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7-18 16: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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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行政管理 獎勵懲罰
獎勵與懲罰是現代企事業行政管理工作中最為常見的一種激勵手段。實踐證明,在整個醫院行政管理工作中,隨著《院長目標管理責任制》、《職工綜合目標管理責任制》的逐步健全與完善,正確操作和實施獎罰機制,已成為各個單位一項不可忽視的重要工作。它對促進醫院工作經常化、制度化、規范化具有十分顯著的作用。然而,據調查顯示,近幾年來,由于獎罰不當或不講標準、不計效果地評先發獎,不僅大大影響了有關科室、班組和個人爭先創優的工作積極性,而且還使原有的獎勵“含金量”大為降低,應有的榮譽感變成人們心中的疑惑和不屑,應有的示范作用也化為烏有,實是有悖于精神文明建設。針對這一情況,筆者就獎罰不當的主要表現、產生原因、負面影響及對策談幾點粗淺看法,以與大家共同研究和探討。
1獎罰不當的主要表現
1. 1獎罰制度不完善
據筆者對6家單位調查發現,沒有一家單位有完善的職工獎罰制度,3家單位僅在一些管理制度中有“視工作表現給予獎勵”的籠統闡述,顯然不能也完全不適應現代科學管理。如在獎金的分配上,不少單位仍然采取以考勤為主要內容的平均分配方法,解決不了“出工”與“出力”的矛盾;有的單位雖然以科室為獎金核發單位,雖然解決了科室吃單位“大鍋飯”的問題,卻仍然解決不了個人吃科室的“大鍋飯”問題;有的單位采取了計分核獎的辦法。可是由于這些單位人員結構或科室設置不合理,以及定額核算方法不完善等致使有的科室容易增收,有的科室不易增收。另外還有諸如考核辦法不夠科學等因素,致使在同一單位付出相同勞動代價的職工,得不到相等的獎勵,使獎金分配的不合理現象很難得到解決。特別是一些行政職能科室,工作無定額,考核標準又缺乏可定量的客觀尺度,造成有定額的科室獎罰分明,無定額的行政人員“早澇保收”的極不合理現象,以至于出現了許多原先為坐科室的人員要到臨床第一線去,而一些臨床醫護人員挖空腦筋想坐辦公室的不安定現象。
1.2獎罰不夠分明
主要表現為該獎的不獎,該罰的不罰,或者不分青紅皂白,也來個平分秋色。常常是在與科室、班組簽訂責任狀時,把怎樣進行獎罰兌現條款說得頭頭是道,致使許多科室、班組開始有些喘不過氣來,可時間一過又來個急轉彎,讓人又成了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例如,年終評獎時,不間這個科室、班組年度工作任務完成情況,一律照樣下發20%的先進指標,免得分出個你高他低,影響情緒。而到了下邊,科室班組的領導為圖省事,怕麻煩、得罪人,干脆“刪繁就簡”輪流做先進,使得有些被輪流坐上“先進”的一上光榮榜,還出現過真正夠格當先進人員要求不上光榮榜的事。
1.3獎罰不夠嚴肅、嚴格
這主要表現在有極少數單位在實施獎罰時太輕率,動不動就罰、就懲,好像不獎不罰就沒有“殺手鋼”了;有些單位則把獎罰面搞得太寬,次數太多,獎勵有月獎、季獎、半年獎、年度獎、競賽活動獎、科研獎、單項獎等等。懲罰的有:除了違犯院規院紀的以外還有如延誤承諾的、協調不好的、衛生不達標的、無故不參加學習的等等,五花八門,凡事都有獎罰。可就在這也獎,那也獎,這也罰,那也罰的同時,醫院整體工作仍無大的起色,常常使醫院內部發生一些本不該發生的問題,處境尷尬,十分被動。
1. 4領導層獲獎過多
調查發現,在每項獎勵中,班組、科室、院級領導所占比例占整個年度獎勵的90%以上。也就是說,所有的獎勵幾乎全獎給了大小干部。評獎時,總是把頭頭們作為第一人選,一人發言,大家附和,其實很少有人說的是真話。這里不是說干部就不能獲獎,只是為了說明一個問題。比如,一個職工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做出了超過本職工作范疇且有利于人民和集體利益的事,則該職工就應該獎勵。而作為一個科長、院長,自我工作非常出色或幾乎完善,但科室、整個單位或分管部門的工作成績一般,獎勵也就失去了意義。
2獎罰不當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
2. 1領導干部思想方法片面,主觀因素干擾嚴重
主要表現為有的領導以為獎得越多,成績就越大,醫院工作就越好;有的則認為罰得越多,管理就越嚴格。常常以獎罰論是非,在實施獎罰過程中,不能全面地從勤、績、德、能等多方面綜合評定,總是受他們自身經驗、智能、情緒、關系等因素的影響,或是摻人一些親疏好惡和主觀愛憎等因素。再有者,有些領導特權思想嚴重,習慣于個人說了算,不按組織原則辦事,不經集體討論研究全憑個人意愿決定獎懲。
2. 2管理教育虎頭蛇尾,思想政治工作流于形式
一些領導干部常常借故工作忙,單純依賴獎罰,有的會議一開,任務一布置,好像就萬事大吉了,最后用獎罰來嚇唬人,忽視了日常的管理工作,忽視做深人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有的遇到問題繞道走,怕得罪人,碰到釘子怕戳手,不敢面對現實,為自己留下后路,不是腳踏實地地去解決一些熱點、難點問題,而是在不同場合宣布一下,獎罰了事,結果獎也獎了,罰也罰了,可問題依然存在。
2. 3工作不實不強,優劣心中無數
有的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忙在嘴上,動在會上,寫在紙上,浮在面上,類似葫蘆掉下井,看上去落實下去了,但實際上沒有沉下底,差在何處,摸不到點子上。有的檢查考核,做做形式,看看樣子,不按規定的標準和程序審核打分,你好、我好、大家好,只要不給領導出難題就好。
2. 4獎勵也愛搞綜合平衡,照顧方方面面
特別是獎,這個科室有的,那個科沒有不行,職工有了,干部沒有不行。團員有了,黨員沒有不行,結果是這里出一個,那里冒一個,不管三七二十一,發獎總比懲罰來得容易,皆大歡喜。
2.5不正之風滲入獎罰體系
關鍵詞:宏觀經濟政策; 經濟增長;向量自回歸模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盡管出現了五次較大水平的經濟周期,但從整體上來說,我國經濟總量連上新臺階。1979-2012年,中國以每年9.8%的經濟增長率俯視全球,而在同一時期,世界平均經濟增長率僅為2.8%。201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日本,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僅次于美國,這引起了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深思:到底是什么力量令中國的經濟實現質的飛躍,政府在這場經濟華麗轉變的舞臺上扮演者什么樣角色,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到底對經濟增長起著怎么樣的作用?本文建立計量經濟學模型,考察改革開放以來宏觀經濟政策,即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
一、變量的選取與數據的來源
本文研究的重點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GDP增長的作用分析,因此選用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總量指標,以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作為衡量貨幣政策的經濟指標,以政府的財政支出作為衡量財政政策的經濟指標。選取樣本期(1978年―2012年)的變量數據,所有變量取對數,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二、單位根檢驗與協整關系檢驗
本文把國內生產總值,即GDP計為Y,把廣義貨幣供應量(M2)計為M,把財政支出計為F,價格指數計為P。通過ADF單位根檢驗可知,即LNGDP、LNF、LNM都是二階單整序列。同時采用Johamson(1988)提出的協整檢驗方法來檢驗這3個時間序列是否存在長期協整關系。在運用Johamson協整檢驗方法時,本文運用了包括截距和有趨勢的加以限制的模型, Johamson協整似然比(LR)檢驗法顯示LNY、LNM、LNF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
三、VAR模型(Vector Atuo-Regression Model)
本文采用VAR模型進行研究,分析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對GDP增長的作用關系,采用LNGDP、LNF、LNM這三個變量作為VAR系統模型。根據AIC和SC最小值的原則,選取VAR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為2。VAR模型的所有特征根的倒數都小于1,即都在單位圓內,說明此模型是穩定的。脈沖響應和方差分解圖如下。
脈沖響應和方差分解圖
圖的上半部分從左到右分別是GDP的變化量對GDP自身的變化,貨幣供應量的增減,財政支出的增減的脈沖響應。下半部分從左到右分別是GDP自身的增減,貨幣供應量的增減,財政支出的增減對GDP的變化的貢獻度。從圖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出,GDP增加一個標準誤差,會使第二年的GDP增加0.05,并達到最大,而后趨于下降趨勢,而在第二年內,貨幣供應量則會增加0.02,財政支出會增加0.008,二者分別在第三年,第五年達到最大。同樣,在方差分解的圖中,第二年的GDP增加0.05,GDP做了85%的貢獻,貨幣供應量做了17%的貢獻,財政支出做了3%的貢獻。從上述的兩幅圖中,可以看出,短期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GDP的增長都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且貨幣政策對GDP的增長作用比較明顯。
四、VECM模型(Vector Error Correct Models)
采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來研究關于貨幣供應量M、財政支出F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向量誤差修正模型一階差分項的使用不僅消除了變量之間可能存在的趨勢因素,避免了偽回歸的出現,也消除了模型有可能出現多重共線性問題。為了研究分析關于財政支出(F)、貨幣供應量(M)對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影響,把第一個模型獨立出來:
D(LNY)=-0.159640397176*CointEq1+ 0.0519867932071*D(LNY(-1)) + 0.0618339643823*D(LNY(-2)) + 0.365183809368*D(LNM(-1)) + 0.0384847038705*D(LNM(-2)) + 0.120542902673*D(LNF(-1)) - 0.209792665299*D(LNF(-2)) + 0.038698324352其中,CointEq1=LNY(-1) - 0.588224926437*LNM(-1) - 0.301681548449*LNF(-1) - 1.07214719594 。
從上面的方程中可以看出,廣義貨幣供應量(M)、財政支出(F)和國內生產總值(Y)之間不但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而且在短期內,誤差修正項的系數為- 0.159,表明誤差修正項對GDP的一階差分值具有明顯的負作用,而財政支出的一階滯后項的系數為0.120,由于數值較小,這表明財政政策對GDP的增長作用并不是很顯著,而貨幣供應量的一階滯后項的系數為0.365,大于財政支出的一階滯后項系數,這表明了貨幣政策對GDP的增長作用較明顯。從估算的長期均衡關系看,政府支出和廣義貨幣供應量對GDP具有正影響。從上述分析中,可以很明確地得出如下結論:與財政政策相比,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更明顯,更能推動GDP的顯著增長。為什么改革開放以來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的有效性更加明顯呢?隨著改革開放,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和政府職能的轉變,我國財政和金融的基本格局從“大財政,小金融”向“大金融,小財政”轉變,政府在經濟轉型期間更加注重金融貨幣市場對經濟發展的作用,這表明了金融貨幣的增長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地位日漸顯著。據資料記載,平均來說每增加1個百分點的貨幣供應量,就會使GDP增長0.4個百分點,這說明了金融市場在國民經濟的舞臺上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五、結論
從上述的兩個計量經濟學模型,即向量自回歸模型和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并對此進行實證分析,本文得出了改革開放以來(1978年至2012年)宏觀經濟政策對經濟的增長具有明顯推動作用的結論,說明了政府所制定的宏觀經濟政策對國民經濟具有重要影響力。從作用力大小來看,貨幣政策在短期和長期內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較財政政策來說更顯著些,由此中國政府更注重貨幣政策對經濟的拉動作用。
參考文獻:
【摘要】
目的 通過膝關節X線片的測量,完善西北地區人群的膝關節影像學資料,為國人(特別是西北地區)的全膝關節置換術提供參考。方法 隨機選取200例西北地區中老年人,年齡大于40歲,男女各半,拍攝膝關節正、側位X線片。用AutoCAD軟件系統標識并且分別測量記錄:脛骨平臺內翻角(PT角)、小腿機械軸垂直線與雙側股骨髁遠端切線的夾角(FT角)、髕骨厚度和脛骨內側平臺最低點至腓骨頭尖端高度的差距(DPF)。將所得數據分別按男女組及左右側進行統計學處理,并將所得數值同國外相關研究所得的數據進行統計學比較。結果 PT角及FT角、髕骨厚度(H)及DPF在肢別上沒有統計學差別(P>0.05)。PT角及FT角在性別上無統計學差異(P>0.05);髕骨厚度(H)及DPF在性別上有統計學差別(P
【關鍵詞】 膝關節;測量;膝關節置換
ABSTRACT: Objective To provide the anatomic parameters and Xray data of adult knee joint for the Northwestern Chinese people through measuring the knee joint of Northwestern aged people; at the same tim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TKA) prosthesis design, selection and skills of surgery. Methods Totally 200 Northwestern Chinese aged people, aged above 40 years old, 100 males and 100 females, were selected randomly. Xray films of knee were shot in the anterioposterior view and lateral position. Measurement and recording: angle PT, angle FT, patellar thickness, tibial plateau to fibular head distance (DPF). When the values were obtained, they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based on gender and side. And we compared them with foreign data. Results Angle PT, angle FT, H and DPF did not differ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two sides (P>0.05). The differences in patellar thickness and DPF between patients of different gender was obvious (P0.05). The differences in patellar thickness, DPF, angle PT and angle FT between the Chinese people and foreigners were obvious (P
KEY WORDS: knee joint; measurement; total knee arthroplasty (TKA)
隨著我國人口老齡化和經濟的發展,以全膝關節置換術(TKA)和全膝關節置換翻修術(RTKA)治療膝關節疾病日益增多。TKA目前已經成為一項較為成熟的手術。多種因素決定了TKA手術的治療效果,如患者術前關節狀況、手術醫生對TKA概念的理解和掌握程度、術后功能鍛煉是否積極適當等,其中假體的匹配程度和手術中假體的放置位置是決定手術成敗的關鍵。當前我國臨床應用的人工膝關節假體絕大多數需要進口,尚無我國獨自開發研制的人工膝關節假體系列。進口假體費用較高,且都是按照歐美白種人膝關節參數進行設計的,有時會出現與國內患者膝關節不匹配的情況,而且膝關節幾何形狀是膝關節假體設計的必要基礎之一。為了更好地設計出符合國人的膝關節假體,對國人正常膝關節進行骨形態學測量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在本研究中,我們對西北地區中老年人一些膝關節常見的影像學指標進行測量,以便于后期指導臨床手術。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從國家“十五”和“十一五”科技支撐計劃攻關課題“中國中老年人骨關節炎狀況研究”中的西北地區城市、農村被調查的1000例中老年人的膝關節X線中,選擇200例中老年人。其中男性100例,女性100例,平均年齡54.31歲(40~87歲),平均身高167cm(145~178cm)。入選條件:①無膝關節疼痛、腫脹、絞鎖,運動征陰性;②無既往外傷及手術史;③膝關節X線檢查無明顯骨骼發育畸形,無骨質退變,無內外翻畸形;④排除按照美國膝關節骨關節診斷標準診斷為骨關節炎的患者。
1.2 X線拍攝條件及其
KordarCR機,X線源距離X片夾100cm,曝光條件為75kV、15mA,不應用濾線器。放射計算估計:總計量
1.3 測量項目及方法
將挑選出的X線片通過數碼相機翻拍后數據輸入電腦,首先應用AutoCAD軟件系統標識出需要測量的指標,包括脛骨平臺內翻角[1](PT角,在膝關節正位片中,沿脛骨平臺面內外側緣作其切線,沿平臺面內側緣作小腿機械軸之垂線,兩者相交之夾角)、FT角[2](在膝關節正位片中,小腿機械軸垂直線與雙側股骨髁遠端切線的夾角)、髕骨厚度[3](在膝關節側位片中,首先確定出髕骨關節面,在其中點作其垂線,垂線距離即為厚度)和脛骨內側平臺最低點至腓骨頭尖端高度的差距[4](DPF,在膝關節側位片中,先畫出脛骨的解剖軸線,再經過脛骨內側平臺最低點和腓骨頭的最高點分別向脛骨解剖軸線作垂線,這兩個交點之間的距離),之后再通過AutoCAD軟件測量這些指標。
1.4 統計學分析
將所有測得的角度和距離的數值(平均值±標準差)輸入電腦,并標明性別及肢別,首先對所測得數據進行正態性和方差齊性檢驗。應用SPSS 13.0統計學軟件分別將男女組和左右側的FT角、PT角、髕骨厚度和DPF數值進行統計分析,同時與國外測量值進行統計學比較(t檢驗,α取0.05)。
2 結果
2.1 測量值與肢別的關系
將全部測量值分為左右側兩組進行t檢驗,發現PT角及FT角在左右側沒有統計學差異(P>0.05);髕骨厚度(H)及DPF在左右側也沒有統計學差別(P>0.05,表1)。表1 PT角、FT角、髕骨厚度和DPF與肢別的關系(略)
2.2 測量值與性別的關系
將全部測量值分為男女兩組進行t檢驗,發現PT角及FT角在男女組間沒有統計學差異(P>0.05);髕骨厚度(H)及DPF在男女組間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3 本次測量值與國外測量值的比較
將本次實驗測得的結果,PT角、FT角、髕骨厚度與國外所報道的數值進行統計學處理(t檢驗)。結果表明,正常國人(西北地區)的PT角、FT角均明顯大于正常西方人,髕骨厚度明顯小于正常西方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3.1 測量內翻角對TKA手術的意義
TKA目前已經成為一項較為成熟的手術,其手術成功的關鍵之一便是股骨假體的適度外旋位放置。這是由于在正常膝關節中,脛骨近端關節面相對于下肢機械軸存在一定程度的內翻,理論上以股骨后髁軸為參照,股骨假體的外旋放置角度應等于該患者膝關節病變前的脛骨平臺內翻角。國外文獻報道[5],正常西方人脛骨平臺內翻角平均為3度,人工膝關節置換手術時,當股骨假體相對于股骨后髁軸外旋3度并適當偏外放置時可以獲得滿意的假體放置。
本次實驗測得PT角為(4.06±2.03)°、FT角為(5.00±2.14)°,與國外測得的3度相比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3.2 測量髕骨厚度的意義
在進行髕骨置換的手術中正確切除髕骨關節面、保留合適的髕骨骨床的厚度及恢復髕骨置換后的原有的總厚度對減少術后并發癥有很大的作用。對于正常髕骨厚度的測量,FURMAN[7]等從髕骨軸位X線片上測量髕骨的厚度;MARMOR[8]用游標卡尺術中測量髕骨實體的厚度,正常為25~30mm,較小的為20~25mm;尚未見直接從膝關節側位X線片上測量的報道。國內資料報道,臺灣人的髕骨厚度為19~23mm,外國人的髕骨厚度為25~26mm。周殿閣等[9]報道,國人正常髕骨平均厚度為(21.84±0.16)mm,最大厚度27.12mm,最小厚度16.28mm。周飛虎等[10]對國人正常膝關節三維幾何形態進行測量,其中報告髕骨寬度為(43.49±3.79)mm,髕骨高度(42.20±4.31)mm,髕骨厚度(19.21±2.66)mm。本研究測得的我國西北地區成人髕骨厚度為(21.32±0.12)mm,最大厚度為26.79mm,最小厚度16.16mm,要小于外國人的髕骨平均厚度。從國人髕骨置換的手術實踐中,我們感覺到選用國外髕骨假體時,若按國外的手術原則切除髕骨軟骨面并保留髕骨骨床15mm,即使選擇10mm的髕骨假體,置換后的髕骨總厚度亦將大于中國人的平均最高值;同時在髕骨置換中我們發現,國人髕骨軟骨面最低凹處的厚度常常只有13~14mm,要保留國人髕骨骨床厚度15mm,那么國人的髕骨軟骨都難以清除干凈。
因此要保證髕骨置換術后髕骨原有的厚度,只有通過減少髕骨假體的厚度或增加髕骨切割厚度兩種方法。通過手術實踐和術后隨訪觀察,我們認為術中保留髕骨骨床厚度為12mm較為理想,但置換后的髕骨力學性能和髕骨置換術后的遠期效果仍有待于進一步研究和隨訪觀察。
3.3 國人的DPF特點與假體厚度的選擇
在人工膝關節置換術中,每個膝關節系統要求從脛骨近端截除的骨量都各不相同,但是總的一個基本原則[11]是:脛骨近端、股骨遠端和股骨前、后髁的截骨量應該和植入部件的厚度一致,這樣可以重建膝關節原本的關節線,術后膝關節生物力學改變小,可延長假體使用壽命。
本研究通過大量的膝關節正位片的數據測量得出,DPF的95%可信區間:整體人群為8.09~8.49mm,男性8.16~8.56mm,女性7.13~7.53mm。因為外側副韌帶位于膝關節外后1/3,分為長、短二頭,長頭起自股骨外上髁,短頭起自豆狀體,同止于腓骨小頭高度,所以對于大部分女性患者來說,當從脛骨近端截骨8mm時就有可能傷及腓骨頭(FH)尖端和腓側副韌帶(FCL)在FH的止點;而男性以10mm截骨時也可能傷及FCL。但由于本實驗測量的是FH尖端,是其最高點,大部分FCL附著點和脛腓關節面尚不會被涉及。
從FCL的止點位置考慮,對于大多數西北地區中老年人,合適的脛骨假體厚度在6~9mm范圍內,男性患者最好選擇7~9mm厚度的脛骨假體,女性患者應選擇6~8mm厚度的脛骨假體。目前器械公司提供的假體系統要求脛骨截骨厚度在8~10mm,對于西北地區中老人偏厚。隨著材料學技術的發展,應該研制更薄、更適合西北地區中老年人使用的脛骨假體。
綜上所述,本次研究再次證明,在進行膝關節置換手術前,應該常規測量脛骨平臺內翻角、髕骨厚度、DPF等影像學參數,以確保手術的順利進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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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業保險;運行機制;保險文化;財政支持
近年來,積極探索發展農業保險已在我國形成共識,全國一些地區試點工作取得積極成效,農業保險不斷萎縮的態勢得到一定緩解。但是,從現有的農業保險發展情況看,我國的農業風險管理總體上還處于較為原始的狀態。要持續高效地推進農業保險,必須著力解決一系列影響農業保險發展的關鍵問題和矛盾,為農業保險的發展創造有利的環境和條件。
一、強化農業保險在現代農業風險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將農業保險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農業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制度化地推進農業保險的發展
農業普遍面臨自然風險、市場風險、技術風險、體制風險和生物風險等多種風險的威脅,農業風險損失非常嚴重,農業自身的承災能力較為脆弱。與傳統農業相比較,現代農業的集約化、國際化、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現代農業在發展的環境、條件,生產的內涵與外延等方面都發生了相當的變化,但是,這些變化非但沒有減少農業風險,反而使農業風險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增強,農業巨災風險損失壓力越來越大,農業風險的擴散和傳播加快。巨大的農業風險是阻礙我國農業發展的重要因素。為促進現代農業的發展,客觀要求建立日益社會化和市場化的農業風險管理體系。發達國家的農業風險保護體系主要包括農業保險、災害救濟、農產品期貨、農產品價格保護等,對農業生產各個環節的主要風險都提供保障選擇,從而較好地保護了農業生產者的利益。其中,農業保險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我國傳統的農業風險管理主要是以政府少量的、臨時性的事后救濟和農民分散的自我保護為主,農業的風險保障程度很低。農業的高風險和低收益使我國的農業發展環境得不到改善,嚴重制約了農業的發展。農業保險作為專業的現代風險管理工具,能夠將政府和市場力量有機結合,在全社會分攤風險損失,較之其他風險管理手段具有明顯的效率優勢,而且,農業保險具有綜合的經濟效應與社會效應,不但有利于分散風險,促進生產,增進投資,提高收入,而且還能降低農村金融風險,促進農村金融的發展。因此,在推進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過程中,應突出和強化農業保險在現代農業風險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國家應該將農業保險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支持和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
二、高度重視農業保險市場的培育和機制的塑造,堅持發展政府誘導型農業保險運行機制
大量的農業保險理論研究和實踐表明,農業保險發展的難點和關鍵在于農業保險市場的培育和機制的塑造,其核心在于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農業保險的正外部性決定了農業保險具有準公共產品屬性,加之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農業具有公共福利性,農業保險的這些屬性為政府支持和參與農業保險提供了理論支撐,同時農業保險在實踐中面臨的供給嚴重不足、市場失靈等現實矛盾,也對政府參與農業保險提出了強烈的要求。政府運行機制的農業保險有其合理性,但是完全的政府運行機制往往存在效率低下的矛盾和弊端;同時,給國家的財政造成沉重的負擔,而且會對私人保險產生“擠出效應”,抑制保險市場的發育。況且,作為發展中國家,目前我國的財力還無法達到完全由政府承擔經營農業風險損失的能力。另一方面,市場機制的農業保險雖具有效率優勢,但是,農業保險的特殊性決定了私人保險難以克服市場化經營的障礙。我國目前還缺乏市場化農業保險經營的基礎,市場化的農業保險模式在現階段基本不具有可行性。借鑒國際國內發展農業保險的經驗和教訓,我國應該發展政府誘導型保險機制。政府誘導型農業保險運行機制既非市場化的運行機制(即商業化的農業保險模式),也非政府運行機制(即政策性農業保險),更不是政策性和商業性的簡單混合。它是指政府從農業保險經營主體中退出,讓位于私人保險,同時改變政府對政策性農業保險直接補貼的形式和手段,通過為私人保險公司提供平臺,創造經營環境和條件,降低經營成本和控制風險水平等手段,以建立對私人保險誘導機制為主,最終引導農業保險走上市場化發展模式為目標。與完全的政策性農業保險相比,政府的作用由直接變為間接,由臺前走到幕后。從市場的培育角度,著力培育市場主體。開放國內農業保險市場,適度放松農業保險市場的準人限制。積極探索適合我國各地實際情況的農業保險組織形式,除了組建國家型的政策性農業再保險公司外,積極探索合作型、股份型等組織形式的保險公司,并引導商業性保險公司開展代辦或共保農業保險業務。從農業保險機制的塑造角度,應該通過政府經濟政策的誘導、法律法規的規范、保險的監管等手段,塑造農業保險的激勵機制、約束機制,以及通過再保險和巨災基金等手段建立的風險分散機制。通過這些機制的培育,逐步完善農業保險的市場機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提高農業保險的發展效率,保障農業保險的穩健發展。
三、加快農村保險文化的建設和傳播,增強農民對保險的認同度,刺激農業保險需求
保險文化是在長期保險實踐中形成的關于保險價值觀念、社會心理、倫理思想、經營哲學,以及社會保險制度等范疇的總稱。保險文化內涵十分豐富,包含保險精神文化、保險制度文化和保險物質文化三個方面。保險文化決定人們對保險的認同程度、所持的社會心態、行為規范,以及受這些因素影響構成的保險關系。因此,保險文化不但影響保險供給,更影響保險需求,保險文化在保險發展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國農村保險文化發展和傳播滯后,農民保險知識匱乏,對保險了解較少;保險意識落后,保險的認同度很差。保險是一種知識性和技術性很強的產品,特別是保險作為風險管理工具的有效利用,其程序和環節較為復雜,制度和規則十分嚴格,要求投保人具有一定的保險知識。農民對現代保險知識和文化的接觸較少,缺乏對保險功能和作用的科學認識以及對合同與契約的了解,甚至形成了錯誤的認識,例如如果沒有發生損失、沒有賠付,那么購買保險就是浪費錢財;如果在保險期間沒有遭受損失,就應該退還保費等,顯然這些認識是對保險缺乏基本了解。
農村保險文化發展落后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一是傳統自然經濟因素的影響。傳統農業的典型特征是封閉性和非市場性,是以自給自足為特征的農業文化,是以家庭或血緣關系為紐帶的生產組織,缺乏廣泛的社會分工與協作。人們在面臨風險損失時,缺乏運用市場手段尋求緩解社會矛盾的方法。傳統農業文化重視家庭保障,沒有建立起現代商業意義上的風險意識,而缺乏全社會普遍保障的思想,這種思想幾千年延續下來,使家庭保障變成一種思維慣性,逐漸形成一種文化的力量,在這種力量的作用下,人們相信、信賴于家庭單位,不太容易接受現代社會保險。二是傳統文化的影響。不少人存在迷信心理,認為保險不吉利,寧愿以血汗錢去祈求菩薩保佑,也不愿花小錢獲得保險保障。
因此,加強保險文化研究,加快農村保險文化的傳播,增強農民對保險的認同和接受程度,改變風險管理的理念和意識,是影響農業保險發展的重要因素。從農業保險的經營來看,保險公司輸出的不僅僅是保險產品,更應輸出保險文化。保險經營者承擔著創造、傳播和經營保險文化的職責。保險文化傳播途徑與方式的選擇應切合農村社會的特點。相對于城市而言,農村交通與通訊落后,人口居住分散,農民的文化素質總體較差。因此,農村保險文化的傳播較為困難。在保險文化傳播的途徑方面,可以選擇廣播、當地閉路電視、農村科普讀物、農村的黑板報、標語以及專門的農業保險專題講座。在傳播的形式上,要用農民聽得懂的語言,看得見的實惠,讓農民逐漸理解和接受保險帶來的好處。特別是在宣傳材料的選擇上,要針對農民普遍存在的僥幸心理、迷信心理和依賴心理進行重點分析,讓農民知道風險和災害損失可以預防,可以積極主動地對其進行管理,從而增強農民對現代農業保險的價值認同與接受。此外,當前應重點加強保險制度文化建設,特別是《農業保險法》的制定與實施。《國務院關于保險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加快推進農業保險法律法規建設”。保險法規是保險制度的核心,是保險市場形成和發展的基礎,應當盡快制定農業保險相關法律。
四、建立農業風險信息系統,創造農業保險發展基礎
農業保險是以農業風險為經營對象,因此,對農業風險及風險損失的特征和規律的把握是農業保險開展的重要前提。例如,農業保險產品的開發,保險費率的厘定,都必須以過去一定時期的風險損失數據作為基礎。農業保險的營運和管理,特別是保險的防災和減災都需要以準確的農業風險信息作保證。目前我國缺乏權威的、系統的農業風險數據和信息,即使在農業保險的相關研究中,也是僅僅能夠從分散在民政部門、氣象中心以及部分統計年鑒中收集部分數據。農業風險信息系統是專門從事農業風險信息和數據的處理和交換的中心,包括農業風險的預測,風險損失的測算、記載、加工、存儲以及農業風險信息的和交換等環節。農業風險信息系統是一個綜合的跨學科、跨部門的系統,它可以在事前、事中、事后進行連續動態地輸入和輸出各種農業風險數據和信息,滿足農業保險當事人及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需要。從農業保險的發展角度,農業風險信息系統不但是保險產品開發的基礎,而且還是保險營運的重要外部條件。現代風險信息系統中由于更多采用不斷成熟的高科技技術,例如現代的衛星遙感技術、通訊技術和網絡技術的運用,農業風險信息的預測和傳播速度大大加快,在農業減災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對降低保險損失和提高保險經濟效益將發揮重要作用。一般說來,農業的減災信息系統通過對災害全程動態監測及資料處理、分析、模擬和預報警報制作系統,預報警報的傳播、分發和服務系統等,能夠大大減少災害的危害程度。農業風險信息應該作為公共產品,由政府來提供。我國可由國家統計局、農業部、國家氣象中心、民政部、商務部聯合成立農業風險信息中心,該中心可設在農業部。
五、明確中央和地方在農業保險發展中的關系,切實保障農業保險中政府的投入力度
農業和農業保險的特殊性決定了在農業保險的發展過程中需要政府提供強大的經濟支持,即使是在政府誘導型發展模式下。尤其是在我國農業保險發展的試點時期,政府的財政支持是農業保險推廣的重要條件。國外農業保險發展也證明,政府的財政支持對推進農業保險具有關鍵作用。在分級財政、預算約束的財政體制下,對農業這樣一個具有全社會公共福利的基礎產業,扶持和推動農業保險發展的財政支出,應該在中央和地方財政之間建立合理的分工關系,才有利于財政支持農業保險投入的到位。農業的穩定和發展既具有全局利益,更具有局部利益。因此,中央和地方財政都有積極支持農業保險發展的義務,但我國的現實國情是各地方經濟發展嚴重的不平衡,農業比重較高的地區,大多地方財政相對困難,地方政府的經濟實力較弱。經濟發達地區財政基礎較好,但農業的比重較低。由此看出,主要由地方政府財政支持發展農業保險,既缺乏可能性,也有失公平性。中央財政具有全社會利益分配的調節功能,在農業保險的發展中應當承擔主要財政支持責任。在加大中央財政支持力度的同時,充分調動地方政府及地方財政的積極性。從操作層面看,中央財政的義務包括:(1)承擔全國政策性農業再保險的經營補貼;(2)在試點時期,承擔全國糧、棉、油等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大宗農產品的農業保險經營補貼。地方財政的義務則主要承擔養殖業、地方經濟作物和特色農產品的經營補貼。建議由中央和地方按照60%與40%的比例出資組建全國農業保險巨災基金,為農業巨災風險損失提供保障。
六、制定并實施區域性農業保險政策,扶持西部地區農業保險的發展
農村經濟發展的區域性、農業風險和災害損失的區域性、農業生產布局的區域差異性等特征,決定了我國的農業保險必須走區域化的發展戰略,集中統一的發展模式將扭曲農業保險價格機制、弱化農業保險發展的激勵機制、抑制農業保險的創新機制等,從而阻礙農業保險的發展。因此,農業保險的發展應堅持區域化發展戰略。所謂區域性農業保險政策是指國家在制定促進農業保險發展政策時,將根據各個經濟區域的實際情況采取有差異的政策,以促進農業落后地區的農業保險獲得較好的發展機會。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矛盾近年來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的矛盾將會在相當時期客觀存在,實行區域化的發展政策有助于縮小區域發展差異,促進區域協調發展。西部地區的經濟基礎總體較為薄弱,農業基礎設施較差,農業的抗災能力和承災能力都嚴重不足,與經濟發達地區相比,農業風險和農業災害損失對西部農村落后地區的影響更為嚴重。西部地區自然條件惡劣,災害頻發,是許多農村地區貧困落后的現實原因。目前,農業生產方式還主要以傳統農業為主,農村產業結構單一,農業的組織化程度很低,農民收入水平低下。而且,由于傳統農業色彩較重,農村還比較封閉,農民的風險理念和保險意識落后。這些因素使西部地區農業保險市場發育更為緩慢和困難。此外,由于西部地區的工業發展也相對落后,地區的財政資金較為緊張,很多地區只有長期依靠上級的財政轉移支付來維持政府機構的運轉。因此,地方政府支持農業保險發展的能力十分有限。雖然如此,農業在西部落后地區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因為,農村人口的比重很大,農業產值占地區總產值的比重大大高于發達地區。農業和農村的穩定對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從這個角度,西部地區農業保險的發展需求更為強烈。在此背景下,國家對西部落后地區的農業保險政策應該實施重點扶持,建議中央財政對西部落后地區實行專項的農業保險支付資金,以彌補地方財政的不足,此外,在巨災基金的地方籌集比例上,給西部地區一定幅度的優惠。
七、加快推進農業保險人才培養和技術創新,加快農業保險產品的開發
農業保險的復雜性對農業保險經營人才及技術提出了特殊的要求。而我國農業保險發展過程中面臨的突出矛盾是專業人才匱乏,經營技術非常落后,嚴重制約農業保險的發展。從保險人才的培養角度,應通過多種方式、多種渠道,培養農業保險發展中所需要的各種人才。農業保險需要大量的理論研究人才、技術人才、經營管理人才。一批熱愛農業保險,具有經濟學、保險學、金融學、農學和管理學等學科知識背景的復合型研究人才積極投身到農業保險的理論和政策的研究,有助于提高我國的農業保險理論研究水平,為我國的農業保險提供理論支撐。應該充分發揮高等院校、科研單位在理論研究人才培養方面的積極作用。國家和各級政府、研究基金應向農業保險類的研究項目提供傾斜,以吸引研究人才,并能通過這些重大專項研究培養研究隊伍,促進學科的發展;從現有保險公司、應屆大學畢業生和社會等多渠道積極引進農業保險的技術和管理人才,穩定和發展農業保險人才隊伍。近年來,國外農業保險在技術創新和產品設計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特別是農業風險證券化產品、農業巨災風險管理工具的創新,為農業保險提供了嶄新的思路。我國的農業保險也應該在這方面進行探索與創新,增強農業保險的自我發展能力。
八、循序漸進、有選擇、有重點地推進農業保險試點工作
農業保險的試點和在全國的推廣是一項龐大的工程,而且經營風險和難度很大,主要表現在:國家的財政支持能力、農業保險市場的發育進程、保險公司的經營能力、農民的接受程度都有一個逐漸提高的過程。20世紀50年代我國的農業保險試點工作由于當時的急躁冒進,引起許多農民的反感,最后被迫叫停;到80年代末期,很多地區盲目推進農業保險,在缺乏必要的風險分析和有效管理情況下,結果造成很多保險公司嚴重虧損,甚至少數保險公司拒絕向農民賠付,引起農民的不滿,同時,也損害了保險公司在農民心中的形象。這些教訓都表明,農業保險的試點和推廣,一定要遵循客觀規律,特別是要同農村的實際情況相結合。產品的設計要講求科學性,要遵循市場規律,要贏得農民的理解和接受,片面追求農業保險發展的速度,是要付出代價的。從近段時期來看,應優先選擇農業規模化、產業化、商品化和組織化程度較高的地區,進行農業保險項目試點,待經驗逐步積累,示范效應逐步顯現,農民的保險意識漸漸增強時,再深入推進。將農業保險作為主要的農業風險管理手段是有條件的,主張積極發展農業保險,并不等于不顧實際一哄而上,現代農業保險的發展必須樹立效益意識和風險意識。
九、建立農業巨災風險保障體系,分散農業保險經營風險,保障農業保險的穩健運行
農業特別易于發生巨災風險和巨災損失,嚴重巨災損失的發生將會使農業保險系統崩潰。農業巨災風險的存在是影響農業保險市場發育的重要因素,是農業保險市場化經營的重大障礙。無論是從保護農業,穩定社會的角度,還是從促進農業保險發展的方面,都必須重視農業巨災風險保障體系的建立。巨災風險保障體系是農業保險發展的重要前提。農業巨災風險保障體系包括農業再保險、農業巨災基金、農業災害救濟,三者之間并非簡單的替代關系,而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整體。除了分別建立起完整的體系外,更重要的是建立巨災保障體系的管理制度和運行機制,以使三者相互促進。農業再保險的目的是分散農業原保險人的經營風險;農業巨災基金是為農業原保險人和再保險人提供分散風險保障,而農業災害救濟則是起到補充作用,彌補農業保險的不足。
十、強化農業保險的監督管理,提高農業保險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由于農業保險的發展是多種組織形式并存,政府和市場機制共同作用,私人和政府主體共同參與,而且模式在探索階段,制度在形成時期,法律在醞釀過程中,機制在培育階段,市場在培植時期,各主體在磨合階段。因此,農業保險尚未建立起有效的風險約束機制和經營監管制度。在積極探索過程中,應加強對農業保險的監督和管理。監督管理的重點在四個方面:一是對保險人保險行為的監督。對專業性的農業保險公司,應嚴格要求保險人按照保險準入的經營范圍積極拓展農業保險業務,杜絕保險公司將農業保險作為“概念”來操作,避免農業保險業務空心化;二是監督政府支持農業保險財政資金的投入和使用情況,保證政府財政資金投入到位,并切實保證財政資金真正在動植物生命保險中發揮作用,防止財政資金被挪用;三是監控農業保險的經營風險,建立保險人的硬財務約束制度,保障農業保險的健康運行;四是監督農民的利益保護情況。農業保險應辦成支持農業發展,保護農民利益的現代風險管理工具。在農業保險發展過程中,除國家和省級政府明確規定的少數法定農業保險業務外,任何保險人不得采取強買強賣農業保險的手段,更不得騙保拒賠。要通過保險文化的建設和傳播、經濟利益的誘導和良好的保險服務等方式激勵農民的保險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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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環境稅;國際比較;實證分析
[中圖分類號]F27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3283(2014)01-0158-03
[作者簡介]魏通(1989-),男, 四川眉山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國際金融與投資。黨的十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把建設生態文明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從源頭上扭轉生態環境惡化趨勢,為人民創造良好生產生活環境,為全球生態安全做出貢獻。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以平均每年10%左右的速度增長,2010年我國經濟總量達6萬億美元,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二。但是,我國經濟在快速增長的同時,也產生了資源消耗巨大和環境污染嚴重兩大問題。目前,我國解決經濟可持續發展問題已刻不容緩。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就以福利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理論為依據,利用稅收政策實現對環境的保護。本文立足有關環境稅的基礎理論,分析我國環境保護稅種的現狀,與西方發達國家進行對比,選取相關數據進行實證分析,以期為國家稅收政策提供支持證據。
一、我國征收環境稅的現狀及問題
目前,我國還沒有出臺相對獨立的環境稅,有“綠色成分”的稅種主要包括:資源稅、車船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城市維護建設稅。資源稅是以資源的開發和占用為課稅對象的各種稅收的統稱,如,原油、天然氣、煤炭、有色金屬礦產品、黑色金屬礦產品、非金屬礦產品和鹽七種資源產品列入征稅范圍,與世界上征稅資源稅范圍較廣的國家相比,征稅范圍較窄;車船稅是指國家對行駛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公共道路的車輛和航行于境內河流、湖泊或者領海的船舶,依法征收的一種稅。從車船稅的征收情況來看,不論是從載客汽車還是載貨汽車,每年的稅額不超過1000元,這對使用汽車的公司和個人而言,根本是杯水車薪,起不到任何激勵或者懲罰作用;城鎮土地使用稅是以城鎮土地為征稅對象,對擁有土地使用權的單位和個人,以其實際面積為計稅依據,是按規定稅額征收的一種稅。而城鎮土地使用稅的稅率較低,對我國土地資源合理使用的調控力度有限,對濫用土地資源的抑制作用也非常有限。城市維護建設稅是對繳納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以下簡稱“三稅”)的單位和個人,按其實際繳納的“三稅”的一定比例征收,是專門用于城市維護建設的一種稅收。城市維護建設稅專項投入的公共事業工程,是為了改善居民生活用水質量和生活空氣質量,從這個角度上看,對我國環境保護還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其征收的稅額從2010年的18871億元,劇增到2011年的2777億元。如此之大的征收幅度,加重了企業的負擔,對企業的競爭力產生了不利影響,且違背了循序漸進的原則和稅收“中性”原則。
二、實證分析
本文選取2000—2010年每年的資源稅、車船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和城市維護建設稅這4項“綠色稅種”之和作為我國的環境稅數據(見表1);選取日本和西班牙兩國與環境相關而課征的稅收作為他國的環境稅。隨著各國經濟的增長,稅收將相應增長,同時,環境稅也將相應增長。從邏輯上講,如果一個國家重視環境,則其環境稅的增長率與總稅收的增長率將有較高的相關性。本文將對2000—2010年中國、日本和西班牙的環境稅的增長率與總稅收的增長率做線性回歸的相關性分析(見表2)。
從表3中實證分析的結果可以看出,就環境稅增長率和總稅收增長率的相關性來看,西班牙>日本>中國。這個結果跟現實生活中的實際情況是吻合的:在這3個國家中,我國的環境污染是最嚴重的,也是環境保護做得最差的,也是環境稅征收環節過程中問題最多的;歐盟各國高度重視環境保護,西班牙作為歐盟的一個成員國,非常注重環境保護。此外,從線性回歸方程的F檢驗量和t檢驗量來分析線性回歸的顯著性,中國>日本>西班牙。p檢驗量,西班牙>日本>中國,且只有西班牙的p檢驗量小于005。這些結果與現實情況是吻合的。
在以上相關性分析的基礎上,建立面板數據模型。根據Hausman檢驗和F檢驗的結果建立個體固定效應模型[1],結果見表4。
從R2、修正R2、F檢驗量和P檢驗量的結果來看,結果很顯著,說明選為樣本的3個國家的環境稅的年增長率與總稅收的年增長率有明顯的相關性關系。
把環境稅占總稅收的比重,稱為環境綠化度[2]。表5為近10年我國、日本和西班牙的環境綠化度數據。
數據來源:據中國稅務年鑒和OECD數據庫計算得出
從表5可以明顯看出,我國的環境綠化度明顯低于日本和西班牙。這與我國的環境狀況較差是吻合的,同時為我國政府提供了一個制定相關稅收政策的依據。
環境稅占這3個國家當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見表6。
從表6可以看出,我國的數據明顯小于日本和西班牙這兩個發達國家,而日本的數據也明顯小于西班牙。這組數據更加契合了各國的實際情況,跟上文環境稅的年增長率與總稅收的年增長率的相關性分析相吻合。
三、政策建議
1適時推出獨立的環境稅,提高環境稅占總稅收的比重,提高環境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如,從政府宏觀調控的實際需要和資源稅的改革發展來看,我國資源稅的征稅范圍宜進一步擴大,應逐步將森林資源、草原資源、土地資源及其他礦產品納入征稅范圍。
2在推出環境稅的過程中,應堅持稅收“中性”原則。即不能因推出環境稅而加重納稅人的負擔,應對各種稅收進行結構性調整,使納稅人的負擔保持不變,甚至有所減少。征收的環境稅不應納入一般財政預算,而應該是專款專用,即專門用于環境治理投資等專項支出。推出環境稅的過程還應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要重點考慮推出初期的社會影響,而且應該有相應稅收制度的配套與銜接。
3與排污收費制度相比較,環境稅在法律和征管層面擁有不可比擬的優勢。因此,應堅定不移地繼續推進“費改稅”, 深入推進排污收費制度改革,優化稅收征收手段,提高稅收征管效率。同時,積極發展排污權交易市場,完善排污交易體系,適時在排污權市場中引入期貨期權機制。
4嚴肅立法,保證環境稅征收過程中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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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潤婉)(上接第137頁)
式進行售后服務,而由于B2C電子商務平臺的虛擬性卻很難實現并做到這一點,不得不選擇通過在線聊天工具、電子郵件、電話等方式,對客戶需求及時反饋,提高售貨服務質量。第三,提高產品價格競爭力的同時豐富產品種類。產品價格無論對于實體店還是B2C電子商務企業,都是影響競爭力的主要因素。相對于實體店而言,B2C電子商務突破傳統的時間和空間限制,客戶隨時能夠挑選產品和貨比三家,所以更關注產品價格。追求物美價廉的消費心理使得價格始終是客戶最敏感的因素。最后,建立健全鞏固安全信任機制。對于客戶交易過程中隱私的保護、安全保證、網站信息是否真實可信等問題,B2C電子商務企業有義務引進相關技術,確保網絡環境的安全。國家也要針對B2C電子商務企業制定相關法律法規,營造公平健康的網絡壞境,規范B2C電子商務活動,降低客戶網絡購物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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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我國國情同時參照國際相關法律制定的我國現行知識產權法律體系,在科技成果轉化的知識產權方面,對科技合作的跨國項目知識產權管理、國家科研計劃項目研究成果知識產權管理、科技成果的研發與轉化相關的知識產權保護和管理工作又出臺了相應的具體政策。
二、我國中醫藥科技中介服務業發展政策法規環境建設存在的主要問題
1.在國家政策方面,第一,我國的科技中介機構發展起步較晚,政策扶持力度不足。國家對于科研的財政支持、信貸支持、風險基金、稅收優惠、成果價值評估的規定大多僅限于原則性規定而無程序性規定,缺乏可操作性,有的尚無配套政策。特別是亟需發展的中醫藥科技中介機構,由于缺乏足夠的政策支持,發展十分緩慢,嚴重影響了我國中醫藥科技成果的迅速轉化;第二,中醫藥科技中介服務業相關政策缺乏系統性。科技成果從產出到轉化涉及一系列政策,這些政策銜接欠嚴密,存在政策空白。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①在科研立項時對成果的要求不具體,不能根據研究的周期、方向等提出不同的成果標準,對成果的現實實用性缺乏考核。②科技項目沒有設立成果轉化專項經費,致使科研人員在研究過程中對于成果的可轉化性關注度不夠,結題后經費馬上全部回收,成果產出的后續工作無資金支持。③只對研究項目的驗收明確了相關規定,沒有明確規定成果登記是否要鑒定、驗收,是否需要建立鑒定、驗收的程序、規范,鑒定的主體是誰,權威性如何體現等均缺少政策規定[1]。④如何規范成果登記、成果獎勵、及成果推廣之間的關系,沒有明確規定。⑤對于公益性的科技成果(如中醫藥適宜技術、疾病預防產品等)的推廣缺乏相關的配套政策。⑥衛生技術產品推廣中的風險歸責如何界定,如何規范,也缺少政策依據。
2.在法律法規方面,由于促進和規范科技中介機構發展的政策法律法規體系不健全,缺乏對科技中介服務業的有效管理和規范,多頭管理、政企政事不分,致使我國的科技中介市場的運行極度不規范。國家科技部在《關于印發<關于大力發展科技中介結構的意見>的通知》中指出:“大多數類型的科技中介服務機構的法律地位、經濟地位、管理體制、運行機制等還未得到明確。”特別是中醫藥科技中介服務法律中空現象嚴重,由此帶來的不公平競爭、知識產權保護缺位、資本市場發展不規范等問題長期得不到切實解決,從而導致我國中醫藥科技中介服務業的發展受到了嚴重制約。與中醫藥科技成果轉化直接相關的法律、法規較少,與之相關的配套政策也不完善。2002年科技部、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國家經貿委等三部門聯合了《醫藥科學技術政策》。這是現行唯一的醫藥行業專門性的科技政策文件。這個文件主要是為醫藥產業發展的兩大重點———中藥現代化和生物制藥產業化,提供相關政策保障。雖然其中有促進醫藥技術創新、保護知識產權等政策要求,但并沒有涵蓋中醫藥科技成果轉化的全部問題,并且這個文件只是提出相應的政策要點,并沒有具體的配套政策文件[2]。
3.在行業管理方面,僅有咨詢、評估、技術市場等領域在少數地區實施了行業管理措施,其他大部分科技中介服務領域(包括中醫藥科技中介服務業)則基本沒有類似的制度在實施。技術市場中科技成果轉化所依據的法律體系不健全,技術轉讓政策不完善,知識產權保護不到位。此外,科技中介機構準入制度的缺失,至使中介機構的交易撮合能力較差。由于缺乏制度的保障,科技中介服務業中的行業管理十分混亂,直接影響了其服務質量和服務效率。由于缺乏前例,大部分科技中介機構只好參照事業單位進行管理,沒有建立起真正適合科技中介機構發展特點的機構組織。政策管理不健全的問題,直接影響和制約了我國科技中介服務業良性運行機制的確立和發展。
三、促進中醫藥科技中介發展的相關政策法規建設的建議
加快政策法規等外部環境建設是加速我國中醫藥科技中介服務業發展的必由之路。
1.要營造公平有序的市場環境。要加緊研究制定促進和規范發展的政策法規體系,逐步明確各類科技中介機構的法律地位、權利義務、組織制度和發展模式,理順政府與科技中介機構的相互關系,形成法律定位清晰、政策扶持到位、監督管理完善、市場競爭平等的良好政策法律法規環境。制定與出臺《關于中醫藥科技成果轉化應用的指導意見》,從制度與規范上促進科技成果的轉化,保證對科技成果的科學、有效管理。
2.要加緊制定對于中醫藥科技中介的相應扶持政策。要善于以制度的創新消除影響科技中介服務業發展的障礙,使中醫藥科技中介服務組織切實成為中醫藥技術成果與市場之間的溝通橋梁,增進政府與創新主體之間的聯系,研究促進中醫藥科技成果產出和轉化的政策框架,完善相關政策,確保中醫藥科技中介服務業的順利發展。完善、規范技術市場,落實科技成果轉讓法。建立科技中介機構和職業技術經紀人的準入制度、評估制度,促進中醫藥科技中介機構健康發展。建立中醫藥科技成果登記、推廣、轉化的信息交流平臺,制定相應的鼓勵政策,完善中醫藥科技成果管理制度[3]。中醫藥科技成果管理制度應包括以下內容。一是依托項目目標,以科技成果的研發帶動科研項目的過程管理,將科技成果的管理納入項目過程管理,更新科研人員、管理人員的觀念,對科技成果實行科學化的管理。二是積極開展形式多樣、內容豐富、覆蓋面廣的科技活動,促進中醫藥科技成果的轉化、推廣與應用,推動中醫藥科技中介作用的最大化發揮,拓展中醫藥科技成果市場,以積極的態度加強中醫藥科技成果的管理。三是加強對中醫藥科技成果的規范化管理。一方面,應對中醫藥科技成果進行規范化的命名;另一方面,對中醫藥科技成果的推廣程度進行科學、嚴格的界定。四是對中醫藥科技產業給予積極地政策扶持,采取合理有效的激勵措施,最大限度地發揮中醫藥科技中介的作用,引導、幫助醫療機構應用中醫藥科技成果,使中醫藥科技成果能夠惠及衛生機構、惠及百姓。五是對不同類別的研究按不同標準立項、管理。六是將傳統的、民間的、沒立項的中醫藥成果的登記、認定、轉化、獎勵、評價納入中醫藥科技成果管理范圍。
3.要加緊建設健全的法制環境,營造穩定、繁榮的競爭氛圍。我國的科技中介機構發展起步較晚,而且是在一個不健全的法制環境和不成熟的市場環境中成長壯大的。縱觀發達國家的科技中介服務業,其發展大都有著良好的外部發展環境。發達國家政府普遍注重通過建立法制規范化的發展環境,為公平有序的市場競爭提供穩定的保障,為行業的繁榮發展奠定堅實的制度基礎;注重加快優化外部環境來推動科技中介服務業的發展。尤其是美國與日本,這兩個國家在這方面堪稱杰出的代表,僅從上世紀80年代起就先后制訂了六、七部法律來規范和促進科技成果產業化。法制化管理方式,既符合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也從根本上優化了科技中介服務業務發展的外部環境,從而確保了科技中介服務業在法制的約束下健康快速發展。為了發揮我國中醫藥科技中介的最大的功效,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我們必須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制定針對性強、覆蓋面廣的法規體系,為科技中介機構的發展奠定堅實的法律基礎。
4.要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積極解決影響知識產權保護實施的一系列相關問題,以確保知識產權保護得到有效順暢的實施。要結合研究與開發的具體情況,適時適當地選擇知識產權保護方式,使科技成果及時形成知識產權。強化與科技有關的知識產權保護和管理工作,并把這一工作納入到科技計劃管理、科技成果管理、科技成果轉化及其產業化和科技體制改革的各個環節,引導科研機構和高新技術企業提高與科技有關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
1中國中藥新藥開發政策[1]
中國是傳承并不斷發展其傳統醫學的典型國家之一。但是,在世界傳統醫藥市場上中國所占據的比重卻很少,部分傳統藥物還需靠一些跨國企業倒進口。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開始實施了中醫藥現代化建設,尤其加強了中藥現代化工程。1996年,原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以“九五”計劃的重要內容實施了中藥現代化發展戰略研究。之后,1998年實施的中藥現代化科技產業行動計劃得到了“九五”計劃的優先支持。1999年,國家科技部發表了中藥現代化研究和產業化實施方案,同年仿制領域的基礎研究項目也被反映到“973”計劃里面。2001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發表了現代中藥產業化專項實施方案,后來此專項被選定為“十五”計劃優先扶持項目。2002年,國家科技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等8個部門聯合發表了“中藥現代化發展綱要(2002-2010)”。中國自加入WTO以來把中醫藥產業視為了最具競爭力的產業之一。中醫藥走向世界需得到包括中醫藥國際化、標準化等的中醫藥現代科學證明,為此,2006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又發表了中醫藥國際化、中醫藥標準化等計劃。
2韓國天然物新藥開發政策[2]
韓國從制度上同樣重視傳統醫學和現代醫學,并重視天然物新藥的開發。韓國的天然物新藥開發政策是在如下情況下實施的:第一,在傳統醫藥領域擁有相對的優勢;第二,相比新藥開發主流趨勢的化學合成,基于天然物成分物質的新藥開發成功率更高;第三,利用天然物的新藥開發屬于高附加值領域,有利于確保國家競爭力。韓國的天然物新藥開發主要在天然物科學研究所、藥學大學、企業研究所里進行,最近,韓醫科大學和韓醫學研究院也開始了部分研究。20世紀90年代以后,天然物研究得到了政府的經費支持,科學技術部的“G7項目(先導技術開發事業)”和保健福祉部的“保健醫療技術研究開發事業”等成為了其典型。韓國政府發表了“天然物新藥研究開發促進法”(2000.1.12)和相關實施令(2000.8.17),并制定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天然物新藥研究開發促進計劃(2000-2005)”。
韓國的“天然物新藥研究開發促進計劃”從2000年開始正式實施。該計劃的主要內容是至2010年開發5種以上的天然物新藥,實現天然藥物國家戰略層次上的產業化。其最核心內容還是天然物新藥開發,而天然藥物產業升級為國家戰略產業是新藥開發的最終目標。“天然物新藥研究開發促進計劃”確定了第一階段(2001-2005)、第二階段(2006-2007)、第三階段(2008-2010)、最終(2010以后)等4個階段性目標,見表1。表1“天然物新藥研究開發促進計劃”的階段性目標(略)
韓國“天然物新藥研究開發促進計劃”領域重點課題可以概括為培育天然物科學、促進天然物新藥開發、開發世界級天然物新藥等。其中培育天然物科學部分包括人才培養、擴建設施、挖掘產學研合作項目、建立天然物成分D/B、制定政府相關制度、實施國際規格化等建設天然藥物平臺相關的領域。促進天然物新藥開發部分主要集中于實現產業化、提升產業體研究能力、毒性試驗、臨床前試驗、創新新藥開發技術等實質性的新藥開發技術和產業化。開發世界級天然物新藥部分包括持續開發新藥候選物質、劑型研究及具體的工程研究、臨床試驗、新藥開發、開拓世界市場等新藥產業化所需的具體程序。
以上天然物新藥開發工作主管部門為保健福祉部,而合作部門包括教育人力資源部、產業資源部、科技部、海洋水產部、農林部、食品醫藥品安全廳等。實質性的研究參與機關包括各級大學、研究所、企業研究所等;專門研究機關包括漢城大學天然物科學研究所等;事業管理機關為韓國保健產業振興院。
3中國和韓國的相關政策對比
中國的中藥新藥開發通過中藥現代化工程來實現。這個工程是一個巨大的平臺建設事業,它貫穿GAP-GLP-GCP-GMP-GSP等認證體系,涉及農業、工業、商業等相關領域。在這種巨大的平臺建設過程中,中藥新藥開發得到了政府和企業的大力支持,因此,中國的中藥現代化過程遠遠超過了單純意義上的中藥新藥開發。
韓國盡管發表了《天然物新藥研究開發促進法》,制定了“天然物新藥研究開發促進計劃”,卻不像中國系統規劃的發展計劃,只是聚焦于新藥開發;也沒有像中國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那樣獨立的政府部門,只是在韓國保健福祉部內設立了韓方政策處,因此,大部分的天然物政策包含了很多一般性新藥開發的概念。在韓國,實質性的新藥開發事業由漢城大學藥學院下屬的天然物研究所主導。
中國和韓國各自制定了符合國情的政策,一般情況下,中國的計劃都能如期推進下去,相關政策的適用也非常活躍;相反,韓國的考慮因素太多,很難按照計劃完成。實際上,韓國“天然物新藥研究開發促進計劃”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如期完成率僅為整個計劃的32.7%。
SWOT分析是制定并實施相關政策的非常重要的先行工作。從兩國天然物新藥開發SWOT分析可以看出,中國擁有豐富的資源和傳統知識,國家也大力支持中藥新藥創新;韓國則善于利用IT、BT等相關技術進行融合研究和產業化應用。見表2。表2中國和韓國的天然新藥研究開發SWOT分析對比(略)
4結語
目前,世界大部分的傳統醫藥市場被擁有跨國企業的美國、歐洲、日本等國家占據著。中國和韓國在傳統醫學領域有很多的共同點,這不僅形成了競爭關系,也意味著諸多合作的可能性。雖然中國的研究開發規模比較大,但其研究成果的產業化和產品化能力比較差,所以很難開拓市場。相反,韓國擁有應用化、產業化優勢。所以,兩國應更進一步加強傳統醫學領域的合作關系。最近,中韓兩國政府在天然產物新藥開發領域開展了一些示范性的合作項目,這預示著雙方合作的光明前景。
參考文獻:
關鍵詞:來京意愿;留京;社會實踐
北京,這個集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和先進的科技水平于一身的城市每年吸引著數以萬計的學子前來深造,對來京求學的學子們來說,北京是新旅程的開始,承載著滿滿的期待與希望。對“北漂”一族來說,北京是他們單程車票的終點,是夢想開始或結束之地[1]。為了解各地生源對北京的真實看法及他們在北京的發展生活狀況,為計劃來京學習或工作的人提供參考意見,特開展了本研究。
1 數據和方法
1.1 研究對象
以北京中醫藥大學在讀學生為研究對象,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及博士生,專業包括中醫、針灸推拿、英語、衛生法學、工商管理及公共事業管理。
1.2 研究方法
前期結合文獻研究制定問卷,采用簡單隨機抽樣選定300位同學作為研究對象,對其進行問卷調查和訪談獲取數據,后期借助計算機對所得數據進行統計分析。
1.3 研究內容
調查內容分兩部分,一是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年齡、性別、專業、年級、生源地),二是對北京的印象(氣候環境、交通狀況、學習資源及來京意愿)。
2 結果
2.1 研究對象基本情況
發放問卷300份,回收問卷278份,問卷回收率92.7%,有效問卷251,問卷有效率90.3%,研究對象包括中醫類、針推類、英語、法學、工商管理及公管專業的本科、碩士及博士階段的學生。其中男生占31.47%,女生占68.53%,男女比例為1:2.18。按地理位置不同將生源地分為華中、華南、華東、華北、西南、東北、西北、西南及港澳臺地區,華東地區占20%,華南地區占4%,華中地區占14%,華北地區占39%、西北地區占1%、西南地區占12%,東北地區占9%,臺港澳地區占1%。
2.2 氣候環境方面
北京屬于典型的暖溫帶半濕潤大陸性季風氣候,主要特點是夏季高溫多雨,冬季寒冷干燥,春、秋短促,四季分明。數據顯示78%的學生對基本能適應北京氣候(包括適應和一般適應),不適應者占22%,不適應者主要是低年級學生。究其原因,華北同學主要認為是夏天氣溫過高(34%),港澳臺和西南地區主要認為冬天太冷,華中地區同學認為干燥(51%),華南地區主要認為風沙大(50%)。對生活用水意見,被調查者中滿意、不滿意和無所謂分別占33%、34%和33%,其中以華中地區生源對飲用水的滿意程度總體最高(36%),而其他地區差別不大,而對飲用水不滿意的前兩位原因是沉淀和異味。以上數據反映北京環境質量一般,空氣污染、風沙、干燥等因素成為影響北京環境的重要因素。
2.3 交通出行方面
被調查者常用出行方式前兩位是地鐵(52%)和公交(32%),鮮有被調查者選擇機動車出行,86%被調查者認為北京交通網絡發達,但僅36%的人對交通出行表示滿意,其中擁擠、站點過遠、車次太少成為影響滿意度主要原因,分別占比78%、49%和42%。由此可知北京公共交通較便利,使用程度高,但擁擠等影響出行的問題依然嚴峻。
2.4 資源利用方面
對外地被調查者來說,來京考慮的主要因素有資源豐富(17%)、就業機會多(16%)及發展空間大(14%),尤其以教育資源和文化資源為重,這些優勢成為影響擇校的重要因素。但另一方面,被調查者對北京資源的利用程度普遍偏低,主要表現在對圖書館、博物館等資源利用頻率不高,僅有17%的被調查者去過國家圖書館,大部分參觀博物館的頻率僅為2-3次/年,約44%校內圖書館使用頻率每周不到一次。由此可知,目前大部分同學對北京教育資源利用率偏低,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資源的浪費。
3 進京指導意見
3.1 審慎考慮自身適應能力
對于外地打算到北京就讀或工作的人來說,除了要了解自己興趣、性格、適應能力、特長之外,還需充分考慮北京氣候環境、交通、資源、學習氛圍甚至人際等方面問題,切忌盲目跟風。通過調查發現一部分被調查者來京之前未充分了解北京,來之后發現跟自己想的不一樣,以致將很多時間和精力花在適應北京的環境氣候等問題上,這不僅可能對其身體健康狀況造成一定影響,而且也不利于其心理的成長,影響正常學習和生活。因此預先了解來京后可能遇到問題并因此對北京有一個科學全面的了解是選擇來京之前的重要一步。
3.2 客觀對待北京資源
北京作為全國政治、文化中心在資源方面占據優勢,這成為吸引外地學生來京就讀的重要因素,但就調查的結果看來,多數被調查者表示雖然來京之前有充分利用相關資源的打算,但現實情況是被調查者對北京資源利用率普遍較低,可見能否獲取足夠多知識不僅與資源豐富與否有關,而且還主要受個人因素的影響。所以對于計劃來京學習生活的人來說,應該客觀對待北京豐富的物質文化資源,資源是相對的,加上如今發達的互聯網已經將我們生活中大部分事物聯系起來,人們很方便就能了解外面的世界。
3.3 來京前做好規劃
對于計劃來京學生來說,做好對未來學生生活的規劃是一個重要且必不可少的工作,規劃需立足于現在,體現對未來的定位和展望,根據時間長短可分為短期規劃、中期規劃和長期規劃,一般來說,可先制定長期規劃,制定根據內容不同,可分為學習規劃、生活規劃等。
3.4 熟悉相關政策
我國就業政策處于進一步完善過程中[2],北京市每年針對招生和就業政策都會有或大或小的變化,一般來說政府對相關政策的調整會對留京產生較大影響,在本調查中超過54%被調查者表示對北京對招生就業的相關政策不了解或不是很了解,由此可見很多人是在對相關政策不了解的情況下做出選擇的,而作為有來京意向的人來說,了解相關政策至關重要,例如從2013年開始對應屆畢業生落戶年齡提出限制:本科生24歲,碩士生27歲,博士生35歲,很顯然這將對不符合年齡要求的學生就業產生重大影響。
4 總結
通過本次調研,作者對北京有了更為全面的了解,如環境一般、資源豐富、交通擁擠等,這一系列問題的解決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對于準備來北京的學生來說,來北京之前要詳細了解北京的氣候、環境、生活、娛樂等各方面的信息,制定人生規劃,慎重考慮是否來京。在來京之后充分利用北京的豐富資源,如多去博物館、展覽、看演出、游玩等,享受在“”豐富多彩的大學生活。
同時,本調查小組在進行調研過程中還存在一些不足,存在一定偏差。因此本研究結果還有待于大規模、科學的調查試驗進一步證實。
參考文獻
關鍵詞:創業意識;中醫藥院校大學生;應對策略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普隨著高等教育的大眾化,高校畢業生人數急劇增加,大學生就業問題日益突出,就業壓力越來越大。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統計,2013年我國普通高校大學生畢業人數為699 萬人,2014年為727萬人,2015年將達到749萬人,大學生就業難日益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和熱點問題。在嚴峻的就業環境下,自主創業、以創業促進就業成為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的重要途徑。
中醫藥院校承擔著培養中醫藥人才的使命,對于中醫藥的發展起著重要影響作用,提高中醫藥院校大學生創業意識,不僅能夠緩解中醫藥院校大學生就業壓力,還能夠促進我國醫療衛生體系改革,并且有助于中醫藥文化的傳播,提高我國文化軟實力與國際競爭力。當前人民生活水品不斷提高,大眾對于自己身體的健康及保養也越來越重視,中醫在保健及養生方面的優勢簇生了許多新興行業,中醫保健、中醫美容、中醫減肥等行業有著十分廣闊的前景。
二、對中醫藥院校大學生創業意識現狀的調查研究
為調查研究中醫藥院校大學生的創業意識,我們對山東中醫藥大學學生進行問卷調查,此次調查涉及中醫、中藥、針灸推拿等專科共計500名在校生及應屆畢業生,共發放問卷520份,回收有效問卷472份。通過對調查問卷的梳理與匯總,總結出以下結論:
1.中醫藥院校大學生創業意識較高
據統計發現,有45%的同學表示會考慮創業,其中男生占多數,18%的同學表示無創業意愿,其余同學表示不確定;另外有42%的學生認為在校期間可以通過創業來增加相關經驗,為將來打好基礎,32%的學生不贊成在校期間創業,認為應當專注于學業,其余學生持中立態度。從以上統計結果可以看出,中醫藥院校大學生創業意識較高,對于創業并非完全抵觸,但創業率低卻又是不得不面對的事實。據山東高校畢業生就業指導中心公布的數字表明:山東中醫藥大學2014屆畢業生共計4607人,自主創業18人,占畢業生總人數的0.39%。
2.創業知識與能力不足是阻礙中醫藥院校大學生創業的主要原因
在被調查的大學生中,63%的同學認為創業所面臨的主要障礙是創業知識的缺乏與創業經驗的不足,32%的同學認為資金不足是創業的最大阻力。由此可知,中醫藥院校大學生缺乏創業知識來源與創業實踐平臺,缺乏良好的創業環境使得部分有創業意愿的大學生不得不選擇放棄。
3.大部分學生對國家出臺扶持大學生自主創業的政策不了解
據調查研究,對于國家出臺的扶持大學生自主創業政策、法規,73.5%的學生表示不清楚,僅有1.7%的學生表示會經常關注,對相關政策非常了解,其余學生表示會偶爾關注,知道一點。另外,有58%的學生不知道“挑戰杯”創業大賽,由此可知部分大學生對于創業政策及創業活動了解甚微。
4.學校提供的創業教育及創業環境不完善
對于學校是否應該開展創業教育問題,63%的學生認為學校應該開設創業教育課程,并希望能夠與創業成功者溝通交流,為具有創業意愿的學生提供創業知識與經驗,11.8%的學生認為創業教育課程沒有必要,其余學生認為無所謂。以上可以看出,大部分同學對于學校開展創業教育課程具有強烈意愿,希望能夠接觸創業知識,為以后實現創業夢想做好準備。
三、解決中醫藥院校大學生創業意識問題的途徑與方法
有效解決大學生創業意識問題,既要從理論上教育與指導大學生具有正確的創業意識,又要從實踐上搭建創業平臺為大學生創業樹立明確的航標,更要在創業實踐中解決在校大學生的創業意識問題。[1]具體途徑如下:
1. 提高中醫藥院校大學生自身綜合素質。創業將是解決中醫藥院校大學生就業的一條重要途徑,專業的特殊性對中醫藥院校大學生創業也有了更高的要求,醫藥行業關系著消費者的身體健康,獲得醫藥營業資格的前提是擁有相關《醫師資格證》或《執業藥師資格證書》。因此,中醫藥院校大學生創業不僅需要提高自身創業能力,更需要提高自身職業道德與執業水品。
2. 加強中醫藥院校大學生的創業教育。首先,學校應努力培養學生適應時代要求的新的就業觀念,指導學生做到“三破三立”:破除等待國家安置的舊觀念,立自主創業的新觀念;破一業而終的舊觀念,立準備從事多種職業的新觀念;破安于現狀的舊觀念,立開拓進取的新觀念。[2]通過創業意識的教育使學生認識到選擇創業道路的重要意義。第二,完善創業教育體系,加強創業導師隊伍的建設,聘請一些成功企業家及創業成功者來校擔任創業導師,造就一支專兼結合的創業導師隊伍,分別為學生傳授創業理論知識及經驗指導。第三,與企業、社會聯手,為學生搭建創業實踐平臺,提供創業實踐機會,讓學生更好的走進創業,了解創業,激發學生創業靈感,為將來創業積累必備經驗。
3. 政府應當扶持中醫藥院校大學生創業,提供良好的創業服務及創業環境。中醫藥院校大學生創業離不開政府的扶持,政府應制定相關政策法規,發揮相關部門機構的作用,實施鼓勵與扶持大學生創業的優惠政策與措施,確保大學生創業的綠色通道,為創業學生排除阻礙、減輕顧慮,為學生提供良好創業環境與政策支持。
總而言之,提高中醫藥院校大學生創業意識意義重大,學校與政府都應積極應對,不僅要為學生提供創業知識,更要為學生創造良好創業條件與創業環境,為中醫藥院校學生創業保駕護航。(作者單位:山東中醫藥大學)
基金項目:山東省大中專畢業生就業創業課題“中醫藥院校大學生創業意識現狀調查與研究”(課題編號14CY003)。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