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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美學與德國哲學的洗禮下，王國維將西方的思想融入到對《紅樓夢》的探究中，它突破了傳統的美學觀與文學觀，接受了叔本華、康德等人的“游戲說”，王國維認為“美在自身，而不在其外”，這種文學觀念突出了文學的審美特性。《紅樓夢評論》中所闡述的文學觀是一種新的思想與價值取向，它開辟了獨立的文學批評，因此，它在文學界上有著不可替代的學術價值。
二 《紅樓夢評論》中的悲劇美學
王國維生活在文化融合、裂變和沖突的時代，因此，王國維將中國哲學作為基礎，將西方哲學作為輔助，將西方哲學和東方哲學融會貫通。對《紅樓夢》悲劇美學的闡釋和發現，指的是將叔本華的悲劇美學觀點轉變為自身的文藝思想，將文藝實踐和文藝理論相結合，將中國傳統思想和西方思想相結合。《紅樓夢評論》將莊子和老子的哲學作為基礎，闡釋了痛苦的本源，又以佛家的思想解釋了如何解除痛苦，使人生超脫。在王國維的思想之中，傳統的倫理思想和宗教觀念具有很重要的位置，有著濃厚的學術功底和學術興趣，在融合了叔本華的悲劇哲學之后，將西方思想作為立足點，創作了《紅樓夢評論》。
悲劇藝術最早出現在古希臘時代，并且在當時產生了許多優秀的悲劇作家，王國維《紅樓夢評論》中的悲劇意識來源于西方的悲劇理論，并在其思想的影響下突破了傳統的文學觀與美學觀。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的第一章就明確指出欲望是生活的本質，而人生之所以痛苦，就是來源欲望的滿足與否。由此可見，王國維認為，人生的本質就是悲劇的演化。作為西方的悲劇家，叔本華認為，人在意志的驅動下不斷產生欲望，這些都為《紅樓夢評論》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論依據。王國維認為，《紅樓夢》體現了人生的悲劇色彩，并且文中的人物也蘊含著個體生命的悲劇。王國維在《紅樓夢》中看到了充滿深刻的悲劇思想，并站在與傳統樂天思想相背離的高度上，對該文學作品進行評價，這些都在無形中表現了王國維獨到的文學素養與審美眼光。悲劇來源于哲學，將人的本質作為最本質的問題，是人對自我意識的發掘，哲學的歸宿和出發點是人，悲劇的歸宿和出發點也是人，《紅樓夢》將人作為描寫的目的，是其悲劇理論的重要基礎和內容。在《紅樓夢評論》中，王國維認識到，生命和人世都不能讓我們得到滿足，《紅樓夢》通過優美的文筆向我們展示了人世的巨大痛苦，展示了人們通過減少生活的欲望而獲得的解脫。但在實際生活的過程中，解脫主要有兩種方式：第一，覺察自身的痛苦；第二，觀察別人的痛苦。例如，賈寶玉的解脫就是一種悲壯和悲劇的解脫，將生活作為立足點，將悲劇的苦痛作為基礎，最終成就人世的解脫，正是《紅樓夢》這部作品偉大的原因。
叔本華的悲劇理論是王國維《紅樓夢評論》悲劇美學的主要來源，并且對《紅樓夢評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王國維認為，《紅樓夢》之所以為悲劇，主要就是其文中塑造了帶有悲劇色彩的人物，并且認為《紅樓夢》的結局就是悲劇人物在經過漫長的痛苦掙扎后最終放棄了生活的欲望，從而在精神世界上得到了解脫。《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就是典型的悲劇人物，他目睹了大觀園中的生命走向痛苦與絕望，并深刻感受到個體在悲劇命運中的渺小，最終他在悲劇性的人生中尋找到解脫的方式，放棄了世俗的享樂與美好。在王國維的思維意識中，只有沒有了欲望才能真正得到心靈上的解脫，故而，他認為賈寶玉最終真正走上了解脫的道路。由此可見，在西方悲劇理論與哲學思想的影響下，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深刻揭示了富有悲劇色彩的悲劇美學。但是，由于叔本華是唯心主義的代表，所以王國維的悲劇理論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應從西方哲學悲劇思想的角度客觀評價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
在叔本華的悲劇理論中，悲劇主要被劃分為三種，其中一種的悲劇是由于命運的不幸造成的，另一種是由于他人的陷害造成的，還有一種就是由于人物的相互差異而造成的，在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中，也深刻揭示了這個觀點。王國維認為，《紅樓夢》中的悲劇也體現在這三點，但是，他覺得《紅樓夢》悲劇中最后一種最感人。在《紅樓夢》的故事情節中，更大的悲劇體現寶黛之間的愛情，由于人物性格以及命運的不同，黛玉與寶玉最終都走向了悲劇的結局，他們在痛苦的掙扎過后，終于找到了解脫各自痛苦的方式。王國維正是看到了別人忽視的悲劇性，以悲劇的角度對《紅樓夢》的評價做了新的詮釋。由此可見，王國維的《紅樓夢評價》對中國的傳統悲劇模式來講是一種新的突破，對中國悲劇美學的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王國維認為，悲劇能夠將真善美相結合，在沒有建立完善的美學歷史的前提之下，使用美學理論對悲劇進行審查，在深層次上對人類進行研究。通過對悲劇的了解，使民族避免淺薄而帶來的危害，雖然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的悲劇美學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消極意識，但是轉變以往中國悲劇的開展模式，對中國悲劇的發展有深遠的意義和影響，為悲劇美學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我們通常使用藝術審美的方式對痛苦進行逃離和忘卻，王國維反對以文載道的思想，重視在文藝中存在著的獨立價值，具有強烈的反對封建傳統的意識。在《紅樓夢》中，林黛玉和賈寶玉的愛情悲劇，甚至于整個大家族的興衰，都是由于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產生的，是因為人內在的問題，在通過痛苦的經歷之后得到解脫，將中國的傳統思想和西方的悲劇思想相融合。在使用悲劇理論的過程中，王國維從小說無功利的、人性的和藝術的角度出發，避免了外部環境對現實生活的干擾，將人作為本體進行結構和剖析，對人性進行道德評價，通過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對悲劇的固有性和深刻性進行揭示，讓讀者有振聾發聵的感受。王國維的美學和哲學觀點，正是對人生的關懷，對人生意義和人的問題的闡釋。
轉貼于
王國維的悲劇意識突破了傳統的樂觀主義精神，在他的精神世界內一切始于悲者，他認為，傳統的喜劇美學沒有真正正視現實的弱點。因此，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揭示了中國傳統的文化崇尚，由于中國人不喜歡悲痛，所以，中國悲劇必須要通過喜劇的結局呈現出來，而中國的作家正是抓住了人們的這一心理特征，所以，小說往往是呈現完美的結局。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深刻批判了傳統文學的某種狹隘、庸俗的觀念，為了真正地體現人性的真、善、美，王國維覺得有必要宣揚悲劇的存在價值，王國維從人性的角度描繪了人生本質的痛，同時深入探討了悲劇中善的倫理價值。所以，在王國維眼中，悲劇的偉大之處就在于它不僅可以凈化人的靈魂，同時也呈現了人生的價值取向。因此，在王國維的思維意識中，悲劇是人性真、善、美三者的有效結合，并在關于美學的探討上有著重要價值。
三 《紅樓夢評論》的學術價值
1 表現在悲觀主義與美學思想上
在《紅樓夢評論》中，王國維接受了叔本華的悲觀主義與美學思想，他對人生的內涵做了新的詮釋：“生活之本質何？欲而已。”王國維認為，人們由于無法滿足欲望，必然會產生對生活的痛苦，這些雖都是暫時的，但是欲望一旦滿足后，將會產生對生的厭倦。所以，生活、痛苦、欲望三者無法超越，最終構成了悲劇。在王國維的眼中，文學不僅在于表面上這種生活、痛苦、欲望的結合，同時也蘊含著要從悲劇的生活中解脫出來，他認為“吾人之知識與實踐之二面，無往而不與生活之欲相關系，即與痛苦相關系……然則，非美術何足以當之乎？”在王國維的思想意識中，對于人物的描寫都離不開痛苦與解脫的糾結，因此，要想與欲望作斗爭，就要學會從痛苦中解脫出來。由此可見，《紅樓夢評論》的學術價值也體現在悲觀主義與美學思想的探討上。由此可見，王國維是站在美學的角度上，用西方的美學理論來審視《紅樓夢》中的人物，并且深刻揭示了個體生命所呈現的悲劇命運，這種新的觀念對作品本身而言也是一種突破與創新，不僅扭轉了傳統的悲劇模式，同時也對中國悲劇的探究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
2 突出地表現在文學藝術的獨立與自由上
在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中，他的悲劇思想打破了傳統的樂觀意識，這不僅喚醒了民眾的悲劇意識，同時也促使人們在生活的痛苦中解脫出來。在德國美學思想的影響下，王國維的悲劇說、游戲說都沖擊了我國傳統的文學觀，并且與原有的文學觀有著明顯的區別。王國維認為，《紅樓夢》中描寫了人在痛苦中的解脫，如文中的賈寶玉身上所折射出的就是在封建社會中痛苦掙扎的影子，最終擺脫了對世俗的束縛。同時，王國維還認為《桃花扇》與《紅樓夢》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二者都表現了世人厭世，想要尋求精神上的解脫，但他認為，《紅樓夢》中的解脫才是真正的解脫，而《桃花扇》中的解脫非真正的解脫，由此可見，王國維將《桃花扇》與《紅樓夢》進行對比，實質上就是將文學與人生、國民、歷史、政治等問題的結合，并且在生活中反映出文學藝術的獨立與自由。在《紅樓夢》中的個體生命中，賈寶玉與林黛玉是代表獨立與自由的典型形象，處于封建社會的特殊環境中，為了追求生命的價值，他們毅然選擇了對個體自由的向往，但是，最后在命運的壓迫下，他們只好放棄了最初的追求，選擇了解脫的道路。由此可見，《紅樓夢評論》的學術價值也體現在文學藝術的獨立與自由上。
3 突出地表現在文學觀與美學觀的轉變上
《紅樓夢評論》突出了王國維新的文學觀與美學觀，他認為，“文學美術亦不過成人之精神的游戲”，文學則是“可愛玩而不可利用者”，這種新的文學觀與價值觀強調了文學非功利性的一面，并且賦予著新的審美特征，這在無形中也突出了“消遣”與“游戲”的獨特性。王國維的這種文學觀集中體現在富有開創性的評論中，他站在美學的高度上揭示《紅樓夢評論》的重要價值，從歷史的角度看，他用西方的現代思想批判了傳統的文化思想。同時，《紅樓夢評論》也是一種新的文學批評，它從人生的角度出發，突破了傳統的文論詩學，這在文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價值。由此可見，《紅樓夢評論》的學術價值主要體現在文學觀與美學觀的轉變上。
關鍵詞：紅樓夢；女性主義；分析
【分類號】I207.411
1 獨特女性意識
《紅樓夢》的寫作背景是在清代，這一時期的社會各個階層都顯示出一片平和的景象，女性意識在這一過程中逐漸開始覺醒，這一現象往往反映在各類文學作品里實際生活中并沒有具體的表現。受宋明理學中思想家王陽明著名“心學”的影響，眾多學者紛紛開始為女性抱不平，文學作品中紛紛顯現出諸多女性意識突出的女性角色。傳統理念中關于女性一直是一個附屬品的存在，人們忽視女性自身的追求，罔顧女性自身的優秀品質，無視女性對于社會作出的種種貢獻。對于女生的歧視無論是裹腳還是三妻四妾制度，都嚴重壓抑了女性自我意識的形成。期間，曹雪芹的《紅樓夢》，由于其內容的豐富性和層次性，憑借其獨特的創作手法融合了傳統文學以及當時較為先進的創作理念，塑造出一個個融合實際的性格鮮活的人物角色，賦予了小說新的精神層面的內涵，將當代文學發展到一個巔峰。
首先，《紅樓夢》打破了傳統古代社會中男權政治的霸權統治，凸顯了女性在社會中的生活現狀，進而表現了女性在傳統思維禁錮下，三從四德等腐朽意識的捆綁下，不甘被奴役、被統治、被封閉的現狀，力求沖破當代封建思想中男權統治的堡壘，充分尋求自身價值，張揚女性個性，施展女性抱負的女性意識。
2 對女性的崇拜思想
《紅樓夢》是中國文學史上難以企及的高峰，其驚世駭俗的女性崇拜思想與歷代小說中女人禍水論大異其趣。《紅樓夢》中所塑造的那種至純至美、靈透唯美與清新圣潔的眾多女性形象也是其他小說都無法模擬與超越的。《紅樓夢》對女性才智的贊美謳歌顛覆了刻板教條，超越了世俗功利，完全是精神性的、對性靈的抒寫和象征性的表達，真正達到了“真善美”的統一，可謂境界出新、立意出新。可以說，《紅樓夢》改寫了中國主流文學中女性主體意識缺席的狀況，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真正尊重女性的作品，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當然，《紅樓夢》中的女性觀絕不僅僅停留在打破男尊女卑的傳統思想、迫切要求女性解放這一觀念上，而是上升到啟發引導女性自尊、自愛、自信，擁有獨立人格和個性的人性角度。它極力贊美女性，否定了父權制的道德準則，譏諷了男權統治下社會的黑暗和世間的污濁，從而改寫了中國文學史中女性獨立形象的審美缺席現象，也繼而顛覆了傳統文化中女性的社會價值。此外，《紅樓夢》中作者最鐘情的女子是林黛玉，這位絳珠仙子貴情尚真，“恩情山海債，唯有淚堪還”。可以說，她的重情和真實被作者視為最高層次的精神追求。
3 女性悲劇制度文化
本質上來看，《紅樓夢》的女性悲劇也是整個國家的悲劇。很多的文學家們試圖揭示悲劇的本質，也都有過精辟的見解，代表人物有尼采，在他看來，希臘的藝術興盛正是來自希臘人心中的矛盾與痛苦。大文豪魯迅也認為，悲劇的本質就是把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他們其實都贊同悲劇實際上就是再現人生的毀滅，和西方不同的是，悲劇沒有降落到強大的男性身上，而是由弱小、可愛的女性來承擔，這又是何等的國家的悲劇。
《紅樓夢》中女性悲劇的空間載體，內容及形式都不同，例如，迎春悲在家中，妙玉悲在庵中，林黛玉有愛無婚姻，晴雯等又展現了底層人的悲劇。實質上，他們悲劇的根本原因類似。上至貴妃，下至仆人，她們上演著感情、政治、家庭、文化的悲劇，共同編織出國家的悲劇，最終結果也只有自取滅亡。
曹雪芹對女性悲劇描寫的淋漓盡致，讀者能夠深刻體會到女性悲劇的根本原因，連帶引發國家、社會悲劇的思考。表面上看，小說是賈寶玉與林黛玉的愛情悲劇，實則描述了四大家族的悲劇，進而引出民族與國家的悲劇本質。只有細細品味，才能窺探出作者想要傳達的思想。在看似盛世的朝代，清政府實際上面臨著滅亡的危機，只不過眾多的女性擔當了這個社會、民族的犧牲品，是國家悲劇的開始。然而，最可悲的是，統治者并沒有意識到末日中天，反而樂在其中。小說中描述的很多女性都很優秀，實際上越是這些優秀女性被毀滅，越是體現了小說的悲劇價值，悲劇的思想也越是明確，越是引發人們的思考。
4 女性主義寫作策略
可以說，題材的私人化是女性主義寫作策略，而這一特征又鮮明的表現在《紅樓夢》中。作者曹雪芹從女性角度出發，通過對女性日常生活的描寫，展現出遮蔽已久的女性生活狀態，進而把日常生活所具有的價值等同于崇高歷史所具有的價值，傳達出日常生活才是人類生存本質的女性化概念。例如，第七回，周瑞家的給各位小姐送官花，迎春和探春在下棋，惜春和智能一起玩笑，黛玉和寶玉在解九連環；二十一回中，描寫了寶玉一早來看望湘云、黛玉，湘云為寶玉編頭發。這些都是女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且描寫地細致入微。而《紅樓夢》對人物的塑造，就是在這生活的描寫中表現出來的。
總而言之，《紅樓夢》的曠世之處，不僅表現為歷來被世人所仰慕的社會歷史價值，更令人驚嘆的是其突出的女性崇拜情結。它撇開“女性為禍水、為賤類”的偏見，公開地贊美女性、歌頌女性。這樣的詩意表達既區別于歷代小說，同時也在價值上獨占鰲頭地成為了中國文學史上最為珍貴清奇的寶玉。值得我們品讀學習。
參考文獻：
[1]翁禮明.論《紅樓夢》的女性主義價值訴求[J].江西社會科學，2004，09：127-130.
[2]李玉靚.《紅樓夢》譯本的女性主義色彩[J].青年文學家，2013，01：154-155.
學如何邁向21世紀？這是一個為當今紅學界所普遍關注的熱點話題。在’97北京國際《
紅樓夢》學術研討會上，筆者曾在《拓展紅學研究的文化視界》一文中提出了融合文獻
、文本、文化“三文”研究于一體的初步構想，得到了紅學界前輩和青年同仁的熱忱鼓
勵與回應，至本次’99全國中青年《紅樓夢》學術研討會，則進而列為會議的中心主題
。下面試圖從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就這一主題展開更為深入的研討。
一
《紅樓夢》文獻研究，主要是指有關這部小說的背景、作者、版本、源流等材料的
勾稽考證。“文獻”一詞最早出現于《論語·八佾》：“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朱熹認為，這里的文獻包括歷朝的文件
和當時賢者的學識。宋末元初學者馬端臨在《文獻通考·自序》中對此作了進一步明確
的界說：“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
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評論
，以及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
采而錄之，所謂獻也。”析言之，“文獻”之“文”是指書本記載；“文獻”之“獻”
是指口傳議論。統言之，都是指用于考證而又可信的歷史遺傳下來的各種材料，所謂“
信而有證”，“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是也。
今天的“文獻”概念較之馬端臨的定義又發生了一些變化，大體是指歷史文件，即
馬端臨所說的“文”部分而不包括口傳言論即“獻”部分。在《紅樓夢》的文獻研究領
域里，也主要是指盡可能地搜集得到的歷史遺留下來的有關《紅樓夢》的文獻材料，對
其做一番具體而深入的考證工作。朱談文先生認為《紅樓夢》的文獻學研究目的是要“
探導追溯并力圖再現作者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背景，構思及成書過程，因而其研究
范圍包括作者家世和生平、《紅樓夢》的社會歷史背景、情節素材和人物原型、作者的
創作思想、《紅樓夢》的成書過程和版本源流等內容。” （注：《論紅樓夢文獻學研究
之前景》， 《紅樓夢學刊》93.1。）鑒此，她把《紅樓夢》的文獻研究歸納為背景研究
、作者研究、版本研究、成書過程研究與創作思想研究五個方面。但更嚴謹地分類，成
書過程與創作思想研究可歸于作者研究，另外須加上溯其源而推其流的本源研究與傳播
研究兩個方面。
與文獻研究注重于外部研究不同，文本研究注重于作品自身的研究。“文本”一詞
是從西方引進而來的一個文學概念，主要是指由文學批評進行分析和討論的一個現成的
文學作品。不過，無論是在西方還是當代中國，文本這一概念的使用存在著相當大的歧
異乃至混亂，但追本溯源，應以最早倡導文本研究的新批評派的界定為基礎。新批評派
認為文本是一個由獨立的詞語組成的物體，是一個客觀的有自身結構而與社會、讀者沒
有關系的獨立存在，所以新批評派的文學批評又被稱為“文本批評”（textual critic
ism）、“客觀批評”（objectivism）或“客觀主義理論”（objective theory），根
據文學作品與作者、讀者三者的關系，新批評派認為因關注的重心不同，就會產生不同
的批評：當批評家關注作品產生過程，努力追蹤作者個人經歷以與作品相印證，便是“
傳記式批評”；當批評家關注作品產生的背景，重在研究作品產生的具體歷史—社會條
件，便是“歷史—社會式批評”；當批評家關注作品與讀者的影響，如果以自己充當讀
者身份記錄下讀后感，便是“印象式批評”；如果研究各種讀者對作品的反應，就是“
文藝社會學”。新批評派所關注的是作品本身，認為作品即“本體”，它包含了自身的
全部價值與意義，因而無須關注和研究作品產生之前的歷史—社會背景與作者生平身世
、創作意圖與創作過程，也無須關注與研究作品產生之后對讀者的影響以及讀者的閱讀
效果，否則，就會產生“意圖謬見”與“感受謬見”。所謂“意圖謬見”就是“將詩與
其產生過程相混淆，……其始是從寫詩的心理原因中推導批評標準，其終則是傳記式批
評與相對主義”；所謂“感受謬見”是指“將詩與其結果相混淆，即混淆詩本身與詩的
所作所為……其始是從詩的心理效果推導批評標準，其終則是印象式批評與相對主義”
。（注：參見趙毅衡：《新批評——一種獨特的形式主義文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6年版，第79頁。）批評家應努力擯棄“意圖謬見”與“感受謬見”，只在作品自身
中尋求意義。因此文本研究的核心就是把文學作品視為獨立于歷史、社會、作者與讀者
之外的客觀存在，以作品自身為研究對象。毫無疑問，新批評派這一試圖切斷文學作品
的創作之源與接受之流而專注于作品自身的靜態研究，在理論上明顯失之片面和狹隘，
在實踐中也是難以真正實施的，但對扭轉片面注重文學的外部研究而轉向作品自身的內
部研究，卻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和啟示意義。同樣，對于長期以來文獻與文本研究嚴重
失衡的紅學研究而言，也不無借鑒之處，這就是應該把《紅樓夢》作為一部相對獨立的
小說作品，著重就作品本身展開研究，具體包括人物形象、情節結構、敘事模式、語言
藝術、美學風格、藝術價值、主題意蘊研究等各個方面。
較之文獻研究與文本研究，文化研究具有更為廣闊的學術視野，更加注重對文學作
品內涵的深層開掘。關于“文化”這一同樣來自西方的概念，無論在內涵還是外延上的
歧義乃至混亂比之“文本”更甚。英國人類學家泰勒于1871年在《原始文化》一書中采
用描述性的方法最先對文化作出了一個經典性的界說：“所謂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識
、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包括作為社會成員的個人而獲得的其他任何能力
、習慣在內的一種綜合體。”時至今日，有關文化的定義更是日趨紛繁甚至凌亂不堪，
但人們還是比較認可文化由物質型文化、制度型文化與精神型文化構成的三方法，文化
的核心是價值觀念。由于《紅樓夢》具有特別突出的文化包容性和文化深邃性，因而在
文獻研究與文本研究之上進而走向文化研究，顯得尤為重要。其研究范圍也相當廣泛，
主要包括神話文化、宗教文化、儒家文化、家族文化、民俗文化、飲食文化、藝術文化
研究等方面。《紅樓夢》文化研究的最高層次，是從文化哲學的高度對《紅樓夢》所蘊
含的人類文化精神進行深度發掘與闡釋，這較之一般的文化研究更有價值，更有魅力，
當然難度也更大。
文獻、文本、文化研究雖然各有不同的研究范圍與研究重心，但彼此又是相互銜接
、依次遞進的，而且彼此也有明顯的交叉疊合之處。因此，《紅樓夢》文獻、文本、文
化研究的融通與創新這一論題的確立與研討，既反映了當代學術研究從分到合的必然趨
勢，也反映了紅學研究世紀轉型的內在要求。
二
《紅樓夢》文獻、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與創新，是一個面向21世紀的前瞻性論題
，同時從這一特定視角回顧與反思一下二百年來尤其是20世紀的紅學歷程，我們可以看
到，一方面的確成就巨大，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諸多缺撼乃至教訓。其中既有人為的主觀
因素，也有受制于不可逆轉的客觀條件的無奈。
本世紀初，當紅學界依然為“索隱派”攪得渾渾噩噩之時，頗具哲人眼光的王國維
卻在他的《紅樓夢評論》一文中開始了跨文化的比較研究。作者最先引入西方哲學解讀
《紅樓夢》，從對《紅樓夢》神話文本的注重到對其形上哲理蘊義的體悟；從對中國大
團圓傳統的批判到對《紅樓夢》作為最高悲劇的定位；從以西方悲劇理論闡釋《紅樓夢
》的審美價值到與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比較……都使該文在探索《紅樓夢》為全人類所共
有和共享的多重文化象征意義方面，獲得了以前和當時紅學研究者所未有的獨創性與深
刻性，從而開啟了具有現代學術品質的紅學研究之先聲。
然而，學術的發展是一個持續性的過程，《紅樓夢評論》在當時固然“先鋒”，但
畢竟是孤軍奮戰，缺少必要的學術背景和學術群體的支撐。直到1921年，留學西方的胡
適以中國傳統考據學融會西方實證主義研究方法，通過大量的文獻考證，初步澄清了《
紅樓夢》作者曹雪芹身世等一系列問題，并以此確立了“自傳說”的學術根基，他的《
紅樓夢考證》也就成為舊紅學結束、新紅學開始的標志。從《紅樓夢評論》到《紅樓夢
考證》，紅學研究在建立新的范型方面終于舍棄文化研究而走上了文獻研究之路，新紅
學選擇了而不是王國維作為自己的學術奠基者。
從學術發展的進程來看，這是歷史的必然。因為新紅學的實證研究，雖然吸納了西
方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但其主體仍是傳統的考據學。比如為了澄清《紅樓夢》作
者曹雪芹的身世以及與此相關的諸多問題，廣泛搜集了當時所能搜集得到的大量資料，
然后通過綜合論證，得出新的結論，與由清人發展至極致的考據學仍是一脈相承，因而
可以為諸多具有較好國學根底的學人所效法。實際上，新紅學之后的文獻研究基本上也
都是由開創的實證研究逐步拓展而來，諸如周汝昌先生的《紅樓夢新證》、馮其庸
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這些文獻研究的集成之作，皆以傳統考據學為基本方法，耗
費作者大量心血精心構作而成。而且，在本世紀的風風雨雨中，因文獻研究較少涉及理
論觀點而始終未受太多的干擾和沖擊，所以能延續不斷而一枝獨秀。
也正因為新紅學的建立是以文獻考證為基點，新紅學的延續實際上也就是文獻研究
的延續，因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與盛況空前的文獻研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文本研究
受到明顯的冷落。到了本世紀中葉，藉助文藝理論的傳播與運用，延續新紅
學而來的研究方法得到了矯正與更新，然而當時紅學界所關注的熱點卻轉向《紅樓夢》
產生的歷史—社會背景以及作品的歷史政治內涵——以新批評派的理論觀之，就是從所
謂的“傳記式批評”轉向“歷史—社會批評”。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中，一方面是紅學研
究的日趨興盛，盡顯顯學之盛勢；另一方面則是在非文學化中進而走向泛歷史化、泛社
會化、泛政治化。盡管較之新紅學的文獻研究已發生了明顯的學術轉型，但也不可能真
正走上文本研究之路。
在本世紀末期的八、九十年代，紅學界通過反思五十年代以來紅學研究的坎坷之路
，才逐步開始重視文本研究。然而“文化熱”的勃然而興，又將正處于轉折時期的紅學
研究的重心引向文化研究一端。首先是紅學圈內的學者力圖借助文化學的新理論、新方
法，以拓展紅學研究的新路徑、新境界；同時也有許多紅學圈外的學者以《紅樓夢》為
范本，以此檢驗文化學理論之成效，或以此探索中國傳統文化之精神。于是內外合一，
此呼彼應，共同促進了《紅樓夢》文化研究的興盛。
通觀20世紀百年紅學史，當我們在充分肯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時，也應清醒地
看到其中的缺憾：一是在世紀初期、中葉、末期三次紅學研究重心的確立與轉移過程中
，文本研究一直未能從邊緣進入中心，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二是文獻、文本、文化研
究各自為政，不相往來，乃至相互輕視，或相互指責；三是受制于客觀形勢，出現過多
的外部干擾，影響了學術研究的正常進行與深入開展；四是少數研究者違規操作，學術
失范，甚至走火入魔，損害了紅學研究的聲譽。其中，第四種情形往往由紅學圈外引起
，可以暫且不管；第三種結果是時代使然，無可奈何。就第一、第二點而言，從紅學研
究的最新發展動態來看，情況也正在發生變化，隨著回歸文本研究呼聲的高漲，紅學研
究的重心正在逐步由外部的文獻研究轉向內部的文本研究，而且已初步顯示出文獻、文
本、文化研究三者從分到合的演化軌跡。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文獻研究已取得了相當大
的成就，可以為文本與文化研究提供借鑒，而文獻研究本身由于材料的局限，再要深入
一步相當困難，因為原始材料的發現畢竟是有限度的。二是就研究者而言，青年學者往
往缺少老一輩訓練有素的考證功力，但多視角、多層次的文本研究與綜合研究正是他們
的長處與興趣所在。學術主體的新陳代謝，意味著紅學研究世紀轉型的勢在必然。
三
《紅樓夢》文獻、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與創新，目的在于通過回歸文本研究尋求
與文獻、文化研究三者的有機融合，真正消除曹學與紅學的分野，打破外學與內學的樊
籬，從而拓展紅學研究的新路徑，建構紅學研究的新格局。就融通與創新的關系而言，
創新是融通的目標，也是宗旨；而融通則是創新的前提，也是途徑。具體地說，《紅樓
夢》文獻、文本、文化研究三者之間的融通方法，就是以文獻研究為基礎，以文本研究
為軸心，以文化研究為指歸。
在21世紀的紅學研究中，文本研究將占據其中最重要的地位——軸心地位。所謂紅
學，原本即是以《紅樓夢》這部著作命名的，雖然曹雪芹創作了《紅樓夢》，但反過來
也是《紅樓夢》創造了曹雪芹，曹雪芹的名字因《紅樓夢》的流傳而流傳，因《紅樓夢
》的顯世而顯世。而作為讀者，他對于《紅樓夢》的認知、體悟也首先來自于《紅樓夢
》這部作品本身，因而居于紅學研究軸心地位的應是文本研究。離開文本，就成為無本
之木，無源之水。然而在紅學研究的發展史上，恰恰是《紅樓夢》作品本身的研究受到
忽視，受到冷落，人們總是過于注重《紅樓夢》的外部研究，過于注重其歷史內涵以及
由此引申而來的政治內涵，似乎忘記了《紅樓夢》原是小說，原是文學這樣一個不言自
明的事實。也正因為如此，近年來紅學界屢屢發出的回歸文本研究的呼聲確有相當的針
對性。
但是，《紅樓夢》又是一部非同一般的非常奇特的小說。一方面，作者在創作《紅
樓夢》中留下了太多的不解之謎，比如曹雪芹的生平身世究竟如何？他究竟為何又如何
創作了《紅樓夢》？后四十回究竟出于誰之手？哪個版本最接近于他的原作？這些問題
本身即具有令人遐思、引人探勝的無窮魅力，不管它最終有否答案；同時這些問題也直
接關系到對《紅樓夢》作品本身的理解，關系到《紅樓夢》文本研究的深度。舉一個例
子，《紅樓夢》老是出現“金陵”，表明作者有一個難以釋懷的“金陵情結”，由于文
獻研究對于作者童年時期金陵生活的初步勾勒，便使我們有可能對作者難以釋懷的“金
陵情結”有更深的體悟，實質上，那是延綿不絕于曹雪芹一生的童年情結，家族情結。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不管是過去還是將來，文獻研究都是文本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的重要
基礎。盡管長期以來文本研究很不理想，但在已取得的一些重要成果中，文獻研究作為
知人論世之資也功不可沒。
另一方面，《紅樓夢》作為中國文化的藝術經典之作，比之中國文學史上任何一部
小說都更具有蘊含中國文化精神的廣度、深度與力度，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富有文化底蘊
與智慧的一部長篇小說，甚至稱之為“文化小說”也當之無愧。因此，在從文獻研究回
歸于文本研究的同時，還必須超越文本研究而指向文化研究。誠然，人們至今對文化的
內涵與外延還存在著諸多不同的看法，而對于文化研究的價值取向與方法也會有種種不
同的選擇，但文化研究在探索文學作品的潛層意義方面已充分顯示出了文獻與文本研究
所難以臻達的獨特優勢，它可以幫助我們從更高的視點，更廣的維度，更深的層次對文
學作品進行審視和解讀。由于《紅樓夢》首先回溯神話文化之本原，同時又廣泛吸納了
宗教文化而最終逼近文化哲學，因此，對《紅樓夢》的深層文化底蘊的探索應著重圍繞
神話學研究、宗教學研究與哲學研究三個層面依次展開。筆者曾在《探尋文學世界的形
上意義》一文中指出：“文學世界深層的形上意義是文學作品的生命，文學作品有否這
種深層的形上意義，這種深層形上意義的深刻程度及其表現的完善程度，是最終衡量文
學作品有否永恒價值與魅力的關鍵。概而言之，推動作家不斷從形而下向形而上拓進和
升華的最重要的兩種力量是宗教精神與哲學精神，兩者同時成為支撐文學世界的兩大精
神支柱，就如一個等邊三角形底下左右的兩角，失去任何一角都會導致整個三角形的傾
塌。”（注：見《文本與文化》，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頁。）就《紅樓夢》
而言，宗教學與哲學研究都是為了探索其文化精神的深邃性，而一同追溯至神話學研究
，則是為了進一步探索其文化精神的本原性，最終與宗教與哲學研究殊途同歸。
文獻、文本、文化研究的從分到合，以及三者從自發的融合到自覺的融通，實際上
意味著對原有紅學研究傳統的一次新的學術重建。文獻研究的視角，是從作品之外看作
品，文本研究的視角是從作品內部看作品，文化研究的視角又回到作品之外看作品，這
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依次展開、相互融通、不斷超越的過程。從文本之外回到文本之內
，是回歸文本的第一次否定，是對長期以來文本研究一直受到忽視、受到冷落，未能從
邊緣進入學術中心的反撥和矯正，這當然十分必要；但有道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
身在此山中”，僅僅站在作品之內看作品之局限，也正如僅僅站在作品之外看作品一樣
，只有作品之內與作品之外視點的不斷轉換與比較，才能真正把握作品的精髓。有鑒于
此，在從文本之外回歸于文本之內的第一次否定之后，還須繼續走向從文本之內超越于
文本之外的第二次否定——否定之否定。第二次否定中的文本之外——文化研究，實質
上是在文獻、文本研究基礎之上的綜合與超越。離開文獻研究的基礎和文本研究的軸心
，文化研究不僅會失去根基，而且會偏離方向。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雖然最先開啟
了跨文化研究的先聲，但由于缺乏文獻研究的堅實基礎，也缺乏對文本內部結構的具體
分析，結果造成了諸多疏失和誤解。而在今天，我們既可借鑒前人之得失，又有更加自
覺完善的理論思維，可以在以文獻研究為基礎，以文本研究為軸心，以文化研究為指歸
的學術重建中，尋求真正的融通，最終達到學術創新之目的。
四
為了主動適應和推動21世紀紅學研究轉型、建構21世紀紅學研究新格局的需要，同
時也為了更好地把文獻、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與創新落到實處，筆者根據世紀之交紅
學研究的發展態勢，預擬出如下十大研究課題，以求教于紅學界前輩與同仁：
1.《紅樓夢》文獻整理與研究。歷經二百多年的積累，《紅樓夢》文獻像滾雪球一
樣越滾越大，但在文獻整理與研究上，包括《紅樓夢》文獻與紅學文獻兩個方面都遠遠
沒有跟上，比如至今竟還沒有一部完整的《紅樓夢研究著作提要與論文索引》，這不僅
給研究者帶來極大不便，而且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重復研究。學術研究必須像接力賽那樣
一個一個接著跑而不能從零開始，文獻整理與研究的基礎工作尤其是現代化的信息網絡
系統的建設至為重要。
2.紅學史研究。紅學史研究的開創性之作是郭豫適先生的《紅樓研究小史稿》，爾
后又有一些論著陸續發表。在當今的世紀之交，應該有一部擁有新視角、新見解、新體
例的集大成的《紅學通史》問世，它能全面、系統、深刻地把總結過去，反思現在，導
引未來結合起來，為21世紀紅學研究的轉型和發展輔平道路。
3.《紅樓夢》淵源研究。《紅樓夢》是中國小說、中國文學與中國文化的集成之作
，必須從中國小說、文學與文化三個層面同時展開淵源研究，我們才能更加切實地把握
其精神內核與本原。
4.《紅樓夢》影響研究。從歷時性的維度來看，《紅樓夢》就如一個中繼站，一方
面它最大限度地吸納了其前中國文學與文化的精華，另一方面又廣泛、深刻地影響于其
后的文學創作與文化發展。通過對后于《紅樓夢》的小說、文學與文化三個層面同時展
開影響研究，可以更透徹地理解《紅樓夢》。
5.《紅樓夢》比較研究。將《紅樓夢》置身于世界文學之林，參與與世界文學的對
話，可以進一步揭示其為全人類共享的文學與文化之價值。應在歷史、實踐與理論三個
方面同時展開研究，然后形成“比較紅學”的系列成果。
6.《紅樓夢》綜合研究。《紅樓夢》雖是小說，但又廣泛包容了神話、歷史、哲學
、宗教、倫理、醫學、建筑、園林、民俗等等，從這個意義上看，譽之為“百科全書”
，確是當之無愧。因而在紅學研究上，也應相應地運用多種學科的知識、理論與方法對
其進行綜合研究。
7.《紅樓夢》藝術研究。在過去的紅學研究中，我們不僅在總體上忽略了小說自身
的研究，而且在局部上也過多地關注人物的道德評價。走向21世紀的紅學，應對《紅樓
夢》的藝術創作過程、經驗與原理進行系統總結。今天的薄弱固然不足，但也意味著明
天更多的發展空間。紅學界應集中力量對此進行重點研究，相信會有新的突破。
8.《紅樓夢》意義研究。真正偉大的作家無不關注人類的生存價值與意義，無不充
盈著對人類命運的形上追問與思考，因而偉大作家之作品也都無不具有寓言性、預言性
與超越性，它永遠是問號和感嘆號，而沒有句號。對于《紅樓夢》內在意義的闡釋也是
如此。在未來世紀，《紅樓夢》的意義研究應更加關注其人類學內涵，并相應地更新與
完善闡釋的視角、理論與方法。
9.《紅樓夢》與當代創作研究。從明代“四大奇書”到清中葉問世的《紅樓夢》，
中國長篇小說從成熟走向高峰，但在《紅樓夢》之后，卻一直向下坡滑，直至現當代，
雖屢有仿作出現，但少有真正得其精髓的扛鼎之作問世。究其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
我們是否有必要并如何從《紅樓夢》中吸取精神養料呢？馬克思說“希臘神話不只是希
臘藝術的武庫，而且是它的土壤。”《紅樓夢》之于后代尤其是當代小說創作也應發揮
同樣的作用。這就要求紅學界不僅關注過去，而且要關注現實，不僅滿足于對《紅樓夢
》的闡釋，而且要進一步把《紅樓夢》的精神養料轉化為當代小說創作的精神血液，為
當代小說創作的偉大復興作出獨特的貢獻。對于大多數紅樓學人來說，這確是一個富有
挑戰性而又非常有意義的嶄新課題。
10.《紅樓夢》現象研究。從《紅樓夢》的問世、傳播到接受， 它已在近二百年的
中國歷史中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紅樓夢》現象，這一現象已遠遠超越了文學
本身，也超越了文人圈子，而廣泛滲透到日常生活，滲透到人民大眾。對此，紅學界也
同樣應予更多的關注。
21世紀紅學研究的突破與創新，直接取決于以上十大課題研究的進展。
關鍵詞 描述性翻譯研究 《紅樓夢》翻譯研究
中圖分類號：I209 文獻標識碼：A
0引言
規范性的翻譯研究要求把文本置于研究的中心，力圖探索語言轉化間的普遍規律，從而為翻譯實踐提供具體的指導。描述性翻譯研究則將翻譯置于譯入語社會文化背景之下，這為翻譯研究提供了嶄新的視角和分析途徑。《紅樓夢》被譽為中國傳統小說的巔峰之作。描述性翻譯研究方法也為《紅樓夢》翻譯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這同樣值得我們進行探討。
1描述性翻譯
“描述性翻譯”區別于“規定性翻譯”。“規定性翻譯”理論是指從微觀角度對翻譯進行研究。它以源語為中心，通過文本對照來探索語言的轉換規律，并規定一定的價值標準以此指導翻譯實踐。“描述性翻譯”研究則從宏觀角度對翻譯進行研究。它以目的語為中心，視翻譯的結果為研究對象，對翻譯對象進行客觀描述和個案分析，探討翻譯與社會文化、意識形態等的聯系。描述性翻譯理論始于霍爾姆斯1972年提出的翻譯研究圖譜。霍爾姆斯把翻譯學分為“純理論”研究和翻譯理論研究。后來，以色列翻譯學教授圖里，作為當前描述性翻譯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遵循霍爾姆斯規劃的翻譯研究路線圖對翻譯描述性理論進行了潛心的研究，他的貢獻在于構建了描述性翻譯理論。圖里以翻譯行為及其結果作為研究對象，對特定社會中產生的翻譯作品進行客觀描寫，分析譯品生成的原因和譯品在譯語社會文化中所起的作用。當前我國所引述的翻譯描述性研究方法主要是以圖里的理論為基礎展開的。
描述性翻譯研究為翻譯研究提供了新視角，對譯學發展的推動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首先，翻譯的定義擴大，使得處于邊緣位置的翻譯進入了翻譯研究的范圍。描述性翻譯理論視在目的語文化中以翻譯形式存在的或是目的語讀者認為是翻譯的一切文本為翻譯。諸如轉譯和偽譯此類不與原文完全對等的文本也被納入翻譯研究。其次，描述性翻譯研究不再拘泥于語碼轉換，而是將翻譯研究的目光定位于目的語的文化背景之中。最后，描述性翻譯研究促成了翻譯研究的學科化。描述性翻譯研究通過翻譯個案的分析探索翻譯對于社會文化的闡釋作用，對于了解目的語社會文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 描述性翻譯研究在《紅樓夢》翻譯研究中的應用
描述性翻譯研究對西方翻譯學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同時，對我國的譯學建設也有很大的啟發意義。《紅樓夢》作為我國古典小說的巔峰之作，在其眾多的譯本出現之后，翻譯研究數不勝數。據統計，從2000-2010年，國內16種學術期刊上共發表關于《紅樓夢》翻譯研究論文132篇，研究主題眾多。然而，對于《紅樓夢》的描述性翻譯研究只有少數。
陳宏薇運用描述性翻譯理論對近160年中的《紅樓夢》9種英譯本進行了描述性研究。研究內容包括對不同時期譯本的全面歷時性描述以及對翻譯歷程脈絡的梳理，并且證明了以下幾點：（1）描述性翻譯研究理論更能解釋以前產生的翻譯文學或是同一文學作品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產生的不同譯本；（2）《紅樓夢》英譯事業的描述性研究表明：中西文化的興衰消長對特定歷史條件下中國文學英譯產生了巨大影響；同時，《紅樓夢》英譯本在英語文學中的地位隨歷史條件的變化而變化；（3）翻譯研究應同時包含規定性和描寫性翻譯研究理論。李錦霞，孫斌運用歷時研究方法對跨越150多年中的三種俄譯本進行了描述性研究以考察每種譯本產生的歷史背景、譯本的特征及社會功能。他們認為：翻譯不是簡單的語碼轉換，更是一種跨文化交際活動；翻譯在不同社會背景下的功能也不同；《紅樓夢》俄譯本在俄羅斯文化中的地位也隨歷史文化條件的變化而變化。除此之外，張緒華結合定性定量的方法，根據描述性翻譯研究和語料庫翻譯研究理論對《紅樓夢》的英譯全譯本進行了分析、對比和描述；李凡通過描述性翻譯研究方法對《紅樓夢》的10個英譯本進行研究，討論了譯本各自的特征并揭示了其背后的社會歷史影響因素；任彩和通過描述性翻譯研究方法對《紅樓夢》中的被字句翻譯進行了研究，討論了具體翻譯行為背后的特征及其影響因素。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描述性翻譯研究理論為《紅樓夢》翻譯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尤其是從歷時研究的角度將《紅樓夢》不同譯本的研究置于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之下，討論影響譯者翻譯的綜合影響因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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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任彩和. 《紅樓夢》中被字句英譯的描述性翻譯研究[D]. 上海外國語大學， 2009.
關鍵詞：電視劇；新版；紅樓夢
前言
關于重拍《紅樓夢》，除了眾多網民的熱烈討論之外，
學界也不乏熱情和高見。早在2002年5月眾多專家學者、導演以及傳媒人士就聚集在一起，就《紅樓夢》電視劇重拍的諸多問題展開了深入的討論。正如作者所言“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筆者認為如果要真正客觀地評價一部影視作品的優劣我們仍需從文本出發，而對于作為中國“四大名著”之一的《紅樓夢》這部經典來說尤甚。
一、解味文本《紅樓夢》
悲劇往往被視為正劇，因其相較喜劇而言更具深刻的主旨意蘊。讀者在欣賞這部“紅樓悲劇”時，理想的狀態是能夠從悲劇中跳出來，領悟到蘊含其中的人生意義。“《紅樓夢》的悲劇性并不在于貴族之家衰亡的悲劇，也不簡單在于賈寶玉、林黛玉兩人的愛情悲劇，而是在于曹雪芹提出了一種審美理想，而這種審美理想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必然要被毀滅的悲劇。”“曹雪芹在《紅樓夢》里還是想補天，想補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紅樓夢》里寫的卻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說是曹雪芹的世界觀和他的創作發生的矛盾。”關于曹雪芹世界觀和創作方法發生矛盾的分析，很容易讓人們想起1888年4月恩格斯評論巴爾扎克的話：“他就看出了他所心愛的貴族的必然衰落而描寫了他們不配有更好的命運……這一切我認為是現實主義最偉大的勝利之一。”
《紅樓夢》這部偉大作品的內蘊恰好印證了優秀古典文學家世界觀與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發生矛盾這一美學基本觀點。“與其說《紅樓夢》是對所謂封建社會的一曲挽歌，不如說是對假、惡、丑的一道檄文。”同時曹雪芹又具有鮮明的現代性“在太虛幻境，寶玉飲的茶叫‘千紅一窟(哭)’喝的酒叫‘萬艷同杯(悲)’為千萬的女子，為世上所有女性的命運而慟哭、悲傷。這是曹雪芹在中華大文化的背景之下，深刻思考了我們所有的歷史、文化的漫長經歷后的結晶之作。”在文化意義上的經典之作也是《紅樓夢》不同于一般作品的藝術成就之一，具有恒久的藝術生命力與豐富的審美價值。
二、電視劇新版《紅樓夢》的改編
關于新版電視劇《紅樓夢》的改編，許多學人發表了很好的意見。在考量前人的觀點基礎上，筆者在劇情設計、音樂設計、人物塑造等方面綜合論述新版電視劇《紅樓夢》的貢獻與不足。
劇情設計方面，新版《紅樓夢》第十三集黛玉葬花有層次地推進劇情，無論人、景、音樂、氛圍，人物對白等諸多方面都進行了重新設計。特別是寶黛相見時的那一段對白情緒準確，內心活動豐富，再加之女高音的背景音樂烘托，把這場戲的藝術效果推向了極致。再看舊版《紅樓夢》的這場戲，人物一登場就是悲情音樂，和著那歌聲，黛玉一臉悲苦，觀花，葬花，潸然淚下，最后見了寶玉只一聲：呸!便扭身離開，弄得寶玉楞楞地站到那里不知所措。比較舊版《紅樓夢》的這一場戲則比較簡單和直白了些，況且景，花，特技處理，畫面拍攝，美輪美奐的氛圍，給觀眾的視覺沖擊力等，新版《紅樓夢》還是更勝一籌的。
人物塑造方面，很多人質疑新版電視劇《紅樓夢》“寶黛釵”三位主要角色的飾演者過于年輕化，但是我們回歸原著就會發現三位主演的年齡符合《紅樓夢》原著。在演員的選擇和角色的表演上首先就給入予真實感。少年寶玉的扮演者于小彤曾在電影《梅蘭芳》里飾演小梅蘭芳，他所演繹的心境與狀態，這是生活閱歷較為豐富的成年演員所難以達到的。尤其是他在聽完別人呼喚不論是長輩或是丫鬟后的那一聲“哎”既表現了孩子的天真又表現了其無志混世的性格。寶釵的理性稚氣和知識通達，使我們看到一個真正的大家小閨秀。黛玉、探春等角色也都賦予了不同性格的大家小閨秀，也是可以細細品賞的。
音樂設計方面，新版《紅樓夢》不只首次將120回的紅樓夢展示給觀眾，還重現了失傳百年的昆曲，這方面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不可否認新版電視劇《紅樓夢》的配樂與八七版相比，缺少的是與原著神韻的契合。八七版《紅樓夢》中除了原著中那部分有史可考的音樂，最能代表這部劇作，及與原著相契合的音樂，應該是王立平先生創作的片頭曲《紅樓夢》序曲及十二首《紅樓夢》歌曲了。最具代表性的如《好了歌》是電視劇中第一首出現的歌曲。在電視劇中一開始用到這首歌曲就是對全劇最后結尾作一個前期的提示和總結。其音樂真正傳神的表達出了《紅樓夢》的意蘊及形上品格。
新版電視劇《紅樓夢》在劇情設計、人物塑造等方面在原著的基礎上做出了創新與超越的貢獻，但是在音樂方面仍有不足，缺少與原著意蘊相契合。
三、新版《紅樓夢》引發的思考
對于文學經典而言，大眾傳媒的市場力量可以說是一把雙刃劍，用得好，可以使經典地位更牢固；用得不好，會把“經典”變得暢銷且“庸俗”甚至“惡俗”。大眾傳媒具有以往任何一種媒介都無法比擬的威力，在文學經典形成的過程中，首先表現在大眾媒介能使作品超越時間和空間，擁有更多的受眾，
名著的影視改編，同樣也是改編者的一次理解與表現名著美學風格的活動。正如李少紅導演在接受南方都市報記者采訪時所言“不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對名著的翻拍是為了加深人們對原著的理解和關注，使這部能夠代表我們民族的文化品牌一代一代傳承下去。”改編源于原著又不一定拘泥于原著，曹雪芹的《紅樓夢》是使用漢語言文字寫成的文學名著，屬于語言藝術。后人將其改編為影視劇，是把語言轉換成了圖像，即語言藝術變成了視覺藝術。文本為圖像提供了形上品格，圖像活現了文本的審美神韻。重拍電視劇《紅樓夢》作為一種對經典文本的再闡釋，是新時代對審美傳統的要求。
鮑德里亞在其著作《消費社會》中認為在消費社會里，人們在消費物品“實用價值”本身之外，更在意商品意義的消費，物品的意義將決定消費的商品價值。因為“消費社會在本質上是一個消費與意義緊密粘連，在消費中含有意義、意義寄身于消費、在消費中交流意義的社會。”他的觀點給我們看待美提供了另一種維度：美是作為一種普遍的價值存在于人的藝術實踐中的，但由于人們消費其意義勝過消費物品本身，此時消費一種“美”，彼時消費另一種“美”。新版電視劇《紅樓夢》雖然存在一些方面不足之處，但它使大眾接觸到了美的力量：我們不能否認重拍《紅樓夢》的時代意義和文化意義，既是對經典提供新的闡釋維度也是時展的必然，故對《紅樓夢》的改編是有意義和價值的。
這部電視劇采用的主要演員還是80年代的原班人馬，這些著名演員雖然都已在年齡上增長了十幾歲，但他們精湛純熟的演技倒確實也不見得比當年差。但續集在電視臺放映以后，多數觀眾卻認為，雖然續集的花樣多了，電腦特技也使畫面更逼真了，但卻品不出原版《西游記》滄桑中飽含溫暖的感覺。與之相對應的，整部戲無論是劇情或是原聲音樂等，給人多了做作和浮躁的感覺。
反過來看這次的《紅樓夢》重拍，其聲勢也可謂浩大，有著名導演，演員全球海選，其出發點也不能說是純屬商業利益驅動……但所有這一切能保證重拍的《紅樓夢》能獲得更大的成就嗎？恐怕未必。確實，經典的價值是需要后代人不斷挖掘、延續的。曹雪芹的《紅樓夢》、吳承恩的《西游記》是經典，80年代拍攝的電視劇《紅樓夢》、《西游記》也是經典，這是大家公認的事實。然則經典何以為經典呢？讓我們來看以下一組資料：
87版《紅樓夢》單單對演員的培訓就用了3年；六小齡童用了十幾年時間去鉆研一個角色；88版的《西游記》拍攝了7年才完成……而這些過程所經歷的辛苦自不必說。由此看來，經典是靠日積月累的辛勤努力得來的。再看重拍《紅樓夢》的日程安排，從開始海選到開拍僅有一年時間，難免給人一種舉辦“紅樓人物”速成班的感覺。
我們知道，《紅樓夢》之所以是中國歷史上如此重要的一部作品，主要是因為小說所承載的厚重的傳統文化分量。而《紅樓夢》里刻畫的各個經典人物形象，便是這些文化的代言人。因此，演員的素質和水平，無疑是拍攝《紅樓夢》的關鍵。而這種全球海選加魔鬼訓練營一般的速成法，實在很難讓真正尊重紅學的人接受。若照此方法，一兩年拍攝一部《紅樓夢》，二十年甚至更短時間就再拍一部，此種浮躁讓人覺得是一種對經典的褻瀆。
因此，筆者在這里給重拍《紅樓夢》潑點冷水，希望重拍經典的節奏放慢，并非認為不能重拍經典，而是看到很多對經典的重拍往往給經典涂上了不光彩的一筆又抹擦不去，毀壞了經典在觀眾心目中的形象。因此對重拍經典的態度還是要慎之又慎。
關鍵詞：當代“紅學” 文學工具化 文學性 理論原創
十八世紀，《紅樓夢》橫空出世，其巨大沖擊波綿延不絕，形成“紅學”，紅學有舊紅學、新紅學、當代紅學之分，當代紅學總體而言延續了三大學脈：一是王國維1904年的《紅樓夢評論》為代表的跨文化背景下的思想哲學研究；二是1921年的《紅樓夢考證》為代表的考據學研究；三是俞平伯1922年的《紅樓夢辯》為代表的從考據學轉向文學本身的研究。盡管后來屢遭批判，但考證之學成果豐碩，而由王、俞開創的兩大學脈卻衰弱不振，缺乏強有力的嗣響。20世紀是考據學、社會學與文化學為紅學研究主流，文學文本研究一直受到忽視、壓抑而處于邊緣狀態。
1976到1979年，隨著對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開始了一場思想解放運動，紅學研究也呈現出逐漸向文本本身回歸的變化，學者們的目光逐漸回到了對《紅樓夢》文本本身的內容、價值的探討上，雖然不少紅學研究的文章還沒跳出中形成的老套路，仍不能完全擺脫運用階級話語的分析，但較之于時期的“政治紅學”，這種研究的回歸仍具有其積及意義。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1978年張畢來的《漫說紅樓》，1979年蔡義江的《紅樓夢詩詞曲賦評注》，還有1979年臺灣羅德湛的《紅樓夢的文學價值》。
1980年，俞平伯于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國際紅學研討會書面發言：“《紅樓夢》可從歷史、政治、社會各個角度來看，但它本身屬于文藝的范疇，畢竟是小說；論它的思想性，又有關哲學。這應是主要的，而過去似乎說得較少。……至若評價文學方面的巨著，似迄今未見。《紅樓夢》行世以來，說者紛紛，稱為‘紅學’，而其核心仍缺乏明辨，亦未得到正確的評價。今后似應多從文、哲兩方加以探討。”i同年周汝昌的《紅學辨義》一文，將紅學的范疇歸結為“曹學、版本學、探佚學和脂學”，且堅持紅學真正的“本體”是探尋曹雪芹的這部小說是寫誰家的事，即“本事”，認為探尋本事的學問，才是紅學的本義，才是紅學的正宗。周汝昌的觀點引起紅學學科范疇的討論，如1984年應必成在《文藝報》撰文，認為《紅樓夢》本身的研究不僅不應該排除在紅學研究之外，相反它是紅學的最主要內容。這次討論引發學者們對于文學何以謂之為文學的思考：純文學，文學性，藝術性，文學與政治、道德、宗教、哲學等文化的關系成為當代文學理論研究的重要問題。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后，“紅學”回歸文學文本研究的呼聲漸興，紅學界逐漸趨向文本研究的新的學術宗旨、追求與取向，重新確立文本研究的軸心地位。文學文本研究的思路有三種：傳統方法、西方理論、傳統與西方之間的搖擺，這三種思路分別存在的一些需要認真思考和仔細辨析的問題，這些問題或許也是中國當代文藝理念創新的問題。
一.傳統方法與文學工具化
運用傳統方法來研究《紅樓夢》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首先是對“紅學”作為一門頗具特殊性的學科本身之內涵的反思；其次是對文本的藝術品鑒類研究；第三是用美學的闡釋《紅樓夢》，這突破了以往單一的社會闡釋模式；最后是從藝術研究角度對《紅樓夢》這部小說的人物、環境、主題、結構、細節描寫等進行探討。其中以《紅樓夢》的藝術品鑒類研究的成果異常豐碩，許多著作都表現出層層深入的剖析，鞭辟入里。如張畢來《賈府書聲》（1983年）、薛瑞生《紅樓采珠》（1986年）、張錦池《紅樓十二論》（1982年）、周中明《紅夢樓藝術論》（1980年）、周書文《紅樓夢人物塑造的辯證藝術》（1986年）等等。80年代前后的美學研究思潮使美學闡釋方法成為紅學研究的一種新的研究視角。其中如王朝聞的《論鳳姐》（1980年）就是對《紅樓夢》進行現實主義美學闡釋的一部著作。此后，各種各樣的美學方法都被使用起來，如蘇鴻昌《論曹雪芹的美學思想》（1984年）等。對《紅樓夢》的人物、主題、結構等的研究也有不少力作問世。如王志武先生的《紅夢樓人物沖突論》（1985年），通過對《紅樓夢》情節、和其他諸種矛盾的分析，認為《紅樓夢》的主要矛盾不是Z政和賈寶玉繞功名仕進問題而進行的沖突，是王夫人和賈寶玉圍繞選擇薛寶釵還是林黛玉而進行的沖突。又將圍繞主要矛盾沖突的其它矛盾沖突歸納為：背景性矛盾沖突、從屬性矛盾沖突、交叉性矛盾沖突、轉化性矛盾沖突四種。最后，總結出王夫人和賈寶玉的矛盾沖突的實質是人的生存條件的制約而難以實現的悲劇。作者提出的“釵正黛次說”在2005年5月27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發表后，人民網、新浪網、學術交流網等多家網站都予以轉載。這方面的主要著作還有舒蕪《說夢錄》（1982年）、吳曉南《“釵黛合一”新論》（1985年）、白盾《紅樓夢新評》（1986年）、朱眉叔《紅樓夢的背景與人物》（1986年）等等。
1987年以后的紅學研究受經濟大潮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影響，逐漸體現出經濟性、消費性和大眾化的特點。在文本研究方面，傳統方法的研究仍在繼續。首先，紅學的學科反思更加成熟、深刻，出現了一批相關的論著，如1989年韓進廉的《紅學史稿》、1990年的劉夢溪的《紅學》、2002年杜景華的《紅學風雨》等。還有一些作家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創作經驗來研究《紅樓夢》，如王蒙的《紅樓啟示錄》（1991年），即對賈寶玉的形象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紅樓夢》的結構研究方面，有張錦池的《紅樓夢結構論》（1990年）《再談曹雪芹的結構學》，從中國古典文化、古典美學來探討《紅樓夢》的小說結構。主題研究方面，有梅新林的《紅樓夢哲學精神》（1995年）從儒、道、釋三個角度系統分析了《紅樓夢》的主題。續書研究方面，趙建忠的《紅樓夢續書研究》（1997年）填補了兩百年來紅學方面關于續書研究的一項空白。還有一些研究者試圖擺脫艱深晦澀的學風，把傳統的隨筆式之靈動融入嚴肅的學術思索之中，出現一批屬于導讀式的隨筆專著。
對這類研究，當代文論在多大程度上警惕或反思了政治、倫理意識形態的文學工具論思維呢？回到文學文本“論它的思想性，又有關哲學”也可能出現李希凡、藍翎用馬列主義研究《紅樓夢》，形成“封建社會階級斗爭百科全書說”，并為政治所利用成為席卷全國的思想斗爭工具，這就是文學工具論思維模式所導致的。工具論思維模式不僅是把文學作為政治的工具，為政治意識形態的服務，也包括將文學作為經濟或其他現實功利服務的工具。
文學工具化現象在西方也存在，如布魯姆認為經典的悲歌在于審美被遺忘，“審美降為了意識形態，或頂多視其為形而上學。一首詩不能僅僅被讀為‘一首詩’，因為它主要是一個社會文獻，或者是為了克服哲學的影響。我與這一態度不同，力主一種頑強的抵抗，其惟一目的是盡可能保持詩的完整與純粹。那些棄絕此目的的‘軍團’代表我們傳統中的一種傾向，即總是要避開審美領域；如柏拉圖的道德主義和亞里氏多德的社會科學。對詩的攻擊往往因其對社會福址的破壞而要驅逐它，或者容其茍活但要求它在新的多元文化主義大旗下執行社會凈化的任務，在學界的、女性主義和新歷史主義的表象之下，柏拉圖主義的古老論題和同樣過時的亞里氏多德式社會療法仍在我行我素。我認為，上述這些觀念和一直受困的審美支持者之間的沖突永無竟時。”ii西方的文學工具化與文學審美者構成沖突，這種沖突永遠存在、相互對立，從而顯現文學的獨特性。但是中國并不能構成這種沖突。不同于西方的美善對立，中國的“美善合一”根本就不存在與觀念對抗的純審美，歷史輪回上演的是短暫的多元混亂之后，“文以載道”總是一統天下，只是載的“道”變化了而已。“載道”思維的文學工具論一直延續到現在，把文學不當作文學，文學之為文學的文學性問題被忽略。
文學該不該載道、如何載道以及載什么道的問題，學界一直都有討論，吳炫的否定主義文藝學對“載道說”的分析值得關注：“從‘文以載道’始，一直到中國當代文學中的‘文學為政治服務’，文學工具化和教化的倡導，對文學的損害是不言自明的。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文以載道’作為中國典型的文學觀已經一無是處了――在我們對‘載道說’的局限進行反思批判的時候，這一點猶為應該注意。這一是因為：由于中國文化精神不相信現實以外的現實，所以文學與政治和道德均在一個現實中，它們的密切關系就是不可避免的――試圖建立與政治和道德教化無關的‘純文學’，在中國可能就永遠不切實際。所以批判‘文以載道’，不等于文學與道德等其它意識形態內容不發生關系。”iii那么中國文學究竟是怎樣與政治、道德等其它意識形態內容發生關系？中國文學批評又該如何看看待這種關系？當代文論對這些問題應深入思考研究，建構基于中國經典文學載什么道，怎么載道問題的文學理論。
二.西方理論與非文學性批評
運用西方理論對文本進行研究也普遍產生并發展起來，1980年第一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上，周策縱的《紅樓夢與西游補》、陳毓羆的《紅樓樓與浮生六記》、白先勇的《紅樓夢對游園驚夢的影響》等一些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來研究《紅樓夢》的文章，令人耳目一新這些研究延續了王國維開創的運用西方理論闡釋《紅樓夢》的學術范式。當時紅學隊伍大多為古典文學研究家，運用西方理論進行研究總的說來多在局部起作用，有大建樹者則嫌寡。
后來隨著西方現代后現論如結構主義、解構主義、西方、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反本質主義等等如走馬燈似的在中國理論界輪番上演，運用西方理論來研究《紅樓夢》顯示出多元化的特點。80年代中后期敘事學方法的引入，在紅學研究中也有所體現。如楊義的《中國敘事學》是用敘事學方法結合文化的方法來研究《紅樓夢》，浦安迪的《中國敘事學》以《紅樓夢》的研究則是敘事方法加上原型方法，還有李慶信等是以專著形式來專門探討《紅樓夢》的敘事藝術。另有不少研究者使用文化的方法來研究《紅樓夢》，如對《紅樓夢》的精神文化闡釋，物質文化闡釋、制度文化闡釋、哲學闡釋等等。90年代以來后現代的闡述方法也被用到t學研究上，如林方直的《紅樓夢符號解讀》（1996年），用符號學來系統地研析《紅樓夢》，王彬的《紅樓夢敘事》（1998年），用敘事學理論來系統地研究《紅樓夢》。關于《紅樓夢》的后現代情境、性別文化、解構性質、狂歡化、互文性等各種角度的研究文章層出不窮。
然而這些研究有多少是適合文學本身的呢？很多研究伴隨著中國文藝理論界對西方理論選擇的熱潮而隨波逐流，不能抓住真正的文學問題，這種現象不僅僅存在于紅學研究中，而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的問題。比如隨著文化批評熱的興起，很多學者意識到文學性被文化忽略、排擠問題。曹文軒指出：“大文化批評的鋪天蓋地席卷而來，使純粹意義上的文學研究已經幾乎不復存在。大多數研究，只不過是將文學的文本拘來面前為神話學、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倫理學以及各種主義作注解而已。”“大文化批評的最大害處在于：它造成了我們對文學判斷力的癱瘓。……大文化批評忽視甚至排擠了審美原則，從而丟失了文學，也丟失了文學性。”iv他認為文學固然包含倫理的、宗教的、政治的內容，但我們應該關注文學“如何表現這些內容”這樣的屬于藝術本身的問題。
吳炫將反思范圍擴大了，“今天文化批評中所蘊含的問題，不僅在過去的社會學批評中存在，而且在20世紀80年代純文學的批評中，也沒有被觸及。這個問題突出地表現為：我們從來沒有真正解決從文學的文學性角度來切入文化的問題， 從而也不能區分文學中的文化與文化視野中的文學之不同質。”v他將當代西方文化批評文論稱為“非文學性的文化批評”，倡導以文學性為本位的“文學性的文化批評”，進而提出文學性內容并不是形象、情感、風格、修辭、技巧的層次，也不在‘去文化判斷’、‘回歸原生性的現實’的框架中，而是‘文學突破文化觀念束縛’的‘文學性程度’研究。并且他還指出，中西方文學性有差異，也不能用西方文學性理論直接解讀中國經典。
如前所述，中國是載道思維一統天下的絕對權威，不存在純審美與非審美的沖突和對抗，我們沒有獨立的審美立場批評非審美者“總是會站在高處去思索著相同的體驗，如旅鼠般跳下喋喋不休地把文學解釋成是階級體制所催生的。”vi吳炫認為由于中西方理論的邏輯起點不同，拿西方文學理論解讀中國經典是錯位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理論一談文學的文學性，便只能將目光投向西方的‘文學自律的形式批評’和‘純文學’，以西方的二元對立思維來理解那種實體性或邊界性存在的‘文學性’。當這種‘純文學’不能在不純的中國文化現實落根之后，‘文化批評’、‘反本質主義’這些西方后現代文學批評話語，就又作為對‘純文學’、‘純粹形式’的話語糾偏而出場。但無論是在西方實體性存在的意義上理解‘文學性’和‘文學本質’，還是在‘反本質主義’的意義上質疑其存在的合法性，其實均錯位于‘不破壞整體性又能保持獨立性’的‘中國式文學性特性’，更錯位于中國文學經典的獨創性經驗。”吳炫認為西方純粹意義的文學研究并不適合解讀中國經典，即便是審美的、文學性的理論，直接拿來解讀中國經典也有隔靴搔癢、盲人摸象之感，因為西方二元文化所形成的“實體性或邊界性存在的‘文學性’”不同于中國一元文化的整體性穿透性特質，他從而提出不破壞整體性又能保持獨立性的“中國式文學性特性”。因此運用西方現代后現論研究《紅樓夢》，有多少研究只是西方某種理論在中國的一陣熱潮，因而疏離和隔膜于中國經典和中國文學問題，也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三.中國文學性與當代文論原創
第三種研究思路是一些學者意識到用西方理論解讀中國經典的隔靴搔癢，轉而又回到中國傳統中尋找方法。如劉再復2009年出版的“紅樓四書”：《紅樓夢悟》《共悟紅樓》《紅樓哲學筆記》《紅樓人三十種解讀》，就是在海外兜兜轉轉一圈，發現西方現代后現代的很多理論思潮并不適用于文學，反而遮蔽或消解文學，從而回歸中國禪宗“悟”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來闡釋和解讀《紅樓夢》哲學思想、文學境界、人物形象、文化內涵。這種悟的閱讀方式觸動受西方學院派浸染的劉劍梅進行反思：“這些年讀了太多西方學院派的著作，中‘毒’太深，幾乎離開了文學。不僅是我，而且我還發現我的同事們談論的都是‘全球政治’，‘第三世界’，‘帝國主義話語霸權’、‘反殖民擴張’等等大概念，似乎也沒有真正關注文學的。經過后現代主義的洗禮，文學批評和文學作品越來越來脫節。……這樣一來，文學批評家也就不需要具備任何文學直覺，只要會運用西方理論，即使再差的文學作品，也可以講出一番玄玄乎乎的道理。我本來出于對文學的熱愛才進了北大中文系，在美國也從事文學教育，但是到了后來只感到困惑和迷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講述文學話語，還是政治話語。”vii劉劍梅發出感概要找回“重新擁抱文學的幸福”。
劉再復說：“我讀《紅樓籮》和讀其他書不同，完全沒有研究意識，也沒有著述意識，只是喜歡閱讀而已。閱讀時倘若能領悟到其中一些深長意味，就高興。讀《紅樓夢》完全是出自心靈生活的需要，我把《紅樓夢》作為審美對象，特別是作為生命感悟和精神開掘的對象。我終于明白中國文學乃至文化最大的寶藏就在《紅樓夢》中，這里不僅有最豐富的人性寶藏、藝術宅藏，還有最豐富的思想寶藏、哲學寶藏。所以我才冒昧地稱‘悟’為第三種閱讀形態，并給拙著命名為《紅樓夢悟》，與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辨》作一對應。”viii劉再復從生命、靈魂的需要出發閱讀、體悟《紅樓夢》，強調文學本身魅力和價值，這樣的閱讀值得贊賞，也是經典閱讀與存在的根本價值所在。
但是這里仍有兩個問題需要思考：一是中國傳統文論中哪些是文學性，哪些不是文學性，需要辨析。二是文學性不只是方法論，回歸傳統方法能不能解決當代文學問題？劉再復從安身立命的靈魂歸屬感審視西方學院派理論，悟證《紅樓夢》，特別是對人物“心靈和性情”的闡釋，有很多真知灼見，也是俞平伯所說的從“文藝的范疇”“論它的思想性，又有關哲學”，但是“悟證”作為一種閱讀、探討和寫作的方法論，其背后的世界觀、價值觀、哲學觀、美學觀與嚴羽《滄浪詩話》的“妙悟說”有什么不同。“由于中西方文論命題、概念和范疇的根子在哲學，由于‘意境’、‘氣韻’這樣的古代文論范疇離開‘玄學’和‘禪宗’就不可能成為文學觀念，所以如果我們不從哲學入手對中國古代文化概念進行局限分析和改造，中國任何古代文論范疇就都難以具有‘現代之用’――那種就文藝理論本身來完成現代轉換的做法，已被‘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這樣的只是在‘多年呼喚’所證明其難有實際成效。”也就是說，劉再復是否對“妙悟說”有批判和改造？“悟證”作為不同于“考證”和“論證”的第三種方法論，是否是一種新的文學批評方法，還是古代一直就有，現在只是將其引入了《紅樓夢》研究領域？這個問題劉再復沒有明說，或許他并不認為這是一個問題。劉再復悟讀、悟說、悟證《紅樓夢》非常精彩，展現了《紅樓夢》浩瀚深廣的文學意境與魅力，但作為一個文學理論家和批評家不能創造一種新的文學批評方法，仍然只能選擇前人的理論進行當代闡釋，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而阻礙他向前跨出@一步的原因在于劉再復的思維方式和眼光不是現代的平視，仍是古代的仰視，對待經典的態度不是平視、尊重和創造，仍是仰視、膜拜和學習。
從學術創新、理論創新、理論原創這三種不同程度的創新來說，劉再復式的紅學研究仍然處在創新程度不高的學術創新的層面，即用中國傳統和西方的既定理論套用《紅樓夢》的思維模式，把既定理論作符合時代的新解釋，還未達到理論創新（對理論問題進行改造）和理論原創（創造新的理論問題）。吳炫認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或堅守傳統，或引用西方，或從傳統到西方、從西方到傳統地徘徊：即不思考原創中國現當代新的文藝理論的問題，而只是選擇中西方既有的文藝理論來研究文學文本。“文學批評理論在中國的思潮迭起，常常只能成為不能面對中國自己的文學性問題的“理論自娛”、“批評自娛”，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對文學創作獨創性問題影響力的喪失，就會是歷史的必然。”他進而提出“越經典的作品獨創性程度越高”的“以獨創性為坐標的文學批評方法”，開辟了一條理論原創道路，不失為當代文學批評理論原創之范示。
“越經典的作品獨創性程度越高”的“以獨創性為坐標的文學批評方法”揭示經典之為經典的文學性、獨創性問題。文學性即獨創性，“所謂獨創性問題研究，是要揭示一個作家不可替代的貢獻，或者探究作家未能做出此種貢獻的原因。”ix《紅樓夢》是不是經典以及為什么是經典？《紅樓夢》憑什么成為四大名著之首？使其成為經典中經典的原因是什么？相比于其他作品，曹雪芹不可替代的貢獻在哪？《紅樓夢》的獨創性高在哪？獨創性程度高的作品具有什么特點？后來的作家如何超越《紅樓夢》，創作出獨創性程度較高的作品？對于這些問題中國當代文論是否可以做出自己的回答并對作家創作產生影響和幫助，應該是中國當代文論創新和建構的基本目標；基于中國自己的文學問題作出理論創新和理論原創應該是中國當代文論創新與建構更高一級的追求。
注 釋
i王國維，，俞平伯，魯迅等.名家正解紅樓夢[M].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
ii[美]布魯姆著.江康寧譯.西方正典：偉大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M].第13頁.譯林出版社2005年4月.
iii吳炫.文與道：百年中國文論的流變及問題[J].文藝爭鳴. 2011（01）
iv曹文軒.質疑“大文化批評”[J].天涯，2003（5）.
v吳炫.非文學性的文化批評[J].社會科學戰線.2003（2）.
vi[美]布魯姆著.江康寧譯.西方正典：偉大的作家和不朽的作品[M].第13頁.譯林出版社2005年4月.
vii劉再復劉劍梅.共悟紅樓.三聯出版社.
viii劉再復.紅樓夢悟[M].三聯出版社.2009年9月第一版
中等職業學校的語文教材近些年來幾經修改,但中國古代四大名著中的《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的節選課均做了保留。這無疑體現了中國古典小說在中職語文教學中的重要地位。同時,又可以引導中職學生走進中國古典名著,在古典文化的海洋中遨游,從古代文化藝術的寶庫中汲取營養。然而,現實的情況卻不容樂觀。多年來,每當課程到了這些節選課時,我都會對學生做一些調查,結果是一屆不如一屆,特別是《紅樓夢》,讀原著的幾乎沒有。不過,他們并不是不讀書,也讀,但讀的大多是遠離經典名著的言情小說,武俠小說,科幻小說,網絡小說,以及街頭亂七八糟的各類雜志,甚至是低俗刊物。更為嚴重的是,職業學校的學生非常普遍的存在重專業課輕文化課的現狀,他們擺不正語文課和專業課的位置,理不清語文課與專業課的密切關系,不知道語文課作為交際工具的重要性,認為語文課沒有多大用處,只要專業課好就可以走遍天下,卻忘掉了自己之所以還有一些文化的根――語文,忽略了中國小說中的四大名著,或者只知其名,不知其內容。那么,如何利用好《紅樓夢》節選課一《林黛玉進賈府》,讓他們學會鑒賞中國古代小說,學會鑒賞小說的人物形象和小說的語言,學會自學,學會讀書,讀好書呢?德國教育學家阿道爾夫,第斯多惠說:“教學的藝術不在于教授本領,而在于激勵、喚醒、鼓舞。”《紅樓夢》博大精深、委婉含蓄,個中深味單憑一個節選課《林黛玉進賈府》去分析人物形象、小說語言是遠遠不夠的。我認為,初識《紅樓夢》,從而激起他們對文本的重視,進而激發學生自覺讀原著的欲望才是根本。因此,我做了一些嘗試,增加了《紅樓夢》相關知識的詳細介紹,達到了較好的效果。
二、教學過程
(一)激情導入
同學們,從小到大,我們學過不少文章,讀過不少小說,從書中學到不少知識。但是,有一部中外聞名的古典小說,說它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不僅要當做小說看,而且要當做歷史看。恐怕在座的絕大多數同學沒有讀過,它就是聲譽之高,傳播之廣,影響之大,在中國文學史上幾乎是空前的奇書――《紅樓夢》。
(二)知識鏈接
課件一:奇書《紅樓夢》
①登峰造極《紅樓夢》
②包羅萬象《紅樓夢》
③絕無僅有《紅樓夢》
④無與倫比《紅樓夢》
1.天下奇書《紅接夢》
①登峰造極《紅樓夢》。這部書歷來被列為四大名著之首。其以博大精深的思想內容和嫻熟精湛的表現藝術,成為中國文學史上影響最大的巨著,現實主義的光輝典范,達到了幾乎難以超越的高峰。
②包羅萬象《紅樓夢》。它反映中國封建社會生活的深度和廣度是空前的,從歷史發展的大趨勢到建筑園林、詩詞歌賦、琴棋書畫、花鳥蟲魚、家具器皿、典章禮儀、飲食烹調、服飾、醫藥等,紛繁復雜,豐富多彩,涉獵之廣,表現之廣,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其文化積淀之厚,儲存信息之大,無所能及。
③絕無僅有《紅樓夢》。中國文學史上唯一一部自問世后,大量文人進行研究,并形成一門專業的學問《紅學》,有很多學者一生傾注于《紅樓夢》的研究,并成為紅學家。從清朝的脂硯齋評《紅樓夢》至今200多年來,研究《紅樓夢》的著述已超過1000多萬字,是《紅樓夢》本身的10多倍。
④無與倫比《紅樓夢》。《中國大百科全書》評價說,《紅樓夢》的價值怎么估計都不為過。《大英百科》評價說,《紅樓夢》的價值等于一整個歐洲。《美國百科全書》把《紅樓夢》評述為世界文學無與倫比的偉大巨著。有評論家說,幾千年的中國文化史,假如我們只有一部《紅樓夢》,它的光輝也足以照亮古今中外。
這一展示立刻在課堂上引起了一番震動,大家議論紛紛,普遍反映就是一種震驚,就連平時聽課不認真的學生也伸直了脖子,瞪大了眼睛在看在聽。“想不到”“真厲害”是他們最多的議論。緊接著我就向他們展示課件二,我說,剛才大家議論紛紛,這個說想不到,那個說真厲害,但更讓你想不到的是作者非同尋常的身世。
2.非同尋常曹雪芹
課件二:曹雪芹家世表
曹雪芹:名藩,字夢阮,號雪芹,又號芹圃、芹溪。大約生于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卒于清乾隆二十七年(1763年),歷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他出身貴族世家,從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璽開始,經祖父曹寅到父輩曹、曹,三代四人相繼連任江寧織造達六十年之久。江寧織造,名義上是給皇室采辦綢緞的官員,實際上控制著江南絲織業,并且充當皇帝的耳目,要經常密奏江南地區的情況,很被皇帝重視。
曹家全盛時期是在曹寅任職期間,曹寅的母親孫氏當過康熙的奶媽,曹寅自己又做過康熙的伴讀和御前侍衛。康熙在位六十一年,曾經六次下江南,其中四次是由曹寅接駕,并以江南制造府為行宮。曹寅死后,南他兒子曹承襲江寧織造,但不久死去,于是康熙又讓曹寅的侄子曹過繼至曹寅門下,繼續任職,可謂關懷備至。但是,等到康熙駕崩,雍正繼位后,對自己的弟兄和康熙的親信橫加打擊迫害,曹家也牽連期間,從此就衰落下來。
雍正五年(1727年),曹雪芹十二、三歲時,其父曹被革去江寧織造,家產也被抄沒,剛剛懂事的他從此也就失去了風光繁華的富貴生活。第二年,曹家從南京遷回北京,從此曹家一蹶不振,日漸衰落。在他一生最后的十幾年,竟然流落到北京西郊香山腳下一個小村莊,生活更加困頓,到了“舉家食粥”的地步。由貴公子降為“寒士”,曹雪芹深感世態炎涼,對封建社會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認識,痛定思痛,嘔心瀝血,“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寫出了揭示封建統治階級、封建制度沒落的曠世巨著――《紅樓夢》。
頓時,新鮮而又帶有一些傳奇色彩的曹雪芹身世,猶如一顆重磅炸彈使課堂炸開了鍋,“老師,是真的嗎?”“老師,曹雪芹見過皇帝嗎?”“曹雪芹可真牛!”也許是同學們看多了康熙、乾隆的清官電視劇,略知一二的清帝史和強烈的好奇心驅使學生獵新、獵奇的欲望更加強烈。議論聲此起彼伏,一時難以平靜。“別吵了,讓老師講。”“老師,還有啥,你快講吧!”望著同學們急切的眼神,激動的情緒,我打開課件三。
同學們,包括許多人,特別是你們這些年輕人,凡讀過或聽說過的,有不少人說,《紅樓夢》就是吃吃喝喝,迎來送往,談情說愛,家長里短,沒勁兒,沒意思。我要說,你們只說對了一點點兒,其實,這正是《紅樓夢》的高明之處,它既沒有《三國演義》的斗智斗勇,金戈鐵馬,也沒有《水滸傳》的刀光劍影、英雄豪氣,更沒有《西游記》的斬妖除魔,天地馳騁。作者卻用他的生花妙筆,打破傳統寫法,不以離奇、曲折、跌宕、熱鬧取勝,而是通過大量的瑣碎的日常生活描寫,把眾多人物和紛繁的事件有機地組成了一個完美的藝術整體,并且把高度的藝術性與深刻的思想性完美地結合在一起,使《紅樓夢》成為我國古典小說歷史上的空前高峰,并且表現了深刻的思想主題。那么,《紅樓夢》的主題思想到底是什么呢?
3,各抒己見《紅摟夢》
課件三:各抒己見《紅樓夢》
1.自敘說 2.政治說 3.反封建說
4.封建家族衰亡說 5.愛情說 6.青年女性普遍悲劇說
關于《紅樓夢》的主題思想,眾多專家學者有多種說法:
①自敘說。這部書就是曹雪芹的自敘傳,就是描寫他們家由富貴變成貧窮而衰落的家族史。
②政治說。近代教育家。書的本意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
③反封建說。著名紅學家俞平伯認為,該書描繪的是“封建大家庭的罪惡與婚姻不自由。”是一部反映封建大家庭罪惡的書。
④封建家族衰亡說。認為,曹雪芹寫《紅樓夢》的本意是想“補天”,想補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紅樓夢》里寫的卻是封建家族的衰落。
⑤愛情說。紅學家蔣和森認為,《紅樓夢》不僅是一首挽歌,而且還是一首頌歌,它歌頌了反封建的年青一代,以及他們在反封建主義的思想基礎上所建立起來的愛情。因此,《紅樓夢》是一首反封建愛情的頌歌。
⑥青年女性普遍悲劇說。紅學家舒蕪認為,該書寫出了“封建社會的青年女性的悲劇。”
好了,關于《紅樓夢》的主題,還有許多,不再一一介紹。一部天下奇書,200多年來,無數的人還在不斷地不舍不棄地研究它,因為它仍有太多的謎沒有揭開。今天,我們也只是微微的打開了《紅樓夢》的一扇窗,課文節選第三回,也只是全書序幕的一個部分,要了解《紅樓夢》龐大縝密,渾然天成的藝術結構,引人人勝,變幻發展的故事情節,為數眾多,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你們就必須先從我們課文的節選《林黛玉進賈府》開始,然后抽點時間,耐下心來,深入原著,反復閱讀,才會有所收獲。最后,請讓我用曾任我國文化部部長的現代作家王蒙的一句話作為這節課的結束語:“《紅樓夢》幫助你體驗人生。讀一部《紅樓夢》,等于活了一次,至少是活了二十年。”
至此,這一套關于《紅樓夢》的饕餮大餐,讓學生們似乎醉了。下課鈴聲響起,意料不到的是大家紛紛報以熱烈的掌聲,我是意猶未盡,學生們是興致勃勃,一些人把我團團圍住,七嘴八舌,“老師,這課聽著真過癮。”“老師,下節課你還給我們講這吧。”“老師,曹雪芹最后咋死了?“老師,再播《紅樓夢》,我一定好好看看!”場面熱烈,令人難以招架。“好了,好了,今天就到這里吧,紅樓夢的故事實在太多太多,你們還是先把《林黛玉進賈府》預習好了再說。”最后艱難脫身。
三、教學反思
《林黛玉進賈府》節選自《紅樓夢》第三回,是全書序幕的一個組成部分。毫無疑問,學習本課對于了解書中賈寶玉、林黛玉、王熙鳳幾個代表性人物性格及語言特點有很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對著一群對此書很懵懂的,學習主動性和自覺性較為一般的學生,無論是宏觀大略,還是微觀細致的教學方式,都不一定能達到理想的教學效果,一則,有關《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鴻門宴》以及《雷雨》、《茶館》等節選作品,涉及的相關知識很多,信息量很大。二則,現在,從上到下教學改革力度都在加大,課堂上增強學生的參一與性,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自主學習,合作探究的教育教學方式,很受師生的歡迎。但是,這種方式卻因為諸多因素,使教學的進度在這些大課上,很難按照教學參考書上建議的課時完成。因此,吊起胃口,激發興趣,千方百計調動學生學習的自覺性、主動性和積極性也就成為教學中的一個關鍵。《林黛玉進賈府》這一課之所以鏈接了這么多《紅樓夢》的相關知識,也是基于這種思考。
在多年教學實踐中,每逢類似小說、戲劇這樣的大課,我都會補充相當量的知識,借以激發學生的興趣,喚起他們對名著的渴望。比如經典話劇《雷雨》的節選,介紹作家,必有封建官僚家庭的出身和好學的品質,因為這與先生23歲大學期間就能寫出中外聞名的久演不衰的處女作《雷雨》有關。分析到周樸園和魯侍萍,必然聯系到劇中的一個重要人物繁漪。因為,沒有繁漪就沒有魯侍萍30多年后重回周公館,沒有繁漪就沒有周樸園與魯侍萍的矛盾沖突,沒有繁漪就不好理解周樸園對魯侍萍的“懷念”是真情還是假意,沒有繁漪也就無法全面理解周樸園的人物形象特征。每每補充的這些東西,學生們常常聽得是津津有味,興趣盎然,課外預習課文,上網查資料,看視頻,看書,也就為后面教學工作的開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這樣的課看似占用了一些課時,但是,它對學生興趣的激發,潛能的激發是不可低估的,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也是顯而易見的。
參考文獻
經典文學是歷史的產物，對經典文學的認識也是一個歷史過程。
文學包含著豐富的信息，經典文學尤其如此。由于社會意識形態或研究者個人的思想傾向、文化視野或審美品位上的種種局限，每個時期的經典文學解讀都難免會有文本信息的漏讀或誤讀，這就給重讀經典留下了極大的可能性空間。這給續寫《紅樓夢》結局提供了可能。
文化還原也是解讀經典的重要途徑。任何經典作品，固然閃爍著創作者的個性光芒，但無一不是歷史文化與現實文化的結晶。用心尋繹其文化原型及其演進軌跡，將會拓展經典的認識空間，也有助于把握文化傳統的脈息律動。這為續寫《紅樓夢》結局出現的積極意義提供了可能。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作為文學中心的文學經典在整個文化格局下也難免不遭受擠壓和拋離的厄運。當下社會，消費通過大眾傳媒的鼓吹，已經成為社會大眾一種揮之不去的潛在文化心理。無邊的消費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彌散在我們生活的每一寸空間。市場經濟與后工業社會的文化氛圍，使純粹的逐利獲得了某種合法性。文學經典走下神龕，成了大眾滿足消費欲望的一種并無特殊意義的對象。消費文化按照自身內在的邏輯與欲望渴求，把經典的神圣性與權威性全部打碎。對文學經典進行翻譯、戲擬、拼貼、改寫，追求經典文本的通俗性，這就是消費文化對文學經典所取的態度。這些作品的商業性動機和消費化傾向相當一致，而且操作方式十分相似。文學經典神圣性的消解與消費化趨勢體現著現代性的世俗性要求。但經過戲仿、改編后的文學經典已經不是原初意義上的文學經典，充其量兩者保持著一種互文性關系而已。續寫《紅樓夢》結局能逃脫這種禍福難測命運嗎?
在我看來，續寫《紅樓夢》結局隱喻了文學經典在消費社會的命運。文學經典作為一個淡淡的背景，被消費的欲求所掩蓋，剩下的只是一種空洞的能指的狂歡。文學經典以一種文化快餐的形式供人消費，成了商品社會打發時光、填補空虛的一種方式。對文學經典那種虔誠與仰視已經成了一種過去時。消費文化竭力通過戲仿及改寫傳統經典文本等滑稽方式，來瓦解其在歷史中的尊貴地位，以彌合高雅與通俗、精英與大眾之間的鴻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