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7-16 08:3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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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學的思維方式即哲學基礎問題， 是近代以來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 由于近代以來的西學東漸產生的西體西用的理性進路， 所以， 對中醫學的哲學研究無不是以西方哲學的思維方式、概念、范疇對中醫學的思維方式進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 從產生的研究結果而言， 由于脫離了自在的中國文化的基礎， 因此， 應當認為這些結果根本不是中國哲學或中醫哲學的本來面目。對中醫學的哲學思維及其基本規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國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學反思的結果， 因為任何文化形式的歷史和邏輯的過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體的自在性， 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來文化所可能進行的解釋。西方當代的分析哲學和解釋學表明， 因為西方文化的內在結構所限定， 以其自在的語言系統和思維方式對文本所進行的解釋困難重重， 并且認為不可能達到本來的意義， 所以 ，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語言本身所進行的解釋都不具備其文本意義， 既然如此， 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學和形式對中國的文化和哲學進行解釋呢? 真不理解當代中國學界何以能以西體西用的方法論進行中國文化的研究， 并自以為是的認為是發現了中國文化的“基本規律”。當以其中國哲學自在的形式與這些“基本規律”進行比較后， 就會發現中西文化是絕然不同的形式， 而且就思維方式的基本性而言， 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內容上進行簡單的類比和實現思維方式的統一⑴。哲學思維與文化形式的統一性表明， 任何一種獨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學思維所產生的結果， 因此， 中國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國哲學思維的結果。而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體中尋求。那么， 中醫學的哲學究竟是什么形式的? 于中國哲學的關系是怎樣的? 對這些問題的研究表明， 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形成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問題。顯然， 在這一研究進路中， 將構成對中國哲學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對中國哲學的研究中， 以時空的認識論原理對中國的知識系統進行反思， 發現在中國的知識形式中， 《易經》是中國哲學的基礎， 而中醫學是運用中國哲學思維所產生的最成熟的知識形式， 也可以這樣認為， 從中醫學中可以反映出中國哲學的本質性， 所謂醫易相通是也。那么， 中國哲學的本質性與中醫學的統一是以怎樣的原理表現出來的， 這是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 研究中醫學的哲學規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的形式， 而這也是研究中國哲學的首要的工作。我對《易經》的思維方式進行外化為哲學形式的工作是以“時空統一論”的哲學原理對《易經》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 并以形而中論的哲學原理進行了對中國哲學的概括⑵ ，形而中論的哲學思維方式表明， 時空對應的認識論原理、對應和中的方法論原理、中和統一的時空本體論是中國哲學的基本規律。因此， 對中醫學能否反映出這三個基本規律是哲學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 從中醫學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維方式并對其進行與中國哲學原理的整合是這一研究工作的組成部分。由于中醫學的思維方式與《易經》的統一， 所以歷代中醫學者對醫易相通的哲學問題都有相當深刻的理解， 例如，有清一代名醫章虛谷說:“詩、書、春秋， 論世間事跡， 褒君子， 貶小人， 以明治亂之所由， 原非論陰陽之理者。《易》象表陰陽進退消長之理， 儒者用喻世事治亂事之道。……故易為大道之源， 醫理、儒理俱在其中， 《易·辭》為儒者之言， 可用治世， 不可治病也。……概醫明大道之一截， 易明大道之全體，醫書豈真與易書比哉 ? 醫經與易經， 體同而用異， 拙集屢申其義矣。 即將先天后天打作兩橛， 遂有一橛截全體之見， 而不識其體用所在也。圣人韋編讀易，不聞讀醫， 假年學易， 不聞學醫， 蓋以此也。圣人為治世之大道， 不為治病之小道， 故言某未達不敢當。然道之用有大小， 而其體一也。其所系之重， 猶先于大道， 何故 ? 蓋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業。保性命者， 醫道也。 其理與《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 故體同而用異也。”（《章虛谷: 《醫門棒喝·論易理》）顯然， 章虛谷對《易經》和醫經的哲學關系的認識是深刻的。由于哲學形式的外化是當代哲學的研究任務， 因此， 和所有對醫易相通有相當深刻認識的古代學者一樣， 這一研究是以《易經》自在的哲學思維的外化形式闡釋中醫學的哲學思維的。轉貼于
我們已經把中國哲學暨《易經》中的哲學模式以形而中論的原理進行概括和反思， 由于在中醫學中主要體現出醫學的目的和方法論的統一 ──“保性命者， 醫道也”，所以，對應和中是中醫學中主要的思維方式和哲學方法論。以對應和中的規律進行對中醫學的反思， 其表明， 在這一方法論的作用下產生的中醫學哲學的主要規律是: 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下面對這三大規律進行具體的論述。
二、中醫學的哲學基本規律
就中國哲學的主體性而言， 對應和中者， 人對應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論之， 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體中之中者， 以藏象論之， 脾胃也 ，以五行論之， 中土也。以三焦論之， 中焦也。而和于中者， 人體健康之象也 ，而離偏于中者， 疾病之所出矣！辨證施治者何以謂之? 辨證者， 由癥對應于陰陽、五行、三焦者也; 施治者， 和于中者也; 和者， 由治而達者; 中者， 陰陽、五行、三焦之中者也; 和也者， 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 生之本， 本于陰陽天地之間， 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歲十二節， 皆生五， 其氣三， 數犯此者， 則邪氣傷人， 此壽命之本也”（《黃帝內經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陰陽者， 天地之道也， 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 生殺之本始， 神明之府也。”（《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陰陽者， 天地之道也”于主體性而言， 陰陽對應和于中者也，陰陽對應者， 時空對應之機也， 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陰平陽秘 ，精神乃治; 陰陽離決， 精氣乃絕”（《黃帝內經素問·生氣通天論篇第三》）。“一陰一陽者， 天地之道; 一開一和者， 動靜之機。”（吳謙: 《醫宗金鑒·刪補名醫方論卷二·六味地黃丸集注》）“陰勝則陽病， 陽勝則陰病”（《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以上的論述在基本的意義上闡明了中醫學的哲學基礎。
所以， 如果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 偏陰偏陽之謂疾。”（張元素《醫學啟源·卷之中·十、內經主治備要》）從而使之陰陽對應成為哲學本體論的依據， 那么， 我認為“陰陽和中之謂醫”。陰陽和中者， 醫之大用也。“氣血之根皆在下， 培養在中， 發用在上。”（鄭壽全: 《醫理真傳·卷三·問病人干咳周身癢者何故》）。“培養在中”者，“黃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氣，根基于腎， 萌牙于肝， 培養于脾， 積貯于胸中為大氣， 以斡旋全身。”（張錫純:《醫學衷中參西錄·第四卷·治氣學郁滯肢體疼痛方·培脾舒肝湯》）“培養在中”“培養于脾”， 中之用也。所以， “凡人中氣充足， 則署邪不能相犯 ;署氣入侵， 皆氣虛招之也。”（陳士鐸《辨證錄·卷八·內傷門》）。所以 ，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者， 陰陽、五行與三焦辯證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 后天而言， 和于脾胃者也， 先天而言， 和于腎者也， 和于脾胃者， 血之用也， 和于腎者也， 氣之用也。所以， 后天而言， “人以胃氣為本。”（李杲《脾胃論·卷中·飲食勞倦所傷始為熱中論》）。對中土的認識，歷代醫家都有深刻的認識:“脾為土臟，主乎運水， 全身水道， 賴脾為通調。”（吳克潛:《大眾醫藥·第二十四章·衛生門·健康要覽》），“胃者， 水谷氣血之海也”（《靈樞經·玉版第六十》）， “脾胃為血氣陰陽之根蒂”（沈金鰲《婦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經之源， 水谷之海也， 平則萬化安， 病則萬化危。”（李杲《脾胃論·卷下·脾胃虛則九竅不通論》）， “胃受司受納， 脾司運化， 一納一運， 化生精氣，津液上升， 糟粕下降，斯無病矣。”（王綸:《明醫雜著·卷一·枳術丸論》）。以哲學思維論中土者， 以章虛谷為要， 他說:“土本先天太極之廓， 為后天萬物之母， 故通貫四氣而主于中也……夫太極為。五行之廓者， 生物之道也; 土為太極之廓者， 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該有形， 則太極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該無形， 則土為太極之廓矣。理氣有回環，故生成有順逆耳。……良以陰陽雖判而太極之體即具陰陽之中， 四象雖分而太極之體即具四象之內。所以加土稱五行者， 以表土中即太極之體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環無間者， 以太極渾然之氣流行乎中也。渾然之氣無形而土居四象之中， 通貫四氣以顯太極之用， 故其成物則土為太極之廓而渾然之氣即寓于中矣。”（章虛谷:《醫門棒喝·太極五行發揮》）。
關于中醫學的哲學基本規律， 以陰陽和中律、五行和中律與三焦和中律的概括， 使之辨證施治成之所為也， 是為中醫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規律也。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是以《周易》的思維方式為基礎的， 因此， 醫易相通者， 哲學思維的統一性也。
三、中醫學的發展方向
由上可知， 醫易相通是在哲學思維中的統一， 因此， 作為中醫學的文化形式而言， 其本質性與中國文化的形式及本質性是統一的。所以， 中醫學在當展方向的問題， 宏觀而言， 其與中國文化在當代的發展是統一的， 微觀而言，是由中醫學的自在的規律所決定的， 而且與當代的哲學思維密切相關。
在西醫學已經于當代越來越顯現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時， 伴隨著中國文化熱的出現， 中國醫學的優異之處同時引起了世界醫學界的重視。對其進行的哲學反思表明， 從問題的發生的根本原因而言， 其所要解決的問題已不僅僅是單純的醫學問題。因為從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問題， 不僅僅表現在醫學方面， 其更主要的問題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學方面。應當認為， 兩種醫學模式的優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維方式中形成的， 這些優劣還要在以后的醫學和文化的進步中更加明顯的表現出來。關心中醫學發展的學者顯然已注意到中醫學的優勢， 但是， 除了中醫學的醫療實踐上的優勢以外， 筆者認為， 中醫學的優勢表現在哲學思維上， 中醫學的成就是中國哲學思維所造成的。因此， 正是在中國文化及哲學的統一下所生成的中醫學本體論， 使中醫學的醫學理論和實踐在歷史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在當代社會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并將成為人類醫學繼續發展的相當重要的參照系。但是， 由于近代中國引進西方文化和哲學以來所造成的思維定勢和對中國哲學的判定的失誤， 以至于造成對中醫學的研究和發展形成思維方式上的誤導， 影響了中醫學的正確發展。因此， 從哲學的高度研究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及其在實踐中的作用， 是中醫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 也是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是， 由于中國的哲學思維與西方的哲學思維的不同， 以至于到目前為止，學術界還沒有從固有的中國文化形式中重視中國哲學的本質性， 即中國哲學是以怎樣的本體和本體論進行哲學思辯的。盡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學思維造就了西方文化， 但是， 由于中國的傳統哲學不是形式化的， 以西方哲學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疇釋解中國哲學就勢必使中國哲學的本質性受到歪曲， 例如， 對“道”范疇的研究， 以西方哲學形式所進行的疏解， 已使我們看到二律悖反的結論。因此，研究中國哲學的本體論是哲學和中醫學發展的重大的理論問題。例如: 我們經常看到這樣一個觀點， 即認為中國哲學是“天人合一”的， 實際上這并不是哲學上的終極結論， 應該反思和追問產生所謂“天人合一”觀念的本體及其這一思辨性的本體論哲學問題， 以最終使中國哲學的本體和本體論形式被發現出來。
從道教醫學大家孫思邈對中醫學的學術性質的觀點能夠得到中醫學本體論問題的相關啟示。他認為: “凡欲為大醫， 必須諳《素問》、《甲乙》、《黃帝針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五臟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藥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東陽、張苗、靳邵等諸部經方，又須妙解陰陽祿命、諸家相法及灼龜五兆、周易六壬， 須精熟。 如此乃得為大醫。若不爾者， 如無目夜游， 動致顛損; 次須熟讀此方， 尋思妙理， 留意研究， 始可于言于醫道者矣。又須涉獵群書， 何者? 若不讀五經， 不知有仁義之道; 不讀三史， 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讀諸子百家， 則不能默而識之; 不讀內經， 則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 不讀莊老， 不能任真體運， 則吉兇拘忌， 觸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 七耀天文， 須探微，若能具而學之， 則醫道無所滯礙，而盡善盡美者矣。”（孫思邈:《備急千斤要方》）。由時空對應的本體論和陰陽對應和中的中國哲學可知， “陰陽者，天地之道也， 萬物之綱紀， 變化之父母， 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 “法于陰陽， 和于術數”（《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篇第一》）、《周易·系辭》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上述的這些論述都說明了中醫學本身即是關于“道”的學問， 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學思辯， 才能具體把握中醫學， 但由于自在的思維方式所決定， 中國哲學在歷史上并沒有象西方哲學那樣從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學， 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維中把握， 而只能在存在的整體性上把握， 因此， 一個有貢獻的中醫學者， 必須象孫思邈所論述的那樣， 非達到群書博覽， 涉獵百科而得“道”莫屬。因此， 舉凡歷史上的名醫， 無一不是對“道”有深刻的體認的得“道”者， 從而使其“醫道無所滯礙， 而盡善盡美者矣。”而在完成對中國的文化外化為哲學之后， 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也將以自為的思維方式指導中醫學的研究， 中國哲學的自為的形式將對中醫學的發展帶來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質性的進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從近代開始的對中國文化和哲學的濫觴， 在當代完成對中國哲學“道”本體論的發掘， 以建構中國哲學的獨立形式， 盡管無論對中醫學或中國文化的發展至關重要， 然而， 就目前的中國哲學的研究的狀況而言， 卻顯的任重而道遠。因此， 就中醫學界而言， 應當重點研究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問題， 使人的存在本質與存在本體統一， 這將是中醫學今后的發展方向。具體而言， 中醫學應在“道”本體論的思辯形式中， 完成對人的生命的本質性的認識，在確立可操作的形式中， 使人類的生存達到其應達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論證的中醫哲學的基本規律表明， 中醫學的哲學是與中國的文化和哲學統一的， 而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自在的和獨立的系統， 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體論下所作出的概括， 因此， 人的存在方式應與其形而中的本質性統一。所以， 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學的文化形式， 歷史和邏輯均表明， 中醫學的發展與其中國的文化和哲學一樣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規律。由此可知， 中醫學在當代的發展將取決于中國文化在當代的發展， 應當認為 ，中醫學的發展是與中國文化的發展一脈相承的。發現和順應中國哲學的規律 ，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質性與時空層次的對應統一， 使中醫學的形式在與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統一， 這將是中國的文化和哲學及中醫學在今后的發展進路并將以此實現社會和人類的本體論意義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 釋
⑴ 關于中西哲學的統一性問題， 是建立人類哲學的必然性工作， 但這只能是在發現了人類共同的哲學基礎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 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歸類的方法， 不但違背了形式邏輯的乖詰囊孕問交吶Σ⒁源誦問繳系墓槔嗟姆椒? 不但違背了形式邏輯的購捅咎迓勱姓苧急緄摹＞芪鞣降男問交惱苧嘉煬土宋鞣轎幕? 但是， 由于中國的傳統哲學不是形式化的， 以西方哲學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疇釋解中國哲學就勢必使中國哲學的本質性受到歪曲， 例如， 對“道”范疇的研究， 以西方哲學形式所進行的疏解， 已使我們看到二律悖反的結論。因此，研究中國哲學的本體論是哲學和中醫學發展的重大的理論問題。例如: 我們經常看到這樣一個觀點， 即認為中國哲學是“天人合一”的， 實際上這并不是哲學上的終極結論， 應該反思和追問產生所謂“天人合一”觀念的本體及其這一思辨性的本體論哲學問題， 以最終使中國哲學的本體和本體論形式被發現出來。
從道教醫學大家孫思邈對中醫學的學術性質的觀點能夠得到中醫學本體論問題的相關啟示。他認為: “凡欲為大醫， 必須諳《素問》、《甲乙》、《黃帝針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五臟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藥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東陽、張苗、靳邵等諸部經方，又須妙解陰陽祿命、諸家相法及灼龜五兆、周易六壬， 須精熟。 如此乃得為大醫。若不爾者， 如無目夜游， 動致顛損; 次須熟讀此方， 尋思妙理， 留意研究， 始可于言于醫道者矣。又須涉獵群書， 何者? 若不讀五經， 不知有仁義之道; 不讀三史， 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讀諸子百家， 則不能默而識之; 不讀內經， 則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 不讀莊老， 不能任真體運， 則吉兇拘忌， 觸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 七耀天文， 須探微，若能具而學之， 則醫道無所滯礙，而盡善盡美者矣。”（孫思邈:《備急千斤要方》）。由時空對應的本體論和陰陽對應和中的中國哲學可知， “陰陽者，天地之道也， 萬物之綱紀， 變化之父母， 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黃帝內經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 “法于陰陽， 和于術數”（《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篇第一》）、《周易·系辭》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上述的這些論述都說明了中醫學本身即是關于“道”的學問， 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學思辯， 才能具體把握中醫學， 但由于自在的思維方式所決定， 中國哲學在歷史上并沒有象西方哲學那樣從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學， 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維中把握， 而只能在存在的整體性上把握， 因此， 一個有貢獻的中醫學者， 必須象孫思邈所論述的那樣， 非達到群書博覽， 涉獵百科而得“道”莫屬。因此， 舉凡歷史上的名醫， 無一不是對“道”有深刻的體認的得“道”者， 從而使其“醫道無所滯礙， 而盡善盡美者矣。”而在完成對中國的文化外化為哲學之后， 中醫學的哲學基礎和基本規律也將以自為的思維方式指導中醫學的研究， 中國哲學的自為的形式將對中醫學的發展帶來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質性的進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從近代開始的對中國文化和哲學的濫觴， 在當代完成對中國哲學“道”本體論的發掘， 以建構中國哲學的獨立形式， 盡管無論對中醫學或中國文化的發展至關重要， 然而， 就目前的中國哲學的研究的狀況而言， 卻顯的任重而道遠。因此， 就中醫學界而言， 應當重點研究中醫學的哲學本體論問題， 使人的存在本質與存在本體統一， 這將是中醫學今后的發展方向。具體而言， 中醫學應在“道”本體論的思辯形式中， 完成對人的生命的本質性的認識，在確立可操作的形式中， 使人類的生存達到其應達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論證的中醫哲學的基本規律表明， 中醫學的哲學是與中國的文化和哲學統一的， 而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自在的和獨立的系統， 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體論下所作出的概括， 因此， 人的存在方式應與其形而中的本質性統一。所以， 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學的文化形式， 歷史和邏輯均表明， 中醫學的發展與其中國的文化和哲學一樣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規律。由此可知， 中醫學在當代的發展將取決于中國文化在當代的發展， 應當認為 ，中醫學的發展是與中國文化的發展一脈相承的。發現和順應中國哲學的規律 ，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質性與時空層次的對應統一， 使中醫學的形式在與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統一， 這將是中國的文化和哲學及中醫學在今后的發展進路并將以此實現社會和人類的本體論意義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 釋
⑴ 關于中西哲學的統一性問題， 是建立人類哲學的必然性工作， 但這只能是在發現了人類共同的哲學基礎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 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歸類的方法， 不但ケ沉誦問鉸嘸墓媛桑ㄐ問郊安問降穆嘸肼嘸安嘸男問絞峭騁壞模? 而且不可能從形式到邏輯進行不同文化形式的整合， 正如英語和漢語不可能實現在形式到邏輯的統一一樣。人類文化的統一首先要求哲學的統一。筆者的研究表明， 人類的文化形式和哲學思維只有在完成時空的形式和方式的還原以后， 才有可能完成， 這是筆者的“時空統一論”哲學體系所力圖完成的工作。
關鍵詞：變譯；倫理；中國哲學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變譯倫理系統建構研究”（項目編號：19BYY114）湖北省教育廳人文社科項目（19Q131）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胡德香，華中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翻譯研究、翻譯批評及文化研究。楊榮廣，湖北汽車工業學院外國語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翻譯倫理學、翻譯史。
一、引言
2018年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哲學大會圍繞“學以成人”（LearningtoBeHuman）主題，開展了以多元、包容、和諧為目標的研討會。此次研討會以全球化語境下多元復雜的生活世界為背景，就如何處理現實世界中“以文化與民族之間的利益和價值沖突為基本底色”①的各種關系提供了豐富思考，體現出高度的哲學反思精神和社會責任感。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前提下，一切研究說到底是對人的研究，即便是高度科學化、技術化的病毒研究，也離不開對人的考量，揭開技術面紗，其背后潛藏的也是人的管理和智慧，依靠的也是人性的力量。科學技術尚且存在倫理價值問題，更何況與人類生活世界密切相關的翻譯實踐。因此，從哲學視角反思翻譯當中的倫理問題就顯得非常迫切而意義非凡了。
如果文明之間的交往注定是合作接納與沖突相克共生的話，作為溝通橋梁的翻譯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對人與人的關系問題和自我與他者的關系問題。“倫理”的本意是指“人與人相處的各種道德準則”，“倫理學”是研究“行為準則和人與人之間的義務的學說”（見《現代漢語詞典》第五版896頁）。翻譯在本質上涉及的也是以文本和語言為介質的人與人關系，各種關系最終體現為譯者決策中所需要考慮的面向各個翻譯主體的義務和責任，因此如何處理翻譯中的各種關系，也就成了翻譯倫理關注的問題。中國哲學所主張的道德觀念、行事準則、為人態度以及教育原則等，對翻譯倫理研究頗有啟迪。本文結合近年翻譯界對倫理和譯者行為的研究，擬從變譯基本概念出發，運用傳統儒道哲學及《論語》《道德經》等關于倫理的經典觀點，從跨學科視角探討變譯的倫理基礎、價值屬性、多元功能等多方面問題。
二、何為變譯倫理？
首先，什么是變譯？變譯由中國學者黃忠廉提出，是“譯者根據特定條件下特定讀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減、編、述、縮、并、改、仿等變通手段攝取原作有關內容的翻譯活動”（黃忠廉19）。變譯作為一種特殊的翻譯行為一直客觀存在，變譯理論作為對變譯現象的理性思考從其誕生之日起也始終在翻譯理論史的長河中時時閃現，并在當下翻譯市場化和職業化的大背景下進一步深化發展。然而，現有研究多基于變譯過程分析，描述譯者的翻譯策略和方法，缺乏對變譯行為價值合理性的考量，而變譯的核心理論，只有究其哲學及精神基礎，方可得出該理論的核心價值取向與思想軌跡。有鑒于此，本文將圍繞變譯的特點，探討變譯倫理的本質屬性、規范及內在理路等。凡事皆有理據，變譯的理據除了語言學、翻譯學等理論支撐外，還在于其背后的社會倫理或心理基礎。要談變譯倫理，需從翻譯倫理說起。
英文的translationethics譯成漢語是“翻譯倫理”，意思是關于何為“好/善”的翻譯的觀念、信仰和規則。正因為此，切斯特曼（AndrewChesterman）（443）指出“翻譯倫理就是一系列大家接受的關于應該如何翻譯的原則，以及由此產生的關于譯文應該如何規范的問題”。換言之，對翻譯倫理的探討需要研究翻譯活動的一系列思想源泉、價值觀念和行為習慣，從翻譯過程或文本出發，探討譯者所遵循的原則、策略和方法，由此得出翻譯活動的一些標準和規范，并以此為準繩對其他翻譯進行評價和判斷。比如譯文應該忠實于什么？原文及作者？還是譯文與讀者？抑或委托人？贊助人？當不同文化差異導致沖突的時候，譯文應該忠實于誰？等等，類似這些問題的回答都關乎譯者的意識形態或思想觀念。
中國傳統哲學的道家和儒家思想對人倫關系的闡述主要圍繞的就是人生、人性與人心。《道德經》說：“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天地之所以能長久，原因就在于它們的存在不是為了自己。同理，翻譯能夠亙古不變，是因為其目的不是為了譯文本身，而是為了原文生命的延續，從這一點上看，西方本雅明的翻譯本質與道家思想殊途同歸，即認為翻譯是為了讓“原作的生命之花在譯作中得到最繁盛的開放”（胡德香70），使原作獲得新的生命。而如何讓翻譯之生命延續，則取決于人，即譯者。《論語》有言：“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孔子教給我們觀察人的方法，不僅看其行為和表面，還要看其動機與居心，看其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如此“其人之人格與心地，將無遁形”（錢穆33）。“孔德之容，惟道是從”，老子認為的崇高道德就是遵循道。所謂道者，即為人心，此處的人心不過是種種記憶思想之集合，是譯者掌握的全部精神世界。儒學大師梁簌溟認為，“凡是一個倫理學派或一個倫理思想家，都有他的一種心理學為其基礎”（梁簌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7），錢穆也說“一切人文演進，皆由這個心發源。”在錢穆的世界里，“文化即是人生”，“研究文化則是一種哲學”（朱人求12）人文研究離不開對人心的研究，這個心即是精神。變譯倫理所包含的人心即是由翻譯活動參與者，包括譯者、出版者、讀者、評論者等構成的全部精神。
由此可見，翻譯倫理也是翻譯心理，是探究“翻譯行為的源泉究竟是什么”這一命題，反映的是關系，即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或人與世界的關系。作為翻譯倫理子系統的變譯倫理，其基礎就是變譯心理，也就是如何處理變譯中的各種關系。
漢語當中對“倫理”一詞的理解，與“道德”通常并列使用，幾乎等同于道德。《現代漢語詞典》“道德”的解釋是“社會意識形態之一，是人們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準則和規范”（見《現代漢語詞典》第五版281頁），按中國傳統哲學觀念，“道德”意為社會中“能以彼此相安共處的一種路道”，此“路道取得公認和共信便成為當時當地的禮俗。凡行事合于禮俗，就為其社會所崇獎而稱之為道德；反之，則認為不道德而受排斥”（梁簌溟，《人心與人生》202）。借用到翻譯中來，就是譯者按照一定準則通過一定的方法，對文本進行改變以期合乎讀者的閱讀習慣或審美要求。變譯倫理的核心就在于，變譯行為是否合乎社會的禮俗或準則，而社會禮俗準則的關鍵則在人心。
翻譯之變是不可避免的現實，但是因何而變與如何變通則取決于譯者的心理。這一點與西方學者的思想也不謀而合。切斯特曼強調倫理問題即是譯者的責任心問題，認為譯者的忠誠既不是針對原語文化，也不是譯入語文化，而是跨文化交流涉及到的各方，一旦決定接受翻譯項目，或承諾出版某種譯作，譯者就應該保證實現跨文化關系中穩定的互利互惠關系（Chesterman167-168）。簡言之，譯者倫理是對整個翻譯職業而言，忠誠的是某種超越文本的精神層面的東西。譯者所付出的努力與翻譯結果產生的價值是成正比的，而譯作的價值除去直接的經濟收益，最終就是其對跨文化交流所做的貢獻，對雙方利益以及為增進社會幸福做出的貢獻。
從這個角度說，判斷譯者翻譯行為是否合乎倫理的標準不在于是否忠實于文本，而在于譯者的翻譯行為是否能夠增進跨文化交際雙方的整體利益。
三、中國哲學視角之變譯倫理內涵
國學大師辜鴻銘認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個特征就是“精深、博大和淳樸（depth，broadnessandsimplicity）”，“中國人是用心生活的人（theylivewhollyalifeoftheheart）”，“中國語言也是用心的語言（alanguageoftheheart）”（辜鴻銘6-14）。哲學家馮友蘭認為，中國文化的精神基礎是倫理，特別是儒家倫理；是哲學的而不是宗教的，“未來的世界人類將要以哲學代宗教，這是與中國傳統相合的”（馮友蘭3-5）。《論語》的“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奠定了儒家為人行事的基本準則，即注重仁德，講究忠信。
一切行為皆離不開人的心理活動。梁簌溟指出人類社會的心理學基礎不在理智、不在本能，而在人心，人心與人類生命是統一的，“要從生活來看生命，來說生命，而離開人的種種活動表現又無生活可言；這些活動表現于外的，總不過一則是偏動的本能，二則是偏靜的理智罷了”（梁簌溟《人心與人生》13）。該見解用于解釋翻譯中的變譯及其背后的原因是非常恰當的，變譯倫理也在人心。翻譯取決于譯者心，翻譯倫理就是對譯者的心理研究，譯者的心，不過是種種關于翻譯的記憶和思想之集合。
既然人心存在偏動的本能，譯者在翻譯的時候自然會做出調整變動，然而，偏靜的理智又告訴人們必須遵循原文，忠實于作者，這一動一靜之間的拉鋸，構成了譯文的面貌。很難說哪個譯者或譯作完全保留了原文、完全忠實于作者，即便主觀上愿意如此，在客觀實踐中也可能是另外做法。此種現象在古今中外的翻譯實踐中可謂數見不鮮。嚴復首推的信達雅，其中心點是對原文的忠實。然而，他自己的翻譯卻是“不忠實”的，這一點他本人也承認“取便發揮，實非正法”且告誡讀者不要向他學習，“勿以是書為口實也”（嚴復136）。此處無意分析嚴復作出這種選擇的原因和動機及其翻譯的好壞，只欲說明譯者心理與行為上的矛盾。類似的譯者不計其數。林紓雖然宣稱自己的翻譯之訛，原因“均出不知”，不懂原文，錯在助手，而實際他是“明知故犯”，“手癢難熬”，隨意發揮之處不勝枚舉。像他那樣“把翻譯變成借體寄生的、東鱗西爪的寫作的人在各國翻譯史上都找得到例子”（錢鐘書87）。這些現象與中國哲學的理想人格“內圣外王”十分吻合。中國哲學的精神既是入世，也是出世的，人們在日常行為中努力做到“入世”，注重社會和人倫道德；但心靈上追求的是“出世”的超越境界（馮友蘭6-8）。落到翻譯上，就是對忠實心向往之，而行動上的變譯則屬社會需要和人倫道德作用的結果。
根據儒道哲學對文化、人生及人心的論點，可以得出對變譯倫理的認識：首先，變譯倫理是一種哲學理念與存在，是植根于“道法自然”的傳統中國精神。老子所言“反者道之動”說明萬事萬物的自然規律，物極必反，事物不會朝著一個方向發展。翻譯當中的轉化與改變是客觀規律，也是道的作用。不僅譯者面對原文時要變，成品之后的譯文隨著時間的推移，也需要改變，這也是為什么每隔數年就需修訂或重譯的原因。“變以致用”是變譯倫理的價值訴求。眾所周知，翻譯中的絕對忠實既不可能，也沒必要完全做到。同時，也不存在絕對脫離原文的流暢譯文。正因有了各種變通，才使林紓那樣的翻譯“起一些抗腐作用，林譯因此而可以免于全被淘汰”（錢鐘書89）。傅雷的譯作幾乎全都經過反復多次的修改，因為“十八世紀人士的談話，與現代的中國話往往格調不合，顧了這個顧不了那個，要把原作神味與中文的流利漂亮結合，絕不是一蹴即成的事”（傅雷47）。由此可見，變者，譯之所倚也。
其次，變譯倫理是一套關于譯者之心的哲學理念與存在，是超越一般策略、方法、準則、規范等的學說，而非具體針對某些作品、某個譯者，甚至某一類型的翻譯。譯者之心是超越個體、本質上存在的共通共有的東西，因為種種的記憶思想，都需依賴或運用語言文字而完成。語言文字不是某社團和個人私有的，人心也有一定共性而非個人所私有。任何人只要掌握了社會人群里所公認且共用的那套語言文字，他便能接受社會人群里的種種記憶和思想。無論是博學的譯者還是初級譯者，都具備一定關于翻譯的種種集體記憶和思想，從而形成了他獨具個性的心理，而這些共通共有的東西就構成了我們開展翻譯、審視譯文、評價譯者等一系列活動的價值基礎。中國譯者的心理本質上包涵儒道各家學說的核心價值觀，如仁、義、禮、智、信，真、善、美，“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等等。這一點可以從中國歷代翻譯家的實踐和認識中得到印證。正是這些深深植根于譯者之心的思想觀念和文化記憶構成了譯者之心并引導著譯者的選擇和決策。
第三，變譯倫理是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體系，是圍繞翻譯中的“形”和“神”的取舍及平衡問題的探討。因此，變譯倫理既是認知，也是行為。縱觀中西翻譯史上對忠實通順、直譯意譯、準確性可接受性的爭論，都可以歸結到中國哲學中的一個重要命題——形神問題。以儒道為代表的思想體系強調宇宙的陰陽平衡，萬物周而復始，老莊哲學中涉及形神關系的論述很多，如《文子·下德》中引老子語曰：“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淮南子·原道訓》中說：“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都表示了以神為主，以形為輔，神貴于形的觀念。同時也指出了形神一致，不可分割的聯系②。翻譯史上無論是嚴復的“信達雅”、馬建忠的“善譯”，還是林語堂的“忠實通順和美”的標準，及至傅雷的“神似”、錢鐘書的“化境”說，都體現出中國譯者意識和行為上對傳統文化崇尚的美、和諧、神韻的追求。正如古人云：“凡事既盡其美，必有其韻”；“韻者，美之極”（羅新璋11）。這些論述中的“神韻”體現了傳統哲學的“以神為主”，大多翻譯實踐的成功，在于深得原文之神，同時能夠將原文之藝術變成譯文當中的藝術。
四、哲學審美視角之變譯倫理外延
《道德經》的“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強調心靈保持虛和靜的至極篤定狀態，不受外界影響，日常行為中需遵循相對恒定的倫理與準則。由此而產生的中國哲學傳統有虛實相生的特點，即馮友蘭所說的“為學、為道”的區別，前者指“增加積極的知識”，是“實”的一面；后者指“提高心靈的境界”，是“虛”的一面，而“哲學屬于為道的范疇”（馮友蘭5）。這為變譯倫理奠定了認知綱領。從哲學層面來看，“變譯”更多屬于“為道”范疇，其意義不單是為實踐做參照。同樣，變譯倫理命題的提出不能說僅僅是為翻譯實踐做評判標準，也不能以此為批評的具體依據，而是為更好地理解變譯乃至翻譯本質，進一步剖析譯者行為事實和行為目的之間的關系，從哲學視角拓展本土翻譯研究的理論價值。
變譯倫理對于譯者和翻譯過程而言，取決于譯者心；對譯作閱讀的讀者和評論者而言，則在于讀者心、論者心。人們經常會把翻譯倫理與價值、好壞等概念相聯系。符合一定倫理規范的被認為是好的、成功的翻譯，反之則被認為是不成功甚至是壞的翻譯。例如，我們在評價譯作時，會冠以“某時代譯者普遍擁有的價值觀念”，“某原語或目的語文化所持有的觀念”等說辭，翻譯是一系列行為，這一系列行為可以通過其翻譯策略來進行描述，策略又是一套準則規范控制的，準則規范又是從特定人群喜歡的文化基因凝聚而成的。準則規范和策略的取舍背后蘊含著價值的取舍。
《文心雕龍》所言“文辭氣力，通變則久”就是指文章需變通，才能流傳。翻譯的功能既是傳播，也離不開具體操作上的變通。歷代翻譯家之所以名垂千古，正是因為他們善用變譯之手段，達到翻譯目的的。嚴復的翻譯追求信達雅，但若僅用他提出的信來審視他的翻譯實踐，不考慮時間、語境及各種關系，對翻譯妄加批評，總體上是有失公允的。“嚴復所關注的并不是翻譯本身，也不是原著，而是經由翻譯輸入的思想怎樣可以對中國讀者產生作用”（王宏志94）。嚴復雖“非正法”的變譯是“更宏觀的翻譯手段”，是“特定條件下特定程度上的最具特效的方法”（黃忠廉64），可見，讀者、社會現實等效用方面，包含經濟性和可接受性等，都是其實踐的原則取向。需從變譯結果看倫理，從倫理推斷翻譯過程。從虛實相生來看，譯者心理倫理為虛，譯文效果為實，需抓大放小，必須是倫理評判加實際譯文評判，不可偏廢。一味的倫理關照或譯文評價，都不足以反映譯文的全貌。也正因為此，法國翻譯理論家貝爾曼提出倫理原則和詩學原則共同作為翻譯批評的原則。“虛實相生”也是我國古典美學一個極其重要的觀念，經過理論家的闡述與發展，逐漸形成了“神韻”“意境”等重要思想。如果說中國哲學強調的是人心，是天人合一的整體與融合；而西方則更注重物我兩分的關系。諾德及功能學派將翻譯的忠實fidelity改為忠誠loyalty，其實就是將人與文本之間的關系轉變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前者強調對原文的忠實，后者注重翻譯目的或功能的達成。切斯特曼區分服務倫理、交際倫理兩種，都包含著倫理價值的取舍，評價翻譯，是看完成任務的好壞？是否達到委托人的目的？實現譯文在目標語文化的功能作用？這些判斷都過于具體，變譯倫理總體上關注是否弘揚了一定時期一定人群認可的價值觀念。
對翻譯倫理的考查不能一概而論，一蹴而就，需從文化上全面分析，如對翻譯原文的選擇也是有價值取舍的，二十世紀以前的翻譯材料多是外國傳教士選擇的關于宗教題材的作品或小說，不是因為其文學價值被譯介，而是為其教化作用。隨著現代化進程的需要，加上個人趣味、意識形態的改變以及越來越多的接觸機會，更多西方的文學作品被逐步翻譯成漢語。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翻譯倫理應該注重境遇性。“好”與“不好”是相對的，對翻譯倫理的考察也需要結合具體的歷史語境、翻譯觀念、對象文本、翻譯目的等作考察。從這個意義上說，翻譯倫理本身也并非一成不變的，而是需要在具體的歷史文化語境中加以考察，進而也就為變譯倫理提供了衍生的空間。
變譯倫理的客觀存在并不導致隨意篡改原文、譯無標準可循的結果。無論理解存在多少的差異，無論讀者怎樣發揮主動性，原文文本是存在一定意義內核的，譯者必須首先培養對原文的欣賞能力、再現能力，然后才學習節譯、重寫、改寫等技巧，再學習解構方法，挑戰權威，顛覆原文。倘若譯者尚未弄懂原文的核心含義，就按自己理解或想象的意思去譯，若是有意為之，那不如自己原創；若硬要用創造性叛逆為自己辯解，則難免被人識破而被詬病，這一點應該是翻譯人的價值共識。當然，某些譯者的創造性改寫或有意識誤譯則另當別論。
其實，西方現代心理學和社會學也想努力逐步擺脫過分強調個體與競爭特性，而更趨向靠近儒家的理想，認為理想的社會活動是“在合作基礎上建立的融洽的有機體”（Bodde72-73）。這是西方學者深入研究中國思想體系后得出的結論，也從另一個側面印證了二十世紀后半葉至今的翻譯研究轉變，更多學者轉向更為廣闊的歷史文化領域，認為翻譯“既是政治和詩學問題，也是美學與倫理問題”（Bassnet19-20）；另有人指出，翻譯倫理涉及到廣泛的社會歷史背景，其重點在于對人的研究而非文本，人是復雜的個體，很多問題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問題（Pym6-7）。可見，無論翻譯研究作何轉向，對相關文本、社會背景、譯者行為及心理的研究將會得到日益突出的關注，從而為變譯倫理提供更為豐富的現實注腳。
五、結語
【關鍵詞】哲學基本觀點思想品德課滲透教學方法論
哲學是一門對學生進行基本理論教育的課程，同其他政治課一樣不是單純的理論教育課，更主要的是思想教育課。講清哲學原理是提高學生思想覺悟的基礎。提高學生的思想覺悟是講清理論的歸宿，是哲學教學的目的。怎樣在初中《思想品德》課教學中滲透哲學原理，讓學生感覺到這門課的趣味性、實用性是我們的責任。因此，在教學中單憑空洞的理論說教、不結合當前社會實踐、不結合學生實際是不可能達到教書育人的目的的。必須結合具體的教學內容，合理地、適當地貫徹思想教育，才能培養出德才兼備的初中生，為高一級學校輸送合格的人才。
根據新課程改革的精神和要求，初中思想品德課應以學生發展為宗旨，以培養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為重點，從根本上提高學生的思想品德素質和人文素質。WwW.133229.CoM而哲學是關于世界觀的學說，它對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學習和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讓初中生了解一些哲學思想和方法，有利于他們正確處理學習、生活和成長中遇到的各種煩惱和困惑，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提高實踐能力。
筆者認為，在初中思想品德課教學中，有意識地滲入哲學思想，會取得較好的效果。例如，在對初一學生進行“鍛煉堅強意志，積極對待挫折”的教學時，可向學生提出“挫折是好事還是壞事”的思考題。多數同學會不假思索地回答：“壞事。”首先應肯定學生的回答，指出挫折本身并不是好事，也可以說是壞事；然而，也有人能戰勝挫折，成就一番事業。如我國明代醫學家李時珍曾三次參加科舉考試，都失敗了，但李時珍并沒有因此消沉，他立志學醫，終于寫成了流芳百世的醫學著作《本草綱目》。又如瑞典化學家諾貝爾研制炸藥屢遭失敗，甚至因此失去了親人，但他堅定不移，繼續努力，終于獲得了成功。之后，請學生思考：我們應怎樣正確看待挫折？通過討論、分析，學生體會到挫折是有負面效應的，但只要我們正確對待，挫折能對人產生促進作用、增力作用、清醒作用，能對人產生重要的影響。許多有作為的人，都是在挫折中成長起來的。這時，適時地進行點撥小結，其實世界上許多事物和挫折一樣都是具有兩面性的，“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我們要學會“一分為二”地、全面地看問題，既要看到消極不利的一面，又要看到積極有利的一面。努力克服不利的因素，充分利用有利的一面，使事物向好的一面轉化。這樣，運用唯物辯證法關于矛盾的觀點，使學生懂得了培養堅強意志和頑強毅力的重要性，對學生起到了強烈的激勵作用。
違法和犯罪是初二法律知識教育中的兩個重要概念。兩者既有區別，又有聯系。違法是犯罪的前提，犯罪是違法發展的必然結果，兩者在本質上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它們在本質上都是危害社會的違法行為。一個人如果經常做違紀違法的事，不思悔改，發展下去，就可能導致犯罪。有這樣一個案例：王某從小經常打架、破壞公物，還逃學到網吧或游戲廳上網玩游戲，沒有零花錢就偷拿同學的錢物或敲詐小同學，經老師批評教育后仍不改正。因為他認為自己沒犯罪，犯點小錯誤沒事。后來，因偷竊鄰居的財物被公安機關送去勞教所勞動教養。但勞教回來后，仍惡習不改，一次因參加一團伙搶劫被逮捕，經人民法院審理，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在引導學生分析王某“違紀——違法——犯罪”的過程中，有意識地滲入哲學上的“量變與質變”原理。指出大量的違紀是違法的前提和準備（量變），違法則是違紀的必然結果（質變），違法之后不思悔改，繼續行竊，就是在做量的積累（新的量變），久而久之必然導致走向犯罪的深淵（再次發生質變）。
在仔細的分析中，使學生認識和理解了違法和犯罪的聯系，懂得沒有“小錯不斷，大錯不犯”只有“小錯不斷，大錯必犯”的道理。因此，我們平時要嚴格要求自己，防微杜漸，“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以防止違法犯罪的發生。
又如，內因和外因辯證關系原理在九年級教材中有多處體現。“改革開放增強了我國的綜合國力”即改革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和對外開放的必然。教學中，可一方面介紹黨的以來我國改革開放的實踐及取得的巨大成就，讓學生獲得直觀感性的認識；另一方面，將事物變化發展是內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事物是普遍聯系的等觀點穿插其中。指出內因是事物發展的根據，是事物發展的源泉，外因是事物發展的條件，內因和外因在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同時存在，缺一不可。我們在觀察事物、分析和解決問題時，要既看到內因，又看到外因，堅持內因和外因相結合的觀點。使學生知道改革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內部動力（內因），而對外開放則是外部條件（外因），引導學生對改革的重要性和開放的必要性進行理性的思維，懂得我們這樣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搞現代化建設，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并在此基礎上不斷深化改革。但是，獨立自主并不是盲目排外。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堅持對外開放，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是我國順利進行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條件，是我們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國策。
綜上所述，在初中思想品德課教學中滲入哲學思想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我們在實際教學中，要充分考慮學生的知識基礎、年齡特征、認識特點和理解能力，用簡明通俗的語言、生動有趣的事例，引起學生的興趣。教學實踐中表明，在教學中把握以下幾個方面，有助于獲得理想的教學效果。
第一，尋找機會，適時滲入。在進行初中思想品德課教學時，我們要認真研究教材，挖掘教材所蘊涵的哲學思想。在幫助學生理解和掌握基礎知識的過程中，有意識地引導學生進行分析，揭示出相關的哲學思想，使學生的認識和理解更進一步，由特殊具體的知識上升到一般普遍的原理，體會到哲學基本觀點和原理對我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實際指導意義，從而激發學生的求知欲望，提高學習的積極性。
第二，把握尺度，適當滲入。初中思想品德課畢竟不是哲學原理課，我們只是想讓學生對哲學知識有個初步的了解。因此，只要抓住與教材內容緊密相關的哲學基本原理，用通俗的語言和適當的方式予以介紹即可。讓學生在對比的基礎上有所感悟，從而訓練學生的思維，增長學生的智慧，使學生更靈活、更聰明，提高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要避免脫離學生的實際將哲學原理講深講透的做法，以免增加學生的學習負擔，達不到預定的目的。
第三，循序漸進，逐步滲入。初中思想品德課教材，特別是九年級教學內容蘊涵著許多哲學思想，如普遍聯系的觀點、矛盾分析的方法、量變質變原理、內因和外因辯證關系原理、實事求是的思想等。我們一方面滲入哲學思想，另一方面要啟發引導學生經常運用已了解的哲學原理學習新的內容，達到溫故知新。在經常運用中，加深哲學思想的理解，使學生懂得哲學并不是抽象空洞的理論。
在用英語進行交流的過程中，人們常常發現毫無惡意的語言會使對方驚訝或憤怒，簡單的一句話會使一方捧腹大笑，而另一方則全然不知其幽默所在。請看下面的對話：
A（美國外教）: Hi, you have a pair of beautiful shoes.
B（中國學生）: Thank you, my friend bought them for me in Shanghai. Do you like them?
A: Oh, yes. They look very comfortable.
B: Well, if you like them, I’ll ask my friend to buy another pair for you.
這里的美國朋友只是想禮貌性地稱贊一下對方的新鞋子，因為在西方文化中，對他人的新服飾或打扮表示欣賞是良好修養的一種表現。中國學生不了解這一點，熱情地要為對方買一雙一模一樣的鞋子，搞得對方哭笑不得。又如：
A（中國朋友）: Hi, it’s so cold today, why do you only have a T-shirt? Aren’t you cold?
B（美國外教）: I’m fine.
A: Put on a sweater. Otherwise you’ll get a cold.
B: Ok, Mom.
中國學生按照中國的習慣想表示自己對朋友的關心：天冷了多加件衣服。但是這對于美國人來說是讓人難以接受的。因為穿衣打扮純屬個人喜好，他人如此“關心”自己等于在說他不能自立，不能夠自己照顧自己。這對于崇尚個性獨立的美國人來說，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這樣的矛盾最后只能導致雙方的不歡而散。
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學習英語必須同時注意中西方在文化上的差異，否則會引起不必要的誤會。比如，過去中國人見面常常用“吃了嗎？”打招呼，那是因為在中國長期以來吃飯是人們非常關心的一個問題。但是如果這樣與英美人打招呼，他們會以為這是在請他吃飯。因為英國人見面常說“天氣真好！是不是？”，這是因為英國的天氣變化無常，有時一天中甚至會出現猶如四季的變化，人們對天氣產生了一種特殊的感覺，常常談論也在情理之中。如果了解這些不同的文化背景，就不會產生這些誤會。
綜上所述，文化知識對于英語教學和學習意義重大，教師在授課的同時應隨時滲透文化背景知識，這樣學生才能學得一門純正的外語。那么作為教師，怎樣才能有效地教授文化知識呢？
傳授文化知識的途徑
縱觀我國的英語教學，長期以來一直注重聽、說、讀、寫、譯幾項基本技能的訓練和培養。在具體教學中，對于英美文化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造成學生雖然掌握了基本的語言知識，卻不能真正流暢地運用這一語言，不能用英語深入、靈活、得體和有效地進行交際。針對這一狀況，可以采用如下方法。
1）開設專門的有關文化知識的課程，使學生系統地學習所學語言國家的社會文化知識，如“英美概況”“跨文化交際學”“語言與文化”等課程。
2）充分利用現代化教學手段。利用多媒體電腦、電影、電視等直觀教具了解英美文化。
3）充分利用外籍教師。從學習外語的角度來講，與講本族語的人接觸十分必要。通過與外教課上、課下的接觸可以直接感受到文化的差異。
4）在閱讀文學作品、報刊文章時，引導學生留心和積累文化背景、風土人情、社會習俗等知識。對于我國學生來說能夠出國留學親身體驗異國文化畢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所以閱讀就成為一條重要的了解文化背景的途徑。
5）教師對文化知識的傳授和滲透應該貫穿在教學的各個階段、各門課程中，做到隨時遇到隨時教授。
[關鍵詞] 重癥高血壓； 腦出血； 手術時機； 方式
[中圖分類號] R743.3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5-0515（2011）-12-021-01
[Abstract] Objective Analysis of operation time selection, and selection of surgical methods in treatment of severe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treatment effects. Method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our January 2005 -2010 years in December for treatment of 54 cases of severe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in patients with clinical data. According to the interval time between onset occurred until the operation is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2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ultra-early operation groups, time interval ≤7h, 19 cases of early surgical group, interval of 8h-24h, 15 cases of delayed surgery group, time interval ≥24h, On the patient's brain hemorrhage, bleeding and haematoma parts are broken into a computer room, choose surgery patients with surgical methods, there are open-skull hematomas cleared and boneless flap decompression surgery, small bone window open intracranial hematoma removal, single side or double side outdoor drips brain surgery. Recovery and daily living in patients with postoperative follow-up. Results I and Ⅱ group patients unit patients, p0.05, differences of significance stating early surgery better than early operation, Ⅱ and Ⅲ group patients unit patients compared to p0.05, differences are significant, description of early surgery better than delayed surgery. Conclusion Choose appropriate methods, as well as early as possible in the primary hospital for surgical treatment is the key to treatment of severe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Key words] Severe hypertensive; Cerebral hemorrhage; Timing; Modes
重癥高血壓腦出血是指經過檢查腦出血量大于50ml[1]或者對患者進行格拉斯哥評分小于8分[2]，其死亡率很高，可以高達90%[3]以上。我院2005年1月-2010年12月曾應用不同的手術時機以及不同的手術方式治療過54例重癥高血壓腦出血患者，現將其治療情況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取我院2005年1月-2010年12月收治的54例重癥高血壓腦出血患者，均通過手術治療；其中男34例，女20例，年齡為35歲-84歲，平均年齡55.3歲，高血壓病史4年-30年。經檢查出血部位有：基底節區出血19例，丘腦出血11例，腦葉出血10例，小腦出血9例，單純腦室出血并鑄型5例。根據發病起至手術之間間隔的時間分為三組，超早期手術組患者20例，間隔時間≤7h，早期手術組患者19例，間隔時間為8h-24h，延遲手術組患者15例，間隔時間≥24h，分別為I、Ⅱ、Ⅲ組。組間患者的性別、年齡、出血程度等比較，P≥0.05，無顯著性差異，具有可比性。
1.2 手術方法 對于幕上血腫大于70ml且瞳孔散大的患者，全身麻醉后進行開顱血腫清除術，并視情況取單側或雙側大骨瓣減壓手術，完全清除血腫或是盡量將大部分血腫清除，在直視下進行徹底止血，最后于血腫壁貼上止血紗布或明膠海綿并放置至少兩根引流管(其中一根需置于血腫腔內)；血腫在50ml至70ml之間，瞳孔變化不明顯以及小腦出血的患者，采取小骨窗開顱血腫清除手術，小腦手術盡量咬除后顱骨蓋，并咬開枕骨大孔約1-2cm;自距離血腫最近腦功能啞區分開腦組織至血腫腔的部位，完全或盡量徹底的清除血腫，并把止血紗布貼在創面，然后在血腫腔內及硬膜下各放置一根引流管；對于腦室鑄型患者或腦室出血為主的患者，使用雙側腦室穿刺或單側腦室穿刺，在置管后可進行輕度負壓抽吸，并適當沖洗；術后，若出現再發血腫或血腫引流不暢，可通過引流管注入適量稀釋的尿激酶[4]，并將引流管夾閉2-4小時[5]后打開。
1.3 療效判定 本組按日常生活能力分級法：I級：肌力正常，不影響正常生活，可以獨立生活；Ⅱ級：輕度偏癱，可以部分獨立生活；Ⅲ級：中-重度偏癱，在別人的幫助下可以行走；Ⅳ級：只能臥床生活，但意識清除；Ⅴ級：植物狀態生存。
1.4 統計學處理 將本次試驗所得數據錄入SPSS17.0軟件包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即(x ±s)，組間對比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組間對比采用X2檢驗。取95%可信區間，當p＜0.05時，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對所有患者術后進行隨訪，結果：I組患者：I級患者4例(20.0%)，Ⅱ級患者6例(30.0%)，Ⅲ級患者3例(15.0%)，Ⅳ級患者1例(5.0%)，Ⅴ級患者2例(10.0%)，死亡4例(20.0%)；Ⅱ組患者：I級患者3例(15.79%)，Ⅱ級患者3例(15.79%)，Ⅲ級患者5例(26.32%)，Ⅳ級患者1例(5.26%)，Ⅴ級患者4例(21.05%)，死亡3例(15.79%)；Ⅲ組患者：I級患者1(6.67%)，Ⅱ級患者2例(13.33%)，Ⅲ級患者2例(13.33%)，Ⅳ級患者2例(13.33%)，Ⅴ級患者3例(20.00%)，死亡5(33.33%)，I組患者和Ⅱ組患者比，P0.05，差異有顯著性，說明超早期手術優于早期手術，Ⅱ組患者和Ⅲ組患者相比，P0.05，差異有顯著性，說明早期手術優于延遲手術。
表1 三組不同手術時機腦出血患者術后情況的比較
3 討論
3.1 高血壓腦出血手術治療時機對預后的影響 由以上資料得之，超早期手術治療的預后效果優于早期手術治療，早期手術治療優于延遲手術治療。提示對于重癥腦出血患者及早進行外科手術可以降低死亡率。Brott等[6]研究顯示，在發病24h內，至少38%的患者血腫增加33%以上，且多數見于發病后3-4h內。國內王忠誠院士結合大量病例研究認為：對條件適合的病例應早期或超早期手術治療(出血后7h內)。研究證明，腦出血一般在發病后20-30min內形成血腫，多數自行停止，經過6h后周圍發生水腫并逐漸加劇[7]。通過研究腦出血早期的病理變化得出：腦組織在受到血腫的壓迫后，由最初的海綿樣變性到出現壞死、直至形成不可逆性的腦損傷，大約需6h左右。所以出血后7h行血腫清除效果最好。另外，重癥高血壓患者病死率及致殘率與血腫壓迫時間呈正相關。血腫壓迫時間越長，缺血、缺氧、水腫及炎癥介質釋放造成的繼發性腦損傷越重，導致不可逆性損傷，且中樞性抑制并發多臟器功能衰竭風險越高。因此，對于高血壓腦出血，早期甚至超早期手術，迅速解除血腫對腦組織的壓迫，使腦組織復位，從而改善局部血循環，減輕腦組織缺血、缺氧、水腫，減少炎癥介質釋放，從而減輕繼發性腦損傷，對改善此類患者預后至關重要[8-9]。
3.2 腦出血手術方式的選擇 高血壓腦出血手術方式多樣，可視情況采取不同術式。對于血腫較小，一般情況較好的患者，可行血腫碎吸術或鉆孔置管血腫引流加尿激酶溶解術，缺點是減壓不充分，不能在直視下止血，而且，使用尿激酶后，再出血的可能性增大，對于血腫較大和腦疝形成的患者不適宜。對于出血位置表淺、血腫量少或年紀較大的患者，可行小骨窗血腫清除術。如果術后顱壓高增高，水腫加重，還可擴大骨窗進一步減壓。對于位置較深、血腫較大、已有腦疝形成但時間較短(6h)以及小腦出血患者，主張行開顱去骨瓣減壓血腫清除術。如果血腫已破入腦室并形成鑄型，建議行開顱血腫清除術，若血腫局限于一側腦室，可行側腦室引流術。值得注意的是，基層醫院因條件及技術有限，切不可盲目追求血腫清除率。特別是位置深在的血腫，基層醫院若盲目追求血腫完全清除，往往因光源、器械、技術等問題，造成止血困難或再出血，反而提高了死亡率。所以，就基層醫院而言，本人提倡：重癥高血壓腦出血患者盡量早期手術；并采用適當的手術方式、術中盡量清除血腫；若血腫太深、則清除至腦組織塌陷即可,不宜追求血腫完全清除。這樣才能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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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簡介：本文系作者于2007年8月發表的“英語中主謂一致問題研究述評”（四川教育學院學報）的后繼研究。
摘要：本研究旨在教學語法視角下分析初中高三組水平學生語法測試結果，來探討中國英語學習者主謂一致習得狀況。結果發現：1.中國英語學習者并未完全習得主謂一致，水平越高不意味著習得越好；2.中國英語學習者在習得過程中出現形式和意義分離現象。
關鍵詞：教學語法；主謂一致；形態；意念；話題突出
中圖分類號：H31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1580（2013）07—0111—03
一、研究背景
主謂一致，即主語和謂語動詞在“數”的觀念上協調一致的語法形態關系。主語所體現的“數”有形式、意義兩層次，其源于主語缺乏表示“數”的語法標記和NP短語體現“數”的觀念多樣性。教學語法中主謂一致實質是協調性一致，只有協調才能解決“形式”和“意義”的矛盾。雖能提供解決矛盾的理論框架，卻不足以解釋主謂在“數”的匹配中所呈現的特殊性，只有將普遍原則和特殊規則結合才可能較好地促進習得。
Bock & Miller和Bock發現了局部名詞誘使受試對謂動“數”的匹配發生誤判的“吸引效應”，一些學者在此效應下發現受試理解、產出受句法和短語線性次序影響，局部名詞能造成語義和句法操作沖突，復數形式標記更易激活并影響一致的產出。國內學者對三原則進行了理論探討，有研究發現漢語處理經驗能夠影響英語處理過程。國內研究多偏重理論，雖有學者采用了實證方法考查主謂一致，但仍未從教學實踐中通過測試手段探究主謂一致習得總體狀況，而這恰是本研究聚焦點。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問題
（1）中國學生主謂一致習得狀況上有什么特征？
（2）造成這些特征的原因是什么？
2.受試
受試分初級（初二）、中級（高二）和高級（大二）。三組以自然班形式參加調查，每組均為50人。
3.工具
工具是語法測試卷。第一部分考語法一致、意義一致、就近和不干涉原則，每題1分，滿分42分。第二部分考特殊規則，每題2分（1’-判斷+1’-改錯），滿分24分。調查在2005年上旬進行，回收120份有效試卷。測試項目內在一致性較好（α系數為0.7785）。
三、數據分析結果
1.普遍原則上總趨勢
表1（略）顯示三組在語法一致和不干涉原則上差距不大；在意義一致上有顯著差異，初、高中和大學組有隨水平增長而提高的趨勢；在就近原則上，最低、最高分持平，大學組平均分最高，高中組其次，初中組最低。
2.普遍原則上組間差異
從表2看出，在意義一致和不干涉原則上組間差異明顯，顯著性水平都達到了0.000。對照表3發現，初中與高中、大學平均值差異十分明顯，概率均達到了0.000。但是，高中和大學組相比，置信區間含零，概率分別為0.238、0.961，差異不顯著。三組在就近原則上顯著性水平為0.175>0.05，差異不明顯，通過表3發現三組間概率均大于0.05，任意兩組置信區間含零，組間差別不大。在語法一致上，組間差異顯著性水平為.051≈0.05，較為明顯。高中組最高，大學組其次，初中組最低。
3.特殊規則上的差異
一、二題考主語為none of +n.（pl），初中生多做對第一題，高中和大學生多做對第二題；三、四題考only one of 和the only one of 在定語從句中搭配，初、高中生多做對第四題，而大學生多做對第三題；五、六題考存現句，三組中多做對第五題；七、八題考算術表達式，初中生半數以上、高中、大學生絕大多數兩題全對；九、十題考主語為a/the majority of +n.（pl），大多數初中生、超半數高中生做對第十題，大學生兩題全錯較多；十一題考主語為分數表達式+of+n.，十二題考it is強調句，初中生大多數兩題全錯，高中生大多數兩題全對，大學生在十一題上錯誤率高，在十二題上對錯剛半。
四、討論
在教學語法中，形式、意義和用法是三個主要層面。三者各自獨立但又相互聯系，形式與意義層面發生互動，形式和意義層面又分別與用法層面產生互動關系，三層次間緊密聯系使得任何一個層次變化也會引起整體變化。但不管變化如何產生或發展，形式層次著眼于準確性，意義層面在于意義化，用法層面在于得體性，三者統一于語言交際中。從三者所形成的連續體來看，教學目的是運用語法完成語言交際任務，互動是推動三層面發生關系的助推力。因此，任何兩個層面的關系都會影響到三者形成的循環機制。如果某兩層面未形成接口，互動關系就不能產生，從而影響到體系運行。就主謂一致而言，雖然規則追求形式和意念統一，實踐中卻是形式和意念的主次問題。形式占據支配下，意念就退居次要；意念掌握支配時，形式就退居次要。因此，主謂一致實質是形式和意念妥協性一致，兩者接口呈弱性。這使形式和意義只發生有限互動，影響到形式、意義和用法整體互動，進而對循環產生不利影響，學習者很難將規則運用到交際中。
這種影響集中體現在錯誤上，它與中介語發展緊密關聯，具備系統性、可滲透性和動態性的特點。系統性是指中介語系統整體結構是有秩序的，中介語出現的錯誤也有規律可循，體現在大部分學生在規則或不規則動詞第三人稱單數變化上出現了系統性錯誤，并因水平不同而呈現不同特征。可滲透性是指隨著輸入在“量”和“質”上增加和提升，學習者不斷地修正原有規則，增添新規則，或是重建整個系統；動態性則指全過程是隨認知能力提高而不斷向前發展的。三組學生在習得上更靈活地運用新規則修正并更新頭腦中的舊規則，使其不斷接近目標語規則體系；但對比后發現大學生雖然在知識掌握上不如高中生，但從總體上認知過程仍然在發展。
中國學生在主謂一致習得上仍保持了中介語發展的普遍特征，但也存在滯后現象，這是內外因綜合作用的結果。認知因素和心理機制是內因，而外因的母語因素通過認知因素和心理機制產生干擾。認知因素主要是頭腦的知識系統，頭腦中存在隱性和顯性知識系統，隱性知識是學習者在無意識習得中構建的體系，顯性知識是學習者在有意識學習中構建的體系，顯性知識可以部分、有條件地轉化為隱性知識。只有當學生處于能夠吸收的發展準備階段時，顯性知識才可能經現存知識系統過濾后融入中介語轉化為隱性知識。這一過程也易引起過度泛化，高階學習者常通過擴大目標語規則使用范圍建構起對中介語的認知模型。其本質是相似類比，利用使用對象相似處，依照目標語規則展開混合形成新結構，學習者可能構建出部分甚至全體相似性的錯誤認知結構，將導致經歷“平臺期”，伴隨通過心理機制產生暫時性梗阻的“穩定化”現象。它在大本二年級容易產生，也被稱作“二年級現象”，但這并不意味著語言能力出現全面退步，局部停滯不能否認整體進步。
“穩定化”如果不能被克服就會導致僵化，原因在于語言習得機制和普遍語法中參數設定。語言習得機制可以將輸入規則通過普遍語法內化為語言能力，進入關鍵期后所構建的中介語在未達到目標語設定前發生僵化，但成年人的“潛在語言結構”可被激活并使普遍語法轉化為目標語語法結構。但激活也可能無法完成，這是因為參量設定中規則標記性的作用。學習者較容易認知非標記性語言材料，如果在習得時呈現出有標記性特征，學生錯誤就會出現，此外母語干擾不容忽視。因為漢語的“話題突出”結構中的話題和謂語很少存在一致關系，話語決定著句子成分間語法聯系，不需動詞與主語在性數上配合。英語是主語優先式語言，要求動詞與主語在性數上保持一致。雖然漢語“話題”和英語“主語”常位于句首，但漢語“話題”相當于英語“簡單話題主位”，更強調客觀信息。中國學生使用英語有限且缺乏語境，大腦就會使用母語配套知識幫助形成目標語結構信息，遷移就發生了，對習得產生了干擾，其集中體現在對輸入信息處理上。漢語注重“意合”，由于缺乏標志一致形態句法提示，學生會忽略與其相關提示的低突顯性信息，這種經驗很容易遷移至英語中。而外顯信息程序化在工作記憶中進行，學生一次只能聚焦結構里不同提示（如主謂一致）中高突顯性提示作為解讀信息，低突顯性提示（如單數第三人稱）被忽視，這樣導致顯性記憶模塊中陳述性知識未被“程序化”，外顯記憶中陳述性信息就不能轉換成程序性信息存于內隱記憶，學生難察覺到單數第三人稱信息，失誤就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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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腦出血急性期;田黃沖劑;腦水腫;腦血腫：神經功能評分
腦出血是臨床常見的急危重癥，發病率和死亡率高，尤其是重癥病人30 d內死亡率高達30%～40%，預后極差[1]。本文通過對田黃沖劑組和常規治療組患者腦血腫、腦水腫及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變化的觀察，來評價田黃沖劑的臨床療效，并探討田黃沖劑治療腦出血急性期的療效機理。
1資料和方法
1.1一般資料入選病例為2007-09～2009-05就診于天津市第四中心醫院的自發性腦出血患者60例，男性38例，女性22例;年齡42～70歲，平均(51.6±7.2)歲;其中基底結區出血37例，腦葉出血18例，腦干出血5例;均為發病24 h以內者。兩組患者在性別、年齡、臨床表現、體征、出血量及合并癥等方面，無顯著差異(P>0.05)，具有可比性。
1.2入選標準腦出血參照1995年全國第四屆腦血管病學術會議通過的“各類腦血管疾病診斷要點”，全部以CT確診[2]。且除外合并急慢性炎癥、腫瘤、凝血功能障礙、混合性卒中以及接受免疫抑制治療或手術者。
1.3分組治療方法60例患者隨機分為常規治療組(30例)和田黃沖劑組(30例)。兩組患者均采用脫水(選用天津百特醫療藥品有限公司生產的20%甘露醇，依顱高壓程度給予150～250 ml，每6～12 h靜脈滴注1次，連用3～7 d;若出血量
1.4指標測定
1.4.1腦血腫及水腫體積測定分別于發病當天、第3，7，14天對入組患者行頭顱CT掃描，計算腦血腫及腦水腫體積。腦血腫體積〔出血量(ml)〕=π/6×長(cm)×寬(cm)×高(cm);腦水腫體積(ml)=水腫帶體積-血腫體積(血腫及水腫帶體積的測定均按多田氏公式[3]計算)。
1.4.2神經功能缺損程度評分所有入選患者在入院當天和發病后第3，7 ，14，28天進行腦卒中量表(NIHSS)評分[4]，評估患者的神經功能缺損情況。
1.5統計學方法所有實驗數據均采用±s表示，采用SPSS 12.0統計軟件;兩個獨立樣本的比較用t檢驗。P
2結果
根據頭顱CT結果計算，無論是兩組間比較，還是同組不同時段比較，患者腦水腫體積與其血腫體積成正相關，均在第3天出現高峰。田黃沖劑組患者的腦血腫、腦水腫在第7天明顯減輕(常規治療組高峰延遲到第7天)，而常規治療組患者腦血腫、 腦水腫在第14天才有明顯減輕;說明田黃沖劑組患者腦血腫和腦水腫的吸收優于常規治療組。見表1～2。
2.1ICH患者腦血腫體積情況在發病3天時，各個治療組患者腦血腫體積達到高峰， 在發病7，14 d時，各個治療組患者腦血腫均逐漸減輕。在血腫達到高峰后，各時段田黃沖劑組腦血腫體積均較常規治療組減少。結果見表1。表1常規治療組及田黃沖劑組患者腦血腫體積比較
2.2ICH患者腦水腫體積情況在發病3d時，田黃沖劑組患者腦水腫體積達到高峰， 在發病7，14d時，各個治療組患者腦水腫均逐漸減輕。常規治療組患者腦水腫體積在第7天達到高峰后逐漸減輕。除發病3天其余各時段田黃沖劑組腦血腫體積均較常規治療組減少。結果見表2。表2常規治療組及田黃沖劑組患者腦水腫體積比較
2.3ICH患者NIHSS評分情況見從神經功能缺損評分分析，患者的NIHSS評分在發病初期都顯著升高，在發病第3天達到高峰，隨著藥物治療病情轉歸而下降，呈逐漸遞減降低的趨勢。兩組患者神經功能缺損的改善在第7天開始，并于第14天田黃沖劑組顯示出了優勢;到第28天其療效田黃沖劑組仍然優于常規治療組。結果見表3。表3常規治療組及田黃沖劑組患者NIHSS評分
3討論
腦出血患者的神經功能缺損來自兩方面:一是不同部位的出血壓迫周圍腦組織，另一方面是血腫壓迫周圍腦組織后引起水腫，破壞腦組織引起功能缺失。對于腦出血的治療主要在于促進血腫吸收、抑制水腫形成及減少神經功能的缺損。急性期腦出血傳統的內科治療以脫水降顱壓、調節血壓、維持水電解質平衡等對癥治療為主[1]。腦水腫是急性腦血管病的共同病理過程，早期主要是細胞毒性水腫，后期則為血管源性水腫，水腫的形成又可加重循環障礙及缺血損傷，擴大缺血范圍，并最終導致腦疝形成，因此，阻止和消除腦水腫是治療急性腦血管病的關鍵[5~10]。中藥三七具有活血化瘀、化瘀而不傷正氣的藥效，三七用于治療血管性疾病，歷史悠久。《本草綱目》中記載，三七“主治止血、散血、定痛”，具有活血、祛淤、消腫、止痛等功效，且活血化瘀、化瘀而不傷正氣，臨床應用已有六百余年歷史，用于腦血管病的治療取得較好的療效，并且自三七中分離到的三七素，其止血作用優于止血環酸;其三七總皂苷不但具有保護腦細胞、減輕腦水腫的作用，還具有解痙鎮痛作用[11，12];大黃苦寒降泄，能泄火止血，制后收斂止血力更強，其主要有效成分大黃素、大黃酚和α-兒茶素能提高血小板的粘附性和聚集力，從而加速止血[13];以大黃為主治療出血性中風痰熱腑實證及其并發的上消化道出血、高熱已成為臨床常用方法之一，作為通腑法的必用藥，合理應用大黃對病情的愈后有重要意義。本課題將聯合應用田七大黃，以使加強田七保護腦細胞，減輕腦水腫及解痙鎮痛作用，配合大黃化痰通腑泄熱，釜底抽薪，解除風火上旋之勢，使邪有出路，從而達到解毒開竅、通腑泄熱、熄風化痰、活血通絡之效。
本研究發現，在發病初期， 常規西醫常規治療及田黃沖劑加常規治療患者的腦血腫體積在發病初期都顯著升高，但兩組間血腫無明顯差異;在發病3 d時，各個治療組患者腦血腫體積達到高峰，且均值較前加重，且田黃沖劑組與入院時比較具有顯著統計學意義，而常規治療組與入院時比較同樣具有統計學意義，這反映了田黃沖劑組出現繼發出血現象的患者較常規治療組多;在發病7d時，各個治療組患者腦血腫均較前減輕，田黃沖劑組與第3天比較具有顯著統計學意義，而常規治療組與入院時比較同樣具有統計學意義，這反映了田黃沖劑組對腦血腫吸收的治療效果好于常規治療組;在發病14天時，各個治療組患者腦血腫均減輕，血腫均明顯小于發病第3天。在各時段進行組間比較均無統計學意義，但我們發現在腦血腫達到高峰后應用田黃沖劑加常規治療患者的血腫體積均在各時間段低于常規治療的患者，同樣說明田黃沖劑具有減輕腦血腫的作用。
腦水腫的的趨勢同腦血腫基本相同，在發病初期， 常規西醫常規治療及田黃沖劑加常規治療患者的腦水腫體積在發病初期都顯著升高，但兩組間水腫無明顯差異;在發病3 d時，田黃組患者腦水腫體積達到高峰，且均值較前加重，且與入院時比較具有顯著統計學意義，而常規治療組與入院時比較同樣具有統計學意義，這反映了田黃沖劑組出現繼發出水現象的患者較常規治療組多;在發病7d時， 常規治療組患者腦水腫體積達到高峰，且均值較前加重，田黃沖劑組患者腦水腫均較前減輕，田黃沖劑組與第3天比較具有顯著統計學意義，而常規治療組與入院時比較同樣具有統計學意義，這反映了田黃沖劑組對腦水腫吸收的治療效果好于常規治療組;在發病14天時，各個治療組患者腦水腫均減輕，水腫均明顯小于發病第3天。在各時段進行組間比較發病1，3 d均無統計學意義，在發病第7天及14天兩組間比較具有統計學意義說明，說明田黃沖劑可能通過減輕腦水腫的起到治療作用。
對不同時間段的NIHSS評分進行比較，發現常規西醫常規治療及田黃沖劑加常規治療患者的NIHSS評分在發病初期都顯著升高，在發病第3天達到高峰，隨著藥物治療病情轉歸而下降，呈逐漸遞減降低的趨勢。通過各組間比較我們發現，只有第28天的時候具有統計學意義，說明田黃沖劑在對病人的功能康復的治療上具有遠期療效，雖然其它各時段治療組間及比較均無統計學意義，但我們發現田黃沖劑加常規治療患者的臨床功能恢復要好于常規治療組且NIHSS評分也低于常規治療的患者，說明田黃沖劑同樣有助于改善腦出血患者的早期神經功能功能康復。在同組各時段的比較我們發現常規治療組與田黃沖劑組具有同樣的趨勢，即在發病第3天時神經功能損傷達到高峰，隨后逐漸好轉。田黃沖劑組在發病第14天時與高峰比較都具有顯著統計學意義，常規治療組在發病第14天時與高峰比較都具有統計學意義，這可以說明田黃沖劑在第14天時的治療效果，因此我們有待于進一步的觀察臨床療效，挖掘數據，擴大樣本量，采用更多更準確評價體系評價患者臨床功能及生活質量康復狀況以明確療效。
總之，本研究表明，田黃沖劑對急性腦出血早期預防血腫及水腫擴大，有明顯的療效，對比常規治療腦出血早期血腫及水腫擴大發生率明顯降低，有助于改善患者的神經功能。結合前期研究表明田黃沖劑與常規西藥比較具有更好的改善癥狀作用[14] 。因此，田黃沖劑對急性腦出血早期抑制血腫擴大、提高患者生存率及指導臨床治療該病有重要的臨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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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高血壓腦出血； 內皮素-1； 腫瘤壞死因子-α； 一氧化氮
中圖分類號 R544.1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4-6805（2015）18-0033-02
doi：10.14033/ki.cfmr.2015.18.017
高血壓腦出血（hypertensiv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HICH）為腦實質出血，其病因主要為高血壓，中老年人群發病率較高，后期致殘率、死亡率極高，是嚴重危害中老年身體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高血壓腦出血占到我國腦卒中發病患者的15%以上[1]。高血壓腦出血的發生病理生理機制尚未完全研究清楚，有研究發現[2]，高血壓腦出血存在內皮細胞功能受損及功能障礙，內皮細胞受損后的繼發性炎癥聯級反應可能是引起高血壓腦出血患者出現繼發性腦細胞損傷的原因，但是對單純性腦出血與高血壓腦出血患者內皮素-1（ET-1）、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及一氧化氮（NO）等影響因子的變化對比研究及因子之間的相關性研究較少。本研究對高血壓腦出血患者ET-1、TNF-α及NO水平變化進行了檢測，并分析了其相關性，旨在探討高血壓腦出血患者血ET-1、TNF-α及NO水平變化及其相關性，結果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2年1月-2013年12月期間筆者所在醫院收治的高血壓腦出血（高血壓腦出血組）、單純性腦出血（腦出血組）患者各40例為研究對象，入選標準：（1）高血壓診斷符合《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相關診斷標準。腦出血診斷符合我國第四屆全國腦血管病學術會議腦出血相關診斷標準，單純性腦出血時指無明確病因的腦出血[1，3]。（2）患者發病至入院時間不超過6 h。（3）無嚴重心、肝、腎功能異常。（4）排除腦缺血，未合并腦疝。（5）排除繼發性高血壓。（6）近期未患有過感染性疾病，無免疫系統疾病、原發神經或精神障礙性疾病。（7）預期患者生存時間在7 d以上。隨機選取同期門診體檢的健康人群40例為對照組。各組性別、年齡、體重指數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高血壓腦出血組與腦出血組出血部位、GCS評分等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高血壓腦出血組患者血壓高于腦出血組及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1.2 方法
抽取空腹外周靜脈血6 ml，采用離心機以3000 r/min轉速離心處理15 min，靜置30 min后取得血清，以放射免疫法測定ET-1、TNF-α，以硝酸還原酶法檢測NO水平，檢測試劑盒分別購自深圳晶美生物有限公司、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總醫院科技開發中心放射免疫所，采用全自動生化分析儀測定患者總膽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HDL-C）、低密度脂蛋白（LDL-C）。
1.3 統計學處理
數據采用SPSS 17.0統計學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數資料采用字2檢驗，多組計量資料采用方差分析，等級資料采用秩和檢驗，兩兩比較采用t檢驗，相關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關分析法，檢驗基準α=0.05。
2 結果
2.1 各組血脂水平比較
各組TC、TG、HDL-C、LDL-C水平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各組血脂水平比較 mmol/L
組別 TC TG HDL-C LDL-C
高血壓腦出血組（n=40） 4.61±1.12 1.52±0.95 1.10±0.35 2.44±0.61
腦出血組（n=40） 4.33±1.10 1.43±0.72 1.36±0.41 2.15±0.58
對照組（n=40） 4.55±0.97 1.20±0.36 1.40±0.32 2.10±0.53
2.2 各組ET-1、TNF-α、NO水平比較
高血壓腦出血組ET-1、TNF-α水平明顯高于腦出血組與對照組，NO水平低于腦出血組與對照組，腦出血組ET-1、TNF-α水平高于對照組，NO水平低于對照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3 高血壓腦出血組不同GCS評分時ET-1、TNF-α、NO水平比較
不同GCS評分ET-1、TNF-α、NO水平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ET-1：U=5.32，TNF-α：U=5.40，NO：U=3.22；均P
表2 各組ET-1、TNF-α、NO水平比較
組別 ET-1（μg/L） TNF-α（pg/ml） NO（mg/L）
高血壓腦出血組（n=40） 132.94±24.76 143.84±24.38 43.90±14.84
腦出血組（n=40） 103.79±19.85 94.38±21.77 58.54±15.63
對照組（n=40） 44.51±14.55 24.65±13.70 121.05±16.88
2.4 相關性分析
高血壓腦出血患者ET-1、TNF-α水平隨著GCS評分下降而升高，呈現負相關性（r=-0.51，P
3 討論
高血壓是引起腦出血發生的主要病因之一，國內外研究發現在發生腦出血時有CRP、脂聯素等多種炎癥因子及細胞因子的異常變化[4-5]。ET是迄今為止臨床所知作用最強的縮血管多肽，而且具有促進細胞增殖的啟動作用，對血管平滑肌細胞能促進其增殖，引起血管發生狹窄性變化。NO是一種活性較高的自由基，為內皮舒張因子，對血管內皮細胞具有舒張作用，可調節血管平滑肌促使其擴張降低外周阻力。ET-1與NO均能對內皮細胞形成影響，其變化能反應內皮功能狀態變化，研究發現高血壓患者ET-1/NO平衡存在異常，其可能機制是ET-1/NO失衡引起內皮依賴性的血管舒張作用減弱，血壓出現升高，反之血壓的異常影響血管壁對內皮細胞帶來損傷，形成互為因果的影響[6]。TNF-α是促炎癥因子，能對T細胞產生的多種炎癥因子起到促活性增強作用，在炎癥反應中起中心地位，研究發現腦出血所致的腦組織受損時TNF-α會明顯升高，TNF-α能誘導出血組織周圍出現大量的白細胞浸潤，加重細胞受損，促進內皮細胞粘附因子合成，增加腦血管通透性，促使腦出血后血管源性腦水腫的形成[7]。
Aoki等[8]學者研究發現，單純的高血壓患者及單純的腦出血患者ET-1、TNF-α有升高表現，而NO此時則會降低，高血壓腦出血患者這一變化會更為明顯，提示高血壓與腦出血患者均存在內皮功能障礙。本研究對高血壓腦出血及單純性腦出血、正常體檢人群的ET-1、TNF-α、NO水平進行了檢測，研究結果顯示高血壓腦出血組ET-1、TNF-α水平明顯高于腦出血組與對照組，NO水平低于腦出血組與對照組，腦出血組ET-1、TNF-α水平高于對照組，NO水平低于對照組，相關性分析也證實ET-1、TNF-α與NO之間具有密切關系，這可能是ET-1/NO失衡引起內皮功能受損所致，而且血壓的異常波動及低氧血癥均能進一步加重對內皮細胞的損傷，引起了單核/巨噬細胞等炎癥細胞粘附，相應的促使了TNF-α的增高，TNF-α可能通過TNFR I途徑相應的參與了內皮細胞的凋亡，對內皮功能形成新的損傷。GCS是反應腦出血患者昏迷程度的指標，評分越低代表患者病情越嚴重，本研究對不同GCS評分下患者ET-1、TNF-α與NO水平進行了檢測，結果顯示高血壓腦出血患者ET-1、TNF-α水平與GCS之間呈現負相關性，NO與GCS評分之間呈現正相關性，表明ET-1、TNF-α、NO水平能反應高血壓腦出血患者病情嚴重程度，監測ET-1、TNF-α、NO水平變化可作為預測高血壓腦出血患者病情嚴重程度的客觀指標。
綜上所述，高血壓腦出血患者ET-1、TNF-α水平升高、NO水平下降，其水平變化與病情嚴重程度關系密切，但是本研究樣本量相對較少，對內皮細胞功能影響因素較多，雖然相對控制了部分因素，仍然有遺傳等因素未能得到控制，因而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有待增加樣本量及加強偏倚因素控制后進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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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PSS；免疫抑制劑；流行性出血熱
Application of PSS Combined with Immunosuppressive Agents in Patients with 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and Drug Safety
ZHANG Lun-yu
（Depar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Qianjiang Central Hospital，Qianjiang 433100，Hubei，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SS combined with immunosuppressive agents in patients with 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and drug safety.Methods Different treatment methods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ceived.Two groups of patients with intradermal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immunoglobulin test result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and compared.Resul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normal rate of skin test was 14.00%，the experimental group for the 36.00%.IgG content of control group patients for（1361.8±42.4）mg%，the experimental group（1009.9±50.3）mg%，control group IgA content in blood of the patients was（224.6±60.7）mg%，the experimental group（180.6±20.5）mg%.Control group IgM content in blood of the patients was（171.8±22.4）mg%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139.9±22.3）mg%.By analysis，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Key words：PSS；Immunosuppressive agents；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
流行性出血崾茄侵薰家常見流行性疾病，現我國發病率仍很高[1-2]。出血熱的癥狀主要為發熱、出血及器官損傷，嚴重影響患者的生命健康，且極易造成后遺癥，影響患者日后的生存質量[3-4]。該疾病發病急、愈后差，尋求更加有效的治療方法至關重要。出血熱的主要發病機制為DIC以及自身免疫損傷[5-6]。故能有效延長凝血時間的PSS與免疫抑制劑聯合應用，有望提高該疾病的治療效果。現即為研究PSS配合免疫抑制劑在流行性出血熱患者中的應用效果及藥物安全性。選取2014年8月1日～2016年8月1日來院患者進行研究。結果顯著，如下報道。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擇2014年8月1日～2016年8月1日在我院治療的流行性出血熱患者100例。其中男55例，女45例。患者年齡19～60歲，平均年齡（46.35±5.45）歲。納入標準：①未應用過影響血凝相的藥物；②沒有其他系統嚴重疾病者。排除標準為：①年齡大于60歲者；②不愿配合實驗者。將該100例患者隨機分為實驗組與對照組。兩組患者，其自身情況，經檢驗，無統計學意義（P>0.05）。
1.2方法 ①對照組：該組患者接受常規出血熱對癥治療藥物以及糖皮質激素類：可的松等免疫抑制劑的治療。②實驗組：該組患者在接受對照組患者治療方法的基礎上，還接受PSS治療。治療方法：靜脈滴注，1 次/d，300 ng/次，連續應用3 d。
1.3判定標準 將兩組患者雙鏈酶（SK-SD）皮內實驗結果及免疫球蛋白檢測結果進行統計學分析并對比。
1.4統計學檢驗 使用SPSS19.0統計學軟件對本次實驗所得的數據進行統計學分析，采用χ2以及t檢驗，P
2 結果
2.1兩組患者皮膚實驗情況 對照組患者皮膚實驗正常率為14.0%，實驗組為36.0%。經分析，具統計學意義（χ2=12.91，P
2.2兩組患者免疫球蛋白測定情況 對照組患者血中IgG含量為（1361.8±42.4）mg%，實驗組為（1009.9±50.3）mg%。對照組患者血中IgA含量為（224.6±60.7）mg%，實驗組為（180.6±20.5）mg%。對照組患者血中IgM含量為（171.8±22.4）mg%，實驗組為（139.9±22.3）mg%。經分析，均具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流行性出血熱是發展中國家常見疾病，且在我國時常發生。該疾病的主要臨床特征為出血、發熱以及多器官衰竭等，其中以腎衰竭為主，嚴重影響患者的生命健康。且由于該疾病易造成器官的永久性損傷，故其極易給患者造成多種后遺癥，嚴重影響患者愈后的生活質量。流行性出血熱屬于自然疫源性傳染性疾病，傳染源主要為鼠。根據老鼠種類以及地區內鼠的種類的分布情況，該疾病具有明顯的季節性：家鼠型出血熱發病高峰為2～5月；野鼠型出血熱發病高峰為11～次年1月[7-8]。出血熱具有多種傳播途徑，分別為：蟲媒傳播、消化道傳播以及呼吸道傳播等[9-10]。該疾病起病急，且缺乏有效的治療藥物，進一步尋求更加有效的治療藥物及手段至關重要。
研究表明，流行性出血熱發病過程中，DIC與免疫反應發揮重要的作用，造成全身性出血及腎損傷。PSS是從褐藻中提取后人工處理的多糖硫酸酯，其能在不影響血小板的情況下起到有效的抗凝作用。從而有效緩解出血熱中的DIC，改善出血情況。免疫抑制劑則能有效抑制患者異常的免疫反應，從而降低免疫細胞及相應的免疫因子對機體的自身免疫損傷。DIC與免疫抑制劑結合應用，能有效緩解患者出血、發熱及相應的器官損傷。
現為研究PSS配合免疫抑制劑在流行性出血熱患者中的應用效果及藥物安全性，特選取100例符合條件的患者進行實驗。實驗結果表明：免疫抑制劑聯合應用PSS能有效降低血中免疫球蛋白含量，同時改善皮內實驗，延長凝血時間。該治療方法在臨床上值得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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