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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7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7）01-0052-06
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主題，經濟因素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日益凸顯，貿易伴隨經濟一體化進程不斷發展壯大。經濟全球化浪潮高漲，世界各國聯系緊密、交織滲透，形成了既相互合作又激烈競爭的格局，而貿易摩擦成為國際分工和利益分配格局變化中的必然。近年來，全球貿易摩擦數量持續上升，涉及領域不斷拓寬，影響范圍日益廣闊，對世界經濟增長造成了嚴重阻礙。
全球化極大地促進了資源要素在世界范圍內的快速自由流動，也助推了經濟、生態、安全等全球性問題的顯現，國際社會對全球治理的訴求日趨強烈，協調合作成為解決全球性問題的重要共識。將貿易摩擦放在全球治理的時代背景中考察，有助于締造公平自由的貿易環境，準確把握國際貿易發展新態勢，深入推進全球貿易可持續發展；應用全球治理機制處理國際貿易摩擦問題，將合理解決貿易爭端與貿易糾紛，有效遏制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有利于重塑更加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一、全球治理面臨變革轉型
全球化縱深發展，國家之間協作應對緊迫性公共問題的需要日益增長，全球治理成為國際重要議題。全球治理是順應世界多極化趨勢而提出的旨在對全球事務進行協同管理的理論，事關各國長遠利益，為了順應歷史發展的內在要求，需要國際社會共同努力，推動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向更替演進。
（一）全球治理新形勢
1992年創建的全球治理委員會在聯合國成立50周年之際的《天涯成比鄰》（Our Global Neighborhood）報告中[1]，較為系統地闡述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價值以及全球治理同國際安全、經濟全球化、改革聯合國和加強世界法治的關系，報告強調形成具有約束力和道德規范力的、能夠解決全球問題的“全球機制”。實踐中，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安全體系、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為支撐的全球經濟貨幣體系，以世界貿易組織為保障的全球貿易體系，及以世界衛生組織、勞工組織等為基礎的全球社會體系，為世界和平穩定和經濟健康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雖然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使世界發生巨大變革，但也導致發展失衡加劇，全球可持續發展緊迫性顯著增強。可持續發展側重基礎設施、治理標準、氣候變化等基本發展目標，實現難度加大，發達國家望而卻步，但新興大國迅速崛起成為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近期，中國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帶一路”）構想，還牽頭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使世界格局和力量對比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為了緊跟歷史前進的步伐，順應世界發展格局的多元化發展趨勢，全球治理體系和機制亟需變革。
（二）全球治理新架構
全球治理屬于動態復雜系統工程，處于不斷調整完善過程中。在全球治理架構中，治理主體屬于關鍵性要素。現時期，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對全球治理的議程和目標表現出更多關注，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非國家行為體也在更大的范圍內參與全球治理的各項議程，全球治理開始邁入多層次、寬領域、跨國性的全面合作時代。聯合國作為多邊舞臺始終是國際體系中心，不容置疑地成為全球治理重要主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與世界貿易組織則是全球經濟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實體；以G20為代表的政府間國際組織作為全球治理基點，建立了處理國際問題的新秩序，形成保障全球治理成效的多邊或雙邊規則和制度安排[2]。在新的治理框架下，雖然國家是全球治理不可替代的主導力量，但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作為有益補充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顯[3]。眾多治理主體趨于平衡的協同關系是國際社會面臨龐雜全球問題進行的改革創新，治理主體間逐步形成了相互依存、交叉合作的非等級結構，共同努力應對來自于不同領域的全球威脅，將全球治理議題從包括金融、貿易在內的經濟治理，向日益突出的能源、環境、人權等非傳統安全治理轉變，以促進國際社會共同發展、增進人類共同福祉。
（三）全球治理新機制
隨著全球治理理論和實踐的推進，全球治理內容不斷豐富，范圍逐漸擴展，其中最為關鍵的治理機制也在應對紛繁復雜的全球問題中悄然轉變，顯現出獨特的發展態勢。全球治理機制的合法性取決于代表性、決策效率和實施效果[4]。聯合國處于國際體系中心代表性高，但由于立場各異決策效率較低；作為歷史國際核心機構，G8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了高效率作用，但僅由發達國家構成的G8代表性較低，沒有充分反映當今世界格局變化，僅憑借其在金融、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等領域占據的絕對優勢，力圖強化由其主導的現存國際體系阻礙了全球治理的真正實現。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G20集團地位發生了急速轉變，G20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各半，旨在促進全球平衡和國際合作，為全球持續健康發展提供了有力的機制保障。自G20成立以來，其組織運行機制不斷完善，議題內容逐漸調整擴大，影響作用明顯提高，已從全球治理的邊緣走向中心，成為全球治理的有效機構和主要平臺，特別是新興大國在G20為標志的全球治理新機制中開始發揮重要作用，實現了從全球治理參與者向推動者的升遷[5]。在全球治理重要轉型時期，G20與聯合國將并存互補各自發揮作用，彌補治理效果的有限性問題，使全球性緊迫問題得到有效控制。
二、全球治理中的貿易摩擦內涵
在國際貿易領域，“貿易摩擦”一詞長期處于籠統指代狀態，與貿易爭端、貿易救濟、貿易壁壘等概念之間的界限較為模糊，時常出現混同使用的現象，為此，有必要對全球治理視角下的貿易摩擦理論內涵進行分解與剖析。
（一）貿易爭端
經典貿易理論認為，基于比較優勢的貿易自由化能夠最大限度地增加全世界與出口國家自身福利，然而全球化浪潮縮小了各國間的比較優勢，促使國際市場競爭加劇。相比較而言，“貿易爭端”作為世界貿易組織的基本術語，主要用于描述成員國之間出現的貿易糾紛，通常是指貿易雙方中的一方在另一方采取關稅、非關稅壁壘措施來阻止其產品出口時，提出反對意見并要求對方予以糾正，終止其貿易措施甚至予以補償的行為及其過程。WTO貿易爭端解決結構（DSU）負責監督爭端解決機制的有效順利運行，是多邊貿易機制的主要支柱。自1995年WTO正式運行以來，截止2015年，DSU接受貿易爭端案件共計503起（見圖1）。從總體來看，貿易爭端案件大致呈下降趨勢，但這并不說明國際貿易摩擦在減少，這是因為WTO規則中，僅當對進口國制裁措施不予接受時，出口國才會訴諸WTO爭端解決結構，因此大量貿易摩擦通過雙邊途徑予以解決，WTO處理的貿易爭端只是國際貿易摩擦的一部分。
（二）貿易救濟
傳統關稅保護力度日益減弱，“貿易救濟”措施開始成為重要貿易政策工具。為了維護公平公正的競爭秩序，WTO允許成員方在進口產品傾銷、補貼和過激增長等給其國內產業造成損害或實質損害威脅的情況下，使用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等貿易救濟措施以維護國內產業安全。中國加入WTO以后，其他成員方在特定過渡期內針對中國產品進口，則可以單方面采取特別保障措施以維護國內產業利益。自1995年至2015年，WTO成員方共計發起反傾銷調查4 990起，反補貼調查413起，保障措施調查312起（見圖2）。雖然貿易救濟措施立案調查數呈不穩定波動狀態，但在周期性經濟危機后有較為明顯的增加。經濟危機導致國際貿易環境惡化，各國家及地區積極采取各種手段維護自身產業安全。從貿易救濟實踐可知，反傾銷措施和反補貼措施主要針對價格歧視的不公平貿易行為，保障措施則針對進口產品激增的情況，在實際操作執行中，由于各國家和地區具有較大的裁量空間，貿易救濟措施的自由決策行為常令被調查方處于不利地位，從而使貿易救濟措施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實施貿易保護的合法利器。
（三）貿易壁壘
貿易壁壘是國際經濟、社會、科技不斷發展的產物，日益滋生的新貿易壁壘現已成為部分國家及地區實行貿易保護的高級形式。“貿易壁壘”也被稱為貿易障礙，主要指一國對國外商品或勞務進口所設置執行的各種限制措施。實施貿易壁壘的目的在于各國政府為保護該國經濟不受外來產品或勞務的侵犯，為此具有一定傾向性，凡是正常貿易受到阻礙，市場競爭機制作用受到干擾的各種人為措施均歸屬貿易壁壘范疇。從表現形式來看，貿易壁壘包含違反承諾的關稅措施，缺乏規則依據的進口管理限制，缺乏科學依據的技術法規、產品標準、合格評定程序（TBT）、衛生與動植物檢疫措施（SPS），不合理的貿易救濟措施，服務貿易準入經營限制，不合理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措施，以及其它貿易壁壘等。以目前備受關注的TBT與SPS為例，自1995年至2015年，WTO共計發出TBT通報24 831件，SPS通報14 502件，與貿易爭端和貿易救濟總體趨勢不同，TBT和SPS通報數持續性上升，見圖3。多數貿易壁壘具有名義上的合理性，形式隱蔽、涉及內容廣泛且操作簡便，成為各國家及地區越來越頻繁使用的貿易保護工具。
（四）貿易摩擦
貿易摩擦是世界經濟運行中的常態，全球視野下對貿易摩擦的概念界定相對更為包容與寬泛，借鑒前期研究成果[6]，在現有世界分工格局下，“貿易摩擦”是指存在國際經貿關系的兩個或多個國家及地區中，為維護、提升本國及地區相關利益、排除對自身利益的威脅或以占據國際市場為目的，采取或意圖采取某些貿易保護或限制措施，導致他國及地區利益受損，從而引發相互間的沖突或糾紛。
從以上定義得知，貿易壁壘是貿易摩擦的直接誘發因素，兩者具有相似表現形式；貿易救濟是貿易摩擦的間接產生原因，兩者具有部分交叉，而貿易爭端則是貿易摩擦最強烈的表達方式。對于貿易摩擦的界定包括以下含義：從涉及對象來看，貿易摩擦逐漸打破了單邊或雙邊界限，致使摩擦主體及其影響作用輻射至區域或多邊更廣闊范圍；從行為過程來看，貿易摩擦防御性與攻擊性兼容，其既可以維護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等多元利益，也可以為拓展廣闊的國際市場空間而預先采取或應對實施各種形式的爭議性貿易保護或限制措施；從產生結果來看，貿易摩擦合理性與不合理性并存，由此導致的國家利益損害將使摩擦方在經濟、生態、社會等國際關注重點領域發生沖突或糾紛，最終造成對國際自由貿易的障礙。
三、全球治理中的貿易摩擦特性
國際貿易摩擦是國家及地區間利益沖突與碰撞的獨特表現形式，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為貿易措施的發展提供了便利條件和特殊手段，使國際貿易摩擦呈現出新的特點。在貿易實踐中，應以倡導自由貿易為宗旨，避免隱蔽性貿易保護和貿易限制對世界經濟造成不利影響。
（一）自由性與過度性
多邊貿易制度是全球治理框架建立的基礎，偏離制度約束的過度性與自由性則成為國際貿易摩擦的顯著特性。隨著國際貿易的長久發展，貿易制度呈現出系統內多層次化的趨勢：WTO是處理國家間貿易規則的重要國際性組織，全球大多數國家，包括世界上幾乎所有主要貿易國都是WTO多邊體制成員，WTO開創了全球貿易治理的全新時代[7]，形成了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反傾銷協議》、《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衛生與植物檢疫措施協議》、《服務貿易總協定》、《農業協定》、《貿易技術壁壘協議》、《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等為主的正式、多邊的國際規則和制度安排；而旨在實現貿易投資自由化的北美自由貿易區、東盟自由貿易區等區域貿易協定是對WTO多邊貿易制度的進一步充實完善，涉及內容更加具有針對性；國際層面的制度政策可以擴散影響國內決策，各國家在WTO框架下紛紛建立了國家貿易制度規則，對于貿易救濟措施而言，WTO雖已明確了執行要素，但調查操作存在充分自由裁量空間，導致各國家衡量視角相異裁定易出現沖突結果；對于技術性貿易措施、知識產權等相關內容而言，WTO制度僅僅提供了實施方向但缺乏指導細則，致使部分國家積極制定大量具有偏見性的國內貿易法律規則，在具有合法意義的制度支持下，對國家經濟、貿易利益造成過度保護，加劇了世界貿易不平衡結果。
（二）交融性與復雜性
依據貿易摩擦內涵，國際貿易摩擦多以微觀企業為觸發焦點，但逐層延伸會對國家宏觀發展造成阻礙和影響。金融危機爆發期間，發達國家經濟下滑，財政赤字惡化，失業率顯著升高，迫于國內利益團體政治壓力，不得不頻繁使用貿易保護措施作為解決危機的重要手段，卻為未來國家體制層面和戰略層面的貿易摩擦埋下了隱患。貿易摩擦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國家間競爭力的較量，使得其實施形式錯綜復雜交融變化，反傾銷反補貼措施聯動實施、保障措施與反傾銷措施等輪番出擊、技術性貿易壁壘與知識產權保護交替并用等逐漸成為貿易摩擦的常態化表現。聯合措施大大提高了貿易保護的有效性，保障了案件裁決結果向著有利于進口國國內利益的方向發展。在國際貿易制度保障下，貿易措施從最初的工業產品層面逐漸延伸到農林牧漁產業，并迅速擴展至勞動服務貿易領域，呈現出無所不包且仍有增加的態勢。近年，全球對于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貿易政策漸漸進入公眾視野，世界主要經濟體都在大力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將發展重點放在新興能源產業、節能減排技術等領域。WTO規則已為實現生態環境保護開辟了有限額外空間，這在《關稅及貿易總協定》、《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議》以及《貿易技術壁壘協議》中均有所體現，各國家在制定節能減排政策時同樣可以參考使用貿易措施，新型貿易保護形式“碳壁壘”隱約可見。
（三）傾向性與爭議性
在國際貿易制度和WTO貿易規則約束下，當國家利益受到侵害時適當采取貿易保護措施具有一定的合理和合法性。隨著傳統關稅、進口配額、許可證等貿易措施逐漸被取消或受到限制，諸如技術性貿易措施、知識產權保護措施等非關稅類貿易工具影響力日漸擴大。部分發達國家及地區對資源密集型產業實施具有傾向性的貿易限制措施，其目的在于否認出口國資源稟賦優勢，同出口國展開世界資源爭奪，并將資源密集產業生產由國外轉移到本國，從而夠保障國內產業產能的提升和國內剩余勞動力的充分就業；此外，發達國家及地區憑借自身占據的比較優勢，規避歧視性爭議，在科技型產業頻繁采取不公平的救濟方式和保護措施，嚴重阻礙了全球貿易的自由化發展，是包括發展中國家需要堅決予以抵制的。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為取得經濟快速發展所制定的產業轉型政策也較易與發達國家的貿易制度規則發生沖突，由于調查機關處理方式不同，國家間發生貿易摩擦時爭議焦點較多且相互難以協調，如果分歧繼續升級將訴諸WTO貿易爭端解決，根據WTO貿易爭端統計數據，自1995年至2014年上半年DSU接受的482起案件中，雙方同意已解決的案件共計94起，僅占案件提起總數的19.5%，仍在磋商中的案件149起，其他案件則以各種形式待以解決，爭端雙方所需時間更長、耗費資源更多，對于各自利益皆有影響。
四、全球貿易摩擦協調治理思路
貿易屬于全球治理的重要范疇，全球貿易治理基本目標在于構建公平自由的貿易環境，提供緩解貿易摩擦的有效平臺，形成更具活力、更持久的多邊貿易體系。國際貿易摩擦最直接體現在國家間實施傾向性貿易保護措施，新貿易保護主義蔓延對全球貿易體系造成了強烈沖擊，也由此成為全球貿易重點治理的領域。全球治理不僅要促進發展也要兼顧公平，進一步加強區域間、國際組織機構間的合作成為深化全球貿易治理改革的重要保障，依賴于良好、高效的經濟體系和國際貿易制度，才能夠有效化解國家間頻發的貿易摩擦。世界范圍內各國家只有立足于全球視野，主動承擔起全球貿易治理責任，深化地區合作[8]，沿著事前預防、事中控制和事后管理的思路，積極探索多層次、多樣化的內外兼治型治理模式（見表1），才能有效維持多邊貿易體制平衡，推動全球治理向著正確方向發展。
（一）完善貿易摩擦監測預警機制
目前，WTO與獨立貿易監督服務機構“全球貿易預警組織”（GTA）不定期向全球貿易保護措施數據和研究報告，各個國家也紛紛建立了國內產業安全預警系統，以便在早期階段對可能發生的貿易摩擦事件做出應變預案。建立健全貿易摩擦監測預警機制是化解貿易摩擦的重要環節，在全球治理視野下，各國家應加強與國際組織的數據交流與信息共享，保障傳輸渠道暢通；在貿易摩擦即將發生以前，應與貿易摩擦直接或間接所涉及國家進行溝通和協調，針對重大分歧積極磋商，努力變對抗為合作謀求共贏；國家應逐步建立全產業體系貿易數據監測，隨時觀察、及時發現貿易安全隱患，從而預防、減少甚至化解貿易摩擦。
（二）提升貿易摩擦妥善應對效率
WTO爭端解決機制在多邊貿易體系中具有權威性約束力，能夠有效減少肆意而為的大國單邊行動，當出口國家面臨侵害國家利益的非法行為和不公正的貿易裁決時，可以尋求主動提請WTO爭端解決機制，運用正當法律武器捍衛自身權益；貿易摩擦產生本因是國家間的利益損害，為此開展協商和談判并達成一致共識是涉事雙方解決貿易摩擦最直接的渠道，掌握一定談判策略和方法能為化解貿易摩擦帶來良好效果；當貿易摩擦無可避免時，出口國應采取積極的態度，以國家及地方政府部門為核心，以行業商會、律師團隊、涉案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為主線，迅速開展貿易摩擦多元協同應對工作，維護國家經貿安全。
（三）促進全球貿易可持續性發展
WTO既是多邊貿易體制的法律基礎，也是全球貿易治理的主要平臺。在全球治理變革時期，WTO亟需重塑自身結構，平衡各方利益訴求，進一步規范國際貿易規則，遏制貿易保護主義，協調各成員共同推進多邊貿易體制的完善；在新的世界分工格局下，貿易摩擦雙方應善于借助地緣性或經濟性區域貿易組織搭建雙邊會晤平臺，保障雙邊、區域和多邊貿易協定互有聯系、互為補充；同時，出口國遭遇貿易摩擦后也應反躬自省，一方面積極推進產業結構升級，改善出口產品技術質量，提升對外貿易競爭力，另一方面可以借鑒發達國家成功實踐經驗，利用對外直接投資緩解貿易不平衡狀態，從而化解貿易摩擦。
在全球治理體系中，G20集團涵蓋面廣，代表性更強，是促進西方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開展富有建設性和開放性對話的有效機制，能夠為有關世界性緊迫問題的討論和協商奠定廣泛基礎。以我國為代表的新興大國借助G20機制逐漸走向全球貿易治理前臺，而政治、經濟和貿易地位的特殊性決定了我國與WTO成員國間存在諸多利益重疊，這在客觀上賦予了我國在多邊貿易體制內充當起協調者與建設者的角色，促使我國有責任在國際規則的制訂中擁有更多的話語權，在自身身份認同與國際壓力之間實現一種巧妙的平衡，控制好平衡的程度和節奏，以平等互利、認真負責的態度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區域合作及全球貿易治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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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以后，全球經濟形成了“三駕馬車”的市場格局，即美國市場、歐洲市場、中國市場。這三大市場經濟總量占到全球經濟總量的比重超過60% ,對全球經濟走勢起到決定性作用。2015年全球貨物進出口貿易總額為332 480億美元，其中，中國為39 569億美元，占比11.90%;美國為38 128. 6億美元，占比11.47%;歐盟27國為35 295億歐元(約38 824. 5億美元)，占比11.68%0 2015年全球商業服務(不包括政府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為93 657. 1億美元，其中，美國為11 591. 71億美元，占比12. 38%;歐盟為37 151. 76億美元，占比39. 67% ;中國為7518. 06億美元，占比8. 03 %。從全球區域經濟影響力來看，雖然日本、韓國、東盟、印度、俄羅斯、澳大利亞、加拿大、部分拉美與非洲國家的經濟活躍或者衰退，都會在國際市場形成一定的波瀾，但不可能是顛覆性的，未來全球經濟的實際走勢依然取決于三大經濟體的態勢。
未來世界經濟大格局會相對穩定，美國、歐盟、中國“三駕馬車”的市場格局將維持相當長一段時期，但彼此相互關聯機制會發生一定變化。美國經濟依然處于定海神針地位，總體趨勢是穩定上行并會繼續鞏固高端服務業(金融、會計、評估、咨詢、教育等)、高端技術行業(IT、航空、軍工、尖端材料等)、全球金融中心和消費中心地位。強勢美元和金融監管話語權將成為重要政策選項，財政政策也會繼續發揮更積極作用，并由此對世界經濟、國際市場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歐盟經濟雖然面臨一系列脫歐的不確定性，但不會是顛覆性的風險，在趨勢向穩的大背景下，將會繼續保持高端消費品制造優勢和高端裝備制造業優勢，仍然是中高端消費品和大宗商品集散地;貿易保護主義會有所抬頭，但歐洲經濟已經離不開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更不可能離開美國市場;可以預期歐盟經濟改革的重點將是著力解決“集中的貨幣政策與分散的財政政策”的協調問題。中國經濟地位仍有上升空間，但增長動力將由外轉內、由投資拉動轉向消費驅動，產出結構也將由中低端轉向中高端，與歐美等發達國家和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形成錯位竟爭;由于轉型升級將持續5至10年，仍然是全球大宗商品最主要的需求方。預計未來幾年中國經濟增速將會保持在6%-8%區間內橫向運行，總體上貨幣政策將處于守成狀態，財政政策將繼續發揮更重要的作用。
維系“三駕馬車”格局，以協商合作共贏代替市場分割、對抗甚至相互制裁，無論是對于中國最終躋身高收人國家行列，還是借助國際合作、盡可能延長國際和平發展周期，都是至關重要的。三大市場主體的相關國家怎樣處理好小摩擦以避免大對抗，增加溝通合作，事關未來世界經濟大局，考驗著政治家的智慧。
一、后危機時代的全球治理
后危機時代的發展主要是由于2008年經融危機爆發后，世界各國之間逐漸開始對其國家內部的經濟結構和自由貿易結構等進行研究的調整，從而從根本上將國家經濟發展及貿易限制策略進項改進，以期對國家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從而應對經融危機。由此全球經濟治理逐漸步入一個保護主義浪潮中。根據歐盟國加對其內部經濟保護主義措施的改進，我們不難看出，在經融危機爆發后首先各國之間機內相對獨立的內部保護狀態。隨著各國之間不斷的對國內經濟發展政策進行調整，2010年之后各國開始建立各種自由貿易交往，以期通過國際間的貿易往來促進各國之間經濟的發展，從而從整體對全球進行治理，此時全球逐漸步入一個自由發展的經濟浪潮中。根據各國之間相關自由貿易的法律法規中對其國家內部的自由貿易開放政策進行改進，能夠有效的促進市場經濟的逐漸進步和發展。但是在此過程中，國際上對其自由貿易的總體經濟效益的發展仍然具有自我保護意識［2］。根據國際經濟發展數據中對個國家理性世界貿易交往來看，通過國家與國家之間簽訂雙邊、區域、全球性自由貿易協定來促進自由市場的建立，從而對全球進行治療。根據當前全球經濟發展中自由貿易及國際經濟治理中來看，當前國際市場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漸開始以長期邁向發展為治理目標。“貿易與發展”是全球進步的主要研究主題，如何能夠對各國之間的經濟進行共同性貿易往來，從而帶動世界經濟的逐漸發展，從總體水平上對全球物質觀念和國際貿易秩序進行研究，是當前全球自由發展的市場發展的長遠趨勢及目標［3］。因此，在后危機時代全球治理中主要以貿易和發展共存為主要治理方式和治理目標。
二、后危機時代的國際經濟法發展
法制的發展是維護世界經濟發展的基礎，在后危機這一特殊的經濟時期，全球性質的經濟發展，是每個國家發展的主要依據。國際經濟法的建立與國際經濟組織結構的發展均離不開世界國家發展現狀及新興市場在國家經濟發展中的地位關系。以中國經濟發展為例，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因此，在其經濟法建立過程中一般以國家經濟長期權衡結構為基礎，從而根據國際經濟情況對本國內部經濟法進行調整［4］。但是，由于后危機時代是全球范圍內的經濟危機，各國之間應該針對其在市場中的不同主導地位對其內部經濟結構和法律進行調整。根據不用時期國際經濟法的發展過程進行研究，發現其主要是從原有的放松管制，到現階段的平衡投資者利益，逐漸進行改進。2009年國際證監會相繼出臺一系列相關當前全球治理中國際經濟法，并且在2010年明確的頒布《增強國際金融標準實施的框架》，在此條例中對后危機時代國際金融監管的標準進行整合，并且在2010年11月通過了《巴賽爾協議III》，各國家在國際峰會上進行研究和協商逐漸對國際經濟法進行進一步完善，以適應當前后危機時代國際之間的經濟發展，對各個貿易國進行利益的維護，促進全球市場經濟的長遠發展［5］。
三、總結
在全球治理日益勃興和新興國家群體崛起的背景下，近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將二十國集團（g20）推向了全球經濟治理的前臺。沙特阿拉伯作為阿拉伯國家中唯一的g20成員，憑借自身在資源、資金、外交等方面的諸多獨特優勢在全球經濟治理中占有一席之地，其中作為巨額石油美元的擁有者是沙特阿拉伯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權力基礎。全球經濟治理中日益凸顯的石油美元身影
全球經濟治理的歷史與現實表明，國家是全球經濟治理的主體，全球經濟治理實質上是國際社會的權力與結構格局及其變動在國際經濟領域的反映，全球經濟治理主要針對全球經濟發展與失衡帶來的全球性經濟問題，通過治理實現全球貿易、金融、貨幣、區域經濟、國際經濟機制的穩定與平衡。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各國經濟與全球經濟更加密切相連，一方面從全球經濟發展與緊密聯系中獲益，另一方面國家經濟發展也總是產生著或積極或消極的外部影響，即會產生溢出效應。同時，國家在全球化條件下很難長期保持國內經濟與國際收支平衡，失衡是經濟發展的常態，由此累積可能帶來全球經濟失衡，外部失衡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帶來嚴重的全球經濟問題甚至危機。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經濟一直在產生不均衡的影響，國內國際經濟平衡（失衡）存在著直接關聯，當前一系列的全球性經濟問題特別是國際經濟和金融危機都與當前的全球經濟特點和結構、與這一平衡（失衡）狀態密切相關，各國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的權力地位與責任義務也顯得更加不均衡，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鮮明地體現了這一點。而當前的全球經濟治理已落在了快速發展的全球化經濟后面，面對失衡不斷加劇帶來的全球性經濟問題，對全球經濟治理的改革更加迫切地被提上了全球議事日程。
21世紀以來，由于石油價格暴漲和世界石油需求日益增長，以沙特阿拉伯為代表的海灣產油國依靠源源不斷的石油出口收入積累了巨額的石油美元。日益龐大的石油美元規模已經使沙特阿拉伯等海合會國家成為全球資本輸出的重要來源地，巨額石油美元長期投資西方金融市場，為海灣國家帶來了超出石油收入的財富，改本文由收集整理變了以石油作為唯一財富來源的舊有經濟增長模式。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下，西方金融市場投資大幅度減少，沙特阿拉伯等海灣國家由于擁有巨額的石油美元趁機進軍西方金融市場，像美國花旗銀行、英國巴克萊銀行等老牌的西方國際金融機構，都要向海灣國家“討錢”度日。姜英梅：《中東金融體系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央黨校博士學位論文，2011年。在美歐金融業深陷危機之時，沙特阿拉伯等海灣國家憑借雄厚的石油美元資本積極“抄底”參股美國和歐洲的銀行，主權財富基金在危機期間頻頻亮相，向西方金融機構注資，積極調整自身運作模式，努力實現從石油資本到金融資本的轉變，在這場金融危機中非常引人注目。當前“石油美元”已經成為國際投資者最關心的詞匯之一，在西方一直存在著石油美元沖擊全球資本與金融市場甚至是造成全球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的聲音。隨著新一輪的石油價格高漲，石油美元的大量增加已經使產油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地位日益凸顯，石油美元作為新的世界金融與資本權力經濟已經深刻地影響到全球金融、投資與貿易結構與格局。石油出口國在2006年第一次超過亞洲新興經濟體成為世界上全球資本流量的最大源泉，石油美元投資者擁有的海外金融資產總額在3.4萬億美元至3.8萬億美元，位列四大權力經紀之首。diana farrell， susan lund：“the new role of oil wealth in the world economy，” the mckinsey on finance， no.26， winter 2008.石油美元日益成為目前國際經濟和金融市場上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對當前國際經濟、貿易、金融與投資的影響不容小覷。石油美元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主權財富基金、伊斯蘭金融在全球經濟金融中的地位日益凸顯，石油美元已經成為影響全球經濟平衡、金融與資本市場穩定、貿易與投資發展的重要因素，也因此成為全球經濟治理中重要的關注對象。
石油美元（petrodollar）最初是指20世紀70年代中期石油輸出國由于石油價格大幅提高后增加的石油收入，在扣除用于發展本國經濟和國內其他支出后的盈余資金。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課題組：《解讀石油美元：規模、流向及其趨勢》，載《國際經濟評論》2007年3—4月。但由于石油基本是以美元計價和結算的，也有人把產油國的全部石油收入統稱為石油美元。按照石油美元的定義，石油美元的規模取決于石油價格、出口數量（外部需求）和石油出口國國內吸收能力三個主要因素，而全球流動性過剩、國際投機活動盛行是石油美元規模劇增的外部因素。常軍紅、鄭聯盛：《石油美元的回流、影響及政策建議》，載《國際石油經濟》2008年第1期。20世紀70年代的第一次石油危機以后石油美元開始進入國際經濟的視野，曾經出現過一波石油美元的。21世紀以來，新一輪的全球油價上漲再次讓石油出口國獲得了巨額的石油收入，石油美元的規模也隨之水漲船高。根據美國能源部統計，2005年全球21個石油出口大國的石油出口收入高達7 428億美元，較2002年的3 300億美元超出一倍以上，也遠遠高于1980年的歷史紀錄。相對于其經濟規模，石油出口國的經常賬戶盈余遠遠超過中國等東亞新興國家。imf估計，中國2005年的盈余估計占國內生產總值的大約6%，而同年沙特這一比例高達32%，中東石油出口國的平均數字為25%，俄羅斯約為13%，挪威為18%。曹張偉：《石油美元的神秘走向》，載《經濟》2006年第10期，第28頁。產油國特別是海灣產油國由于擁有世界最大的石油儲量、產量與出口量，成為石油美元的主要擁有國。據歐佩克的統計，2011年opec國家石油收入總額達到10 783億美元，2002—2011年十年的累積出口收入超過6.2萬億美元。（見圖1）近年來在國際高油價背景下，不論何種統計與預測，石油美元的規模都日益龐大，高達數萬億美元規模的石油美元已經成為影響全球貿易、金融與投資變動的重大因素。
與此同時，主權財富基金（swfs）是擁有最多石油美元的投資者，根據美國主權財富基金研究所（swfi）估計，2010年底全球主權財富基金資產4.1萬億美元，近60%屬于油氣資源型，大多數位于中東地區，其中90%來自阿聯酋、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等海合會國家，其資產超過了1.4萬億美元，占全球主權財富基金的34.6%。usa， sovereign wealth funds institute， dec 2010.海合會成員國均根據自身石油美元和經濟發展程度設立了不同規模的主權財富基金，中東國家主權財富基金都屬于油氣資源型主權財富基金，石油收入帶來的石油美元是海灣國家主權財富基金的主要來源。石油美元以及主權財富基金的規模提升和主動出擊正日益深入地影響到全球經濟體系，也成為全球經濟治理必須加以面對和重視的對象。
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石油美元體系中占有關鍵地位
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石油美元體系中占有重要而關鍵的地位。首先，沙特阿拉伯擁有全球最大的石油美元規模，也是全球特別是海灣地區石油美元的領頭羊與風向標，依托全球最大的石油儲產量，建立在石油出口收入基礎上的石油美元使沙特阿拉伯在未來的全球石油美元體系中占據更加重要的地位。新世紀以來的新一輪油價上漲使沙特阿拉伯積累了豐富的石油美元，進一步擴大了沙特阿拉伯的資金實力與對外投資熱情。2002—2011年的最近十年，沙特阿拉伯石油出口收入就達到17 950億美元，石油出口收入帶來的貿易順差總額也達到近13 000億美元，在全球產油國中石油收入比重最高。（見圖2、圖3）
其次，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石油美元機制中占有重要地位，深刻地影響著全球石油美元的格局與走向。自20世紀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后，美國與沙特阿拉伯達成一項“不可動搖”的協議，沙特阿拉伯同意將美元作為石油貿易結算的唯一貨幣，美國通過沙特阿拉伯說服歐佩克其他成員國，石油輸出國接受以美元作為國際石油交易的唯一結算貨幣。從那時起，美元與石油緊密掛鉤，二者之間被畫上了無形的等號，國際石油貿易幾乎全部使用美元計價交易，石油輸出國通過大規模出口石油換回了巨額的石油美元。石油美元在給石油輸出國帶去無數財富的同時，也成為維系美國的金融與經濟霸權的新支柱。當時正值布雷頓森林體系在國際經濟格局變動和石油危機沖擊下解體的關鍵時期，美國通過石油與美元的巧妙結合有力地維護了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和美國經濟霸權。正是美國與沙特阿拉伯達成的“不可動搖”的協議奠定了石油美元機制的基礎，美元成為全球石油貿易的唯一計價和結算貨幣，穩定了美元的國際地位。幾十年來，以沙特阿拉伯與海灣產油國的巨額石油美元為主體的石油美元回流機制成為全球石油美元機制的主要內容與形式，極大地影響著全球經濟、金融與投資市場的變動，以美國與沙特阿拉伯為核心的全球石油貿易、石油美元流動體系在極大影響著全球經濟體系的同時，也使沙特阿拉伯獲得了更高層次的全球經濟地位，成為其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基礎。
沙特阿拉伯與美國在石油美元機制與安全領域的特殊關系更進一步凸顯了其權力地位，而沙特阿拉伯也通過自身在海灣地區與中東地區的巨大影響力在全球石油美元機制以及石油貿易體系中發揮著穩定作用。2001年“9·11”事件和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之后，都曾有報道說沙特阿拉伯從美國撤出了部分投資并帶動海灣國家數千億美元資產的流出，引起了整個美國金融市場震動，并造成美元匯率下行，而沙特阿拉伯政府或官方人士出面否認有力地穩定了美國金融市場與美元匯率。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美元不斷貶值，采用與美元掛鉤的匯率政策使海灣國家面臨嚴重的通貨膨脹壓力，也使海灣國家的石油收入面臨縮水與損失。2007年科威特放棄了單一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其他產油國也日益動搖，但沙特阿拉伯則堅持里亞爾與美元掛鉤的政策不變，基本維持了海灣地區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
第三，沙特阿拉伯在海合會中居于領導核心地位，其經濟政策與行為具有標桿性的引領作用，這使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美元影響力在海合會的依托下呈現出放大效應。海合會國家經濟實力較強，特別是依托巨額的石油美元積累了強大的資金實力與金融實力，是全球資本與金融市場上的重要力量，在全球經濟治理中也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作為擁有世界最大的石油儲量、產量與出口量的產油國群體，海灣國家歷來都是石油美元的主要擁有者，是主權財富基金的集中地，也是全球伊斯蘭金融的中心。建立在巨額石油美元與龐大主權財富基金基礎上的雄厚資金實力與投資能力使海合會成為影響國際金融與投資動向的重要力量，在西方國家的巨額投資與金融資產成為影響當地金融與資本市場的重要因素，而不斷多元化的投資也影響著全球投資與金融的發展。為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維護自身經濟利益及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沙特阿拉伯協調海合會國家在國際貿易、金融、投資等領域的共同利益，在不斷推進內部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同時，在對外經濟交往中采取了比較一致的政策措施，在國際石油貿易、石油美元、石油金融、伊斯蘭金融以及主權財富基金等問題上形成了更大的國際影響力，這使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地位與影響力呈現出放大效應，也使其在全球經濟治理中可以發揮出更大作用。在作為海合會國家經濟與財政支柱的石油收入上，沙特阿拉伯占到海合會六國石油收入總額的52%以上，如2011年為53%。相應地，沙特阿拉伯在海合會國家的石油美元規模中也占據較大份額，而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美元的支配與流動影響著海合會國家的整體流向情況。（見圖4）
更為關鍵的是，沙特阿拉伯在建立于石油美元基礎上的對外投資、海外資產、主權財富基金等方面幾乎均占有優勢與核心地位，在這些領域的對外政策與行為中具有引領性作用，沙特阿拉伯在中東地區、阿拉伯國家以及伊斯蘭世界等更大范圍的經濟治理中可以發揮出更大的協同效應與集體影響力。海灣國家是中東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來源地，而沙特阿拉伯對外投資占到了阿拉伯國家之間投資總額的40%。據海合會統計，2009年沙特阿拉伯吸引外國直接投資（fdi）存量為1 472億美元，占到gcc總額的53%；同年對外直接投資（odi）存量為403億美元，在gcc對外直接投資中所占比重大約30%左右，但如果加上金融資產投資所占比重將大幅提高。歐美國家是海灣六國對外投資的主要流向地，也是其海外資產的主要所在地，沙特阿拉伯的政策導向影響到海灣國家甚至整個中東國家的對外投資與資產政策，也影響著全球石油美元回流機制以及西方國家金融市場。相對來說，沙特阿拉伯雖然擁有海灣國家中最大規模的石油美元規模，但其對外投資策略比較保守，在主權財富基金、伊斯蘭金融資產等方面也并沒有占據絕對優勢。但沙特阿拉伯的經濟金融政策依然主導著海合會的區域經濟合作，石油美元以及主權財富基金、伊斯蘭金融資產等能否在海合會內部和世界上發揮更大作用及其在全球的發展前景也基本取決于沙特阿拉伯的政策與支持力度。
石油美元對沙特阿拉伯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影響分析
石油美元是沙特阿拉伯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權力基礎，沙特阿拉伯憑借巨額石油美元在全球金融與投資格局中具有了日益重要的地位，石油美元在全球資本市場的威力讓世界重新認識了其重要作用，而主權財富基金的崛起更加強了其全球資本大國地位。在全球經濟格局發生重大變化而又危機頻發的今天，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美元以及主權財富基金是國際資本市場上不容小覷的重要力量，西方國家也希望借助沙特阿拉伯等國的雄厚資金實力幫助自己渡過當前的難關。隨著g20在金融危機后成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平臺，沙特阿拉伯作為g20成員之一在當前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中的地位不斷提升，作用和影響力日益擴大。
第一，石油美元的龐大規模日益影響到全球經濟失衡及其治理，也進一步突顯了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從全球貿易治理來看，沙特阿拉伯在全球貿易帶來的經常項目失衡問題、對外發展援助以及大宗商品市場的穩定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特別是沙特阿拉伯作為世界上最為重要的石油生產與供應國，通過出口石油等自然資源積累起了巨額石油美元財富，是全球主要的貿易順差國和盈余國之一，也使其成為全球經濟、貿易、金融和資本市場的重要力量，在當前全球經濟失衡與治理中的地位與作用也受到高度重視。近年來，沙特阿拉伯對外貿易規模呈現持續快速增長態勢，連續多年實現大額貿易順差，從2002—2011年的十年中累積實現貿易順差就高達12 571億美元。根據美聯儲統計數據，截至2012年3月，沙特阿拉伯外匯儲備達到了5 460億美元，僅次于中國和日本而排名世界第三。作為全球主要的經常項目順差國，沙特阿拉伯等海灣國家與東亞新興經濟體一起成為全球經濟失衡治理的重要角色。外匯儲備水平極大地影響著國家對全球金融危機沖擊的脆弱性，經常項目的貿易盈余增加了沙特的外匯儲備，有利于增強其抵御外部經濟風險的能力。但如何對巨額貿易盈余進行有效利用和保值增值也是沙特阿拉伯等貿易盈余國家的重要目標，這一問題在近年來美元不斷貶值的背景下變得更加突出。全球貿易失衡的治理特別需要g20框架內發達大國與新興大國的共同努力，g7為代表的發達國家與e11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在全球貿易失衡上處于不同的地位，互為全球最大的貿易逆差國與順差國，問題的解決需要各個國家的長期協調合作。因此，在石油美元日益壯大的背景下，積極參與全球貿易治理，維持長期貿易平衡與可持續增長既是沙特阿拉伯的政策目標，也是其可以發揮重要作用的領域之一。
第二，依托巨額石油美元，沙特阿拉伯的金融實力與影響力不斷上升，成為全球金融市場及其治理的重要參與力量。石油與美元的結合讓沙特阿拉伯獲得了巨額財富，依托石油美元財富的資金與金融實力獲得了飛躍式增長，成為全球金融市場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時沙特阿拉伯也日益卷入現行的全球金融貨幣體系，成為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沙特阿拉伯等海灣國家的巨額石油美元回流西方市場有力地維系了全球金融市場平衡。沙特阿拉伯憑借較強的資金實力積極參與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建設與改革，近年來沙特阿拉伯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的份額與投票權大幅提高，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獲得了單獨董事席位，目前是imf的第七大出資國。沙特阿拉伯貨幣局（央行）的資產規模不斷擴大，而在境外資產結構中大部分是美國國債。隨著近年來石油收入劇增，沙特阿拉伯的全球金融資產規模不斷擴大，廣泛地涉入西方金融市場，特別是金融危機爆發之后，沙特阿拉伯等國為花旗、美銀等西方主要金融機構提供資金援助，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注資，受到全球矚目。另一方面，石油美元機制以及沙特阿拉伯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支撐了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在當前美元貶值、信用下降的背景下，沙特阿拉伯等產油國的金融政策也深刻影響著美元的國際地位。“9·11”事件后英國媒體報道沙特阿拉伯撤出大量對美投資和2008年金融危機后傳聞沙特阿拉伯計劃取消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都使美元匯率顯著下跌，而沙特阿拉伯官方出面否認后美元價格得以恢復，生動地說明了這一點。
正是由于沙特阿拉伯等海灣國家的經濟與歐美國家聯系密切，十分關注西方國家經濟金融形勢，海灣國家為了維護目前其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也不得不將石油美元再投入購買美元資產，以維護自身經濟穩定。但近來對這一政策的質疑聲越來越大，因為沙特阿拉伯貿易盈余和美元儲備的增加會加大本幣升值的需要，而本幣與美元同步貶值會極大增加本國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因此沙特阿拉伯等海灣國家近年來國內通脹壓力一直較大。沙特阿拉伯也有逐步調整其外匯儲備構成、降低對美元依賴的長遠需要，在2011年美國債務危機、2012年美國財政危機顯現時，沙特阿拉伯國內都出現了國外金融資產安全性以及改革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的爭論。當然，沙特阿拉伯認為對美元的投資風險相對較低，其執行的與美元掛鉤的貨幣政策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它確保本國經濟與全球最大經濟體掛鉤，保護國內金融機構免受外部危機過度沖擊，限制外界對本國貨幣里亞爾的炒作。由于沙特阿拉伯等海灣國家在西方金融資產的巨大規模以及牽涉到與此關系密切的美元匯率問題，也引起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高度關注，沙特阿拉伯作為海灣金融大國，其金融政策動向具有了世界性的影響力，同時也使沙特阿拉伯在當前的國際金融貨幣體系改革中獲得了更大話語權。
此外，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石油金融”領域具有重要的基礎性地位，在石油金融化的背景下，作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產與供應國，沙特阿拉伯可以發揮自身在世界實體石油經濟體系中的巨大影響力，努力將自身的石油實力與國際社會對全球金融市場的治理結合起來，共同應對石油金融市場的巨額投機行為與劇烈波動現象。隨著伊斯蘭金融的興起，沙特阿拉伯依托自身較強的經濟基礎和金融實力在全球伊斯蘭金融體系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作為巨額石油美元的擁有者也使沙特阿拉伯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未來全球伊斯蘭金融的發展前景。
第三，沙特阿拉伯依托巨額石油美元成為國際資本和投資市場上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其投資走向和由此帶動的海灣地區及全球石油美元的投資動向深深地影響著全球投資市場及其格局。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美元投資主要分為政府投資和私人投資兩個部分，其中沙特阿拉伯貨幣局作為沙特政府主管對外投資的官方機構，其對外投資可以從其擁有的海外資產中窺知一二。2012年沙特阿拉伯貨幣局海外資產總額達到6 627美元，如果加上其他渠道以及私人對外投資規模將更大。（見圖5）沙特阿拉伯民間資本豐富，據預測私人資本總量為10 000—20 000億美元，這些資金除小部分投資在國內外，大部分投資于海外的不動產、股市、證券等。沙特阿拉伯的石油美元主要投向了美國等西方國家，其貨幣局持有的美元資產比例最高，這與它一貫保守的管理方式以及堅決維持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是分不開的，主要投向美國市場的做法也與沙美特殊關系密切相關。另一方面，近年來隨著美元持續貶值、經濟危機以及限制因素的增多，沙特阿拉伯也在考慮調整其全球投資方向，而新興國家的崛起與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也使投資渠道、對象增多，投資的多元化也是大勢所趨。有沙特阿拉伯經濟學家指出，美國財政懸崖和經濟衰退將嚴重威脅沙特阿拉伯等國在美投資，并嚴重影響海灣國家的經濟，蘊含著經濟風險，沙特阿拉伯對外投資及外匯儲備的90%都與美元相關，一旦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美國債務出現政策調整，沙特阿拉伯經濟將難以避免地受到影響。轉引自中國駐沙特使館商務參贊處網站http：//sa.mofcom.gov.cn/article/jmxw/
當前，主權財富基金的日益活躍以及被察覺到的非經濟意圖引起許多國家的擔憂，對主權財富基金進行治理是必然的趨勢，也成為全球投資治理的重要內容，而沙特阿拉伯以其重要地位在有關石油美元與主權財富基金的國際制度、規范建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依托于石油美元的沙特阿拉伯主權財富基金規模目前雖然并不是最大，但從前景來看必然日益擴大，地位不斷上升。無論按照美國主權財富基金研究所（swfi）還是英國倫敦國際金融服務機構（ifsl）的統計，沙特阿拉伯的主權財富基金規模占全球的11%，占本國gdp比例的86%。從單只基金來看，沙特阿拉伯外匯控股（即沙特貨幣局）占全球第三位，約有4 391億美元資產。由于沙特阿拉伯貨幣管理局（ sama） 同時承擔外匯管理和主權投資的職責，因而研究者對于該機構是否屬于主權財富基金范疇以及基金規模測算等問題有不同觀點。2008年5月，沙特宣布在“公共投資基金”（ the public investment fund，pif） 內設立一支獨立從事主權投資的基金，規模為53億美元。沙特阿拉伯作為石油美元與主權財富基金的主要擁有國之一，加之對其他海灣國家石油美元與主權財富基金投資的引領性的影響力，一方面使沙特阿拉伯在石油美元與主權財富基金的全球治理中擁有很大的發言權，必然發揮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認為海灣國家不是造成全球經濟失衡或不穩定的根本原因，石油美元與主權財富基金本身并不具有“原罪”，其治理牽涉到全球經濟金融、投資體系及其變革，需要各國的共同參與，而沙特阿拉伯在這一治理進程中可以發揮出自身獨特的作用。
第四，g20成員國的身份進一步凸顯了石油美元大國沙特阿拉伯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地位。隨著金融危機之后g20取代g8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機制與平臺，沙特阿拉伯作為g20中唯一的阿拉伯國家、產油國的代表以及巨額石油美元的掌控者，其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所發揮的作用受到世界關注。沙特阿拉伯等海灣國家的巨額石油美元及其回流機制在全球貿易、金融與投資中扮演著重要角色，g20在諸多重要領域中的治理效力離不開沙特阿拉伯的積極參與和作用發揮，沙特阿拉伯的積極參與也提升了g20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權力地位與治理效力。鑒于石油美元以及主權財富基金、石油金融、伊斯蘭金融等與沙特阿拉伯關系密切的全球經濟元素的地位不斷提升，對全球經濟與貿易、金融與投資等方面的影響日益擴大，沙特阿拉伯在其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使其在相關的全球經濟治理問題上發揮著重要作用。依據g20議題對沙特阿拉伯的影響大小與沙特在應對該議題中發揮作用的高低為主要標準進行統計，2008—2012年g20共舉行了七屆峰會，主要議題大約共有31項，與沙特阿拉伯高度相關的大約有16項。
石油美元影響力的不斷擴大使沙特阿拉伯在全球金融和投資體系中具有獨特的代表性與較強的影響力，依托g20等全球經濟治理機制可以發揮出更大的作用。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包括沙特阿拉伯在內的g20各國同時采取了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大規模的經濟協調行動。依托多年累積的巨額石油美元，沙特阿拉伯在金融危機發生后提出了高達4 000億美元的財政開支計劃，為本國與區域經濟發展注入了活力，受到了g20與國際社會的高度贊揚。同時沙特阿拉伯全力支持g20及其他有關國際金融機構為挽救世界經濟做出的努力，沙特阿拉伯作為g20成員、全球經濟大國之一積極參與了歷次有關聯合聲明與經濟協調，共同反對貿易與投資保護主義，與其他g20成員國一道履行了峰會達成的有關承諾，不奉行投資保護主義，減少對國際資本流動的限制等。在金融危機以來主要由unctad、oecd聯合的8期《g20國家貿易與投資措施報告》中可以看出沙特阿拉伯反對貿易與投資保護主義的努力。2008年以后g20中大多數國家都采取了不同種類的貿易或投資限制措施，沙特阿拉伯沒有采取相關措施，特別是沒有一些國家采取的以國家安全為由的相關限制措施。
結語
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環境問題趨于惡化，出現了以全球氣候變暖、生物多樣性破壞等為主要特征的第二代環境問題。因此，全球要面對以 工業 污染和生態環境破壞為主要特征的第一代環境問題和具有全球性特征的第二代環境問題相互交織復雜的局面。實現環境成本內部化是治理環境問題的有效手段，早已經成為國際共識。不過，如何有效協調各國在全球性環境問題的關系以實現對全球性環境問題的有效控制和治理，在全球范圍內實現環境成本內部化，卻成為困擾國際社會的難題和人們關注的焦點。
本文以開放 經濟 條件下的環境成本內部化為中心，分析了國際貿易機制對一國環境及全球環境的不同影響，通過對行業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的最優選擇模型分析了全球環境成本內部化存在差異的原因，并對環境成本內部化對國際貿易的影響以及存在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差異下的國際貿易存在的沖突進行了分析。最后，本文在分析我國環境問題、環境成本內部化的現實狀況以及全球環境成本內部化趨勢的基礎上，對于如何調整我國外貿政策以及相關國內政策提出了政策建議。
本文得出結論，全球公共產品的性質是全球環境區別于一國環境的根本，全球性政府的空位和融資機制缺乏是全球性環境問題難以治理的根本原因；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是各國根據本國國情進行利己選擇的結果，行業差異以及環境外部性存在領域的差異是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的最優水平的重要因素。
關鍵詞：國際貿易；環境成本；內部化
序言
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在發達國家發生了一系列環境公害事件，如1943年的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1948年的多諾拉煙霧事件、1952年倫敦煙霧事件、1961年前后的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3～1956年水俁病事件、1955～1972年富山痛病事件。這些公害事件是西方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經濟 發展 模式所帶來的惡果，對人類健康甚至生命構成直接威脅，引起社會各界對人與環境關系的反思。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國際社會掀起了一股環保浪潮，環境問題進入國際主流社會的視野。為有效控制、治理和預防環境問題，西方發達國家相繼采取了一系列環境保護措施。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現了以全球氣候變暖、生物多樣性破壞等為主要特征的、具有全球性影響的第二代環境問題，兩代環境問題相互交織，增加了環境問題的解決難度。全球環境問題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相對缺乏，環境壓力大。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長期保持快速增長，粗放式經濟增長造成了對環境的巨大破壞。實現環境成本內部化以解決環境問題，對于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實現人與環境的和諧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碩士 論文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各國之間的相互貿易使環境問題產生了一定差異。各國環境稟賦狀況及環境問題的差異，導致難以在全球范圍內統一推進環境成本內部化，全球范圍內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也不盡相同。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國際貿易下環境成本內部化為中心，進行深入探討。
本文采取理論研究法、比較研究法等多種研究方法，同時，注重一國環境問題與全球環境問題的差異、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的差異，注意吸收國際經濟學、新公共 金融 理論、新制度經濟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知識。
本文分為五個部分：環境成本內部化的相關概念界定、國際貿易中的環境問題的演化、全球環境問題的治理和環境成本內部化的國際實踐、國際貿易與環境成本內部化國際差異的相互影響、環境成本內部化趨勢下我國外貿及相關政策的調整。
第一章對環境、環境問題、環境成本等與環境成本內部化有關的重要概念進行界定。
第二章第一節對環境問題產生的原因進行分析。環境的經濟價值是環境問題產生的前提，本文從新制度經濟學角度對商品價值和環境價值進行剖析。環境問題的癥結在于環境的外部性，環境公共產品性質導致環境產權難以清晰界定，從而產生環境成本外部性，致使市場機制不能準確反映環境稀缺程度，環境價值長期被嚴重低估而導致環境問題產生。第二節分別分析了國際貿易對一國環境與全球環境的影響，在國際貿易對一國環境總體影響不確定的情況下，國際貿易仍然可能導致全球環境問題趨于惡化。
第三章首先分析了全球環境問題難以治理的原因，全球公共產品性質是全球性環境問題與一國國內環境問題的根本區別，全球性政府空位和融資機制缺乏是全球性環境問題難以治理的根本原因。在全球產權難以有效界定和利益主體空位的情況下，各國在國際環境問題上的利己行為以及全球性環境問題 歷史 責任和現實責任難以清晰界定，加大了全球環境問題解決的難度。環境成本內部化作為解決環境問題的有效途徑，已經達成共識，環境成本內部化理論總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提出了解決環境問題的三條思路。最后，本章分別對這三種解決思路及其國際實踐進行分析。
第四章首先通過一個模型分析了國際貿易下行業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的最優選擇，發現出口行業和進口競爭行業的差異以及環境外部性是發生在生產領域還是消費領域對于一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的最優水平具有重要影響，一國環境成本內部化通過國際貿易機制對他國產生影響。環境成本內部化對各國比較優勢、產業競爭力以及各國商品結構和國際貿易結構產生重要影響。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是各國根據國情進行選擇的結果，全球范圍內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不盡相同，這種差異容易導致各國在貿易領域產生沖突。面對環境成本內部化差異下的國際貿易沖突，對貿易政策和環境政策的關系、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速度和全球性環境問題的責任分配等方面進行有效的國際協調，具有重要意義。
第五章對環境成本內部化趨勢下我國外貿政策及相關國內政策調整問題進行了探討。在分析我國環境問題及環境成本內部化現狀的基礎上，在全球環境成本內部化成為趨勢的背景下，應積極 發展 以環境標準為支撐的綠色貿易戰略，并對相關國內政策進行調整，以實現 經濟 與環境的和諧發展。
在屠新泉看來，中國入世發出了一個確定的重要信號，那就是中國接受現行的這一套國際經濟治理的規則，同時還會繼續推動市場化的改革。正是因為“做好自己”，中國在過去15年獲得了越來越多的尊重，這也是中國未來在全球治理平臺上發揮更大作用、有更大聲音的基石。
入世加快中國改革開放進程
“中國加入WTO是中國改革開放中標志性的事情，加快了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確保了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權利，具有里程碑意義”。屠新泉認為，加入WTO給中國的經濟、貿易發展提供了更大的機遇，中國逐漸融入全球價值鏈，成為了全球價值鏈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同時，入世還推動了國內改革，為國內市場經濟的發展、資源的有效配置、勞動力更積極的參與以及政府行為的更加規范都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考察。“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完善和明確，無疑極大地激發了中國經濟的活力”。
全球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的經濟地位，也讓中國“全球經濟規則提出者或倡議者的角色和作用越來越明顯”。一個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國首次成為峰會主席國的G20杭州峰會。
“這標志著中國在世界經濟當中的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世界也都承認中國作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龍頭”。這一場在家鄉召開的峰會讓屠新泉更多了一份自豪。
屠新泉認為，世界經濟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處于一個比較長時間的低迷期，全球都在尋找經濟增長動力，而中國被寄予了厚望，“不僅是希望更進一步發揮中國在經濟增長當中主要貢獻者的作用，同時也希望中國作為東道國提出促進經濟增長的方案。”
對于G20杭州峰會提出的“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主題及相關研討，屠新泉表示，面對目前全球經濟面臨的問題，的確需要培養新的經濟增長的動力，促進貿易投資的增長。最重要的是要繼續保持全球化的動力，明確堅定地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堅定地反對去全球化。針對全球化中的問題，要采取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更多地強調包容性，讓更多的人參與并在全球化中得到更平衡、均衡的分配。
WTO成員需要更開放地接受企業及社會的聲音
2011年，屠新泉在WTO秘書處做了3個月的訪問學者，這段經歷非常寶貴，讓他更加了解WTO的工作機制，“相對于其他國際組織，WTO秘書處的人員比較少，是非常繁忙的”。
而據他的觀察，目前在WTO有不少代表團前方代表和后方產業部門之間存在溝通障礙。WTO談判主要是由各國的WTO使團來談的，但使團人員比較有限。而且，談判需要反映國內產業訴求，但談判代表團的成員長期駐外，對國內的情況了解有局限。
另一個問題是企業界的參與相對不足。屠新泉認為，WTO很重視這個問題，也采取了諸如開放日、工作論壇等方式來促進企業更好地參與WTO規則的討論，但還不夠。他建議，WTO可以提出一些機制上的倡議，推動WTO成員更開放地接受來自企業界以及社會的聲音，使貿易政策的制定更好地考慮各方面的利益，這也是克服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的重要方式。
如何把國內企業、行業組織調動起來更積極地參與國際競爭，這是中國一直面臨的難題。屠新泉表示，政府和企業建立更加直接、日常化的信息溝通和交流體制，對于調動行業組織、企業參與決策非常重要。
“在這方面還是比較迫切的，希望盡快地在制度上有所創新和突破”。而在建立溝通渠道和機制時，屠新泉認為，還應該聽到更多來自民營企業或者中小企業的聲音，把它們的利益反映到我國貿易政策制定和貿易談判中。
中國在全球治理中要發揮更大作用
對于未來中國如何利用入世15年積累的經驗更好地參與全球治理，屠新泉也有自己的思考。他認為，我國在全球治理平臺上要發揮更大作用、有更大的聲音，第一是做好自己。“中國在世界上的聲音越來越強，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尊重，就是因為我們做得越來越好。不管是經濟發展質量還是速度，都決定了中國的影響力。未來，中國需要進一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創新能力，發展更先進的產業，才能參與全球貿易規則的制定”。
本文得出結論,全球公共產品的性質是全球環境區別于一國環境的根本,全球性政府的空位和融資機制缺乏是全球性環境問題難以治理的根本原因;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是各國根據本國國情進行利己選擇的結果,行業差異以及環境外部性存在領域的差異是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的最優水平的重要因素。
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在發達國家發生了一系列環境公害事件,如1943年的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1948年的多諾拉煙霧事件、1952年倫敦煙霧事件、1961年前后的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3~1956年水俁病事件、1955~1972年富山痛病事件。這些公害事件是西方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經濟發展模式所帶來的惡果,對人類健康甚至生命構成直接威脅,引起社會各界對人與環境關系的反思。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國際社會掀起了一股環保浪潮,環境問題進入國際主流社會的視野。為有效控制、治理和預防環境問題,西方發達國家相繼采取了一系列環境保護措施。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現了以全球氣候變暖、生物多樣性破壞等為主要特征的、具有全球性影響的第二代環境問題,兩代環境問題相互交織,增加了環境問題的解決難度。全球環境問題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相對缺乏,環境壓力大。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長期保持快速增長,粗放式經濟增長造成了對環境的巨大破壞。實現環境成本內部化以解決環境問題,對于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實現人與環境的和諧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各國之間的相互貿易使環境問題產生了一定差異。各國環境稟賦狀況及環境問題的差異,導致難以在全球范圍內統一推進環境成本內部化,全球范圍內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也不盡相同。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國際貿易下環境成本內部化為中心,進行深入探討。
本文采取理論研究法、比較研究法等多種研究方法,同時,注重一國環境問題與全球環境問題的差異、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的差異,注意吸收國際經濟學、新公共金融理論、新制度經濟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知識。
本文分為五個部分:環境成本內部化的相關概念界定、國際貿易中的環境問題的演化、全球環境問題的治理和環境成本內部化的國際實踐、國際貿易與環境成本內部化國際差異的相互影響、環境成本內部化趨勢下我國外貿及相關政策的調整。
第一章對環境、環境問題、環境成本等與環境成本內部化有關的重要概念進行界定。
第二章第一節對環境問題產生的原因進行分析。環境的經濟價值是環境問題產生的前提,本文從新制度經濟學角度對商品價值和環境價值進行剖析。環境問題的癥結在于環境的外部性,環境公共產品性質導致環境產權難以清晰界定,從而產生環境成本外部性,致使市場機制不能準確反映環境稀缺程度,環境價值長期被嚴重低估而導致環境問題產生。第二節分別分析了國際貿易對一國環境與全球環境的影響,在國際貿易對一國環境總體影響不確定的情況下,國際貿易仍然可能導致全球環境問題趨于惡化。
第三章首先分析了全球環境問題難以治理的原因,全球公共產品性質是全球性環境問題與一國國內環境問題的根本區別,全球性政府空位和融資機制缺乏是全球性環境問題難以治理的根本原因。在全球產權難以有效界定和利益主體空位的情況下,各國在國際環境問題上的利己行為以及全球性環境問題歷史責任和現實責任難以清晰界定,加大了全球環境問題解決的難度。環境成本內部化作為解決環境問題的有效途徑,已經達成共識,環境成本內部化理論總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提出了解決環境問題的三條思路。最后,本章分別對這三種解決思路及其國際實踐進行分析。
第四章首先通過一個模型分析了國際貿易下行業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的最優選擇,發現出口行業和進口競爭行業的差異以及環境外部性是發生在生產領域還是消費領域對于一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的最優水平具有重要影響,一國環境成本內部化通過國際貿易機制對他國產生影響。環境成本內部化對各國比較優勢、產業競爭力以及各國商品結構和國際貿易結構產生重要影響。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是各國根據國情進行選擇的結果,全球范圍內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不盡相同,這種差異容易導致各國在貿易領域產生沖突。面對環境成本內部化差異下的國際貿易沖突,對貿易政策和環境政策的關系、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速度和全球性環境問題的責任分配等方面進行有效的國際協調,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國際法；公共健康；理論；實踐
中圖分類號：D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11-0318-02
1 傳統的國際法治理公共健康實踐概述
國際關系學者認為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是一個重要的國際治理方式轉折點，因為它建立起了一個國際體制，該體制運行了將近三個世紀。處于無政府狀態下的國家是該體制即威斯特伐利亞治理模式體制的主體。
原則、不干涉原則和以同意為基礎的國際法規則三原則使得威斯特伐利亞治理模式體制呈現以下特征：（1）國家是唯一的主體；（2）治理事務主要涉及國家之間的諸如外交、戰爭和貿易這樣的國際事務；（3）國際治理并不介入國家的內部事務。
我們可以從世界健康組織公布的《國際健康治理》（以下簡稱《治理》）里看出威斯特伐利亞治理模式的公共健康治理特征。該《治理》僅是一套國際法規則，世界健康組織成員國有遵守該《治理》的義務。該《治理》承襲了十九世紀中期以來威斯特伐利亞治理模式合作治理公共健康的方式方法。它是標準的威斯特伐利亞治理模式。該《治理》目標是“確保最大安全，最小限度地影響世界貿易，防止疾病的全球傳播”。它關注的重點集中在傳染性疾病的國際傳播上。它規定的措施包括：（1）成員國應該向世界健康組織報告該《治理》中所列舉疾病的爆況；（2）成員國應該在口岸和機場保持合適的公共健康潛質。該《治理》實行盡可能小的干涉世界貿易原則，規制成員國間的貿易和旅游限制，防止傳染性疾病在成員國之間漫延傳播。該《治理》奉行不干涉成員國內部事務原則，只解決發生于成員國之間的傳染性疾病傳播問題。成員國有權自由處理其國內的與傳染性疾病有關的任何公共健康治理問題，不受任何其它成員國干涉。該《治理》僅涉及到幾種傳染性疾病，即瘟疫、霍亂和黃熱病。
遺憾的是威斯特伐利亞治理模式體制的運行及實踐發展并未建立起把公共健康作為國際治理重點來對待的國際體制。在成員國的對外政策中，公共健康的份量極低，得不到重視。成員國將公共健康政策和技術同國內公共健康系統合并起來，成為國內系統的一個部分。《治理》的歷史就是見證。《治理》到今天也仍然只處理1851年首次國際公共衛生會議上所確定的幾種傳染性疾病問題，它遠遠不能適應現在的國際情勢需要。世界健康組織成員國普遍違反《治理》的事實表明：成員國極不重視《治理》規則。許多公共健康專家承認，《治理》未達到其目的，強調了《治理》的突出弊端是國際公共健康的地位極低。
威斯特伐利亞體制和治理模式得不到重視的情形促使人們在二戰后尋找新的全球公共健康治理理念。世界健康組織《序言》（以下簡稱《序言》）就包含了這種理念思想。《序言》中的核心原則是尊重人的健康權、人類聯合的重要性及呼喚矮正正義，以達到健康權和人類聯合的目標。《序言》與威斯特伐利亞治理模式之間的區別是顯著的。前者在很多方面拋棄了后者的一些做法。前者不再以成員國為中心，而把關注的重點集中在個人權利和全球各民族的聯合上。前者明確規定了可達到的最高健康標準和再分配資源的義務，以克服后者的忽略公共健康權而重視國家貿易的弊端和憂慮。后者的不干涉原則也被前者的要求審查政府行為的原則所取代，以體現尊重公民健康權。前者促進了公共健康治理領域垂直方向治理權力的再分配。后者重點關注成員國之間的相互影響，奉行平行分配權力的理念和做法。前者尋求賦予非國家行為體，即個人和種族，參加國內和國際公共健康治理活動的權力。非國家行為體的參與及其一些要求對后者的平行分配權力體制提出了挑戰。根據前者，和不干涉原則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原則。前者奉行自然法的基本人權和普遍正義理念，否認后者的國家同意原則。
2 全球公共健康“憲法”治理模式的運行機制及其與以前治理體制的區別
2.1 全球公共健康治理
威斯特伐利亞治理模式體制以“國際治理”為基礎，治理活動由成員國自己或者通過國際組織直接進行。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紀初興起的是“全球治理”，而不是傳統的“國際治理”。傳統的“國際治理”體制雖然也有非政府行為體參與，但是這種參與只是一種理論上的構想，并未實際上賦諸有效的實踐活動。“全球治理”則不同，全球治理體制中的非政府行為體實際參與到各種治理活動中來。非政府行為體（特別是非政府間組織和跨國公司）的參與方式有兩種。第一種方式是間接參與方式，即試圖通過影響政府、政府間組織和其它非政府行為體的理念和行為，間接參與全球公共健康治理活動。
第二種方式是直接參與方式。非政府間組織與世界組織通過訂立官方關系而建立起長期的正式關系。直接參與方式的例子大多見于最近幾年迅速發展起來的公私合作關系。它改變了全球公共健康治理的現狀。全球抗御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基金會就在董事會中設有非政府行為體代表，這些代表同政府代表的地位平等，有權直接參與決策制定活動。根據這個世界健康組織提議，非政府行為體可以直接參與到全球治理傳染性疾病的事務中來。諸如英特網和電子郵件系統技術的發展也使得這個提議更加具有可行性、便利性和快捷性。
非典期間，“全球治理”模式遠遠超出了傳統的協調各方的功能和作用。世界健康組織也采取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行動措施。沒有任何明確的法律授權或者行政授權，世界健康組織公開旅游預警和建議。“全球治理”模式賦予了世界健康組織獨立處理其成員國事務的權力。這是威斯特伐利亞治理模式不能做到的。非典和禽流感之后，非政府行為體和世界健康組織治理公共健康的權力又重新進行了分工。特別是在流行病預測方面突出體現了這個特征。在嚴重流行病方面，成員國報道和合作的程度和水平是空前的。非政府行為體、政府和世界健康組織的團結一致是空前的、驚人的。并且全球合作治理行動沒有任何國際法律規范的授權或者責令這樣做，這也是威斯特伐利亞治理模式所未能見到的。
2.2 全球公共健康產品
后冷戰時代全球公共健康治理模式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亞治理模式體制和“追求全人類健康目標”模式的第二個特征是全球公共健康產品（以下簡稱GPGH）。全球公共健康產品是以健康為基礎的公共產品或者服務，全球都可以得到它的恩惠，它是非掩護性的和非競爭性的。遏制和防止全球危險型傳染性疾病以及有關諸如全球傳染性疾病預測數據這樣的信息產品都屬于全球公共健康產品。
威斯特伐利亞治理模式體制尋求減少貿易和旅游問題的障礙，主要是為了滿足那些害怕不發達國家病原體侵入的強國利益。GPGH理念在以下兩個方面與威斯特伐亞體制的目標有差異。
第一，GPGH的政策目標遠遠超過了國和國利益本身。它旨在為國和非政府行為體提供全球服務，不旨在國之間的相互交往和抗御外生型疾病威脅及促進出口貿易。它還承諾不僅要使發達國家受益，還要讓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受益。
第二，二者的運行方式有區別。根據威斯特伐利亞治理模式體制，國家制定規則約束政府行為。GPGH則不僅允許政府和政府間組織，也允許非政府行為體參與治理活動。公私合作模式就是這種運行方式的代表。
GPGH模式并未否認威斯特伐利亞治理模式體制中的國家利益理念，而是拓展了后者的國家利益的實質內容。前者不僅包括傳統的國家利益理念，更反映了公共健康威脅全球化的理念和全球聯合起來抗御這種威脅的理念。于是，國家利益關系就有兩種關系，即獨立國家之間的平行利益關系和有非政府行為體及國際組織參加的垂直方向治理利益關系。
參考文獻
［1］Ian Brownlie,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5th ed. 1998),pp.289-299.
影響經濟格式重構的主要因素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總量的不斷提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順應國際產業分工轉移的趨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經濟發展道路和模式，逐漸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過往二十年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增速一直高于發達國家，使得其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不斷進步。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GDP占全球的比重從2007年的43.7%上升到2009年的46.2%，出口總額占比從33.8%上升到34.5%。特別地，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中國的GDP總量目前已經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
金融危機爆發后，發達國家受到危機的沖擊較大，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由于全球化程度不深，受到的沖擊較小，從而得以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IMF猜測，2010年全球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長率將達7.1%，不但遠遠高于發達國家3%的經濟增長率，也高于5%的世界經濟增長率。隨著危機期間實施的刺激政策退出、物價上漲壓力加大，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固然面臨經濟潛伏增速下降的壓力，但是仍將維持在相對較高的水平，發達國家的復蘇步伐固然可能進一步加快，但是也將難以恢復至危機前的水平。
從長期趨勢來看，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總量的不斷提升，使得其與發達國家在全球經濟格式的地位對比正在逐步發生變化。IMF猜測，2013年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將超過發達國家。各國經濟總量的這種變化將對世界經濟格式重構產生重要影響，反映在新興市場國家這邊，就是開始謀取獲得國際經濟價值鏈的更高份額；反映在發達國家這邊，就是對部分發展較快的新興市場國家戒心日重，并要求后者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
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各國為了實現本國的經濟增長，再一次揮動貿易保護主義的大旗，全球貿易已經呈現下降趨勢，2009年全球商品貿易占GDP的比重下降到40.95%，遠低于危機前53.04%的水平，也低于近10年來的均勻水平。
2009年2月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的7870億美元經濟刺激方案中包含“只買美國貨”的條款，同時美國提出重振制造業、進步出口來解決其自身巨大的貿易逆差和經濟失衡題目，貿易壁壘成為其促進出口的重要手段。法國總統薩科齊提出“假如封閉工廠也要封閉國外的工廠，保證國內的汽車工人的就業”，而意大利則發出了“意大利人吃意大利食品”的號召。除了這些傳統的貿易保護手段外，一些國家還采用了規避制裁和把貿易保護主義公道化的措施，其中包括以低碳技術為壁壘工具的“綠色壁壘”、“技術壁壘” 。由貿易壁壘引起的貿易摩擦在各經濟體之間以及經濟體內部不斷加劇，2010年前10個月中國遭遇的貿易摩擦達到16起，其中不僅有來自歐美發達國家的反傾銷案，還有來自印度、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的貿易壁壘。因此貿易保護主義也是影響全球經濟格式重構的重要因素。
低碳理念逐步深進人心
近年來人類活動導致大氣層中的溫室氣體不斷增多，天氣變熱題目十分嚴重，削減溫室氣體排放數目已成為全球面臨的共同挑戰。盡管世界各國在達成新的碳減排協議上行動維艱，但碳排放必須減少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人類經濟活動本質上是一個碳水化合物消耗和轉化的過程，碳減排必將對全球經濟產生深刻影響。本次金融危機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進一步熟悉到了碳減排和發展低碳經濟的重要性，將發展低碳產業和碳減排提到了戰略議程。美國提出在未來三年要將太陽能、風能、生物能等新能源產量進步一倍，到2012年新能源發電量將占總發電量的10%， 2025年要占到25%。在未來十年，美國還將投資1500億美元發展新能源和替換能源。2009年4月，歐盟通過了《天氣行動和可再生能源一攬子計劃》，而英國政府提出，計劃在2020年條件供1000億美元建7000座風力發電機。德國則提出，計劃在2020年前使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就業規模超過傳統的汽車產業。此外，世界各國也在紛紛調整和重新審閱本國的核電發展計劃，一些國家已經制定了新的核電站建設計劃。
低碳經濟的發展離不開金融業的支持，同時低碳經濟發展所導致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調整，以及經濟發展模式、生活模式和消費模式的變革，必將會導致國際金融業發生結構性變革，由傳統金融走向碳金融。碳金融旨在限制溫室氣體排放，一旦碳排放指標和碳減排額度被確定和分配，各國的國際收支平衡、碳貿易摩擦、匯率題目、碳減排配額及其分配題目等都會高度與碳關稅的征收高度聯系起來，碳排放權將可能成為未來重建國際貨幣體系和國際金融秩序的基礎性因素。因此低碳經濟和碳金融的發展，也是影響全球經濟格式重構的重要因素。
但是在低碳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并不對等：發達國家已經完成產業化布局，碳排放量呈下降趨勢，在節能減排技術上擁有盡對領先上風，在根據全球天氣談判確定的世界新體系中必將進一步強化其主導地位，并且從長遠來看，碳交易市場及碳金融市場的不斷擴大，為發達國家主導世界格式增加了一個新平臺；發展中國家巨大的經濟發展要求、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對發達國家高碳產業的承接，使得發展中國家面臨碳排放量不斷上升與承擔減排責任的雙重壓力，在新的世界分工格式和碳交易市場體系中處于不利地位，其長期經濟增長潛力面臨中樞下移的風險（經濟潛伏增長中樞指在充分就業情況下的經濟增長速度）。因此新興市場國家在發展低碳經濟的過程中，也將面臨著極大的挑戰。
世界經濟治理機制變革將一波三折
隨著各國經濟實力對比的變化，世界經濟治理機制也出現變革跡象。一方面，“實力決定地位，地位決定影響”。隨著經濟實力的上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治理體系中要求更多的發言權和話語權。另一方面，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銀行這三大二戰后成立的多邊經濟協調機構的缺陷和困境越加凸顯，國際社會目前正在積極推動世界經濟治理機制變革，試圖通過改進和改善已有框架，形成兼顧效率和公平的世界經濟治理機制。G20已經代替傳統的G8成為國際經濟協調與合作的主要平臺，在G20框架下，新興經濟體的投票權和發言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進步（2010年4月下旬，世行通過了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投票權的改革方案，后者投票權上升了3.13個百分點，至47.19%。IMF也通過決議，2012年之前將份額向發展中國家轉移6個百分點，將歐盟國家在執行董事會中的8個席位讓出兩個給發展中國家），世界經濟治理機制進進變革期，將對全球經濟格式重構產生重要影響。
但是世界經濟治理機制的變革不會一帆風順。經濟的全球化需要采取更加有效的全球治理結構來發展經濟、應對挑戰，世界經濟治理機制變革注定將一波三折。WTO 多哈回合談判多年來難達成果，2009年召開的哥本哈根世界天氣大會固然有55國提交了減排承諾，但沒有達成一項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2010年召開的坎昆大會終極未能完成“巴厘路線圖”的談判。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發達國家試圖混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責任區別，不按照承諾中的條款采取行動，這與聯合國“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背道而馳，導致世界經濟治理機制調整面臨較大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