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7-31 16: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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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變化自改革開放以來，由于醫療條件的不斷改善和人們身體素質的不斷提高，死亡率日趨降低，福建省總體人口實現了較快的增長，由于死亡率總體上趨于平穩，因此福建省各年份總人口變化很大程度上是由福建省人口出生率的波動引起的［5］。由圖1可以看出，1978年以來，人口出生率處于較高的水平，1982年人口出生率為27．91‰，由于死亡率趨于平穩，所以自然增長率達到最高值。1990年以后，三者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至2012年，人口出生率達到12．74‰，全省已形成“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人口類型。2．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根據福建省第六次人口普查主要數據顯示，福建省人口年齡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表1）。表1的數據表明，福建省15～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呈逐步上升趨勢，從1964年的54．5％上升到2010年的76．7％，在計劃生育政策和人們生育觀念轉變等因素共同作用下，自2000年以來，0～14歲少兒人口的比重開始下降，從1964年的42．3％下降至2010年的15．5％，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呈遞增趨勢，至2010年，老年人口比例達到7．9％，根據國際通用的人口年齡結構類型指標（0～14歲人口比重小于30％，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大于7％），福建省人口進入成年型的同時，開始向老年型過渡，出現老齡化加快的趨勢［6］。3．人口負擔系數的變化按照國際標準，人口負擔系數是指0～14歲少兒人口和65歲以上老年人口的總和。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之和和勞動年齡的百分比成為總撫養比，即人口負擔系數［7］。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使福建省人口負擔系數也發生了重要變化。福建省主要年份的人口負擔系數如表2所示，從表2可以看出，總撫養比呈下降趨勢，由1982年的69．2％下降至2012年的31．6％，根據“總撫養比低于50％，社會進入人口紅利期”這一界定，福建省目前還是處于人口紅利期，但是由表2也可以看出，福建省少兒撫養比總體上呈下降趨勢，2012年，少兒撫養比系數下降至20．7％，而老年撫養比卻呈上升趨勢，2011年和2012年老年撫養比均達到10．8％。這一數據說明福建省老齡化的趨勢正呈遞增的態勢，將面臨著較重的養老負擔，到時將會出現人口紅利的降低，直至消失。以上三點分析表明，福建省的老年人口比和老年撫養比都在不斷地上升，老齡化的趨勢正呈遞增的態勢，老齡化程度的逐漸加深使得人口紅利的優勢將逐漸降低甚至枯竭。因此，如何提高人口紅利的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兌現人口紅利以加速福建省經濟增長顯得尤為重要。
二、福建省經濟增長中的人口紅利效應檢驗（1978—2012）
人口紅利不意味著經濟必然增長，但經濟增長一旦步入快車道，則人口紅利勢必會成為經濟增長的有力助推劑。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已經使福建省經濟取得了快速發展。為了更進一步地研究改革開放以來人口紅利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福建省經濟增長，本文運用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來檢驗人口紅利的貢獻度，假設經濟總產出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Y＝ALαKβ（1）其中，Y是經濟總產出，以地區生產總值來表示，L為勞動力投入，用從業人員表示，K為資本投入，采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表示，A為全要素生產率參數，α表示勞動力投入的產出彈性系數，β表示資本投入的產出彈性系數。對式（1）兩邊取自然對數得：lnY＝lnA＋αlnL＋βlnK本文數據來自《福建統計年鑒1978—2013》，選取如下指標對各變量進行度量：產出Y以福建各相應年度的GDP表示，并按1978年的不變價進行平減。物質資本K以福建各年固定資產存量衡量，采用永續盤存法計算，其基本公式是KTt＝KTt－1（1－δ）＋It。其中KTt為第t年的資本存量，It為第t年的固定資產投資，以1978年為基期計算，δ為原有資本存量的折舊率。KTt－1為基準年固定資本存量的凈值，本文參照張軍等在《中國省際物質資本存量估算：1952—2000》（2004）中所做的估計。1978年福建物質資本存量為68億元（1978年價），固定資產折舊率δ采用王小魯和樊綱（2000）的方法，按5％的折舊率進行計算［10］。當年就業人數L采用福建省就業人員年末數表示。由于大多數的時間序列數據是非平穩的，如果在回歸分析中直接采用非平穩時間，就有可能產生“偽回歸”的現象，因此，需要對三組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和協整分析，以得到三者之間長期穩定的關系，本文計量分析采用Eview3．1。1．變量時間序列單位根檢驗在進行協整檢驗之前，要先對三者進行ADF單位根檢驗，來考察它們的平穩性，結果如表3。對數化后，原序列非平穩，進過二階差分后序列平穩，因此，三者都是（2）階單整序列。2．協整分析由于lnY、lnL、lnK都是I（2）階單整序列，滿足協整檢驗的條件，因此采用AEG檢驗法。第一步：進行協整回歸用lnL、lnK對lnY進行OLS回歸，得方程：其中括號里的數字是t值，e是回歸殘差。第二步：對殘差序列e進行平穩性檢驗。如果序列e是平穩的，則說明三者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方程中的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之間存在穩定的長期均衡關系；反之，變量之間不存在穩定的均衡關系，回歸方程是一個“偽回歸”。在檢驗殘差序列e是否平穩時，同樣采用ADF檢驗法。表4數據表明，ADF值小于5％臨界值，由此可得序列e為平穩序列，故lnY、lnL、lnK之間存在協整關系，且lnY＝－24．86＋4．15lnL＋0．14lnK＋e。從模型的各項檢驗指標來看，R2＝0．97，可以看出方程擬合優度。由于該模型的F值為728．9，因此可以說明方程的總體對數線性顯著，該模型通過方程總體的顯著性檢驗。從模型中可以看出，福建省勞動投入的產出彈性為4．15。說明勞動每增加一單位，產出增加4．15單位。根據公式：勞動力投入對經濟的貢獻率＝勞動力產出彈性×（勞動力增長率／GDP增長率），可計算出近10年來福建省勞動力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如表5所示。從表5可以看出，勞動力投入對福建省經濟增長貢獻率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約為21％，到了90年代后期達到約78％，呈上升趨勢，但進入21世紀后勞動力投入對福建省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開始下降，從68％下降到約32％。由此可見，自21世紀以來勞動力投入對福建省經濟增長的貢獻正在逐漸下降，福建省經濟增長仍保持較高速度的主要原因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技術進步以及政治制度建設等。但隨著出生率、死亡率下降，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正在悄悄影響著福建省經濟發展的步伐。
三、應對福建省人口紅利轉變的對策
1．加大人力資本的積累，提高勞動生產率當前，福建省勞動力的數量增長對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在不斷降低，而人力資本將逐步成為福建省經濟實現持續增長越來越重要的因素。從短期來看，低成本的勞動力可以促進經濟的短暫發展，但是從長期來看，勞動力的低成本將會反映出勞動力素質和生產率水平的低下，因此，它將不利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福建省14～64周歲的人口中農業人口占大多數。不少農村勞動力在城鎮就業，但都得不到應有的教育與培訓。由于低成本勞動力具有相對較低的創造力，因此，提高勞動者的素質是降低勞動力成本的重要途徑。除此之外，還應當積極發展職業技術教育，使福建省農業勞動力在進入非農產業就業之前，獲取必要的職業技術技能。通過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和技能水平，充分挖掘福建省人口紅利效應。
2．加快產業結構升級，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漸減少，勞動力的成本將會逐步提高，福建的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將會逐漸失去，產業梯度將會發生轉變，福建依靠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促進經濟增長的方式將逐步失效，需要探尋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因此，就必須舍棄比較優勢較弱的低技術產品和產業，研發自主創新產品，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首先，通過優化升級產業結構，推進二、三產業共同發展，通過第三產業最大限度地吸收富余的人力資源。同時，政府在財政、稅收等政策上要研究和出臺鼓勵自主創業和彈性就業的措施，促進產業的優化升級和人力資源的同步調整。其次，在專業化分工不斷深化的趨勢下，設計策劃、技術研發等商務服務業成為制造業競爭力越來越重要的元素，因此必須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使之與第二產業一起成為福建經濟增長的兩個重要支撐，促進福建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本文來自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雜志。《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雜志簡介詳見）
3．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促進勞動力的合理流動隨著城市化的推進，未來城市勞動力的供給，必須依賴于農村富余勞動力的轉移，福建省的總人口中有60％左右是農村戶口，其大部分勞動力來源也是農村，但是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嚴重阻礙了勞動力的轉移。因此，為了確保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順利轉移，就必須取消這種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政策措施，以降低農村中剩余勞動力的沉淀。具體應當做好以下幾項工作：首先，消除制度，及時疏導農村剩余勞動力，使農村剩余勞動力能夠暢通無阻的轉移；其次，在就業機會上，消除戶籍對就業范圍的限制，根據崗位的需要，提供公平的就業機會，在待遇上，規范目前非正規的勞動力市場，降低農民的進城成本，保護農民勞動力的合法權益，以提高農民的積極性。只有這樣，農村剩余勞動力才能得到有效轉移，人口紅利的潛在效應才能被釋放出來。
今天,人們對“金融危機”、“經濟蕭條”、“哥本哈根”、“氣候變化經濟學”、“石油峰值的持續沖突”等議題如雷貫耳。全球化下,這些重大的全球性問題都有了中國的維度,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中國經濟和企業發展的未來。擴大內需、調整產業結構、“三農”問題等宏觀經濟領域既是解決當前就業和增長突出問題的核心領域,也是解決中國未來實現可持續發展和建立全球競爭優勢問題的重點領域。
面對機遇和困境,國家和企業要堅持走自主創新之路、開拓創新解決問題。以自主創新解決問題意味著:要跳出框框、解放思想,做到三個最基本的“不能”:不能在西方戰略框架下思考自主創新;不能相信西方走過的路我們就一定要重復;不能對人才有地域、年齡、性別、學歷、國籍等的歧視。
基于以上基本原則,筆者提出以下解決擴大內需、產業結構調整以及“三農”問題、走持續發展道路的幾個思考和建議:
應將“發展知識經濟”提升到國家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地位
一個不創新的國家或企業可以生存,但難以繁榮。繁榮與有錢不同,繁榮是可持續發展的結果,而發展知識經濟是國家和企業可持續發展并走向繁榮的一條創新之路,也是有效解決擴大內需、產業結構調整和“三農”問題的共同框架。我們應把這三個領域作為下一個五年計劃發展知識經濟的工作重點。
知識經濟作為解決問題的框架是指:“創造知識+知識產業化+產業知識化。”創造知識不是指多寫幾本書,而是國家和企業要在社會的各個范疇和空間創造價值――最終創造就業和消費;知識產業化意味著將創造的知識轉換成技術、產品、服務或解決方案,這種轉換可以是農業、工業、服務業――最終轉換成就業和消費;發展知識經濟并非要放棄制造業,因此,產業知識化就是要將現有先進知識和新創造的知識(包括先進技術、管理訣竅、商業模式、營運流程等)應用到現有產業,特別是制造業的升級和改造――最終轉換成促進就業和消費的催化劑。低碳經濟、綠色經濟均屬于知識經濟發展的范疇結果。發展知識經濟將帶來新的產業結構、新的就業、新的消費、新的增長和模式,也意味著可持續發展能力和競爭優勢的提升。
大力投資農村的“基本生產要素”將是驅動內需經濟增長的新起點
開發中國農村8億人口的消費市場是一項重要而艱巨的任務。由于農民可支配收入相當低,簡單地把產品推向農村以帶動消費很難解決持續發展的根本問題。鑒于此,筆者認為投資以下三個方面的農村“基本生產要素”,將既有助于擴大內需,又能帶動產業結構調整向農村傾斜,縮小城鄉差距。
1.投資有形的基礎設施。“建設新農村”(而非城市化)是可持續發展之路。經濟發展要以經濟活動作為基礎媒介。將公路、橋梁、鐵路、電力、通訊等基礎設施延伸到最偏遠的村寨,使農村與城市發展相連接、與國民經濟相連接,結束農村封閉的現狀,是促進經濟活動的基礎,也是使他們獲得發展的機會和平臺。應該指出,“農村城市化”與“建設新農村”有本質的不同,前者是基于“跟隨工業化”的思路――征地、建廠房、招工人,是短期行為;而后者是基于發展知識經濟和“創造價值”的思路,是可持續的行為。因此,要科學地規劃新農村建設,而非簡單地征地、蓋房、建加工廠。另外,要考慮為這些地區提供家庭用清潔能源和工業用水。
2.大力投資無形的教育基礎設施,特別是“母親教育”,以幫助農民提升參與經濟發展的機會和能力。母親對幼兒的教育將強烈地影響著孩子一生的成長。因此,母親的素質很大程度上將決定孩子的素質。面對中國8億農村人口,大多數農村母親沒有得到與城市人同樣的教育機會,因此低文化的母親是影響農村人口低文化和低素質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時,“母親教育”應確立“母親職業”的地位。除了提高母親和準母親作為初級“教育工作者”應有的綜合素質外,還可以根據農村特點,引導她們在完成對幼兒和學前兒童的初級教育后,進入社會服務業(如家政服務、農村商業服務等)或創業,從而進入就業和消費的循環圈。
3.扶持農民創業,允許農村、社區集中金融資源創造各種金融機構。過去,農村為發達地區提供了超過1億5千萬的農民工,這些受過職業培訓和見過“世面”的農民因金融危機而返回農村,他們是最有條件在農村創業的一支隊伍。農民創業不但是農村居民參與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跟進路徑,而且,農民創業將擴大中小企業的隊伍,刺激一系列就業和消費循環發展。
發展知識經濟下“農業安全”的頭等問題是“保護耕地的可持續性”
中國是人口大國,對中國農業來說意味著糧食的基本自給能力只能提升、不能放棄。從“自力更生”到“自主創新”,這一原則不能改變。因此,糧食安全是“農業安全”的核心,而保護耕地不受荒漠化、水土流失、農藥污染和城市化侵犯的損失,是“農業安全”的戰略性關鍵。
保護“農業安全”的一個重要措施要靠知識經濟的先進技術和創新商業模式來解決:中國平均人口擁有土地面積非常之少,如何在增加單位耕地面積的投入與產出效率的同時,確保可持續性至關重要。因此,創新的焦點在于:
1.應用科學技術,科學種植。例如,通過對計算機的應用,提供長期的天氣預報資料、農田水分的分析情況、詳細的衛星地圖地形分析以及每日市場價格、期貨合約、先進農作物品種、肥料、蟲害控制、設備選擇等等內容。當然,教育和建設一支農民專家隊伍,是重要的組成部分。
2.對于影響農業安全的糧食生產,應將國家政策保護和市場經營相結合。例如,一方面開放市場,增強公共和私人對農業的投資。通過競爭允許私有經營(擁有和經營不同)是農業產業化的重要方式;農民或經營農業的企業要獲得政府項目,其條件應包括接受專門的培訓,并且業務要有商業規模。另一方面,政府要認真研究能激勵農民的合理價格、收入、補貼(包括農閑時的補貼),以確保農民不受價格動蕩帶來的損失,出口管制和關稅是這種情況的一部分。同時,政府要有監管措施,最大限度地防止任何因短期利潤誘惑而犧牲長遠利益的行為。
發展知識經濟的第一資源保證是要建立“T型”人才體系和變革教育制度
一個企業或組織產業創新能力的強弱表現在創造價值(如技術進步、產品更新等)和獲取價值(如創新商業模式、制定競爭規則等)的能力。這不僅僅需要前沿技術和工程方面的創新型人才,更需要有全球視野和全球經驗的變革管理、戰略思想創新型人才。前者為自然科學類,后者為軟科學類,二者合稱為“T型”人才。發達國家的實踐證明,兩類人才作用不同,缺一不可。
吸引和留住“T型”人才應是中國各個領域的重要任務。但是如何評估人才卻是我國現有人才體制的缺陷,現有的評估體制往往會將思想型人才和創造型人才的創造力扼殺,而滋長了盲目追求文憑的風氣。“創新型思想人才”和“創造型人才”意味著他們靠創新能力和創造性思維為自己和他人創造就業機會。從現實意義來講,中國更需要這類人才。
關鍵詞：草原退化 生態系統
草原畜牧業主要是以天然牧草和采取放牧方式經營的畜牧業，因此天然草原的優劣和豐欠程度決定著草原畜牧業的興衰。建國初期，我區牧區草原狀況相對良好。60年代末牧區開始發生草原退化現象，隨后愈演愈烈，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得到有效的遏制。近年來90%的天然草原有不同程度的退化，其中30%的嚴重退化，導致牧草產量、品質下降，載畜能力降低。如何解決日益尖銳的草畜矛盾，保護生態環境，直接關系到草地資源的永續利用，直接關系到牧區的經濟社會發展。這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重要的是一個生態問題和社會問題。
一、草原退化原因
草原退化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但主要是人類對草原生態系統長期的嚴重干擾，導致草原植被遭到破壞，生態環境逐漸惡化，最終失去平衡。
1.超載過牧超載過牧是不顧草原第一性生產的能力，盲目加大畜群規模和放牧頻率，使牲畜的采食量長期超過牧草再生量，實行掠奪式經營所造成的。在草原退化的情況下繼續增加牲畜數量，形成了牲畜增加草原退化牲畜繼續增加草原加劇退化的惡性循環。
2.亂采濫挖草原牧區、半農半牧區由于缺少燃料，農牧民群眾燒茶做飯，主要依靠拾糞撿柴，在人口不斷增長的情況下，為生活用能的需要，大量鏟草皮、砍伐草原上的喬木、灌木、半灌木作薪柴，對原生植被造成嚴重破壞。
內蒙古大草原大部分高寒陰濕草原，生長有多種藥材等，而且品質優良，市場需求量大，行情看漲。每年入春以后，都有大批農牧民涌入草原采挖，不僅使藥材資源日趨枯竭，而且使植被遭受到嚴重破壞，在荒漠草原，摟發菜、挖甘草、麻黃的現象年年都有發生，使本已脆弱的荒漠生態系統，雪上加霜。
3.鼠蟲危害草原鼠蟲害的發生與猖獗是在一定氣候、土壤、植被條件下形成的，氣候干旱和草原退化為鼠蟲害的發生與蔓延創造了條件，而鼠蟲的發生危害，又加劇了草原的退化，處于一種惡替過程。草層高密度大鼠蟲害不易發生，而草原退化、草層變矮、變稀，有利于鼠蟲害的繁衍。近年來，草原鼠蟲害危害面積仍在逐年擴大。全國的面積已達6億畝，僅鮮草折合人民幣損失60多億元，經濟損失嚴重。雖然每年都采取化學、生物等防治措施進行防治，但因經費不足，防治面積小，每年的防治面積只占發生面積的10%左右，造成“年年防治，年年成災”的被動局面，防治成果難以鞏固。
4.毒草危害長期以來，隨著草原“三化”面積的日趨擴大，許多草場優良牧草減少，有毒植物不斷生長蔓延，加劇了草原退化。 在內蒙古天然草原上分布的主要有毒植物有棘豆、狼毒、醉馬草等，面積達到1500萬畝。這些有毒植物根系發達、耐寒、耐旱、返青早、生命力強、并有較強的抗逆性，它不僅與優良牧草爭地，而且和優良牧草爭奪土壤中的養分、水分。在草原上逐年增多，甚至在某些草原上形成明顯的優勢種群，使草場利用率下降。
二、治理草原退化的措施
1.落實草原有償承包責任制落實草原分戶有償承包使用，理順草原管理體制，合理利用草原，防治“草原無主、放牧無界、使用無償、建設無責”，使草原的管、建、用同責、權、利相結合，適應現階段家畜私營形式的首要措施。這項工作在很多地方還只停留在口頭上，沒有得到落實，因此，各級政府、領導、業務部門要依據《草原法》，全面徹底地落實草原有償承包責任制，健全投入機制，明確建設責任，真正做到“誰承包、誰建設、誰受益”，才能調動農牧民主動建設草原的積極性，也才能從根本上遏制草原退化，促進植被恢復。
2.以草定畜，科學合理利用草地資源加強草原圍欄建設，以草定畜，以畜定草，嚴格控制牲畜數量，實行劃區輪牧，科學合理利用草原，用養并舉。在合理利用改良草場時，必須有正確的指導思想，首先要明確，草原是牧業生產資料之一，不單純是自然綜合體，更不能認為是荒地。在研究、改造它的時候，必須具有生產觀點，而在利用中應該強調，要利用它就必須付出一定的勞動進行保育，才能使它充分發揮自然生產能力。只有通過一系列的人為措施，才能維持并逐步提高草場生產力，使牲畜得以穩步發展。
3.充分發揮夏季草場，發展季節畜牧業依據草原的季節分布特點，在調整畜群結構，提高適齡母畜比例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夏季草場的牧草優勢，適時轉場輪牧，發展季節性畜牧生產，擴大出欄率和商品率，這樣不僅能夠增加農牧民收入，還可以有效減輕冬春草場的放牧壓力，防治進一步退化。此外加強人工草地建設，生產足量優質飼料，增加牧草貯備，降低放牧家畜對天然草原、尤其是冬春草原的壓力，促使退化草原的自然恢復。
4.加大鼠蟲害防治力度，鞏固防治成果草原鼠蟲害防治工作是草原保護工作的重要一環，《草原法》明確規定“縣級以上業務部門必須加強草原建設，搞好鼠蟲害防治工作”。因此，必須從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高度來認識鼠蟲害防治工作的重要性。首先要認真各項防治措施，理清工作思路，加大投資力度，加強隊伍建設。二是加強預測工作，建立健全預報體系，不斷改善預測預報工作的手段。三是健全目標責任制，把草原鼠蟲害的防治工作同農牧民草原承包有機的結合起來，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四是大力推廣以生物防治為主的無公害藥物防治技術，保護天敵，不斷探索新的防治措施，加大鼠蟲害綜合防治力度，變被動防治為主動防治，才能有效地減輕鼠蟲害對草原的危害。
5.加強草原毒草的防除以牧區草原為重點，建立重大毒草災害報告制度。實施草原毒草調查、技術規程和防治標準，逐步減少毒草災害造成的經濟損失。開展毒草災害的風險評估、生態示范工程、防治機具購置、治理設施的建設、除草藥劑的研制及基層技術人員的培訓工作。
參考文獻：
[1]呂曉英，呂勝利.甘南草地畜牧業的可持續發展[J].草業科學，200219（7）：1-4.
【關鍵詞】建筑經濟；可持續發展
建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目標就是打造綠色建筑，生活舒適、益于健康、環境污染少、能源消耗少這是構建綠色經濟的四個基本要素。綠色建筑經濟是生態建筑經濟、可持續建筑經濟和低碳建筑經濟，也是綠色建筑經濟的核心所在。我國的建筑經濟在世界上獨具一格，有別于美國、日本及其他發達經濟國家，特別進入世貿組織后，我國在全球化經濟一體化的機遇下，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這也是我國在世界建筑領域獨樹一幟，發展迅速的重要原因。
一、建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
當前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由于我們的地球長期遭到人類活動的嚴重破壞，地球溫度由于溫室效應的原因不斷上升，成為人類生存的重大威脅，所以需要世界各國積極采取措施，尋求有效手段應對日益嚴重的環境問題，以尋求最佳的解決方案。當前正在倡導低污染，低能耗的綠色低碳經濟模式，這種綠環環保的觀念也越來越深入人心，西方國家長期以來一直注重環境保護問題，其采取的環保措施無論在時間上還是在執行力上要比發展中國家都有較高的水平，正是有了這些全面的措施，使得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更環保和可持續，西方國家在新能源開發，低碳經濟推廣方面都有先進的經驗。我國近年來對于綠色環保的意識也越來越強，實施低碳經濟發展思路的建筑企業也為數不少，這是一個良好的局面的開始，這也是由于世界范圍內環保意識提高促使綠色低碳經濟發展的外部原因造成的，但是我國進行的現代化建設和工業化發展過程中國內需求對綠色低碳經濟的推動作為內因也是必不可少的。
綠色建筑經濟的價值是一個長遠并且有獨特特點的。我國目前建筑業的基本狀況可以分析為：城鄉居住面積非常大，人們也過分要求居住面積過大，因此也就導致了住房上互相攀比現象嚴重；而且，我國進行綠色建筑建設的時間短，沒有規范的綠色建筑標準；在缺乏綠色建筑理念的現有條件下，進行“綠色建筑經濟”的大范圍推廣，無疑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不過進行這樣一個推廣無論是從長遠看，還是從現實的利益出發，都是一個一件新時代的發展趨勢和利于千秋萬代的事情。在進行綠色建筑推廣的過程中，雖然其工程規模較大，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但是其不僅可以增大內需，拉動國民生產總值的提高，而且可以節約能源，減少消耗，綠色建筑就是在環境保護方面作出改善，減少了環境的進一步破壞和污染。因此，我們看綠色建筑經濟這樣一個課題，分析可得出其益處要大于弊端。要想創造長遠的經濟利益和效益，構建可持續發展的建筑經濟必須堅持綠色建筑這一理念。
二、建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措施
1.積極開展宣傳教育活動
建筑經濟可持續發展措施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積極宣傳綠色環保，發展綠色經濟理念。在全社會范圍內進行有效的綠色經濟宣傳，就需要政府及相關部門對社會現狀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從而制定開展宣傳教育活動的有效方案。在宣傳過程中，動用一切可用宣傳資源，將節能思想深入的灌輸到人民群眾的思想里去，通過有計劃和有組織的環保宣傳活動，調動起全社會的力量有目的的進行宣傳教育，盡可能引起廣大社會人士對綠色建筑經濟的重視和關注，通過向人們傳遞開展綠色建筑經濟的緊迫性，來促使綠色建筑經濟工作更快的推廣和發展。
2.加強培訓力度
綠色環保意識通過宣傳教育還遠遠不夠，通過積極的培訓工作來彌補其不足，綠色建筑經濟通過培訓這一有效手段能夠更快的深入發展，培訓也是其發展過程中的重要組成。要想形成一個綠色環保的良好氛圍，宣傳是一個方面，還要有專門的培訓機構專門對綠色建筑經濟進行專業培訓。培訓機構作為一個人才輸出的機器，其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
3.健全政府補貼政策
政府作為社會的支柱，在我國的經濟建設中有著重要的引導作用，也是我國在各項事業發展和建設的監督者、執行者和最終的推動者。政府的支持和扶持是發展綠色建筑經濟必不可少的推動力，政府不僅能在財力和物力上給予綠色建筑經濟實際的幫助，還可以從精神上給予強有力的支持。所以，要走綠色建筑經濟道路，必須發揮政府的重要推動作用，只有這樣才能使得綠色建筑經濟走向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政府是綠色建筑經濟的補貼者，綠色建筑經濟是一項浩大的工程項目，投資巨大，急需政府的補貼給予財力上的支持，綠色建筑經濟是利于子孫萬代的長遠意義的工程項目，通過政府的財政補貼和政策支持，使得綠色建筑經濟更具有市場競爭力，這樣才能不斷地提高我國綠色建筑經濟的規模和其建筑水平。我國應該在對待綠色建筑經濟產業的時候要給予政策性支持，對于其稅收要給予優惠，這樣能減輕建筑企業負擔，鼓勵綠色建筑企業發展和壯大，為綠色建筑經濟營造一個良好的生存發展環境，以促進其穩定快速的發展。
三、小結
目前，我國處于一個產業轉型時期，可持續發展是當今的一個重要發展理念，我國建筑業要適應當今市場競爭，發展綠色建筑經濟也勢在必行，這是一項利國利民，利于子孫萬代的好事。因此，構建建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舉措。
參考文獻：
【關鍵詞】發展階段;金融危機;羊絨產業;出口貿易;出口障礙;對策建議
一、中國羊絨產業出口發展歷程
中國羊絨產業已歷經了40多年發展,經過了初始發展、震蕩加速發展和調整發展三個階段,經歷了由低級到高級的原料出口、加工出口、產品出口、企業發展、創新品牌的過程(見圖1)。在這三個發展階段,羊絨產業出口貿易持續增長,已經從第一羊絨資源大國逐漸發展成為世界羊絨生產、加工、銷售和出口第一大國。我國羊絨及其制品在國際市場所占的份額進一步提高,行業分工更加精細,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產品的附加值和品牌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技術創新和品牌創新意識逐步加強。
二、我國羊絨產業出口貿易可持續性發展的制約因素分析
(一)長期平緩的出口增長速度,影響向羊絨強國發展的進程
中國是世界羊絨出口大國,所生產的無毛絨、羊絨紗和羊絨衫等制品,60%以上出口到日本、美國、意大利、英國、法國、等40多個國家和地區,并有逐年增長之勢。2008年出口羊絨2385噸,金額為19444萬美元,比1983年提高了11.4倍;出口羊絨衫1825.7萬件,金額61079.7萬美元,是1990年的31.5倍。
但數據顯示,中國羊絨出口量仍處于臺階式震蕩增長,總的增長幅度均不大。1970 年到1975年是200噸的臺階,1976年到1990年在100噸以內的臺階,1993年到2000噸后,一直在震蕩徘徊階段,其中1999年達到了5074噸,但到2008年又回到了2385噸(見圖1)。羊絨衫出口也同樣表現為臺階式震蕩增長,徘徊不前(圖2)。
(二)出口產品仍處于國際羊絨產業鏈的低端,缺乏品牌優勢
我國羊絨產業經過40多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從原料收購運輸,到初、深加工,再到制成品,最后銷售經營的產業鏈條和產業集群。但由于大多數企業依然是初加工產品,所以我國大量出口的是利潤非常微薄的羊絨原料。盡管近年來一些企業提高了產品的科技含量,羊絨企業由上世紀80年代初的不足10家發展到2600余家,并培育了150多家國內知名企業和180多個品牌,初步形成以鄂爾多斯為代表的內蒙板塊、以米皇為代表的湖州板塊、以貝加爾為代表的深圳板塊及以夢特嬌為代表的“品牌延伸”板塊。但由于缺乏自主知名品牌,在我國每年出口的羊絨制品中,99%以上為貼牌出口,自主品牌營銷不足1%。目前國際市場上羊絨衫3/4是中國產品,但真正掛中國品牌的不到20%。中國有資源優勢、產品優勢,卻沒有品牌優勢,僅僅是國際市場的原料基地和加工車間。
(三)加工能力明顯過剩,維持在低水平的數量型增長
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由產絨大國迅速發展成為世界第一羊絨加工大國和制品出口大國,羊絨年產量由2800噸激增至9800噸,占世界總產量的70%以上,國內羊絨加工企業多達2600多家,無毛絨分梳能力突破2萬噸,除加工國內全部原絨外,每年蒙古、俄羅斯等產絨國的3000噸羊絨也進口我國進行加工,中國的羊絨實際分梳量達到了20000噸原絨的水平,是資源總量的2倍以上。在生產能力快速擴張的同時,由于“大而全、小而全”的低水平重復建設,大部分企業設備技術落后,難以創新和提高產品質量初加工、低檔次的重復建設,加劇了國內市場的無序競爭,最終損害羊絨產業的整體利益。
(四)價格長期緩慢增長,羊絨制品在國際市場上沒有價格優勢
盡管我國羊絨收購價一直處于增長趨勢,但羊絨和羊絨衫出口價格自80年代至今卻增長幅度不大。除1989年和1990年羊絨出口價格出現過14.06萬美元/噸和11.65萬美元/噸的歷史最高價位,其余年份一直在6-8萬美元/噸的價位上徘徊,直到2008年也只增長到8.01萬美元/噸。受金融危機影響,2009年7月的出口價格甚至降為6.55萬美元/噸(見圖3)。我國羊絨制品在出口量增加的同時卻價格逐年下跌(見圖4)。中國羊絨制品在國際市場的議價能力并沒有隨著中國羊絨產業的發展而提升。
(五)區域資源尚未完成整合,未能發揮區域集群競爭優勢
羊絨加工企業和品牌生產區域分布全國,各種經濟成分、規模并存。東部地區在銷售模式,營銷手段等方面具有優勢,西北地區在原料和專業經營方面具有明顯優勢,鄂爾多斯集團公司、鹿王集團公司、圣雪絨集團是我國實力強大的出口創匯企業。內蒙古鄂爾多斯高科技紡織工業園區、富興羊絨工業園區和寧夏靈武市、同心縣羊絨工業園是我國羊絨產業集群與羊絨工業開發園區有機結合的典范,是西北地區的特色羊絨產業集群。同時,我國還擁有眾多羊絨產業基地。但我國羊絨產業缺乏優勢資源的整合,在資源布局、信息共享、技術創新、市場營銷、出口戰略、品牌創新等方面各自為陣,尚未實現資金、產能、技術、人力、客戶資源的互補共享,難以形成特色資源的整合優勢,實現規模化經營和產業化生產,從而不能以完整的產業鏈整體參與市場競爭,發揮整體優勢。
三、我國羊絨產業出口貿易可持續性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加大政策、資金的支持力度,鼓勵企業擴大出口
中國羊絨產業要保持在出口量和出口速度的同步快速增長,首先各級政府應加大在政策、資金、信息等方面的支持力度,鼓勵多種類型、多種規模的企業擴大出口產品數量,提高精品產品出口。尤其是加大我國規模以上的集團企業和全國命名的各類羊絨基地的出口產品力度,通過共同開發國際市場提升我國羊絨產業的市場競爭力,同時帶動中小企業共同開發國際市場。其次,要加強、規范出口管理,規范市場秩序。同時要推進羊絨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升級,發揮中國羊絨出口優勢,增強中國羊絨產品在國際市場的附加值和品牌的影響力,使中國羊絨產業不僅在出口量保持競爭優勢,同時也使出口增長速度得到同步發展。
(二)加強產業鏈高端環節的建設,發揮中國羊絨產業鏈的整體優勢
首先要完善產業鏈各個環節的建設,加強產業鏈之間的合作,通過實施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品牌創新戰略,利用資源優勢研發新品,在國際市場上不斷推出新品、精品、高端產品,變貼牌經營為創自主品牌經營。其次要加強營銷隊伍的建設,制定營銷策略、積極擴大市場、進入高端市場。同時應全面推動中國羊絨業與國際業界的交流與合作,進一步拓展國際羊絨生產、加工、銷售渠道,逐步進入國際高端行列,以完整的產業鏈整體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從而發揮中國羊絨產業的整體優勢。
(三)合理整合加工資源,使中國成為世界精品、世界名品生產基地
應合理整合加工資源,調整產業結構,加大研發力量,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加快進行包括技術創新、品牌創新、營銷創新在內的全面創新。在產業鏈的各個生產環節應從數量型向質量型、精品型方向轉變,以減少產能過剩,變世界原料產地和制造工廠為世界精品、名品生產基地。
(四)創建、營銷國際品牌,爭取國際價格主動權
中國具有羊絨資源、加工、消費、出口優勢,但在國際市場上卻沒有價格優勢。要爭取羊絨產品的國際價格話語權,首先要加強產業鏈各個環節在價格制定、調節和管理方面的規范管理,規范市場秩序,推進羊絨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升級,增強競爭能力。要充分發揮政府和行業協會在資源、信息、價格方面的協調和管理作用,建立一個有序、規范、穩定、共贏的羊絨市場,為中國羊絨產業形成合力走向世界創造條件。其次是加快進行包括技術創新、品牌創新、營銷創新在內的全面創新,形成企業競爭力的核心。最后要加強與世界各國羊絨相關組織的合作,參與國際合作活動,建立國際標準制定和質量認證體系,建立國際市場價格監測系統,掌握國際羊絨市場價格變化信息,以便及時調整我國的價格戰略,改變羊絨大國只有資源優勢和加工優勢而沒有價格優勢的局面,爭取我國在國際羊絨市場的價格主動權。
(五)整合東西部地區的特色資源優勢,發揮東西部地區的集群競爭優勢
要實現以創建國際品牌為標志的中國羊絨產業集團化、集中化、集約化的發展目標,就要充分整合我國東西部地區的特色資源優勢、區域優勢、特色基地優勢,突出主導產品,發揮西部地區羊絨產業園區的羊絨產業集群特色優勢,通過兼并重組或建立戰略合作關系構建大型集團,實現資金、產能、技術、人力、客戶資源的互補共享,實現規模化經營和產業化生產,以完整的產業鏈整體參與市場競爭,從而發揮產業的整體優勢。通過舉辦各類博覽會、交易會、信息交流會,溝通信息、交流經驗、共同開拓國際羊絨市場、提高中國羊絨產業知名度。要充分發揮我國羊絨行業協會的作用,整合和優化中國羊絨產業出口貿易布局,提高我國羊絨產業在國際市場的集群競爭優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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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遼寧省；林業；可持續發展；政策建議
中圖分類號：F362.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1974/nyyjs.20151033074
1林業可持續發展概述
本文結合前人研究，釆納林業可持續發展一般意義上的解釋，即認為林業可持續發展是指確保森林生態系統生產力、物種及生物多樣性不受損害的林業實踐活動，它通過培育、利用森林，實現森林綜合開發，充分發揮森林生態、經濟、社會效益。既滿足當代人對林木產品及其服務的需要，又不削弱未來滿足其需求的林業。
2具體政策建議分析
2.1制定資金補貼政策，加大資金扶持力度
目前遼寧省林區基礎設施投入較少、林業職工工資水平長期處于較低水平、森林防護費用不足等嚴重影響遼寧省林業可持續發展，這一點在調研中也可以得到明顯體現。為此，建議政府借鑒林業發達國家經驗，在現有補貼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林業補貼標準，創新補貼形式。加大基礎設施投入，俗話說：“要想富，先修路”，對于實現林業可持續發展來說更是如此。其中建議根據步道、集材道、板車道、機耕道及林區主干道等道路類型，設置不同的補貼標準，加快完善遼寧省林區道路建設；補貼具體的森林經營活動，如苗木培育、間伐等環節，引導森林可持續經營活動的有序順利開展，也可以增強林農參與森林可持續經營的積極性；增加森林防護投入，包括病蟲害防治投入、森林火災防護投入、森林管護投入等，加強森林資源的保護力度。
2.2.實施稅收優惠政策，減輕林農負擔
目前整個森林經營活動涉及稅種包括育林基金、維簡費、林業保護建設費、增值稅、所得稅、營業稅及城市維護建設稅等，稅種繁多直接加大了森林經營的成本，極大限制了森林可持續經營。因此本文建議可以在稅收方面釆取一定的優惠政策，減輕林業生產單位的稅費負擔，讓利于林業發展，最終實現惠民、利民的政策目標。具體體現在：合并重復設置的稅種，取消阻礙林業發展的稅費，鼓勵荒山造林、退耕還林及木材綜合林業等營林活動；降低稅率，針對林業生產的實際承受能力，對林業采取低稅政策，對各稅種現有稅率進行降低甚至減免調整，以鼓勵林業發展；調整稅基，對部分稅負過重的稅種，可以通過稅基的調整進行減負。
2.3設立專門的信貸基金，改善林業發展的融資環境
由于林業投入大、生產周期長、外部性明顯等特點，使林業發展很難進行必要的融資，盡管項目試點區有德方貸款，但依然存在補貼標準過低和補貼結構不盡合理的問題，建議政府設立專項貸款基金。理順林業建設的融資渠道，針對社會、生態效益為主的防護林、天然林等，以國家無息貸款進行支持。而對于經濟效益為主的人工林、經濟林等，則依靠商業貸款予以解決。
2.4引入市場機制，增強政策的適應性
建議政府積極參與制定公正公平的市場交易準則，為林業發展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同時引入林業保險等制度以適應當前的林業發展；積極引導林農參與林業合作組織；針對林業私有產權的弊端，國外大都釆用建立林業合作組織的方式予以克服。因此建議政府引導農民積極參與林業合作組織，提升森林經營者市場交易的話語權，維護自身利益。同時也便于林業技術的推廣及林業相關部門的監督與管理。
2.5健全法律法規，實現規范化管理
保障政策的落實是實施林業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在《森林法》、《森林病蟲害防治條例》等法律法規的指導下，盡管遼寧省也制定了《關于加強林業改革發展的若干意見》等條例，但由于部分具體法規可操作性不強，森林經營者參與意愿不高，致使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在此，筆者建議盡快制定全省統一、詳細的收支記錄表，實現規范化管理。要求各具體經營單位如實、及時填寫，相關部門定期進行監督檢查。不但便于各經營單位隨時清楚各類各項經營活動的成本收益，改進后續工作；而且也便于有關機構開展成本效益測算和社會經濟影響評價等工作，提高調查研究工作的效率和準確性。
3小結
文章通過政策方面對遼寧省林業可持續發展提出建議，在理論方面，本文的研究內容有利于深化可持續發展理論研究，促進林業相關學科發展,拓寬相應的研究領域；在實踐方面，通過對遼寧省林業可持續發展障礙性因素的分析，提出切實可行的政策建議，進而為遼寧省實現林業可持續發展提供現實參考，有助于推進遼寧省林業生態、社會、經濟效益的融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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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礦產資源“5R”原則 可持續
中圖分類號： D922.6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引言
礦產資源是一種寶貴的、不可再生的耗竭性自然資源，是國民經濟建設和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礦產資源的勘查開發的可持續性，是關系到能否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保持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重大問題。
二、我國礦產資源現狀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地質勘查投入逐年下滑，全國礦產儲量出現負增長，很少有新的大型礦山建設，老礦山企業為維持生存雖然開展了一定的找礦工作，但遠遠難以滿足經濟增長的需求。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特別是中、東部地區)于50一70年代建成的大多數大、中型礦山均進入中晚期開采階段，一大批老礦山相繼出現保有儲量不足，數以百計的老礦山因資源瀕臨枯竭而成為危機礦山，嚴重影響我國礦業的可持續發展。一方面是國家工業化發展對礦產資源大量需求，而另一方面，我國礦產資源儲量增長緩慢，有效勘查投入不足，可用資源明顯不足，兩者之間形成尖銳矛盾。
發展礦業可持續發展理論：循環經濟的“5R”原則
我國經濟粗放型增長模式并沒有根本改變，資源消耗迅速增長，對國外資源和國外礦產品市場的依賴程度明顯加大，資源對經濟發展的“瓶頸”制約日益凸現。嚴峻的形勢，慘痛的教訓，礦業經濟如何發展，己到了不得不重新選擇發展道路的時候，循環經濟己成為礦業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模式。
實現礦產資源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提高資源的利用率乃至永續利用。循環經濟能在社會生產、流通、消費和產生廢物和各個環節上循環利用礦產資源，發展礦產資源回收利用產業，以最大限度提高礦產資源的利用率，真正實現礦產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科技進步和創新是礦產資源領域循環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生態環境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在礦業活動中應用5R原則是礦業合理開發和緩解資源緊缺的一個重要舉措。表1將對“5R”原則進行詳細介紹：
表1：礦業循環經濟中的5R原則
礦山可持續發展的對策建議
2003年1月開始實施《中國二十一世紀初可持續發展行動綱要》。根據實際情況提出礦山企業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對策建議如下：
1. 創新礦山企業管理模式和運行機制
近幾年來，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涌現出一批體制創新的礦業企業。大力推行股份制，并按照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和規范這些企業，必將不斷發展壯大，具有很強的生命力。為了滿足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對礦產資源的需求，提高礦產品的供給能力，確保礦業可持續發展，必須發展一批大型礦業企業作為支柱，勘查和開發利用國內外的礦產資源。主要途徑是通過市場競爭，企業自主聯合或兼并，逐步發展。但政府也可制定礦業改革規劃、提供信息、牽線搭橋，對國有礦山企業進行指導。
2.“綠色礦山”模式
礦山企業必須堅決摒棄“先開發后治理”模式，而應走一條資源開發最優化和生態環境影響最小化的協調發展道路。目前，礦山環境問題基本上是采取“末端”治理的辦法，治標不治本。建議出臺財政特別援助計劃，在中央和地方財政預算中，安排一部分資金，或開征環境補償費，解決老城礦區環境恢復治理的資金來源，專項用于整治老礦區的生態環境，解決老礦區環境欠帳問題，整治生態環境工作要做出規劃，統籌安排，分布實施。
3.“開源節流”模式
危機礦山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開采無序導致資源消耗過快，而地勘投入不足導致接替資源跟不上。應該采取加大地勘投資，尋找接替資源，合理開采，延長開采年限，以便接續勘查新資源的周期等有效措施。礦產資源開發需要保持一定的速度，特別是經濟處于快速增長階段的礦業城市尤應如此。堅持走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得到充分發揮的新路子，謀求礦產資源開發利用的速度、結構、質量與效益相統一。
4.“產業復位、稅制改革、稅費返還”模式
4.1產業復位
礦業中的許多深層次問題，源自于礦業的產業定位。我國在過去很長的時間內，直到現在還在延續，都是把礦業作為加工業的一個原料車間，造成了有的經濟政策背離了礦業特有的規律，給礦業企業帶來了不合理稅賦以及稅賦過重等許多深層次的問題。
我國產業劃分不合理，礦業被認為處在邊界線上，我國把礦業列為第二產業。按《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規定，固體礦產品(包括煤、金屬、非金屬礦產品)增值稅率為13%。采掘業的產品是直接來自于自然界，可是在礦業稅收中增值稅，在沒有進項稅前提下加收銷項稅，明顯不合理，這一錯位使礦業稅費負擔比制造業還要高一倍，比國外同行業高6個百分點，進一步使礦企走入困境。因此，調整礦業的產業地位，遵循礦業活動客觀規律的要求，對于礦企的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
4.2稅制改革、稅額返還
關于礦山企業的增值稅不合理性日益引起社會關注，建議增值稅由消費型轉為生產型應把礦山企業包括在內。大幅度降低稅費負擔是礦山企業生產特殊行的客觀要求。建議當礦山進入輕度危機階段，免征資源補償費和資源稅，所得稅減50%，增值稅返回50%；當礦山進入嚴重危機階段時，免征資源補償費和資源稅，免征所得稅，增值稅全額返還。
結束語
新世紀即將進入新的知識經濟時代，礦產資源勘查與礦業的可持續發展應當適應資源供需全球化的新形勢，大力發展礦業循環經濟，促進資源的再發現、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復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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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可持續發展接續產業選擇政策體系
資源型城市是伴隨資源的開發而興起的城市，在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國內學者就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與接續產業選擇問題展開了深入的研究，研究的議題主要圍繞五個方面展開：一是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內涵界定；二是我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三是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定量綜合評價；四是資源型城市接續產業的選擇與發展；五是促進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與產業轉型的對策。
一、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內涵界定
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主要從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引申出來。李春林、何成輝、張旭（2005）指出，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本質上是指資源型城市中人口、經濟、社會、資源、科技與環境(概稱為PRESSE)的協調關系；而其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形成和發展強烈地依賴于某種天賦資源和人類某種特殊的需要，資源型產業發展程度影響和決定一個城市在所屬的大區域中進行產業組織的能力，即能否吸引更多的人流、物流和輻射更大的市場空間（鄭伯紅、廖榮華，2003）。
二、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問題
我國資源型城市普遍面臨的問題主要包括：經濟結構單一，增長缺乏后勁；下崗失業人員多，就業壓力大；居民生活困難， 社會矛盾積聚；生態環境破壞嚴重，部分礦區存在地質災害隱患；人才相對匱乏，教育基礎薄弱（宋曉梧，2006）。張秀生，陳先勇（2002）從資源型城市類型差異的角度分析了我國不同類型資源型城市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他們指出，由礦業起步成為綜合發展程度較高的資源型城市三產發展次序較好，也比較重視環境保護和城市規劃；正面臨二次創業的資源型城市面臨著資源帶來經濟效益下降的威脅，單一的產業結構有待于優化；正處于發展期的資源型城市往往在發展中忽視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環保意識不強，產業結構單一，容易走上礦竭城衰的怪圈；仍未擺脫傳統發展模式所遺留大量經濟和環境問題的資源型城市開發時間較長，畸形的單一超重型產業結構，使各種社會問題由于主體企業衰退而日益嚴重，生態環境持續惡化，應及早采取應對措施使城市經濟復蘇。王建平、陳元朝（2006）提出了相似的看法，認為我國目前資源型城市存在的普遍問題就是產業結構存在明顯的剛性，培養后續替代主導產業的能力不強，這是影響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問題。
三、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學術界在開展對可持續發展理論研究的同時，也對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進行了研究。起初的重點放在可持續發展指標的概念、原則、框架構想等方面，后來的許多研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有關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具體指標內容的各種設想，同時對可持續發展狀況進行定量評價。隨著對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研究進程的加快，相關的指標體系構建問題研究也成為此領域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
例如，朱明峰、洪天求、葉 強（2005）以BP神經網絡為模型，借助Matlab語言對某資源型城市的國民經濟和可持續發展指標進行了分析預測，在數據采集和預處理的基礎上，設計程序來對網絡進行訓練，用訓練好的神經網絡預測未來的指標數據，并利用預測數據對城市發展趨勢進行分析；臧淑英、智瑞芝、孫學孟（2006）運用生態足跡理論方法，以大慶市為例，分析了該研究區域1980年～2001年的生態足跡動態變化情況，以定量評估該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程度。
四、資源型城市接續產業的選擇與發展
資源型城市產業轉型的障礙主要有：區位障礙、產業障礙、環境障礙、產權障礙、體制障礙、財力障礙和人才障礙（張米爾、武春友，2001）。國內學者主要從資源型城市接續產業的發展模式，選擇原則、模型和方法等幾個方面展開研究。
1.資源型城市接續產業發展的模式。資源型城市的產業轉型主要任務是重新配置各類生產要素，將產業創新和產業拓展結合起來，培育新興產業。資源型城市產業轉型的一般作法主要有三種:(1)延伸產業鏈;(2)新型產業植入;(3)新主導產業扶持。此外，要根據資源型城市所處的不同階段，制定并實施不同的轉型策略，建立資源型城市接續產業選擇的分類模式（姚毓春等，2005）。資源型城市發展接續產業應堅持因地制宜、揚長避短的原則，選擇有利于形成競爭優勢的產業轉型模式，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接續產業的協調發展。
2.資源型城市接續產業選擇的模型與方法。高峰、張健、王學定、孫成權（2004）以白銀市為例，利用綜合評價值法計算了白銀市的主導產業和優勢產業，然后用特爾斐法對白銀市的接續主導產業進行了選擇。他們認為，資源型城市接續主導產業選擇應該堅持可持續發展原則、需求收入彈性系數和生產率上升原則、關聯效應原則、知識技術密集型原則、比較優勢原則等，接續主導產業的選擇可以采用產業綜合評價值法和特爾斐法等方法。
尹紅煒、孟憲忠、帥萍（2006）則構筑了以工業化階段分析、產業競爭力分析、產業發展動力分析、區位分析組成的PCDL模型來解決資源型城市接續產業的選擇問題，并以東營為例，檢驗模型的有效性。應該說，這一研究擺脫了以往將主導產業選擇方法作為接續產業選擇方法的缺陷，在模型和指標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創新。
五、促進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與產業轉型的政策建議
國內學者從產業結構調整、環境保護、約束資源開發利用等方面提出了關于促進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和產業轉型的制度安排和對策建議。從統籌論的角度，焦華富、趙靜（2006）提出，為了促進資源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需要抓住四個統籌:1.統籌城鄉和區域發展，加強城市與區域聯系;2.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提高城市外向度;3.統籌經濟與社會發展,健全社會保障體系;4.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營造良好的人居環境；從全球化的視角，張耀軍、成升魁、閔慶文（2002）提出的在全球化背景下，資源型城市應該:1.主動適應全球化趨勢，充分發揮資源優勢，發展優勢產業;2.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逐步實現資源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的轉變;3.有效保護資源，實現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4.完善資源市場體系，促進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
相比而言，張秀生，陳先勇（2002）關于我國資源型城市產業結構調整的對策建議還是比較全面的。他們提出，我國資源型城市產業結構調整，需要1.運用適度的產業調整援助政策，推動專業性工礦城市的結構轉換;2.營造良好的環境以保證產業結構的順利調整;3.選擇適當的支柱產業;4.促進城市與區域產業結構合理化;5.提高人口素質,加強科技隊伍的建設;6.深化市場化改革以及治理改良生態環境等。
六、簡要評述與研究展望
綜上所述，關于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和接續產業選擇的研究，前期主要關注產業部門的合理配置與空間布局，后期的研究則更加關注城市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可持續發展。總體看來，雖然關于資源型城市經濟發展的研究成果數量在不斷增多，但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和有待進一步完善的地方。
1.國外資源型城市轉型研究已于20世紀80年代基本結束，近年來緊密相關的國外文獻很少。此外，由于國外的資源型城市與我國資源型城市的差異性，使得國外資源型城市轉型的成功經驗對我國的借鑒意義有限。
2.大量的研究成果都是從煤炭、石油等行業發展的角度，或者從工礦區建設的角度，或者是從煤炭城市、石油城市等具體類型的角度來探討資源型城市的發展問題，研究的重心似乎集中在資源產業，而不是資源型城市，畢竟，從城市發展的角度看問題，要遠比單純的從產業角度進行分析要復雜。
3.關于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綜合評價研究的文獻，多數只建立了指標體系，提出評價方法，實證分析少。對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綜合評價進行全面研究的論文不多。構建的指標體系從結構上看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從經濟、社會、環境、資源角度來構建指標體系；另一類是從發展水平和協調水平的角度來構建指標體系。這些指標體系在結構上雖然相近，但在指標層上有較大的差別，都不夠全面（王菲，2006）。
4.整體而言，在研究內容上，多數成果只注重對城市產業結構的分析，關于資源型城市接續產業選擇的模型還不夠成熟和完善；在研究方法上，現有的研究多是描述性的論述，缺乏嚴密的分析論證和深入的理論探討；在對策建議方面，仍然停留在表層或某一側面，缺乏系統性。
在開采煤礦的過程中，主要是地下作業，長期在地下開采會使地表出現一定的塌陷。而且，有的煤礦企業在開采過程中并沒有考慮到環境保護問題，過于注重經濟效益，這種“輕環境、重生產”的開采模式很容易污染河流，使植被枯死，對于自然生態系統平衡會有嚴重的影響。
二、促進煤礦行業可持續發展的建議
(一)從經濟上促進煤炭行業可持續發展的建議
1．優化產品結構以及產業結構煤礦企業應轉變傳統單一的煤炭生產結構，不斷豐富礦區的產品、產業結構，朝著資源綜合開發利用以及發展、煤炭深加工等多種方向發展。可以充分利用煤炭資源的自身優勢，通過多樣化方式(比如下游產業企業聯營、多元持股、吸收外資支持等)大力發展“煤－建材”、“煤－焦”、“煤－化工”、“煤－電”等一些附加值較高、耗能較大的產業，實現煤礦企業經營發展的多元化，也可以慢慢延伸產業鏈。這種多元化經營發展模式實際上也是將資源優勢轉變成經濟優勢，這是將煤礦行業轉變成非煤礦行業，將產業經營轉變成資產經營，確保礦區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的主要戰略。
2．建立一套系統的現代營銷網絡體系，增強企業營銷管理能力煤炭企業應明確當前自身擁有的優勢或者未來可能擁有的優勢，找準自己的發展市場，爭取將自身優勢發揮到最大限度，獲取最大的盈利，從而促進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煤礦企業有必要建立一個高效、靈活的營銷組織，同時應培養一支綜合素質較高的營銷人員隊伍，不僅掌握多種營銷技巧以及相關的專業技術理論知識，同時也精通法律法規以及經營核算。其次，煤礦企業應制定一套有效、科學的營銷政策，選擇一種快捷、暢通、安全的營銷渠道。另外應該建立高效的信息交流平臺，全面收集關于產品市場以及營銷的信息，加強對相關信息的處理、分析，及時、準確把握市場發展動態，為企業管理者決策提供科學、有力的證據，盡可能避免決策風險，進而提高企業市場競爭實力。
(二)加強科技創新實現煤礦企業可持續發展
傳統煤礦開采技術較為落后，這樣不僅會對自然生態環境造成嚴重的污染，煤礦資源開采效率也不高，在當前高科技不斷發展、創新的社會背景形勢下，如果煤礦企業不積極創新、改造煤礦開采技術勢必會被市場淘汰。為了確保煤炭行業的可持續發展，煤礦企業應不斷創新、改進煤礦開采技術，提高煤礦開采工程的科技含量，進而促進煤礦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推動我國煤礦行業的健康、和諧發展。
(三)從資源角度實現煤炭行業可持續發展的建議
在煤礦開采工程中主要采用放頂煤綜采開采方式，但是由于放頂煤綜采的特點，導致工作面采出率相對低下，為此，煤礦企業有必要進一步優化放頂煤綜采工藝，將綜放工作面的幾何尺寸適當進行調整，使初、末采以及端頭的損失率盡可能降低。同時還應該進一步優化生產裝備的條件以及生產工藝的方式，盡可能避免工作面端頭頂煤的損失。其次，煤礦企業應想方設法將生產過程中的廢棄物變廢為寶，經過相關的加工處理后使其成為有用產品，形成煤礦資源的可循環利用。
(四)從環境角度實現煤炭行業可持續發展的建議
