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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基本矛盾 經濟危機 生產過剩 資本金融化 資產證券化
一、引言
在20世紀末到本世紀初,美國經濟經歷了低通脹高增長的黃金時期。西方學者們樂觀的認為,通過金融體制改革可以避免了經濟危機的發生,使資本主義制度再次煥發了活力。他們認為,金融深化理論的發展使投資不再受到資金流通情況的制約,消費也不會受到收入水平的限制。即使在經濟衰退的情況下, 信貸也不會完全枯竭,即使收入驟減,也可以憑借信用貸款繼續消費,這樣就打破了“收入和消費之間僵化的關系”。這樣的改革確實達到了短期內推動資本主義經濟快速、平穩增長的目標,但最終卻沒能阻止經濟危機的發生。
基于此次危機的教訓,西方學界將危機爆發的原因歸罪于金融信用領域。有“金融期貨之父”之稱的梅拉梅德認為此次危機的根源在于信息的不透明和政府監管缺位。在08年“中美金融高峰論壇”上,經濟學者將災難歸因于資產證券化所導致的金融衍生品的快速創新。而格林斯潘在為自己的辯護中指出,危機的根源在于經濟的高速擴張導致投資者過分樂觀,低估了風險。這些問題只是引發經濟危機的表面原因的解決只能緩解、延遲危機的爆發,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經濟危機。隨著社會的發展,現代資本主義自我調控能力有所增強,但它卻無法擺脫經濟危機的陰霾,因為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內生的,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決定的。
二、資本主義對抗性分配制度決定的勞動者貧困化
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生產條件的分配就是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生產資料歸誰所有,誰就能支配生產過程并占有生產成果,所以,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性質決定了個人消費品的性質。因此,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根本特征的資本主義分配制度必然使分配方式有利于私有制基礎上的有產者。勞動者通過辛勤勞動創造的財富未必會被勞動者享用,財富的分配取決于生產資料的所有制。
美國從1996年至2007年,美國經濟持續擴張,實際GDP的增長迅速,達到每年3.3%的水平。與此相對應的是個人收入的增長卻低于GDP的增速,而且作為個人收入重要組成部分的個人工資收入的真實值在2001年和2002年連續兩年出現了負增長,分別是-0.48%、-0.81%。
經濟發展了,國民收入增長了,以上的數據卻表明勞動者分享的經濟發展成果的份額在不斷的降低。在美國,過去的二十年中最貧困的40%的人的人均財富下降了59%,同時,最富有的1%的人占到收入增長總額的33%;處于金字塔頂端最富有的1%的人掌握著34.3%的家庭凈資產,最富有的10%的人掌握著將近71%的國民家庭資產,而處于金字塔底層最貧困的80%的美國家庭僅占總資產的15.3%,而處于最底層的40%的家庭只占有0.2%。
三、生產與消費的矛盾,使資本主義通過促進消費緩解生產過剩的危機
剩余價值的積累與實現,內在的要求消費需求相應比例的增加,而資本主義對抗性的分配制度導致勞動者由于貧困化而消費萎縮,這就不可避免地引發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矛盾與沖突。“資本主義生產本身只是為資本而生產,表現為生產的起點與終點,表現為生產的動機與目的”。這一趨勢使得資本主義生產脫離了社會需要而呈現出無限擴張的態勢。而與此形成明顯對照的是,以廣大勞動者為主體的社會需求卻相對萎縮。加速擴張的生產規模最終在狹窄的市場中無法獲得市場實現,不得不面臨著剩余價值的生產與剩余價值的實現之間的矛盾――一個與需求相對的潛在生產過剩問題。
在美國,由于有效需求的不足,致使生產能力過剩,表現為實際工業產出始終低于潛在工業產出。美國工業能力利用率從94年的峰值80%逐年下降,直到01-02年的低谷63%,雖然工業能力利用率在04年伴隨著固定投資的迅猛增長回升到了70%,但仍然低于90年代平均76%的歷史記錄。為滿足生產無限擴張的要求,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得不促成消費在絕對數量上的增加來緩解剩余價值生產與實現之間的矛盾。
美國的GDP中消費占到了2/3,消費是推動GDP增長的主要動力。近十年中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始終高于投資、進出口和政府支出。網絡泡沫的破滅造成了美國經濟發展的停滯,2001年GDP增速只有0.8%,其中一季度和三季度出現負增長,分別是-0.5%和-1.4%。與以往經濟出現停滯或衰退不同的是:消費支出并沒有隨之大幅下降,反而增長了2.5%;在當年投資與進出口均出現下滑的情況下,消費支出對GDP的貢獻率達到了1.74個百分點。2002年,消費支出增長了2.7%,貢獻率1.9個百分點,高于GDP實際增長率。2003年消費支出增加2.9%,略高于2.7%的GDP增速,它為增長貢獻了2.05個百分點,占全部經濟增長的76%。消費成為阻止美國經濟下滑和推動之后又一輪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
四、借貸消費的現實根源是:勞動者維持艱難的勞動力再生產
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消費的增長應該是以收入的增長為前提的。從此次經濟危機發生前幾年的統計數據來看,個人收入在1999和2005年增幅明顯小于GDP,消費支出的增速在這幾年始終高于個人收入增速。同時,個人儲蓄占可支配收入比例呈下降趨勢,且出現負儲蓄率。2002年個人收入僅增長了0.2%,但是消費支出卻增加了2.7%;2005年個人收入增長了2.2%,消費支出增加了3.0%。
在收入增長緩慢,且呈現“零儲蓄”的情況下, 對消費支出和個人收入的解釋,只能到家庭債務中去尋找答案。從2000年開始,美國家庭債務與可支配收入的比率從91%上升到120%,家庭負債與家庭資產的比率從13.3%升為16.9%,債務實際支付比率從12.6%升至13.7%。截至2007年底,居民債務(不包括房地產貸款)總額達2.9萬億美元。其中37%為信用卡,63%為汽車貸款和學生貸款。住房貸款余額在2007年已超過13萬億美元,與GDP規模相匹敵。加上房地產貸款,居民債務總額將達到16萬億美元之巨,平均美國每個公民要擔負50000多美元的債務,而根據美國人口統計局2007年調查顯示,美國中等家庭的年收入為50233美元。雖然各種形式債務的快速增加在短期內推動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增長,但是這樣的經濟增長是難以維系的。債務的不斷增加不僅會加劇金融信用的過度膨脹,同時也會使金融信用機構因不良貸款增加而面臨巨大的經營風險。
五、信用制度的發展強化和加速了危機的出現
金融信用體系的基本職能是動員社會閑散資金用于企業的積累擴大。而在當代,由于對產業性投資進行充分融資的機會減少,導致消費信貸和住宅融資的重新啟動,以勞動大眾為融資對象的貸款得到擴大。在具有廣泛分工的市場經濟中,由于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市場的不確定性日趨增大。金融機構紛紛利用資產證券化來分散經營風險,降低運營成本,同時提高非流動性資產的流動性。在資產證券化的過程中,金融機構創造了種類繁多的信用衍生品。
金融機構在將原始的金融產品分割、打包、組合開發各種金融衍生品的過程中,原始的金融產品被變形為高出自身價值幾倍甚至幾十倍的金融衍生品。從這些金融衍生品的本質來講,它并沒有降低投資的風險,而是將風險分化轉移,而且風險在分散的同時,也變得越來越隱蔽。隨著金融衍生品的不斷推出,金融交易鏈條也在不斷拉長,由于信用杠桿的作用,不但使金融產品的價格成倍上漲,而且也使面臨的風險成倍增加。至2006年,美國的金融票據和證券規模已經達到129萬億美元,是當年GDP的9.7倍,其中債券占28萬億美元,住房按揭貸款占12萬億美元,消費貸款占2.5萬億美元。而且與消費貸款相關的信貸違約掉期市場的估值已達到60萬億美元。至2007年上半年,美國次貸余額為1.5萬億美元,在按揭貸款市場所占份額從2001年的2.6%增加到15%,連同中間級貸款,非優質貸款所占份額已達到46%。次貸余額通過杠桿作用產生的影響也超過了10萬億美元。如此規模的貸款利益鏈條,一旦借款人違約,則風險將沿著利益鏈條逐步蔓延,其后果不堪設想。
2004年至2006年7月,為對抗通脹,美聯儲通過17次提高利率,使聯邦基金利率從1%上升至5.25%。利率的升高、房價的下跌,使次貸借款人越來越難以承受房貸的負擔,至2007年,次貸拖欠60天的比率超過15%,是2005年同期的3倍。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文件顯示,截止08年10月,美國17家大型信用卡托管機構逾期30天未還款的違約賬戶已經激增26%,信用卡壞賬率上升18%。信用貸款機構的壞賬激增與信貸市場的流動性緊缺已經使美國5大投行以及12家商業銀行倒閉,金融危機爆發了。
六、金融危機成為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主要表現形式
縱觀過去這一百年資本主義體系下發生的幾次重大的經濟危機,都是由股票、外匯、債券等金融市場發生,并最終導致了以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企業大規模倒閉為標志的經濟危機。因此,很多學者認為,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已經過時,危機的根源已經從生產領域轉移到了金融領域。當危機來臨的時候,他們總是在金融領域里去尋找經濟危機的根源。資本主義在最近二十年推進的以金融深化為核心的金融自由化改革,要求消除資本流動的障礙,利用市場機制進行資本的自由配置,其實質就是要減少政府對金融市場的監管和干預。而政府對金融市場監管和干預的缺失必然會導致市場的過度投機,過度的投機必然使金融泡沫迅速膨脹。但是當泡沫破裂,經濟學家又將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歸因于市場的過度投機和政府的監管缺失。這在邏輯上是自相矛盾的,因此這些背棄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的經濟學家始終無法找到現代經濟危機的真正根源。
在市場經濟空前發展的當代,金融深化所造就的具有吸引力的各種新型金融衍生工具提高了其吸收這些資本的能力。金融深化一方面為資本開拓了增殖的空間和市場,另一方面也使資本家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從金融市場中獲得資金。在這兩方面的作用下,金融市場的規模不斷擴大,金融信用已經深入到了整個經濟的各個領域,因此以前以工業經濟為主要內容的資本主義經濟貼上了金融經濟的標簽。“在再生產過程的全部聯系都是以信用為基礎的生產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危機顯然就會發生。所以乍看起來,好像整個危機只表現為信用危機和貨幣危機”。雖然危機發生在金融信用領域,但是其根源還是在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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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危機;資本積累;有機構成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根源于什么？長期以來，對于此問題的探究一直是理論界最困難，也是爭議最激烈的領域之一，時至今日仍無確切定論。自機器大工業以來，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史，就是一部經濟危機史，周期性經濟危機的爆發對生產力造成了巨大破壞，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揮之不去的頑疾。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速，面對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爆發，作為全球增長的“中流砥柱”和社會主義的中國亦面臨重重壓力，想置身于危機之外似乎愈發困難。因此，對經濟危機成因與根源的探究就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當代價值。
總體說來，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是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的邏輯展開為基本線索，從分析商品矛盾開始的。簡單商品經濟條件下，商品內在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矛盾構成了資本主義一切矛盾的胚芽，從而產生了商品和貨幣、買和賣之間的矛盾，形成了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在此基礎上，引出了資本總公式的矛盾，進而出現了資本和雇傭勞動的矛盾，于是產生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二重性矛盾，進一步表現為社會化大生產和價值增殖過程中資本占有制之間的矛盾，還表現為生產力手段發展的無限性和價值增殖目的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進一步通過資本積累使矛盾不斷得以發展和強化，使經濟危機由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從而敲響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最后喪鐘。筆者認為，在經濟危機的形成過程中，利潤率趨向下降規律、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利潤實現困難、固定資本的周期性更新是經濟危機產生的重要條件，也是研究危機成因與根源的關鍵。
一、利潤率趨向下降規律
（一）資本積累導致資本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和利潤率趨向下降。資本家由于內在貪婪本性和外在競爭壓力的趨勢，必須不斷進行擴大再生產，把剩余價值源源不斷轉化為資本，即資本積累。在資本積累的不斷增進的過程是，資本家為了追求更多的利潤并在競爭中處于不敗地位，必然會想方設法提高勞動生產率，努力降低生產成本，使得用于購買生產資料的不變資本在總資本中的比例不斷提高，同時用于購買勞動力的可變資本在總資本中的比例不斷下降。對于資本主義社會來說，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同時意味著資本利潤率的趨向下降。如果在資本積累過程中，對生產資料的追加速度大于對勞動力的追加速度，那么過去勞動的增長必然快于活勞動（即新價值）的增長，其結果便是總資本所帶來的利潤率不斷趨向下降，反映在社會中就是各種商品的迅速貶值。
（二）利潤率下降所帶來的停滯和混亂。如果阻礙利潤率下降的因素力量較小，利潤率由趨向的下降變為實際的下降，那么就會帶來更加激烈的資本競爭。在為利潤劇烈地角逐過程中，規模較小、技術相對落后的資本便會因競爭實力不足而黯然退出市場，破產倒閉，成為閑置資本。進一步講，資本的閑置或毀滅，造成了資本在使用價值形態和價值形態兩方面的損失，表現為商品、勞務和要素價格下降，股市下跌，社會信用收縮甚至崩潰。
二、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利潤實現困難
（一）對利潤的無限追逐導致生產相對過剩和有效需求不足。資本對利潤的無限追逐源于資本貪婪的天性，甚至連作為資本人格化的資本家也深深打上了貪婪的烙印。資本積累不斷驅使資本家無止境地追逐剩余價值，以便在激烈的市場競爭和瘋狂的貪欲中某得一席之地。這就決定了資本主義的生產并不是以使用價值為目的，而是以生產價值和剩余價值為目的，使得生產在客觀上具有一種無限擴張的趨勢，不顧一切而盡可能占領市場。馬克思認為，經濟危機的實質是生產的相對過剩，即社會的生產相對于有支付能力的消費而言是過剩的。而這種有效需求不足則反映了廣大群眾的貧困和有限的購買力，歸根到底是由于他們在社會分配中獲得的有限工資收入造成的。
（二）利潤實現困難導致經濟危機。在資本積累的過程中，決定生產的擴張與收縮的唯一因素就是利潤率。資本家完全不會考慮生產和社會的需要，即社會地發展了的人的需求之間的關系，也就是說廣大人民群眾的消費力和購買力對資本的擴張與收縮沒有任何影響力。而隨著資本積累的增進，利潤率具有下降的趨勢，利潤的實現愈發困難。當不斷下降的利潤率達到某一點，即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達到甚至超過利潤率的極限時，經濟危機就爆發了。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不考慮對抗性的分配關系，僅僅把刺激消費、拉動需求作為應對危機的手段，便沒有擊中經濟危機的要害，各項政策和措施是難顯實效的。
三、固定資本的周期性更新
（一）固定資本的大規模更新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暫時擺脫危機準備了物質條件。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演進過程中，固定資本的更新具有特殊的意義，它為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實現提供了物質條件。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不斷膨脹的過程中，由于供銷都比較旺盛，無論是產業資本家，還是商業資本家都不愿意更新舊設備，擴張中的資本更不愿意轉行到技術含量更高的領域。但是在經歷經濟危機的沖擊后，面對隨之而來的生產大蕭條，加之社會游資充斥，利息率、要素價格水平較低，貸款相對容易，資本家在追逐利潤的驅使下便開始重新謀劃下一步的發展了。他們有的采購新的技術裝備，有的進行大規模技術改造升級，有的轉投利潤率相對較高的行業部門。總之，固定資本的大量更新和投資帶動了兩大部類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經濟增長，資本主義經濟再次走向復蘇和高漲。
（二）固定資本的更新同時為下一次危機的到來創造了新的物質條件。固定資本的大規模更新和投資，意味著先進技術和設備的廣泛采用，生產率提高，生產規模擴大，一方面持續推動著生產的社會化水平，促進了資本集聚和集中;另一方面，投資的大量增加引起的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使得資本對于勞動力的需求相對甚至絕對減少，造成了相對過剩人口的增加，貧富差距擴大，從而使生產和消費的矛盾，即生產的無限擴大和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下降的矛盾進一步尖銳化。當矛盾發展到一定程度，社會再生產比例遭到嚴重破壞時，新的經濟危機的爆發就不可避免了。當然，固定資本的更新只是產生經濟危機的物質基礎，而不是爆發經濟危機的條件。如果沒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沒有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運動發展，固定資本的更新是不會帶來經濟危機的。
以上所述，筆者分別從利潤率趨向下降規律、有效需求不足造成利潤實現困難、固定資本的周期性更新等多方面分析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成因和爆發的根源。總之，經濟危機的演進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其中的各個因素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復合共同促使了危機由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因此，只有綜合全面地把握經濟危機的成因和根源，才能深刻理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深層次矛盾，進而在面對西方國家經濟危機沖擊時能夠有效預防和管控危機。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
關鍵詞：經濟危機 金融危機 原因
馬克思經濟危機理論是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時提出的理論。在政治經濟學中，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一種與資本主義制度與生俱來的現象。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迅速，但是，目前我國經濟的發展中也出現了各種困難，我國經濟所發生的危機是否屬于類似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過剩性經濟危機，這一問題的研究對于我們解決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困難，促進我國經濟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經濟危機與金融危機之區別
（一）經濟危機
經濟危機（Economic Crisis）指的是一個或多個國民經濟在一段比較長的時間內不斷收縮。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周期爆發的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也是經濟周期中的決定性階段。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體制的必然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資本主義國家主要是依靠開拓國際市場來轉嫁國內的經濟危機，不惜發動世界戰爭，歷史證明這一條道路是走不通的。大戰以后，資本主義國家開始轉向尋找、開拓國內市場，從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經濟危機的困擾。但是卻無法解決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源，即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因此，無法從根本上找到解決經濟危機的辦法。
（二）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The Financial Crisis)指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與地區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例如短期利率，證劵，房地產，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惡化。金融危機可以分為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銀行危機等類型。經濟危機直接造成生產者、勞動者的貧困，社會消費能力太低，生產的產品賣不出去，資金無法周轉。金融危機則是因為金融資本沒有找到正確的投資方向，造成大量資金、資本的浪費，以至于資本、資金無法周轉，社會經濟崩潰。
解決的辦法：首先，要弄清楚社會較高的消費欲望和消費能力是從哪來的，表現在哪些人群中；其次，投資高科技領域，把高科技的研究成果轉化為生產力，不斷開辟新的生產領域，為社會加速發展鋪平道路；最后，把資本應用在提高生產力的研究上，生產服務于普通民眾。[1]
二、我國存在爆發金融危機可能性的原因
（一）我國不存在爆發經濟危機的可能性
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經濟危機不同于金融危機。在馬克思看來，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有的產物。經濟危機的根源是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經濟危機的實質是生產過剩，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危機屬于過剩性危機。從根本上說，我國不存在爆發類似于資本主義國家過剩性經濟危機的可能性。
首先，從制度上講，我國的經濟體制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這與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制度存在根本的區別。宏觀調控在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使我國的經濟在全社會范圍內有效地使用人力、物力和財力發展生產，使經濟活動符合人民的利益。
其次，社會主義國家企業所得的利潤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中資本家所得的剩余價值。資本主義的剩余價值被資本家無償占有，雖然現在資本主義國家各種福利待遇有所提高，但是卻無法解決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源即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社會主義國家的利潤通過稅收的方式最后歸屬于人民。
（二）我國存在發生金融危機可能性的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高速的經濟增長時期，但這不能代表中國經濟運行中不存在誘發金融危機的因素。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就出現過金融風險，但由于當時中國整體環境相對閉塞加上四大國有銀行的絕對控制地位，并沒有演變成金融危機。隨著中國加入WTO，國際國內環境的改變，一些潛在的問題有可能成為誘發金融危機的因素。
1.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
經濟全球化已經成為當前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主流趨勢，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也逐漸融人了經濟全球化的浪潮。全球經濟特別是發達國家經濟因金融經濟危機而陷入衰退，這將會通過降低對中國出口產品的需求而對中國經濟產生一定的影響。金融經濟危機的發生也會減少外商在中國投資的力度與規模。
2. 我國經濟發展中內部存在的問題
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許多的問題。首先，銀行體系脆弱。銀行是金融系統很重要的組成部分。現階段，中國銀行業發展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其次，匯率制度不完善。主要體現在匯率形成機制非市場化、匯率制度缺乏彈性。再次，外債結構不合理。外債是支持一國經濟發展一項不可或缺的資金來源。我國外債結構的不合理主要體現在短期外債不斷攀升、商業貸款比例偏大等方面[3]。
三、總結
通過以上各方面的分析，我國經濟發展存在爆發危機的可能性，但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危機不同與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即不是過剩性的經濟危機。我國存在爆發金融性危機的可能性，這是內外兩種因素影響的結果。我們應從國內外兩個方面來防御我國金融危機的爆發。主要是從我國內部著手。對于防范未來可能發生的金融危機，中國需要在可控的范圍內穩步推進國內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僅僅靠加息、升值等方法并不能從根本上化解深層次的經濟矛盾。中國現階段需要從增加內需，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等多個方面，改變目前的經濟不平衡狀況。
參考文獻：
[1]郭書江.論經濟危機、金融危機的形成原因與遏制[J].經濟評論,2004(1)：80-81.
[2]馬克思.資本論[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57.
國際金融與經濟危機的原因
我國經濟學界在研究和探索本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原因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進展。不過對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原因見解不一。有的學者重在研究和探索危機的制度性原因;有的學者既研究制度性原因，也研究非制度性原因;還有的學者在研究和論述體制層等方面的原因。
不少學者探究了導致金融危機發生的制度層面的原因。部分學者認為，當前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雖然呈現出與以往危機不同的特點，但從根本上來說，這次危機并未超出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的判斷和分析。資本主義內在矛盾是形成危機的深層次原因，而金融資本貪婪和逐利性則是引發危機的直接原因。另有部分學者認為，本次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是隨著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和泛濫一步一步發展的結果，其實質就是由新自由主義私有化的發展所必然產生的生產過剩，而且是跨國移動生產過剩。還有部分學者認為，每一次危機的具體形式各不相同，但危機的根源卻是一樣的，即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的產物。新自由主義確實是當前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它使得危機更加深了，但新自由主義不是危機的根源，拋棄新自由主義不能解決危機問題。
有的學者既從制度方面又從經濟運行體制等方面論述本次危機的原因。部分學者認為，雖然經濟因素確實在金融危機的發生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諸如政治、制度和監管等非經濟因素同樣是非常重要而不能忽略的。另有部分學者認為，信息機制在金融危機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簡單易于理解的金融工具更有利于信息傳遞和金融穩定，而過于復雜的金融創新則可能在投資者之間形成新的信息不完全，導致投資者的風險識別狀態發生系統性改變，最終誘發金融危機。還有部分學者認為，導致經濟周期和危機的直接變量是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勞動者收入的增長速度跟不上資本積累的速度消費需求降低利潤率下降投資劇降經濟危機。
有的學者從經濟周期、收入分配視角等其他視角對本次危機的原因進行了分析。部分學者認為，本次危機是資本主義發達階段虛擬經濟周期運動的內生產物，深層原因在于強勢美元格局形成過度消費和虛擬資本膨脹間相互加強的循環，導致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過度偏離。而美國經濟危機最終轉化為世界經濟危機，則是因為各主要國家之間的經濟周期出現了高度的同步性，是它們之間相互疊加共振的結果。另有部分學者認為，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根源于美國經濟中軟預算約束現象的普遍存在。美國金融危機的生成和傳導機制可以描述為：軟預算約束道德風險金融創新激勵金融創新過度信貸膨脹大量呆壞賬加劇金融脆弱性利率提高和房價下跌時的風險集聚金融危機。還有部分學者從收入分配的視角對本次危機的原因進行了分析。他們認為，第三波全球化深刻地影響了全球收入分配的格局。在各國之間與各個國家內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加深。發達國家收入不平等導致了宏觀經濟的金融化和消費者的債務積累。而新興工業化國家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大壓制了國內需求。這些國家或主動或被動地間接地為發達國家的消費者提供債務融資。這種局面本質上就是一種無法持續的全球化。伴隨著美國等發達國家房地產泡沫的破滅，美國次貸危機傳導到全世界，演變成全球金融危機。
后危機時代國際經濟環境變化總體分析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給世界經濟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國際經濟環境出現了一系列新的變化。學者們對此進行了深入的討論。
部分學者認為，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缺乏強勁動力。美國和歐洲處于金融危機后的緩慢復蘇階段;其復蘇到危機前的快速發展軌道可能性較小。在國際貿易環境方面，發達經濟體增長放緩將極大壓縮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空間。貿易保護主義正在抬頭，低碳經濟可能成為發達經濟體新型貿易壁壘。
部分學者認為，金融危機將促進國際力量格局發生重大變化，新興經濟體成為全球化的重要驅動力;新興大國經濟群體崛起，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而中國經濟迅速崛起，是引發世界經濟增長態勢、國際力量格局變遷、國際經濟關系調整，以及全球治理架構形成的關鍵因素。
另有部分學者認為，現有的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特別是國際金融體系，與世界經濟發展形勢不相適應，并且無力應對全球范圍的金融危機。對此，國際社會共同要求改革金融體系，建立新的經濟秩序。
還有部分學者指出了后危機時代的另一些新特點，一是新自由主義的思想與改革方案逐漸式微，經濟穩定和收入公平分配會得到更多的重視。二是大政府取代大市場，在經濟治理上再次占上風，但美國市場經濟模式難以發生實質性變化。三是世界經濟增長模式面臨調整，全球經濟失衡將有所緩解。四是經濟全球化將繼續深入發展，產業調整轉移將出現新變化。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和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問題
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有的學者探討了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并指出了未來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方向。
部分學者認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最根本屬性在于無約束的純信用本位貨幣特質，當前全球經濟失衡問題正是在這種信用貨幣本位下的儲備國道德風險作用集中表現。另有部分學者認為，金融危機后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可能有兩種方向：一是各國通力合作創造出超主權的國際貨幣;二是歐元和人民幣不斷崛起，與美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多基準貨幣的新國際貨幣體系，而第二種的可能性更大。還有部分學者認為，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問題是本位貨幣的選擇，一個公平而有效的國際貨幣體系應該擺脫對單一主權貨幣的過度依賴，由所有參與國共同管理。
由系統控制危機到社會規范危機的轉換過程上文中我們肯定了哈貝馬斯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危機根源的認識，盡管這一根源對于他的危機理論來說似乎無足輕重。因此，我們有必要搞清楚哈貝馬斯“危機”概念的真正內涵，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理解其危機理論的實質。哈貝馬斯在《合法化危機》一書開篇之處是這樣論述“危機”范疇的:“我們把危機與一種客觀力量的概念聯系起來，這種客觀力量剝奪了一個主體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我們把一個過程說成是危機，這樣也就賦予了該過程一種規范意義:危機的克服意味著陷入危機的主體獲得解放。”［4］可見，哈貝馬斯一開始就是從控制與規范之間關系開始構建其危機理論的。哈貝馬斯首先介紹了社會科學范疇的系統論危機概念，從這一角度講，危機就是系統整合的持續失調。但哈貝馬斯認為，只有系統控制危機使社會整合岌岌可危時，也就是社會規范結構的共識基礎受到破壞時，才會形成社會危機。因此，哈貝馬斯強調:“一種適當的社會科學危機概念應該能夠把握住系統整合(Systemintegration)與社會整合(Sozialinte-gration)的關系。”［5］為此，哈貝馬斯引進了“生活世界”這一范疇，并將生活世界與系統這兩個范式聯系起來。哈貝馬斯認為，生活世界蘊含著一個社會的規范與價值，生活世界規范結構的正常運行，服務于社會整合，又依賴于社會認同;而系統僅僅關注于社會系統自身的控制機制與原則。因此，“危機分析要求一個能夠把握住規范結構與控制問題之間關系的分析層面。”［6］在此基礎上，哈貝馬斯得出這樣的結論:社會危機就是控制機制對社會規范結構的破壞，就是系統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下面讓我們結合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看看系統控制危機如何轉換成社會規范危機，也就是哈貝馬斯晚期資本主義危機理論的具體內容。哈貝馬斯認為，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組織原則不是政治性的階級統治，而是經濟系統內部的雇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經濟系統同時承擔著系統整合與社會整合的雙重功能，由此而導致的經濟危機屬于純粹意義上的系統危機。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系統依然有其自身的組織原則，政治系統為避免經濟系統的功能失調，用整體計劃調節經濟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市場機制。經濟系統內部的雇傭勞動與資本之間的結構性矛盾被轉化成經濟系統與政治系統不同組織原則、不同控制手段之間的矛盾。遺憾的是，行政行為不但不能解決經濟危機，反而會使政治系統自身陷入危機，經濟危機轉化成行政合理性危機。哈貝馬斯借用經濟學的“投入”與“產出”模式來分析政治系統危機傾向:“政治系統需要盡可能投入各種不同的大眾忠誠，所產出的則是由權力機構貫徹的行政決定。產出危機表現為合理性危機，即行政系統不能成功地協調和履行從經濟系統那里獲得的控制命令。投入危機則表現為合法性危機，即合法性系統無法在貫徹來自經濟系統的控制命令時把大眾忠誠維持在必要的水平上。”［7］因此，“合理性危機是一種轉嫁的危機，與經濟危機一樣，合理性危機把為非普遍利益而進行的社會化生產的矛盾表現為控制命令之間的矛盾。”［8］哈貝馬斯闡述了行政合理性危機產生的原因:一方面，是行政計劃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其根源還是在于經濟系統自身的“為非普遍利益而進行的社會化生產”的結構性矛盾，簡單的說，就是國家行政手段無法解決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國家彌補自我封閉的經濟系統的弱點，承擔起協助市場的任務，因此，國家控制手段的邏輯就迫使國家不得不允許越來越多的外部因素進入系統。”［9］行政行為一旦介入經濟危機，就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對經濟系統的訴求馬上轉移到政治系統上。哈貝馬斯還進一步指出，行政合理性危機會通過國家機器的瓦解的方式取消其合法性。合法性喪失，意味著國家行政行為無法維系原有的合法性規范。如果說行政合理性危機指的是政府干預經濟行為缺乏理性，行政行為無法滿足經濟系統的控制指令的要求。那么合法性危機則是指，行政行為在干預經濟危機時所作的各種控制命令即便有效，也破壞了原有社會文化領域的規范結構。社會文化系統產生所謂的“動機危機”，無法再提供滿足合法性需求的意識形態和規范價值體系，社會主流價值與制度受到質疑，大眾忠誠喪失。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由系統控制到社會規范這一危機的轉換過程。哈貝馬斯從經濟系統的控制原則入手，但其理論落腳點卻是社會文化領域的規范結構。也就是說，哈貝馬斯危機理論的核心是合法化危機，而合法化危機的實質是社會認同危機。
合法性危機的實質是社會認同危機哈貝馬斯危機理論重點不在于經濟危機，他更無意于探討經濟危機背后的社會結構性矛盾。他認為經濟危機已不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危機，合法性危機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最主要的危機形式，而合法性危機的實質是社會認同危機。在哈貝馬斯這里。社會危機從經濟系統轉換到政治文化系統，由經濟基礎轉移到上層建筑與意識形態領域。哈貝馬斯認為，合法性危機意味著，行政行為在應對經濟危機時，無法確立或維持必要的合法性規范結構，無法從社會文化系統汲取行政行為正當性的資源，無法對行政合理性進行論證。如果國家無法對其行政行為的正當性做出論證，則必然會陷入合法化危機之中。合理性危機并不必然導致合法性危機，而合法性危機卻肇始于行政合理性危機，是合理性危機通過社會文化系統的轉換，是系統整合危機向社會整合危機的轉換。“各種危機傾向只有通過社會文化系統才能爆發出來，原因在于一個社會的社會整合依賴于這一系統的產出:直接依賴的是社會文化系統以合法化形式給政治系統提供動機，間接依賴的是社會文化系統向教育和就業系統輸送勞動動機。”［10］社會文化系統自身的危機表現為動機危機，哈貝馬斯指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一系列的公民私人性與家庭職業私人性原則是最重要的動機模式，對政治系統與經濟起著重要的維護作用。正是這兩個模式遭到系統的破壞，形成動機危機，進而影響社會系統整合。也就是說，社會文化系統與社會整合密切相關，對社會整合起著決定性作用。從系統與生活世界的之間關系的角度看，生活世界受制于經濟系統和政治系統，即受到金錢和權力這兩種手段的控制。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正是各種社會系統以不同的機制和原則破壞了生活世界的規范結構，社會文化系統產出失調，規范結構無法為控制手段提供合法性依據，造成合法性危機以及系統對“生活世界殖民化。”哈貝馬斯同時指出，合法性危機必須追溯到對合法性的需求，合法性需求的增加是因為政治系統意義儲備變得越來越貧乏。因此，哈貝馬斯認為，“不能隨時用來滿足行政系統需求的僵化的社會文化系統是加劇合法化困境并導致合法化危機的唯一原因……決定合法化危機的必然是一種動機危機，即國家、教育系統和就業系統所需要的動機和社會文化系統所能提供的動機之間所存在的差異。”［11］因此，“合法性危機是一種直接的認同危機(Identitatskrise)。它不是由于系統整合受到威脅而產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實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計劃的各項任務使失去政治意義的公共領域的結構受到懷疑，從而使確保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質疑。”［12］在哈貝馬斯合法性理論的范疇中，“認同”或者說“承認”扮演著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危機”是哈貝馬斯政治合法性理論的邏輯起點，“認同”則是其理論的落腳點。現代政治合法性論證的第一要義就是民眾的認同原則，政治合法性首先要通過民眾對政權的認同和擁護程度表現出來。哈貝馬斯危機理論不僅為我們揭示了經濟、政治與社會文化系統的相互關聯，揭示了系統控制與社會規范的內在張力;同時，他對于合法化危機實質的剖析，也為危機的消除指明了方向:只有通過交往理性的重構，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社會規范價值體系，從而消除合法化危機。
哈貝馬斯危機理論對于我國現階段經濟文化建設的重要啟示
哈貝馬斯危機理論不斷從經濟系統轉換到政治文化系統，并且試圖在作為上層建筑的意識形態領域探求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的實質與解決途徑，實質上是否定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因此也注定了這一理論的烏托邦命運。然而，哈貝馬斯危機理論不僅以社會系統角度為我們揭示了經濟、政治與社會文化系統的相互關聯，同時也揭示了系統控制與社會規范的內在張力。特別是哈貝馬斯對于社會危機的根源，合法性危機的實質，以及國家行政行為對經濟文化系統的干預等方面的剖析與闡釋，對于我國現階段經濟體制改革與加強文化建設都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與啟示意義。
深化經濟改革，避免產生危機的結構性矛盾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價值規律在市場資源配置方面起了基礎性作用。但近些年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遠遠落后于經濟的發展，經濟領域矛盾不斷積累。一方面，經濟體制改革與行政體制改革相對滯后。“改革滯后的主要表現是，政府支配的資源過多，過分主導資源配置，政企不分、政資不分、政事不分問題未解決，抑制了市場優化資源配置功能的發揮。一句話，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沒有理順。”［13］哈貝馬斯在批判晚期資本主義的時候指出，“如果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還繼續存在著經濟危機傾向，這就表明，國家干預資本運作過程的行為和交換過程一樣，也服從于自發的經濟規律。”［14］上文中所提到的行政合理化危機，簡單地說，就是政府行為未能成功地協調和履行從經濟系統那里獲得的控制命令。我國目前體制改革的關鍵就在于使政府能夠更好地、更理性地為經濟和市場服務，這也是轉型期我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任務。在哈貝馬斯看來，經濟系統的危機具有自發性，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周期性規律。而國家行政行為對經濟危機的干預，使危機從經濟領域轉移到政治領域和社會文化領域。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面臨著同樣的風險與挑戰，因此，我們必須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進行行政體制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實現發展與保持穩定，但不能以發展與穩定為托詞而拒絕深化改革，這樣只會削弱進一步發展的動力，更有可能增加不穩定的因素。行政理念的轉變與行政能力的提高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但只有通過深化改革，才能不斷轉變政府職能，規范政府行為，有效防止政府行為對經濟的過當干預。否則，政府的干預行為不僅不能解決經濟系統自身存在的問題，而且使經濟的問題誘發政治的問題，造成社會民眾對國家政策、政府行為甚至于體制制度的強烈不滿，并進而引發哈貝馬斯所謂的“行政合理性危機”與“政治合法性危機”。另一方面，經濟系統危機根源于其系統內部的雇傭勞動與資本之間結構性矛盾，而當前我國經濟領域的生產要素的結構性矛盾日益明顯，例如勞動力的結構性短缺與失業問題，市場投資過熱與購買力低下問題等同時存在。生產要素結構性的矛盾不僅會導致生產的不平衡性與經濟滯脹，同時不可避免地導致分配不公以及貧富差距過大。經濟領域結構性矛盾越積累越嚴重，只有靠改革而不是一味的發展才能解決。只有理順各種所有制形式之間以及社會各系統之間關系，不斷調整與完善經濟結構才能實現經濟的良性發展。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既得利益的阻撓與反對，使深層次改革舉步維艱，各種危機傾向在一定程度上并存。因此，我們必須樹立正確的危機意識，解放思想，事實求是，既要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不動搖，積極探索高效的公有制實現形式，為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提供物質保障;同時又要鼓勵多種經濟形式共同發展，不斷探索勞動與資本有效的結合方式。一句話，只有在不斷深化改革的過程中，各種結構性矛盾以及所引發的一系列危機才能得到緩解與避免。
關鍵詞：《資本論》；經濟危機；現實意義
中圖分類號：F0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21-0106-02
經濟危機是指一個或多個國民經濟或者整個世界經濟在一個較長的時間段內不斷收縮，是資本主義經濟在其發展過程中周期性爆發的生產相對過剩危機。《資本論》中有這樣的敘述：“一切現實危機的最后原因總是群眾的貧窮和他們的消費受到限制，而與此相對比的是資本主義竭力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發展的界限。”[1]而直接導致經濟危機爆發的便是資本的本性，認識和理解經濟危機及其理論是我們應對當代金融危機的必然選擇。
一、《資本論》中關于經濟危機理論的闡述和分析
1.《資本論》中關于經濟危機理論的直接誘因分析
首先，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出了資本的本性是經濟危機的直接誘因。那資本的本性是什么？正如我們所知，資本是一種可以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是一種能夠生產錢的工具。資本家對于金錢的追求是無限的，也就意味著資本對于利潤的追求是無限的，由此推動生產規模不斷擴大。但絕大部分的資本是掌握在資本家的手里的，留在勞動者手里的資本會隨著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而減少，勞動者的購買力會隨之變弱，這樣一來商品賣不出去，資本就無法運轉，隨之而來企業就會閑置生產力，這樣便導致了危機的爆發。
其次，由于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而導致的社會生產的增長超過了社會購買力的增長，資本所有者賣不出去產品就不能給員工發工資，這樣購買力就會更弱，陷入一種惡性循環。正如馬克思所說的：“生產很快就超過消費。結果，生產出來的商品賣不出去，所謂商業危機就到來了。”[2]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生產相對過剩，即消費者有購買意愿卻沒有購買力，就是說這種生產過剩不是生產的增長已經超過了社會實際需要的一種絕對意義的過剩，而是相對于勞動者的無支付能力的一種過剩。
2.《資本論》中關于經濟危機理論的根源說明
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是生產社會化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這對基本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競爭規律和剩余價值規律是兩個長期并存的規律，這兩大規律作用的結果便是生產力的盲目提高和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生產社會化的程度會隨著機器大工業的發展越來越高。它內在地要求各部門、各企業之間及生產和消費之間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以使得整個社會再生產能夠順利進行。但資本主義的生產是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制，各部門各企業之間及生產和消費之間不可能建立起有利于經濟良性運轉所需要的適當的比例關系。因此，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尖銳的矛盾就產生了。
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就是單個企業生產活動的有組織性同整個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社會單個企業的生產，在資本家或其人的統一指導下是有組織、有計劃的；而整個社會生產卻基本上陷于無政府狀態，社會再生產過程中比例的失調，特別是生產與需要之間的比例的失調，是資本主義私有制造成的結果，也是引起經濟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就是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快速增長和勞動群眾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所有資本家在高額利潤的驅使下都拼命發展生產，加強對工人的剝削，其結果是使勞動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落后于整個社會生產的增長，商品賣不出去從而造成生產的相對過剩，這是引起經濟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
3.《資本論》中對經濟危機的發展趨勢的分析
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只要制度存在經濟危機就不可避免，這就決定了經濟危機的周期性爆發。危機常爆發于資本主義的繁榮時期，這一時期資本主義各種矛盾極其尖銳。危機首先會在某一環節或者部門出現，然后蔓延開來。危機之后是蕭條階段，這一階段矛盾有所緩解，生產不再繼續下降，失業問題也有所減少，但社會購買能力還是十分低下，社會經濟呈現出一種停滯狀態。這一階段過后市場情況有所好轉，生產開始逐步回升，經濟開始復蘇，在復蘇階段，市場開始擴大，經濟開始回升，隨著生產的不斷擴大，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也會逐步加快，進入周期高漲階段，這是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呈現出一片繁榮。但這種繁榮只是短暫的，隨著社會生產的擴大，各種矛盾會再次尖銳，下一周期的危機就會隨時爆發。在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經濟危機是周期地重演的，危機與危機之間的間隔表現了一定的規律性。
二、對于《資本論》中經濟危機理論現實意義的分析
馬克思的經濟危機理論對于當今經濟危機具有極強的解釋能力，同時對于當今我們如何應對經濟危機也有著現實的意義。
1.當今世界，生產過剩仍然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本質。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而后席卷全球的這次經濟危機破壞力極其強大，究其本質，仍然是生產的相對過剩。較之于1929年的經濟危機，只不過是把問題從供給方轉給了需求方，從表面上看表現為有效需求過于旺盛，但透過表面現象從本質上看則是房地產業的生產過剩，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的。為了緩解房地產業出現的生產過剩，通過“透支”來刺激消費者以實現擴大需求的目的，使一些不具備還款能力或者信用低的人通過透支來滿足自身的過度需求。這樣一來，隨著生產能力的擴張，消費也進一步膨脹，從而出現了不負責任的廉價信用所導致的房地產過度膨脹的惡性循環。這也正是馬克思經濟危及理論對于時下這場經濟危機的解釋。
2.經濟危機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生產力，每次危機都使生產倒退幾年甚至幾十年，給資本主義世界帶來災難，危機使社會財富遭到巨大破壞。只要資本主義制度存在，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就依然存在，而經濟危機的爆發也是隨之而存在的。美國盛行借貸消費，這種消費實質上是社會大眾的“相對貧困”與“絕對貧困”而導致的社會購買力的日趨萎縮，而資本為了獲取更多利潤，就會生產出遠遠超過大眾購買能力的消費品，為了將這些“剩余產品”轉化成利潤，他們又會再生產出許多金融衍生品，以銷售給那些購買力日漸萎縮的民眾。這恰恰是《資本論》所強調的生產的無限擴大與大眾購買力萎縮這一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體現。可以這么講，只要這種“透支消費”不停止，經濟危機就隨時可能會爆發。
3.當今的經濟危機仍然會周期性的爆發，雖然政府會采取一些干預措施，包括對經濟危機的某些調解和福利政策等使得危機爆發的具體情況有所變動，危機爆發的周期性各個階段也不像以前那么明顯，但危機仍然是周期性爆發的。
關于經濟危機的周期性需要研究周期性的原因和周期長短的原因。危機周期性的原因，要從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運動變化中去尋找。這一矛盾以波浪式的狀態貫穿于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始終。這一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后產生了經濟危機，然后再通過對生產力的破壞強制地緩解了這一矛盾。一次危機過后，隨著經濟的復蘇和發展，其基本矛盾又會逐步被激化起來，另一次危機便不可避免。至于周期長短的原因，二戰前在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還沒有占統治地位時主要是由固定資本的更新周期決定的，因為它的更新是周期的物質基礎,這樣必然會引起對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需求量的大增，生產資料生產就會得到恢復和發展。由此一來就會增加就業以提高勞動者的購買能力和擴大消費市場，從而促進消費資料生產的恢復和發展。因此，資本主義經濟走出危機需要的物質條件就由固定資本的更新為其做好了。同時，下一次經濟危機的物質基礎也會因為它引起新的一輪的生產過剩的貯備待續。固定資本更新的周期是決定資本主義經濟周期性的一個重要因素，它為經濟危機的間隔時間創造了物質基礎。
通過上述分析，對于如何消除危機我們就有了一些建設性的主張，就像馬克思所說的：我們要破除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制度而實行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制，按照社會需求有計劃地調節社會各生產部門，統一地組織與管理全社會的生產，校正社會財富與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問題，對產品實行按勞分配。只有這樣，生產關系才能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保證社會化大生產按比例協調發展，以便從根本上消除生產過剩的根源。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關鍵詞：有效需求不足；信用危機；過度消費；生產過剩
中圖分類號：f8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2101（2012）05-0025-07
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發生以來，國內外學界對這場危機的實質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但是，也有一些觀點，如果聯系危機發生的過程和現實，運用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加以分析，就會發現其中的非科學性、荒謬性以及為資本主義制度的辯護性。本文在對當前國內外學界一些觀點進行評析的基礎上，對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實質、形式、特點及相關問題進行探討，以求真理。
一、國內外學界關于此次金融和經濟危機實質問題的觀點及其非科學性
源自美國次貸引發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發生以來，國內外學界對這場危機的實質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有以下觀點值得關注：（1）此次危機在本質上是“有效需求不足”[1]、“儲蓄過剩”或“儲蓄相對于投資過剩”的危機[2]；（2）此次危機實質上是一場“支付危機”[3]、“具有高度傳染性的清償力危機”[4]或“信用危機”[5]；（3）此次危機的實質在于“過度消費”[6]；（4）當前的危機“是一場國家干預的危機”[7]；（5）“這場危機是盎格魯——薩克遜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危機，是華盛頓共識的危機”[8]；（6）美國危機的本質是“信心危機”[9]；（7）道德危機“可能是我們面臨的問題的癥結”[10]；（8）這是一場“資產負債表引起的風暴”或“資產負債表的危機”[11]等。
上述觀點，從表面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聯系危機的歷史和現實加以分析，就不難發現其中的非科學性。
拿“有效需求不足論”來說吧。早在19世紀初期，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西斯蒙第就有“群眾消費不足”的說法。但能否以“消費不足”來解釋危機的實質呢？答案是否定的。認為，“群眾消費不足”或“消費水平低是數千年來的經常的歷史現象”，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中“普遍的商品滯銷”，只是資本主義大工業時期到來之后“才變得明顯”。[12]“群眾的消費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剝削基礎上的社會形式，從而也是資本主義社會形式的一個必要條件；但是，只有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才使這種情況達到危機的地步”[13]。在說明當代資本主義金融和經濟危機時，應當承認“群眾消費不足”這個事實，但只能把它放在應有的從屬地位，而不能用它來解釋危機的原因和實質。從歷史到如今，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每一次都恰好有這樣一個時期作準備，在這個時期，工資會普遍提高，工人階級實際上也會從供消費用的那部分產品中得到較大的一份。”[14]“群眾的消費水平”可以作為“危機的一個先決條件”，“但是它既沒有向我們說明過去不存在危機的原因，也沒有向我們說明現時存在危機的原因。”[15]20世紀30年代，作為對“群眾消費不足論”的發展，凱恩斯又提出“有效需求不足”論。按照凱恩斯的說法，有效需求由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構成。有效需求不足，系由消費太低和投資萎縮所致。消費太低和投資萎縮，則是由消費傾向、資本的邊際效率和靈活偏好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規律決定的，由于消費太低和投資萎縮，結果導致生產過剩，危機隨之發生。經濟危機在實質上就是由上述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規律導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而發生的經濟蕭條或生產過剩的危機。此次危機在本質上是“有效需求不足”的說法，實際上是19世紀初期西斯蒙第“群眾消費不足”論和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有效需求不足”論在21世紀初期的再現，它不是把危機的原因歸結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而是歸結于人民群眾的“消費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掩蓋了危機的真正根源，歪曲了危機的實質，帶有濃厚的主觀唯心論色彩。
把此次危機的實質說成是“支付危機”“清償力危機”或“信用危機”也是不科學的。首先，“支付危機
“清償力危機”或“信用危機”，只是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常見現象和重要組成部分，或者說只是危機的起點或爆發點，而非危機的實質和原因。“在危機期間，支付手段感到不足”，清償能力喪失，“這是不言而喻的。“[16]研究和揭示危機的實質，不能只看現象和發生的始點，而必須由此出發，深入問題的內部，揭示其內在的聯系和根據。“在再生產過程的全部聯系都是以信用為基礎的生產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現金支付才有效，危機顯然就會發生，對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會出現，所以乍看起來，好像整個危機只表現為信用危機和貨幣危機。”[17] 事實上，“只要再生產過程不斷進行，從而資本回流確有保證，這種信用就會持續下去和擴大起來，并且它的擴大是以再生產過程本身的擴大為基礎的。一旦由于回流延遲、市場商品過剩、價格下降而出現停滯時，產業資本就會出現過剩”，“只要再生產過程的這種擴大受到破壞，或者哪怕是再生產過程的正常緊張狀態受到破壞，信用就會減少。通過信用來獲得商品就比較困難。要求現金支付，”“每個人都想賣而賣不出去，但是為了支付，又必須賣出去，”“正是在這個信用最缺乏（并且就銀行家的信用來說，貼現率也最高）的時刻，不是閑置的尋找出路的資本，而是滯留在自身的再生產過程內的資本的數量也最大。”“這時，由于再生產過程的停滯，已經投入的資本實際上大量閑置不用。工廠停工，原料堆積，制成的產品充斥商品市場”[18]。因此，整個經濟運行突出地表現出來的雖然是支付手段缺乏，清償能力衰竭，信用崩潰，但究其原因，卻是由生產過剩引起。經濟危機，實質上就是生產過剩的危機。這次由美國次貸引發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也不例外。2000年，美國互聯網泡沫破裂之后，房地產業即成為支撐經濟增長的支柱，為了加強房地產業，刺激經濟增長，美聯儲連續13次降息，實行擴張政策，結果房地產業迅速擴張，形成過剩局面。為了緩解過剩，銀行家、商家和美國政府沆瀣一氣，采取各種措施鼓勵居民舉債消費，結果使居民債務迅速膨脹。2006年，美聯儲為抑制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又連續17次加息，致使購房者還貸負擔加重，市場需求急劇下降，房產價格急劇下跌，次貸違約率急劇上升，諸多貸款機構和投資機構相繼破產，危機隨之發生。這次危機也突出地表現為支付手段短缺，清償能力枯竭，信用崩潰，但危機的實質卻不在這些，而在于房地產業的過度擴張，生產過剩。“支付危機”“清償力危機”“信用危機”論，實際上只是“那些根據自身的個人需要來判斷危機的小資產者所想象”出來的幻境[19]，而非這種幻境背后的真諦。 實質在于“透支消費”或“過度消費”的觀點，其非科學也是顯而易見的。就這次危機來說吧，本來是由于美國政府為了刺激經濟增長，實行擴張政策，引起房地產業膨脹和過剩所致，是生產出了問題，而不是消費出了問題；本來是由于美國政府、銀行和商家為了推銷過剩的住房商品，相互勾結，采取各種措施，鼓勵居民舉債消費，導致居民債務膨脹，債務鎖鏈拉長，最后由于政府緊縮政策，利率上升，購房者還貸負擔加重，次債鎖鏈破裂所導致，而不是居民透支消費、過度消費所造成；本來由于剩余價值規律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所決定，一方面房地產業過度擴張，生產極大過剩，另一方面，廣大群眾，無力購買，不得不在政府和商家的引誘下，舉債購房和消費，而不是廣大群眾追奢求侈、豪華消費。把危機的實質歸結于“透支消費”和“過度消費”的觀點，割裂了生產與消費的辯證關系，是“消費決定論”在危機實質問題上的反映。
把“國家干預”或“華盛頓共識”說成是危機的實質的觀點，也不是什么新鮮異見，而是新國家干預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兩種經濟理論在危機實質問題上的反映。前一種理論以凱恩斯經濟學為基礎，以批判新自由主義理論、揭示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經濟運行過程中造成的惡果、以致引發危機的弊端為宗旨，主張以新國家干預主義理論和政策來拯救經濟，解決經濟崩潰問題。后一種理論，則是以斯密和李嘉圖古典自由放任的市場理論為淵源，以經過改進了的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為基礎，以治理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滯脹為背景，以“撒切爾主義”“里根經濟學”和“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集合體。這種理論是盎格魯—薩克遜模式即英美資本主義模式的理論基礎，主張以某些改良的經濟政策來治理危機，目的在于防止和避
免建立在西方經濟學假設和理論基礎之上、經過幾十年構建的資本主義“知識大廈”和“理智大廈”的轟然崩塌、危及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存。兩種理論觀點貌似相互對立，不可一世，但細究起來，卻有明顯的一致性。它們都把制度性危機說成是經濟體制或經濟模式危機，從而掩蓋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和剝削本質；都把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和政策體系的失靈當作危機的實質，回避資本主義制度及其基本矛盾必然產生的、普遍而基本的經濟現象即生產過剩這一危機的實質；都把危機的責任推給對方，歪曲或掩蓋危機的真正根源和實質，帶有明顯的辯護性質。把危機說成是“信心危機”的觀點，同樣沒有什么新意，完全是在現代西方經濟學中十分流行的凱恩斯、庇古和拉文頓等關于“心理危機論”的翻版。這種理論認為，當資本家對社會和自己的經濟狀況充滿信心并抱有樂觀情緒時，就會增加投資，擴大經營規模，從而推動經濟的高漲和繁榮；而當資本家過度樂觀，對經濟形勢誤判，產生錯誤時，悲觀情緒就會油然而生，壓縮投資規模，導致有效需求減少，引發危機。把危機歸結為資本家缺乏信心，完全顛倒了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狀況與這種狀況在資本家心理上的反映即“信心“之間的關系，把屬于意識范疇的心理狀態說成經濟運行狀況的決定性因素，把危機的現象當作危機的實質，歪曲危機的根源和原因，以其荒謬的理由，呼吁政府通過財政“補貼”，對貪婪成性的金融財團進行“市場救助”，使之擺脫破產倒閉的境地。這種理論的唯心主義世界觀基礎和階級本質是再明顯不過的了。
至于把危機說成“道德危機”的觀點，更是荒謬絕倫。認為，道德是一個意識形態范疇，是一定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思想、觀念、意識的產生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觀念、思維、人們的精神交往在這里還是人們物質關系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的。”[20]“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21]。還認為，道德“在階級社會中，始終是階級的道德；它或者為統治階級的統治和利益辯護，或者當被壓迫階級變得足夠強大時，代表被壓迫者對這個統治的反抗和他們的未來利益。”[22]。“每一個階級，甚至每一個行業，都各有各自的道德，而且也破壞這種道德，如果它們能這樣做而不受懲罰的話。”[23]“在歷史上剝削階級的道德，都是虛偽的，都是剝削和壓迫廣大勞動人民的工具。”“絕大多數的人民都不過是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充當了一小撮特權者發財致富的工具。但是所有過去的時代，實行這種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種各樣的道德、宗教和政治謬論來加以粉飾的”。[24]在這次金融和經濟危機中，華爾街金融巨頭似乎只是個人的行為，但歷史已經證明，這些個人“只是經濟范疇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的歷史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25]華爾街金融巨頭的貪婪和道德缺失，決不是這些人的天性，而只能是資本的天性，或者說，只能是現存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天性。對此次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本質和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經濟學中去尋找。”[26]把此次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實質說成是華爾街巨頭的“道德危機”顛倒了物質和意識、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政治上層建筑與意識形態上層建筑的關系，在世界觀方法論上“從天上降到地上”[27]，陷入了歷史唯心主義的思維定式之中；三是在談論此次金融和經濟危機時，不涉及資本主義制度，不涉及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及其運行規律，或者故意掩蓋在上述因素作用下的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普遍的、基本的現象和特征，歪曲危機的根源和實質，自覺或不自覺地投入金融壟斷資本的懷抱，充當了壟斷資本的辯護人。列寧曾經說過：“當人們還不會從任何一種有關道德、宗教、政治和社會的言論、聲明和諾言中揭示出這些或那些階級的利益時，他們無論是過去或將來總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騙和自
己欺騙自己的愚蠢的犧牲品的。”[28]在研究和分析此次由美國次貸引發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時，這句話應當成為這些人的警鐘！ 危機也絕不是“資產負債表的危機”。誰都知道，“資產負債表”只是經濟或資產經營運作狀況的記錄，是經濟或資產運營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是經濟或資產運營的現象，而決非經濟或資產運營危機的根源、原因和實質。把作為經濟或資產運營狀況的記錄、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也說成是危機的根源、原因和實質，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此，就不浪費筆墨予以評價了。
二、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實質是什么
從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狀況以及危機發生的過程和特點來看，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在實質上，依然是一場生產過剩的危機。
從理論上看，自19世紀2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第一次生產過剩的危機發生以來，資本主義已經經歷了若干發展階段。自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又由私人壟斷經過國家壟斷發展為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國際壟斷同盟為特征的國際壟斷。目前，國際壟斷已發展為以金融資本壟斷為龍頭，金融、經濟、政治、軍事以至意識形態話語權壟斷為一體的超級國際霸權壟斷的資本主義。與古典資本主義相比，當代資本主義在各個方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但是，在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運行中，其固有的基本規定性仍然未變，引發危機的各種因素依然存在。這些因素雖有深化和發展，但它們作為系統性因素發生作用的結果，仍然推動著資本主義經濟不斷走向周期性過剩，引發危機。
第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特點依然存在，并向世界范圍發散，日益具有普遍化的品格。商品關系的普遍化雇傭勞動制度以及剩余價值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決定性的動機，作為資本主義生產突破其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界限和走向無限擴張的激素，使資本主義始終不能走出生產過剩的怪圈。
第二，作為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剩余價值規律和競爭規律依然存在，其作用的力度越發增強，以其強制性的內在動力和外在壓力，推動資本以無限的規模和深邃的內涵進行擴張和發展，從而使資本主義生產不能不具有過剩的趨勢和特點。
第三，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雖然經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多次改良和調整，仍未得到解決，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導的國際體系蔓延和擴展，演變為經濟全球化與占有制的私人性的國際壟斷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這一矛盾的深化和發展，必然導致資本、生產和貿易的無序擴張，經濟結構的失衡，資本剝削的加強，貧富差距的拉大，勞動與就業、生產與消費、供給與需求等經濟運行的各種矛盾在對抗中進一步發展，不斷把世界經濟推向結構性過剩和全面過剩，走向危機的深淵。
第四，資本主義的發展，壟斷規律的產生和作用，使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為壟斷資本主義。但由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存在，壟斷雖然限制了自由競爭，但并未消除競爭，反而使競爭更加劇烈，具有壟斷競爭的特點。壟斷競爭的產生，使競爭的對手、競爭的內容、競爭的手段都發生了變化，競爭的程度更加慘烈，破壞性更加巨大。各壟斷組織為了擴充自己的經濟實力，加強自己在競爭中的地位，獲取高額壟斷利潤，無不利用自己雄厚的資本和先進的生產能力，進行生產規模的擴張。這樣，就不能不使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進一步深化和發展，從而使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無政府性和國民經濟各部門發展的不平衡性迅速增長，供給與需求、生產和消費的矛盾進一步加劇，生產過剩的局面進一步發展，危機發生的機率進一步增大。
第五，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自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以來，這一規律作用的深度、廣度和強度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頂點。這一規律的作用，不僅導致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國際壟斷同盟的產生，而且也引起各國壟斷同盟實力對比的變化。實力對比的變化，不僅引起各國壟斷同盟之間更加劇烈和更加殘酷的競爭，而且還引起資本主義各國之間對經濟領土乃至殖民地的爭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新殖民主義出現，雖然許多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在名義上獲得了獨立，但壟斷資本在經濟和政治上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陰影依然籠罩在世界的上空。資本主義瓜分世界是靠“實力”說話的，而實力是隨著經濟發展速度的變化而變化的。各壟斷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維護和鞏固自己在國際上的壟斷地位，必然會運用雄厚的資本和先進的生產
能力，推動經濟的擴張，使生產越過市場的界限，走向過剩。
第六，在當代國際經濟政治格局中通行的是霸權規律。美國作為一超獨大國家，處于霸主的地位。美國利用國際貨幣體系實質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權，不斷向國際市場輸出美元，吸收發展中國家的物資輸出，從而提高國內的消費水平和對外資產的控制權，同時又利用貿易霸權大肆提高高新技術產品和高端產品的價格，并以國家安全為由，制定相應法規嚴格限制這些產品的出口；而發展中國家為了賺取外匯和引進外資，求存圖強，又紛紛采取以出口導向為特征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這樣，就必然導致美國國際收支赤字越來越大，廣大發展中國家手中結余的美元越來越多，從而不得不循環回美國用以購買其政府的債券。這樣，就不能不造成美國的債務過剩、國際流通中的美元過剩和發展中國家用于出口的商品過剩。在美國國內，為了構建“一個人人擁有住房的社會”，美聯儲又推行了信貸擴張政策，結果推動了房地產業的擴張和金融機構之間、金融機構與居民之間債務鎖鏈的延長。房地產業和金融業的擴張，又帶動了建筑、建材、鋼鐵、汽車等相關產業的發展。這樣，不僅造成以房地產為龍頭的各項產業的全面過剩，而且還造成了信用膨脹、流動性過剩、投機過剩、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過剩、債務和次級債務過剩。這樣，國際經濟與美國國內經濟的各種過剩就相互作用、相互結合，導致此次深重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發生。
從現實來看，在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過程中，生產過剩的內涵與馬克思在《資本論》及相關著作中所揭示的相比，顯著地擴大了。馬克思依據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危機的情況，認為生產過剩一是指商品的生產過剩[29]，二是指資本的生產過剩[30]，其中商品的生產過剩是指“作為按一定的利潤率剝削工人的手段的勞動資料和生活資料的過剩”[31]，而資本的生產過剩實質上“就是危機中出現的產業資本過多的現象，即產業資本的過剩”[32]。在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運行中，生產過剩雖然也包括商品的生產過剩和資本的生產過剩，但商品的生產過剩除了包括生產資料商品和生活資料商品等物質商品過剩之外，還包括金融商品和金融衍生商品過剩。而資本的生產過剩，除了馬克思所說的產業資本過剩之外，還擴展到金融資本和以各種有價證券形式出現的虛擬資本。 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實質的生產過剩，在形式和規模上也有了較大發展。
第一，貨幣過剩。2001年以來，美聯儲為了防止因互聯網產業泡沫破裂和“9·11”事件所導致的經濟持續衰退，放寬信貸管理，實行擴張政策。2001—2003年間，連續13次降低利息率。同時，還利用短期標售、定期證券借貸、一級交易商信貸等貨幣政策工具，直接向金融市場的多個子市場注入流動性；利用貼現窗口直接向商業銀行貸款，鼓勵社會客戶從銀行大量提取現金；結果使流通領域的貨幣量超常增長[33]。美國貨幣的超量發行，又通過一定渠道傳染到歐盟和世界各地，結果，又導致國際流通的貨幣過剩。據統計，至2006年底，在全球流通的紙幣，美元為7 600億，歐元為7 600億[34]。國際流通貨幣過剩，使世界各國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通貨膨脹，推動了許多商品尤其是大宗商品諸如石油、糧食等價格大幅上揚。
第二，房地產過剩。2001年之后，為走出經濟衰退的低谷，美國對產業結構作了相應調整，把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加大對房地產業的投資，企圖以房地產業帶動經濟增長，結果使房地產業迅速擴張，樓市價格迅速上漲。據統計，2000—2006年許多城市住房價格上漲幅度超過了100%，住房價格總水平上漲了60%以上[35]。到2007年初，美國房地產市場總值約達21萬億美元[36]。但好景不長，從2004年6月起，美聯儲為了控制流動性過剩，抑制房地產業過度擴張，實行緊縮政策，連續17次加息，結果又使房地產市場一落千丈。到2007年，美國全年新房銷售量僅為77.4萬套，比上年減少24.8%，舊房銷售量只有562.5萬套，比上年減少12.8%，新房開工率比上年低24.8%。[37]美國房地產業由盛到衰，處于崩潰的境地。
第三，金融過剩。房地產業的擴張，帶動了金融業的發展，刺激了金融創新業務的增長，從此次以“次貸”為始點的金融創新來看，涉及此類業務的金融機構有2 500多家，全球45家大銀行和證券商都卷入其中。2007年，美國次貸金額有1.2萬億美元～1.5萬億美元，經過包裝之后，其衍生品證券在二級市場流通的總規模達到1
0萬億美元，其中國際市場流通額占2 / 3以上[38]。據國際清算銀行2008年3月公布的調查結果，在金融創新的推動下，全球金融衍生商品總值從2002年的100萬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516萬億美元，為全球gdp總額48萬億美元的10倍多，其中近300萬億美元在美國。[39]金融資產也呈現出迅速增大的趨勢。1980年，全球金融資產價值僅為12萬億美元，與當年全球gdp相當；1993年，全球金融資產價值為53萬億美元，是當年全球gdp的2倍；2003年，全球金融資產價值為118萬億美元，約為當年全球gdp的3倍；到2006年，全球金融資產總值則高達150萬億美元。[40]美國金融資產的規模更是大得驚人，2006年美國金融資產市場規模達到46萬億美元[41]，2007年美國金融資產占世界金融資產總量的34%、世界gdp總額的25%、世界貿易總額的11%[42]。龐大的金融商品和金融資產規模與實體經濟的規模形成了鮮明對照，過剩的程度可謂登峰造極。
第四，投機過剩。隨著貨幣過剩、以房地產業為典型的生產過剩、以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的炒作和次貸規模的增長，各類資本家不斷遭受“資本太多”的痛苦。最大的金融機構和投資銀行為了擺脫困境，便對債務抵押債券（cdos）和結構性投資工具（sivs）等金融工具進行層層包裝，借助信用評級機構的虛假信息向社會出售，進行欺詐活動，于是投機活動便猖獗起來，以致造成投機過剩的局面。據《華爾街日報》披露：2007年3—7月，花旗債務抵押債權等用于欺詐的金融工具，規模之龐大，在高峰期竟達390億美元。自2007年8月以來，投機觸角又急劇向石油、小麥、大豆、大米等市場擴展，結果導致市場各類商品包括運輸價格迅速上揚[43]。有人估計，在美國，僅房地產市場的投機泡沫就達8萬億美元[44]。難怪有人把美國經濟稱作金融投機經濟[45]。
第五，債務過剩。由于美國過剩的經濟靠貸款刺激消費來消解，居民消費靠信貸來支撐，國家和地方財政虧空靠發行債券來彌補，結果使美國經濟淪為債務經濟。截至2006年，美國國債已達10多萬億美元[46]。2000—2004年，家庭債務余額達11.4萬億美元[47]。2006年，美國內外債務余額為53萬億美元，為當年gdp的1.6倍[48]。日益繁重的債務負擔，給美國經濟罩上陰影，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從直接原因來說，系由美國債務過剩及其鎖鏈斷裂釀成。
第六，虛擬經濟過剩。上面所列過剩，除房地產過剩以外，均屬虛擬經濟范疇。毫無疑問，金融、投機、債務過剩的發展，推動整個虛擬經濟向過剩發展，1973年以來，隨著美元與黃金脫鉤，貨幣、信用和資本日益虛擬化起來，加上新自由主義理論及其政策的推動，金融資本急劇膨脹，虛擬經濟加速發展，日益脫離實體經濟這一物質基礎。據統計，1952—1979年美國金融資產流量與gdp之比為257倍；而1980—2007年則迅速增長到418倍。非金融公司的金融資產與實際資產之比，20世紀70年代為40%多，到90年代則接近90%。金融部門獲得的利潤，20世紀70年代還是非金融部門的1 / 5，到2000年則達到70%左右[49]。長期以來，在美國gdp中，由實體經濟創造的份額逐年下降，1950年為61%，2007年則為33.9%。同期，虛擬經濟創造的gdp，則由11.37%上升到20.67%[50]。虛擬經濟的過剩，給實體經濟造成日益繁重的壓力，當實體經濟不堪重負時，必然崩潰而發生危機。
第七，對外貿易過剩。上面說過，美國利用國際貨幣體系實質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權，向世界輸出大量美元，吸收發展中國家的物資和商品，以提高國內的消費水平和對外國資產的控制權。同時，美元本位制及其霸權又使美元成為國際貿易中的結算貨幣、外匯資產的儲備貨幣，廣大發展中國家為了引進外國資本和先進技術，振興民族經濟，紛紛采取以出口導向為特征的外向型經濟戰略，于是，便引起了這些國家外貿產業的迅速發展、出口產品的生產過剩。外貿產業的迅速發展和出口產品的生產過剩，又帶動了相關產業的迅速發展，結果導致了國內經濟結構的失衡和全面的生產過剩，從而使本國對外貿易依存度不斷提高，變成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為中心的外圍依附性經濟。按wto和imf的數據推算，2003年，全球平均貿易依存度接近45%，其中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為38.4%，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則高達51%。而我國2004年和2006年的外貿依存度則為68.4%和65.51%，大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51]。在如此國際貿易格局中，美國發美元，外國賣商品，美國貿易逆差加大，外國貿易順差攀升，美國
進口過剩，外國出口過剩。一旦美國經濟過熱，對內實行緊縮政策，對外實行保護政策，遍布全球的生產過剩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就會爆發。對外貿易過剩，是2008年發生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一個突出特征。 經濟危機所表現出來的現象和特點，雖然千奇百怪，變化多端，但萬變不離其宗，生產過剩仍然是普遍的、基本的、一般的、具有實質性的現象和特征。事實證明，此次危機的實質不能是別的，只能是與勞動群眾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對應的生產過剩。任何否認、掩蓋、歪曲和偏離生產過剩這一實質的觀點和做法都是不妥的。
三、結論和啟示
生產過剩這一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本質特征，并不是直觀地呈現在人們面前的，而是運用抽象法，通過對金融和經濟危機過程一系列現象由表及里的分析揭示出來的。許多西方經濟學家由于其階級和思想方法上的局限性不能也不愿揭示生產過剩這一危機的本質特征。而我國一些崇拜西方的學者，在此次危機的實質問題上，也不能越雷池一步。研究當代資本主義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現實，正確認識和把握此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實質，必須堅持和運用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生產過剩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歷史階級的產物。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表明，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由于那時人們追求的不是交換價值而是使用價值，根本無所謂過剩的生產。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后的一個很長時間，由于生產力仍處于較低水平，市場狹小，經濟結構仍具有自然經濟色彩，經濟過程中的各種矛盾因處于萌芽狀態而未突出并發展起來，因而也不存在生產過剩和生產過剩的危機。只有到了資本主義大工業時期以后，生產力獲得了極大發展，社會化程度有了顯著提高，封建所有制關系已經解體，被資本主義私有制尤其是大私有制所代替，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已經成熟并充分展開，剩余價值規律和競爭規律成為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主導規律，各國經濟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場，資本主義制度帶有國際的性質，生產過剩及其危機才得以發生。生產過剩隨著資本主義統治的產生而產生[52]，生產過剩及其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顯著特征”[53]。
生產過剩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永恒伴侶和不治之癥。自資本主義脫離幼年時期而進入大工業時期以來，生產過剩及其危機的幽靈一直環繞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周圍。“資本主義的所有政黨，資本主義的所有稍有名望的活動家，從最‘英明’的到最平凡的，都曾經試用自己的力量‘預防’或‘消滅’生產過剩的危機”，“但是他們都失敗了。”[54]“問題不在于資本主義的領導者或政黨，雖然資本主義的領導者和政黨在這里也有不小的作用”[55]，而在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只要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生產過剩及其危機就不能“消除”。要消除生產過剩及其危機，就必須消滅資本主義制度。
有人可能會以我國經濟被卷入這次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出現結構性生產過剩特點為由，懷疑上述論斷的真理性，這顯然是不對的。事實上，我國經濟之所以被卷入這場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出現結構性生產過剩的特點是由我國所處的國內外經濟環境造成的。從國際上看，全球化的發展、我國對外開放戰略的實施，在使我國分享世界經濟、科技發展成果的同時，也使我國經濟融入國際壟斷資本主導的現代國際經濟體系之中。這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經濟出現了問題，我國經濟也難以獨善其身。從國內來說，當前，我國的所有制結構已是公有制為主體、公私經濟并存；在經濟規律體系上也是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規律與私有制為基礎的經濟規律并存。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失衡，出現生產過剩，甚至發生危機有時也難以避免。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要使我國經濟少走彎路，減少震蕩，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就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鞏固、發展和壯大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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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6-5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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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頁。
［2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頁。
經歷上世紀60年代西方生態學者對資本主義生態危機及其產生的根源進行探究后;70年代法蘭克福學派沿著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道路、從資本主義技術理性視角對資本主義生態危機進行了深入探究;70年代后期，生態又從多角度對資本主義生態危機進行了系統剖析。
吸取生態對資本主義生態危機根源分析的合理內容,立足于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基本理論上，本文筆者試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文化三個方面對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加以揭示,以為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啟示。
―、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經濟根源
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經濟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其實質是剩余價值的生產,其手段是分工的深化,其特征表現為利潤最大化。剖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可以把握其生態危機的根源。
(一)資本主義的剩余價值
生產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的生產包括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兩種生產方式。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不斷發展,絕對剩余價值生產方式的主體地位逐步讓位于相對剩余價值生產方式。這是由于絕對剩余價值生產方式的增長潛力有限，通俗地說,勞動者一天只有包含必要休息在內的二十四小時。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方式的增長潛力不斷拓展。降低勞動力價值的途徑不外乎降低勞動者及其家庭所需生活資料的價值，而生活資料價值的降低則寄望于其生產效率的提高。提高生產效率可用單位時間生產更多的產品數來詮釋，當然也可用生產單位產品所需的時間縮短來表達。
實現生活資料生產效率的提高,可從生產生活資料的相關要素來人手。生產生活資料需要土地、水、空氣等自然資源，需要科學技術與企業家才能。為了單位時間生產更多的生活資料，生產資料所有者自然會大量開發與利用自然資源。比如,在土地資源的開發與利用方面，表現為破壞生態環境去大量開墾耕地、破壞土地生態去過度利用土地;在水資源的開發與利用方面，表現為破壞生態環境去大量開采水資源、破壞水資源生態過度利用水資源;在空氣資源的開發與利用方面,表現為對空氣物理性污染與化學性污染不斷加劇。
可以想象，由于科學技術日新月異，信息技術、新材料技術、生物工程技術等技術類型已不斷提升生活資料生產中對自然資源開發與利用效率，不斷提高其開發與利用程度。而且,在企業家組織與管理水平不斷提高的背景下，生活資料生產中對自然資源開發與利用不斷精致。顯然科學技術與企業家才能投人到生活資料生產中促進單位時間的產品數增加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形成對土地、水、空氣等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與利用。
這種過度開發與利用不斷累積，勢必形成對生態環境的污染加劇，破壞生態系統正常的物質與能量的循環，導致生態危機。
(二)資本主義的分工深化
分工受制于生產力發展水平，反過來又推動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社會產生之前,分工發展比較質樸。.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分工飛速發展。以蒸汽機為標志的工業革命的到來，資本主義分工深化不僅體現于生產部門內部分工越來越細、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而且體現于生產領域的日益拓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資本主義分工由國內漫延至國際。
分工拓展了生產領域。被譽為黑色金子的煤,其成規模開采與利用始于18世紀。石油是工業的血液，其成規模開采與利用始于19世紀。海洋資源內涵也不斷豐富，海洋資源生產領域不斷拓展。
分工促使生產部門內部分工越來越細,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工業流水線又稱為裝配線，指每一個生產單位只專注處理某一個片段的工作。其起源于1769年英國人喬賽亞?韋奇伍德的埃特魯利亞陶瓷工廠。韋奇伍德把原來由一個人從頭到尾完成的制陶工藝細化為幾十道專門工序，每道工序分別由專人完成。這樣一來,傳統意義的制陶工被后來的挖泥工、運泥工、扮土工與制坯工等工匠所代替。制陶工場的工人按統一的勞動節奏勞動，生產更多的產品。
伴隨生產部門內部分工越來越細，生產部門同類企業逐漸分離、同一企業新部位逐漸產生。這些新企業新部門擁有專業化的機器設備，專業化的工藝流程,專業化的生產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干部。當然，生產部門專業化有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在工業化初期，是從部門專業化、產品專業化開始;到工業化中期和后期,發展到零部件專業化、工藝專業化。
國際分工是各國社會分工的延伸和發展,是超越國界的專業化分工，是一國國民經濟內部分工向國際領域擴展的結果。國際分工的產生和發展有其一定的自然條件和社會經濟條件。其社會經濟條件指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發展水平,其自然條件指自然資源。隨著資本主義分工深化，極大地促進了資本主義生產力水平的提高。開發與利用自然資源的能力提高了,在追逐剩余價值動機驅使下,資本主義國家對自然資源掠奪不斷加劇。
(三)資本主義的利潤最大化
資本所有者生產的唯一動機是利潤最大化，由此構成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重要經濟根源。
利潤是剩余價值轉化形式,剩余價值是利潤的本質。利潤和剩余價值數量上是等值的，只不過剩余價值是相對勞動力資本來說,利潤是相對全部預付資本來說。
在追求利潤的過程中，資本所有者會盡可能地降低生產成本。生產成本的降低無非從生產要素與生產過程兩個角度來著手。從降低生產要素的成本來說,在降低勞動力成本的同時,會盡可能地使用廉價的自然資源。根據價值規律,自然資源的價格受供求關系的影響。為了降低自然資源的價格,勢必不斷增加自然資源的供應。由此，造成對自然資源不斷地開發。自然資源是自然的有機組成,人為剝離的后果自然是擾亂生態平衡。
常識告訴我們，自然資源是有限的。不斷開發自然資源,必定會有自然資源枯竭的時候。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開發自然資源的原則不是生態破壞最小化,而是利潤最大化。“資本害怕沒有利潤和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丨0%的利潤，它就得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這樣,幵發過程中為服從利潤最大化原則,對生態平衡的擾亂程度勢必更大。
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國際經濟交往中，掠奪自然的觸角已由國內伸到全世界。這樣,原來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出現的能源短缺和資源枯竭問題正波及全球,導致全球性的生態問題。
二、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制度根源
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經濟根源是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產生的決定性方面，它決定與支配著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其他根源。當然,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其他根源對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經濟根源無疑也產生著影響和作用。
資本主義制度是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又一根源。解讀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制度根源需要分析資本主義制度的合法性危機。W75對此，我們應簡單回顧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盡管今天資本主義制度面臨質疑，但當年資本主義制度的的歷史進步性無疑是巨大的。這一點，可從馬克思的論述來理解，“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
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制度的精髓是政府履行“守夜人”的角色，讓市場自由活動。亞當?斯密反對國家干預市場自由活動,指出:應當聽任市場自由活動,如此“君主們就被完全解除了監督私人產業,指導私人產業,使之最適合于社會利益的義務。”他認為如果政治家企圖指導私人應如何應用他們的資本,那不僅是自尋煩惱”,而且是僭取市場主體的權力，“是再危險也沒有了”。
但是，在不干預市場經濟活動理念指導下,經濟生活出現了嚴重的問題。20世紀二三十年代,席卷資本主義世界的嚴重經濟危機激發了人們對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制度的反思。
凱恩斯主義在如此背景下產生,它深人地影響了資本主義制度。凱恩斯主義的精髓是主張國家干預經濟,市場力量部分讓位于政府力量。[力12在凱恩斯主義理論指導下，資本主義國家開始廣泛干預社會經濟生活，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頻繁發生。
但是,資本主義“對使用行政計劃來確保資本運作的需求在不斷增大”,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則要求國家干預有一定的界限,禁止對資本主義矛盾有計劃地加以協調。”“由于國家已經卷人生產過程，因此，它就改變了資本實現過程本身的決定因素。在階級妥協的基礎上，行政系統獲得了一種有限的計劃能力。這種計劃能力可以在通過形式民主獲得合法性的架構內，用于被動地避免危機。在這種情況下,維護集體資本主義的利益一方面與個別資本集團的利益發生矛盾和競爭,另一方面與各種大眾集團以使用價值為取向的普遍利益發生競爭。”[4]65由此,構成資本主義合理性危機的一個原因。至于另一個原因，是“由于國家彌補自我封閉的經濟系統的弱點，承擔起協助市場的任務,因此,國家控制手段的邏輯就迫使國家不得不允許越來越多的外部因素進人系統”。
正是由于資本主義的合理性危機，孕育了資本主義的合法化危機。如此情形下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統治不再以價值規律（雇傭關系）這樣一種匿名方式來進行,實際的‘權力格局’直接決定了各階級之間的利益關系。正因為如此,國家必須對這種‘權力格局’的正當性作出證明--證明其干預行為具有某種正當的規范基礎”由于資本主義國家無法對其行政行為的正當性作出論證，由此構成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危機。
身處合法性危機的資本主義,不得不傾向于采取非政治性的社會補償政策來維護自身統治的合法性。當資本主義國家不斷向人民許諾提供越來越多的商品和財富的同時，人們對經濟增長和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產生一種習慣性期待。在資本主義國家試圖不斷弱化群眾的政治意識過程中,必須不斷向外擴張、對自然界進行無節制地開發。可想而知,結果是資本主義制度和有限的生態系統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加劇。
三、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文化根源
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文化根源是控制自然的觀念、消費主義價值觀以及科學技術的異化。
(一)控制自然的觀念
人類進化過程中,人與自然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原始朦昧時期,人還沒有自我意識，人與自然天然渾成。隨著人類的進步,人與自然關系在統一中呈現比較強烈的對立性。
尤其是人類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時期，人類生產力水平顯著提高，對抗自然的能力也在顯著提高。在與自然對抗中，人類逐步產生控制自然的觀念。加拿大學者威廉?萊斯就把控制自然的觀念理解為生態危機的最深層根源。他明確指出:造成生態危機的真正根源是千百年流傳下來，厚厚地積淀在人們頭腦中的控制自然的觀念,而解決環境問題的關鍵也正在于改變人們原有的控制自然的觀念。
在這種人類中心主義觀念的作用下，人類工具性地對待人之外的存在物。由此，人和自然的關系只是一種控制和被控制的關系，人們習慣于從實用角度理解自然界和處理這種關系。從歷史維度來看,控制自然的觀念雖然鼓舞人們相信人類可以根本改變生存的物質條件,但同時也使人類利用自然力的性質發生改變,產生了消極方面的影響。萊斯認為,這種負面影響體現在人們把全部自然（包括人化自然）作為滿足人貪婪欲望的材料來加以理解和占用,從而威脅著一切有機生命的供養基礎、生物圈的生態平衡。
(二)消費主義價值觀
消費主義價值觀同當代生態危機有內在的聯系。消費主義是20世紀20年代產生于美國的一種主張消費至上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它設想人們把消費當做人生的最高目標，鼓勵人們拼命掙錢、及時消費。
顯然，這是一種錯誤的價值觀。人類經濟活動基本形式的生產與消費關系是，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滿足消費的需要，消費的目的是滿足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需要。這就是說，消費的目的不是個體的窮奢極欲,也不是一代人的奢侈浪費。
消費主義價值觀盡管是錯誤的,但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末日心態下不斷蔓延。在消費主義價值觀的引導下，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費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自然生理需要,而是為了滿足被現代文化刺激起來的表現欲望。由于消費主義價值觀把物質消費活動作為獲得滿足的唯一形式，當代西方社會勢必要把如何保證物質條件作為關注的中心。這些物質條件的保障既是支撐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又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創造豐富的物質條件,勢必掠奪自然、導致嚴重的生態破壞后果。在高生產、高消費的經濟模式中，資本主義工業體系勢必產生大量的生產廢品和生活垃圾，加劇生態后果的嚴重程度。
(三)科學技術的異化
今天,科學技術對社會生產的影響日益巨大。科學技術首先是以觀念形態呈現出來的。無可質疑，觀念形態的科學技術投人到社會生產中,表現出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勁推動力。正是由于其巨大的作用力,它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其對人類生存環境的影響作用也是巨大的。尤其是在資本家逐利動機下,科學技術成為了資本家掠奪自然環境的幫兇。人類生存環境破壞的嚴重狀況，正是由于不合理使用科學技術。
資本主義國家在發展科學技術時忽視對生態環境的保護，這是資本家逐利動機下的溫和行為所致。而帝國主義資本以國家政權特征的逐利動機下所開發的核武器等反人類的科學技術產品則是科學技術異化的極致。
科學技術表現為人類發展的敵對力量，就是科學技術的異化。雖然我們不能把生態危機歸因于科學技術本身，但是我們不能脫離社會生產關系和社會的政治制度來談論科學技術的異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與政治制度是資本主義科學技術異化的土壤，資本主義生態危機是資本主義科學技術異化的必然結果。
四、啟發
分析資本主義生態危機根源的目的是為了從中獲取啟示,避免我們國家出現生態問題，同時促進中國生態文明建設。
上面的分析從側面給我們一個理論依據:在社會主義國家，沒有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產生的土壤。確實，在成熟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沒有也不可能出現生態問題,但在不成熟不是十分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存在生態問題的溫床自然很正常。對照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根源，反思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存在的生態問題,我們應當加強如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加強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加強對市場經濟的管控。資本主義生態危機根源之本是其經濟根源,而經濟根源的本質不過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剩余價值產生基礎是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資本主義分工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利潤最大化的結果，資本主義的利潤最大化不過是私有制基礎上資本貪婪本性的表現。為避免出現生態問題，就要從所有制層次來著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充分發揮多種所有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積極性，但如此作為的前提是，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不理想的國情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其歷史合理性。我們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充分發揮市場經濟在配置資源當中的積極作用。但市場經濟在配置資源當中有失靈的時候，尤其是在生態成本外溢中更加明顯。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給我們的啟示是，在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積極作用的同時，管控其對生態發展不利的影響。
(二)完善政府經濟職能、完善政府公共職責保障機制、完善行政權力結構與完善政府自身建設以促進生態文明建設。在建立市場化的宏觀調控體制過程中，增強包含生態文明建設在內的中長期規劃的科學性和約束性。在強化宏觀調控中政府的獨立地位的過程中，增強包含生態文明建設在內的宏觀調控的科學性、預見性和有效性。在建立現代市場監管體制過程中，確保包含生態文明建設在內的市場監管的有效性。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建立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職責分工及其保障機制,建立符合公共服務型政府要求的績效評估體系和行政問責制度。構建行政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集中解決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群眾意見大、制約政府公共權力規范行使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建立圍繞生態文明建設的陽光政府、效能政府、廉潔政府、法制政府。
(三)揚棄控制自然的觀念，摒棄唯消費主義價值觀。人是從自然中分離出來的靈長動物，是人成其為人的進步。人來自自然，但不能凌駕于自然。人離不開自然，受制于自然。自然有其特定的發展規律，人類不能控制自然，更不能取勝于自然。“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了報復。”同時，消費主義價值觀為消費而消費，導致消費
方面的無節制。我們應當摒棄消費主義價值觀,對消費進行有節制地健康地引導。加強對科學技術研究與應用以人文精神引導，推進科學技術對經濟社會發揮積極作用。
關鍵詞:金融危機;資本主義;金融資本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institutional reasons,socio-economic system that is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especially its long-term accumulation of basic contradictions in the capitalist countries,break out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risis. And to explore the in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Key Words:financial crisis,the capitalist system,inancial capital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4-2265(2009)12-0011-05
一、引言
美國次貸危機自2007年爆發至今,波及范圍不斷擴大,危機已從發達國家傳導到新興市場國家,從金融領域擴散到實體經濟領域,全球正面臨自二十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由于經濟全球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和全球金融體系的長期失衡,這場源自美國的金融風暴,波及范圍之廣、沖擊力度之強、連鎖效應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給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帶來嚴重影響。
二、當前對金融危機成因的探討
此次危機是以美國的次貸危機為導火索、由美國虛擬經濟而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理論界對次貸危機形成的原因進行了探討,主要包括以下觀點:
(一)美國信貸市場上寬松的信貸條件
2001年以后,美聯儲連續降低利率,房地產市場繁榮,貸款機構預期未來市場持續走高,加大貸款力度,盲目擴大住房貸款業務。在市場繁榮時期,次級貸款也有很高的回報率,在滿足優級及次優級抵押貸款后,貸款機構積極發放次級貸款。為了將次級抵押貸款出售給低收入者,貸款機構盡可能地降低進入門坎,不斷創新次貸產品,降低貸款條件。實質上是貸款機構放松了風險監管,為日后次貸危機的爆發埋下隱患。隨著后來利率的不斷攀升,低收入階層無法承受還款壓力,從而導致大量違約。長期的低利率造成了市場流動性過剩,助長了經濟的泡沫。
(二)次級抵押貸款的證券化
低利率和流動性過剩,推動了住房需求和房價上漲,這又降低了房貸的風險,刺激了房貸需求。由于住房按揭支持債券(RMBS)的存在,任何貸款機構在對不良信用評級的個人貸款后無需置于其資產負債表內,而只需轉手賣給RMBS的投資者。由于RMBS信用級別低,市場流動性不強,不易脫手,誘發華爾街的投資銀行根據期限和信用水平將RMBS打包成抵押債務憑證(CDO),從而進一步刺激了RMBS的發展和CDO市場的極度膨脹,形成了CDO,CDO的平方、立方、n次方等。當美國次級房貸市場外部環境發生變化時,由次級抵押貸款的違約率的上升,引發貸款機構資金鏈的斷裂,次級抵押貸款衍生出的金融產品縮水,最終引發這場金融危機。
(三)信用評級不嚴和金融監管的缺位
根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在2008年7月份發表的調查報告,在對高風險次貸金融產品進行評級時,美國三大信用評級機構都存在違反內部程序的行為。同時,評級機構對次級債券和衍生產品給予了與風險不對稱的評級結果,在相關債券信用質量嚴重惡化時,未能及時更新信用評級,助長了危機的蔓延。此外,美國信用評級體系存在制度性缺陷,而評級機構出于利益考慮,沒有動力去糾正這些缺陷。
在信用評級不嚴的同時,美國金融監管當局對市場上的金融創新監管松懈。在缺乏監管的情況下,次級抵押貸款在一輪又一輪的創新中加長了鏈條,衍生產品的定價已經脫離了原有貸款產品的風險,而僅取決于發行機構公布的回報率和評級機構評定的等級。監管的缺失,縱容了金融機構盲目追逐高額利潤的行為,也是導致這場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美國的低儲蓄、高消費的發展模式出現問題
次貸危機爆發的直接誘因是利率的不斷提高,房價下跌,使貸款人無力償還次級貸款,金融機構信用緊縮,房地產泡沫破裂,最后引起金融恐慌及危機爆發。美國當前的收入差距較大,存在大量的低收入人群,在寬松的信貸環境和美國式的過度消費文化模式下,低收入人群同樣追求高消費和超前消費,從而導致物價和房價的大幅上漲,出現通貨膨脹和房地產泡沫,聯邦政府為抑制通貨膨脹,不斷提高利率,最后引發次貸危機。
(五)投行杠桿比例過高和金融衍生品開發過濫
據有關統計顯示,美林的杠桿率從2003年的15倍飆升至2008年的28倍,摩根士丹利的杠桿率攀升至33倍,高盛也達到28倍。華爾街利用以資產證券化為代表的金融創新工具,在次貸基礎上設計出了系列衍生金融品:抵押貸款支持債券(MBS)、資產支持商業票據(ABCP)、(CDO)、信用違約掉期(CDS)和CDO的平方、CDO的立方等,在高杠桿盈利模式下,放大了次貸的金融效應,鑄就了系統性的金融風險傳遞鏈條。
從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金融監管的因果關系,對次貸危機成因進行闡述:即利率上升―房價下降―房地產市場泡沫破裂―次級抵押貸款還貸困難―次級貸款違約率上升―信用緊縮―以次級貸款為基礎衍生出的金融產品的資金鏈斷裂―金融資產縮水―投資衰減―金融恐慌―次貸危機爆發―國際金融危機。
三、當代資本主義的新階段和新特征
以美國為首的當代資本主義表現為國家金融的超級壟斷、經濟虛擬化和泡沫化的特征,體現了當代資本主義演變的一種趨勢。國際超級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是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最新階段,其最重要的標志是金融資本的高度虛擬化、高度壟斷與高度投機相結合。
(一)金融資本高度虛擬化的資本主義
隨著計算機技術和通信技術的發展,虛擬資本也在不斷地衍生出新的品種,出現大量的金融衍生品,這些虛擬資本是對股票和債券等虛擬資本的再次虛擬。虛擬資本也成為當前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占主體地位的資本形態。
(二)高度壟斷與高度投機相結合的資本主義
在馬克思的《資本論》里,生息資本為G―G’,實際上是省略了中間實體資本的增殖即G―W―G’。但發展到巨大金融寡頭壟斷市場的層面,金融創新使G―G’成了買空賣空的連鎖交易,脫離創造價值的實體運動,脫離價值決定價格的根基。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在資本市場利用資本壟斷實現高度投機,獲得高額利潤。
(三)以美國為首的當代資本主義以新的形式稱霸全球
當代資本主義利用金融資本控制整個世界,通過美元霸權,特別是以紙幣美元為武器影響世界。歷史表明,經濟震蕩,由通貨膨脹急劇變為通貨緊縮,正是經濟危機的一種癥候;石油價格由過高急轉直下轉為狂瀉,也是一種市場危機,反映了實體經濟下降、需求嚴重不足,使石油產業遭到重創,達到以美元優勢控制石油的目的。
當前美國GDP與虛擬資本的比例大體為1:36,其中有70%左右的泡沫。在二十世紀中葉之后特別是80年代以來,美國跨越式地成為國際超級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國家,把金融與工業的結合蛻變為脫離并統治實體經濟的虛擬經濟世界。而與高科技結合,進一步引發由經濟泡沫釀成泡沫經濟,在實體經濟的下降與虛擬經濟的無限擴大下,表明美國為首的現代資本主義的新特征和新手段――超級虛擬化。經濟的高度虛擬化、泡沫化和在世界的金融霸權,折射出當代資本主義的寄生性、腐朽性。
四、從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對金融危機的再認識
從美國的信貸政策、金融風險管理政策等角度出發,分析次貸危機產生的原因,屬于操作層面和現象層次的分析;缺乏從對資本主義制度發展歷史的角度的分析,不能認識危機發生的制度性原因。因此需從資本主義制度本質出發,分析危機產生的根源。
(一)從視角分析金融危機形成機制
馬克思將金融危機的爆發建立在經濟危機可能性和現實性的基礎上,認為金融危機的爆發是資本主義制度內在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是資本主義制度內部矛盾各方強制統一的一種方式。馬克思將金融危機分為兩類:第一類是作為生產和商業危機先導階段的金融危機;第二類是作為資本市場核心的虛擬資本的獨立運動規律以及資本市場賭博投機的本質特征的金融危機。
1. 第一類金融危機的形成機制。馬克思認為,導致第一類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并是由資本主義商品生產過剩造成的。導致生產過剩的原因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生產與消費之間的對立,生產和消費的對立,在現實中表現為生產擴大與市場擴大之間的矛盾,生產和消費的對立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矛盾。
第二,資本積累與價值增殖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實質是剩余價值的生產。資本積累和擴大再生產就成為資本價值增殖的主要方式,資本主義無限制地擴大生產規模提供了動力,資本過剩從而商品過剩是資本積累與價值增殖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
第三,以商業信用為主的信用形式的充分發展導致商業貨幣的膨脹,進一步刺激了生產過剩的發展。在資本主義經濟運行過程中,由于商業資本的獨立化,商品價值的回流時間往往早于商品價值的最終實現,因此容易產生虛假的需求;在商業貨幣不斷膨脹下,這種虛假的需求積累起來,商品過剩程度進一步加劇。
生產與消費之間的對立、資本積累與價值增殖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屬性,它們決定了生產過剩的必然性。而信用形式的充分發展并不是商品過剩的必要條件,不是商品過剩的充分條件,只是加劇了商品過剩的累積程度。第一類金融危機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生產過剩危機的前奏,其形成機制(圖1)揭示了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隱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固有矛盾之中。
2. 第二類金融危機的形成機制。馬克思將第二類金融危機成因歸結為金融市場的賭博投機活動而導致的虛擬資本過剩。虛擬資本的過剩同樣可能導致虛擬資本作為一種特殊商品而與貨幣之間形成尖銳的對立,從而虛擬資本價格暴跌,引發金融市場的危機。
首先,馬克思認為虛擬資本是指能夠定期帶來收入的、以有價證券形式表現的資本,“生息資本的形式造成這樣的結果:每一個確定的和有規則的貨幣收入都表現為資本的利息,而不論這種收入是不是由資本生出”。虛擬資本實際上是基于預期收益資本化的幻想的資本。
其次,虛擬資本是伴隨企業資本擴張與商品流通發展而產生的,但卻能擺脫生產和商業的束縛而依靠信用制度獲得自身的發展。“虛擬資本巨大的擴張潛力與信用制度的過度發展相結合,為金融市場虛擬資本商品的過剩創造了條件”。
最后,虛擬資本特殊的運動規律極大地滿足了資本家通過賭博投機實現價值增殖的要求。一方面,“信用為單個資本家或被當作資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內絕對支配別人的資本、別人的財產,從而別人的勞動的權利”,實際上這就是所謂的“金融杠桿化”;另一方面,“因為財產在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運動和轉移就純粹變成了交易所賭博的結果”。當金融市場的賭博投機使得金融杠桿化的比例不斷提高,以致虛擬資本商品過剩嚴重,一旦貨幣發生緊縮,將導致債務支付鏈條斷裂,金融危機的爆發就不可避免。
第二類金融危機本質是在金融市場過度的賭博投機與信用制度的膨脹相結合的情況下,過剩的虛擬資本與貨幣形成尖銳的對立,最終虛擬資本價格暴跌導致危機爆發。其形成機制(圖2)揭示金融市場的賭博投機活動是危機發生最重要的原因。
此次金融危機從表面上看與二十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截然相反,以房價下跌和房地產市場泡沫破滅為導火索,從投資銀行、保險公司、商業銀行等金融部門開始,進而波及實體經濟部門,造成實體經濟部門的流動性短缺,大量企業倒閉,失業率上升,從而由金融危機演變為經濟危機。但金融危機發生的根源仍然是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制度。
(二)從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認識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源
1. 商品內在二重性矛盾潛伏危機產生的可能性。馬克思從商品和商品交換的內在矛盾體現了市場經濟和市場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形態的基本矛盾。資本主義制度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潛伏在商品和商品交換的內在矛盾中,這是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在私有制條件下,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這對矛盾表現為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矛盾,構成了商品生產的基本矛盾。商品所內含的勞動二重性矛盾決定了價值和使用價值的二重性矛盾的進一步演變,表現為商品與貨幣的對立,進一步表現為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對立。私有制使商品的內在二重性矛盾在一定條件下越來越激化,具有深刻的對抗性和不可克服性。商品經濟內在二重性矛盾只構成產生危機的可能,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度使危機爆發成為必然現實。
2. 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形成金融危機的深層制度原因。資本主義危機產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化制度,生產的社會性同生產資料私有性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使商品經濟內含的危機可能性轉變成必然性。商品經濟內在二重性矛盾只構成產生危機的可能,而資本主義私有制度使危機的產生成為現實。在資本主義幾百年的歷史中,貨幣越來越背離商品,虛擬經濟越來越背離實體經濟,成為金融泡沫、金融危機乃至全面經濟危機的內在成因。
3. 金融資本的逐利性、貪婪性和杠桿性是形成金融危機的最深刻根源。資本主義生產的唯一動機和直接目的,就是攫取更多的剩余價值。資本一方面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具有逐利性和貪婪性;另一方面又推動了經濟發展,具有對生產強有力的拉動性。馬克思揭示了資本追求無限增殖的本性并未改變,隨著當代金融資本的發展和向全球擴張,資本的貪欲更加膨脹。在金融資本和虛擬資本占主導地位的資本主義階段,為了創造業績和贏得巨額利潤,銀行家們不斷推出創新的金融產品,制造高風險的虛擬資本。利用金融資本的杠桿性,實行高杠桿的運營模式,通過將金融資產證券化、衍生化,從而獲得巨額利潤。脫離實體經濟的虛擬經濟的高度膨脹,將直接導致金融危機。
4. 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金融危機是必然的、無法克服的。美國金融危機引發的全球性危機既是一場嚴重的金融危機,又是一場深度的經濟危機、思想危機、社會危機和制度危機,是資本主義的全面危機。歷史上,資本主義幾次帶有全球性的危機都引起時代和世界格局的重大變化。美國金融危機將使世界經濟進入一個大調整、大動蕩時期。本次危機具有顛覆性、全面性、深度性和長期性的效應,將給世界經濟社會發展帶來重大、持續的影響,世界局勢將發生重大變化。
五、當前國際金融危機與當代資本主義的關系
(一)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表明資本主義發展到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新階段
以往的危機多半起始于物質生產領域,然后向其他領域擴散,而這次危機首先發生在金融領域,之后向實體經濟領域蔓延。以往危機大多表現為生產過剩,而此次危機在發達國家則是實物生產日趨萎縮,整個國民經濟虛擬化。以往的危機表現為廣大居民購買能力下降和消費不足,在發達國家之間也有相當強的傳染性和擴散性;此次危機則是這些國家各個階層包括工薪層在內的超前消費或過度消費,國民經濟形成了嚴重的“消費泡沫”;這次危機不僅擴散的面更廣,幾乎傳播到了世界所有國家,而且傳染更加迅速、更加猛烈。這些特點,都是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演化相聯系的,反映了正在形成中的資本主義新形態的特點。
(二)金融資本惡性膨脹,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
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西方國家的資本在繼續使用這種商品輸出和不等價交換手段進行國際剝削的同時,越來越注重資本輸出和資本直接剝削外國勞動的作用,國際剝削的重點已由商品輸出轉變為資本輸出。國際剝削的重點由昔日的以工業資本為主體的資本輸出,逐步向以金融資本為主體的資本輸出轉移。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壟斷資本之所以積極推動這種轉移,是因為金融資本的輸出具有商業資本和工業資本所不具備的特殊的國際剝削和壓榨功能。
金融資本已成為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建立和維護國際壟斷資本所需要的國際經濟乃至政治秩序的最積極的推動者。總之,金融壟斷資本已成為世界經濟乃至政治生活的主宰,在帝國主義侵略擴張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增強。金融資本的惡性膨脹,其世界統治和盤剝的增強,體現了當代資本主義演化與當前國際金融危機之間的內在聯系。
(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國民經濟的虛擬化,是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原因
這次世界性金融風暴的形成,是金融壟斷資本長期統治、橫行的必然產物。不僅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形成了越來越多的金融泡沫,而且使這些國家的整個國民經濟日趨虛擬化。表現為:
第一、金融資本橫行,金融衍生資本泛濫,金融資本越來越與實體經濟相脫離。金融資本超前發展,資本家與生產過程脫離,是壟斷資本主義的一種重要表現。如今,全球金融交易額已達世界GDP的十倍以上。金融資本不僅在數量上是空前的,而且其地位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發達國家的金融資本不僅完全脫離了生產活動,置身于生產過程之外,而且凌駕于整個社會生產之上,成了整個國民經濟的主宰,實體經濟的發展越來越依賴金融資本的發展。
第二、在金融資本泛濫的同時,實體經濟卻相對乃至絕對萎縮。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第一和第二產業的產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不斷下降,而以各種服務性消費為主的第三產業的比重則不斷上升。到上世紀70年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相繼完成了工業化過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對物質產品的需求相對飽和,資本通過發展物質生產而增殖的途徑日趨狹窄,這些國家越來越多的工業品逐漸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形成了所謂產業空心化趨勢。在高額利潤的誘使下,資本越來越多地從實物生產領域向第三產業轉移。銀行、保險、證券等雖然能給資本帶來利潤、增加產值,但卻不能為國民經濟增加物質財富,這些行業的過度發展本身就含有泡沫成分,成為國民經濟虛擬化的重要因素。
(四)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形成、金融資本橫行,進一步增強了資本主義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資本增殖的過程之所以能夠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脫離實體生產過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將制造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向發展中國家大轉移的過程,也是國際壟斷資本組織發展跨國生產的一個重要條件。
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寄生性和腐朽性還表現為投機心理和投機行為的惡性發展、整個社會風氣的敗壞和沉淪。不僅各行各業的資本家和經營者在從事各種投機活動,而且這些國家的政府也利用各種貨幣金融杠桿或貨幣金融政策從事國內外的投機活動。總之,金融投機已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經濟生活的基本特征,成為國際壟斷資本攫取超額利潤的一種基本途徑。
(五)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形成,金融資本權勢的增強和金融危機的爆發,使資本主義的虛弱性、垂死性更加明顯
在資本主義國家,不同階級和階層的利益從來都是不一致的,不僅廣大勞動者與資本家的利益根本對立,而且壟斷資本與中小資本的利益也有矛盾,而隨著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形成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矛盾和對立則在進一步暴露和加深;矛盾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反全球化的浪潮,比發展中國家還要強烈。所有這些矛盾和沖突,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必然會進一步加劇。此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已經成為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社會經濟相對平穩發展時期結束、新的動蕩時期開始的一個突出的信號。從國際方面來看,隨著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形成,資本主義生存和發展的條件也日益惡化。
六、結語
當前國際金融危機表明當代資本主義演變到一個新的階段,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的制度性危機。對當前金融危機
的成因的認識,不應單從其體制層面和技術操作層面進行闡釋,更要從制度層面、本質層面對其剖析。美國的次貸危機,不可遏制地蔓延成全球金融危機,進一步證明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理論的真理性。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需要從制度和體制兩個方面規避和防范金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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