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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德育思想的目標
孔子對圣人和賢人有著很高的贊譽，認為所教育出來的人，應該具有圣人的人格，這種人必須有剛強的意志，注重自己的人格和道德修養，肩扛國家大任，關心百姓疾苦，居廟堂之上能“修己安百姓”，處江湖之遠，能夠“見賢思齊，見不賢自省”。并且具有博愛的精神，遵守一切禮制，遇難時能夠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培養出一個“忠信孝廉仁義禮智”全都具備的“內圣外王”的形象。但“圣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常人與圣人相差甚遠，則退而求其次。君子形象就成了儒家教育的現實目標。
要想達到君子這一形象。無外乎內在的“仁”和外在的“禮”這兩方面。子日：“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這三者代表的分別是情感、理智和意志，所以，要想達到孔子所期望的君子形象，首先內在品格需要做到這三點，即：要有健全明晰的理智，愛憎分明的情感，勇敢堅強的意志。
對于君子的內在品格，孔子依據于“仁”，那么君子的外在形象自然是依托于“禮”。“約之以禮”是以“禮”為外在形式。換句話說就是“仁”所包含的君子所有的內在品格要通過“禮”來具體表現，君子的行為必須要符合禮度。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不僅在行為舉止方面。在一些儀式和衣著上也有嚴格的規定.舉手投足間必須按照“禮”的原則。
二、儒家德育思想的主要內容
儒家的道德教育，是以“孝”為基礎，以“仁”為核心觀念，以“禮”為制約和指導人們行為的規范。
（一）仁
“仁”是儒家道德教育的核心，“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進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雍也》）；“泛愛眾，而親仁。”（《論語?學而》）由此可見孔子要人人都懷有愛人之心，是一種博大的同情心。有仁德的人會用愛心去對待他人，既自愛又愛人，既自尊又尊人。“仁”是一種寬容的精神。孟子在這方面工作也做得很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君子之于物也，愛人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把仁愛的精神，由愛自己的親人推廣到愛周圍的人，愛所有的人。如果把“仁”上升到社會的角度。那么它就是社會的最高準則，孔子認為統治者都有“天下歸仁”的理想愿望，要實現這一愿望，必須要明白和遵循“民興于人”的原則。
（二）禮
儒家中“禮”的地位亦是非常重要。其范圍跨度非常廣，小到日常禮儀和行為規范，大到規章制度和倫理綱常，孔子生活在一個禮崩樂壞的動蕩時期。所以強烈要求推崇禮制，他的一生都在為恢復禮制奔波忙碌，雖是恢復，實則是建立一個新的禮樂制度。子日：“不學禮，無以立。”由此可見，孔子認為禮是人們的立足之本，在日常生活中，人民要時刻注意自己的言談舉止，注意自己的形象。具體該怎樣做呢？“顏淵問其目，子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孑L子非常巧妙地根據“仁”和“禮”的關系。用“仁”來回答“禮”的問題。儒家所倡導的“禮”包含形式和本質兩方面，禮的形式起著一個規范和制約的作用，而“禮”的本質，則是人內心的需求和欲望。用“禮”的外在形式來控制和調節其本質中的欲望。這是劃分“禮”和“非禮”的一個界限，表現出來就是勿視、勿聽、勿言和勿動。“禮”被看作是所有品德和行為的制約，只有經過它的規范和調節，人們才能修養為君子。
把“禮”放到社會這個大層面上來看，所體現的則是一個國家的社會制度及倫理教化。孔子希望建造一個以“禮”為代表的有秩序的社會制度，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各司其職，各守其分，彼此不可逾越，“君事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由此形成了一套嚴格的等級秩序。秩序是“禮”的內在精神，人們按照五倫（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的禮制，有條不紊地各盡其能，從而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
（三）孝悌
“孝”是孝順父母，“悌”是敬愛兄長。子日：“弟子人則孝，出則悌。”（《論語?學而》）由此可見，“孝悌”在儒家德育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孝”以“仁”為思想中心，以“禮”為基本規范。表現出來就是“愛人”，這是實現“孝”所邁出的第一步，“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也。”（《論語?學而》）所以，“孝”是以“仁”為中心的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基礎。一個人在家中如果能孝順父母，在外面能夠敬愛兄長，那他就具備了愛人這一品德。孔子認為具有“孝悌”品格的人是不會逾越合乎“禮”的等級界限的。
儒家提供了多種盡孝的途徑。“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孝順父母要不違背禮，父母在的時候，以“禮”的標準去侍奉，父母不在了，以“禮”的標準去埋葬、祭祀。“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論語?為政》）讓父母只擔心自己會染上疾病，品行讓他們放心，這樣也可以盡孝。“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如果想把贍養父母與圈養犬馬分別開來。那就要對父母懷有敬重之心，此為盡孝。儒家這種“孝悌”的思想，在歷代人們腦中根深蒂固，對現代社會仍具有一定的影響。
（四）忠信
忠為“實心”，信為“實言”。“忠信”是盡忠職守、講究信用。“忠”是作為國民的責任，忠于祖國和人民。“信”是一個人立身之根本，子日：“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論語?為政》）強調修身要每日自我反省思想行為；“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論語?學而》）“主忠信，徙義，崇德也。”（《論語?顏淵》）孔子強調人要誠實守信，提高自身修養，以忠誠守信順從大義來提高德行。孔子的優秀弟子、衣缽傳人曾子也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每天多次反省自己的言行。替人家\劃的事是否已盡心盡力。與朋友交往是否誠心誠意，學到的知識是否已溫習實踐。由此可見，忠信的重要程度。但講信用也要謹慎：“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君子貞而不諒”，守信也并非不能不顧是非，要堅守正當。
三、儒家德育的方法
儒家在道德教育實踐中逐漸總結出了一套獨具特色的教育方法，產生了一系列的影響。
（一）因材施教
孔子收的學生背景多樣，生活條件、經歷、性格特點和智力都不相同，所以在教學中孔子根據不同的教育對象選擇不同的教育方法，讓不同的學生都能有所發展。
一個典型的因材施教的例子：“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論語?先進》）公西華對于孔子對兩個人同一問題的不同回答感到困惑。孔子解釋說冉求做事畏畏縮縮要鼓勵他向前，子路好勝要抑制他。再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見大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四個不同的人問同一個問題，什么是仁，孔子根據四人的情況分別作出了四種回答。τ薅鄣姆遲。孔子只讓他做到最基本的“愛人”：對話多煩躁的司馬牛，孔子回答做到“仁”要注意自己的言辭，謹慎說話；對不考慮他人感受、不謙遜恭敬的仲弓，孔子回答要體諒別人、換位思考；對德行很高的得意弟子顏回，孔子說要遵循“禮”，一言一行都要合乎“禮”的規范。這是“仁”的最高標準。孔子根據每個人不同的特點和造詣，對同一個問題做了不同的回答，使每個學生都受用。
（二）啟發誘導
孔子是教育啟發誘導的鼻祖.“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就是其啟發式教學理念。“憤”是學生對一個問題想要解決卻又解決不了。這時候老師應該對學生思考問題的方法進行指導。使學生開啟思路，從而實現“啟”的效果；“悱”是學生思考一段時間仍然沒有考慮成熟。想表達又不知道怎么表達出來的一種心理狀態，老師應該幫助學生理清思路，弄清事物本質，用準確的語言表達出來。同時老師還要求學生舉一反三，這一教學方法在于啟發學生獨立思考。符合學生的認知規律，不僅對當時的社會具有一定的作用，對今天的教育也具有很大的影響。
（三）言傳身教
儒家強調道德教育要以身作則，樹榜樣作用。孔子比較重視身教示范，在這一方面做得尤為突出：“子曰：‘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論語?子路》）
“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子曰：‘其身正，不令則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孔子在教育中提倡以身作則，為人師表，將道德要求運用到實踐中，成為學生效仿的榜樣。
（四）環境教育
關鍵詞:儒家德育思想; 學校; 價值
中圖分類號: G410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9749(2010)03-0096-03
中國古代的儒家德育思想是世界德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們繼往開來,迎接新世紀諸多挑戰,構建我國當代學校德育可資借鑒的一個重要寶庫。如果做宏觀整理,我們可以發現儒家德育思想對我國當代學校德育的價值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學校德育目標的價值
德育目標是教育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定社會對所有的受教育者在品德方面總的設想或規定;是教育者在德育上“施工”的“藍圖”。增強學校德育實效性,離不開德育目標問題。
1.我國學校德育目標存在的問題
我國學校德育目標不注重層次,不講“序”。忽視了德育目標的程序性和現實性,不是循序漸進、有步驟地培養學生的道德品質,不是設立一個個可行的、有序的目標讓學生進一步達到,沒有根據自身任務要求和層次提出相應的德育目標,只有抽象的大致相同的培養目標。這種德育目標不具體、不明確的狀況,實際上淡化了目標意識,軟化了學校德育工作。如“有理想、有道德、有紀律、有文化”,這是對廣大干部、人民群眾和青少年的共同要求。但對中小學生,對不同教育階段、不同年級、不同群體和不同個體學生,理論上研究不多,在實際工作中也容易忽視。這些現象導致學校德育實施這些目標的內容、方法、途徑基本雷同,影響了學校德育的實效。
2.儒家德育中思想德育目標方面可借鑒的價值
儒家的德育目標是有原則、有規律的。《大學》中提出道德學習的“八條目”,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修身為中心,以道德認識為起點,以道德信念的建立和道德自覺性的培養為根本要求,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實踐目標。由此可見,儒家德育思想在注重道德教育上的連貫性和完整性。而且在自身修養上,孔子提出了追求“仁人君子”的高尚理想和人格境界。給人一種追求的不竭動力。所以,在現今學校德育目標的確定上,要借鑒儒家德育目標的層次性,從學生身心的發展規律出發,不同時期設置不同的德育規范與目標,這些目標要貼近學生實際,具體化并具有可操作性,且不同時期之間要注意銜接性、連貫性。
二、對學校德育過程的價值
學校德育過程,即學校德育內容的實施過程。在德育過程中,學校既要跟學生講清楚德育的具體要求是什么,為什么要這樣要求,以及怎樣去做,又要促使學生養成良好的道德行為與習慣,進而內化為良好的道德素質。空洞說教、一味灌輸規范來解決道德認知問題,難于使學校德育真正有實效。
1.我國學校德育過程存在的問題
當前,德育課實效性不是很強的原因,從根本上說是在德育目標實施過程中,重視解決“認知”的問題,而不重視道德品質和觀念的形成。具體表現在以文為本,重知識、輕養成。學校的德育課教學,過分重視對書本知識的傳授,以考試得高分為目標,只解決“知不知、會不會的問題”,卻不解決“信不信、行不行的問題”。忽視了要把學生作為生命個體進行教育,從而使道德與現實生活割裂;忽視了學生的道德情感、道德信念和道德行為,導致知行不一,形成人格缺陷,故造成一部分學生知行分離、言行不一。因此,我國學校德育的改革應當在強化道德實踐、指導學生道德行為方面下功夫。
2.儒家德育思想中德育過程方面可借鑒的價值
關于教學內容的實施(即教學過程),孔子明確提出應劃分為學、思、習、行等四個階段。前兩個階段是學習知識的過程,后兩個階段則是知識外化的過程,即要求學生將所學知識應用于實踐,要“躬行踐履”。孔子是第一個將“學思結合、知行統一”的觀點納入教學過程的教育家。學思結合,是把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辨證統一過程。在第一、二階段中,孔子要求學生獲得知識和鞏固知識,在第三、四階段則要求學生將知識轉化為能力和踐履躬行。儒家德育在探討道德理論與道德踐履的知行關系時,特別強調知行的辨證統一,并把“力行”、“躬行”作為道德修養的重心。儒家德育認為,一個人僅僅懂得了應當怎樣做人,并不算是有道德,只有身體力行道德規范,才算真有道德。道德教育不能僅僅停留在口頭上,而要引導他們進行實際鍛煉,把提高思想認識與培養道德行為習慣結合起來,使學生做到知行統一,言行一致。儒家還力倡將道德踐履與個體的日常生活聯系起來,融德育于個體的日常生活之中,主張個體修德要通過覺悟和踐履等方式或方法以便做到“內得于己”,強調踐履在修德中的重要作用,這一思想可概括為“生活即德育的思想”。
三、對學校德育方法的價值
要完成和落實學校德育的目標和內容,必須采取有效的方法。當前,我國學校德育效果不佳,與所采用的德育方法不無關系。因此,探討儒家德育方法的價值,可以使我們進一步看到問題之所在,從而加快我國學校德育方法的改進。
1.我國學校德育方法存在的問題
目前,德育課程的教學方法,偏重于道德規范的“填鴨”。我國中學德育課程中的傳統灌輸模式,以教材為本位,以教師為中心,以灌輸為主要方式,注重知識的強記。這種模式的特點是教師注重講授、示范、規勸、批評,主要發揮教師的講授作用,過分強調道德對學生的制約作用,把學生單純地視為道德規范的被動接受者,置于服從教育者的地位,完全不顧學生在教學中的主體地位。學生無法透過多種選擇以作判斷,不注重青少年的接受心理,不注重循序漸進的教育規律,把青少年作為被塑造的客體,這樣造成與目前青少年主體的核心價值相背離,不能適應社會的變遷,且直接削弱了思想政治理論課的德育功能。
2.儒家德育思想中德育方法方面可借鑒的價值
儒家在道德方法上注重學思并重、因材施教、身教示范等科學的道德教育方法。儒家重視道德中的學思并重,主張學與思應結合起來。“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政》)“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衛靈公》)認為學習是人掌握道德知識和提高道德修養的基礎,而在學習的過程中又應該進行積極的思考,這樣才會使教育取得良好的收效。
教育中要注意因材施教,是儒家教育思想中極具價值的一個方面。了解教育對象的特點,注重個性差異,根據不同性格、不同情況的人,有針對性地開展教育,這一思想可以說是極具科學性和借鑒價值的。這就要求教育者要了解學生的個體狀況,因人而異,有效開展道德教育。同時,儒家還主張教育者應以身示范,為人師表,通過自己的品格和德行感染、影響、教育自己的學生,發揮典范的作用,進行生動的教育。其思想的進步性,在于道德教育中應注重榜樣的力量,加強教師隊伍建設,以此促進和提高道德教育實效。
四、對學校德育內容的價值
儒家道德傳統中包含著豐富的優秀道德教育內容,譬如重義輕利、人格修養、天人合一等優秀傳統道德觀念,對當今市場經濟條件下豐富我國現代學校德育內容體系不無裨益。
1.我國學校德育內容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由于國內外形勢的巨大變化和市場經濟對人們價值觀念的影響,青少年的價值觀正處于觀念形成與觀念混亂相交織的階段,許多青少年以自我為中心,注重功利、講求實惠、缺乏理想、過分強調物質利益,出現了一些拜金主義的傾向,從而導致唯利是圖、利己主義、只講索取、不講奉獻等思想行為有所滋長。近年來,社會公德淡薄、公共生活無序已成為轉型期社會的一大道德難題。我們似乎陷入了一種怪圈,人們都在埋怨社會道德風氣不好,卻又都在參與制造和助長不好的道德風氣。在現代社會,隨地吐痰、亂扔雜物已不是個人的生活小事,公共衛生狀況已成為一個城市,甚至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社會道德狀況和精神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
2.儒家德育思想中德育內容方面可借鑒的價值
儒家“重義輕利”的原則。儒家思想中對于義利關系問題的討論曾提出過各種不同的主張和觀點,但占主導地位的是見利思義、重義輕利、以義制利的原則。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反對因求利而失義,因追求個人私利而做出對別人、對公家不義的事情”。他認為“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這一原則告訴我們,對于“利”要有一種理性的約制,不茍取,不妄得,不受不義之財。儒家并非一概反對追求物質利益,只是把道德人格的價值放在遠遠高于世俗物質利益價值之上,認為決不能為了物質利益而犧牲自己的道德人格。這種價值取向,是中華道德精神的精髓,它升華為“生以載義”、“義以立生”的人生觀和中華民族“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崇高道德境界,它對于批判個人主義、拜金主義思潮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這種道德意識對于我們當代學校德育引導青少年學生樹立正確的利益觀,有著重要的價值。
儒家的人格修養的價值。在儒家看來,“仁”是一種理想的人格,是協調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最高目標。人們只要按照“仁”的要求辦事,就會達到“天下有道”的理想社會。仁者“愛人”,這是“仁”的核心范疇。在人與人的關系上,孔子說:“不知禮,無以立”,強調禮儀;又要求弟子:“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在人與社會的關系上,孔子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具有明確的關心社會群體,尊重社會群體的價值取向。對我們今天的社會公德教育有著重要的借鑒價值。
五、對學校德育途徑的價值
學校德育途徑是對受教育者實施道德教育影響的渠道,即道德教育的組織形式。只有采取恰當的道德教育途徑,才能有效地運用道德教育方法,落實道德教育內容,實現道德教育目標。因此,我國學校德育有必要在德育實踐中積極探索,借鑒儒家德育途徑的基礎上,解決自身現存問題,開辟有效的學校德育途徑。
1.我國學校德育途徑存在的問題
在德育途徑中,學校、家庭、社會三方面的德育力量缺乏溝通聯系和組織協調配合,教育要求不一致,甚至互相沖突,形成教育上的分力與反作用力,最終影響學校德育的實效性。表現在學校內部,存在思想品德教育與各科教學的分離,除了班主任和德育老師,專業老師只管“教書”,不管“育人”,根本不注意在教學中滲透德育,因而削弱了學校德育自身的合力。而家庭教育和社會現實中的消極因素,更是無情地沖垮了學校德育為受教育者們苦心構筑的道德之堤。家庭德育功能減弱,不少家長重智輕德,對孩子心理、人格乃至品德很少過問。而青少年正處于心理發育尚未健全的時期,還不具有很強的分析辨別能力,很容易受到誘惑,這就需要學校、家長和社會有關部門密切配合,對他們進行正確的引導。而實際上,當前家庭與社會教育都未能做到密切配合學校德育工作,結果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學校道德教育功能。
2.儒家德育思想中德育途徑方面可借鑒的價值
儒家道德教育除了道德修養是屬于自我教育系統外,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都是教育的基本方面,構成了一個相互聯系、不可或缺的完整的教育系統。儒家德育途徑中,最為重要的是學校的道德教育。孟子說:“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儒家也很重視對兒童的早期家庭教育。孔子認為“少成若天性,習慣之為常”,所以應該對兒童盡早實行道德教育,抓住兒童“心未濫而先喻教,則化易成”的時機,使其習與性成,從小事、瑣事做起,由小見大,逐步加深和提高要求,父母要以身作則,為孩子樹立榜樣,優化家庭環境,使孩子在潛移默化之中受到熏陶。至于社會教育,主要體現在社會風尚的教育方面。而良好的社會風尚的形成,在儒家教育者看來,主要應是統治者對民眾實施道德教化。總之,儒家道德教育的施行注重了家庭、社會、學校三者的結合,共同培養人的良好德行,這些經驗對我國當代學校德育途徑建設仍很重要。
以上我們分析了儒家道德思想對我國當代學校德育的價值,包括在德育目標方面、德育過程方面、德育內容方面、德育方法方面、德育途徑方面儒家德育思想都有獨到的見解,對我國當代學校德育有著珍貴的價值和重要的借鑒意義。繼承和借鑒我國傳統德育思想中的瑰寶,發揮儒家德育思想的價值,構建我國當代學校德育體系,是我們當代教育工作者不斷深入思考的問題。
參考文獻
[1]唐凱麟,曹剛.重釋傳統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評估[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
[2]牟鐘鑒.儒學價值的新探索[M].濟南:齊魯書社,2001.
關鍵詞： 小學德育教育 儒家德育思想 生活化
“原有的學校德育模式，即以社會為本位，教師為主體，以德育知識為主要內容，以灌輸為主要方法的教育方式的不適應是顯而易見的”[1]。以德育知識傳授為主要教學內容、以課堂教學為主要方式的教學模式有一定必要性和可取性。小學德育以學生為主體，課程的設置應堅持以學生為中心，以提高學生的道德水準為目標。小學生尚未成長為完全獨立的個體，對父母、師長、朋友具有很強的依賴性，同時小學生的生活環境以家庭為主，其思維特點以形象思維為主。根據小學生這一獨特的生理和心理特點，小學德育教育應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人性化與生活化相結合的教學理念。
一、儒家德育教育思想的日常生活化
中國傳統教育以倫理學為主，即以思想道德教育為主，“大思想家孔子，以‘仁’為核心，從不同角度對‘仁’的涵義作了闡明，從而構成了以克己、愛人、忠恕、孝梯、恭、寬、信、敏、惠及剛、毅、木、吶為主要內容的德育思想體系”。[2]在日常生活中踐行倫理道德，具有很強的實踐性。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后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3]
子夏教學以小學為主，“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4]在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中融入君子之道。“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生活中的點點滴滴皆蘊含大道理，故道德教育無常形。中國傳統的儒學，以禮為支撐。禮包羅萬象，幾乎涵蓋了生活的方方方面，以禮見仁，通過禮可見其性情與道德。曾子曰：“吾日三省乎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5]曾子把以忠、信為主的道德倫理規范融入日常生活中。孔子特別看重“孝悌”為主要內容的倫理道德教育，故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在孔子的教學理念里，文的教學放在倫理道德教育以外的次要位置。孔子的這一教育理念以致影響到整個封建社會的教育教學。漢代教育，以忠孝為主。漢代取士以察舉為主，而察舉內容以忠孝為主。故漢武帝以來多忠孝之士，烈女、孝婦、孝子都是這一教育理念的產物。宋明理學講知行結合，慎獨、知行結合、堅守三綱五常等都是道德教育的產物。
中國傳統教育以道德教育為主，同時中國語言的隱喻特點和中國民族含蓄的性格，使得中國教育以微言大義的啟發性的教學方法為主，并與教育的生活化相結合。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谷既沒，新谷既升，鉆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6]
面對宰我的責問，孔子沒有正面回答，而是以血緣關系之上的親子之情引導之，以情感之。三年之喪“這一傳統禮制歸結和建立在親子之愛這種普遍而又日常的心理基礎和原則之上”[7]。倫理道德的日常生活化，即我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在人與人的交流中潛移默化地受到熏陶。
衛公孫朝問于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8]
世間最高的學問蘊含在民間，人心，“三人行，必有我師，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真正的學問是不斷發展變化，而不僅僅存在于書本。
總之，儒家在德育方面堅持以“六經”為主要教材，志在培養人們的“溫、良、恭、儉、讓”，“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優秀品德；日常生活化為儒家德育教育的重要方面，它不是遠離世俗的教會教育，也不是政治化威權奴化教育，而是含有默默溫情的生活化教育。
二、小學德育教育的生活化
“關于德育的定義，素來有兩類不同的理解：一類是大德育，即包括思想、政治、道德教育的德育觀念，它是與學校智育、體育、美育相對應的概念，另一類是‘小德育’，即道德教育，它是與思想教育、政治教育、法制教育相對應的概念”[9]。
大德育觀念的提出，可見德育教育與生活密不可分。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德育即生活”的教育理念。德育教育不僅僅要在學校教育中展開，更應該擴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道德內在地具有社會性，道德是一種普遍的社會行為準則。道德本質上是實踐性的，離開實踐把握道德的內在本性是不可能的。道德教育在實踐中要挖掘人的內在德行，規范人的行為。“道德教育最終目的在于使個體通過外在的教化而完全內化為倫理普遍性或倫理實體，成為自覺希求倫理普遍性的道德主體”[10]。
美國著名的教育家杜威在《民主主義與教育》一書中提到：“教育以活動課程為主，受教育者從生活中學習、從經驗中學習。”現代美國的教育在杜威教育理念下走向成熟，“在美國很多學校除了開設《公民》教育課等德育課程外，很注意在專業教學中滲透德育。如建筑學、遺傳學等專業的學生，要求考慮其工作的社會與倫理影響。同時，在美國的德育理論中，還有一個常見的概念——‘隱蔽課程’。它是與‘顯著課程’相對應的，指用不那么明顯的方式來傳遞社會價值觀，使學生無意識地獲得經驗的一類德育工作方式。像升旗儀式、節日慶典、文藝演出、教育工作者的示范作用及具有教育作用的校園文化結構等，都屬于隱蔽課程的具體形式”[11]。
小學德育教育不應該僅僅應用在德育課堂，更應該擴而廣之，語文課堂、數學課堂、英語課堂、音樂課堂、體育課堂、班主任教學都要融匯其中。
小學語文教材以趣味性、形象性和生活化為主要特點，李白的《靜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邀明月，低頭思故鄉。”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李紳的《憫農》：“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等。諸如此類都是德育教育的良好素材，在語文教學中可以貫穿德育教育。學生可以在學習知識、欣賞詩歌的同時受到心靈的熏陶。
音樂教學，樂由心聲，在音樂的旋律中感受人的真情，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在所有的藝術形式中，音樂是最擅長于抒感、最能撥動人心弦的藝術形式。音樂的旋律和情感本身就是感化、德育的存在。
體育是實踐性很強的學科，磨煉堅強的意志，培養團隊協作能力。在足球、籃球等團隊協作的體育活動中，培養學生互相溝通、積極合作的交往能力，也可以培養良好的德行。
班主任在德育教育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學生課余生活是校園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課余生活及人際交往關系在培養學生良好道德品質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同時應在衛生活動、志愿者活動、演講比賽、拔河比賽、社團活動等各項活動中滲透德育教育，并積極的、有目的地組織學生參加社會各項公益活動，例如互幫互助的愛心行動、捐贈衣物玩具服務西部的愛心活動等，以便小學生在各類活動中受到德育教育。
教育即生活，道德教育應該走向課堂，走向社會。在家庭生活感受愛的溫暖，在朋友的交往中修養自我，在社會生活中熏陶自己。現代網絡技術普及，手機的廣泛應用，網絡在道德教育中也起重要作用。電視、網絡、報紙能媒體的宣傳可以引導學生形成良好的德行。公益廣告的宣傳，公益電影的免費放映，網絡電視的價值導向的逐漸成為德育教育的重要內容。
道德教育要以學生為主體，“道德，不僅僅是利他的，它也應當是有利于行為主體的也應該是自利的，自利性是道德范疇存在的一個基本特征”[12]。要積極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尊重學生的主觀意愿，“道德價值的實現總是以生命存在本身為前提，道德教化理當尊重個體生命存在的正當權利。尊重個體生命存在本身的價值，尊重個體生命的基本需要和正當欲望的滿足”[13]。
德育教育的生活化是中國傳統教育的重要原則，在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中踐行道德的價值、修養自我。王陽明曰：“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小學德育教育要堅持人性化與生活化相結合的原則，運用知識教育與實踐相結合的方法，促進學生全面而自由地發展。
參考文獻：
[1]洪蘭貞.中西結合找到德育良方[J].蘭州學刊，2007（6）：137.
[2]秦英君.中西德育德育思想之比較[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1995（6）：102.
[3][宋]朱熹.四書章句[M]北京：中華書局，1983（10）.190.
[4][宋]朱熹.四書章句[M]北京：中華書局，1983（10）.1.
[5][宋]朱熹.四書章句[M]北京：中華書局，1983（10）.48.
[6][宋]朱熹.四書章句[M]北京：中華書局，1983（10）.181.
[7]李澤厚.美學三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10）.31.
[8][宋]朱熹.四書章句[M]北京：中華書局，1983，（10）.192.
[9]佘雙好.現代德育課程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289.
[10]許敏.道德教育的人文性[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239.
[11]洪蘭貞.中西結合找到德育良方[J].蘭州學刊，2007（6）：138.
關鍵詞：圣賢人格；審美取向；知行統一
中國古代的儒家德育思想是世界德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也是我們繼往開來，迎接新世紀諸多挑戰，解決價值與教育問題可資借鑒的一個重要寶庫。如果做宏觀的整理，不難發現儒家德育思想的特色與優勢至少表現為三個最主要的方面，即，“學為圣賢”：取法乎上的德育目標；“血脈上感移”：審美取向的德育模式；“知行統一”：學以致用的修養方法。
一、“學為圣賢”：取法乎上的德育目標
圣、賢二字本來是指人類個體通曉天地萬物的特質。但是由于中國古代文化濃厚的倫理色彩，“圣賢”的內涵逐漸過渡為一種以道德人格為主的理想人格。中國古代儒家道德教育睿智的主要表現之一，是在圣賢人格目標及其追求的論證與設計上，而儒家關于“圣賢人格”的德育目標的思想主要是從圣賢人格的優越性、圣賢人格學習的可能性、“學為圣賢”目標確認與分層等三個方面展開的。
所謂“圣賢人格的優越性”主要是說明圣賢人格是值得追求的（“最好的”）特質。第一，圣人是最合乎人性本質的道德人格。孟子曰：“圣人之于民，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孟子·公孫丑上》）北宋邵雍言：“人也者，物之至者也；圣也者，人之至者也”。（《皇極經世·觀物篇四十二》）明儒則稱：“圣人與眾人一般，只是盡得眾人的道理”。（呂坤：《語》卷四《圣賢》）這一邏輯既為“學為圣賢”埋下了可能性的伏筆，也為“圣人”存在的可能性作出了論證。第二，圣人之所以能夠出類拔萃成為“人之至者”乃是因為圣人與天道的統一。孔子說要“志于道”（《論語·述而》）。荀子也說：“圣人者，道之管也”。（《荀子·儒效》）朱熹則干脆說：“道便是無軀殼的圣人，圣人便是有軀殼的道”。（《朱子語類》卷一三零）圣道合一，既加強了圣人的權威性，也強化了學為圣人必須“存天理”、“致良知”的必要。第三，由于圣人得道，所以圣人便成為人之極品，古人便賦予了圣賢以人格上的極致性乃至神秘性。《孟子·盡心下》曰：“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圣”。朱熹注曰：“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跡，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孟子章句集注·盡心章句下》）王陽明也說：圣人之所以為圣，是因為“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為金，但以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傳習錄》卷上）《中庸》對“圣人”的解釋則為：“唯天下至圣，為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為了具備這種才德完備、富有魅力的理想人格，億兆士子才產生了孜孜以求的持久動力。
儒家不僅賦予圣賢人格以得道與超凡的智慧與品德，使之具有了吸引人模仿、追求的效果，而且還充分論證了“圣人與我同類”、圣人可以學而至之的道德教育的可能性。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孟子·告子下》的這番問答代表了中國兩千余年歷史的持久的人性假定與教育邏輯。為何人人皆可以為堯舜？重要原因之一是圣賢具有與凡人的同類性。《孟子·告子下》明言“圣人與我同類”。荀子也說“涂之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圣人”，（《荀子·儒效》）所以“涂之人可以為禹。”（《荀子·性惡》）及至王陽明等人，更出“滿街都是圣人”（《傳習錄》卷下）的驚人之語。由于儒家在將圣人神圣化的同時又一再強調圣人與我同類的特質，所以儒家的圣賢人格就具有可以趨近的特質。儒家系統內的教育家們對此一直充滿信心。
圣人可以趨近是一個問題，如何趨近則是另外一個問題。如何趨近圣人？儒家的回答是：學而至之。荀子曰：“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于變故，成乎修，修之為待盡而后備也。”（《荀子·榮辱》）朱熹說：“而今緊要且看圣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似圣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此可超凡入圣。”（《朱子語類》卷八）由于儒家在邏輯上既描述圣賢人格的無比優越，強化了人們“心向往之”的沖動，又論證了圣賢人格可以學而至之的現實可能性，堵住了“雖不能之”的種種借口，所以“學為圣賢”便成為中國兩千多年古代史的一個具有特色的一貫的文化沖動。在“學為圣賢”的具體目標解釋上，中國儒學曾有過許多智慧的思考，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學為圣賢”成為道德教育的總體目標。
在中國古代，圣人存在主要有兩項功能：一是改良民性的教化功能，二是為人鵠的提升功能。前者重在教化，后者重言自修。而教化功能與自修功能是互為前提的。沒有圣人的存在及其對于人的教化，自修者失去追求的目標、境界與傍依；而沒有學者的努力自修、教育，則教化之功無以實現。故對于學者而言，其修身或教育的總體目標只能是成圣成賢。孟子說：“乃所愿，則學孔子也”。（《公孫丑上》）荀子說：學者應“始乎為士，終乎為圣人。”（《荀子·勸學》）程頤說：“人皆可以成圣人，而君子之學必至于圣人而后已。不至于圣人而后己者，皆自棄也。”（《河南程氏遺書》卷二十五）朱熹則指出：“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道，不道將這些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接要學堯舜”。（《朱子語類》卷八）“人須當以堯舜為法。如射者之于的，箭箭皆欲其中，其不中者，其技藝未精也。”（《朱子語類》卷五十五）
第二，對圣賢目標的具體分層。
有了圣賢人格作為終極目標，學問無止境，修身亦無止境。這是終極目標的優越性。但是正如圣人如果與凡人無所聯系，則人們只能供奉不能效法一樣，在學為圣賢的總目標下，如不對目標進行分層，則跨度太大，就會使總目標抽象化、虛無化，最終失其修養與教育的效能。所以儒家從先秦直到明清，不斷設計和完善了成圣成賢的分層目標體系。
一般認為，儒家設計的趨近圣賢的人格臺階或德育目標的具體層次為：士、君子、圣人。孔子最早作了這種人格層次上的劃分。他對自己的學生說：“若圣與仁，則吾豈敢！”又說：“圣人，吾不得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論語·述而》）荀子曰：“學惡乎始？惡乎終？……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圣人。”（《荀子·勸學》）又言：“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圣王”、“上為圣人，下為士君子”（《荀子·儒效》）。漢賈誼則言：“守道者謂之士，樂道者謂之君子。知道者為之明，行道者謂之賢，且明且賢，此謂圣人。”（《新術·道術》）如此等等。所以從總體上言，圣賢是終極的理想人格標準，君子是現實的最高人格標準，而士則為古代德育培養的一般標準。達不到圣人、君子的水平的人，不妨首先從學習為“士”的較低目標開始。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歷史上圣賢人格及其學習與教育的歷史存在是一種無需論證的史實。作為史實，它既凝聚了中國文化的智慧，也反映了其理論及實踐的缺陷。雖然在中國古代的教育實踐中，德育目標有要求過高、脫離實際的諸多缺憾，但是我們又不能不看到：在儒家看來，能否真正成為圣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學為圣賢”可以不同程度地提升道德人格。這是一種充滿睿智的策略。在市場經濟不斷將社會和教育的價值和目標朝著低俗的方向引導的今日世界、中國古代儒家“學為圣賢”、“取法乎上”的德育目標思想具有特別強烈的借鑒價值。
二、“血脈上感移”，審美取向的德育模式
“血脈上感移”是陸九淵的說法。陸九淵說：“吾與人言，多就血脈上感移他。”（《陸九淵集》卷三團）而事實上“血脈上感移”所表征的情感、審美的德育模式是許多儒學大家在德育思想上的共識。傳統教育中所謂“樂教”、“詩教”的思想實際上主要是審美取向的德育思想。從先秦到宋明，可以說是一以貫之的。
孔子是審美或情感德育模式的首倡者之一。這一點在典籍中可以得到印證的至少有如下幾個方面。第一，對于審美或情感因素重要性的理性認識。孔子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又說“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述而》）此外孔子還說：“小于何莫學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論語·陽貨》）第二，對于道德人格具有審美意境的描繪。《論語·雍也》中說：“圣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也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論語·述而》中又說：‘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先進》載：“（曾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曰，吾與點也。”朱熹《集注》對夫子與點的原因解釋為：“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稍欠缺。故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言其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之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于言外。”中國文化中許多人所言的“孔顏樂處”實際上就是一種人生、人格的審美境界。第三，對于藝術評價的德育標準的強調。《論語·八佾》中載：“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矣；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對韶樂的推崇，源于其有高于武樂的“盡善”的特征，反過來，這一論述也就反映了孔子強調藝術的德育功能的重要。《禮記·樂記》中說：“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樂器從之。”這實際上就是對孔子文以載道、文道合一思想的肯定。
孔子之后，孟子強調了教育應當有“時雨化之”（《孟子·盡心上》）的模式，應當培養“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孟子·滕文公下》）和“吾養吾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上》）的思想。茍子則進一步發揮了“樂教”的思想：“故樂也，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為之文”。（《荀子，樂論》）及至宋明時期，結合對于記誦之學的批判，儒學思想家們更是多方面強調了德育中審美或者情感因素的重要。二程倡言“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所作。如《關睢》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遺書》卷二上）并說“涵養著樂處，養心便到高明處。”（《遺書》卷六）王陽明在《蒙訓大意示劉伯頌等》中說到道德教育的“栽培涵養之方”時說：“大抵童子之情，樂嬉游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心中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沾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也。”所以“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其“歌詩—習禮—讀書”三步教學法甚得“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精髓。
從史實的角度看，“血脈上感移”的審美或情感德育模式在歷史上曾經取得了很好的教育效果。孔子成為一個“循循然善誘人”的教育家，去世后弟子以父母之喪禮之，三年、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史記·孔子世家》）學生楊簡在回億陸九淵的教育功效時說：“先生深知學者心術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象山先生行狀》）可見其感人至深。因此，認為中國古代德育重視道德認知而不重視道德情感的結論有失公允。
當代社會是一個強調理性、認知的社會。科技發展仍然在強化這一價值取向。所以近百年來西方社會一直存在后現代批判缺乏情感關照的“現代性”的問題。在實施素質教育的今日中國，要克服道德教育上的認知主義所導致的弊端，中國古代儒家倡導的“血脈上感移”、審美取向的德育模式應當是我們可以努力發掘的智慧財富。
三、“知行統一”：學以致用的修養方法
中國古代的道德教育思想中，對于道德修養的強調是一個明顯的重點和特點。某種意義上說，儒家對于教的強調反而不如對于學、對于修養的強調充分。儒家的德育思想是一種道德上“學”的思想、修養的學問，而所謂的“學”實際上是道德認知與實踐的統一。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所謂“習”既是后天認知上的學習，也包含行為習慣上的養成。在孔子的德育思想中，知行向來都是統一的。一方面孔子主張“學而知之”（《論語·季氏》）、“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論語·公冶長》），主張“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論語·衛靈公》）。另一方面，孔子又特別強調“行”的重要性。故孔子說“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論語·里仁》），“言必行，行必果”（《論語·子路》），“巧言令色，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在家庭倫理的修養上更是強調了許多具體的行為要求：“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與！”“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論語·學而》）“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論語·里仁》）
在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中，儒家以“入世”取向著稱。因此“知行統一”、學以致用的問題一直是儒家試圖認真闡述的主題之一。這一點，在宋明儒學思想中體現得十分明顯。
朱熹的理學和王陽明的心學在知行關系的論述上有明顯的對立。朱熹主張“知行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后，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朱子語類輯略》）但是朱熹十分強調“行”的層面：“學之以博，未若知之以要；知之以要，未若行之以實。”（《朱子語類輯略》）“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之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性理精義》卷八）“若不用躬行，則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朱子語類》卷十三）在《小學輯說》中，朱熹更是明確指出：“古人由小學而進于大學，其于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王陽明的觀點是“知行合一”、“致良知”。也十分強調道德行為的訓練。在他的教育理論和實踐中曾經有“考德”之說。每日清晨即讓學生將自己的言行逐一檢查，對不合道德的言行“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不過，相對說來，王陽明更強調的是“知”或“致良知”的方面。王陽明認為，“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答友人問》）“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見好我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后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別立個心去惡。”（《傳習錄》上）王陽明的主張實際是：一念發動處便已經是行了。故郭齊家教授說王陽明是“以知為行，知決定行，銷行以為知”。
但是朱熹和王陽明作為儒學大師在知行關系的統一的方面遠遠大于其對立的方面。在筆者看來，朱烹強調“行”，并不是要否定道德認知的重要，相反，朱熹說“學固不在乎讀書，然不讀書則義理無由明……若不讀這一件書，便缺這一件道理。”（《朱子語類》卷一二零）事實上，朱熹在道德教育上的貢獻之一就是他的“朱子讀書法”。所以許多人認為朱熹的理論是“知先行后”說。同樣，王陽明強調道德之“知”也絕非否定道德行動的重要。他說：“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以謂之知。”（《傳習錄》中）實際上王陽明之所以要“以知為行，知決定行，銷行以為知”，乃是要“徹根徹底”地保證道德主體的道德行為的確當性。明清之際，王夫之認為“知先行后”說是離行以為知，“知行合一”是銷行以為和，認為“知也者，故以行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求可以得行之效也。”故“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知非先，行非后，行有余力而求知。”（《尚書引義·說命中二》）王夫之主張“知行并進”說，比朱熹、王陽明更為辯證地表達了道德認知與實踐的統一關系。在筆者看來，“知行相須”、“知行合一”和“知行并進”諸多學說的共同性遠大于差異性——它們對于道德知行統一關系的強調也都是耐人尋味的。
“道德”是認知，更是實踐。中西方道德教育在理論和實踐上一直存在著在道德認知和道德實踐上左右搖擺的情形。如何辯證地看待知行關系，實施完整和有效的道德教育，中國古代儒家對于“知行統一”、學以致用的修養方法方面的探索是我們進一步探索的重要思想根基。
對中國古代儒家德育思想的整理是中國德育學術界應當認真面對的重要課題。就當前我們對于古代德育思想整理的現狀來看，主要的缺陷在于：第一，對“德”或“倫理思想”的研究較多，對“教育”或“教育思想”的成分發掘不夠；第二，對德育思想的一般性分析較多，對德育思想的具體優勢或特色的梳理不夠。本文只是試圖開始進行一些補缺的工作，希望能夠拋磚引玉，對相關理論和實踐的進展有所裨益。
注釋：
先秦時期（公元前11世紀-公元前221年）主要包括商周和春秋戰國兩個階段。西周初期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周公（姬旦）在長期的政治實踐和德育實踐中總結出一些重要經驗，即“以德配天”“敬德保民”以及“孝”“友”等思想。它包含了以后的儒家德育思想的某些因素，是中國德育的萌芽和開端。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這一時期是中國德育思想和理論的形成、奠基時期，其思想主要體現在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文化中。先秦儒家思想有著一個漸進的、復雜的演變過程，但仁義禮智、修身養性始終是其學說的基調，主要特點及其現代意義如下：
一、以“學為圣賢”為德育目標
儒家的理想德育目標是追求“學為圣賢”。對統治階級而言，他們追求圣王的目標，學習圣王的思想行為，以堯舜禹為榜樣；對一般的士大夫和老百姓，則以賢為追求目標。從普遍性而言主要追求的就是賢人的目標，這種賢人的目標，是用“君子”這種人格來表現的，《禮儀.鄉飲酒》曰：“以告與先生君子可也。”其注曰：“君子，國中有盛德者”。實際上那種具有重義輕利，關心他人，剛健有為，自強不息，注重整體利益，具深沉的歷史責任感等優良品質正是這種君子人格的寫照。荀子在孔子提出的培養“君子”人格理想的基礎上提出更具體的“士”“君子”“圣人”三個層次的培養目標。其德育目標，最低標準是培養士和君子，最高標準是培養圣人。這種 “學為圣賢”的德育目的，深深積淀于民族文化之中，它是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它培育了中華民族那種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崇尚氣節、溫和爾雅、豁達樂觀的國民品性。但另一方面，它也使我們的祖先在眼光上注重于倫理政治問題，漠視了對大自然的探索，缺乏科技創新的力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社會的發展和變革。
二、以倫理為德育的基礎
任何一種傳統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受制于特定的歷史地理條件、社會經濟結構和政治結構，即受制于特定的文化生態環境。中國社會是帶著氏族制的臍帶邁入文明時代的門檻，是由家族到國家，家國同構，家國一體。儒家所倡導的孝悌思想是維系家族之間和家與國之間的關系紐帶，由此而衍生的一系列的倫理思想浸透人心，形成了一種社會心理――強調以倫理為本位的價值判斷標準，強調以“以德配天”“德王天下”，重傳統、重義輕利、忠君。《左傳.襄公二十四年》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為不朽。”它強調首先應當是樹立高尚品德，其次才是立功立言。“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論語.里仁》）他們進行價值判斷的依據是道德，以及那些為社會所認同的“殺身成仁”“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思想早已成為一種社會心理，凝聚為一種社會人格和個人的深沉歷史責任感。這種把完美的道德作為人生追求和以倫理為基礎的價值判斷標準，作為一種社會的思維方式和傳統心理，數千年來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社會。一方面，這些思想對維護社會的穩定和形成民族的凝聚力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另一方面，這些思想壓抑人的物質欲望，對個體的自由發展，對獨特的有創造力的個性的發展，卻起到阻礙作用，我們應該批判地繼承和發揚。
三、以“仁”為德育的核心
關鍵詞：先秦儒家;德育思想;思政教育
一、“先秦儒家”的界定
（一）“儒”的理解
“儒”首次出現于《論語》中，即“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論語.雍也》）最初的“儒”是對那些以相禮、教書為職業的人的稱謂，是從事禮樂教化的儒，“儒”即指一種職業。
隨著社會的發展，“儒”的內涵有了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儒”是對術士的通稱，《說文》中曾講到：“儒，柔也，術士之稱。”指的是知識階層的士人，也就說人們口中的“儒生”。狹義的“儒”，則是指由春秋時期孔子創立并被后人繼承和發展的儒家學派。韓非曾指出：“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韓非子.顯學》），說明孔子達到了儒的頂峰。孔子是儒家的創始人，也是儒家的一面旗幟。本文研究的“儒”是狹義的“儒”，即由孔子創立并不斷被后繼者發展的儒家學派。
（二）“先秦儒家”的理解
從時間的跨度來講，先秦儒家是儒家發展的創始階段，從曲阜的地方文化漸漸發展為中原文化，在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后才在漢代成為顯學，對后世的影響深遠。先秦儒家思想是孔孟原本意義上的思想，作為諸子百家中的一家，致力于輔助統治者治理好國家，維護社會的安定與發展。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主要產生于我國的春秋戰國時期。當時社會在經濟、政治、文化方面出現的種種變化，為儒家學派的產生和發展奠定了社會基礎，并由此開始進入百家爭鳴時期。相比較于崇尚法治的法家，先秦儒家思想在春秋戰國時期并不占有優勢。加之先秦儒家宣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傳統倫理規范與之相違背，遭到新興地主階級的打壓，更使先秦儒家思想不能順利推廣。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建立在儒家人性論學說基礎上。儒家代表人物提出了以培養君子理想人格為其德育目標，以仁、禮為德育培養內容的德育思想，并總結了一套德育教育方法。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特色表現在重視德高于智，群己和諧倡導學為圣賢，追求德育目標的超越性德育過程注重道德情感的培養肯定道德主體性，強調道德自覺。
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內涵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在不同的人那里有著不同方式的表達和體現。孔子“仁”的學說，更多意義上是通過一系列的道德范疇來展現，而孟子側重于強調“五倫”的明確及“四端”的擴充;荀子則主要是強調“禮”的重要和推延。
（一）基本內容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吸收了周朝的德育理念，其內容非常豐富。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基本內容包括以“仁”“義”為主的核心價值觀、以對個人行為進行制約和引導作用的“禮”思想，以及作為“仁”的基本表現形式的“孝悌”觀念。
首先，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核心是“仁”，“仁”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是萬善的總根源。《中庸》有云：“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仁”是發自內心的愛人之心，將內心的情感以及信念用于人倫、用于社會，以此來處理人與人之間的各種關系。其次，先秦儒家思想中的“禮”，小指日常生活中的禮儀，大指一切典章制度，及高于一切典章制度的倫常。再次，“孝”思想在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仁”的基本表現形式。孟子有言：“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孟子.離婁下》）。
（二）育人理念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育人理念主要體現為三點：一是堅持對理想人格的追求。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一條主線便是對理想人格的追求，認為對理想人格的追求對人的思想與行為具有制約、導向及激勵作用。二是提出系統的修身之法。先秦儒家認為修身是實現個人價值和完善人格的重要手段與途徑，突出強調個人修身的重要性。三是強調教師的育人功能。《大學》中孟子提出對人們進行德教在于“明明德”，每個人都具有“明德”，但卻由于各種因素而不能完全顯現，這就需要通過教育使其再現。由此，教師的地位及作用是不可代替的。儒家普遍重視教師的地位和作用，這是中國教育史上的一個優良傳統。
（三）基本特征
一是政治、社會、教育的統一相順。先秦儒家所追求的是道德至上的社會秩序，將政治、社會、教育三者緊密聯系在一起。正所謂“政者，正也。”（《論語.顏淵》），“為政以德”（《論語.為政》），先秦儒家主張君主治國基于道德教化，以德教為政治發展的基礎根本。孔子強調“仁政”、“德政”，主張道德至上才能真正實現“天下歸仁”的最終社會理想。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對君子、圣人人格追求的根本在于培養出“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才，表示教育人才本身就是為政，德育工作是國家的重要職能以及治國手段。孟子提出了“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的思想（《孟子.盡心上》），表示德是政的前提、手段和目的，有德的君主才能獲得人民的愛戴。荀子將教育當做“固國齊民”的重要措施，他曾說：“政教習俗，相順而后行。”（《荀子.大略》），指出了政治、社會與教育三者的正確關系是統一相順，是普遍的規律。
二是等級性與普遍適用性的統一。春秋戰國時期，在奴隸制度和階級制度的背景下，人們處于不同的階級集團之中，特別強調尊卑有序、遠近親疏，具體表現為以三綱為核心的等級觀念，具有一定的等級性。孟子說：“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物的價值都分三六九等，人也不例外，價值有著不同的表現，勉強將人的等級拉平，必然會導致天下大亂。荀子曾在對人的區別上說：“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荀子.禮論》）。在維護秩序上，荀子提出了“群”的概念，他主張通過“明分使群”，即將人們組織起來成不同的“群”，從而產生力量，而能“群”就在于“分”，“分”就是名分、等級制度，但是要保持“分”的合理性。
三是穩定性與創新性的統一。一方面，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不受政治制度、經濟基礎，意識變化而消亡，對人們的道德觀念起著指向和導引作用。儒家始終倡導的“仁”、“義”、“禮”等思想，一直被我國歷朝歷代所推崇，以培養國人性格，對鞏固階級地位，維護國家安定起到了重要作用，表現出了其中的繼承性。另一方面，先秦儒家德育思想隨著時代的變遷，其中一些內容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由于受到不同時期的政治制度，經濟基礎，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響，使某些內容與要求與時俱進，有了新的解釋與意義，如先秦儒家對“利”的論述由最初的見義忘利、見利思義的思想發展為利義并重，由對“利”的蔑視到對“利”的價值的肯定，梁啟雄在《荀子簡釋》中說：“孟子重義輕利，荀子重義而不輕利。”先秦儒家德育思想所具有的穩定性與創新性特征使其牢固地處于我國封建時期各個朝代思想潮流的核心地位。
三、對大學生思政教育的啟示
（一）重視德育環境
社會環境深刻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道德、行為。先秦儒家德育智慧的具體內容，重視外在環境對人的道德形成是其中一條重要培養方法。而道德教育的實踐性使其無法回避社會環境的影響。然社會環境并非都是良性的，這就要求我們需要在大學生思政教育過程中正視這一問題的前提下對德育環境作出優化。
【論文關鍵字】管理思想 德育管理 儒家學校
1前言
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信息化高度發達，國際社會、經濟的競爭更加激烈，各國各民族多元文化、多元價值觀的沖突也將更加激烈，青少年的思想意識也將更為復雜多變，德育管理工作還是存在一定的不足，學生的主流思想嚴重缺失，思想教育活動并沒有實現應有的目標，教育目標沒有真正的實現，思想教育效果不能真正體現，分析產生這些不良現象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當代學校德育教育的方式方法必須進行改革，在探索改革的道路的過程中，發現中國傳統的儒家管理思想，特別是孔子的思想理論和孔子的管理思想，從目標到方法，都對我們今天的學校德育管理工作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2儒家管理思想概論
2．1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內容
儒家管理思想十分重視人在管理過程中的地位，可以說對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管理理論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一切管理活動都是圍繞著治人而展開的。孔子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內容是仁、禮、中庸。仁主要是社會管理倫理學說，即所謂仁愛、仁義、仁政等。如孔子提出為政以德，他用仁把所有的公共管理規則統率起來。仁的學說反對管理生活中的苛，宣揚人類之愛的管理思想。他用愛人觀念加強血緣聯系，消除內部沖突，同時也有差等地把愛人觀念按宗法模式擴展到整個社會。禮即禮儀、禮節、禮教，是維護封建管理等級制度和秩序的倫理規范。也具有處理管理主體的道德信條，這些規范一方面可以成為管理群體團結和諧的積極力量，另一方面則發展為管理式的繁文縟節和極端苛刻的綱常名教，中庸是一種管理思想、方法，講究不偏不倚、執兩用中、適量守度，其基本精神是通過折中調和的手段，達到消除管理矛盾，避免管理沖突，穩定管理秩序的目的。對于如何管理，儒家采取的是“仁、“德”和“禮”。”仁”是儒家理論的核心；“德”、“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管理思想“禮”是儒家管理思想外在的管理規則。
2．2中國儒家傳統管理思想的起源和發展
社會分工之后，中國早期的管理活動和行為得到了迅速的發展，逐漸產生了儒、法、道、墨、兵、農等學說，其中儒家管理思想全面繼承和發展了華夏文化，反映了經過華夏生活的漢民族的共同心理和愿望，上古時代的管理意識和實踐通過儒家管理思想的改造、創新而走向文明社會。
中國儒家管理思想作為一個獨立的體系形成是通過孔子完成的。孔子管理思想產生的歷史階段是中國奴隸制與封建制劇烈沖突的時代，他第一個從理論上總結了奴隸制社會的管理經驗，第一個系統地整理、總結了中國的傳統管理文化，用了半個世紀的時間去傳播這種管理文化，正是這兩個總結，奠定了孔子在中國管理思想史上的地位，引來無數后人的頌揚和批判。應當說，孔子的儒家管理思想誕生初期，只是一種理性細胞，還不具備指導社會管理實踐的職能。要使它逐步成為封建社會管理活動的主導思想，需要后人全面地發展和繼承。這項工作，首先由孟子完成，戰國中期，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仁的管理價值理論。他主張用仁義去管理經濟，用仁政來發展管理，而開拓管理旨在富樂民生，仁者無敵基于管理成功。繼孔孟之后，儒家管理思想成為了當時社會的正統管理思想，但還沒有真正在統治者意識中起到主導作用。西漢建立之后，統治階級急需恢復生產，發展經濟，消除各種學派間的斗爭。因此，必須扶正統而廢百家，以適應當時中國歷史發展的需要。西漢管理思想家董仲舒做為孔子的繼承者，用陰陽五行的管理理論達到了這個目的。他以儒家為中心，借天道說人事，貫穿神權、君權、父權、夫權，形成封建神學體系。北宋中期，以朱熹、二程為代表的宋明理學又再次對儒家管理思想進行了系統改造，他們以孔孟的管理理論道德學說為基礎，從宇宙本源出發，來闡明社會管理行為的目的和功利準則，在對中國封建社會管理主體關系、精神意識等問題上，都提出了較完整的管理哲學體系。總之，儒家管理思想經過一代代儒學學派的繼承、改造和發展，并通過國家強制手段宣揚傳播，占據了社會管理行為的主導地位，并成為千百年來流傳最廣泛、最深入人心的管理思想。
3當代學校德育管理的現狀及產生這種狀況的原因
3．1學校德育管理現狀
德育是指教育者根據現代社會的要求，有目的，有計劃地對受教育者施加一定的現代社會的政治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影響，并通過其品德內部矛盾運動，以使其養成與現代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及現代法制等現代社會相契合及所期望的品德的教育活動。
當前當代學生的思想政治狀況的主流是積極、健康和向上的。但長期以來，由于應試教育的影響，學校德育教育的管理往往流于形式，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學校對德育工作普遍存在認識上的誤區：重外延，輕內涵。一些人把德育教育簡單化、表象化，認為所謂主課學好了，有了好的考試成績，道德自然會提升，一味強調的”素質”出現片面性，其結果往往是外延較大，內涵較淺，忽略了德育教育管理工作在促進人性境界提升和理想人格塑造方面的重要性。
(2)學校對學生德育教育的引導不夠。學校德育教育的實效性不強，思想政治教育與學生的思想實際結合不緊，教材滯后，缺乏吸引力和說服力
(3)學校的德育教育管理工作與家庭教育不能有機統一。
總之，學校德育管理的缺失導致學生在心理承受力，價值觀念，自信心以及綜合能力等諸多方面都存在明顯的缺陷：“受挫力不足、對物質生活追求畸形、自信心不足等等這種缺失某種程度上影響了青少年學生的全面成長。
3．2導致學校德育管理缺失的原因
(1)學校對學生思晶教學缺乏足夠的重視是影響德育教育的第一因素。從目前學校的思想政治課教學隋況看，課程教學基本上為學校行政管理人員或其他科目授課教師兼任。思品教學人員的配備隋況不難看出思品學科在學校學科教學中的地位是何等的低下。由于缺乏應有的重視，由于缺乏必要的學科教學交流，思品教學自始至終都是學校教學中最薄弱的環節。思想品德教學時常被其他學科擠占、兼任領導誤課現象屢見不鮮。期中期末考試前取消思品課的現象更是家常便飯。
(2)教學方法枯燥單一是影響德育教育的第二因素。學校在對學生進行德育教育時，過分強調了其思想說教陛，正是這種思想性的語言上過分強調，反而限制了其思想性的真正作用。隨著人們生活條件的逐步提高，小學生的心理成熟時期大大提前，逆反心理愈來愈嚴重，傳統的枯燥乏味的、脫離學生實踐的純說教式教育已被孩子們所唾棄，使得嚴密科學陛的現代社會科學知識成為了不被人接受的說教工具，引不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從而失去了它作為日常知識的嚴肅性，也失去了它的思想的可信性。
(3)教育主管部門忽視德育教育成為致命因素。德育教育應該貫穿于整個教育過程。縱觀世界各國教育史，思想教育都是從兒童時期抓起。而作為我們國家的教育管理部門卻對德育教育管理的重視程度不夠，先有人教出版社余桂元等發出否定岳飛、文天祥的言論，北京部分小學撤掉小英雄賴寧畫像，后有上海市教材及人教版新教材刪除了曾激勵一代人成長《賴寧畫像》。正是由于我們的教育主管部門不重視教材的德育教育作用，使得我們目前的學生德育教育管理不盡如人意。當代學校德育教育管理的現狀應該引起我們的思考。
4中國儒家管理思想對學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啟示
4．1把儒家管理思想融入到學校德育教育管理中的意義
儒家思想歷經幾千年而依舊充滿生命力，對我們今天的教育活動，有著指導意義。我們在教育領域，在很多時面臨著育人過程中各種困惑，在社會生活領域，也經常面臨者社會風氣的惡化、社會公德的缺失、在政治生活領域，也會無奈于意識形態的主流思想地淡化。所有的這些困難都可以使我們積極思考孔子的儒家思想的現實意義。儒家的管理思想對于學校德育教育工作具有兩個方面的重要意義。一方面，儒家管理思想中蘊含的哲理，從宏觀上可以為當今學校德育工作提供某種方法論啟迪，另一方面，儒家管理思想反映管理—般規律的合理內容，在微觀匕對于學校德育教育管理工作的操作過程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首先，有利于創建學校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體系。學校德育教育管理工作是一個有機的系統，包括管理目標、管理過程、管理原則、管理模式、管理方法等。各個方面因為特定的內容和功能而自成系統，各個方面又因為相互作用而互成系統。我們既不能把管理的諸要素孤立起來，更不能把管理的諸要素對立起來，而是必須使它們保持必要的張力。同時，學校德育教育管理體系是一個開放的系統，這就要求管理的諸要素在橫向上相互作用，也要求管理的諸要素在縱向上發展變化，永遠不能停止在～個水平上。只有正確把握管理要素的相互關系及其變化，才能不斷完善學校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體系。
其次，有利于創建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融洽關系。在學校，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融洽關系表現為共同理想、共同目標、共同利益在認識上的高度統一，以及由感情融合、心靈相通而達成的行動上的配合默契。學校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雖然角色不同，地位各異，但處于這個統一的共同體之中。共同體融洽與否，關鍵取決于管理者的管理觀和管理實踐，《論語》強調“正己正人”，就是要求管理者要設身處地地為被管理者著想。儒家的管理思想，如果能夠內化為學校德育教育工作管理者的自身素質，那么，在德育教育中就更容易營造出一種融洽的人際關系。
最后，有利于提高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效率和水平。學校德育教育不同于學科教學，它具有德性教化的功能，所實施的是轉變人的思想、提高人的覺悟的工程。因此，其效率和水平不宜單純用數量標準來衡量，而應該以質與量之統一的“度”作為進行德育教育評價的一個重要尺度。德育教育的管理目標、管理過程、管理方法等需要掌握適度”標準。
另外，儒家十分重視人在管理過程中的地位，可以說對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論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這種觀點和儒家的哲學是分不開的。一切管理活動都是圍繞著治人而展開的。在學校德育管理中以學生為核心，有利于激起學生的主人翁意識，從而增加責任感和使命感。
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禮和中庸，認為這是達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在中國幾千年之前就明白了整體大于部分之和，人和動物的根本區別是人能群一一分一一義，群是建立組織結構，分是實行分工，而人之所能建立組織結構和實行分工合作的根本原因是人與人之間存著“義”。當群體建立起來后利用分來進行分工，再用禮來規范，用中庸來協調，使組織高效運行。將這種思想運用到學校的德育管理中，有利于增強學生的集體意識、分工合作意識，杜絕自由散漫和小團體主義。
4．2對在學校德育管理中融入儒家管理思想的有益探索
儒家管理思想所涉及的主要是國家、社會等宏大的、抽象的范圍，而其基本精神則對于學校德育教育管理具有借鑒意義。在學校德育教育中運用儒家的管理思想，首先需要明確其適用范圍，并聯系實際，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地思考。只有這樣，才能領悟出有助于研究新情況和解決新問題的新方法。
4．2．1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仁對現代學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啟示
“仁愛作為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有利于緩和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矛盾，并在二者之間建立和保持一種比較和諧的關系“仁愛有利于在管理內部各成員之問形成親密的情感聯系，從而產生強大的凝聚力，一句話，“仁愛有助于實現管理的目標。“仁愛管理是對管理主題提出的基本要求，即是說，管理者要具有一種“恕道精神。所謂“恕道”，從積極的方面說，是指管理者要立身于社會，在事業上成功發展，同時也要幫助別人立身于社會，從消極的方面說，就是管理者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也就不要強加給別人，正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道”精神的特點在于，凡事都要做到推已及人，對人尊重。管理者具有恕道精神，管理就能收到預期的效果。
儒家的“仁愛”管理思想對于學校德育教育的管理不無指導意義。學校德育教育的對象是人，其管理具有雙重指向性：既要面對學生，也是面對管理者自己。管理者不但要管好學生，更要管好自己。為此，管理者必須有一顆“仁愛之心。“仁愛”是做好管理工作的出發點，也是做好管理工作的前提條件。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其身正，不令則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管理者一要嚴于律己，二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則。如果管理者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這樣的管理者在學生中就不會有威信。正人需先正己。管理者要用自己的模范行為去影響、感化、教育和說服學生，成為帶動和激勵學生實現學校目標的榜樣。正己，首先要求管理者正確地認識和對待自己，同時也要求管理者正確地認識和對待學生。管理者能嚴以律己固然好，但同時必須愛護學生、關心學生。對于學生身上存在的問題也要正確對待，如果一見學生的缺點和錯誤就指責、訓斥和懲罰，缺乏與人為善的態度，那么，不僅學校內部和諧的人際關系難以形成，相反會造成師生關系離心離德、緊張疏遠，甚至失去學生對老師或管理者的信任和支持。孔子說：“寬則得眾”。待人寬厚，能贏得人心，也是營造融洽的人際關系的重要條件。所以，學校德育教育的管理者，在嚴以律己的同時，還要有寬以待人的胸懷和作風，對德育工作中發生的問題，管理者首先要深刻檢查自己并主動承擔責任。
4．2．2儒家管理思想中的“禮”對現代學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啟示
有了“仁”的存在就可以成為人了，但是“仁還不能單獨存在，孔子認為“仁的實現必須通過“禮”來表達和實現。《論語》中有載：有子日：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為人孝弟(悌)是孔子和儒家學說所倡導的兩個基本道德規范，孝是子女對父母應有的態度悌是弟妹對兄長應有的態度。“知孝悌”是孔子“禮”觀念的核心內容。在學校德育教育管理中以”禮”為核心理念，用禮制、禮樂追求管理體制的合理化。激發學生的邏輯判斷的潛在能力，讓他們能夠自覺地從理智上求真。其要旨是追求符合天時、地利、人和的規律性，以富于人文精神，合乎人性的禮制和札樂來規范學校秩序，用禮制約束人，用禮樂營造好學、敬人的氛圍。孔子的治道強調”正名，要求做到”名正言順，各司其職，做到”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體現在學校德育管理中也就是說管理者與被管理者要各自與其色、職務相稱，也就是其”實”與其名相符合。而且”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用完善的層級制度和制度的文化氛圍約束各成員。禮樂的關鍵性作用在于形成一種敬的氛圍，敬重自己的組織角色或職司，敬重老師，尊重學生，使組織秩序井然，能成大事。可見孔子治道之首，即制度化的組織治理。而決不是人們所附會的隨意性極大的所謂”人治”。現代學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實踐也表明，構建完善的學校管理體制和制度，以及營造好學氛圍，具有基礎性作用。
4．2．3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中庸”對現代學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啟示
綜觀儒家管理思想，“中庸之道”頗具影響力。“中庸之道”作為一種社會管理方法，強調管理適當適度、恰到好處，主張管理范圍合理、不偏不倚。孔子的中庸哲理，講的是無不不及，它的實際應用，就在于認識和掌握事物的“度”。從實質上說，“中庸”就是“適度，就是要把“時中”與“權變結合起來。“時中就是原則性，“權變就是靈活性。“時中”與“權變的結合也就是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結合。正因如此，“中庸管理方法有利于實現管理目的它可以使人與物的管理處于合理的最佳狀態，發揮最佳效益。與此同時，作為管理方法的“適度”并不是絕對的，它會隨著時間、地點的變化而變化。因此，要使管理工作合于“度”，在方法上絕不能一成不變，而需要根據時間和條件的變化而進行適當的調整。
“適度”是一種管理方法，更是一種管理藝術。在現代學校德育教育管理實踐中，如何認識和掌握事物的“度至關重要。“適度”貫穿于學校德育教育的全過程，學校德育教育的正確決策需要“適度，學校德育教育的方法運用需要“適度”，學校德育教育的激勵機制也需要“適度。現代學校具有開放性特征，其德育教育必須考慮條件的變化。學校面臨的內部條件和外部環境，都經常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方式和方法不能一成不變。在這里，能否適應條件的變化而改變德育教育的管理方法，實質上就是一個適度的問題。可見，為了使學校德育教育達到預期目的，在管理實踐中要特別注重對“適度”原則的正確把握。
4．2．4儒家管理思想中的“德、“義”在現代學校德育教育管理中的應用
《論語?為政》中開篇就講：“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這段話道出了強調倫理道德的巨大價值，一個人一旦有了仁德，就像天上的北斗星一樣，滿天的星辰都會圍繞著你，聽從你的指揮。所以“德”是建立管理者權威的關鍵所在。只有制度權力是不夠的，必須要有道德感召力。
在孔子看來，“知”體現著個人對外在的道德要求和倫理規范的認識程度和水平。—個人對社會倫理關系和道德原則沒有一定的認識，就很難具有高尚的品德。所以對學生進行道德教育和思想教育，首先從社會倫理方面人手。—個人有了較高的社會倫理修養，那么他也許不會成為—個對社會極有貢獻的人，但是他起碼不會成為—個危害社會和他人的壞人。
另外，在學校德育教育管理中要以義”為核心理念，激發學生的價值判斷的潛在能力，讓他們能夠自覺地在意志上向善。孔子說：惠則足以使人。這是說利益和好處能夠驅動人去做事，在學校德育教育管理中可以采取適當的激勵措施，但要注意“度的原則。《中庸》日：”羲”者，宜也。”義”就是受道德制約而有度的”利，這樣獲取的利才是善的。因此必須以有約束的”利”，也就是”義”來替代毫無約束的”利”。這對于教育學生樹立用正當的方法獲取利益”的價值觀，具有根本性的意義。
5結語
【關鍵字】管理思想 德育管理 儒家學校
1前言
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信息化高度發達，國際社會、經濟的競爭更加激烈，各國各民族多元文化、多元價值觀的沖突也將更加激烈，青少年的思想意識也將更為復雜多變，德育管理工作還是存在一定的不足，學生的主流思想嚴重缺失，思想教育活動并沒有實現應有的目標，教育目標沒有真正的實現，思想教育效果不能真正體現，分析產生這些不良現象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當代學校德育教育的方式方法必須進行改革，在探索改革的道路的過程中，發現
2.儒家管理思想概論
2．1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內容
儒家管理思想十分重視人在管理過程中的地位，可以說對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管理理論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一切管理活動都是圍繞著治人而展開的。孔子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內容是仁、禮、中庸。仁主要是社會管理倫理學說，即所謂仁愛、仁義、仁政等。如孔子提出為政以德，他用仁把所有的公共管理規則統率起來。仁的學說反對管理生活中的苛，宣揚人類之愛的管理思想。他用愛人觀念加強血緣聯系，消除內部沖突，同時也有差等地把愛人觀念按宗法模式擴展到整個社會。禮即禮儀、禮節、禮教，是維護封建管理等級制度和秩序的倫理規范。也具有處理管理主體的道德信條，這些規范一方面可以成為管理群體團結和諧的積極力量，另一方面則發展為管理式的繁文縟節和極端苛刻的綱常名教，中庸是一種管理思想、方法，講究不偏不倚、執兩用中、適量守度，其基本精神是通過折中調和的手段，達到消除管理矛盾，避免管理沖突，穩定管理秩序的目的。對于如何管理，儒家采取的是“仁、“德”和“禮”。”仁”是儒家理論的核心；“德”、“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管理思想“禮”是儒家管理思想外在的管理規則。
2．2
3.當代學校德育管理的現狀及產生這種狀況的原因
3．1學校德育管理現狀
德育是指教育者根據現代社會的要求，有目的，有計劃地對受教育者施加一定的現代社會的政治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影響，并通過其品德內部矛盾運動，以使其養成與現代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及現代法制等現代社會相契合及所期望的品德的教育活動。
當前當代學生的思想政治狀況的主流是積極、健康和向上的。但長期以來，由于應試教育的影響，學校德育教育的管理往往流于形式，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學校對德育工作普遍存在認識上的誤區：重外延，輕內涵。一些人把德育教育簡單化、表象化，認為所謂主課學好了，有了好的考試成績，道德自然會提升，一味強調的”素質”出現片面性，其結果往往是外延較大，內涵較淺，忽略了德育教育管理工作在促進人性境界提升和理想人格塑造方面的重要性。
(2)學校對學生德育教育的引導不夠。學校德育教育的實效性不強，思想政治教育與學生的思想實際結合不緊，教材滯后，缺乏吸引力和說服力
(3)學校的德育教育管理工作與家庭教育不能有機統一。
總之，學校德育管理的缺失導致學生在心理承受力，價值觀念，自信心以及綜合能力等諸多方面都存在明顯的缺陷：“受挫力不足、對物質生活追求畸形、自信心不足等等這種缺失某種程度上影響了青少年學生的全面成長。
3．2導致學校德育管理缺失的原因
(1)學校對學生思晶教學缺乏足夠的重視是影響德育教育的第一因素。從目前學校的思想政治課教學隋況看，課程教學基本上為學校行政管理人員或其他科目授課教師兼任。思品教學人員的配備隋況不難看出思品學科在學校學科教學中的地位是何等的低下。由于缺乏應有的重視，由于缺乏必要的學科教學交流，思品教學自始至終都是學校教學中最薄弱的環節。思想品德教學時常被其他學科擠占、兼任領導誤課現象屢見不鮮。期中期末考試前取消思品課的現象更是家常便飯。
(2)教學方法枯燥單一是影響德育教育的第二因素。學校在對學生進行德育教育時，過分強調了其思想說教陛，正是這種思想性的語言上過分強調，反而限制了其思想性的真正作用。隨著人們生活條件的逐步提高，小學生的心理成熟時期大大提前，逆反心理愈來愈嚴重，傳統的枯燥乏味的、脫離學生實踐的純說教式教育已被孩子們所唾棄，使得嚴密科學陛的現代社會科學知識成為了不被人接受的說教工具，引不起學生的學習興趣，從而失去了它作為日常知識的嚴肅性，也失去了它的思想的可信性。
(3)教育主管部門忽視德育教育成為致命因素。德育教育應該貫穿于整個教育過程。縱觀世界各國教育史，思想教育都是從兒童時期抓起。而作為我們國家的教育管理部門卻對德育教育管理的重視程度不夠，先有人教出版社余桂元等發出否定岳飛、文天祥的言論，北京部分小學撤掉小英雄賴寧畫像，后有上海市教材及人教版新教材刪除了曾激勵一代人成長《賴寧畫像》。正是由于我們的教育主管部門不重視教材的德育教育作用，使得我們目前的學生德育教育管理不盡如人意。當代學校德育教育管理的現狀應該引起我們的思考。
4.
首先，有利于創建學校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體系。學校德育教育管理工作是一個有機的系統，包括管理目標、管理過程、管理原則、管理模式、管理方法等。各個方面因為特定的內容和功能而自成系統，各個方面又因為相互作用而互成系統。我們既不能把管理的諸要素孤立起來，更不能把管理的諸要素對立起來，而是必須使它們保持必要的張力。同時，學校德育教育管理體系是一個開放的系統，這就要求管理的諸要素在橫向上相互作用，也要求管理的諸要素在縱向上發展變化，永遠不能停止在～個水平上。只有正確把握管理要素的相互關系及其變化，才能不斷完善學校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體系。
其次，有利于創建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融洽關系。在學校，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融洽關系表現為共同理想、共同目標、共同利益在認識上的高度統一，以及由感情融合、心靈相通而達成的行動上的配合默契。學校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雖然角色不同，地位各異，但處于這個統一的共同體之中。共同體融洽與否，關鍵取決于管理者的管理觀和管理實踐，《論語》強調“正己正人”，就是要求管理者要設身處地地為被管理者著想。儒家的管理思想，如果能夠內化為學校德育教育工作管理者的自身素質，那么，在德育教育中就更容易營造出一種融洽的人際關系。
最后，有利于提高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效率和水平。學校德育教育不同于學科教學，它具有德性教化的功能，所實施的是轉變人的思想、提高人的覺悟的工程。因此，其效率和水平不宜單純用數量標準來衡量，而應該以質與量之統一的“度”作為進行德育教育評價的一個重要尺度。德育教育的管理目標、管理過程、管理方法等需要掌握適度”標準。
另外，儒家十分重視人在管理過程中的地位，可以說對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論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這種觀點和儒家的哲學是分不開的。一切管理活動都是圍繞著治人而展開的。在學校德育管理中以學生為核心，有利于激起學生的主人翁意識，從而增加責任感和使命感。
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禮和中庸，認為這是達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在中國幾千年之前就明白了整體大于部分之和，人和動物的根本區別是人能群一一分一一義，群是建立組織結構，分是實行分工，而人之所能建立組織結構和實行分工合作的根本原因是人與人之間存著“義”。當群體建立起來后利用分來進行分工，再用禮來規范，用中庸來協調，使組織高效運行。將這種思想運用到學校的德育管理中，有利于增強學生的集體意識、分工合作意識，杜絕自由散漫和小團體主義。
4．2對在學校德育管理中融入儒家管理思想的有益探索
儒家管理思想所涉及的主要是國家、社會等宏大的、抽象的范圍，而其基本精神則對于學校德育教育管理具有借鑒意義。在學校德育教育中運用儒家的管理思想，首先需要明確其適用范圍，并聯系實際，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地思考。只有這樣，才能領悟出有助于研究新情況和解決新問題的新方法。
4．2．1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仁對現代學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啟示
“仁愛作為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有利于緩和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矛盾，并在二者之間建立和保持一種比較和諧的關系“仁愛有利于在管理內部各成員之問形成親密的情感聯系，從而產生強大的凝聚力，一句話，“仁愛有助于實現管理的目標。“仁愛管理是對管理主題提出的基本要求，即是說，管理者要具有一種“恕道精神。所謂“恕道”，從積極的方面說，是指管理者要立身于社會，在事業上成功發展，同時也要幫助別人立身于社會，從消極的方面說，就是管理者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也就不要強加給別人，正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道”精神的特點在于，凡事都要做到推已及人，對人尊重。管理者具有恕道精神，管理就能收到預期的效果。
儒家的“仁愛”管理思想對于學校德育教育的管理不無指導意義。學校德育教育的對象是人，其管理具有雙重指向性：既要面對學生，也是面對管理者自己。管理者不但要管好學生，更要管好自己。為此，管理者必須有一顆“仁愛之心。“仁愛”是做好管理工作的出發點，也是做好管理工作的前提條件。孔子說“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其身正，不令則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管理者一要嚴于律己，二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則。如果管理者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這樣的管理者在學生中就不會有威信。正人需先正己。管理者要用自己的模范行為去影響、感化、教育和說服學生，成為帶動和激勵學生實現學校目標的榜樣。正己，首先要求管理者正確地認識和對待自己，同時也要求管理者正確地認識和對待學生。管理者能嚴以律己固然好，但同時必須愛護學生、關心學生。對于學生身上存在的問題也要正確對待，如果一見學生的缺點和錯誤就指責、訓斥和懲罰，缺乏與人為善的態度，那么，不僅學校內部和諧的人際關系難以形成，相反會造成師生關系離心離德、緊張疏遠，甚至失去學生對老師或管理者的信任和支持。孔子說：“寬則得眾”。待人寬厚，能贏得人心，也是營造融洽的人際關系的重要條件。所以，學校德育教育的管理者，在嚴以律己的同時，還要有寬以待人的胸懷和作風，對德育工作中發生的問題，管理者首先要深刻檢查自己并主動承擔責任。
4．2．2儒家管理思想中的“禮”對現代學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啟示
有了“仁”的存在就可以成為人了，但是“仁還不能單獨存在，孔子認為“仁的實現必須通過“禮”來表達和實現。《論語》中有載：有子日：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為人孝弟(悌)是孔子和儒家學說所倡導的兩個基本道德規范，孝是子女對父母應有的態度悌是弟妹對兄長應有的態度。“知孝悌”是孔子“禮”觀念的核心內容。在學校德育教育管理中以”禮”為核心理念，用禮制、禮樂追求管理體制的合理化。激發學生的邏輯判斷的潛在能力，讓他們能夠自覺地從理智上求真。其要旨是追求符合天時、地利、人和的規律性，以富于人文精神，合乎人性的禮制和札樂來規范學校秩序，用禮制約束人，用禮樂營造好學、敬人的氛圍。孔子的治道強調”正名，要求做到”名正言順，各司其職，做到”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體現在學校德育管理中也就是說管理者與被管理者要各自與其色、職務相稱，也就是其”實”與其名相符合。而且”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用完善的層級制度和制度的文化氛圍約束各成員。禮樂的關鍵性作用在于形成一種敬的氛圍，敬重自己的組織角色或職司，敬重老師，尊重學生，使組織秩序井然，能成大事。可見孔子治道之首，即制度化的組織治理。而決不是人們所附會的隨意性極大的所謂”人治”。現代學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實踐也表明，構建完善的學校管理體制和制度，以及營造好學氛圍，具有基礎性作用。
4．2．3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中庸”對現代學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啟示
綜觀儒家管理思想，“中庸之道”頗具影響力。“中庸之道”作為一種社會管理方法，強調管理適當適度、恰到好處，主張管理范圍合理、不偏不倚。孔子的中庸哲理，講的是無不不及，它的實際應用，就在于認識和掌握事物的“度”。從實質上說，“中庸”就是“適度，就是要把“時中”與“權變結合起來。“時中就是原則性，“權變就是靈活性。“時中”與“權變的結合也就是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結合。正因如此，“中庸管理方法有利于實現管理目的它可以使人與物的管理處于合理的最佳狀態，發揮最佳效益。與此同時，作為管理方法的“適度”并不是絕對的，它會隨著時間、地點的變化而變化。因此，要使管理工作合于“度”，在方法上絕不能一成不變，而需要根據時間和條件的變化而進行適當的調整。
“適度”是一種管理方法，更是一種管理藝術。在現代學校德育教育管理實踐中，如何認識和掌握事物的“度至關重要。“適度”貫穿于學校德育教育的全過程，學校德育教育的正確決策需要“適度，學校德育教育的方法運用需要“適度”，學校德育教育的激勵機制也需要“適度。現代學校具有開放性特征，其德育教育必須考慮條件的變化。學校面臨的內部條件和外部環境，都經常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方式和方法不能一成不變。在這里，能否適應條件的變化而改變德育教育的管理方法，實質上就是一個適度的問題。可見，為了使學校德育教育達到預期目的，在管理實踐中要特別注重對“適度”原則的正確把握。
4．2．4儒家管理思想中的“德、“義”在現代學校德育教育管理中的應用
《論語?為政》中開篇就講：“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這段話道出了強調倫理道德的巨大價值，一個人一旦有了仁德，就像天上的北斗星一樣，滿天的星辰都會圍繞著你，聽從你的指揮。所以“德”是建立管理者權威的關鍵所在。只有制度權力是不夠的，必須要有道德感召力。
在孔子看來，“知”體現著個人對外在的道德要求和倫理規范的認識程度和水平。—個人對社會倫理關系和道德原則沒有一定的認識，就很難具有高尚的品德。所以對學生進行道德教育和思想教育，首先從社會倫理方面人手。—個人有了較高的社會倫理修養，那么他也許不會成為—個對社會極有貢獻的人，但是他起碼不會成為—個危害社會和他人的壞人。
另外，在學校德育教育管理中要以義”為核心理念，激發學生的價值判斷的潛在能力，讓他們能夠自覺地在意志上向善。孔子說：惠則足以使人。這是說利益和好處能夠驅動人去做事，在學校德育教育管理中可以采取適當的激勵措施，但要注意“度的原則。《中庸》日：”羲”者，宜也。”義”就是受道德制約而有度的”利，這樣獲取的利才是善的。因此必須以有約束的”利”，也就是”義”來替代毫無約束的”利”。這對于教育學生樹立用正當的方法獲取利益”的價值觀，具有根本性的意義。 編輯
5.結語
關鍵詞：大學生誠信教育機制；儒家德育思想；創新研究
濟南市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課題《新時期大學生誠信教育目標、模式及內容的研究》，項目編號：125GH256。
0 引言
中華民族作為一個具有悠久歷史并有著發達的教育思想的民族，在對青年的教育方面理應走在時代的前列。從古至今，我國都被稱為是禮儀之邦，先圣賢哲認為在社會生活以及政治生活中強調禮儀是通往德性完善的一條路徑。在我國傳統儒家思想體系中，強調誠信是朋友關系立足的根本。當代中國的道德教育仍必須立足于我國儒家思想的精髓，為此當中央國務院多次文件認為思想道德建設應同我國傳統德育相一致，這在八榮八恥中也有所體現。當代新儒學的研究也主張將儒家德育中諸如“仁愛”、“信義”、“孝悌”同現代公民社會中的“博愛”、“平等”、“自由”相融合[1]。無疑，當代大學生誠信教育同儒家德育思想有著莫大的聯系，本文將對此進行論述，以此來增加大學生誠信教育機制的創新和發展。
1.當代大學生誠信缺失行為
根據對當代大學生誠信缺失行為的調查和研究，我們可以發現誠信缺失大致有以下幾類：（1） 考試作弊現象嚴重。當前大學生學習氛圍相比于八九十年代而言比較差，這導致在期末考試之時他們手忙腳亂，有些學生本來平時就不聽課，還指望考高分拿獎學金，甚至不惜考試舞弊。考試舞弊的手段多種多樣，有些是場外援助，更多的是打小抄。但是近年來很多大學對舞弊行為重拳出擊，以記過、留校察看等處分約束他們，但是這些措施收效甚微。（2） 誠信問題還出現在學費繳納方面。近年來，我國政府對貧困生的補足越來越多，學校為配合這一政策，也允許學生緩交學費。但是很多人卻拿著這些學費做其他的事情，有些直接拿錢去玩，有些去做生意。（3） 人際交往中的失信行為。當代大學生普遍存在功利心理，對于承諾不甚重視。表現在人際交往中，很多喜歡說假話、空話、套話，甚至不惜欺瞞親友老師。這一問題在男女感情中出現更為頻繁，導致對方受傷。
2.以儒家德育思想創新當前我國大學生誠信教育
2.1儒家德育思想。對于上述大學生出現的一些誠信缺失的行為，我們可以加強對他們的德育。我國德育思想可以從傳統儒學研究中汲取養料。《孟子·盡心上》認為“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這就說明道德的培養是從個體的內心出發，并且這一道德的本質同天命之性是一致的。而且孔子說“性相近，習相遠也”，認為人們的性格在本質上是一致到，但是具體到實踐中卻有所不同[2]。這就意味著，在道德層面上，普通人同君子都能對道德命令加以把握，但是由于后天的習染，很多道德行為變得不一致。因此，對大學生進行德育有其必然性，高校應當致力于為學生提供良好的后天養成環境。孟子性善論為當代誠信教育提供了一個理論根據和實踐范本。在孟子所主張的人先天具有仁、義、禮、智這四端之后，后世儒家還將“信”字列為君子所遵循的五常。《中庸》里面也對“誠”字做了很多解釋，其中就有“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在《大學》里面的“八目”中，就有“誠意”這一條目，并且將誠意作為正心的前提條件。唐代韓愈在《原道》中認為“然則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主張誠意同正心一道是人們進行大事業的前提。“誠意”又同儒家倫理中的“慎獨”密切相關，慎獨是一個人道德表現的最完全的程度，紀昀也認為“大學扼要在誠意，誠意扼要在慎獨。”
2.2將儒家德育思想貫徹到大學生誠信教育機制的創新中。大學生誠信教育機制的構建應當從社會、家庭、學校以及學生個人這四個方面尋找切入點。社會、家庭以及學校這三個方面則涉及到誠信教育機制中的“環境育人”原則，學生個人則需要以“君子人格”作為當代大學生誠信教育的目標。（1）“環境育人”是誠信教育機制運轉的大前提。先秦儒家德育思想認為客觀環境對人能夠起到重大的作用。前文中論述的“性相近，習相遠”則是對先天氣質和后天環境的關系進行論述，孟子也曾經用“兇歲”和“富歲”中的人的不同表現來說明后天環境對人的作用。因此，社會、學校以及家庭應當著力創造一個利于學生成長的環境。孔子曾說：“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月一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2）“君子人格”應當是這一機制中的目標。弘揚傳榮儒家德育思想，需要從建立完善人格開始。《易經》主張君子應當具有“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通過這一良性價值觀的影響，大學校園中一系列的誠信缺失行為則大大減少。
3.結語：儒家德育思想在時間上歷經千年，至今仍發揮著重大作用。雖然我國進入到現代社會也有百年之久，帶這一思想的影響并不能被忽視，甚至在一些東南亞國家中出現了儒學的復興。作為儒家的祖庭，我們在建立大學生誠信教育機制之時需要借鑒這一思想。
參考文獻：
[1] 馬軍黨，張秀玲.試論高等學校大學生誠信教育機制創新[J].蘭州交通大學學報，2011，30（2）：142-145.
[2] 李蘭玉.大學生誠信教育機制創新思考[J].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2012，31（1）：97-98.
[3] 劉靜.大學生誠信教育生態鏈的形成機理分析[J].江蘇高教，2011，01（5）：
[4] 鄧紅彬，姚紅.當前大學生誠信教育存在的問題與對策[J].教育探索，2011，（1）：133-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