方法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存在的問題，但可以從一個側面為揭示情報學的研究現狀提供參考。
分析得出，學界對情報學研究存在嚴重的“泛信息化”傾向，把“情報”的外延擴展太大，對真正意義上的“情報（intelligence）”研究又偏少。正如包昌火教授所言，“當今時代，是信息過載而情報稀缺的時代”［1］。
二、產生問題的原因
1、概念辨析不清，理解偏差 “信息（information）”和“情報（intelligence）”的混亂使用長期困擾我國情報學的研究。一直以來，“信息”一詞受到學者們的格外青睞，而 “情報”的重要性卻被忽視。究其根源，是對兩者的概念辨析不清楚，把“信息”等同于“情報”。雖然情報與信息都具有知識性和流動性的特點，但“信息”不等于“情報”，兩者在范圍、價值、加工程度、來源和影響方面都存有差異?！靶畔ⅰ笔鞘挛锏倪\動狀態和關于事物運動狀態的陳述［2］，而“情報”是“為滿足某種斗爭需要和發展生產、科研工作的需要，而搜集并整理加工的有關某事物或某一方、國家、地區的可供上述需要使用或參考的情況和材料”［3］。情報的重要意義遠遠大于信息。筆者認為，當前我們研究的“情報”應該是關系到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和發展的重要支撐，情報學的研究平臺不能僅僅是個“信息庫”，更應該起到“智庫”的作用，從而為優化決策服務。
2、術語翻譯不準，造成誤讀 情報學界認為，導致“信息”與“情報”概念爭議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把俄語單詞“информация”誤譯為“情報”［4］。從1956年正式確立并全面展開科技情報研究工作開始，這一術語的誤譯就長期困擾著情報學界，1992年國家科委將“情報”改為“信息”后，學界一些同仁又轉向偏愛“信息”領域的研究，一度造成了對“情報”研究這一本行的忽視。當前，雖然大部分學者已經認識到這一問題，但在付諸實際行動方面依然不盡如人意。
3、學科劃界不細，偏離核心 長期以來，情報學的研究與圖書館學、文獻學、信息學、檔案學、管理學等學科緊密聯系。一方面，這是源于對科技情報的格外重視，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對學科研究領域的界定存在模糊認識甚至偏差。包昌火教授說，半個多世紀把信息學或者說圖書信息學作為情報學來研究，與信息科學和圖書館學爭地盤，偏離了情報生產這一核心領域；還指出情報學并非起源于文獻學和圖書館學，而應是起源于軍事學和謀略學［5］。如此，便為我們提出了一些問題：情報學和信息學、圖書館學、文獻學等學科到底是什么關系？應該怎樣劃定情報學的學科范圍、研究領域？怎樣才能使該學科充分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4、研究范式不當，亟需轉變 “范式”是指某一科學家集團圍繞某一學科或專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6］。它使某學科領域的專家學者采用共同的基本理論和方法來研究問題，并規定共同的研究方向和范圍。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情報”與“信息”的概念不清、情報學與圖書館學等其它學科的難解難分，正是造成情報學研究范式始終沒有統一標準的根本原因。從近六年情報學學科雜志所刊載的文章來看，情報學的研究范式仍略顯不當，在研究對象方面過于寬泛且含混不清，在共同的研究遵循方面仍未達成廣泛一致，在相互交流方面也未能達成有效共鳴。因此，亟需明確合理有效的研究范式，為本學科研究確立共同綱領。
5、行動落實不牢，步履維艱 學界長期以來都在關注“情報”研究的定位和發展方向問題，包昌火等學界前輩和專家對學科發展進行了苦心研究和深入探索，找出了一些問題，并多次提出變革倡議和改進方案。但從最近六年的情報學研究成果來看，情報學界的改進并未見有大的起色。當然，其中涉及到多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然而情報學研究的困境急需破除，不容遲疑。2009年起《情報雜志》將刊名中“情報”一詞譯為“intelligence”，并將雜志研究的重點方向定位為：情報研究、情報分析、情報管理、企業情報、情報機構、數據安全、以及反情報等方向［7］，雖然從刊載文章來看，對“情報”的研究仍存在缺憾，但其“敢為天下先”的氣度和做法值得肯定。
三、解決問題的幾點建議
1、學界應實現認識上的高度統一，為情報學研究確立一致的學術規范 統一認識是行動的前提。在學科界定方面，確定情報學學科的內涵和外延，較細致地劃定該學科的研究范圍，盡最大可能地將其與圖書館學、信息學等學科門類區分開來，力求創立一門真正的、獨立的情報學學科；同時，應確立本學科的研究范式，明確研究理論、方法和發展方向，筆者建議確立基于intelligence的研究范式；在術語界定方面，要規范術語“信息”和“情報”的對應翻譯，用“information”表示“信息”，用“intelligence”表示“情報”。
2、學界應力排“泛信息化”思潮的不利影響，確立“情報”核心地位 情報學研究的最初定位是起到“耳目”、“尖兵”和“參謀”的作用，而學界的近期研究中存有嚴重的“泛信息化”傾向，并一度造成情報學研究方向的偏差。當前，雖然信息潮流涌動，情報涉及領域有所擴大，但情報依然與國家安全緊密相關，在政治、經濟、科技、軍事、文化、環境、資源等方面都起著“耳目”、“隱形盾牌”、“智囊”和“保障與樞紐”的重要作用［8］。為此，要盡快確立“情報”研究的核心地位，厘清情報研究與信息研究的分界線，同時也要深入探究兩者的結合點。
3、情報學期刊應加大對“情報”研究的情感投入，適當增設相關板塊 通過對上述五種核心期刊的分析得出，真正意義的“情報”研究學術論文偏少。要充分有效地發揮“情報”對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和發展的“耳目”、“參謀”作用，作為情報學研究的重要學術平臺，應起到推波助瀾的功效，根據國家、社會發展的現實與未來需求，加大對“情報”研究的情感投入，增設一些欄目，擴充真正意義上的“情報”研究的學術文章刊載量，推動情報學學科的良性發展。
［參考文獻］
［1］包昌火，“這里的黎明靜悄悄―再談Intelligence與中國情報學”［J］，《圖書情報工作》，2009（8）
［2］陳龍駒，趙勝萍，《軍事情報學》［M］，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5.06，第2頁
［3］陳龍駒，趙勝萍，《軍事情報學》［M］，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2005.06，第3頁
［4］成穎，孫建軍，柯青，“情報學反思―從信息與情報的概念視角思考”［J］，《情報科學》，2011（8）
［5］包昌火，“讓中國情報學回歸本來面目”［J］，《情報雜志》，2011（7）
［6］劉放桐等，《新編現代西方哲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08，第530頁
［7］陜西省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情報雜志》，2011（12），封底
1、信息理解的概念
Cathy A.Enz.博士曾在文章“Information＋analysis＝understanding”[2] 中指出，在信息時代，我們有太多的信息，但卻缺乏對信息足夠的理解，從而導致無法真正地利用信息，只有對信息進行必要的、有效的分析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討論理解，就不能不提到解釋，這兩個概念之間的關系是哲學界幾百年來爭論的論題。本文不想討論二者的哲學內涵，只從認識的角度談談對理解的觀點。理解是綜合了各方面的信息（或知識等）而達到的一種智能層面的對事物（或對象）的認識。解釋則是利用技術的方法和手段對事物（或對象）進行描述和認識（見圖1）。
附圖
圖1 認識的層次
認識不是人們主觀大腦的衍生物，而是基于客觀認知發現的產物，它的最終目標就是要達到對客觀事物的理解。圖1中按照思維的過程列出了認識的四個層次[3]，一項數據本身多半沒有什么意義，數據只有經過處理，也就是將其納入特定的環境才有意義，定義之后才能成為信息。知識則是經過驗證并被作為事實而接受的信息。理解是依賴于能在特定情況下使用相關知識的判斷。未經驗證的看法，即使是人們普遍持有的觀點，也不同于事實本身，而且實際上有些觀點會被證明是錯誤的。建立在看法而不是建立在事實上的判定通常是盲目而危險的?？梢赃@樣說，理解是在人們認識的過程中，在數據處理和知識判斷的過程中逐漸產生的，而這種過程就是解釋。
因此，理解與解釋可以看作是認識問題的兩個層面：理解更接近抽象的認識；解釋更接近具體的認識。因此，兩者是相互關聯的。一方面解釋植根于理解，解釋將理解中所籌劃的可能性整理出來；另一方面，理解在解釋中并不成為別的東西，而是成為它自身。理解同時即是解釋和應用；解釋是理解的解釋又是理解的應用，應用和解釋并非在理解之后發生，它們是理解的行為。也就是說，我們通常所說的解釋是為理解服務的，二者不是傳統觀念中“或”的關系，而是“與”的關系，理解是在解釋的過程中產生的。
本文談的理解是從兩個層面來探討的，即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在談到理解時認為，理解不只是理解文獻、藝術品以及歷史，理解涉及所有我們作為人能夠遇到的事情與場合。借用哲學界對理解的界定，情報研究中的本質也就是對所有研究過程中遇到的事物和對象的理解。
2、情報研究的本質
我們知道情報學是一門交叉學科，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合成學科，它作為理解現代化通信與知識綜合化所必需的一個領域而存在，其最終的目標包括掌握情報活動的規律、找到最佳的標引方案、獲得高速有效的檢索以及在已有信息中進行知識挖掘以得到知識的更新等。這些具體的目標概括起來說，都是圍繞著對各種來源的信息的理解進行的。為什么呢？筆者認為，情報學研究的最終目標應該是能夠為情報研究產物的使用對象提供決策的依據，使用者得到情報后可能會得到不同的理解，這取決于使用者的背景、所處的環境以及其所要進行的活動。因此，客觀地、全方位地、高效地為使用者提供各個階段的信息產物，以供其最終達到理解，是情報研究最終的目標。下面從情報研究的發展階段和情報研究的方法來揭示情報研究的本質。
2.1 從情報系統的發展階段來看 我國的情報研究工作始于1956年，由于建國初期特定的歷史環境，它從創業之日起所走的就是一條文獻工作與情報研究工作相結合的道路，并集信息庫與思想庫于一體，形成了有別于歐美各國的特色。情報研究在我國又稱情報調研或情報分析，它與前蘇聯的情報分析與綜合，日本的情報調查，美國的信息分析，聯合國推薦的信息濃縮，歐美地區的工商情報，其他國家的數據分析、技術跟蹤、信息經紀等基本是同義語。當前，情報研究在內涵外延上又有了新的發展，情報研究工作為了保持與社會需求的平衡發展也必將對其整體模式進行再造，通過建立新的情報研究秩序和運作方式，使其向著現代情報研究方向發展，使情報研究真正成為服務于全社會、獨具特色的認識客觀世界的有力工具。
在新的IT技術和網絡環境下，情報研究在內涵外延上又有了新的發展，情報研究工作已經突破傳統的基于文獻信息源進行編譯、匯編、綜述的工作方式，而大量運用網絡信息資源和零次情報，并且引進文獻計量、調查統計、邏輯分析和數學模型等新的研究分析方法，用戶對其成果也更加要求研究性和預測性了。
[摘要]從嵌入性理論的基本概念入手，簡要闡述嵌入性理論和情報學的關系及其對情報學的借鑒意義，并初步探討嵌入性理論對情報學研究、情報人才流失及情報獲取等情報學問題帶來的啟示。
[關鍵詞]嵌入性理論 情報學 情報研究
[分類號]G350
“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最初是由人類學家波蘭尼于1944年在《偉大的轉折》一書中提出來的，他認為個人的經濟動機嵌入在社會關系中，經濟行動屬于社會活動的一部分。1985年美國新經濟社會學學者馬克?格蘭諾維特在《美國社會學刊》上發表了“經濟行動與社會結構：嵌入性問題”一文，標志著學術界正式提出了嵌入性理論。格蘭諾維特認為經濟行動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嵌入在社會網絡中，對經濟問題的研究，除了考慮交易成本以外，還要考慮人際互動和信任等社會情境對經濟行動的影響。目前，學者們利用嵌入性理論已經成功地解釋了經濟領域和社會活動中的一些重要現象，嵌入性理論受到了學術界的普遍關注。
世界原本就是錯綜復雜的，科學技術的發展也是相互影響、相互借鑒的，學科間的交叉和融合已經成為當代科學研究的重要趨勢。例如：將數理和計量原理運用到語言學產生了計算語言學，將模擬、仿真等實驗室原理運用到經濟學則產生了實驗經濟學，生物學與化學交叉更是產生了一門新的學科――生物化學。情報活動是為經濟服務的，人際情報網絡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網絡，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嵌入性理論應當可以用來說明和解釋情報活動中的一些現象和問題，而且還會將情報學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有鑒于此，筆者嘗試著利用嵌入性理論對情報學中的幾個問題做一點非常膚淺的探討，權當引玉之磚。
1 情報學研究的深化問題
“嵌入”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嵌入性理論提倡把一個事物的產生、發展和特點與其周遭環境聯系起來，放到更大的社會背景中去考察。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在與其他事物的聯系中而存在、發展的。同一個事物由于周遭環境的不同，會表現出不同的存在形式和運動軌跡，這就是我們平常說的：“桔生淮南便為桔，桔生淮北便為枳”。1973年格蘭諾維特對美國企業員工求職行為進行調查時發現，弱聯系在求職成功者中所占比重較大。中國學者邊燕杰對天津勞動力市場求職成功者的調查則顯示強聯系占主導地位。都是求職，為什么調查結果截然不同呢?這是因為美、中兩國存在著巨大的制度和文化差異。
中國的情報機構是一個集期刊閱覽、文摘出版和腦庫于一體的綜合機構。自1956年中國科學院科學情報研究所(1958年更名為中國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1992年又更名為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成立以來，已有50多年的歷史，但是，中國至今沒有出現一個像美國化學文摘出版社、蘭德公司和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這樣聲名顯赫、蜚聲海內的機構。對于中國情報工作的詬病，學者們過去多從機構設置、經費來源、人員素質等層面進行探討。
從新經濟社會學的嵌入性理論來看，情報活動嵌入于人際情報網絡，人際情報網絡又嵌入于社會制度文化之中，歸根結底，情報活動必然受到社會制度文化的影Ⅱ向。因此，對于中國情報工作的運行規律，尤其是存在問題和發展瓶頸的探討，應當把它們放到一個更大的背景空間，例如政治制度、傳統文化、社會認知、道德倫理中考察，方能得出比較科學的結論，也才能使情報學研究逐步深化。
2 人才流失問題
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圖書情報機構被一部分人認為是一個休閑養老的場所。改革開放以前，圖書情報機構的準入門檻比較低，社會地位不高，加之收入不豐，因此人才流失嚴重。20世紀80年代中期鐵道部情報所某君討論會上的幾次精彩發言受到領導青睞，連升三級，調到部里當了政策研究室主任。大約也是20世紀80年代，江西情報所一位中年才俊被南方某大學相中挖去當了老師，不久就晉升為教授。從嵌入性觀點看，這種人才流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隨著改革的深入，社會賦予情報工作更加高遠的目標，比如提供專深的學科和專業咨詢，提供戰略決策支持等。而且，隨著計算機應用的普及和通訊技術的發展，情報人員需要掌握相當專深的相關知識和技能。上述兩種因素的結合，大大提高了情報工作的準入門檻。從嵌入性理論的角度來看，員工的知識和技術一旦與其目前從事的工作和未來的職業生涯目標相吻合、相匹配，就初步形成了工作嵌入關系。在這種環境中，員工對他所從事的工作感興趣，愉快勝任，有晉升的機會。這時，員工就能自覺抵御外界的誘惑，不會輕易跳槽。因為倘若跳槽，他(她)將付出較高的轉換成本，比如和諧、溫馨、順意的工作環境，領導和同事對其的認同與尊重，為了重新勝任工作而支付的培訓費用與時間等。
學習是一項終生的任務。作為組織的情報機構，可以聘請本單位或外單位的專家，定期或不定期地開設一些專題講座和職業培訓，為員工更新知識和學習技能提供一個平臺。組織所創造的這些粘性要素越多，員工與組織之間的粘性越強，員工就越不愿意離開他所從事的工作和他所依賴的組織。
3 情報獲取問題
中國情報工作長期以來存在情報獲取數量不多、質量不高的問題。對于這類問題，過去多歸咎于情報人員的素質，比如專業不夠專深，外語水平不高，情報意識不強等，很少有研究者到人員素質以外去求解。接觸到新經濟社會學的嵌入性理論以后，我有一種撥云見日的感覺，仿佛悟出了一些事情的真諦。
情報工作是為經濟發展和科學研究服務的。企業創新過程本質上就是處理、整合相關知識、信息的過程。創新活動的效率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信息的廣度和有效程度。情報活動嵌入的人際情報網絡是社會網絡的一部分，因此，情報人員的成功不僅依賴，還部分取決于社會網絡的性質和結構。當情報人員獲取信息時，倘若關系嵌入性過強，會形成一種相對封閉、穩固的交際圈，鎖定效應將使獲取的信息同質化，而且過度頻繁的交流會使得信息溝通成本增加。相反，當關系嵌入性不足時，由于溝通雙方缺乏信任，彼此很難獲得對方的核心(甚至機密)的信息，當轉而求助于其他渠道時，也會使信息獲取成本加大。
關鍵詞 圖書館學 情報學 研究熱點 信息可視化
1引言
被Web of Science（下文簡稱“WoS”）中的SSCI數據庫收錄的圖書館學情報學即INFORMATIONSCIENCE&LIBRARY SCIENCE（下文簡稱“LIS”）類期刊共計85種（截止2016年4月7日）?？d在這些期刊上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反映了世界主要國家或地區LIS領域研究的熱點和前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際上高水平研究者的其他科研信息。以往由于載文量巨大，加之受分析技術工具的限制，研究者多是運用人工逐篇抽樣閱讀的方法，對國際頂級期刊的部分文獻進行研究，帶有較強的主觀性，無法完整、客觀地對某個時間段內的全部文章進行分析。專家的主觀分析雖然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但往往缺乏公允性、完整性和客觀性。筆者將WoS中的與北京大學圖書館編輯的《國外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總覽》（下文簡稱《總覽》）中重合的27種圖書館學情報學類期刊作為研究對象，并根據2014年影響因子的高低作適當增減，運用Citespace可視化軟件，對WoS中2014-2015年刊載的3287篇文獻進行科學計量分析。本文要探討的問題是：近2年國際高水平的LIS期刊的研究熱點及其覆蓋的科學領域、科研機構，論文的國家或地區合作情況、核心作者與核心被引作者群、核心被引期刊概況。希望本文具有如下特點：全樣本數據的完整性、研究對象的時效性、分析工具的客觀性以及知識圖譜的直觀性等，為我國研究者了解和掌握國際LIS領域的研究熱點、前沿、對象、方法、研究者、研究機構、核心期刊等情況提供完整、及時、客觀、直觀的數據分析，減少研究者獲取本領域科研情報的盲目性，提高研究效率。
2研究方法
2.1引文分析法
1955年，加菲爾德（E.Garfield）在《科學》上發文提出了一種科學文獻書目系統，可剔除對虛假、過時或完整性較差的數據的任意引用，使學者們可了解到對早期論文存在的批評。引文分析法至此正式產生。引文分析就是利用各種數學及統計學的方法和比較、歸納、抽象、概括等邏輯方法，對科學期刊、論文、著者等各種分析對象的引用與被引用現象進行分析，以便揭示其數據特征和內在規律的一種文獻計量的分析方法。本文使用引文分析法，主要原因是該方法能回答以下三個問題：第一，某些文獻為什么能持續成為研究者關注的核心？第二，這些核心文獻中已經出現或即將出現哪些趨勢？第三，某領域或學科的文獻與其他學科的交叉呈現出何種關系或態勢？引文分析有三種基本類型：①對引文數量進行研究，主要用于評價期刊和論文等。②對引文間的網狀關系或鏈狀關系進行研究?？茖W論文間存在著一種引用關系網，如A被B引，B被C引，C又被A引等，研究這種關系主要用于揭示學科的發展與聯系，并展望未來前景等。③對引文反映出的主題相關性進行研究，主要用于揭示科學的結構和進行文獻檢索等。引文分析法的上述三種類型，分別回答和解釋了上述三個問題。
2.2詞頻分析法與共現分析法
本文所指的“詞”，即Citespace軟件中的“Term”。美國著名情報學專家薩?。℅?Salon）認為，Term表示主題詞、名詞、標引詞、情報項、文獻著錄項、標引與檢索的信息單元等。詞頻分析是將文獻中的多個因子聯系起來的引證分析方法，它能科學地評價文獻、文獻作者的學術水平，揭示學科的熱點、前沿以及發展趨勢。共現分析法則是將文獻中的各種共現信息定量化的分析方法，通過共現分析，可以發現研究對象之間的親疏關系，挖掘隱含的或潛在的有用知識，并揭示研究對象所代表的學科或主題的結構與變化。在計算機技術的輔助下，共現分析在構建概念空間和實現語義檢索、改進知識組織中文本的分類效果、分析文獻中的知識內容關聯、挖掘知識價值等方面彰顯出獨特的提煉和概括功能。通過軟件進行詞頻分析與共現分析，能較好地抽取出所分析文獻樣本的熱點、前沿趨勢以及科學結構等關鍵情報。
2.3科學知識圖譜與信息可視化方法
科學知識圖譜（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是顯示科學知識的發展進程與結構關系的一種圖形，用可視化技術描述人類隨時間擁有的知識及其載體，繪制、挖掘、分析和顯示科學技術知識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系。在組織內創造知識共享的環境以促進科學技術研究的合作和深入。
信息可視化涉及計算機生成交互式信息圖示的設計、開發和應用。首先要處理抽象的、非空間的數據。把非空間的數據轉換成直觀的、有意義的圖像對該領域極其重要，這個轉換的過程是一個創造性的過程，設計者可以賦予圖像新的意義。本文運用科學圖譜與信息可視化的理論，通過Citespace軟件，將需分析的文獻進行圖像轉化和處理，賦予客觀、科學的意義。
2.4 LLR算法與PageRank算法
本研究采用LLR算法對聚類進行命名。LLR即對數似然比算法，全稱Log-Likelihood Ratio。其基本原理是：假設對于類別Ci，詞Wi的頻度（oc），集中度（β）和分散度（丫）等指標組成向量Vji，選取聚類命名就是根據Vij來判斷Wi是否可以作為類別Ci的特征詞。LLR算法如下：
式中，LLR為詞Wi對于類別Ci的對數似然比，p（Ci＼Vij）和p（Cj＼Vij）分別為在類別Cj和Cj中的密度函數。
PageRank網頁排名，又稱網頁級別、Google左側排名或佩奇排名，是一種根據網頁之間相互的超鏈接計算的技術，作為網頁排名的要素之一，以Google公司創辦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之姓來命名的。該算法的發明者對網絡超鏈接結構和文獻引文機制的相似性進行了研究，把引文分析思想借鑒到網絡文檔重要性的計算中來，利用網絡自身的超鏈接結構給所有的網頁確定一個重要性的等級數，當從網頁A鏈接到網頁B時，就認為“網頁A投了網頁B一票”，增加了網頁B的重要性。最后根據網頁的得票數評定其重要性，以此來幫助實現排序算法的優化，而這個重要性的量化指標就是PageRank值。文章運用Citespace中的Page-Rank算法，對相關數據結果進行PageRank排名，為數據分析提供另一個維度的視角。
3數據來源及分析工具
3.1數據來源
筆者通過WoS中的期刊引文分析報告（JCR：Journal Citation Reports社會科學版）查詢2014年（2015年尚未公布）的"INFORMATION SCIENCE&LIBRARY SCIENCE”類別中被收錄的所有期刊，共計85種（詳見表1，以影響因子的值作降序排列）。由于這85種期刊并未完全聚焦在圖書館學情報學領域，因此，本研究結合北京大學的《總覽》進行聚焦。《總覽》的編撰歷時2年多，由北京高校圖書館期刊工作研究會成員館、國家圖書館等相關單位的33位圖書館專業人員參加研究，163位學科專家參加了核心期刊的定性評審，具有較高的指導意義。圖書館學情報學檔案學期刊共計61種。經對比，WoS與《總覽》重合的圖書館學情報學期刊共計29種，并根據檢索結果以及影響因子適當增減。隨之，以Web of Science核心數據庫為檢索庫，以“出版物來源一下表27種期刊名稱”和“時間跨度一2014年-2015年”，文獻類型選擇“Article”，語言類型選擇“English”，共命中3287條文獻記錄，通過數據導出和處理，將文獻記錄以Citespace能識別的WoS輸出格式導入Citespace軟件中。
3.2分析工具
CiteSpace是一款著眼于分析科學文獻中蘊含的潛在知識，并在科學計量學（Scientometric）、數據和信息可視化（Data and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背景下逐漸發展起來的一款引文可視化分析軟件。本文使用Citespace 4.0.R4版本，對數據進行處理、分析、制圖。此外，使用WoS自帶的統計分析功能，結合Citespace的可視化分析功能，交叉配合使用。Citespace軟件有多個不同版本，開發者截至筆者投稿之日，仍然在優化該軟件，故該軟件對某些項目的統計結果可能出現與WoS的統計有微小差異，可視為科學研究中的誤差，但不影響主要數據分析。該工具已經不僅僅提供引文空間的挖掘，而且還提供知識單元之間的共現分析功能，如作者、機構、國家/地區的合作等。
4結果分析
4.1研究熱點分析
研究熱點可看作某研究領域中，研究者共同關注的一個或多個研究主題，筆者認為共詞分析可反映目標領域的熱點概況。通過Citespace對Term與Node的提取，可對3287篇文獻的關鍵詞進行共詞（Co-words）聚類挖掘分析，運行結果如圖1所示。該圖反映了國際LIS領域近兩年的熱點問題，聚類號表示某詞經LLR算法聚類后所在的主題。Mo-durility（M）即網絡模塊化評價指標，值越大，表示網絡得到聚類越好，Q的取值區間為[0，1]，當Q>0.3時得到的網絡社團結構是顯著的。Silhouette（S）是用來衡量網絡同質性的指標，當其值>0.5時表示聚類結果是合理的，越接近1，同質性越高。通過LLR算法，M=0.8835，S=0.5014，得出的圖譜合理、客觀，研究熱點聚類名稱如圖1、表2所示。
圖1中黑色字體表示不同文獻共同的關鍵詞，“#數字”表示運用LLR算法對共同關鍵詞提取后命名的聚類詞，每個色塊表示由各類不同的文獻組成的具有相近研究主題的聚類。通過對關鍵詞的聚類，得到15個研究主題，聚類間有交叉覆蓋的現象，表示這些聚類之間存在研究主題上的交叉，其關系較為緊密，與其他聚類不交叉的色塊表示該類主題具備較為獨立的研究性質。以“#0，#1……”等形式對聚類進行編號（Cluster ID），聚類號越小，表示該聚類的經典文獻數量（Size）越多，Silhouette值表示經典文獻之間的緊密程度，Mean（Year）項表示平均年份，可反映聚類中文獻的時效性，Top Terms即以LLR算法命名的聚類名稱。經過自動聚類并結合圖書館學情報學專業知識，相關度較高的關鍵詞聚類情況見表2。
基于LLR算法的聚類名稱，可客觀反映2014-2015年國際圖書館學情報學研究領域的熱點問題，可將上述聚類歸納為四個方面。
（1）傳統LIS領域。
布萊達（Mas-Bleda）等基于歐洲的在線出版物，使用爬蟲技術對1525名高被引科學家進行研究，這是第一個對鏈模式高被引研究者機構網站的研究，用以確定哪些網絡資源被科學家們。斯圖德（Sotudeh）等使用科學計量方法與比較的方法，就女性科學家在科學生產力、影響等方面與男性科學家進行對比研究，發現雖然女性科學家人數較少，但同樣有較好的科研成果和影響。拉弗蒂（Raf-ferty）等通過對八位用戶的調查訪談，對基于故事圖像的索引輸入法進行了探討。戈盧布（Gol-ub）等對將杜威十進制分類法（DDC）作為建立知識組織系統（KOS）增強社會標簽，提高主題索引和檢索信息效率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受控詞匯表索引和檢索的重要性是@而易見的?？晾眨↘oler）等以發表在2007年的14個國際期刊中的文獻為研究對象，對土木工程領域開放獲取文獻的被引次數進行研究，結果表明開放不是引用的充分條件，但增加了期刊上發表文章的引用次數。阿爾瓦雷斯（A1-varez）等使用文獻計量方法對虹膜識別研究領域進行了全面概述。郭（Kuo）等使用共被引方法模型對核心文獻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實現了運用多元統計技術來構建知識結構的表征。吳（Wu）等通過對臺灣大學32名被試者進行調研，研究了研究生如何看待和使用谷歌學術搜索。索步爾（A1-Shboul）等運用角色法、系統設計法等，以約旦王國的一個先進的信息通訊技術環境抽樣為例，研究了集成現有的信息需求行為的模型。布龍斯坦（Bronstein）等運用分布式的信息檢索自我認知量表（IRSPS）對205名學生進行匿名問卷調查，發現參與者報告了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
（2）醫學信息領域。
戈爾泰普（Gultepe）等開發了一個決策支持系統，用于患高乳酸鹽血癥的高危病人的生命體征的常規測量，支持實驗室研究。斯塔爾茨（Stultz）等對劑量警報是否合適進行了評價，將警報與訂單分類，比較了兒科醫院內定制的和非客戶化的恰當的劑量警告范圍。貝格海萊（Baghele）等運用文獻計量方法對Pubmed數據庫中印度牙醫的文獻的趨勢進行了評估，發現從1960年到2012年，每位印度牙醫平均貢獻了0.53篇文獻。
（3）心理學與計算機科學領域。
加維蘭（Gavilan）等探討了移動廣告引發的心理意象的作用及其對信任和購買意愿的中介效應。特拉（Tatry）對國與國之間的合作網絡映射到可視化的強度關系進行了研究。謝（Xie）探討了社會媒體在數字圖書館中的應用和識別等相關問題。
（4）管理科學領域。
齊（Chi）等研究了非源代碼項目的特點，并在社會科學文獻評價中對德國對政治科學出版物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非源代碼項目顯著提高了出版物的數量。蕭（Hsiao）等運用基于意圖的五個理論模型對大學生的行為意圖進行調查。克拉托赫維爾（Kratochvil）等對使用在線學習進行信息素養教學進行了研究。雷德斯多夫（Leydesdorff）等測量了三螺旋協同在俄羅斯國家級、省級區域創新系統中的水平。斯瓦爾（Swar）應用社會網絡分析技術的混合方法和三重螺旋指標，以網絡知識的視角對南亞的信息通信技術基礎設施的重要性進行了研究。
從上述領域的研究主題來看，研究熱點呈現的特點是集中在傳統的LIS領域，研究主題不斷深化、擴展，使用的研究方法規范、科學。近2年的國際LIS研究主題中，網絡計量、索引、文獻計量、信息需求、信息檢索是持續的研究熱點。
4.2研究前沿分析
筆者認為研究前沿分析主要以共被引（CitedReference）的文獻網絡關系加以體現。科學計量學的奠基人普賴斯（Price）提出“研究前沿”的概念，即科學引文網絡中高被引且時效性強的文獻集合。他認為研究前沿能動態地反應某研究領域的本質。加爾菲爾德（Garfield）將研究的前沿定義為一組核心的高被引論文和引用論文，認為研究前沿的名稱可以從論文標題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或短語中提取。陳超美認為研究前沿是一組及時、動態且有潛在研究價值的問題，研究前沿的知識基礎是引證和共引痕跡。本文中，Citespace的具體操作設置是：“Term Source”部分同上文，“Node Type”部分選取“Cited Reference”選項。運行數據后，得到研究前沿聚類圖，見圖2。
從圖2可見，將共被引文獻聚類后得到16個研究主題。結合圖書館學情報學專業知識，排除相關度較小的聚類后，以“#0，#1……”等形式對聚類進行編號，聚類號越小，其聚類的文獻數量越多。共被引文獻的聚類情況如表4所示。
基于LLR算法的聚類名稱可客觀反映2014-2015年國際圖書館情報學研究領域的前沿問題，將上述聚類歸納為三個方面。
（1）傳統LIS領域。
米克斯（Meeks）等對交集電子健康記錄（EHR）進行研究，檢查以往開發的概念模型的適用性，以實現全面了解其對英國國民健康服務（NHS）的影響。安珂爾（Ancker）等對電子健康記錄的影響（EHRs）結果的個體差異性進行了研究。洛倫岑（Lorentzen）等運用網絡計量學的方法，探討了計量學和網絡挖掘兩個領域潛在的更緊密的聯系和合作。韋加（Veiga）等通過對金融分析系統的實證研究，探討了企業系統（ES）的成功因素。薩沃萊寧（Savolainen）等基于激勵因素評價理論，研究了情緒和情感激勵在信息檢索過程中的五方面的影響。牛（Niu）等基于有效的科學引文角度，用文獻計量法分析了科學引文索引擴展數據庫中1992―2011年地球科學的相關科研情報。譚（Tan）等對1995年到2010年的科學引文索引擴展中的蛋白質學文獻進行了計量分析，評估全球相關科學成果產出，發現研究人員集中在生化研究方法、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
（2）管理科W領域。
韋加（Veiga）等通過對金融分析系統的實證研究，探討了企業系統（ES）的成功因素。常（Chang）等使用社會網絡分析來確認天文研究機構具有強有力的國際合作關系，研究發現最強的關系體現在相關機構的跨洲科研合作。蕭（Hsiao）等運用基于意圖的五個理論模型對大學生的行為意圖進行調查。
（3）計算機科學領域。
提圖埃爾（Turel）等對管理團隊提供的集中在信息技術資源的戰略管理進行了研究，綜合了資源和應急管理信息系統的觀點與公司治理理論，檢查董事會層面的IT治理的關鍵前因和后果（ITG）。龐（Pang）等基于資源觀，嘗試建立一種有效的測量技術，提出一種評估這些資源的協同效應對公司的能力影響的方法，并使用組織理論發現IT驅動的公司的戰略角色資源。陳（Chen）等研究了信息技術（IT）的業務價值，該研究通過調查填補了IT的業務價值的中介作用這一空白，研究了該業務流程的靈活性和環境因素的調節作用。該研究的對象屬于計算機科學領域，其研究方法則屬于管理科學領域。
從上述領域的研究主題來看，研究的前沿呈現的特點是運用傳統LIS方法研究跨學科領域的對象（如有機發光二極管、交集電子健康記錄、金融等）。LIS在計算機科學、管理科學、醫學、生物學實踐領域的應用將成為今后LIS領域的研究重點。
4.3科學領域結構
科學領域結構可反應LIS領域所涉及的各個學科之間的合作、交叉關系?？蓮暮献髡叩木垲?、文獻的聚類等方面進行探索，但最直觀的方式，是直接分析由WoS導出的數據中的分類號（Category），運行結果如圖3所示。
由圖3和表6可知，從發文量來看（圖中年輪的大小表示發文量的多少），LIS領域近兩年覆蓋的主要科學領域依次為：圖書館學情報學、計算機科學、健康護理科學與服務、醫學信息、政府與法律、法律、商業與經濟、管理領域。從PageRank維度來看，政府與法律的中性度最高，健康護理科學與服務、商業與經濟次之，圖書館學情報學、計算機科學、法律、管理緊隨其后。這表明，在圖書情報領域的高水平成果中，受網絡關注最高的是政府與法律領域。本研究樣本文獻構成的研究分布網絡顯示，上述研究領域互相交叉，這表明當前的學科研究趨勢正朝著以圖書館學情報學為主，以其他相關領域為輔的多學科交叉研究的方向演化。
5結論
本文依據Citespace的引文分析及可視化功能，在識別和探討LIS領域的研究熱點與前沿動態問題過程中，得出以下結論：
首先，通過對2014-2015年SSCI數據庫中27種核心圖書館學情報學期刊刊載的3287篇文獻進行研究，通過關鍵詞與主題的LLR聚類分析，發現傳統圖書館學情報學、管理科學、計算機科學以及醫療信息等領域的圖書館傳統服務和計量、信息需求與檢索、索引、信息檢索、組織工程、名稱匹配算法、網絡2.0、非源項、技術接受模型、三螺旋理論等主題是近兩年國際LIS領域的持續研究熱點。
[關鍵詞]模型 模型方法 圖書館學情報學研究 圖書館學情報學方法論
[分類號]G250 G350
著名控制論創始人N?維納曾經指出：“科學知識是由一系列抽象模型(最可取的是形式模型，特殊場合是實體模型)所組成的”。模型是人類在認識世界實踐中的一大創造，模型方法是人們進行理論思維的一種重要手段。在各種科學研究活動中，幾乎處處都可以看到模型的作用，模型方法已成現代科學方法的核心。在圖書館學情報學領域，圖書館學情報學模型方法已經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重視，盡管它不是唯一的科學方法，但由于其具有簡單明了、形象生動、直觀等特點，已經成為現代圖書館學情報學科學研究的一種重要方法。
1 圖書館學情報學模型及其類型
1.1 圖書館學情報學模型
為了更好地認識圖書館學情報學的結構、功能、屬性、關系和過程，通過抽象化與理想化概括出來的思維描述、模仿、映象形式，叫做圖書館學情報學模型(以下簡稱“圖情模型”)。圖情模型是一種簡化描述，比客觀對象(圖書館學情報學)簡單，但又高于客觀對象。它抓住了客觀事物的主要特征及其運動規律的本質，省略了一些非本質的部分，是圖書館學情報學實體或現實系統的高度抽象或模仿，它由與研究主題相關的本質、特點的主要因素構成，并可以表示出這些因素之間的邏輯關系或定量關系，它既可以是定性的，也可以是定量的，通常表現為抽象的、數學的、理論的形態。
通過對這種科學模型的研究，推知圖書館學情報學的某種性質或者規律，這種研究方法就是圖情模型方法。
1.2 圖書館學情報學模型類型
從模型描述原型的方式角度上看，常見圖情模型主要有以下三種類型。
1.2.1 行為模型 根據所要研究系統的運動和功能，構造出其行為模型。例如，程序設計圖、檢索步驟以及圖書館文獻分編工作流程圖、情報分析步驟圖、決策過程圖；“看不見的學院”和“情報交換小組”等非正式過程情報傳遞模型；OhioLINK和CALIS等圖書館聯盟模型，等等。
1.2.2 結構模型 根據系統的結構建立起來的模型，主要包括以下模型：
框圖模型。用圖框表示組成因素或功能轉換，圖框之間用帶箭頭的線連接起來，表示模型的結果順序或功能轉換。如申農的通訊模型圖，米哈依洛夫的情報交流模型，嚴怡民教授的廣義情報交流模型，等等。
直觀示意圖模型。用線條簡單的圖表示系統因素或關系的模型，如表示知識、情報、信息邏輯關系的著名文氏圖、圖書館網絡拓撲圖、情報檢索系統檢全率、檢準率圖表模型等等。
網絡圖模型。這是按照數學圖論的方法用點線建立的模型，點表示組成因素，線表示點之間的關聯，比如以學科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重要論文被引用狀況所作的網絡圖模型，通過引用相關分析可以得出不同專業之間關聯的結構網絡圖，美國情報學家H?D?懷特和B?C?格雷菲斯利用作者同被引關系所得出的“知識地圖”也是網絡圖模型。
典型的結構模型都是圖形模型，既可以表達很抽象的內容，也可以表示很直觀的內容，具有簡明易懂、一目了然的特點。一些用語言或者數學模型很難說得清楚的問題，一份圖形模型卻能很好地解決問題。
1.2.3 數學模型 數學模型是采用數學方法用各種數學符號、數值來描述圖書館學情報學的組成因素及其之間的數量關系。如英國情報學家B?C?布魯克斯提出的情報與知識關系的基本方程式K[S]＋I=K[S＋S]；布拉德福定律、洛特卡定律、齊夫定律、普賴斯曲線的數學表達式就是反應文獻情報流規律的數學模型，情報傳播的熱傳導模型，等等。數學模型按照表達的形式劃分，分為以下模型：
解析式和圖像模型。通過函數關系和圖像描述系統的基本性質，解析式和圖像本身就是一個系統的模型。比如，圖書館讀者閱覽量隨時間的變化曲線，洛特卡定律的數學表達式和圖像描述等等。
方程組模型。如果系統存在多個變量，并且這些變量互相制約使系統處于平衡狀態，可用方程組模型描述。比如，情報系統的微分方程組模型。
圖表模型。當系統內某特性發生變化，對應的狀態值也隨之變化，把這些變化值按照一定格式排列起來就成為圖表模型，比如情報檢索系統的檢全率、檢準率圖表模型。
數學模型準確、便于操作、易于計算，是最常用的一種模型。由于數學是最基礎的學科，一門學科沒有數學的參與就不能說其已建立了真正的學科，所以其他一切模型，如果能結合數學模型來表達，則表明它已抓住了研究對象最本質的變化規律，可以認為數學模型是最深刻的模型；并且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可以幫助研究者處理復雜的模型、減輕計算負擔、驗證和補充模型，數學模型方法應用領域也會日趨擴大。
2 圖書館學情報學模型方法的功能
在圖書館學情報學科學研究中，人們廣泛應用模型來分析圖情系統、圖情活動中的各種關系、各種要素的普遍聯系，模型方法具有多方面的功能與作用。首先，圖情模型具有解釋功能。模型是對客觀對象本質特征的概括，簡單清楚，使用模型可以使人們觀察到各種現象之間的關系、各主要構成要素的功能及作用等，對系統的結構和特性能做出科學的解釋。如用簡單的框圖模型解釋科學情報交流系統，令人一目了然。其次，啟發功能。模型體現了圖書館學情報學的規律性，并使極其抽象、深奧的概念、假設、理論準確具體地表達出來，便于正確理解其科學意義。近年來圖書館個性化服務研究得如火如荼，文獻[5]依據信息服務技術構建一個信息資源集成化、網頁定制化、服務一體化的個性化圖書館服務系統模型，用戶利用該模型，可以組織、定制相關資源，組織收藏個人參考文獻信息，設定各種信息通告，直接進入與自己相關的個性化服務項目，這一認識過程就是通過模型啟發人們進行研究和探索。再者，指導實踐。模型是一種科學的簡化抽象，在模型的基礎上進行研究一般優于實際情況。這樣，就能以科學模型所提供的優化條件為追求目標，使人們找到了在實踐中怎樣改善客體及其環境，以爭取達到最佳或較佳效果的方向和途徑。比如情報分析中的SWOT理論模型，WT、WO、ST、SO對策就是發揮優勢因素、克服劣勢因素、利用機會因素、化解威脅因素，爭取最佳效果；利用布拉德福定律模型確定本館的核心情報源和核心讀者，指導館藏的維護與情報源的有效利用。最后，預見功能。模型方法可以分析、推斷、預見原型的未來趨勢，在理想的條件下揭示原型的性質、功能發揮程度或可能發生的情況，從而形成科學的預見。比如，建立圖書借閱量的灰色模型，對圖書借閱量進行
預測，在此基礎上結合現有書庫存量和灰色預測得到的預期借閱率，得出預期圖書的建議購買量。
3 圖情研究中建構模型的邏輯過程
建構模型一般分為以下步驟：①模型準備，了解并研究圖情活動的實際背景，明確建模的目的，掌握其數據、資料、特征等，有時還要求建模者做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②模型假設，對問題進行必要的簡化，用精確的語言做出假設。不同的簡化和假設會得到不同的模型，假設做得不合理或過分簡單，將導致模型的失敗或部分失敗；假設作得過于詳細、考慮因素過多，使模型太復雜而無法進行下一步工作。所以，重要的是善于辨別問題主次，果斷地抓住主要因素，拋棄次要因素，盡量將問題均勻化、線性化。③模型建立，根據所做假設用一定的模型描述出來，比如用適當的數學工具刻畫各變量之間的關系，建立相應的數學結構(公式表格、圖形)，這是建構模型最關鍵的一步，是一個質的飛躍過程。建立具體模型涉及許多技巧問題，構建者要根據研究的性質、目的建立簡明、合理的模型。④模型求解，包括解方程、圖解、邏輯推理、定理證明等。⑤模型分析，把模型置于與原型相似的外部條件下對模型求解的結果進行分析，比如數學模型要根據研究對象問題的性質，分析各變量之間的依賴關系或穩定狀態。⑥模型檢驗，將模型分析的結果“翻譯”到實際對象中，用實際現象、數據等檢驗模型的合理性和適用性與正確性。一個較成功的模型不僅能解釋已知的現象，還能預言一些未知的現象并被實踐所證明。如果檢驗結果與實際不符或部分不符，并且建模和求解過程無誤的話，問題出現在模型假設上，就應當修改或補充假設，重新建模。⑦預測與決策。
4 圖情研究中建構模型的方法論原則
模型建構是一門技術，也是一種藝術。圖書館學情報學的特性以及活動的多樣性決定了其建模方法的多樣性，主要的建模方法有以下5種：
4.1 提煉法
這種方法是在分析研究客觀事物和過程的基礎上，對圖情系統的各要素、經驗、資料進行歸納、提煉，用圖解或邏輯形式得出抽象模型，一般來說都是結構模型，基本上是一種靜態模型，這種模型常帶有經驗色彩。比如米哈依洛夫的情報交流模型，嚴怡民教授在《情報學概論》中提出的廣義情報交流模型等。
4.2 類推法
類推法是根據兩種事物的相似性，從某一事物的規律性來推測另一事物的規律或屬性，即將相關學科的特定模型引入圖情研究，所得的模型可以認為是模擬模型。比如情報學中常用的申農通訊系統模型、情報傳播的熱傳導模型、耗散結構理論模型、協同理論模型、突變理論模型等等。
4.3 數學方法
借助概率與統計學、離散數學、微分與微分方程、圖論、層次分析等方法建立數學模型，布拉德福、洛特卡、齊夫和普賴斯開創性地利用數學方法建立數學模型，采用數學方法建立數學模型有利于圖情研究走上更加成熟的階段。
4.4 灰色模型法
依據灰色系統理論建立模型，灰色系統理論是通過定性和定量相結合、利用動態關聯度和生成數的概念，用情報信息不全的離散數據建立情報信息完全、時間連續的動態模型，包含定性分析、因素分析、初步量化、動態量化、優化5個階段，建模的關鍵要處理好每個步驟的聯系，合理地進行生成處理和關聯度分析?；疑Ｐ蛯儆跀祵W模型，經常用于情報分析與預測，如文獻[8]、[9]運用灰色模型分別實現圖書館管理研究。
4.5 模糊模型法
模糊系統理論是在現代控制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運用模糊數學理論建立模型，情報研究中有時某些對象表現出模糊性，不能做出非此即彼的判斷，不能進行精確描述和測量。模糊數學利用模糊集合、論域和隸屬度的概念，采取模糊集合運算和模糊關系合成運算等方法建立數學模型，成功地解決模糊性問題；建模的關鍵是正確描述模糊關系。模糊模型也屬于數學模型，多用于情報研究與預測，是圖情量化研究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文獻[10]模型。
5 模型方法在圖書館學、情報學中的應用
5.1 在基礎理論研究中的應用
一門學科的最高境界是構造科學理論，圖書館學情報學基礎理論研究通過建立模型反映檢驗理論或者科學事實，揭示本質屬性和相對關系，如果再繼之使用數學模型，就會畫龍點睛妙筆生花，給理論以量的規定性，大幅度提高理論的精確度。比如使用數學模型定義情報概念、文獻情報流基本定律，采用框圖建立圖書館中介性模型、情報系統模型、文獻存貯與檢索系統結構模型、科技文獻鏈結構模型等。模型作為理論探討的內容，對我們認識圖情規律很有價值，使得問題簡明，便于思考分析。
5.2 在信息資源管理中的應用
在信息資源管理中應用模型方法要定量描述圖書情報系統的主要因素和關系，建立恰當的數學模型。一般模型結構有兩種，一種是采用統計模型方法(如回歸法和方差分析法)，通常假定結構是線性模型，這是最常用的方法；另一種是根據基本原理推導出模型結構，比如資源分配模型反映圖書使用的莫爾斯模型、反映某主題文獻在期刊分布中的布拉德福定律模型、反映讀者到館率的泊松分布模型等。模型方法極大地改變了傳統的圖書情報管理技術，成為現代圖書情報信息資源管理的一種新理念，有利于圖書情報機構節約經費、提高圖書情報系統性能、使信息資源利用最大化。
5.3 在信息檢索中的應用
模型方法在信息檢索中應用比較早，也較為系統和成熟，出現了許多模型，比如傳統的布爾檢索模型，Salton的矢量檢索模型和擴展布爾檢索模型；S.K.M.Wong在詞與詞的相依性基礎上建立了廣義矢量模型；z.w.Ras利用格與布爾代數理論建立了代數模型；Cooper和Bookstein建立了情報檢索的集合論模型；一些專家還提出了概率檢索模型、邏輯模型、矩陣向量模型等；隨著網絡的發展專家們相繼提出了基于概念的情報檢索模型、案例檢索模型、分布式情報檢索系統的拓撲模型、神經網絡檢索模型等?？梢姡Ｐ驮诶碚摵蛯嵺`上解釋檢索過程與檢索相關性，不同類型的模型代表著不同的情報檢索系統，反映著不同系統本質上的差別；模型有助于情報檢索理論的研究，情報檢索研究者也一直比較關注檢索模型的建構。
5.4 在文獻信息規律研究中的應用
文獻信息規律研究是完全建立在模型方法的基礎上，文獻計量學的發展、成熟就是數學模型方法應用的一個典型范例。文獻計量學方法包括布拉德福定律、洛特卡定律、齊夫定律、文獻指數增長定律、文獻老化定律，又被公認為圖書情報專門研究方法。建立模型是文獻計量學研究的重要手段，通過建立模型可以完成從紊亂的統計數據到文獻計量規律性認識的飛躍過程。任何研究工作，只有從定性描述發展到定量分析、定量評價和預測，才能成為一種真正成熟的科學，文獻計量學作為情報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學科，其發展前途是
光明的，而在此數學模型方法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5.5 在讀者服務和服務質量評價中的應用
在新的信息技術環境下，研究者積極探索讀者服務模型，比如建立以用戶為核心的虛擬參考咨詢自導式服務模型、基于用戶需求分析的個性信息推送服務模型、基于用戶定制的個性信息推送服務模型、基于信息資源整合的個性信息推送服務模型、個性化信息分類定制服務模型、個性化信息智能服務模型、個性化信息垂直門戶服務模型、個性化信息呼叫中心服務模型，在服務質量評價中建立以用戶滿意度、忠誠度為核心的SERVQUAL數學模型等，模型方法有利于探討數字圖書館服務和評價的有效模式，為構建可互操作的現實數字圖書館服務系統提供有益參考。
5.6 在情報研究與預測中的應用
在情報研究與預測中，情報研究者利用已知數據分析出規律，通過數學變換將多數的規律轉換成模型表達式，然后通過模型進行預測。常見的預測模型有回歸分析模型、交叉影響分析模型、趨勢外推模型、投入產出模型、時間序列模型等等。模型方法可以幫助情報研究人員開拓視野，驗證假設，把握問題本質；實際上在一些問題的預測上可能得出與假設或實際值不相吻合的結論，這將刺激研究的進一步深入，致力改進建模的每一個環節，重新建立不同的模型進行結果的比較，提高綜合分析判斷水平，最后獲得更有價值的成果。
此外，模型方法還廣泛應用于文獻采購、圖書館管理、用戶研究、學科動態研究、讀者滿意度研究、知識組織研究等方面，現在模型方法已經越來越多地在圖情研究中被采用，越來越多地應用到了圖書館活動、情報活動以及探尋它們運行機制的方方面面。
6 圖情模型方法應用的局限性與存在的問題
模型方法成為研究者經常采用的一種方法。據筆者對“中文科技期刊數據庫”調查，從1989－2007年通過模型方法研究圖書館學和情報學的論文共1342篇，而2002－2007年就占69％，說明模型方法的應用處于上升趨勢，并且研究發現圖情模型方法應用中存在著一些問題。
對于圖情模型來說，研究者提出了較多的定性描述模型，這無疑是對圖書館學情報學理論研究有很大幫助，但對定量描述的模型相對較少，這表明圖情建模的研究有待深入，在這一領域有待于新的突破。
定量描述的模型必須運用恰當的數學模型，有的理論研究論文提出的問題可能是實際的，但由于數學模型選擇得不當，在復雜的數學過程之后，結論仍然是數學的，沒有能夠把數學模型語言描述和產生的概念與規律還原為現實的、具體的內容。
圖書館學情報學里存在著許多經典的模型，但更多的模型提出以后不久就被人們遺忘，因此模型權威性問題必須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關注。怎樣提高模型的權威性?根本的是要用實踐檢驗，也可以通過提高建模工作的質量來未雨綢繆，建模需要有充分的定性分析作基礎，要尋求研究對象的特點、規律和內在聯系；根據研究對象結構和性能所涉及的性質現象，如隨機現象、必然現象、模糊現象等，有針對性地選擇合適模型，并要講究建模策略；使用邏輯、實驗等方式來檢驗與修正模型；比較不同的模型，從中選擇比較理想的模型。模型方法表現出一種抽象思維的力量，研究者建模還需要學量的知識與依賴智慧的作用。
iSchool主要進行信息的基礎研究，并將人、信息、技術三者之間的關系作為研究重點。因此，信息、技術和人是iSchool的三大構成要素。
1.1“信息”是iSchool的核心要素首屆iConference就明確地指出信息以及與信息活動相關的研究和教學活動是iSchool院校的重點關注內容。信息在iSchool各要素中處于核心地位，只有以它為基礎，其他各專業的跨學科研究才可能開展，iSchool院校才會對諸如信息科學、計算機科學以及某些人文社會科學等學科進行相關的教學與研究。
1.2“技術”是iSchool的關鍵要素在現代社會，信息技術的發展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因此，加強對信息技術的研究、運用，關注由于新信息技術的應用而產生的新的社會關系成為iSchool的重點關注。在各iSchool學院中，包括通訊技術、人機交互、軟件開發等方面的IT課程成為主干課程。但需要強調的是，任何先進技術都只是信息活動中的手段與工具，它的作用在于推動信息活動的進行而不能主導信息活動的目的與方向。
1.3“人”是iSchool的主體要素iSchool致力于探討與理解信息在人類活動中的作用，其目的在于促進“人”的能力的提高。因此，“人”對信息運用能力的提高作為iSchool運動的最初動機與最后歸宿，始終在iSchool中占據著主導地位，“人”是該運動的發起者、運行者，也將是最后的受益者，是iSchool的最終歸宿和落腳點，如“德州大學強調人處于整個信息生命周期的中心地位，信息技術必須服務于以人為核心的用戶需求”［3］。從另一個角度講，iSchool強調的以人為中心的理念也是對傳統圖書館學情報學以人為本理念的一種呼應與回歸。
2國外iSchool的教學情況
2.1國外iSchool學院的教學特點目前美國參與iSchool項目的有19所學院，其中在美國“最好的研究生學院排名榜”位居前10名的學院都是iSchool聯盟的成員。這10所大學是:UniversityofIllinoisUrbana－Champaign(美國伊利諾大學)、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SyracuseUniversity(美國雪城大學)、UniversityofWashington(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ofMichigan(密歇根大學)、IndianaUniversity(印第安納大學)、UniversityofPittsburgh(匹茲堡大學)、Uni-versityofTexas(德克薩斯大學)、FloridaStateUniversity(佛羅里達州立大學)、Rutgers，theStateUniversityofNewJersey(羅格斯，新澤西州立大學)。通過對這10所大學的學位教育進行分析，可以看出ischool學院的教學具有以下特征:
2.1.1教育層次多樣化，以研究生教育為主以上10所院校中，有6所學院都開設了本科專業，而全部10所學院都開設了碩士、博士的學位教育。這種多層次的教育模式使iSchool學院的學位教育兼顧了學士、碩士、博士的3個層次，但其顯然更加傾向于通過碩士、博士層次的專業教育培養出本領域內的專家、學者以及具有實際技能的專業從業人員。
2.1.2教育重點向信息學和技術領域傾斜在設置了本科教育的6所院校中，其專業設置主要在信息及信息相關方向，并沒有出現圖書館學專業，甚至在碩士和博士階段，純粹以圖書館學作為專業設置的也很少，而是大多數與情報學、信息科學、信息技術等共同出現，顯示出iSchool學院向情報學和信息管理與技術領域的研究與探索。
2.1.3跨學科研究趨勢明顯在ischool學院的學位設置中，出現了哲學(DoctorofPhilosophydegree)、電信和網絡管理(TelecommunicationsandNetworkManagement)、通信和信息研究(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Studies)等專業學位，顯示出其學科與其他相關專業的交叉、合并，也是ischool“信息、技術、人”這一宗旨在學位教育中的體現。
2.2iSchool學位教育課程體系的特征國外iSchool的課程體系大概可以做如下分類?；旧?，國外iSchool學院教育課程體系具有以下特征:
2.2.1技術類課程成為必修，并且比重日益增加美國的圖書情報學學校很早就將關于多媒體及其使用等方面的課程增加到了教學中，而隨后的計算機的普遍應用也在圖書情報教育得到了體現，并且該類課程所占比重也日益增加。到了iSchool階段，網絡技術和計算機使用幾乎成了圖書情報學課程體系的必備組成，www資源設計與檢索、知識網絡可視化與導航、信息多媒體技術、元數據理論與實踐等課程幾乎和傳統的編目、檢索課程一樣成為學生的必修課［3］。在華盛頓大學和匹茲堡大學，信息技術已經成為圖書情報學碩士研究生的核心課程之一。
2.2.2課程安排多樣化、個性化和自主化同我國的圖書情報教育相比，大部分iSchool學院的學生在課程安排上享有很大的自主性。學院將必修課程外設計和選擇課程的權利交給學生，使學生可以按照自己的興趣自主的選擇安排選修課程，這一方式在擴展學生學科背景，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自主性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依利諾伊大學(UniversityofIllinoisUrbana－Cham-paign)圖書情報學研究生院在要求情報學碩士必須學習兩門基礎課程(信息組織與獲取;圖書館、信息與社會)之外，還為學生設計了7類參考課程體系:信息組織與知識展現、信息資源、利用和用戶、信息系統、歷史、經濟與政策、管理與評價、社會、群體與組織信息學、青少年文學與服務。每一個體系都包括10～15門不等的課程，學生可以根據對未來職位的設想選擇課程體系［4］。
2.2.3課程名稱突出iSchool特色iSchool學院設計包含了人機對話、信息服務、信息職業的法律問題、系統設計中人的因素等課程，這些課程名稱明顯體現出了跨學科的特征，契合了iSchool強調的信息、技術和人三者缺一不可且相互作用的核心理念，體現了iSchool利用信息及信息技術為人和社會服務的理念。
2.3其他
2.3.1多類型的輔助教育手段提高了教學效果除了通常的課堂教學形式外，很多iSchool學院采取了多種多樣的輔助手段，為教師和學生提供各類機會與實踐平臺，提高了教學效果。如:SyracuseUniversity(美國雪城大學)設置7個研究中心或者實驗室，為專項師生的研究提供良好的環境和設備;IndianaUniversity(印第安納大學)圖書情報學院定期舉辦教師討論和講座，為教職工教師、學生提供信息和智力交流平臺;大多數學校都為學生提供研究項目，鼓勵參與;IndianaUniversity(印第安納大學)圖書情報學院出版了2種期刊，展示研究成果，并建立學院內的研究論文交流制度。
2.3.2多層次的教育模式形成了完整的iSchool教育體系在學位教育以外，iSchool教育還包含了各種形式的非學位教育，如資格認證教育、遠程在線教育和繼續教育等，而遠程在線教育正成為iSchool教育的重要形式，形成了完整iSchool教育體系。
3iSchool對我國圖書情報學教育的啟示
3.1iSchool對我國圖書情報學教育理念的啟示iSchool研究的是信息、技術和人以及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因其改變了以往只以某一要素為研究方向的研究理念，為圖書情報教育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在圖書情報學教育的發展史上，曾出現過多種不同的發展思路，一種是以信息為導向強調技術教育，這一教育理念至今仍為眾多圖書情報學院所認可并實施，但其過于強調技術特征而忽視了圖書情報學以人為本的傳統理念;另一種是以信息為導向的強調人的視角的教育思路，這一思路沿襲了圖書情報學一貫的傳統，但忽視了技術手段對手段對信息社會的推動作用;直至iSchool聯盟成立以來，將信息、技術和人三者共同關注，而不再單方面發展，同時將三者的關系納入研究中心，為圖書情報學教育的發展拓展了空間，并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構建了圖書情報學的發展框架。在這一發展趨勢下，我國圖書情報教育首先應當堅持其已形成的在信息收集、檢索、傳播和利用等方面多年形成的學科優勢，其次，應當借鑒iSchool的學科理念，將研究領域向信息、技術和人及其相互關系發展，并重點研究因其三者的相互關系而衍生出的交叉學科，“在與相關學科的交叉滲透和知識融合中確立自己的核心知識范疇和學科特色”［5］。
3.2iSchool對我國圖書情報學教育課程變革的啟示陳雪華、林珊如教授曾指出，圖書情報學課程設計在理念上應以知識導向、能力導向、市場導向、未來導向為綜合考慮內容，而iSchools學院的做法充分反映了上述理念。首先，iSchool學院的課程設置具有以“職業興趣+職業技能”進行綜合設置的特點，實現了以職業需求、市場導向為出發點的綜合職業競爭力的培養。其次，iSchool在課程設置上與其他學科廣泛交叉、融合，充分體現了其跨學科的特性，一方面，iSchool繼續保持對諸如計算機、遠程通訊、網絡管理等信息相關學科的關注;另一方面，iSchool重點研究信息、技術、人三者之間的關系，反映到課題設置上體現為將法學、管理學、倫理學、媒體研究、社會學、政策科學等圖情學的非傳統設置的課程納入了iSchool學院的課程中。第三，iSchool學院建立了一種動態的課程體系，在基礎課程以外，學生可以自主選擇設計個性化的培養方案，使學生在專業學習之外形成廣泛的知識基礎，以適應信息社會多元化的人才需求。iSchool學院的上述課程設計理念以及與之相應的課程結構調整、課程內容更新和課程教學方式變革，對我國的圖書情報學教育中有著很大的啟示與指引作用。我國圖書情報學課程設置應該改變現有的僵化模式，積極激發學生在課程學習中的熱情與自主性，建立動態的課程體系，在加強現有信息及相關課程的基礎上，增加經濟、管理、法律等課程，使學生在專業化的同時實現多學科背景的培養。同時，在實踐過程中要注意以下兩點:第一，不能過度追求技術類課程。增設技術類盡管符合了技術推動社會進步的潮流，但技術畢竟只屬于手段而非目的，圖書情報學教育如過分追求信息技術的發展而忽視其一貫的人文特質，最終將失去學科特點，淪為其他學科的附屬。第二，在與其他學科融合時有針對性地進行吸收。圖書情報學教育與其他學科進行交叉、融合并非簡單的實行“拿來主義”，而是要從法學、管理學、倫理學、社會學等學科領域選擇性汲取相關理論，并將其運用到圖書情報學教育當中，而不是簡單地將相關課程納入圖書情報學教育當中，甚至導致了圖書情報學教育本專業課程的邊緣化。
1印度圖書情報教育的發展階段
1.1早期階段（1911-1937年）
早在1901年，印度皇家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館長約翰·麥克法蘭（John Macfarlane）就組織舉辦過圖書館日常事務管理方面的培訓。隨后，該培訓課程向其他圖書館的工作人員開放，甚至向非圖書館工作人員開放。據文獻記載，印度歷史上第一個正規的圖書館培訓班是由美國圖書館學家威廉·阿蘭森·博登（William Alanson Borden）于1911年在巴羅達邦（the Baroda State）開辦的。這標志著印度圖書館學教育正式出現。當時該班計劃招收10名學員，學期兩年，培訓內容包括圖書館工作應用及圖書館學基本理論，具體內容有：圖書選擇、圖書訂購、圖書驗收與登錄、分類、借閱、兒童圖書館、移動圖書館、圖書館理論前沿等。后來，培訓時間改為5個月。該培訓課程一直持續到1924年。
與此同時，1915年，另一位美國圖書館學家阿薩·唐·迪金森（Asa Don Dickinson）在旁遮普大學（Punjab University）開設了培訓課程，這是印度歷史上乃至英屬帝國歷史上第一個大學圖書館課程。該培訓課程每期3個月，后增至6個月。旁遮普大學的圖書館培訓學院被認為是繼哥倫比亞學院之后的全世界第二所圖書館學院，并出版了《旁遮普圖書館初級課本》，這也是印度歷史上第一本圖書館學教材[2]。
1920年，印度第一個圖書館協會——安得拉邦圖書館協會（Andhra Desa Library Association）也創辦了類似的圖書館學校，學制僅一個月，沒有任何入學限制。其課程由來自不同專業的學者講授，內容包括：特拉古語文獻學（Telegu literature）、社會工作、安得拉歷史、經濟學、圖書館運動等。
1929年，在阮岡納贊（S. R. Ranganathan）博士的建議下，馬德拉斯圖書館協會（Madras Library Association，MALA）開設了圖書館學本科文憑課程班，為期3個月。課程由理論與實踐兩部分組成，內容包括：圖書館法、分類、編目、流通方法以及圖書館日常事務等課程。這是第一個由地方圖書館協會創辦的圖書館學文憑課程班。
值得一提的是，博登和迪金森的學生們，回到各自的工作崗位后，紛紛舉辦各種形式的圖書館培訓課程。如，迪金森的學生K. M. Asadullah Khan于1935年在皇家圖書館開設了全日制文憑課程班，并接受旁遮普圖書館學校的指導，兩個單位交替辦學。該課程班得到了印度政府的認可，1937年的第二期課程班學員來自印度全境。
這一階段是印度圖書館學教育的引入和推廣時期，在各學者及圖書館協會的推動下，逐漸獲得認可和接受，其課程內容最主要的還是圖書館業務培訓。
1.2接受時期（1938-1959年）
1938年，由MALA主辦的每期3個月的培訓課程正式停辦。在阮岡納贊博士的倡導下，取而代之的是馬德拉斯大學（University of Madras）創辦的一年期全日制研究生文憑課程班（postgraduate diploma course）。這標志著印度的圖書館學教育逐步走向正規化。1946年，德里大學（University of Delhi）圖書館學系的建立是印度圖書館學教育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并在1947年開設圖書館學研究生文憑課程，于1948年授予第一批文憑證書。同時，德里大學是第一個開設圖書館學學歷課程的機構。1949年第一批完成了兩年學習任務的學員被授予圖書館學學士學位。就在這一年，德里大學圖書館學系將原先的本科學歷教育轉變為研究生學歷教育，并于1951年授予畢業的學員圖書館學碩士學位。德里大學也是第一個構建圖書館學博士學歷教育相關規定的機構，D. B. Krishna Rao在1957年被授予哲學博士學位，這是印度本土圖書館學教育的第一個博士學位。1959年，德里大學圖書館學研究所成立，主要目標就是培訓公共圖書館員，并制定教學目標及編制教材。至此，印度已經建立起了相對完善的圖書館學教育等級體系，形成了“證書——文憑——學位”三種形式的教學目標體系。
這一時期是印度圖書館教育獲得普遍認可的階段，是圖書館學正規教育體系初步確立的時期。20世紀30年代只有兩所大學設立圖書館學專業，印度獨立時有5所大學設立圖書館學專業。在1948年至1955年期間卻沒有一所大學新增圖書館專業。直到20世紀60年代后，印度的圖書館學教育才蓬勃發展起來。
1.3發展期（1960-1989年）
20世紀60年代以來，特別在印度政府制定第三個“五年計劃”以后，印度圖書館學教育迅速發展起來，僅在60年代就有23所大學新增了圖書館專業。隨著印度社會經濟的發展，圖書館、教育科研機構的數量快速增多，對圖書館專業人員的需求也逐年增加。此外，這一時期圖書館學教育的迅猛發展與大學撥款委員會（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UGC）的支持是分不開的，UGC專門成立了考察委員會（Review Committee）用以構建圖書館學教育的教學指導方針及標準，這帶來了圖書館學教育模式的變革。1965年，該委員會規定：圖書館學教學人員與學生的比例，學士為1：10，碩士為1：5；教學人員須為全職員工，不得聘任大學圖書館員為兼職教師；取消口語及通識教育要求等。
20世紀70年代，信息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國際原子能信息系統（INIS）、農業信息系統（AGRIS）、世界科學信息系統（UNISIST）相繼建立。這一趨勢直接導致對文獻工作及文獻服務的需求大幅度增加。印度國家科學文獻中心（INSDOC）及國防科技文獻中心（DESIDOC）等文獻機構開始舉辦短期的文獻信息服務培訓。此時，圖書館學教育在課程設置方面也融合了信息科學成分，新增了系統分析、統計方法、信息存儲及檢索等課程。到了80年代，電子計算機已經開始在圖書館內應用，信息的收集、存儲和提取已經開始計算機化。課程上增設了“計算機在圖書館的應用（Computer Application in Libraries）”等新科目。
總的來說，這一時期是印度圖書情報學教育迅速發展的時期。據沙瑪（J. S. Sharma）的統計，到1980年印度已有35所大學開設圖書館學學士教育，12所開設圖書館學碩士教育，1所開設圖書館學的哲學碩士教育。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據印度1988年出版的圖書情報學校名錄顯示：66所大學授予圖書情報學學士學位，38所授予圖書情報學碩士學位，4所授予圖書情報學的哲學碩士學位，9所大學開設圖書情報學的博士課程， 3所大學開設圖書情報學學士學位的函授課程，還有兩所文獻學校[2]。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印度的圖書館學教育也正式調整為圖書情報學教育。
1.4現代化時期（1990年至今）
這一時期，計算機技術與現代通信技術開始席卷全球。印度政府也致力于信息技術的應用，突出表現為軟件外包服務的持續增長。21世紀初，印度大學撥款委員會提出的一項議案中也指出：圖書情報學教育是促進就業、保障人力資源參與全球競爭的重要手段。為此，大學撥款委員從以下兩個方面來支持印度的圖書情報教育：首先，大力支持各圖書館學校建設計算機實驗室以供學生實踐和研究；其次，組建圖書館學情報學課程開發委員會，制定圖書情報學教育的標準課程，并提出了6條課程改革意見：①圖書情報碩士學制為兩年；②需要完成16篇論文，其中包括畢業論文、規劃設計等；③教學大綱應涵蓋通信技術與信息技術；④傳統的圖書館學課程應包括：圖書情報學基礎、編目、分類、信息技術理論與實踐、信息資源與信息服務、學位論文寫作；⑤新增課程應包括：地方文獻目錄編纂、用戶調查、信息分析、信息加工；⑥各圖書館學?？筛鶕幍赜虻男枰跇藴收n程基礎上靈活安排。
2當前印度圖書情報教育所面臨的問題與對策
進入21世紀以來，印度圖書情報教育也遭遇了一些問題和困境：①傳統的圖書情報學教育已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新增的課程幾乎全部蘊含在信息科學的范疇之內，很多學者認為圖書情報學教育已經名存實亡；②被授予圖書情報學學位的畢業學生缺乏就業競爭力。因而，許多大學圖書館學院系紛紛更名。2004年，馬德拉斯大學圖書情報系率先更名為信息系。不僅如此，在學位授予上也由科學碩士替代原先的圖書情報碩士。對此，印度學者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①無論學校的名稱如何變化，只要其基本理念是為了促進教學質量及就業競爭力的提高，就應該贊同；②強烈反對更名，要求恢復“圖書情報專業”的名稱。
正如美國圖書館學教育家黑姆(K. M. Heim)所言，“要提高課程的中心性，走出封閉與孤立，應著眼于21世紀信息社會的特點，應將圖書情報學教育部分改造成未來大學生適應信息社會必不可少的普通教育[4]?！庇《葓D書情報學教育也正沿著這一思路改革創新：①改變以往的招生和教育模式，以圖書情報學碩士教育為主體。印度的圖書情報學碩士研究生教育主要招收已獲其他專業的本科學歷或學士學位者，一般是兩年制，一年級開設圖書情報本科課程，二年級開設圖書情報碩士課程，融合成兩年圖書情報碩士課程[5]。②增加課程的開放性，將與信息科學的相關課程納入圖書情報學教育體系，并以開放的眼光看待多變的環境。③過去印度的圖書情報教育側重圖書館學的理論研究，注重學術情報的管理，培養的人員主要從事于文獻信息工作?，F如今已轉變為主要培養學生的創造力、適應性及解決復雜問題的能力，即自適應、自學習的能力。因而，印度圖書情報的教學法以講義為主,依次講解原文書,采用課堂討論的方法，研究事例，參觀、分配演習任務，工作實習，并對某些學生進行有效的個別指導。
3啟 示
從印度圖書情報學教育的發展歷程來看，其始終能夠快速地對社會情境的變化做出積極的反應，并體現在課程設計、教學方法等教育理念上。它建立了層級完善、科學的教學體制，成就了世界一流的信息科研隊伍，所培養的圖書情報領域的專業人才也在不同程度上滿足了社會的信息需求[6]，對我國圖書情報教育的發展具有啟示和借鑒意義。
3.1政府部門重視支持
印度圖書情報學教育的開始與發展都離不開政府部門的支持。最早可以追溯到1911年，當時正是在巴羅達邦大王侯（Maharaja Sayajirao III）的邀請下，博登才赴印開辦圖書館培訓班。印度獨立解放后，各州邦紛紛制定圖書館法律，以保護和促進圖書情報學教育的發展。并且在印度第5個“五年計劃”期間，即1976年，通過了國家圖書館法。此外，1965年，大學撥款委員會專門成立了考察委員會（Review Committee），向印度各大學推薦了課程方案，作為圖書情報學教育質量認證的標準；2001年又成立了圖書情報學課程開發委員會（Curriculum Development Committee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致力于圖書情報學教育的改進研究。政府部門對圖書情報學教育的重視與支持無疑為專業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提供了制度保障和資源保障，這也是印度圖書情報學始終走在世界前列的重要原因，而我國政府對本專業的重視程度和支持力度還很有限，社會對圖書情報教育的認可度還有提升的空間。
3.2辦學機構的多元化
印度的圖書情報學辦學機構呈多元化趨勢，主要包括：政府機構：中央邦中心圖書館、比哈爾邦（Bihar）教育局、喀拉拉邦（Kerala）政府等；圖書館協會：馬德拉斯圖書館協會、阿薩姆圖書館協會（Assam Library Association）、孟加拉圖書館協會（Bengal Library Association）、德里圖書館協會（Delhi Library Association）等；大學；大學的附屬學院及研究所；其他機構。這些不同類型的組織機構為印度的圖書情報學教育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巴羅達邦發起圖書館學教育，圖書館協會和公共圖書館主要致力于圖書館從業人員的培訓，大學及學院致力于學歷教育，而大學撥款委員則為圖書館學教育的發展引領方向。這種辦學機構多元化、辦學目標明確的圖書情報學教育體系對于我國的圖書情報學教育有著積極的借鑒意義。
3.3專家學者的推動
印度的圖書情報學教育的發展與完善離不開一大批優秀的專家學者的努力，尤其是阮岡納贊博士，可以說他的影響力始終貫穿于印度圖書情報學教育的發展歷程[7]。阮岡納贊在其40多年的圖書館學教育生涯中，主要從事專職和兼職的圖書館學教學和研究工作。他重視圖書館人員的培訓和智力開發，創建了多所圖書館員培訓中心；他設立了圖書館學系，為印度的圖書館學教育向高層次發展奠定了基礎；他采取了科學的教學方法，為印度圖書館事業培養出許多高素質的人材；他的論著豐厚碩果累累，其中《圖書館學五法則》在國際圖書館界影響深遠[8]。此外，印度還擁有一大批著名學者，如Dr. S Radhakrishnan、Sir Maurice Gawyer、Prof P. C. Mahalonobis、Dr C. D. Deshmukh等。正是由于這些專家孜孜不倦地探索圖書館領域中的許多問題，全身心地投入到印度圖書館學教育事業之中，極大地推動了印度圖書館學教育的發展，才使印度的圖書館學事業成為發展中國家的佼佼者。從印度圖書情報學教育的發展歷程來看，每一次政府所做出的對圖書館學的支持，都是以圖書館學者所做的規劃報告為前提的。因而，我國的圖書情報教育要有長足的發展，業內學者應積極參與政策的制定和規劃，推動圖書館事業及圖書館教育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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