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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capital operation mode could rapidly realize the scale economy benefits of enterprise,strengthen the ability of capital expansion could reduce the cost for entering a new field,new market and quickly expand market share and form the more competitive advantage,pushing enterprise transferring system,transferring mechanism and establishing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 The paper analyses the capital operation function and mode of petroleum enterprise and puts forward China's petroleum enterprises how to develop and expand through capital operation in the new century and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so as to gain a place in the increasingly fierc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關鍵詞:石油企業;資本運營;戰略
Key words: petroleum enterprise;capital operation;strategy
中圖分類號:F40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0)27-0146-01
1實施資本運營戰略的必要性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人們對資本范疇有了新的認識,越來越多的企業正在按照資本運營的思想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尋找現代企業發展新的經濟增長點。盡管資本運營在我國尚處于起步階段,但是在西方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卻已成為非常普遍的經濟現象。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如何認識資本運營,怎樣實施資本經營,既是我國理論界關注的焦點,也是整體提高我國企業資本運營效率的重大問題,它對于提供國家主要能源的石油企業也同樣非常重要。
1.1 通過資本運營培植大石油企業,是提高國際競爭力、確保國家石油安全的迫切需要。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我國加入WTO以及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石油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已處于無可選擇的地步。目前,世界大石油跨國公司紛紛進入中國市場,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后一塊尚未完全開發的消費市場,國際競爭國內化的趨勢已越來越明顯。而我國的石油企業受傳統計劃體制的束縛,長期走的是一條封閉式自我積累的擴張道路,發展緩慢,規模過小,目前還沒有一個石油企業可以和外國的跨國石油公司的實力相抗衡。在這個關鍵階段,研究制定中國石油資本運營戰略以及能源政策,既直接關系到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關系到增強我國的國家競爭力。因此,要在世界經濟舞臺上占有一席之地,讓一批大的石油企業脫穎而出已經刻不容緩。
1.2 通過資本運營培植大石油企業,是實現規模經濟、保持石油企業長期成長的需要。在大部分制成品生產中存在著規模報酬遞增的現象,即規模經濟。規模經濟來源于大規模生產的好處,如分工深化所造成的生產率的提高、市場交易費用的內部化等。保持企業長期成長的基本條件是企業所占有的市場份額。企業市場份額越大,企業的長期成長就越可靠。一個能夠阻止競爭者進入的市場份額有賴于企業雄厚的實力,而相當的規模是企業自身生存發展的基本條件。
1.3 通過資本運營培植大石油企業,是我國石油公司實施全球戰略的需要。世界各大跨國公司沖破國界,把整個世界看作是一個統一的經濟單元,將其產業鏈上的各增值環節定位到最能實現其全球化戰略的目標上。20世紀90年代特別是1993年以來,在石油市場競爭加劇的新形勢下,西方許多跨國石油公司如埃克森、英荷殼牌石油集團、莫比爾、英國石油公司等正在向全球化階段邁進,從跨國公司演變為全球公司,著眼于全球戰略。采用“聯盟”、“聯合”、“兼并”、“收購”等方式增收節支、提高公司經濟效益,已經成為各跨國石油公司發展戰略的首選。我國的石油公司正在艱難地向國際化邁近,通過資本運營培植大石油企業,制定國際化、全球化戰略已成為必然。
2石油企業實施資本運營的方式
2.1 盤活資產的合理流動。一是變無效資本為有效資本。要通過嚴格的清產核資,對經營性、非經營性、閑置性資產進行劃分歸類。對非經營性資產要盡量壓縮,控制其投資規模;對閑置性資產采取調出、租賃等方式發揮其效益;或將資產運營效率不等的資產整體,按照高效、低效和無效進行分離,對低效和無效資產或轉讓、或租賃,使資產最終全部進入高效或有效運營狀態。二是以存量資產吸引增量資本。用存量資產(閑置的土地、廠房等)吸引增量資本(或外資等),企業可以把原有的存量資產折成股份,拿出一定的比例作為資本進行投資入股、控股、參股中小企業,改組成股份有限公司,實現企業資產構成的多元化。
2.2 通過招商引資實現資本運營國際化。與外國經營者共同投資、共同經營管理,按股權享有相應的利益分配并承擔風險,能夠使企業實現產品結構的優化組合;提高產品的水平使其達到世界一流,企業管理跨入國際先進水平行列;同時獲取政策優惠,擴大高技術含量產品的出口量,這是“引進來”與“走出去”的最佳途徑。
2.3 實現無形資產有形化。資本運營有利于石油企業充分利用無形資產、開展無形資本運營,使無形資產實現有形的市場價值。一是要利用石油企業良好的社會信譽和產品優勢進行籌資,加快籌資速度,拓寬融資渠道。二是要利用自身的名牌效應、管理優勢和營銷網絡等無形資產盤活有形資產,通過聯合、承包、租賃、參股、控股、并購(M&A)等形式實現資本擴張。
2.4 下決心調整結構,實現產業優化升級。解決結構性矛盾有兩種方法,一是消除企業虧損,二是消滅虧損企業。對資不抵債、扭虧無望的企業,它的最后出路就是破產或被兼并。因此,我們要敢于建立優勝劣汰機制,劣汰就是建立破產機制,對救治無望的企業實施破產,防止國有資產的再流失,轉移殘留資產,使喪失競爭力的企業退出市場。如何將破產與結構調整、轉機建制與“三改一加強”相結合。具體方法有:分立破產、“活一塊、死一塊”;“先破后股”;整體破產、整體出售;整體破產合股收購、整體破產分塊出售等。
3我國石油企業實施資本運營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3.1 應構建母子公司管理體制。建立層次分明的母子公司管理體制,明確母子公司的職責,建立規范、高效、有序的投資中心、責任中心、成本中心、利潤中心等管理機構,保證資本經營的有效運轉。
【關鍵詞】 資本結構； 競爭戰略； 關系； 企業
1958年，莫迪格尼亞尼－米勒（Modigliani－Miller）發表的《資本成本、公司價值和資本結構》開創了資本結構理論研究的先河，后歷經權衡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啄食次序理論、利益相關人理論而得到不斷的豐富和發展，成為現代財務理論的核心。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外一些學者開始借助于產業經濟理論和博弈論的工具和模型，對資本結構理論展開更深層次的研究。他們在研究中發現，企業的資本結構與市場競爭戰略之間存在互動關系。
一、企業資本結構與競爭戰略理論
企業的資本結構理論是現代企業財務管理理論的核心之一，主要研究資本結構的變動對企業價值的影響。企業的資本結構理論分析是以企業價值最大化或股東財富最大化為目標，以資本成本分析為基礎，從技術上講，最理想的資本結構應是綜合資本成本最低,并且，財務風險最小，只有這種資本結構才能夠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的目標。
企業的競爭戰略主要涉及企業如何在市場中競爭，其主要問題是開發哪些產品或服務以及將其提供給哪些市場；關心它們滿足顧客的程度，以達到企業的目標。
傳統理論認為,企業的財務管理作為現代企業的一種職能管理，只是企業管理的一個方面，不帶有全局性特征，沒有戰略成分可言。因而，以前的大多數文獻對于資本結構的研究僅僅停留在企業財務籌資方面，并沒有將其與企業的競爭戰略進行互動研究分析。事實上，資本結構是市場競爭戰略的一種手段，對企業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一個企業的資本結構事關企業全局和長遠發展的內容，企業資本結構的調整不僅是企業的財務問題，而且關系到企業的競爭戰略。因而，在目前有關企業資本結構與競爭戰略關系問題研究中，戰略管理學家指出，企業的競爭戰略對公司資本結構有顯著影響，企業應根據不同競爭戰略來調整相應的資本結構。
莫迪格尼亞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
－Miller Theorem）在1958年指出，如果沒有交易成本，并且資本結構的選擇對企業分配給債權人和股東的總現金流量沒有影響，那么資本結構的選擇不會影響企業負債和所有者權益的總價值。
莫迪格尼亞尼－米勒定理的假設前提是在完美資本市場環境條件下，公司的市場價值與資本結構無關。但是，現實的資本市場顯然不具備完美市場的假設條件。考慮到利息稅盾的影響，就有了莫迪格尼亞尼－米勒定理的推論：在確定企業的資本結構時，負債比率越高，稅后現金流量就會越多。考慮破產成本之后，就有了資本結構的權衡理論，認為企業追加的負債利息稅盾和相應增加的破產成本相抵銷時，負債水平就是理論上的最優水平，也稱最佳目標負債比。
考慮到信息不對稱的影響，唐納德森（Donaldson）提出的融資決策的啄食次序理論認為：企業更傾向于通過保留盈余，而不是從外部融資；如果需要向外部融資，企業一般傾向于先發行最安全的證券。
進一步考慮到企業主體所處的整體經營環境，資本結構利益相關人的理論認為，企業與非財務利益相關人之間相互影響的方式是最佳資本結構的重要決定因素之一。
然而，上述理論都沒有考慮企業融資決策與投資決策、經營決策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Brander和Bolton等人把產業組織理論和博弈論等融合到資本結構的研究中，才開辟了資本結構與企業戰略關系研究的新領域。
1986年，Brander & Lewis借助于古諾模型得出如下分析結論：在雙寡頭壟斷市場上，企業的債務水平與其在產品市場上的競爭力呈正相關關系，一家企業債務水平的提高在增加自身產量水平的同時降低了競爭對手的產量水平。企業債務的增加使其在產品市場上相對于競爭企業來說更具有進攻性，這種進攻性的存在使其在產品市場競爭中處于一種策略優勢。
Showalter在1986年對策略效應理論作了限定性補充。他指出，企業進行價格競爭時債務是否具有策略效應取決于產品市場上不確定因素的來源。若不確定性來源于市場對企業產品的需求方面，則企業債務的增加具有正的策略效應；若不確定性來源于企業自身的生產成本方面，則企業債務的增加并不會使其在產品市場競爭中處于一種策略優勢。
二、企業資本結構與競爭戰略互動關系分析
企業戰略的重要特性之一便是它的適應性，企業的戰略應隨著企業自身以及環境的變化而變化，而企業的資本結構優化應與企業戰略相適應，即與企業的財務成長戰略、產品市場競爭戰略、資產重組戰略相適應，其資本結構的調整也應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也就是說，企業的資本結構與競爭戰略存在著互動關系。
有關企業競爭戰略的類型，波特提出了差異化和成本領先兩種戰略。復旦大學的項保華教授在波特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企業在構建市場競爭優勢的過程中，主要有成本領先、標歧立異和目標集聚三種競爭戰略。筆者將依次分析這三種競爭戰略與資本結構的互動關系。
（一）成本領先戰略與資本結構
企業的成本領先戰略往往是以大批量生產為基礎，獲取規模經濟優勢，以低成本、低價格的手段滿足顧客需求。企業在執行成本領先戰略，通常是依靠生產規模的擴張，如果企業債務的增加能夠使生產規模不斷擴大，能夠繼續帶來成本的不斷降低，進而將帶來利潤的大幅度提高。
因此，在企業的成本領先戰略下，財務高杠桿本身已經成為了一項競爭優勢因素，這時企業應有意識地調整資本結構，在資本結構中增加負債比例，使其與企業的競爭戰略相匹配。
同時，由于企業實行成本領先戰略，相應所擁有的存貨、機器設備、房屋等有形資產較多，對資金提供者來說相對比較安全，他們更愿意接受以有形資產為抵押的借款條件，這也為企業增加負債帶來了便利，為企業采用高杠桿的資本結構打下了基礎。
然而，對企業最優負債水平的選擇必須在增加負債以及規模經濟兩者之間進行權衡。雖然在企業成本領先戰略下，財務的高杠桿是一種企業競爭優勢因素，但通過增加債務帶來規模的擴大，必須以規模經濟為前提。如果超越了規模經濟的界限，債務的增加反而會削弱企業的競爭優勢。
（二）標歧立異戰略與資本結構
企業的標歧立異戰略指的是企業通過不斷地提高顧客的認知利益，以滿足顧客個性化的需求為目標，來構建企業競爭優勢的一種市場競爭戰略。企業在執行標歧立異戰略時，一般會從提高產品質量和改善服務這兩方面來構建競爭優勢，而企業的產品質量和服務與資產負債率是呈反比例關系，亦即企業的產品質量越高、服務越好，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就應該越低。另外，當企業要提高顧客的認知利益、滿足其個性化需求時，需要對企業獨有的、難以被對手模仿的專有資產進行投資，比如專有技術、企業形象、聲譽等。對這些資產投資時，出于對風險的控制和經營靈活性的需求，企業會優先選擇留存收益或權益融資，而不會選擇負債投資。
對顧客而言，當面對的產品質量非常重要而又無法憑觀察判斷，或者產品將來需要提供服務，或者使用該產品后的轉換成本很高時，他就會選擇低杠桿資本結構的企業，并且愿意為這種低杠桿的資本結構付出溢價，以保證將來能夠繼續享受企業的產品和服務。例如，當年華爾街在評價王安電腦公司時指出，業務人員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勸說顧客購買瀕臨破產公司的產品。又如，克萊斯勒在上世紀80年代初陷入財務困境時，顧客非常擔心購買該公司的汽車后是否能得到售后服務，這種心理恐慌導致其市場份額急速下滑。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從企業和顧客兩方面來考慮，標歧立異戰略都要求企業選擇低杠桿的資本結構與之匹配；從另一方面來看，專有技術、企業形象、聲譽等專有資產在造就企業競爭優勢的同時，也限制了企業的借款能力，使企業不能過多地負債。因此，企業在實行標歧立異戰略時采用低杠桿的資本結構是最有效的選擇。
（三）目標集聚戰略與資本結構
企業的目標集聚戰略分為集聚目標顧客戰略和集聚目標需求戰略。集聚目標顧客戰略指的是企業鎖定目標顧客，盡可能地滿足其多方面的需求；集聚目標需求戰略指的是企業鎖定目標需求，向更多的顧客提供專業化的服務。
企業在執行集聚目標顧客戰略時，往往是以滿足目標顧客的某一項需求為主線，進而滿足由該主線需求所引發的其他相關需求。例如，GE在提供發電設備的同時，還向其客戶提供發電廠的設計和設備安裝工程服務，如果客戶資金有困難，GE還提供金融支持服務。由此可見，企業在執行這一戰略時需要強大的資金作為后盾，對企業來講，這種資金最好是由權益資本來提供。另外，對顧客來講，如果選擇這樣的產品或服務，就意味著在一定程度上被企業套牢與鎖定，因而會非常審慎地選擇與實力強大的供應商合作。因此，企業實行集聚目標顧客戰略需要選擇低杠桿的資本結構與之匹配。
企業在執行集聚目標需求戰略時，往往需要通過專業化的運作，向顧客提供專業化的產品和服務。當企業在提供專業化產品和服務時，如果是以大規模的生產為基礎的，就應該選擇高杠桿的資本結構；如果是以專業化服務為基礎的，就應該選擇低杠桿的資本結構。
綜上所述，企業資本結構與競爭戰略是一種動態的互動關系，它們事實上是彼此相互影響、互為因果的，考慮最佳資本結構的選擇時不能忽視企業的競爭戰略，同樣企業選擇競爭戰略時一定要考慮企業的資本結構。財務管理人員能意識到這點，將有助于企業在資本結構和競爭戰略的決策方面獲取、保持和鞏固自己的競爭優勢，更有效地參與市場競爭。
【參考文獻】
[1] 邁克爾.波特.競爭戰略[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7.
[2] 項保華. 戰略管理―藝術與實務（第3版）[M]. 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
[3] 格里.約翰遜（金占明譯）.公司戰略教程 [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8.
[4] 馬克.格林布拉特（MarkGrinblatt）（王琪瓊譯）.資本市場與公司戰略（第2版）[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
[5] 邵軍，劉志遠.多元化戰略對資本結構影響的實證解析[J].現代財經，2005，25（7）：34-37.
[6] 劉蓓.資本結構與企業競爭戰略研究綜述[J].福建金融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6，92（3）：31-35.
關鍵詞：資本結構；競爭戰略；關系；企業
1958年，莫迪格尼亞尼－米勒（Modigliani－Miller）發表的《資本成本、公司價值和資本結構》開創了資本結構理論研究的先河，后歷經權衡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啄食次序理論、利益相關人理論而得到不斷的豐富和發展，成為現代財務理論的核心。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外一些學者開始借助于產業經濟理論和博弈論的工具和模型，對資本結構理論展開更深層次的研究。他們在研究中發現，企業的資本結構與市場競爭戰略之間存在互動關系。
一、企業資本結構與競爭戰略理論
企業的資本結構理論是現代企業財務管理理論的核心之一，主要研究資本結構的變動對企業價值的影響。企業的資本結構理論分析是以企業價值最大化或股東財富最大化為目標，以資本成本分析為基礎，從技術上講，最理想的資本結構應是綜合資本成本最低,并且，財務風險最小，只有這種資本結構才能夠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的目標。
企業的競爭戰略主要涉及企業如何在市場中競爭，其主要問題是開發哪些產品或服務以及將其提供給哪些市場；關心它們滿足顧客的程度，以達到企業的目標。
傳統理論認為,企業的財務管理作為現代企業的一種職能管理，只是企業管理的一個方面，不帶有全局性特征，沒有戰略成分可言。因而，以前的大多數文獻對于資本結構的研究僅僅停留在企業財務籌資方面，并沒有將其與企業的競爭戰略進行互動研究分析。事實上，資本結構是市場競爭戰略的一種手段，對企業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一個企業的資本結構事關企業全局和長遠發展的內容，企業資本結構的調整不僅是企業的財務問題，而且關系到企業的競爭戰略。因而，在目前有關企業資本結構與競爭戰略關系問題研究中，戰略管理學家指出，企業的競爭戰略對公司資本結構有顯著影響，企業應根據不同競爭戰略來調整相應的資本結構。
莫迪格尼亞尼－米勒定理（Modigliani
－MillerTheorem）在1958年指出，如果沒有交易成本，并且資本結構的選擇對企業分配給債權人和股東的總現金流量沒有影響，那么資本結構的選擇不會影響企業負債和所有者權益的總價值。
莫迪格尼亞尼－米勒定理的假設前提是在完美資本市場環境條件下，公司的市場價值與資本結構無關。但是，現實的資本市場顯然不具備完美市場的假設條件。考慮到利息稅盾的影響，就有了莫迪格尼亞尼－米勒定理的推論：在確定企業的資本結構時，負債比率越高，稅后現金流量就會越多。考慮破產成本之后，就有了資本結構的權衡理論，認為企業追加的負債利息稅盾和相應增加的破產成本相抵銷時，負債水平就是理論上的最優水平，也稱最佳目標負債比。
考慮到信息不對稱的影響，唐納德森（Donaldson）提出的融資決策的啄食次序理論認為：企業更傾向于通過保留盈余，而不是從外部融資；如果需要向外部融資，企業一般傾向于先發行最安全的證券。
進一步考慮到企業主體所處的整體經營環境，資本結構利益相關人的理論認為，企業與非財務利益相關人之間相互影響的方式是最佳資本結構的重要決定因素之一。
然而，上述理論都沒有考慮企業融資決策與投資決策、經營決策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Brander和Bolton等人把產業組織理論和博弈論等融合到資本結構的研究中，才開辟了資本結構與企業戰略關系研究的新領域。
1986年，Brander&Lewis借助于古諾模型得出如下分析結論：在雙寡頭壟斷市場上，企業的債務水平與其在產品市場上的競爭力呈正相關關系，一家企業債務水平的提高在增加自身產量水平的同時降低了競爭對手的產量水平。企業債務的增加使其在產品市場上相對于競爭企業來說更具有進攻性，這種進攻性的存在使其在產品市場競爭中處于一種策略優勢。
Showalter在1986年對策略效應理論作了限定性補充。他指出，企業進行價格競爭時債務是否具有策略效應取決于產品市場上不確定因素的來源。若不確定性來源于市場對企業產品的需求方面，則企業債務的增加具有正的策略效應；若不確定性來源于企業自身的生產成本方面，則企業債務的增加并不會使其在產品市場競爭中處于一種策略優勢。
二、企業資本結構與競爭戰略互動關系分析
企業戰略的重要特性之一便是它的適應性，企業的戰略應隨著企業自身以及環境的變化而變化，而企業的資本結構優化應與企業戰略相適應，即與企業的財務成長戰略、產品市場競爭戰略、資產重組戰略相適應，其資本結構的調整也應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也就是說，企業的資本結構與競爭戰略存在著互動關系。
有關企業競爭戰略的類型，波特提出了差異化和成本領先兩種戰略。復旦大學的項保華教授在波特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企業在構建市場競爭優勢的過程中，主要有成本領先、標歧立異和目標集聚三種競爭戰略。筆者將依次分析這三種競爭戰略與資本結構的互動關系。
（一）成本領先戰略與資本結構
企業的成本領先戰略往往是以大批量生產為基礎，獲取規模經濟優勢，以低成本、低價格的手段滿足顧客需求。企業在執行成本領先戰略，通常是依靠生產規模的擴張，如果企業債務的增加能夠使生產規模不斷擴大，能夠繼續帶來成本的不斷降低，進而將帶來利潤的大幅度提高。
因此，在企業的成本領先戰略下，財務高杠桿本身已經成為了一項競爭優勢因素，這時企業應有意識地調整資本結構，在資本結構中增加負債比例，使其與企業的競爭戰略相匹配。
同時，由于企業實行成本領先戰略，相應所擁有的存貨、機器設備、房屋等有形資產較多，對資金提供者來說相對比較安全，他們更愿意接受以有形資產為抵押的借款條件，這也為企業增加負債帶來了便利，為企業采用高杠桿的資本結構打下了基礎。
然而，對企業最優負債水平的選擇必須在增加負債以及規模經濟兩者之間進行權衡。雖然在企業成本領先戰略下，財務的高杠桿是一種企業競爭優勢因素，但通過增加債務帶來規模的擴大，必須以規模經濟為前提。如果超越了規模經濟的界限，債務的增加反而會削弱企業的競爭優勢。
（二）標歧立異戰略與資本結構
企業的標歧立異戰略指的是企業通過不斷地提高顧客的認知利益，以滿足顧客個性化的需求為目標，來構建企業競爭優勢的一種市場競爭戰略。企業在執行標歧立異戰略時，一般會從提高產品質量和改善服務這兩方面來構建競爭優勢，而企業的產品質量和服務與資產負債率是呈反比例關系，亦即企業的產品質量越高、服務越好，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就應該越低。另外，當企業要提高顧客的認知利益、滿足其個性化需求時，需要對企業獨有的、難以被對手模仿的專有資產進行投資，比如專有技術、企業形象、聲譽等。對這些資產投資時，出于對風險的控制和經營靈活性的需求，企業會優先選擇留存收益或權益融資，而不會選擇負債投資。
對顧客而言，當面對的產品質量非常重要而又無法憑觀察判斷，或者產品將來需要提供服務，或者使用該產品后的轉換成本很高時，他就會選擇低杠桿資本結構的企業，并且愿意為這種低杠桿的資本結構付出溢價，以保證將來能夠繼續享受企業的產品和服務。例如，當年華爾街在評價王安電腦公司時指出，業務人員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如何勸說顧客購買瀕臨破產公司的產品。又如，克萊斯勒在上世紀80年代初陷入財務困境時，顧客非常擔心購買該公司的汽車后是否能得到售后服務，這種心理恐慌導致其市場份額急速下滑。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從企業和顧客兩方面來考慮，標歧立異戰略都要求企業選擇低杠桿的資本結構與之匹配；從另一方面來看，專有技術、企業形象、聲譽等專有資產在造就企業競爭優勢的同時，也限制了企業的借款能力，使企業不能過多地負債。因此，企業在實行標歧立異戰略時采用低杠桿的資本結構是最有效的選擇。
（三）目標集聚戰略與資本結構
企業的目標集聚戰略分為集聚目標顧客戰略和集聚目標需求戰略。集聚目標顧客戰略指的是企業鎖定目標顧客，盡可能地滿足其多方面的需求；集聚目標需求戰略指的是企業鎖定目標需求，向更多的顧客提供專業化的服務。
企業在執行集聚目標顧客戰略時，往往是以滿足目標顧客的某一項需求為主線，進而滿足由該主線需求所引發的其他相關需求。例如，GE在提供發電設備的同時，還向其客戶提供發電廠的設計和設備安裝工程服務，如果客戶資金有困難，GE還提供金融支持服務。由此可見，企業在執行這一戰略時需要強大的資金作為后盾，對企業來講，這種資金最好是由權益資本來提供。另外，對顧客來講，如果選擇這樣的產品或服務，就意味著在一定程度上被企業套牢與鎖定，因而會非常審慎地選擇與實力強大的供應商合作。因此，企業實行集聚目標顧客戰略需要選擇低杠桿的資本結構與之匹配。
企業在執行集聚目標需求戰略時，往往需要通過專業化的運作，向顧客提供專業化的產品和服務。當企業在提供專業化產品和服務時，如果是以大規模的生產為基礎的，就應該選擇高杠桿的資本結構；如果是以專業化服務為基礎的，就應該選擇低杠桿的資本結構。
綜上所述，企業資本結構與競爭戰略是一種動態的互動關系，它們事實上是彼此相互影響、互為因果的，考慮最佳資本結構的選擇時不能忽視企業的競爭戰略，同樣企業選擇競爭戰略時一定要考慮企業的資本結構。財務管理人員能意識到這點，將有助于企業在資本結構和競爭戰略的決策方面獲取、保持和鞏固自己的競爭優勢，更有效地參與市場競爭。
【參考文獻】
[1]邁克爾.波特.競爭戰略[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7.
[2]項保華.戰略管理—藝術與實務（第3版）[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5.
[3]格里.約翰遜（金占明譯）.公司戰略教程[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8.
[4]馬克.格林布拉特（MarkGrinblatt）（王琪瓊譯）.資本市場與公司戰略（第2版）[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
[5]邵軍，劉志遠.多元化戰略對資本結構影響的實證解析[J].現代財經，2005，25（7）：34-37.
[6]劉蓓.資本結構與企業競爭戰略研究綜述[J].福建金融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6，92（3）：31-35.
[關鍵詞]資本結構；市場戰略；實證研究
[中圖分類號]F03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670(2006)03―0077―04
一、文獻回顧
融資是現代企業經營決策的一項重要內容，企業融資方式的選擇和資本結構的建立與企業的經營發展能力密切聯系在一起。1958年，Miller&Modi-giani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的《資本成本、公司價值和資本結構》開創了現代資本結構理論的研究，在最初的經典MM理論研究中，存在嚴格的假設，即沒有企業和個人所得稅，沒有企業破產風險，資本市場充分有效運作等。另外將資本市場結構簡化，主要有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因此企業的資本主要由權益資本和債務資本構成。Miller&Modigiani分析比較兩種融資方式的資本成本，提出“不相關理論”，認為權益資本和債務資本的成本收益大致相當，因此，企業資本結構與企業價值無關。當然，這個結論和現實是不符的。在MM定理的基礎上，現代資本結構理論研究了當MM定理嚴格的假設條件被逐步放松并且更接近于實際時，債務融資和權益融資在成本和收益方面存在差異，因此，存在最優資本結構的選擇，它將有效決定企業的市場價值。那么，企業的資本結構是否對企業的產品市場戰略有影響，影響力又有多大呢?
早在1966年，Telser的深袋理論就研究指出，由于資本市場是不完善的，因而在產品市場上相對于已經存在的企業而言，新進入的企業其資本結構較為脆弱。在這種情況下，資金豐富的企業就可以采用掠奪性定價的戰略以降低新進入企業的利潤甚至將其驅逐出市場。20世紀肋年代以來，對一問題的研究蓬勃發展，許多經濟學家從不同角度，運用不同的方法分析了企業的融資決策與其產品市場競爭之間的關系。Brander&lewis(1986)從企業資本結構對產品市場競爭的戰略效應出發，分析了一個在雙寡頭壟斷市場上進行產量競爭的兩期不同企業模型，認為假如公司經理僅代表股東權益，并且市場上所有公司都是競爭的，則債務能使公司擴大產量。原因在于：資產替代效應的存在使經理有生產比利潤最大化條件下的產量更多產品的動機，因為超高的產量使公司的風險加大，從而增加股東的收益，所以他們認為債務水平的提高會使企業在產品市場競爭中處于戰略優勢。1995年，Showalter也在戰略效應方面進行了研究，他的研究表明，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上，企業進行價格競爭時其資本結構對產品市場競爭的影響來源于產品市場上的不確定因素，如果不確定因素來源于市場對企業產品的需求方面，那么企業債務的增加具有正的戰略效應，如果不確定性因素來源于企業自己的生產方面，則企業債務的增加并不會使其在產品市場競爭中處于一種戰略優勢。
在學者們對企業資本結構對產品市場競爭的戰略效應進行詳細的研究的同時，Bohon&Schaffstein(1990)從企業的資本結構對產品市場競爭的成本效應出發進行了不同的研究，他們認為Brander&lewis(1986)的模型只考慮了企業資本結構對產品市場競爭的戰略效應，而未考慮企業不同的融資決策對企業內部問題的影響。他們在對兩個不同時期的企業模型分析后得出：企業最優負債水平的決定必須在降低企業的內部問題以及減輕掠奪性定價的激勵兩者之間進行權衡，成本使債權人認為經理人有采用具有較高風險的行為動機，從而使債權人付出高昂的代價，或者是經理想把資本保存下來移做它用，以謀私利，從而導致實際投資過少，所以Bolton&Scharfstein(1990)認為，企業債務水平的提高使企業的產品市場戰略更加保守。
基于上述的理論研究，20世紀90年代學者們又進行了經驗研究。Opler&Titman(1994)對經濟衰退期中的美國企業進行了大樣本調查，得出債務水平較高的企業相對來說競爭處于劣勢。Kovenock&Phillips(1997)研究了集中度較高的行業，認為債務水平的提高導致企業在產品市場上較為保守，處于劣勢，企業債務的運用具有一種策略效應。Chevalier(1995)選用了1985和1991年85個大城市統計區的超市數據進行了回歸分析，結論為企業的杠桿收購決策提高了其競爭對手的未來預期利潤，杠桿收購企業的存在鼓勵了其競爭對手的市場進入和擴展行為。這些研究都認為債務使企業在產品市場中處于競爭劣勢。
該領域的研究，國內相關文獻很少，只有唐建新和陳剛(2004)、賈婕和虞慧暉(2004)對企業資本結構與產品市場戰略進行了研究。唐建新和陳剛、虞慧暉和賈婕都是通過兩個企業模型或雙寡頭博弈模型，證明了在考慮企業產品戰略情況下，企業最優資本結構會有所變化。但賈婕和虞慧暉的研究不是針對中國企業的。那么，在我國這個特殊的經濟環境中企業的資本結構究竟是怎樣影響其產品的市場競爭性的呢?本文試圖在這一方面進行一些探索。
二、研究設計和樣本選擇
1．研究假設
企業資本結構的破產成本權衡理論認為，公司債務的增加使公司陷入財務危機甚至破產的可能性也增加，而同時信號傳遞理論認為由于企業的外部人和內部人具有信息不對稱的特征，企業的外部人只能依靠企業經營者從企業內部傳出的信息來判斷企業的經營狀況，所以當企業負債增加時，外部人會認為這是企業積極經營的信號，認為企業對自己的未來發展一定是充滿信心的，所以企業的外部人在同類產品的選擇上會增加對該企業產品的偏好，從而增加對該企業產品的消費。另一方面，根據激勵理論，經理的效用依賴于他的經理職位，從而依賴于企業的生存，一旦企業破產，經理將喪失他所享有的一切任職好處，也就是說，經理必須承擔破產成本，因此，當企業增加負債融資時，經理人為了避免企業破產所帶來的損失，必然會努力工作、減少在職享受并減少無效率的投資支出，這樣就降低了由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而產生的成本，經理人可能會把更多借來的錢用在更新生產設備、生產技術上，加大生產規模降低生產成本，增加產品種類滿足更多消費者的需求，從而提高產品的市場競爭力。
因此我們得出假設：企業負債和產品市場競爭力正相關。
2．變量選擇
本文研究的關鍵變量是公司資本結構和產品市場競爭力。資本結構方面我們選擇公司的負債比率和長期負債比率為研究變量，因為本文經過回歸發現短期負債對產品市場競爭力的影響很小，所以在此沒有把它加入模型中。因為產品的市場競爭力通
常是用銷售量和銷售額來描述的，但因為銷售量的數據很難得到，而且銷售額完全可以代表企業的強度，所以在這里我們選用公司的主營業務收入來代表公司的產品市場競爭力。為了結果的準確性，我們對其他影響產品競爭力的因素加以控制。因此，除負債以外，本文還假設產品的競爭力受資產有形性、盈利性、公司規模等公司特征因素的影響。表1對這些變量進行了定義。
3．數據來源及處理
本文的主要數據來自于巨潮互聯資訊網和天同信息網上公布的上市公司年報數據。并經過如下處理：
(1)為獲得2002-2004連續三年的年報數據，本文選取1999年以前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上市公司。
(2)由于ST公司已經連續兩年虧損或存在重大異常，公司為了保住上市公司殼資源，通過關聯方交易增加公司利潤，年報數據的可信讀相對較低，本文的數據不包括ST公司。
(3)考慮到不同行業之間在市場結構、資本結構、贏利水平等方面存在的差異，為了消除行業差異，我們選擇制造業作為研究對象。
經過上述處理后，共得到124家上市公司。表2是對樣本公司研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由統計量可以看出，我國制造業的負債水平并不很大，平均為34．75％，長期負債平均僅為9．258％，下面我們將進行具體分析。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研究方法和模型
本文研究企業資本結構與企業產品市場戰略之間的關系采用的是相關分析方法和回歸分析方法。相關分析方法是通過計算變量間的相關系數來衡量變量之間線性相關程度，它只能確定變量之間的統計關系，而利用回歸模型可以通過回歸系數等來確切了解企業負債和企業主營業務收入的具體關系，如果有關系，關聯的程度是怎樣等。
在以上假設的基礎上，本文建立以下的回歸模型：
PET＝a+β1DEBT+β2LDEBT+y(controlvarible)+ε
其中PET為市場競爭力的代表變量(主營業務收入)，DEBT(負債)和LDEBT(長期負債)為資本結構的代表變量，controlvarible為控制變量(包括TANG、FIT和SIZE)。
(二)數據分析結果(本文的所有結果均是用SAS軟件分析得出的)
1．相關分析
由表3可知，盈利性、公司規模都和主營業務收入成正相關關系，而負債、資產有形性均與主營業務收入成負相關關系，但他們的相關系數并不是很大，所以排除共線性的可能。
2．回歸分析
為了更清楚的了解企業資本結構與產品市場競爭力的關系，根據模型進行了逐步回歸分析，得到以下回歸結果：
由表4可知，模型通過了顯著性水平為0．05的檢驗，說明企業負債與主營業務收入之間存在線形關系，而且企業負債和長期負債與主營業務收入之間的關系均通過了顯著性水平為0．05的檢驗，并且與主營業務收入成負相關關系，具體來說就是當企業負債增加一個單位時，企業的主營業務收入將減少12．904個單位，當企業長期負債增加一個單位時，企業的主營業務收入將減少20．704個單位。該結果說明企業債務水平的提高將會使公司在產品市場中陷入困境，減弱企業的市場競爭力。這個結論支持了Bolton&Scharfstein(1990)的理論分析成果，也支持了郎1er&Titman(1994)、Kovenock&Phillips(1997)和Chevalier(1995)等人的經驗研究結果。
得出上述結論，應該是反映了目前中國企業的客觀現狀。這是因為：
第一，外國研究結論是基于完善的資本市場假定，企業融資是選擇負債，還是選擇增加資本金完全是根據企業自身需要決定。如果企業在產品市場的競爭力不夠大，或產品市場競爭力下降，企業通過銀行融資或發行債券，就會面臨更高的市場利率，從而加大資本成本。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往往被迫選擇通過擴大資本金融資，從而降低企業負債率，達到降低企業風險的效果。這樣，企業的資本結構在一定程度上與產品市場戰略存在因果關系或互為因果關系。而中國目前的資本市場是欠發達和不完善的，企業發行債券存在較大障礙，企業直接融資成本也較高，融資主要依賴銀行貸款，因此，企業融資難以根據自身的需要來決策，企業往往是在產品市場戰略實施不順利的時候，采取銀行貸款。因此，有關企業負債率高會使企業在產品戰略競爭中處于優勢的結論，可能難以適應中國目前情況。
第二，我國公司治理不夠完善。我國公司、特別是上市公司，大多由于國有股比例過高，加上激勵機制不完善，是導致我國公司治理缺陷的主要原因。在這種狀況下，經營者擁有企業更多的控制權。因此，企業追求規模擴張的動機要大于追求企業績效的動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理由認為，企業負債的動機更多是為了擴大企業規模，而不是為了企業產品戰略。
第三，企業資本結構與產品市場戰略的關系是基于不完全市場形態的假定。現有一些研究結論是針對寡頭市場、甚至是雙寡頭市場模型得到的。如Brander&Lewis(1986)、賈婕和虞慧暉(2004)等。而寡頭是市場在中國不具有代表性，因此，基于寡頭模型、特別是雙寡頭模型得出的結論是難以符合中國實際。
對于企業并購的研究已經持續了數十年。伴隨著美國波濤洶涌的五次并購浪潮，財務學中的并購研究一直是企業理論研究的重點。迄今為止，有關并購的形態種類、動因、資源整合和企業估值等內容，都有了大量的研究文獻。遺憾的是，并購的結果并不能令人滿意。哈佛大學早期的一項調查顯示，過去100年間70%的企業“聯姻”沒有成效或是賠本。并購失敗的原因有很多，但根本原因可能是管理者對并購的盲目沖動，以及缺乏對并購目的和可行性的深入分析。應該說，并不是所有的動因都適合通過并購來完成，并購不是萬能的，它甚至是一把雙刃劍。對企業來說，并購的出發點可能比并購本身更為重要。毫無疑問，目前需要的是基于戰略的并購。從美國的第四次并購浪潮開始，并購動機就由簡單的擴大規模、分散風險，轉向了戰略動機。從我國的并購歷史來看，有充分數量的研究表明，至少在2001年之前發生的并購并沒有提升經濟效率，這一階段的并購要么是政府意志下的“拉郎配”，要么是資本高手們的游戲，旨在追求二級市場的高額收益。因此，中國企業的并購失敗率實際上比西方國家還要高。隨著我國并購數量和金額的不斷提高，我國企業并購行為迫切需要理論上的指導。近年來人們對“核心競爭力”的大量探討發現，在很多情況下，企業并購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實現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包括通過并購構筑、拓展、強化、獲得核心競爭能力。由于核心能力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使得核心能力的研究一直處于一種很熱但難以應用的局面。從這個角度出發對于并購的研究自然也顯得有些空泛。要素資本理論提出者認為，企業資源配置及價值創造的源泉，在于增加新的先進生產要素，同時登記新生產要素所有權憑證，繼而創造新的要素資本。并且，通過獲取新的要素資本創建企業核心優勢，替代比較優勢。筆者從要素資本理論視角對企業并購進行研究，以期得到一些更為實用的指導。
二、基于核心能力的戰略并購
從美國的并購浪潮來看，并購的動機已經從經濟維轉向戰略維，偶爾夾雜著一些管理維，而戰略維中主要因素就是市場競爭。從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很多企業仍處在發展初期，并購急需從企業發展戰略出發，增強企業的競爭能力，因而今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的并購活動也勢必以戰略并購為主。
（一）戰略并購的特點 戰略并購是相對于財務并購的一種形式，被定義為“主要目的是通過加強公司在細分市場中的競爭地位創造企業價值”的兼并和收購（Robonson & Peterson，1995），是以并購雙方各自的競爭優勢為基礎，出于企業的自身發展戰略需要，為達到公司發展戰略目標，通過優化資源配置的方式在適度范圍內繼續強化企業競爭優勢，產生協同效應，創造大于各自獨立價值之和的新增價值的并購活動（聶祖榮，2002）。這也指出了戰略并購區別財務并購的幾個特點：符合企業長期發展戰略；培育企業的競爭優勢；實現價值創造。亞商研發中心對戰略性并購的定義是“以戰略為導向的并購，亦即將并購行為作為企業實現其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來看待。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并購的目的通常不是為了實現投機性的收益，而是旨在通過并購來獲得或者強化企業的核心能力。”
（二）基于核心能力理論的企業并購 核心能力的概念來源于近年來資源理論和能力理論的發展。資源學派、能力學派和知識學派構成了企業成長和競爭優勢的內生論。從資源理論出發，有兩種情況會導致并購行為的發生：一是資源過剩；二是資源稀缺。資源過剩背景下的擴張行為表現為通過核心能力的延伸和拓展，實現核心能力轉化為經濟回報的最大化；資源稀缺背景下的并購行為表現為通過獲取戰略性互補資源實現核心能力的構筑和培育。從核心能力理論來看，企業基于核心能力的并購可以認為是企業為了構筑、拓展、強化及獲取核心能力而進行的并購活動。在企業核心能力基礎上，姚水洪（2005）認為企業并購是獲得核心能力的一種最有效、最直接的戰略，而核心能力發展的內容主要是通過學習型組織的形成，使企業形成一個寬松的吸納知識、相互交流的環境，從而提高組織資本和組織經驗。因而，整合過程是并購的關鍵，整合過程表現為雙方企業原有能力的轉移、擴散和提高。其過程如圖1所示。
從圖1不難看出，能力學派對于企業并購后核心能力的轉移和提升抱著相對樂觀的態度。應該說，企業核心能力的培育結果，將形成企業的核心優勢。將資源配置向核心能力培育方向發展是正確的。因為資源配置的基礎理論是要素稟賦結構，繼而形成比較優勢；而核心能力培育的基礎理論是學習能力增長和新生產要素的開發，繼而形成核心優勢。但由于能力學派未能解釋核心能力具體是如何形成的，而只是通過組織的學習和積累，因此能力學派很難說清楚企業并購后核心能力具體怎樣去轉移和提升，什么情況下能夠實現這種核心能力的轉移和提升。這種模糊性使得核心能力理論雖然看似完美，卻很難指導企業實踐。
可見，戰略并購已成為當前企業進行并購活動的主要動因，由于戰略并購與企業發展戰略和競爭優勢密切相關，因此對戰略并購的研究無法脫離企業成長和競爭優勢形成機理，競爭優勢或核心競爭力是如何形成的？在這一過程中使用并購活動是為了獲得什么？這無疑是打開戰略并購起因和實施方法的一把鑰匙。可惜的是，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核心能力理論仍然在核心能力形成機理上沒有任何突破，對企業核心能力來源的描述也含混不清，在核心能力基礎上延伸出來的企業知識資本、智力資本等的培養和作用都沒有解決核心能力理論固有的概念含混、循環解釋的問題，因此難以用來指導企業的發展和并購活動。
三、要素資本視角下的企業戰略并購
在要素資本視角下研究企業并購也要著眼于并購的動因，并購的根源實際上是企業成長的需要，因此需要對要素資本視角下企業的成長和競爭優勢培養過程展開分析。
（一）要素資本視角下的企業持久競爭優勢 要素資本理論認為，企業是要素資本所有者持續投資的結果，是六種要素資本的結合與協作。企業長期投資的重點以及要素資本協作的核心就是戰略性要素資本。戰略性要素資本是根據企業自身資源稟賦和行業特征，帶動企業成長并為企業創造持久競爭優勢的要素資本，選擇哪種要素資本作為戰略性要素資本，實際上就選擇了相對應的長期發展戰略。戰略性要素資本對企業價值創造起關鍵作用，其價值高并且相對稀缺。對于一家以技術資本為戰略性要素資本的企業，其要素資本間的協作模式如圖2。
企業的持久競爭優勢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長期積累和培養形成的戰略性要素資本及其持續創新能力，使戰略性要素資本在企業資本總額中占有較大比重，形成核心優勢。二是作為企業資源粘合劑的知識資本與戰略性要素資本的匹配，使戰略性要素資本得以順利運行。這兩者共同構成了企業競爭優勢的不可復制性，也是要素資本視角下企業核心能力的具體解釋。每一個企業都應該根據自身的資源稟賦和行業特征，規劃長期發展戰略和要素資本層次，創造戰略性要素資本，并培育與之匹配的知識資本。這樣，才能確保要素資本整體的高效協作，以及戰略性要素資本的持續創新。
（二）企業成長的動態均衡過程 企業成長動態均衡過程的描述如圖3所示。要素資本均衡是指在特定時點特定的戰略性要素資本水平和要素資本層次下，企業內部各種要素資本存在一個最優比例，使得相匹配的知識資本能夠協調各種要素資本達到最大的價值創造效率。在這種均衡條件下，企業對任一要素資本的繼續投入都是不經濟的，都會使要素資本整體投入產出率降低。此時，企業達到了一個穩定的規模，這也是特定水平的戰略性要素資本能夠支撐的要素資本規模。其中，知識資本的效果至關重要，其協調性決定了這種均衡水平的高低。該均衡的打破，必定先從戰略性要素資本的更新開始。戰略性要素資本的水平越高，能夠支撐的要素資本總量越大，對知識資本的要求也就越高。企業就是在這樣的實現均衡-均衡打破-更高水平的均衡的動態過程中實現企業成長。
（三）圍繞戰略性要素資本實施的企業并購 從企業成長和要素資本形成過程可以看出，這兩個過程都離不開戰略性要素資本的培養，并且均為戰略性要素資本所推動，因此，戰略性要素資本對于企業來說至關重要，企業的成長過程呈現出一種要素資本增加帶動其他資本總量增加的態勢，從這個角度可以將企業并購分為：獲得戰略性要素資本的并購和充分利用戰略性要素資本的并購。這與資源理論對并購的解釋有相通之處。由于都涉及到企業的戰略性要素資本，又與企業成長和競爭優勢相聯系，因此仍然可稱之為戰略并購。
（1）獲得戰略性要素資本的并購。進行這種并購的企業往往自身并不具備持久競爭優勢，圍繞戰略性要素資本展開的協作模式還沒有形成，屬于企業發展的初期。由于戰略性要素資本的形成需要長期的積累和投資，因此這些企業并購的主要目的是獲得要素資本市場上買不到的戰略性要素資本，迅速建立企業自身的要素資本協作模式，獲得競爭優勢。這種動機是非常理想的，但獲得戰略性要素資本的并購往往存在很多問題，導致并購難以成功。并購后，并購企業可能會根據獲得的戰略性要素資本建立起自己的要素資本結構，但由于相應知識資本的缺失，戰略性要素資本與其他要素資本無法實現高效的協作。而知識資本是各種資源的粘合劑，也是戰略性要素資本創新的土壤，它是企業理念、制度、文化環境等的綜合體，難以復制也難以在短時間內形成，這就導致了企業要素資本層次的斷裂，使獲得的戰略性要素資本難以繼續成長，也難以發揮作用。
從上述獲得戰略性要素資本的并購可以看出，由于進行這種并購的常常是目標企業比并購企業更具有競爭優勢，其要素資本均衡水平也比較高，企業發展比較成熟，因此并購中不可避免的存在知識資本難以整合的問題。原因主要在于：其一，在并購過程中并購企業往往扮演著“勝利者”的角色，其管理者在獲得目標企業優良要素資本的同時，難以承認并虛心學習目標企業的知識資本，而知識資本是保障企業戰略性要素資本發揮作用、調動其他要素資本協作的關鍵，因此，知識資本的缺位和不匹配將并購企業得到的戰略性要素資本孤立起來，難以實現要素資本之間的有效協作。其二，即使并購企業能夠學習和借鑒目標企業的知識資本，由于知識資本涉及到企業理念、管理模式等一系列隱性資本，需要長期的積累和潛移默化的引導，難以在短期內形成，因此并購企業想要復制目標企業的想法顯得不切實際，資源整合將是一個長期的問題。其三，戰略性要素資本往往是價值創造效率較高的技術、信息、知識、人力等資本，這些資本的創新需要人的作用，并購之后由于原有知識資本的缺失，目標企業的關鍵人員很可能流失，并購企業只能得到戰略性要素資本的存量，而無法實現其持續培養和創新，并購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2）充分利用戰略性要素資本的并購。此類并購中，并購企業往往已經達到了較為成熟的要素資本均衡，并且戰略性要素資本已經實現了突破，能夠帶動規模更龐大的要素資本總量，并購的目的是為了迅速獲得其他要素資本，充分發揮戰略性要素資本的作用，實現更高水平的要素資本均衡。這種并購也是為了獲得戰略性要素資本和知識資本以外的其他要素資本，實現比內部積累更快速的規模擴張。
并購之后，并購企業將自身的知識資本灌輸到目標企業中，以引導其形成與自身相一致的知識資本，有些甚至將目標企業原有員工解散，按照本企業的要求重新建立人力資本。與獲得戰略性要素資本的并購相比，這種并購更容易成功，原因在于：其一，這種情形下的并購往往表現為強勢企業并購弱勢企業，并購中的地位與企業強弱相一致，弱勢企業往往沒有較為突出的知識資本，因而并購之后目標企業人員更容易接受新企業的各種理念和制度。即使沖突出現，也仍然可以通過更換員工的方式實現知識資本同化，因為這些員工并不涉及戰略性要素資本，重要性較低。其二，并購企業希望獲得的往往是實物資源資本、財務資本等不需要依托人的資本，整合難度低。且并購企業往往具有較高水平的戰略性要素資本和知識資本，能夠更有效率的協調各種要素資本進行價值創造，這使得目標企業原有的要素資本創造出遠高于原水平的利潤，并購見效快。
（3）戰略性要素資本并購的條件。從上述要素資本視角對企業并購的分析可以看出，企業并購想要獲得成功有如下條件：第一，企業并購應主要考慮企業發展戰略和要素資本協作模式，圍繞戰略性要素資本的發展水平進行相應并購，并購動機應該明確。第二，發揮戰略性要素資本作用的并購更容易實現目的，也就是說，當企業達到一定的要素資本均衡同時戰略性要素資本實現突破之后，通過并購要素資本均衡水平低于自己的企業獲得非戰略性要素資本從而實現快速擴張將是一種較為理想的選擇。獲得戰略性要素資本的并購由于“逆勢而為”則不易實現，除非企業的知識資本非常強大。
四、企業成長與并購的要素資本分析
在本次全球性經濟危機中，我國企業對跨國并購優勢企業躍躍欲試，并認為：世界品牌+中國制造=全球市場，很多中國企業也進行了跨國并購的嘗試。從一定意義上說，這些并購不僅在并購動機上較之以前更為理性，同時也確實抓住了一個很好的時機降低并構成本。但由于我國進行并購的企業在目標企業面前并不具有優勢，因此這種并購大多屬于獲取戰略性要素資本的并購，這種并購往往很難整合。筆者以聯想為例對其成長和并購過程進行簡要分析。
（一）并購之前，聯想的發展違背了要素資本下企業的一般發展規律 聯想在2001年之前發展的非常好，沿襲其建立之初就具備的中科院技術優勢和銷售網絡優勢，聯想曾經一度取得了國內PC銷售龍頭的位置。應該說，此時的聯想已經初步建立了以技術資本為戰略性要素資本的要素資本層次，并達到了較低水平的要素資本均衡。然而，2001年初聯想制定了三年戰略規劃，堅定推進公司向服務轉型，這就破壞了聯想成立以來的正確發展戰略，中斷了技術資本的積累和創新，也打破了原有的要素資本均衡。毋庸置疑，在IT領域技術是聯想競爭力的根本來源，聯想技術資本的中斷成為后來其尷尬處境的主要原因。在進行了多次并購并經營不善之后，聯想在2004年初果斷中止了多元化發展的嘗試，集中資源回歸到PC制造和銷售上來。從要素資本的視角來看，在企業發展的初期由于資源有限，較合理的發展是堅持圍繞某一種戰略性要素資本長期培養，并帶動企業達到不斷提升的要素資本均衡；在達到較高水平的要素資本均衡并具有絕對優勢之后，再轉向相關行業擴散其戰略性要素資本優勢。事實證明，聯想的此次擴張顯得雜亂而底氣不足。在戰略回歸之后，其PC業務已經錯失占領市場的良機，技術上也不再具有比較優勢。
（二）在與IBM-PC的并購中聯想忽視了雙方知識資本的差異與把握戰略性要素資本的能力 這次并購的初衷非常良好，聯想想要獲得IBM的突出研發能力和全球的銷售網絡，IBM希望借助聯想實現銷售量的提升從而降低成本。由于兩家公司在資源上的互補性，這次并購被期望實現巨大的協同效應。然而，雖然聯想在并購之后做了大量穩定全局的工作，同時請IBM的高管任新聯想的CEO，但這仍然沒能解決整合中的重重困難。從要素資本的視角來看，聯想并購IBM最大的問題有兩個：一是能否掌握IBM擁有的技術資本并使其持續發展下去；二是聯想的知識資本能否良好的吸納兩家企業的資源，協調所有要素資本特別是從IBM獲得的要素資本。但這兩個問題很難解決，原因在于：跨國并購的知識資本差異性太大，同時聯想的技術資本和知識資本都遠遠落后于IBM。并購之后原IBM的重要人力資本存在大量流失的可能性，導致技術資本的不可持續，而滲透進聯想知識資本的IBM其要素資本協作也無法保持高效，甚至面臨癱瘓的可能。聯想并購之初實現的業績提升無法作為并購成功的依據，因為他們尚沒有實施整合。從2009年初柳傳志的復出和不得已而為之的制造外包不難窺見聯想正處于危機之中，而這種危機的來源正是聯想想要通過與IBM的并購解決的技術問題，可見這次并購的結果遠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理想。
（三）從學術角度看IBM并購聯想更易成功 如果拋開民族企業這個問題而單純從學術角度來看，IBM并購聯想是否能夠得到更理想的結果？毫無疑問，IBM的要素資本均衡要比聯想高得多，其連續三年虧損的原因是成本過高，這有技術研發的原因，也有銷售規模的原因，此時如果不被集團放棄，IBM需要的是充分利用戰略性要素資本的并購來實施擴張，也就是第二種戰略并購，那么聯想也是一個理想的選擇。IBM并購聯想可以獲得聯想的制造基地和廉價的人力資本，以及在中國巨大的銷售市場，同時，聯想沒有辦法解決的制造問題可以得到解決，因為IBM的制造外包是由于其成本問題而不是能力問題。IBM作為一家全球知名的企業，其知識資本滲透到聯想之中就不必擔心重要人力資本流失的問題，何況此時對于IBM來說聯想并沒有多少人力資本是特別重要的。從要素資本的角度來說，這種并購更容易成功。
聯想并購實施之后，雖然在銷售業績上一度取得了輝煌的成績，卻是以損害IBM的高端品牌定位為代價的，并在隨后不斷面臨高管離職、利潤率下降、海外裁員等負面狀況，同時，老聯想的企業文化被國際化之后的復雜格局所抹殺，聯想究竟能否度過并購之后漫長的整合期，并真正得到希望獲得的戰略性要素資本，仍然是個未知數。
五、結論
通過從戰略性要素資本出發對并購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一些具有現實意義的結論，這些結論將有助于認清并購整合過程的本質，在企業實施并購之前做出全面的分析和判斷。
（一）不同的要素資本適合的獲取途徑不同 就戰略性要素資本來說，考慮到其發展依托于人和知識資本的特性，企業內部培養要優于并購的方式獲得。內部培養雖然需要較長時間，但持續性明顯好于外部并購，并購得到的戰略性要素資本難以真正消化和吸收。對于其他要素資本來說，并購較內部積累更快且容易成功。因此，在實施并購時，企業應對并購的目的做出正確判斷，很多企業以獲得目標企業的客戶和市場份額為目的，實際上這是不明確的，從要素資本的角度來看應屬于取得其他要素資本的并購，那么這種并購實施的條件就是并購企業已經達到一定程度的要素資本均衡，并且戰略性要素資本沒有被充分利用。否則，客戶和市場份額的獲得必定是短暫的。
（二）并購能否成功要看知識資本的對比 只有在并購企業的知識資本較目標企業水平更高時，并購才容易成功，否則，資源整合將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目標企業將對資源整合表現出抵觸和對抗，造成重要資源的流失，并購企業最終得到的只是一個空殼。考慮到我國企業發展水平的參差不齊，有些國有企業擁有良好的資產和人力資本，但由于體制問題缺乏良好的知識資本對要素資本總量加以利用，規模雖大但仍未形成明確的要素資本層次，此時一個規模小的優質企業完全有能力實施并購并成功整合，因此企業并購的成功率與企業的要素資本均衡水平有關，而與企業規模沒有直接關系，有的企業規模很大但并沒有達到要素資本均衡。
（三）要素資本視角下對企業并購的分析符合統計結果 羅伯特?F?布魯納在研究了130多項企業和財務經濟學研究成果之后，利用統計分析找到了四個最佳并購和最差并購的主要區別：首先，戰略因素對于并購成功和失敗起到重要作用，實施并購中行業的相關性與并購成功與否有重要聯系；其次，收購公司與目標公司之間的匹配具有重要意義。在成功的并購交易中，收購公司優于目標公司的績效，最佳交易似乎是目標企業而不是并購企業得到改善，往往是健康、績效良好的公司通過并購將自己的最佳實踐傳播給目標公司；在失敗的并購交易中，收購公司是為了彌補自己的缺陷而進行收購，最差并購往往是收購公司由于績效比目標公司差而實施的并購。除此之外，最差交易往往與市場發展相聯系，同時量身定做的支付條件也非常重要。從這項較為全面的研究結果可以看出，要素資本視角下對企業并購的分析不僅適用于我國的特定案例，也符合大規模的統計分析結果，其結論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四）對我國企業跨國并購世界知名企業的反思 通過近年來聯想并購IBM、上海汽車并購韓國雙龍、吉利汽車并購沃爾沃等幾個大的案例可以看出，雖然這些并購得到了政府和民眾的一致支持，被認為是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的揚眉吐氣，但在短暫的利潤提升之后，看到的是這些企業正處于發展的困境，因此不能簡單的用并購之后短期的利潤水平作為衡量并購是否成功的標準，而應該考慮其戰略目標是否實現和長期的績效變動。吉利和沃爾沃的并購時間上要晚一些，但從聯想的分析來看吉利很難不步聯想的后塵，而上汽和雙龍的并購直接以失敗告終。因此，有必要重新思考“世界品牌+中國制造=全球市場”是否正確，一家企業的成長需要長期的積累，國外的知名企業也都是從小公司逐步發展而來，并且在發展的過程中堅持了正確的戰略，企圖通過并購的方式獲得戰略性資源顯然有些不切實際。但由于國內重要要素資本市場特別是技術資本市場的缺失和國外企業不對我國企業出售重要技術和專利，導致我國企業獲取重要要素資本的渠道非常有限，甚至成為了企業發展的瓶頸，這使得我國企業普遍沒有建立要素資本層次、沒有形成持久競爭力。缺乏要素資本市場，我國企業將舉步維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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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總體戰略類型 資本結構 優化 關系 協調
企業戰略是指企業決策者做出或采取的關乎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全局性計劃、部署和策略，從層次上講，包括總體戰略、分部戰略和職能戰略。其中，總體戰略主要分為增長型戰略、穩定型戰略和消極型戰略三種類型。而資本結構是指債權資本和股權資本在資本總額中的構成比例，由于負債會產生財務杠桿作用，即資產負債率越高，財務杠桿作用就越大；反之，資產負債率越低，財務杠桿作用就越小，因而如何優化企業的資本結構，使財務杠桿作用發揮正效應，這與企業的總體戰略類型關系密切。
相關研究概述
從現有文獻來看，國外學者Jensen等最早提出企業的戰略選擇和資本結構之間或許存在關聯的看法，即如果企業在舉債之后再做出投資決定，管理者就傾向于風險性更大的戰略。隨后，Titman的分析指出企業的財務杠桿可能受到其采用的戰略的影響。Brander等利用博弈論分析方法闡明了企業戰略在決定公司資本結構方面所起的作用。而根據Balarkrishnan等人的研究， 同一行業內部的不同企業之間的資本結構存在差異的最好解釋應該歸結為企業所選擇的不同戰略類型。
而國內學者對這個問題尚缺乏針對性的研究，王任飛指出“從事創新型競爭戰略的企業應該選擇松弛型（低杠桿率）財務結構，而且企業的競爭優勢越是依賴于創新戰略，企業的財務杠桿率應該越低”。周桂芳主要分析了企業的三種競爭戰略與資本結構的關系，指出“企業資本結構與競爭戰略是一種動態的互動關系”。李強、黃國良從戰略視角思考資本結構問題，指出“企業資本結構決策需要充分考慮多元化戰略因素，通過分析企業發展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剩余資源特征、多元化經營的合適規模等因素，實現多元化戰略與資本結構的相互支撐”。國內外學者都認同企業戰略與資本結構存在相關關系，也都從不同角度分析了這種相關關系，但這種分析并不全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本文主要從企業總體戰略類型的角度考慮，將三種主要戰略類型與資本結構的關系做進一步的論述，使企業在不同的戰略類型下其資本結構得到優化，充分發揮財務杠桿正效應；通過優化資本結構，促進企業更好的制定和實施總體戰略。
企業總體戰略類型與資本結構優化的關系
（一）增長型戰略與資本結構優化
增長型戰略是一種使企業在現有的戰略基礎上向更高一級目標發展的戰略。它以發展作為自己的核心內容，引導企業不斷地開發新產品、開拓新市場，采用新的生產方式和管理方式，以便擴大企業的產銷規模，提高競爭地位，增強企業的競爭實力。從企業發展的角度來看，任何成功的企業都應當經歷長短不一的增長型戰略實施期，本質上來說只有增長型戰略才能不斷地擴大企業規模，使企業從競爭力弱小的小企業發展成為實力雄厚的大企業，因此，如何通過優化資本結構來促使企業以較快速度發展就極為重要。
由于采用增長型戰略的企業一般處在成長期階段，此時企業戰略的重點將會轉向新產品的開發、管理模式的創新、營銷活動的推廣等，以保證業務量按照滿意的程度上升，并進一步擴大企業的市場占有份額，獲得較好的規模經濟效益。由于擴大業務量的需要，企業將會采取擴張型的投資戰略，包括對內長期資金的投放和對外資金的投放。
為開展上述投資活動，需要大量的資金運作，這時適度的負債有利于企業獲得財務杠桿正效應，但盡管企業成長期比初創期的經營風險相對較低，可仍然存在很多不確定因素，因此，在該階段不適宜大量籌資債務資金或推行舉債經營的戰略模式，如果債務的增加所帶來的規模的擴大超越了規模經濟的界限，那么反而會導致企業的戰略失敗。為了保證企業的資金流，出于對風險的控制和經營靈活性的需求，企業也可以選擇使用留存收益或是權益資金的方式，以達到最優的資本結構。
另外，增長型戰略可細分為內生增長型戰略和外生增長型戰略。其中內生增長型戰略包括密集型戰略與多樣化戰略，外生增長型戰略包括橫向一體化戰略和縱向一體化戰略。對于采用密集型戰略的企業，由于此戰略主要集中于單一產品或服務的增長，即以快于以往的增長速度增加企業目前的產品或服務的銷售額、利潤和市場份額等，因此風險較大，一旦企業所擁有的產品或服務的市場萎縮，企業就會陷入困境，無論是從經營者還是顧客的角度考慮，都應該采用低杠桿的資本結構。對于采用多樣化戰略和外生增長型戰略的企業，可以通過規模經濟降低成本，多樣化戰略由于存在協調效應，進入多個相關產業的多樣化經營能夠分散風險，擁有更強的盈利能力，企業采用適當舉債的方式可以降低獲取資金的成本，發揮財務杠桿正效應。 轉貼于
可見，企業在采用增長型戰略時，也要根據具體情況細分戰略類型，以便更好的通過優化資本結構來配合戰略的實施。
（二）穩定型戰略與資本結構優化
穩定型戰略是指在企業的內外部環境約束下，企業準備在戰略規劃期限內使企業的資源分配和經營狀況基本保持在目前狀態和水平上的戰略。企業采取穩定型戰略也就意味著企業經營方向及經營產品在其經營領域內所達到的產銷規模和市場地位都大致不變，或以較小的幅度增長或減少。從經營風險的角度來看，穩定型戰略的風險是相對小的，因此，企業提高債務的比例可以使生產經營規模在原有的基礎上穩定增長，而財務杠桿的作用優勢得到發揮，能夠持續降低成本，進而提高利潤。
另外，采取穩定型戰略的企業一般處在市場需求及行業結構穩定或者較少動蕩的外部環境中，大多數是成熟期的企業，新產品的開發和以新技術為基礎的新產品開發難以取得成功，這時提高市場占有率、改變市場地位的機會很少，但投資報酬率高，現金流量相對穩定，財務杠桿的作用明顯，這也為企業采用高杠桿的資本結構打下了基礎。
可見，企業實行穩定型戰略，財務高杠桿就是一項有利的競爭因素，企業通過適當提高負債來優化資本結構，使其與企業所采取的穩健型戰略相適應。
（三）緊縮型戰略與資本結構優化
緊縮型戰略是指企業從目前的戰略經營領域和基礎水平收縮和撤退，且偏離戰略起點較大的一種經營戰略。隨著企業經營環境的不斷變化，原本有利的環境在經過一段時間后會變得不利，企業為了進入某個新業務領域需要大量的投資和資源的轉移等，都會迫使企業考慮緊縮型戰略，主要目的就是避開環境的威脅和迅速地實行自身資源地最優配置，向其他產業轉移。一般來說，采取緊縮型戰略的企業處于衰退期，對資金的需求大幅度降低，而且資金的回籠遠大于資金的投入。此時，企業的經營風險降低，按照風險調控的原則，應將經營風險與財務風險進行逆向搭配，即在企業需要籌集資金時盡可能地籌集債務資金。但在籌資債務資金時，應當注重資產的變現價值，只有這樣才能降低企業未來財務危機的成本。
對于上市公司來說，如果可以增發新股，通過增加權益資本的方式籌集資金開發新產品，實行資產的最優組合，還是有可能提高企業的資產利潤率水平的。但我國股票市場增發新股的門檻較高，這類企業不一定能通過低杠桿的資本結構來實施緊縮型戰略。
可見，企業可能由于內外部環境的原因而不得不采用緊縮型戰略，但即使是一種收縮消極的發展戰略，只要合理的優化資本結構，還是可以節約開支和費用、集中有限資源順利度過不利處境的。
企業總體戰略類型與資本結構優化的協調
企業負債雖然可以運用財務杠桿的作用獲得額外的利益，使企業獲得更多的成功機會，但負債的同時企業也必須為此承擔相應的財務風險。因此，如何使企業既能獲得財務杠桿收益，又能最大限度地規避財務風險，從而實現融資成本最小，企業市場價值最大的目標，這需要同時考慮企業戰略因素，促使企業總體戰略和資本結構優化相協調。
企業總體戰略的實施，離不開資金的支持，在企業戰略管理的過程中，資本的運行目標是否與企業戰略類型協調一致、在戰略目標下資本的運行效率的高低，影響并制約著企業戰略的實現程度。企業的總體戰略類型分為增長型戰略、穩定型戰略、緊縮型戰略，無論采取哪種戰略類型，本身就含有財務戰略，必然存在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這就要求企業保持一個良好的資本構成，不斷充實其資本實力，增強抗衡風險的能力，防止因負債比例過大而致使企業的戰略實施受到債權人的干預，也預防企業因財務風險過大而加大企業的總體風險，同時應考慮企業總體戰略類型，適時提高債務資本比例，當息稅前利潤率大于債務利率時，息稅前利潤的上漲會帶動每股收益以更大的幅度上漲，此時，增加債務必然會提高每股收益。顯然，一個優化的資本結構與企業總體戰略類型相匹配，是保證企業總體戰略得以順利進行不可缺少的基本條件。
優化企業資本結構不僅是財務管理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也影響企業戰略的制定和實施。在環境多變的情況下，資本結構的規劃，必須根據現實及未來的影響因素，制定長遠的、與企業戰略類型相對稱的、衡量輕重有利于全局的戰略決策，才能支持企業的發展，才能促使企業建立合理的產權結構進而使企業形成有效的內部動力機制來保證企業良性運行，才能使企業有效規避風險從而穩定發展。
結論
綜上所述，企業總體戰略類型與資本結構優化是一種動態的相關關系，在戰略的制定和實施時一定要考慮企業的資本結構，同樣，優化資本結構不能忽視企業的總體戰略類型。總體戰略類型與資本結構優化相協調，能夠為企業帶來競爭優勢，從而實現良好的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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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的低效率也是一個世界性的普遍現象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擁有像中國這樣數量眾多行業分布廣泛資產規模龐大的國有企業,這種情況既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要求有關,同時也是與我們長期以來對國有經濟如何占主導如何發揮優勢的認識偏差相聯系的因而在改革戰略上,必須根據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并參照西方國家的有關經驗,對國有企業的數量界限以及行業分布進行重新選擇和定位,以為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明確重點選定目標
國有企業的改革原則和改革戰略是,以市場和產業政策為導向,立足存量資產的調整,把優化國有資產分布結構企業組織結構同優化投資結構有機地結合起來,在國有經濟必須進入的領域,依托新的體制和機制,加大力度發展國有經濟,在國有經濟不必進入的領域,堅決地退出來,即國有企業改革要遵循“有所為有所不為”和“有進有退”的基本原則,推動和促進國有企業優勝劣汰機制的建立和整體素質的提高根據這一原則,國有企業不應該也不必要遍布國民經濟的各行各業,而是應該在適合并需要其存在的領域和行業壯大發展,即區分不同的行業和不同的領域對國有企業進行分類調整改組和改革
我們知道,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的全部產權歸國家所有,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主要表現在國有企業在數量上的絕對優勢,國有經濟覆蓋社會的每一個行業每一個領域,這就造成了國家投資的分散和國有資本運營的低效率事實證明,國有經濟戰線太長,布局過于分散化,必然造成投資浪費和國有資本運營效率的低下,導致國有企業虧損嚴重改革開放以來,雖然競爭性行業的非國有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但從計劃體制下承接過來的國有經濟格局并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暴露出很多的問題,如企業的管理者和職工沒有積極性企業無生機和活力國有資產配置不合理資源配置重點不突出產業結構趨同等
對于一般競爭性行業國有資本的退出問題也不能一概而論,退出并不是硬性地規定國有企業必須一下子退出某些競爭性行業和領域,而是要允許其他所有制企業進入競爭性行業和領域,并與國有企業展開公平的競爭,由市場決定各種所有制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在贏利水平比較高的個別競爭性部門,只要國有企業有競爭優勢,同樣可以存在,一旦失去競爭力,就應該退出
二一般競爭性領域國有資本退出的方式
國有資本從一般競爭性行業退出是國有企業產權制度的根本性變遷,這種變遷是用一種較高效率的產權制度來代替低效率的產權制度,這是一個宏觀范圍內的國有資本的大轉移我國的國有資本數量龐大分布廣泛,國有資本如何選擇適當的方式退出,將決定著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的成效關于國有資本退出的方式,從微觀上來研究:
1.通過證券市場實現國有資本退出這是在所有退出模式中,市場化程度最高最能夠真實反映市場供求關系所決定的市場價格的一種退出模式但由于受到我國證券市場國有股不能流通的歷史遺留問題的影響,使得國有資本通過證券市場退出的模式在目前看來尚不具備現實的可操作性不過,從長遠來看,隨著我國證券市場的不斷發展完善,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在同一市場中人為分離的界限終究要被打破,股票全流通是大勢所趨,國有股流通是遲早的事,證券市場必將在國有經濟布局的戰略調整中顯示出無可替代的優越性
2.產權交易市場競價退出方式通過產權交易市場公開競價轉讓國有產權,其轉讓價格和轉讓對象完全由市場決定這種模式能夠有效地避免黑箱操作可能帶來的諸如國有資產流失等問題的產生這一模式以其市場化程度高公開透明的優點,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同我國產權交易市場發育還很不成熟很不完善,全國統一的產權交易市場尚未形成,各地產權交易市場還在各自為戰,分割現象比較嚴重,產權交易方面還存在一些法律空白,產權交易行為也還有待進一步規范
3.轉讓信息出去,約有收購意向的投資者前來,通過協議的方式轉讓國有資產,對于效益好競爭力強的企業可以實行資產變現,對于效益不好負擔沉重的企業實行資產對沖,對于那些虧損嚴重負擔太重的國有企業可以實行資產補貼,對于那些發展無望的國有企業可直接宣布企業破產,從而實現國有資本退出這種模式的優點在于,交易的靈活性比較大,為交易雙方提供了多種選擇的可能但是,與前兩種模式相比,這一模式的公開性和透明度要差些,特別是“一對一談判”容易導致一些腐敗現象的產生,黑箱操作的危險性增大4.國有企業內部人員收購退出方式其最主要的表現形式是管理層收購(MBO),即管理者通過收購部分或全部國有凈資產,從而取得企業的控制權雖然企業的一般員工也會參與到這類收購中來,但基本上都是由管理層“控股”或“相對控股”這種模式的優點是國有資本退出帶來的社會震蕩比較小,能夠有效地調動企業經營管理者的積極性,提高企業經營決策的效率,有利于保持企業生產經營的連續性正是因為有這些優點,這種模式頗受一些政府官員和企業經營管理者的青睞,并在國有中小企業改革中得到廣泛推行但是收購完成之后,處于“控股”或“相對控股”地位的管理者往往絕對控制企業,處于弱勢地位的小股東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護,容易產生新的“內部人控制”問題
三一般競爭性領域國有資本退出的微觀對策
1.在國有資本退出問題上采取更加靈活的方式和更加積極的措施
國有資本的退出可以采取多種靈活的方式,這些方式分別適用于不同情況的企業,國有資本退出應該根據企業的不同情況來區別對待首先,某些國有企業的退出可以采取資產對沖的方式其次,某些國有企業的退出可以采取資產補貼的方式7;對于那些虧損嚴重,而且負擔過重的國有企業,如果在資產與負擔對沖時資產不足以償還負擔,對沖后還留有較大的負擔,可以采取資產補貼的方式轉變為非國有企業資產補貼可以用實物資產或貨幣資本補貼,也可以采取給以某種優惠政策的政策補貼大力推進企業破產這種自接退出的方式對于那些虧損嚴重資不抵債發展無望的國有企業,應果斷地實施破產,通過破產的方式使其非國有化,達到國有企業退出的目的
2.合理處理下崗職工勞動關系,調整下崗職工分流和再就業政策
下崗職工勞動關系問題的處理,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政策,要從法律上處理好下崗職工與原企業的勞動關系,該解除的要解除,該變更的要變更,以實現職工身份的轉變對已確認為實現再就業的,要及時解除勞動合同對于下崗職工提前與企業解除勞動合同之后從事個體經營或創辦私營企業的,除了落實現有的優惠政策之外,還可以給予安置費扶持和社會保險交費支持對組織起來就業或從事個體經營的,銀行應提供貸款予以扶持,并由當地勞動保障部門提供信貸擔保或貸款貼息
3.針對國有資本退出的規模,目前應大力推動國有股減持
我國目前非國有資本尚未成長到能夠收購大企業的程度,因此,大型國企在整體上從競爭性行業退出需要分步驟分階段進行國有股減持是推動大企業國有資本退出的一個重要步驟,是大型國有企業在一般性競爭領域退出的一個必要的前提條件大企業減持國有股可以有以下多種選擇：一是通過與國際上的跨國公司合資合作減持國有股要研究在企業規模不擴大的情況下通過外資進入實現國有股的減持和變現二是通過與國內的非國有大企業合資減持國有股三是通過企業上市減持國有股企業上市可以直接與社會廣大投資者溝通,通過國有股的流通使之得以減持,以解決不上市時個別投資者實力不足的局限
4.采取多種措施,切實解決國有企業的過度負債問題,建立企業壞賬退出通道
我們首先應當認識到,國有企業債務負擔可以分成兩類,分別是自主性負債和非自主性負債,它們與國有企業和政府的投融資行為緊密相關其中,非自主性負債是指企業的對外負債中,一部分屬于外部因素的強制,迫使國有企業用負債資金替代所有權資金,或者用高成本債務替代低成本債務,而這些資金的使用不能償還債務本息以理性負債人的角度衡量,這種容易導致債務累積的負債融資是國有企業的非自主性負債在我國國有企業目前的債務負擔中,屬于非自主性負債的部分居于優勢,它會形成企業的投融資障礙,必須盡快消除
本市場現有制度 不利于本土企業融資安排
一些人看好某一產業方向，并愿意承擔這一生意的風險，于是向另一些人宣傳這一項目的良好前景，希望從后者那里獲得資金，并許以固定回報或共擔風險收益的股權。這些私人約定并沒有參照或事先獲得官方性質的許可，因為它們的條件中帶有相當的不確定性，無法套用任何以往的成形規范。這樣的實踐活動在今天中國的許多語境中，常常帶有“非法集資”的嫌疑。
換個場景，這些人均持有海外護照，即使所涉及的產業在中國本土發生，只要其協定是在中國領土之外簽訂，許多行為則被稱為“私募”，或“資本運作”，這些活動資助了今天中國的許多產業，從電子游戲到商業銀行。
這并不奇怪，今天中國本土的產業家們幾乎不能更多地指望這些將給他們帶來更多靈活性的融資安排。在維護金融穩定的大局和缺乏更加成熟的法律環境的前提下，任何創新性的融資性活動在中國都需要納入更加明確的規范框架。這常常意味著一個明確的主管機關――銀監會、證監會或保監會和復雜的審批活動。
盡管工業界和金融界打破這一局面的呼聲日高，但現在還沒有什么好辦法來促進這一進程。一個解釋是，在更成熟的市場環境中，“私募”類的非規范性融資安排更多是面對具有相當資產和投資經驗的個人或機構，他們有能力過濾那些勸誘信息或承擔自己行為的風險；而在中國，最后往往是一些最沒有信息消化能力和自我保護能力的群體受到傷害。
然而，在中國市場全面開放、競爭進入世界級水平的今天，立法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審慎對許多特定產業中的特定企業的資本供給來說，難免不夠寬松，甚至過于拘束。
設想以當今市場競爭的速度和殘酷，如果盛大數碼娛樂公司和國美連鎖電器集團(這兩家分別在美國和香港上市的公司使其主要控制人名列“《新財富》500富人榜”前兩名)按照平均等待兩年的時間在國內上市，它們將無法獲得今天的市場主動和優勢。在中國的互聯網領域，參與者只有在海外上市和倒閉兩種終極出路。在中國零售產業的革命性力量――連鎖商業的圈地戰中，無法獲得持續性融資的公司如普爾斯馬特已經破產，樂購也選擇了出售。
在這種環境里，任何影響資本形成和供給速度的制度都將對最終的產業所屬權產生決定性的影響，而現有的制度環境，往往有利于來自海外的企業。
中國金融立法尚未做到“外張內弛”
中國資本市場在這樣的壓力下，將產生制度性變化，包括《公司法》的修改和金融監管部門領導的講話在海內外都受到了廣泛地重視。各西方主流財經媒體均聘有“中國觀察家”發表各種看法，產業公司也雇傭了更多的戰略和市場分析員。一些發達國家的政府和工商界更是資助一些獨立研究機構進行系統研究。與之對應的中國產業界和新聞媒介也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公開討論，其中許多評論甚至已經涉及到了政府機構高層管理人員的任免對政策實施的具體影響。
由于資本市場的利益計算非常清晰和公開，金融立法和管理行為的一舉一動都更加容易引起加倍的議論。例如在擊破1000點的股市，議論都建立在“股市低迷、機構和股民都沒有賺到錢”或者“虧了許多錢所以得有人來負責、之后如何使‘市場振作’然后大家又都有錢賺達到皆大歡喜局面”的基礎上。這種討論且不說對錯，本身就忽視了股市低迷的好處。股市低迷，大家持有的紙面資產顯得非常不體面，但是話又說回來，以前持有的巨額紙面財富又何嘗不是鼓勵了社會的浮躁心理。從資本市場的成熟和發展來說，資本圈本來就并非股市圈。股市低迷的時候，資本的流動仍然在進行。隨著股市整體估值的降低，正是推出債市和其他金融手段的良好時機。上世紀70-80年代的西方股市低迷階段，正是現代金融思想、金融創新和金融制度建設最為頻繁的階段，所以才有 90年代新經濟時代的良好開端。做空機制的重新抬頭(通過各種對沖基金)和“杠桿收購”都在此階段蓬勃興起。
事實上，從制度基礎而言；中國的公眾公司股權市場和美國的管理結構并沒有太大差異，都遵循附圖的邏輯。
這種以披露為核心的體系，設想是先決定“披露什么”，然后逐步完善“怎么披露”。根據現在中國證監會的公開文件，第一步建設已經基本形成脈絡，成為證券市場有序進行的主要框架。但是從各國的實踐來看，“完善”這一步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幾乎是每有100字的披露內容，就應當有超過數千字的如何披露。否則市場中就會充滿人為決定的現象，為未來的執法工作留下隱患，或者可能造成中介機構因過于避免風險而無法進行業務或創新活動。比如最近美國通過《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The Sarbanes-Oxlev Act)后，中介機構的活動一度低迷，大家都怕犯錯誤而束手束腳。但是美國證監會對證券立法的解釋 (Interpretation)一旦清晰(最近剛剛頒布證券法中對律師和會計師的有關規定的理解)，各個中介機構就又熱火朝天地開始設計新業務。因為無論是在哪個國家，市場參與者最怕政策不明朗，經濟不死不活，誰都不知道該做些什么。一旦證監會了它對新的證券立法的理解，中介機構就知道底線在哪里，可以放心大膽地開展業務。
中國的金融立法雖然吸收了各國立法的許多精華，但是還未能做到“外張內弛”。有些條例規定過于細致，使金融機構的業務開展形式趨同，無法通過市場創新來做到互相區別。而國內的金融機構除了追搶業務以外也沒有動力去培養市場、教育客戶，甚至不注意宣傳自己。
而資本市場的進步，到今天應該更多地體現在繁瑣制度具體而微的改進和嚴肅執行上。社會和公眾不應當過分期盼戲劇性場面的出現和政府部門英雄般地救市行為。
因此，從私募、企業治理形式到資本市場的相關制度建構，中國經濟的參與者們必須對國家的資本戰略有所思維并提出建設性的主張。
資本決定論顯示經營者 應致力獲得更佳制度環境
中國進行開放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引進技術。在國有企業和本土民營企業與跨國公司的競爭中，技術手段(從產品工藝和管理體制》的劣勢常常被描繪為勝敗的關鍵。而這種邏輯在今天看來是相當片面的。
是資本，而不是技術，在決定著產業的所屬權。設想一下，只要擁有充足的資本，工程師和經理都是可以雇傭的。在一個更具有象征意義的例子里；聯想電腦收購了技術更加“先進”的IBM筆記本電腦品牌 Thinkpado在此項交易后，就純粹的技術水平來說，聯想已經優于向來不以技術見長的主要對手戴爾電腦。可是，幾乎所有的產業評論家都對其是否可以擊敗戴爾表示懷疑。
如果說這種說法過于“資本決定淪”的話，或者我們可以從另一角度進行考慮：美國經經濟的競爭力是來自哈佛這樣的文科學校――優勢在于法律制度和工商管理，還是麻省理工學院――優勢在于科學和工程技術?毫無疑問，商業社會的主流立場對這個問題從來不會含糊一只要有了深謀遠慮的資本制度，適應市場發展的科技自然可以得到良好的資助而誕生。相反，單純的科技水平(例如前蘇聯的軍串科技)在缺乏相應制度環境下，也未必會造福社會。一句話，當然是擁有哈佛要重要于麻省理工學院。即使從中國自身的改革開放發展實踐來看，今天還在生存的企業，也都是源于更優良的資本結構和資本持續的低成本。
關鍵詞：戰略成本管理；資源再生企業；應用
十二五期間，我國的再生資源回收利用行業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據《中國再生資源行業發展報告(2014-2015)》統計，2013年再生資源回收利用量在23307萬噸，回收總價值6421.4億元；2014年再生資源回收利用量在24470.6萬噸，回收總價值6446.9億元。2015年再生資源回收利用量將26000萬噸，回收總價值7000億元。我國的十三五戰略發展目標明確提出，“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堅持可持續發展，堅定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新貢獻。實施循環發展引領計劃，推進生產和生活系統循環鏈接，加快廢棄物資源化利用。推進城市礦山開發利用，做好工業固廢等大宗廢棄物資源化利用，加快建設城市餐廚廢棄物、建筑垃圾和廢舊紡織品等資源化利用和無害化處理系統，規范發展再制造。健全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網絡，加強生活垃圾分類回收與再生資源回收的銜接。”但是，目前再生資源行業普遍存在市場機制尚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監管與監督機制；企業之間的惡性價格競爭；居民的資源綜合利用認識不到位；再生資源利用企業回收、加工、分揀處理的成本控制缺乏有效方法等問題，極大地影響了再生資源回收企業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因此資源再生企業面臨一個亟待解決的發展性難題：如何更好地控制再生資源回收、加工、分揀處理等成本？本文就再生資源利用企業的作業鏈結合戰略成本管理的相關知識進行業務探討，希望借此推動再生資源利用行業創新成本管理方式、方法，借以提高企業的經濟及社會效益，促進企業健康、穩定、可持續的發展，為促進全社會節能減排、循環經濟及綠色環保事業的發展盡力。
一、戰略成本管理介紹
(一)戰略成本管理的優勢
再生資源利用企業的傳統成本管理聚焦于回收環節，是基于回收環節占銷售成本的50%左右，而忽略了加工、分揀、廢棄物處理等環節的成本管理。企業要適應外部市場競爭環境，取得穩定、持續性的競爭優勢，企業就必須把經營管理放到制定競爭策略上來，而傳統的成本管理只局限在單純的降低成本上，但在實際的經營過程中，競爭是時時處處存在的，特別是在當前市場競爭加劇、信息溝通快速、互聯網加的推波助瀾的競爭態勢下，企業更應當以差異化競爭為重點，達到取得競爭優勢的目的。再生資源企業的戰略成本管理就是要對企業的價值鏈進行分析，對企業的成本數據、成本信息進行一系列的研究，為價值鏈的每一個環節提供戰略性成本管理方法，具體到工作的每一個環節，每一個工作人員甚至是每一個數據，真正的做到將成本戰略化管理。
(二)戰略成本管理對資源再生企業發展的具體影響
戰略成本管理可以改變企業傳統的成本模式，提高企業的競爭優勢，幫助公司各部門員工加深對企業成本的構成與自身工作關系的理解，企業結合當前經營的實際情況，找到成本控制點。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遠，從全局綜合考慮，才能真正地達到降低成本的目標；有利于企業形成本公司獨特的企業文化與企業經營管理模式，整個企業員工共同做到對成本的控制。
二、如何具體地應用戰略成本管理
(一)進行戰略成本分析
1.再生資源行業戰略環境分析
利用SWOT分析方法對再生資源企業在目前的行業戰略成本的競爭地位——優勢、劣勢、機會、威脅等進行列舉和分析，以決定企業發展、或退出再生資源行業的某一段價值鏈活動。如企業在回收環節的優勢、劣勢、機會、威脅有哪些，分別進行列舉和分析，潛在的競爭對手的資源配置、行業整合度、規模等進行研究，確定企業是否加大回收環節的投資或外包或退出。再生資源利用企業價值鏈可按照作業鏈進行分析，分別為收購-運輸-加工-分揀處理-銷售等環節，這些環節由相應的作業特性所決定。上述每個價值鏈既會產生價值，同時也要消耗資源。針對作業鏈的各環節進行分析，據以確定單元價值鏈上的成本和效益。再根據企業的經營實際及發展目標而進行價值作業之間的權衡、取舍，或調整各價值鏈之間的權重關系。在戰略成本管理中，要把企業置身于行業價值鏈中，從戰略高度進行分析，對標同行業、同類企業的標桿數據，和企業的競爭對手進行比較，力求低于其他競爭對手的成本，利用上、下游價值鏈進一步降低成本或調整企業在行業價值鏈中的位置及范圍，以取得更大的成本優勢。
2.成本動因的分析與研究
成本往往受多種因素的共同影響，因其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我們稱之為成本動因。主要包括：與生產作業相關的成本動因，如廢舊屋子的回收途徑、價格，運輸、加工、分揀這些資源所需要的資源成本，廢棄物處理的隱性成本等；與企業管理有關的戰略層次的成本動因，如加工可回收再利用資源的規模大小，本企業人員的管理成本，對市場的深度調查與研究，銷售產品的途徑與推廣等等。筆者認為，成本控制管理必須綜合多個方面多種因素共同分析，才能更好的控制成本，達到企業效益的最大化，真正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二)進行發展戰略成本規劃
準確且行之有效的戰略成本管理目標有利于企業長期綜合穩定的發展，有利于在競爭企業中凸顯自身的優勢，要從戰略化目標長遠發展進行考慮，針對國家對資源再生企業提出的發展要求，制定切實的發展目標，真正做到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發展模式。
(三)進行戰略成本管理的實施與控制
在戰略目標實施的過程中，因仍具有多方面不確定的因素，難免實際結果和預期的效果產生一些偏差，所以應該進行適當的戰略控制以尋求最大化地按照預期結果進行調整。戰略成本管理的控制需從成本動因的偏差分析入手，如果某一價值鏈的作業成本動因與實際有巨大偏差，就要進行分析和糾偏，以確定是否重新進行戰略化目標的制定。總之，市場必然是時時變化的，各作業成本動因的變化對整個企業的成本控制都有較大影響，對控制因子的變化分析，確定控制標準、及時處理與傳送控制信息，就需企業堅持戰略化成本管理的模式，適時進行調整，盡可能的降低成本費用。
(四)對戰略成本管理的效果進行綜合評價
再生資源利用企業還要對戰略成本管理的效果定期或不定期的進行綜合評價，通過檢討戰略成本管理的流程，與企業同期、行業先進企業的成本進行對比分析，確定戰略成本管理的效果是否符合企業發展的長遠利益，在實施的過程中，部門的協調配合是否通暢，是否增加了運營成本，是否真正做到了成本的有效控制，達到了企業發展的目標。
三、資源再生企業的戰略成本管理的發展前景
再生資源行業市場廣闊，因其緊緊圍繞循環經濟這一著力點，有利于改善我國農村及城鎮資源大量浪費的情況，減小了對不可再生資源的使用量，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在再生資源行業推行戰略成本管理控制不僅可以分析影響企業的運營成本的各個環節的內在關系，還可通過戰略成本管理方法的運用促進企業的戰略規劃的落地和有效實施，因此，筆者認為再生資源利用企業實施戰略成本管理能改善再生資源企業的經營狀況，促進企業進一步健康穩定的發展。
四、結束語
資源再生企業有必要實施戰略成本管理方法，結合本企業實際的發展狀況，綜合考慮外部的競爭因素，尋找發展最有利于本企業的經營模式。
作者:蔣亮 單位:上海燕龍基環保企業 ( 集團 )有限公司
參考文獻：
[1]李俊.淺談戰略化成本管理的趨勢[J].研究與探討，2007(7)：42-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