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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漫長歷史長河中吸取經驗教訓,以服務于今天的現實需要,總是值得人們去探究的事情。本文下面將以史實為依據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發展歷史的特征,作些探討與論述。
(一)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特別是科學思想的發展,既有連續性,又顯示出階段性的特點
我國古代社會從五帝、夏、商、周、春秋戰國直至清末,凡4000年,一直綿延不斷,既不曾發生過像羅馬帝國那樣中斷無繼的歷史悲劇,也不曾經歷西歐中世紀的黑暗時代。這就使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得以世代相傳、連續積累,并在這個基礎上走向自己的巔峰。世界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曾把中國古代各個時期的重要科技成就作為縱線,世紀年代作為橫線,制作了一幅科技發展的示意圖,它清楚地表明:無論是以前4000年,還是近500年來,中國科學技術“事實上一點沒有退步”;而是“一直在穩緩地前進”。他在《中國與西方的科學與社會》一文中還指出:“我常喜歡用一種相對來說緩緩上升的曲線來說明中國的演變,顯然這曲線比歐洲同一時期,譬如說公元二世紀至十五世紀的演變過程的曲線上升得高,有時高得多。”(注:《中國與西方的科學與社會》第65-85頁,上海科技出版社1956年版。)我國四川大學周仲壁與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的周孟璞兩位先生在《中國近代科技落后原因初探》(注:《自然雜志》13卷11期第333頁。)一文中也以中國的自然科學大事、西歐的自然科學大事和著名科學家的人數作為縱坐標,世紀年代為橫坐標,制作了三條增長曲線,從中國的那條曲線看,同樣顯示出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增長是緩慢而連續的。然而,在4000年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春秋戰國、兩漢(尤其是東漢)與宋元(尤其是北宋)時期,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基于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內外因素又都顯示出階段性的。
春秋戰國時期可以說是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全面奠基時期,也是第一次大發展時代,由于新興封建制度優勝于奴隸制度,其成就不僅趕上而且超過了早期科學技術最發達的古希臘。
春秋末期出現了塊煉鐵滲碳鋼,戰國時期又出現了白口鐵處理技術,這些冶鐵技術的發明,是一個突出的標志,正是它大大促進了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在農業方面形成了以精耕細作為主要內容的中國傳統農業,戰國末年寫成的《呂氏春秋》,其中的《上農》、《任地》、《辯土》、《審時》等篇稱得上是這種農業科技的論文開端。以都江堰、鄭國渠兩個大型灌溉工程的興建為標志,展現出為農服務水利工程設施的空前發展。《考工記》中生產工具、樂器、建筑、交通運輸、皮革制造、染色、樂器、玉器等36項專門實用工藝技術的記述,顯示了這一時期手工業內部的細密化及其技術的規范化與科學化程度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它記載了大量實用力學知識,是我國古代第一部工程技術知識的總匯。《墨經》中包含有關于力學、光學、聲學、幾何學、邏輯學以及對物質結構的猜測等科學成就,它不僅是我國第一部幾何光學著作,而且在世界上也是領先的,比歐幾里德幾何光學要早百余年。同時,它也是古代力學與光學論說的代表作,“力”概念的提出,光直線傳播思想的揭示,使這部著作更增添了亮麗的光彩。可以這樣說,《考工記》與《墨經》一起作為我國古代經驗科學出現的標志,是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將生產、生活實踐中取得的豐富經驗進行抽象概括的成果。
在數學、天文學與歷法方面都有了廣泛的發展與進步。十進位值制和籌算制度不斷得到完善,為后世具有中國特色的計算數學體系的形成確定了基礎。有關天象觀測的記載詳盡準確,即使在今天仍不失為天文研究的寶貴歷史資料。在地學方面,《山海經》、《禹貢》、《管子、地員》等著作的出現,標志著人們的地理知識已從地理資料的積累,上升到進行某種形式的綜合論述與區域對比,以服務于當時的政治、經濟需要。醫學方面,以《黃帝內經》等著作為代表,以人體器官整體觀、陰陽五行論與臟腑經絡學說為理論基礎,以人體解剖、生理、病理、病因診斷等的研究與實踐為重點,兼及針灸、經絡、衛生保健等諸多方面,構成了我國特有的醫學體系的最初基礎,并在臨床上顯示出杰出的貢獻。
我國人民尋求對自然界物質本源的認識,繼五行、陰陽說之后,元氣說與原子論是兩大發展線索,它們的確立都分別肇始于這個時代的荀況與墨翟。
兩漢時期是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又一高峰期,一方面,由于科技本身經過了春秋戰國的長期醞釀、積累和實踐,到這時達到了量變足以引起質變的地步;另一方面,則是社會政治上的統一與安定,經濟的恢復與持續發展,為科技活動和科技新的到來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它呈現出科技人才輩出,科技著作大批問世,科技成果輝煌,科技對生產的滲透與協調日益顯著等諸多特點。
《九章算術》以及《周髀算經》的成書顯示出以算盤為計算工具的獨特數學體系的形成,形數結合,數學算術化是其特征。今天,由于計算機的出現,算術化傾向于現代數學中的作用已日漸顯著,中國古代算術的思想與方法和現代計算機科學與技術正相融合,為此它將重新煥發青春,以嶄新的面貌重現,在數學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可以預期的。
歷法已確立了我國后代歷法體系、規范和基本內容的原始框架,而以張衡為代表對天文儀器的研制和對天象的觀察與記錄以及論天三家為代表的宇宙論則形成了中國古代天文的固有傳統。《漢書、地理志》的出現,開拓了沿革地理研究的新領域。《神農本草經》是我國秦漢以來藥物知識的總結,它為后世本草學奠定了基礎;《傷寒雜病論》不僅確立了辯證論治的醫療原則,而且大為充實了中醫藥體系的內容,更加切合醫療的實際應用。《汜勝之書》可以說是對農業知識的總結。《論衡》、《淮南子》、《淮南萬華術》、《周易參同契》、《爾雅》等書中也包含了豐富的物理、化學或生物學知識。
在生產技術方面,成為我國古代傳統特色的主要技術,像冶鐵、紡織機械、農具制造、造紙工藝、漆器工藝、船舶制造等都已出現,并達到了相當的水平。像趙過的鐵腳耬車、杜詩的水排、梯級船閘設計的原理與方法、木結構建筑風格、豎爐冶煉法、實測基礎上繪制的地圖等等都是突出的成果。造紙術更是漢代一項最重大的發明,也是我國對世界文明的一大貢獻。牛耕的推廣與代田法、區田法耕作制度的創新,則在當時條件下起到解放和促進生產力發展的重要推動作用。
以王充為代表的元氣論與董仲舒為代表的“天人感應”說的對立與斗爭,是我國科學思想史發展的又一里程碑,即使后者從協調人與自然關系的角度考察也有其值得吸取的精華。
宋元時期是我國古代科學技術達到高度發展階段的又一時期。
我國的科學技術自兩漢而后,經魏晉南北朝的充實和提高,到隋唐五代技術發展,并呈現一股繼續高漲的趨勢。前者對中國古代科技的貢獻,可以劉徽與祖沖之的數學、裴秀與酈道元的地學、賈思勰的農學、王叔和、皇甫謐與陶宏景等的醫藥學、葛洪的化學等為標志;后者主要有李淳風、一行等的天文學、李淳風與王孝通的數學,孫思邈的醫藥學以及柳宗元、劉禹錫等人的天人論與宇宙觀等。這種趨勢困宋元時期經濟發展、文化昌盛、理學形成、戰爭和其他需要而得到強化。統治階級為滿足自身、政權和社會對科學技術的多方面需要,通過完善教育體系,舉行多元化考試,獎勵發明創造和培養扶植科技人才等措施,助長、推動和促進了科技的發展,而安定與富裕的社會環境和發達的出版業則又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條件。求索物理,格物致知,懷疑、探索、創新的學風催促知識分子中具有務實思想的人考察和研究自然事物以及如何使之有利于國計民生。國內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與國外的文化交流,也加速著科技的發展。這一切使宋元時期成為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的黃金時代,不論天文、地學、生物、數學、物理、化學均有突出成就。
作為世界古代文明標志的指南針、火藥和印刷術三大發明的出現或大規模使用均始于北宋,以沈括、蘇頌、郭守敬、李冶、秦九韻、楊輝、朱世杰、趙友欽、畢升、陳@①、王禎、李杲、李誡、曾公亮等為代表的科技名家輩出,碩果累累,以《夢溪筆談》、《營造法式》、《四元玉鑒》、《武經總要》、《王禎農書》、陳@①農書》、《革象新書》等為代表的科技著作紛紛面世,正是諸多尊敬的科技前輩先后在各方面的努力,不斷將宋元時期的科學技術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
以宋元秦九韶、李冶、楊輝、朱世杰數學四大家為代表,使宋元數學在中國古代以籌算為主要計算工具的傳統數學的發展達到登峰造極的階段。大規模的恒星觀測,各種天文觀測儀器的研制成功把我國古代天文學推向它的發展高峰。沈括在磁學方面的成就在當時是處于世界領先水平的。金元時期的四大醫學學派和相應的醫學流派使中國醫藥學得到全面發展。以陳@①《農書》與王禎《農書》為代表,先后總結了宋元時期的農業生產實踐經驗,后者所附錄的“農器圖譜”展示了我國古代農業生產器具方面的重要成就,成為后世記述農具圖書的范本,反映了當時農學的高度發展。宋代動植物志、譜錄的大量出現并形成出書,和宋景《歐希范五臟圖》、楊介《存真圖》所顯示的解剖學上的發展,應該說這時的生物學也是成就不小的。在這一時期,地學方面的成就也很突出,元代朱思本的《輿地圖》不僅總結了唐宋以來的地理學成就,還根據實地調查,在制圖方面取得成績,其精確度已達至較高水平,成為明清時期我國輿圖的范本。杜綰著《云林石譜》的出現,反映了礦物學在宋代已較前有了很大進展。在這些學科發展的同時,諸如水利、冶金、印刷、瓷器、機械制造、建筑、紡織、交通工具、兵器等方面也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勢頭。
以張載為代表的唯物主義的氣一元論自然觀和以沈括為代表“驗跡原理”和科學方法與朱熹的“格物致知”的科學方法,無疑是哲學和科學發展到北宋時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對宋元時期的科學技術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當然,朱熹的理一元論的自然觀對當時科技的影響也是不可低估的。
明清時期雖相對于前發展勢頭明顯下降,但這一階段問世的一些著作,像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朱載育的《樂律全書》、徐光啟的《農政全書》與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記》都分別顯示其集醫藥、樂律、農業和地學大成的特點。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更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科學技術著作,不僅是我國科技史上的一顆明珠,也是世界科技史上光彩奪目的瑰寶。王夫之、王廷相、戴震的元氣本體論使張載的自然觀更臻完善和具體化。明末清初中西科學成就交融與會通的起步以及清代傳統科技仍然緩慢推進也是清晰可見的。
(二)經驗性、描述性、實用性與本土化是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一個突出特點
1.1充分考慮科學技術史的特殊性
首先,科學技術在歷史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有一定的特殊性,也就是科學技術的某一歷史顯著特點,我們應該充分的考慮到這一點,它是確定中國近代科學史分期界線的重要依據,如果我們不能夠充分了解科學技術在歷史發展中每一個階段的顯著特點,我們就不能夠為確定中國近代科學史的分期界線提供依據。其次,在進行中國近代科學史分期界線的確定工作時,我們應該充分地考慮科學技術對人類生活的影響。科學技術的存在和發展的意義在于為人類提供良好的服務,通過不斷改進相關的生產技術來改變人們的生產方式,它相對于社會史中的其他因素而言更具有明顯的特殊性,要進行中國近代科學史分期界線的確定工作,我們就要對近代中國的生活和生產方式進行了解,為分期界線的確定工作提供更多明顯的依據。最后,要進行中國近代科學史分期界線的確定工作,我們還應該了解中國近代相關的文化史、經濟史以及政治史。
1.2參考傳統科學的相關成果
我們在進行中國近代科學史分期界線的確定工作時,不能夠把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孤立,因為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是以傳統的科學技術為基礎和前提的。傳統科學技術對近代科學技術的作用和影響不容忽視,而傳統科學技術的相關成果更是對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我們只有充分地認識到中國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與中國近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密切關系,才能夠確定出中國近代科學史的分期界線。
1.3結合世界科學技術在中國的發展情況
我們在進行中國近代科學史分期界線的確定工作時要充分考慮到世界科學技術對我國的影響。因為世界的科學技術在中國的傳播不僅對中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產生重大的影響,而且也影響著中國近代的科學技術發展。首先我們要考慮到我國近代科學技術自身的發展特點,然后再進一步分析我國近代科學技術在接受世界科技洗禮之后的發展狀態和特點。
二、中國近代科學技術史的分期方法
2.1確定中國近代科學技術史的時間上限
我們要確定中國近代科學史的分期界線,就必須參照我國傳統的科技發展情況,中國近代科學史的分期界線必須是中國科技發展的轉折點。而就中國的科學技術發展情況來說,1582年是對全社會產生巨大影響的一年,這一年實現了由中國古代科技向中國近代科技的轉變,使中國的科學技術真正走向了世界科技潮流之中。但是對于中國來說還并不能像歐洲其他國家那樣得到真正意義上的轉變。因為當時中國的社會經濟、文化以及政治的發展還存在一定的缺陷,17世紀的科學技術革命沒有像歐洲的科技革命一樣對社會的各階層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也沒有像歐洲科學革命那樣去注重發展數學和物理學科。新的科學知識只在少數的士大夫階層和宮廷中傳播,其傳播的范圍非常有限。
2.2確定中國近代科學技術史的時間下限
中國近代科學技術史的時間上限是明確中國古代傳統科技到中國近代科技發展的分界,而中國近代科學技術史的時間下限則是中國近代科技到中國現代科技發展的分界時間。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中國近代科學技術史時間下限的確定要聯系中國近代科學技術自身的發展特點。中國近代科學技術向現代科學技術轉變的一個重要標志是中國近代科學技術體制化的完成。中國近代科學技術的體制化是指中國的社會事業形成相應社會組織與社會制度的過程,它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由職業的科學家形成具有共同范式的科學共同體。以往的科學家并沒有形成相應的具有共同范式的科學共同體,這種研究科學的社會大環境特別不適合做科學技術的相關研究工作,而由職業的科學家形成具有共同范式的科學共同體則大大地改善了這一大局面,可以說是中國科學技術史上重大的事件。第二,科學活動的功能、價值被社會所承認。這一點對于科學家來說非常重要,因為社會對科學活動的功能、價值的承認能夠大大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第三,科學技術建立了與社會其他部分的協調關系并保持自身的自主性。
三、結語
現在就農業科學技術這個側面,分析一下它在近代落后的過程、原因和教訓。
一、過程
中國的農業科學技術源遠流長,匯集豐富。在秦漢時期,傳統農業科學技術體系已經初步具備,后來又在這個基礎上不斷改進、完善。中國古代三百多種農書就是這一過程的真實記錄。當歐洲人還在使用木犁時,中國已推廣了鐵犁。十八世紀他們把條播機當作新發明,而我國漢代已經有了這種東西。當歐洲農業還是休閑制時,我們已進人輪作復種階段。中國古代農業在能量循環利用、用養結合、多種經營、提高土地利用率以及制造精巧的農具、利用自然力,特別是水利工程方面都有很多創造。凡是深人研究過中國古代農業的外國學者都是嘆為觀止的,他們稱為中國農業歷史之謎,認為中國古代農業是創造了奇跡的。可以說在經驗科學范圍內,中國傳統農業科學技術成熟較早,水平較高,在世界上處于領先地位。
中國的農業科學技術什么時候開始落后了呢?這得先從十八世紀英國產業革命說起。英國產業革命和農業革命是同步發生的。農業革命既是生產關系的革命,也是農業科學技術的革命。當時在農業科學技術上的變革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農具改革,推行條播機、中耕機等馬拉農具,二是實行輪作制,用牧草、根類作物、經濟作物和糧食作物輪作,代替過去的休閑制;三是家畜由放牧到舍飼。因此改善了管理,增加了肥料,提高了土地利用率。這些變革和歐洲中世紀比是巨大的革命,但它仍然屬于傳統農業,在技術水平上并沒有超過中國,可以說是中國古已有之的。十八世紀中國的農業科學技術并不比歐洲落后。
歷史到了十九世紀中葉,歐洲農業科學技術有了新發展。比較突出的事件是蒸汽機開始用于農業的固定作業,也有了蒸汽動力的繩索牽引犁。笨重的蒸汽機在農業上雖然沒有象工業上使用那樣成功,但不失為第一代農業機械動力。再者農業化學對植物營養、土壤、肥料進行了研究,企圖用科學理論來指導生產,用實驗方法來探明農業中的因果聯系。這說明歐洲農業開始由手工向機械作業,由經驗向理論過渡。這時,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和歐洲比,不但發展速度落后了,而且水平也落后了。如果以李比希1840年發表“有機化學在農業和生理學上的運用’作為歐洲農業實驗科學的開端魄話,這剛好和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巧合,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就是在中國的歷史轉折時期開始落后了。雖然十九世紀中期中國農業科學技術開始落后了,但當時的差距不是很大的。歐洲、北美洲的農業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前并沒有很大的變化,拿美國來說,本世紀三十年代前仍然是馬拉農具,施肥很少,產量不高。中國農業科學技術與西方比真正出現大的差距是在二士世紀三十年代,特別是五十年代以后。這時西方推行農業機械化,農業科學形成了完整的體系,這是半個世紀來發生的事情。
二、復雜的因果鏈條
中國有成功的農業歷史,但沒有發展為現代農業科學,而且在近代變得落后了,這又是一個歷史之謎,更需認真總結。
從歐洲近代的發展來看,有幾個因素促進了近代農業科學的發展:生產關系的改變,工業的興起,基礎科學的產生,國際交流,農業教育和農業科學技術的普及。歐洲之所長,正是中國之所短,我們可以從它的反面來分析中國近代農業科學技術落后的原因。
1.農業生產的停滯和農業科學技術的衰落
在明代,江南農業有新的發展,水田作業的水平是相當高的,同時手工業和商業也很繁榮。在這種背景下,涌現了一批偉大的科學家和科學著作:有徐光啟的總結農業生產方面的《農政全書,,宋應星的總結農業、手工業方面的。天工開物》等,這些著作和同時期正處于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相比都毫不遜色,互有長短。問題在于中國始終沒沖破舊的束縛,帶著沉重的封建枷鎖步履維艱地爬行著。帝國主義的人侵又中斷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以后,中國的政治、經濟內外交困,農業生產日趨凋弊,從而農業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就停滯了。1639年出版的《農政全書,,是中國傳統農業科學技術發展的高峰。此后再沒有什么新發展。除1742年由皇帝授命編輯出版的,并沒有多少新東西的《授時通考》外,不過出現了些小型地方農書。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后,連小型農書也沒有了。直到二十世紀初的前后,才開始零星地介紹西方的農業科學技術,然而這己是移植過來的技術體系。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初,有多半個世紀中國的農業科學技術處于空白階段,舊的東西停滯了,新的東西還沒有產生。當然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的要從農業生產中去尋找。沒有生產提出新要求、提供新經驗,科學技術就會枯竭。當我們處在空白時期時,歐洲農業科學技術卻迅速趕上來,相比之下我們就落后了。
2.工業的落后使農業機械技術始終處于手工階段
由機器作業代替手工作業,使農業越來越帶有工業的特點,這是近代西方的趨勢。資本主義初期,農業曾支援了工業。當工業發展起來以后,使農業這個古老的生產部門顯得遜色,后來工業又反過來支援農業,使農業成為用先進技術武裝起來的產業。沒有工業的發展,農業技術的改造是不能實現的。中國在宋代就有比較繁榮的工商業,到明代工商業有進一步的發展,紡織業、陶瓷業、采礦治金都是很發達的,在國際上享有盛名,以致于十九世紀初英帝國主義拿不出象樣的產品和中國抗衡而求助于鴉片作武器。中國并不是不具備發展為工商業大國的基礎,但是中國的封建統治者把工商業發展看作是農業的腐蝕劑,有動搖自己統治基礎的危險性,竭力推行“重農抑末”的政策,打擊了工商業的發展。“重本抑末”在古代保護過農業的發展,但在近代不但起不了保護農業的作用,而且危害了農業的發展。因為工業發展不起來,農業只能停留在手工階段。以后,中國的工業雖也有些發展,但總是帶著殖民地的特點。帝國主義只允許殖民地提供原料,發展輕工業,不允許重工業,特別是機器制造業有較大的發展,以便控制殖民地的經濟。發達國家的農業機械化都是在鋼鐵產量和機器制造業達到一定水平時才實現的,中國近代始終沒有具備這樣的條件。
3.農業基礎理論科學沒發展起來,農業生物技術處于經驗階段
農業科學技術的發展史,是各基礎理論學科不斷向農業科學技術滲透的歷史,也是農業科學不斷形成自己的基礎理論的歷史。十九世紀中葉,化學繼辦學之后,成為帶頭學科之一,化學也帶動了農業科學技術的發展。生物技術的突破,就從化學的運用開始的。二十世紀初,農業各基礎理論學科先后成熟并獨立出來,它們是:微生物學和病理學、土壤學和肥料學、植物生理學和動物營養學、遺傳學和育種學、昆蟲學和農藥學及農業氣象學等。這些學科既區別又聯系構成了農業科學技術體系。這是西方近代農業科學技術發達的原因之一。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多出于匠人之手,有講究實際的傳統,有較高的技藝,這是中國古代經驗科學水平較高的原因,但匠人們由于條件的限制而輕視理論,一些科學家也不乏高度的哲學概括,而理論上總顯得空泛,沒有實驗科學的根底,這又是中國近代科學技術落后的原因。以農業科學的基礎理論之一—植物學為例,可以看出近代中國和西方在科學發展上的區別。1858年由李善蘭和英國傳教士韋廉臣合作翻譯的.植物學,,是中國首先介紹西方近代生物學知識的書,原本是英國林德利(Iindely,2799一2565)的代植物基礎》(ElementsofBotany),它和中國傳統的偏重于實用方面的植物學(如本草學)有相當大的差別。它介紹了包括在顯微鏡下觀察到的植物的內部構造,各種組織器官的生理功能,不是按實用而是按親緣關系的分類。這已經是近代建立在觀察、實•驗基礎上的普通植物學內容,是基礎理論著作,偏重于自然規律的闡明而不著重于經濟價值。這是西方生物技術發達的基礎。中國的農業科學技術局限于經驗,拘泥于實際,跟著生產跑,無法完成自身體系的完整性,農業生物技術沒有能夠達到普遍的理論認識。
4.經濟的封閉性抑制了農業的發展,斷絕了農業科學技術的交流
近代科學是在相互交流中發展起來的。十八世紀英國的農業革命,在技術上接受了低地國家的成果,德、法、意則受到英國農業革命的影響,而美國農業是直接來自歐洲的。英國在農作制方面,德、法在農業化學方面,美國在農業機械方面,俄國在土壤學方面,在近代都各有長處,它們的交流共同促進了近代農業科學技術的繁榮。海外的貿易既刺激了農業的發展,也推動了農業科學技術的交流。新大陸的發現,世界航道的開辟,是農業科學技術和農業生物資源的一次大交流。近展起來的國家都是航海業發達的國家。中國古代為了擴大政治影響,常接受朝貢或派出使節,保持著半開放的狀態,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古代科學技術的交流。自鄭和以后,中國的航海業不行了,西方強大起來了。封建統治者害怕與國外接觸會動搖自己的地位,妄圖關起門來做世界中心的美夢,不知道國際交往、國際貿易的重要性,不知道海外發生的巨大變化。在近代科學發展如千帆競發的形勢下,中國卻在孤立中沉沒了。中國的鎖國政策是小農經濟保守性的反映。小農經濟曾促進了中國古代集約農業的發展,到了近代它又阻礙了資本主義大農業的發展。它自給自足,規模狹小,再生產能力弱,沒有專業分工,基本上是封閉的農業經濟。這種封閉性不僅表現在國內,而且表現在國際交流方面。當帝國主義打開中國的大門時,我們不得不和國外發生關系,然已處于被動地位。帝國主義的入侵,強制農業商品化,進行不等價的掠奪性的交換,使農業生產惡化。這時雖然開始介紹國外的先進農業科學技術,然而在如此低下的農業生產條件下,先進的農業科學技術是無法扎根的。
5.人口的激增既加大了農業的壓力又成了運用農業科學技術的限制因素
中國的人口問題是近代才突出起來的。據估算中國歷史上人口是在五、六千萬上下波動,人均耕地至少在十畝以上,人多地少的問題是不存在的。封建的傳統觀念是鼓勵多子多孫,把人口增加視為興旺發達的表現。康熙時人口突破一億,道光十四年(1834)達到四億,清代時不到二百年人口增加了八倍,人多地少的問題暴露出來了。近代史上工業革命前后,發達國家人口巨增是普遍現象。但是歐、美發達國家工商業發展很快,城市吸收了大量的人口,農村人口相對減少,勞力短缺是主要問題,迫切需要改進技術提高效率。中國的工商業一直沒發展起來,城市容納的人口很有限,增加的人口主要留在農村,人多地少是主要問題。大量的人口給農業增加了壓力,為了解決吃飯問題,拼命復種和墾殖,惡性循環就從這里發生了。因為農村有大量的勞動力,對農業科學技術,特別是機械技術的要求就不那么迫切。人們寧愿去雇用勞動力而不愿使用機器。這是中國近代一直靠投人大量的勞動而進行集約經營的基礎。中國近代農業科學技術的發展,是和中國社會在近代的發展變化相聯系的。我只說到了與農業科學技術直接有關的因果鏈條,而那些原因的原因基本上沒有涉及,需要歷史學家去作更深入的研究。
三、應吸取的經驗教訓
近代農業科學技術的發展有豐富的經驗教訓,“悟已往之不鑒,知來者之可迫”,總結這些經驗教訓雖無補于過去,卻有益于今天和明天。西方近代如何發展的,我們如何落后的,今后應該怎么辦,都需要歷史地加以總結。
1.西方近代農業科學技術的進步,首先是西方社會發生的一系列革命性的變化造成的,這一點,我們經過社會主義革命以后已經解決了,而且在制度上超過了資本主義。隨著“四個現代化”的發展,我國的農業科學技術將會出現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繁榮時期。但是,我們也應看到,我們是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的。我們的物質墓礎薄弱,舊的影響較重,經驗不足。好的社會制度還要有好的組織形式,好的管理方法。我們要進一步完善各種農業經營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為農業科學技術的發展掃清各種障礙。
2.農業機械技術是由工業技術武裝起來的,要提高農業機械技術,必須實現國家的工業化。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是先搞工業化,農業長期處于落后狀態,最后不得不返回頭來武裝農業。我們不能走這樣的路,我們必須工農業同時發展,既不能掠奪農業來發展工業,也不能發展農業不強調工業。工農業是相互促進的關系,不是對抗的關系。就發展中國家來說,在實現國家工業化時,農業應該受到更大的重視。
3.農業科學技術要不停留在經驗階段,就得發展基礎科學理論。我們既要重視應用問題的研究,也要重視基礎理論問題的研究。技術的突破是以理論突破為前提的,從達爾文發現雜交優勢到雜交玉米的育成,從李比希的“歸還說”到近代化肥工業的建立,都經過了半個世紀的理論準備。直到現在農業科學中還有不少領域是經驗性的東西,還不能稱為科學。只有在基礎理論科學基礎上,才能建立起科學的農業。
在進入21世紀的今天,中醫面臨良好的發展機遇的同時,也面臨嚴峻的挑戰。如何在保持和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的同時,有效利用現代科學技術的方法和手段,建立現代中醫學的科學技術創新體系,提高中醫藥醫療衛生保健的能力和水平,促進現代中醫藥產業的發展,更好地為我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健康事業服務,是我們面臨的重要課題。
中醫學在科學理論和臨床實踐層面有著一定的優勢,而在技術層面的弱勢也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在近幾十年來廣泛應用現代科學技術開展中醫現代研究過程中,沒有充分按照中醫學理論觀念去發展中醫現代技術,使得目前中醫臨床診療技術存在著要么幾乎停留在原來的水平,要么脫離了中醫學理論和臨床實踐等,沒能有效地促進中醫學術進步和中醫診療的能力及水平的發展,導致中醫現代化發展的進程十分緩慢,這也是制約中醫現代化發展的關鍵問題之一。
1 技術在中醫發展中的戰略意義
從社會發展上看,所有關于發展的理論都承認技術變革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但是,如何評價技術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是個十分復雜的工作。有學者認為,“技術是社會過程之一;它一方面是技術發展,另一方面是社會發展的問題,好像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領域或過程。社會由技術變革定形,反過來,技術變革又受社會影響。有人設想……(技術)只是在人不想控制它時才失去人的控制。從這一意義上講,社會既由那些它決意優先應用和發展的技術來決定,也由那些它所創造的技術來確定”(薩洛蒙,1981年)。
從科學技術發展的角度看,科學是反映客觀事實和規律的知識與知識體系及其相關的活動事業;而技術是為達到某一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方法、各種工具和規則體系。由此,技術包含了手段、方法、工具和應用規則幾個方面。有人也將技術劃分為軟技術和硬技術。在科學與技術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這樣一個事實,就是人類在判斷科學和技術進步時,往往以所運用的生產技術的物質手段為依據,即以硬技術為依據。換言之,就是以物質手段為依托的技術往往是判斷科學技術發展水平的重要依據。對于具體學科而言,有的學科長期沒有進展,其根本原因是技術上的創新沒有跟上。技術的發展水平標志著一門學科、一個領域,抑或是整個社會的發展水平。
隨著時代的飛速發展,科學與技術的關系越來越緊密,相互的依賴程度越來越明顯。在這種大趨勢下,注重在中醫科學原理下,融合現代適用技術,發展中醫現代技術,是中醫現代化發展的必然選擇,也是科學與技術發展規律的必然選擇,更是時展的必然選擇。
從醫學發展的角度看,醫學是一門應用科學,醫學技術是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醫學賴以實現社會職能的物質手段。醫學技術具有常規技術所不具備的優勢和特點,它的研究、發明、應用與推廣是醫學科學進步和發展的重要因素和標志。醫學技術的發展狀況和水平,對醫學發展和醫療實踐的能力和水平具有直接和重要的影響。人們一般將醫學技術硬件看成是醫學技術發展的重要標志,對于醫療實踐能力和水平的提高,的確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20世紀以來,在醫學技術的價值導向和現代科學技術的推動下,醫學技術的發展更加迅速,現代醫學也因此從更廣闊的范圍和更深刻的層次上,從客觀與微觀、靜態與動態、定性與定量的結合上,認識人體生命活動和疾病發生發展的規律,揭示疾病診斷、治療及預防的規律,尋求更為精確、便捷、有效的診療手段。從中醫學歷史發展上看,中醫學的產生并不是從理論開始的,而是從原始的、樸素的、簡單的治療手段開始逐漸積累、總結、發展起來的。我們的祖先通過不斷實踐和創造,歷經數千年演變與發展,逐步形成了中醫獨具特色的診療技術與方法。從砭石到九針,從神農嘗百草到丸散膏丹湯飲酒露的制劑技術,從推拿正骨手法到小夾板的應用,從三部九候到獨取寸口的診脈方法,都是時代的創造,都是當時社會發展條件下的醫學領域的領先技術。幾千年來,直至18世紀現代醫學傳入中國之前,中醫學就是依靠這些技術,為中華民族的繁衍和健康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可以說,沒有這些獨具特色的中醫診療技術與方法,中醫的理論觀念就無法在醫療實踐中體現社會價值和科學價值,中醫就沒有生存的空間。中醫學的優勢是通過中醫技術來體現,也將通過中醫技術發揚光大。
2 影響中醫技術發展的因素分析
近50年來,中醫行業和相關領域的科學技術人員開展了中醫技術研究與開發工作,特別是在脈象診斷技術、舌象診斷、經絡診療技術等方面,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甚至有些技術的研發被列為國家的科技計劃項目。經過近50年的努力,取得了20余項中醫技術成果,到目前為止,已注冊專利的中醫技術與儀器共100余項。但目前在中醫臨床所應用的診療技術幾乎還停留在原來的水平;所研究開發的現代中醫診療技術沒有被行業認可并得到推廣,大多數只能停留在單純成果或專利的狀態而束之高閣;沒有攻克一批對中醫現代化發展帶動性大、覆蓋面廣、關聯度高的關鍵技術及其配套集成技術,影響了中醫學術的創新和發展,影響了中醫優勢和特色的發揮,影響中醫實踐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影響了中醫在中國醫療衛生保健事業中作用的發揮。分析其歷史主要包括以下因素。
2.1 尊古尚古的傳統觀念影響了中醫技術的發展
長期以來,中國人立論的習慣是言必稱堯舜,言必稱三代,法古、崇古、尊古成為中國人的基本素養。在這種傳統的熏陶下,中醫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言必稱岐黃,法必尊仲景;加之傳統的“師承授受”教育模式,導致中醫從業者在尊崇傳統的社會心理基礎上,更加崇拜和維護“恩師”的技藝水平,并以能達到恩師的境界水平為追求的目標。這種尚古思想和習慣本無可厚非,但正是這種極端尊重傳統的觀念,自覺或不自覺地影響了創新和發展欲望的萌生,影響了技術的發展。
2.2 中國古代“學”與“術”不分和輕視技術的觀念影響了中醫技術的發展
中國古代“學”與“術”不分和輕技術的觀念十分嚴重,主要表現在:①中國古代“學”與“術”沒有明確的分工是十分明顯的。凡是讀過四書五經的人,便什么理財司法都可作得,但憑你個人的心思手腕去對付就是了。②中國古代有輝煌的技術,如火藥、造紙、印刷術和指南針四大發明,但是這些技術都是經驗技術,是人們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發明的,而不是基于科學理論或原理而發明的技術。而且,無論是打鐵、煉鋼、做火藥、做木活、做石活、建筑房屋、橋梁,以及種種的制作工程,都是靠工匠心心傳授的“手藝”。換言之,技術(手藝)源于經驗的積累,傳授也靠口授和弟子們在實踐中的經驗再積累。③自古以來,人們在觀念上是輕視技術的,是“奇技巧”。因此,便使其學術思想在工商科技發展上駐足不前,而停留在靠天吃飯的農業社會的形態上。在這種環境下,中醫的診療技術停留在原來的水平是可以理解的。
2.3 中國古代科學技術較強的實用性影響了中醫技術升級
從古代中國科學技術本身特點看,雖然理論性不強,但偏重實用,而且大多技術具有以不變應萬變、一專多能的特征,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中能夠應對實際中的任何問題,不需要有新的替代技術產品。如起源于周代,一直很讓中國人驕傲,并將其視作先進象征的筷子(箸),如此簡單的兩根東西,卻是高妙絕倫地運用了物理學上的杠桿原理。筷子是人類手指的延伸,手指能做的事它幾乎都能做,而且不怕高溫與寒冷。但從科學發展角度來看,筷子是一種極端原始的、天然的工具,不含任何復雜的工藝技術。可這種雖然簡單、原始的筷子,直至今日仍然是能夠勝任國人飲食所需的主要工具。
中醫的診療技術也是這樣,無論舌診還是脈診,無論針灸還是推拿,幾乎亙古未變,仍然是中醫醫療實踐中的主要而且是有效手段。中國古代科學技術這種較強的實用性和以不變應萬變的特點,在一定的社會發展條件下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滿足醫療實踐的需要,但客觀上也影響了中醫技術升級。
2.4 軟技術的特性限制了中醫診療技術向以物質為載體的硬技術方向發展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公元前427-公元前347)把技術區分為“獲得術”和“制造術”兩大類。獲得術包括學習術、知識獲得術、利潤獲得術以及斗爭術和狩獵術;制造術包括農耕術、醫療術、建筑術以及生產工具和藝術品的制作術。近來,有學者提出應該“回到柏拉圖的技術原點”來認識和發展技術,并依此將柏拉圖的兩類技術歸結為硬技術和軟技術。對于自然物和人造物的操作被歸結為硬技術,而對于人類之行為和心理的操作被歸結為軟技術。軟、硬技術如同計算機的軟硬件:一方面,硬件配置相同的計算機由于軟件配置不同而具有截然不同的能力;另一方面,高效能的軟件在硬件配置低的計算機上運行會受到很大限制的。
一般說來,硬技術是以“物質”為載體,而軟技術是以“人的心理和人的行為”為載體。軟技術作為技術屬性,首先必須是“操作”性的知識體系,可以用來解決“問題”的各種工具、程序和規則體系,是以實踐為目的,為人類社會實踐活動提供“服務”。其次,軟技術的操作知識根植于人的內在的操作意識活動;其操作領域包括人的內在的心理活動過程,以及被心理活動(感性、情感、價值觀等)所支配而體現出來的行為,因而“技術參數”是心理因素、社會因素和文化參數;軟技術提供服務的方式,除產品外,更多的是以服務、過程、規則、制度等無形的形式;各種軟技術的內容、功能和特征,根據人類對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認識水平和能力,根據內在的心理活動和社會環境得以表現、塑造或改變。因此,軟技術是圍繞人的思維、思想、情感、價值觀、世界觀以及人和組織的行為、人類社會進行創造和創新的智力技術。
在很大程度上,中醫的技術是屬于軟技術范疇。首先,中醫通過四診獲取人的健康狀態的信息后進行辨證、立法、處方的過程,是通過感知和理性思辨認識疾病、確立治療方案的過程。其次,從操作對象和思維方式看,中醫學的基本理論和操作技術,其基本的思維形式是區別于抽象思維和形象思維的具象思維,即通過感官獲得對事物的具體感知,是醫生的主觀感知病人的客觀。數千年來,中醫注重的是內在的、個體化的洞察力、感應技術和思辨技術。第三,從技術參數上看,基于“天人合一”的整體觀念,中醫將人看作是自然、社會的一個有機部分,因此,人的因素、社會因素、時間因素、地理因素等都是中醫技術的重要參數,“因時、因地、因人制宜”自然也就成為中醫診療實踐中的重要原則了。
鑒于此,在幾千年中醫發展的歷史中,歷代醫家更注重卓越的思辨能力和體驗技術,并且這些能力和技術很大程度上能夠滿足中醫臨床實踐的需要,因而就影響了以“物質”為載體的硬技術的發展。
3 結語
【關鍵詞】高中歷史 問題 探究 智慧 思維
高中歷史教學首先要考慮的是教學對象,然后才是教學內容。作為十七八歲的高中學生,思維已經高度進入理性階段,對人生、歷史進行深度思索并進而帶有歷史的意味與哲學的雛形,是這一階段學生思維的固有特點。認識到這一特點,可以發現高中學生的歷史學習需要問題的有效驅動,才能讓學生在對歷史的探究中汲取到智慧。這樣,學生學習的驅動力與學習方式就能夠有效地結合在一起,高中歷史教學也由此能夠達到骨肉皆豐滿的境界。
一、問題來源于對歷史知識的梳理
今年中國科技界最大的事件之一,可能當屬屠呦呦獲得了諾貝爾生物與醫學獎,這是中國本土成長出來的科學家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獲得的科學大獎,某種程度上也是對“錢學森之問”的一個回答。盡管客觀上還存在一些不足,但這一事項足以證實中國人的科學智慧并不遜于任何國度。而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待這一問題,便可以發現其在高中歷史教學中也可以敲開一扇大門。
在“古代中國的發明和發現”(人教版高中歷史,必修3第8課)一課的教學中,學生可以發現原來中國古代的科技是如此的輝煌,原來曾經那么長時間領先于世界。而具有歷史眼光的學生一定會認識到這樣的輝煌歷史的出現,絕對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而是存在著某種必然性。那么,尋找這種必然性就可以成為本課教學的主題。由此,探究式教學就可以打開一個通道。
探究是從問題開始的,問題從哪里來?最好當然是學生自己提出來,讓學生提出問題并不是一個簡單的程序調換的事情,而是希望學生在歷史學習的過程中能夠有效地發生新舊知識的碰撞,而在碰撞過程中如果產生認知失衡,那問題就可以自主產生。因此,學生自主提出問題,實際上就是有效教學的重要成果。
在本課的教學中,重要的知識梳理應當包括這樣的兩個層面:一是引導學生去研究中國古代的科技成就,認識中國古明與發現的價值(作為探究的開始,可以暫時不談其對推動世界文明發展所作出的貢獻);二是比較古代科技成果產生的背景,認識古代科學家的智慧。教學實踐表明,當學生在四大發明的基礎上進一步認識到《九章算術》《石氏星表》《授時歷》《傷寒雜病論》等著作時,才會發現原來中國古代科技可以說是全方位發展的,而從時間上來看,跨度也是超過同時段其它任何一個國家的。那么,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的科技成果呢?誕生這些科技成果又需要什么樣的土壤呢?今天的中國科技發展可以從中得到什么樣的啟發呢?這些問題的出現此時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尤其學生當歷史與現實進行對比時,往往這些問題產生得更為強烈。
二、探究需要學生的切身體驗思考
探究是高中歷史教學的重要學習方式,探究教學所追求的不只是結論,因為歷史結論常常是可以告知的,探究必須追求過程與結果的統一,必須追求學生在探究過程中的切身體驗與思考。“古代中國的發明和發現”的探究教學中,需要的不只是讓學生知道這些發明與發現,更是發明與發現背后存在著的機制。
這里所說的“切身”自然不是指讓學生重回歷史,但借助于“穿越”的概念,讓學生在不同的歷史背景下去思考,去發現,去發明,則是一種比較好的教學策略。比如說在探究《九章算術》中提及的“十進制”時,可以讓學生返回到東漢時代,讓學生探究可能的計數方法,學生在探究中會發現,計數的制式往往與實際需要相關,也與計數的簡便程度相關,而這恰恰是很多發明發現的兩個重要推動力,正是在實際生活需要的作用之下,人們才會去發明一些新的東西,十進制計數方式如此,天文學的發展也是如此――采集、狩獵、農牧、航行的需要;歷法發展也是如此 ――農業生產的需要;醫學發展則更是如此――延年益壽的需要。
探究過程中,體驗與思考是兩個必要因素。只有讓學生身臨其境,學生才會認識到實際需要所產生的驅動力有多大。筆者曾經作過嘗試:讓學生在沒有測量計算工具的情形之下,根據一些自然現象如太陽的位置等去判斷時間,去判斷季節等,學生通過思考就會發現,這個時候只能借助于測量才能持久地判斷時間,只有借助工具才能更精確地判斷時間。而這恰恰成了發明渾儀的最大推動力!而要讓這些計時儀器能夠更簡便地使用,對其進行簡化又是必然之舉。因此,這個時候就是引導學生進行思考的重要時機,也是歷史探究式教學的核心環節。學生在此過程中可以進一步認識科學技術發展的原始的推動力。
教學實踐表明,學生在此探究過程中可以形成這樣的認識:科技的發展往往在實際需要的驅動下進行。如果進一步思考,則可以如此引導學生:科技發展是不是完全與現實同步呢?歷史教學的一個觀點就是鑒古知今,對比今天的現實并引導學生,就可以發現:科學技術的發展又不完全拘泥于實際需要,其往往又可能走在現實需要的前面,從而引導現實社會的發展。而這也恰恰是今天科學技術發展的重要思路。
三、認知歷史是學生歷史智慧體現
有一個概念叫歷史智慧,在高中歷史教學中如何讓學生擁有智慧,是每一個高中歷史教師需要思考的問題。在筆者看來,在一個歷史事件的觀察與思考中產生認識,并對事情的發展作出一種預見,就是歷史智慧的體現。
如本課教學中,發現與發明是兩個關鍵詞,歷史學生中顯然不應當讓學生沉迷于已有的發現與發明,事實上今天的高中學生對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的認識常常是偏頗的,有的學生認為其只是古明,至今已經沒有任何價值;有的學生認為四大發明是中國古代杰出的科技成就,是中國人永遠的驕傲。筆者以為,學生的這些觀點都不是學生真正的觀點,某種程度上講不過是他人觀點的重復而已,因此談不上真正的智慧。而筆者在問題驅動之下,在探究的過程中引導學生認識到:每一個國家的科學技術的發展,都與這個國家的文化相關,人文環境往往是科學技術發展的堅實土壤,忽視了這種土壤的作用,那科學技術可能只是無源之水。認識到這一點,學生往往會對當今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產生新的認識。
綜上所述,高中歷史教學需要借助歷史事件去培養學生的智慧眼光,在此過程中,問題的提出、探究的開展,往往是高效的途徑,歷史教師不可等閑視之。
【參考文獻】
[1] 龐曉晴. 以問題為中心的高中歷史課堂教學模式探究,《廣西教育學院學報》,2008(2).
[關鍵詞] 近代中華科學文化;衰退;制約因素。
中國社會五千年歷史中有過輝煌的創新與發明,四大發明在世界文明進程中極大推進了各國發展的步伐。英國著名的科學史家李約瑟說過:“中國在公元3 世紀到13 世紀之間保持了一個西方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古代的科學文化“往往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15 世紀之前更是如此。”中國人對科學技術有著卓越的貢獻,“要是沒有這種貢獻,就不可能有我們西方文明的整個發展歷程。因為如果沒有火藥、造紙、印刷術和指南針,歐洲封建主義的消失就是一件難以想象的事”。[1]薩頓在厚達4000 頁的專著《科學史導論》中,從古代一直研究到公元14 世紀,他列舉了大量的科學家名字,而中國科學家就有249 人。但是,中國的科學文化的繁榮只是相對的,特別是到了近代,中國的科學文化落后于曾向自己學習的西方。中國人開始擺脫“一向以自己為中心”的姿態,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中國的科學文化為什么得不到持續的繁榮呢?事實上,在中國傳統科學文化繁榮的同時,中國傳統的文化、思維方式、科學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嚴重地束縛著我國古代科學文化的發展。
一、傳統文化“重政務,輕學術”的傳統阻礙了科學文化的發展。
中國傳統文化雖不絕然否定科學和技藝的作用,甚至還包含了某些科學方面的知識,但卻是貶低科學的實用價值的,中國傳統文化關注的是國家政務,輕視對自然的探索。儒學事實上就是如此,它認為科學和技藝只是“小道”,“雕蟲小技”,解決不了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問題,君子不可沉溺其中,君子應潛心于仁義道德的研究。《新唐書·方技列傳》說:“凡推步、卜相、醫巧皆技也,——小人能之。”[2]孔子主張“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而且認為技藝會使人玩物喪志,于國事無,并把它歸于不道德的功利行為,從而也抑制了技藝的研究發展。而中國自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專制政策以來,儒家經典獲得了政治意識形態的權威,春秋戰國時代那種學術自由、“百家爭鳴”的氣氛蕩然無存。歷來的統治者又都把科學技術誣為“下九流”、“奇技巧”。道學也具有反科學主義的特點。道學追求回歸自然,但它不主張探索自然和改造自然,這就必然不推崇科學技術。可以說道學創始人老子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反科學、反理性主義體系,他的“無為而治”看似進入超脫一切的境界,本質上這是一種“絕圣棄智”、“絕巧棄利”、“絕學無憂”[3]的蒙昧主義的綱領和“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4]的愚民國策。佛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雖然蘊涵著一定程度的理性思想,但是,基本上具有非理性本質。禪宗吸取老子“不言之教”的思想和道家悟性直觀思維傳統,主張以悟性思維頓悟本真的佛性并且不立文字地去洞察世界的本質,從而具有濃重的非科學特質。[ hi138\Com]
二、逐漸教條化的科舉制度和封建制度阻礙了科學文化的發展。
作為中國古代封建政治產物的科舉制度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發生了重要作用,但是科舉考試的內容主要是儒家經典,所以只能培養出背誦經典章句,善于文辭而缺乏實學的人才。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是閉門窮經,“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而且做學問只是注釋、考據先賢的著作,極少創新。他們把畢生的精力埋于古籍堆中,只繼承不創新,只完善不突破,思想受古經束縛很大。到了元明之際,科舉考試內容僅限于八股文,內容局限于“四書五經”,完全排斥了科學技術內容,使古代科學技術的成果得不到繼承和發展。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終生致力于國家政務,自然知識、生產技術等科學技術為他們所不齒。這不僅摧殘了知識分子的身心健康,更嚴重的是束縛了知識分子的思想。“程朱理學”的興起,更加深了對人們心靈的摧殘。封建的綱常名教嚴重地禁錮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從而也束縛了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
我國古代是官本位的社會,除了做官,大部分游散于民間的知識分子(士)和手工業者的社會地位是非常低下的,他們由于行走于國家政權之外,科學研究是得不到國家的認可和支持的,所以很大一部分研究開展不下去。比如說墨家,墨家的階級基礎是手工業生產者,除了一部分手工業者積累起了充分的財富而參與政治生活等之外,另有一部分手工業者則因擁有財富而有條件從事與手工業、商業等有關的獨立的學術研究,進而推動了這一時期科學技術的發展。可惜的是,戰國之后,手工業者由于社會地位低下,經濟上沒有大的實力,所以,已無能力研究與他們手工業有關的科學了,這樣,墨家及其傳統在后世沒有得到重視和發展。況且,墨家一直受到儒、道、法諸家的擯斥,在中國傳統文化演進中幾乎中斷、絕響。
三、中國傳統的科學研究方法阻礙了科學文化的發展。
近代西方科學的發展與他們科學的研究方法密不可分。西方科學注重分析,在研究一個具體事物或事物的某一局部時,總要把它從錯綜復雜的聯系中分離出來,獨立地考察它的實體和屬性。中國傳統科技則與西方科技截然相反,注重整體思維缺乏個體邏輯分析,是注重綜合,注重從整體上把握事物。
這一整體思維方式是以忽視部分乃至否認部分和部分之間的區別而強調由整體分解出部分、進而由整體的性質來決定部分的性質,這就必然要以思辯和直覺來維持。人們往往不通過邏輯推理的過程來看待自然界和自然現象,而是借助于直覺洞悉自然,而這種直覺往往與日常經驗或類比推理聯系在一起。一旦對自然現象提出的疑問與人們的直覺相悖,或者超出了人們所能直覺的范圍,這時人們往往就會否定這一疑問,而不是進一步加以研究。
這種整體性在中國的醫學、農學、天文學,甚至中國的邏輯學中,則表現出一種沒有經過邏輯分析的總體觀念。所以中國科學文化中對大自然的理論性認識是遠遠不夠的,中國古代科學一直也沒有形成完整的自然科學體系。中國傳統科學研究往往由于缺乏形式邏輯及其分析的研究必然帶有思辯性和猜測性,這顯然不利于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古代科學技術向近代科學技術的轉化。
四、中國科學研究重實用不重理論的特點阻礙了科學文化的發展。
科學的繁榮是應用技術和理論研究的共同興盛,近代西方科學的興起很大程度上與重大的科學理論被發現有關。能量守恒與轉換定律等三大理論的發現,揭起了近代西方科學大發展的序幕。但是中國的研究往往與生產、生活密切聯系,而進一步的理論則是無人問津。中國古代注重對人與社會的研究,忽視對人、社會以外的大自然的研究。儒家始終抱定一種堅定的態度,“認為只有人與人的社會才值得研究。”[5]道家甚至認為“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在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只有徹底地杜絕機械、機事、機心,才能使全社會還樸歸真。墨家雖然研究了大量的光學、力學、數學等問題,且這些工作大都是開創性的,但是,它也不重視對自然的一些普遍問題的研究,而注重的是社會上發生的實際問題,如技術問題,這就是說,它也沒有自己的自然哲學,即對自然界根本性問題進行研究的哲學。同時我國發達的兵、農、醫、藝四大實用科學傳統,都是為現實的政治倫理和社會生活服務的。如天文學的研究,歷代王朝都設立專官觀測天象,修改歷法,而歷法的制定和修改與皇權神授的政治目的相聯系,把天象作為社會人遷的重要征兆。科學著作基本上也是看到什么就記下什么,對看到的事可以想些什么就很少有人去探究了。農學著作主要是記述生產經驗,很少提出規律性的認識;天文學主要是記載觀測數據及觀測到的現象,對隱藏在現象背后的原因就不再追究,以至于哈雷慧星從春秋到清末被記錄31 次,但發現其出現平均周期的卻是十七世紀科學家哈雷;醫藥學也是經驗的匯編,缺乏自身的理論體系;而《齊民要術》、《夢溪筆談》、《天工開物》等重要著作都是百科全書式的實用科學著作,對科學理論卻極少涉及。
實用理性的知識趣味,決定了中國人對自然奧秘的探索,主要是來自于那些經驗的實用技術,以直接滿足日常生活和政治統治的需要,但是并不熱心于沒有“急功近利”的公理系統,以及僅僅為證明理論的科學實驗,這恐怕不能不說是中國近代科學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重要原因之一。重技術、輕理論的學術傳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國古代科學向高級形態的發展。
五、結語。
科學追求的是事物的根本道理,科學精神即自由探索的精神、理性的精神、追求真理獻身真理的精神、實事求是的精神、勇于批判和大膽創新的精神。西方近代科學精神賦予理性至上的權威,在科技方面表現為大膽假設,細心求證,而且科學發展重視以實驗為主,所謂科學實驗就是對假設理論進行檢驗。實驗的過程不但可以檢驗其正誤,往往還可能提升或推翻這個理論。正因為這些文化傳統,西方人士比較習慣大膽假設,小心論證,因而產生了許多重要的、革命性的成果。相反,中國科學的發展由于缺乏科學論證的態度而最終不能實現向現代科學的轉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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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地理條件 市場規模 技術進步 科學發展 經濟興起
李約瑟博士(Joseph Needham,1900—1995年)是英國人,中國科學技術史專家,宏篇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撰寫者。1943年,李約瑟任英國文化委員會駐華代表和英國駐華大使館科學參贊,在華工作的三年多期間,萌發了撰寫《中國科技史》的想法,提出了為什么中國古代科學技術處于世界領先地位而到近代卻落后了的問題。這一問題后來被稱為“李約瑟難題”。
李約瑟把問題的答案歸結為兩點:一是中國官僚封建制度對科學技術發展的阻礙,二是中國地理環境造成了這種情況。下面我們先介紹李約瑟的研究,并嘗試對“李約瑟難題”給予解答。
一、“李約瑟難題”和李約瑟本人的解答
李約瑟說:“西方人似乎通常認為中國是一個純粹的農業與藝術文明,其實不然。中國人對世界科學技術也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們在全世界首先發明了磁性指南針、炸藥、造紙術和印刷術,以及接種牛痘。他們是世界上最先認識到營養缺乏癥的國家,最先發明冶煉鑄鐵的國家。在他們的傳統藥物中,在今天仍有幾種具有巨大的價值和用處。”
李約瑟認為:中國人是有能力發展出世界一流的科學技術的。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是世界領先的,但是近代卻落后了。他認為近代中國科學技術落后的根本原因有兩點:
第一,在中國,大統一以后的封建制度是一種“官僚封建制度”,束縛了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在西方,從腓尼基人和希臘人早期的城邦(statecity)到現代城市,如安特衛普和里昂,西方的歷史根本離不開城市國家。而在中國和印度,根本沒有什么東西可以與之對應。與西方的城市國家即“城邦”或自由城市相比,中國古代的城市,主要是農業地區的中心,這些城市沒有與礦山或航行活動相聯系;沒有選舉的市長和高級市政官、市議員,其官員都由中央政府任命,也只對朝廷負責。這是中國文明與歐洲文明的根本不同。 古代中國在實現首次統一(可能指的是秦的統一)后,不是實行商業資本主義,而是實行“官僚封建制度”,官僚思想深刻地滲透到整個中國人的復雜思想中,甚至在民間傳說中,也充滿了這種思想。在西方,科學技術的興起與商業階級的興起相聯系。但在中國,商業階級從未獲得歐洲商人所獲得的那種權利。中國有許多短語,如“重農輕商”等,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導性政策。在中國,反對科技發展的阻力太大。而在歐洲,科技的發展卻能沖破這些阻力,取得現在的成就。
第二,中國所處的地理環境決定了上述情況的發生。 李約瑟問:“為什么在中國真正的封建主義并不存在?”他認為,答案可能與極其重要的水利網有關。歐洲沒有季風氣候,也沒有中國那些特別的河流與山脈,因此歐洲人不需要建造巨大的水利網。而中國人從很早的時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網,而且必須從整體治理,才能解決水患問題。水利網超出了任何一個封建領主的領地,所以就必須建立大一統的官僚封建國家。李約瑟從氣候、雨量、地理、經濟和社會環境等因素分析了中國文明不同于歐洲文明的原因,最后得出結論:“如果中國人有歐美的具體環境,而不是處于一個廣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斷,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叢林,東面是寬廣的海洋的這樣一個地區,那情況將會完全不同。我將大膽斷言,情況將完全改變。那將是中國人,而不是歐洲人發明科學技術和資本主義。歷史上偉大人物的名字將是中國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頓和哈維等人的名字。”李約瑟甚至說,如果那樣,將是歐洲人學習中國的象形文字,以便學習科學技術,而不是中國人學習西方的按字母順序排列的語言。
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的高度評價,使李約瑟贏得了大部分中國人的敬重。許多中國人認為,李約瑟把中國古代輝煌的文明重新發掘了出來。他提出的“李約瑟問難題”,也吸引了中國學者的廣泛注意。但是絕大多數學者對李約瑟的解答并不滿意(如果滿意,也就沒有所謂“李約瑟難題”了),仍然有許多人致力于這一問題的研究。不過直至現在,中國學者的解答并不比李約瑟本人的答案有多大進展。在筆者看來,在解答問題之前,首先要弄清需要解答的問題“是什么”,只有正確地提出了問題,才能準確地解答問題。
二、李約瑟問題的準確表述
李約瑟并沒有把所謂的“李約瑟難題”表述清楚。
有人把這一問題表述為,“古代中國科學技術一直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為什么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
另有人把這一問題表述為,“為什么近代科學產生于西歐而不是中國、印度等文明古國?”
還有人把這一問題表述為,“為什么古代中國應用技術發達,但卻沒有創立出理論科學?”
這幾種表述看起來似乎差別不大,但它們的側重點顯著不同,這就導致不同的探測方向。第一種表述首先確認“古代中國科學技術一直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只是對中國沒有象西歐一樣“發展出近代科學”感到奇怪。按照這一表述,既然中國科學技術前期發達而近代落后,那么我們就應當在近代中國的特殊情況中尋找落后的原因。第二種表述的前提大不相同,它認識到,不只是中國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甚至比中國更早進入文明社會的印度、埃及、巴比倫等文明古國(所在的地域),也都沒有產生近代科學。既然文明古國都沒有產生近代科學,那就說明文明古國陷于落后狀態具有普遍性,西歐后來居上產生了近代科學,說明西歐科學技術的發展具有特殊性。如果要尋找近代科學產生的原因,那就必須研究西歐的特殊情況。第三種表述看到,古代中國令人矚目的成就主要在“應用技術”方面,而在理論科學的歸納和創新上卻幾乎沒有什么成就,例如邏輯上的三段論推理和探求因果關系四法等簡單的理論成果都沒有歸納出來。這一看法區分了“應用技術”和“理論科學”,引導人們探討中國何以缺乏理論歸納成果的問題。
歷史事實是,中國和其它文明古國都出現了許多簡單的應用技術(但無法比較誰處于領先地位),近代生產技術的重大突破(例如蒸汽機)出現在西歐,近論科學也在西歐建立和發展起來,是西歐的經濟成就和社會發展都遠遠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對于這些現象,人們頭腦中的問題可以歸結為:
1、文明古國為什么只出現一些簡單的應用技術?
2、生產技術的重大突破何以出現在西歐?
3、理論科學何以都被歐洲人總結歸納出來?
闡明這些現象產生的原因,也就解答了所謂的“李約瑟難題”。
三、文明古國為什么只出現了簡單的應用技術?
根據“經濟人行為原理”,利益追求是人類行為的永恒動機,發明創造活動也是如此,只有那些預期收益顯然高于預期成本的發明項目,才會有人花費時間和精力去進行研制。人類發明計時鐘的過程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原理。
15世紀時,為確定遠洋航行中輪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測算經度,而測算經度需要精確的計時鐘。為發明計時鐘,西班牙、荷蘭、英國都宣布給予巨額懸賞。但直到18世紀,英國的哈里森幾乎耗費了半生精力才完成計時鐘的研制,獲得了這筆賞金。現在看來,即使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然患病死亡,計時鐘也會被其他人發明出來,因為高額賞金是刺激人們進行研制的基本動力。如果沒有賞金,發明人因成果被人仿制,所獲收益就會大大低于他所付出的代價,所以就不會去進行這種研制。仿制別人的發明成果具有一種“白搭車”的利益。受“白搭車”利益的刺激,人們都想等待別人發明出來之后直接進行仿制,所以社會只可能出現一些像魯班發明鋸子那樣的幾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簡單的或偶然性的發明創造。
高額賞金是刺激發明創造的好辦法。但政府懸賞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緊迫的項目,事事都靠政府懸賞是不現實的,于是對發明創造活動給予經常性刺激的專利制度被人類發明出來了。假如沒有賞金和專利制度的保護,許多發明創造項目的預期收益是遠遠低于預期成本的,因而根本不會有人去進行研制。由于古代中國沒有形成保護發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現的發明創造大都具有簡單和偶然的性質。
四、技術突破受制于市場
不過,西歐一系列技術突破出現時,專利制度還沒有形成,所以技術突破并不是專利制度刺激的結果。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闡明,西歐生產技術的突破來自生產中精細的分工,分工來自生產規模擴大,而生產規模擴大則是人們利用市場興起所造成的盈利機會的結果。
中世紀前期的西歐,大部分地區還是人口稀少的廣袤的荒野。中心地區人口的自然增長導致邊遠地區的開墾。西歐小范圍內氣候差異大,新區之間以及新老地區之間生產了不同的產品,引起對交換的需求,于是在地區內和地區間首先形成了小范圍的商品交換市場;廣泛的水陸運輸運費低廉,糧食、木材、羊毛、咸魚、酒類等基本產品(低值笨重貨物)也能夠承受遠距離的運輸費用,逐漸形成了輻射范圍廣闊的大市場。市場擴大刺激了制造業的發展。靠近市場地區信息靈通,人們根據市場需求及時調整生產,逐步形成了專業化的生產中心。制造業的專業化刺激了生產中的分工。羊毛織品是當時西歐主要的制造品,其制造過程可以分解為許多細小的工序,精細的分工使人們只需要重復簡單的操作,簡單的操作“將人們天生的發明欲集中在 有限的一些難題上”,促使人們考慮用機械代替手工,用自然力(水力和風力)代替人力和畜力。發明那些從事簡單操作的機械,研制成本大大降低,而創新收益則因產品具有廣闊的銷路而十分可觀,吸引不少人進行研制,于是西歐出現了一系列技術突破。這樣,輻射范圍廣闊的市場既通過生產中精細的分工間接降低了技術創新的成本,又因大量銷售產品而直接提高了創新收益。沒有市場發展帶來的技術創新收益的提高,是不可能出現生產技術突破的。
五、中國商品市場對生產技術的制約
長期以來,中國市場一直沒有發展到帶動生產規模擴大的程度,因而并沒有引起精細的分工,制造業還必須進行復雜的手工操作。直接研制和發明那些進行復雜操作的機械裝置難度很大,發明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加上沒有利用市場獲利的前景,預期收益顯然大大低于預期成本,所以根本不會有人去從事研制,于是生產技術就陷于停滯狀態。可見,中國生產技術長期未出現突破,根本原因就在于市場長期不發展。
喜歡追根究底的讀者會問,中國市場為何長期不發展呢?
不少人把中國商品經濟長期不發展歸咎于小農傳統觀念的影響、儒家保守思想的禁錮以及歷代統治者的重農抑商政策。其實,小農觀念、儒家思想和抑商政策都產生于社會經濟生活,用它們來解釋市場發展的狀況正好顛倒了其中的因果關系。根據“經濟人行為原理”,中國商品市場長期不發展,也應當是人們在特定資源環境下“合理選擇”的結果。
中國文明本部黃河流域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等溫線、等降水量線都是東西方向。從現今陜甘交界向東一直走到山東半島大致1500公里范圍內,所經各地的氣溫和降水都相同,所以基本產品相同,沒有交換必要;雖說南北方向氣候差異較大,引起基本產品差異較大,但南北方向沒有天然河道可供通航,陸路運費又太高,南北之間不同的產品無法實現交換。由陸路運輸形成的農產品市場,輻射范圍不超過10公里。農民把產品運到有差異的地區交換自己所需要的產品,比自己直接生產它們花費的代價更高,農民的“合理選擇”只能是調整產品結構來滿足需求,于是社會就長期維持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狀態。在古代中國的自然地理和交通條件下,任何兩地農、林、牧、漁等基本產品(低值笨重貨物)生產成本的差額,都抵償不了兩地之間的運輸費用,所以中國不可能自發形成大規模的基本物品的交易市場。
從經濟上看,能夠承受遠距離運輸費用的商品是有限的。黃金、珠寶等貴重物品當然能夠承受遠距離的運費。除黃金、珠寶等貴重物品外,中國古代市場上交易的物品還有瓷器、絲綢、香料、茶葉等本身價值不高但產地有限的特殊物品,但由于運輸費用很高,它們到達最終消費地時都成了普通百姓消費不起的“奢侈品”,所以對市場發展的刺激作用并不大。在中國,也許只有經銷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鹽、鐵這兩種商品才有利可圖,但從春秋戰國時代起國家就逐漸壟斷了鹽鐵的經營,對私自經銷鹽鐵者要進行嚴厲制裁。由于經銷基本產品難以致富,所以商人只能依靠行奸弄巧或者販賣違禁物品發財,結果“奸商”和“私販”幾乎成了中國商人的代名詞。在統治者看來,商人對社會的積極作用還抵償不了他們對社會造成的危害(商業稅收不能補償管理費用),所以直到時代,國家仍然采取重農抑商政策。抑商政策當然會對市場發展更為不利。但由于上面已分析的原因,即使沒有抑商政策,中國市場也不可能自發發展起來。
六、技術發明與理論科學
在英語中,“科學”和“技術”完全是兩個概念,技術是指實用技術、應用技術,它能夠直接應用于生產,創造出新的產品或者提高勞動生產率,簡單地說就是能夠直接獲得利益,科學則不同,它是人們認識世界的產物,所以往往稱為“科學發現”,在形式上主要表現為理論的東西。科學和技術的關系頗為復雜。有的科學發現(理論)容易轉化成應用技術,使人獲得具體利益,例如科法拉第發現并歸納出電磁感應定律,這屬于科學(發現)。當人們利用這一定律制造出發電機和電動機時,科學就轉化為技術,直接應用于生產造福于人類了。有的科學雖然不能直接轉化為技術,但對基本生產活動可以作出指導性貢獻,例如牛頓的力學定律;還有的科學則不容易轉化為應用技術或者根本不能服務生產,例如四色原理的證明、費爾馬定理的證明、哥德巴赫猜想的論證等,它們與應用技術相差很遠,很難把它們應用到生產中創造財富。
歐洲科學興起的歷史表明,理論科學是由技術發展推動的。如果技術發展沒有提出需要給予理論解答的問題,也就根本不會有理論科學的出現。關鍵問題在于,既然理論科學并不直接服務于生產,不能使理論發現和創新者獲得利益,何以會有人去從事理論研究呢?
大多數情況下,基本原理的歸納者都是實踐者,他們需要在實踐中應用理論,這就使他們直接獲得了收益。但復雜、高深的理論卻不能由實踐者發現和提出,往往來自于大學任教的學者或國家的研究機構,因為這些高深、復雜的理論無法直接獲得利益,所以也只能夠由國家資助。
古代中國沒有創造出理論科學,道理可以從兩個方面去理解。從容易轉化為生產技術的理論科學上說,中國市場發展(更正確些說是不發展)的狀況制約了生產規模的擴大和操作中的分工,導致生產技術陷于停滯,根本提不出需要解決的理論問題。從這一方面說,中國人沒有創立理論科學,實在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從無法轉化為生產技術的復雜、高深的理論創新來說,它們都建立在對基本原理進行科學歸納的基礎上。中國在理論創新上沒有多大貢獻,是因為沒有人去進行基本原理的歸納;之所以沒有人去進行歸納,是由于長期停滯于自給自足狀態的經濟生活沒有產生出對科學原理進行理論歸納的“需求”。邏輯上的三段論和探求因果關系四法(求同法、求異法、共變法、剩余法)都是如此。中國人也早已使用這些方法進行推理,探求事物的因果關系。之所以沒有人對其進行歸納,是因為這種歸納對當時的中國社會沒有作用——不但終生活動在幾公里范圍內的農民不需要它們,而且統治國家的軍政官僚和文人學者也都不需要它們,所以歸納出來寫成書也沒有人看,寫書人將得不到任何補償,所以沒有人進行歸納就是沒有人去做對人對己都無用的工作。這一歸納工作之所以由英國哲學家穆勒完成,是由于英國經濟生活的發展已經產生出對這些方法進行總結歸納的“需求”,為滿足社會需求而進行的這一歸納工作也能夠使個人獲得實際利益。
可以認為,中國歷史上理論創新成果很少,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生活沒有為中國人的創新精神創造出獲利的空間。
七、李約瑟評價
許多中國人以為李約瑟在“科學技術史”學界占有很高地位,其實不然,即使在他的母校英國劍橋大學,他也不具有多高的學術地位。可以認為,中國人推崇李約瑟博士,不是由于他在學術上的造詣,而是由于他對中國人的感情。
作為把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成就介紹給全世界的“科學技術史專家”,李約瑟博士理所當然地贏得了中國人的愛戴和尊敬。但是他關于“古代中國科學技術一直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的論斷,他把“科學”和“技術”混為一談的做法,他關于近代科學技術落后原因的探討,都表明他根本不懂得科學技術發展的原理。
首先,關于中國科學技術領先于世界的說法,完全是李約瑟博士的主觀臆斷。如前所述,一般應用技術的發現和發明具有偶然性,所以根本無法比較誰先進誰落后。從理論科學說,古希臘的歐幾里德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創立了平面幾何的公理體系,用邏輯方法推導出幾何學大廈。初學幾何的人往往瞧不起“兩點之間線段最短”這樣的道理,因為這樣的道理不僅童叟皆知,而且連狗都知道(跑近路),所以關鍵問題并不在于知道不知道一些道理,而在于能不能把它用理論科學的形式歸納出來。直至19世紀人們才認識到到,任何科學都必須建立在公理體系的基礎上,人們因而更感到歐幾里德的偉大。古代中國根本不存在理論科學,怎么能夠硬說“古代中國科學技術領先于世界”呢?
李約瑟之所以認為“古代中國科學技術領先于世界”,也許正與他不能把“科學”和“技術”嚴格區分有關。由于古代中國并不存在真正的“科學”(這一說法往往使過分推崇中華文明的人難以接受),所以近代以來的翻譯家就把科學和技術連帶統稱為“科學技術”,導致許多中國人把“科學”和“技術”混同理解,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李約瑟博士是英國人,把英語中差別很大的兩個概念混同理解,則是難以原諒的。
其次,李約瑟解答“難題”的方向,與問題本身的提法也自相矛盾,違背了最起碼的邏輯。他提出問題前提是,古代中國科學技術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只是在近代(15世紀以后)才落后了。既然古代中國近代科學技術處于世界領先地位,那就不能到形成古代社會的情況中探討原因。但是李約瑟(的回答)卻正好立足于遙遠的古代,他把原因追溯到中國古代的官僚政治,這一制度至遲在公元前221年就已經形成了。他在探討形成官僚政治的原因時,又談到了中國地理環境導致的治理水患的必要,這一探討實際上又追溯到大禹治水時代。就地理環境來說,它從中華民族誕生時起就一直在起作用。既然它們能夠促使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居于世界領先地位”,那就根本不可能用它們解釋近中國代科學技術的落后。
李約瑟關于中國建立水利網的材料及其分析,最早見于19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向英國政府的報告,這一材料和分析與歷史事實相差很遠。中國文明本部的黃河流域,農業基本上靠天然降雨,從來就沒有修建抗旱水利網。按照材料中治理水患的說法,都是指在洪澇災害發生時組織人力疏通洪水使之流入大海(大禹治水),但黃河泥沙含量大,下游經常淤積改道,直至現在也沒有形成水利網,治理水患與中國統一政權的建立根本沒有關系,用它解釋中國統一政權的建立甚至沒有道理。
最后,李約瑟所談到的中國近代科學技術落后的兩個原因,在邏輯上根本不能并列。按照他的看法,官僚制度的阻礙應是直接原因,而地理條件則是形成官僚制度的原因,所以可以看作是科學技術落后的根本原因。李約瑟把它們并列為兩個原因,邏輯上陷于的混亂。
[關鍵詞]玻璃;陶瓷;信息;“李約瑟難題”
一、西方玻璃與中國陶瓷
西方玻璃技術有著悠久的傳統。國際考古界逐漸確認了公元前20—15世紀,古巴比倫和古埃及為世界玻璃制造的發源地,公元1—4世紀羅馬時的吹制玻璃器皿已很完美。顯然中國是陶瓷大國,中國瓷器發展經歷三次飛躍。中國古代玻璃無論相對瓷器還是相對西方玻璃都處于弱勢地位或從屬地位。
一定意義上,玻璃儀器在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中有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沒有玻璃的生產與使用就沒有近代科學技術革命。我們知道,西方丹家及煉金術士很早就在實驗室中普遍使用玻璃儀器,顯微鏡發明的事實使人類的眼界走入微觀世界,它的發明對生物學發展的作用不可替代。望遠鏡的發明有革命性意義。“日心說”的勝利歸功于伽利略的直接明證,而他的證據的取得就在于自1609年后他首先使用望遠鏡對天體加以觀測研究。伽利略的觀測結果使哥白尼的理論得到同代人的認可,如,開普勒將哥白尼的圓周運動改為橢圓軌道后提出行星運動三定律,接著牛頓在此基礎上將天上的運動和地上的運動統一于數學公式,完成了《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
二、玻璃與陶瓷中的信息、文化世界
在玻璃與陶瓷的生產和使用及其不同作用中,筆者以為,生動地體現著西方與中國的兩類不同的信息、文化傳統。
從信息論角度說,人與其工具系統存在著“全息統一、相協進化”的關系。因為人類越來越依賴于進化著的體外的物化工具的中介而展開、來完成,在新的心理和行為活動的方式的進化中集中體現著新的物化工具的進化水平,而在新的物化工具水平上也直接凝結著新的心理和行為活動方式的進化。這也正如先生所說,中國的文化就像陶器一樣,中國陶瓷作為“體外的物化工具”就是從華夏大地上生長出的有代表性中國文化,同時,陶瓷反過來又塑造著中國文化。
因為,從認識論看,人,作為一個高級的智能系統必然要面對的一個基本問題是“怎樣把外部世界存在的客體信息轉變成為知識(認知)”。而顯然正是“信息”在多重意義、層次和尺度上構成了人的認識發生和過程展開的中介環節,或者說,“信息”是認識構成一個現實的過程的主客體之間的“中介”。
我們同樣認為,人類的信息認識活動有其共同的特征和普遍規律,但世界上每個國家、每個民族乃至每個人都自有其特點。這是由于同一信息可以在不同的載體中傳遞,而人的感官功能的特異化,恰恰可以對自身統一的混沌客體的不同方面的特征進行相對于某一感官的抽取;這種抽取產生的固然是對客體某一方面特征的映象,但是,它卻是依賴于感官結構的相對映象。這個相對映象具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感知對象的哪一方面的特征依賴于特定的感官結構,如眼睛看不到氣味,耳朵聽不到顏色;二是就某一感官映象的狀況來看,它也不能不受到產生這一感覺映象的感官結構的限制,如人的視覺不同于青蛙和貓頭鷹的視覺,有色盲的人的視覺也不同于正常人的視覺。由于主體的這種參照系作用,客體的映象是在主體狀態對客體信息的整合和規范下在主體中建構出來的,主體對這個建構出來的客體映象并不是一個純粹外在的觀察者,而是一個直接內在的建構者。所以,我們創造的世界既是真實世界的“影子”,也是我們的“特定”精神世界的“影子”。
通常的共識,我們中國人所把握的特定世界的特征,如表現在文化方面,中國文化是人的文化,西方文化是物的文化;中國文化是內省的文化,西方文化是外求的文化;中國文化是重情的文化,西方文化是重理的文化;中國文化注重直覺體驗,西方文化注重邏輯分析等等。顯然,一定意義上,體現了中國陶瓷中的信息、文化世界與玻璃中的信息、文化世界的區別。陶瓷中的信息、文化世界更注重“悟”、“內省”與“心智”的力量,它更多地表現為真實世界的多級間接存在的信息、文化世界。而西方玻璃中的世界更是一個注重視覺影像、眼睛觀看的一個外向的、透明的信息文化世界。
應當說明,一方面,眼睛并不是單獨工作的,而是作為復雜的有機體的一個部分工作的,眼睛看什么、怎么看,都受整個身心系統的制約;另一方面,眼睛只是人的感官的一種,除了視覺,人類還可以利用聽覺、嗅覺、觸覺和味覺等來感知外在世界。但是,視覺,作為一種特殊的思維方式和一種特殊的表達方式,在人類的認知方面則具有特別重要和特殊的意義。人對視覺的依賴感是很強的,正如“視覺思維”研究開創者魯道夫·阿恩海姆所說:“視覺是人類活動中最有效的感官。”因為,在人類所有的認識器官中,眼睛最敏捷,人腦獲取信息,來自它的信息比例最大。如此,通過具體的有所側重的信息活動方式,或者視覺中的影像信息、文化的分析,我們就可以探悉認知主體是如何思考與理解世界的。這正顯示了不同國家、民族乃至每個人的不同的信息、文化特征。
三、信息度與“李約瑟難題”
“李約瑟難題”的一般表述是:為什么近代科學,關于自然界假說的數學化及其相關的先進技術,只是輝煌而短暫地興起于伽利略時代的歐洲?對“李約瑟難題”,李約瑟本人的“破解”是因為中國是“官僚體制”,歐洲是“貴族式封建體制”。我國學者對于“李約瑟難題”的研究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筆者以為,李約瑟本人的回答可以說是一種“政治決定論”,與此相似的還有“科舉制和激勵結構論”等。用思維方式和思維發展的不同特征與不同方向予以解答“李約瑟難題”是可以接受的,但這是一個宏觀的視角,還沒有回答思維方式和思維發展的不同特征與不同方向之所以發生的根源,從而以更微觀視角分析這種現象。在筆者看來,科學技術可以視為一種信息、文化現象。它是把握、創造和實現信息、文化的過程,而就科學技術表現為精神產品和物質產品的方面來看,它是人所創造的信息、文化的實現了的形態。在科學技術中,創造和實現信息、文化的過程和這一過程所達到的結果直接地統一著,人的心理和行為的過程和這一過程的產物直接統一著。因此,從信息、文化的不同傳統來回答“李約瑟難題”是一個有效的思路,而人的心理和行為的活動方式與其賴以展開和完成的物化工具之間存在著復雜的、必然的相互作用、影響與規定,所以,我們選擇有代表性的中國陶瓷與西方玻璃作為實例分析是問題破解的一個突破口。
從現象上說,玻璃儀器在近代科學革命扮演著至關重要的重要角色。中國古代雖然也存在玻璃業,但它的發展及影響可以到忽略不記的地步。顯然,中國是陶瓷、冶金大國,所以,中國古代丹家主要使用陶瓷和金屬器具。中國古代丹家不研究氣體及對液體反應研究不多,無疑都和使用器具的不透明性有很大關系,這使我們不能像西方人一樣利用玻璃的透明性直接用眼睛觀看物質反應、變化的現象,進而錯過了許多發現的機會,消弱了中國古代化學的成就。因此,可以認為,玻璃技術的落后使中國化學的發展受到了嚴重制約,而這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礙了中國古代化學向近代的演進。同樣,在天文觀測和生物觀察上,由于玻璃儀器發明的欠缺也不能作出相應的重大發現。所以,僅從儀器工具的角度看,這在技術條件上使中國失去了發生近代科學革命的可能性。
我們知道,科學是一個探尋知識信息的系統,而探尋知識信息的途徑必需依靠科學方法。只有通過科學研究所獲取的結果才能成為一個知識體系,科學的方法是統一規范的,可重復的。陶瓷中的信息、文化特征是一種崇尚悟性的文化,所以,與中國傳統文化相關的東西,多是說不清楚、道不明白,也不能模仿的東西。如果沒有先天的智慧和悟性,一般是不可能取得多大成就的。例如中醫,文學,哲學,戲曲等等。講求悟性,不注意尋求方法論,往往不善于對方法進行積累和簡單化。而任何知識信息如果沒有方法論,如果沒有對知識信息進行總結、歸納,一般人就很難進入這個領域,即使進入了也要“從新”開始,這本身就影響了知識信息的繼續積累更新和發展進化。
在筆者看來,中國近代科學技術落后的一個根本原因還在于方法論上不注重眼睛的觀察,不重視視覺影像信息。這里,可以由我們引以為豪的、世界上最古老的至今仍在使用的漢字進行說明。古老的漢字更多的反映了再生的影像信息世界。然而,這種所謂可直接“視讀”的再生的影像信息世界,所視之世界更多的非著眼于描摹客觀事物。因為,象形之像,不求形似,而求神似,是直覺、主觀體驗。雖然,一方面,可以說每個象形字包含著極其豐富的創造性思維信息,但是,它更多地表現為真實世界的多級間接存在的文化信息世界,而我們不能不承認這更多的是對自然的、客觀事物的神秘想象。相反,玻璃中的視覺信息世界是一種近乎“直接”的思維,它根據對事物的生動視覺印象,“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質和規律。
近代科學技術結構的形成與發展的一個重要社會條件是社會結構由封閉型向開放型的轉化。然而,不透明的陶瓷,一定程度上“封閉”了中國人的視野,而把中國人神秘想象力發揮到極致,形成了一個封閉的、內向的世界意識;而西方人借著玻璃的敞亮把其世界向外穿越,形成了一個開放、擴張的世界意識。
以上的事實不能不讓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不透明的中國陶瓷及其相生的信息、文化傳統使中國人困頓于對自然的神秘想象,而西方人卻借著玻璃的敞亮開創出近代科學技術的輝煌,實現了近代科學技術的革命。
關鍵詞:設計藝術;科學技術;平衡;統一
Abstract:Design of intelligent human activity, art and technology are two important features of design, in the design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art and scientific technology has been around the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design,art history, every new style will bring to design new inspiration, human history every time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ll bring to design the new leap;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civilization,culture and art level is endowed with new connotation ofdesign. People's spiritual needs and material needs ofdesign art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fy, designers in the design work should clearly recognize, art and technology design is a dynamic process of change,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any art and technology separation or art and technology the inappropriate combination will cause the fundamental failure designtherefore, the designer should design analysis ofrelationship between art and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explore the variation between the two,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times, the dynamic balance of true art and technology design, design a real social need design works.
Keywords: design a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lance;unity
中圖分類號:TB21 文獻標識碼:A
人類原始時期、手工藝時期、現代工業化時期因生產力水平不同,設計表現出明顯的差異;為適應社會生產力需要,設計要不斷的變化發展,藝術與技術為適應設計時代要求,也在不斷尋求二者之間平衡關系。
一、人類早期“實用性”設計
從廣義上講設計是人類一切生物性和社會性的原創性活動,設計是人類的智能性活動,當人類產生以后為了生存便有意識有目的進行加工活動,由此設計便產生了,在設計萌芽階段,以石器為代表的原始設計階段,在此時期石器是最主要的工具,石器設計是原始設計最主要的設計內容,生產工具的設計創造對早期人類由猿向真正人的轉變具有決定性意義,生產工具的創造提高了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在人類造物活動的初始時期,人類智慧性活動完全是為了生存的需要,這個時期“實用性”是設計的主導傾向。
二、手工藝時期技術與藝術完美結合
在新石器時代長期積累的基礎上,人類完成了第二次社會大分工,手工業成為獨立的行業,手工工匠專心于器具的制作,建筑、手工藝、服飾等專業、獨立的行業性設計逐漸出現和發展完善起來,創造了輝煌的手工業文明。在手工設計階段,手工制作中設計與生產是密不可分的,設計者在富于藝術構思的同事也精通材料和技術,因此手工業時代是技術與藝術完美結合,造就了傳統設計的輝煌。在這個時期設計師不僅是技術人才同時又是藝術家,設計作品不僅是技術材料的體現,更是一件完美的藝術品。在這一時期,古代埃及、古代兩河流域、古代希臘和羅馬、古代中國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但是手工業時代的設計最重要的特征是對金屬材料的運用,以及純粹依靠手工工藝的生產過程。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封閉性、穩定性、保守性也造成了手工藝設計的完整性和延續性的突出特點。
三、工業化時期設計藝術與科學技術之間變化關系
進入工業化時期,科技的進步,生產方式的改變,打破是傳統手工設計中藝術與技術結合模式,該時期藝術與技術之間變化關系主要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藝術與技術逐漸分離階段;第二階段是藝術與技術矛盾時期;第三階段是探索設計藝術與科學技術新的統一。
1.藝術與技術逐漸分離: 隨著工業化時代的發展,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不斷的發展和完善,科學觀念滲透在技術領域,技術知識逐漸走向理性分析階段,與藝術感性思維產生距離;而該階段藝術的概念也在開始強調藝術類的精神屬性,藝術也逐漸與使用的概念和技術的概念產生分離。18世紀初期荷加斯的著作《美的解析》為最早的設計理論專著,荷加斯分析了以線條為特征的視覺美和以使用性為特征的理性美,認為使用的理性美是以最大限度地滿足使用者的使用需要為目的。18世紀藝術家巴托把藝術分為實用藝術,美得藝術,以及一些結合了美與功利的藝術;伴隨著美術感念的出現,產生了大美術和小美術的區別,由此混為一體的技術與藝術才略有了區別。1750年德國哲學家、美學家鮑姆嘉通創立了“美學”使的藝術與技術分離更加明顯;在西方18世紀中期哲學家黑格爾否認使用藝術作為藝術的特征,并且當時許多藝術家認為美的藝術高貴于使用藝術,由此許多藝術家不愿涉足于使用藝術領域,出現技術家不在干涉藝術,藝術家不再關心生產生活,最終導致藝術與技術的分離。
2.設計產品中藝術與技術矛盾時期:工業革命之后科學技術為人們的生產生活帶來巨大的變化,人們在享受科學技術帶來好處的同時,技術與藝術分離似乎更加明顯,在產品中集中反映了藝術與技術之間的矛盾,雖然工業革命帶來新技術、新材料和新的上產方式,卻沒有給設計帶來適合的新藝術可供借鑒,于是導致了新問題的出現:與手工生產相比,機器的批量生產帶來產品藝術質量的急劇下降和消費者藝術品位的降低。1851年英國水晶宮博覽會作為世界工業化時代的重要標志,同時也暴露出設計的嚴重不足。人們在使用工業產品的同時,審美趣味卻停留在古典裝飾風格之中,促使設計師在工業產品上裝飾古典風格樣式,導致藝術與技術的嚴重不協調,如何處理藝術與技術之間分離帶來的缺陷成為設計師,藝術家,理論家開始考慮的時代問題。從而設計作為技術與藝術的結合的時代即將到來。因而水晶宮博覽會所展示的成就和暴露的問題成為工業設計理論和實踐起始點——英國工藝美術運動的直接原因。
3.探索設計藝術與科學技術的新統一:1、工藝美術運動主張藝術與技術的結合的原則,它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由莫里斯倡導的在英國掀起的影響深遠的設計運動,該運動主張藝術與技術的結合,要求美術家從事產品設計反對純藝術,該運動的本質是通過藝術與技術的結合來改造社會并建立起以手工業為主導的生產模式。工藝美術運動雖然有他的局限性,但它喚醒了人們對設計的重視,探索了藝術與技術的結合以及設計與藝術的倫理道德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前瞻性工作, 打開了現代設計的大門,在之后的設計發展中,設計藝術與技術之間不斷的尋求新的平衡。2、新藝術運動雖然不怎么反對機器生產,積極探索適應現代工業技術的藝術裝飾,但是由于藝術裝飾過于復雜,所以該設計風格并不適應現代工業批量生產,設計藝術與技術之間并沒有實現統一;3、裝飾藝術”運動幾乎與現代主義設計運動同期誕生,具有手工藝和工業化的雙重特點,在設計上采取折衷主義立場,由于它考慮到了人們對產品形式的多樣化需求和對精美手工制作的熱愛,還部分照顧到了批量化生產的要求,所以在短期內風靡一時。然而,以當時尚顯稚嫩的工業技術水平,要讓大機器批量生產的產品兼具手工之美實非易事,能同時滿足這兩方面的條件的產品設計少之又少,因而,“裝飾藝術”運動經過短暫的流行后很快銷聲匿跡。無論是英國的“工藝美術”運動,還是歐美的“新藝術”運動、“裝飾藝術”運動,都顯然不是解決問題的最有效辦法,它們的中心是逃避乃至反對工業技術,反對工業化,反對現代工業文明。而且以上三個設計運動在藝術上借鑒的都是繁雜細密的傳統裝飾。但是,大工業生產初期的技術水平和批量化的生產方式顯然無法完成產品的這種藝術追求。與手工技術相比,大工業生產技術無疑是一種進步,問題在于找到能與這種先進的大工業生產技術相匹配的藝術加以整合,創造出能代表大機器時代的優良的設計。4、人們希望在保持物質進步的同時,也能享受機械所帶來的精神愉悅。如何掌握機械的藝術潛能,探詢的目光投向了最具活力的現代藝術。大工業技術與現代藝術中的客觀化趨勢相結合,直接促成了一場現代設計史上最具影響力的現代主義設計運動。現代主義風格的確立,是現代工業技術與藝術走向結合的必然結果,現代設計的本質是按照美的規律為人造物,藝術與技術的辯證統一關系是現代設計師們的基本設計理念,但是,設計中技術與藝術的平衡永遠只能是一種動態的平衡,技術在不斷發展,人的精神需要也是復雜多樣化的,當技術的發展為這種多樣化的需求提供了實現的條件后,設計也就從以現代主義為主而走向了多元化。
結束語
且不管何種形式、風格、流派都是圍繞著藝術與技術之間相互關系中進行和開展的。如在以上設計幾種主要風格中,每一種風格的盛行都顯露出了藝術與技術之間微妙的關系。設計是技術與藝術的綜合,在設計中,技術和藝術是矛盾的統一體,兩者完美結合,造就優良的設計;當設計中的技術與藝術達到動態的平衡時,設計表現為一種較為穩定的風格。技術在革新發展,藝術在不斷變化,設計也就呈現出不同的面目;數字化時代藝術與技術的統一關系呈現動態變化的特征,需要重新思考定位。新時代背景下,雖然有人性化設計、綠色設計、可持續發展設計等不同價值取向,但設計仍然以藝術與科學技術為實現手段,藝術與技術的統一關系在新的時代依舊存在并更加緊密,而技術與藝術的內涵也更加豐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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