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2-01 03:3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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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合作學習；英語教學；學習小組
新的教育理念和成功的教學實踐告訴我們：只有放手讓學生去學才能教好，只有學生想學才能學好。即必須充分落實學生的主體地位，積極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有效地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才能獲得理想的教學效果。
在課堂教學的改革實踐中，筆者借助于學生在自主管理和自我教育中形成的主體意識和合作精神，嘗試以學生主體參與為基本特征的“合作學習策略”，煥發了課堂的生機與活力，取得了良好的實驗效果。
一、建設富有戰斗力的學習小組
落實主體參與式合作學習的教學策略，學習小組的作用至關重要。小組劃分、組長培訓、活動指導及其作用發揮都是學習小組建設的關鍵因素。
1.優化機制：層級搭配，逐級負責
要把好、中、差的學生按1：2：1的比例搭配成4人學習小組，并且考慮學生的知識基礎、能力水平、性別差異、家庭背景等，力求組內異質、組間同質。每組由英語成績好、能力強的同學任組長，按照這個原則把其他同學劃分為二組長、三組長、組員。在小組學習活動中，小組成員要相互支持、配合，組長負責策劃、協調和指導，并按上下位梯級順序順向推延，逐級負責幫促提高。在學習成果的展示交流中，則采用逆向推延的方式，先由組員闡釋或解答，如果不完善或遇到困難，再由其上位組長做出補充或幫助解答。這樣，整個學習小組成為一個團結協作的戰斗集體，學生的合作互助意識和主體探索精神得到了有效激發。
2.培訓組長：提高認識，提升能力
在小組合作學習中，組長的作用非常關鍵。因此，必須重視和加強組長的培訓與指導。筆者主要從以下三方面落實這項工作：一是通過教育與引導，提高組長的思想認識水平，激發其工作熱情，使其樹立服務意識，積極主動地承擔起小組學習活動的組織領導工作。二是給組長樹立威信，為了表達教師對組長的重視，增強組長的責任感，讓他們給自己做一頂紅色的帽子，帽子上用英語寫出組號，還有的用英語寫一些激勵性話語，如“We’rethefirst”,“We’regreat”“Listencarefully”和“Comeon”等等。三是采取個別談話、模擬演練、觀摩研討等方式方法，全面加強對組長的學科學習能力培養和活動組織技能的指導，促進其學科指導水平和活動組織能力的提高，以便更加順利、更加有效地展開各種相關的學習活動。
二、讓教育管理促進小組主動、和諧的發展
為了使合作學習得以順利實施，必須建立一套完整的教育管理體系：一是始終堅持把思想品德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和情感教育貫穿于學生的學習和生活中。二是讓學生對自己進行自我教育。自我教育是發自內心世界的一種內源性教育，它能夠有效地調動學生的內驅力，促進學生的進步和成長。三是建設優秀的班級文化、課堂文化、學科文化，培養學生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激勵學生積極向上、拼搏進取。
為了更好地激勵小組成員之間的合作，組與組之間的競爭，筆者采用了以下幾種評價辦法：一是每節課結束前一分鐘，小組成員互相評價本節課的表現；二是班長、學習委員、生活委員、衛生委員分別對小組進行多視角的綜合量化，實行日評價、周評價、月評價和學期評價。三是每次大型考試后，學習委員算出各組的平均分，教師給比較好的小組發點小獎品。通過采用合作評價，激發了每個同學的價值感、榮譽感，促進了學生的主動發展和良好習慣的養成。
三、創設彰顯主體的生態課堂
把課堂還給學生，讓學生在目標激勵中、主體參與中、合作探究中、交流展示中、思維碰撞中主動學習、相互促進、創生智慧，使課堂煥發應有的生命活力，是課堂教學改革的著眼點和落腳點。
1.指導預習：讓學生主動探究學習
充分的預習，是保證合作學習有效展開的前提和基礎。在預習階段，最主要的任務是在學生主體性得到有效開發和調動的基礎上，在教師的主導下，通過師生共同分析和研討，確立既符合教學要求又切合每個學生實際的學習目標。這樣，由學生主體認同的學習目標成為學生站在已有的學習起點上跳起來可以摘到的“桃子”，因此能夠有效發揮其激勵功能，激發學生的進取精神和成功欲望。
此外，預習階段還要做好必要的知識準備，主要解決一些概念型知識問題，掃除一般性的學習困難，以免影響學生的信息傳輸和思維推進。同時還要進行必要的方法指導，為后面的合作探究和信息交流的展開提供方法、技能、技巧等方面的支持和幫助。例如：新授課的預習，以Goforit七年級下冊為例，如果明天要學習Unit8I’dlikesomenoodlesSectionA1a-1c,要求學生利用今天的課余和明天晨讀的時間通過小組討論合作，分別完成三項預習任務：①單詞的預習，將這部分的單詞noodle,beef,mutton,cabbage,potato,would,I’d=Iwould,special能夠做到會讀，明確其詞性及漢語意思，然后利用晨讀時間背誦單詞，以突破單詞難關。②小組合作，通讀這部分，找出其功能句，如“Whatkindofnoodleswouldyoulike?”“I’dlikebeefandtomatonoodles,please”，明確其主要意思，并嘗試使用。③小組合作，再次通讀課本，同時查閱課后注釋，并翻閱一些相關資料，將一些重要的短語在課本上標出，并將資料中的注釋記錄到筆記本中。
2.交流展示，讓學生成為學習主人
無論哪種課型，筆者都極力倡導學生進行合作學習，這種學習方式本身滲透著集體意識和競爭機制。因此，學生的積極性、主動性便于得到激發。
新授課的操作策略是：①檢查單詞的預習情況，由各組學讓本組成員進行自讀、糾音，然后進行聽寫并交換批改。②將預習中各小組找出的功能句及短語首先進行展示，然后進行討論交流，最后由學習委員總結，遺漏之處則由教師補充。此階段為“質疑解惑”階段，通過相互討論、相互展示，不但為下一步“語言知識的應用”打好了基礎，而且也拓寬了視野，擴大了知識面。③小組合作，對課本知識進行內化，然后“學以致用”。讓各個小組大膽創新、充分展示，在相互合作、相互實踐中形成能力，提高自信心，體驗成功的喜悅，以達成情感目標。
復習課的操作策略是：由學習委員根據所掌握的各小組預習情況，將本節課的學習任務分配到各個小組。各小組在限時時間內，先準備好兩項任務：第一，討論并解決預習中的問題，由組長組織組員一起討論預習的情況，通過合作、討論，解答他們預習中出現的問題，明確一些單詞、短語的用法，鞏固重要的知識點和語言點，同時注意橫向和縱向的整合，并將他們本組解決不了的疑難點做好記錄。第二，組長將學習委員所分配的任務進行進一步分解，每個組員承擔其中一
項，先自己進行思考和研究，隨后各自將思考和研究的結果在小組內部進行描述或講解，大家再分別針對這些結果展開討論，加以補充、修改和完善，以備在全班進行交流和展示。
這一環節是在學習委員的主持下，各學習小組輪流到前臺展示學習成果，解答同學們提出的問題。圍繞一個問題，不但要回答是什么，還要解釋為什么；臺上臺下相互質疑、相互論辯，學生群情激昂，往往能夠衍生出許多新的問題、新的觀點、新的方法、新的思路，迸發出新的思想和智慧火花，從而使整個課堂煥發出應有的激情與活力，使學生的主體精神和主體作用得到了充分發揮。
在這一環節中，教師一要注意觀察學生的狀態和表情，及時啟發學生思考、辨析、消除疑惑；二要注意傾聽同學們的提問和發言，以有效調控
學生的思維方向和整個課堂教學的目標走向。
3.檢測反饋：在自我調控中優化知識建構
經過自主學習、合作探究、交流碰撞，學生對學習的知識不斷明朗、認識不斷深化、視野進一步開闊、思維也更加敏銳和深刻。在此基礎上，通過針對學習目標的系統檢測和及時、有效的反饋，實現知識、能力的整體優化和全面整合，促進學生個性化的知識構建和學習目標的達成，使學生看到自己的收獲、感受到自己的進步與提高，從而更加堅定學習的信心，不斷向著更高層次的目標邁進。
四、合作學習策略促進了學生個性化的成長
以主體參與為基本特征的課堂教學策略為學生參與整個教學過程，充分發揮其主體性提供了空間和舞臺——從目標的制定、知識的獲取到能力的訓練和形成，沒有強加的“外力作用”，全都是在學生的自主思考和合作探究的過程中完成的。也就是說，學生在學習的整個過程中始終伴隨著個體的情感體驗，因而，其知識和能力的構建也就具有了各自的個性特色。在此基礎上，學生主體性的充分發揮，有力地促進了其情感態度的升華、主體潛能的開發和思維品質的提升，學生的競爭意識、合作精神、上進心、自信心也都進一步得到了強化和激勵。總之，激揚主體與個性的課堂，在提高學生科學素養的同時也發展和豐富了學生的人文素養。
參考文獻：
單元測試是針對學生在一個單元的知識進行了系統的學習后，進行的一次階段性的檢測。它具有知識范圍小，知識內容少的特點。所以說如何從語言學的角度在有限的范圍內對學生理解和掌握英語語言的程度進行有效地檢測，這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更者，英語單元測試必須在學生已有英語學習的基礎上，對“學生鞏固、擴大基礎知識，發展聽、說、讀、寫的基本技能，培養綜合語言運用的能力”的教學目標起到導向作用。同時，現行英語教材的內容的設計注重了話題、功能、結構、技能和知識相結合的體系，這也必須在單元測試中有所體現。因此，英語單元測試的選題策略是在緊緊地圍繞各個單元教學目標和遵從英語語言習得規律的前提下，注重學生對所學知識的復習鞏固，重視學生如何運用所學的知識。
一、選題要有代表性
在英語教材中，各個單元的知識點是為數不少的，包括語言知識(如詞匯、語法、句型等)和文化知識，也包括已知的知識和未知的知識。雖然教材有計劃地、相對集中地介紹了相關的語言和文化知識，但是為了檢測學生在學習相關的知識后，能否投諸于運用，這就要求命題者在有限的測試題目中容納盡可能多的信息。因此，命題者可以提出若干個預選命題方案，然后借助預測測試的結果，對不同的方案進行橫向或者縱向的比較，再選出具有重點與非重點、能力與非能力、重點與能力等有代表性的題目。通常情況下，代表性的題目包含重點題、典型題以及綜合運用題等，它們可以體現在不同的題型中。但是，命題者不能將語言信息或語言信息的測試的代表性建立在超量(如題目長、生詞多)觀念上。代表性的題目只有在“抓綱務本”的精神指導下，才能作出以點帶面，觸類旁通的效果，才能體現出語言測試的特點。
二、選題要有針對性
在英語教材中，單元教學內容的安排也體現了“秩序漸進、循環反復”的帶有針對性的特點。事實上，對以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中學生而言，由于學習策略的效度的差異性，學生往往會對一些知識存在理解上或應用上的缺陷或疑惑，所以命題者的選題要能夠讓學生在一定程度上能借助于測試的手段觀察、發現、探索和研究其自身語言學習上的差異。比如說，當今的中學英語語言測試體系不能體現出學生“說”的能力，所以命題者在選題的過程中，要切合于語用學的實際，參照“任務型”教學活動目標，有意識、有策略地通過單元測試的題型的轉變，將“說”的能力測試融于“聽”的測試中。這樣的單元測試的命題導向就是針對學生之缺，了解學生之愁。還有，命題者要結合教學實際中的學生在平時作業中的“常見病”和“多發病”，選編一些“對癥下藥”的治病題，這也是具有針對性意義的。比如：feel like與would like的用法的差異性就可以成為測試的內容。
三、選題要有靈活性
在英語單元測試中的靈活性是指在一例的題目中容納了多個知識點或能力點的考察，并訓練了學生運用“一題多思”的思維方式。由于當今的英語教學模式側重于“任務型”和“交際型”的活動，這就要求學生具備能在不同層次、不同形式的情景中，綜合應用語言知識完成語言任務的能力；這也就要求測試題目能體現出不同知識點之間縱橫聯系，能檢測學生的綜合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就是說測試題靈活性要起到影響試題區分指數的作用，這也就有利于指導教師將來的授課行為，有利于培養學生的解題思維。比如說，完形填空的空白就顯示了對兩種語言模式(一者是作者表達自己的思想的語言模式，另一者是讀者根據自己的理解作出的猜測性語言模式)和一種測試意圖(命題者的測試目的)，避免了就題論題的俗套。當然，命題的靈活性的特征要體現在與教材關聯性上，并不是指“難”、“偏”、“怪”。
四、選題要有科學性
一份高質量的英語單元測試試卷并不是題目的堆砌，而是建立在科學性和合理性的基礎上的語言信息(包括知識和能力)的檢測。它必須達到鞏固知識和培養能力甚至引導未來教學活動的目的。一個單元的知識體系，在語言知識上要學生追求多方位，在學習能力上對學生講究多層次。所以在英語單元測試中，以此為基礎的單元測試的選題也要體現出以系統性和整體性為內涵的科學性。命題者只有在熟悉教學大綱和課程標準的雙重前提下，才可能使試卷將單元測試的內容有效地包容并形成一定的可行性和可信性的效能，才能促進學生通過英語測試對英語學習的內容進行控制管理，從而有效地學習。同時，科學性也必須體現在量和數的合理分配上。
五、選題要注意訓練學生的思維策略
關鍵詞：大學英語教師職業倦怠成因應對策略
Maslach的倦怠三維度理論把職業倦怠主要表現為：（1）情緒衰竭（emotionalexhaustion），即是個體對壓力的評估，表現為個體情緒和情感處于極度疲勞狀態，工作熱情完全喪失；（2）非人性化（depersonalization），即是個體對他人的評估，表現為個體以消極、否定、麻木的態度對待服務對象；（3）低個人成就感（reducedpersonalaccomplishment），即指個體對自我的評估，表現為個體對自己工作的意義與價值的評價降低（Maslach，1997）。事實上，職業倦怠并不是對某一特定事件的即時反應，而是在相對較長的一段時期里，對工作中所遇到的壓力，在情緒上產生的一種低強度遞進的反應過程。各行各業職業倦怠的形成及危害都并非偶然。大學英語教師這一群體是比較容易受到職業倦怠傷害的一組群體。職業倦怠不僅對教師職業生涯的順利發展起著明顯的阻礙作用，而且對大學英語教學質量、教師專業發展、全球化人才的培養起到制約作用，值得引起社會及個人的廣泛重視。
一、大學英語教師的困惑及職業倦怠成因
筆者先后于國內兩大外語院校從教大學英語八年整，常有這樣的體會：非英語專業（俗稱大外）學生英語基礎普遍較差，學習興趣及熱情相對較低，而教師較早出現職業倦怠現象的機率也較高。面對大學英語四、六級等考試壓力與課堂改革勢在必行的迫切要求，教師不得不在應試教育與課堂創新二者中游走，企圖找尋中間道路的同時卻往往會感到無所適從，工作付出與其成就感難成正比，不可避免地產生不同程度的職業倦怠感。出于社會偏見，或是傳統的錯誤看法，大學英語教師在專業圈子里似乎被看作是處于類似二等公民的位置。同樣令人憂慮的是，許多大學英語教師本身也有著較強的自卑感，認為自己在長期的大外教學中，專業沒有增進反而退化，在教學科研、業務發展及專業深入研究方面不如英語專業教師。于是教師在教學中不思進取，面對壓力困惑感到力不從心，放棄努力的情況不在少數。以下，將從通過了解大學教師中工作中普遍存在的種種困惑入手，分析大學英語教師職業倦怠的主要成因，進而從教師個體的視角提出有關應對方法。
成因一——教學工作量大、教學效果難以保證的困惑
眾所周知，大學英語很難像專業英語那樣實行小班教學，通常都在50人以上，多則是上百人的大課堂，其教學工作的強度是小班教學的多倍。而面對學生人數眾多的課堂，教學效果實則難以把控。教師的課堂教學任務、課后備課及作業批改量都異常繁重，迫使教師處于非正常的高負荷運轉中，極易導致心理和情緒上的極度疲勞，且身心互為影響，健康狀況亦令人堪憂。長此以往，不少教師尚不到七年之癢的工作階段，就已經在工作中提前出現衰退的跡象，職業倦怠狀況由此產生。
成因二——應試壓力與教學創新沖突的困惑
隨著教學改革的不斷地深入，傳統的應試教育有待逐步改革以適應時代的要求，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和自主學習的能力提上教師的教學日程。然而，一方面要求素質教育，一方面卻仍需強調考試的重要。傳統的教學方式雖不適應教學改革的要求，但卻可以幫助學生應對復雜的考試，掌握足夠的應試技巧。尤其是當下的諸多考試仍將一些連英語是母語的人也常犯的細微的錯誤來體現考試難度，大外教學自然就難以脫離應試教育的軌道，而教學創新、興趣課堂則無從談起。事實上，作為教師，深知這樣的教學活動與提高實際的英語應用能力毫無關系，反而往往會把學生引入歧途，大大影響了學生學習英語的積極性，同時也違背了語言學習的規則和測試目的，但也只能慨嘆一己之力實在有限，但求不要誤人子弟。于是，面對課堂上無精打采的學生，不少教師也坦言其內心迷惑而無助，甚至會感莫名的虧欠與自責。
教改原本應該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校方如若過度強調教學創新，學生也一味期望課堂的趣味和新穎，教師則不得不否定自身既有的傳統教學經驗，以迎合多方的期待，把原本熟悉并行之有效的老方法都拋掉，竭盡全力使自身在課堂上改變原有的風格。即便如此，跟前衛的教法相比，仍自覺落伍老套，豈能不心有戚戚焉？
成因三——疲于教學，無暇顧及科研，職稱上不去的困惑
由于教學任務過重，備課量大，同時還必須兼顧家庭的需要，大學英語教師業余能投入科研的時間和精力其實是相當有限的。疲于教學，無暇顧及科研，職稱因此也久久上不去，這也令許多教師叫苦不迭。尤其是評職稱期間，不得不以犧牲睡眠及健康為代價，經常挑燈夜戰，以期早日，評上相應的職稱。為此不少教師選擇去研究容易的其它領域，無法兼顧專業興趣。寫論文成了疲于應付，毫無成就感可言。為了評職稱，大外教師們還不得不花大量時間來補習那些完全沒用武之地的第二外語。
值得一提的是，當前職稱評定大多是以發表相應檔次的論文及規定數量為重要參數指標的，這使得長期以教學為重，經歷了多年論資排輩等待的教學型教師們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沖擊。一些教學能力平平，亦或是剛畢業的碩士生、博士生，盡管上課時間不長，但由于有相應，很快評上了高級職稱，其崗位和工資都遙遙領先。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會挫傷前者的工作積極性，或導致原本敬業愛崗的心理失衡。
成因四——教師進修發展的困惑
許多大外教師作為學校的教學骨干，屬于教學型的人才，多年以來緊緊地圍繞著四、六級英語考試的指揮棒轉，如何提高本校學生的過級率幾乎是他們工作的全部意義。他們在無私奉獻的同時也失去了進修學習的最佳時機。令人深感困惑的是，雖然大家都知道專業危機感和生存危機的存在，卻沒有合適的辦法加以解決。
國內外語類的碩博點、進修點較少，競爭激烈，入學門檻高。對于當年的一批因本科成就優異而留校任教的教師而言，校方并無專門的繼續培訓計劃，于是隨著新進的碩士、博士的涌入，前者就由先進變為落后，此種落差難以調試。不少人也自行完成在職研究生學習，但要拿到學位的關鍵卻不在專業上，而是取決于全國的二外統一考試，為了體現“寬進嚴出”的宗旨，其試題難度之大，非一般研究生考試可比，通過率之低堪稱眾考試之冠，其本末倒置程度著實令人匪夷所思。此外，公派出國進修的機會名額相當有限，能落到大外教師頭上的更是鮮見，加之僧多粥少，校方更無力顧及這一群體的廣泛需求，亦無法做到以人為本，照顧最迫切需要提高的教師。正如戴曼純（2004）曾尖銳指出的那樣：“大學英語教師的進修和科研經歷非常有限，這也影響了他們的業務水平的提高。”如果此類問題長時間得不到解決，產生倦怠心理是無奈的，但也將會是難以避免的。
成因五——教師評估求全責備的困惑
當前，各類評估盛行，學生給教師打分，學校對教師進行考核，雖然有其特定意義，但過多片面的甚至不公正的負面反饋深深刺傷教師們的自尊和熱情。多年的觀察發現，學生們喜歡教學方法靈活，課堂氣氛活躍，幽默開朗，能做學生良師益友的教師。這樣的老師善于與學生交流，也往往會把工作的重點放在課堂教學上。但由于科研成果不夠理想，學校的考核成績平平，無法客觀體現該教師的綜合素質。而科研能力較強的教師在教學中缺乏靈活性和幽默感、課堂氣氛較為沉悶，雖也是一心一意搞教學，卻也往往遭到學生有失公允的比較和排斥。這樣的情況，表面看來是學生或校方的原因造成，但實際上卻是繼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之后的另一主要矛盾的體現，即教學型和科研型教師沒有單獨的評價體系，都不得不共同面對的雙重素質評價標準這一矛盾。由此可見，我們一貫呼吁對學生進行賞識教育，卻往往忽略了教師也需要人文關懷。成因六：學校人際相處的困惑
學校是一種復雜的社會組織，它對個體行為既有助長作用，又有削弱作用。學校氛圍好，尊師重教，上下級關系融洽，溝通順暢，教師就會有安全感、自信力，就有助于緩沖其工作中所遇到的壓力，降低教師倦怠的發生。如果學校同事關系緊張，則容易喪失歸屬感，并感到壓抑，遷移到工作中則是導致壓力加劇，從而誘發倦怠。通常來說，缺乏直接上級（如教研組長、系部主任等）的支持是教師產生職業倦怠的重要因素，而上級缺乏同情心、辦事效能差，通常是教師抱怨的內容，也極易導致倦怠的產生（曾玲娟，2002）。因此，當職場人際關系惡化，并缺乏一個寬松和諧的外環境，也會導致職業倦怠。
二、大學英語教師職業倦怠的對策
綜上所述，職業倦怠起源于個人、組織與社會等各個環節，大外教師中存在著職業倦怠現象是客觀事實，具體到個人或各校，教師的職業倦怠又有較大差異。對于組織和社會方面的改良和應對策略，已有很多的文章涉及，本文毋庸贅述。但是自身的能動作用不可小視，基于上述倦怠成因分析，筆者有以下幾點教師個人應對策略可供參考，一旦發現倦怠狀況，第一時間從自身做起，使危害盡快消除或緩解。
首先，作為任何一名大學教師，面對知識更新迅猛的時代，自身必須具備終身學習的觀念，在工作中也應當不斷提高自己的業務水平，更新知識。在這個“publishorperish（不發表就淘汰）”的時代（Hanson，1998），更應當不斷提高學習和研究能力。盡管存在教學與科研的壓力，但科研工作是大學英語教師提高自身素質的重要途徑，也是教師素質具體表現的形式之一，故大學英語教師自身有責任克服對科研產生的畏懼心理。劉潤清教授在《一個英語教師的自述》一文中指出：“科研是一個艱苦的歷程，關鍵是有沒有科研的意識，能不能處理好科研和教研的關系。”科研上去了，職稱上去了，內心的底氣和自信也就充滿了，成就感就必定取代倦怠感。
那么，如何應對教學科研的雙重壓力，處理好教研和科研的關系呢？夏紀梅教授提出較好的解決方法：“在大學任教必須具備研究能力。任教者應該為教學搞科研，或為科研搞教學。能夠用量化手段和質化手段研究語言教學及語言學習（2002）。”因此，這意味著大外教師要在強化科研意識的同時，還要學習掌握一些基本的科研理論和量化手段。再結合自身的興趣或結合本校、本學科的需求，盡早確定自己的研究方向。積極地培養自身科研興趣，變壓力為動力，變課堂為科研的基地，努力使科研與教學相長。只要打好扎實的理論基礎，再通過教學工作的積累和結合教學改革中所發現的問題，使科研工作走上正軌，最終就有望獲得教學科研的雙豐收。
其次，進入任何一個專業領域，都應始終保持一個虛心受教的心態，這樣才能在比較和借鑒中發現自身的不足，借助他人的引領，提高自身業務水平。常言道：“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有時一次教學研討活動，會勝過自己許多次課的摸索。同理，經常與那些科研能力強，經驗豐富的同事交流，不但能幫助自己盡早確立科研方向，還能少走些彎路。有時同事的一個觀點，一句話，一種做事的精神和態度都會使自己終身受益。比如，當前，利用多媒體和網絡組織教學是大學英語改革的重點，傳統的教學模式受到沖擊，一些中年教師缺乏學習新技術的沖動并難以開口向青年教師請教，只對新事物加以抱怨。殊不知師亦不必賢于弟子，另一些同齡教師卻能在技術上虛心請教同事，甚至學生，主動抓住并充分利用多媒體、網絡技術發展帶來的契機，交流創新體會，改進原有教學的模式，因而深受學生好評。這正如DonaldFreeman所言，心態是先于技術和知識的。只要勇于嘗試和探索新事物，掌握先進的教學輔助設施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樣難。
此外，有意識的改變自己性格上的缺陷，培養良好的個性特征如耐心、堅強、樂觀、幽默等，也可以很好的幫助已出現倦怠癥狀的教師在自己有意識的情緒調整過程中克服倦怠。當然，還可借助于他人力量，找同事朋友傾訴、或找有關專家咨詢都是緩解倦怠的良好途徑。
再次，有了良好的心態，接下來就要有一個合理的目標計劃克服職業倦怠，如制定一個一年、三年、五年的自身發展規劃，靜下心來分析并逐步解決工作中的困難。然后將計劃付諸行動，并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體驗勝利的喜悅，增強自信心。作為教師本人，應清醒認識到倦怠是源于自己所遇到的壓力，努力提高自己的耐壓能力是問題的關鍵。同時在制定計劃和實施過程中，通過學習時間管理技巧，在緊張的工作學習中學會適當放松，也有利于防止倦怠的出現。
三、結語
教師的職業倦怠對自身、學生、學校乃至社會帶來的后果是嚴重的，現實生活中許多活生生的教訓讓我們看到其危害無異于庸醫誤診病患所造成的傷害。雖然這二者有諸多不可比之處，但卻都屬于不可輕視的社會問題范疇。大學英語教師在高校中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解決其職業倦怠是一個系統工程，整個社會都應該關心支持。衷心期待有關部門切實關心教師的困難和需要，建立對教師的合理的角色期待，給教師創設一個寬松的人文環境。大學英語教師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挑戰和壓力，為了適應新形勢的變化和需要，教師自身應該加強學習能力和適應能力，培養終身學習的觀念，端正心態，逐步挖掘自身潛力，從大局出發，努力克服職業倦怠心理。創建和諧社會首先從個人做起，愿廣大教師們早日告別或遠離職業倦怠，重塑美好師者形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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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閱讀觀念的改變
目前許多學生受狹隘的應試教育觀的影響，認為即便花大量時間進行課內外廣泛閱讀，考試的成績也不一定就會馬上提高。教師依然沿襲傳統的語法翻譯法進行教學。這種教學方式強調教師的主導作用，學生只是被動的知識接受者，是“自下而上”（Bottom-up）的理解方式，即認為只要逐詞逐句弄懂文字，就能理解其意義。結果學生的閱讀水平提高甚緩，閱讀的積極性、主動性沒有得到任何體現。
對策：還原正確的閱讀觀，采用“Top-down”教學方法幫助學生構建正確的篇章結構。這種“自上而下”（Top-down）的過程強調構建全文的語義圖像，了解文章的本質和作者的意圖，在整體理解全文的基礎上，理解文章的基本成分，如段落、句子、詞匯等。
二、閱讀時間的保證
目前，部分教師為使學生“吃透”書本，總是抱著幾本教科書“精耕細作”，把大量的時間花在書本知識的重復、枯燥操練之上，使學生無暇顧及閱讀，從而忽視了英語語言知識的積累及語感語義的培養。部分教師注意到語言輸入的意義，在平時的閱讀教學中加大了閱讀材料的輸入，但在實際操作中，往往是找幾篇現成的材料，讓學生課后閱讀，然后核對答案，草草了事。這種教學與練習，學生從閱讀材料除獲取一些細節外，其他收獲甚小，更無從談起對篇章結構的了解。長久如此，教學就會很機械、乏味，學生的閱讀興趣就會逐漸減小，以致受到抑制。
對策：不僅在課內，而且在課外都要保證學生每周都有一定的閱讀時間。每周最好能有一節固定的閱讀課，向學生推薦一些好的閱讀材料在閱讀課上讀，例如《英語輔導報》、《21世紀英語報》等報紙上的閱讀材料。課外閱讀時間可靈活安排，閱讀的材料難度、長度適當，所帶的問題主、客觀方面都有。
三、閱讀興趣的培養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但在目前的應試教育中，學生迫于各門功課的壓力，不得不去做一些立竿見影之類的短淺學習，以求得短期效果。而閱讀則是一個長期的、漸進的過程。學生由最初的減少閱讀到最后的越來越遠離閱讀，由于感受不到閱讀帶來的，閱讀感覺會開始麻木，知覺遲鈍，人文精神趨向貧乏，并因此形成惡性循環。
對策：一是針對學生的實際水平，把握好閱讀材料的范圍、難度、長度，進行有針對性的閱讀教學。二是靈活地運用多種閱讀手段、方法，如課內外閱讀相結合，限時與不限時相結合，客觀問題與主觀問題相結合，等等。三是對學生的閱讀狀況及時地進行反饋，發現其閃光點，及時給予表揚；對其不足，也應以激發、鼓勵、幫助為主。對學生盡可能少用或不用責備的語言。
四、閱讀方法的傳授
教師要授予學生一定的閱讀技能、技巧，否則他們的閱讀肯定耗時耗力且收效甚小，久而久之，學生就會敬畏閱讀。
對策：（1）培養學生正確的閱讀方法既重要又有必要，它能使學生讀得輕松、讀得高效。具體做法如下：一是閱讀時，眼睛與試卷的距離要適當，否則將不利于注意力的集中和目光的快速移動；二是養成默讀和用英語思維的習慣，閱讀時出聲或將英語翻譯成漢語都會影響閱讀的速度；三是閱讀時禁用手指、筆指著單詞；四是采用意群閱讀法，在同意群的各個詞之間不可停頓而應一口氣讀完，使整個意群的意思不致中斷。（2）培養學生正確的解題思路。首先快速瀏覽題干要求，帶著問題迅速閱讀，然后細讀并逐一解答。（3）培養學生解題技巧。一是掌握主旨大意；二是細節理解；三是推理判斷；四是猜測詞義。（4）在平時做題的時候應該要學生形成某種程度上的條件反射，就是看到某種類型的題目腦子中會有相應的解題方法和技巧，達到最終突破閱讀瓶頸的問題。
除此之外，正確運用閱讀策略也能提高閱讀能力，特別是在考試中對于提高解題正確率大有裨益。閱讀中常用的策略（Reading Strategy）有略讀、跳讀、細讀、推讀、概讀等。
五、閱讀角色的定位
近年來，學生在教學中的主體地位越來越受到關注。然而通過專職教師、專用教材、固定場所來傳授知識，學生始終處于被動學習地位，師生在教學活動中仍限定于“傳授―接受”的模式內，致使我們的教學過分注重教師讓學生被動接受知識的過程，而輕視實踐、探索、發現、體驗、感悟活動。
對策：閱讀活動的核心是自主性，要讓學生由被動的接受式閱讀轉變為自主式閱讀和創造性閱讀。因此組織教學必須以學生為主體，把求知、閱讀的主動權交給學生，使他們不斷增進閱讀興趣，積極主動地投入閱讀活動之中。教師則因勢利導，引導學生思考、討論、總結，以獲取訓練學生思維的效果。
六、閱讀能力的評估
教師對學生閱讀能力的評估結果，也會深刻影響學生的閱讀信心和閱讀態度。孤立的、片面的、不適當的評估結果會使學生錯誤地理解自己的閱讀能力甚至懷疑自己的方式方法。長期如此，往往會使學生盲目樂觀或消極悲觀，甚至失去自己能學好英語的自信心。
對策：教師在對學生的閱讀能力進行評估時，一定要注意做到全面、客觀、公正、公平。正確的評估與合情合理、激勵性的評述，會讓學生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閱讀能力水平及不足之處，并明確自己努力的方向和要克服的問題。
綜上所述，培養閱讀能力，提高閱讀水平，既需要學生進行大量的、長期的、有效的練習并及時進行總結和鞏固，更需要教師根據學生的年齡特征、心理特點及興趣愛好等，開展各種易于接受、易于實施的閱讀活動，讓學生從閱讀中獲得知識，獲得快樂并最終養成良好的英語閱讀觀。閱讀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只有愿意付出的人，最終才能登上閱讀的天堂，讓閱讀不僅成為一種學習英語的手段，增長知識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讓閱讀成為一種享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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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et考試與大學英語教學的關系
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與大學公共英語教學的關系越來越密切，后者受前者的影響越來越大。自1987年推行四、六級考試以來，越來越多的大學更加重視公共英語教學，公共英語教師的地位和待遇都有了顯著的提高，公共英語教學條件得到了充實和改善，大學生學習英語的積極性和自覺性空前高漲，公共英語教學質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提高。
目前大學英語教學《大綱》在教學應注意的幾個問題別提到了教學和測試的關系問題:“測試是貫徹執行教學大綱的重要保證。科學的測試結果可以為教學提供量化的反饋，幫助教師了解教學效果，改進教學方法，提高教學質量;還可以幫助學生了解自己的學習情況，改進學習方法。因此，測試應以大綱要求和教學內容為基本依據。教學中，應注重學生實際語言能力的培養;測試中，更看重考核語言基礎和語言應用能力，要采用一定比例的主觀試題。務必防止應試教學傾向。”①可以看出，在教學和測試兩者的關系中，教學是第一性的，測試是為教學服務的。cet考試和大學英語教學兩者是手段和目的的關系。兩者相互促進、相互制約，是辯證統一的關系。改革教學方式、注重能力培養與四、六級考試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
2.cet中新題型增設的背景和意義
我國高校英語教學中存在著錯誤的考教理念，造成了cet測試和大學英語教學關系的異化。
2.1絕大多數大學英語教師把四、六級考試作為大學公共英語教學的“指揮棒”，倒置考試和測試的關系，使教學圍著考試轉。受“指揮棒”理念的影響，大學公共英語教學越來越偏離自身的目標，而成為達到四、六級考試目的的手段，成為一種“應試教學”。為了應付四、六級考試，有的學校不惜打亂正常的教學計劃，將本該一、二年級開設的課程推遲到三四年級開設，有的根據四、六級考試要求調整英語課程設置，有的大辦四、六級考試輔導班，有的利用寒暑假組織學生集中“攻關”，有的發動教師研究四、六級考試“規律”，放任教師拋開原定教材，以四、六級考試大綱和有關輔導材料為依據組織教學。學生的英語學習更是全面“服從”考試需要，他們對正常的英語課程提不起興趣，一門心思做參考題、復習題、模擬題、仿真題。
2.2大學英語教師和管理人員把四、六級考試作為評價大學公共英語教學的價值尺度，以考試成績好壞來衡量教學質量的高低。政府主管部門在大學教學工作評價中把四、六級考試通過率作為重要指標，有的大學以教師任教班級學生的四、六級考試通過率來考核教師的教學業績，考核結果與教師的獎金、津貼掛鉤，有的把是否通過四、六級考試作為是否準予學生畢業或能否獲得學位的一個“硬杠杠”。如此一來，大學公共英語教學只有唯四、六級考試是從，一切從考試出發，一切為了通過考試。后果就是，四、六級考試大綱所要求的內容掌握了，英語考試技巧提高了，但大學生的英語聽說能力、讀寫能力、翻譯能力、交際能力等并沒有多大提高①。
在這世紀之交的年代，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無疑這種應試型的大學英語教育遠遠滯后于時代的發展，不利于培養面向21世紀的新的復合型人才。我國外語界的許多有識之士早已認識到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中所存在的種種不足，并著手對其進行改革，以促進我國大學英語教學的健康發展。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新題型的推出及采用就是這一勢在必行的改革的初步嘗試。
自1996年1月起，大學英語考試已正式啟用新題型，增加主觀題目的比例。語言測試的試題根據評分是否需要閱卷人員的主觀判斷而分為主觀題和客觀題。一般來說主觀題如作文等效度高，對教學的后效好，因此大學英語考試無論四級或六級都堅持采用一定比例的主觀題。自1996年1月起，已延續了十余年的全國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的題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由偏重客觀試題轉向主、客觀題型合理搭配，重視考生主觀應用能力的試題類型。目前已經過研究和實驗并可逐步采用的新題型有翻譯、聽寫、簡答題。考試委員會還在積極開展其他新題型的研究。采用新題型的目的是更好地使考試為教學服務，在可能的范圍內增加主觀題的比例，使全國高校在教學中更加重視提高學生實際運用英語的能力。在采用新題型時盡量保持所考核的語言能力構成基本不變、答題時間不變、各部分得分比例分配不變，以保證評價標準的穩定性。例如1996年6月的四級考試，采用翻譯題型后，全國重點大學翻譯部分的均值為6.75分。這一部分用來取代原來的完形填空部分，而1995年6月全國重點大學完形填空部分的均值為6.72分。這說明采用新題型可以保持評價標準的穩定性。此外，考試委員會還決定今后在考試大綱中列舉多種可能的題型，而在某次考試中具體采用何種題型則事先不予公布，以抵消應試教學的心理壓力，使教師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課堂教學上，提高學生實際運用英語的能力。此外，要探索對新題型進行等值處理的方法，保證大規模標準化考試評價標準的科學性，但等值處理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提高考試的效度是第一性的，通過考試正確地指導教學才是考試的根本目的②。為進一步推動我國大學英語教學，適應國家改革開放的需要，使大學生更加重視英語語言能力的學習，獲得更強的參與國際交際的能力，經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批準，全國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委員會自1999年初開始試行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口語考試，并于1999年11月和2000年5月兩次擴大試點。總的來說，口試推動了大學英語課堂教學改革，有利于遏制應試教學和片面追求單純通過率，使《教學大綱》規定的“培養學生具有較強的閱讀能力和一定的聽、說、寫、譯能力，使他們能用英語交流信息”這一教學目的的實現具有更扎實、可靠的基礎③。
3.改革大學英語教學，全面提高學生英語語言能力
概括的說，大學公共英語教學必須在明確了正確的考教關系的同時，隨著四、六級考試的改革而改革，否則，不但將貽誤一屆又一屆的大學生，而且更為嚴重的是，在我國加入wto后面對更加開放、國際競爭更加激烈的環境，大學英語教學質量問題可能使我們處于十分被動的境地。
隨著cet新題型的進一步推廣，我國大學英語教師將面臨著新的、更高要求的挑戰，即如何運用行之有效的舊方法和研究新的方法來扎扎實實地提高我國大學生的英語交際能力，以滿足社會發展對我國英語教學改革提出的要求，以培養適應社會發展所需求的綜合性全面發展的高素質人才。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題型的變化指引我們對近十余年我國大學英語教學展開反思，以便充分認識其中的偏差和教訓，端正大學英語教學的指導思想，把握好大學英語教學的發展方向。“照本宣科”、以測試為目標的教學法已經跟不上時代的要求。教師在教學時，要采取多種手段激發學生的課堂積極性，善于引導他們進行聽、說、讀、寫、譯等各項技能的訓練，培養他們在語言運用方面的能力。這使得教師要改變他們的教學方法，提高課堂教學質量，同時也提高他們自身的語言能力和業務水平。
傳統教學中，課堂教學大都是由教師傳授知識，學生被動地吸收教師講的東西，成為存貯前人留下的知識的“容器”。這是不科學的。教師應該變知識傳授為能力培養，在教學中變教師的單向傳授為師生共同進行學習的雙向交流，使學生自己動腦、動口、動手學習，從而使他們的能力得到培養。如何改革大學英語教學，培養學生能力呢?
筆者概括出以下幾種策略:
3.1確立“以學生為中心”的觀念，改革填鴨式教學方式
應惠蘭教授指出:“實際上外語學習的首要任務是‘學’而不是‘教’。”“教學方法應該分為教法和學習方法兩個組成部分”。過去當我們談到外語教學或教學方法時，過分強調了教師的指導作用，而忽視了學生的活動能力。認知理論認為，英語學習的過程就是新舊語言知識不斷結合的過程，也是語言能力從理論知識轉化為自動運用的過程。“以學生為中心的主題教學模式”正是遵循這種語言學習規律而創建的。英語是一門實踐課，語言技能的獲得是通過學生的實踐操練得來的。這就要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以學生為中心，變學生被動接受為主動獲取知識。避免整堂課講授太多的語言點;避免給學生直接指出應該注意什么;避免給學生詳細列出語言點的用法，而是應該恰恰相反。老師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如:課前讓學生預習課文，上課時先讓學生講解課文的大意，然后以問題辯論的形式對文章的主題、背景、寫作風格、語言使用等方面展開討論。教師的講解是輔的、畫龍點睛式的。這樣，學生不僅掌握了語言點的用法，而且還學會了，并能夠很好地運用所學的知識。這樣就能主動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使其能夠主動參與，使課堂氣氛更活躍、更充實。同時，在當今這個科技得以快速發展的時代，知識經濟已經成為各國發展的重中之重。教育也走向了市場，這無疑又給教育提供了有利的環境與促發的有利條件。在英語教學之中增加多媒體教學是轉變填鴨式教學的最好與最有效的途徑之一。通過多媒體教學不僅使學生的視野空間擴大，而更重要的是在學習、掌握基本知識的前提下使之達到運用語言知識的能力，不僅豐富了課堂，而且受益于學習者本身。教師對一些較難的課文還要進行一些系統的講解，以適合學生水平的需要。傳統的授課法是以單詞、語法分析為主體。但這樣一來，課文的內容就被割裂了。語言知識很可能變成無本之木，學生興趣無從談起，積極性無從調動，結果事倍功半。教師講解課文的方式要以語篇教學為主，教師要把文章的信息結構，與文章有關的文化背景，文章的思想內容和寫作風格放在一個重要的地位上。要把語言知識、單詞的講解完全放在篇章內容的整體講解過程中。這樣學生學到的就不是支離破碎的知識，而是從內容到形式都齊備的活生生的語言。
3.2運用交際法進行教學
交際法（communicativeapproach）是以語言功能——意念項目為綱，培養交際能力的一種教學法。交際法創建于20世紀70年代初期的西歐共同體（eec），中心是英國。交際法重視教學大綱的研究。教學內容以語言功能為綱，針對學習對象的不同需要加以安排。交際法強調教學過程交際化，排斥機械操練，讓學生在真實或接近真實的交際場景中操練，課堂教學活動應模擬真實或近似真實的生活情景。
一方面，注意到各個單詞之間的各種系統內關系的同時，還要把它置于句子乃至對話、語篇中呈示。如:角色表演法要求學生模仿課文對話表演，讓學生輪流到臺上表演。表演根據學生的水平，分層次提出不同的要求，讓學生覺得不難又需要做好準備上臺表演。或者進行pairwork或groupwork。在表演中可以準備實物道具，其中豐富的動作、表情都可以活躍課堂氣氛。此外，要使教學同真實世界（realworld）建立聯系，如用影視片段、多媒體等來實現單個詞匯或詞匯系列的輸入，讓學習者感覺生動、易學。對某些動詞如swing，snore等，還可以運用表情、動作和聲音來演示，其效果比單純以文字講解要好。利用多媒體直觀形象、生動活潑，讓學生自然而然地進入英語交際情境。如在課堂上播放英語經典原版片，故事內容學生已有所了解，加之畫面優美，身臨其境，收到了出奇效果。不少同學能把影片中的部分英語對話模仿得惟妙惟肖，激發了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營造了良好的語言學習氛圍。
另一方面，要注意全面呈現詞匯的語用信息。像郵筒（pillarˉbox）在中國為綠色，在英國卻是紅色。這種信息必須提供給學習者，pillarˉbox這個詞暗含的社會文化信息同該詞的概念意義同等重要。此外，不少詞還具有一定文體意義和情感意義。尤其是具有褒義或貶義的詞，其情感意義是該呈現給學習者的。對于指黑人的兩個詞black與nigger，了解二者的概念意義而不知其情感意義顯然會影響交際運用①。前者帶有褒義，后者卻是貶義，這2種不同的情感意義同相應詞語的概念意義一樣重要。內含意義與情感意義因個體、文化、社會的不同而不同，教學主體亦要留心這一點。
3.3運用多媒體技術豐富和改善外語學習環境
多媒體軟件集聲、文、圖、像于一體，資料豐富、信息量大，其容量、使用功能、新穎程度為普通教科書所不及，在教學中顯得十分方便。先進的多媒體設備可使學生在課堂上能夠充分利用其視覺及聽覺器官，緊緊跟隨變化中的設備功能及富于色彩的影音材料，從而使注意力保持高度集中，提高了課堂學習的效率。這就擺脫了在以往的英語課堂教學中，學生視野中只有那一成不變的老師、黑板、講臺及教科書;聽覺中只有那過于熟悉甚至有些單調的老師的嗓音，因而經常只聽不看或只看不聽，容易走神，心不在焉。總體來說，多媒體輔助英語教學在改善學習者的學習行為和學習態度方面優勢明顯。具體體現在如下六個方面:（1）學生的個體差異得到兼顧;（2）學生的獨立自學能力得以鍛煉;（3）輕松愉快的學習環境得到保證;（4）地道的語音語調給學生提供了良好的模仿模式;（5）新穎活潑的教學形式和豐富的內容能夠激發學習者極大的學習興趣;（6）視聽說各感覺器官積極配合，左右腦并用，提高了學習效率②。
一、當前企業市場營銷中存在的問題
第一，企業的營銷觀念沒有轉變。在計劃經濟根深蒂固的當今時代，一些國有企業對買方市場仍然奉行傳統的生產觀念、產品觀念和推銷觀念，但在目前的市場經濟時期，由于商品供過于求，買方市場出現了“生意難做”的問題；還有一些企業對買方市場措手無策，隨大流盲目地推銷產品，其結果是要么是產品庫存大量積壓，要么是應收帳款急劇增加，資金周轉出現困難，從而使大多數企業陷入停產或半停產的狀態。
第二，高層營銷管理缺位，導致營銷部門以外的其它部門不能充分發揮營銷職能。目前，絕大多數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都比較重視營銷工作，但是，這種“重視”具有明顯的局部性、不確定性和非過程性，不系統、不全面、不到位，從而造成高層管理缺位。高層管理缺位帶來了許多危害。首先，其他部門的營銷優勢得不到全面利用。企業的每個部門、每個個體都具有自己的營銷職能，但在高層管理缺位時，則只有營銷部門發揮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其整體營銷職能會大打折扣。其次，決策緩慢，影響銷售工作高效進行的許多問題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解決，這樣一來，該決策的問題不能及時決策，對企業的營銷業績造成負面影響，甚至，會重挫業務人員的工作積極性。最后，營銷工作缺乏方向。高層管理決定企業的營銷方向，當它缺位時，必然導致營銷部門的盲目指揮。
第三，許多企業沒有營銷戰略。沒有戰略的企業，就象在險惡的氣候中飛行的飛機，始終在氣流中顛簸，在暴風雨中穿行，最后，很可能迷失方向，即使飛機不墜毀，也不無耗盡燃料之虞。現在，中國的計多企業正如這架飛機，太需要戰略了。得戰略者得天下，真誠的“海爾”、永固的“長城”、絢麗的“長虹”、高飛的“小天鵝”，毫不屈服的“樂凱”與毫情萬丈的“用友”，都為其它中國企業樹立了榜樣。而當前多數的中國企業只是計劃當期，得過且過，初創時就不曾設想過將來，造成企業盲目運行。
第四，開發新市場的能力欠佳。比如就中國農村市場的開發來說，企業是主角，其市場行為完全受市場機制的調節和指導，多數企業僅僅盯著農村消費需求，而忽視了對農村投資需求的開發，企業不僅要考慮去賺農民的錢，而且要考慮怎樣帶動農民致富，使農民在認識到工業化好處的同時，也開發和培育出自己的市場，獲取自己的投資回報。市場開發是企業自下而上發展的重要環節，而許多企業正是因為處于這樣或那樣的誤區而不能做到合理地開發、啟動自己可得的新市場。
第五，忽視了營銷網絡的功能。一位營銷專家曾經說過，“市場，說到底就是‘網絡+品牌’——銷售網絡加上品牌的影響力。”網絡如同人體的血管，靠有力的銷售完成資金的循環，滋著著企業的成長，其中任何部分的病變，都可能損傷企業的肌體，乃至企業的生命。在當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我國的多數企業并沒有在市場網絡上下過功夫，它們只注重產品生產，無計劃、無目標地銷售產品，這樣，不僅浪費營銷資源，而且無法取得好的營銷業績。另外，當前企業的市場定位、促銷方式等方面也存在諸多問題。
二、解決問題的對策
第一，建立科學、實戰的營銷組織框架，確立企業整體營銷觀念，使企業所有部門和員工緊密地協作，共同實現理想的經營業績。現代營銷強調的整體攻防能力，當前許多企業的業務人員沒有真正地組織起來，從而難以有效地進行市場開發和管理。這就象兩軍對壘搶占地盤一產，其中一方軍隊管理不善，組織不起來，沒有像樣的攻勢或者搶到了地盤卻沒有能力固守，這樣的軍隊必輸無疑。可見，高層的營銷管理在市場營銷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企業應當根據市場開發需要，建立銷售組織體系、市場信息管理體系、目標和計劃管理體系，通過完善的銷售管理體系明確銷售管理層次及其職責、工作標準和工作流程，將目標市場和市場目標、銷售管理人員和業務員、經銷商、市場信息以最佳方式組織起來，充分發揮企業的整體攻防能力，最大限度地占領市場，實現最佳的營銷目標。
第二，樹立辯證的買方市場觀。買方市場在給企業帶來巨大的壓力，產生激烈的市場競爭的同時，也給企業生產經營帶來了良好的機遇。在生產資料和生產要素的購進方面，買方市場的壓力只是施加給商品的賣方，而生產企業作為買方不僅沒有壓力，反而是大好的機遇，因為買方市場的壓力，主要來自產品銷售企業在采購時，處于買方的地位，可以充分享受買方市場的偏愛和優惠。在機電設備和原材料的采購上，企業可以充分“貨比三家”地進行挑選，不僅可以講質量，而且可以壓價格。再者，買方市場帶來的市場空隙，給企業提供了破土而出的希望，利用優質低廉的材料、機器設備生產高品質的產品，逐漸地適應買方市場，才能抓住買賣方市場帶來的機遇，在市場競爭中求生存、求發展。
第三，確立名牌戰略。當今的世界已進入品牌競爭的時代。它已成為企業進入市場的“敲門磚”，這是由于消費者對新產品的認識逐步加深，對選擇產品的條件更為苛刻，這樣就加劇了企業之間的市場競爭，因而企業必須在提高產品質量上下功夫、更好地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只有大家認可的名牌產品才可以成功。在我國，如彩電行業有“長虹”、“康佳”、“TCL”、“創維”，VCD行業有“愛多”、“先科”、“金正”、“新科”。經濟專家們斷言，從本世紀末起，我國商品市場的競爭將主要表現為名牌之間的競爭。然而，當前有的企業尚未意識到品牌戰略的重要性，只要看到別人生產什么，自己就生產什么，沒有自己的特色，更沒有自己的品牌，企業怎樣創立自己的品牌呢？針對這個問題，筆者提出如下建議。一方面，要制定名牌戰略；企業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確立不同階段的目標規劃、可行性的實施步驟。另一方面把質量創新作為名牌產品的根基和企業的生命。企業創名牌應當在質量管理上下功夫，不能一味追求“上檔次”、“高售價”。世界名牌商標就象征著高質量，如日本的“本田”，美國的“可口可樂”、“麥當勞”。再者，當今市場競爭的一個主要內容是科技競爭。在這方面，企業要通過技術創新，廣泛采用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不斷改進產品設計，開發新產品，加快技術改造的步伐，吸收先進技術，并予以創新。這樣，企業的產品才可以走在市場前列，名揚中外的熊貓電子集團正是堅持科技開路而占領了巨大的市場份額。
論文摘 要：英語學科，本就是所有高等院校和高職學校任何一個專業都必須修習的一門課程。但當前的高職英語教學，很大程度上還是把英語作為任務來完成，卻忽視了師生課堂幸福感的滿足，在教學理念、教學方法上還存在著很多問題，從增強師生的課堂幸福感為切入點，來探討改進英語教學的策略。
高職學校的英語教學，是一門把語言內容轉化為具體行為能力的課程，其實踐性很強。然而當前的高職英語教學，存在著諸多不容忽視的問題。尤其是在“課堂幸福感”這一全新概念提出來之后，我們更應該認識到：當前的高職英語教育，最急需解決的問題即在于師生課堂幸福感的缺失。筆者結合自己的教學實踐和經驗，從“課堂幸福感”出發，淺談一下高職英語教學的問題及對策。
一、高職英語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1.生源質量差
隨著大學擴招，生源質量逐年滑坡。很多高職新生英語基礎相當薄弱，在校生英語水平參差不齊。面對學生的學習能力、基礎狀況，任課教師往往很難提高要求，教學改革難以實施，教學效果不盡如人意。
2.教學方法和觀念落后
很長時間以來，高職英語教學大多仍以課堂為中心、以書本為藍本、以教師講課為主導，而且一些教師在教學中又存在著重知識傳授、輕技能訓練，重考試成績、輕能力培養等現象。只注重詞匯、語法、翻譯的教學而忽視學生的個性，也缺乏實踐體驗和運用鞏固，缺乏師生互動，這就使得教學結果不盡如人意。
3.教學目的重考證、輕應用
長期以來，高職英語教學基本是以應付等級考試為核心，等級考試過級率也一直是衡量高職院校英語教學質量的重要尺度，大部分學校還把它作為教學評估的重要手段之一，教師和學生也都把這種考試作為英語教育和學習的最終目標。不可否認，等級考試會讓學生的英語能力有所提高，也受到社會的認可，但畢竟不能全面反映學生的英語實際水平，這種“證書”教育下出來的學生，即使通過了三、四級考試，步入社會后在英語應用能力，特別是所涉及的專業英語方面仍表現出嚴重的不足，不能滿足當今社會生產、管理、服務等領域對復合型、應用型人才的外語能力的需求。
4.課堂教學中師生缺乏“幸福感”
在當前的高職英語教學中，“課堂幸福感”是一個“只知其名，不踐其行”的名詞。師生都只知其義而不明其理，在高職的英語課堂上，其目的性是比較強的。就是應付考級，教師為了教學而教學，學生為了學習而學習，課堂略顯枯燥無味，不可否認，在課堂教學中，一些教師也會很注重教師教授與學生的自主實踐的結合，再加之教授一些解題思路與技巧，課堂也是很有探索性的，但之于整個高職英語的教學現狀而言，這還是遠遠不夠的。再者，我們還必須客觀地認識到這樣一個無奈的現實：現在大學英語課程，非英語專業的個別系希望縮減每學期授課次數，整體上縮短授課的時間，從而給教學帶來了壓力，英語教學基本就是在趕課時，學生沒有充足的時間來進行口語訓練，也很難在課堂上進行語言實踐。
二、高校英語教學的改革策略
1.改革課堂教學模式
課堂教學模式應由教師為中心轉變為以學生為主體，在課堂上，學生應成為核心，老師只是起推動者、引導者的作用，幫助學生做好自主學習，合作學習。教學課堂要采取多種模式，激發學生的自主參與意識，努力創造一種輕松、和諧的課堂學習氣氛和一種合作學習的環境。在大學英語的教學過程中，師生之間的交流是最關鍵性的一個環節。
2.改進教學策略，堅持“學以致用”的教學思想，引導學生從重“語言知識”向重“語言運用”轉變
語言是社會交際需要和實踐的產物。語言只有在交際中、在使用中才有生命力，也才能真正掌握。這是通過實踐逐步培養和習慣的過程。人們在使用語言的過程中才能真正掌握這一語言，這是語言學習能成功的保證。掌握語言知識是運用語言的基礎，但知識并不等于能力，掌握也并不意味著會用。在高職英語教學的過程中強調精講多練，學練結合，說練結合，才能真正掌握和運用，通過訓練語言知識的實際運用，培養和提高語言交際的能力。
3.建設“幸福課堂”，提升高職英語課堂教學中師生的幸福感
幸福課堂是高效的。是讓學生在有限的時間內學會學習，掌握技能和方法，內化提升情感，在輕松快樂中達到教學目標，而非運用機械的、摧殘學生身心的方法去獲得所謂的成功和高分數，從而挫傷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對知識的渴望。
在高職英語教學的課堂中，尤其要注意構建幸福課堂，要讓師生在英語課堂上找到幸福感。具體做法是“四環模式”。
“四環模式”即“自學、問題、精講、精練”四環相扣，構成一個以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為中心的獲取知識、習得技能、享受成功的幸福課堂。該模式在教學過程中強調學生自學、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再發現問題、老師講解點撥和糾錯評價、適時反饋練習等環節，這四個環節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將之恰如其分地運用于高職英語課堂的教學過程中，才能取得好成績。
總而言之，當前的高職英語教學中，要注意師生幸福感的培養，構建幸福課堂，全面提升高職英語課堂教學的質量和效率。
參考文獻：
論文摘要：《孫子兵法》說：“故善出奇者，無窮于天地。不竭于江河。”隨著復制盛行、同質化日益嚴重，差異化生存愈加受到認可。“電視長了腳，跟著觀眾跑”，數字移動電視技術成為繼網絡技術之后又一被傳媒和市場追捧的熱點，數字移動電視以獨特的傳播優勢，以一種更直接的推送形式將廣告“直接介入”人們的視野，無線傳輸、支持移動接收的核心技術特色，使移動電視擁有了先天的強大競爭力，它將電視媒體從戶內搬到了戶外，搶占了傳統電視媒體無法覆蓋的空間和時間，搶占了一個沒有競爭對手和低干擾度的傳播環境。
論文關鍵詞：市場營銷環境；數字移動電視；廣電經營
任何企業都如同生物有機體一樣，生存于一定的環境之中，企業的營銷活動不可能脫離于周圍環境孤立進行，而了解和預測環境因素，將有利于提高營銷活動的有效性。本文將從數字移動電視營銷環境的幾個構成因素入手，結合營銷學中的$WOT分析理論，對移動電視的市場營銷環境進行淺析。
一、數字移動電視的含義
老百姓平時所知道的數字電視實際是由彩電生產企業熱炒的一個產品概念。數字電視包含的是電視節目采集、制作，信號傳輸、接收等整個鏈路的數字化，而僅信號傳輸角度又可分為三種方式：衛星數字電視、有線數字電視、地面數字電視。數字移動電視其實就是地面數字電視，與傳統的模擬無線廣播電視相比，最大優勢在于，它可以支持在移動狀態下接收。
二、市場營銷環境的概念
市場營銷環境是企業營銷職能外部的不可控制的因素和力量，這些因素和力量是與企業營銷活動有關的，影響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外部條件，它通過內容的擴大和自身各因素的不斷變化，對企業營銷活動發生影響。
三、數字移動電視市場營銷的宏觀環境
宏觀環境是由人口、經濟、科學技術、政治法律、自然、社會文化等環境因素所組成。這些環境因素對移動電視市場營銷活動的影響，主要是以間接的形式而作用于企業的營銷行為。
1、媒介自身的趨利性促使其不斷地尋求新的經營增長點
在中國數字電視發展的過程中，一方面可以看到新興的數字技術推動中國廣電經營的升級、發展，另一方面也呈現出廣電經營不斷尋求新的利潤增長點、探索新的經營突破口的戰略姿態。當前的廣電經營正逐漸轉型，由一個已經恢復自主經營意識的個體，向一個具有自身發展邏輯和自身發展能動性的產業過渡。
2、人口因素與移動電視市場營銷的關系十分密切
人是市場的主體，人口容量決定了市場規模，數字移動電視針對的是一個特殊的受眾群體，主要包括城市的公交車、出租車等公共交通工具內和車站的戶外流動人口，他們大多處于無事可做的空閑狀態。傳統的電視針對的是在某一個地方相對“靜止”的人群，而白天出行在外的人群是傳統電視媒體無法覆蓋的。這個群體不僅流動性大，而且隨時段呈現規律性變化，為移動電視開展市場營銷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3、有線網絡資源積極推動數字電視的發展
數字化是一場世界范圍的新技術革命，數字技術雖然只是充當了廣電業調整產業結構、提高經營效益的技術基礎和手段，但它自身的優勢是對營銷的有力支持。
四、數字移動電視市場營銷的微觀環境及優劣勢分析
企業的微觀環境包括企業本身、顧客、競爭者和社會公眾。前面我們提到，數字移動電視從傳統的“盲區”中挖出一個龐大的受眾群體，它針對的是一個特殊的受眾群體——移動人群，這就是移動電視廣告營銷潛力蘊涵的根本所在。
1、受眾群體的流動性大
以車內受眾為例，乘客們乘車去往不同的目的地，在車內停留時問各不相同，這個時間因城市規模的差異而不同。
2、受眾隨時段呈現出規律性變化
不同時段內，乘客的人員結構呈現明顯的一致性。比如說，早晨6：30到7：00，乘客以10幾歲的學生為主；7：00到8：30，乘客以上班一族為主，收入水平非常近似；16：30到18：30，又以20到40歲的上班族為主。因此，不同時間段的觀眾結構是可控，相對穩定的。客戶可以根據不同時段的不同群體，進行針對性的廣告投放。
3、對受眾的壟斷和伴隨性傳播
移動電視的行動路線長而且固定，它的流動也導致電視廣告能不斷在特定路線上反復，從而增加了廣告受眾的數量和接觸頻牢，決定了移動電視廣告的優越性，能使信息更精確、更有效的擊中目標受眾。但另一方面，數字移動電視傳播環境中的干擾因素比在家里更多，觀眾的心態也更浮躁不安，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注意力，雖然關注屏幕頻次高，但是單次連續觀看時間短。
4、無競爭傳播空間
移動電視將電視媒體從戶內搬到了戶外，搬到了一個低干擾的環境里，搶占了傳統電視媒體無法覆蓋的空間。但同時，觀眾也要求伴隨在身邊的移動電視能提供更實用，更有效更貼近的資訊。觀眾是媒介微觀營銷環境中最重要的因素，它是媒體產品的最終購買者或消費者。對消費者的把握，要從規模和觀眾需求的質與量兩方面分析和了解，從營銷學的角度來考察，為特定受眾服務，創造出較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才能最大限度地滿足廣大受眾多方面、多層次的需求。
五、移動電視市場營銷的環境威脅和市場機會
環境威脅。環境威脅是指市場環境中不利于企業營銷的因素，對企業發展形成挑戰，對企業的市場地位構成威脅，對移動電視而言，環境威脅來自于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節目好壞是影響其經營的關鍵所在。由于乘客在車內停留時間不長，在公交車上的收視常常呈現為一種伴隨性的行為，移動電視的覆蓋率和滲透率相對大眾多媒介而言，還是小眾媒體。如果不能根據自身傳播條件及特色來生產節目，將很難維持市場優勢。要把握目標受眾，移動電視應該按營銷學的思路來組織和設計自身的傳播產品，有效吸納受眾注意力，使觀眾獲得滿意的心理報酬，從而更有利于營銷活動的開展。
第二，技術層面的問題對收視效果造成不利影響。音量的大小，人聲與車聲的嘈雜程度，乘客的密集程度，人群的流動性，移動電視圖象信號的接收情況等，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到電視的傳播效果。
第三，模式是運營中實際的問題。在模擬電視經營模式當中，主要是媒介、廣告公司、客戶之間的三角游戲。作為廣告經營的重要依據，數字移動電視收視效果檢測機制的建立速度遠遠落后于技術和節目的發展。此外，數字移動電視該如何贏利，依據什么樣的價格體系，什么樣的成本核算才能贏利，以及用什么樣的方式開拓用戶市場等問題，仍具備一定挑戰性。
市場機會。市場機會是指對企業營銷活動富有吸引力的領域，在這些領域，企業擁有競爭優勢。
第一，媒介產品的質量是根據受眾滿意來定義的，數字移動電視可提供的實用性信息包括：時政新聞、交通路況、出行氣象、車位引導、消費資訊、商場促銷等，這些信息看似平常，傳統電視媒體也可以提供，但因為移動電視在戶外實時傳播的媒介先天優勢，使這些信息具有更大的實用性，也使用廣告的傳播更有效，人們可以根據實時交通路況選擇出行路線，可以根據消費資訊改變吃飯的地點，可以根據商場的促銷信息決定逛街的去向等等。
第二，隨著技術的發展，移動電視已經實現了在手機終端夢想成真，實現了面對面的商業傳播。所謂“得終端者得天下”，撥開趨同認識的霧障，彰顯自己的個性才能贏得市場。
六、結論
關鍵詞 文化適應 理論 測量 研究方法
在多元文化的世界和多元文化的國家中，各文化群體在相互交往和融合的過程中，大都面臨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的問題，主流文化背景下的少數民族或弱勢群體，其文化適應和認同問題尤為凸顯。學者們對文化適應問題給予了廣泛的關注，從不同的學科立場和視角出發研究文化適應問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論。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一般集中于群體水平的文化適應研究，關注社會結構、經濟基礎、政治組織以及文化習俗的改變。心理學家則更加注重個體層次，強調文化適應對各種心理過程的影響，以認同、價值觀、態度和行為改變的研究為主。兩種取向的文化適應研究涉及相同的研究主題，各自關注的角度不同，研究方法和分析水平各異，使得理論構建、概念結構和測量變得異常復雜。近十多年來，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國家之間和各個民族之間的文化交往、融合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文化沖突和文化適應問題表現得尤為突出，文化適應的概念和結構、文化適應理論、文化適應的測量以及文化適應與認同的關系等問題日益成為研究的焦點。
一、文化適應的概念及與相關概念的區別
文化適應問題雖然受到普遍的關注，術語也得到廣泛的使用，但一直以來，研究者對于文化適應的意義和概念缺乏準確、統一的界定。“acculturation”(文化適應)最早出現在英文文獻中是在1880年，美國民族事務局的鮑威爾(Powell)將"acculturation”界定為來自外文化者模仿新文化中的行為所導致的心理變化。現在，普遍認可的經典定義是來自人類學家雷德菲爾德(Redfield)、林頓(Linton)和赫斯科維茨(Herskovits)在1936年給出的界定：“由個體所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兩個群體之間，發生持續的、直接的文化接觸，導致一方或雙方原有文化模式發生變化的現象。”這個定義體現了當時北美人類學文化相對論的先進理念，批判了盛行于歐美主流社會的種族中心主義傾向，克服了這種傾向所導致的文化適應研究中的同化主義局限，很快成為學術界公認的文化適應概念，促進了文化適應研究的發展。之后的1954年，西格爾(Siegel)和沃格特(Voget)等人類學家給出了一個相對寬泛且簡潔的定義，認為文化適應“是由兩個或多個自立的文化系統相連結而發生的文化變遷”。人類學的文化適應概念比較寬泛，操作性不強，要求對文化進行廣泛和整體的研究，關注文化適應對文化變遷的影響，主要進行群體層面的分析，這就有失于對文化適應過程中個體心理變化的研究。這正是心理學家需要完成的工作。其實，文化適應的心理學研究的歷史并不短暫，美國心理學家霍爾(Hall)早在1904年就對文化適應進行過論述，認為對第二文化的學習(second―culture learning)類似于對第一文化的學習(first―culture learning)。但直到20世紀40年代在文化視野中的心理學得到不斷發展之后，文化適應心理學的研究成果才得以出現。在此基礎上，格雷夫斯(Graves)于1967年首次提出了心理學上的文化適應概念，認為這一概念主要涉及個體在文化適應過程中的行為、態度以及心理健康狀況的變化等。此后，文化適應的實證和理論研究日益增多，不僅突破了從群體層次研究文化適應的模式，也將文化適應研究擴展到跨文化心理學領域。
近年來，加拿大跨文化心理學家貝瑞(Berry)借鑒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根據自己對移民和土著民族的調查研究，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文化適應概念。貝瑞認為：完整的文化適應概念應該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在文化層面或群體層面上的文化適應，也就是文化接觸之后在社會結構、經濟基礎和政治組織等方面發生的變遷；另一個層面是指心理或個體層面上的文化適應，也就是文化接觸之后個體在行為方式、價值觀念、態度以及認同等方面發生的變化。對此，沃德(Ward)認為應該區分兩種類型的“適應”(adapt~ion)，即心理適應(psycholological adaptation)和社會文化適應(soeioeultural adaptation)，心理適應涉及的主要是心理或情感上的幸福感和滿意度，社會文化適應則是指獲得能夠成功應付或融入特定社會文化或環境的與文化相契合的技能。總體上而言，社會心理學家一般傾向于將文化適應分為個體水平的文化適應和群體水平的文化適應，個體水平的文化適應概念應該異于群體水平的文化適應概念。
文化適應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類似概念須要澄清和界定，不能混為一談。在文化適應概念提出之后的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內，研究者對“文化適應”的理解帶有同化主義色彩，把文化適應等同于同化(assimilation)，人類學家趨向于使用“文化適應”，關注所謂“原初(prlmitive)社會”在與文明群體發生文化接觸之后導致的變遷；社會學家則更多地使用“同化”來解釋移民在與主體社會接觸之后，逐漸對主流社會生活方式的順從。有研究者認為“同化”和“文化適應”不是同義的概念，而是彼此作為對方的一個階段或形式。例如，戈登(Gordon)把文化適應等同于文化或行為同化的一個階段，貝瑞則把同化看作個體在文化適應過程中所使用的四種策略中的一種。特斯克(Teske)和納爾遜(Nelson)把同化和文化適應看作在許多維度方面存在差異的兩種各自不同的過程，認為文化適應是雙向和相互的影響(相互接觸的兩個群體是彼此影響的)，而同化則是單向的影響(主流群體單方面對另一群體施加影響)。此外，與“acculturation”相似，“enculturation”也具有文化適應的意思，但兩者代表了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心理過程。“enculturation”是指發生在同一文化內部的，個體對母體文化的價值觀和習俗等的學習和適應過程，是一種自文化適應或內文化適應；“acculturation”則是指個體從當初所熟悉的母體文化進入異質文化后產生的行為變化和適應過程，因而是一種他文化適應或外文化適應。一般來說，從發生的時間序列上來看，“enculturation”一般發生在個體生命的早期，是個體在早期社會化過程中的一種文化適應，而“acculturation”則晚于“encuhuration”而發生，往往是個體在社會化過程中的一種文化適應。雙文化(bicuhuralism)要求個體同化于兩種文化中，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個體在幼年時期對兩種異質文化(non―culture)的
文化適應(enculturation)；二是個體在對第一文化的文化適應性同化(encuhurative assimilation)之后對第二文化的文化適應性同化(accuhurative assimilation)。顯然，這兩類“雙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文化適應過程。
二、文化適應的理論模型
文化適應及相關議題一直是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共同關注的中心，他們從各自的學科立場出發，形成了相應的文化適應理論。近年來，文化適應理論的最新進展則主要是來自于跨文化心理學家的貢獻。
在探討文化適應理論時，貝瑞所提出的理論模型是目前引用最多、使用最為廣泛的理論模型，且得到了更多的實證研究的支持。不過，在20世紀前期和中期，文化適應理論是單維度、單方向的。這一理論認為文化適應個體總是位于從完全持有原文化到完全持有主流文化這樣一個連續體的某一點上，并且個體最終將接受所有主流文化的價值觀念、態度和行為模式，也就是說對于一個來到新文化環境的個體來說，其文化適應的最后結果必然是完全喪失原文化而為主流文化所同化。單維度的文化適應理論是與當時美國社會對移民的“熔爐”政策相適應的。
隨著民權運動的興起和文化適應理論本身的發展，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心理學家對單維度的文化適應理論提出了挑戰。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就是貝瑞提出的雙維文化適應模型(見圖1)。貝瑞根據文化適應個體對自己原來群體和現時與之相處的新群體的態度來對文化適應策略進行區分，提出了保持傳統文化和身份的傾向性，以及維持與其他文化群體關系的傾向性這兩個維度，認為這兩個維度是相互獨立的，即對某種文化的高認同并不意味著對其他文化的認同就低。根據文化適應個體在這兩個維度上的不同表現，貝瑞提出了4種不同的文化適應策略：整合(integration)、同化、分離(separation)和邊緣化(margina ization)。當文化適應個體既重視保持原文化，也強調與其他群體進行日常交往時，其使用的就是“整合”的文化適應策略；當個體不愿意保持他們的原有文化認同而追求與其他文化群體的日常互動時，其使用的就是“同化”的文化適應策略；當個體在重視自己原有文化并希望避免與其他群體進行交流，這時就出現了“分離”；當個體對保持原來文化和與其他群體進行交流都沒有太大興趣時，其文化適應策略就是“邊緣化”。此后，針對主流群體施加的文化適應模式影響到民族文化群體成員的文化適應策略的選擇，以及文化適應個體在很多情況下不能自由選擇其文化適應策略的情況，貝瑞在雙維模型的基礎上增加了第三個維度，即主流文化群體在相互文化適應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當主流文化群體通過種種手段來促進移民的同化時，采取的就是“熔爐(melting pot)”策略；當主流文化群體追求并加強與非主流群體的“分離”時，其采用的就是“種族隔離(segregation)”的策略；當“邊緣化”這種策略是由主流文化群體強加于文化適應中的群體時，就是一種“排斥(exclusion)”的策略；當主流文化群體承認其他文化的對等重要性，追求國家的文化多樣性時，就出現了與“整合”相對應的“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策略。
布爾里(Bourhis)等人同樣也認識到二維模型的缺陷在于沒有重視主流文化群體對民族文化群體文化適應取向的態度。基于這樣的認識，布爾里提出了交互性文化適應模型(The InteractiveAccuhuration Model，簡稱IAM)，這個模型試圖整合主流群體針對特定移民群體所采取的文化適應取向、移民的文化適應取向以及主流群體和移民群體文化適應取向結合之后導致的人際和群際關系。該模型認為主流群體對移民的文化適應取向取決于主流群體對以下兩個問題的態度：(1)是否接受移民保持自己的文化傳統?(2)是否接受移民采用主流群體的文化?根據主流群體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主流群體對移民群體成員表現出以下5種文化適應取向：整合、同化、隔離、排斥、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當主流群體成員接受移民保持原有傳統文化，也贊成移民接受主流文化特征時，其采取的就是“整合”取向；若主流群體成員拒絕移民或移民的文化特征，期望移民為接受主流社會文化而放棄自己的文化認同，就是一種“同化”取向；如果主流群體成員贊成只要移民保持和主流群體成員的距離就可以保留他們的傳統文化，不希望移民采用或改變主流文化，那么就是一種“隔離”的取向；當主流群體成員否認移民具有采用主流文化的權利，也不認可移民選擇保持原文化，這就是一種“排斥”的取向。與此相對應，移民群體也具有5種文化適應取向，分別為：整合、同化、分離、邊緣化、個人主義。
布爾里認為有些移民可能不是因為他們感到被主流群體和本群體所排斥而把自己從原文化和主流文化中分離出來，而僅僅是他們趨向于把自己看作個體而非歸屬于移民群體或主流群體的成員。據此，布爾里提出了“個人主義”這種文化適應取向。就主流群體而言，如果其把本群體成員和他人定義為個體而不是歸屬于某個群體的成員，如移民群體成員或主流群體成員，認為最重要的是個體的個性和成就，而不是某個群體的身份，或保持原文化和接受主流文化，那么采取的就是一種個人主義的取向。類似于主流群體成員，認可個人主義的移民群體成員關注的是自身的個體特征而非社會群體身份，他們不會依賴移民團體或者主流社會的支持來實現自己的個人目標和抱負。IAM最為主要的貢獻在于其反映了主流族群與非主流族群各自所采取的文化適應策略對族際關系的影響，當主流族群傾向采取一種基于對非主流族群文化認可而允許其融入主流族群的策略，或強調移民的個體性而不重視其族群屬性的策略，而同時又與移民的文化適應取向一致時，就可能產生和諧的族群關系。反之，如果主流族群采取的策略與移民的取向不一致，而同時主流族群又不認可非主流族群文化或不允許其融入，就可能導致族群間的關系出現問題或發生沖突。
西班牙心理學家納瓦斯(Navas)根據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分析前人有關理論和充分考慮影響文化適應過程更多變量的基礎上，構建了相對文化適應的擴展模型(Relative Acculturation ExtendedModel，簡稱RAEM)(見圖2)。②納瓦斯對文化適應研究進行了總體評價，認為大多數的文化適應研究都存在以下幾方面的問題：首先，涉及的文化適應選擇較為籠統，并且通常是在一種理想水平上；其次，雖然某些研究者已經認識到，不同生活領域的文化適應過程是不同的，但很少有研究者能夠從不同生活領域出發展開研究；再次，沒有研究者能夠在每個領域從“偏好”和“采納”這兩個水平上同時考慮文化適應；最后，盡管大多數的移民群體成員和主流社會群體成員偏向于采取“整合”的文化適應策略，但文獻也闡釋了許多影響移民(或本地人)文化適應態度的條件以及存在于接觸群體之間的影響文化適應過程的因素。
據此，納瓦斯認為該理論的重要意義在于兩個基本觀點：其一，區分了文化適應策略和文化適
應態度之間的差別，即表現為現實和理想兩個水平。現實水平(real plane)是指移民在主流社會中所采取的實際文化適應策略或本地人意識到的移民所采取的文化適應策略；理想水平(idealplane)是指移民希望采取那些他們自己選擇的文化適應策略或本地人希望移民采取的文化適應策略。斯切納波爾(Schnapper)認為，文化有核心(hard core)文化和邊緣(pefiphe~)文化之分。直接影響個體行為的價值觀念以及在社會、家庭情形中婚姻規范、榮譽觀念和兩性關系的文化屬于核心文化；而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如工作或消費則屬于邊緣文化，因其涉及工作和家庭或公共和私人生活之間的差別，故間接地同性別觀念或家庭角色相關。受此啟發，納瓦斯認為該理論的另外一個貢獻在于認為文化適應過程是復雜和相對的，即：當與其他文化在不同領域內發生接觸時，并不是在所有領域采取或偏好同樣的策略，因而模型沒有提出單個或普遍性的文化適應策略或態度，也就是說，在不同的社會文化空間范圍內，個體將會選擇不同的文化適應策略和態度。基于此，相對文化適應擴展模型從接近自然或物質的表層文化(如政治、工作、經濟)到遠離物質世界的諸如符號、意識形態和宗教等深層文化(如、思維方式)區分了政治和政府體系、勞動或工作、經濟、家庭、社會、和風俗、思維方式和價值觀等7個文化領域。個體可能在一些領域選擇保持自己的原有文化，而在另外一些領域選擇融入主流社會。一般來說，在文化適應過程中，文化適應個體在物質和技術文化領域內(如工作和經濟)表現得較為現實，而在文化傳統的象征或意識形態領域(如和風俗、思維方式、價值觀)則趨向于保守。
三、文化適應的測量與研究方法
人類學家習慣于采用田野調查方法進行文化適應的研究。在文化適應的心理學研究中，測量方法依然是最基本、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但是，首先要明確需要測量什么以及如何達成這一目標，這涉及到文化適應研究的策略問題。具體來說，在文化適應的研究中，需要考慮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首先，研究者認為應該將文化適應現象區分為群體和個體兩個層次。格雷夫斯認為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該領域的研究強調個體行為與文化背景的相互作用，所以在這兩個層次上需要單獨的概念和測量；二是生活在同一文化背景中的個體在心理文化適應上存在差異，不是每一個體都參與到文化適應的過程中，其在這個過程中發生的變化是不同的。不過文化適應要以心理適應為前提，而心理適應又受文化適應的制約，因此，文化適應研究需要尋找群體層面和個體層面上的聯系。其次，任何關于文化適應的測量都要對群體文化和個體心理如何發生變化做出假設，一種假設認為群體和個體在文化適應的過程中存在一維兩極的適應，表現為隨著對主流文化的適應，對自己原有文化的認同會逐漸減弱。采用一維兩極模型去測量文化適應，排除了個體在保持他們原有文化的同時，還可以學習另一種文化的可能性。特別是當研究者考察在主流文化中出生的少數民族成員時，這種模型就更存在問題，因為在主流文化中出生的少數民族個體真正體驗到的文化適應是難以說清楚的。比如，在美國出生的第3代或第4代華裔兒童，他們一生下來就處于一個多元文化的背景中，這個背景既包含了中國傳統文化，也包含了美國白人文化，還包括美國境內的其他文化，那么，他們的原有文化究竟是什么呢?針對這樣的問題，一些研究者認為，對傳統文化和主流文化的認同是相互獨立的，即存在二維或多維的模型。從已有的研究來看，更多的研究證據支持文化適應的多維模型，不支持一維兩極模型。最后，文化適應量表必須調查文化以及不同社會中文化的不同方面，特別是應該調查那些能夠清楚地顯現群體之間文化邊界(culture boundary)的文化。比如研究美國人在墨西哥的文化適應時，語言使用(英語一西班牙語)能夠體現出文化邊界，但“語言”卻不能作為研究美國人在澳大利亞文化適應的有效內容，也就是說，針對華人在美國的文化適應所設計的量表未必適合于韓國人和日本人。因此，必須把研究對象放在具體的社會情景中，與其所屬的社會、歷史和文化聯系起來，才能把握和選擇適合的研究方法，編制有效的測量工具。
學者們在文化適應的概念界定、理論維度等方面上的分歧造成了文化適應測量工具的多樣化。根據一維兩極假設對文化適應進行測量的量表很多，比如墨西哥裔美國人文化適應等級量表(Acculturation Rating Scale for Mexican Americans)，這是在墨西哥裔美國人中使用最廣泛的測評工具，包括20個項目，在語言使用和偏好、種族認同、社會關系以及日常活動等方面評估墨西哥裔美國人適應美國白人文化的程度。許多文化適應的測量工具要么是對它的模仿，要么廣泛地采用其中的項目。比如，亞裔文化適應自我認同量表(Suinn―Lew Asian Self―Identity AcculturationScale)，研究者用它測量了3個不同的亞裔群體，結果表明大部分學生的文化適應可能：(1)意識到專業心理學幫助的必要性；(2)容忍那些與尋找心理幫助相聯的恥辱；(3)能與心理醫生敞開心扉地討論自身的問題。此外，在應用方面，研究者也證實了該量表的有效性。
認同是個體在文化適應過程中習得的，族群認同受文化適應壓力的影響。在文獻中可以發現，認同測量中的許多變量都能在文化適應量表和測量中找到。在分析變量時，需要考察人們對一系列項目的反應信息，這些項目可以評估少數民族從主流文化中獲得的元素和他們仍在運用的自己原有文化的元素，以及在兩個文化群體中的參與程度。一個聯系測量的例子是由貝瑞提出的8維度量表，該量表測量了一些有特別聯系的信息，如本地所講語言數目、財產和物質占有、工作地位、服飾和宗教等。將這一量表得到的回答壓縮到一個單量表，從中能推測出個體的文化適應狀況。蘭奇(Ranch)和鮑勒(Bowler)提出了一個包括3個項目的文化接觸量表，以評估文化適應對3個美國少數民族群體自尊的影響。盡管蘭奇等人發現這些群體的自尊存在顯著差異，但同時報告了接觸與自尊間的低相關，據此他們提出接觸可能不影響個體的感受。
學者們提出了超越特定民族的、一般化的文化適應量表。對多元文化主義測量體系的社會文化量表的因素結構進行分析，發現存在4個子量表。研究者堅持以下中介變量影響文化適應過程：(1)移民后裔的社會地位；(2)教育和收入狀況；(3)年齡；(4)移民美國的時間；(5)居住區域的民族人口密度；(6)出生國；(7)工作技能、宗教、家族結構和移民目的。在此后的研究中，項目由34個擴展到43個，并作為少數民族與主流社會關系調查的參考，因利用此量表得到的結果令人滿意，該量表被認為是一個有效的、一般化的評估亞裔和拉美裔美國人的文化適應態度量表。
貝瑞認為并非每個文化適應群體的成員都以相同的方式或相同的程度進入文化適應過程，也不是來自少數族群的每一個體都對主流文化做出回應。在適應、調節和內化主流文化的社會習俗
時，個體經過抵抗、擔憂、焦慮、忠于自己的文化等一系列心理過程。他們會感知到對自己文化與主流文化的接受水平和調節過程，在社會生活中會保持傳統習俗和自我文化行為。因此，個體在文化適應中的調節和順應，包含了大量的文化適應方式變量。改變自己的文化態度和適應另一文化的過程不是一個單純從原來的群體到新的群體的單向過程，對主流文化的適應并不排除保持原來文化的可能性。基于這一立場，貝瑞認為文化適應可以被看作多維線性現象而不是一維的。因此可以假設：(1)個體可能更愿意保留他們原來的文化；(2)同樣的個體可能更愿意有選擇地參與到其他文化中。據此，貝瑞提出了一種更好的方法來理解個體對文化適應的態度和個體在這一過程中的位置，區分了文化適應的4種方式：整合、同化、分離和排斥。貝瑞使用李克特量表形式提出了一系列項目，最終形成了由4個分量表組成、共計38個項目的適應方式量表，用以測量文化適應的四種方式。
盡管文化適應的測量方法和概念都發生了變化，但問題依然存在。例如，現在的文化適應研究所使用的大部分量表還是基于單維度的理論框架；忽略文化適應個體的歷史、政治和社會文化環境，測量僅限于表面行為的改變，對深層次文化意義的生成關注不夠；量表不統一造成研究結果之間無法比較，等等。這些問題引起了諸多學者的注意，埃斯科瓦爾(Escobar)和維加(Vega)對文化適應概念的含義和測量方法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認為現在的文化適應已變得無所不包，涉及與社會和來自不同民族文化團體的個人變化有關的所有事情，同化和文化適應術語預言了一種直接的、直線的、不可逆的、連續的變化。貝瑞也承認，由于文化適應概念自身被令人不解的事物所包圍，很多疑問也圍繞著文化適應測量。為了消除迷惑，貝瑞建議任何來自多變量觀點的綜合性研究才更能接近主題。從多變量觀點出發，研究者不僅要收集關于文化適應群體一般適應模式的信息，同時也要關注個體從文化抵觸到文化接觸再到文化適應過程的體驗。
四、結語：問題及展望
近年來，文化適應問題越來越受到不同學科研究者的廣泛關注，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豐富與加深了人們對文化適應的認識。但是應當看到，目前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并不充分，還存在著很多問題有待于探討和解決。
第一，由于研究問題的復雜和研究者的不同學科取向，對文化適應的概念和定義缺乏嚴格、一致的標準，這導致了如下兩方面的問題：首先，對于文化適應的定義仍然比較模糊，不同的研究者在各自的研究中使用不同的文化適應定義，而且對群體水平和個體水平的文化適應有時也沒有進行嚴格區分，依然有研究者使用群體水平的文化適應概念來研究個體水平的文化適應問題。③其次，不同概念之間存在混用和誤用的現象，如：“acculturation”和“enculturation”的混用，文化適應被誤用為同化，等等。在我國，人類學將“acculturation”譯為“涵化”，“enculturation”譯為“濡化”，心理學家則都將它們譯為“文化適應”，也有心理學家將“acculturation”譯為“文化融合”。這造成了文化適應概念的使用混亂，由此導致研究結果之間無法比較。因此，厘清概念的外延和內涵，形成共識尤為重要。
第二，綜觀文化適應的已有研究，人類學家習慣于采用田野調查的方法，大多數跨文化心理學家采用的則是測量方法，不同學科之間形成的文化適應理論也各自關注文化適應的某一方面，缺乏學科之間的互動。因此，在今后的文化適應研究中，應該加強各個學科之間的溝通和交流，盡量同時采用不同學科的概念、理論及方法，評估多種學科取向、方法、理論的合理之處，弄清他們有效發揮作用的邊界與條件，并在探討過程中加以統整或綜合。
第三，在文化適應的心理學研究中，應該改變單一的測量研究方法，將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兩大研究范式結合起來，相互補充。多種研究方法的綜合使用有助于從多層次、多維度揭示文化適應的內容和特點。另外，還應該關注文化適應的縱向研究，契爾柯夫(Chirkov)認為，大多數的研究設計與把文化適應界定為發展過程的主流界定是不相協調的。按照他的觀點，文化適應研究應該采用縱向的研究設計，這樣的研究設計不利于深入考察文化適應策略和影響因素隨著個人和情境之間關系變化的動態過程。還應予以注意的是，采用問卷法進行相關研究和準實驗研究的傳統研究方法限制了對文化與心理相互影響的探討。近年來，一些學者從動態建構主義立場來理解文化與心理的關系，采用認知啟動實驗來研究文化適應問題，打破了長期以來把文化作為選擇性自變量而不能操作的研究傳統，為文化適應的實驗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范式。這啟發我們，實驗法也可用在文化適應的研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